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0 09:47:40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生态文化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与草原生态文化相关的研究开始多了起来,众多专家就生态文化、游牧文化、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蒙古族传统生态保护法等等,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
有专家提出:蒙古族生态文化是由牧民、家畜、自然三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及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生态化的价值观和认知体系。从物质层面来看,蒙古族生态文化是以游牧的生产方式的形成作为客观前提的;从精神层面上看,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等是古代蒙古人创造精神层面生态文化(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和谐共存)的基础;从制度层面看,历经数千年形成的游牧人的生态观念已经被加以制度化并形成特定的价值取向,从而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监督指导作用,同时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制度,如法律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等。
近年来,有多篇学术论文如《论草原生态文化》对草原生态文化的概念、类型和价值等进行了探究;《论蒙古族的传统生态文化》论述了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主要特征、来源和组成等;《诚信伦理与生态伦理》分析了生态伦理是草原文化的思想精髓;《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则提出了“崇尚自然”是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是草原生态文化的重要研究内容;《论草原文化的价值系统》提出了草原民族“天人相偕的自然观”;《论草原文化的基本价值体系》提出了“以自然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草原地区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
还有学者在专著《草原文化的生态魂》中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方式是以蒙古族为主的中国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几千年来遵守的生存、生产、发展的方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生态文化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来说并不是新的生存方式;蒙古族生态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体现,主要是指在与环境相互适应的物质生产、生活技能与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生命的认识、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等;可以概括为:敬畏生命,尊重自然,感念自然,知恩图报。
“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确立,不仅将草原文化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指明了草原生态文化崇尚自然的研究方向。崇尚自然是草原文化的生态魂,是草原生态文化的基本特质和重要内容,也是草原民族的行为规范与处事准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提出:崇尚自然的生态理念主要包括对大自然敬畏崇尚,尊重生命的生态意识;与大自然友好相处,和谐共生的亲情意识;对大自然知恩图报,适度索取的节制意识;对大自然爱护有加,担当责任的自律意识等,以及由此衍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意识。
可见,草原生态文化就是崇尚自然的文化,就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珍爱生命、师法自然、顺应自然、维护自然的文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其他生物及人与人共存共荣,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得益彰,草原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
草原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草原地区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等的综合与抽象,是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可以分为精神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制度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以及物质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等。
二、草原生态文化的特征
系统性与整体性。草原区域的生态文化可以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个系统。草原生态文化传承与发展应该是系统的、整体的传承与发展,是文化以及经济、社会、人、自然等的全面发展,既充分合理地利用人的、社会的、自然的各种资源,也为综合、全面、持久的传承与发展创造条件,不追求局部的、暂时的效益,而要追求系统的、整体的、全局的、长远的效益。草原生态文化要维持、恢复自身及草原生态系统整体要素的多样性,特别是生物多样性,要有效保护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多样化的组成及其结构,才能使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互补互惠、相生相克、共存共荣及协调稳生、循环再生、多样共生,从而增强草原生态文化系统的抗逆性、承纳性及稳定性、持续性。以多样性、多层次网络结构为基础的物质转化、分解、富集与再生的效率决定草原生态文化系统的兴衰。
协调性与和谐性。草原生态文化要求草原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和谐统一,即生态与经济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持续高效”是草原生态文化及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目标,而“协调和谐”是其过程。生态、经济与文化协调和谐性包括生态经济结构的协同性、生态经济进化的同步性以及生态经济功能的一致性等。草原生态文化传承、发展要有合理协调的生态经济文化结构,其系统的要素、层次、子系等必须维持一定的对应和比例关系即“秩序”,生态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技术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要相互对应、相互适应、有机关联、合理变换,不能以破坏和削弱生态结构为代价来建立与增强其他结构,从而形成协同一致、功能高效的耗散结构状态。生态经济文化协调和谐发展也包括生态经济文化系统各子系统协调同步进化,即经济要发展,生态要改良,文化也要进步,而且经济的发展要建立在生态发展、文化进步的基础之上,保护与恢复生态及文化重要,建设与扩展生态及文化也同样重要。
持续性与高效性。草原生态文化要求不断提高各类资源的利用、转化效率,增强其功能;要求不仅要维持传承与发展适宜的速度,更要保证质量和效果;不仅争取较高的经济效益,还要获得良好的生态效益与文化效益。要以生态效益、文化效益为基础,经济效益为主导,实现生态经济文化效益及技术、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协调一致,从而形成草原生态经济文化综合效益的最佳协调值,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草原生态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原是在草原上生产生活的人们的摇篮,是草原文化的根基。长期以来,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珍视草原、爱护草原,使得绿色的大草原生生不息、演替至今。 在“崇尚自然”理念指导下,逐步形成并完善“崇尚自然、维护草原”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游牧业生产方式,可以说开创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先河,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人、草及畜的和谐,实现了草原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进展演替。游牧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的过程,就是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有效保护的过程,也就是草原生态经济文化协调持续发展的过程。
草原生态文化要求资源的永续利用、发展的可持续,要求遵循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有限承纳力原则。极限,就是资源与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支持能力及资源环境承纳力的有限性、经济增长的生态阈值的存在性。过度利用、消耗了自然资本的存量,自然资源、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吸收与再生能力便下降,自然总资本减少,也就谈不上持续协调高效发展了。在草原牧区的经济社会中,维持自然资本主要是草原资本的完整和增值已成为维持发展的最关键因子。草原生态文化具有平等性与共享性,追求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平等共享。人们在考虑自身需求与消费满足的同时,也要对未来各代人的需求消费负担历史性责任,确保当代及以后各代人相对平等地获得资源与环境的机会与权利,当代人在保护环境基础、合理利用资源以满足生存发展享受的同时,有计划地为后代人保留、培植富足的资源与美好的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基础与能力。
三、草原生态经济系统与草原生态文化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是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形成的独立存在的运动系统。它在草原生态和草原经济的矛盾运动过程中表现出一系列特性:系统的综合性、结构的协同性、功能的潜在性、天然的依附性、条件的严酷性、机制的脆弱性、地域的差异性、生物的多样性、牲畜的双重性、劳动的特殊性等。而这些基本特性又与草原生态文化的形成、发展相互关联。
由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孕育、生成的草原生态文化,也是多要素、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既有物质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也有精神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生产方式中有草原生态文化,生活方式中也有草原生态文化。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各成分之间,都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使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构成一个有机的、协同的整体。而草原生态文化是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文化成分、文化功能,可以说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子系统,也以一定的结构、一定的功能,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协调运转,从而产生草原生态文化功能放大作用。
草原生态经济受自然生态因子制约,对自然环境有很大的依附性。在草原上形成的、主要以游牧业为基础的草原生态文化,也一定具有强烈的天然依附性,是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师法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巧用天时地利、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文化。
草原一般分布于温带的干旱、半干旱地域,自然灾害严重,特别是干旱、风暴、白灾、黑灾等灾害往往给草原牧区特别是草原畜牧业带来毁灭性的损失。为了应对这样严酷性的条件,草原生态文化中就出现了诸多的避灾、防灾、减灾的内容,逐水草而放牧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中就有避灾、防灾的科学文化理念。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机制、经济机制、技术机制具有脆弱性。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经济阈值较森林生态经济系统的要小,其经济和生态综合抵御灾害的能力比农田生态经济系统要低。一定程度的人类的干扰行为或天然的不良影响作用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很可能带来草原生态和经济两方面的损害。为此,草原生态文化 要求人类必须谨慎对待草原,强化草原及其环境保护的制度和措施,对草原要实施轻度利用,要保护水源、林木和野生动物。
我国的草原从东向西呈现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高寒草原的类型特征。不同的生态系统,草群结构和草种组成不同。人们为了适应草原的地域差异性,实现经济活动的高效率,在不同草原饲养不同牲畜,这就形成了与不同的草原生态类型相对应的不同的草原畜牧业经济类型。而不同的草原生态经济类型也形成了有一定地域差异性的草原生态文化。草原的多样性、草原生物的多样性、草原生态经济类型的多样性等,使得草原生态文化丰富多样、光辉灿烂。
草原生态文化归纳、总结了放牧劳动的特殊性,认为放牧劳动具有对辽阔草原的人、草、畜的广泛适应性和优越性,只要在科学指导下使其不断完善,仍将以旺盛的生命力存在和发展。放牧劳动是草原畜牧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显著特性之一。牲畜这种活有机体的生产包含在其生命的延续过程中,牲畜群体生命的连续性,决定了畜牧业生产的不停顿,以及保证畜群生命延续的放牧劳动的不可间断。同时,放牧劳动的强度基本是均匀而稳定的,只是在抗灾保畜、接羔保育、驱虫剪毛、打草贮草时会有所增大。这与农作物只在暖季生长、农民有忙有闲的农业劳动以及林业劳动、渔业劳动、工副业劳动等是显著不同的。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经济社会得到空前发展,但随之而来的资源约束、生态退化、环境危机,也为人类通向更高层次的文明,筑起了难以逾越的“文明高墙”。面对发展不能长期持续,民生不能有效改善的现状,人类开始着手应对前所未有的生态压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样承担着空前的生态压力。如今,这种压力已从有形状态变身为令人防不胜防的无形状态。近年来,我国民众已经普遍感受到一些地区空气质量下降,尤其是雾霾天气明显增多,PM2.5指数增高,波及范围越来越大,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健康状况受到威胁。付出了巨大生态代价而单纯寻求经济发展的中国,绝不是美丽的中国。“美丽中国”这一概念是对中国未来前景特别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一种美好的阐释,其实质是要达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文明发展新境界,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美好未来的深切期盼。从对“美丽中国”的字面解读不难看出“美丽”二字的特殊价值。正如党的十报告所指出的,要促进“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这些表述无不彰显着“美丽中国”对美学价值的追求,不仅要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更要将所追求的价值理念提升到美学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既是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判断、新思考、新要求,也是执政理念的重大提升。建设美丽中国,需要维护好自然环境,人类在改造自然时,也需要顺应自然规律;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文化、科技、制度作为保障,也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和参与;建设美丽中国,需要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样看来,“美丽中国”概念就被清晰地分成了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指自然美、人工美和格局美。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建设美丽中国,首先要保护好自然环境之美,同时,也要在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顺应自然规律,保证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相协调,构筑科学发展的格局美。人类的实践可以将自然美转化成人工美,人工美是人类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的体现。格局美是自然美与人工美相协调的产物。我们既要保护好自然环境之美,又要利用自然环境创造合理的人工环境,实现美好和谐的中国大格局。第二个层次是指文化美、科技美、制度美、人的心灵美与行为美。[2]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条件。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合理的文化氛围,需要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念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需要加强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需要建立和完善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相关的制度,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美好行为、塑造美好心灵,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观念、节约观念、生态观念,营造爱护自然、保持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三个层次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美。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归宿。美丽中国,首先是美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上。这种和谐关系能够使经济产业结构朝着更优化的方向发展,使人们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达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美丽中国,还美在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必须建立在人类实践要符合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合理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人类整体出发、从人类未来出发协调生态利益关系。
二、人类生态伦理的觉醒和中国生态文化的发展
(一)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主要探讨生态的伦理价值以及人类对待自然的道德规范。[3]生态伦理学从伦理学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的道德关怀从人类社会延伸至非人的自然世界,是对整个伦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生态伦理学还倡导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一种道德关系,保证人类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整体性,更加科学、合理地来对待自然和保护生态。生态伦理学最早兴起于西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已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应用伦理学。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是生态伦理学产生的决定性前提。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是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空前严峻的生态形势的一种意识反映。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表现在:严峻的生态形势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人类已经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为之付出积极的努力。生态伦理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发展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态伦理思想才逐渐备受关注,并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生态伦理学科。研究生态伦理,不得不提到另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超越了工业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取得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成就的总和,也是人、自然、社会全面发展、和谐共生的文化伦理形态。[4]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却为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筑起了重重“文明高墙”,人类在批判工业文明、努力构筑生态文明的同时,促使生态伦理发生深刻变化,这也使得整个伦理思想体系发生了整体性变化,使得生态伦理在伦理结构中处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二)中国生态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国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在探索生态伦理学基础理论、汲取西方生态伦理学优秀成果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论。中国生态文化论的研究更注重立足我国生态环境的现实基础,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态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生根发芽。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生态文化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志。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意味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断优化的条件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最佳组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这里,以人为本注重的是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本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从生态文化论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坚持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即“人类整体主义”原则[5]。虽然我们在促进生态文化论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种种进展,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难以突破的瓶颈。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界,愈演愈烈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着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受多重价值观念的影响,新的价值观念还未确立,旧的生态价值秩序又被打破,各种观念相互冲突,反而使人们的生态价值观处于矛盾之中。在我国,多少年来,增长性发展观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的增长程度一直被当作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性指标。在工业文明时代,以GDP作为指标去衡量社会发展的观点更是大行其道,人们只强调经济增长的首要性,却忽视了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个体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赚取经济利益,一味追求效益优先,往往无法兼顾环境保护。然而,经济个体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国家整体的生态利益却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长,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而国家生态利益却遭受了空前的损害。在这个生态文明还未确立,但人类生态伦理思想已经觉醒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冲突将是生态文化论面临的首要难题,也是建设美丽中国面临的最大困境。
三、生态文化———建设美丽中国的思想价值基础
(一)生态文化观的基本内涵我们研究任何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实践,生态文化论也不例外。中国的生态文化论研究要想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具备创新的生态文化思想以及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念。美丽中国的建设实践迫切需要一种以生态文化论为指导的新型的生态文化观,这种生态文化观既与我国古代的生态道德智慧区别开来,又与西方传统的生态思想划清界线。它是一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对东西方生态思想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基础上,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生态文化观。这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沃土中的生态文化观是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共同的思想价值基础。生态文化观以生态道德为原则,以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内容,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生态文化观是人处理自身同自然关系合乎理性的提升,它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内在的逻辑要求。[6]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和谐社会,它们都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而要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法律的“硬约束”之外,从很大程度上而言,道德的“软约束”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过程中,弘扬和践行生态文化观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指针。生态文化观产生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下,而生态文明建设又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基础和前提。因此用生态文化观来指导美丽中国的建设实践是理所当然和水到渠成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大国来说,生态文化观的弘扬和践行,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二)生态文化观的实现途径当前,为顺应构建美丽中国的现实要求,必须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资源观念、生态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培育生态文化观的增长点,牢固把握这一思想价值基础,以更好地指导美丽中国的建设实践。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是弘扬生态文化观的基本途径,它是环境革命发展的需要,是进一步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文化素质的重要步骤。开展生态伦理教育,可以提高国民的环境素质,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使人们可以更加自觉、热情地投入到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中去。弘扬和践行生态文化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建设美丽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它是我国走向科学发展的社会变革,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树立生态文化观,才能自觉地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让宝贵的自然环境长久造福人类;只有树立生态文化观,才能积极适应、主动补偿、适时调整、逐步恢复自然,才能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自由,为美丽中国的建设,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湿地公园;湿地文化;生态旅游;长远利益;可持续发展
Abstract:Ecotourismissignificantforwetlandpark.Thepaperdiscussestheconceptsofwetlandparkandecotourism,andexpatiateson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ecotourisminwetlandparkandsummarizesfivefeaturesofecotourisminwetlandpark,whichareprotection,participation,profession,educationandresponsibility.Besides,thepaperputsforwardsevengeneralprinciplesofecotourismdevelopmentinwetlandpark.
Keywords:wetlandpark;wetlandculture;ecotourism;longtermbenefit;sustainabledevelopment
生态旅游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非传统旅游模式,生态旅游把生态保护置于旅游开发的首要位置,强调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因此,在湿地公园中开展生态旅游是湿地保护和利用实现双赢的最佳途径之一。
一、湿地公园与生态旅游的概念界定
(一)湿地与湿地公园
“湿地系指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水域。”[1]这是一个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接收的湿地定义。目前对于湿地公园的定义还没有定论。在我国,有众多学者及相关行业部门对湿地公园的概念加以了界定。笔者综观各类湿地公园定义,认为湿地公园概念的界定应满足如下三个标准:
(1)湿地景观在公园中发挥主体性生态作用。湿地公园最根本的属性在于它的湿地特征,不论这种湿地是天然形成或是人工形成的。湿地公园首先是自然的公园,其中的湿地应具有一定规模和范围,其湿地特征典型、自然风景优美、美学价值较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效益良好。
(2)以湿地保护为前提。湿地资源的保存与保护是湿地公园设立的首要宗旨,其内容主要为通过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以达到维护生态平衡、生态系统功能完整的目的。
(3)具有观赏游憩、科普教育、科学研究等功能。旅游观光是湿地公园作为公园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湿地公园的旅游更强调其生态旅游的特色。湿地公园也是作为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科普教育内容的重要基地,游人通过对湿地的了解,加深了保护自然的意识。另外,湿地公园也是科研人员研究湿地自然过程、探索湿地奥秘的重要场所。
(二)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的定义提出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但其内涵界定依然模糊,众说纷纭。有的学者统计,国际上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概念有140多种,国内学者提出的概念也有近100种,但至今还没有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统一的定义。[2]卢小丽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炼出生态旅游概念架构所遵循的8个标准规则。笔者认为这8个标准规则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描述较为全面,它们是: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体验和文化。[3]二、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内涵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是以湿地为资源基础,对湿地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等进行了解、观察、欣赏和学习的旅游活动,是具有强烈湿地生态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类型,这种旅游活动不改变原有的湿地生态系统,而且还可以促进湿地公园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使当地社区民众受益。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宗旨是:在保护湿地的自然、文化资源的前提下,提供给生态旅游者高质量的旅游经历,并带动湿地公园所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湿地公园生态旅游体现的是人类与湿地自然环境的伙伴关系,两者应协调发展。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既要寻求适宜的经济效益,更要在保护湿地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其生态、社会和美学价值。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基础上的,其目标是既要使当代生态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得到满足,又要对湿地资源环境进行保护,使后代游客享有同等的旅游机会和权利。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特别关注的是旅游活动的生态合理性。旅游经济收入并不是衡量其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项指标综合评价,从而能够较好地把生态旅游业的当前效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沿着可持续性的轨道上发展。
三、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特点
(1)保护性。以保护为前提是湿地公园建立的基本标准之一,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保护性包括自然与文化两个方面。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对象是以湿地为主体的自然环境,这里指的自然环境有时并非一定指纯自然环境。实际上,完全未被侵扰的湿地纯自然环境可能很少存在,多数的湿地自然环境多多少少总会留有人工的痕迹,从而形成独特的湿地文化。生态旅游强调对湿地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保护,要求生态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应保护自然、保护资源、保护文化。
(2)参与性。参与性可以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可以让旅游者从工业化的城市环境中解脱出来,亲自参与到湿地自然与文化生态系统中,在实际中享受和体验湿地自然美与文化美;另一方面,湿地公园生态旅游也是一种旅游者、旅游地居民、旅游经营者和政府、社团组织及研究人员广泛参与的旅游活动。[4]
(3)专业性。和一般旅游相比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具有较高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首先表现在技术层面上,比如要求湿地公园旅游设施、旅游项目、旅游路线、旅游服务的设计和管理均要体现出生态保护技术策略,以保护湿地旅游资源和环境;同时,专业性还体现在游客的旅游心理上,湿地公园生态旅游者是具有欣赏、探索和认识大自然和当地文化的明确要求的较高层次的游客,具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
(4)教育性。环境教育既是湿地公园的重要功能,又是生态旅游概念的标准规则之一。生态旅游者通过对大自然的了解,能获得对自然界生态和谐、万物相依相生的深刻体验,并进而培养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为习惯。湿地公园生态旅游让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接受环境教育,提高湿地环境保护意识,将丰富的湿地自然科学知识、环境保护知识与生动的观赏娱乐活动相结合,增强旅游者的环保道德责任感。
(5)负责任性。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旅游者认识并考虑自身行为对当地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如国际生态旅游学会在对生态旅游定义时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对环境负责的旅游和观光行为。国内有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环境中,对生态和文化有着特别的感受并负有责任感的一种旅游活动。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是一种对湿地自然环境负责的旅游形式,它有助于旅游区域湿地资源的保护。[5]
四、开展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一般性原则
(1)规模控制。湿地公园的游客数量不宜太大,旅行团队也应是小规模、较分散的。当游客数量过大而超过公园生态系统的忍耐程度,其所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靠自然力本身不能恢复时,就会造成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平衡失调。因此,要解决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必须正确评估湿地公园的环境容量,并以此来严格控制游客数量。确定旅游容量是阐述旅游者数量与环境之间适度的量的关系,控制旅游容量是确保湿地公园的资源和环境不受破坏或降低破坏程度的重要措施之一。
(2)限制性开放。湿地公园应做到局部开放与管制。根据湿地公园不同地段生态保护状况的要求,结合人为活动的需求一般可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地带三个区,主要的布局模式以同心圆形态居多。人类的活动强度和频率依地带、缓冲区、核心区而递减。大部分的旅游及其他开发活动都在生态较不敏感的地带开展;缓冲区作为地带和核心区的过渡,其人为活动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核心区一般处于绝对保护状态,禁止游人进入。
(3)注重湿地生态环境的科学监测。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相当重要,应在湿地公园各个水域结点处建立水质监测点并派专业人员定时监测公园水文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定期报告水质情况,以随时根据新发生的情况调整湿地的保护措施,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
(4)保护当地的文化与环境。早期的定义将生态旅游的对象界定为相对未被侵扰的自然区域,随着在实践中认识的深入,生态旅游的定义当中也包含了文化的因素。湿地公园一般蕴涵了较高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活动既是一种湿地自然旅游,同时又是一种湿地文化旅游。当地的民俗风情及文化对旅游者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湿地公园生态旅游要注重对这些人文资源进行维护,并在其基础上开发出相应的文化活动。
(5)旅游行为及管理准则的制定。要特别加强对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管理,并应制定相应的旅游管理规则,明确对游客的活动行为进行规范,明白告知哪些活动是禁止的,哪些活动是准许的,让公园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游客、旅游从业人员都能了解公园生态环境所能接受的程度。
(6)“双赢”策略。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开发应同当地社区发展结合起来,坚持与社区共建(管)的原则。如果得不到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并脱离当地社区的发展而孤立地发展生态旅游,其持续发展的前景就十分有限。因此,生态旅游的发展,必须同社区利益需求联系起来,其旅游产品的开发项目必须和社区居民的根本需求相一致。要吸引社区群众参与湿地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旅游活动的组织、旅游服务等方面等一系列的生态旅游活动事务。生态旅游要顾及社区居民的利益,使其真正从旅游中受益。通过生态旅游来增加社区就业机会,改善社区基础设施,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从而使其成为开展生态旅游最有力的支持者,以最终实现生态旅游与社区发展的双赢。[6]
(7)利益的长期性。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应为旅游资源、公园所在社区提供长期利益,短视且只追求眼前利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过于强调商业性,其结果也和传统旅游没有什么两样了。[7]生态旅游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手段,生态旅游不仅仅局限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还能促进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将自然旅游导向可持续发展,这是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理念。
五、结语
相对于传统旅游,生态旅游的产生是巨大的进步,是当前人类重视环境、保护自然的观念在旅游行业上的反映。生态旅游的对象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湿地公园作为自然的湿地景观,符合生态旅游“以自然为基础”的对象标准。湿地生态保护是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首要目标,这个目标与生态旅游强调“对保护的贡献”这一标准是一致的。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符合和“科学合理地利用湿地资源,充分发挥湿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人们提供游憩的场所,享受优美的自然景观”的湿地公园建设宗旨。[7]因此,开展生态旅游是湿地公园必然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旅游开发方式。在湿地公园中,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只有从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把握两者的平衡的关系,才能真正建设好湿地公园,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区与旅游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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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是随着人们的认识和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着的。19世纪中叶,后西方生物学家把生态学定义为“关于生物有机体与其外部世界,亦即广义的生存条件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到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环境、气候、资源、人口等急迫问题的现实挑战,科学界把生态学及生态的概念和范畴扩大到更为整体和广泛的大系统,进而认为:“生态学是研究自然界结构和功能的科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E.P.Odum,1971)。而后出于对一切生命系统的整体关照及类型化的叙事,又衍生出所谓“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及“社会生态”的相应概念,趋向于把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归于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形成了更为整体、包容乃至广义的生态学认知。因而,在当代社会文化和公共艺术的实践中,对于维护自然生态及社会生态平衡的思考与方法,必将成为其价值理论关注的重要内涵。
当代西方景观及公共艺术的实践与观念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关注或借鉴的内涵。例如法国艺术科学院院士、艺术批评家卡特琳・格鲁(Catherine Grout)的有关言说即是其中一个方面,她认为当代景观及公共艺术实践的原则可归纳为诸如:“接待”“沟通”“嵌入”“共融”“多元”“过程”等6个主要方面。尽管她是以相应的语境和某些案例作为表述的背景,但却不失其理论的普遍性和当代性。对此,我们有必要就当代公共艺术实践中的普遍性问题及价值取向作出必要的关注与分析:
所谓“接待”,是重在艺术品的设置及其所在区域对于来访者们的接纳效能及其亲和力。而非仅仅为了突现艺术品本身的主体地位及其自我表现的价值。其间,强调便利公众临近和享受艺术的构想和方式、方法,使临近或接触艺术的公众作为艺术文化的主体,具有被接纳和关照的体验。这里更为强调的是艺术介入公共场域的形态、功能的服务性和亲和性。
所谓“沟通”,是强调艺术品与观赏者之间的心理对话及交流,意在通过艺术的手法诸如空间、结构、材质、肌理、光色及整体环境氛围的建构,或是通过艺术的公共参与方式而使得艺术品可以调动和激发观者们的情感经验和实地的内心体验,形成某种游心于物、物我相融的互动效应。
所谓“嵌入”,实质上是指艺术对于空间的介入不是简单或粗浅的硬性移植和照搬,而是应该生发和扎根于特定场所,特定语境及其原有生态系统之中,而非唐突、孤立的自我张扬。应该形成与当地自然和社会历史及其生态系统间的有机关系,乃至以“平民化”“生态化”及“微叙事”的寻常且精彩的方式融入自然和社会之中。
所谓“共融”,是指艺术品融入景观环境和社会公共生活空间时,须成为其原有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和谐、有益的部分,同时也是指艺术品或艺术事件的介入须与特定地区或场所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模式相关切和融通,使艺术表现与生态环境及社会文化间产生互利、共赢及相互印证的效应。
所谓“多元”,在于明确和兼顾由于当代社会和文化主体及其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而在景观和艺术文化上形成多元的形态。强调公共艺术须显现社会文化生态及审美经验的多样性、差异性及实验性,而非某种单一的、强势的、固定的外在形式和概念的一律化。
所谓“过程”,意在注重艺术介入空间及社会的程序、方式及时间过程,而非仅仅注意艺术本身的媒体效果及艺术圈内部的反映。其中,强调的是对于艺术介入公共空间的社会过程,包括所引发的文化观念、制度、心理及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从而把艺术的公共介入作为维护和提升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以及市民素养之潜移默化的途径。
综合以上原则性内涵的理解,我们注意到,它们较为集中地显现出一种当代公共艺术的特征和趋势,这就是使艺术的目的、意义和方式脱出传统的概念、边界和范式,也即跳出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本体概念以及唯美的形式价值范畴,而把公共艺术作为服务于特定人群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文化方式及方法,把艺术作为社会成员分享个体经验以及自由体验自然生命和社会现实的心理过程与文化过程。其中强调的是更多地注重景观和公共艺术的介入和形成的过程、公众的体验过程和理解过程,同时,也是强调其注重自然生态及人文生态的目的和过程。显然其观念和主张,不是口号式的教化,不是远离普通人经验的宏大叙事,不是表现自上而下的某种权利的赐予,也不是以艺术的名义去遮蔽和剥夺自然及人文生态的本质需求,而强调的是当代公共艺术的文化原则必须建立在尽可能地尊重自然、尊重社会、尊重普通公民乃至尊重一切生命体的价值理念之上。
注重观众及个体对于公共艺术及景观内涵的肢体和心理体验,实际上恰是尊重观赏者的内在能动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强调艺术的体验并非仅仅是视觉的直觉印象。而是提供和调动介入者或参与者以细微的、非物质性的心理感受。公共艺术恰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公共参与方式和体验方式来显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从而引发公众对于各类问题的思考、质疑、议论和行动。因此当代公共艺术在方法和观念上必然应该具有其问题性和实验性,以免成为俗套的概念化、虚幻性概念的自我诠释以及停留在某些风格样式上的无休止的拷贝。
鉴于中国目前大量以公共艺术名目出现的艺术,绝大多数却与当代社会及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内涵相疏离,仅成为一种视觉景观的摆设和取悦感官的审美形式,从而削弱或抹杀了公共艺术的属性和真意。当代公共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反映和回馈公共社会的问题和精神需求。试如:关注公共艺术所在区域的城市移民及社区振兴、拯救森林与湿地、工业污染及生态恢复、社会公平与正义、公共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卫 生危机以及妇幼教育及社会弱势群体关怀等社会现实问题。稍加具体地说,比如在针对城市环境、产业结构再造以及恢复废旧工业园区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公共艺术的理念和实施方法往往首先会运用科学的生态学方式,使该区域的土壤、水系的品质及生物、微生物系统得以改善和恢复,使该区域内独特而典型的人文历史内涵得以维护和显现,并对其生态和人文资源进行合乎当地自然和社会之长期利益的开发利用。艺术在其中显现了创意、融会、激励及媒介的角色和作用。又如一块城市用地的景观规划和公共艺术设计中,力图把本区域中积淀的地理特征、生态信息、城市记忆(包括原住民的习俗、社区脉络、建筑环境、行业形态等)予以有选择的保存和标示;同时,注重当今社区中不同年龄、性别及文化层次的人群的公共生活方式和行为需求,从而在景观样式和公共艺术的介入方式上依循和显现本区域的生态与文化特性及其精神内涵。显然,融入和反映特定地区的生态及文化,并具有个性意味及社会参与的公共艺术才可能被公众所关注、接受和铭记。
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家及艺术家习惯于概念性及宏观地诠释景观及公共艺术,而对于公共艺术与自然和社会的具体关系以及由于时间和人为因素而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艺术问题却往往易于忽略。我们当今的许多冠以公共艺术名义的作品和景观设计恰恰是由于缺乏对于特定地域或社区的自然生态条件以及社群文化心理的研究――而流于某种概念化、程式化、雷同化的表现。此类现象正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派翠西亚・飞利普斯(Patr[ciaC.Philips)所言“一些公共艺术的弊病在于缺乏具体性,流于空泛和简单。……公众是千差万别、变化不定、活泼而挑剔的,它源自所有市民的私生活之中。公共艺术呈现在公众面前之后,最终也将成为他们的私人经验。视觉的感知结束后,心灵的感受将更持久的存在”。存在简单化、空泛化的公共艺术作品的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许多管理和决策者的“长官意志”以及想当然的肤浅作为;另一方面,还在于艺术家事先并没有对特定项目进行必要的社会调查、场域特性的分析,缺乏具体问题和需求的针对性。亦即没有认真思考特定的公共艺术应该出现于何处,它的主要观众是哪些人,它需要诉求和涉及什么样的问题,它要表达什么样的意念或思想。我们早就注意到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并不存在人们曾经臆想的统一的、普世的、永恒不变的“公共”概念或公众理想,而有的却是随着自然和社会因素急速变换下的不同社群的具体需求以及不同时期的价值需求。
【摘 要】通过阐述生态旅游的起源,及中外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归纳出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原因。通过研究旅游及生态的概念,及阐述反映生态旅游概念共性的8个指标,指出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不能偏离其经济本质。国内对其概念的研究在紧随国际潮流的前提下,要把研究重点从如何吸引旅游者专向如何教育旅游者。
【关键词】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经济本质
一、生态旅游的起源
地球诞生至今已有40亿年,有一位学者提出将漫长的数亿年地质年代压缩成百年的设想。在虚拟的地球百年中,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不到1天,大约开始于5分钟前的工业革命,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在个人和社会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人们的旅游意识开始觉醒,旅游类型呈现多样化,由单一的观光旅游逐渐发展为度假、公务、专项旅游等。工业革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地球产生了前所未有、不可恢复的破坏。随着城市化发展的深入,世界各地接连发生种种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1930年的马斯河谷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事件,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四日市哮喘事件,近年来北京雾霾事件等。噪音、水、大气、土壤等污染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城市不是最佳活动区域。越来越多的人们逃离城市,选择去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充满文化底蕴的地方去放松心情。这样大型的社会活动严重影响着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甚至对其造成不可逆的有害影响。旅游资源受到破坏,旅游质量下降。在传统旅游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背道相驰的时候,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K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在1983年首次提出生态旅游(Ecotourism)。生态旅游的提出立即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响应。但是,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很模糊,旅游供应商在市场营销中不断推出各种生态旅游活动,但多数结果都是“非生态化”。那么到底什么是生态旅游呢?
二、 生态旅游概念的发展
生态旅游发展至今,已然成为一个人们口中的时尚名词、市场营销的法宝、投资商的生财利器。而作为生态旅游目的地,多数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家园建设与文化生态保护失去话语权。生态旅游概念的泛化使得它从理想的云端跌落下来。生态旅游是一门交叉学科,要了解它的概念,首先要理解清楚什么是生态,什么是旅游。
(一)生态的概念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指住所或栖息地。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最早提出生态学的概念。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越来越广。人们常用其修饰美好、健康的事物。生态即指自然生态,也指文化生态。
(二)旅游的概念
旅游是人们为了休闲、娱乐、探亲访友或商务目的而进行的非定居性旅行和在游览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关系和现象的总和。随着人们旅游需求的出现,旅游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目前,旅游已融入到全球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中,融入到人们的工作生活之中,成为人人享有的权利。旅游可以拉动目的地的经济增长,促进社会消费,推动就业,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对任何一种类型的旅游研究都不能偏离经济本质。
(三)中外生态旅游的概念的发展
生态旅游思路的提出距今有40余年,一些国际性组织和机构的积极参与使得生态旅游广为推崇。经过多年研究,国际上初步形成了生态旅游的3大核心理念:保护、负责任和维护社区利益。1995年1月,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生态旅游研讨会”,首次倡导在中国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确定为“99生态环境游”,将生态旅游在中国推向。
国际、国内从事生态旅游的研究机构较多,各机构的学术背景差异较大,因而在阐述生态旅游概念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的核心就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对资源的保护,这类观点与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背道而驰;有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概念核心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旅游是一个劳动、资金密集型产业,旅游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均可以直接或间接为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这类概念使得生态旅游无异于大众化旅游,不利于专项研究。有概念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回归大自然,这类观点将生态旅游的概念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户外旅游,给旅游者及市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
生态旅游概念繁杂主要原因就是生态旅游概念标准的多样性。有国内学者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分析,提取了8个指标规则反映生态旅游概念的共性。这8个指标分别为:遵循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做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与体验、文化。
三、生态旅游概念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