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 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究 论广西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贸易的重要性 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策略选择 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兵团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新疆与中亚各国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初探 从投资角度看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 新时期新疆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探究 我国西部地区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新疆兵团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及发展模式构想 依托区域合作组织促进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建议 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下的“一带一路” 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合作：中国的选择与展望 区域经济合作与整合发展思路 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前景探讨 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状况与趋势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2-12-13.

[12]基里尔・巴尔斯基（俄罗斯联邦总统上海合作组织事务特别代表）.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二支点[N].中国青年报，2012-12-4.

[13]李道军，胡颖.中国新疆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比较与启示[J].新疆社会科学，2011，（3）.

[14]人民日报[N].2008-8-29.

[15]赵常庆.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5）.

[16]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第11次部长会议部长联合声明[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

[17]“Draft 10-year Commemorative Study Part 1（Stock-Take）， Main Text”， Oct 30， 2010， p.4. http：///uploads/events/2010/9th-MC/Draft-10Year-Commemorative-Study-Main-Text.pdf， accessed on Dec 3， 2012.

[18]“CAREC 2020 Strategic Framework”， http：///index.php？page=carec2020-strategic-framework， accessed on Dec.13，2012.

[19]刘楚.“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研究[G]//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中亚区域合作机制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篇2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日本经济的十年不景气、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衰退以及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下跌为东亚经济的重振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兴起则使东亚经济的发展前景增加了几分不确定性。面对21 世纪的挑战，东亚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东亚国家的重要课题。

日本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是亚洲第二经济大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经济有着高度的互补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合作则两利，不合作则两败俱伤。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

本文第一节讨论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第二节讨论日中两国经济合作的历史与现状。第三节介绍中国政府对建立FTA 的态度。第四节讨论东亚金融合作问题。最后是简单结论。

第一节　东亚经济合作的传统模式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奇迹”除了应归功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对内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世界银行，1993） 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功不可没。这种合作是以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为主要特征的。“雁行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按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列，不同国家按产品的高度化程度，分别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形成高度化不等的产业和出口结构。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为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是：高收入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密集较高的中间产品而低收入水平国家则从事劳动密集的来料加工或组装和装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比较优势的转移有关国家将相应实现本国产业和出口结构的提升。（1）

“雁行模式”的维持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

＊对于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所出口的不同产品有足够的需求；

＊后进国家对资本品和技术转让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在贸易伙伴之间存在适当且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

＊相关各国都能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

＊相关国家之间能够维持国际收支的大体平衡（在短期内是国际收支平衡，在长期内是经常项目的平衡）。

但是，由于东亚地区自90 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前述条件已经难以维持。

首先，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至今仍看不出恢复增长的希望。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希望日本能够继续吸纳本国生产的劳动密集产品（如纺织品、成衣等），以及某些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较低的产品（如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使东亚其他国家很难实现对日出口的增长。为了保持“雁行模式”的队形，日本除应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外，还应该使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十分缓慢。在对东亚其它国家出口的吸收能力明显削弱的同时，日本对东亚其它国家的资本输出也明显减少。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使东亚通过垂直分工，作为一个整体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模式遭到致命打击。“头雁”的停飞使整个雁队形成“失速”落地。

其次，自1985 年Plaza Accord 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大大推动了日本企业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同时也使实行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其他国家在保持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同时，增加了对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出口。但是，自90 年代中期以来，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先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金融危机，日本银行资金大幅度回流。而后，特别是1998 年以后，日元对美元持续贬值（有时是大幅度贬值）。东亚其他国家的出口，特别是对日本的出口受到严重不利影响。日元的贬值加速了“雁行模式”的解体。日元贬值大大削弱了日元在东亚地区的地位，而日元地位削弱所造成的金融不稳定不但严重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再次，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兴起很可能成为使“雁行模式”解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最后一根稻草还是致命一击？或，是“雁行模式”的致命一击，但却是东亚的救命稻草？）。首先，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优势是难有其匹的。其次，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甚至可以同世界最发达国家一争高下。再次，由于地域广大，经济发展水平从沿海到内陆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明显的发展梯度。东部沿海城市，如上海，其发达程度在许多方面已不让香港特区、台北。而西部内陆地区的落后程度则不让东亚最落后的国家。当东南沿海地区因工资水平上升而丧失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后，中、西部地区(或来自这些地区的劳工)将能很快弥补东南沿海地区因产业升级留出的空间。因而，在已经进入某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中国仍将能长时间保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最后，虽然人均收入很低，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广大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巨大的出口潜力和对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引起东亚其他国家的严重忧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面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日元的不断贬值和中国的崛起，传统的“雁行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东亚国家确实需要对东亚地区未来经济合作的道路做出选择。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亚重新寻找发展和合作道路的种种趋向。中国加入WTO 表明，中国支持多边的和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积极参与APEC 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也支持跨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但是，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最为重视的是发展同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并最终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支持建立东亚FTA 和参与建立东盟10 plus 中国FTA，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意愿。中国希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个东亚经济共同体或亚洲经济共同体将能够在世界东方崛起，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美国（或未来的“美洲经济共同”）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

第二节　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

在东亚经济合作问题上，日中经济合作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日本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日中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999 年，日本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中由1990 年的14. 5％ 上升到20.5％。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在日本的出口份额中也由1990 年的2.1％ 上升到1999 年的5.6 ％。从1990 年到1999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增长了33％。 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18.1％ 上升到1999 年的23.3％。 中国在日本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由1990 年的5.4％上升到1999 年的14.6％。 在2000 年，日中贸易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势头（表1）。 与此同时，日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在过去10 年中，日本对华投资一直名列中国投资来源国的第二位或第三位。

表1. China’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in 2000 ($US bil)

Total trade

China’s exports

China’s imports

Total

474.3

249.2

225.1

Japan

83.2

41.7

41.5

US

75.5

52.1

22.4

EU

69.0

38.2

30.9

HK

54.0

44.5

9.4

ASEAN

39.5

17.3

22.2

Korea

34.5

11.3

23.2

Taiwan

30.5

5.0

25.2

Australia

8.5

3.4

5.0

Russia

8.0

2.2

5.8

Canada　 　6.9

3.2

3.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2001 年。

篇3

>>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对策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FDI效应实证研究 浅析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的影响浅析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关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研究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利益与特点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意义探析 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趋势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浅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中亚经济一体化可行性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架下中国―东盟FDI效应探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效应 加速推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思考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及其驱动因素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维然")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王维然/著2014年12月版知识产权出版社

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被中亚国家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自独立以来，中亚地区也先后建立了多个不同的区域合作机制，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中亚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是因为各国认识到以自身实力，无法解决远离世界市场、交通不便、技术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等缺陷，所以采取抱团取暖来应对困难。

中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及相互矛盾决定了彼此间难以真正形成经济一体化，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对哈萨克斯坦的依赖性较高，但哈萨克斯坦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并无多少需求，而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实力和中亚其他国家间的矛盾造成其无力独自推动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实质进展，因此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借助大国的力量。

目前，中亚地区的一体化组织只有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不但已形成关税同盟，且于2015年将关税同盟升级为欧亚经济联盟。但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普遍存在市场机制不完善、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的困难。就目的而言，一体化组织的建立都是出于政治考虑，但一体化的成功与否则取决于各国能否从中创造并获取经济利益。当前，俄罗斯在中亚发挥主导作用，这是由其传统影响以及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安全和基础设施等区域性公共产品所决定的。

长远来看，中亚国家在资源与能源的供给、联系欧洲的通道以及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合作现状与中国对其的战略需求并不相符，如不能建立与中亚国家的紧密的经济合作，中国在西部的利益将会受到不利影响，当前上合组织在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

考虑到上合组织存在与发展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与中亚国家紧密的经济往来，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尽管俄白哈关税同盟已建成并于2015年建成欧亚经济联盟，但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相互间经济往来诸多方面甚至未达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体化程度，对欧亚经济共同体现有经济基础是否足以支撑一体化程度的提升需深入研究。需分析中国与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贸易结构，研究双方可实现双赢的经济合作的领域，而不是仅局限于贸易领域。以往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不成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各国所得利益的不均衡和各国的政治考量影响了经济合作，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超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很容易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形成“中心一”效应并引发中亚民众的不满，而这不利于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

中国需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直接投资、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等方式促进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在条件成熟时推进中国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的经济融合。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发挥了其他大国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要想在中亚地区顺利推进经济合作，必须取得俄罗斯的合作，为中亚国家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也与俄罗斯的中亚政策及在中亚的利益重合。当前，中国在中亚并未发挥大市场的优势与作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制约了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通过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来促进中亚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化解其对中国的担心，从而使中国能够推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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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JAFTA);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5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53-02

随着CAFTA与JAFTA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其发展态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在此基础上,将CAFTA和JAFTA联系起来,就其差异性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比较分析

1.贸易地位不同。长期以来,日本与东盟在贸易、投资、产业合作、金融与文化等领域建立了多层次的关系,而中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才着手与东盟建立关系。日本是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而对中国来说双方都不是各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1993年以来东盟与日本、中国、欧盟、美国之间的总体贸易情况。1993年,日本、美国和欧盟是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各自的贸易额约为当时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7～9倍。而从2004年开始,东盟与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东盟前两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和日本,其贸易额增长并不明显,十年期间仅增长了30%～50%左右,而东盟和中国的贸易额在同一期间增长了近6倍。

东盟和日本的贸易起伏波动很大:双方的贸易额从1995年开始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下降幅度最大,虽然1999年后有所恢复和增长,但是从2000年后又开始下滑。2003年开始进入缓慢的恢复调整时期。据此可以看出,由于受本国经济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东盟的贸易地位相对下降。

而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发展平稳,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从1993―2000年贸易额平稳增长,只是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时有所下降,但是跌幅很小,并不影响总体发展趋势。1999年后发展势头明显,贸易额在三年内翻了一番。据统计,15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增长。

东亚内部一直存在着区域经济合作“主导国”之争,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带领和协调东亚各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国家。近100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东亚地区最强大经济主体;1985年以来,东亚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为技术和资本领先国家的雁行模式垂直一体化劳动分工,各国对日本经济依赖程度相当高。然而,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持续的衰退不振已经大大削弱了技术和资本领先水平,其在东盟国家的投资水平也大幅度下降,难以继续扮演“领头雁”的角色。而中国经济则处于蓬勃上升时期,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正迅速提升。

2.优势及合作模式不同。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及其庞大的国内市场。以2005年的情况为例,这一年泰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61.7亿美元,上一年的贸易顺差为57.4亿美元,中泰贸易对泰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个百分点以上[1];新加坡对中国贸易顺差增加14.25亿美元,中新贸易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6个百分点[2]。日本则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拥有绝对优势。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东盟FDI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据统计,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FDI为25.38亿美元,位居东盟吸收外来投资来源地的第三位[3]。东盟还是日本政府发展援助(ODA)的最大受益者。在最近十年中,对东盟的ODA占日本双边ODA的30%左右。

从合作模式上分析,CAFTA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南南水平型区域合作模式,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相互之间更具竞争性。以中国和东盟的制造业为例,资源禀赋、气候、饮食习惯以及风俗文化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使得双方在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产品的重叠性导致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雷同和区内出口的激烈竞争。例如,中国与泰国在橡胶轮胎、帽子及头饰、玩具、鞋履、水泥及装配式建筑材料出口方面,中国和印尼在茶、薪柴及木炭、香料、非结块煤、完全或主要用纺织原料制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皮革或合成皮革制品、鞍具及马具、无酒精饮料、首饰出口方面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各类服装、鞋、帽、家具及其零件、木制成品等中国和东盟主要成员国都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除了新加坡之外,各国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4]。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迅速,国际直接投资也达到了创纪录的规模,甚至有人开始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中国和东盟国家制造业结构的相似性并没有改变,在层次上也没有拉开差距。其次,中国经济以及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的同时,工资水平也在上升,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在减弱。第三,经过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东盟制造业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未来的竞争力优势不容忽视[5]。

而对于JAFTA来说,日本是发达国家,同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JAFTA属于南北垂直型合作组织。因此,日本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日本拥有先进技术和成熟的制造业, 以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为例, 出口最多的前二十种商品几乎都是机械设备、金属和化工制品等知识、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超过60%[4]。而技术相对处于劣势的东盟,对日出口的产品,如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木制品等,大多属于劳动密集或原料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小,产品附加值低;即使是占东盟制成品出口主要部分的机械设备,也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等国对东盟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密切相关。1985―1989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最多的是机械制造业,同期东盟机械设备的出口占全部产业出口额的比重由8.5%增加至22.5%,制成品出口比重由29.4%上升到51.8%。从分工格局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东盟的纺织品、金属制品等劳动密集型或材料密集型产品与日本的机电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形成部门间的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 除了原有部门间垂直分工的格局得以延续之外, 东盟和日本之间的分工又深化到部门内部[6]。

3.面临的问题与障碍不同。对于中国而言,CAFTA发展的障碍可以分为外部和内部因素两方面。

从外部因素来讲,一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立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密切的关注。美国官方认为,该贸易区的成立将作用于东亚地区次经济领域内部的合作,不利于美国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确立。日本政府担忧该贸易区会削减日本企业对东盟的出口竞争力,丢失日本跨国公司在东南亚传统的贸易、投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经济的日益强盛,至今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还存在着担忧。

从CAFTA内部来看,由于东盟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上仍与中国有相似的一面,所以在出口、吸引外资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竞争。随着中国逐步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国的贸易扩张将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增进其竞争力,甚至会对东盟的出口产生某种替代影响[7]。

对于日本来说,JAFTA面临的最大阻碍是开放国内市场问题。由于害怕失去农民的选票,尽管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对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日本政府仍拒绝开放国内农业市场。日本对大米等主要食品的进口关税高达200%～900%,而东盟许多国家则是大米等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在自由贸易谈判中日本拒绝就农产品问题和东盟达成妥协。

二、对CAFTA发展的前景展望

1.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增强中国和东盟经济的互补性和竞争力。为避免因双方相似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带来的竞争,中国与东盟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调整内部的产业结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避免同中国竞争,东南亚各国相继把产业政策的重点从引进外资转为振兴国内产业。例如,马来西亚政府不再把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作为发展核心,而是把以国内企业投资为基础的内需作为发展的核心,并以中等企业法人减税政策作为鼓励。泰国则把重点放在汽车、旅游、农业、食品和纺织品等行业。中国也有必要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结构,以进一步实现产品多样化和差别化,减少或避免与东盟的竞争,确定一些与东盟无竞争而市场机会多、容易进行新产品开发的产业及产品作为发展重点。对此,双方可以在现代生物医药、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战略产业进行联合,以提高竞争力[8]。

2.谨慎平衡中、日、东盟的关系,把东盟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以东盟为核心、小国主导、大国参与的东亚特色合作模式已经形成, 东盟不允许中日任何一方动摇其既得的领导权。中日虽然不甘心屈于东盟的领导之下, 但是更不愿意在东亚的发言权上落后于对方。在目前中国、日本和东盟三方博弈中, 谁先打破现有的三角平衡关系, 谁就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孤立局面。

3.积极推动东亚一体化向前发展。在同一区域内, 如果出现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组织, 则已经存在的较低级的一体化协议就会自动消失。目前, 东亚的区域合作还处在以东盟为轴心的“10 + 1”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阶段, 如果能推动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交叉、叠合, 进而统一, 最终走向包含东亚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那么中国、日本以及东盟将融合在同一个市场中,从而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8]。

参考文献:

[1]泰国贸易投资管理体制[EB/OL].ccn.mofcom.省略/spbg/show.php?id=4776,2009-01-13.

[2]2004―2007年新加坡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统计[EB/OL].news.cier.edu.tw/tmail/upload/file/0821-2.doc,2009-01-13.

[3]ASEAN Statistical Pocketbook 2006[EB/OL].省略/19188.htm,2009-01-13.

[4]王兰芬,林琳.中国与东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分析[J].当代财经,2004,(12):87.

[5]杨先明,袁帆.中国与东盟各国制造业竞争力比较及启示[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43.

[6]乔林生.日本与东盟贸易关系的发展及其问题[J].日本问题研究,200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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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北亚 经济合作 自由贸易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3―0―01

东北亚地区有着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经济科技实力较强，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基础良好，是亚洲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二十一世纪我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因此，积极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东北亚区域的经济合作进展

由中日韩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多边合作，将是东北亚区域合作中一面具有突出象征意义的旗帜。由于环黄渤海沿岸地缘经济的优势，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从贸易开始，然后向生产、技术合作发展，由双边关系向多边关系发展，逐步形成更多的合作机制。因此，东北亚地区有望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一个紧密型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将成为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区和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二、东北亚区域经济特征与一体化动力

东北亚地区既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又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这一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

(一)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特征

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了高互补性、高增长性等一些特点，近年来更是呈现一种迅猛的发展态势。一、经济发展高互补性；二、经济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和区域内经济联系加强。

(二)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

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前提条件，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梯次结构对于开展地区经济合作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东北亚经济合作对内来讲，通过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达到双赢或共赢的目的。对外来讲，合作是基于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的这样一种战略性考虑。

三、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障碍

由于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在加快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形势不稳定，特别是朝鲜半岛。国家相互间的信任不够使区域经济合作缺乏稳固基础。

（二）东北亚区域内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区域经济合作中虽有互补性，但合作的基础很弱，各国利益取向不同，找不到共同合作的切入点。

（三）双方的投资环境需要改善，目前的投资大多在贸易和饮食服务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领域几乎没有。因此，改善投资环境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西方散布的“中国”，如何加强交往，增进了解，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和担忧，排除“中国”的干扰和影响，是双方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五）东北亚区域外的国家――美国对东北亚地区影响很大，东北亚战略将严重阻碍该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

四、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一)加强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合作

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东北亚各国在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在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在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享和平。继续深化睦邻友好，在东北亚各国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完善各领域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在涉及各自国家、和民族尊严等重大问题上，要继续相互理解支持，共同构筑面向新世纪的全方位、高水平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

（二）加强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汹涌而来，中国必须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应该采取如下战略措施：

第一，同东北亚地区所有国家继续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一切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稳定的国际事务，对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起到促进作用。发展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

第二，积极参与“10+3”地区合作。增强对进行东北亚地区多边经济合作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的认识，积极倡导并大力推进“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建立。

第三，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在东北亚地区这种多层次、复合式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东北地区正处在垂直与水平分工的交叉点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快重组，会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技术的转移和产业的传递。

五、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以及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障碍，进行总结，规划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并提出一些建议。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地区稳定、人民生活都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赵传君.应对危机：东北亚需要区域贸易自由化[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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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32-01

一、概念的界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也积极参与到国际合作与国际贸易中，并和周边国家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经济联盟或经济圈。如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北亚经济圈。这些经济联盟与经济圈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内外学者也越来越关注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属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范畴，所以，本文着重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下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并将概念界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金融支持范畴内。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1.“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和“金融创新论”。这些理论认为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是因为“金融压抑”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与资金成本的扭曲，只有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进行金融创新才能缓解资金短缺问题。这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有区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从金融政策、金融组织及金融工具等方面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

2.金融约束论。赫尔希曼、斯蒂格勒茨等经济学家认为，金融约束论是介于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并且比它们更有吸引力的模式。金融约束论认为，对于发展中区域而言，政府安排一种有差别的特定的金融政策制度比竞争性制度更能促进地区发展。

三、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

1.从研究的角度看，国内学者对区域经济合作侧重点不同。目前针对中国-东盟研究的角度比较广泛，有从区域经济合作对策的角度出发的，如庄芮（2009）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践效应、现存问题及中国的策略》，张莎（2013）的《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阮锟（2013）的《促进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的金融对策研究》；有从贸易效应、经济效应的角度出发的，如史智宇（200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李占卫、李皖南（2004）的《试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和投资效应》。针对东亚经济圈的研究角度比较少，主要是从发展前景和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研究的，如陈淑华（2001）的《经济安全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吕超（2008）的《中国确立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战略选择》，谢岩（2006）的《东北亚经济圈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李光（2009）的《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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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效应日益明显，城市群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深刻影响必将在今后数十年内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产业的集聚、人口的流动和专业化生产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非均衡增长、和谐性发展成为区域板块崛起的必由之路。东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口，即3500万人口在这块不足日本总面积 4% 的土地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强的国家，每年大约有 3500 万人口更换居所。西欧是当今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大陆，在这里，贸易创造了大约35%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一半以上的贸易在邻国之间进行。世界上大部分生产活动都集中在大城市、领先省份以及富裕国家。半数的生产活动位于1.5% 的陆地区域。开罗的产值占埃及 GDP 的一半以上，所使用的土地面积仅占该国总面积的 0.5%。巴西中南部三个州的土地面积占该国总面积的 15%，但生产活动却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北美、欧盟和日本的人口不到 10 亿，却拥有全世界 3/4 的财富。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城市群已占据了全国GDP的半壁江山。区域经济新格局形成的过程是集聚态经济形成的过程，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完成极化的过程。

国际经验表明21世纪将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世纪，未来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演变为区域板块、区域经济带、区域经济区之间的竞争，世界经济的竞争日益依托区域大城市群的支撑。纽约波士顿为主核的东部沿海城市群、以洛杉矶为中心的西部沿海城市群、以芝加哥、底特律为中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三大城市群”支撑美国发展，伦敦都市圈支撑英国的发展，日本的大东京区支撑其区域发展。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转型国家，城市化发展轨呈现出从单一城市发展向“组团式”城市群发展的趋势，走都市群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并以此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区域合理分工和区域的共同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将凸现几大区域板块，越来越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为核心的环渤海等城市群集聚。城市群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深刻影响必将在今后数十年内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并对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经济重心转移，由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桥头堡群战略培育新的增长极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由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中国开放的战略重点也由沿海向近海、沿江、沿边及内陆城市延伸，桥头堡群建设、节点型经济枢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应该以威海为中心，依托山东半岛，打造东亚东北亚区域合作桥头堡；以“北部湾、昆明”为两核，形成东南亚、南亚合作桥头堡；以“喀什”为中心，依托新疆腹地，打造中亚桥头堡，通过三大桥头堡，发挥交通及节点优势，实现产业互补，联动国际国内市场，推进亚洲区域共发展。

以威海为中心建设东亚经济合作桥头堡。山东半岛地处中国东北、华北、华东的交界地带，拥有广阔的腹地，资源丰富；位于黄、渤海的交汇点上，靠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处于国际和国内两个交通辐射面的集散点位；与中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紧密相连，能够形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相互依托和优势互补关系，区位优势突出。在山东半岛中，威海占据着最佳的地理位置，地处山东半岛的最南端，是环渤海“C”形经济带的断点之一，扼守着中国北方的门户；威海是中国大陆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最近处距离仅为93海里，便于打入国际市场，在山东乃至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是山东半岛与东亚经济合作的“桥头堡”。因此，打通威海和韩国西海岸之间的海底隧道和大连到烟台间的烟大海底隧道，构建跨国综合物流体系，率先在威海设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以威海桥头堡建设为核心，以青岛、烟台为两翼，开启中、日、韩三国之间环黄海区域经济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和昆明“双核”，建设东南业、南亚区域合作桥头堡。北部湾经济区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唯一的沿海区域，也是我国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接壤的区域，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具有打造东南亚区域合作桥头堡的区位优势和时代机遇，着力建设面向东盟的区域性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信息交流中心、交通枢纽中心、金融中心是必然趋势。而云南昆明位于中南半岛、南亚和中国大陆经济板块的联节点，又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腹地，更是第三亚欧大陆桥重要枢纽所在，是向南亚开放，连接东南亚、南亚的桥头堡。依托“北部湾经济区”和“昆明”为双核，实现东南亚市场、南亚市场、中国市场的联动，培育新的国际经济增长极。

围绕喀什特殊经济区建设，形成中亚西亚的桥头堡。新疆是东亚通往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必经之地，在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战略中枢，是我国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节点和战略突围点，把新疆建设成辐射中亚的经济政治桥头堡，对我国在整个中亚乃至在全球经济博弈中获取最大利益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喀什是祖国的西大门，是深化向西开放的门户，周边与5个国家接壤毗邻，有6个国家一类口岸对外开放，是中亚南亚各国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及国内企业进入中亚、南亚市场的有利枢纽。抓住中国喀什特殊经济区建设的战略机遇，把喀什建设成向西出口加工基地和商品中转集散地，进口能源和稀缺矿产资源的国际大通道意义重大。

创新职业教育，形成区域竞争优势

随着区域新格局的形成，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知识化的推进，生产力浓缩与转移加速，职业教育作用凸现。要想保证区域发展优势，亟待重视和创新职业教育。

我国迫切需要进行生产力浓缩，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十一五”期间，我国一直注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势依然很严峻，根据先发国家的经验和我国人均耕种1公顷耕地的理想规模效益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人之多。而且，我国人口基数大，受人口惯性的影响，劳动力过剩的矛盾还在加剧。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城市化”促进生产力转移已经成为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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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俄区域合作;技术贸易;产业集群

中图分类号:F15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1-0023-03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推动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规模､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高，这使双方原有合作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于是，郭力教授提出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伞”型区域合作的新模式。它以双方产业合作的合力形成优势为伞柄，并以此为制高点向整个东北亚地区辐射，通过伞骨――能源合作､科技合作､物流合作､人才等领域的合作，将区域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合作联结起来[1]。该模式的理论内涵与形成机理打破了以往区域合作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模式，倡导以技术贸易引领的地区国际化产业合作，通过中俄双方跨越国境的次区域产业合作形成的合力，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一､区域合作新模式的内涵机理

中俄区域合作新模式的理论内涵是以技术贸易为主导，通过技术贸易的扩散､外溢､创新等效应不断实现双方技术水平的提升，并且在技术进步作用的带动下，区域关联产业不断出现空间､地理上的集聚现象，区域产业的分工合作不断细化，这无疑为双方特色产业集群的构建形成了有效的助推作用(如图1所示)。该产业集群的构建打破了国界的限制，具有地方国际化的产业合作特色，在新一轮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该产业集群将首先通过产业合作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并通过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形成与东北亚各国良好的互动合作发展态势，从而带动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二､区域合作新模式的机理解析

(一)技术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内在联系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开发的种类与内容不断丰富，开发和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大，这些变化因素不仅改变了技术本身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进程，使得国际技术贸易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现。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具有开展技术贸易的众多有利条件，如双方地理区位临近，贸易口岸发达，交通便利，贸易往来历史悠久。此外，双方科技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俄罗斯东部地区的重化工业､高新技术等产业的科技实力雄厚､潜力巨大，第三产业的技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而中国东北地区的高新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但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较俄罗斯东部地区先进。双方这种科技互补性的存在，无疑为技术贸易的开展产生极大的助推作用。

国际技术贸易的方式主要包括:工业产权或非工业产权转让及许可贸易､直接投资､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式､国际设计领域合作开发等[2]。其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方式既弥补了一般技术贸易方式外汇资金短缺的缺陷，同时通过与技术贸易的结合，可以有效提高引进资金的利用效率。因此，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对跨国公司的引资力度，提出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技术贸易发展战略。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将通过技术扩散､技术外溢､技术创新等一系列效应对资金引入地的技术进步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技术扩散效应可以直接带动资金引入地生产力的增强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技术外溢效应可以间接地提高资金引入地相关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该地区人才的培养;技术创新效应通过对创新环境的培养，将不断带动资金引入地相关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创造与开发，从而实现该地区整体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

(二)技术进步与产业集群的关联机理

从宏观范围来看，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生产工具､设备的改善，生产工艺原理的创新以及生产技术流程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实现以内生增长为主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从技术进步的效果来看，它一方面要求创新的技术实现充分扩散和充分社会化，从而有效地降低企业之间的技术壁垒，为企业间共享同源技术(具有相同的运行原理，生产的产品具有替代性的技术)提供条件。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直接效果使得技术效率不断提高，技术内容日趋丰富，逐步淘汰落后技术，这必然会引发同质企业(指在技术谱系的某一环节上具有同源技术的企业，这些同质企业在技术上具有相通性)对新技术的模仿及二次创新，从而吸引同质企业向技术极点的集聚[3]。

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其效率的提高与分工的细化密切相关。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产业分工推动着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产业分工的细化。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生产过程的不断专业化，而专业化的生产部门则对生产需求､生产过程的要求更为细致和精确，这必然使得生产过程中的分工程度不断细化。细化的分工部门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一方面不断加强相关企业之间紧密的合作联系，另一方面也不断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这必然导致相互关联企业在空间､地理上集聚状态的出现。

这些同源技术企业以及产业关联企业通过在特定区域内的不断聚集，相互之间支撑与合作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产品生产完整的技术链条，众多类似产业技术链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产业集群。从理论上说，以一条产业技术链为基础，就可以形成产业集群，但现实中更多的产业集群则是以众多相关联的产业技术链条相互交织形成的产业技术网络为基础构建的。集群内部相互关联的企业通过产业链中横向或纵向的专业化分工，在共享区域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条件的同时，不断实现区域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竞争能力的提高。

(三)产业集群与区域合作的互动效应

区域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不论是以市场机制形成的产业集群，还是由政府力量推动形成的产业集群，都会对区域内的生产､分工､就业､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产生一系列深层次影响，最终对有效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加深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其优势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区域产业集群与区域合作的互动效应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区域产业集群的构建可以对区域间经济合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区域企业通过产业集群内产业链的联结作用，其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得到了极大加深，其相互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得到了一定的拓展;其次，区域产业集群的构建，能够有效地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区域合作的档次与质量;再次，区域产业集群的构建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正的外部经济效应，促进区域间合作的健康发展;最后，区域产业集群还会通过增长极的辐射､极化效应，进一步扩大区域合作的领域和范围。

另一方面，区域合作的开展也将对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构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区域的垂直分工合作，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的专业化水平，是产业集群自下而上形成的直接动力;其次，区域合作有利于区域之间人才的流动，能够有效地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再次，区域合作有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提高产业集群的生产效率;最后，区域合作有利于产品市场的开拓，扩大产业集群的产销范围。

从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的区域效应来看，该模式主要强调中俄双方通过构建跨越国界的地方国际化产业集群，以特色产业集群形成的增长极优势为“伞柄”，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充分实现“伞骨”――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科技合作､物流合作､人才等领域的合作，进而将东北亚区域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合作联结起来，进一步加深东北亚区域的合作与交流，形成产业集群与区域合作良好的互动效应。

三､区域合作新模式的构建难点

中俄区域合作新模式为中俄双方区域合作与交流的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广阔的空间。通过以上对新模式构建机理的分析，结合目前中俄区域合作的现状，在使新模式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难点问题有待解决。

(一)打破国家行政界限，统一制定区域发展规划

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打破了以往国际区域合作以整个国家为单位的传统经验和模式，提出了跨越国境的区域整体合作发展思想，强调了中国东北三省和俄罗斯东部地区作为整体在中俄区域合作中的重要地位。这要求中俄双方政府首先应在思想上突破国界的限制，在构建合作新模式的过程中，对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产业布局等问题，应成立专门的部门对其进行统一的筹划与安排，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等扰乱正常区域市场经济秩序等问题的出现，实现双方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差别较大，总体产业互补性较强，但在个别产业的规划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缺乏统一规划､重复建设的问题。这不仅造成了区域现有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加剧了相关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扰乱了区域内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利于区域规模经济的形成。因此，在新模式的具体构建过程中，中俄双方政府还应不断加强宏观的统筹合作与协调联系，积极制定既符合双方当前实际发展状况，又能不断推动双方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统一发展规划。这样，中俄双方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区域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同时通过双方区域统一的分工与合作安排，区域内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区域整体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极大提高，区域整体竞争能力也将得到不断增强。

(二)提升科技合作水平，扩大技术贸易规模

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的主旨内涵强调了科技合作的重要性，将技术贸易作为引导双方经贸合作的新的动力来源。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科技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俄罗斯东部地区重工业技术､高新技术等科研实力雄厚，开发潜力巨大;而中国东北地区轻工业技术水平相对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较快。凭借双方技术发展的互补性以及区位､地缘优势，中俄科技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科技合作质量不高，合作水平较低，科技合作规模较小，合作深度较浅，合作方式不够灵活，合作缺乏持久性等问题。这使双方科技合作始终处于主体分散的状态，无法形成科技合作的强大凝聚力;双方技术贸易的现状与区域经济实力相去甚远，无法发挥技术贸易对经济合作的牵引作用。

因此，中俄双方在区域合作新模式的构建过程中，中国东北地区应重点积极引进俄方具有世界前沿性的技术和项目，引进俄方优秀的科技人才;俄罗斯东部地区应重点加强对中方轻工､纺织､日用品等方面技术的引进，从而使双方技术贸易合作往来的规模不断扩大，科技合作的质量与档次不断提升。此外，中俄地方政府还应加大对双方科技合作的支持力度，通过新增资金､政策扶持等方式，积极推动双方技术贸易的开展，在实现双方技术水平提升的同时，实现以双方合作共赢的合力带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最终目的。

(三)加快区域产业融合，实现产业集群合理布局

从以上对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构建机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该模式还突出强调了构建地方国际化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和凝聚作用。纵所周知，产业集群凭借其企业关联度高､交易成本低､配套能力强等优势，现已成为各国､各地区产业发展的有效形式，是快速提升国家､地区经济实力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目前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双方一直以来良好的产业合作关系来看，双方已具备了构建跨越国境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国际化产业集群的基础。但根据该新模式的理论内涵，双方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国际化产业集群的构建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新产业集群与各自原有产业以及与各自周边地区的资源､产业如何统筹发展;如何实现区域内不同地区间的产业融合，防止相同产业的重复建设与低水平扩张;如何快速实现区域产业的集群式发展以及产业集群跨越国境的合理布局等诸多直接影响新模式效应与作用发挥的关键问题。

由此，中俄双方在构建跨越国境的地方国际化产业集群的过程中，首先要找准定位，在产业集群布局上提前做好区域整体统筹规划，打破地域界限，按照区域市场整体需求进行布局。其次，在产业集群的构建过程中，双方应依托已有的核心企业､支柱企业或依托双方的优势资源，严格按照产业链的关联､配套要求，对相关企业进行引进，并要求区域双方各产业部门严格按照新模式产业集群的规划布局实施，不能迫于追求短期效应，而使新模式的构建与发展偏离最初的规划目标。

综上所述，中俄“伞”型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的构建规划，不仅结合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区域合作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理论内涵与形成机理上，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区域合作理念的约束;另一方面，从全新角度探索了如何以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两个相对落后区域，通过产业合作形成的后发优势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这不仅为未来东北亚区域经济的发展选择了新的起点，同时也为东北亚区域经济的互动合作开辟了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郭力.中俄区域合作的“伞”型模式[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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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亚洲区域合作

区域合作已成为各国应对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策略，当前世界经济天下三分，整个亚洲地区存在加快区域合作的压力.

1.区域合作现状与发展趋势。区域合作是区域成员通过区域经济组织，在成员之间进行分工协作，其目的是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促进成员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区域合作始于欧共体成立，20世纪60年代形成第＿次区域合作浪潮。90年代起，全球再次掀起新一轮区域合作浪潮。至2003年6月底，已经通知GATT／WTO并且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达267个，其中有130多个是在1995年以后通知GATT／WTO的。绝大多数的WTO成员参加了﹁个或多个区域贸易协定，对此，GATT／WTO均有条款肯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合法性及其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当今，区域合作已成为许多国家应对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区域合作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两大重要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区域合作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就是大国(集团)主动参与、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如美国倡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APEC，欧盟的东扩，日本与其他亚太国家建立多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大国通过推进区域合作一方面是谋求区域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是扩大区域之间谈判的筹码，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利益。事实上，推动有利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区域合作已成为当今大国之间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与策略。

2.世界经济天下三分格局初步形成。大国(区域)之间的竞争，使得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天下三分的格局。(1)日益强大的欧盟集团。冷战后，整个世界发展发生了变化，政治矛盾下降，经济竞争进一步加剧，欧洲大国在经济上抗衡美国、日本的意识明显增强。1992年欧共体宣布成立欧盟，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现在又开始强化政治同盟的建设，并向东欧推进。2004年5月，10个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欧盟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板块，直接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2)以美国为中心的拉美集团。面对日益强大的欧盟，美国不得不改变过去“非我莫属”的霸气，重视区域经济合作。1993年美国牵头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近年来美国又积极将自由贸易区向南美推进。同时，美国对东亚这个新兴的经济增长区域也给予更多的重视，积极推动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实施“扇形战略”。(3)有待整合的亚洲集团。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成为新的世界工场，在日本的带动下，20世纪70、80年代，整个东亚呈“雁行态势”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亮点。80年代后期，日本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放慢，而东盟、中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同时近年印度经济呈现强势稳健增长势头。目前亚洲经济整体继续向前发展，各国都积极探索区域合作，但组织程度不高。

3.亚洲面临提高区域合作水平的压力。欧盟的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南扩，对整个亚洲及世界其它地区发展已产生严重影响。过去，美国同东亚地区经济上有着明显的垂直分工。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美国给予墨西哥特殊贸易安排，使得中国的纺织品和亚洲四小龙的机械产品被挡在门外，改变了国际资本的流向。下一步，美国还打算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其影响就更大了。再看欧盟东扩，近年来欧盟加快东扩的步伐，将东欧部分发展中国家纳入欧盟板块，这样欧盟内部又建立一个垂直的分工体系。今后，亚洲国家，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东盟、中国及其它国家将可能面临市场增长缓慢，甚至停止、萎缩的考验。亚洲面临共同的压力，就有进行合作的共同潜在利益，而且也具有现实基础。目前东亚各国家之间的贸易已占东亚贸易份额总量的60%以上，并呈增长态势；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初步建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印巴局势总体向缓和方面发展，印度开始实施“东向政策”，积极寻求与东盟合作。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广泛的次区域合作，为亚洲整个区域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在亚洲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在推进亚洲区域合作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和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历史上看，中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从地缘角度看，中国幅员辽阔，背倚欧亚大陆腹地，面向太平洋，具有广袤的领土和领海；从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上看，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的20%，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六，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从政治上看，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从军事上看，中国拥有足够的核自卫力量和相当的陆海空实力；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具有综合实力的大国。

近十年来，日本经济发展停滞，已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尽管当前日本仍是经济大国，但在未来几十年，其相对国力必将衰退。而美国与中国相比，对于亚洲国家缺乏毗邻地理优势及共同的文化基础。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人民币保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对防止东亚国家经济进一步衰退和金融危机影响范围扩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并已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综上分析，中国作为区域大国，在世界尤其是亚洲事务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推进亚洲合作中的作用表现为：

1.中国是亚洲区域合作的客观地理中心。中国幅员辽阔，与周边十余个亚洲国家相连或隔海相望，处于亚洲地理区位的中心。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与开发：在东南亚，中国参与湄公河开发，并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在东北亚，中国积极参与图门江开发，积极探索中、日、韩合作方式和机制，开展东北亚区域合作；在中亚，中国则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与军事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经贸合作，已成为部分成员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幅员大国与特殊地理区位，使得中国在亚洲区域与次区域合作中有着特殊的影响。

2.中国为亚洲各国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当前，虽然政治等因素在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但经济合作仍是最基本的动因。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形成了巨大的国内市场，已成为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如东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重要的出口市场与贸易顺差来源。2003年中国进口总额增长高达40%，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其产业要进一步升级，必将要借助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2002年中日贸易总额已占日本贸易总额的13%，目前，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北美贸易区的设立及世界IT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使得东盟对美出口受挫，而中国已成为东盟出口增长的重要市场。2003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780多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目前，东盟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同时，周边其它发展中小国对中国市场也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3.中国是亚洲区域合作中重要的动力源泉。从日本角度看，推进区域合作特别是与东南亚合作，符合其扩大势力范围的战略，但维系日美同盟是日本的首要战略。而美国为维护其在东亚的影响力，极力阻挠东亚地区建立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致使日本在推进合作中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东盟作为区域组织，虽有通过加强合作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但自身组织程度不高，综合影响力不够大，同时又在寻求大国均势外交。中国作为潜在强国，推进区域合作符合其自身的发展需求，近年来中国对区域合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并率先与东盟签订建立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使日本深感政治、经济方面的危机，也加快了区域合作的步伐，进而促进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

4.中国经济二元性为区域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国的规模经济逐步体现，并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这些地区产业升级加快，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能力增强。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大部分已到中国投资，其中大多数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这些地区可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有望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对外投资能力迅速增强，截至2002年底，累计对外投资企业已达6000多家，遍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联合国2003年的统计，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在360亿美元以上，而且将迎来对外投资的新一轮热潮。目前，至少有十几个国家把中国列为吸引外资的最大目标国，甚至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新加坡也开始在华设立吸引投资促进机构。中国对外投资能力增强，对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存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为周边国家产业转移与合作提供广阔合作空间。

5.中国是维护区域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力量。稳定与安全是区域发展的前提，但在亚洲仍存在不少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印巴边界问题、中国西部边界问题。对此，中国均采取大国负责的态度与方式，如积极倡导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使得朝核问题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呼吁印巴双方采取克制态度，用和谈的方式解决争端；倡导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成功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共同打击了恐怖组织，并积极开展经贸合作，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中国提倡共同开发，维护地区的政治军事稳定。中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帮助东南亚国家迅速摆脱危机，2000年中国签署了《清迈倡议》，加强与周边国家货币互换，对东亚的金融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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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认识亚洲的巨变呢？从总的来说，二战后的亚洲巨变是由以下的重要发展构成：一是亚洲国家摆脱西方殖民制度的枷锁获得民族独立；二是经济现代化进程加速，具有代表性的，先是日本和“四小龙”经济的相继腾飞，再是东南亚经济的迅速发展，目前则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三是区域合作的发展，由东盟的合作作为先导，现在发展起了多层次、多构架的区域经济、政治、安全合作。

奈比斯特指出，“过去的亚洲，曾经被文化、语言、政治观念、和地理环境所割裂，而当代亚洲靠经济联系、高科技、特别是发达的通讯和人口流动紧紧铸为一体，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完整的地区”。当然，亚洲还仅仅是看起来更像一个完整的地区，距离一个紧密联系与合作的完整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真正形成完整的地区，首先取决于亚洲各国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地区合作与联合的发展。目前，经济不发达、政治不稳定、地区关系紧张甚至冲突，仍然是亚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或许，一个像欧洲那样的联合起来的完整的亚洲很难实现，但是，亚洲将会继续发生深刻的转变，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加快发展，亚洲的区域合作也会进一步在探求适合自己模式的基础上得到深化。

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迅速发展已经并且会进一步提升亚洲的地位。中国和印度都曾是历史文明古国，考虑到两国的人口规模、发展速度、市场潜力、地缘重要性和文化影响力，两国的崛起不仅会极大地改变亚洲的面貌，也会极大地改变世界的格局。

关注和研究亚洲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当今学术界，而且也是政界、商界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2006年设立了关于亚洲发展的课题项目，面向本院国际学部的年轻研究人员。本书汇集的是部分年轻研究人员的研究论文，内容涉及亚洲的区域合作和地区关系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虽然本书在结构上并不连贯，但书中的分析研究可以帮助读者对亚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形成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亚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应该对亚洲研究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更大的支持，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

东亚有十几个国家、近30亿人口，如今又是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地区，因而美国、欧盟、俄罗斯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对东亚区域合作的走向给予了特别的“关切”。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不仅会直接对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以及安全保障产生影响，进而也会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形成冲击。

在先后经历了市场驱动、金融危机后加速发展两个阶段后，东亚新地区主义正处在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基础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作为该进程的结果，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议程与安全合作的模式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

东亚新发展模式的产生不会仅仅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而自然形成，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缓和将对经济合作的深化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提出的构筑和谐国际社会的主张因此而具有深远意义。

东亚经济合作毕竟只是整个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一个领域，但却是十分重要而且最为现实的第一步。东亚最终要走向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合作，其实质是走向一个“东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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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域主义强调，小国在与大国的合作中处于弱势，小国只有给予大国单方支付，区域贸易协定才有可能实现。但它却忽略了区域经济合作中另一个重要事实：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小国有时会成为两个或更多大国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对象。作为大国竞争的对象，此时小国可以获得特殊的收益。这种收益具体表现为“轮轴—辐条”（Hub-and-Spoke ）效应（Hufbauer，Schott ，1994）。当一国与多个国家分别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时，该国就像一个“轮轴”，而与此缔结协定的国家就像“辐条”，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相应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处于“轮轴”地位的国家可以获得特殊的优惠。轮轴国的产品可以通过区域贸易协定进入所有辐条国市场，而辐条国的产品因受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协定通常包括的一种规则）限制则无法相互进入。在投资方面，轮轴国的特殊地位会吸引外部资本（甚至包括辐条国的资本）进入。

当然，每个国家都希望成为轮轴国。但是，小国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它们难以成为轮轴国。

只有成为其它国家竞争的对象时，一国才有可能成为轮轴国。而一国一旦成为轮轴国，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s）会进一步巩固这种地位。目前，至少有三个小国已经或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轮轴国，它们是墨西哥、智利和新加坡。墨西哥1992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已经缔结了10个区域贸易协定，包括NAFTA 、智利、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G3）、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欧盟、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以色列、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Northern Triangle ）。智利是另一个轮轴国的典范。与其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包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南方共同市场、欧盟、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刚刚完成谈判的美国。与前两个国家相比，新加坡正在力图成为亚洲的轮轴国。除了其本身属于东盟成员国之外，它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日本已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欧盟、印度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此外，像南非、以色列也在努力之中。

与小国相比，大国也追求成为轮轴国的目标（像欧盟），但它们更追求成为区域内和全球主导者的目标。例如，美国有能力与西半球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但它更希望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诱导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动因是争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是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者，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是被美国修改后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都服从美国的意志。但伴随其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美国的主导者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国际金融领域，这种挑战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而在国际贸易领域，挑战始于乌拉圭回合。在此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首次无法控制谈判的进程，美欧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上的分歧而使谈判多次延期。由此改变了美国对待区域主义的立场。

对美国而言，欧盟之所以能够对它的主导权地位提出挑战是因为，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意味着欧盟的市场规模首次超过了美国。只有对欧盟继续保持市场规模优势美国才有可能拥有对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因而，当1986年欧盟决定建立统一大市场时，美国迅速做出了反应，当年就开始与加拿大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当1992年欧盟正式签署《欧洲联盟条约》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宣告结束。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并非偶然。

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标志着美欧之间新一轮竞争的开始。大国之间的竞争由此开始演变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李向阳，2002）。欧盟在积极开展“东扩”的同时，美国也在致力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执政后进一步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确立为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头等任务，并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为了推动WTO 的“世纪回合”谈判，政府曾经多次申请“快车道”授权，但均未得到国会的批准。而布什政府之所以能在2002年获得“快车道”授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推动建设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考虑。如果2003年底能够如期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届时也正是欧盟“东扩”完成接纳首批10个新成员国之时。

除了各自完成上述扩张外，美欧在世界其它地区的争夺也不断加剧。欧盟已经与土耳其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与地中海国家、中东欧国家、南非、墨西哥、智利缔结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南方共同市场、新加坡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通过2000年的科托努协定（CotonouAgreement ），欧盟将用自由贸易区协定替代原有的“洛美协定”。而美国与以色列、约旦、新加坡、澳大利亚、巴林、新西兰、东盟、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已经或正在商谈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

相比之下，世界另一个大国——日本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较慢。近年来，日本也充分认识到了区域经济合作与大国竞争能力之间的关系。除了与新加坡已经缔结协议外，它正在与东盟、韩国、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商讨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可能性。尽管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日韩之间缔结自由贸易区的潜在收益巨大，但日本却一直对此持消极态度。

一个重要的担忧就是未来区域内与中国的主导权之争。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即使日本能够与一部分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最多也只是成为一个轮轴国，无法成为一个区域内的主导国。因此，它在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争夺中也难以和美欧抗衡。

综观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目前只有东亚地区基本上还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未来大国将会把竞争的重点转向这一地区。在大国激烈争夺的过程中，该地区小国会从中获益。现在，这种结果已经初露端倪。

转贴于

五、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

新区域主义对国家规模的区分和非经济目标的引入大大丰富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以新区域主义为基础，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非经济目标，自由贸易区协定是如何服务于大国的非经济目标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如何使小国获益的。从而，我们可以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和发展方向做出较全面的判断。

其一，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扩大。由于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是多元的，其中非经济目标的权重上升，即使纯贸易收益不大，没有地理毗邻优势，区域经济合作也可能发生。

其二，自由贸易区协定对大国有着特殊的功能。小国寄希望于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成为轮轴国，而大国则希望缔结多边自由贸易区协定成为区域内的主导者。同时自由贸易区协定又避免了大国让渡独立贸易政策（乃至整个经济政策）制定权的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自由贸易区协定将是最普遍的一种区域贸易协定形式，尤其是在大国与小国之间。

其三，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变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美欧各自的区域组织已经或将要形成，日本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能否形成新的三足鼎立格局要看未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其四，大国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小国获益。但如果以大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组织一旦形成，小国能否继续获益还是一个未知数。

本文只限于探讨大国与小国的区域贸易协定，没有专门涉及小国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因此，我们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判断不可能是完整的。

注释：

[1]这里所说的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区分仅仅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采纳联合国对小国的界定标准。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相对于美国而言都是小国。

[2]统计显示，小国的贸易依存度普遍要高于大国。

[3]该项统计把全球划分为五个地区：美洲、亚太、东欧与中亚、欧洲与地中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五个地区之间的国家所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归入此类。

[4]与国际经济学中的多数问题不同的是，即使只考虑成员国的经济动机，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通常也没有明确的结论（DeRosa，1998）。

[5]这类协定也可归入自由贸易区协定，只是它们所覆盖的领域有限，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

[6]如果用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FTAs/Cus）比率来衡量，截止到1998年，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的这一比率是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这一比率的11~25倍（具体取决于如何界定南―北型与南―南型协定）（Schiff，2000）。

[7]2003年6月美国与智利正式达成了自由贸易区协定。

参考文献：

1.李向阳：《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合作》，载《世界经济》，2002年第5期。

2.Andriamananjara，S.M.Schiff ，"Regional Groupings among Microstates，"World Bank，1998.

3.Balze，D.，Felipe A.M.，"Finding Allies in the Back Yard ：NAFTA andthe Southern Cone ，"Foreign Affairs ，7-12，2001.

4.DeRosa ，D.A.，“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Statistic EconomicTheory，Quantitative Findings ，and Policy Guidelines，"Background Paper for th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roject Regionalism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 ，D.C.，1998.

5.Economist，"Clouds Over Quito ，"Oct.31，2002.

6.Fernandez，R.J.Portes ，"Returns to Regionalism：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No.2，1998，pp.197-220.

7.Madani ，D.H.，"South-South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The Case of the Andean Pact，"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614，WorldBank.，2000.

8.Perroni，C.，John Whalley ，"The New Regionalism ：Trade Liberalizationor Insurance？"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3，No.1，2000，pp.1-24.

9.Schiff ，M.，L.A.Wint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s Diplomacy ，"The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No.2，1998，pp.27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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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4-0094-01

2013年6月14日，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第六届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国际论坛在哈尔滨市香格里拉饭店成功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互利共赢”。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尧在论坛上致辞，并作主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胜轩研究员、俄中友好协会主席季塔连科院士、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帕尔托、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罗杰、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田尻和宏、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赵百相、蒙古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那仁、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翔、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艾书琴等出席开幕式。

首先，孙尧副省长在论坛上致辞。他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我省在与俄罗斯合作中要加强陆路通道的建设；要发展海上客货运输；推动电子商务合作，提高商贸物流效率；要推动中俄企业之间对接合作，用更低的成本达到更高效率。最后，孙尧副省长说，黑龙江省愿意与东北亚各国联起手来共同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旅游等多方面合作，真正使这个区域实现安定与和平，成为对世界经济发展有更大贡献的区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胜轩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各国在寻找利益的共同点、创建合作新模式、推进合作新突破、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所做的努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走势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他指出，虽然区域合作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但在东北亚各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赵副院长强调，黑龙江省在全国发展和开放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必将在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论坛开幕式结束后，开始大会发言。会议分别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马克、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邢广成、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主持。共有二十多位与会代表做了大会发言。首先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永全研究员。他指出，中俄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长远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利益的新型国家关系，应加强地区合作，拓展合作空间，让双边关系建立在更扎实的基础上。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在发言中谈到俄罗斯正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发展、融入该地区一体化进程将为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能提高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作用。季塔连科院士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发展全方位合作，用普京总统的话说就是使俄罗斯“经济之帆”乘上中国风。在此意义上，与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国家——中国的合作，可以成为促进远东地区发展的有效杠杆，并加速实现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理事长岛忠之在发言中认为，促进日本与东北三省贸易发展，须支持日企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投资，在第三产业领域合作日渐扩大的同时，希望改善有利于经济交流的商业环境。

黑龙江省社科院院长曲伟指出，黑龙江省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对俄经贸合作，是中国对俄经贸合作的“先行者”和“领头羊”。未来亟须进一步抢抓中俄合作的重大机遇，进一步发挥对俄合作的独有优势，进一步明晰中俄合作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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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中亚国家扩大对外交往和中国西部大开发、向西开放、拓展中亚市场的现实以及长远需要来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中亚五国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它在多领域所展开的合作促进了产业升级，有利于中国“西进”战略的展开，为我国物流业及外贸B2B电商带来巨大商机，同时，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在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要关注非资源、民生领域的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加大对西北部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的投资力度；关注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重视国际安全问题。

【关键词】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双边贸易 金融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2100多年前西汉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横跨东西、连接欧亚的“古丝绸之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兰新铁路西段与哈萨克斯坦土西铁路正式接轨，标志着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

2013年9月初，首次出访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四国，与四国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政策，提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对古丝绸之路的重新定义，强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强调中国与中亚国家悠久的历史渊源，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打开了一片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天地。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曾提出过“新丝绸之路”的概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一直致力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

1994年4月，时任总理在访问中亚四国时提出“共建现代丝绸之路，扩大亚欧经济文化交流”。1996年4月，由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会晤，创建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它的建立为加强五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五国和亚太地区安全，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重要经验，对整个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就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乌兹别克斯坦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加入了“上海五国”。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和中亚五国之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1992年中亚国家独立时，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额只有4.6亿美元，2001年增长到55亿美元。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推动下，2012年中国与中亚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459.4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近百倍。上海合作组织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局面，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相互支持提供了有力的平台。

2013年，中国在关于发展西部经济方面提出多个方案。此前中国国务院总理在访问巴基斯坦时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在访问印度期间则提出了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这些“经济带”和“经济走廊”的提出都是为了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交通、能源、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9月初，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准确解释了中国和中亚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性原则，全面提升了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关系水平，阐述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对中亚的政治以及经济政策，对于未来我国与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与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大合作战略

20多年来，随着中国同欧亚国家关系的快速发展，古丝绸之路往日的繁荣与辉煌将以一个崭新的面貌来呈现，中国同亚欧国家的互利合作将会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强调，当前，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为了使中国与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经济带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先做起来，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加强政策沟通。政策沟通对于建设“新丝绸之路”非常重要。中亚五国虽是近邻，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是比较遥远和陌生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政策，如果基本政策沟通不顺利，很多经济文化交流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

一方面，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水平还没有完全反映出彼此的国家实力，各国与中国的合作水平差距很大，这就需要国家之间在政策方面加强沟通，促进双边及多边贸易的稳定发展。目前的贸易状况还未能真正反映出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也就是说，将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另一方面，中国应与中亚国家在政策层面多沟通以消除认识误区。世界政治中心大国和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的紧密化，往往会遭致猜疑。中亚国家可能会担心向中国过多出口原材料会成为中国的附庸，而且会抱怨与其合作的伙伴主要是中国西北相对落后的省份，缺少东部发达省份。主席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的内外政策，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中国愿同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为建设和谐地区作出不懈努力。所以，未来在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合作中，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政策沟通，消除疑虑，共同促进双边贸易的和谐快速发展。

加强道路联通。由于经济落后和历史的原因，中亚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处于较低的水平，运输效率低下，这不仅严重阻碍了中亚各国利用其自身资源谋求快速发展，而且还给外部国家同中亚的经济合作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中亚各国与多个国际组织一直致力于中亚的南北、东西的交通建设。

近年来，中国和中亚各国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不断努力，新丝绸之路中国―中亚段沿线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双边及多边的贸易便利性。新丝绸之路初步建成为连接中亚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通枢纽。

铁路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重要环节。我国与中亚国家的铁路运输合作始于1991年。1990年9月12日，中苏铁路在中国新疆的阿拉山口站与苏方的德鲁日巴站正式接轨，使亚欧第二大陆桥得以贯通。1991年，中亚各国纷纷取得独立，亚欧第二大陆桥的中亚段便成为我国与中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铁路运输的黄金通道。目前，中国有两条铁路与哈萨克斯坦连接，一条在阿拉山口，一条在霍尔果斯口岸。在访问中亚时提到，如果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能够连接起来，那么对中亚和中国的交通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陆路上的畅通对于将来经济贸易的往来将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中国可以推动高铁“走出去”，既能解决将来有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又可帮助其他国家实现铁路现代化。

在航空方面，中国与中亚航空交通仍需要继续发展，未来的目标是使所有中亚国家的首都都能与北京实现直航。

中国应与各方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加强贸易畅通。“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经济带东端连着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在交通、金融、能源、通信、农业、旅游等各大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潜力巨大。“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原本是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之间的一个“经济低谷带”。这里虽然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和宝贵的旅游资源，但是该区域交通不够便利，自然环境较差，经济发展水平与两端的经济体存在较大落差，整个区域存在“两边高、中间低”的现象。

中国与中亚五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近年来，我国与亚欧国家的贸易持续扩大。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国伙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随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可以预计中国与亚欧国家未来贸易与投资合作规模将继续扩大，领域也将继续伸展，质量也会进一步提升。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做出合理的规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实现互利共赢。

加强货币流通。金融在现代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联动性加大、美国币值不稳定、各国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加强相关各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十分必要。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本币结算方面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取得了可喜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做法有必要加以推广。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主席9月9日在塔什干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举行会议时提议进一步扩大双边本币结算。这些协议的签订一方面有利于双边以及多边贸易的有序发展，降低交易成本，规避因美元币值的剧烈波动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扩大人民币影响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之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目前，我国人民对于中亚五国知之甚少，对其传统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国家发展等方面没有充分了解。为了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民心相通，我国可在本国地区范围内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强对中亚地区的介绍和宣传，推广中亚地区宝贵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也要增加我国对中亚五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吸引更多中亚地区的人民来中国发展和旅游，共同促进双边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

由于地缘因素，中亚五国均为无出海口的内陆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我国新疆陆地接壤。随着苏联解体，我国与中亚各个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逐渐加深，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从中亚国家扩大对外交往和中国西部大开发、向西开放、拓展中亚市场的现实以及长远需要来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中亚五国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多领域合作促进产业升级。目前，中国和中亚国家在能源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中亚所在的里海地区，是世界重要的油气资源产地，油气资源开发也是中亚经济的最大支柱。中国则是中亚油气资源最稳定、最可靠的长期客户。2012年，中国全年天然气使用量是1270亿立方米，其中来自中亚的天然气供应达到了250亿立方米，占据中国天然气全年使用量的18%。目前，中国和中亚的输气管线已经有两条正在运营，连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第三条输气管线2013年年内竣工，2014年年初将投入运营。中国与中亚长期稳定的能源合作关系对于双方的能源战略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亚地区产业结构较单一，原材料工业发展较快，而加工工业严重滞后，存在重工业严重依赖出口、轻工业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而中国具有较为齐全的产业结构体系，在电子、轻工、纺织服装、日用品工业、家电、信息产业等领域具有较强的优势。这使得中国与中亚五国产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随着中国企业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逐渐加深，中国企业在中亚国家的投资领域会逐渐拓宽，合作水平将会不断提高，这会促使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双方经济的共同发展。

促进中国的“西进”战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从根本上改善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北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基础薄弱问题，形成我国向西开放的崭新趋势，为我国西北部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西北省份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新疆作为中国与中亚五国的交接省份，其与中亚国家存在着地缘关系的不可替代性、地缘经济的便利性以及地缘文化的相似性，这为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使双方经济合作必不可少，也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后盾。

2013年9月末，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该会议明确提出要发挥新疆资源优势，努力使新疆成为国家能源资源的战略基地；围绕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努力把新疆建设成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目前，新疆的经济发展尚处于较落后的阶段，轻工业及服务业都有极大的改善空间。这就需要我国抓住这次与中亚国家战略合作的机遇，加大对新疆地区的人力物力投资，不断提升新疆的整体技术水平，发挥新疆的资源优势，努力创造条件使新疆和中亚国家更广泛密切地合作。

建设好新疆，也就抓住了中国通往中亚、西亚的陆路通道，通过新疆的建设来推进中亚战略，则能打开新亚欧大陆桥，为将来中国与欧洲的战略合作往来提供便利，获得更广阔的的发展空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将会促进新疆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必定有利于新疆的稳定与和谐，也为我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政治、国防、民族环境，对于促进我国的“西进”战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为我国物流业及外贸B2B电商带来巨大商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往来以及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提之一，就是加强道路联通，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要重视建设铁路和公路，更需要有信息支撑和系统化服务的现代物流。首先，需要在现有的交通、工业区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发展物流园区，为商品提供集结和中转的物流平台和信息平台；其次，要规划并嫁接好横贯东西的泛亚铁路和泛亚公路等主干线；最后，要完善运输干线与仓储分拣、信息服务、区域配送等相结合的物流网络。这一系列的工作都需要在西北地区展开，这对于我国的物流行业将是一次巨大的机遇。随着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更多贸易往来，未来物流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物流行业要抓住此次机会获得更快速的发展。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同样为外贸B2B电商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外贸B2B电商平台将会迅速壮大，传统的B2B电商可以抓住西进契机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推动整个行业的国际进程，为B2B电子商务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对于垂直B2B电商，在中亚地区轻工业、服装业等行业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其先天的低成本和服务优势，快速在中亚国家打开市场，促进我国的电子商务走出去。而政府层面的宏观支持和引导将会使外贸B2B电商走上更为持续的发展道路，从而确保外贸B2B电商为双边贸易的战略合作与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便利。

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对我国资本市场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资本市场将为经济带提供资金融通、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支持。首先，资本市场中的资金会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其次，经济带将为资本拥有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避免资本过度集中在传统投资领域，加大调控难度，提高系统性风险；最后，随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资本市场将会吸引更多的潜在投资者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个资本市场的活跃度。

提出要加强货币流通，加强货币流通将会降低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对于促进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在加强货币流通的过程中，人民币可以借此机会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以及影响力，减少人民币因美元币值贬值而受到的影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

涉及近30亿人口的经济圈，如何实现共同发展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为与中亚国家建立更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而提出的设想，对于未来中国和中亚地区国家的睦邻友好往来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关注非资源、民生领域的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经济危机过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纷纷提出改善经济结构、提升发展水平、促进社会稳定的发展战略。交通、通信、农业、教育等非资源、民生领域合作已成为中亚国家关注的重要领域。在未来与中亚国家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应注重与中亚国家在非资源和民生领域合作规划的落实。继续拓展该区域内公路、铁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合作；同时大力宣传中亚地区的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去投资和旅游，以带动整个经济带的快速发展。

对西北部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加大投资力度。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地区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未来我国要加大交通、工业、金融、技术等领域的投资，特别关注新疆地区的整体发展，发挥新疆的区位优势，推动新疆与各中亚国家的合作，尽快把新疆建设成为中国向西出口商品加工基地和商品中转集散地、进口能源资源的国际大通道和区域性国际商贸中心。积极利用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银联体平台推动企业和银行界的交往，带动新疆地区的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实体企业与银行的交互合作与发展。

关注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重视国际安全问题。如何发展新丝绸之路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一个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中亚地区是俄罗斯的后院，这是俄罗斯人的普遍认识，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必定会影响到俄罗斯对于中亚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如何向俄罗斯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外交部门必须要做的事情。其次，中亚局势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所以，在与中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要关注各国的利益关系以及安全问题，避免冲突，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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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步入黄金期

中国通过20多年的内部体制改革，已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黄金发展时期。1978到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3%，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2001到2005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8%，也位居世界前列。从1980年到2002年的20多年里，中国的人均GNP从1980年的307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5.7美元，GDP及GNP总量已经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年到2000年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中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为4.7%，仅次于美国的14.4%和日本的6.7%。

在改革的同时，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研发和技术投入比例加大。在国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也体现出来，外贸和外资不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也以自己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

中国占据东亚经济主导地位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2004年与1978年比，进出口贸易额增长了50多倍，年均增长15%。中国对外贸易量占世界贸易量的比重不断增加，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1547.9亿美元，世界排名从1978年的第25位攀升到2003年的第3位。其中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5933.7亿美元，从世界第28位攀升到第3位。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04年接受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为1535亿美元，实际利用606亿美元（政府公布数据，UNCTAD数据为62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形势下，中国经济、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人民币币值稳定，汇率制度改革初见成效，使中国在世界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处在一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与主要亚洲贸易伙伴的区内进口比重有所增加，东亚各国的出口市场从欧美地区转移到了东亚各经济体。由于产业转移及中国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扩张，中国已经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基地。

中国不仅作为经济大国，也作为政治大国在东亚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处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与中亚天然毗邻，与南亚次大陆隔帕米尔、喜马拉雅山相望，南部海陆边界均与东南亚各国相接壤，本身也是东北亚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处于亚太经济圈的天然中心地带,位居世界最大的大陆和最大海洋的边缘，海岸线长达32000多公里，特别是中纬度海岸线漫长。这样的地理位置为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东亚地区的枢纽性作用提供了可能。

中国在2003～2004年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要旨在于在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中国国内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通过中国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和自身能力的增强，来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自身经济实力为基础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依托一体化实现经济平衡发展

由于长期的经济分工和产业结构分布，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多层性的特点。2001年，发达国家如日本人均GNP在35600美元；新兴工业经济区域从韩国的9460美元到新加坡24000美元；接下来是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从700美元到3700美元；最后是越南、缅甸、蒙古、北韩、柬埔寨等国，人均GNP只有150～420美元。

面对目前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础情况，笔者认为，东亚各国应当加紧推进相互间的制度性经济合作，以充分发挥各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一体化的框架下实现东亚经济的整体平衡发展。

通过加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可以充分发挥丰富高素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自身的制造业，并在尖端科技上有所突破；日本可以依靠市场需求，合理调整自身产业结构，早日摆脱经济困境；韩国可以有效振兴经济，利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优势，积极扩大国际市场；东盟各国可以将自身内部要素市场和中日韩三国要素市场结合，利用劳动力和管理经验的优势，结合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使其外向型经济特点得到更加有效的发挥。

对东亚各国企业来说，通过合作建立一个东盟――中日韩共同的国际标准，一方面摆脱了对欧洲和美国标准的依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东亚各国企业在竞争中遵循共同的国际化准则，互相借鉴管理和技术经验，使企业竞争力有效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