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对接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形式的一种范式，逐步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目前全世界循环经济构建状况却参差不齐。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因素影响外，主要是循环经济在理论上还存在某些盲区。因此，明晰循环经济理论和探索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循环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循环经济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原则、规律、模式和管理等内容。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按照闭路反馈式循环方式运行，运动中的物质能量梯次使用，逐步减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环经济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就是在生产和服务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则，“就是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长产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资源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和消费中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在3R原则的规制下循环经济运动表现出五种规律性：自然生态式的闭路反馈循环规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转化规律；废弃物向新资源转化规律；循环价值递增规律；循环效应延展规律等。

循环经济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进行闭路反馈式循环运动，构成循环经济运行程序链。在这种链式循环中传递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形式的运动。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运动就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整体形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统一，通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应”途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循环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此，也形成一种个性化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用来评价和检测循环经济效果（见表1）。循环经济的管理以矩阵循环管理为主，力求做到标准化、标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规制化。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

循环经济理论在向实践转化中需要一个理论充实和与实践对接的过程，就是将其理论内容及其对象分解、扩充和对应具体化，即理论细化。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包括对经济基础和核心内容两个方面的细化。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细化

循环经济是改造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社会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细化：

一是产业结构细化。产业分类有三次产业、四次产业等方法。四次产业分类法将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我国产业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局编制和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分为16个门类，92个大类，300多个中类和更多的小类。16个产业门类是：农业、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这些产业门类都能构建循环经济模式。

二是经济领域细化。经济领域是根据社会经济的职能性质划分的经济类型，其中包括生产、服务、消费和管理等四个经济领域。在这四个细化领域中同样可以构建循环经济。

三是经济区域细化。经济区域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平台，分为三个层面：企业—企业内部自成系统的经济循环形成小循环；区域—局部地域和关联行业内的循环经济的有机组合形成中循环；社会—无数企业和地区的合理组合或者小循环和中循环的有机连结形成社会一体化大循环。

四是企业经济细化。企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构件，从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动分析，企业经济包括资本、资金、物资、设备、技术、工艺、人才、信息、生产、运营、管理和项目开发等要素及其运动摸式。资本运行模式：G—W—G’；资金运行模式：货币资金—材料设备资金—产品资金—货币资金；物资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弃物；设备运行模式：购置—安装—运行—报废；技术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废弃；工艺运行模式：编制—采集—运用—废弃；人才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闲置—流失；信息运行模式：采集—输入—处理—输出；生产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次品；运营运行模式：供—产—销；管理运行模式：建制—执行—调整—废止；项目开发运行模式：设计—构建—运营—调整—终止等，这些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模式也一样可以构建企业循环经济。总之，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的细化分析，为构建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对象和路径选择。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细化

3R原则细化。3R原则的内容是“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减量化原则要求对物质性、能量性和信息性的投入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力求投入少、消耗小、产出大。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再利用等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回收处理。资源化原则要求对可再利用的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等尽可能转化成新的经济资源。

运行模式细化。循环经济的运行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反馈式循环模式框架。资源在框架的始端，指社会经济中的所有投入；产品是对资源的处理结果；废弃物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剩余、残损、闲置、遗弃、排放和丧失功能而废弃的物品；再生资源是废弃物经过资源化处理形成可再利用的新资源。这种新资源反馈式进入循环经济运行模式构架中再循环流动，从而形成不断地经济循环活动。

循环物流细化。循环运动的本质是物质运动，其中包括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流动形式。物质流指有形物质的流动，如物资、材料、能源、资金、设备、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等；能量流指无形物质传递，如数量、质量、功能、作用和效应等；信息流就是指循环过程中的知识和“知识差”的传递，如知识经验、科学文化、技能技术、工艺设计、规划指令、市场动态和管理规制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全面、系统地在社会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各企业实现了经济循环运动，才能构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循环经济。

三、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对接

（一）对接原则

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原则：一是系统原则。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构建和运行中必须系统组合，协调运作。二是对应原则。首先是经济理论对应经济实践，切实着手对现实经济的改造。其次是循环经济原理与经济产业、领域、层面和区域的对应，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循环。最后是循环经济运行模式与生产消费流程的对应，框架设计和构建生产消费流程中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运行。三是规制原则。循环经济理论也是一种规制，运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原则规制社会经济的循环运行。四是激励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长效经济，必须建立激励机制，才能保证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对接方式

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全面对接，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所有企业全面、系统地按照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和运行社会经济；二是全程对接，经济活动从设计、构建、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都按照循环经济的理论原理进行规制构建和规范运作；三是分解对接，因循环经济实践对象的环境、条件和战略需求的差异而形成的差异性对接，但总的要求是总体设计，分步实施，最终全面落实。

（三）对接战略

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战略性，这种战略性就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战略选择，一是因势战略。根据构建主体的状况、环境、条件采取量力而行、量势而动地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功利战略。通过诱发构建主体的功利需求引导和推动发展循环经济。三是互促战略。通过示范、功利和激励形成竞争格局，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既是一种范式，也是一种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性，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社会功能之一。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性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式性；二是约束性。范式性是通过整合认识，制作规范，构建范例，引导和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约束性是采取法规、政令、惩戒等手段强行推动和管制循环经济正常发展。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导向。即通过理论传导作用于人的思想理念，使循环经济理论成为社会意识、公共理念。二是规范供给。即提供可借鉴和仿效的理论规范和实践示范并进行指导和咨询服务。三是制约管理。即通过组织形式和法制制度等手段规范和制约循环经济运行，发挥循环经济理论的管理职能。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理论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最佳选择。这种理论要转变为经济现实，除了本身应当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循环经济具有“设计经济”的特点，要求理论系统应当较为系统和完善，理论对应较为具体，因此，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和对接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构建和发展经济循环成为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循环经济广泛而深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冰冰，于传利，宫国靖.循环经济企业运行与管理[M].企业出版社，2005

篇2

1．社会经济关系，就是反映社会经济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生产始终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0页），因而人们在生产中必然发生构成这种社会形式的独特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正是这类经济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即生产是为谁的利益进行的，决定了社会的阶级结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固有的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构成了该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指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由此确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五种社会经济关系，规定了五种社会形态。

2．组织经济关系，就是在具体组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和协作，企业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等。这类经济关系，一方面是适应生产一般的需要，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显示出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产关系（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共性，生产资料所有制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

二、生产关系两层次的区别和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1．二者的区别：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在经济上的质的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根本区别之所在；组织经济关系的许多内容往往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

2．二者的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两者是一种从属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组织经济关系反映的是人们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是从属性的，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形式。

三、正确理解生产关系两层次的意义

1．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统一性。“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经济上来说，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反映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改革）是改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是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非但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是改革开放得以健康顺利发展的保证；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分清生产关系两层次，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篇3

循环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循环经济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原则、规律、模式和管理等内容。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按照闭路反馈式循环方式运行，运动中的物质能量梯次使用，逐步减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环经济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就是在生产和服务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则，“就是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长产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资源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和消费中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在3R原则的规制下循环经济运动表现出五种规律性：自然生态式的闭路反馈循环规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转化规律；废弃物向新资源转化规律；循环价值递增规律；循环效应延展规律等。

循环经济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进行闭路反馈式循环运动，构成循环经济运行程序链。在这种链式循环中传递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形式的运动。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运动就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整体形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统一，通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应”途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循环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此，也形成一种个性化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用来评价和检测循环经济效果（见表1）。循环经济的管理以矩阵循环管理为主，力求做到标准化、标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规制化。

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

循环经济理论在向实践转化中需要一个理论充实和与实践对接的过程，就是将其理论内容及其对象分解、扩充和对应具体化，即理论细化。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包括对经济基础和核心内容两个方面的细化。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细化

循环经济是改造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社会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细化：

一是产业结构细化。产业分类有三次产业、四次产业等方法。四次产业分类法将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我国产业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局编制和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分为16个门类，92个大类，300多个中类和更多的小类。16个产业门类是：农业、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这些产业门类都能构建循环经济模式。

二是经济领域细化。经济领域是根据社会经济的职能性质划分的经济类型，其中包括生产、服务、消费和管理等四个经济领域。在这四个细化领域中同样可以构建循环经济。

三是经济区域细化。经济区域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平台，分为三个层面：企业—企业内部自成系统的经济循环形成小循环；区域—局部地域和关联行业内的循环经济的有机组合形成中循环；社会—无数企业和地区的合理组合或者小循环和中循环的有机连结形成社会一体化大循环。

四是企业经济细化。企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构件，从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动分析，企业经济包括资本、资金、物资、设备、技术、工艺、人才、信息、生产、运营、管理和项目开发等要素及其运动摸式。资本运行模式：G—W—G’；资金运行模式：货币资金—材料设备资金—产品资金—货币资金；物资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弃物；设备运行模式：购置—安装—运行—报废；技术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废弃；工艺运行模式：编制—采集—运用—废弃；人才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闲置—流失；信息运行模式：采集—输入—处理—输出；生产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次品；运营运行模式：供—产—销；管理运行模式：建制—执行—调整—废止；项目开发运行模式：设计—构建—运营—调整—终止等，这些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模式也一样可以构建企业循环经济。总之，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的细化分析，为构建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对象和路径选择。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细化

3R原则细化。3R原则的内容是“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减量化原则要求对物质性、能量性和信息性的投入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力求投入少、消耗小、产出大。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再利用等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回收处理。资源化原则要求对可再利用的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等尽可能转化成新的经济资源。

运行模式细化。循环经济的运行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反馈式循环模式框架。资源在框架的始端，指社会经济中的所有投入；产品是对资源的处理结果；废弃物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剩余、残损、闲置、遗弃、排放和丧失功能而废弃的物品；再生资源是废弃物经过资源化处理形成可再利用的新资源。这种新资源反馈式进入循环经济运行模式构架中再循环流动，从而形成不断地经济循环活动。

循环物流细化。循环运动的本质是物质运动，其中包括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流动形式。物质流指有形物质的流动，如物资、材料、能源、资金、设备、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等；能量流指无形物质传递，如数量、质量、功能、作用和效应等；信息流就是指循环过程中的知识和“知识差”的传递，如知识经验、科学文化、技能技术、工艺设计、规划指令、市场动态和管理规制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全面、系统地在社会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各企业实现了经济循环运动，才能构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对接

（一）对接原则

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原则：一是系统原则。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构建和运行中必须系统组合，协调运作。二是对应原则。首先是经济理论对应经济实践，切实着手对现实经济的改造。其次是循环经济原理与经济产业、领域、层面和区域的对应，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循环。最后是循环经济运行模式与生产消费流程的对应，框架设计和构建生产消费流程中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运行。三是规制原则。循环经济理论也是一种规制，运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原则规制社会经济的循环运行。四是激励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长效经济，必须建立激励机制，才能保证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对接方式

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全面对接，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所有企业全面、系统地按照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和运行社会经济；二是全程对接，经济活动从设计、构建、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都按照循环经济的理论原理进行规制构建和规范运作；三是分解对接，因循环经济实践对象的环境、条件和战略需求的差异而形成的差异性对接，但总的要求是总体设计，分步实施，最终全面落实。

（三）对接战略

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战略性，这种战略性就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战略选择，一是因势战略。根据构建主体的状况、环境、条件采取量力而行、量势而动地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功利战略。通过诱发构建主体的功利需求引导和推动发展循环经济。三是互促战略。通过示范、功利和激励形成竞争格局，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既是一种范式，也是一种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性，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社会功能之一。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性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式性；二是约束性。范式性是通过整合认识，制作规范，构建范例，引导和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约束性是采取法规、政令、惩戒等手段强行推动和管制循环经济正常发展。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导向。即通过理论传导作用于人的思想理念，使循环经济理论成为社会意识、公共理念。二是规范供给。即提供可借鉴和仿效的理论规范和实践示范并进行指导和咨询服务。三是制约管理。即通过组织形式和法制制度等手段规范和制约循环经济运行，发挥循环经济理论的管理职能。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理论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最佳选择。这种理论要转变为经济现实，除了本身应当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循环经济具有“设计经济”的特点，要求理论系统应当较为系统和完善，理论对应较为具体，因此，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和对接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构建和发展经济循环成为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循环经济广泛而深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冰冰，于传利，宫国靖.循环经济企业运行与管理[M].企业出版社，2005

2.张扬等.循环经济概论[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3.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篇4

1.高职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高职教育作为培养高职人才的主要基地，重视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其教学的基本出发点。现代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如何培养高素质专业技能人才为社会发展服务，就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首要考虑的目标。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专业技能人才在解决产业升级和产品效益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调整要求高职教育必须转变教育模式，适应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来为社会经济的转型做出贡献。

2.影响培养人才的主要因素。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要满足日益增长的国民经济对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为此，在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中必然会受到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政策的影响。由于高职教育是以培养专业人才为基本目标，所以职业技能判断标准也会对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产生影响。此外，人才的培养还会受到个人发展的制约。首先，国家政策是影响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法律依据。党和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为培养在社会经济中的专业人才提供了法律保障和规范。故而，在人才培养方面，上至教学方针的制定，下到课程体系的建设，都必须按照国家政策的指导来进行。其次，高职教育培养人才是为社会所用，就必然要从考虑社会经济形态对人才的需求方向来具体做出调整。如今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和经济方式的转变对高职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就需要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和社会需求同步，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最后，职业判定标准和个人的发展规划同样影响着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改革。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旧有的职业人才判定标准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必须重视对新时期专业技能人才进行评判，提高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此外，学生自己也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来合理选择自己的课程，重视个人的长远发展和社会需求的统一。

二、高职教育中人才培养对课程体系的影响

1.培养人才目标下高职教育中的课程体系建设。首先，高职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必须以重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为基本出发点。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要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就必须在课程体系建设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专业知识合格的人才。只有做到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不断满足日益进步的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其次，高职教育的课程体系要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重要目标。在高职课堂教育中尤其重视对学生创新精神的训练和培养，在开拓学生知识面的同时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还要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社会生存能力、实践能力，唯有在课程中坚持社会需要和学生个人发展的统一，才能提高学生整体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竞争力，促进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第三，学校要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对专业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比如可以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结合学校整体状况来合理安排专业，做到灵活教学。课程改革应当科学安排教学模块，重在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课程体系的改革要重视其实效性和实用性，重点体现职业岗位的需要和专业特点。此外还要在教学的过程中重视教学的手段和方法，把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需求统一起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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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与国家经济政策的联系紧密相联，社会性显得极为突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问题上，一个是社会经济主体影响着社会经济，一个是反映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考察，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要素加以集中规范。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内在涵义

经济法从不同的方面具有不同的功能，其中从内容来看，它是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最为紧密，与经济基础有更明显的、更直接的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充当了调整两个主体之间的第三者，起着调整的作用，带有经济性的特点。经济主体作为主要要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失调，实现经济法的社会功能，对整个社会经济带来影响。因此只有通过调整影响经济主体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法的根本目的。

二、完善社会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之探析

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从两个层面进行剖析，一个层面是经济法影响社会生活的有机体，反映的是经济法的社会职能，另一个层面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约束，反映的是经济法的规范职能。从社会职能上看，它具有以下的功能特点：

（一）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

权利和义务是贯穿法律和部门之间的纽带，是法律社会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是法的核心内容，其处于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根本利益。社会经济分配有两种，一种是以市场为主的对不同经济活动在社会资源使用的权利，这是直接的促进，是经济法功能的起点。另一种是国家政府以及其他主体对资源和资本的强制干预配置，这是间接的促进。是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查漏补缺，对国民利益再分配。部分人有权力从事资源的支配，同时也要在利益平等的基础上，承担着一定程度的义务和责任。倘若他的活动结果对局部不造成损害，但会间接的对整个经济的破坏，这种利益偏离了公平的筹码，就会有国家政府或其他主体这些市场外的力量进行干预分配，使社会利益分配在经济法的权衡筹码之下，保持相对平衡状况，利益基本维持在一个水平之上，以求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安定。比如食品安全问题，食品企业在赢取利益权利的同时，要保证完成食品的安全责任义务，否则，中国保监会就会采用管理机制，依法进行查处。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作为社会活动的有意识形态的有机体――人来说，在参加任意经济活动之前，都会事先考虑事情的发展顺序和达到的最终结果、影响最终结果达成的多种内外在因素和交流信息，加上法律的可为与不可为行为的规定，当在事情的结果大于成本估计值时，并且这一经济活动能够带来盈利时，经济主体就会决定实施这一计划，做出正确决策。

在整个经济活动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体人都是相互之间发生经济往来活动，没有这种来往，自然也不会形成经济过程。因此在与另一经济主体发生经济活动前，会有意识的探听获取有关他人的一切相关信息，在法律的范畴内，最终实现经济活动所要的结果。经济法的经济信息传递功能，就是有效的将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给串联起来，达成一座桥梁作用。例如产品《龙牡壮骨颗粒》，人们在购买它之前，并不了解产品制造者的具体情况、产品性能及生产过程，而在法律认可的途径，如电视广告、海报等形式，使人们信任这一产品，并进行购买，形成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活动。如果没经济法的保证与存在，人们对产品的信任程度不一定那么高，交易活动不会存在或者成功的概率很低。

（三）激励功能

利润最大化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的最大愿望。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都在追功逐利，出于自利的愿望，借助法律的激励力量，调整行动方向，达到经济目的。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为了引进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增大就业渠道，制定了外资在国内投资五年内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当地的政府也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了最大的赠地等措施，这一法律激励效能，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相反，国家为了抑制环境污染的扩大，对于有重污染的企业进行了叫停和重罚等措施。这都是经济法中对社会的激励作用的体现。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任一个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费用是在所难免的，没有无本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要发生经济交易，必须在行动之前就会有成本的投入，有费用的支出。比如寻找交易伙伴、弄清伙伴地址、产品设计及质量确认成本等都必须有费用的开支。经济法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最好的节约能手作用，提供有效的人际关系，缩减经济主体的经济交易费用，提供有效的传播媒体，减少经济主体的探索费用。比如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电视媒体的广告宣传，都为经济活动和消费活动提供了节约成本的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取决于经济法的本质，它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机制效能，对市场经济起主导和调节作用，在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下，运用国家强制干预，以协调为基础，保证维护市场经济正常有序的运作，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对市场机制矫枉过正，消除或缓解个别交易对整体经济的反弹，实现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全面推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石文龙.论经济法对国家功能与形象的培育与塑造――基于杨紫@《国家协调论》的法理分析[J].金陵法律评论，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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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技术性、文化性决定了只有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才有艺术文化的繁荣。从艺术其本身的发展来看，艺术起源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劳动的分工，其二是生产工艺的改进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低消耗成为可能。艺术发展变化，都处在因社会分工而造成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下的经济无疑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艺术服务于社会经济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人们不再仅满足于物质需求，而越来越重视消费过程的精神享受。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需要社会给予我们的精神食粮。艺术本身将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知识经济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土壤。时代的变革，经济形态的变化，为艺术的创新发展将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艺术也必将以自身更为完善的运作体系，更好地为社会经济服务。

GDP的增长不等于幸福水平的提高。不能以物质消费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更高的精神需求，所以人们对产品的层次需求也会提高。艺术作产品就是以满足人的需求、引导人的需求、创造人的需求为目标的，艺术产品的服务对象是人的精神需求，它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艺术在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会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例如，话剧，歌剧，画廊和博物馆，还有电影等，这些艺术活动所来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向前迈进。还可以服务于社会的需求，繁荣人们的社会生活。艺术所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艺术家的创意产品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发展的层次上的而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经济的进步。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艺术的内容也要以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在物质基本并不匮乏的今天，艺术体现着人民生活水平程度。

当代产品不仅要有消费功能还要有审美享受功能。最好的产品应该是物质效应与体验效应的统一，要使消费者在消费中有审美的体验。当人们在生产劳动过后，茶余饭后，在闲暇时间我们对艺术活动的需求就会上升。当代人们对艺术活动的需求不断高升，以至于现在人已经脱离不了艺术产品带来的精神食粮的享受。艺术活动帮助人类丰富社会生活，丰富情感世界，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艺术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同时艺术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在国名经济生产总值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艺术产品也为经济的发展添砖加瓦。

小结：

一个地区艺术活动完全可以体现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水平。艺术活动繁荣与否应作为当代经济水平的衡量标准。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高低，评价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区艺术活动的多少，参与艺术活动的人数，艺术活动的产所，以及接受艺术教育人群的年龄和多少，可以判断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程度。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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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源是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智力劳动已经成为知识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方式。智力资本是智力劳动价值的体现?是评价智力劳动价值的客观标准。由于智力劳动的主导作用?社会剩余的分配应该向其所有者倾针?因而智力劳动资本化是知识经济中分配制度创新的发展趋势。

知识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更对人类生产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智力劳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劳动方式。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如何全面认识智力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如何确定对智力劳动的客观评价标准并制定与之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目前急待解决的课题。

一、知识经济与智力劳动

马克思指出:’劳动发展史也是一部社会经济发展史。这说明劳动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劳动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集中体现在劳动发展上。人类社会正是在劳动和社会经济的互动发展中前进的。

1.社会经济与劳动发展阶段

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劳动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里，把劳动划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划分完全符合社会经济状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劳动状况又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脑力劳动内部复杂性又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和分化。很显然，一个软件工程师或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与一个记账员的脑力劳动之间就有巨大的差别。于是有人提出了劳动系统的三层次理论(刘冠军)。该理论根据劳动复杂性程度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即:手工工具—体力劳动系统;机器—脑力劳动系统;信息—智力劳动系统。体力劳动是劳动者消耗体力并以手工工具为特征的劳动方式，这是人类最简单的劳动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出现并在很大范围内代替了手工劳动，人类社会进人了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这时，人类的主要劳动方式由体力过渡到脑力。今天，科技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智能计算机、智能机器人、网络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流并且在生产中运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们把这种高速并且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现象称为新经济或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相对应的劳动方式就是智力劳动。

2.智力劳动是知识经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方式

智力是人认识事物和运用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总称，是在体力和脑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标志人所特有的高级能力形态，创造性是其基本特征。智力劳动是人智力的支出和使用。智力劳动不同于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处在于其主要从事高级、复杂的创造性脑力劳动。智力劳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技术资源的开发。技术资源是指各种专利、专著、发明、专有技术和技术诀窍等知识产权资产。(2)信息资源开发。信息资源是指用户群、市场行情、专业信息服务等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市场信息。(3).经营管理活动。指合理利用各种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优化各生产要素配置的高级劳动。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再到智力劳动反映出人类劳动方式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也推动着社会经济形态的不断演进。

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现在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对知识经济的认识也是以劳动方式的发展为基础的。刚进入20世纪，加尔布雷斯等经济学家强调生产技术、企业家才能、创新和知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在60年代，美国的马可罗普根据以知识和高科技为基础的新型产业的发展，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到了80年代，罗默明确地把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当作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强调依靠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1990年联合国有关研究机构第一次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从此，知识经济的概念深入人心并被普遍接受。

不同的经济形态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不同结合方式和核心资源地位的变化。核心资源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因稀缺性而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在农业、工业和知识经济三个经济时代，士地、资本、智力三大基本要素的结合方式和地位是各不相同的。土地是农业经济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谁获得土地谁就会在社会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土地是农业经济的核心资源，农业生产也就是土地所有者雇佣农民的生产方式。在工业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中，机器等固定资产投入巨大，资本因此处于核心地位，资本家支配工人的劳动。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过工业经济的繁荣后，资本供给日益充裕，知识、技能和私人信息等智力资源日显稀缺，而生产过程又需要大量智力资源的投入，这使得智力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一个科技项目技术先进，的确有利可图，风险资本就会自动找上门来寻求与智力资源的合作。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劳动(智力劳动)雇佣资本”的现象。这反映出智力资源正取代物资资本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资源，智力劳动从而也成为知识经济中的主要劳动方式。

智力劳动在知识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可以从近年来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得到证明。1998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指出，其主要成员国GDP中6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美国政府更宣称，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经济的增长占了美国经济增长的80 % 。事实上，美国经济从1991年至今，始终保持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的温和增长。这种被称为“新经济”的现象，主要归因于智力资本与风险资本的有效结合。这说明，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过剩资本追求高投资回报，使得风险资本的设立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又使得资本对较高投资回报的追求成为可能，从而出现智力雇佣资本并且一起推动经济发展的事实，也使得智力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二、智力资本是衡量智力劳动价值的客观标准

1.智力劳动价值观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里，劳动被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复杂劳动需还原为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这一劳动价值基本原理包含了评价多种劳动价值的基本思想，也反映出不同类型劳动价值存在差异的事实。对于直接劳动以外的劳动价值，马克思说:“现实的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可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一劳动时间内，不同形式的劳动价值存在越来越大的差异，一般性的直接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逐渐下降，而知识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马克思天才地预见到，劳动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一种自然规律，他的复杂劳动价值概念，实际上包含了智力劳动价值的基本思想。

事实正是如此，科学发展到今天，智力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如此巨大，体力劳动和一般脑力劳动价值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微软公司在成立后二十年的时间内，就创造了数百亿美元的市场价值，3000多位百万富翁。这就是智力劳动创造价值的奇迹，这在知识经济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智力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手工工具劳动创造的价值相比，不仅仅是简单的比例关系，也不仅仅是倍数关系，而是指数关系(刘冠军，1998)。我们称反映该劳动价值关系的理论为智力劳动价值观。这一理论真实地反映了智力劳动价值的大小。 2.评价智力劳动价值的标准

对于复杂劳动的价值评价，其原理是还原为数量相同的简单劳动。至于复杂劳动如何换算成简单劳动，马克思讲到:“这种换算的比例是在生产背后靠社会竞争来进行，即靠市场来完成的。”智力，劳动的价值评价自然也不能例外，智力劳动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找到确认其价值大小的依据。同时，智力劳动能力又是一个人进行投资的结果。这些投资包括个人成长过程中学习、生活、工作经验等所有必要支出。而智力劳动能力一旦形成，基本上能够给智力劳动者带来终生收益。因此，智力劳动投资是一种资本性支出，其投资结果就是智力资本。智力资本支出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其成本难以有效计量。而其未来收益又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只有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才能作为评价智力劳动价值的客观标准。

目前对什么是智力资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Annire Brooking对智力资本曾给出过一个公式:企业二有形资本+智力资本。他认为，智力资本是公司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这也是智力资本在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直观体现。也有人提出，“智力资本是一个人积累的知识和技术”，“人头脑中的天分，技能和专业知识。”High Macdonad指出: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组织中，并能产生差异优势的知识。有人用描述的方法定义智力资本为:公司以下资源的总和(1)已积累并不断增长的知识、经验、技能、能力和才能;(2)为达到企业战略意图，运用上述知识所得的工作成果、服务和其他无形表现形式;(3)促进上述应用的联系和过程，将价值传递到市场并反馈回公司以有利于战略优势的持续的渠道(袁丽，2000)。上述对智力资本定义各异，但都认为企业的各种专利产权、员工的技能、技术、经验、有关供销的信息、经营者的管理才能等能给企业带来潜在经济利益的无形资源属于智力资本的范围。因此，智力资本本质上就是智力劳动价值的具体体现，因而智力劳动价值可以而且也只能用智力资本来衡量。

三、分配制度创新—智力劳动资本化

前面已经论述，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源在社会生产要素中处于核心地位，智力劳动已经成为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方式。这必然要求社会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因为“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对核心资源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主导地位的承认和在剩余分配上向其所有者倾斜的过程(黄鹤，李仕明)。”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分配制度，自然应该体现智力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主导地位，体现智力资本巨大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能力。因而其所有者应该在分配中获得更多的社会剩余。实现这一途径的方法就是智力劳动资本化。

智力劳动资本化的含义可以概括为:智力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产权安排过程中，必须作为企业内部资本计算进入企业的资本存量，同物质资本结合构成企业全部资本参与企业生产运作和价值创造，并且和物质资本同样参与剩余分配(王珏，1998)。智力资本价值的理论基础是劳动者的工资余额，现实中智力劳动者较低的工资收入与其创造的巨大价值并不对等，工资余额积累于企业就形成了智力资本价值的源泉。

智力劳动资本化的本质就是承认劳动者享有剩余控制权，并且依据其所拥有的份额进行剩余索取。这样，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就以资本权利为原则统一起来了，从而消除了传统产权安排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创造性地建立起劳动与资本的合作与联合关系。这是一种全新的企业治理结构和资本所有权制度。智力劳动者在企业新价值创造中的地位为其拥有剩余索取权提供了必要性、而劳动者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的可抵押性为其拥有剩余索取权提供了可能性。智力资本的抵押性表明企业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享有对员工智力劳动的控制权，劳动者在与企业的契约期内承担着事实上的风险，企业经营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因此，智力劳动资本化是风险收益安排的客观要求。

智力劳动资本化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劳动者的劳动在使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必要价值，即用于补偿劳动力的价值;另一部分是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只是必要劳动部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剥削，剩余价值理应归劳动者所有。特别是智力劳动者对社会物质文明贡献尤其巨大，把他们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量化给个人并参与分配，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符合社会主义先富后富的发展规律。

智力劳动资本化，是对智力劳动者进行激励的最佳方式，符合经济学客观规律。任何经济制度存在的根本目的可以说都是为了解决效率问题。只要社会资源存在稀缺性，就需要探讨对资源的最佳利用。智力资源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智力资源人格化的特点决定其最佳利用或效率只有通过有效激励才能实现，而激励的核心问题就是产权问题。智力劳动资本化的要点就是产权明晰。我国过去长期经济效率低下正是产权模糊造成的恶果。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智力劳动资本化明确界定智力劳动者对其成果的所有权，提高智力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后起国家能否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

在智力劳动资本化的分配模式下，智力劳动者的收入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另一部分是资本化利得。其收入理论模型为:

智力劳动收入=工资收入+资本利得

=工资收入+智力资本x资本

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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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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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活动形式的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结构的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在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 。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 。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的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在我国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客观形态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从和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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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以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郊区和乡村粗放型经济的影响，这就给乡村水土保持，环境防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乡村林业治理作为一种生态治理的手段，其通过将小流域的生态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方式来治理小流域，这是可以在各个小流域治理中进行普遍推行的一种治理模式。

关键词：乡村；林业；小流域；治理；路径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尤其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独树一帜，这对于我国的国家地位与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看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却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以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郊区和乡村粗放型经济的影响，这就给乡村水土保持，环境防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一、乡村林业治理小流域的功能与目的

乡村是我国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态。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与城市成为一个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在城市中主要进行着工商业基本活动，而乡村则是以农林畜牧为主要活动，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紧张以及城市环境卫生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厂矿企业逐渐搬离了城市，来到乡村选址落户，这极易打破乡村脆弱的生态平衡。加之，乡村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重一时的经济效益，忽略乡村生态的保持，这使得乡村的生态环境一方面受到脆弱的生态平衡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受到经济发展的压力。因此探索乡村环境治理的特殊模式和路径，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具有积极意义。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指，“为了充分发挥水土等自然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小流域为单元。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农、林、牧等各业用地，固地制宜地布设综合治理措施，治理与开发相结台。对流域水土等自然资源进行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1】乡村林业治理就是这样一种特殊路径。林业治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首先，林业治理促进乡村生态治理。林业资源是生态资源的一部分，林业资源本身就能够改善乡村生态环境，通过绿化环境，保持水土来减少水土流失。其次，林业治理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林业治理是乡村小流域治理的组成部分，林业治理一方面能够有效的实现小流域治理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也能给乡村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即通过林业治理实现生态效果与经济效果的共同发展。因此，从以上功能出发，乡村林业治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乡村小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并且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乡村林业治理小流域的基本路径

（一）统筹规划乡村林业，促进小流域治理

乡村小流域治理时一个系统工程，即是指通过对小流域单元内的生态环境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之上，合理规划，科学治理，运用生态的，工程技术的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对其进行综合的治理。林业治理是乡村小流域治理中生态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林业治理也需要针对小流域单元内的农林畜牧业以及河流，土地资源综合考虑基础之上进行统筹规划。统筹规划林业治理的基本目的就是让林业规划服务于综合治理的全局目标，尽最大可能的利用林业治理的效能以及给乡村小流域单元内的农副业生产带来积极的效果。具体见下图：

（二）加强乡村林业治理的补助力度

乡村林业治理小流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单单依靠小流域范围内的政府投入和群众投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通过比较全国各地在小流域治理方面的投入来看，吉林省仅2011年，全市投入治理资金1288万元，对22条小流域进行治理，完成治理面积10.1万亩。而山东省莒县借助国土整治、农业综合开发、植树造林等项目进行水土流失治理。4年来，累计投资达6761万元，通过对芦家河、大山、万子山等3条重点流域进行了清洁生态型集中连片治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8.62平方公里，先后治理小流域38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86平方公里。小流域单元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其生态，水土环境直接影响到周边地区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小流域区域的群众参与治理的力量是有限的，并且是薄弱的，因此必须加强乡村林业治理的政府财产补助力度。因为小流域治理不仅对现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更是一件利在千秋的大项目。

（三）提升乡村林业发展加工水平

小流域治理是对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水土流失进行综合性，补救性质的治理。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恢复乡村地区水资源，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不必要的环境成本。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经济需要不断的发展，这就需要在对小流域进行综合治理的基础之上，探索一条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又不影响乡村小流域生态环境的道路。通过林业治理乡村小流域作为一条重要路径，那么则可以通过提升乡村林业加工发展水平，摒弃粗放式的林业加工模式，增加乡村林业加工发展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将乡村小流域的林业治理与乡村林业发展相结合。让林业资源一方面为小流域的生态环境服务，另一方面也为乡村的经济效益服务。

三、结语

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乡村经济普遍落后。加之我国小流域数量众多，并且较为分散，这给我国小流域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全国各地的小流域各有特色，并且小流域附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乡村小流域治理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路径。但是乡村林业治理作为一种生态治理的手段，其通过将小流域的生态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方式来治理小流域，这是可以在各个小流域治理中进行普遍推行的一种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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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社会科技得到进一步发展，汽车制造业在欧美国家迅猛发展，这导致了汽车运输方式开始进入社会，并向铁路运输产生冲击与挑战。同时，航空、管道运输也兴起。各种运输方式得到迅速发展。随着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已经被人们重视。经济学家开始全面讨论包括铁路、水运、公路、航空、管道各种运输方式的经济问题。交通运输业也已经成为独立的新型产业受到人们的关注。二战以后，各种运输业的发展、变化和经济学理论在宏微观理论方面的进步，吸引了更多的经济学家逐渐加入运输经济研究。从二战前夕到50年代，运输经济理论开始形成，并得到一定的发展。

这一时期，交通运输业已经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由于世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发展迅速，虽然受到二战一定影响，但是在二战后欧美国家迅速复苏，推动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必然对作为国民经济的流动载体的交通运输业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保障。各国铁路、公路建设里程大幅提升，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在竞争中开始出现一定合作机制，交通运输业形成了初步运输化模式。

这一时期，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重要基础产业、基础结构、和条件设施之一。随着工业化发展，社会经济体系前进必然需要进行更频繁的人与物的空间位移，交通运输业为这些需求提供支持和保障，从最基础的方向确保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业主导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对运输经济理论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促进了运输经济理论的系统形成与发展。

二、运输经济理论的繁荣期

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各种运输规划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和环境影响研究，吸引很多工程专家参加工作，这使得运输经济学在投资和成本———效益分析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这填补了运输经济理论研究的空白，运输经济理论研究进入繁荣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物流业的产生与发展，一体化运输的重视，城市交通与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进一步凸显。经济学家对运输经济理论的研究更加细致全面，产生了一体化运输、运输化理论、运输成本的阀值理论等。这一时期运输经济理论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国内外经济学家对运输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各种运输经济理论。随着一体化运输、运输化、城市交通与区域经济理论等理论在这一时期产生。

但就我国而言，学者近年来对运输经济问题研究已经不断深入，产生了多种运输经济理论。这些学者对运输经济理论的观点可以从“2007年运输经济理论与政策暨产业经济学发展”学术论坛会议上的报告体现。北京交通大学荣朝和教授《重视基于交通运输资源的运输经济分析》的报告中指出，运输资源理论强调交通运输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对运输业及社会经济运转体系的影响。运输资源理论与运输产品理论及网络经济理论一起，构成了运输经济分析框架的内源性基础内核。国家发改委郭晓培研究员在《综合运输发展政策》中指出，建设综合运输体系有利于减少字眼占用和节约消耗，提高运输效率、降低成本。强调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综合利用，运输技术的综合进步。从运输业的成本消耗及内部协调方面阐述运输经济问题。其他学者分别对运输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区域运输经济等方面进行研究。

三、未来运输经济理论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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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最近谈到：“市场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但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与公有制结合，最后由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这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人类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信息革命前沿日益主流化的“分享型经济”，就具有公私结合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在所有制上的发展潜力，对这一命题可能给出意想之外的全新答案，值得大胆假设。

社会经济形态的所有制前提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是工业化时代，根据工业生产力的特性，资本（资产）是不可复制的、排他的、专用的。公有与私有，都是在资产不可复制前提下（资本专用性条件下）讲的。

在信息化时代，根据信息生产力的特性，资产可复制，一旦信息资产、知识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不断加大，超过50%，资产通过复制而“公有”就可能成为一种制度现象。当前，许多美国资本家发现分享比不分享赚钱还多，因此大量投资基于LINUX等开放源代码的（半公益半商业）的商业，如开放的云服务、大数据服务。这等于一个怪现象：资本家为了多赚钱，竟哭着喊着去埋葬资本主义。这一点已经引起《纽约时报》右翼评论家的忧虑。从表面现象上看，这似乎在印证资本主义在高度发展阶段，会出现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现象。但实际上，问题还要复杂得多。因为分享有别于共享（指资本与劳动的共同分享），它趋向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社会经济形态。

如果反思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套所有制说辞的源头，我们发现，二者在资本不可复制（经济学上称之为“资本专用性”）上可以找到共同理论源头和前提。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互联网的核心特征，就是资本可以复制，但劳动却归属于节点。信息革命波及范围，已超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时间尺度和内涵边界。

进一步前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所有制前提，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我在《新文明论概略》上下卷中曾揭示过，自从日耳曼法中将排他性概念引入所有权起，一直到《拿破仑法典》将支配权与使用权正式融为一体化所有权，才真正把所有制与资产的专用性进行了内在绑定。而这种绑定管得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却管不到互联网。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财产权内部归属与利用两权的绑定在过去工业化中并没遇到问题，然而它却在今天成了互联网的实质革命对象。信息革命之所以能称为革命，就在于它可以解除前提假设上的绑定，从而使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按照互联网实践推论，所谓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可能在保留“资本不可复制”这一前提下实现。从国资委治理思路来看，普遍服务与商业赢利的矛盾难以解决，说明资本即使公有但只要不可复制，仍难以在微观均衡水平（包括初次分配和资源微观配置）产生公共产品属性。互联网实践的革命性本质在于另辟蹊径，通过扩大可复制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解决普遍服务的公共性与赢利的私人性的矛盾，从而在更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扬弃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所谓的新，就新在这里。

“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实践基础：互联网所有制

在教科书外，在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实践中，以平台免费（“公有”）与应用收费（“私有”）结合为特征的分享型经济，正在孕育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其所有制基础，既不同于私有制，也不同于公有制，姑且称之为互联网所有制，或者叫分享型经济所有制。从直观上看，阿里巴巴复制网店这种生产资料给网商，完全在微观机制内部就解决了公平问题，完全不劳国家所有或国家干预的大驾，阿里巴巴并没有因此象中央企业那样造成商业亏损。

这一点正在形成某种国际性共识。2013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的主题就是“分享型经济”（shareconomy）。Sara Horowitz在2011年12月发表《分享型经济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较早提出了分享型经济的概念。2012年以来，这个概念开始成为一个全球热点。在信息时代，“所有权”（实际是所有权中的支配权，归属权）与使用权（利用权）分离，为前者“公有”，后者“私有”的奇异婚配创造了条件。

分享型经济借助信息生产力的核心特征（资产可零成本复制，将基础设施（IaaS）、“厂房”（PaaS）和“设备”（AaaS）等生产资料免费提供给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如应用开发者），通过按使用收费的机制，将普遍服务与商业性赢利两种相反机制第一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产权规则是：使用生产资料如果亏损，所有者不向使用者收费；一旦赚利，则三七分成――所有者得30%，使用者得70%。相当于说，普遍服务功能以（准公共物品的）平台免费形式实现，商业赢利通过（准私人物品的）应用收费方式实现，二者互为条件，围绕支配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互补方式统一于所有权。这就解开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所有制设计中的公私对立死结。这种创新由生产力发展自然决定，而非人为外力决定。

中国工业化6年后将基本完成，信息生产力的出现，使财产权和所有制出现了创新的机遇。云计算是分享型经济的生产力基础。借助数据可零成本复制，信息资产和数据化的生产资料，可以在保留支配权条件下，以平台方式开放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根据劳动者使用的情况，从劳动者收益中支付一定对价给所有人。劳动者仅仅凭借使用权，而不需要支配权，就可以介入知本运作，创造财富。这使他的身份，从劳动力转变成劳动者。这是任何国家干预和二次分配都无法做到的。

大众创新因云服务而无须自己投资生产资料，通过以人力资本为主的微创新，在第一次分配中就使弱势群体公平实现个人梦想。这与国资委下的中央企业的公有制实现方式有所不同，首先，中央企业所面临普遍服务与商业赢利的矛盾，在分享型经济中被统一在一起；其次，中央企业全民所有的实现要通过二次分配实现，现实中面临部门所有的改革难题；而分享型经济直接把生产资料复制（“公有”）给劳动者，使之在初次分配中，就获得实现中国梦的机会；而亏损则不需要承担生产资料上的损失，这是信息生产力的特殊优越性所在。

对习惯于普遍主义的标准经济学来说，需要引入历史主义视角（也就是李斯特关于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视角），才能辨别与解释清楚由信息生产力引起的资本可复制与不可复制之间的所有制区别；否则就会引发“资本可复制与不可复制效果相同”这样的理论悖论，在实践中受到“互联网+”现象的惨烈冲击，溃不成军。

新旧社会经济形态的宏观分野

在资本稀缺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体制差别很难分辩，未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是二者的后继者）的真正区别，可能表现在资本丰裕（包括金融过分动员储蓄偏离实体经济）导致产能过剩后的制度性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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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依次呈现出三种资本形态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只有一种资本，即货币资本。但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人们通过对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最近200年的市场经济的研究，逐渐认识到：完整的市场经济应包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单一的或者唯一的货币资本。换言之，是三种资本共同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仅是单一的货币资本。

但多年以来，我们的市场经济一直是货币资本一枝独秀，它的作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货币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也得到充分的保证。而知识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所有者、特别是消费资本和消费资本的所有者，却长期处在被淡化甚至缺位的状况，从而使他们长期处于被动的消极状态，形成单一地依靠货币资本发展经济的局面。虽然经济也能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长期地依靠货币资本这一单一要素发展经济，资本短缺、创新乏力、消费萎缩的问题不可避免。

近年来，知识资本的作用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认识到，新的科学技术即人类知识的结晶，对所创造的财富起着重大的作用。也就是说，除货币资本以外，还有一种形式的资本即人类的知识结晶――高新技术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这就是后来人们认识到的第二种形式的资本即知识资本。它的具体作用表现为：当货币资本不能充分满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经济发展需要的时候，知识资本就起到一种点石成金的作用，它可以几倍、十几倍地扩大现有货币资本的实力，推动地区和企业自身的经济发展，创造大量的财富。这种货币资本同知识资本相结合的经济增长方式，比之依靠单一货币资本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支持力和推动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消费者才是市场竞争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因为消费者既是市场的主人，又是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资本动力的源泉。因此，谁能赢得最多的消费者，谁就能拥有最大的市场和巨额的资本注入。消费资本由此而生，“消费资本化理论”的构建也以此为基础。

消费资本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将消费向生产领域和经营领域延伸。当消费者购买企业的产品时，生产厂家和商业企业应把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采购视同是对本企业的投资，并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把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返给消费者。此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不再是单纯的消费，他的消费行为同时变成了一种储蓄行为和参与企业生产的投资行为。于是消费者同时又是投资者，消费转化为资本。

这实际上是把消费者从产品链的末端以投资者的身份提升到前端，使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既能分享企业成长的成果，同时也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使消费和投资有机结合。从而使买卖双方在这种条件下合二为一，完成消费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这样，消费作为一种资本，它同货币资本、知识资本一样，成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二）消费资本化理论是资本理论新的里程碑，是新的资本理论体系完成的标志

消费资本化理论，是突破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局限，而提出的新的资本理论。它科学地论证了消费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指出消费即是投资，从而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提出消费资本这一新的资本形态，并以完整的理论体系把社会经济发展中消费和消费资本的力量系统地揭示出来。消费资本化理论的提出，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观的一次重大革命。它以崭新的视角和思维模式，分析了消费同生产一样，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以往的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他们理论上一个共同的缺陷,是重生产轻消费。他们从资本的高度分析生产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但却没有一位经济学家从资本的高度分析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他们对生产和生产资本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详细地阐述了生产资本的属性、作用和意义，而从没有提出一种理论把消费和消费资本的力量系统地揭示出来。

其实，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和消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从生产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单方面的、局部的分析。唯有从资本的高度并同时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分析社会经济发展，才是全面的、科学的分析。

以往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存在这一共同缺陷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理论研究的前提失衡。因为他们研究的前提是“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不是“商品经济全过程”。以“商品生产过程”为前提，其研究的重点是“生产的准备环节”和“生产环节”，而不是消费环节，或者说主要是“商品生产的准备过程”和“商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了对“商品的消费过程”及其重大作用的深入研究。

因此，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提应是“商品经济全过程”，而不只是“商品的生产过程”。否则，其研究及研究成果必然是不充分的。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的缺陷恰恰出在这里。

消费资本的确立和消费资本理论体系的建立，是21世纪资本理论的又一重大突破，是资本理论的第三次革命，是资本理论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至此，人们认识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资本形态。其实，三种资本形态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了，它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依次呈现出来。我的贡献在于，对已经呈现出的三种资本形态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根据三种资本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对新的资本理论的结构和内容以完整的理论系统地揭示出来，重建了到目前为止完整的新的资本理论体系。消费资本化理论则是新的资本理论体系完成的标志。

（三）消费资本化理论完善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理论，是新的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标志

在对消费资本化理论的深入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并把人力资本提升到知识资本，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资本构成体系，这是对市场经济资本理论的重大突破，并据此提出三种资本相互结合，共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完成了新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

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市场经济理论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完整的市场经济是由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三种资本构成；二是经济增长方式是由多种资本要素共同作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知识资本的确立和消费资本化理论的提出，是市场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重大成果。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由于它从市场经济资本构成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方面突破了原有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从而使市场经济理论本身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消费资本化理论的提出是新的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标志。

（四）消费资本化理论揭示了企业利润形成的秘密――人类社会一次伟大的发现

新的资本理论体系的建立，特别是消费资本理论的提出，向人们揭示了商品经济全部的真实过程，从而揭示了并科学地论证了以往经济学家予以回避的、没有揭示出来的社会财富和企业利润形成的秘密。

这是由于，新时期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商品经济全过程”，而不只是“商品的生产过程”。

商品经济全过程包括如下三个环节或者说三个阶段：

生产资本由于购买了生产场地、原材料和零部件，而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商品生产的准备过程。

工程师、科技人员和能工巧匠（工人们）利用已有的生产场地，把原材料和零部件转化为产品――这是知识资本发挥作用的过程，即商品的生产过程。

产品只有在进入市场并由消费者购买之后，才能实现其价值和利润――这是商品的消费过程，这一过程是消费资本的载体――消费者完成的。

由此可以直接引申出如下几个结论：

1、市场经济的资本构成应包括生产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三个部分，而不是唯一的生产资本；

2、社会财富，当然也包括企业利润，是由生产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共同创造的。

3、三种资本的载体即三种资本所有者，应当共同参与社会财富和企业利润的分配。

对商品经济过程的分解，充分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全部真实过程，也深刻地揭示了企业利润形成的秘密，这一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流行几个世纪之久的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为彻底打破社会分配不公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人类社会一次伟大的发现，由此将揭开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新的一页。

篇14

港口作为区域物流子系统的进出口岸，其发展取决于区域经济其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引致的运输需求，是区域培育了港口。港口一旦形成，便又成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港口和城市发展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特点，从空间关系到产业结构存在着阶段性互动特征，把握港城间的发展脉络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发展思路。

作为运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港口功能和作用随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逐步扩展。第一代港口的功能局限于货物的装卸和简单堆存上，仅是货物海陆运输的交接地。而第二代港口的功能则有了明显的扩展，除了装卸堆存外，还发展了与运输有关的简单加工、贸易和服务。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港口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港口在传统装卸堆存功能基础上开展货物中转服务，依托其与城市的关系发展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加工、贸易和相关服务，并开始借助现代科技开始涉足第三方物流和信息服务。港口城市的成长及港口带动作用的增强是港城发展的中心环节。与港口与城市之间关系的演变相联系，港口城市的发展一般可以概括为4个阶段。

1、港城初始联系

港城初始联系的发生源于港口的运输中转功能，这是港口最基本的功能。由这一基本功能诱发产生的港务部门和集散部门，称为港口直接产业。它是港城联系的最初媒介，也是港口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仅是这两个部门，在空间上可以游离于城市区域。以这两个部门为城市经济活动主体的港口城市处于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初级商港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对港口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港口衰亡，那么，在没有其它特殊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城市作为“港口城市”的发展过程就会中断。

2、港城相互关联

在全球承运人和综合物流时代，港口功能日益多元化，与港口中转运输相关的海运、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即港口关联产业）成为港口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港口发展到能集聚国内外生产要素和联结国内外市场时，港口陆域便成为利用港口输入原材料、输出产品的临港大工业和出口加工业（合称为临港工业或港口依存产业）的优势区位。临港工业在港口陆域的集聚是港口城市发展的最强劲动力，也是港城关系的最重要媒体。港口工业的发展绝不仅是本身经济总量的增长，广泛的产业关联产生强大带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多元化。如果临港工业能与城市以及区域的相关产业形成一种密切的传递、接收机制，则必将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在港口关联产业和港口依存产业发展成为港口城市主要经济部门的同时，港口与城市在空间形态上也相互连接融合，港口与城市开始走向一体化，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港口工业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港口工业的形成标志着港口城市完成了从简单地服务于港口到积极地利用港口的转变，港口城市不再是被动地受港口驱动而发展，而是通过港城互动实现共同发展。

3、港城集聚效应

港口直接产业与港口关联产业的发展构成的良好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产生的空间集聚引力，吸引与港口无直接关系的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临港大工业的发展产生协作引力，也不断吸引前、后相关联产业在港口城市集聚。随着产业集聚带来的就业和消费的扩大，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了城市非经济基础部门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商贸中心是发挥集聚效应的重要保证。同时，港口城市也是建设商贸中心的优势区位。这是因为，商贸中心应是物流、信息流的集结地，港口城市完全可以提供这种服务。随着不同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港口城市的产业体系渐趋完善，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

4、城市自增长效应

城市自增长效应是指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其自身的规模通过循环和累积，就能促使城市继续发展。港口城市在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以后，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自增长效应，但这种效应并不能成为港口城市继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还必须求助于新的动力才能实现在原有水平上的飞跃。世界海运业中船舶大型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和港口城市成长后港口附近土地的紧张，迫使港口向外迁移，港口城市也随之向外拓展，城市由此进入新的发展轮回。

港口对城市社会经济的波及和扩散效应

港口对城市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主要通过经港口运输的货物传导，货物在流经过程巾涉及人力、物力和设施等，由此产生各种社会经济效益。从而给城市带来产值、就业机会、税收和资金的增加。从港口对城市发展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来看，可以分为四个方面：①港口自身作为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它自身产生一定的效益；②港口为工业、贸易和其他部门提供装卸、堆存等相关服务，因此与这些部门存在着前向联系效果，产生相应的社会经济效益；③港口自身也消耗本地和外地的工业、贸易等行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港口与其存在后向联系效果，同样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④港口对工业具有诱入、产生和凝聚作用，对人口也具有集聚作用，加速了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因此，港口通过其前向和后向联系效果，将对城市社会经济产生乘数效应，即港口产生的直接社会经济效果将会逐级扩散到城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些扩散效果的累积将远大于港口的直接社会经济效益。进一步来讲，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港口的建设和完善形成一定规模的港口产业，首先对港口直接相关的前向和后向产业产生社会经济影响，再由初级乘数效应对间接相关产业产生影响，从而引起产业扩展产生下一级乘数效应，连续传递使城市和区域经济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在港口规模扩展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作用下产生新生产业，引起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上述港口对城市和地区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港口自身及直接相关产业对城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贡献只占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影响的较小比例，因此港口的发展建设不能只看港口自身的经济效益，更要关注整个波及的社会经济效益。

金球化与国际分工中的港城联动发展

各国港口经过不同阶段的发展，无论在陆域空间还是功能空间上都为港口和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为港口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已从产品发达国家与初级产品生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向该类分工不断深化以及水平分工不断扩大的方向发展。这种分工形态的演变主要由跨国公司为主导，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有利的区位和要素投入组合，通过强大的海陆物流系统选择最佳的原材料和最有效率的技术来进行运作。

从经济全球化的空间表现来看，国际分工强化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更为明显和突出的作用，使之更为直接地参与全球经济的运行与竞争。全球化将根据城市与地区优势重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改变地区性困子的空间分布，形成新的动态空间结构。整个世界经济更加依赖于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发达，贸易港口作为海运转为其他运输方式（陆运、空运或内河航运）的必经过渡点，作用逐渐延伸并被强化作为组织外贸、发展工业和相关产业的战略性作用，也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因此港口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被凸现出来。港口和城市间的关系变化也从仅满足城市经济运转的需要向港口推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方向转移。

因此，全球化趋势下的港口对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在新的经济体系架构下，港口战略要点的转移极其重要，甚至关键性地决定了城市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终构架。

当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通过运输和交通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建立广泛的关系。海洋运输的巨大能力及成本低廉等优势，是港口成为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与外部联系的首选方式和重要节点。港口因生产和经营活动产生了大量的人员、物资、信息、资金的流动，直接产生了港口产业（海运、仓储、集疏运等），引发了依存产业（造船、贸易、钢铁、石化、电力、加工工业等）、派生产业（有关港口的金融、通信、保险、修理、旅游、服务等），从而形成集生产、经营、商贸、旅游、信息甚至服务网等功能为一体的特殊区域。由于城市和港口在人类活动中的紧密关系，依港建城，港城一体，互相依托、促进，形成了世界上许多港口和城市共同发展的现象。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