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城市发展动力机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城市物流 动力机制

城市物流发展需要考虑的动力机制很多，为了清晰地把握思路和原则，需要对这些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综合，以取得最佳效果。

按照“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物流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物流空间发展的驱动机制（经济利益）；其二是物流空间发展的拉动机制（社会需求）。同时，要实现物流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以上两个内因以外，也不能忽视外因的作用，它们包括物流空间发展的创新机制（技术进步）和物流空间发展的保障机制（政府支持）。如下图所示：

图例 物流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经济利益的驱动机制

Pety-Clrk理论认为：劳动力伴随经济的发展而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并伴随国民收入的提高，逐渐转移至第三产业中去，其主要体现在传统行业向现代产业的转移及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方面；空间方面转移则由分散到集中转变。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弱性产业不仅加剧了其在市场与制度方面的风险存在，更还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弱质效应。

物流的前提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也是物流实现的手段及物质保障，综观世界，只有在经济利益集中的区域才可能形成具备一定规模的物流中心，因而经济贸易的繁荣状况是物流中心形成且积聚规模的重要成因。物流中心以城市作为依托，以一定范围的经济区域为背景，形成了沟通城市及城乡之间的完备商品流通网络，从而带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实现和保障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二、社会需求的拉动机制

随着经济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当前的社会产业结构已经从农、工、服务业到信息业及知识产业方面变动，伴随着新时期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一些产业迅速地形成和发展，而另一些产业的发展则相对缓慢、收缩、甚至滞后，消费需求变化拉动着产业结构的变动[1]。

另外，物流中心空间结构的发展与成长同社会交通网络的发达程度联系密切。空间可达性方面因素制约并引导着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多种交通方式交汇的区域通枢纽则是各要素流空间聚集中心，而布局在交通枢纽的城市则成为物流中心理想的区位选择。因此，交通网络的发达程度，特别是铁路及高速公路的建设，对物流中心空间结构的发展影响深远。物流中心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交通、通信和广阔的市场与腹地才能具备开展物流业务的条件与资质，而交通线路的拓展则意味着更多潜在市场与腹地的拓展。

三、政府支持的保障机制

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仅影响着物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基础设施配置、结构调整与升级，更影响着物流产业的空间布局。为着促进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国家常常对欠发达地区和次发达地区投入巨大的财政力量以扶植地方产业的发展。部分具有资源和区位优势的欠发达地区的物流产业由此获得率先发展的机会，许多城市在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方面，都优先考虑物流产业的空间布局，一批物流园区和港口保税区也纷纷建立[3]。此外国家为着提升我国当前物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产业结构方面的宏观调控，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致使物流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一大批颇具规模的物流企业迅速崛起。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研究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城市物流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了经济利益的驱动机制、社会需求的拉动机制、政府支持的保障机制几大方面。城市物流发展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只有清晰地把握以上几大发展思路和原则及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综合，才能取得城市物流发展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赵启兰等.物流规划中的需求与潜在需求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2）

[2]丁波.交通运输业在现代物流中的发展对策[J].交通科技与经济，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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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动力机制 发展模式 城市化 影响因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间二元结构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发展的不足，贯彻和谐理念，在我国城市的发展中，还需要不断的探讨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从而寻找到一条科学高效的城市发展之路，来推动我国城市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理论

（一）城市化发展的含义

由于城市化研究的角度不同，在加上城市本身发展具有复杂性，所以对于城市化发展含义的界定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一般来说，城市化也被称为城镇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及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使得居住在城市、城镇地区的人口占人口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二是社会发展由主要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村型社会逐步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的现代城市型社会发展的过程；三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质归根到底来说，是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经济结构转换与重组，及城市发展要素与城市经济关系不断被创造与扩散的过程。

（二）城市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区域发展间不平衡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与其他的经济现象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区间的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东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与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中国的城市发展报告来看，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我国东部地区新增的城市有215个，西部新增城市只有85个，而东西部之间的城市个数比例为1：0.4，人口比例为1：0.27，东部的城市化率是54.6%，西部是35.7%，单单城市化率来说，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1.5倍。这些数据深刻的表明了我国城市发展的地区差异十分的明显，区域间的发展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2、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同步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内涵，而城市化则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表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新常态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转型时期，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力的推进工业化，促进专业的转型，各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这反映了我国的工业化逐渐的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与高新技术产业型转变，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的下降。而就目前来说，我国劳动力还是十分的充足，这就造成部分劳动力面临失业的形势，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对城市发展来说，劳动力的素质与质量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会阻碍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

二、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化可以说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在不同的时期，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也有所不同。下面分别从经济、科技、基础设施与投资等因素入手来介绍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经济因素

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农业角度说，虽然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农业在整体产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但是，农业产业的发展仍然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首先，农业的发展能够为城市提供丰富的食品与工业原料的物质，满足城市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其次，农业的发展，来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推动了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再次，能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而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工业角度来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工业的发展，拓展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大力的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二）科技因素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发展能够有效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速经济的增长，进而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据资料统计，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中，科技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资本与劳动力因素所带来的贡献，从上个世纪初的5%―20%到末期上升为60%―80%，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新常态下，我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出台各项政策，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另外，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从沿海到内陆，建立不同的经济特区，积极引进各项高新技术与外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城市发展。

（三）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一个城市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它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城市的需求程度，也是城市吸引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反映了市民生活质量的高低，也是评价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营，不仅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增强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城市的环境，维护城市的稳定发展。在新常态下，在我国城市的发展支出中，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显著的提高，完善了城市发展的投资环境与居住环境，不仅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四）投资

在经济的发展中，投资、消费、出口可以说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三辆马车。在新常态下，投资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动了产业集聚与升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投资这个重要因素，对城市发展来说，通过投资所形成的物质产品数量与质量带来的改变，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经济发展的水平，并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投资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从90年代末的4517亿到2003年的55119亿，增长的幅度之分的大。伴随投资总量的加大，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不断的提高，从二者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城市发展的模式

（一）典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以东部地区城市发展为例

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离不开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自然条件优越，靠近沿海，地势平坦，气候条件优越，从社会经济条件来说，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城市辐射作用强，人才集聚等等，成为城市发展的有利因素。东部地区城市的发展模式主要构建城市群的方式为主，其中包括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极大的推动的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以长江三角洲为例，以上海为中心，涵盖了16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长江三角洲主要走的是以农村带动城镇发展、城镇带动城市发展、城市带动大城市发展，最后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的模式，取得的较好的成效。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又出现了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特点，这样大力的推动了城市的产业发展，提供许多的就业机会，有效的拉动经济增长，进一步提升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二）我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城乡一体化一次是由城市融合含义演变而来的，在根据我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下，我国学者就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通常来说，城乡一体化的含义是指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促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结合。从江浙城市发展的模式来说，江浙城市仅仅的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一好时机，在考虑实际情况后，敢于突破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发展模式，而是大力推动农村的经济发展，使农村的发展和改革步伐快于城市，从而创造了城乡工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城市、农村以及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的模式。

在新常态下，急需要改革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这些因素的改变，将大大的影响了我国城市发展的步伐与城市模式的选择。总的来说，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需要善于利用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分析每座城市发展适合的模式，这样才有利于推动城市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转型。

参考文献：

[1]王曙光.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D].吉林大学，2011

[2]孙振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空间效应[D].东北财经大学，2014

[3]李俊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发展模式的转换路径与优化方向[J].现代经济探讨，2015（02）：10―15

[4]侯为民，李林鹏.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与路径选择[J]. 经济纵横，2015（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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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学院 管理工程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和历史性任务，是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向标，是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之源泉，是我国全面促进建成小康社会和转变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城乡一体化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宿州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并重点对城镇一体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与探讨，从而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宿州市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86-03

基金项目：2014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4A396)

1 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及发展过程

1.1 “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要理解“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有必要弄清“城镇化”和“城市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少数情况下，这两个概念容易被混淆和误读.“城镇化”是城市化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发展过程，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的总体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它主要侧重于建制市与建制镇，相比较而言，“城市化”的侧重点在于建制市，包括大、中、小城市.城乡一体化与城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城镇化阶段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城乡一体化又是城镇化的最高阶段.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城乡一体化概念含义，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城乡一样化”，同时也不代表“转乡为城”.它是针对我国城乡之间的地域差异、交通条件、资源分布、人口结构、劳动力状况、社会经济、医疗保障、教育模式以及土地使用制度等方面而提出的.其目的主要在于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完善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配比融合机制.从现阶段看，城乡一体化需要进一步把农民从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目前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面进行剖析与实施，它不是在农业和农村的层面上解决农民问题，而是在城乡一体化的范围内实现系统规划和完善，统筹农业、农村、农民与城乡一体化之间的矛盾与不相适应的地方.

1.2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从历史和实践的过程中可以清晰的认识到：城乡一体化不仅仅是一个政府引导与自身发展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发展的目标.这是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格局，需要合理考虑和统筹各个发展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部分，同时也要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明确各个因素的作用及对总体发展规划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城乡一体化表现为地域社会经济不断地朝着区域内城乡要素优化组合方向迈进.这是一个不断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改变自身发展轨迹的动态过程，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要求；这种轨迹或许有章可循，但必须要始终注重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避免照搬照抄异域的发展模式.就当前看来，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的最理想的发展目标.

2 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

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上分析推动城乡一体化发生和发展的诸多因素，其动力机制是维持和改善城乡之间相互联系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是由内外动力共同构成的作用有机体.以下从三个角度分别论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动力机制.

2.1 地域角度

我国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研究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其中以定性分析为主，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专家是结合特定的城、镇进行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中，有学者采取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法，对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进行探讨，其主要观点是：经济水平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和社会人口动力状况是城乡一体化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城乡融合程度的主要力量[1].

不同学者一致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化这些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地域特征与阶段特性，使得各地域之间的发展现状及发展程度没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也就反映了各地域之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在相关联的前提下带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但毫无争议的是：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各城市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2.2 主体角度

城、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两大主体，有学者[2]将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机制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自下而上型、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型.现结合学者三种模式并根据当前情势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自下而上”的动力，首先重点分析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继而说明小城镇在带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并提出要加强小城镇的规划与建设，以实现由小城镇聚集发展以促进城市发展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这种模式充分肯定了小城镇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自上而下”的动力强调以“城”为主体，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中心城市所固有的向心力和聚集作用，可以吸引周边小城镇向中心城市聚拢，具有引导城乡资源和生产要素流动与重新配置的功能，此外，中心城市相对基础设施和科学视角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态势，两者在地域上具有紧密的联系，可根据中心城市的发展需求选择周边小城镇所能提供的资源，如土地、原料、劳动力、技术等，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最大程度的优化配置，从而达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双向互赢”的科学发展模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模式主要涉及的是城、乡在众多领域可以相互结合的发展模式.其实际意义即把前两个模式加以综合汇总，也就是对前两种模式的概括与总结.在实际过程中，三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交集的，可以归结为“以城为主，辅之以乡，审时度势，以优治劣，协调发展”.

2.3 动力角度

2.3.1 内外部动力因素

内部动力因素主要指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区域内部能够根据自身已有条件因素，在外力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推动和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因素.因为区域内部本身就有发展的需求和要求，所以区域内部就会产生一定的内部动力，主要表现在：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劳动力的来源、城市工业企业的发展竞争需求、农村对城镇化进程的期望等等.来自不同主体的需求使得各个相互独立的因素不约而同的产生共同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了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伴随着各种因素的深入和发展，这种内部动力愈加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各方面因素互取、互补不可阻挡的共同倾向.在这些因素中，乡村城市化的发展是首要因素，因为其发展的过程和最终成果是历史的必然性，只是时间先后不同而已.此外，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幅度提高，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居民已经深入认识到这一点，明确现代化、机械化能够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改变过去以人力为主的农业生产风貌，代之以机械化大生产，这正好顺应了国家农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与此同时，被解放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恰好可以填补城市劳动力需求的缝隙，形成理论上的完美结合.

2.3.2 外部动力因素

外部动力因素是指相对于内部动力因素的来自区域外部能够推动、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影响因素.例如：外资的引进、资本的流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政府部门的强制干预与指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等等，它们能够相互作用而产生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外部推动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成果能够提高地域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可以拉动地域外部的资源，对区域内的乡村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外资的引进与资本的流动是解决城乡一体化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全国闻名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成功典范，它利用自身的优势结合政府的指导与财政帮助，使得美国GLG产业成功入驻，为小岗村的后期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3 宿州市城乡发展一体化实例分析

宿州市位于安徽省最北部，素有安徽“北大门”之称，与苏、鲁、豫三省十一个县接壤，北邻江苏徐州市和山东菏泽市，西接河南永城市，东连江苏淮阴市.区位优势明显，交通通讯发达.宿州地近沿海，北倚中原，是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过渡地带，为东进西出、南下北上的交汇点，具有比较优越的区位条件.宿州市目前已形成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种方式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铁路有京沪、陇海两大干线纵横全境，符夹线在市内腹地迂回，沟通京沪、陇海、京九铁路，并拥有数条煤炭铁路专用线；高速公路纵横贯穿我市.

3.1 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及目标

总体战略：利用宿州市原有的区位优势，实施工业强市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基础设施，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依据科学发展观，紧跟时代潮流，又好有快发展.

总体目标：全市国内GDP由2002年的196亿元到2020年700亿元；2007常住人口617万，预计在2020把人口稳定在690万以内，其中城镇人口将达到300万.

3.2 城乡发展一体化体系

城镇一体化水平预测：据相关资料统计2005年22％，2010年28－30％，预计在202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40－45％.

3.3 城乡发展一体化空间结构

依据城乡动力机制中的地域角度的分析原理，宿州市城乡一体化进程正逐步由集聚-扩散过渡，已基本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一体化格局.以宿州市为中心，砀山、萧县、灵璧、泗县县城为次中心，扩散至各县城周围的乡镇，充分运用各乡镇之间的发展优势来促进宿州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实现“以城带乡，协调发展”，形成“南部老城区-中部新城区-北部符离集区”的空间结构形态.

3.4 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结合我国其他地域城镇一体化发展的先例及经验分析表明，宿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将来源于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小城镇联动机制的形成.20世纪末以来，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协调运转与高速发展，就农业领域而言，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导致出现了农产品生产相对过剩的局面.全市以农业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数量大大提高，其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农村工业的支柱产业.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发展相辅相成，自成体系.

3.5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突破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又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追求的最终目标.城乡一体化随着经济总体水平的发展反过来又推进城乡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向新世纪的道路发展.而发展必将和原来条件产生冲突，如何科学、合理地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就宿州市现状而言，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政府的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和制约着城乡一体化发展，这就要求宿州市政府决策者和相关部门根据宿州市的发展状况制定出城乡发展战略，实事求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制定出合理的发展规划.

（2）随着城镇一体化进程加快，在这个阶段当中农村人口较以往会稍大规模的涌向城镇，而这必将导致住房、治安、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对此政府应当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引导、协调各方，统筹发展.

（3）以宿州市五大中心城市为中心的扩散效应、乡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小城镇发展是目前宿州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源泉，在扩散中会产生相应问题，必须对症下药，及时解决.

（4）空间地域的合理规划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和要求，宿州市要根据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对用地规划做科学的分析，进而进行决策，以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宿州市经济又好有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果，任平，周介铭，等.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06）：35-37.

〔2〕胡金林.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2009（12）：30-33.

〔3〕李同升，厍向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分析——以宝鸡市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3）：256-260.

〔4〕李长坡，李青雨.半城市化地区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以许昌市城乡一体化推进区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9067-9069+9323.

〔5〕王彩红.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分析与路径选择[J].吉林农业，2011（7）：280-281.

篇4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 科技素质 城乡和谐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的收入得到较大提高。但由于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较低，严重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增长，并不利于城乡和谐发展。因此研究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与城乡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一、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的现状

1、农村劳动力整体科技素质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的基本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促进了农业经济的较快发展，农民收入有了普遍提高，但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占7.5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0.63%，初中程度的占49.33%，高中程度的占9.81%，中专程度的占2.09%，大专以上的仅占0.56%。而且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以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33.10%，文盲、半文盲率超过16%。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指出，科学素质是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提高农民素质的重点在于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我国8亿多农村人口、4.8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农村劳动力的94%以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型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着现代农业建设，影响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2、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比较科技素质较低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不断增长，已逐渐成为许多农村家庭提高收入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支持和保障。

目前在城市和沿海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约有8000万，这些人以青壮年为主,除约1500万人是带家属在城市居住以外，还有约6500万人仅以有限的收入维持生活。虽然，他们中绝大多数上过学,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文化科学教育，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较，无论从整体素质还是科技素质上都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就业状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缺乏科学素质和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难度将越来越大。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往往只能从事一些偏体力劳动和科技含量要求不高的工作，其收入状况也就较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科技素质低的现状。也正因为这些因素，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城市生存发展往往遭遇各种困境。

3、目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低素质特点明显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虽然在城市的竞争与发展中处于劣势。但应该说，无论从科技素质还是综合素质而言，他们都是农村劳动力中较高的。他们的流失使农村整体劳动力素质处于更低的水平。

在很多农村地区，青年人除了个别生病残疾的只好在家外,其他或是上学、当兵、经商、学手艺，或是出外打工挣钱。真正务农的青年寥若晨星。在干农活的几乎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在农忙时回来帮一下,就非常不容易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年老的父母和半成年的子女是农业生产的半劳动力，就是由这些半劳动力来耕作不多的田地，收获不多的粮食，维持日常温饱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整体素质偏低，既表现在科技文化素质上，也表现在思想道德素质上。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只有通过农村经济的自我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差距。同时由于现有从事农业劳动力的现状，使新的农业科技技能无法推广，大多数农业生产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中。

二、劳动力科技素质对缩小城乡差距的影响

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现代农业建设，影响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影响着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以至于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偏低已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与城市差距的缩小。

1、无法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劳动效率

由于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意识淡薄，没有真正意识到只有通过科技的发展，才能提高劳动效率，才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低素质状况，使许多现有的科技手段和成果无法运用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而只能沿用以往的落后生产方式，这既难于提高劳动效率，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成本的提高。因此，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迄今还明显落后于农业先进国家。

2、无法利用新科技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

当前许多农村还在沿用千百年来的一些传统模式，其中一些内容不能适应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比如，一些效率较低的耕作方式；只管生产不重视流通渠道；生产发展与市场脱节等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运用新科技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目前农村劳动力较低的科技素质很难完成这种转变，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目前，在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中，还存在着科技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水平有待提高，农业科技投资总体偏少，农业科研单位分工不明确导致科技资源配置浪费较大，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备、转化率较低等问题，影响了农业科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支撑能力的充分发挥。

3、缺乏科技意识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科技意识的提高，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一方面是有些科技成果无法在短时间内产生效益，影响了农民们对科技发展重要性认识。另一方面，有些农民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是科技工作者的事情，与己无关。同时一些传统观念甚至使他们对科技还有一定的抵触。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对生产方式、精神文化方式的转变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同时制约了农村整体民主意识的提高。

三、通过科技素质的提高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科技素质是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提高农民素质的重点在于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通过科技素质的提高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1、建全农村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

要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认真解决农村青壮年文盲和青少年失学现象；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加大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的力度，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证更多的农村学生能够接受更好的文化教育。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教育体系。

（1）着力发展职业教育，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科技培训和科技推广，切实提高广大农民掌握和应用农业科技的能力，形成农民增收致富的长效机制。目前，可以通过组建农业科技专家巡回服务团和服务小分队、开通服务热线等形式，大力推动科技人员下乡入户，增强其科技致富能力；围绕发展特色农业和农村二、三产业，针对农民不同层次的需要，广泛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扶贫性、创业性教育。

（2）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扩大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绿色证书等培训工程的实施规模，增强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

（3）继续搞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业转岗培训，进一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强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竞争力。

城乡和谐进程中，农村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保障。通过提高进城打工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综合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收入空间，改善生活状况。并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以青年人为主,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也不大可能都进城里打工。正是这些每年新增几百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真正生力军,主力部队。他们绝大多数人上过学,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文化科学教育,开展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关键是要落实在这些的青年人身上,他们的言行就可以直接影响其家里的人或身边的人。他们是土地的新主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所在。这也就是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所说的,就是要为新农村建设培养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让新型农民早日掌握、运用科技致富,让致富的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2、运用科技手段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城乡和谐发展要通过农业现代化及与城市化的相互协调来实现。而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关键就是要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全面提高包括文化素质、科技素质、人文素质在内的现代农民素质。只有建设一支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才能快速抢占当今世界农业技术应用的制高点，顺利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新农村建设才有后劲。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我们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因此，如何尽快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体系，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科学配置农业科技资源，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特别是自主创新步伐，使农业科技为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强大的支撑力，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并急需解决的课题。

实现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然会使城乡之间步入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城乡差距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最终实现城乡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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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今社会，城市生态建设逐渐为人们接受并推广，生态景观已成为一个城市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城市景观植被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城市景观植被建设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

1引言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也实现了稳步提高。同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的经济的提高是在牺牲环境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经济，先污染后治理，以环境换经济利益”的经济发展道路。长此下来，我国的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已严重限制或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并且在此种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十分薄弱，居民生活中产生的污染加剧了环境的破坏，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

为了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城市生态建设。城市生态发展逐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所谓生态发展，就是指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并协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共同发展。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和景观生态学的发展，生态景观已成为一个城市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景观是指风景、山水、地形、地貌等土地及土地上的物质和空间所构成的自然和人为活动综合体，景观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园林，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仅仅局限于公共绿化的初级概念，它是一个综合的、宽泛的概念[1]。下面，我将单从景观植被（城市绿地）的角度分析景观生态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植物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植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水平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指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各种植物的集合体，包括天然植物和人工栽植植物，是城市绿地的基础、城市绿化的主要用材，对于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植物的价值是巨大的，具有消费使用价值、生产使用价值等直接价值，非消费性价值（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选择价值、存在价值、科研价值等间接价值；此外，植物为我们提供了食物、纤维、木材、药材和多种工业原料；在保持土壤肥力、保证水质以及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气层成分、地表温湿度以及PH值等调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植物多样性还有益于维持生态系统稳定以及一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存[2]．．．城市景观植被对于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区济南市概况

济南市位于北纬36度40分，东经117度00分，地势南高北低。济南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炎热多雨，秋季较清爽，冬季干燥寒冷；年平均气温14.3℃，最高40.5℃，最低零下14.9℃，年平均降水量660.7毫米。济南市植物构成多样，构成济南植被的区系植物总计有1175种和变种，分属于149科，其中蕨类植物12科，18种；裸子植物7科，21种；双子叶植物106科，870种；单子叶植物24科，266种。野生植物382种，占植物种类的33%；人工栽培植物793种，占植物种类的67%。

3景观植被对济南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济南市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济南市依据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确立荷花为市花、柳树为市树，这不仅提升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和凝聚力，为城市建设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激发了市民种荷植柳的热情，有利于城市绿化和城市景观建设，改善城市环境；同时，也树立了济南市的形象，有利于济南市对外招商引资以及对外经济贸易交流，尤其是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之后，“东荷”“西柳”令济南形象上升了一个新台阶，对于济南市今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济南城市绿化景观植被是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2001年底，济南市的绿化率达到33.3%，人均公共绿地达到7.15平方米；2004年，在城区栽植乔、灌木160万株，新建绿地160万平方米，栽植垂直绿化植物10万株，到年底使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达到39.1%、32.9%和8.6平方米；从05年下半年开始，济南市对52条道路共300多万平方米绿地展开了绿化整治工作，截至06年4月底，共整治道路绿地271.04万平方米，整治绿地广场、小游园10处28.06万平方米。济南市城市绿化景观植被对于济南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绿化景观植被有净化空气、降低污染、调节气温等功能，能够为人们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同时，大工厂以及公路周边的绿化隔离带，既有利于美化环境、降低噪声和污染，为人民生活造福，又有利于缓解工人和司机的视觉疲劳，减少意外的发生，保证城市建设工作的持续进行，还能使道路和建筑等避免夏季烈日的直接暴晒，保护道路和建筑的质量，延长其使用寿命；此外，城市绿化景观植被美化城市环境，可以为城市提供良好的旅游资源，吸引游客，拉动城市经济发展。济南市南部山区存有大面积的天然林以及人工植被，在济南市城市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南部山区大量的景观植被为济南市涵养了充足的水源，保证了济南市的生活生产用水和泉水的地下补给水，是保证济南市泉文化的基础；并且，济南市南部山区的森林系统还具有培肥土壤、生产有机物质、提供生活生产原料、调节风速、调节空气温湿度、调节降水量、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等许多重要功能[3]。这对济南市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济南市拥有大量农用耕地，全市现有耕地374270公顷，主要由旱田和水田两种地类构成：旱田面积365240公顷，占耕地总面积97.6％；水田面积9030公顷，占耕地面积的2.4％。这些农用耕地可为城市提供大量食物和工业原料，是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经济建设的基础，大面积的农作物在生长期还为降低市区污染、净化城市空气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为济南市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流创造良好环境，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济南市农用耕地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改善，如农作物秸秆问题：农作物秸秆是农业生产中的副产品，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及微量元素等成分，是一种可以综合开发利用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农民生活方式和农业生产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农作物秸秆传统利用的价值和地位大不如从前，大量农作物秸秆得不到充分利用甚至造成大量浪费和污染[4]。如秸秆焚烧，不但作物秸秆得不到利用，而且焚烧产生的浓烟不仅污染了空气，还给城市交通和生活生产造成不便，威胁人们的健康安全。如果能很好的解决农作物秸秆问题，不仅能极大的改善农村和城市的环境，还有利于养殖业、造纸工业以及生物制造业等多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推动济南市城市经济的长远发展。

4结论和讨论

景观植被对于城市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大力保护和改善城市现有的景观植被，发展城市景观植被建设，并且在做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规划时把城市景观植被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充分发挥景观植被对城市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做城市景观植被规划时，要选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做好规划先期准备工作，多方法、多手段、多渠道的明确城市植被现状和需求，根据城市未来发展的需要，规划设计城市景观植被的类型、位置、规模范围等，保证规划的景观植被符合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同时，城市景观植被设计还应避免单一规划，应多种绿地类型（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等）、多种植被类型（乔木、灌木、草等）、多种植物物种（柳树、荷花等）相结合，促使城市景观植被功能最大化。此外，在做城市景观植被规划时，还应考虑到城市景观植被的长远利用，避免规划浪费，例如：2009年上半年，规划寿命50年的南京城西干道10年后重修；2008年，规划寿命50年的上海市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11年后拆除；2008年底武汉的“搭积木”风波等等，这些规划浪费现象不但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纷扰，还给政府和城市形象带来了深远的负面效应[5]。因此，在做城市景观植被规划时，必须考虑景观植被的时间性，杜绝规划浪费，并为城市未来的发展规划留下足够的空间，保证城市景观植被在规划期内乃至未来规划中充分发挥其功能，推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城市生态建设越来越受到人民的认可，城市景观植被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城市景观植被的优劣关系到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在发展城市经济时，必须考虑城市景观植被的影响，充分发挥景观植被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态建设。

参考文献

[1] 丁圆．景观设计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 侯碧清，等．城市植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理论与方法[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8- 10．

[3] 王应刚．生态失调机理与方法[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6．236-241．

篇6

企业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及创业投资示范载体建设工程动态管理和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区发展改革委、江北新区经发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创业投资企业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及创业投资示范载体建设工程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苏发改规发〔2019〕1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见附件1），现将2021年度省创业投资企业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及创业投资示范载体建设工程（以下简称“建设工程”）动态管理和申报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行动计划和建设工程动态管理

（一） 动态管理范围

全市范围内所有已获认定的省级创业投资品牌领军企业、示范企业、优秀团队，及省级创业投资集聚发展示范区、综合服务基地。

（二） 动态管理考核内容

1．省级创业投资品牌领军企业、示范企业、优秀团队主要考核内容包括募资进展情况、投资进展情况、退出情况、效益情况、管理情况，以及围绕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供应链（江苏省“产业强链”三年行动计划明确的50条重点产业链目录见附件5）提升等开展投资的典型案例等。

2．省级创业投资集聚发展示范区、综合服务基地主要考核内容包括集聚创投机构情况、创业投资发挥作用情况、创业投资扶持举措落实情况，以及区域内创业投资服务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供应链提升的典型案例等。

（三）动态管理考核组织安排

1．总结自评。请各区发展改革委、江北新区经发局组织行动计划和建设工程所有获认定单位根据动态管理考核内容开展自评，全面总结梳理2020年度运行情况，填写总结自评表（见附件2-4）并加盖公章，收全后于6月23日前报我委。请市属单位将总结自评表于6月23日前直接报我委。

2．现场考察。省发展改革委根据2021年度行动计划和建设工程工作总体安排，会同我委对已获认定单位运行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或“双随机”抽查。

3．综合评议。省发展改革委根据总结自评和现场考察情况，研究确定动态管理考核结果。由于涉及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严重行政处罚、被追究法律责任或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由于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导致部分考核指标未能达到行动计划和建设工程认定标准的，给予一年观察期，连续两年未能达到认定标准的，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

4．公示。省发展改革委按规定公示考核不合格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取消相应称号。

二、2021年度行动计划和建设工程申报认定

（一）申报要求

1．认定范围和条件、认定程序和要求均按照《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2．各区拟申报的创投企业、团队和载体按照《暂行办法》准备申报材料并装订成册，提交所在区发展改革委、江北新区经发局；市属单位申报材料报送我委。申报载止日期为6月18日，以送达日期或邮戳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3．发起募集或管理创投资本规模符合条件的创投企业可同时申报省级创业投资示范企业或品牌领军企业。创业投资载体可同时申报省级创业投资综合服务基地或集聚发展示范区。

已获认定的省级创业投资示范企业可申报省级创业投资品牌领军企业。已获认定的创业投资综合服务基地可申报创业投资集聚发展示范区。

4．发起募集或管理的创投资本规模未达到省级创业投资品牌领军企业或示范企业申报条件，但细分领域投资成效突出的创投企业，可申报省级创业投资优秀团队。

创业投资企业中细分领域投资成效突出，且相对独立运作、具有明确团队负责人的各管理团队，可分别申报省级创业投资优秀团队。

（二）申报认定工作组织安排

请各区发展改革委、江北新区经发局对辖内申报材料进行齐备性审查，符合《暂行办法》及本通知有关申报要求的，请于6月23日前将正式行文出具的推荐意见及各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一式六份）报我委，我委将配合省发展改革委按《暂行办法》开展有关工作。

 

附件：1．《省创业投资企业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及创业投资示范载体建设工程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苏发改规发〔2019〕1号）

2．省级创业投资品牌领军企业、示范企业跟踪考核总结自评表

3．省级创业投资优秀团队跟踪考核总结自评表

4．省级创业投资集聚发展示范区、综合服务基地跟踪考核总结自评表

5．江苏省“产业强链”三年行动计划明确的50条重点产业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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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城镇 动力机制 因地制宜

1西部地区

1.1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西部农村城镇化的原动力。

农业是社会生产的起点，是国民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业剩余产生的条件，是农村城镇化的原动力。农业剩余，既包括农产品的剩余，也包括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等的剩余，农业剩余的存在是城镇化的必要前提。

1.2比较利益机制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

相对于第一产业而言，二、三产业比较利益要高出许多；比较利益机制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曹宗平2009）。统计资料表明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差距近两倍，对西部贫困地区而言，进城务工是实现脱贫的最便捷的途径。

1.3市场机制是农村城镇化的驱动力

覃成林认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就是市场机制，城镇化的演变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可以说，市场机制主导了城镇化的进程。市场机制是农村城镇化的驱动力。城市的发展也受市场机制调节的作用，任何城市投资总是人们趋利行为的外在表现。

1.4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带动力

在西部，人力资源比较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应大力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非农化率的上升推动人口向城市、城镇地区的转移。

2、中部地区

2.1内外作用力

2.1.1内部动力区域市场环境的内聚力：内生力量主要体现为区域市场对各种要素流动组合和优化配置的能力，即市场的活力。

2.1.2外部动力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内生力量正处于形成和孕育阶段，自发力量显得不足。加快城镇化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这种外部拉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

2.2工业推动力

李树琮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根本原因，是城镇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工业化必然推进城镇化。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工业是主导，工业的聚集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推动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熊吉峰（2005），通过主成分分析来比较湖北与浙江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城镇化的最直接动力。

2.3区位优势与资源综合开发

优越的区位条件及丰富的资源禀赋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与动力因素。

周伟（2004）以5km和10km为缓冲半径，对沿京包、京承铁路干线进行缓冲区分析，通过现实发达的城镇和缓冲区内城镇的结果匹配，来分析北京对外交通给北京市郊区县城镇化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匹配度高达55%。

2.4科教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远远高于对劳动者数量的要求（李富荣2008），必须加大教育投入。

3东部地区

3.1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是重工业发展的产物。重工业化过程中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客观上导致企业发展对外部环境及社会服务的依赖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富有效率的重工业化使更多的人进入中高档消费阶层，对社会服务的高档化、个性化需求不断提高，生活成为最富活力的产业。因此，当重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并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历史的必然。（孙小燕，2005）。

3.2产业结构转换能力

3.2.1新技术产业发展

大量外资、外企、外技的引入，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陈香，2007）。以特色产业基地为依托，以各类经济开发区为载体，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苏南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是“苏南模式”的重要特点。

3.2.2产业集聚

随着各类开发区和乡镇企业的建设，产业布局趋于集中，产业规模效益凸现。从城镇化的进程来看，当农业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产业群体就会倾向于在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地域集中起来，以实现科研、生产、加工、销售等各环节的低成本扩张，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聚集群。国外城镇化走过的就是一条在利益机制作用下市场化推动的自然演变的道路。

3.3经济外向化

薛凤旋和杨春（1997,1999）多次著文阐述外资投入对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意义，提出外资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新动力的观点，认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外向型”是明显的和具有主导性的。

陈香（2007），通过常州市1986-2000年间GDP的外贸及外贸依存度的提升来阐述常州市城镇化的增长动力。

3.4创新动力机制

关于创新，熊彼特将其归纳为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 、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创新包括体制创新、法制创新、政策创新、技术创新、思维创新等。知识、信息技术将成为未来城镇发展的根本动力（甄峰，2001）。

3.5制度创新是农村城镇化的核心力

目前对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已经进入制度层面，多数学者认为以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制度问题是导致城镇化滞后的主要根源。叶裕民将制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制度是通过各种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来影响城镇化并构建了影响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相关制度有很多，如城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镇经营制度、产业发展制度、行政区划变更制度等。

篇8

Abstract: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ICE industry is the premise to realiz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MICE. Basing on the analysis of dynamic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rive model of MICE industry was built. It affords theory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CE.

关键词：会展产业；转型升级；驱动模型

Key words: MICE industry；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drive model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3-0104-02

0引言

随着会展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地位的确立，许多地区把会展产业列为支柱或重点发展产业，大力发展会展项目，加大会展经济发展力度，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当前，我国会展产业经济已经驶入新的结构性调整阶段，一个新产业增长动力结构即将形成。在这个产业转型升级当口，如何把握会展产业规律，积极应对产业转型升级，是对处于“成长期”的我国会展产业的一次严峻考验。因此探讨会展产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培育会展经济发展动力因素，对会展产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促进各地区会展产业跨越发展，都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1会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主体和动力机制

1.1 动力主体内部动力主体――会展产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机构或行业机构、会展项目主办者、参展商、专业观众、会展项目供应商等。这些系统成员之间既存在整体同一性，又存在个体差异性。在整个会展产业中，整体同一性表现为协同，个体差异性表现为竞争。会展产业运行的动力，归根到底来自产业内部不同利益主体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三个主体包括：会展项目主办者、参展商和专业观众。这三大主体互相依存，其中会展项目主办者在内部动力主体中扮演核心和纽带作用。这三者在会展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资源不同，提供的服务类型不同，所获利益也不同，处在一种非平等的竞争格局中。外部动力主体――会展产业的外部动力主体，表现为政府部门或行业机构、会展城市和第三部门，为会展产业链提供外部的支撑。政府在外部主体中承担主导角色，引导第三部门发挥协调力，对会展产业政策宽的容度促进会展城市氛围的营造和发展。

1.2 动力机制会展产业的内部动力机制包括：由会展产业需求激发产业内部利益主体（会展主办者、参展商）的利润驱动机制；会展主办者与参展商合作开发会展产品的驱动机制；各主体的竞争驱动机制与产业链驱动机制。

1.2.1 内部动力机制利润驱动――根据“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参展商需求的多样化对会展产业的发展将产生巨大推动力。多样化的市场消费需求使参展商产生参展动机，进而推动需求的产生。在新产业形成初期，参展商对会展项目产品的需求凸现，会展项目产品供不应求。从事会展产业经营和服务的部门除了获得正常的经营利润之外，还可以获得由于会展项目产品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超额利润。会展主办者为获得超额利润，形成来自利润驱动的拉力。在推、拉动力的双重作用下，通过会展产业内部系统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引向会展产业。竞争驱动――在会展产业中，不同档次和规模的会展项目出现，使得参展商对会展主办企业的要求提高。这样便加剧了会展主办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会展主办企业寻找和选择差异化的会展产品，力争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优秀的会展主办者选择有特色会展项目，提供创新会展产品和服务，才能够在竞争中胜出。而参展商户正是会展产业动力作用模型中的不断提高要求的“消费主体”，他们对于会展项目的需求、对会展产业的转型和消费升级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是会展产业中的竞争驱动机制，如图1所示。产业链驱动――会展产业是由一连串横向联系的企业和相关主体构成的产业链。这种横向产业链和其他产业的纵向产业链意义完全不同，纵向产业链只有其头部生产成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横向产业链则是整个产业链条直接面对消费市场，一起组装一件“产品”，会展产业链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整条产业链的协调极大地影响着会展产业的发展。产业链其他环节的协调发展，会带动会展产业整体提升，这便是产业链驱动机制。

1.2.2 外部动力机制会展产业的外部动力机制包括两个部分：政府驱动机制和机会驱动机制。这两个机制相辅相承，在会展产业系统外部为其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政府驱动――政府虽然属于外部动力范畴，但其对动力作用模型中的每个要素都会产生重要影响。针对具有跨地域性和综合性的会展产业特点，需要政府对会展项目生产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协调，这也是世界会展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而会展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起步和发展的关键还在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动。机会驱动――机会驱动机制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首先“会展经济的是城市的面包”，会展中心城市的建设目标往往给一个会展经济的发展带来机会。会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与会展规划要求相契合，会展城市建设的指标管理、会展基础设施建设、会展项目、政策保障等在会展城市规划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其次，第三部门（如行业协会、高校等）的发展往往也给会展产业带来机会。高校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对会展产业的系统研究，找到发展的突破口和制约瓶颈问题等，从而促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同时，会展行业协会等组织，也可以通过其自身的优势，发挥着政府和会展企业间的纽带作用。第三，信息网络的技术的发展推动会展产业系统的发展。在网络时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层面经济活动和过程功能的融合。网络融合带来会展项目交易成本的降低，信息技术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节约。会展主办者、政府管理部门利用网络环境平台，为参展商、专业观众提供全方位、多元化、个性化信息服务，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会展项目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的会展需求。第四，会展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区域、城市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有利机遇。会展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绿色低碳高效的会展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适宜的城市环境。

2会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模型构建

篇9

关键词 城市化；动力机制；新疆；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3）02-0149-05

一、相关文献回顾

城市化是由产业分工与技术进步引起的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地域景观和城市文明的扩张过程。关于城市化的概念，由于研究它的学科不同，迄今为止学术界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Friedman（1967）认为城市化应该是实体性城市化与抽象性城市化的统一。Hudeson（1969）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转换过程。Henderson（2005）认为城市化是农村自然经济向城市工业化经济的空间转换过程。徐学强（1997）等认为城市化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谢文蕙，邓卫（1996）认为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综上所述，城市化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人口及非农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城市型地域景观扩大的过程；二是城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向其农村腹地的扩散传播过程。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国外学者关于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Lewis，1954），该模型认为城乡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低效率的劳动力分配制度阻止了城市化的发生。Krug-man（1991）认为运输成本的下降导致劳动力向核心区集聚。而Henderson（2005）认为内生性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人口增长是城市化主要的动力因子。Scott（2001）认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所引起的集聚经济效益是城市化动力。我国学者根据城市化的推动主体与组织主体，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型、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型；根据动力来源不同分为“外生城镇化”与“内生城镇化”；根据产业结构转换过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可以分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城市化的基础动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服务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

在研究方法上，Lewis（1954）通过外生给定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建立静态模型来分析欠发达地区的二元经济问题；与二元经济模型不同，新经济地理学者将地区之间生产率差异内生化，在D-S模型以及冰山成本等假设条件下建立起静态模型，然后运用动态演化方法分析模型均衡的稳定性（Krugman，1991；Puga，1999）；Henderson（2005）在外生给定储蓄率的条件下建立内生增长模型，求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并通过建立OLG模型来研究收入不平等对城市化的影响。我国学者主要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或者层次分析法将多个因子简化为几个主要因子，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城市化与各因子之间的关系（薛凤旋等，1997；张杰等，2010）。

国外学者关于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经典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侧面上的理论模型研究，且这些模型均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国内学者将城市化与其各动力因子之间的关系界定为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忽略了城市化与各动力因子之间循环累积的动态因果关系。因此，为了弥补现在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尝试作以下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对城市化与其动力因子之间累积循环的动态因果关系进行定性分析；二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1992-2011年新疆城市化与各动力因子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与检验，并建立VAR模型，以准确分析近年来新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为政府部门提供科学的政策依据。

二、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定性分析

现代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服务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因此，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以及服务业的发展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因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动力因子与城市化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联系。其实，城市化与其各动力因子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长期动态演化关系。

（一）各动力因子对城市化作用机理

1979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发现，对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过程，可以概括为一条被拉伸的“S”型曲线，可以将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城市化初期，农业为城市化提供非农产业所需的原材料、资本积累、劳动力等要素以及非农业人口所需的商品粮，农业现代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在农业提供了基础动力之后，工业化便成了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这一阶段的城市化主要靠传统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集中。随着经济发展，专业化分工与生产社会化刺激了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业发展，吸引农村以及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到该领域就业。由于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服务业劳动密集型的技术特点，服务业逐渐取代工业成为城市化的后续动力。需要强调的是，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并不是独立地存在于城市化的各个阶段，而是各动力因子几乎同时存在于城市化的各个阶段，只是不同阶段各因子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已。

（二）城市化对各动力因子的反馈机制

城市化对各个动力因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二是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集聚经济效益主要是指多个企业集中在同一个城市，彼此之间由于存在前后向关联效应、共享专业化劳动力队伍以及技术外溢而产生的高效率。规模经济效益主要是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的各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不断提高。因此，城市化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集聚经济效益，而工业化与城市规模的扩大可以为服务业提供必需的市场门槛。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新技术与先进的生产工具，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集中，促使城市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服务业之间存在一种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长期来看，四者之间“螺旋式”的发展过程既表现为人口不断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转移，也表现为全社会各部门总体生产率水平提高的过程。前者即为城市化外延式增长的过程，后者是城市化内涵式增长的过程。因此，在对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定量分析时，既要考虑到各动力因子对城市化直接影响，也要考虑到各动力因子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城市化的间接影响。

三、新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定量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数据的处理及检验

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的说明

根据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原则，选取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代表城镇化水平（UR），选取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代表农业现代化程度（AG），选取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作为工业化指标（IN），选取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作为服务业的指标（SE）。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5-2012），《新疆五十年》（1955-2005）。数据采集的时间跨度为1992-2011年。为了消除异方差，对变量取对数即LNUR、LNAG、LNIN以及LNSE。

2 平稳性检验

以时间序列数据为依据建立VAR模型，首先要保证变量是平稳的，否则将产生谬误回归现象。运用ADF检验方法对LNUR、LNAG、LNIN以及LNSE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时间序列LNUR、LNAG、LNIN以及LNSE都为非稳定序列（P值大于0.05）。对一阶差分后的四个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则都显示为平稳序列，说明DLNAG、DLNUR、DLNSE以及DLNIN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本文建立关于DLNAG、DLNUR、DLNSE以及DLNIN的VAR模型来分析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动态关系。

3 滞后结构检验

对平稳序列建立VAR模型，无需进行协整分析。但需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表2显示出直至最大滞后阶数的各种信息标准，表中带“*”的数据表示最优阶数。因此，本文的最优滞后阶数为0。

（二）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及检验

1 模型的参数估计

根据Eviews6.0软件的估计结果，可以将方程写为如下形式：

如方程所示，三个方程经调整的拟合优度较高。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模型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2 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在建立VAR模型后，应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常用AR根图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如果VAR模型所有的根模倒数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内，说明模型是稳定的。否则，模型是不稳定的。Eviews6.0软件输出的图形显示，所有单位根都落于单位圆内，因而VAR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图略）。

（三）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1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在分析VAR模型时，一般不分析变量间的相互影响，而是分析一个随机误差项发生变化对系统产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

从图1可以看出，给农业生产率一个正单位冲击，城市化几乎不产生任何响应。这表明新疆农业现代化对城市化几乎没有影响，这与新疆现实相符。新疆属于干旱地区，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季节性的，这就决定了新疆农村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有效转移。据有关学者测算，2009年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281.80万人，在疆内的就业比例占90%以上，其中，转移到新疆城市就业的比例仅为11.5%，且城市的就业多具有季节性与兼业性的特点。这将导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锁定在低收入的陷阱中，造成新疆城市化的推力不足。

从图2可以看出，给工业化程度一个正单位的冲击，新疆城市化也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响应。这说明新疆工业化发展也几乎没有影响其城市化进程，这是因为新疆工业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一直以来，新疆工业结构存在轻工业偏轻、重工业偏重以及产业地方化不足等问题，以至于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有限，进而无法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1992-2011年期间，新疆工业部门中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一直处在13%-15%之间。

图3显示，城市化对服务业变化的响应路径。若本期给服务业一个正单位的冲击，那么新疆城市化将在第2期达到最高点（0.005196），第三期达到最低（-0.008226），之后服务业对城市化几乎无任何影响。这表明，短期内服务业对城市化有正的拉动作用，但长期内作用并不显著。这与新疆服务业的特点相符。在2011年新疆服务业产值的构成中，生产型服务业产值占总产值的33.69%，消费型服务业产值。占21.73%，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产值占44.57%。因此，新疆服务业存在“虚高”的特点，这就导致长期内服务业对新疆城市化作用不明显的结果。

2 方差分解分析

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随机误差项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冲击的贡献度。图3是变量城市化水平的方差分解结果。该图显示了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以及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变动的贡献度。图中横轴表示滞后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四个内生变量对城市化的方差贡献率（单位：百分数）。

从图3中可以看出，从第1期到第3期，城市化对其自身的方差贡献率由100%降低到75%。服务业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在第3期达到了最高为18.65%，从第4期到第5期又呈现下降的趋势，第五期之后开始稳定在15%左右。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从第6期开始稳定在3%左右，农业现代化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从第6期开始稳定在6%左右。这表明城市化对其自身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服务业。这与新疆实际相符。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服务业迅速发展，服务业从业比例由1978年的13.61%增加到2011年的35.71%，增加了22.1百分点。与此同时，农业的从业比例由72.06%减少到48.66%，减少13.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新疆服务业不仅仅吸收了由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吸收了大量城市中的待业人员。因此，服务业成为近几年新疆城市化的最主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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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部地区 动力机制 实证

一 中部地区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及指标的选取

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在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聚集。因此，经济增长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前提，城市化的提高也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人均GDP、人均社会固定投资、人均财政收入三个经济指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三个社会指标。

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化具有双向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伴随农业比重下降而非农比重上升，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农村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聚集，这本质上便是城市化的过程，即“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体现在城市化的变动”。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会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产业结构包括第一产业发展所形成的初始动力、工业化推进形成的二级动力和服务业发展所形成的后续动力。初始动力表现在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就业所占比重都不断降低，选取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人均农业总产值组成初始动力的指标体系；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选取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工业生产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人均工业总产值四个指标；后续动力选取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较大。西方国家城市化经验表明，市场经济制度下，各种经济因素和人口基于比较利益机制自由地流向城市，实现经济的规模化和集聚效益，促进着城市化。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条件。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完全由政府主导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为主，经济因素影响逐步加深的过程。制度和政策变迁表现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分配格局变化、产权制度变迁和对外开放程度。选取人均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反映对外开放程度；非国有经济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非市场化指数。

二 实证分析

城市化发展受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线性相关性。因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转换、经济、社会以及制度等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构造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Y为城市化率，Xi为影响因变量的四个维度因素：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制度、政策调控力。

E为残差是一常数， 、 、 、 、 、 、 是相应

的偏回归系数，且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利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由于变量共同度反应的是每个变量对提取出的所有公共因子的依赖程度，几乎所有数据都在0.8以上，说明提取的因子已包含了原始数据大部分信息，因子提取效果很理想。主成分分析可得一个特征根所占比例为93.74%，说明这个因素可以代表原数据93.74%的信息。其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为下表：

根据表3，结合维度，对因子得分系数进行数学处理，可得出数据标准化后因子得分表达式为：

利用SPSS软件对Y进行标准化后，对F与Y进行回归分析（见表4）。

回归模型为：Y＝0.992F－0.00001将F代入上式，得

Y＝0.159X1＋0.218X2＋0.099X3＋0.159X4＋0.169X5＋0.109X6＋0.099X7

由于上述模型中各变量都是标准化后的变量, 所以回归

方程的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这表明，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制度与政策安排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0.476、0.328、0.208个标准差。

三 结论及建议

近十年来，产业结构变迁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最大，第一产业形成的初始动力、工业化形成的二级动力作用非常显著，而第三产业形成的后续动力明显不足，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和政策调控力对城市化的影响程度相当。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增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对外开放，排除阻碍城市化正常推进的各项制度障碍，形成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合理。

参考文献

［1］赵伟大.城市经济理论与中国城市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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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南地区；城市化进程；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1－0045-06

一、问题的提出

苏南地区是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全面、最和谐、最迅速的地区之一。2005年，苏南地区生产总值高达11 417.34亿元，比2004年增长19％，而全国GDP增速仅为10.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突破50 000元，并以不到江苏省1/3的人口创造出超过全省2/3的地区生产总值。2005年，苏南地区进出口总额达到2 092.59亿美元，占江苏省进出口总额的91.8%。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2000年底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6∶55∶39）相比，2005年底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60∶37①。

“苏南”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库滋涅茨、钱纳里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决定城市化，同时城市化又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②。《2006年江苏城市发展问题与前瞻报告》的研究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城市化率超过60％，远远高于全省城市化的平均水平50.5％。

“苏南”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最具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的地区，其独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以及“新苏南模式”。在当前阶段，研究“苏南”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苏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以及推广苏南经验，加快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苏南城市化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人民在发展自身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开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并非是独立割裂的，新苏南模式是苏南模式的继承、突破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苏南”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过渡。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苏南”的城市化进程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苏南”的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划分。洪银兴、陈雯（2000）把江苏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城镇化；二是城镇城市化；三是城市现代化[1]。笔者认为，从城市化发展动力方面来讲，苏南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二是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

1. 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党的之后，在苏南乡镇政府的积极介入和大力扶持下，苏南的乡镇企业办得红红火火，这主要归结于苏南地区独特的历史人文传统和现实经济资源禀赋，苏南地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当地人民勤劳俭朴，农业生产率相对较高，在明、清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基础，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自古以来该地区就商贾云集，形成了许多小有规模的集镇。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同时产生了以“实业救国”为核心的思想。实行后，苏南地区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这就促使人们产生了创办工业企业的冲动，而当时短缺经济和解放思想的大环境将人们这种冲动变为了现实。由于当时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痕迹，经济资源大多掌握在乡镇政府手中，因此乡镇政府便代表人们行使企业家职能进行筹资，组织生产资源，鼓励农民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等。

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大量小城镇的涌现和繁荣。因为乡镇企业兴办工业要求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聚集各类生产要素来组织生产。这就使得原先衰落的那些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比较便利的小城镇成为人们的首选，因此许多乡镇企业都依傍小城镇建厂。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在当时城乡劳动力还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都纷纷涌向了乡镇企业，这就产生许多“通勤工人”，为了降低“通勤成本”，这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乡镇工业部门的人们开始搬到距离乡镇企业很近的小城镇居住，随着大量乡镇企业在小城镇周围集聚，转移到小城镇居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小城镇的成长与繁荣。大量小城镇的兴起，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载体，带动了苏南经济的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南小城镇的发展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是规模小，分布散，不利于经济能量的集聚和城市化的进程。季小立（2004）概括出当时苏南地区小城镇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集聚效应弱，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专业化程度低导致分工协作困难；二是废水、废气、废渣等排放分散，不利于集中处理，增加了环保部门监控和治理污染的难度；三是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实行保护政策，批租廉价土地给乡镇企业，导致耕地浪费严重，使得人多地少矛盾加剧[2]。

2. 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苏南城市化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基本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90年代初中期，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出现了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乡镇企业经营效益的下滑和小城镇的“处处点火”、“户户冒烟”所导致的资源浪费，这就迫切需要对乡镇企业现有的产权体制进行改制和城镇城市化。而乡镇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经营亏损、资产流失的情况，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摆脱相关责任也积极支持和推进乡镇企业产权改制，这样乡镇政府便逐步从乡镇企业产权中退出。

改制后的乡镇企业被推向了市场，为了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苏南”的乡镇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减员增效和重新定位。裁减企业冗员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导致苏南地区的小城镇人口出现负增长。

在乡镇企业改制的同时，外资开始进驻“苏南”，苏南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随之发生调整，从积极兴办乡镇工业转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突出表现为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引进外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涌现。截至2005年，仅江苏无锡就有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5个省级开发区，苏州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也相当多，比如苏州高新区、新加坡工业园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等。开发区、工业园区良好的基础设施、便捷的配套、优惠的政策条件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加速了乡镇企业的产权体制改革，理性的地方政府更愿意扶持外资企业的发展。这样大量的外资企业都纷纷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聚集，而被推向市场的原先像“一盘散沙”分布的乡镇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也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聚。在“与狼共舞”的环境下，一些乡镇企业开始寻求与外资合作，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此2000年之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又开始出现复苏的势头。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繁荣又为城镇城市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外资的大量引入不但吸收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对城市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现代经济中，城市是市场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城市化不但是“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现代化，比如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投资服务环境的改善、教育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文教科卫事业费高达159.36亿元，国际互联网用户共计219.31万户，私人汽车拥有量达77.17万辆，城镇恩格尔系数为0.37。

三、苏南城市化动力机制

理论界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比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托达罗则认为城市工业部门较高的工资收入期望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此外，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如Henderson（1974）、Tolley，Gardner， and Graves（1979）、Ades and Glaeser（1995）以及Fujita、Krugman（2000）等，他们大多认为城市化的发生与发展受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崛起这三大力量的推动和引导。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学所认为的城市化三大动力因素分别对应着苏南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小城镇化时期，主要推动力是农业的发展和工业化，到了城镇城市化时期，起推动作用的则主要是工业化，而城市现代化时期，第三产业的崛起则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是一些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时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国蛟（2004）认为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应该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3]。吴伯均等（2006）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主要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推动模式，自上而下推动模式包括中心城市的扩散、大型建设项目的带动和引进外资兴办开发区三种类型；而自下而上推动模式则主要通过民间筹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城镇区或具有区位优势的地点兴办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配套设施，推动乡村城镇化进程”[4]。而笔者认为，苏南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应该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内在机制主要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三大因素，而外在机制则是政府的行政推动。

1. 工业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同时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的，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发展载体。钱纳里和赛尔奎认为在城市化初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而当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同处于13％左右后，城市化开始加速并反过来促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工业化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就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彻底改变了农业的技术基础，为农业提供了许多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为城市发展聚集了人气，扩大了城市规模，同时也优化了产业结构。（2）工业化与城市化一样也具有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工业化要求生产走向集中，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许多工业企业为了充分利用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会在空间上从分散走向集中，企业的集中会导致人口、消费、科技、文化、信息等现代城市要素的集中，从而促进了城市化进程。（3）工业化的扩散效应使得现代城市经济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农村，密切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从而加速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农村的现代化又为城市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从理论上讲，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的初期，劳动人口分散在农村，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这一时期城市化也处于萌芽期。正如前文所描述的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的城市化，小城镇作为一种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产物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重要的量变时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这种小城镇的弊端开始显现，小城镇已经容纳不下工业的迅速发展，这时的工业企业遭遇到了劳动力和市场瓶颈，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工业密集区聚集，城市规模开始扩大，数量开始增加，城市功能也进一步完善，这一过程又叫做城市化的质变过程。苏南地区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印证了工业化是城市化根本动力的论断。

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的量化测度，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钱纳里标准，另一种是IU比和NU比标准。I表示劳动力工业化率，用工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U表示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度量，N表示非农化率，用二三产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之比（I/U）、非农化率于城镇化率之比（N/U）可以考察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如果I/U、N/U大于1，则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反之则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这三者间协调发展时，I/U和N/U的国际标准值分别是0.5和1.2。

许多经济学家在对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库兹涅兹指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以及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分别是22.9%~32%、36%~65.8%、68.2%。

2. 要素集聚。城市化的另一个动因就是要素集聚，其实质就是因为集聚经济的存在。集聚经济本义是指“一批厂商因为彼此位于邻近而可能产生的经济效果或费用减少”[5]。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集聚经济的内涵被放大，它通常被认为是因企业、居民的空间集中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成本的节约[6]。

集聚经济的产生应归因于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外部经济效应。分工与专业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费用的减少。规模经济也是产生集聚的一个重要源泉。外部经济效应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对于生产企业而言，外部经济的存在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这就导致相关企业在空间上集中起来分享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外部经济会增加消费者的效用，促使消费者的集聚，这就从宏观上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布局和经济发展。

空间经济学将集聚经济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内部规模经济、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这三个层次上的集聚经济本质上就是指企业的效益、行业的规模效益和城市的规模效益。而集聚经济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正好反映了要素集聚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

总而言之，要素集聚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劳动力的集聚为城市化提供了发展主体，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则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现代化。

3. 制度变迁。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泛指协调人们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在现代经济中，制度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制度因素已经由既定的外生变量演化成为现代文明关键性的内生变量。

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根植于社会文化，深受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制度变迁是城市化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资本投资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技术由传统农业技术向先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技术提升，技术提升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人力资本重新配置的过程。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党的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而乡镇政府参与企业产权的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内确确实实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推动了小城镇的兴起。当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20世纪90年代初期左右，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弊端日益显现，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安排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了，于是迫使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城市化道路进行转变。随着外资经济在一系列促进其发展的制度安排下发展起来后，城市化开始呈现新的发展模式，即以外资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城市化模式。同时，苏南城市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市容、市貌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变迁是苏南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动因。

4. 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在中国，城市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在动力机制――政府的行政推动，它不同于上面所分析的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政府行政推动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政府“强势”地位决定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掌控了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政府对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影响相当重大。

洪银兴等（2003）分析了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是传统体制的影响刺激政府对城市进行建设投资；其二是大部分建设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相关法律的欠缺[7]。笔者认为，政府主导城市化是在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必然结果。

如果我们把城市化内在动力机制看成是“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引导就是推动城市化的“看得见的手”。正如西方经济学中提到的，市场和政府都是影响资源配置的两大力量一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内在动力机制应该起主导作用，外在动力机制则起辅助作用。在内在动力机制失灵或不起作用的领域，外在动力机制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政府制定规划科学引导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空间布局、政府颁布政策完善各类要素市场加快要素的自由流动等等。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苏南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多数都是乡镇政府出面利用原有的资本积累或贷款兴办的。由于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与乡镇企业的效益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在当时的政绩考核体制下，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当地地方官员提升的重要途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政府更多地是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相去甚远。为了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政府采取了多种倾斜措施，比如财政补贴、地方保护等等。同时，在乡镇企业催生人口转移和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为大力发展小城镇。但是随着乡镇企业自身发展的后劲不足和小城镇弊端的日益显现，从90年代初开始，苏南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即外资的进入和乡镇企业改制。这一时期，外资的发展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地方政府开始纷纷转而吸引外资的进驻，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建设就是这一时期吸引外资的重要特征。为了解决小城镇发展“小而散”的问题，政府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撤乡并镇，随着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改变作用范围，弱化经济建设职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而政绩考核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地方政府更好、更科学地推动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激励。

上文我们分别从内在、外在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正如前面所说，在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中内在机制始终是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外在机制――政府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它可以加速或减缓城市化进程，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强政府”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从改革开放将近30年来苏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中就可以明显体会到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政府的作用与苏南城市化是“形影相随”的。

而对于内在机制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笔者认为其实质是要素的不断高级化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不论是工业化、要素集聚还是制度变迁，实际上都是要素高级化的过程。工业化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成城市劳动力，农业资本转变成工业资本，传统的农业技术提升为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工业技术等等；要素集聚使得单个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发挥出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单个生产要素产生了质的飞跃；制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不断创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说要

素的高级化才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它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城市化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见图1）。

四、结论

综观苏南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在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政府推进等动因的推动下，苏南的城市化经历了小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目前苏南中心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经济能量急剧增加，中心城市化开始发挥其辐射功能，带动二三级城市的发展，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

笔者认为目前苏南地区城市化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苏南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国城市化历史轨迹研究后发现，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并呈现一条平滑的“S”型曲线，当城市化率达到30％之后，城市化速度开始明显加快，而当城市化率到达70％之后，城市化速度又开始趋于平稳上升。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的整体城市化率已经突破60％，因此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二是苏南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很多学者在应用IU之比、NU之比指标、钱纳里发展模型、库滋涅茨工业化、城市化比较指标等方法对苏南城市化进行实证分析后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苏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转变不同步，当然还有一些制度方面的因素，比如户籍制度等等。

虽然近几年来，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速度都非常迅速，但是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城市之间相互竞争，竞相打造“中心城市”，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杨小凯认为不可能所有城市都成为大城市，在整个城市体系应该呈现层级发展的特点。不同的城市处于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功能体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定位不准以及政府激励的不合理。另外，苏南城市化片面追求速度，缺乏对城市质量的提高，正如前文所说，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更是城市质量提升的过程。还有，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性和科学性，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较低，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些现实问题还有待于在发展中进一步得以解决和完善。

注释：

①库滋涅茨提出的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标准比重为12.7∶37.8∶49.5，三次产业从业人数的标准比例为15.9:36.8∶47.3。

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滋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认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三者是密切联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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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关键词:长沙;城市化;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7-0132-02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背景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长沙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2007年全市建成区面积173平方公里,城市化率56.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2.6和17.8个百分点,居中部地区第三位、全国中心城市第二十位。但总的来看,与全国相比,特别是同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差距很大。而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城市,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深入研究其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能更好地为长沙城市发展提出有效意见和建议。

二、长沙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

(一)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对发展变化系统在各时期有关统计数据的几何关系的比较,进行定量描述和比较分析,确定出影响系统发展的优、劣因素 [6]。

(二)分析过程及结果

1.指标体系的建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综合评价的前提是建立一套较完整地、能全面反映问题实质而又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为此,必须结合一定时期城镇发展水平的实际,对构成城市化的要素进行深入的剖析,从中筛选出评价指标来 [7]。依据指标选取原则、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长沙城市化的特点,笔者选取了2000―2006年16个指标,来构建指标体系。X1人均GDP,X2人均社会固定投资,X3医疗水平指数(取千人拥有病床数),X4人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X5居民人均消费水平,X6第一产业占GDP比重,X7第一产业就业比重,X8农民人均纯收入,X9第二产业占GDP比重,X10第二产业就业比重,X11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12第三产业就业比重,X13人均外贸进出口额,X14人均利用外资,X15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X16万人拥有高校毕业生数。

2.结果分析。将各指标数据带入灰色关联分析的公式,运用excel进行运算,得到七个年份各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再将七个年份各指标的灰色关联度进行排序对比(取在平均值以上的因子),最终统计出各个指标在2000―2006年中超出平均值以上出现的次数:X1:5次,X2:6次,X3:5次,X4:6次,X5:3次,X6:3次,X7:3次,X8:4次,X9:1次,X10:5次,X11:4次,X12:5次,X13:5次,X14:5次,X15:3次,X16:4次。

(三)驱动力分析

1.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的影响。人均GDP、人均社会固定投资、医疗水平指数、人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是描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前述灰色关联度分析,2000―2006年这四个指标的灰色关联系数值大于平均值的次数(简称:关联系数次数)都在五次以上,说明经济社会指标一直对长沙城市化具有较大影响。

以人均GDP对长沙城市化的影响为例,2000年长沙市的人均GDP已达到了10 000元以上,同时城市化率在43%左右,经过七年的同向增长,到2006年城市化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之下,已经突破50%,正是由于近年来长沙居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得以提高。需求结构会随收入提高而发生转移,变动了的需求结构必然带动投资结构和产出结构相应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大规模转移,由此长沙城市化步伐得以加快。

2.产业结构演变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等指标是说明产业结构的因子。由灰色关联度分析可知,2000―2006年中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灰色关联度大部分时间在平均值以上,而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关联系数次数呈逐渐减少趋势,说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对城市化的影响在增强,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对城市化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数据显示长沙三大产业结构由2000年的11.29、40.89、47.82,发展到2006年的6.9、43.3、49.8,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逐渐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目前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模式。笔者就2000―2006年三大产业所占GDP比重与城市化率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获得产业结构的演变与长沙城市发展的关系。

根据分析结果,三大产业比重对城市发展水平的弹性系数依次为-2.8、4.69、4.709。由此可见,第一产业比重对城市化水平的障碍作用十分明显。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巨大。而城市的成长主要表现为第二、三产业的成长,产业本身的聚集效应及产业之间特有的关联效应使第二、三产业的聚集产生乘数效应,进一步促进资源集聚和城市发展,从而最终推动城市化进程 [8]。

3.对外开放对城市化的影响。人均外贸进口总额,人均利用外资是描述对外开放的重要指标。由灰色关联度分析可知,2000―2006年中这两指标的关联系数次数都在五次以上。说明外资的利用对长沙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城市,经济软、硬环境不断优化,城市开放度不断提高,产业积聚能力和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商来长投资。2003―2006年间,长沙地区进出口总额始终保持了年均增长19.6%的速度,2007年长沙市实际利用外资15.04亿美元,同比增长25.1%。

4.教育科技对城市化的影响分析。由灰色关联度分析可知,近年来代表教育科技贡献率的重要指标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万人拥有高校毕业生数的关联系数次数呈增加趋势。为了说明这两指标和长沙城市化的具体关系,笔者利用spss软件对2000―2006年相关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结果:万人拥有技术人员数和城市化率的相关系数为0.989,万人高校毕业生数和城市化率的相关系数为0.989,表现出极强的正相关性。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随着教育投资的增加,教育行业不断扩张,这又导致其相关联行业的进一步扩张,而与教育直接关联的产业多为非农产业,结果引起了诸多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促进城市化 [9]。

三、结语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出,人均GDP、人均社会固定投资、人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人均外贸进口总额、人均利用外资是促进城市化的重要因子。进而认为长沙市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演变、对外开放中外资的充分利用和教育科技。笔者结合分析结果和长沙实际情况认为,发展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对外开放、加强科技教育等举措是加快长沙城市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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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Urbanization Mechanism of changsha

SHI Dan-dan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篇13

关键词：郊区化；动力机制；被动式演化

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入郊区化阶段，郊区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其深刻的变化，吸引各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大城市的郊区化现象日益突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郊区化的研究现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城市郊区化的差异，希望为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推进提供相应的借鉴。

一、城市郊区化的概念

城市郊区化是指由于城市中心区地租昂贵、人口稠密、交通拥挤、环境恶劣，因而形成巨大的推动力，促使城市中心区人口、产业外迁，形成相对中心区而言的城市离心化现象。郊区城市化是指城市中心城区以外的郊区乡村区域的城市化过程[2]，它是不同于城市郊区化的又一重要概念。具体是指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的工作领域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变化的职业转换过程和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3]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城市由集聚式发展转变为扩散式发展，具体体现在人口、商业、工业、服务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其实质是指在市场经济和制度革新的作用下，城市空间的一种置换，是一些城市要素如人口、工业等从原来的城市中心空间置换到城市郊区空间。城市郊区化的本质就是"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动态作用。[4]郊区化的前一阶段是集中城市化，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它的内部空间的承载力会达到极限，出现城市发展的"排斥力"，形成聚集不经济，此时"扩散效应"就会统领主要方面，城市中心的人口、产业、就业岗位在市场的决定性的作用下被置换到城市郊区。因此可以说，正是这一对作用力的平衡与不平衡交替演变，促使了城市的螺旋上升和郊区化的发展。

二、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兴起及其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迅猛的经济发展势头，大量的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出现了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一些污染严重的工业首先开始外迁，一些工人跟随着工业的外迁也迁入郊区居住，于是郊区化出现了。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在介绍国外郊区化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对中国的郊区化进行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周一星（1996）利用人口普查资料，确定北京在1982-1990年期间已经进入了郊区化过程[5]，之后学者们大都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对苏州、杭州、常州、无锡、大连、沈阳、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做了研究，[6]研究表明中国部分大城市自1982年开始已进入人口郊区化阶段。

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郊区化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和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7]关于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大类认识：

一是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的变革。周一星、孟延春（1998）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包括四个方面[8]，分别是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住房制度改革和大规模危旧房改造、城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以及国内外为旧城改造和郊区化提供的大量投资；贾鹏（2006）认为，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是中国郊区化的主要动力机制。[9]

二是认为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最主要动力是经济因素。杨文、魏海涛（2004）认为，市场经济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0]从宏观上看，市场经济促使各种要素在城市集中寻求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它同时导致了集体的不理性，形成聚集不经济，最后形成以扩散为主导的作用力，使城市进入郊区化阶段；从微观上看，城市土地利用和布局、产业结构与布局的调整也都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张京祥（1998）认为，郊区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目标，居住行为是从属的，特别是核心区人口的下降是在政府意愿的强烈推动和高额商业利润的驱使下所造成的，目前我国的市中心建设正方兴未艾，所谓的"中国城市郊区化"只是过度市场化的行为。[11]

三是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来自于自然因素和交通通讯因素。杨艳茹（2004）认为，影响大城市郊区化现象的重要因素是自然环境。[12]随着我国许多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大气悬浮物、细颗粒物、二氧化硫及噪音等污染指数逐年增加，而大城市郊区一般属于新建城区，人口密度较低，有些大城市郊区近年来还出现了人工湖、集中绿化等，有更好的条件来改善居住环境。另外，郊区自然风光秀丽、空气清新、环境优雅，因此市郊逐渐成为人们理想的居住环境。

四是认为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是多层次、综合性的。宋杨（2005）认为，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应该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13]在宏观层面，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宏观背景和政府制度与政策的拉动作用两个方面来考查；在中观层面，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郊区化得以产生的根本动力和必然基础，是郊区化的动力机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微观层面，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应当作为郊区化的主要研究对象。

三、中西方郊区化的差异及其原因

生产力和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郊区化，中西方郊区化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它们在宏观背景、微观动力及郊区化结果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宏观背景的不同表现在：周一星等研究学者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宏观背景是从1980年代开始，经济体制的转型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此时，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但仍有很多阻力障碍；而西方的郊区化则是始于1920年代，与1950-1960年代达到，交通条件改善，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微观动力的不同表现为：中国城市中心区仍具有吸引力，住宅面积的增加，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同时由于家庭小轿车尚未普及等，可以说中国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有组织的外迁；而西方城市中心区"城市病"严重，由于人口追求良好的环境，工业追求廉价的土地，加之有家庭轿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使得西方城市郊区化是一种自发性的外迁。郊区化结果方面的不同表现在：中国郊区化的表现为外迁的主要是不富裕的工薪阶层，中心区商贸、金融、服务功能大为加强，外迁距离多为近郊，经济功能加强，但基础设施落后；而西方的郊区化则表现为首先是富裕阶层外迁，中心区衰败、萧条，远郊定居非常普遍，郊区由单一功能向综合功能发展。正是由于上述几方面的不同，才造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郊区化。

关于中西方城市郊区化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这几个方面。一是工业化条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是在工业化充分完成之后出现的，工业化导致一些城市出现了诸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病问题，于是住在大城市内的一些高、中产阶级为寻求良好的居住环境迁移到郊区。而私家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广泛普及和交通道路条件、郊区配套的基础设施等的不断改善，又进一步推动了其郊区化的进程；而中国的城市郊区化是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基础上出现的。它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旧城改造和工业外迁等因素而产生的，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以及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又进一步加速了城市郊区化的步伐。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区域之间各要素流动具有较明显的非均衡性。大城市以及城市中心区域的吸引力仍然占主导地位。二是市场经济水平不同。西方国家的城市郊区化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高、中产阶级以私人轿车和高速公路为主的城市郊区化；而中国城市郊区化是相对那些并不富裕的工薪阶层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城市郊区化，是以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郊区化。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的郊区化是建立在城市交通没有明显改善和郊区的公共配套设施落后的基础上，郊区的商业、教育、医疗、社区服务业与城市市区差距太大，缺乏方便的城乡运输系统，不能满足长距离快速出行的要求，使大多数城市的郊区化只局限在近郊区发展。

四、中国在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对于西方国家的郊区化，其政府往往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城市不该生长的地方，坚决制止生长；二是在城市可以生长的地方，控制开发的量和度。三是政府制定了有利于郊区发展的住宅政策等，例如美国房管局的规定使抵押贷款汇集到郊区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对郊区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6]

当前中国城市郊区化处于不发达的阶段，属于被动式演化，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优质土地被侵占、郊区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2]政府部门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待城市郊区化，借鉴西方城市郊区化的理论、经验和教训，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对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的保护，想方设法引导城市的健康发展。

但是我们应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郊区化一般是狭义的郊区化，往往导致大城市中心区的衰退。而中国的郊区化是在城市集聚发展阶段下的广义的郊区化，中心区与郊区共同繁荣，因此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郊区化模式。中国郊区化模式应当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居住的同步郊区化。[2]在工业外迁的同时，大力发展郊区城镇的第三产业，完善基础服务设施，满足人们医疗、文化、教育和娱乐等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人们郊迁，变被动郊区化为主动郊区化。同时，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一个城市地域空间发生变化的复杂的系统过程，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甚至国家的兴衰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城市郊区化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实现城市郊区化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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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

关键词：聊城市；县域城市化；动力机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09.006

Abstract：Researching the urbanization problem is beneficial to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Liaocheng city is a big agricultural city， urbanization level is not high， it exists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such as low level of urbanization， low pulling power，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unharmoniou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 on. Liaocheng city urbanization mechanism is composed of economic， people， policies， and other elements compose， is a complex system. 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Liaocheng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aocheng .

Key words：Liaocheng； urbanization in county areas； dynamics mechanism； countermeasures

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较快，特别是发达地区，然而县域作为广大农村载体，其发展状况与城市地区有明显差距。中国实现城市化的基础与关键是县域城市化，只有县域城市化得到发展，国家城市化水平才能得到整体提高。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是县域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它决定着城市化的道路和发展对策选择，是城市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本研究通过对聊城市县域城市化进程的探究，合理构筑和不断优化聊城市城市化发展的动力系统，以期对区域城市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撑。

1 相关概念

县域指的是区域的一种特定的形式，是县的行政区划内的地域和空间。它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处于农村和城市的中间地带，在景观构成和职能上都兼具城乡特色[1]。本文所研究的县域包括县、县级市和市辖区。聊城市包括一区一市六县：东昌府区、临清市、高唐县、茌平县、东阿县、阳谷县、莘县、冠县。

城市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镇用地的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不断扩散的过程。城市化不仅是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它还包括人们的道德意识、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向城市的逐渐转变。县域城市化，是指用县域一盘棋的思想，用城市的理念来统领整个县域的建设和发展，对城市和农村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分工、有序建设，促进社会资源和要素在县域范围内充分自由地流动，逐步使农业像工商业一样兴旺发达，使农村像城市一样文明进步，使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富裕。

2 聊城市城市化发展历程及动力机制

2.1 聊城市城市化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了各项政策促进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也有所提高。聊城市由1979年初的26.11万人增至1998年底的83.04万人，1998年末县域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5.07%。1997年聊城的撤县设市更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一年内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9.5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上升了将近4个百分点。2004―2005年，非农人口从139.91万人增加到16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4个百分点。2006―2007年，非农人口从161.54万人增加到213.1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8.5个百分点。2008年聊城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全市非农人口为208.2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6%。2009年聊城非农业人口为170.18万人，比1999年增长379.65万人，占县域总人口的比重由16.34%提高到28.8%，10年间上升了12.46个百分点，城市化发展将进入稳定而良性的发展时期。2012年，聊城市的城市化率为33.3%，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根据诺萨姆的城市化曲线，聊城市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图1）。

2.2 聊城市城市化动力机制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是由单一要素构成的，而是通过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相互促进形成的[2]。在聊城市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着多种动力机制，从过去的政府单一力量主导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的共同推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落差逐步缩小，城市化地区发展由不均衡向均衡不断演进，城市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由弱变强。

2.2.1 自然环境因素 聊城市位于山东省西部，是历史文化名城，地处鲁、冀、豫交界，京杭运河与黄河的境内交错，在35°47′～37°02′N和115°16′～116°32′E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总面积8 715 km2，总人口578.99万人。耕地面积553 183 hm2，人均耕地面积993.3 m2。随着京九、济邯铁路和济聊高速公路的开通，该区域的经济区位优势日益得到提升[3]。聊城市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区，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和季风气候特征。总的来说，聊城市的农业气候资源比较丰富，适合多种农作物的种植。适宜的气候条件对于聊城的农业发展、生产生活等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2.2.2 经济因素 农业发展是聊城市城市化的基础动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聊城市城市化出现的前提。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9年聊城市农作物种植面积与2008年相比变化不大。其中，粮食作物72.083万hm2，增长0.7%；棉花7.345万hm2，减少0.7%；瓜菜18.921万hm2，减少2.3%。但从总体上看，聊城农业发展方式还比较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较低，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不强，基础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薄弱[4]。要实现聊城的城乡一体化，必须调整农业发展方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

工业化是聊城市城市化的主要动力。2009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达到2 229个，比年初增加182个。实现工业增加值809.84亿元，比去年增长15.9%。从表2中可以看出，聊城市生产总值呈上升趋势，2009年高达1 378.37亿元，与2008年相比上升10.24%；第一产业198.63亿元，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产业808.45亿元，所占比重最大，占生产总值的58.65%；第三产业371.29亿元，作为后续动力稳中有升。

2.2.3 人口因素 人口是城市化进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在农业经济时代，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影响聊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科技的进步，劳动者的体力支出越来越多地为脑力支出所取代，如各种农业机械的出现，减轻了农民的体力劳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从表3中可看出，2009年聊城市总人口高达590.89万人，比2008年略有上升；乡村总人口482.31万人，有所下降；乡村实有劳动力也有所下降，城市人口有所上升。此外，聊城市还通过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而就地解决和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

3 聊城市县域城市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 聊城市县域城市化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化水平低。聊城市从1998年至今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由1998年的16%提高到了2009年的35.03%，但与山东其他城市相比，聊城市城市化水平仍比较低，城市化拉动力不足、农业产业化程度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也不强。聊城市包括一区一市六县，各县市的城市化水平不一样，东昌府区和临清市的城市化水平较高，莘县和冠县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

3.2 聊城市县域城市化发展对策

3.2.1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对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必须围绕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市场需求，优化种植业与林、牧渔业的比例，力争在畜牧、水产、果品和蔬菜四大农业内部支柱产业上有新的突破[5]。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打造生态农业及农产品深加工基地为目标，制定和实施农业结构调整振兴规划。同时，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转变农民的落后观念，促进经济的发展。

3.2.2 加快构建综合交通系统，推进县域城市一体化 加快聊城城市化进程，是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举措。推进聊城市城市化进程，要从市情出发，立足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顺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规律，做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完善规划，加大投入，抓好中心村、镇的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城乡结合。

3.2.3 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产业升级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6]。政府要发挥职能，利用先进的技术帮助农民发展好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做大做强优势企业，积极培育新型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从聊城的实际出发，抢抓机遇，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全市各项事业平稳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怀岳.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王曼.县域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3] 王荷明，李新运.聊城市城市化发展现状与制度创新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5（4）：19-20.

[4] 孙凌云.聊城市农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宁夏农林科技，2011，52（1）：35-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