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0 09:47:40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政治哲学知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1.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原理(与发展的观点并称唯物辩证法的两个总特征)【重点掌握】
【原理内容】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是指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的联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孤立地存在,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
【方法论】坚持用联系的观点观察和处理事物,认识和把握事物的真实联系,具体地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反对】切忌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用形而上学孤立的、片面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问题。
2.事物联系的客观性原理【重点掌握】
【原理内容】事物的联系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方法论】承认事物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坚持联系观点看问题,根据事物固有联系,改变事物的状态(改变条件创造条件),建立新的具体的联系。
【反对】否定和割断事物的联系,或主观臆造联系,把本来不存在的联系强加给事物。
3.联系的多样性原理
【原理内容】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无限多样,事物之间的联系也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事物之间多样性的联系表现为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偶然联系与必然联系,因果联系、整体与部分联系等等。多种多样的联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
【方法论】人们要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对它所处的各种不同联系作出具体的分析。
【反对】以一种联系概括事物之间多种多样的不同联系,否认联系的多样性。
4.整体和部分关系原理【重点掌握】
【原理内容】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体和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1)区别:
①二者的内涵不同;
②地位不同: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
③功能不同:整体具有部分根本没有的功能。当各部分以合理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的功能就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当部分以欠佳的结构形成整体时,就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
(2)联系:
①二者不可分割:整体由部分构成,没有部分就无所谓整体;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没有整体就无所谓部分。
②二者相互影响:整体的性能状态及变化会影响到部分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反之,部分也制约整体,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关键部分的性能会对整体的性能状态起决定作用。
③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方法论】
(1)要树立全局观念,办事情要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
(2)搞好局部,用局部的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
【应用范围】应用此原理,说明在我国的改革和建设这些重大问题上,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说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必须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中央的权威,又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发挥各地区的经济潜能,又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说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须促进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和谐全面发展;说明航天产业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5.系统和要素的关系原理
【原理内容】系统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要素是组成系统整体的各个部分。系统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有序性和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
【方法论】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
(1)要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
(2)注意遵循系统内部结构的有序性;
(3)注重系统内部的结构的优化趋向;
(4)要求我们用综合的思维方法来认识事物。
【注意】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系统和要素的关系。但整体和部分与系统和要素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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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知识;高效课堂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包含极为复杂的理论知识和基于实践的经验的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要提高学生的整体的哲学素养,就必须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学知识中的重难点,科学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强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生活中分析和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一、深度剖析哲学中的重难点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难点知识,这些知识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反复的讲解,进行深度的解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导学生进行重难点知识的掌握时,首先,应该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哲学知识理论体系,即哲学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别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并对三者的关系有准确的认识,其中唯物论和认识论相对于辩证法的知识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的重难点就集中在辩证法这一大块知识点上,这一知识点包含有联系的原理、发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原理以及内因与外因这几大知识点。在这一阶段,重难点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这一哲学知识点上,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对矛盾这一知识点进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导学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在了解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教师要着重对引导学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导学生从内涵上进行区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复杂事务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两面;其次,从作用来看,在事物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认清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问题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哲学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学习哲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学的哲学知识指导实践,在课堂中,教师就要积极地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教师可以选用生活中的小故事进行讲解,也可以选用一些寓言故事进行相关理论的分析,或者是联系形势与政策中相关的知识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知识点。如教师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质学报刊载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绍到的我国科研人员首先在自然界中发现金属铀,这一发现对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自然界没有金属铀,最新一项研究打破了这一惯常认识,教师可以结合这一时政信息,来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认识论知识。此外,还可以结合我国提出的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创新是关键,质量是根基。这一时政新闻让学生掌握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同时,还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知识,如,古时候有一位父亲,买了一只猫来解决鼠患,但是鼠患缓解的同时,猫也偷吃了鸡,他的儿子很生气,父亲告诉他,没有鸡我们不会挨饿受冻但是没有猫却会,他的儿子就不再抱怨了。通过这个故事,让学生理解矛盾的相关知识。
三、引导学生用哲学的观点解决问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学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学知识不是学习哲学最为重要的目的,学习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学到的哲学知识紧密地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能够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政治哲学课堂中进行多角度的引导,让学生树立起用哲学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同时要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品质,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学以致用。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进行相关问题的提问,尤其是要以分析论述题的形式进行,让学生对材料或者问题用哲学的观点进行科学地分析,同时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实际的训练,如鼓励学生观察学校的布局,班级规章制度的设置,学校整体的管理制度等这些生活中的事物,对这些事物进行分析,找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地方,说出理由,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总之,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高效构建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进行深度的讲解,同时要注意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灵活地运用。要明白,哲学是来源于生活又能够指导生活的,只有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合理地运用,才是真正高效课堂的体现。
作者:宝力高 单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三十八中学
参考文献:
[1]张满顿.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J].学周刊,2011,18:46-47.
[2]郭强.以哲学思想引领高中政治体验式课堂[J].教育实践与研究(B),2014,12:5-8.
一方面客观规律始终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
但人们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认识并利用规律。
方法论:这就要求我们办事情时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尊重客观规律,把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
【小 结】
一、“四个一”:
一个核心概念---物质;
一个根本观点---世界的本原是物质;
一个基本问题---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一个对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二、“两个二”(两对辨证关系和方法论):
物质和意识的辨证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意识的能动性
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辨证关系--------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
三、主干知识与热点联系:
1.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对于每一各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哲学自身的知识范畴和首要任务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内容,而哲学自身的知识范畴和首要任务就是指哲学探讨什么、哲学主要追求的是什么、最令人满意的哲学应当具备那些要素。由于传统哲学根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为特定的人群去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正因如此,哲学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现如今,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人们对生活、对未来都有了更高、更美好的追求,在政治生活领域,人们迫切的希望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生活里,希望哲学为民主的生活方式给予一定的指导,然而,事与愿违,传统哲学显然不能回应人们的热切希望,因此,改革传统哲学,使传统哲学适应社会发展,满足人们的需求势在必行。
1.1传统哲学与人们生活之间的疏离
传统哲学对回答哲学的主要任务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有两个最基本的设定,其中一个设定是指“哲学堪称一门科学,他是探讨既定事实和原理的体系”这种观点从实质上来说,就是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永恒实在,即哲学是以永恒实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系统的知识体系。另外一个设定是指与其他科学相比,哲学能够做到更彻底的研究认识实在。也就是说,哲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实在的科学,他与具体科学的研究领域是不一样的。与其他学科相比,哲学能够更全面、更彻底的接近真理。根据这两个设定,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传统哲学的首要问题或基本问题就在于获得“实在”的知识。传统哲学绝大多数都是在特定时代出现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特定的宗教权利体制或社会秩序权利体制,在人们还没有觉察的时候,传统哲学已经成为了确定秩序的“辩护士”。的确如此,历史上的传统哲学似乎都在致力于为权力谋求地盘,无一例外。总而言之,传统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更倾向于帮助权力去谋求特定的地盘,而忽视了“人”的思考,忽视了现实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哲学逐步变成了一门不被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科学,逐步陷入了困境。为了帮助哲学摆脱困境,应当为哲学确立新的任务,帮助哲学去寻找那些哲学应当解决的,急切的需要哲学去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传统哲学才能够摆脱困境,才能够得到新的发展。
1.2哲学应为现实生活提供指导
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有其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任务,并随着时代的改变而逐步改变,对于特定时代人们的集体意志和愿望的表明是哲学的生命力和真实性的表现,如果,对生活方式的正当与否不能用各自时代已知的事实进行评判,哲学就无法引导和把握当时的社会理想。不论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在读哲学的时候,都是为了能够从哲学中找到能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的东西,因此,不论哲学在各个时代的具体任务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哲学都必须做到与现实生活仅仅的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够保持其活力。现阶段,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实际问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问题包括工作的、家庭的、政治等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些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步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而忽略现实生活,正因如此,传统哲学就变得更不务实,愈加受到人民群众的质疑。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造,对传统哲学的整体进行改造。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造,应当以人类共同生活为基础。哲学在改革的时候应当以日常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研究问题,力求哲学能够全面的服务社会。对传统哲学讨论的虚浮且抽象的问题进行消解,鼓励哲学去从事更有成效的工作,这有这样,哲学就会转而去正视、去研究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和道德缺陷的问题。现阶段,具体的科学方法能够有效的决定大众生活状况,但是,具体的科学方法却并没有利用到道德目标中,而是把这些人们生活别重要的问题留给了成见、习惯、传统去解决。这些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应当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哲学研究的问题,应当由哲学去解决。总而言之,哲学不应提出那些人们在现阶段无法实现的目标,而是应当提出一种理想或是一种思想,这种理想或思想能够作为认识纠正具体社会弊端的方法,哲学应当秉持着强烈的责任感去诠释生活的不同途径,去代表生活的不同时间伦理。想要完成上述任务,对人们的生活给予指导,哲学最迫切、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广泛地和系统地批判流行的习惯和方法,将研究社会问题的障碍清除掉。清除这些障碍要求哲学回归生活、回归社会,直面人类生活的种种实际问题。
2利用科学方法实现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指导
新哲学与传统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哲学是为特定时代的统治阶层服务的,而新哲学是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主要任务的,是为人生事务提供有用的预测和指导的,现阶段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让我们了解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诸多的科学家和学者主张在人类社会的所有相关领域应用科学方法,例如:英国著名史学家丹皮尔就曾说:“观察、归纳、演绎和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理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既然社会科学并不是超自然科学,而是自然科学,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科学方法也一定会适用于社会科学,并能够推动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利用科学方法对日常生活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利用科学方法对日常生活进行研究只能在民主社会中才能够实现,专治统治下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专治社会是排斥人们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的,对于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是起阻碍作用的。
3强调观念对生活方面的指导效用
皮尔士首创了效用原则,皮尔士在其著作《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中阐述“试考虑一下我们的概念的对象所能有的效果(这些效果可以设想具有实际意义),那我们关心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对象的整个概念。一个观念之意义完全在于那个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来的东西,必定不能影响人生的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能完全求出承认某种观念时有那么些效果,不承认他时,又有那么些效果,如此,我们就有这个观念的完全意义了。除掉这些效果之外,更无别种意义。”通过试验和实验,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就是一个观念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皮尔士的效用原则,其着重强调以科学实验的效果来确定命题的具体含义和科学概念。在哲学的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应当强调观念对生活方面的指导效用,从而达到通过哲学来引导人们生活和实践的目的。
4结论
三种理解模式的争论
客观地说,政治理论研究模式是起点,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概念史的研究模式是它的发展及反思的结果,并共存于当代政治哲学之中。一般而言,人们对基本概念的兴趣往往来自于个人境遇、实践经验或制度理想,而非这个概念的理解史。这决定了人们需要借助理性及政治理性的思维方法来“理解”基本概念。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应运而生,它通过设置和修改某些假设、增加一定的概念设定、采取特定的推论演绎、借助格式化的理论图式等方法塑造政治概念。当理性重建遭遇历史时,“历史重建者”就粉墨登场了。正如洛夫乔伊所言,大思想家和经典文本中对基本概念的阐释不一定具有社会代表性,它们与常用的政治和社会用语之间很可能缺乏钩稽。在这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研究的出现就再自然不过的了。只不过前者更加偏重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主张放弃当代政治哲学,反对当代政治哲学对“哲学技术”和“现代宇宙观”的迷恋,进而回到朴素的古典时代;而后者则试图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考察政治概念,既关注概念的自主的历史演进及其历史语义的嬗变,又注重这一过程中不同阶段概念涵义与其“大环境”(社会背景、语言形态)和“小环境”(文本的语境、作者的意图、作者的行为等)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理性重建还是历史重建,从它们的思维方法看,政治理论研究模式是“化约主义”的,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则是“复杂主义”的。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强调对统一的政治观点的论证,往往具有明显的学理范畴和基本框架,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在相应的论证框架内才具有意义,这种融入和应用体现为对历史理解的化约处理。如约翰•罗尔斯提出:“政治观点是关于政治正义和公共善以及哪种制度和政策更好地促进政治正义和公共善的观点。”[8](P.5)为此,“思考关于正义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它试图对这些价值做出合理的、系统的和连贯的说明,试图弄清楚,这些价值如何被组织起来以便应用于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政治哲学的大部分著作(即使它们历史悠久)都属于一般性的背景文化的一部分。”与此相应,政治理论研究模式的学理范畴和基本框架大都是在政治人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理性和政治道德出发,逐渐形成政治平等、政治自由、自由民主等政治生活的规范标准,并建构以政治公正(或正义)为鹄的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协调关系,由此通向更加文明的政治生活状态[。与此不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论认为历史理解是复杂的,而将复杂性因素化约或者进行简单化处理,并不能真正建立一致的概念解释的逻辑体系,概念框架不同于政治学说、政治理论及其背后的政治理性框架。他们主张历史理解成为一种概念解释的历史主义意识,要用历史的方法而不是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由此才催生了复杂主义,即从基本概念历史理解的历史特性出发,展示它的具体性、过去性、变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重视任何历史理解都是发生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和具体氛围中的,尽量按照过去的样子来理解过去,不能在不断变动的时间之上建构绝对的一致性,应该承认历史理解受到史料的制约而具备未知的复杂性,不能用固定的、单一的、整齐的模式对待历史。就概念分析的相关度而言,历史主义政治哲学与概念分析的关系较为薄弱,而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和概念史研究模式都较为重视政治概念的分析。
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有两个基本要件:概念分析与历史分析。尽管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十分注重历史分析,但是它对于概念分析的态度却不太明确。这并不是说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没有政治概念的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旨趣较为宏大。其核心“是古代与现代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而施特劳斯更明确指出:“‘政治哲学’这一措辞中,‘政治的’这个形容词与其说指明一种主题,不如说指明一种处理的方式;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哲学’的首要涵义不是指以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而是指以政治的或大众的方式来处理哲学,或者说是指对哲学的政治指引。”[就此而言,政治理论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都更为重视概念分析。政治理论的概念分析致力于发现某种受到普遍认可的概念意涵,反对存在本质上是争议性的政治概念。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正是对政治概念存在最佳解释的有力论证,它试图通过引入一项逻辑大前提来从另一个几乎无限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内涵的精神构造,并在剥离概念的价值负载同时强调概念仅仅是用来分析的工具。同时,他们认为对抗和分歧对把握概念的本质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对概念史研究模式而言,概念分析更是其核心。它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概念展开的,是纯粹的概念分析。即便是近年来出现了其与社会史、政治史合流并逐步关注现实政治的倾向,它的出发点也是概念分析。概念史研究模式的概念分析认为,“概念,就像个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并且镌刻着无法磨灭的岁月风霜”。其意在使“人们远离那种静态的、非历史的‘概念分析’事业,而走向一种更为动态的、历史主义的、强调‘概念变迁’和‘概念建构’的‘概念史’。”[由此可见,因为政治理论和在历史分析上的态度不同,所以它们二者的概念分析并不是一致的。就研究模式的逻辑而言,三种研究模式也各有千秋。其一,政治理论研究模式中,研究者一般以经典文本对概念的界定为题材,分析它们的内涵以及相互之间的传承、发展和影响。他们一般认为不同的历史理解都是针对某一政治概念的若干相同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而集中最多思考和解答的政治概念就是基本政治概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共和、权力等等。这些基本政治概念的根本含义是不变的,只是在定义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维度、层面和领域的差异。因此,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存在确定的逻辑或体系。其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在历史理解的结论方面恰好相反,认为探索“政治现象的本质以及最好的或公正的政治秩序”必须“面对过去思想的正确性”[。它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但并不同意历史主义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主义政治哲学认为历史理解存在“显白”和“隐喻”的表达方式,这使得政治知识和政治意见同时存在历史理解之中,它的任务就是从政治意见之中遴选出政治知识。继之,有关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政治知识也有“独立的”和“传承的”之分,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旨在探究前者的研究模式。其三,概念史研究模式强调“概念史”真正体现了政治世界(即政治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的概念特性,提示人们应保持对政治世界的概念争论及其后果的敏感,它希图说明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普遍境况。作为人文科学的新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义嬗变,是我们今天认识文化、语言和概念的决定性因素。”其包括了词语(词源、词义)史、概念(概念要义、概念表述)史、范畴(概念场域、概念情境)史、实现(概念运用)史等主要内容。以外,三种研究模式的时间观亦有不同。政治理论承认政治概念历史的理解存在“时间距离”问题。对于这种“时间距离”,政治理论研究模式采取以今涵古的态度,认为概念史的演进就是概念边界不断扩大的过程,“时间距离”是在这种概念意义的包涵与扩张中被克服的。而在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视野中,时间距离是存在的,是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但克服时间距离并非获得历史理解的惟一途径,我们应该承认时间距离的客观性,从不同阶段的历史理解中理解政治概念的整体意义。因而,历史理解的绝对条件意味着历史语义在理解政治概念所有条件中居于首要地位。与它们不同,概念史研究模式将时间距离作为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惟一可能存在的领域,以此反对“教义神话”、“连续性神话”、“预期神话”和“狭隘主义神话”。这一模式认为,概念史是“历史的历史”。由“时间距离”带来的理解困难并非绝对的,只要真正理解历史性质的要求,借助那些基本概念存在的时代语境、实践环境和意识形态(或话语)背景,谨慎而持续地加以探讨,就可能描绘出一幅符合基本概念历史理解的画卷。换言之,能够克服时间距离的不可理解性,从而在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与现实解释之间建立起一些有益的联系。
三种理解模式的启示
对于理解公正的概念史而言,上述三种模式既有关联,又有不同。它们提出的观点为我们科学地理解公正概念史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原则和方法。第一,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首先要具有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指在理解公正的概念史时应将其作为一种意义的“出现”的历史。具体而言,就是要注意公正的历史含义及其侧重的变化,以认识这一现象为目的,力求重现公正的各种基本意涵。真正的历史意识反对片面的、孤立的“自我认识下的历史”和“意识的历史自我认识”,而主张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不能离开自由、平等、正义、公正、共和、权力等现代政治术语,离开它们就无法真正回到历史文本中去思考相应的概念表述和研究题材;另一方面,应该谨慎使用较新的、当前的概念解释,特别警惕将今人的观点强加给古人,为了建构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系统性、融贯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做出以今譬故、以新取旧的举动。之所以说概念的历史是作为一种意义的“出现”的历史,是因为这一思维将“自我意识的‘近’路和意识的历史的‘远’路重合在一起”[15](P.17),就是说“在理性方面,哲学家假设理性阐明了历史,因为理性属于要求、任务、义务、调节概念的范畴,因为一项任务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实现;在历史方面,哲学家假设历史通过某种价值的出现和提高获得了纯属人的资格,哲学家能再现价值和把价值理解为意识的发展”[15](P.18)。这种双重保证和证明体现了历史意识在政治概念历史理解中的重要性,它是理性的概念分析和历史的概念理解的“缝合线”。历史意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能够通过描绘具体的历史对象、再现历史主体的说话方式和语言所指、梳理术语符号的多样性以及回归文本当时的词典(或借助工具书、大众媒介)等具体途径和方法加以体现。即便是学术话语或经典文本中的概念分析,研究者也可以借助多种文本的比较和梳理等方式有益于从而形成较为准确的历史理解,减少主观臆断,谨慎避免印证式解释。第二,理解公正的概念史必须认真对待时间距离问题。按照科泽勒克的观点:“所有的概念都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联系结构。根据有多少此前存在的体验被融入其中,根据有多少创新型的期待内容被纳入其中,每一个概念都有着不同的、历时性的价值。”[16](P.21)存在是有时间性的,亦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时间总是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时间性的距离,这种距离由于历时久远而成为我们读解古典遗传物及古典文本的障碍,它妨碍我们对它们的理解。”[17](P.129)公正作为基本概念无法在跨越时代的观念或问题而独善其身。三种研究模式都承认时间距离的存在,只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时间距离的问题上有所不同。不过,不论它们是主张现实超越历史、古典代替现代还是实现概念史的“串并结构”,它们的任务都在于“克服”时间距离。但是,“时间距离”真的需要克服吗?对公正的历史理解不是“死”的素材而是鲜活的创造。在概念的转换中,历史理解既在索取意义,又在创设意义。由此可见,历史理解创造的知识是理解公正概念史的必要条件和真正动力,在这里,时间不再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沟通的鸿沟,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而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只有从某种历史距离出发,才可能达到客观地认识[18](PP.420~421)。总之,时间距离不要被克服,而应被展示,“展示”时间距离中的历史理解自然就能够体现概念演进的逻辑,为概念的解释框架提供“历史前见”的基本内容。第三,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需要审慎处理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对公正而言,在术语层面它可以与正义、公平、平等、公义、公道等术语相互替换,而其符号形式更是难以枚举。在政治理论利用统一的符号形式将概念分析的历史与实践建构成一个有目的性的解释框架,这样就是为什么正义与公正可以不加区分地被使用且justice成为公正概念的普遍符号的原因。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发现了“符号”的历史多样性,并主张最原初的语言符号反映出最直接和准确的概念意义,而复合与变形的语言符号则不可避免地具有“隐喻”的性质,因而需要甄别。概念史研究模式则力图从语言学、认识论、符号理论等学理层面上区分“符号”和“概念”。显然,纵然不同研究模式的处理方式不同,但理解公正概念史就必须注重“概念”、“语言符号”及“意义”的相互关系。择要述之:“一个‘概念’是一个已经‘吸融其被使用时的全部意义语境’的‘词语’。‘词语’因而具有‘多种潜在的意义’。而‘概念’则内在地聚合了‘大量的意义’,并且‘与语词相比,概念总是隐晦而多歧义的’。”[4](P.78)但意义一旦与概念相结合,就从可能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事物的品质。对于作为确定意义的概念而言,语言符号是其标准化存在形式。简而言之,语言符号具有形式的单纯性,却是复杂的意义合成物;而概念则与之相反,它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式性,却具有单一的意义指向。例如,“分配正义”概念就是符号相同而具有不同概念意涵的术语,“开始于亚里士多德、消失于十八世纪后期的那个概念,和由约翰•罗尔斯根据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一些直觉而提出的概念存在很大不同”[19](P.168);而“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则出现在正义、公道、国家、公权、均衡、平均、公平等很多术语中。显然,处理好“概念—语言符号”之间此种“复杂—合成”的意义关系是进行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方法论基础,以符号的一致性证明概念意义的独断性,或者以概念意义的复杂性否定语言符号的确定性都是值得商榷的。在这里,符号选择与概念意义的建构应该具有一致性。第四,理解公正的概念史不能忽视历史理解的所处的语境。语境主义对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积极意义在于为抽象枯燥的概念的历史语言理解(例如概念与语言符号)提供了具体真实的理解网络,从而为发现或重建一套完整的概念语汇、意义结构及与之配套的语词符号的概念分析结构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语境主义认为:“历史都以高深莫测的方式,融合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经验的厚重语境与对这一语境的含义极为重要且常常高度创造性的探索活动,它既力图理解那种语境,又力图促进或阻挠其中的某些特定目的。”[20]因此,语境主义方法的“注意力不应放在个别作者身上,而是放在更具普遍性的他们那时代的话语之上”[21](P.118)。语境主义充分展现出历史意识、时间距离感与概念意义的复杂性,是“普遍主义”的天敌。正如斯金纳质疑“永恒正义”时所言:“不仅在于每一个思想家都是以他自身的方式来回答关于正义的问题,还因为表述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词语在他们的不同的理论中是以如此相去甚远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认为可以挑出任何稳定的概念来。不过是明显的混乱。简而言之,错误在于假定存在着以某一组问题,是不同的思想家都会想自己提出来的。”[21](P.86)不过,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并非无懈可击,它对文本语境的强调时常会被诟病为“相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