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相关性分析方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统计学相关性分析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目前，很多研究人员对影像资料分析方法的学习和理解存在一定困难，尤其初学者对繁杂的概念、复杂的计算公式、数据资料性质判断以及如何选择合适统计学方法等问题难以深刻理解。针对这些问题，王良等[1]建议采用以下模式：判断资料类型、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分析方法、其他适宜方法。

1.1根据资料类型初步确定方法

临床研究中产生的各种不同原始资料，而不同数据资料类型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也不同。定量资料常用的方法有t检验、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等。定性资料可用的方法有χ2检验、对数线性模型、logistic回归等，影像医师可根据不同需要选用不同统计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资料类型确定后，统计方法的选用对其有序性有相应要求；而多种方法联合应用或者使用部分少见的分析方法时还需要在选定统计方法后，利用统计软件(如SAS、SPSS)对应的不同命令进行初步分析试验。

1.2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方法

1.2.1差异性研究

差异性分析是指评价比较组间均数、频数、比率等的差异。根据研究需要可选用的方法有χ2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等。临床上研究两组、多组样本比率或构成比之间的差别关系时最常用χ2检验，也是针对计数资料进行假设检验的一种常用的统计学方法，而对两组定量资料分析常用t检验和秩和检验，多组资料分析则常用方差分析；Fisher精确概率法主要适用于总体样本频数小于40或四格表中最小格子T值<1。虽然Fisher精确检验不属于χ2检验，但仍可以作为有效的补充，而也有人认为在统计软件普遍易得的当下，Fisher精确概率法也同样适用于大样本四格表的资料。如彭泽华等[6]在探讨冠状窦-左心房肌连接的双源CT冠状动脉成像(DSCTCA)形态特征时针对冠状窦-左心房肌连接的类型在两组类别变量采用联表的χ2检验，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15，P=0.944)。Teefey等[7]在研究超声表现及白细胞计数预测急性胆囊炎坏疽变化关系时使用Fisher精确分析。t检验适用于两组定量资料分析且资料满足方差齐性和正态性两个基本条件；同样t检验适用于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两水平的资料，在选用t检验时应注意对资料进行相应的变量变换，若资料不能满足基本条件则选用适合分析偏态分布的非参数检验(如：秩和检验)进行分析。如Wang等[8]在研究不同侵袭性的前列腺癌组织和正常前列腺组织以及外周带前列腺癌Gleason评分与肿瘤信号对比时采用t检验。Kung等[9]在研究化脓性髋关节炎的临床和放射学预测指标时也使用t检验分析。秩和检验包括基本秩和检验(Wilcoxon等级检验、Mann-WhitneyU-检验)和高级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Friedmantests、Kolmogorov-Smirnov拟合检验)。当研究资料为两方差齐且呈正态分布的总体，而总体分布类型未知或者不满足参数检验的条件时，采用t检验对样本进行比较；但若无需比较总体参数只比较总置的分布是否相同且总体资料分布类型未知时需要采用非参数的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比较。针对两组或多组样本的定性资料使用秩和检验比较时，需要混合两样本数据、编秩(从小到大)、计量T值、查表或计算求得P值。如Saindane等[10]在对“空蝶鞍”的临床意义判定因素研究中针对颅内压增高和偶然发现空蝶鞍患者两组资料对比时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Filippi等[11]在研究DTI测量儿童Ι型神经纤维瘤病胼胝体派生指标时运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事实上在影像资料分析中经常见到多重组间比较的情况，方差分析(analysisofvariance,ANOVA)就是用来推断两个或者多个总体之间是否有差别的检验，又称F检验。多重组间比较不能单纯选用两样本均数比较的t检验，但是可以根据资料类型选用ANOVA检验。若来自两个随机样本资料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同的定量资料，应采用两因素(处理、配伍)方差分析(two-wayANOVA)或配对t检验。通过F检验可以比较可能由某因素所至的变异或随机误差，同时可了解该因素对测定结果有无影响。当不满足方差分析和t检验条件时，可对数据进行变换或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资料的FriedmanM检验。Obdeijn等[12]在研究乳腺术前MRI能减少术中切缘和乳腺保守术后再次手术，使用ANOVA分析两组资料，结果对照组(29.3%)相比术前MRI病例组(15.8%)有效减少切缘和再次手术(P<0.01)。

1.2.2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不等同因果性，也不是简单的个性化相比，其涵盖的范围和领域较为广泛。统计学意义中的相关性分析包含相关性系数的计算，其过程为：每个变量转化为标准单位后，乘积的平均数即为相关系数。相关性分析可以用直观地用散点图表示两个或者多个变量的离散，当其紧密地靠近于一条直线时，即变量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相关分析常用的方法有Pearson相关性分析、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和卡方检验。临床中对两个或者多个均为定量变量的资料，且变量均呈正态分布时可选用Pearson相关分析，但多数情况下Pearson相关分析适用于两组资料的相关性分析。判断两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密切程度主要用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其范围为－1～+1。若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接近1，即两变量间相关性越密切；反之，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接近0，其相关性越差。实际上在高质量期刊论文中使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的研究也很常见，其通过相关系数进行变量间线性关系分析来判定两个变量间相关性的密切程度。而密切程度的量化指标则通过计算样本相关系数r，根据实际计算r绝对值所属范围来推断两个来自总体变量的线性相关程度，从而推断总体的相关性。根据实际分析需要，将相关关系密切程度分为6等：当IrI=0时，说明两变量完全不相关：当0<IrI<0.3时，说明两变量不相关；当0.3<IrI<0.5时，说明两变量低度相关；当0.5<IrI<0.8时，说明两变量显著相关；当0.8<IrI<1说明两变量高度相关：当IrI=l时，说明两个变量完全相关。王效春等[13]在研究磁敏感加权成像与动态磁敏感加权对比增强MR灌注加权成像联合应用在脑星形细胞瘤分级中的价值一文应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内磁敏感信号与相对血容量最大值和病理分级呈正相关(IrI分别为0.72、0.89，P值均＜0.01),相对血容量与病理分级呈显著正相关(r=0.78，P＜0.01)。又如Lederlin等[14]在比较几何参数、相关功能与组织学特性在哮喘患者的支气管壁CT衰减性关系中同时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其r=0.39～0.43，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常规CT衰减参数在哮喘患者平常支气管的CT参数、气道壁衰减方面更好的区分哮喘患者，同时也更好地区分气道梗阻。值得提及的是对资料有序或无序无法作出初步判定，且明确资料类型为定性资料时还可以选择使用卡方检验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

1.2.3影响性分析

由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而某一结局可能受到来自其他多个方面的影响，此时为分析某一结局发生的影响因素可采用的资料分析方法有线性回归(一元或多元)、logistic回归、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生存分析)等。在影像资料分析中一元线性回归是将影像资料中一个最主要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多元回归定义为某一因变量的变化受多个重要因素的影响，而此时需要用两个或多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且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多个因变量之间相互独立)。实际研究中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影像资料分析应用较为广泛。Langkammer等[15]在磁敏感系数绘图在多发性硬化中应用研究中使用多元线性分析，结果显示各种影响因素中年龄是预测磁化率影响最强的因素。Logistic回归是研究二分类和多分类观察结果与某些影响因素自己建关系的一种多变化分析方法，其经常需要分析疾病与各影像指标之间的定量关系，同时又需要排除一些混杂因素影响。Logistic回归在统计学上属于概率型非线性回归，其分析思路与线性回归大致相同，能有效解决过高或过低水平因素以及分析因素少而样本量大等问题。相比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在处理分类反应数据方面更为常用，且适用于结局为定性影像资料。如Lee等[16]研究高分辨率CT在发现小蜂窝样特发性间质肺炎纤维化的连续变化和预后应用中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分辨率CT在网状和磨玻璃状范围内评价普通肺炎与非特异性纤维化肺炎之间差别明显(P<0.01)。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常常需要分析生存时间与影像资料之间的关系，Kaplan-Meier法就是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其又称乘积极限法，对大小样本资料分析均适用。实践中习惯上以时间为横轴、生存率为纵轴回执的阶梯状图称为Kaplan-Meier生存曲线(survivalcurve)，也称K-M曲线。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是另一种生存分析方法，包括参数与半参数模型两类，其主要是进行多因素生存分析的一种方法，同时可分析众多变量对生存时间和生存结局的影响。Saad等[17]在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在肝移植受者的技术分析和临床评估研究中比较成功施行肝移植与非移植病人开展门体分流术(transjugularintrahepaticportosystemicshunt，TIPS)后的临床疗效评估，使用了Kaplan-Meier法，结果显示6～12个月、12～24个月、24个月以上，移植成活率分别为43%、32%和22%。生存期大于1年的晚期肝脏疾病模型存活评分低于17分、等于17分或大于17分的存活率分别为54%和8%(P<0.05)。

2其他适用方法

2.1ROC曲线

ROC(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曲线是欧美影像学期刊中应用较为常见的统计学方法，国内期刊应用相对较少。ROC曲线根据一系列不同的分界值以真阳性率(灵敏性)为纵坐标，假阳性率(特异性)为横坐标绘制的曲线。ROC曲线分析结合灵敏度(sensitivity)和特异度(specificity)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也应用于影像诊断及人群筛查。ROC曲线根据曲线下面积(areaundertheROCcurve，AUC)的大小对诊断试验作定量分析。理论上，AUC值在0～1间。根据实际情况将诊断分为不符合诊断(AUC<0.5)、无诊断价值(AUC=0.5)、低准确性(0.5<AUC<0.7)、一定准确性(0.7<AUC<0.9)、较高准确性(0.9<AUC<1)，AUC越接近于1，表明诊断准确性越高。Hyodo等[18]在研究乏血管少结节的慢性肝脏疾病患者发展成富血管性肝细胞癌风险因素一文中使用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后续发展成血管性结节平均增长率明显高于非血管过渡性结节。

2.2Kappa检验

Kappa检验主要用于评价不同资料间一致性程度，常用Kappa值评价一致程度。Kappa系数适用于两项和多项无序分类变量资料。在影像学试验中常需要判断多名医师测量同一研究对象或者同一医师多次测量同一对象的一致性，Kappa一致性检验便是最佳选择。Kappa检验还可通过计算Kappa值对两种非金标准的诊断方法进行诊断结果一致性分析。一般而言，评价Kappa一致性需要计算Kappa系数，但在研究考察新的诊断试验方法是否优于金标准，或者检验是否与金标准一致时，还需要计算特异度、灵敏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等指标。目前公认的Kappa系数分为六个区段即一致性极差(Kappa值<0)，一致性微弱(Kappa值0～0.2)，一致性弱(Kappa值0.21～0.40)，中度一致Kappa值(0.41～0.60)，高度一致(Kappa值0.61～0.80)，一致性极强(Kappa值0.81～1.00)。

2.3Levene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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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将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结合运动人体科学的特点，对几种常用的分析手段进行编排，已达到对数据的分析层层递进，科学严谨。旨在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工作者提供参考信息。

关键词 统计学 SPSS T检验 相关分析 方差分析

一、前言

通过SPSS软件对运动人体的各项试验分析过程中，存在着步骤不严谨，数据处理相对混乱等问题。在运动人体科学研究中使用SPSS软件急需一个规范化过程。

统计学广泛应用在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的各项参数分析中，其主要是对成组的数据分门别类，利用统计学的知识对其构建数学模型。通过数学模型能够检验出单组数据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在此基础上对多组数据进行相关性研究，进而得出期望的研究成果。或者从反方向入手，得出这组数据的不成立，从而给出一个否定结论，同样也具有适度的研究价值。在运动人体科学的统计学研究中，主要应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通过软件不仅可以做到统计学的计算，而且可以得到成组数据的图表，通过图表可以直观的看到数据之间的关联信息，十分实用。但在一些复杂数据的分析中，SPSS软件并不能完全得出，还是需要引入函数计算进行评定，例如在对血液流体特性的研究中使用模糊函数这个概念。文章中使用SPSS软件为IBM SPSS Statistics 19.0版本进行描述。

二、分析与讨论

（一）相关分析法的操作方法

在对生理学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时，通常会用到均值的计算和检验，线性回归以及相关性的计算和检验。在人体科学领域其中利用较多相关性研究为例，通过研究相关性给出两组数据的差异性，得到差异性是否显著，从而做出判断这两组数据之间存不存在联系。例如儿童身高与母亲身高之间是否存在联系。通过偏相关分析，可以剔除两组数据直接差异之间所存在的变量，通过剔除变量，假设差异性降低，那么同样也可以给出一个两组数据之间存在有限的联系这样一种结论。对于均值的计算检验也很重要，均值的得出可以通过频率分析，同时得出其是否符合正态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只能作为变量存在。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可以进行两组数据的T检验，可以检验出两组数据样本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存在研究价值，这是进行相关性研究的基础。对于小样本的检测，样本量小于30，那么误判发生的概率很大，有可能其符合正态分布但是方差不齐，那么需要使用非参数检验替代T检验。如果样本中存在有变量，在进行偏相关分析之前，为了做到科学严谨，还需要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以判断分组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联系。对于方差齐性的得出，可以利用F检验，在SPSS中可利用一维方差分析，这里面要求数值F>1，表明差异显著。而线性回归的分析方面，通过研究因变量和自变量是否存在线性关系，是否符合线性定律，可以对两组数据中是否存在变量给出直观的判断，在SPSS中线性的回归可以剔除变量进行比对。在T检验和相关性分析结果中的sig值表现差异性，在以α=0.05为标准，p>0.05差异不显著，p

（二）利用相关分析法的一般顺序

在进行运动人体学科的大范围调查类数据分析过程中，应当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对数据一层层处理，需要进行相关分析的，不可以直接就进行，而是在做相关性分析之前对数据进行层层筛选，去除掉误判因素，它的顺序应当按照以下步骤进行：1.数据的可靠性，包括单组数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以及数据的方差齐性。2.对两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判断两组数据之间有无其他变量。3.测出简单变量因素下的几组数据均值，对几组数据与总的数据均值进行单一样本T检验，判断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有统计学意义，是否存在差异，如性别对身高有无关系。根据方差齐性的不同选择是否使用T检验。这一步骤如果无简单变量，就可以忽略。4.如果存在变量，需要将可能的变量作为分组变量与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以判断确实存在关联。5.进行相关性分析，如需剔除变量使用偏相关。如果变量因素过多，需要进行多元分析，就要用距离（主成分）分析判断起决定作用的几种变量。相关分析多使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这里面的五个步骤根据不同的数据样式可以不全部完成，但是顺序不变。除了数据分析外，如无需测得精确结果而仅作科学研究的参考，或者为了使结果更加利于观察，还可以利用图表进行分析。散点图可以判断相关性，线点图可以判断线性回归，直方图可以判断正态分布等。

三、举例分析

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对生理学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下面给出两个可供分析的思路参考。

（一）举例一

幼童身高与父母身高的相关性分析：数据的筛选测量包括幼童身高、父母身高、父母体重、性别、年龄、城乡区别等。首先，对幼童身高与父母身高数据进行正态分析，和一维方差分析，假设F>1。再以父母身高分别作为自变量对幼童身高这个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假设p

（二）举例二

高原训练对高水平运动员血液红细胞数目的影响：实验组：高原训练后高水平运动员；对照组：低海拔地区高水平运动员。测得数据：高原训练运动员红细胞数量；低海拔地区运动员红细胞数量；性别；年龄。这组数据主要是要研究高原训练与高水平运动员红细胞数量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如果数据仅用来作为训练参考，那么可以简单利用图表方法进行分析。在这组数据中因变量是红细胞数目，自变量是有无参加高原训练。在这里如果性别分组，年龄作为组变量对于红细胞数目影响不大。那么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可以只对其进行单一样本T检验，即将高原训练高水平运动红细胞数据与低海拔地区高水平运动员红细胞数量均值之间做T检验，以判断高原训练有无影响即可。

参考文献：

[1] 马庆国.管理统计——数据获取、统计原理，SPSS工具与应用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261-307.

[2] 刘南，李燕.现代物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07.21（1）：151-154.

[3] 胡健颖，冯泰.实用统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36-237.

[4] 皇甫伟.SPSS相关分析与线性回归分析在英语老师成绩分析中的应用[J].外语教学研究.2007（10）：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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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职业性噪声聋；听觉诱发电位；纯音听阈测试；稳态诱发电位；40 Hz听觉诱发电位；脑干诱发电位

[中图分类号] R764.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10（a）-0060-03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从事高分贝音量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机械噪声导致职业性噪声聋也逐渐增多，已成为尘肺后另一种高发病率的职业病。目前，我国对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主要依赖于GBZ 49-2007《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有关语言频率纯音测听的阈值，临床中采用往往会受到受检测者主观意识影响，影响诊断结果。郑倩玲等[1]报道职业性噪声聋中有66.67%的患者为扩大聋或伪聋。而听觉诱发电位是目前文献报道较多的客观听力测试检查方法，避免主观意志对诊断的影响。本文通过观察语言频率纯音测听阈值与听觉诱发电位对职业性噪声聋的测试结果，探讨听觉诱发电位与职业性噪声聋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选择只接触生产性噪声而未接触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工龄3年以上、有听力损失且配合检查的申请职业性噪声聋鉴定的人员为研究对象，男女不限。排除标准：经声导抗检查中耳功能异常者；有化脓性中耳炎、药物性聋、先天性聋、突发性聋等耳部疾病史者；伴有其他全身疾病，如肾炎、高血压、糖尿病等；近期使用过耳毒性药物者。

1.2 研究对象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以高频听力损伤≥50 dB和语频听力损伤≥25 dB为诊断标准，选择2009年2月～2011年9月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人民医院行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职业性噪声聋患者45例，其中，轻度噪声聋24例（轻度聋组），中度噪声聋21例（中度聋组）；男37例，女8例；年龄31～55岁，平均（35.5±3.47）岁；工龄2～17年，平均（9.4±3.46）年。选择同期在我院行听力检查的25例正常受检者为对照组，男19例，女6例；年龄35～59岁，平均（36.5±3.29）岁，工龄2～15年，平均（9.1±3.27）年。三组年龄、性别、工龄、工种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3 检查方法

所有听力检查项目均在工人脱离噪声作业7 d后进行。①纯音听阈测听（PTA）检查：采用丹麦产OB922型纯音听力计，在本底噪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5.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采用Pearson检验进行相关性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组患者PTA与ASSR值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对照组受检者PTA与ASSR测听值均低于轻度聋和中度聋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组内PTA值与ASSR测听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组间PTA与ASSR值变化趋势一致。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PTA阈值与ASSR反应值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为0.722（P < 0.05）。见表1。

2.2 不同组患者BAEP反应值比较及其与PTA的相关性分析

对照组BAEP反应值低于轻度聋和中度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PTA阈值与BAEP反应值存在正相关关系，r = 0.670（P < 0.05）。见表2。三组Ⅰ、Ⅲ、Ⅴ波潜伏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三组Ⅰ～Ⅲ、Ⅲ～Ⅴ峰间潜伏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Ⅰ～Ⅴ峰间潜伏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3不同组患者40 Hz AEP测听值比较及其与PTA的相关性分析

对照组40 Hz AEP测量值与轻度聋和中度聋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组内PTA值与40 Hz AEP测听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PTA阈值与40 Hz AEP测听值存在正相关关系，r = 0.835（P < 0.05）。见表4。

3 讨论

职业性噪声聋是指长期处于生产性噪声环境中的人们逐渐产生的一种进行性感音性听觉功能障碍。众所周知，超过140 dB的噪声容易导致急性听力损伤，而长期处于90 dB以上噪声者会出现慢性听力损伤，称为慢性噪声聋。此种患者临床中多出现耳内出血、鼓膜破裂、耳鸣等症状，重症患者还可出现消化系统或内分泌系统症状[2]。目前对职业性噪声聋诊断依据是GBZ 49-2007《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其规定纯音测听阈值反应患者是否可判定为职业性噪声聋。但此种方法不能避免受检者主观因素对诊断结果的影响，导致出现伪聋或扩大聋。

ASSR是一种客观性检查方法，检查过程中患者处于平静状态，采用不同声频输入刺激量，通过对输出量扫描得到ASSR反应值，其与PTA听力测试一样可以描述患者的听力曲线，因其避免了患者主观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其测量结果比较可靠。王涛等[3]通过多频听性稳态反应评估听力正常青年人纯音听阈，发现多频听性稳态反应与纯音测听听阈呈正相关，可以用于对噪声聋的评估。周峰等[4]对伪聋和扩大聋患者采用ASSR检查，其听力损伤程度均有减轻，其认为ASSR可作为伪聋和扩大聋的鉴别诊断依据，对职业性听力损伤的听力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2008年郑倩玲等[5]通过回归模型评价ASSR与PTA检测职业性噪声聋的相关性，认为ASSR可真实的评估受检测者听阈值，并对如何利用ASSR鉴别诊断职业性噪声聋提出了设想。本研究显示，ASSR检测对照组、轻度和中度聋组患者听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PTA和ASSR具有正相关性，与王涛等[3]研究结果相似，说明ASSR可用于评估职业性噪声聋。

BAEP是声音刺激后产生的神经电位，也是脑干损伤后产生的一种比较多见的神经电位，对BAEP检测可客观地反映耳蜗至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当声音刺激后可产生BAEP神经电位，随着声音刺激逐渐降低，BAEP神经电位波峰逐渐降低直至消失，诸波中Ⅴ波最后消失。临床中通常以能引出Ⅴ波的最小声音刺激为反应值。本研究对照组受检者BAEP测听值低于轻度和中度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PTA阈值与BAEP存在正相关关系，r = 0.670（P < 0.05），与孙杰等[6]研究结果相似，说明临床中检测BAEP可用于职业性噪声聋的辅助诊断。众所周知，BEAPⅠ波可以反映耳蜗的神经功能，本研究三组Ⅰ、Ⅲ、Ⅴ波潜伏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Ⅰ～Ⅲ、Ⅲ～Ⅴ峰间潜伏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Ⅰ～Ⅴ峰间潜伏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Ⅰ波为引起差异的主要原因，即耳蜗功能受到损伤。

40 Hz AEP是脑干潜伏期的听觉稳态反应电位。韩德民等[7]认为，40 Hz AEP可客观地较好地反映语频率的听阈值。方新[8]通过对比研究，于国内首次提出将40 Hz AEP作为临床中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指标。梁晓阳等[9]采用40 Hz AEP评估72名噪声工作工人，结果显示500 Hz和1 000 Hz的纯音听阈正常时，其40 Hz AEP值差异有显著性（P < 0.01）；当纯音听阈提高时，两种测试方法所得听阈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因此，梁晓阳等[9]认为40 Hz AEP能够客观地、更准确地评估言语频率的真实听阈。本研究显示，对照组40 Hz AEP测量值与轻度聋和中度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组内PTA值与40 Hz AEP测听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PTA阈值与40 Hz AEP测量值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40 Hz AEP可以准确、客观地反映言语频率阈值。

总之，我国目前职业性噪声聋诊断主要依据言语频率的纯音测听阈值，其结果多受受检者主观因素影响。笔者通过研究发现，ASSR、BAEP和40 Hz AEP可更客观和准确地评估受检者真实听阈，可避免主观因素对诊断结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郑倩玲，刘移民，杨爱初，等.246例疑似职业性听力损伤的临床诊断分析[J].中国热带医学，2007，7（11）：2039-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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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涛，华清泉，黄治物，等.多频听性稳态反应评估听力正常青年人纯音听阈的探讨[J].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2005，13（3）：156.

[4] 周峰，刘薇薇.耳声发射及多频稳态诱发电位在职业性听力损伤诊断中的意义[J].2007，25（12）：739-740.

[5] 郑倩玲，朱光华，夏丽华，等.应用多发稳态诱发电位鉴别诊断职业性噪声聋的临床研究[J].实用预防医学，2008，15（6）：1700-1702.

[6] 孙杰，陈艳梅，马娟，等.职业性噪声聋患者听觉脑干诱发电位检测结果的分析[J].2010，28（12），924-925.

[7] 韩德民，许时昂.听力学基础与临床[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343-355.

[8] 方新.应用40 Hz听觉相关电位反应阈判断客观听阈的探讨[J].工业卫生与职业病，1995，21（6）：33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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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病原菌；耐药性

研究表明， 进行机械通气治疗的患儿易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且好发于机械通气48 h后， 是临床常见的机械通气并发症之一[1]。本文将对本院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期间前来就诊的100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儿给予临床研究， 从而探讨小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其耐药性， 为临床医生用药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100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儿中， 其中男57例， 女43例， 年龄3个月～11岁， 平均年龄（5.57±1.34）岁， 机械通气持续时间2～21 d， 平均时间（7.13±1.46）d， 原发疾病：胎粪吸入综合征7例、坏死性小肠结肠炎2例、肺透明膜病22例、脑挫伤7例、病毒性脑炎41例、脊髓炎2例、重症肌无力4例、瑞氏综合征12例、神经根炎3例。

1. 2 方法 采用一次性无菌吸痰管经套管抽吸或气管插管采集痰液后， 接种于伊红美兰琼脂平板、选择性巧克力琼脂平板、5%～10%羊血琼脂平板， 霉菌则采用沙保弱氏琼脂培养基培养， 北京天坛有限公司提供药敏纸片， 记录痰液标本实验室检查结果（病原菌分布情况及耐药性）， 给予统计学分析后得出结论。指定1名具有专业知识及丰富经验的实验室检验医师完成100份痰液标本检验工作。

1. 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3.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

2 结果

2. 1 病原微生物分布情况分析 100份痰液标本共检验出100株致病菌， 其分布情况如下：肺炎克雷伯菌44株（44.00%）、大肠埃希菌21株（21.00%）、铜绿假单胞菌15株（16.00%）、金黄色葡萄球菌12株（13.00%）、其他（鲍曼复合不动杆菌、副流感嗜血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克氏柠檬酸杆菌、臭鼻克雷伯菌等）8株（9.00%）， 其中肺炎克雷伯菌所占比例最高， 对比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2 耐药性分析 100株致病菌耐药性分析结果如下：①大肠埃希菌：亚胺培南20%、庆大霉素91%、头孢哌酮77%、哌拉西林58%、环丙沙星31%、头孢曲松0%、头孢他啶20%、头孢唑林0；②肺炎克雷伯菌：亚胺培南26%、庆大霉素86%、头孢哌酮100%、哌拉西林59%、环丙沙星29%、头孢曲松13%、头孢他啶18%、头孢唑林0；③铜绿假单胞菌：亚胺培南18%、庆大霉素80%、头孢哌酮60%、哌拉西林60%、环丙沙星0、头孢曲松0、头孢他啶50%、头孢唑林0；④金黄色葡萄球菌：万古霉素0、亚胺培南17%、庆大霉素78%、头孢哌酮20%、头孢曲松45%、头孢唑林22%、哌拉西林67%、环丙沙星43%。由此可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等主要致病菌对庆大霉素、头孢哌酮、哌拉西林等临床常用药物未发生敏感， 提示对此类药物具有较高耐药性， 不适于临床治疗使用， 而金黄色葡萄球菌主要对庆大霉素、哌拉西林敏感性较高， 提示对此类药物具有较低耐药性。

3 讨论

有研究显示， 患儿在住院治疗期间获得的感染称为院内感染， 包括住院期间感染或住院期间获得而出院后感染[2]。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ent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 VAP）属于院内感染， 是指患者在进行机械通气48 h后至拔管后48 h内出现的肺部实质性感染疾病[3]。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属于常见的肺实质性院内感染疾病， 其发生原因为机械通气使患儿呼吸道屏障消失， 且局部留有创伤， 因此利于细菌侵入机体引发炎症反应。近年来， 随着临床医学水平不断进步， 机械通气已广泛应用于儿科患儿治疗过程中， 虽可对其原发疾病治疗效果提供帮助， 但若出现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并发症则将加重机体病情， 增加其脱离呼吸机治疗难度， 延长住院治疗时间， 对其身心均造成严重影响， 甚至造成死亡等严重后果， 应引起广大医护工作者高度重视[4]。

本文研究可知，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儿主要致病菌为肺炎克雷伯菌（所占比例高达44.00%）， 但仍有少数患儿出现鲍曼复合不动杆菌、副流感嗜血杆菌、流感嗜血杆菌等不常见致病菌感染， 且患儿大多对亚胺培南、庆大霉素、头孢哌酮、哌拉西林等抗生素药物具有较高耐药性， 应用此类药物治疗将无法获得满意效果， 提示临床医生对此类患儿进行治疗时， 不应仅凭以往经验盲目用药， 以免贻误治疗时机造成严重后果。

综上所述， 临床医生应对疑似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儿进行及时的实验室检验， 明确病原菌及其耐药性后给予针对性的用药治疗， 从而保障患儿获得满意疗效及预后， 提高其生活质量及生命安全， 值得今后实际工作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邵丽佳， 朱以军， 徐瑞龙， 等.小儿肺炎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调查.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0，20（17）： 2699-2701.

[2] 钟和悦， 冯宁益.小儿肺炎480例痰液细菌培养及耐药性分析.广东医学， 2010， 31（6）： 770-771.

[3] 刘明华， 张庆玲， 府伟灵.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流行病学和诊断进展.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04， 14（1）： 116-118.

篇5

关键词：C-反应蛋白；冠状动脉粥样硬；Gensini评分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D）简称冠心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新近的研究显示慢性炎性反应在CAD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C-反应蛋白（CRP）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与冠状动脉痉挛硬化有关的炎性标志物，CRP是在炎性反应或损伤过程中，肝脏合成的一种急性时相蛋白，它能敏感地反映机体炎性反应。研究发现CRP不仅是心血管事件强的预测因子还可能促进炎性反应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1]。但具体关联程度的报道少见，为了探讨其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对81例CAD患者CRP进行了研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09年1月～2011年1月期间来我就诊的CAD的患者81例，所有患者经过冠脉造影确定为CAD，并且病例资料都齐全的患者。其中男47例，女34例，平均年龄（67.87±26.3）岁。并且排除合并感染，近期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和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根据造影的结果分为两组：粥样硬化组34例：造影结果显示早冠状动脉狭窄程度＜50%；冠状动脉病变组47例：有一支以上主要冠状动脉狭窄程度≥50%。

1.2  方法：CRP测定：在患者就诊的当日清晨进行血液样本采集，应用采用美国Beckman CX-V型全自动生化仪检测CRP。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的评价采用改良的Gensini评分进行评定。

1.3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均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 17.0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用t检验，二变量的相关性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对比分析了粥样硬化组和冠状动脉病变组的临床资料发现：HLDL-C，CRP（mg∕L），Gensini评分，冠状动脉病变组发生率明显高于粥样硬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详见表1。

表1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临床资料

粥样硬化组

冠状动脉病变组

t值

P值

TC（mmol/L）

4.67±0.76

4.895±0.89

0.74

＞0.05

TG（mmol/L）

2.18±0.35

2.23±0.45

0.89

＞0.05

LDL-C（mmol/L）

2.58±0.76

2.48±0.45

1.45

＞0.05

HLDL-C（mmol/L）

0.66±0.87

1.78±0.78

12.34

＜0.01

CRP（mg/L）

2.23±0.23

6.45±2.87

15.43

＜0.01

Gensini评分

19.54±11.36

42.15±12.56

21.24

＜0.01

2.2  CRP与Gensini评分相关性分析：经过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发现CRP与Gensini评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76，P＜0.01）。

3 讨论

    CRP是组织受到各类损伤或者炎性反应刺激后肝脏产生的一种蛋白，以往研究多认为CRP仅产生于肝脏，但是近来研究显示CRP也产生于受损的冠状动脉。并且CRP具有半衰期较长，稳定性好，无昼夜变异，不受进食影响，检测技术成熟，测量方便以及价格低廉等优点。因而进一步探讨CRP与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具有重要临床意义[2]。

    本研究结果显示：HLDL-C，CRP冠状动脉硬化组患者明显低于冠状动脉病变组的患者，这说明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不但与脂质代有关，并且也表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与炎性反应有关。本研究进一步采用pearman相关性分析分析CRP与改良的Gensini评分，结果显示析CRP与改良的Gensini评分具有明显的正相关，说明随着血清CRP的升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随之增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血清CRP水平与冠状动脉的病变程度呈正相关，并且CPR检测技术成熟，测量方便以及价格低廉，因此CRP水平可作为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参考指标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应用。

4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预防对策；高危因素；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机械通气是临床用于呼吸系统疾病治疗及抢救的重要手段，操作具有侵袭性，因此而导致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是患者的严重并况及致死高危因素[1]。探析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导致的VAP的相关性因素及预防护理对策十分关键，故我院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2013年11月对接受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患者的相关高危因素，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2010年1月～2013年11月523例接受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患者，其中男性303例，女性220例，年龄18～82岁，入选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系统科学会制定的VAP的诊断标准[2]；经实验室相关检查结合临床症状确诊为VAP患者。原发疾病：脑血管意外39例，颅脑重度损伤114例，复合伤160例，呼吸系统疾病210例。应用呼吸机辅助治疗4～61d，平均（21.5±1.7）d。

1.2方法 于患者辅助通气前及开始通气48h后采集痰液标本，经人工气道应用一次性痰液收集器吸取呼吸道分泌物。回顾性统计分析高危因素，包括患者的通气时间、原发疾病、年龄、等。

1.3统计学处理分析 采用SPSS17.0软件系统分析所有数据，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χ2检验，P

2 结果

2.1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病情况 接受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患者523例，发生VAP100例（19.12%），其中呼吸系统慢性疾病53例（25.23%）、颅脑重度损伤21例（23.68%）、脑血管意外9例（23.07%）、复合伤17例（10.63%），见表1。

2.2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情况与年龄的相关性 60岁以上组与低于60岁组发生VAP的概率差异显著，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4.88，P>0.05），见表2。

2.3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情况与通气时间的关系 随着通气时间的延长，患者发生VAP的概率逐渐升高，通气时间低于15d患者无显著差异，通气时间在15d以上患者发生VAP概率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1.56，P

3 讨论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医源性肺炎的主要类型之一，机械通气48h后至拔管后48h内出现的肺炎，其中早发性VAP在4d内发病，晚发性VAP≥5d发病[3]。有文献报道称，引起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主要高危因素包括上机前使用抗生素，机械通气时间过久，抗生素引起致病菌群失衡[4]；不易咯出痰液；意识丧失、长期卧床[5]；一般状况较差，年龄大等[6]。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呼吸机相关性肺炎高危因素，结果显示：接受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患者523例，发生VAP100例（19.12%），其中呼吸系统慢性疾病53例（25.23%）、颅脑重度损伤21例（23.68%）、脑血管意外9例（23.07%）、复合伤17例（10.63%）；60岁以上组与低于60岁组发生VAP的概率差异显著，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4.88，P>0.05）；随着通气时间的延长，患者发生VAP的概率逐渐升高，通气时间低于15d患者无显著差异，通气时间在15d以上患者发生VAP概率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1.56，P

参考文献：

[1]程春华，徐廷玉.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病原菌调查及治疗与护理对策[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0，20（2）：47-48.

[2]吴盛，于长申，吴迪，等.NICU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临床特征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3，23（17）：121-122.

[3]陈永强.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与呼吸机集束干预策略[J].中华护理杂志，2010，45（3）：177-185.

[4]梁英英，钱小毛.重症监护病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危险因素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0，20（6）：166-167.

篇7

【关键词】 心肌肌钙蛋白Ⅰ; Beckman-Coulter Access免疫分析仪; 强生VITROS-5600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of Sentive Cardiac Troponin I Detected by Two Different Detection Methods/SONG Jin-ping,MENG Xiao-hui,DAREN Bieke-sulitanbai.// 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2,9(33):087-088

【Abstract 】 Objective:To comparise results of serum cardiac troponin I by Beckman-Coulter Access Immunoassay analyzer and Johnson VITROS-5600 fully automated dry chemistry analyzer,and exploring the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Method:45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presenting symptoms suggestive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The concentrations of serum cardiac troponin I were measured with Beckman-Coulter Access Immunoassay analyzer and Johnson VITROS-5600 fully automated dry chemistry analyzer. Data were processed by SPSS13.0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Result:Results of serum cardiac troponin I using the two method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while analysis shows the significant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P

【Key words】 Cardiac troponin Ⅰ; Beckman-Coulter Access Immunoassay analyzer; Johnson VITROS-5600 fully automated dry chemistry analyzer

First-author’s address:People Hospital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Urumqi 830001,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2.33.055

cTn因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发病后出现较早且持续时间较长等特点,已成为目前诊断心肌损伤尤其是AMI的重要生物标志物[1]。与cTnT不同的是,一直以来市场上存在多种cTnI检测试剂,目前国内外使用较多的cTnI检测方法约20余种,各方法的分析性能差异很大。不同的检测方法是建立在不同技术平台上[2]。在这种情况下,检测结果之间可能会相差20~40倍,甚至100倍[3]。但是同一实验室同一检测项目,在两种不同的分析系统下得到的结果需具有可比性,且结果要接近,这对于临床应用是非常必要和有重要意义的。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本实验室这两种检测体系的检测结果是否一致,现对本院就诊的45例患者的血清标本同时用Beckman和强生VITROS-5600进行检测,并做对比分析,为两种检测数据的可比性,提供实验室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 Beckman-Coulter Access免疫分析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诊断公司生产;强生VITROS-5600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美国强生公司生产。

1.2 试剂 Beckman-Coulter AccuTnI试剂盒(批号219417)由美国贝克曼-库尔特诊断公司生产。Ortho-Clinical Troponin I试剂盒(批号08206500019),由美国强生公司生产。质控由美国伯乐公司提供批号Level1 Lot 23501,Level2 Lot 23502,Level3 Lot 23503。

1.3 方法

1.3.1 定标和质控 样本测试前,进行仪器保养和检查,避免仪器故障。两台生化分析仪,分别用相应的定标液和质控液进行系统校正。统计两台仪器质控结果,确保所有检测项目的变异值不超过规定变异值。见表1。

表1 cTnI质控血清参数

质控血清 批号 参考范围(ng/ml) 定值

高值 23503 2.79~3.85 3.32

中值 23502 0.574~0.792 0.683

低值 23501 0.029~0.073 0.051

1.3.2 方法学比较 两种检测方法分别检测cTnI,比较检测结果的差异是否显著,并分析不同检测方法之间的相关性。

1.3.3 标本来源 45例血清样本分别来自正常或患者,无溶血和脂血血清。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PMMS 3.1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求得所得两类数据的差值,对检测结果数据进行正态性分布检验。符合正态分布进行配对数据t检验,不符合正态性分布则进行秩和检验,并计算两组数据的回归方程,并进行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的统计学假设检验。

2 结果

2.1 Beckman -Coulter AccuTnI和Ortho-Clinical TnI室内质控结果分析 高值质控共检测51次,中值质控共检测50次,低值质控共检测52次,结果与定值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见表2。两仪器间高中低质控cTn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Beckman和强生VITROS-5600检测数据正态性分布分析 对Beckman检测数据和强生VITROS-5600干化学检测数据进行正态性分布检验,见表3。由表3中标准峰度值和标准偏度值(U>2.58)可见cTnI不符合正态分布(P

2.3 Beckman和强生VITROS-5600检测结果差异显著性分析 对cTnI检测结果进行秩和检验,以这两组数据的总体中位数Md为检验统计量,零假设为Md=0,备择假设Md≠0,α=0.05,作出推断结论。秩和检验结果N=45,检验秩和R=462.5,可见cTnI Beckman和强生VITROS-5600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U =0.62,P

2.4 Beckman和强生VITROS-5600检测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以强生VITROS-5600测定值为X,Beckman测定的值为Y,求得回归系数b,截距a,建立回归方程Y=a+bX,并进行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见图1。查F表,可知(F1,60(0.05)=252.2)。由表中数据可见cTnI由这两种检测方法得出的结果存在显著相关性(P0.96。

图1 两种检测系统间相关性比较

3 讨论

敏感cTn检测方法的问世,使得检测灵敏度进一步提高,检测低限有所下降,除了使急诊胸痛患者有可能更早明确AMI诊断之外,在临床药理实验和社区疾病调研中对cTnI低浓度升高的受试者也有重要意义。有数据提示,cTnI轻度升高的患者有2倍的死亡和再发缺血的危险性[4]。

但是由于不同cTnI检测试剂是生产厂商在各自的技术平台上建立的,每个厂家采用的单克隆抗体(或多抗)针对的表位和株数不同、示踪技术不同、校准物各异、抗凝剂不同等,因此几乎不可能做到通过校准使得不同检测系统的测定结果达到一致可比性[5]。因此在cTnI检测标准化的目标未达到之前,cTnI检测方法间不可避免存在差异,这显然会给临床应用尤其是不同医疗部门之间的结果比对和资料分析带来困扰。

本实验室所用的贝克曼-库尔特检测方法采用双抗体夹心法,捕获抗体和检测抗体分别针对24~40和41~49氨基酸肽段;强生检测方法采用的是三抗体夹心法,2个捕获抗体分别针对24~40和41~49氨基酸肽段,检测抗体针对87~91氨基酸肽段[6]。

本次对本实验室的两种敏感cTnI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了比较之后,发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具有显著相关性。这与已有的一些报道不同,原因可能是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较多,本实验室的检测条件和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影响因素容易控制。但是不同性别和年龄段的患者之间的两种检测方法测得的检测结果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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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卫东.2种不同的测定方法检测肌钙蛋白I在心肌损伤诊断中比较[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2,33(3):358-359.

[3] James S,Flodin M,Johnston N,et al. The antibody configurations of cardiac troponin I assay may determine their clinical performance[J].Clin Chem,2006,52(5):832-837.

[4] Morrow D A, Cannon C P, Rifai N, et al.Ability of minor elevations of troponins I and T to predict benefit from an early invasive strategy in patients with unstable angina and non-S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trial[J].JAMA,2001,286(19):2405-2412.

[5] Panteghini M. Assay-related issu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cardiac troponins[J].Clin Chem,2009,402(1-2):88-93.

篇8

摘要目的：探讨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屎肠球菌耐药性与红霉素、头孢噻肟用药频度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2013年1月3种革兰阳性球菌药敏性试验资料及抗生素使用量，计算耐药率和用药频度，对耐药率与2种抗生素用药频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红霉素的用药频度持续下降，头孢噻肟的用药频度持续上升。3种革兰阳性球菌对2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均呈持续增长趋势。3种革兰阳性球菌对红霉素的用药频度（DDDs）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对头孢噻肟耐药率与DDDs呈显著正相关。结论：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屎肠球菌对头孢噻肟耐药率分别为16.9%、8.8%、10.3%。红霉素治疗该类细菌引起的感染已经不具有临床意义。

关键词革兰阳性球菌红霉素头孢噻肟用药频度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3 kinds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gram-positive cocci and the DDDs of erythromycin，cefotaxime

Niu Wei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Hospital of Lankao County，Henan 475300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rug resistance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Enterococcus faecium and the DDDs of erythromycin，cefotaxime.Methods：We retrospective analyzed the 3 gram positive coccus drug sensitivity test datas and the usage of antibiotics from January 2008 to January 2013.We calculated the drug resistance rate and the frequency of drug use.We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sistant rate and the DDDs of 2 kinds of antibiotics. Results：The erythromycin DDDs continued to decline，and the cefotaxime DDDs continued to rise.3 kinds of gram positive cocci resistant rate of 2 kinds of antibiotics were increasing.3 gram positive cocci of erythromycin DDD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sistance rate and DDDs of cefotaxime was positively.Conclusion：Staphylococcus aureus，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Enterococcus faecium to cefotaxime resistance rates were 16.9% ，8.8% ，10.3% respectively. Erythromycin in the treatment of bacterial infections has no clin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Gram positive cocci；Erythromycin；Cefotaxime；Frequency of use

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屎肠球菌为医院内感染的常见致病菌，对人类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3种革兰阳性球菌近年来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日趋严重[1]。红霉素是由红霉素链霉菌所产生的第一代大环内酯类的代表性抗菌药物，头孢噻肟是第三代半合成β内酰胺类头孢菌素抗菌药物，对革兰阳性球菌均有效，是目前国内治疗该类细菌感染的常用、有效药物。为进一步了解3种革兰阳性球菌耐药性及与红霉素、头孢噻肟用药频度的相关性，本文对5年来对我院患者临床标本中3种革兰阳性球菌耐药趋势与两药物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菌株来源：来自2008年1月-2013年1月门诊就医及住院就医患者的临床标本，包括尿液、血液、痰液、脓液、分泌物等。经常规化验或者VITEK-32型全自动细菌分析仪进行菌株鉴定，分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1 297株、肺炎双球菌323株、屎肠球菌276菌，见表1。

抗生素敏感试验：采用K-B纸片琼脂扩散法对分离出的致病菌进行抗生素敏感试验，K-B法结果判读严格按照美国NCCLS制定的推荐标准进行。应用EXCEL和WHONET 5.3软件分析判读结果。

年用药量、限定日剂量（DDD）及用药频度（DDDs）的确定：利用本院药库信息系统管理程序，自动汇总2008年1月-2013年1月红霉素、头孢噻肟年用量；根据《新编药物学（第17版）》和《临床用药须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1年版）》推荐的剂量，确定成人限定的日剂量值；用药频度为药品消耗的总量除以相应的日剂量值。

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 16.0软件对3种革兰阳性球菌耐药率与DDDs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DDDs：2008年1月-2013年1月红霉素的DDDs从28.9持续下降到14.7，头孢噻肟的DDDs一直保持持续的上升趋势，从4.4增加到43.8，增幅约10倍，见表2。

3种革兰阳性球菌耐药率：3种革兰阳性球菌耐药率全部呈持续增长趋势，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率的增幅最大，分别为12.9%、16.9%，见表3。

3种球菌耐药率与2种抗生素DDDs相关性：通过统计分析，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和屎肠球菌3种革兰阳性球菌耐药率对红霉素的DDDs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头孢噻肟耐药率与头孢噻肟DDDs呈显著正相关，耐药曲线与消耗曲线非常吻合，具有统计学意义（P

讨论

由于细菌与抗生素接触后，经质粒介导，改变了自身的代谢途径，使其不被抗生素杀灭。细菌对于抗菌药物作用的耐受性主要途径是产生抗菌药物酶、抗菌药物作用靶位改变、改变细菌外膜通透性、影响主动流出系统、细菌生物被膜的形成和交叉耐药性的产生。这均与目前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密切相关[1]，尤其是第三代半合成β内酰胺类药物在临床上广泛大量的使用。本研究显示，本院2008年使用头孢噻肟的DDDs为4.4，2012年43.8，增幅约10倍。经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3种革兰阳性球菌对头孢噻肟耐药率与头孢噻肟DDDs呈显著正相关，耐药曲线与消耗曲线非常吻合，这与相关报道结果基本一致[2]。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屎肠球菌对头孢噻肟耐药率也分别为16.9%、8.8%、10.3%。从逐年增长的趋势观察，结果不容乐观。

对于红霉素使用，虽然红霉素的DDDs呈逐年下降趋势，但3中革兰阳性球菌对其耐药率仍呈增长趋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细菌交叉耐药所致，也可能是第三代半合成β内酰胺类药物和第二代大环内酯类药物大量使用所致[3]。根据调查结果，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红霉素的耐药率已达61.4%～74.3%，因此，红霉素治疗该类细菌引起的感染已经不具有临床意义。而对肺炎双球菌和屎肠球菌的耐药率也达到30%左右，难于满足由其引起的感染。

参考文献

1康正国，张云琴，郑晓汾.医院革兰阳性球菌的耐药性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1，21（2）：382-383.

篇9

通讯作者：贺赞静

【摘要】 目的 探讨抗环瓜氨酸肽抗体联合类风湿因子检测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RA）的意义。方法 检测100例RA患者血清抗环瓜氨酸肽抗体、类风湿因子浓度，分析两者的诊断意义。结果 anti-CCP（+）、RF（+）的敏感性分别为67%、78%；特异性分别为96%、88%，anti-CCP（+）的敏感性弱于RF（+），其特异性强于RF（+），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类风湿因子； 类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属于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具体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主要表现为多关节的慢性炎症，在患者发病后2年内即可出现不可逆的骨关节破坏，诊断主要依靠其临床表现和血清学指标如类风湿因子（RF）等的检测［1］。2000年首次人工合成环瓜氨酸肽（CCP），并且被成功应用于RA患者的抗CCP抗体的检测中［2］。笔者就抗环瓜氨酸肽抗体联合类风湿因子检测在RA诊断中的临床意义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取得了理想的结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7年5月～2011年2月本院风湿免疫科经治的RA患者100例，均符合1987年美国风湿病协会修订的诊断标准；其中男35例，女65例，年龄24～67岁，平均（48.5±8.1）岁。

1.2 方法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采用ELISA法。使用德国欧蒙公司提供的试剂，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阳性标准为anti-CCP抗体浓度＞25 U/ml。RF：采用速率散射免疫比浊法，试剂由BECKMENCOULTER公司提供，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阳性标准为anti-CCP>25 U/L。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采用行×列四格表法计算敏感度与特异度，采用Spermans进行相关性分析，P

2 结果

anti-CCP（+）、RF（+）的敏感性分别为67%、78%；特异性分别为96%、88%，anti-CCP（+）的敏感性弱于RF（+），其特异性强于RF（+），两者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两者联合诊断的阳性率得到了增加，特异性达100%，见表1。两者Spermans相关性分析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P

表1 RF和anti-CCP在RA诊断中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比较（%）

表2 在RA诊断中RF与抗CCP抗体检测结构的相关性

3 讨论

RA是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现行的诊断标准中缺乏特异性的实验室指标，从而使该疾病的误诊和漏诊率升高，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比较特异并敏感的指标来协助诊断。在美国风湿病协会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标准中只有RF属于实验室指标，虽然RF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但是其特异性相对较低，不但存在于一些结缔组织疾病中，也出现于感染、肿瘤等一些非结缔组织疾病中，如果患者的临床症状不很典型，会给明确诊断带来困难［3］。

应用人工合成的CCP作为底物，用ELISA 方法发现此抗体对该病有很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可用于RA的诊断。anti-CCP属于一种环状聚丝蛋白多肽片段。最近研究认为，抗环瓜氨酸肽抗体与RA的严重程度及预后有密切的相关性。

在本研究中，anti-CCP（+）、RF（+）的敏感性、特异性两者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两者联合特异性高达100%；在两者的Spermans相关性分析中，两者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联合抗CCP抗体和类风湿因子在RA的诊断中具有较好的敏感性、特异性，两者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可作为早期诊断RA的有价值的血清学指标，值得在临床中广泛使用并推广。

参 考 文 献

［1］ 郭冬梅，张红卫，陈国强.抗环瓜氨酸肽抗体联合类风湿因子检测对类风湿性关节炎诊断的临床价值.实用心脑血管病杂志，2009,17（12）：1048-1050.

［2］ 陈永红，李三中.抗环瓜氨酸肽抗体联合类风湿因子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检验医学与临床，2008,5（18）:1093-1094.

篇10

【关键词】 湿化学； 干化学； 比较； 相关性分析

近几年，干化学分析仪逐渐被临床所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急诊检验工作中更是体现其快速有效的优势。但同时与湿化学检测结果出现的较大差异，也给临床诊断、病情的分析以及检测结果的评估和解释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两种检测体系的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情况，现对本院就诊的40例患者的血清标本同时进行湿化学和干化学部分检测结果分析对比，为实验室提供两种检测数据的可比性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 干化学法：强生vitros-5600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美国强生公司生产。湿化学法雅培c8000生化分析仪，美国雅培公司生产。

1.2 试剂 干化学法：美国强生公司生产的vitros-5600原装干片试剂。湿化学法：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谷丙转氨酶（alt），r-谷氨酰转肽酶（r-ggt），碱性磷酸酶（alp），尿素氮（bun），肌酐（cr），尿酸（ua），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ldl-c），甘油三酯（tg），乳酸脱氢酶（ldh）由上海科华生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干化学校准品和质控液均为强生公司提供的原装配套产品。湿化学生化分析仪所用校准品由利德曼公司生产提供（批号：lot103101ba）；质控液为利德曼公司生产提供的生化质控血清（批号：lot106281c）。

1.3 方法

1.3.1 定标和质控 样本测试前，进行仪器保养和检查，避免仪器故障。两台生化分析仪，分别用相应的定标液和质控液进行系统校正。统计两台仪器质控结果，确保所有检测项目的变异值不超过规定变异值。

1.3.2 仪器重复性和精密度检验 在确保质控和定标合格的状态下，分别进行两台仪器的重复性测试。

1.4 标本来源 40例血清样本分别来自正常或患者的标本，无溶血的轻微脂血血清。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求得所得两类数据的差值，对检测结果数据进行正态性分布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进行配对数据t检验，不符合正态性分布的进行秩和检验，计算两组数据的回归方程，并进行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的统计学假设检验。

2 结果

2.1 干化学和湿化学检测数据正态性分布分析 对雅培c8000湿化学检测数据和强生vitros-5600干化学检测数据进行正态性分布检验。标准峰度值和标准偏度值（u <1.96）可见bun、ua、tc、tg、ldl符合正态分布（p>0.05），进一步进行方差齐性分析，对两组数据进行配对数据t检验，而alt、ast、alp、ggt、cr、hdl-c、ldh检测结果不符合正态分布（u>1.96，p<0.05），需对其进行秩和检验。

2.2 干化学和湿化学检测结果差异显著性分析 对alt、ast、alp、ggt、cr、hdl-c、ldh进行秩和检验，以这7组数据差值的总体中位数md为检验统计量，零假设为md=0，备择假设md≠0，α=0.05，作出推断结论。而bun、ua、tc、tg、ldl符合正态分布，进一步进行方差齐性分析，对两组数据进行配对数据t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

由表1秩和检验结果可见，除alt（p>0.05）外，其余项目ast、alp、ggt、cr、hdl-c、ldh的干化学检测结果和湿化学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同时由表2配对数据t检验结果可见，bun、ua和tg的干化学和湿化学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tc、ldl-c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3 干化学和湿化学检测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以湿化学测定值为x，干化学测定的值为y，求得回归系数b，截距a，建立回归方程y=a+bx，并进行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查f表，可知[f1，38（0.05）=251]。由结果分析表明ast、alt、ggt、alp、ldh、bun、ua由这两种检测方法得出的结果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且相关系数r>0.96。而tc、tg、hdl-c、ldl-c则无明显相关性r<0.9，其中cr有明显相关性（r=0.9237），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干化学是相对于传统的湿化学即溶液化学而言的。它是以被检测样品中的液体作为反映媒介，待测物直接与固化于载体上的干粉试剂反应的一种方式。它与传统湿化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参与化学反应的媒介不同[1-2]。近20多年来，随着生物化学中酶的提取分离、纯化和储存技术的发展，加之传感器、感光计和电机技术等的进步，干化学技术也被我国各大中小型医院所接受。且其相对于湿化学检测有试剂稳定期长，全血可上机，无需排水系统和管路系统，操作简单便捷，分析前后不需要清洗，容易保养等优势，也很快使其成为了临床生化检测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3]。 实验室同一检测项目，在两种不同的分析系统下得到的结果需具有可比性，且结果要接近，这对于临床应用是非常必要和有重要意义的。本次对本实验室的部分急诊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所检测的12项中，除alt、tc、ldl-c外，其余检测项目ast、ggt、bun、cr、ua、tg、hdl-c、ldh由两种检测方法得出的检测结果有显著差异。这与陈少莲等[4]的报道有一致性，但也有差异；与赵春娥等[5]的报道也不尽相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样本选择上的差异外，在仪器的型号上也有所差别，因此不同类型的样本，不同型号的仪器干湿化学检测结果的比较也应区别开。但其中tg、hdl-c检测结果差异较大且无显著相关性，tc、ldl-c检测结果无显著差异也无显著相关性，而ast、ggt、bun、ua、ldh虽检测结果差异较大，但相关性良好，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除了系统误差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导致了差异[6]。脂质类检测项目tc、ldl-c，分析其相关性较差的原因主要在于实验误差大，可能与干化学线性范围较窄有关。因此有必要对不同区间值的样本分区段验证两者的拟合曲线[7]。而tg、hdl-c为高脂患者诊断的重要指标，检测结果差异较大，但相关性较好，初步分析认为其湿化学检测主要为浊度法，而干化学试剂干片中扩散层的存在对样本进行的一定程度的纯化，减少了样本本身对检测结果干扰因素，这可能是导致tg、hdl-c检测结果差异存在的原因之一[8]。 对于ast、ggt、bun、ua、ldh，由于干化学和湿化学检测方法之间本存在的偏倚度以及线性参考范围的差异也是不可统一的因素[9-10]，但仍需进一步验证分析误差的原因所在。对于上述存在差异的项目应有针对性的进一步验证探究，并考虑和采取减少实验误差、系统误差的方法措施，尽可能使所有项目具有可比性，并具有独立的正常参考范围，为临床提供更为准确和参考价值的检测数据。

参考文献

[1] 李贵星，陆小军.临床生化干化学分析和湿化学分析的初步比较[j].华西医学，2003，18（1）：69-71.

[2] hemry c，royden n r.early history of eastman kodak ekt-achem slides[j].clin chem，1997，63（9）：1647-1652.

[3]林有东，蔡鹏威.vitros 250 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的评价[j].福建医药杂志，2006，28（6）：116-117.

[4] 陈少莲，马晓桂，卢汉威，等.干湿化学法对乳糜状态标本部分生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影响[j].检验医学与临床，2012，9（16）：2448-2449.

[5] 赵春娥，王惠云.干、湿生化分析仪部分急诊项目检测结果的分析[j].医学信息，2012，25（2）：554-555.

[6] 吴黎明.干湿化学检测常规急诊项目的比较[j].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2009，19（6）：499-501.

[7] 荆成宝，殷争运，赵斌，等.au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与vitros 350干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部分项目检测结果对比分析[j].现代检验医学杂志，2009，24（6）：105-106.

[8] 鲍瀛，段樱，谭兵，等.干化学和湿化学检测结果的比较[j].哈尔滨医药，2008，28（5）：6-7.

篇11

[关键词] 血清尿酸浓度；脑梗死；预后；分析

[中图分类号] R74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1（b）-0064-02

临床将男性血尿酸超过416 μmol/L，女性血尿酸超过357 μmo1/L定义为高尿酸血症[1]。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在逐年增加，发病有年轻化趋势。目前许多研究表明，血尿酸是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的危险因素。为了进一步研究血尿酸浓度水平与脑梗死预后的关系，笔者对本院2008～2011年收治的7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2008～2011年本院收治的7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分为正常尿酸组和高尿酸组。正常尿酸组35例，男15例，女20例，年龄57～76岁，平均（62.0±11.5）岁。高尿酸组35例，男16例，女19例，年龄56～77岁，平均（63.0±10.2）岁。其中，合并有高血压病史者25例，糖尿病史者 13例，高血脂史者12例；梗死部位： 基底节区52例，脑叶12例，脑干4例，小脑2 例。两组在身高、体重、年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所有患者均经过头颅MRI或头颅CT 影像学检查和证实，均为急性脑梗死发病后在3 d之内入院治疗，同时符合1995年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诊断标准的脑梗死患者[2]，同时排除下列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情况：心源性脑梗死、合并肺部感染、患有严重的肿瘤、免疫系统疾病、肝肾疾病、急性心肌梗死、血液病、痛风、入院前1周内未使用影响血尿酸及血脂代谢药物、大量饮酒者。

1.2 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于次日早晨空腹抽取2 mL静脉血，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样的尿酸、血糖和血脂水平。将正常血尿酸范围内患者纳入正常血尿酸组，符合高血尿酸标准的患者纳入高血尿酸组。

1.3评价指标

对患者入院、出院时的日常生活能力进行Barthel评估，评分从言语、肢体功能、进餐、床-轮椅转移、修饰、进出厕所、洗澡、行走、上、下楼梯、穿脱衣服、大便控制、小便控制等方面评定[3]。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进行统计学分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高血尿酸组与正常血尿酸组患者Barthel评分的差异，检验标准a=0.05，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血尿酸浓度水平与卒中预后的关系。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入院后Barthel评分比较

正常尿酸组血尿酸浓度为（327.3±76.4）μmol/L，高尿酸组血尿酸浓度为（478.5±94.5）μmol/L。正常尿酸组，出院时Barthel评分高于入院时（P < 0.05）。高尿酸组出院时Barthel评分高于入院时（P < 0.05）。结果见表1。

2.2 脑梗死危险因素相关性分析

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患者出院时Barthel评分与血尿酸、血糖、低密度脂蛋白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血尿酸与Barthel评分呈负相关（回归系数为r=-1.35，OR=0.27，P < 0.05），相关性经过校正后仍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结果表明患者的血尿酸浓度水平越高，其预后越差。

3 讨论

尿酸是嘌呤代谢的产物，正常人每天体内尿酸的生成量和排泄量基本是相等的。人体1/3的尿酸由肠道排出，剩下的2/3从肾脏排泄。当富含嘌呤的食物摄入过多或者排泄途径发生障碍时，都可导致高尿酸血症。早期的高尿酸血症可以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当出现一些诱因时，可以发生急性高尿酸性关节炎。随着研究的深入，尿酸是许多慢性疾病如脑血管疾病、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危险因素[4]。

目前现有的研究和大规模流行病学资料表明，血尿酸浓度水平是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因素，与其预后呈负相关的关系，患者的血尿酸浓度水平越高，其发生脑梗死后的预后越差[5]。患者发生急性脑梗死入院治疗时的血尿酸浓度水平可以用来预测将来的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概率。有文献报道，血尿酸每升高0.1 mmol/L，在排除了影响脑卒中的严重程度的其他危险因素后，相对危险度增加0.78。该研究还表明，高尿酸血症会显著提高脑卒中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在对已知的危险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血压、血糖、血脂等进行校正后，仍显示高尿酸血症与卒中事件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6]。在本次实验中，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患者出院时Barthel评分与多因素包括血尿酸、血糖、低密度脂蛋白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血尿酸与Barthel评分呈负相关，相关性经过校正后仍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患者的血尿酸浓度水平越高，其预后越差。这提示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必须注意采取积极措施降低患者的血尿酸浓度水平，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预后。

综上所述，高血尿酸血症是急性脑梗死早期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可作为评估患者预后的参考指标，血尿酸浓度水平越高，预后越差。因此，在脑梗死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应当同时采用降低患者血清尿酸的措施，以改善其预后。

[参考文献]

[1] 叶斌，郑岚. 超敏C反应蛋白、血尿酸与急性脑梗死的相关性研究[J]. 中华全科医学，2012，5（10）：719-720.

[2] 夏珍珍，马兰，丁海峰，等. 血尿酸与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进展[J].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2，3（10）：339-340.

[3] 李馨，王小芳. 探讨血尿酸与脑卒中的关系[J]. 实验与检验医学，2010，28（2）：183，192.

[4] 毛琴，艾清龙，孟强.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尿酸水平与预后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医药科学，2012，4（2）：14-15.

[5] 曾昭贤，陈茜，颜红凤. 缺血性脑卒中血清尿酸纤维蛋白原及 D-二聚体水平相关性的研究[J]. 中国当代医药，2010，17（22）：67-68.

篇12

关键词：Schatzker分型；三柱分型；胫骨平台骨折；诊断

胫骨平台后髁骨折是关节内骨折中，病发率较高的骨科疾病[1]，严重影响了患者膝关节功能的正常运行[2]，若若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则对患者的生活与健康质量极为不利。但不同的胫骨平台骨折类型患者，其治疗方法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术前对患者的骨折分型，对手术的治疗效果具有重大的影响。目前临床上应用较广的分型方法有Schatzker分型法与三柱分型法，本文对这两种方法在胫骨平台骨折诊治中的指导意义，进行对比分析，旨在进一步区分二者的优势与劣势，为临床的应用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现将其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7月～2013年7月于我院收治的109例胫骨平台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男性与女性的例数分别为59例与50例，年龄范围在20～71岁，平均年龄为（31.82±15.03）岁。

1.2方法 109例患者均由同一组医师进行治疗，根据X线片检查与CT扫描结果进行术前评估，并按照不同的骨折分型、手术入路方式，选择不同的手术。手术入路方式有前外侧与后内侧的双切口入路、膝正中等。其中，进行前外侧入路的患者口，从髌骨的外侧作为手术切口的起点，通过患者的腓骨小头的中间等部位直至其胫骨结节为止；对于后内侧入路治疗的患者，从股骨收肌结节处作为手术切口，通过髌骨内缘处以及鹅足的前下方处，进行纵向切开；对于膝正中手术入路的患者，进行膝前及下方正中处作为入路切口，开始于患者的胫骨上段近胫骨嵴外一侧处进行入路手术。

术后的引流结束后，指导患者进行长收缩训练，3 d后使用下肢功能锻炼仪进行康复训练。

1.3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的相关指标数据，均采用统计软件SPSS 17.0进行分析，对多组的样本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法进行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检验结果P

2结果

2.1 Schatzker分型各类型骨折的术中与术后情况对比 不同Schatzker分型患者的Lysholm评分与HSS评分的对比差异不显著（P>0.05），而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骨折愈合时间等指标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三柱分型各类型骨折的术中与术后情况对比 不同的三柱分型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骨折愈合时间、Lysholm评分与HSS评分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相关性分析结果 经Pearson相关度分析后，Schatzker分型与术中失血量、手术时间、骨折愈合时间等因素的相关性较弱，相关系数r分别为0.22与0.31（P

3讨论

胫骨平台是人体中十分复杂的组织结构之一，在膝关节功能的发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临床上对胫骨平台骨折患者进行治疗前，需要根据骨折分型结果，才能进一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而临床上采用X线检查方法，虽然是胫骨平台骨折分型的重要依据之一，但与综合使用CT检查法相比，对胫骨平台骨折的塌陷程度评估效果较差，且漏诊率亦较高，不利于提高患者的整体手术治疗质量，此外X线检查法无法清晰地对后侧冠状面骨折情况进行显示，这对Schatzker分型是不利的。因此，对胫骨平台骨折损伤的正确认识，需要综合应用CT、MRI等影像学诊断技术，才能有利于对该类患者的骨折分型与评估。

在本次研究中，使用Schatzker分型法对109例患者进行骨折分型后发现，虽然不同Schatzker分型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骨折愈合时间等指标数据对比差异具有显著性，但经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Schatzker分型与术中失血量、手术时间、骨折愈合时间等因素的相关性较弱。而不同三柱分型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骨折愈合时间、Lysholm评分与HSS评分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与Schatzker分型相关性分析结果不同的是，三柱分型与术中失血量、手术时间等因素的相关性较强，但无论是Schatzker分型还是三柱分型，与术后的骨折愈合时间、Lysholm评分与HSS评分等的相关性均表现较弱，因此，在对该类患者进行骨折分型时，还需要综合应用多种诊断技术，才能进一步提高术后的评估质量。

参考文献：

篇13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肥胖症；临床特征；超声检查

[中图分类号] R711.7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5（b）-0047-04

Clinical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in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JIA Shuyu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entral Hospital of Panzhihua City, Sichuan Province, Panzhihua 61706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ultrasonography features and endocrine difference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and their correlation. Methods 54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COS from May 2010 to May 2013 in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Panzhihua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study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esity group and non-obese group according to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obesity diagnosis standard given by the 2000 WHO International Obesity Task Force, with 27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esistance index (RI) of two groups were measured by the 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the endocrine indexes such as fasting plasma insulin (FINS), prolactin (PRL), luteinizing hormone (LH),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FSH), free testosterone (FT)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ose endocrine index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Ovarian volume of obese group was (12.2±4.6) mL, larger than that of non-obese group [(10.7±2.1) mL],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concentration of FINS [(14.9±6.7) mU/L] and HOMA-IR (4.0±3.4) in obesit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obese group [(8.1±4.3) mU/L, (1.4±1.1)],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concentration of FSH in non-obese group [(5.8±1.9) U/L]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bese group [(4.7±1.8) U/L],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rest indexs i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In obesity group, there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terine artery RI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RL (r=-0.58, P < 0.05),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varian volume and HOMA-IR (r=0.47, P < 0.05). In non-obese group,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follicles and LH/FSH, FT (r=0.34, 0.31; all P < 0.05),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varian volume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FT (r=0.56, P < 0.05). Conclusion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in ultrasonography features and endocrine between the obese and non-obese patients with PCOS, and both have certain correlation.

[Key words]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Obesity; Clinical features; Ultrasonography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青春期少女及育龄妇女内分泌紊乱与代谢障碍综合征。根据流行病学显示有30%~75%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症状[1]。最新研究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该病特征性表现之一，而肥胖是导致胰岛素抵抗的主要因素。该病的远期并发症主要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子宫内膜癌等，早期准确诊断对于治疗、预防远期并发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本次研究对四川省攀枝花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我院”）收治的54例不同分型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内分泌指标进行回顾性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5月~2013年5月我院收治的54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肥胖特别工作组给出的亚太地区肥胖诊断标准（体重指数≥25 kg/m2），将其分成肥胖组与非肥胖组，每组各27例。两组患者的平均体重指数为（25.6±2.9）kg/m2，平均年龄为（28.5±4.3）岁，在最近3个月内均无服用激素类药物史。多囊卵巢综合征确诊标准只需满足以下3项标准中的2项即可：①慢性无排卵，主要表现为月经稀发、继发性闭经；②临床具有生物化学改变或者高雄激素血症；③经过超声检查发现一侧卵巢内卵泡直径达到2~9 mm，数量＞12个，或者卵巢容积＞10 mL。所有患者均排除其他疾病导致的雄激素增多症，且均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的年龄、临床症状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仪器与方法

运用Philips IU22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器，其探头频率约为7.5 MHz，于患者的月经第3~5天检查，闭经患者可随时检查。灰阶超声选择卵巢最大纵切面检测卵巢长度与厚度，并且在卵巢最大横切面测出卵巢宽度，运用V=0.5×卵巢长度×卵巢宽度×卵巢厚度计算出卵巢体积，这个公式是长椭球体体积公式，用来计算近似卵巢体积，以卵巢卵泡数量最多的切面当作观察卵巢卵泡数切面计算出卵巢卵泡数量。借助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选取卵巢间质中血流信号较明显部位当作观测目标，选取间质内最粗的小动脉测量出脉冲多普勒频谱，连续5~7个心动周期频谱波形以及高度显示相符时，测出阻力指数（RI）。一共进行3次卵巢测量取平均值，把RI当作评价其血流动力学的重要指标，然后检测出两侧子宫动脉的RI。

1.3 内分泌指标测定

选择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月经期第3天，闭经者经过超声检查没有生理性囊肿的当天清晨空腹采集肘静脉血，采集完标本以后分离血清，为实施内分泌指标检测做准备。空腹检测患者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血清性激素浓度、血糖（FPG）、雌二醇（E2）、空腹血浆胰岛素（FINS）、泌乳素（PRL）、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FSH）及黄体生成素与卵泡刺激素的比值（LH/FSH）、孕酮（P）、游离睾酮（FT）。用全自动生化仪器分析检测FPG浓度，并且用放射免疫方法检测上述各项指标的浓度。运用稳态模型方法进行评估，根据公式HOMA-IR=FINS×FPG/22.5进行计算，以HOMA-IR≥1.66作为胰岛素抵抗的标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4.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进行各指标间相关性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超声检测临床特征比较

肥胖组患者的卵巢体积为（12.2±4.6）mL，明显大于非肥胖组[（10.7±2.1）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两组患者的卵巢卵泡数、子宫动脉RI及卵巢间质动脉R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超声特征比较（x±s）

注：RI：阻力指数

2.2 两组患者内分泌指标比较

肥胖组患者的FINS浓度[（14.9±6.7）mU/L]、HOMA-IR（4.0±3.4）明显高于非肥胖组[（8.1±4.3）mU/L、（1.4±1.1）]，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非肥胖组患者的FSH浓度高于肥胖组[（5.8±1.9）U/L比（4.7±1.8）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肥胖组患者的FT浓度高于非肥胖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的FPG、LH、E2、LH/FSH、PRL、P、SHBG的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超声特征和内分泌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肥胖组患者子宫动脉RI与PRL浓度呈负相关（r=-0.58，P ＜ 0.05），卵巢体积与HOMA-IR呈正相关（r=0.47，P ＜ 0.05）；非肥胖组患者卵巢卵泡数量与LH/FSH和FT浓度呈正相关（r=0.34、0.31，均P ＜ 0.05），卵巢体积与FT浓度呈正相关（r=0.56，P ＜ 0.05）；两组其他超声参数和内分泌指标无相关性（P ＞ 0.05）。

3 讨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在育龄期妇女中的发生率为5%~10%，患者临床症状主要为月经稀发、不孕、闭经、肥胖以及多毛等[3-4]。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该病的发病率约为19.6%，且32%~76%的患者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特征。肥胖型患者和正常患者相比，更容易出现月经紊乱现象，故可以说肥胖是加剧不孕、增加流产风险、降低治疗效果的危险因素[5]。

在本次研究中，肥胖组与非肥胖组卵巢卵泡数量相比，有上升趋势，但差异显著，并且该组患者卵巢卵泡数量与LH/FSH、FT的浓度呈正相关，非肥胖组患者的FSH浓度比肥胖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肥胖组患者垂体分泌的FSH浓度较低，进而削弱了卵泡颗粒细胞把雄激素转化成雌激素的芳香化作用，卵泡产生的E2浓度位于早期卵泡E2浓度时期，很容易形成卵泡发育及成熟障碍，促使卵巢内小卵泡增多。本次研究中肥胖组和非肥胖组患者的FT浓度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可能和本次研究样本数量较小有关。人体中的大部分睾酮都会和SHBG结合，只存在小部分是游离的，被身体组织使用的只有FT，故现阶段认为FT及其指数是评价高雄激素血症最敏感的方法。肥胖本身表明人体性激素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并且随着机体脂肪含量的增多，SHBG会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进而促使输送到敏感靶器官组织的FT浓度变高。肥胖组患者的卵巢会分泌更多的雄激素，且卵巢小卵泡数量变多，卵巢体积明显变大[6]，并且卵巢体积和LH/FSH、HOMA-IR、体重指数及FPG呈正相关，这与国外Villavicencio等[7]及March等[8]的研究结果相符。

本次研究中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超声检查特征和内分泌指标的相关性分析时，卵巢卵泡数量和LH/FSH、FT浓度呈正相关；卵巢体积和LH/FSH、HOMA-IR以及FPG浓度呈正相，并且在肥胖组和非肥胖组患者均表现出相类似的结果。两组患者相关性分析结果也不完全相同，这可能和两组患者体内激素水平不同有关，也可能和样本数量较小有关[9-11]。根据何冰等[12]研究发现，超重与肥胖和子宫内膜细胞增殖数目、蛋白激酶B的活化程度密切相关，进一步增加了这部分女性发生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概率，所以对于肥胖型患者的长期预后观察迫切需要引起临床医师的高度关注。

综上所述，肥胖和非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超声特征及内分泌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且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进行深入研究，以为有效开展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相关检查、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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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harifi F，Hajihosseini R，Mazloomi S，et al. Decreased adiponectin levels in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inpendent of body mass index [J]. Metab Syndr Relat Disord，2010，8（1）：50-52.

[3]张争，张学红.肥胖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相关分析[J].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2012，31（4）：316-318.

[4]Samy N，Hashim M，Sayed M，et al.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their relationship to insulin resistance and body mass index [J]. Dis Markers，2009，26（4）：163-164.

[5]孟凡荣，胡元平.超声测量卵巢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子宫内膜组织中胰岛素PI3K/Akt信号通路的活化及其意义[J].中华妇产科杂志，2012，47（1）：19-23.

[6]于新艳，于海燕.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浆内脂素水平的相关研究[J].医学综述，2012，18（3）：454-455.

[7]Villavicencio A，Aguilar G，Argüello G，et al. The effect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on proliferation and activation of AKT and ERK in human endometrial [J]. Gynecol Oncol，2010，117（1）：101-102.

[8]March WA， Moore VM， Willson KJ， et al. The prevalence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in a community sample assessed under contrasting diagnostic criteria. [J]. Hum Reprod，2010，25（2）：544-551.

[9]李洪忠，杜艳秋.多囊卵巢综合征对健康的长期影响研究综述[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2，7（7）：630-632.

[10]翟军，孙莹璞.健脾补肾方联合二甲双胍对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内分泌及生化指标的影响[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1，17（8）：247-249.

[11]唐建姣.观察多囊卵巢综合征内分泌紊乱患者胰岛素增敏剂治疗疗效[J].中外医学研究，2012，10（36）：21-22.

篇14

[关键词] 变应性鼻炎；SAS评分；症状；体征

[中图分类号] R765.2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4）18-34-03

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又称过敏性鼻炎，是机体接触变应原后主要由IgE 介导的Ⅰ型变态反应性疾病。AR虽然并非致命性严重疾病，但患者容易出现焦虑精神症状，严重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1-2]。本研究利用自评焦虑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通过问卷形式对AR患者焦虑状态进行评估，并分析其与症状、体征之间的相关性，了解AR患者焦虑心理特点，为AR的规范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56例病例选自2013年1～11月期间我院耳鼻咽喉科门诊就诊的变应性鼻炎患者，其中男32例，女24例，年龄18～65岁，平均（42.4±3.7）岁，病程均>1年，平均（1.92±1.02）年。

1.2 纳入排除标准

变应性鼻炎诊断参照2009年《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3-4]。符合变应性鼻炎诊断标准；年龄18～65岁；病程在1年以上；言语思路清晰，可独立完成问卷内容。排除妊娠、哺乳期妇女；有心、肝、肾、造血系统、精神系统疾病者；1个月内曾服用过抗抑郁、抗焦虑及其他镇静药物者；有酒精、药物滥用史者。

1.3 方法

所有入组初诊患者记录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病程等，治疗前在调查人员指导下根据近1周内的感觉，自行填写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5-6]，SAS 共有20个4 级评分，总分80 分，标准50 分以上为筛查阳性，得分越高，焦虑越严重。同时调查人员对患者症状及鼻部体征进行记录。根据指南对患者进行治疗，治疗后每2周随访1次，连续随访3次，分别在治疗后第14、28、42天进行第2、3、4次SAS评分，并同时记录症状及鼻部体征，并于治疗第28天进行疗效评定。

1.4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

参照《变应性鼻炎的诊治原则和推荐方案》[7-8]进行症状及体征计分。见表1～2。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所有数据均用（）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采用Person进行相关性分析，P

2 结果

56例入组患者治疗前症状评分（8.77±1.02）分，体征评分（1.92±0.77）分。SAS评分显示治疗前焦虑状态明显，评分（51.38±9.85）分，其中正常者占35.71%（20/56），轻度焦虑占48.21%（27/56）， 中度焦虑占10.71%（6/56），重度焦虑占5.36%（3/56）。治疗后第14天症状及SAS评分均有所改善，与治疗前比较无显著性差异；随访第28天SAS评分下降明显至（36.56±7.35）分，同时症状计分明显下降至（4.79±0.92）分，与治疗前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6例中度焦虑患者，3例重度焦虑患者的SAS评分均较前降低；随访第42天症状及SAS评分结果显示与随访第28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后体征评分有所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3。

采用Person相关性分析焦虑状态与症状、体征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焦虑得分与症状评分存在正相关（r=0.625），相关系数显著（P

3 讨论

变应性鼻炎属于Ⅰ型变态反应性疾病，发作时常伴有鼻塞、流涕、打喷嚏等一系列连锁症状，不直接威胁生命，但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在情感上、心理上容易出现焦虑状态[9-10]。早在20世纪研究者已经注意到Ⅰ型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容易出现精神心理障碍，近年来研究发现AR患者焦虑、抑郁和不同的人格障碍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11-12]。

焦虑是一种不良的心理因素，不直接导致过敏性疾病的发生，但焦虑所引起的机体神经内分泌及免疫功能失调，会增加疾病的风险，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影响疾病的痊愈。SAS量表由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的学者编制而成，可用于评估受试者焦虑感受的轻重程度以及治疗中的变化情况[13]。本研究表明，变应性鼻炎患者SAS得分（51.38±9.85）分，其中正常者占35.71%（20/56），轻度焦虑占48.21%（27/56）， 中度焦虑占10.71%（6/56），重度焦虑占5.36%（3/56），经过规范治疗，在治疗后第28天症状评较治疗前明显下降，SAS评分随之下降明显；治疗第42天评估显示症状评分与SAS评分趋于稳定，下降不明显，提示变应性鼻炎患者总体上有焦虑情绪，相关性分析显示焦虑评分与症状评分、体征评分正相关，特别是与患者的症状有较高程度的相关性，随着鼻塞、流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改善，患者的焦虑评分也出现较明显的下降。

研究AR患者症状与心理状态是否相关联，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过敏机制与精神、心理变化的相关性，探讨过敏反应所产生的物质是否影响不同情绪和心理变化的产生，为从分子水平揭示过敏反应影响精神心理因素提供临床依据。同时，通过了解患者的情绪状态，有利于医患沟通，进而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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