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投资逻辑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数字经济的投资逻辑，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字：输变电工程；贝叶斯网络；蒙特卡洛模拟；概率推理

0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用电需求高速增长，电网发展不断提速，对输变电工程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电力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供应紧张，国民经济要求加快电力建设，而投入的资金有限，工程造价又呈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和合理地预测输变电工程的造价已成为电力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输变电工程静态投资预测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能生成最佳预测结果的模型，能结合现有工程对未来的可能发生的工程给予指导性意见，而不是最适合历史数据、最能解释历史数据的模型[2-4]。最适合历史数据的模型不一定是最好的预测模型，预测模型可能很适合模拟历史数据，但预测结果仍然欠佳，这说明模型的内在和外在的正确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本文结合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期间国网某电力有限公司年度范围内竣工投产的110kV变电工程的决算数据，运用蒙特卡洛模拟，测算各分项费用及静态投资的先验概率密度，并利用典型技术方案，指导测算之间的联合条件概率分布，通过建立贝叶斯网络模型进行了预测，为今后类似输变电工程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1 某地区110kV输变电工程概况

2013年期间，国网某电力有限公司范围内竣工投产的11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共收集单项工程样本28项，其中，新建变电工程14项，变电容量为1510MVA，静态投资55143.62万元，扩建主变工程4项，变电容量为276MVA，静态投资为3608.69万元，扩建间隔工程10项，静态投资为1643.42万元[5]。由于新建变电工程往往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占比较多，因此，选取110kV新建变电工程作为分析预测的对象。

通过统计本期主变台数、单台主变容量和配电装置型式可以得出2013年国网某电力有限公司110kV新建变电工程主要有如下6种技术方案，如表1所示：

2 贝叶斯网络模型

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是一个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由代表变量节点及连接这些节点有向边构成。节点代表随机变量，节点间的有向边代表了节点间的互相关系，用条件概率表达关系强度，没有父节点的用先验概率进行信息表达[6]。

贝叶斯网络具有形象直观的表达形式，不仅可以结合概率统计，对已有的信息要求低，可以进行信息不完全、不确定情况下的推理预测，具有良好的可理解性和逻辑性；而且可使现有典型工程技术方案与计算机实验模拟相结合，在预测的过程中就加入已有工程数据的经验情况作为主观指导信息，对预测结果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7]。

由于输变电工程静态投资与其各分项费用本身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即各分项费用的投资多少受工程建设投资规模的影响，而各分项费用的投资波动，又往往对最终的造价水平产生一定的浮动，因此，本文将各分项费用的投资花费作为父节点，最终建设工程静态投资总额作为子节点，则用于预测的贝叶斯网络构建如图1所示：

图中每个节点表示一个变量，节点之间的有向弧线表示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弧线连接的则表示条件独立。

3 实证分析

在建立完贝叶斯网络模型后，对各分项费用的概率分布拟合，并根据统计样本数据，得出各自的先验概率表；然后再分析现有测量不确定性的研究方法，选用合适的静态投资测算方法，对其进行估算，得出其先验概率表；最后根据已有的新建变电工程及相应典型工程的历史数据，测算联合条件概率，为最终的静态投资预测做好基础。

3.1 各分项费用的先验概率测算

根据统计2013年110kV输变电工程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及其他费用数据（共计14组），采用水晶球软件进行各分项费用数据的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

根据柯尔莫哥罗夫-斯米尔诺夫检验可知，当柯尔莫哥罗夫-斯米尔诺夫值小于0.03时表明紧密拟合，故选取最佳K-S值的分布作为各分项费用的分布函数，由图可知，建筑工程费服从Min=533.39/Max=2375.23的BetaPERT分布，设备购置费服从shape=6.06/σ=1971.04的Weibull分布，安装工程费服从Scale=48.33/Shape=6.42的Gamma分布，其他费用服从Min=411.08/Max =1505.73的Beta分布，则各分项费用先验概率分布情况如表2-表5所示：

3.2 静态投资的先验概率测算

由于各分项费用对最终静态投资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对应确定关系，总是在一定范围内，成一定概率性的相关关系，因此，为了更好的得到静态投资的概率分布情况，选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以随机抽样作为理论基础，模拟之间的随机性。

根据历史数据、蒙特卡罗模拟和前面的拟合结果，可以得出静态投资测算模型如下：

其中，按照前面的拟合结果，S1为建筑工程费，服从BetaPERT分布；S2为设备购置费，服从Weibull分布；S3为安装工程费，服从Gamma分布；S4为其他费用，服从Beta分布，各分布具体参数如前，在置信水平为95%情况下，模拟结果数据如图3所示：

则110kV新建输变电工程静态投资先验概率分布表如表6所示：

3.3 各分项对静态投资的联合条件概率测算

受建设规模的影响，一定的静态投资和一定的各分项费用总是相关的，故首先考察2013年110kV新建变电工程中14项工程的静态投资与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及其他费用的散点关系，并利用MATLAB软件CFTOOL工具箱进行散点拟合，选择最优拟合曲线，如图4所示：

而拟合曲线总与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的误差，以建筑工程费为例，通过将14个工程的静态投资代入拟合函数，求得与实际建筑工程费之间的误差情况，并运用SPSS进行配对P-P检验，发现误差水平符合Gamma分布，如图5所示：

上述检验意味着，当静态投资为一定值时，通过拟合曲线的估算，得出的建筑工程费估算值总会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但对于该拟合函数的估算，具体误差值的多少符合Gamma分布，并结合典型技术方案的情况，通过蒙特卡洛进行500次的随机模拟，证明了误差分布的可靠性，如图6所示：

因此，结合2013年14项110kV新建变电工程静态投资与建筑工程费关系，并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情况的统计，得出拟合曲线测算时不同大小的误差发生的概率，即在一定的区间下，其实际情况在这个区间内发生的可能性，如表7所示：

x

同理可得静态投资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及其他费用的联合条件概率表，此处不再赘述。

3.4 对新建变电工程静态投资的预测

从之前分析可以看出，每个变量的状态都会对最终静态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先前历史资料可得到各分项费用的先验概率，即P（x1）、P（x2）、P（x3）、P（x4），以及通过蒙特卡洛模拟的静态投资的先验概率P（y）。并且，通过静态投资对各分项费用之间的联合概率密度分布的测算，得到了在已知一定静态投资的条件下，各分项费用投资多少的概率分布，由此，通过贝叶斯学习的过程，即贝叶斯公式：

可获得在概率条件下的各项费用与静态投资之间的对应参考关系以及对未来工程建设的费用预测。以当各分项费用发生区间划分，以其所对应静态投资最大可能区间统计（表中概率均为其所有情况中最大可能发生的情况所占概率），结果如下所示：

以设备购置费为例，如表9所示，当设备购置费为1000-1400万元时，静态投资在3000- 3400万元的可能性最大，为78.33%；当设备购置费为1400-1700万元时，静态投资有23.08%的可能性在3400-3600万元；而当设备购置费在1700-2000万元时，静态投资有52.22%的可能性在3500-3800万元；当设备购置费在2000-2400万元时，由于此时随着静态投资的增加，设备购置费处于下降低谷，即此时设备购置费的增加不是静态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故此时静态投资的增加幅度出现断点，跳至4800万元开始，故测算有18.80%的概率在4800-5200万元。

4 结论

贝叶斯网络预测不同于传统预测方法。传统预测方法在预测过程中只利用过去的数据信息，建立统计预测模型，产生常规预测结果，以纯粹的机械形式将输入信息转化为输出信息，因此，经典的统计预测方法不能处理异常情况的发生。

而本文建立的基于贝叶斯网络的输变电工程静态投资预测模型，在预测过程中不仅利用模型信息和样本数据信息，还利用了典型技术方案信息，不仅在预测过程中可以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发生，而且概率化预测结果，保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以及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因此采用贝叶斯理论进行新建变电工程静态投资预测更具有实际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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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陆宁云，何克磊，姜斌，等.一种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故障预测方法[J].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2：87-92.

篇2

【关键词】 头颈部； 自动跟踪； 手动触发； 计算机体层成像； 血管成像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mage quality between automatic tracking and manually trigger technology in head and neck 64-slice spiral CT angiography.Method：100 patients underwent CT head and neck angiograph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group A and the group B，50 cases in each group.Group A：when the mean CT value of region of interest（ROI） determined in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 reached the threshold preset value（threshold 90 HU），the computer started a scanning automatically.Group B：after contrast injection，when the contrast appeared in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 the scan was started manually.Analyzed the image quality，recorded the time from contrast injection to scan，excluding the unsuccessful and poor display of images.The mean CT value of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the C5 segment of the carotid bifurcation，the C1 segment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nd middle cerebral artery were measured.Result：The image quality of group B was better than group 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字2=6.205，P=0.044）.The monitoring time in group B was （13.32±1.63）s，it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14.24±1.73）s in group 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07）.The average CT value of aortic ar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group A（P0.05）.Conclusion：The satisfactory images can easier obtain using the manually trigger technology than automatic tracking，and save time.

【Key words】 Head and neck； Automatic tracking； Manual trigger technology； Computer tomography； Angiography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People’s Hospital of Beihai City，Beihai 536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4.25.009

随着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T，MSCT）技术的发展，使头颈联合CTA成为现实，可一次完成从主动脉弓到头部的扫描，完整地显示从主动脉弓至头顶的血管图像，为临床诊断颈部动脉起始部狭窄、动脉粥样硬化及脑血管硬化、狭窄、闭塞、动脉瘤、动静脉畸形等疾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本研究主要是探讨在64排螺旋CT中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技术与手动触发技术两种启动方式在头颈联合CTA中的应用价值，为满足诊断需求提供满意的图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8月-2014年2月临床拟诊为头颈血管疾病行64排CT头颈联合CTA成像的患者10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A、B组各50例，A组为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阈值设为90 HU），B组为手动触发组。A组50例患者中，男31例，女19例，年龄36～79岁，平均（61.62±11.64）岁，体重50～70 kg，平均体重（62.12±6.39）kg。B组50例患者中，男33例，女17例，年龄37～79岁，平均（64.64±10.43）岁，体重50～70 kg，平均体重（60.22±5.61）kg。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扫描设备 （1）飞利浦Brilliance 64排CT机（PHILIPS 64 Brilliance）；（2）双筒高压注射器（MEDRAAD STELLANT）。

1.3 扫描参数 管电压为120 kV，管电流为200 mA，球管旋转1周的时间为0.5 s，探测器准直宽度为64 mm×0.625 mm，螺距为0.891。经右肘静脉以5.0 mL/s速率注入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普罗胺（370 mgI/mL），对比剂注射总量=[体重（kg）×0.7]mL[1]，随后以相同的速率“无缝隙”注射0.9%生理盐水30～40 mL。

1.4 成像方法 扫描头颈部dual像（冠状、矢状双定位像）；选主动脉弓层为监控层面，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FOV为5.0，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A组）阈值设定为90 HU，达阈值后自动触发，触发后使用自动最小延迟时间（Automatic minimum delay，多数为3.6 s）启动扫描程序。手动触发组（B组）根据监控层面主动脉弓层对比剂增强程度，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从支气管分叉起，由足侧向头侧扫描至顶骨内板下2 cm；经右肘静脉以速率5.0 mL/s注入对比剂。（在头颈CTA中，右臂注射对比剂比左臂注射可提供更高的图像质量[2]。）

重建层厚为0.9 mm，重建间隔为0.45 mm。将数据传入后处理工作站，进行3D容积重建（volume reconstruction，VR）和曲面重建（cured planar reformation，CPR），最大密度投影法（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显示血管，进行分析。

1.5 数据采集 观察时间-密度曲线，记录监控时间（Time since injection）即从注射对比剂到触发扫描前所用的时间。图像质量判断标准：将头颈联合CTA图像质量分为3级：1级为血管显示良好，边界清晰，无运动及对比剂伪影，可明确诊断；2级为血管边缘模糊，对比剂欠佳或有轻度对比剂伪影（如颈静脉和大脑静脉窦回流静脉污染等），但可以诊断；3级为血管模糊，对比剂充盈不良，运动伪影或对比剂伪影严重，不能满足诊断要求。剔除不成功及显示欠佳的图像，分别测量主动脉弓层、颈总动脉分叉下C5段、颈内动脉C1段、大脑中动脉的平均CT值。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两组图像质量比较及各部的CT值的分析进行t检验；对监控时间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监控时间的比较 B组的平均监控时间（13.32±1.63）s明显少于A组的（14.24±1.73）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见表1。

2.2 两组图像质量的比较 手动触发组图像质量明显优于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6.205，P=0.044），见表2。

3 讨论

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和SCTA（螺旋CT血管造影）是检查确诊头颈血管疾病的重要方法。DSA为金标准，但其为创伤性检查，费用相对较高，一般不作为首选。SCTA安全性好、费用低、定位准确、可靠性高、检查时间短，可作为确诊头颈血管疾病的首选方式[3-5]。而且头颈CTA在提供血管形态学资料的同时，能清楚地显示钙化斑块和软斑块，为临床诊断头颈部血管疾病提供有力的依据，故SCTA这项技术得到愈来愈广泛的应用[6]。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技术（Bolus）是目前CTA检查的主流，但该技术易受ROI标记的误差、触发阈值的不确定性、对比剂注射速率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阈值、注射速率确定的情况下ROI的精确标记是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成功的关键[7]。本研究A组中有3例的图像不能满足诊断要求，其中1例是由于患者在监控过程中头部偏移，致使ROI大部分面积移出监控层面，导致触发延后；另1例是由于技术员把ROI错标在监控层面夹层动脉瘤的假腔内，导致触发失败；还有1例是由于ROI标记的部位疑似钙化，导致触发过于提前，扫描失败。触发过于提前或过于延后会导致自动跟踪触发成像的失败。手动触发技术则无需标记ROI，不受是否达阈值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只需在对比剂开始注射后观察监控层主动脉弓层对比剂的增强程度，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此技术有效避免了提前或延后触发。从表1、2可以得出手动触发组的成功率及图像质量明显优于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而且缩短了监控时间，减少不必要的辐射。但此技术要求技术员对成像过程熟练，操作过程中注意力高度集中，触发应对及时。

文献[8-9]报道，血管成像中适合显示血管内斑块对比剂浓度的CT值约为370 HU。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导致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主要病因之一。CTA检查对血管壁斑块的敏感度很高，可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造成邻近管腔狭窄的程度进行测量和评估[10]。CTA成功的关键取决于血管管腔内造影剂浓度高低，这主要由造影剂浓度、剂量、注射速率及扫描延迟时间决定[11]。本研究是在造影剂浓度、剂量、注射速率及扫描延迟时间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的，表3说明两组颈总动脉分叉下C5段、颈内动脉C1段的平均CT值非常接近370 HU，适合显示血管内斑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实践证明，在头颈联合CTA成像中，自动跟踪与手动触发技术均能获得满足诊断要求的图像（见图②、④），但手动触发技术获取图像成功率更高，50例无一例失败，而且监控时间更短，可减少不必要的辐射。没有经验的技术员可采用手动触发与自动跟踪相结合的方法，先按自动跟踪方法设计好程序，注射对比剂时，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而ROI的CT值尚未达阈值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图③）；如判断失误，未能手动触发也可等ROI的CT值达阈值时自动跟踪触发扫描（图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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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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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的增长相对于CPI更加惊人，这个数字在9月刚刚转为正值，那时候还是0.1%，而PPI持续为负值的日子一共过了54个月。在转正后，PPI迅速增长，已经达到了3.3%，比预期值高出1%。当然，这与去年同时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偏低，以及最近几个月中国去库存减产能的举措有关。有的市场观察人士因为PPI的水平增长过快，甚至认为中国也应该加息。这显然是对通货膨胀过于敏感了，因为很可能在明年春节后，PPI会恢复到一个更正常的水平。而中国的流动性也并没有宽松到需要紧跟美国步伐的地步。

1月到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3.854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与1月到10月的持平。其中，国有控股投资19.108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民间投资33.1067万亿元，同比增长3.1%，相比1月至10月加快了0.2%，占全部投资的61.5%。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增长落在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经济领域（这很可能是因为明年直至以后的通胀预期比较强烈），但这总比以前的民间投资下滑要好得多。

在房地产领域，1月到11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3387万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比1月至10月回落0.1%，比上年同期加快5.2%，其中住宅投资增长6.0%。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904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4.3%。11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9095亿平方米，比10月末减少427万平方米，已是连续9个月减少。这些数字基本上说明，2016年已经过去的时间中房地产对中国的经济仍起着非常大的支撑作用，同时说明，10月以来的全国性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地产投资的抑制作用相当明显。这些基本都在经济决策者设想的“既不冷，也不热”的范围之内。这种趋势如果能延续一段时间，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从第四季度前两个月的GDP增速来看，全年的GDP“任务”基本可以完成（也就是政府在年初做出的经济许诺）。这是因为今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速基本达到6.7%，最后一个季度还要超过6.7%。人们不用再接受那些“保X%”的扶危救亡式的生产生活了。那是非常令人尴尬的。

11月的进出口总额达2.3467万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出口1.3224万亿元，增长5.9%，上月为下降3.4%；进口1.0243万亿元，增长13.0%，增速比上月加快9.8%。进出口相抵，顺差2981亿元。这个不错的外贸成绩，是在今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比较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成绩很可能可以延续到明年，而且起到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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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要救市，也不能突破市场边界，不能突破底线思维。救市的时机必须是房价的下跌严重创伤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引发系统金融风险的情况下。这是必须遵守的边界。

5月12日，央行召开的“住房金融服务专题座谈会”，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央层面对房地产开始救市的最明确信号。在这个座谈会上，央行要求商业银行要“优先满足居民家庭首次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的贷款需求”，“及时审批和发放符合条件的个人住房贷款”。在此之前，包括南宁等城市，已经尝试松绑限购等救市的“自选动作”。

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好，还是一些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跑路的消息也好，都明白无误地证明房地产市场的确不妙的事实。和以往不同，这次房价的下跌是在没有任何政策打压的情况下，由市场做出的自发反应。

事实上，对于房地产的走势，笔者在去年年底就提醒要关注房地产未来下跌对中国宏观经济可能造成的风险。从中国房价的基本逻辑看，过去推动房价上涨的几大引擎，无论是货币超发、还是基本的供求规律、经济高速增长、土地财政以及人民币升值因素，都在悄然发生逆转。笔者去年关于美联储QE退出后全球流动性将面临历史性转折的判断已经得到了现实的应验，这还只是开始，一旦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国际资本将加速流出中国；从经济增速看，未来5年，中国经济能够维持7%左右的增长已经不易；加上过去10年房地产的，中国住房供需已经基本平衡，一二线以下住房过剩也已经成为事实。根据经济学家钟伟的数据，如果未来五年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年复合增长率保持在7%左右，到2017年中国将至少建成1亿套以上的房子，这还不包括3600万套的保障房，这也意味着至少可以解决4亿人的住房问题，而到2017年，中国城镇化的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个亿，住房总体过剩会极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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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是一个计量过程，财务会计受确认和计量技术的限制，其报表数据有着可计量性、可靠性及相关性，而这些溢出表外的会计信息，是很多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寻找的数据。

一、财务会计概述及必然性

财务会计是现代企业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委托关系下、经营权与所有权高度分离的环境中产生的，通过对企业已经完成的资金运动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核算与监督，以为外部与企业有经济利害关系的投资人、债权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等经济信息为主要目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并积极参与经营经济的决策管理。财务会计的目的在于向企业外部的利益者提供各种有助于经济决策的信息，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主要立足于企业、面向市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环境下，财务会计显现了它的优越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的勃勃生机是历史的必然性。而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传统的财务会计特征也正随着财务会计、财务报表的发展发生着变化。结合财务会计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在未来的发展可能表现：①财务会计的确认与计量；②财务会计的彩色报告模式。

二、财务会计的确认与计量

会计是一个计量过程，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很多有价值的企业信息如智力成本、人力资源、知识产权难以在表中进行确认，很大一个原因即财务会计难以选择合适的计量属性对上述项目进行可靠计量，有的无形资产即使在表中进行了确认也很难真实的反映出其真实价值，更无法向投资者反馈有价值的会计信息，综合当前财务会计计量的不足，未来的会计计量的发展趋势如下：

1.由成本计量转为价值计量。当前财务会计的计量多表现出重成本、轻价值的特征，虽然有些项目已采用了公允价值进行剂量，但仍有很多资产与负债项目是依据历史成本进行计量的，虽然历史成本具有一定的可验证性，能从投入层面上对企业资产进行计量，但却无法揭示企业资产的经济实质，在软资产的计量上表现的更加明显。随着投资者对利润表所揭示的企业经营成果的暂时性特征的认识的加深，资产负债表的日益得到了重视，其所揭示的信息将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按照负债模式进行公允计量，对夯实利润，保证企业干净盈余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将资产计量由成本计量向价值计量转变的重要过程。

2.精确计量与模糊计量的融合。过于强调精确计量与货币计量会导致财务报表的逻辑混乱，看似确定的表面掩盖了计量结果的不确定性，在财务报表中看似精确的会计信息究竟能给决策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理智的决策者不会被这些看似确定的数字迷惑，其会以各种渠道对这些数字进行再确认，再用自己的逻辑判断去重新汇总。在这个使用过程中，会计人员将收集的数据整理为单一的数字，而使用者又再按照自身的需求进行重新组合，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会计计量结果在将来有可能以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财务会计的彩色报告模式

财务会计正面临着以下难题：一方面财务报表中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逐渐降低，其次，财务会计的计量与确认技术及财会工作的本质使得众多项目难以进入财务报表确认，只能在财务报表外披露，导致表外披露的信息量激增，甚至出现信息过载，即使如此，仍有一部分信息未得到披露，因此，未来财务会计应在鼓励表外披露、强化自愿披露的同时对表外信息进行科学的规范。财务会计的彩色报告模式是指将财务会计确认的条件进行分解后，形成的五个层次，其分别为：可靠性、相关性、可计量性、可定义型均符合要求。可计量性、可定义性与相关性均符合要求，但可靠性还存在问题，如人力资源、客户满意程度等支出。相关性、可计量性均符合要求，但可靠性与可定义性存在问题，如客户满意程度支出。可靠性、相关性与可计量性符合要求，而可定义性存在问题，如企业竞争优势、企业战略风险、企业市场占有份额等。只有相关性符合标准，其他项目均不符合，如企业智力资本价值、持续经营价值等。该模式的特点在于淡化了财务会计的确认内涵，认为确认无需被过分强调，将其视为财务报告体系中核心层次与非核心层次的分界。

四、财务会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1.财务会计的确认与计量

我国目前的财务会计已经很好地处理了权责发生制及现金收付制的关系，但是在资产的确认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值得我们进一步改进。因为目前的财务会计确认主要局限于财务的资本，对于人力资源却很少在报表中确认。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本的确认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人力资源可以提高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实现成本计量向价值计量的转变，虽然企业对于某些计量进行了公允值计算，但是很多的资产和负债依旧按照历史成本进行计量。确认和计量的充分融合，目前很多的企业管理者对于企业的一些经营业绩制造假象，不能很好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管理状况，所以我们有必要使确认和计量相互融合，共同反映公司的经济事实。

2.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发展

首先，财务会计模式的制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当事双方利益冲突所做的一种准备。会计准则的制定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只有经过实践之后方可最终得出结论。我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制定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规则导向及原则导向的优缺点，并根据实际的经济环境进行制定。其次，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还要依据一定的国际法。财务会计一定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进行，这也是时展的潮流和趋势，只有这样我国的财务会计发展才会顺应时展，紧跟国际潮流。

3.信息技术的引用

在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财务会计的发展也出现了信息化趋势。但是未来的经济发展环境很难确定。所以，我们一定要将企业的财务会计管理模式快速实现“电子商务化、功能多样化、权利扁平化和管理信息化”等，以应对未来企业的财务会计发展所要面对的复杂形势。

4.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贸易壁垒的逐渐消除，全球经济的交互性也越来越强，财务报告作为企业间交流的语言，其地位也随着全球经济交互性的增强而水涨船高。通过财务上所记载的会计信息，企业在某个时期内的经济状况、现金流量与经营成果得以体现，对社会资源的流动与有效配置具有重要作用。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促进下，各国经济间的来日益密切，全球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资本市场国际化与跨国公司的发展也使得会计语言不仅要在某单个国家内使用，还应在全球范围内通用，因此，对各国会计和会计准则进行协调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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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产品；定价策略；数学模型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成熟，游戏道具、账号、网络服务等各类数字化产品的不断涌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但是由于数字产品对于环境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个性化、易变性、可复制性、无磨损性、期限性等新型特征，使得其价值分析、功能评价等产品定价策略方面相对于传统实体商品而言具有较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借助于大数据，运用数学知识来实现数字产品的最优化定价，以实现商品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产品定价策略的内涵

产品价格不仅影响者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和企业发展，更是会影响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状况和社会安定，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产品定价策略是企业在产品价值的基础上，根据市场中不同变化因素对于商品价格的不同影响而采取的不同定价方法，进而实现定价目标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营销战术。比如个人化定价、非线性定价、群体定价、渗透定价策略、心理定价、折扣定价、分地区定价等策略都是常用的产品定价策略，都是企业运用价格手段来适应市场，实现企业营销目标的重要方法。在影响产品价格的众多因素中，产品的供需关系是对其影响大的关键因素，也是动态调节产品价格的重要杠杆，而产品价格也是产品市场营销中最重要的变数，因此研究产品价格和市场供需情况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企业最优定价策略的制定的关键。

数学与产品定价策略的关系

在社会经济和企业发展中，制定最优的产品价格对于稳定社会经济，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为了实现产品定价最优化的目标，不能只是凭借企业负责人的个人意愿，而是建立在严谨的市场分析以及对于影响产品定价各因素的数学分析之上，运用数学思维、数学方法、数学模型来进行产品价格定价，需要运用数学的抽象思维特征，在分析产品生产成本、市场定位、营销渠道等基础上，对于产品的价格进行大致的预估，并根据实际的供需关系进行产品价格的动态调整。当然为了提高产品定价的准确性、科学性，必须要利用数学思维的特点，针对产品的特点运用数学模型将产品价格与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具象化、数据化、公式化，以保证产品定价工作的有序开展，为后续产品价格的动态调整提供依据，为整个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提供便利条件。总之，数学在市场产品定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及市场定价策略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数学在数字化产品定价策略中的应用

（一）运用数学知识为数字产品定价提供参考依据。电子商务背景下的数字产品的定价本身没有那么简单，不仅仅是成本价加上利润，而是需要有商业逻辑、销售策略，需要对于行业了解作为支撑。正如稻盛和夫所讲，“定价要定无限接近顾客心甘情愿支付的最高价格”，最好的做法就是运用数学逻辑思维对于产品的生产加工、市场定位、预期销售量等进行预估，并对于成本、利润、定位、比价等数学分析，以此为数字产品定价提供依据。比如运用数学知识对于数字产品的毛利润进行评估计算，如果想要提高产的毛利润就必须要降低产品生产和营销成本，才能提升产品竞争力，保持足够的广告预算，获得流量，进而提高产品销量；或者降低成本的同时，降低产品定价，通过产品的超强的性价比获得高利润。这为产品定价以及价格营销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这也决定了产品是放弃毛利润做最高性价比，还是做高毛利润获得营销成本。当然当消费者的收入、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消费者偏好、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和消费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等因素发生变化时候，消费者对于产品需求和产品销量也必然发生变化，产品定价也需要进行动态调整。（二）运用数学公式，明晰价格和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利润是总收益与总成本的差额，也是价格与产量之间关系的直接反映，因此正确处理价格与产量之间的关系，也是产品定价策略以及商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关键环节。在实际交易中，市场上最希望看到是供求关系的平衡，而供求关系的平衡就需要用价格作为杠杆进行调节。价格作为市场营销中最重要的变数，企业定价策略能否适应市场环境及供应情况的变化，影响着企业能否制定最佳的产品定价策略。众所周知，企业生产经营的原则是为了利润最大化或亏损最小化。根据企业生产和产品销售的利润公式，利润=（价格-变动成本）×产量-固定成本，可以得知产品价格与市场供应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数字产品的价格下降，（价格-变动成本）即会降低，因此必须提高数字产品的销量才能获取最大利润或使亏损最小。如果数字产品价格上升，（价格-变动成本）就会提高，提高产量有利于获取最大利润或使亏损最小。此时所形成的斜向上、斜向下、垂直的生产曲线，可以明显看出产品需求的变化导致了价格的变化。假设需求的变化是增加的，达到最大产能后，需求仍然增加，此时生产者会扩大产能增加产量，引发一轮投资热潮。假设需求的变化是减少的，减少产量后，需求仍然减少，此时生产者会陆续闲置产能减少产量，这就是所谓的去产能去库存。（三）数学的统计和计算在数字产品定价、价格促销中的应用。数学的统计作用和计算作用在产品价格制定和价格促销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统计作为数学的重要内容，在数字产品的定价中，需要充分发挥数学的统计功能，对于数字产品的数量、营销量、流通量、浏览量等数据收集、统计分析，从而得出数字产品的销售、盈利情况，以此为依据进行产品价格的动态调整。否则在没有任何理论根据和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往往会使得产品定价或者价格促销活动发生偏差，给商家造成经济利益上的损失。其次，数学的计算作用对于数字产品定价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产品定价中，运用数学原理、数学公式等数学知识对于产品价格、供需关系、销售情况等进行计算，在产品定价时制定怎样价格能够让产品价格与产品销量形成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产品价格促销时候设定怎么的价格促销力度才能够吸引消费的同时实现盈利，这都是数学计算作用在数字产品定价中的运用体现。总之，只有将数学的计算机引入到数字产品的定价策略中，才能够制定出最科学、最准确、最优化的价格策略，实现商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四）数学模型在数字化产品定价策略中的应用。由以上分析可以得知数字产品营销利润与产品价格和销量紧密相关，并且通常产品价格与销量是呈现反比关系，价格越高销售量越低，价格越低销售量越高。因此在数字产品定价中，如何协调产品价格与销量之间的关系是产品定价策略中的重要环节。这里运用数学函数，根据产品价格与销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构建数学模型来精准地制定产品价格，或者利用数学选择合适的价格促销时机和频率，利用数学计算适当的价格促销幅度，从而增加产品销量，实现商家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一些数字化新产品上市时，在有众多顾客能接受其价格并具有购买欲意愿，且短时间内市场上没有新的竞争者出现的情况下，假设新产品的销售成本q，价格为P（t），总的销售时间为T，总销售量为Q，则在整个数字化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可以得出数字化产品的市场总需求为f(x)，则:f(P)=a-bP(t)a>0,b>0;其中a为产品免费供应时的理想最大需求量，b为每当b上涨一个单位时产品的销量下降的数值，因此可以在总销售时间T内实现新产品的总销量的高价策略的数学模型，即：∫∫−==TdttbpadtP0T0)]([()(fQ

结语

综上所述，数学思维、数学模型、数学公式等在当今市场定价策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大数据背景下充分发挥数学思维的抽象性和逻辑，将数字化产品的价格和供需之间的关系具体化，有助于商家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制定更为合理的市场定价，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企业发展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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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大报表为主体的现代财务报告体系中，表内资产、负债等项目在计量方式上缺乏一致性，割裂了财务数字加总与报告的逻辑；但是，现阶段财务报告生态环境中多种计量方式的，又使不同的科目反应了自身不同的经济特征，使财务报表反映出来的经济信息更加客观公允，对于信息使用者更具有用性。报表内部不同计量属性的数字相互加总是否有意义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部分学者指出，失衡的财务会计报告将不同数字加总起来既缺乏理论的基础，也不符合逻辑，加总的数字更是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信息的使用者报表的数字既不是股东所投资的历史成本，也不是企业掌握的现时市场价值，更不是企业掌握经济资源未来收益的折现的现值。加总后的数字没有理论支撑，加总后的报表资产负债表难以体现企业掌握的经济资源的现状，再者不同计量方式所生成的综合收益数字也无法体现企业利用经济资源创造利润的情况。仿佛财务报告中存在的多种计量属性使得报表已经逐渐失衡，报表的有用性和逻辑严密性遭受到了质疑。令人疑惑的是，会计报表发展到今日，已经不可逆转，过去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报表已经不适合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多变的环境。而报表全部采用公允价值也同样遭到了学者以及实务界的反对，公允价值难以确认、具有很强的随意性都成为了公允价值作为基本计量属性的缺陷。

随着企业外部经济环境越来越趋于不确定，以及实体经济的虚拟化，尤其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被逐渐应用到财务报告中。而且，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只能唯一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所以“公允价值将是未来企业财务报告中唯一的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必将走出历史的尽头”的推断便悄然而生。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公允价值成为众矢之的。美国的银行家甚至认为金融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财务报告中的使用，并且强烈要求停止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但财务报告中全部使用历史成本，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现阶段，国际各准则体系包括IASB，GAAP等推崇多种计量属性为基础的报表，实证也证明以多种计量属性下的资产负债表以及综合收益表比传统的以历史成本单一计量属性为基础的报表更具有信息含量。在信息有用观下，多种计量方式共存使信息使用者能了解各资产或负债项目在不同的经济用途下各自的价值或者成本，换句话说，多种计量方式为主体的报表中各项目以经济用途为导向分别体现着自身的价值，随着财务信息使用者素质的提高，财务报表内涵更容易体现。所以，信息有用观下，多种计量方式共存的现代财务报告体系并没有完全失衡，反而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历史也证明，没有更利好的经济信息来刺激的资本市场很难具有活力。公允价值能走入历史舞台，很大程度来源于资本市场对于利好消息的巨大需求。而公允价值现阶段也并没有完全取代历史成本，而是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补充。财务报告中使用哪种或者哪些计量属性，取决于财务报告的目标以及成本收益原则，尤其是以财务报告目标为主要决定因素。

二、多种计量属性共存实质是经济属性的共存

会计报表不同的科目其经济实质是不相同的，不同的科目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其价值，通过不同的计量属性就是为了使不同的科目反映其背后的经济价值。经济属性决定价值属性。报表内资产项目是为未来取得经济收益的资源，也就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有控制的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股东权益又称净资产，是指公司总资产中扣除负债所余下的部分，是指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的之和，代表了股东对企业的所有权，反映了股东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资产是正的价值，负债是负的价值，资产是未来的经济流入，负债是未来的经济流出。但是不同性质的资产以及不同性质的负债带来经济资源的流入与流出的方式是不同的。各项资产持有的终极目的是利润，但是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方式完全不同。现金是为了满足企业营运、投资、分红等各项活动的最具流动性的资产。其自身价值的实现依托于换入或者换出其他资产，或者支付负债项目等项目实现，其本身的数量就是最基础的货币符号，其账面价值就是其持有的数量，二者高度统一。存货是企业经营性资产中生产利润最重要的资产，存货的市场价值一般决定了存货的最终价值，但是存货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存货的取得或者生产成本，只有当存货的价格低于成本的时候，资产负债表上才体现存货的价格。而在损益表上，通过存货的价值既体现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又体现在主营业务成本中，前者是以实际发生额入账，后者是以不同的成本核算方法推算得出。金融资产一般以公允价值计量，也可以以成本计量。固定资产既可以用成本计量，也可以用公允价值计量，其中公允价值包括了重置成本，以及未来现金流折现等价值。无形资产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公允价值计量。长期股权投资一般采用成本计量。而负债项目中，流动负债是未来流出金额总额， 非流动负债是未来流出金额的现值。正是不同的计量方式体现了不同的科目的实现其自身经济价值的方式。

三、基于信息有用观下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历史信息存在一定的反馈价值和预测功能。历史成本不仅仅是反映企业过去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等信息，正如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所写到的，“编写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主要是反映已发生的业务和事项的财务结果。信息主要是事后的，但它的使用者可借以预测未来，或用以证实或否定以前的预见。”而且，从权益投资者的角度出发，财务报告的目标应该能够最大程度的有助于投资者估计企业的整体经济价值，从而将估计值与市场价相比较后做出买卖决策。这样，估计企业价值就显得非常重要。

现代的估值模型均以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为基础。而在该模型中，财务报告中所提供的会计盈余经常被用于替代现金流量，原因是配比原则的应用使得会计盈余更能体现企业未来的预期经营成果。在以历史成本计量的传统会计体系中，资产负债表并不是以反映资产和负债的现行经济价值为目的。相反，资产负债表金额与传统会计体系侧重于企业净收益的计量紧密相关。人们以历史成本计量交易，同时运用折旧、摊销等方法，其目的就是找到一个系统、合理分摊成本的方法。所以说，资产负债表中的金额与市价之间缺乏紧密联系并不能构成批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按照现行的财务会计模式产生的财务报表不可能直接提供企业价值的信息。当前的财务报表中并不能反映这种价值。现金流量表反映的是企业过去发生的而不是未来的现金流量变化，资产负债表中的净资产是对资产运用各种计量属性予以计量汇总后减去负债的净额，也没有反映企业的价值。即使采用单一的公允价值计量，且忽略对不存在活跃市场交易的资产公允价值计量上的技术性难题，就单项资产的公允价值也不能反映企业的整体价值。正因为如此，就连公允价值财务报告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Mary Barth也告诫说“不要期待一个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市场价值等于其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之差”。就上市公司而言，以企业发行在外的全部普通股乘以每股市价，得出的才是企业的价值，而这也并不是以会计信息提供的，主要是通过运用市场信息，只不过也以每股收益等会计信息为基础。而市场信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每天股市的开盘价和收盘价都在变化，所以说很难找到能够描述企业价值的指标。所以说财务报告的目标也不企图、也不可能向使用者提供企业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信息。

历史成本计量下的净收益满足配比原则，符合财务报告目标中反映企业在会计期间内的经营状况的要求。公允价值实际上不是“价值”，而是价格，是对价值的点估计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其价值的变动，不反映企业真正价值的变化。

四、现代财务报告中采用多种计量属性是对历史成本的修正与改良

现代会计的发展史就是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广泛使用和不断修正史。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以其客观、可靠、可验证、不易纵等特征，一直以来都是提供财务报告主角。虽然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历史成本计量以货币稳定为前提），以及面对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和资产的虚拟化的无能为力等，但这也不能改变历史成本计量在财务报告中的地位。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经营状况越来越趋于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种特别有可能存在损失的可能性，即风险，谨慎性原则的运用使得资产减值会计最终形成。资产减值会计将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的部分确认为减值损失或费用，以反映客观存在的资产价值的减少，全面、公允的反映企业当前价值状况，揭示潜在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否定历史成本，而是对其进行局部修正，最终的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资产是以购置成本为基础，但又不高于其当现时价格。资产减值会计是对历史成本的一次修正，这种修正正是为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而这种修正严格来说是一种非对称的修正，重点关注的是资产的减值，而对资产价值的增加却“熟视无睹”。

随着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经济的虚拟化，使得价值会计最终出现。各种虚拟资产在市场买卖过程中，价格的决定更多的取决于虚拟资产持有者和参与的交易者对未来虚拟资产所代表的经济利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预期取决于经济环境、行业竞争状况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这样就要求计量属性能够反映资产对称性变化，即高于和低于账面价值均予以揭示。公允价值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虚拟资产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对于大多数实体资产来说，在未发生系统性变化之前，受到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较小，仍然采用历史成本计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公允价值不是抛弃而是修正历史成本。

五、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双重计量模式和谐于财务报告中

在决策有用的财务报告目标下，以权益投资者的企业价值评估为视角，传统收入费用会计体系下（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的净收益指标是估计企业价值模型中的关键变量，但资产负债表中公允价值的引入使净收益的计量失去了逻辑一致性，所以财务报告对投资者提供公允价值信息的最佳方式是单独披露，而不是表内确认。然而在表外披露的、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如果在企业全部资产和负债中所占比重较大，即符合重要性的质量特征的要求，这样就会影响到财务报告的完整性，进而影响财务报告的目标。可以通过财务报表列报的技术性改进，将财务报表专栏设置为“历史成本”、“公允价值”和“合计”三栏，各项目根据反映物价的变动要求不同分开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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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今年国际国内环境极其复杂，各种不确定性远超预期的情况下，一季度7%的增长，已属不易。这绝不是一个很差的数据，这是一个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潜力下可以达到的很高的速度，如无水分，应该为这种速度喝彩而不是沮丧！

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至7%，而是7%的速度能否持续？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困难。

旧“发动机”正在熄火

《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在其专栏文章中担心的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难题”，而不是增长本身，笔者对此极为认同，境界和视角远高于国内很多就事论事的专家。当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的确不是速度本身，而是在旧的引擎逐渐熄火的情况下，经济缺乏新的拉动力。

一系列经济数据的疲软意味着：尽管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中国的低端制造业都尽显疲态。一匹筋疲力尽的老马，无论政策的鞭子如何抽打，都已经跑不动了。无论如何修补，希望靠投资、出口、房地产以及尚未升级的低端制造业，拉动中国经济这架巨型飞机继续飞翔，已经属于不可能的任务。

考虑到债务杠杆、金融风险以及泡沫程度，一旦这些发动机熄火，各种风险可能凸显，而维持“飞机”飞行的高度和速度又是必须的。这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旧的发动机必须更换，但又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完成发动机的更换，难度和危险可想而知。

对于这种囚徒困境，一方面，就传统行业而言，无疑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要进行痛苦的调整和洗牌;但另一方面，这是中国经济又一次能够凤凰涅的黄金窗口。“危机倒逼改革”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适用。只有当旧的发动机再也无法运行时，我们才会寻找新的替代者，也只有在过去的路再也走不下去时，我们才能真正启动改革，启动转型，启动创新，才会真正重视民间投资和市场的力量。

新“发动机”的更换说明书

当然，现实远比逻辑复杂。对于决策者而言，完全放弃短期的经济稳定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将导致风险难以控制，但如果只盯着眼前的风险，最终会掉入万丈悬崖。怎样在当前复杂的局面下更换“发动机”？笔者认为，坚持“底线思维”和“战略思维”，无疑是破解当下困局的关键。

底线思维就是要确保经济短期的稳定，一定不能因为某个行业的调整引发系统性风险;战略思维则意味着政策必须考虑长远，必须抓住契机实现中国经济质的飞跃。决策者必须有10年的思维，20年的眼光，30年的战略，而不是重复昨天救市的故事，唱同一首歌，维持现状的稳定。

笔者建议：其一，底线思维意味着，必须稳定房地产市场，这是中国经济稳定的基础，不要让房地产的大调整拖中国经济的后腿;其二，货币政策不要投鼠忌器，畏手畏脚，不大水漫灌，但要警惕全球性的通缩风险;其三，改革仍然是破除中国所有疑难杂症的关键，必须在金融、国企、融投资等重点改革领域有令人振奋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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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统计学；应用；证券期货市场

一、统计学以及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市场中的应用

随着经济金融的不断发展，MBA人才已经不再是金融界的顶梁柱，而统计学和数理逻辑强的人才才是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在美国华尔街，许多钻研于统计学以及数学的中国留学生都被聘任到金融部门，成就了一批年轻的年薪百万的“白领”贵族。比如，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黄沁，在1988年提前毕业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到华尔街证券公司工作。由于他出色的统计学基础和数学思维逻辑，他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投资体系，现已经成为该证券公司的副总次，成为了华人进入华尔街高层领导的少数人才之一。华尔街是目前世界上金融证券业最发达的地方，华尔街对人才的需求，正体现出金融证券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变化莫测的金融市场环境下，数字成为了在传递信息方面最为直接的载体，因此，金融证券交易已成为市场交易中的重要手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经济发展也逐渐转变为数字化经济，统计学及数学逻辑在分析经济发展状况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统计学在证券市场中的具体应用

经济发展中数学思维以及统计理论的研究，使经济的发展更加数量化。金融领域中定价公式和组合体系的应用，也证明了统计学和数学理论的重要作用。据调查，在西方金融市场中，投资者一般运用组合理论、技术分析管理来进行投资，还有一部分人依然在坚持基础的分析。不管投资者依靠哪一种分析手段来进行决策，组合理论和技术分析中已经被广大投资者所认同，代表了统计工具在金融市场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对市场价格的研究，揭示了其发展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成为投资以及管理的重要手段。统计学可以比较全面的对金融数据中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和统计。其主要体现在：

1、结构研究

对于结构的研究主要从证券市场和汇率、利率变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单一证券在证券市场中的影响价值；市场指数规划的合理程度；同类证券之间的联动关系，这4个方面进行分析。

2、证券期货的价值估算

对将要发行的证券和其上市的价格进行定位研究，明确金融衍生证券期货的价值，从而对证券期货的实际价格和未来走势进行分析和估算，建立明确的投资观念。

3、政策评价

结合社会发展情况对市场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对各种组合理论投资的成果进行研究。

4、理论检验

对证券价格的全面信息以及金融市场的有效价值进行分析和检验，对于不同技术指标的应用情况和优化处理方式进行对比分析。

三、风险管理中的金融预测统计方法应用

高级的统计方法可以有效的提升管理效率和预测精准度。根据马柯威茨组合理论等统计学理论，投资者可以通过对投资损失的概率、可能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差异程度，从而分析出以分散化投资规避风险的风险管理体系。根据对样本的合理选择，分析出例如沪深300指数、上证180指数等股票的指数，估算出目前证券市场的走势方向，引领投资者正确的规避风险。通过使用非线性非参数模型的人工神经网络手段，可以在无限制参数的建模设定情况下，有效的结合数据，通过数据分析明确模型的结构和指数，由此推断期权定价、汇率、股票、破产等金融数据信息，实现金融预测。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统计学和数学逻辑理论的应用能够更有效的帮助投资者做好风险管理、金融预测、设计投资组合、选择合适时机、预测市场特性等。统计学的应用，改变了金融市场单一的交易技术，为金融市场的交易、管理水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上交易更能为人们带来便捷的金融交易体验，只要将数据输入到计算机中，人们就可以根据计算机分析的结果修改或制定计划。在现代的金融市场经济中，投资者间的竞争从传统的信息收集上转变成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因此，科学的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成为了掌握市场的必要条件。随着统计学以及数学理论在证券期货中的重要价值被人们所熟知和重视，在极大促进了金融证券市场的革新时，也促使应用统计学提高了发展空间，形成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李婧涵 彭于校 杨晓玲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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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意在从政治经济角度提供一个中国互联网兴起的理论框架，它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网络法的兴起，并预测未来相关的法律冲突会如何发生。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和社会因素，本文仅从作为一种新形态资本主义经济的互联网角度切入，观察该种经济如何在生产方式上超越传统经济，并在生产资料的获取上与后者发生冲突，最终要求法律承认其合法性和经济利益。

尽管新旧利益冲突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反映在法律上是存在大量的侵权行为和诉讼），但仍然很少有文献从这个角度解释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现有研究更愿意采用“国家与市民社会”这样传统的框架对中国互联网进行观察，一方面强调国家在塑造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打造一个可管可控、拥有的网络空间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强调普通民众如何利用互联网建设一个在线公共领域，推动信息自由流通、公开和民主化进程。在这一二元结构下，追寻经济利益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企业被有意无意忽视。

按照传统框架，网络法是自上而下施加给新经济的，体现了者的单方意志，是一种外在的基于政治逻辑对网络行为的管控;但本文将侧重内生性的商业逻辑探讨互联网及其法律的生成和演进，认为这一逻辑真正奠定了信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同时，大量关于互联网法律问题的部门法研究都对利益冲突提出了非常细致的解决思路，但缺乏一个总体性的框架认识，将看似不同的新型法律问题在抽象层面上统和起来，本文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笔者试图提出的基本框架是，互联网经济的实质是通过信息分析将各类生产要素更加精确地匹配，在一个超越传统生产组织的更大范围内调配和使用生产资源，实现最优配置，利用组织外资源产生价值。这不可避免地和传统生产组织发生冲突，产生了种种法律上的新问题。鉴于既有法律和政府规制和传统工业经济相适应，新经济要求新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首先承认其商业模式的合法性，即承认其未经许可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源的优先性和创造力。互联网法律就是在新旧利益冲突妥协的基础上出台的。随着互联网不断从虚拟的比特世界向现实的原子世界扩张，冲击更多的市场，越来越多的现有规则将受到挑战。本文将这一过程称之为“非法兴起”，[1]并认为这一过程并非只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存在，而是伴随着整个互联网创新的不断出现而更加激烈。

互联网“非法兴起”的过程与实质

互联网在引入中国的二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作为新经济基本要素的内容被广泛实践和接受，例如，免费+广告+增值的模式牢固树立;数据作为基本生产资料和企业资产的地位被发现和发掘;伴随着平台型企业崛起，“连接一切”（或互联网+）成为互联网发展主要目标;“云--网--端”框架作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得到推广;“分享经济”和“双创”更成为人人都在谈论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如何，纷繁复杂的创新背后都难以掩盖一条明显的互联网企业赖以发展的逻辑：以低成本获取免费内容或劳动力。

在早期阶段，互联网从一个所谓的“赛博空间”发展起来，由于它侧重于信息传播，脱离物理世界，以至于引发政府是否该对这一空间监管的争论。中国引入互联网之初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理论反思，相反，互联网兴起更多由商业力量推动，一开始就和传统行业发生了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企业不仅没有拒斥国家法律，反而希望法律对其经济模式进行确认和保护。

这一冲突不难理解：早期互联网为吸引用户，需要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免费内容，这不仅是资本扩张的需要，也是创业者逐渐达成的共识。这一阶段的互联网看上去和传统媒体模式类似，都采用了免费内容加广告的营利模式。免费内容大多来自未经许可使用传统渠道发行出版的图书、音乐和影视作品，将其数字化供用户免费使用。这种显而易见的侵权和风险投资一起帮助实现新经济的原始积累，吸引大批忠实的用户。它至少有两个功能：首先，投入大量成本将非数字化的作品数字化，为后续用户直接生产数字化作品奠定了基础和标准;其次，一次性地在用户心中造成互联网基础服务即免费的印象，为整个中国互联网发展模式确定基调。[2]

随着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获取免费内容需要更多的正版投入，为节约成本，互联网企业转向了大量用户，鼓励他们为互联网生产。将用户转变为免费的劳动力是互联网行业的一大创举，它的深远意义在于：首先，将用户紧密捆绑在信息技术设备上，将其身份转变成“产消者”，既可以生产独创作品，也可以被鼓励提供盗版作品或者成为网络推手;其次，一条不同于传统出版渠道的新型生产方式逐渐得到探索，在线作品打破传统图书、音乐的物理限制，变得更加碎裂，便利了大众生产;第三，传统经济学理论着重分析的传统生产组织――企业――的边界不断消融，其生产活动被大量外包给大众，价值上形成一条长尾链条，带来了经济理论的创新;[3]最后，个体化生产成为当下炒得火热的“分享经济”的前身，为互联网迅速向线下实体服务业扩展提供了借鉴模式。[4]

在第三阶段，随着移动互联网迅速取代台式机时代的网络，互联网地位牢固确立，开始从信息分享平台转向金融、人力、实物的连接和分享。传统的金钱、劳动力和实物资源要么控制在传统经济组织手中，没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匹配，要么游离于生产组织之外，因信息成本高昂而无法有效使用。通过信息技术平台，这些生产要素被抽离出来，在超越传统生产组织的更大范围内加以利用，提升了使用效率。同时，平台也逐渐成为由算法驱动资源流动的新渠道和新组织，或者将旧组织整体纳入平台链条。在生产资源从既有组织流向新平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既有法律规则的约束，进而引发新旧生产组织的冲突，需要法律重新确认利益边界。

通过上述对新经济发展阶段的描述可以看出，互联网在本质上是以低成本利用社会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积累其使用和匹配的数据（方式包括未经许可使用、提供增值服务、通过信息平台调动、盗版与不正当竞争）。由于平台并不对这些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行使所有权，更愿意主张其并不承担传统组织的责任（雇主、中间人），而是一种“连接器”，尽量降低调动资源的成本，使其尽可能自由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反对一切阻碍从比特到原子自由流动的法律和制度（包括国界），其逻辑一直是商业的而非政治的。晚近的分享经济不过是互联网发展到更大规模协作阶段的产物，云端储存能力、精确的算法能力和对分散资源的控制力都极大地增强了。[5]

互联网需要首先以优质内容吸引用户使用，这是为什么信息经济革命会首先发生在大众传媒领域，从自行提供内容到动员用户生产到未来的机器生产，互联网逐渐探索出独特的商业模式，贯穿其中的始终是盗版侵权等非法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有必要区分早期零星的个别盗版行为和作为一种新生产方式的大规模支配调用行为，尽管后者在传统权利人看来是更严重的行为。从新经济的角度出发，通过信息精确匹配的资产调用是更具有创造性的价值生产方式，提供了广泛的合作机会，提升了总体经济效率。[6]互联网的“非法兴起”更多是生产方式上的一场变革，为立法者和执法者提出了如何在法律上确认新生产方式的合法性以及利益分配的具体问题，同时也凸显出新经济内部自我颠覆的关键问题。

浮现中的法律问题与后果

从表面上看，互联网是一次增量变革，它把原来政府和传统经济组织顾及不到的资源（既包括体制内也包括体制外）统和起来加以利用，由于这一转变发生的太快，不仅传统的工业化经济思维跟不上，监管者的管理思维也跟不上。新的法律问题表面上看是对现有社会秩序和管理方式造成冲击，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现有规则背后反映的工业时代经济发展的方式和路径，例如，传统企业是标准的生产组织，占有大量生产性资源;要使用某些资源必须以合同形式获得权利人事先同意;这种使用还需要获得监管机构的监管措施，如许可、年检等。相反，平台企业要求快速调动更多更广泛的生产要素，摆脱既有规则束缚，从而间接地影响那些尚未采用信息技术获利的传统组织，后者则有动力游说政府加强对新经济的监管，维护既得经济利益和经济形态。在版权、信息财产、隐私、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劳动法、安全监管等诸多法律领域都出现了新问题。

从一开始，新经济并非试图改变传统规则的性质，而是希望自己成为这一规则的例外，减轻侵权责任和安全保障责任，从而确保新商业模式能够存活。其核心主张在于，互联网平台并不拥有对任何资产的所有权，只是调动和匹配的信息中介，希望形成平台上生产要素自治的生态系统，尽可能减少传统所有者或雇主责任。“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这一逻辑一贯地体现在互联网兴起的各个阶段：早期对其他网站信息内容的复制可以说是一种使用（由此出现盗版和不正当竞争），晚近调动私人拥有的交通工具和房屋仍然可以说是一种使用（由此出现违反现行监管规则）。下面以两类最常见的非法行为――版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为例说明法律如何回应互联网带来的利益冲突，揭示其遵循的复杂商业逻辑和政治经济背景。

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在《代码》一书中提出，作为网络空间中的规则，代码可以和现实世界中的法律与社会规范一道保护知识产权，甚至比法律更有效。[7]特别是在法律已经提供和物理空间同等保护的前提下，代码能起到双重保护功能，兴极一时的“数字权利保护系统”（DRM）就是此类代表。受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影响》（DMCA）影响，很多国家的数字版权法都加入了不得破解技术保护措施的内容。在极端情况下，DRM可能由拥有大量版权的公司用于大规模生产难于被合理使用的受限的数字作品，侵蚀公共领域。但这一论断是否在中国互联网市场语境下成立仍有疑问。

在抽象意义上，代码可以被用于版权保护。但未言明的问题常常是，保护谁的版权？谁更有能力使用代码保护？在互联网发展的最初阶段，互联网企业为了以免费内容吸引用户，常常通过盗版方式以低廉成本将发行于传统渠道的作品搬上互联网。鉴于传统渠道的资源整合能力和集体维权能力都比较弱，在全国范围内没能阻止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渠道的非法兴起。互联网企业借助DMCA的东风，荫庇在避风港原则下逐渐壮大，在拥有众多用户的基础上获得与传统文化产业合作的机会，打造“连接一切”的平台。这一历史奠定了互联网产业的基础，代码被用来将发行于传统媒介的作品数字化，并通过免费商业模式加以充分利用，首先成为侵权工具。而法律被要求在与传统行业的对抗中保护新兴经济，确认其整体上的合法性，这一点在国家有志发展信息产业的大背景下业已成功。这并不是说国家没有采取措施打击网络盗版，例如对BT等P2P软件的专项整治，但这只能打击那些分享软件提供商和下载盗版作品的用户，无法撼动更多像百度那样的公司。这和当时很多用户习惯于将数字作品下载到电脑上的现实相呼应，在线浏览和观看尚未成为主流互联网模式。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还未成熟到依靠代码加强版权保护。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早期发生在传统文化产业和新经济之间较为普遍的诉讼，有趣的是，从2010年左右起，更多侵犯此种权利的诉讼纷纷以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这一转向和几个重要因素密切相关。首先，这些诉讼较少发生在新旧经济体之间，而更多发生在新经济内部，原来的视频网站可能作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被告，现在则摇身一变成为原告。这主要是因为，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中央政府决意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像网络视频这样的资源密集型行业出现了大规模整合的趋势，投资人不惜重金购买国内外正版作品，也推升了正版版权价格。大型互联网企业成为新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和传统行业相比，更有动力和能力进行维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盗版终结了，只是侵权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用户下载盗版作品的习惯逐渐被在线免费观看和试听等商业模式改变，随着4G网络的逐渐普及，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接受流媒体服务，软件、游戏、歌曲、影视都以源源不断的服务形态出现，而非出售的商品，这也解释了同一时期来自用户的盗版行为逐渐减少。传统数字出版可能仍然会依靠数字副本，在零边际成本的信息服务中人为创设出稀缺性，从而利用DRM加以保护。然而流媒体服务则完全摆脱了这种思路。在新阶段有动力通过代码工具盗版的毋宁是那些初创企业，他们缺乏足够的资金挤进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法通过免费内容吸引用户，只能采取侵权方式将其他公司的内容免费加以利用。他们会抓取版权作品、UGC和用户数据，以成本最低的方式展开同类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非法兴起”生生不息，现在轮到拥有海量资源的巨头们受到侵权挑战了。

法院对网络不正当竞争的扩张性解释也刺激了这类诉讼的爆炸式增长。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哪怕侵权者与权利人分属两个不同行业（例如内容和搜索引擎）。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足够宽泛，在互联网企业密集的大城市的法院中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权利人的律师们也愈加倾向于以不正当竞争案件（难于证明自己受到的实际损失及其因果关系，不便以单纯侵权），进一步强化了法院的认知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代码仍然没有被广泛运用到保护自身资源的用途上。

但是法律真的提供了有效保护吗？大部分案件的赔偿数额还不及侵权者一天的广告收入，也很难证明权利人的收入因此就一定减少了。可以说类似的官司更多是一个象征，权利人希望法院确认相关的权利和商业模式，例如享有财产权利的数据池和商业广告的重要作用。近期出现的不正当竞争模式是，通过浏览器或播放器拦截或剔除和免费视频内容相伴随的广告，变相利用和“截取”免费内容放置自己的广告。法院倾向于认定不正当竞争，这相当于赋予了权利人审查下游软件工具技术标准的权利，势必进一步导致权利人控制从播放器到浏览器甚至路由器的做法，防止拦截屏蔽广告。

由此可以进一步总结依靠法律而非代码进行保护的社会后果。[8]我们已经看到，和第一阶段不同，第二阶段的法院不遗余力地加强对网络侵权案件的保护，但效果不佳，无法在一个飞快变动的市场中树立规则和权威。法院的判决本意是减少不正当竞争，但弱保护可能会促使互联网企业开始加大投入，利用技术保护措施防止自身数据被抓取，同时打造更加垂直封闭的播放器、浏览器和移动终端APP，进一步导致互联网内容服务的割据。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阶段的代码保护出现在商业模式尚未成熟的年代，代码还主要被加在单个资源上面用来防止用户未经授权使用，减少流动性;到了第二阶段，代码更多的是在确保流动性的基础上对信息内容流动渠道和框架的设计，以便最大限度地在自己的服务体系内使用这些资源，并允许用户合理分享。

作为回应，传统经济体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应对这一挑战，最为直接行为是协商或，要求赔偿损失，一旦它们认清信息经济势不可挡，就会转而采取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或者自己进入互联网行业。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新生产方式被广泛接受，也成为政府推行“互联网+”政策的社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商业模式得到承认、漂白，也经历了从粗糙到精细的提炼升级，进一步通过算法提升竞争能力。[9]

框架的扩展适用

作为一个理论框架，“非法兴起”除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与解释，还需要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用以预测移动互联网甚至未来出现的可能问题。从历史上看，产业之间的整合程度与冲突程度、[10]国家政策扶持、[11]社会整体的市场化状况和行政管理方式、法院判决效果，甚至ICT的普及程度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互联网的扩散。如果说“非法兴起”主要是新经济不断侵蚀传统经济的过程性描述，那么不难发现，这一过程在新经济内部也在不停上演，从而使这一框架得以继续解释中国互联网市场的演化。

平台时代的互联网企业竞争主要集中在数据分析（云）、内容渠道（网）和终端硬件（端），为吸引用户，内容渠道仍然是初创企业最为看重的竞争优势。鉴于平台型企业占有大量正版内容资源和用户数据，中小开发者只能通过第三方开发合作或侵权来获取生产资料。[12]移动互联网保持着台式机时代互联网的商业逻辑，生产要素仍然被创造性地争夺，以搭便车的方式使用平台企业上的资源。[13]除了个人电脑终端之外，大量新型终端不断涌现，例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机顶盒、智能手表，以及未来的智能汽车和VR。迅速的变化使得很多拥有大量资源的互联网巨头将更多精力放在跨屏竞争上，将一个屏幕上展示的免费资源利用到其他屏幕上去。将旧终端渠道上的内容转移到新终端、取得竞争优势也就成了新兴企业的不二选择，其商业逻辑和早期互联网侵占传统文化产业的方式并无二致，甚至也和未经许可调用实物资源的分享经济逻辑并无二致。由于学术界没能提供一个统一的网络不正当竞争理论作为指导，无法指望法院的判决为未来侵权提供清晰的指引。

不同之处可能在于，早期获利的互联网平台巨头比昔日竞争对手们强化了对生产性资源的保护力度，并通过技术措施进行。可以预见，除了和更多传统行业的冲突外，未来的法律冲突仍将围绕着内容资源和数据展开。从过去二十年的经验看，互联网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式创新的影响巨大，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都在为新经济的崛起铺路;然而，当平台巨头成为既得利益者，掌控互联网入口和作为创新基础的生产资料的时候，有必要观察立法者是否真的理解了互联网发展的内在逻辑。创新的过程永远伴随着侵权和生产资料使用边界的重新塑造，平衡不正当竞争带来的市场秩序的破坏和创新带来的新价值将是重要的竞争政策和信息政策问题。

结语

从西方历史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不同利益的碰撞，对互联网而言尤为如此，本文试图在中国语境下对类似的冲突展开讨论。在一个更加一般的意义上，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一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颠覆既有规则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法治”的形式上的统一性掩盖了背后不断出现的利益冲突，信息技术引发的新经济不过是其中一例。

和中国互联网治理的传统研究不同，本文回到更为基本的内生性思路，即新型经济组织和生产方式如何要求国家和法律承认其合法性，并保护其利益;这同时意味着将自身的特殊利益包装成普遍性利益加以游说，最终由国家推动传统经济竞争对手们支付更多成本向新经济转移，最终确立其主导地位。内生性思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对一些传统命题提供新的思考角度，例如，信息自由流动对维护一个健全的公共领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一价值的最大支持者不是社会组织或普通公民，而是互联网企业，后者将信息看成一种资源，需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其价值，排除任何形式的针对生产资料流动的阻碍是互联网经济永不停息的引擎。又例如，在讨论线上规则与线下规则的关系时，将传统线下规则应用到互联网上不仅出于监管者管理便利和路径依赖，也是传统工业经济组织的内在要求，反过来新经济则要求打破线下规则，尊重新经济的运行规律，鼓励行业自治。有必要兼顾两种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为未来提供经验借鉴。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注释：

[1]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例如胡凌：《谁拥有互联网信息？从百度文库说起》，载《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胡凌：《连接一切：论互联网帝国意识形态与实践》，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1期。

[2]这一模式扩展到线下，滴滴快的Uber需要大量补贴司机和乘客，以至于分析师们认为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其后果影响更加深远：在资本撮合下，在很多细分市场中形成两家或三家寡头垄断局面，并纷纷被BAT投资或收购。同时，基础服务和信息服务收费一直不被看好，免费成了击垮传统竞争对手的利器。

[3]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代表性研究文集见朱克力、张孝荣编著：《分享经济》，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5]例如通过信用评价和认证机制，平台企业可以对流动于其上的资源实现更加动态地管理，并辅以保险等机制。

[6]“分享经济”一词被过度滥用，以至于人们更多地关注现有生产性资源的配置问题（调动闲置资源），而非利益分配问题（生产者使用信息平台的利益分割）。姜奇平率先看到了这一问题，并在他的文章中一直强调后者的重要性，并使前者看上去更像一种虚伪的意识形态。参见姜奇平：《分享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政策含义》，载《中国信息化》2016年第4期。

[7] Lawrence Lessig， Code， Basic Books， 1999.

[8]代码并非一开始就出场，新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首先需要法律和外在者的保护，这取决于新经济战胜旧经济的策略。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是传统代码理论没有看到的。

[9]2016年魏则西事件导致了对百度竞价排名制度的声讨，实质上是对这一粗糙商业模式的否定。

[10]不同产业的整合程度和议价能力直接影响了互联网对该产业渗透的程度，此外，国家在平衡利益冲突时也会考虑到传统行业参与人的行为习惯，例如为避免出租车司机罢工，影响社会稳定，交通部在专车监管方案中采取了折中立场。

[11]如“互联网+”“政府数据开放”“分享经济”等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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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计划书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现状与特点（一）基础数据的采集缺乏科学依据基础数据的采集对于整个项目的分析与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础数据采集的科学性决定了分析报告是不是有使用价值。只有当数据采集具有科学性、客观、严密的逻辑性时，建立在这样的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经济效益评价、现金流量分析以及数据分析结论才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一般来说，当拿到一个项目时我们首先会结合项目的特点来进行基础数据分析，一个项目刚形成时，基础数据一般采用一手数据，因为它没有历史的轨迹来遵循。一手数据的采集方法如：问卷调查、观察、抽样技术等等。通常对拥有大量的历史数据的项目如服装业等，数据采集可借鉴同等的规模或一些历史数据，以他为基础来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同时也可借鉴行业公开的资料、网上资料、统计的年鉴等等来进行分析。从现有的一些商业计划书以及可研报告来看，很多基础的数据就是简单的摆在那里，没有数据来源、数据提示，没有对基础数据严谨的分析。这样的报告在数据显示环节，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二）数据分析的过程缺乏逻辑性，论证的结论不具备系统性很多商业计划书以及可研报告一般都是前面是一系列数据，后面是一个结论。当真正去研究数据和结论时，往往是结果单一，数据和结论之间找不到必然的联系；另外就是只有一个结论，比如对净现值、内部收益率作出说明等等。作为专业的针对投融资商出具的项目分析报告，必须在充分的考虑每一个数字科学来源的基础上运用定量的模型来对数据进行分析，一步步推导到数据的结论上。例如，一个项目不确定性分析，风险概率分析A、什么是影响这个项目的风险点，这些风险因素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分析的模型来做B、在这样的风险因素基础上，哪一些风险因素对投资项目的效益有重大影响，这些因素通过敏感性分析可以找出来。C、找出这些风险因素下一步就是分析，这些影响效益的风险点出现的概率有多大？三步分析完之后，风险对于这个项目的影响就显露出来，到这个时候只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工作。有一些数字和比率出现在报告上，更重要的在于结论，针对于这样的风险因素和风险变量（不可避免的），作为分析报告必须能提出来如何在项目的操作中有效的防范这些风险。这样的风险点的提出和风险因素的防范对于报告的使用者来说是有意义的。而现实当中的一些商业计划书以及可研报告在此方面的专业性还是较为欠缺的，这样往往会影响分析报告的实用价值，因此会影响到投资公司的经济效益。（三）结论单一，仅仅对于项目的可行性和计划性进行研究建立在定量研究基础上的分析报告还需要对于整个项目的战略规划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包括项目中对于总投资的一些建议。比如总投资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借贷资金；借贷资金和自有资金的比例或他的融资安排，如何能确保成本最低。进一步分析，如现金流量的分析可站在项目的角度也可站在投资人的角度，站在投资人的角度分析时是自有资金流量表；在项目是否盈利的角度分析时就是全投资的现金流量分析，不同的现金流量表可以对项目和投资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结果。现实当中的一些商业计划书以及可研报告往往结论单一，仅仅对于项目的可行性和计划性进行研究，缺乏以上更有价值的内容。（四）现有的形式多并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倾向性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操作，作为立项的依据，做出分析报告就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形式。从项目的融资角度分析，作融资的依据可以叫做商业计划书形式。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来说，对于委托方而言，可研和商业计划书存在不独立性。政府审批项目会委托咨询公司等专业机构进行项目研究，而更多立项报告的可研分析和委托方式一致的，这样的报告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倾向性。从数据分析角度来说，坚持数据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是这个行业最基准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为客观地判断一个项目的可行性提供正确、有力的决策依据，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更加稳妥的判断项目是否能够收益，从而保证相关人的利益。中国的投资公司要真正的走向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准公司，其出具专业分析报告的专业水准也应当走向这个趋势。

二、数据分析报告的特点目前，在国际投资领域，比较权威和流行的项目分析报告叫做数据分析报告，更强调定量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分析报告可以为客户带来真正巨大的经济收益，以其无可替代的优越性被真正的专业人士所推崇。数据分析报告具有以下特点：独立性、定量研究的分析方法、严谨和逻辑性、战略规划性、在格式上的规范性。关于独立性、定量研究的分析方法、严谨和逻辑性、战略规划性的具体说明如下。独立性报告必须独立于委托方、报告的使用方，这样的报告才不会有倾向性。定量研究的分析方法一个从无到有的项目缺乏历史数据，但不可能独立于现有的经济活动或脱离现有的经济生活。对于这些项目可采取定性的研究，通过一些专家的论坛、德尔菲法、市场问卷调查等方法来对于这个项目的市场需求基础数据进行估算，估算的结果再进行定量分析，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最终定量化。拿到项目时，有一个总的投资金额、成本效益的分析，首先看项目是在微观经济的角度分析、国民经济的角度分析，还是社会经济角度分析，确立着眼点后再进行基础数据的采集，找到适合项目的定量分析方法。进一步通过项目所在行业的特点对于成本和费用做出基础的判断。经济效益用我们项目数据分析师学习课程中的学习过的模型来进行评判，包括对方案的选择采取能够使用的方法。严谨和逻辑性数据分析报告有科学的逻辑性，包括：基础数据是怎么来的？有什么依据？对于说明判断又有什么样的依据？有什么样的依据做立足点？基础数据得到后对收入预测判断有什么样的依据？收入预测出来后成本预测是怎么出来的？成本费用的基础数据是怎么样得到的？以上内容数据分析报告都会一步一步进行判断。战略规划性战略规划性越来越成为数据分析报告质量的一个基础要求。当数据分析报告能对委托方的战略规划进行策划和梳理的时候，数据分析报告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三、数据分析报告的市场定位对于投资领域当中的数据分析报告，研究和涉及的领域表现在三个方面：项目、企业经济行为以及政府政策。从投资项目领域来看，一个项目的周期包括投资的前期、建设期、经营期三个阶段，对于数据分析报告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投资的前期是对项目预期的生命周期投入资金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数据分析的目的是对项目的可行性做出判别，项目立项的依据。建设期的数据分析目的在于对项目建设期的投入和安排，和数据前期的数据分析结果与实施过程进行比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经营期的数据分析报告是研究项目在实施以后预期和实际的偏差，找到项目科学管理的依据或对下一个项目实施的一个经验的借鉴。在企业做为载体的经济活动当中，资金有一个特点，他总是流向效益最高的地方。当资金表现在不同企业之间的流动时，表现为企业之间的购并，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同时在资金流动的本身也存在投资者对资金运动收益的要求，进一步而言对一个公司意味着如何实现公司股东财富的增长，如何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这些资金在企业当中流动的意义从数据表现为价值的评估和分析。从数据分析报告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在企业的并购和价值的评估当中为委托方提供企业并购业务当中的决策支持，为现有企业价值管理当中找到提升企业价值管理的途径和方法。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从现在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以及对投资行为的客观和公正评估的要求，政府政策的制定对数据分析行业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民生的一些建设、电信产业、燃油税等项目的建设和一些政策的制定等，都会对数据分析报告有严格的要求，因而数据分析报告的市场需求空间也会更加广阔，对数据分析报告的需求是国内投资领域的必然趋势。

篇13

青岛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的公司，十年前与今天的名单没有太大差别。

海尔、海信、青岛啤酒、澳柯玛、双星等自始至终是青岛这座城市几家屈指可数的大体量公司，他们是青岛的经济丛林中奔跑的“大象”。可是，一片繁荣的森林不能只有大象，还应该有狮子、老虎、长颈鹿、羚羊、野马、山猪、穿山甲、鼹鼠和数不胜数的蚂蚁，这才称得上繁华、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城市经济产业生态的原理，与自然界生物链和生态圈的规律，原是相通的。

前段时间，本刊记者走访了青岛近10家高新技术企业，产生了两个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青岛高科技型企业的数量在近两年似乎形成新一轮的井喷式增长。世界第一款以意念控制的机器人、世界第一款高亮度水下灯管、能够避免输油管道漏油和爆燃的光电监测技术、能够在90分钟内识别出凶手和的DNA技术……技术新井喷，可能得益于政府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思维更加成熟，逐渐意识到中小公司在此轮升级浪潮中的地位。

第二个印象则是，青岛市发展科技产业的思路，逐渐从“就科技谈科技”转变为“就金融谈科技”。

从极度重视大企业创新，到转向更加重视小企业创新，从着眼点死死盯着科技，到如今深悉金融体系构建的重要性――青岛在处理新经济形态方面。手法渐趋娴熟。

以此为契机，本刊记者试图梳理深层次的思考点――搞高科技。应走大象经济的路子。还是走蚂蚁经济的路子？青岛反复强调自身的海洋科研实力，可是，这种实力是否被高估？“蓝色硅谷”需要多久建成？科技金融有多重要？……

一

高科技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有两种范式――美国硅谷模式和日本大企业模式。

上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仍未繁荣起来的西部地区，有一片区域因机缘巧合，陆陆续续地出现一些蚂蚁体量的小型科技工作室。这些工作室，多则三五人，少则～两人，大多数是大学工科毕业生，窝在狭窄的小屋子里搞些小发明、小创造，并幻想着有朝一日“改变世界”。

同样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在遥隔太平洋的日本，已经逐渐成为体量巨大的“大象型”企业的三菱、丰田、本田、松下、索尼和东芝等巨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科技创新，不断开发出系列的高品质产品行销世界。

两种范式，按照各自的逻辑同时铺开。硅谷的“蚂蚁模式”与东京的“大象模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前夕，似乎同时在酝酿。

40年后，美国那片区域里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蚂蚁”企业，绝大部分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有几家活下来的，却成为了今天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最尖端领导者――微软、苹果、英特尔、惠普公司……而这片诞生了奇迹的土地，被人们称为“硅谷”。

同样是40年后，在太平洋对岸，日本最繁华的都市圈里的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象”――索尼、松下、本田、三菱几乎无一例外陷入深深的危机，有的甚至巨亏几十亿美元。而这些公司的产品技术创新则陷入死胡同无法自拔。日本“大象”与美国“蚂蚁”在高科技跑道上的比赛，以后者取胜作为终结。

二

日本高科技产业为什么会输？一则在经济学界被反复研究的案例或许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电视机，从技术角度而言，近20年来完成了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升级。而今，我国大部分家庭安装的都是数字电视。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数字技术仍未诞生，几乎全世界的科研人员都还沉迷于模拟技术中。当时，日本为了在该方面迅速赶超美国，抢占市场，由政府牵头，组织国内几家大企业，联合攻关，技术集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日本，终于在不久之后一举攻破难关，在模拟技术上完成了对美国的超越，产品也迅速包围世界市场。

可是，紧接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就在不久后，几家美国不起眼、不知名的小科技公司，不按常理出牌，竟然创造出了诡异的“数字技术”，以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颠覆了此前的“模拟技术”。随后，数码产品，电视机、收音机、摄影机、电脑全部采用“数字技术”，“模拟技术”被全面淘汰。日本以举国体制和巨额投资换来的技术优势被毁于一旦。

怎样理解这个案例？这就如同一个武学大师把太极拳练到极致，自以为天下无双，却被不知从哪里蹦出来的小伙子用机关枪一下子射死了。背后的逻辑很清楚：美国发展高科技，凭借的是千军万马的气势，而日本发展高科技，凭借的是“大BOSS”模式。美国政府让成千上万小型科技公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同乱枪打鸟，打一千发总有一发打中，而日本政府则是“舍我其谁”，选定一两个最优秀的，力求“一枪致命”。

三

企业越大，创造力越差――这个看上去似乎吊诡的结论，其实已经被许多专门研究“大公司病”的学者剖析了N遍。一个从贝尔实验室跳槽到美国硅谷成功创业的人说：“我在贝尔实验室时，他们评价我们这些研究员，是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或者在国际会议上有多少文章作为标准的，在这样一种激励机制下，研究人员就把精力放在发表文章上，而不是放在技术的商业化上。另外，从普通技术人员到总裁要经过11个层次的审批，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就要做很多的协调工作，而且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如果事情做成了，老板会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干得不错，除此就没有下文了，如果我把事情做砸了，就会被炒掉。”

大企业极度害怕不慎失足而导致失败。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打江山，难在白手起家；守江山，难在万世千秋。这就是初创型小公司的创业者与大型公司的守业者的思维区别。

创业者是一群“赌徒”，将身家押在上面，不成功便成仁，他们对于创新、发明、开拓最有激情。守业者则是“管家”，把家打理得井然有序、安稳可靠，最讨厌淘气的孩子。

一些传统制造型企业发明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成果，并不会欢快喜悦地拿出来与全世界的人分享。他们的技术创新就如同老字号的独家配方，永远不为外人所知。可是，小型科技企业却有动力将自己的发明与世界分享。例如，青岛高新区有一家由留美归来教授新创立的光电技术企业，这个企业想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往外扩散自己的技术，他们热切地盼望中石油、中石化购买他们的技术产品，盼望着美国波音公司、中国高铁和印度地铁通通来采购他们的光电监测方案。

因此，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逻辑本身就是扩散逻辑。他们的技术创新对全社会开放，与传统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对内封闭有着鲜明的差别。

四

我国正在努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可是从大部分地市的眼光和思维来看，显然还是新手。

此前，中国发展高科技盛行“一声令下”。

中央一声令下，光伏产业立即大规模上马，然后等待着三五年后的“收成”；地方政府一声令下，一个个全新的软件园区拔地而起，然后等待着三五年后该园区成为世界软件业翘楚；组织部门一声令下，把数千个留学、执教于国外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召唤回国，然后期待十年后全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一跃而起……

高科技产业是不能这么玩的。它有特殊的规律。据苗思维可能适合传统制造业与重化工产业，却绝不适合灵活性与变动性极高的高科技产业。

玩高科技，首先要有人才。有一批从海外归来手持尖端技术立志报效祖国的人才队伍，有一批从清华、北大等名校毕业的高材生，有一批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高端科研机构“跳槽”下海打拼的教授和学者，无疑是撑起高科技这座大山的人海基础。其次要有金融。这些科技高手才华横溢、学富满车，可是他们只有知识，没有资金，而他们力求开创的新事业如IT、生物技术等都是“烧钱”的行当，所需原始资本至少上千万，通常在上亿、上十亿、上百亿不等。没有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和自由的投资体系，他们的事业根本没法往前踏进半步。因此，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基本逻辑就是：1.培养一批“技术人”。2.聚集一批“投资人”。3.建立一条渠道让他们“相亲”。

五

最后，讲一个故事，来作为更深刻理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注脚。

有一个勘探者，凭借长年的勘探经验，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发现了一片宝藏，不过，它埋藏在1000米以下，没有庞大人力物力是无法开采出来的。勘探者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于是跑到集市里寻找帮手：“嘿！我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块矿藏！”于是，有三个地主来到了他的面前。第一个地主瞅了瞅他说的那个地方，冷冷地说：“这里根本不会有宝藏，你是个大骗子！”拂袖而去。第二个地主也看了一眼，说：“这里有矿藏，可是太深了，而且也不知是金矿还是铁矿。”也拂袖而去。最后，只剩下第三个地主了，他思索良久，对勘探者说：“嗯，这是片宝藏，挖吧！”

于是，铲土机，钻井机，数千个工人，日夜不息，终于在一年之后，挖出了大批黄金矿石，价值连城。由于这个地主是出资人，自然拿了财富的大头，而那个勘探者虽然仅取其中的10%，也成了亿万富翁。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遵循的就是这个故事的逻辑。

那些专家型创业者可被视为勘探者，他们凭借所掌握的高端科研技术，四处寻觅投资人，找到一个相信他们的愿景，愿意和他们进行一场刺激的商业探险的风险投资家――也就是故事中的第三个地主。

当然，不是每个创业者都拥有幸福的结局。故事的结尾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地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为勘探者挖到1000米，却没有发现任何矿藏，大笔资金打了水漂，地主无功而返。

篇14

关键词：报业；数字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报业曾经是传媒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改革开放后，一度成为传媒体制改革的“尖兵”。然而，近年来。报业体制改革却裹足不前，远远落后于广电业、网络业及出版业等领域改革的步伐，甚至成为传媒体制改革的“节点”。报业为何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数字化时代报业体制改革是否会有新的突破?本文将对此予以探讨。

一、传统报业体制改革动力的缺失

如果以博弈论的视角来审视我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一体制变迁的实质是一场博弈，是政府和传媒这两个主体不断博弈的结果。报业体制变革发端于1978年以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混合体制的确立。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传媒和政府作为博弈主体有着不同的动机：传媒希望进行市场运作。追逐经济利益；政府希望减轻财政压力，但又必须确保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二者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做出适当的决策并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选择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体制，最终达到某种利益均衡的状态。这一博弈的实质，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博弈。“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体制的确立便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博弈的结果。

这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型体制，正是我国传媒产业化的开端。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保持传媒意识形态属性不变的前提下探索产业化的道路，第一次实现了体制的突破。

体制的突破和观念的改变直接催生和促进了传媒的产业化。混合体制使报业在产业化初期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其固有的二元结构矛盾使报业的市场化运作一直束缚在政府行政力量的局限中，在报业产业化向高级阶段发展时，给报业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阻碍。在完成初期市场要素的积累后，报业又进一步表现出对资本的渴求。但在这样的体制约束下，依靠报业自身的内部力量，难以实现彻底的产业释放。产业发展对利润的巨大渴求，打破了混合体制下暂时形成的制度均衡。促使报业产生了体制创新愿望。博弈主体如何通过体制改革重新使其收益最大化，便成为下一次报业体制改革的耳标。

在此背景下。集团，成为政府和报业新一轮体制变革的共同战略选择。

对于报业而言，报业希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升级，满足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对于政府而言。如何在不束缚报业发展的前提下使其不背离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并保证资本的渗透不威胁国家传播安全，是政府首要考虑的根本问题。于是，两个博弈主体的共同选择促成了报业的集团化改革。实践证明，集团化的制度安排在一定时间内符合政府与报业的共同利益。实现了制度的有效性。

集团化报业体制的确立。其实质也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博弈的结果。但随着集团化改革的深入，报业与政府渐渐由博奔走向了稳定结构性平衡，双方均通过集团化的制度安排获得了最大化收益。特别是报业集团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渐渐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由于我国的报业集团仍属事业单位。报业主管部门与报业集团存在体制性的“情结”使二者的“合谋”成为可能。

在集团化制度安排下。报业集团渐渐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报业集团对政府产生了强依赖。数字化使传统报业集团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体制的束缚和体制对报业集团利益的庇护。我国报业集团还比较缺乏应对数字化挑战的勇气和经验。在此背景下，报业对行政力量的依赖性更强，希望行政力量能够对其加以保护和扶持，以对抗来自网络等新媒体的日益强烈的冲击。对行政力量的强依赖使报业集团逐渐丧失了博弈的动力，也就丧失了改革动力。

二、报业数字化一新挑起博弈

在互联网及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报业不可避免地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发行市场萎缩，读者大量流失，广告收入下滑……新媒体不仅分流着报业的受众和广告市场。更使得报业生产的利润中心外移。遭遇了网站、搜索引擎等新兴媒体的整合性分割，使报纸成为网络传播链条最底端的分散内容的提供商，使报业在这场数字化浪潮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由此，报业必须直面危机，进行数字化转型。

报业的数字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报纸产品数字化的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的“报纸”的概念将被彻底颠覆，“报纸”不再仅限于一种纸质形态，而将呈现为多种显示终端和传输介质。报业也不再是报纸产业，而是数字内容产业，产品形态和行业边界都将重塑。报业数字化是以“数字化”为引擎的在媒介定位、发展方向、组织结构、管理手段、经营方式、盈利模式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战略升级和产业再造。

技术是推动传媒业发展的革命力量。谁先拥有和使用新技术，谁就能掌握先机。引领市场，获得超常规发展。在数字化时代，技术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放大，技术逻辑的影响将进一步彰显。“数字报业”发展需要数字化、网络化的内容显示介质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运营模式。实现传统纸质出版向数字网络出版的转型，建构数字化、网络化、一体化的新型报纸出版形态和运营环境，加快平面媒体向“数字内容产业”的转型。凭借新媒体技术，报纸可进一步提高信息整合能力。将原来仅供报纸版面的新闻信息衍生为多种传播形态的内容产品，通过报纸、网站、手机、户外媒体、PDA(个人数字助理)等多种介质，从单一产品向多媒体产品延伸，以不同的终端对各个细分市场进行更加细密的覆盖，实现信息的反复增值。而这一系列新技术的研发和采用无不需要巨大资金的投入。

传统报业的价值链是围绕报纸展开的，主要包括出版――印刷――发行――广告这几个环节，相应地，印刷收入。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构成了报业主营业务的三大块。而随着数字战略的推进，报业和传媒产业的价值链应当是围绕内容生产与销售业务展开的，包括内容生产一内容一内容增值几个环节。其中信息生产不仅只是报纸出版，而是生产适合多种媒介形式的信息产品，信息也不仅通过纸质媒介，还通过数字媒介等多种媒介，信息增值更不仅限于广告、发行的收入，而是涵盖了传媒产业的所有盈利点。“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提出的数字报业的九大实验

方向，主要包括网站、手机报、电子商务、电子阅读器、手机二维码，多媒体数字报刊、报业数字化平台、户外数字媒体和移动采编系统等，对于传统报业而言都是全新的经营领域，每一个领域的运营都需要巨额资本的支撑。要建立新的产业价值链，报业必须转变经营战略，由内部管理型战略转向外部交易型战略转变。构建新的价值链的过程依靠传统报业自我积累的小作坊式运作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必然需要通过资本运营解决巨大资金缺口，通过资本运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为整合媒体资源提供资金保障。

新媒体的特征是“大投入、高成长”，而传统报业融资渠道及手段单一。仅靠母媒体的资金供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资本成为制约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一大瓶颈。报业数字化转型需要的巨额资本，仅依靠自身积累实现数字化是难以想象的。如杭报集团每年仅用于技术改造升级方面的投入就达1000万元到1500万元。在报业产业化改革一步步深入的情况下。报业如果再退回到改革前依赖政府财政支持的状况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走向市场，向市场融资，才能解决巨大的资金缺口。

传统报业依赖政府力量给予的特殊利益生存，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心态下。丧失了博弈的动力。数字化冲击将传统报业推向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此情境下，继续寻求政府力量的庇护也无法解决其深刻的生存危机，这时资本的力量将凸显，技术逻辑将再次对制度逻辑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资本的压力使传统报业产生对资本的强烈渴求，从而再次爆发博弈的动力，要求相应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力量将考虑重新寻求政府管理与报业产业化之间的平衡。

三、数字化将成为报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数字化冲击下，报业的产业价值链以及产业发展模式都面临着深刻的全方位变革，“高投入、高风险、高成长”的全新发展模式使报业出现了对大量资本的前所未有的渴求，报业必然要面向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与其他媒体和行业的战略合作与联盟。强强合作，取长补短。战略联盟实质就是资本的联盟，这必将导致报业数字化转型中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继而形成报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趋向。

根据经济学中的相关概念，产权结构是指拥有财产权利的不同投资者(所有者)的经济关系及其组织形式。企业产权结构分两种模式：一种是一元化产权结构，即企业的投资主体只有一个，是一元的；另一种是多元化产权结构，即企业的投资主体不止一个，是多元的。产权多元化是指由诸多要素所有者将其产权分解组合之后形成的产权集合。从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才能使产权清晰，使企业充满活力。我国传统报业由于体制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形成了投资主体一元化的产权结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本的巨大压力。这种传统的产权结构必将发生深刻变革。

传统报业实际扮演的是集成商的角色，即集内容生产与供应、发行渠道、接收终端于一体。然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是整个产业形态的变迁和产业链的重构，是建构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高度整合的内容产品采集、存储、编辑、制作、的信息架构。这一信息架构可以支撑多种媒介形态的内容产品的开发、组合和销售。在新的竞争格局中，产业链条上的内容与渠道发生割裂，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产业模式的变化使得专业的内容生产商和平台运营商逐渐浮出水面，各自以其专业的角色定位、紧密的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数字产业的架构。“渠道为先。内容为-仍是恒定的法则。但任何人都很难独自掌控内容、渠道和终端而一家独大，战略联盟成为必然选择。

数字技术带来了信息传播渠道与接收终端的多样化，报业的内容产品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和渠道(如光盘、互联网、广电网、电信网)进行传播及销售。而受众则可以通过多种终端(如计算机、数字电视机、数字收音机、eBook阅读器、PDA、手机等)进行接收和消费。媒介渠道极大丰富，内容与渠道分离。使得报纸不再是主流媒介渠道。传统报刊的渠道捆绑或垄断优势就没有了。报业为挽回自身颓势而尝试开拓网站，视频、手机报等新媒体业务，但发现这些领域的渠道已经很难被自己掌控。尽管报业拥有多年的内容优势。但也仍然要遵循新媒体领域先行者定下的“规矩”，比如在热得发烫的手机报领域。大量独家内容只能寻求移动运营商的支持。由于缺少数字化的发行渠道。报业目前的短信新闻、彩信、彩页手机报。都不是媒体人说了算，而是几乎成了移动运营商自己的业务，报业只能忍受移动运营商的指挥和“霸王条款”分成。

内容与渠道的割裂迫使报业必须改变传统的自我积累式的发展模式。转而寻求与其他媒体的合作与联盟。媒介之间的紧密合作、战略联盟乃至相互渗透必将使报业的资本来源与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吸收业外资本，投资主体趋向多元化，从而带来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深刻变迁。

目前，我国传媒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成为制约传媒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产权主体缺位和产权结构单一。而在报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对资本的渴求。报业必然要采取多种途径进行融资，吸纳行业内乃至行业外资本，投资主体将趋向多元化，而这必将深刻地改变报业产权结构，使产权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