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论文关键词:资本形态,权力博弈,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化,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根据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社会经济形态则呈现出一个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历史序列面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则可以概括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不同的。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构成要素理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力作为一个共性因素,具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属性,而生产关系则具有不同社会的特殊性。剔除生产力这一共性,可以发现,物质资本是主导农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货币资本是主导工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人力资本是主导知识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当然,农业经济也同时存在着货币资本,工业经济也存在着人力资本,各种形态的资本交互存在,相互作用。

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本质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地运动并保持增值,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加强统治的主要工具。资本所有者凭借手中占有的资本影响着国家权力的分布和运动。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相互作用中,力量此消彼长,围绕对权力的争夺,进行着各种博弈。货币资本取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战胜货币资本,权力也在资本所有者中间循环运动。在市场经济下,存在着多元利益主体,一旦资本和权力媾和,就会导致公共权力异化,影响着人力资本价值作用的发挥,并进而侵蚀社会公众的利益,阻碍社会进步的速度。当前,我国正处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三元经济交织时期,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多种形态的资本同时并存,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层面,如何认识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对资本权力进行引导和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下的不同资本形态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期,目前正由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期。相应地,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产生了不同的主要资本形态,即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各种资本不断运动,力量此消彼长,对一定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农业经济:物质资本

在农业经济社会中,土地是决定社会经济产出水平的关键因素。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农业生产工具极其简单,主要包括犁、锄、刀、斧等手工生产工具、牛和马等畜力生产工具以及马车、木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和对这些生产工具的使用。概括地说,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是物质资本。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占有生产资料份额大的所有者就成为了实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政府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控制着全社会物质资本的大多数,决定着社会财富的流动和分配。其背后的实质是,谁控制的物质资本越多,谁拥有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亦是如此。尽管,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出现了货币资本,但和物质资本的力量相比,货币资本的影响力是十分微弱的。并且,货币资本的出现,不仅没有削弱了物质资本的强势地位,反而强化了物质资本的力量。此时,社会经济生活中权力的博弈主要围绕对物质资本的占有和争夺展开。

(二)工业经济:货币资本

在工业经济社会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而这又主要取决于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与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劳动工具越先进,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越多,经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这些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在工业经济发展后期,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即人力资本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越来越重要。与农业经济时期相比,以货币资本为主要形态的资本形式则占据了工业经济的主导方面。但与知识经济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起到决定性作用。

工业经济早期,资本家凭借手中占有的巨额货币资本,到处购买铁矿石、煤炭等生产资料,在世界各地开始工厂,寻找海外有利市场,不断扩大市场需求。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直接指挥和主导了全球的工业扩张与权力分配,围绕着对货币资本的占有和支配,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扩张。工业经济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加剧和经济危机的接连爆发,政府开始干预经济,弥补了市场调节的不足。此时,以企业家才能和劳动力教育与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逐渐渗入到经济发展中去,开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另外,金融资本也开始走向全球,逐步渗透到实体经济和产业资本中去,进一步助长了货币资本的蔓延势头。因此,在工业经济时期,围绕着货币资本的权力博弈直接导致了全球市场的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篇2

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蔺光辉

在学习人文地理时，区位分析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它贯穿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城市建设、交通运输、商业和金融、旅游业等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学好区位分析知识，地理的综合分析能力就会有很大的提升，成绩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提高；反之，若没有学好这部分知识，则会分析不到位，知识张冠李戴，甚至出现越学越糊涂的情况。那么，什么是区位，区位因素有哪些呢？区位是人文地理的一个概念，它既包含该地理事物空间位置的含义，同时也包含该地理事物与其它事物的空间联系，还有被规划布局的含义。区位分析与选择是人文地理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内容，其核心是因地制宜。

对于某个地理事物所产生影响的区位因素是很多的，而且不同的地理事物，其影响的区位因素也不同，但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自然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自然区位因素主要由地形、地质、气候、水文（河流和湖泊）、土壤、生物（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就更多了，但主要的有市场、交通、政策、原料、劳动力、技术、环境等。区位因素众多，这也是不容易学好的原因之一。如果分别归类，注意区别主要区位因素和一般区位因素，掌握区位分析的基本思路，就容易掌握了。

一、各不同地理事物的主要区位因素

1.农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气候（最重要因素）、地形、土壤、水源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市场（最重要因素）、交通、政策、劳动力等。

2.工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土地、水源、气候、地形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原料、燃料、劳动力、市场、交通、社会、环境等。

3.城市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气候、河流、自然资源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交通、政治、军事、宗教、科技、旅游等。

4.交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地质、气候、水文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城市、工业、资源、政治、科技等。

5.商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气候、河流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市场、交通、经济、技术、信息等。

6.旅游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地质、气候、水文（河流和湖泊）生物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游览价值、市场距离、交通位置及通达性、接待能力、环境承载量等。

从上述罗列中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理事物的区位因素是很多的，但相对来说，自然区位因素并不多，主要是地形、气候、河流等，除了对农业、城市的影响较大外，对其它地理事物的影响较小。而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则种类繁多，且不同地理事物影响的主要区位因素也各不相同，因而成为学习中的难点。如何分析一个地理事物的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其中哪些是主要区位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区位分析与选择的基本思路

实际上任何一个地理事物在考虑区位因素时都是从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出发点，因此，如何降低成本的区位因素往往就成为其主要的区位因素。如工业区位选择中的原料、燃料、市场和交通就是主要的区位因素，在这几个因素中必有一个是最重要的，称为主导因素；在分析区位因素时不仅要考虑有利的区位因素，也要考虑不利的区位因素，并对其进行辨证分析；另外，在分析区位因素时，还要考虑其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1.主导因素分析法。在影响区位选择的诸多因素中，常有一种或几种因素处于控制和支配地位，成为影响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在区位分析与评价时要理清各区位因素间的主次关系，找出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做重点分析。例如：不同的工业部门，其生产过程和生产特点不同，生产投入的要素不同，生产成本的构成也就不一样，根据工业区位选择所要考虑的主导因素可分为原料指向型、市场指向型、动力指向型、廉价劳动力指向型和技术指向型等。

2.辨证评价法。根据区域环境特征，分析影响某一人类活动区位形成与发展的优势条件与限制性因素，并对其做出有利和不利的评价。例如：对西双版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进行评价，既要看到“自然风光秀丽、人文风情独特、旅游资源种类多样、旅游资源集群状况好、地域组合合理”的优势，还要根据所处交通位置、经济位置找出“交通不便、通达性差、市场距离远、地区接待能力有限”的限制性因素，并进一步认识到“加快交通运输建设，旅游活动的规模要与环境承载量相适应，避免造成生态破坏”。

3.动态分析法。区位因素的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分析区位选择问题，并抓住倾向性因素做预测性分析。例如：由于运输条件和生产工艺的改进，钢铁工业的区位选择经历了三次变化。19世纪初所需原料中煤的运量最大，其区位选择宜靠近燃料产地（如德国的鲁尔区）；20世纪初由于冶炼技术的提高，需煤量大大减少，其区位选择“移煤就铁”转向靠近铁矿产地（如我国的鞍钢、包钢）；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巨型矿石运输船的出现，钢铁工业受原料产地的制约越来越小，区位选择逐步向市场和交通便利地区靠近（如我国的宝钢）。

三、例举、解析和拓展

例1：假定城镇是唯一市场，城镇周围是条件均一的平原，种植农作物的收益只与市场价格、生产成本和运费有关，其表达式为：收益＝市场价格―生产成本―运费。单位面积甲、乙、丙农作物，其市场价格分别为600元、1000元、1400元，生产成本分别为200元、400元、600元，运费与运距成正比。下图是这三种农作物收益随距城镇（市场）的距离变化示意图。据此回答（1）~（3）题。

（1）X、Y、Z线代表的农作物依次是（）。

A．甲、乙、丙B．乙、丙、甲

C．丙、甲、乙D．丙、乙、甲

（2）在距离城镇OJ范围内，为取得最佳综合经济效益，种植这三种农作物的界限应该是（）。

A．E、FB．F、GC．E、HD．F、H

（3）与其他两种作物相比较，单位面积作物Z（）。

A．单位距离运费最低B．单位距离运费最高

C．随距城镇距离增大收益递减最快

D．总是收益最低

【解析】

（1）由本题提供的材料可得下表：从表中可看出，不考虑运费，丙收益最高，因此支付地租能力最高，距城镇应最近，其次是乙、甲。（2）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农作物收益与城市距离不断变化，在OE范围内，丙农作物收益最高，故应种植丙农作物；在EH范围内乙农作物收益最高，故应种植乙农作物；H以外只有种植甲农作物。（3）单位面积Z收益随城镇距离变化最小，说明单位距离运费最低。

【答案】（1）D，（2）C，（3）A

【拓展】由此题得出：如何进行农业区位选择？

影响农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气候、地形、土壤、水源、市场、交通、政策等。在自然区位因素中，气候因素对农业区位的影响极大。在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中，市场因素影响农业生产的类型和规模，并且是社会经济因素中最富变化的因素；交通运输主要影响商品农业。进行农业区位选择时，首先要根据纬度位置及其他信息确定各地的气候特征，再根据等高线等信息，分析各地的地形特征，并结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习性进行选择。然后从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主要从生产成本、运输便利程度、运输费用和时间等方面分析。

例2：假定工厂选址时只考虑运费，且运费仅与所运货物的重量和运距成正比。某原料的原料指数等于该原料重量与产品重量之比。下图中，O点到原料M1、M2产地和市场N的距离相等。据此回答（1）~（2）题。

（1）如果工厂选址在O点最合理，那么（）。

A．M1的原料指数大于M2的原料指数

B．M1、M2的原料指数都大于1

C．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约需要0.5个单位重量的M1、M2

D．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约需要1个单位重量的M1、M2

（2）若生产2个单位重量的产品需3个单位重量的原料M1、2个单位重量的原料M2，那么工厂区位最好接近以下四点中的（）。

A．NB．PC．QD．R

【解析】

（1）根据题目提供的信息可知：选址在O点，原料运进和产品运出的费用最省，由于O点到原料M1、M2产地和市场N地的距离相等，因此，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需要一个单位重量的M1、M2。

（2）从节约运费角度考虑，由题目可知，原料M1需求量最大，运费高，所以工厂区位应靠近原料地M1。

【答案】（1）D，（2）B

【拓展】由此题得出：如何进行工业区位选择？

篇3

［基金项目］ 陕西省交通科技计划项目（10-04R）

［作者简介］ 张 丛（1972―），女，陕西韩城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摘 要］ 运输化理论将经济发展中的运输化过程分为前运输化、运输化和后运输化三个阶段，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以运输需求为耦合的交链点，以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为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在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呈现出弱需求与弱支持、强需求与支持、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的阶段特征。以相关数据进行的量化实例分析一方面支持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另一方面启示区域交通运输在发展后期应着重准备应对完整运输化和后运输化阶段的不同要求。

［关键词］ 运输经济；运输化理论；运输化过程；区域交通运输；弹性分析；耦合

［中图分类号］ F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2―0059―06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Based on Transportation Theory

ZHANG Cong1，PENG Hu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 China；2. School of Highway,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Transportization theory divides the transport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three stages of the pretransportization, transportization and posttransportization. The crosslinking points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transpor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transport needs, the energy transfer influence mechanism is the change process of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s and the diffusion effects, and the pha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hree stages of transportization development are respectively weak demand and weak support, strong demand and strong support, weaker demand and optimized support. Moreover, the paper makes quantified case analysis based on related dates. The results on the one hand support th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transpor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show that confronting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stages of the complete transportization and the posttransport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regional transport development.

Key words:transportation economic；transportization theory; transportization process;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elastic analysis; coupling

运输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没有运输化就没有工业化。运输化理论是首次跳出仅局限于个别运输方式的分析方法，提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运输发展理论。该理论将经济发展中的运输化过程分为前运输化、运输化和后运输化三个阶段［1］。实际上，这三个阶段也是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交通运输子系统所处的不同状态。其中，前运输化阶段主要在工业革命发展之前，其特征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依赖比较小；发展到了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系统进一步扩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运输速度和质量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运输需求越发多元化，并会逐步从初步运输化发展至完整运输化；而到了后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并体现出后运输化趋势。该理论还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按照运输化的这三个阶段进行划分，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

在运输化过程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范围因现代化运输工具的使用而急剧扩大，交通运输因此成为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基础产业。［2］由于仍处于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的运输化从总体上看也属于初级阶段。探索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能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运输化初级阶段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是决策者和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基础交通条件也不一致的大国，区域差异及其特征明显，不仅有东、中、西部的局部差异，还有局部之中各省份之间的地域差异，因此基于运输化理论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有一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比如：郎志红的研究认为，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经济空间结构及区域市场都会产生影响，我们要注意发挥这些有利因素，促进经济发展［3］；周志龙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与交通运输结构发展变化关系探讨了交通运输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了不同区域经济因素对各交通方式的影响以及各区域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4］。但是，基于运输化理论来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却不曾见到，本文拟就此做以下探讨。

一 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

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整体上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不论是整体上的交替推拉，还是阶段化的相互影响，也不论是全局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实际上正是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耦合作用的过程。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 张 丛，彭 辉：基于运输化理论的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所谓耦合，原本是指两个本来分开的电路之间或一个电路的两个本来相互分开的部分之间的交链，可使能量从一个电路传送到另一个电路，或由电路的一个部分传送到另一部分，其中，多个物理场相互叠加的影响问题被称为多场耦合问题。图1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示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直观地体现在其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上，并最终以GDP来量化反映；区域交通运输的实现需要有移动线路、沿线设施等基础设施和移动设备，并集中表现为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以客运量和货运量来量化反映。两者可视为两个电路或一个电路的两个部分，其间相互交链，能量可相互传送，正似上述的耦合关系。而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中不同的区域A、B、C，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不同的运输方式，客运、货运等不同的运输对象，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不同的产业分类等，都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物理场，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影响，使得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更似多场耦合，变得极为错综复杂。

不过，运输化理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理念，又使得这一错综复杂的多场耦合关系回转到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对简洁的两两耦合关系上。正如图1所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下文则分别就两者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以下分析：（一）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

1.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它决定着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建设、结构、布局等都必须服务且受制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它的发展需要对应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动力。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交通运输发展会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同时必然带来区域内外资源、商品流通数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这就要求区域交通运输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带动区域交通投资的增加与运输发展水平的提高。换言之，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增强，使得运输需求随之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了区域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图1 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示意

2.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反过来，区域交通运输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动脉和联系各行各业的纽带，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先导作用，区域交通运输为了满足不断增强的运输需求，自身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而运输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也是区域交通运输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增强的过程，并会影响和带动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直接影响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产业布局的优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从而提高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具体而言，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交通运输能提高区域可达性，增强区域竞争力。区域运输条件改善，运距缩短，运时减少，运费降低，能够提高区域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可达性，改变区域经济地理位置，使区域工农业生产的成本降低，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2）交通运输能促进资源和产业布局的优化。交通运输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的交流更加方便、频繁，促进区域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使产业布局在更大范围内扩展成为可能，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地域分工格局。（3）交通运输能扩大市场范围。交通运输对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运输工具速度、运输质量和运输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对外交流的增多与商品流量的增加，进而可促进原有专业化市场的扩大、新市场的形成，以及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4）交通运输能优化区域城镇布局，促进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城市产生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交通运输集聚和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原有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城镇迅速形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城市功能多样化，城镇体系逐渐成熟，从而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和沿线地区的发展。

（二）耦合关系的阶段特征

1.前运输化阶段：弱需求与弱支持

此阶段处于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方式以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由于能够自给自足，因此经济、生活等都相对封闭，交换、出行等非常有限和简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也相当有限，因而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较弱。然而，满足需求的过程才是自身发展完善的过程，较弱的需求自然便无法有力地刺激和推动交通运输的快速高效发展。相应地，由于交通运输的缓慢发展，其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也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仅是弱支持。而这种弱需求与弱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并未充分体现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2.运输化阶段：强需求与支持

运输化阶段是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此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开始步入交替推拉、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快速发展时期。正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集聚、扩散与运输需求三点同时由弱转强，推动了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完善，反过来，运输的强需求得到满足，集聚、扩散效应随之增强，基本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而这种强需求与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已基本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3.后运输化阶段：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

后运输化阶段最为突出的标志是信息化的发展日趋成熟。虽然在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已变得较为充分，可以达到交替推拉、循环往复，以至螺旋式上升发展，但是，交通运输在这一阶段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也只是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即完整运输化。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即便有了完整的运输布局，但并非所有的运输都是高效、经济、优化的。经济学讲求最优配置，社会经济也讲求最优发展，因此，后运输化阶段的信息化无疑比运输化阶段完整的运输布局更为重要，所有的集聚、扩散、运输需求以及需求的满足和效应的传送都必将借助信息化来最终实现。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强变弱了，而交通运输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相应由支持变为优化支持。而这种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最终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二 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

发展的实例分析

在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框架下，本文拟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弹性分析等方法来定量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其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关系，并基于相关数据进行实例分析，以为有关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参考与依据。

自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交通抢抓机遇，加快调整运输结构，协调推进区域交通发展，交通布局和通行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善，发展成效明显。“十二五”期间，陕西省的经济结构特点与经济发展形势，又构成了陕西交通发展新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特色的日益强化，对交通运输能力、布局和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5］。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选取陕西省交通运输快速发展的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同时，选取客运量与货运量指标来表征区域交通运输发展水平，选取GDP来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选取的相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用来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或积矩相关系数)来讨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r=∑(xi－)(yi－)∑(xi－)2∑(yi－)2 （1）

其中，x和y为相关变量，分别指表示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r的取值在-1和1之间，符号表示两个变量变化的方向，绝对值表示两变量的密切程度。

基于相关数据，采用公式（1），利用SPSS软件分析可得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相关系数值均大于0.95，表明表征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客运量、货运量指标与表征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GDP指标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因果关系分析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因此，此处仅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间的单向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考虑以下回归：

xt=∑mi=1αiyt－i+∑kj=1βjxt－j+u1t （2）

yt=∑mi=1λiyt－i+∑kj=1δjxt－j+u2t （3）

其中，u1t和u2t假定为不相关。式（2）的零假设：α1=α2=…=αm=0；式（3）的零假设：δ1=δ2=…=δm=0。

对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值都大于5%临界值，说明以上两对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两对序列做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得出它们的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说明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之间具有协整性，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运用EViews软件可得出如表2所示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显示出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

（三）弹性分析

运输弹性系数是交通运输量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比值，运用运输弹性系数可以判断运输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反映运输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适应程度的大小，或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β=VT/TVE/E=VTVEET （4）

其中，T、VT分别表示某一时期内发生的交通运输量及其增量，E、VE分别表示同时期内的国民经济总值及其增量。如果运输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这一时期运输量增长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等于1，表示两者发展速度相同；小于1，则表示运输量增长速度低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可计算出所有变量的年增长率，再由公式（4）计算得出运输弹性系数β。为了消除其他不定因素的影响，同时便于比较，本文将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划分为2001~2010、2001~2005和2006~2010年三个时段来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在不同时段，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显现出增大态势，但整体上均小于1。

表3 陕西省2001~2010年的运输弹性系数

时段

客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2001~2010

0.5206

0.4693

2001~2005

0.3177

0.4571

2006~2010

0.9420

0.7562

为了对比不同阶段交通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或支持程度，本文还选择了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均较高的美国，分析了其同时段的运输弹性系数，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美国的运输弹性系数也小于1，且在2006~2010年小于2001~2005年，显现出了下降态势。

表4 美国2001~2010年的运输弹性系数

时段

客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2001~2010

0.7805

0.7768

2001~2005

0.8409

0.8017

2006~2010

0.6456

0.7239

（四）结果分析

2001~2010年是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较快的10年，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按照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此阶段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应对交通运输有较强需求，而交通运输反过来相应支持着其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交替推拉、上行发展。通过上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实例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是推动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原因。而运输弹性的实例分析则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的强需求与刺激下出现了较快增长，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分别由2001~2005年的0.3177、0.4571增大至2006~2010年的0.9420、0.7562，对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和支持程度也随之大幅度提高。综合起来看，现阶段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计算结果支持了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然而限于发展水平。陕西省的实例分析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尚处于初步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无法验证运输化过程发展至完整运输化甚至是后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为此，本文以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都较高的美国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结果表明，美国2001~2005年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已分别达到0.8409与0.8017，处于较高水平，而在2006~2010年则分别下降为0.6456与0.7239，说明随着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在整体式立体布局已经较为完备的基础上，运输已变得更为高效和优化，不再表现为数量上的单纯增长，而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优化支持。

三 结论与启示

基于运输化理论，本文探讨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指出两者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整体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本文还以陕西省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例，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支持了现阶段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同时以美国同时段的相关数据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说明了完整运输化或至后运输化阶段时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耦合特征。

本文最主要的启示在于：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耦合发展，交通运输虽然受制于经济发展，但又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对于陕西省而言，现阶段仍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对于经济发展的适应和支持还主要体现于量上的增长，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基础和先导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后期一方面应着重准备应对完整运输化阶段的高要求，对交通运输的整体式立体布局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优化，另一方面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着手进行与交通布局相对应的运输信息化配套建设与准备，为进入以信息化为统领的后运输化阶段奠定应有的基础。此外需要指出，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存在区域差异，但总体上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都应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因此，对于陕西省的上述启示应该同样适用于我国的其他经济区域。［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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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政府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82—0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渐行渐远，但是危机治理政策还在发酵，一些国家宏观和微观层面均出现良性运转，长期和短期的治理效果都较好，而有的国家却出现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及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不一致的现象。就我国而言，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2013年6月短暂的钱荒引发股市波动。虽然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高涨，但政府却表明态度决不救市。前后比较可以看出，近些年政府政策变化较大。至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以及政策制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正确评判过去政策制定的依据，也有助于理解当前政府的行为及未来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是非完全理性的偶然的渐进过程，且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较大。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黑箱过程。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还存在及时性特点，参与决策的人数更少，因此相对于其他政策，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黑箱特征更为突出。基于此，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和论证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因素。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一）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国素主要包括：一是国家制度。所有社会力量和利益联盟的政策诉求。都要通过国家机器以及由此构建的政策平台才能实现。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在金融危机救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仅限于有货币国家）——为银行的负债担保，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在金融危机救治过程中，国家（最后贷款人）首先要确定的问题是救谁和救什么，而“救谁和救什么”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然而，国家制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三是社会经济意识。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经济意识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偏好和价值判断，而这些社会经济意识会影响到政策的选择。如果不顾及社会经济意识，不仅使经济得不到恢复，甚至会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社会经济意识的主导者一般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言行影响着居民对经济政策的解读。同时，社会经济意识也是传统、文化乃至习俗相结合的产物。三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从两个方面影响政策的制定，即国际经济环境本身和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得越紧密，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因此，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把国际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不过，超级大国可以利用其经济地位，率先实施某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而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该政策的影响。超级大国也可能为了避免引起众怒而采取政策创新，乃至按照大国利益修改国际惯例。

（二）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行为。政府可以分为强政府和弱政府。强政府政策颁布和执行的时滞较短，而且一般可以实现预定目标；弱政府的政策时滞较长，且往往流于形式。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为了确保政局的稳定，不论强政府还是弱政府都会采取强制政策。从效果来看，弱政府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尽管时滞较长，但政策往往科学性、公平性相对较好；强政府治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较高，但政策的结果往往不能准确把握。二是企业。公共政策的实施结果总会是一部分人受益或者一部分人受益更多，但大部分情况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对此，企业会通过寻找联盟或者代言人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以使政策对自己更有利。这是企业间的博弈，也是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是以企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三是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直接参与危机救治行动、承担危机的损失，是源于官方救助资源的有限性。影响金融危机治理的国内社会组织主要是工会和行业组织，但其行为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影响表现在，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行为和自救行为，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还可以推动政府制定更有利的危机治理政策。消极影响表现在，游行示威、罢工等破坏行为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此外，国际社会组织也会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如IMF作为重要的国际社会组织，对各国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践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尽管从结构上看，各国的治理政策都是扩张性政策，但各国的政策手段存在很大差异，且从结果上看，不同国家相同政策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而这是多种政策制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宏观影响因素具有趋同性

根据2008—2010年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制定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反推其政策的属性——制定的政策是否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一致，如果一致，就说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影响了政策制定，反之就没有影响。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具有以下特点：维护资本利益、采取凯恩斯主义方式、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也就是说，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宏观因素具有趋同性。宏观因素的趋同性给予了政策决策者一道保护屏障，因为纳税人能够较容易接受整体宏观环境的状态，从而减少了对决策者的质疑。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更加重视资本的权益。所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危机治理的首要考虑对象，尽量减少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不仅是国家制度的要求，也是资本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其次，社会经济意识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后社会可能产生的反应。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但要破除这种意识的影响还有待时日。从理论角度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政府干预经济已基本成为共识，但政府干预经济的背景仍是自由市场经济，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不过是短期应急行为而已。尽管有学者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但是已经没有政府敢冒这样的风险，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已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共识。最后，国际环境对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不一。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几乎成为危害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尽管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已成为共识，但实施过程仍然障碍重重。国际货币体系、贸易体系的扭曲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但其变革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与此同时，国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国际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等也在影响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总体而言，政治经济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环境制定利己的经济政策，并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而一般国家只能适应国际环境，在既定国际环境中尽可能制定有利于提升国民福利的政策，或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政策。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实际上是对国际环境的适应性选择，而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意识只不过是以适应国际环境为前提，进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微观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

根据2008～2010年世界各国制定的金融危机政策，比较政策制定后各利益群体所获利益的大小，其中获利最大者也就是影响力最强的。各国不同的微观基础决定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微观影响因素中，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日本则依次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欧盟和美国则依次是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意识存在趋同性，且资本利益是金融危机救治的首要选择。资本可以分为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当国有资本占据重要位置时，就可能出现强政府；当私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时，就可能出现弱政府。当出现强政府时，政府能够很快做出决策，而且政策会以政府利益最大化或倾向某一利益集团为前提。相对而言，弱政府面对的是实力强大的私人资本，治理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充分考虑资本的利益，所以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能够发挥更大影响，并导致较长的政策时滞。同时，在金融危机中，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受到危机的冲击最为严重，而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又占据重要位置，因此治理金融危机便要拯救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一般而言，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在国民经济中都会处于相对或绝对的垄断地位，并会形成相对强大的利益集团，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弱政府而言，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较大，而且也只有在金融资本的风险解除后，政府利益才会得到保障。此外，伴随金融危机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和居民有效需求下降。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会采取扩张性政策，而扩张性政策的结果是普通纳税人的利益受损。而且不论政府采取何种政策手段，如果其政策立场是倾向于资本的。那么普通居民都会因为这一政策而遭受损失。政府扩张性政策的资金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财政收入和政府发债。金融危机导致财政收入减少，所以政府发债是较为普遍的选择，但发债的结果是居民负担加重或是忍受发债导致的通货贬值。从目前来看，除了提高失业救助和社会保障，以居民利益为主导的危机治理政策相对较少。

篇5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差异,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及其差异性随之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1-5]。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不断通过对东西方共同经验的总结与遴选,根据中国国情展开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不少学者把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归纳为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总量、增长速度等方面或是经济在总量、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等所有方面的特征,从而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指标选取上也存在单项与复合性指标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断由省域、三大地带的中观尺度转向县乡区域单元的微观尺度上;中外学者从区域角度来探讨区域政策、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投资规模、区位条件和政府作为等复合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普遍认为1990年以来无论是省份之间还是四大地区之间区域差异都不断趋于拉大,并且经济在几大都市圈地区集聚的趋势加强,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导致中国欠发达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并存的格局[8]。

鉴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内(际)、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国西部省际之间县域单元发展研究较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与内部差异的深层次研究更为不足,本文试图对目前全国经济格局下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问题:理论上,空间极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地区内部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空间极化发展现状如何?增长极与所导致的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何种格局,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怎样及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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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杨荫凯,谢湘明.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与构想[J].宏观经济管理,2008,(2):22-25.

篇6

 

本文从经济法着手，分析了经济法制定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阐述了经济法制定后产生的一些问题，希望为完善经济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作者简介：侯云瀚(1989-)，男，汉族，黑龙江泰来人，大学本科，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助理经济师，研究方向：法学(经济)。

 

经济法是从国家的整体经济出发，是政府对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进而开展一系列法律管理和调控的法律体系的整体。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节能型分析，是我国经济法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开展经济立法、司法活动的重要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关于经济法的研究工作不断的深入着，希望能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方面，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经济法进行不断的完善[1]。

 

一、经济法的功能和构造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能够更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政府预设的经济法规范进行政府调控。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和采用的措施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大的作用。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关系上，不能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侧面看待经济法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入手，充分认识和评价经济法产生的行为后果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二)经济法功能的构造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点中体现出来，一是从经济法对社会活动中主要参与的经济主体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体现，二是经济法对社会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来体现。经济法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体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经济主体也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法影响和诱导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影响来调整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2]。

 

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活动来实现，因此要想知道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不仅要了解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法所产生的作用，也要观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部分，也就是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2]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功能，社会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行为的导向功能，三是文化的传递功能。或者也可以从信息作用、约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励作用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虽然在对社会经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从分类的内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们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仅仅集中在一点。

 

社会经济如果要迅速的发展，那么就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协调和动力，这两个条件影响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经济法要具备以下几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3]。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有重要作用。权利和义务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体现，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所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法律的基本运行机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社会角度的人和经济法角度的经济主体的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关于社会经济的分配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资源和资格的分配，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条件，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符合法律资格，经济主体在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行使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法对资本和资源干预分配，这在经济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资源的分配干预方面，都会对社会中的不同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以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的确定，同样也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对这种预期的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中，影响评估结果的要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激励功能

 

在社会经济中，经济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动中经济主体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在追求利益时，来自利益的追求是动力，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保证人在追求利益时的可靠性。同时，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也会始终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使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

 

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在激励中经济行为才会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所以要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赏罚。经济法的激励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产生一定影响，这会让人们不断改正自己的偏好，严格按照经济法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有着明显的激励效果。(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所以在进行交易时，要先确定交易伙伴和交易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包括谈判费、合约费、监督履行合约的费用等，要对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体现了对经济法的遵守。

 

遵循经济法体现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法的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都与经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直接出台经济政策法规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直接影响市场机制，而我国通过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推动和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主体、确定市场规则的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弥补了商品市场自身的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经济法影响着劳动力市场

 

中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我国政府的调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市场自发与政府主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劳动就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自主择业的新型就业体制，少不了劳动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保证。经济法促进了劳动力来源的丰富性，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对政府促进就业进行了督导，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四、结语

 

经济法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不断完善中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所以，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的研究，保证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篇7

关键词：资本范畴人力资本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人力资本理论自创立以来，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经验应用最多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被应用到各个应用学科和研究领域,但由于对人力资本的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于人力资本到底是什么，应该怎样来界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研究上就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本文将根据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来探讨人力资本的内涵，指明人力资本的本质，揭示人力资本出现的社会经济条件。

一、理论回顾

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他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资本观》一书，在该书中，他从个人教育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来计算教育的经济效益。真正形成理论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1957年，明塞尔的博士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对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存在的必然关系进行了认真研究。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以此为标志，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1964年，贝克尔发表了《人力资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是对人力资本的内涵仍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自从改理论传入我国，兴起了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国内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大致有两派：

一是默认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其中根据不同的研究思路，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沿用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作相关方面的应用研究。另一种是从经典作家那里找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对于第一种思路：比如有的从企业的契约性质研究人力资本，认为“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里资本的特别合约”，并且认为“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气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离地属于其载体”。（周其仁，1996）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并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方竹兰，1997）有的则认为“我国发挥比较优势的关键是,将更多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王树同，2003）加快人力资源的转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形成的资本。”(李宝元，2000)对于第二种，主要是引用经典作家有关人、教育等方面的论述，作为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以此说明人力资本很早就有了，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最近才发展起来。比如有的认为“斯密敏锐地认识到,人的知识、经验和才能对社会生产有重要作用,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王建民，2002）有的从“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出发探询了马克思关于“人力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产权特征、形成途径、层次性、定价等”。（焦斌龙，1999）

二是不同意人力资本的提法，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比如有的认为“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提出“人力资本是指在知识、技术、信息同劳动力分离，成为独立的商品参加市场交换，且这种交易在市场交换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由投资而形成的的高级劳动力。”(冯子标,2002)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个错误的概念”。（张海云，2003）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置疑。有的提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三大悖论：人力资本确认悖论、人力资本激励悖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模式悖论。”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置疑。（张兆国，200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前者并没有去过多思考人力资本本身的内涵，作为既定的含义，搬来就用。后者尽管提出了质疑，但是并没有说清楚人力资本的含义，并且在有些地方的论述也存在问题。两者都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做出很好的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人力资本的内涵。本文将利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原则，通过资本范畴规定性的分析来探讨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揭示人力资本产生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二、人力资本范畴内涵的规定性

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哲学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起点，也就是逻辑的起点；思维形式中概念又简单到复杂上升的过程，反映着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这一方法论，任何客观经济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样任何经济范畴的出现都是客观经济关系的反映和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范畴时，所应用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借鉴。

下面就从资本范畴的规定性说起，首先澄清人们对资本范畴的误解，进而分析人力资本范畴的规定性。

从资本到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不是概念上的简单扩展，而是生产方式演变的一次质变。这样的认识，只有必须从资本的本质规定性才能得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经济范畴，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从资本这一抽象范畴到人力资本这一具体范畴，从逻辑上来讲，人力资本范畴必须包含资本范畴的规定性。所以要认识人力资本的内涵，必须弄清楚资本的规定性。

对于资本的规定性，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强调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它必须的载体。”（曾康霖，1990）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其社会形式，又有其物质承担者。所以资本范畴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所体现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的本质规定；另一方面，是资本关系所赖以体现的物质的、客观的和自然的内容和形式。这是资本关系的载体，是资本形式、运动和发挥作用的外在形式和物质前提”。（崔学兰，2003）资本的本质规定和资本的外在形式是统一的，是不可分离的。

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所以资本不是作为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即作为进行新的生产手段而积累起来的物化劳动本身并不是资本，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一种社会关系。所以对于资本范畴来讲，尽管有学者做了“资本范畴再认识”的研究，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认为“资本是本质规定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但是把资本的内在规定分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和资本的特殊社会规定”。并认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物化的剩余劳动不断吸取活的剩余劳动，从而不断增加和扩大自身的关系”。这是一种“关系”，但是这并不是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样的认识把资本理解为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范畴，资本成为一种永恒。作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首先反映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然后才是体现在一个物或载体上。

所以对人力资本范畴来说，人力资本也应该是一种内在本质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体。冯子标在《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研究》一书中指出“人力资本是其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统一体”。这无疑是正确的、有见地的。然而由于其没有真正理解对于资本来讲，资本的本质内在规定和外在形式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其对人力资本含义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从而利用“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得出“劳动力是其内核和自然基础，投资是外在约束，人力资本正是劳动力成为投资的产物。”混淆了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含义和区别。当然，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高级劳动力”，这种把人力资本归为劳动力的看法无疑是有创建性的和值得肯定的，但对于高级劳动力的说法及对其原因的解释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但这其中已经暗含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一种推动。侯风云在《论人力资本概念》一文中，尝试用“资本”的概念来说明人力资本，但是其仅仅判断资本的标准定义为“是否有超过投资价值的价值产生，这种超额价值是否为投资者所占有和支配。”只是从静态的表面上看是否有一个增值额的产生，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力资本的含义。

所以对人力资本来讲，它应该是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新的资本形态。马克思说：“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同样，人力资本体现了一种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在这样的生产中，不是物质资本利用人的活劳动为手段来增大自己，而是人的活劳动利用物质资本来不断的增大自身的过程。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体现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变迁，是比物质资本更高一级的新的资本形式。

对于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也就是人力资本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我们认为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根据马克思“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合。”的论断，而体力的内涵必然包含健康，智力总是体现在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拥有。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简单劳动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复杂劳动将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主要方式。这时的劳动力已经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的表现，而是蕴含着先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复杂劳动力。所以，我们就把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界定为劳动力，这样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就体现为劳动力，但是劳动力是在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之后才成为人力资本的载体的，是人力资本内在本质规定的基础。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力，跟西方学者及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但是他只是将人力资本纯粹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说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反映其本质的规定。而我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基本照搬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定义的描述，“多数人力资本理论的文献，也不过是将对（非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原理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而已。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和收入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更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李宝元，2000）“资本的概念不仅仅局限在于物质资本，而应该扩展到人力资本，即投资于人的智力、体力、和技能的资本成为人力资本。”（侯风云，2003）他们所说的人力资本不过是花费在人身上的货币（或价值）的另一个不同说法而已。根本没有去仔细研究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仅是把资本概念在名称上加到人身上。

所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知：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它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了以人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更高的资本形式，这是它本质的规定性；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为劳动力，以劳动力为载体。两个方面统一，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

三、孕育着人力资本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表现

任何一个经济范畴的出现，必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形式，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社会生产关系的范畴，必然有其丰富的社会经济背景。那么对于人力资本，是否具备了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呢?我们认为当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已经孕育着人力资本的出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根本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真正确立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中心地位。

20世纪70年代，美国提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到了90年代，又提出了“新经济”，引起学界的关注。联合国研究机构和经和组织的专家提出了“知识经济”，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新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自动化机器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牢牢束缚其中,充当“会说话的工具”,而是彻底从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站在一旁,通过遥控指挥工具系统进行生产,并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跟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发生根本的改变。

由于知识越来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地取决于知识的投入,知识可以扩大传统生产要素的能力,还可以提供调整生产要素、改进生产程序、创造革新产品的能力。而这些知识的生产者和携带者不是别的载体，就是人本身。所以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作用——人的智力、创造性成果的作用。所以劳动者在生产中确立了中心地位。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将催生出与其相适应的性的新的更高级资本形态——人力资本。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融合表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预示新的经济发展结构的出现，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和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改变。

在工业、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模式下，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很难的。但是在以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模式下，一方面，这些产业主要依靠智力活动或者个性化的个体劳动，这是传统的机器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深化”逐渐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路径。而以这一切都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变化。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法，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的转移早在20世纪二三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到20世纪中后这种转移表现得更加明显。到了1965年，在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降低到了3%、10%、4%、3%、7%，工业所占比重分别降低到34%、37%、44%、35%、31%，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均已超过50%

伴随知识经济进程,出现了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部门在数字融合基础上的产业融合。这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根本性改变,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革命。

“随着产业融合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它将导致产业发展基础、产业之间关联、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组织形态和产业区域布局等方面的根本变化,最终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面貌。推动人的地位和经济价值的提升。

第三、企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及其治理结构的变化反映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协作体系的日益发达，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理革命”------“专业经理取代公司所有者成为决策者”1932年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Means)在他们合著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ModernCorporationandPrivateprop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公司和控制权从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手中，转移到经理手中获得趋势。1941年，伯纳姆（J·Burnham）在《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ManagerRevolution:WhatitHappenningintheWorld》一书中，第一次把这种现象称为“经理革命”。“经理革命”的过程，就是“经理式资本主义”取代“家族式的或金融的资本主义。此时，“资本是目前大公司可以自给的东西，老式的“巨头”已经不中用了，于是美国经济领域中的权势便有资本转移到组织才能的方面。”所以“在这里已经不是‘消极资本’即纯粹的企业财务资本的存在，才是个人、经理等人力所有者‘有碗饭吃’,而是‘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企业的人力所有者——保证了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扩张。这个局面底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市值上升，非人力资本的市值下降，何怪之有？”

第四、分享制公司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逐步演变成一种与传统的支薪制公司相竞争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直接反映了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变化趋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公司，甚至一些传统行业的大公司中，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到利润分享者的行列。分享制有员工持股计划、利润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在分享制发展的广度方面，日本到1998年发展到91%，美国在30%以上。在分享制的深度方面，日本员工分享额占公司利润的比重在42-67%之间，而美国经理人员的报酬结构中，固定工资、年末奖金和股票选择权的比例大体是4：3：左右。

并且，一些西方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趋势，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设法鼓励利润分享和股权拥有。如英国政府1987年通过的2号财政法不仅批准了以支付现金为形式的利润分享计划，而且职工的利润分享收入可以享受减税待遇。而美国政府也从1974年开始，陆续通过了16项鼓励推行职工股份所有制的法案，利用免税的优惠政策为ESOP打开绿灯。到1986年，美国实行ESOP的公司大约为8000家，约有1000万雇员参加到此项计划中，约占全美雇员总数的8%。

以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说明了人力资本的产生所必须具备的相应经济基础，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将会随着这种趋势的推进，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形式，历史地登上舞台，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认识的根本任务就是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所以，对于人力资本我们要从大量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现象中，来认识到人力资本的本质，而不能盲目的照搬别人的东西，仅看到表面现象，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的结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在社会范围内出现人力资本的经济基础。孕育人力资本产生的经济结构变迁的种种表现也是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但这也并不是一种很普遍现象。所以在谈人力资本时，我们不能无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大肆鼓吹。

在我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方面存在以下误区，必须加以纠正，否则会产生不良后果。

第一，就人力资本谈人力资本，而不管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有时认为是指劳动者，有时是指劳动力，有时指投资在人身上的资本（价值）。含义混乱，依次作的相应对策必然出现偏差。

第二，人力资本与产权挂钩，以偏概全。在研究上，把人力资本局限在小部分人的范围内，将人力资本等同于职业经理人和技术创新者，排斥了在普通劳动者。提出人力资本入股，也就是经理人和技术创新人员入股，分享企业所有权。而把普通劳动者排除在外，忽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对普通劳动者造成极大的伤害。这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三，脱离实际经济条件，谈经济发展时，就讲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实“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并未过渡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性的生产要素的经济发展阶段”。“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就是因为缺乏人力资本的观点在真正了解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专家看来也是肤浅的，因为从另一角度看，人力资本缺乏毋宁说正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认清此问题，主要的任务是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和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也是不同的问题。其实教育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的重视，而不是因为有了“人力资本”才使教育受到重视，才应该重视。

注释：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

他在该文中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论证了市场中的企业是一个特别合约，并且默认了包含企业家和普通劳动者在内的人，甚至奴隶都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但并没有去对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作进一步深入考察，仅仅是借用了西方学者的看法。

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J].经济研究,1997（6）.该文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并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作出说明，这样的判断又能有什么意义？即使是把人力资本所有者认为是劳动者，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从而混淆价值和财富的区别。

焦斌龙.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J].当代经济研究,1999（6）.作者在本文中，把人力资本的名词硬套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上，不加分析的把劳动力等同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是违背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劳动力的本来意义。

张海云.人力资本理论质疑[J].当代财经,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0页

本理论质疑[J].当代财经,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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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开始上升，至2000年达到7.0%，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老龄化社会，预计2025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14.0%，进入老龄社会，2040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23.3%，进入超老龄社会[1-2]。反观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日本，1920～1955年该指标徘徊在5.0%以下，1970年达到7.1%，1995年达到14.5%，2010年达到23.0%[3]。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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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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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相对于上述生活方式论和物质资源论，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闲暇活动论从而对上述理论做一定的补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状态下降而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都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下降，外出活动减少致使社会健康恶化。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动的内容与事件，客观地促进了社会健康与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进一步延长了生存时间使得死亡风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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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环境；计算机网络；经济发展

计算机产业的快速发展，是21世纪社会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动力形态。随着国内信息产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它在社会经济结构完善与创新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为此，明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促进其发展的前提条件。

1基于信息发展下计算机网络与经济发展关系定位

想要彰显计算机网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要先对两者之间的开发趋向进行定位，笔者将其要点归纳为：

1.1经济发展是计算机网络开发的物质基础

依据哲学理论可知，社会经济发展是一切物质发展的根本性动力，它为社会多元性整合提供了可实践的环境。计算机网络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自然也要遵循这一基本规则[1]。也就是说，如果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社会物质条件、经济产物逐步增加，创新，则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要求也会逐步增多，尤其是便捷化的网络信息产业传输形式，更是会成为新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比如，虚拟经济体系的建立，虚拟金融产业开发等；反之，计算机网络仅仅是一个虚拟空壳，借助程序所传输的信息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自然也不会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计算机网络开发最终就会消失在人类的发展舞台上，本文对经济发展中计算机网络开发物质基础情况进行探讨。

1.2经济发展是计算机网络开发的目标趋向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是社会需求情况直观性展示的实践形态，它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形成良性的经济运转与调控模式，满足和适应不同阶段的实践需求。一方面，经济发展往往是通过多方面形态展示出来的。比如，金融产业繁荣发展、农业开发产业链良性运行、教育人才输出结构协调推进等方面，计算机网络开发则是在社会基层变化的基础上，对应进行技术、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它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从某层面而言，只要经济发展趋向明朗，则计算机产业必然要跟随相应的进行延伸性开发。比如，计算机网络中的农业经营产业链、网络规划格局等，这些都是计算机网络在社会经济发展体系的引导下进行深入性探索的具体表现。

1.3计算机网络是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动力

计算机网络是在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下形成的一种动力开发形式，它迎合了社会资源综合运用、多视角联动的实践效果需求，同时能够在用户需求结构逐步更新的状态下，实现多元化定位的互动沟通，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多维经济因素创新型开发的状态下，实行层次化的转变与优化时，自然也需要有与之对应的结构体系作为向导[2]。也就是说，社会计算机网络结构的出现，已然成为新时代经济资源多维度运行的主导性因素，它可以反向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寻求更加多维的产业实践导向体系。

1.4计算机网络是经济发展的新式展示形态

计算机网络发展至今，已经逐步形成了基础程序结构、智能化产业开发、数字化信息联结等，多方相互沟通的信息传输沟通循环模式。当社会网络信息体系逐步完善、创建时，计算机网络模式可起到综合定位与协调运行的调控状态。其一，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实行数字化、程序化的经济运行模型创建。比如，社会现代化金融交易产业链、社会产业沟通金融因素调节等；其二，计算机网络为社会经济资源的运行带来了更为直观的展示形态。比如，大数据分析模型，信息产业核心折线图等，它们都可以利用多样性的信息传输导向需求，打造与社会模式相互承接的社会资源整合结构，这些都是计算机网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新形式的展示形态。以上四部分，就是关于信息发展下计算机网络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探究整合归纳。

2基于信息发展下计算机网络与经济发展联动方式

基于信息发展下计算机网络与经济发展联动方式调控要点可归纳为：

2.1创建多层次的发展结构

在信息发展的背景下，计算机网络结构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兼容并进，首要工作是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形成多层次相互融合、相互带动的产业资源整合新模式[3]。简单来说，就是在社会信息环境下，将能够带来社会经济效益的因素，都规整为一个系统化的产业开发调控链条，这样方可确保多重控制条件之间的综合运用，逐步整合，我们将这种新型联动形式称之为经济模式。其一，计算机网络在新模式中的融合，需要将基础创造动力的条件都进行无缝隙关联。比如，社会金融领域既要与农业开发进行关联，又要与工业领域的开发需求情况进行适当地调配。这些与社会资源之间相互的基层因素，需要在其基础发展结构的状态下，合理进行实践要素的整合与定位。比如，未来进行社会经济发展与计算机网络之间沟通与互动期间，有序进行各类管理调节要素之间的把握与分析，可以采取以下实践要点：(1)结合社会计算机网络结构的基本情况，对未来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情况进行多元化统计与定位后，初步进行发展状态的评估。(2)将当地农业、工业以及旅游产业三个部分的核心部分进行统筹规划，并实行具体化的经济资源条件统筹安排。(3)利用计算机网络常见市场化的三方联动性产业经济体系。同时，逐步将医疗、保险、教育人才培养机制、养老管理等方面的信息都进行分支结构的设计与协调性安排。结合计算机网络发展的基本情况，形成社会资源模式与计算机信息传输渠道相互协调的信息规整结构，可避免局部经济产业发展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情况发生，它是规避产业开发资本要素，合理实行新型经济资源定位探索的保障性条件。

2.2探索便捷性的产业实践导向

在计算机发展的状态之下，实行计算机网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探索过程中，可实行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平行性定位分析：(1)社会经济要素的长期性发展探索过程中，明确各类因素之间相互协调并进的趋势。比如，农业周期性开发后，要如何对社会经济资源条件进行探索规划，如何从计算机产业未来定位的视角上加以科学性探讨等。(2)在信息发展因素科学性整合后，结合金融领域、旅游产业开发趋势等方面，探究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实行网络虚拟信息交互期间的产业深入性开发推进。从计算机网络发展和社会经济开发的具体情况入手，系统进行统计条件等深入性分析与把握方式的定位方式，起到了很好的资源统筹规划与科学性引导的作用，它为社会资源的统筹安排带来了可靠的保障。

2.3规制灵活化的发展体系

计算机发展环境下社会金融资源的统筹安排与科学性分析，除了有内在因素的整合作为保障，还需要有外部辅条件作为基础。一方面，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计算机产业实践期间，应形成系统的产业规划体系，并着重加强对计算机信息安全防护等方面的把握；另一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制度也要进一步整合定位[4]。比如，经济法、经济纠纷处理策略等内容，都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具体的相关性条件。在未来计算机发展环境下进行规制条件的探讨中，相关工作实践期间可以给予具体的制度调整方式：(1)在当前计算机产业规划的思路上，合理进行产业开发要素的明确管理。比如，计算机网络金融体系、社会资源整合思路等方面，都是其探讨中不可忽视的方面。同时，计算机安全信息结构进行定位解析时，也要进一步确定规制因素探讨思路，开展线上与线下安全问题的协调同步。(2)当前金融经济产业因素的调整与把握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经济产业中的相关制度。从计算机网络结构现有规制条件开始，有序进行产业实践方式的统筹规划中，如何创建更为规范化的产业管理模式，可以最大化的减少计算机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创建更符合社会需求的资源运行结构。

2.4形成服务化的市场运行循环

形成服务化的市场运行循环结构，是信息发展状态下计算机网络与经济结构之间良性调节的因素之一。简单归纳，它主要包括关联条件、供求规则、市场形态以及实践趋向四个部分。在未来进行计算机网络和经济发展关系之间的定位剖析时，将以上四部分的探讨方式整合为：(1)不断在计算机网络发展的状态下，寻找能够将经济开发因素关联在一起的条件，实行更加多维度的产业经济规整思路。比如，智能化电子产业等方面。(2)供求规则的调整。在社会经济结构体系逐步完善过程中，通过技术更新、思维意识更新的方式，寻求与社会发展趋向相互一致的定位探讨趋向。(3)在市场结构动态开发导向的视角上，开展社会资源的统筹安排。比如，结合经济结构规制思路，开展相应地资源统筹安排向导。(4)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有序进行归类具体问题，实行相应具体的结构处理体系，打造良好的产业结构规制结构，这就是社会资源结构统筹的代表方式。从产业结构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形成良好的城市规划服务模式，是创建科学而长远的产业规划新导向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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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民间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已形成巨大的力量，但由于非正规金融机构存在市场化程度低等缺陷，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是一种必然，它将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问题，国内理论界大致形成两大思路，一种是坚持政府主导，充分运用现有农村金融的组织体系、存量规模，对之进行必要整合与功能创新，使之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体系当中双重主力作用；另一种观点是要注重发挥“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规金融与农业、农村、农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为农户所乐意接受，这种金融活动更容易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从而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由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农民来决定最终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上层建筑。

整体上看，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也体现的是第一种观点的思路。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选择第一种思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使小农经济走向开放，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交融的要求。诚然，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东南沿海一代的民间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走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昔日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覆盖面广泛的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创新当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取代正规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的效率，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就成为问题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资本高度稀缺，若采取类似于城市经济当中“国有股减持”方式将政府对农村金融产权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场调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导框架之内，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激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不断弱化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当中业已形成的“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这也是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而难点在于，如何保证政府主导创新过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导创新决策成本过大的问题。在我国二重结构(1996)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的运行过程直接体现为“官”与“民”的对立。这种社会结构的优势在于政府的意图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社会下层。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运作特征体现为，一旦某个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该问题就会立刻进入“解决”的程序当中。然而，这种社会结构的效率要依托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须事事过问，一旦对某件事情“关注”不够，就会导致制度安排严重滞后，同理，政府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掌握信息不够全面，其决策也会造成制度供给的扭曲。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临这一问题困扰。

篇11

关键词：资本范畴 人力资本 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人力资本自创立以来，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经验最多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被应用到各个应用学科和领域，但由于对人力资本的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于人力资本到底是什么，应该怎样来界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研究上就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所以本文将根据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论原则来探讨人力资本的内涵，指明人力资本的本质，揭示人力资本出现的社会经济条件。

一、理论回顾

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他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资本观》一书，在该书中，他从个人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来教育的经济效益。真正形成理论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1957年，明塞尔的博士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对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存在的必然关系进行了认真研究。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以此为标志，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1964年，贝克尔发表了《人力资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进一步了人力资本理论，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是对人力资本的内涵仍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自从改理论传入我国，兴起了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国内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大致有两派：

一是默认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其中根据不同的研究思路，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沿用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作相关方面的应用研究。另一种是从经典作家那里找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对于第一种思路：比如有的从的契约性质研究人力资本，认为“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里资本的特别合约”，并且认为“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气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离地属于其载体”。 （周其仁，1996）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并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 （方竹兰，1997）有的则认为“我国发挥比较优势的关键是，将更多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王树同，2003）加快人力资源的转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形成的资本。”(李宝元，2000)对于第二种，主要是引用经典作家有关人、教育等方面的论述，作为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以此说明人力资本很早就有了，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最近才发展起来。比如有的认为“斯密敏锐地认识到，人的知识、经验和才能对社会生产有重要作用，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王建民，2002）有的从“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出发探询了马克思关于“人力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产权特征、形成途径、层次性、定价等”。 （焦斌龙，1999）

二是不同意人力资本的提法，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比如有的认为“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提出“人力资本是指在知识、技术、信息同劳动力分离，成为独立的商品参加市场交换，且这种交易在市场交换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由投资而形成的的高级劳动力。”(冯子标，2002)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个错误的概念”。 （张海云，2003）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置疑。有的提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三大悖论：人力资本确认悖论、人力资本激励悖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模式悖论。”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置疑。（张兆国，200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前者并没有去过多思考人力资本本身的内涵，作为既定的含义，搬来就用。后者尽管提出了质疑，但是并没有说清楚人力资本的含义，并且在有些地方的论述也存在。两者都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做出很好的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人力资本的内涵。本文将利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原则，通过资本范畴规定性的来探讨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揭示人力资本产生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二、人力资本范畴内涵的规定性

马克思的基本论原则是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起点，也就是逻辑的起点；思维形式中概念又简单到复杂上升的过程，反映着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过程。根据这一方法论，任何客观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样任何经济范畴的出现都是客观经济关系的反映和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的范畴时，所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借鉴。

下面就从资本范畴的规定性说起，首先澄清人们对资本范畴的误解，进而分析人力资本范畴的规定性。

从资本到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不是概念上的简单扩展，而是生产方式演变的一次质变。这样的认识，只有必须从资本的本质规定性才能得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经济范畴，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从资本这一抽象范畴到人力资本这一具体范畴，从逻辑上来讲，人力资本范畴必须包含资本范畴的规定性。所以要认识人力资本的内涵，必须弄清楚资本的规定性。

对于资本的规定性，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马克思在强调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它必须的载体。”（曾康霖，1990）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其社会形式，又有其物质承担者。所以资本范畴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所体现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的本质规定；另一方面，是资本关系所赖以体现的物质的、客观的和的和形式。这是资本关系的载体，是资本形式、运动和发挥作用的外在形式和物质前提”。（崔学兰，2003）资本的本质规定和资本的外在形式是统一的，是不可分离的。

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所以资本不是作为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即作为进行新的生产手段而积累起来的物化劳动本身并不是资本，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一种社会关系。所以对于资本范畴来讲，尽管有学者做了“资本范畴再认识”的研究，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认为“资本是本质规定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但是把资本的内在规定分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和资本的特殊社会规定”。 并认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物化的剩余劳动不断吸取活的剩余劳动，从而不断增加和扩大自身的关系”。 这是一种“关系”，但是这并不是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样的认识把资本理解为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范畴，资本成为一种永恒。作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首先反映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然后才是体现在一个物或载体上。

所以对人力资本范畴来说，人力资本也应该是一种内在本质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体。冯子标在《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研究》一书中指出“人力资本是其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统一体”。这无疑是正确的、有见地的。然而由于其没有真正理解对于资本来讲，资本的本质内在规定和外在形式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其对人力资本含义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从而利用“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得出“劳动力是其内核和自然基础，投资是外在约束，人力资本正是劳动力成为投资的产物。”混淆了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含义和区别。当然，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高级劳动力”，这种把人力资本归为劳动力的看法无疑是有创建性的和值得肯定的，但对于高级劳动力的说法及对其原因的解释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但这其中已经暗含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一种推动。侯风云在《论人力资本概念》一文中，尝试用 “资本”的概念来说明人力资本，但是其仅仅判断资本的标准定义为“是否有超过投资价值的价值产生，这种超额价值是否为投资者所占有和支配。”只是从静态的表面上看是否有一个增值额的产生，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力资本的含义。

所以对人力资本来讲，它应该是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新的资本形态。马克思说：“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 同样，人力资本体现了一种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在这样的生产中，不是物质资本利用人的活劳动为手段来增大自己，而是人的活劳动利用物质资本来不断的增大自身的过程。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体现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变迁，是比物质资本更高一级的新的资本形式。

对于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也就是人力资本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我们认为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根据马克思“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合。” 的论断，而体力的内涵必然包含健康，智力总是体现在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拥有。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简单劳动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复杂劳动将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主要方式。这时的劳动力已经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的表现，而是蕴含着先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复杂劳动力。所以，我们就把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界定为劳动力，这样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就体现为劳动力，但是劳动力是在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之后才成为人力资本的载体的，是人力资本内在本质规定的基础。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力，跟西方学者及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但是他只是将人力资本纯粹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说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反映其本质的规定。而我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基本照搬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定义的描述，“多数人力资本理论的，也不过是将对（非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原理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而已。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和收入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更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 （李宝元，2000）“资本的概念不仅仅局限在于物质资本，而应该扩展到人力资本，即投资于人的智力、体力、和技能的资本成为人力资本。”（侯风云，2003）他们所说的人力资本不过是花费在人身上的货币（或价值）的另一个不同说法而已。根本没有去仔细研究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仅是把资本概念在名称上加到人身上。

所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知：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它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了以人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更高的资本形式，这是它本质的规定性；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为劳动力，以劳动力为载体。两个方面统一，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 三、孕育着人力资本产生的结构变迁的表现

任何一个经济范畴的出现，必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形式，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社会生产关系的范畴，必然有其丰富的社会经济背景。那么对于人力资本，是否具备了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呢?我们认为当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已经孕育着人力资本的出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经济的到来，根本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真正确立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中心地位。

20世纪70年代，美国提出进入“后化时代”，到了90年代，又提出了“新经济”，引起学界的关注。联合国机构和经和组织的专家提出了“知识经济”，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新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飞速，自动化机器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被牢牢束缚其中，充当“会说话的工具”，而是彻底从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站在一旁，通过遥控指挥工具系统进行生产，并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跟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发生根本的改变。

由于知识越来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地取决于知识的投入，知识可以扩大传统生产要素的能力，还可以提供调整生产要素、改进生产程序、创造革新产品的能力。而这些知识的生产者和携带者不是别的载体，就是人本身。所以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作用——人的智力、创造性成果的作用。所以劳动者在生产中确立了中心地位。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将催生出与其相适应的性的新的更高级资本形态——人力资本。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融合表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预示新的经济发展结构的出现，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和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改变。

在工业、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模式下，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很难的。但是在以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模式下，一方面，这些产业主要依靠智力活动或者个性化的个体劳动，这是传统的机器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深化”逐渐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路径。而以这一切都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变化。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法，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的转移早在20世纪二三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到20世纪中后这种转移表现得更加明显。到了1965年，在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降低到了3%、10%、4%、3%、7%，工业所占比重分别降低到34%、37%、44%、35%、31%，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均已超过50%

伴随知识经济进程，出现了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部门在数字融合基础上的产业融合。这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根本性改变，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革命。

“随着产业融合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它将导致产业发展基础、产业之间关联、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组织形态和产业区域布局等方面的根本变化，最终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面貌。推动人的地位和经济价值的提升 。

第三、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及其治理结构的变化反映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协作体系的日益发达，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理革命”------“专业经理取代公司所有者成为决策者 ”1932年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Means)在他们合著的《公司和私有财产》（《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公司和控制权从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手中，转移到经理手中获得趋势。1941年，伯纳姆（J·Burnham）在《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Manager Revolution: What it Happenning in the World 》一书中，第一次把这种现象称为“经理革命”。“经理革命”的过程，就是“经理式资本主义”取代“家族式的或的资本主义 。此时，“资本是大公司可以自给的东西，老式的“巨头”已经不中用了，于是美国经济领域中的权势便有资本转移到组织才能的方面 。”所以“在这里已经不是‘消极资本’即纯粹的企业财务资本的存在，才是个人、经理等人力所有者‘有碗饭吃’，而是‘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企业的人力所有者——保证了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扩张。这个局面底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市值上升，非人力资本的市值下降，何怪之有？”

第四、分享制公司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逐步演变成一种与传统的支薪制公司相竞争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直接反映了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变化趋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公司，甚至一些传统行业的大公司中，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到利润分享者的行列。分享制有员工持股计划、利润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在分享制发展的广度方面，日本到1998年发展到91%，美国在30%以上。在分享制的深度方面，日本员工分享额占公司利润的比重在42-67%之间，而美国经理人员的报酬结构中，固定工资、年末奖金和股票选择权的比例大体是4：3：左右 。

并且，一些西方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趋势，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设法鼓励利润分享和股权拥有。如英国政府1987年通过的2号财政法不仅批准了以支付现金为形式的利润分享计划，而且职工的利润分享收入可以享受减税待遇。而美国政府也从1974年开始，陆续通过了16项鼓励推行职工股份所有制的法案，利用免税的优惠政策为ESOP打开绿灯。到1986年，美国实行ESOP的公司大约为8000家，约有1000万雇员参加到此项计划中，约占全美雇员总数的8% 。

以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说明了人力资本的产生所必须具备的相应经济基础，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将会随着这种趋势的推进，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形式，地登上舞台，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认识的根本任务就是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和。

所以，对于人力资本我们要从大量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现象中，来认识到人力资本的本质，而不能盲目的照搬别人的东西，仅看到表面现象，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上面的，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的结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在社会范围内出现人力资本的经济基础。孕育人力资本产生的经济结构变迁的种种表现也是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但这也并不是一种很普遍现象。所以在谈人力资本时，我们不能无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大肆鼓吹。

在我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方面存在以下误区，必须加以纠正，否则会产生不良后果。

第一，就人力资本谈人力资本，而不管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有时认为是指劳动者，有时是指劳动力，有时指投资在人身上的资本（价值）。含义混乱，依次作的相应对策必然出现偏差。

第二，人力资本与产权挂钩，以偏概全。在研究上，把人力资本局限在小部分人的范围内，将人力资本等同于职业经理人和技术创新者，排斥了在普通劳动者。提出人力资本入股，也就是经理人和技术创新人员入股，分享企业所有权。而把普通劳动者排除在外，忽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对普通劳动者造成极大的伤害。这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

第三，脱离实际经济条件，谈经济发展时，就讲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实“发展家的社会经济并未过渡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性的生产要素的经济发展阶段”。“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就是因为缺乏人力资本的观点在真正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专家看来也是肤浅的，因为从另一角度看，人力资本缺乏毋宁说正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认清此问题，主要的任务是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的重要性。教育和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也是不同的问题。其实教育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的重视，而不是因为有了“人力资本”才使教育受到重视，才应该重视。 注释：

周其仁. 市场里的：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J]. ， 1996（6）.

他在该文中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论证了市场中的企业是一个特别合约，并且默认了包含企业家和普通劳动者在内的人，甚至奴隶都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但并没有去对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作进一步深入考察，仅仅是借用了西方学者的看法。

方竹兰. 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 [J] . 经济研究， 1997（6）.该文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并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作出说明，这样的判断又能有什么意义？即使是把人力资本所有者认为是劳动者，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从而混淆价值和财富的区别。

焦斌龙. 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 [J]. 当代经济研究， 1999（6）.作者在本文中，把人力资本的名词硬套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上，不加的把劳动力等同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是违背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劳动力的本来意义。

张海云. 人力资本理论质疑 [J]. 当代财经， 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0页

本理论质疑 [J]. 当代财经， 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崔学兰，赵旭亮. 资本范畴在认识 [J]. 经济. 2003（11）.本文对资本的范畴作为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分析资本范畴的基础，并认为资本范畴是资本关系与资本载体的统一，也即资本内在规定和资本外在形式的统一。但是认为资本一般与特殊的区别，把资本看成是超越历史的永恒范畴，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范畴，资本成为一种永恒。

同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93页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195页

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J]. 经济研究，1996（6）.

李宝元. 人力资本与经济 [M]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8页.

张素芬. 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情况变化探微 [J]. 当代经济研究， 1999（4）.文中对知识经济劳动者的地位变化，作了分析。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正为人力资本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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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托马斯·戴伊著. 谁掌管美国----里根时代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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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树同. 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的选择与思考 [J]. 当代经济研究，2003（2）.

篇12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增长; 中国西部; 区域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55-05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被正式提出,它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建设克服了工业文明阶段片面地将生态环境建设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弊端,从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系统论角度,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拔到新的高度。它力图在继承与发扬工业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缓解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功能退化、自然资源枯竭等制约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负面压力,统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进程。西部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腹地,肩负着中国未来经济大盘整体提升和中国生态安全的历史重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部来看,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要改变西部落后的整体局面,必然对西部经济的总量增长有着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西部地区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我国创造生态财富的重要基地,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肩负着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局部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与我国生态安全的全局目标之间的矛盾,注定了西部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将比中部和东部地区更复杂且更具有挑战性。

1.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博弈分析的理论基础

1.1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体现在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和人类社会内部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过程,包括两个范畴,第一个范畴是无机物质遵循物理化学规律进行物理和化学变化,造成自身形态结构的演变和功能的演进;第二个范畴是有机生命按照生理规律与无机物质之间的变换过程,构成生物维持生命和不断进化的基本条件;二是具备能动特征的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将自然物质转变为可以被人类利用、支配或占有的并具备一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社会性物质,该过程将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是人类所有社会形态的共性,它在促进社会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然[1]。三是人类通过劳动,对现有社会商品进行交换和利用,实现社会商品附加值增加过程,是“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2]。

三个层面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内涵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自然物质变换促进了自然生态系统演进,为物种生命延续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自然力;自然物质以人类劳动为中介,进入社会经济系统,并不断转换为社会物质,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变换共同促进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地不断扩张;同时,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以及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物质变换将生产生活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生态系统,影响自然物质变换。自然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会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产生约束。显然,如果自然物质在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和劳动方式下向社会物质转变或者社会物质在不合理的方式下进行内部交换与消费,如违背自然规律、对自然资源粗放地开采利用以及污染物的任意排放等势必造成自然物质变换过程受到破坏,导致自然生态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降低,出现环境污染、空间损失、生态失衡和功能衰退等负面后果,形成“物质变换裂缝”,并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物质变换过程[1]。

在特定的区域中,经济增长带来区域经济系统的扩张,其本质是以人类劳动为中介,自然资本向人造资本进行转变的过程,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物质不断向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物质进行转化以及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物质附加值的不断增加。在区域人造资本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过程中,自然资本不断减少,自然资本提供的功能和服务也相应减少,如新鲜空气、开阔空间和干净河流[3]。另外,人类劳动的目的性,调整和控制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积极成分,也蕴含了人类可能破坏维持自身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的消极因素,这隐含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优化人类活动、改善人―地关系的本质思想。

1.2 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变换是中国西部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目前,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特殊阶段,经济发展以资源型结构为特征。在这一阶段,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量的扩张主要动力,来源于人类劳动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加工与利用,处在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所主张的第二个层面,即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进行转变的过程;而通过对社会物质进行深度加工,利用先进技术和服务提升产品附加值,依靠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物质变换创造的价值与财富,在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中所占据的比重,相对较低。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方面,西部地区与较发达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存在的主要区别。

因为西部所处的物质变换的特殊阶段,其未来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构建于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利用和消耗上,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有更为紧密和直接的接触,让人类活动的负面后果,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西部地区整体生态资源富集,不合理人类生产劳动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累积效益,在短期内难以凸显,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将可能被掩盖。另外,社会物质内部变换作为中部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需要西部地区提供的初级原材料作为有力支撑,加之东中西部的自然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也成为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剧的重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以及西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更为直接的矛盾与冲突,加大了协调西部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演进之间的难度,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要协调好西部地区的人―地关系,促进西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处理好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博弈关系,制定适合西部工业化阶段和特点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形势更为严峻。

2.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博弈分析的现实背景

2.1 西部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

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驱动市场化革新和高速工业化进程,促进了我国向工业强国的过渡,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4]。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来看,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是推动中国经济大盘整体提升的重要动力,不仅是协调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形成的必然途径。

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规律来看,工业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符合倒U型理论,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一是工业化初期(图1中OA曲线),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地位向工业主导地位演变,工业结构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以高密度的资源开发利用换取工业快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二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图1中的A点),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结构以资源密集型、高密度加工业为主,对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达到顶点,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引发的结果开始凸显。三是工业化后期(图1中AB曲线),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为工业化后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技术创新和进步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开始形成。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主要来自于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的变换,属于物质变换的第二个层面,在工业化后期,主要依靠增加社会产品的附加值,促进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属于物质变换的第三个层面。目前,西部大部分地区正处在工业化初期或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有的地方甚至处于工业化孕育过程,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的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以水电能源、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原材料等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处于倒U曲线OA段,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直接破坏推动西部工业化的进程,换取西部社会经济系统的扩张,人地关系颇为紧张。

2.2 自然资源的公共属性是西部“环发”矛盾的制度根源

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和滩涂都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自然资源作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产权难以界定或者界定成本很高,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资源统一归国家所有,国家对地方是无偿赋予、无偿划拨,地方对资源是无偿利用,资源无价和资源低价的局面引发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低效率的开采和利用,导致资源浪费、生态失调,环境污染加剧等严重后果[5]。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高经济总量指标的同时,忽略了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管理和干预力度,当资源的利用和环境污染超越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阈值,环境质量和资源状态就会发生改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导致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效应。在这种状况下,完全竞争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确定的产量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确定的产量严重偏离,结果造成资源过度利用,环境过度污染,既不符合效率最优原则,也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无法自动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适度配置。另外,资源保护,环境治理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和劳务,是被集体加以消费,能给所有人带来正面的利益,具备典型的正外部性特征。因为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的存在,在进行环境保护这一公益事业时,经济主体不愿主动为公共产品付费,纯个人主义机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适度配置,使资源环境保护这种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共同而不排斥地使用环境资源这种公共物品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区域是严重存在的,不考虑公正性和社会整体意愿地使用公共环境资源在使其变得更加稀缺的同时,也在导致资源环境的衰竭甚至是社会经济的崩溃[6]。西部自然资源相对富集,资源型工业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西部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增长,在传统发展路线下,资源环境正外部性明显不足,负外部性明显加剧的特征在该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帕累托最适度配置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2.3 自然生态约束是西部未来经济系统扩张要充分考虑的必然前提

生态文明建设是协调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的积极过程。社会经济系统的扩张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基础,来源于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的不断转化及社会商品附加值的不断提高。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根源于特定区域的自然资源水平和自然资本的富集程度,其扩张的速度与规模,扩张的方式与途径,必须与该区域的自然资源环境相适应。这要求西部地区经济系统的扩张,必须在实现区域自然资本消耗和人造资本增加带来的总体净收益持续为正的前提下,以在西部现有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基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合理经济增长规模。

工业文明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与破坏,削弱了自然资源环境承载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持续发展与扩张的能力。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刚刚起步,依靠资源粗放型利用换取的经济增长量在地区GDP总量中占据的比重相对较大,虽然在短期内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进一步制约了西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我们在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之间进行统筹与协调。

2.4 “汶川地震”灾区是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区域

“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四川、陕西、甘肃等灾区的人地关系。从社会经济系统扩张的角度,地震灾区作为一个问题区域,面临着快速恢复灾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建百姓生活家园等现实问题;从空间构成的角度,地震灾区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整体推进的重要载体。以恢复和建设良好人地关系为本质的灾区重建必将面临恢复经济增长速度与数量的短期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战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不同框架,短期目标与长远战略的冲突与博弈,让灾区重建可选路径多样。是将灾区恢复到地震前工业文明阶段的人地关系,还是在重建过程中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人地关系,是我们在快速解决灾区人民生活居住等短期安置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恢复、构想灾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理想蓝图的过程中,必须缜密思考,审慎回答的重要问题。“汶川地震”灾区是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博弈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区域

3.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博弈过程

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协调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过程,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上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带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博弈过程,就是西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迅速积累物质财富的短期利益,和追求生态文明建设、蓄积生态财富的长期目标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的过程;其结果是在片面追求社会经济系统扩张,还是合理均衡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之间做出最佳的选择。其机理是在人类劳动的中介作用下,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物质不断向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物质转换,依靠自然资本的不断减少换取人造资本的不断增加,自然资本的过度减少,势必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损失乃至自然生态功能及空间上的减少,导致承载社会经济系统持续扩张的能力降低。因此,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构成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博弈主体见图2。

西部作为一个区域系统,其中的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变换和能量循环将促进其自然的进化,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将影响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而联系二者的人们的劳动实践,将在不断改变西部地区自然与生态物质形态以满足社会经济系统扩张需求的过程中,也不断将生产生活垃圾返回自然生态系统。由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公共性、正负外部性特征和价格机制的某些障碍造成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以及由于资源环境政策、产权管理制度等体系的内部因素导致管理结果出现的资源环境价格偏离社会最优价格等原因,促使区域中每个团体或个人都根据成本小、效益大的决策准则来利用自然环境资源,势必造成自然环境资源过度滥用的倾向,出现“公地悲剧”的博弈结果。由此可见,当人类活动符合自然、社会经济规律时,便实现自然演进与社会进步的双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极端物质主义”,必然会过度消耗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而不给予补偿或补偿不够,造成自然生态系统新陈代谢的破坏,影响到自然向社会的物质变换,甚至造成区域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恶性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协调全面崩溃;片面追求自然生态保护的“极端环保主义”,忽略了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后甚至会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社会和谐局面难以形成的状况。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西部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未来经济整体提升的战略区域。正确处理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博弈关系,既不能片面追求西部经济增长、也不能片面追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而忽略经济增长。我们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度和方法,改善人类劳动行为,优化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博弈过程中,寻找协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制度与方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促进西部可持续发展。

4.协调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4.1 制定西部生态文明长期发展战略,结合主体功能区区划和“汶川地震”灾区重建规划建立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

西部地区整体是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整体提升的战略区域,其中的地震灾区是急需产业恢复的问题区域,所以生态文明在西部的建设,应以区域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要素优势与劣势的详细分析为基础,结合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现状、社会经济特点以及地震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制定与西部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相适应的长期发展战略,并以优先、重点、限制和禁止开发主体功能区的区划和发展目标为基础,制定地震灾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期目标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和产业的长远规划,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的实施逐渐改善西部生态文明发展状况,在灾区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恢复的过程中,稳步提高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程度,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

4.2 构建西部生态文明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文明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充分认识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的程度与阶段,有利于辨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评价对象是西部区域系统,可分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大子系统,并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用以分析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和谐状况。通过指标体系的数据寻找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不和谐的因子,协助决策机构选择合适的生态文明建设项目改善两者间不和谐的状况。

4.3 创新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产业和工业结构生态化调整,转变西部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工业化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合理路线

协调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长远关系,要求我们必须面对西部整体所处工业化特殊阶段、内部各个区域工业化程度不均衡以及地震对灾区工业的破坏等客观现实,也注定西部地区不能按照传统工业路线完成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型。应充分发挥西部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创新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将生态化、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对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进行生态化调整,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扩大物质的有效循环利用,降低污染物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西部地区又好又快的发展;加大国家对西部发展的转移支付力度,缓解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创新过程的资金难题;同时,适当控制西部工业经济发展的“速度”,给予自然生态恢复养息的机会,构建西部地区“生态经济高地”,促进整个西部生态文明的建设。

4.4 优化自然资源环境的产权制度安排,建立合理的自然资源环境的补偿机制

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优化对于自然资源相对富集并且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型的西部地区尤为重要。决策机构应根据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多样化的特征建立多样化的所有权体系。对于产权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以公共利益、所有者及使用者利益的平衡为前提,根据其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的大小,将自然资源所有权分配或拍卖给不同的产权主体;对于产权边界难以界定、外部性很大的自然资源,以公共产权主体为所有者,改变目前所有权结构,由统一机构作为单一所有者来管理。另外,加快自然资源环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市场,构建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源共享机制[7]。同时,完善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治理的补偿机制和制度建设,依据污染者负担、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受益者补偿等原则建立起生态补偿、污染补偿、资源补偿、国际补偿和区域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8]。

4.5 加强政府对自然资源环境的监管和保护,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加大对生态文明的宣传力度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制定符合西部区情的地方性政策制度和规范,设立专门的监管、保护和宣传机构,监督和管理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项目建设与修复、经济发展适“度”、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公众生态意识提高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落实;形成区域生态制度文明、区域生态产业文明、区域内经济主体的生态行为文明、公众生态意识文明的西部生态文明系统,逐步形成西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共同发展进步的和谐局面,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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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3.

[3] 周江,方发龙.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合理规模的探讨[J].华东经济管理,2009,(2).

[4] 黄群慧.打造工业化强国[J].时事报告,2007,(10).

[5] 樊奇.我国自然资源领域中的市场失灵问题[J].辽宁经济,2006,(6).

[6] 陈进.博弈论与区域经济[M].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138―139

[7] 张利痒,岳利萍.我国自然资源产权的制度安排及其优化[J].改革,2007,(1)

[8] 李克国,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作者简介]方发龙(1975―) 男,经济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

篇13

引言：

快速折旧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折旧率的确定，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居于主体地位，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法必然成为普遍遵循的会计原则。而且，快速折旧法的具体计算方法也随着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得到相应的发展。快速折旧法同时也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快速折旧法对经济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一方面，政府通过在一些行业实行快速折旧法，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所得税递延交纳，相当于向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另一方面，快速折旧法可以引导企业加快固定资产的更新速度，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快速折旧法是在固定资产有效使用年限的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则少提折旧，从而相对加快折旧的速度，以使固定资产成本在有效使用年限中加快得到补偿的一种方式。它相对于直线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匀速折旧法来讲，较好地反映了二战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快速折旧法最早出现在美国，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军火工业发展，规定接受军事采购合同的垄断企业，其厂房和设备的折旧年限可以由原来的20年以上缩短为5年。美国政府还在所得税法中规定了政府承认按照快速折旧法计算的应税所得额。目前，发达国家在许多产业中普遍采用了快速折旧法，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大体上在3－5年。

对于快速折旧法，从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识来看，基本上是持肯定意见的。他们大都认为，这种折旧方法之所以为世界各国所普通接受和应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快速折旧法的折旧计提符合成本和收入相配比的会计原则。因为固定资产一般早期生产能力要比后期大，早期营业收入也比后期要多，依据配比原则，在固定资产前期具有最大经济效益时应多提折旧；其二，由于新使用的固定资产修理费较少，在使用多年后，修理费用会逐渐增多，采用快速折旧法，就可以使每年的折旧费用与修理费用的总和比直线法更为平稳；其三，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固定资产的更新加快，企业固定资产的经济年限越来越短，快速折旧法可以减少旧技术淘汰时发生的损失；其四，对于企业而言，采用快速折旧法还可以使其获得推迟缴纳所得税的好处。从财务角度讲，早期计提较多的折旧费，加大成本，便可相应减少所得税的缴纳。虽然在固定资产全部使用年限中的折旧和纳税总额是相同的，但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实质上推迟了纳税，相当于政府给企业的一项无息贷款，对企业来说是有利的。这些意见客观地反映了在经济实践中快速折旧法的作用。如果把快速折旧法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它实际还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快速折旧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折旧率的确定，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二，快速折旧法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有效手段。

一、快速折旧法与经济增长方式

固定资产的折旧源于固定资产的价值转移方式以及损耗的程度。固定资产可以在有效期内连续使用，其价值随着损耗程度逐次转移到产品中去，成为产品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随着产品的销售而收回。固定资产的损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损耗，也称自然损耗，它是指固定资产由于使用或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发生的损耗；一种是价值损耗，也称精神损耗，它是指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固定资产价值上的损耗。技术进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革新型技术进步，它使得生产原有固定资产的工艺得到改进，或提高了生产效率，或使其使用效能提高，从而使原有的固定资产发生了贬值；一种是创新型技术进步，它可以创造出效能更高的新型固定资产来替代原有的固定资产，从而使原有的固定资产发生了贬值。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快速折旧法主要针对的是固定资产的精神损耗。因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考虑精神损耗而沿用匀速折旧法的话，就会出现账面成本低于实际成本、账面利润高于实际利润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更新以致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固定资产折旧率的变化并不是个别企业行为的结果，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只能使个别企业的产品价值低于社会平均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并不会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只有整个社会或某个行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固定资产的社会平均价值降低的时候，才有必要对固定资产的折旧率进行调整。而且，这种调整的幅度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为依据的。

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增长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效能的提高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二战以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其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均实现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库兹涅茨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迅速增加了的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存量就成为现代经济高比率的增长和结构迅速变化的源泉。从一般意义上讲，技术与劳动分工一直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却在经济增长中居于主导地位。只有到了经济高度发达，科技飞跃发展的当今社会，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产的精神损耗随着技术进步周期的缩短而不断加大，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IT产业、生物工程领域等，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因此，快速折旧法的产生、确定以及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有着紧密联系。也就是说，随着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居于主体地位，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法必然成为发达国家普遍遵循的会计原则。而且，快速折旧法的具体计算方法也随着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相应发展，先后出现了定率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限积数法等多种形式。定率递减法又称余额递减法，它是将每期固定资产的期初账面净值（原值减累计折旧）乘以一个固定的比率，计算该期折旧额的一种方法；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的直线法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年限积数法又称为年数总和法，是将固定资产的原价减去残值后的净额乘以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这个分数的分子代表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数，分母代表使用年数的逐年数字总和。这些不同的方法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的特定要求。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进程来看，快速折旧法的实行适应了高新技术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一直沿用的是直线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匀速折旧法，直到1993年历史性的会计改革后，才开始规定可以对高科技机器设备折旧时采用快速折旧法。目前，我国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和医药生产企业以及其他经财政部批准的特殊行业的企业，均可选用相应的快速折旧方法。但是，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影响到普遍实行快速折旧方法因素，概括起来讲有如下一些方面：其一，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的速度及经济总量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虽然在某些领域的发展中有技术进步的因素，从总体上看主要依靠的是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走的仍旧是粗放型发展的道路。因此，固定资产的折旧还是以物质损耗为主。其二，经济周期问题。快速折旧与经济周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讲，经济周期直接影响到快速折旧率。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体制的转换时期，一些非经济因素对产业的发展还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尚在建设阶段。因此，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波动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周期，快速折旧率的确定就失去了客观依据。其三，我国市场机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主要是低成本价格竞争，而快速折旧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上这些因素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讲，快速折旧法既是集约型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应该着力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快速折旧法成为普遍的会计准则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快速折旧法与税收

快速折旧法不仅是一种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紧密联系的会计准则，也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快速折旧法的出现，就是二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军火工业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法，可以使固定资产的成本在使用期限中加快得到补偿。从固定资产全部使用期间来看，折旧总额不变，因此，对企业的净收益总额并无影响。但从各个具体年份来看，由于采用加速的折旧法，使应计折旧额在固定资产使用前期摊提较多而后期摊提较少，必然使企业净利前期相对较少而后期较多。

笔者以某企业为例，了解一下在快速折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某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200000元，预计残值为18000元，使用年限为5年。该企业适用33％的所得税率，资金成本率为10％。该企业未扣除折旧利润分别为：第一年，100000元；第二年，120000元；第三年，128000元；第四年98000元；第五年90000元，合计：536000元。按照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快速折旧法中的一种方法，它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直线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年折旧率＝2／折旧年限×100％；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年折旧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年折旧率。会计制度规定，在计算最后两年折旧额时，应将原采用的双倍余额递减法改为用当年年初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减去估计残值，将其余额在使用的年限中平均摊销。

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折旧率＝2×1/5

×100％＝40％。则：

第一年：折旧额为：200000×40％

＝80000（元）；利润额为：10000－80000

＝20000（元）；应纳所得税为：20000×33％＝6600（元）；

第二年：折旧额为：（200000－80000）×40％＝48000（元）；利润额为：120000

－48000＝72000（元）；应纳所得税为：72000×33％＝23760（元）；

第三年：折旧额为：（200000－80000

－48000）×40％＝28800（元）；利润额为：128000－28800＝99200（元）；应纳所得税为：99200×33％＝32736（元）

第四年后使用直线法计算折旧额：第四、第五年的折旧额＝（200000－80000－48000

－28800－18000）／2＝12600（元），第四年利润额为：98000－12600＝85400（元）；应纳所得税为：85400×33％＝28182（元）；

第五年利润额为：90000－12600

＝77400（元）；应纳所得税为：77400×33％＝25542（元）

篇14

关键词：浅谈；现代民商法文化；先进性；局限性

在当代文明的国家，不论从事何种活动都不应该超出法律限制的规范范围，同时，法律还能对其产生相应的保障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前行，出现了越来越多有关于民商法文化的研究和探讨，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看，民商法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但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民商法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

1 现代民商法文化的作用

（一）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

社会经济随着工业革命时期开始逐渐发生改变，重新分配了与之相关的各项资源，为了使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得以保障，使各类社会活动都能顺利良好的开展，民商法随之诞生。所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民商法，并不断促进其发展，其主要宗旨在于对个人利益有效保证，公平的对市场进行维护，是其先进性的主要表现。随着民商法的不断发展，时至今日称其为现代民商法，它对传统民商法文化中的一些弊端，如契约自由和绝对占有权等有了新的突破，在对个人资产进行维护的同时，也尽量维护个人的人身权益和人格尊严，并产生了一些较为前沿的文化意识，第一是诚信意识；第二是协作意识；第三是责任意识等，使现代民商法更加诚信、权威和公平，并适应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

（二）现代民商法文化的适用性

适用性是现代民商法文化体现先进性的一个主要标准，在民商法文化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必定需要相应的技术方法对它发展的变革加以推进，同时也能更加巩固的完成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民商法在解决和处理各项事务时，应当具有技术含量性的手段加以支撑，以对社会经济的各类复杂关系加以调节，进一步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环境。所以，现代民商法在确认权力归属权、评价权力价值和行使权力等规则时形成的规范制度，是保证其适用性价值存在的关键。

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必将勇往直前，而市场经济体系也将会变得更加莫测和复杂，为了对个人的利益实现最大化，通过竞争手段是商人们为了达到目标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良性的市场竞争能够对其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而恶性的竞争则会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秩序产生不良影响，不仅危害个人利益，还将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为了使市场竞争避免出现恶性卑劣的手段，民商法需要具有针对性和技术性的手段，以对各类群体产生的利益纠纷进行调节，对社会市场产生的冲突矛盾进行妥善解决。而这也充分体现现代民商法的适用性，其严密的规范制定和极强的逻辑性都能满足市场技术性的需求，使现代民商法的先进性得到整体上的表现。

2 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局限性

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发展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双面性的特点，在具有大量优势的前提下，也面临一些局限性问题的存在。所以，在对现代民商法文化进行探讨时，其具有的局限性应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分析现代民商法文化存在的局限性，其表现主要的因素是在维护个人权益和利益的时候，不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维护，使一些不固定的因素所引发的连带问题和后果等欠缺良好的控制，使市场利益在划分时产生不对等的信息，导致民商法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而不匀的分配方案将可能加大市场风险，造成难以控制和管理的局面。

在市场自由竞争中，维护好个人利益是现代民商法的主要目的，对个人的经济有效保护，以开展正常的市场活动，使个人的利益在社会经济市场体系下十分容易被堆积，从而出现社会中出现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过度的将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很可能造成社会垄断的情形。同时，现代民商法的主要责任在于保护个人自由财产，并未出台相关分配社会财产的明确规定，如果在分配社会财富的基础上产生不对等的情况，那民商法在维护财务自由时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对个人财富的维护对于社会阶级中的弱势群体是极为不利的，而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也将变得无法控制，对于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也不能加以保障。

3 现代民商法文化产生局限性的主要因素和改善措施

（一）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产生因素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讲，上层建筑需要依靠经济基础来决定并使其发展，民商法诞生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中，属于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文化产物，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中逐渐适用，但其存在的局限性正是体现社会经济体制的不足，所以，社会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不良因素是导致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关键原因。

使用法律手段是现代民商法用来保护个人利益和维护平等等关系的主要武器，主要是对私人的权益加以维护，是以主导私法自由来作为保护方式，辅助工具为政府的干预。所以，在真正执行的实际过程中，诉求能力是决定个人获得现代民商法保护程度的主要因素，而由于环境、意识和教育等都将直接影响个人的诉求能力，所以出现参差不起的诉求结果。虽然当前我国在制度上允许有诉求的存在，但个人诉求意愿确是决定人诉求高低的主要关键。因此，对于一些弱势群体，其本身具有较弱的诉求能力，并不懂得私法的真正含义，对于他们的利益保护而言，现代民商法的能力是有限的，也相对不够公平。所以，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产生的很大部分原因取决于人的界定。

（二）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有效措施

在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道路中，不仅要重视市场经济的动态发展，还应重视社会和谐的稳健构成，而这则需要充分发挥现代民商法文化先进性的优势作用，同时，还应对其局限性加以解决和突破。

保护个人利益和竞争自由是现代民商法具有先进性的主要表现，但对社会中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牺牲存在的忽视，以及维护社会公共财产出现的不足等都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及时完善现代民商法，对社会化立法不断加强，主要以社会大众利益为主，对管理方法和建设创新社会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应面面俱到，保证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利益都能被维护。另外，对弱势群体个人权益的保护应是现代民商法特别需要注重的内容，其出发点应当以实际需求为主，对私法存在的局限性要彻底瓦解，使现代民商法文化更加公平、公正的为大众服务，使其先进性和适用性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升华。

4 结束语

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仅要使经济市场得到大力发展，使经济保障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还应努力积极创建社会的和谐，使发展环境能够持续稳定。所以，在经济发展的敏感时期，现代民商法文化应当清楚的对自己的先进性和局限性有全面的认识，一方面对其先进性充分发挥和适用，另一方面对局限性不断加以改进和调整，使现代民商法的发展能够取得一定的进展，更加良好的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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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璇.刍议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品质与中国梦的实现[J].法制博览，2016，1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