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资金流向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半导体资金流向，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 行业资金流向

分析：今天只有白色家电、有色冶炼加工、房地产开发和医药商业四个行业呈现出资金净流入状态，以二三线的蓝筹股和白马股为主。在早盘上证指数冲高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但受制于整体市场情绪的低迷，下午短线资金纷纷出逃，最终只有白色家电板块的净流入量超过了1亿。

今天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及元件、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计算机应用和证券板块，其中半导体板块连续两天成为资金流出最多的板块，表明前期获利资金在持续性地进行获利了结。而通信设备板块则是受到消息面上的影响，苹果下修明年首季销量预估，减幅超预期，从而使得苹果产业链相关个股普遍被资金抛售。

2. 港资动向

因圣诞假期，香港股市今天休市，港资无交易

3. 赚钱效应

 分析：今日上涨家数720家，下跌家数2422家，涨跌比为0.30。涨停板家数25家，扣除5家未开板新股后，自然涨停板家数20家，其中医药类次新股5家，非医药类次新股5家，细胞免疫治疗概念1家，其他类9家。

从中可以看出，具有板块性效应的主要是医药股和次新股，尤其是其中的叠加品种，这与上周五次新+天然气的模式可谓是如出一辙，在目前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资金还是更青睐一些叠加热点概念的小盘次新股。

昨日涨停板溢价为2.38%，与上个交易日基本持平，强势股的持续性还是很一般，但由于个股涨跌比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整体的赚钱效应是降低的，操作难度则是相对的有所提升。

篇2

1. 行业资金流向

分析

今日资金流入前五的行业板块分别为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设备、通信设备、半导体及元件和酒店及餐饮。基本都是以中小创中的权重板块为主，从而推升创业板指数今天拉出超过2%的中阳线，延续了近期的强势反弹状态。

今日资金流出前五的行业板块分别为房地产开发、有色冶炼加工、煤炭开采、机场航运和建筑装饰。资金流出的以主板中的中坚板块为主，在存量博弈的情况下，市场还是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跷跷板效应。

2. 港资动向

分析

今天沪股通和深股通均是呈现出净流入的状态，其中沪股通净流入5.53亿元，深股通净流入8.32亿元，依然都是不到10亿的水平。在目前外围环境不稳定以及政策面频繁变动的情况下，港资采取了观望等待的策略，并没有做出方向性的选择。

3. 赚钱效应

分析

今天上涨家数2611家，下跌家数468家，涨跌比为5.58。涨停板家数75家，扣除未开板的新股后，自然涨停板71家。其中工业互联网13家，国产软件6家，小米供应链6家，超跌反弹9家，次新股9家，业绩增长9家，其他类别19家。

随着贵州燃气的复牌，今天市场也是迅速地恢复了人气，工业互联网概念无疑是最强的核心热点，3板的游资票东土科技和走趋势的机构票用友网络携手扛起了整个板块的大旗。除了工业互联网外，次新、超跌反弹和业绩增长等方向也都呈现出了相当不错的炒作热度。

昨日涨停板溢价2.86%，结合上5.58的个股涨跌比，今天盘面的赚钱效应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指数上涨、热点明确、个股活跃，这无疑是短线选手最佳的操作环境了。

4. 游资动态

篇3

“资产荒”是“流动性陷阱”下的必然结果，但从“资产荒”到“股市涨”，中间还要经过一个大类资产配置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这一年来，有时候因为“资产荒”看多股市是对的，有时候因为“资产荒”看多股市又是错的。在流动性宽松的环境下，目前宏观数据疲弱、民间投资下滑，可见资金仍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现在是“流动性陷阱”。而在资本管制的环境下，这些资金配置的方向确实只剩下国内的金融资产――可见“资产荒”是“流动性陷阱”下的必然结果。但是国内的金融资产又分为避险资产和风险资产，只有资金的风险偏好较高时，其大类资产配置的方向才会是风险资产，这时“资产荒”才会带来“股市涨”（比如2015年四季度）；而当资金的风险偏好较低时，其大类资产配置的方向是避险资产，这时“资产荒”就不会带来“股市涨”（比如2016年1月份）。

真正影响股市波动的因素是“风险偏好”，而“资产荒”和“风险偏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资产荒”这样一个逻辑对股市的“空头”和“多头”来说，都是一个很难驾驭的概念――“空头”是永远无法真正去证伪“资产荒”的，而“多头”又经常在自以为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时候遭遇毫无征兆的下跌。

静态来看，保险等机构在“资产荒”下增持上市公司股票、为股市带来增量资金的行为确实是合理的，也无法被证伪。目前银行理财的负债端成本在4.5%以上，中小保险机构目前的负债端成本在6%以上。而在利率下行的大环境下，这些机构要找到能够匹配负债端成本的合意资产已经越来越少。这时候通过对低估值、高股息率公司的增持，如果是权益法记账，则有望获得高于负债端成本的无风险收益；如果是成本法记账，则有望博取更高的风险收益，而低估值股票的风险并不大。所以近期保险等机构因为“资产荒”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

篇4

展望3月行情，反弹仍将继续。目前沪综指在2450点一带整固，这有利于消化2500点一带大量的套牢盘，而且成交量在连续几日放量后，多方也需要休整。估计未来一段时间指数经过充分休整后还有上涨空间，关键看成交量的变化。而成交量要持续放出，在今年相对较紧的货币政策条件下，需要市场有赚钱效应吸引场外资金不断进入。因此，由赚钱效应引致的良性循环将成为未来市场走势的关键。环顾全球，俄罗斯RTS指数和日经225指数2月份涨幅均超过10%，香港恒生指数涨幅为6.32%，法兰克福DAX指数涨幅为6.16%，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股票指数均出现了上涨（见图2）。

一、2月市场回顾

（一）市场核心指数

从2012年2月份指数涨跌数据看，两市继续放量反弹，表现最好的是创业板指数和中证500指数，分别上涨13.36%和12.19%；权益类指数无一下跌；涨幅较小的是前期反弹幅度较大的上证50和上证指数。中小盘股的表现尤为出色，创业板和中小板跑赢沪深300指数5个百分点左右。债券指数由于股债翘翘板效应在股市反弹时出现下跌（见表1）。

（二）热点分析

1.行业热点

分行业来看，电子、信息服务、轻工制造、食品饮料、家用电器、房地产和信息设备等行业的涨幅超过了13%；金融服务与有色金属表现涨幅较小，分别上涨了了4.33%和6.98%。对比1月数据，上月涨幅大的本月涨幅较小（见图3）。电子行业涨幅大的原因主要是超跌反弹行业出现复苏迹象。去年12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和增速继续下跌，全球各大市场都出现了负增长。其中日本跌幅小幅度扩大；美欧同比增速继续大幅下滑；而一向稳定的亚太地区，也有明显下跌，今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而2012年1月份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接获订单的3个月平均金额为11.8亿美元；订单出货比为0.95，继续回升，并接近1。日本半导体BB值2012年1月份为1.06，较去年12月份有所回落，但仍然维持在1以上。BB值接续回升，设备制造商信心继续恢复中，行业景气有复苏迹象。销售增速仍在下降，但BB值继续向好的现象不能忽略。由于销售数据的滞后，而BB值数据预示着未来几个月将有所回暖，这一点成为全球科技股上涨的主要理由。不过由于经济增速不确定，电子消费品销售仍不能乐观。电子行业的增长受制于经济前景的不确定，但基本可以确定短期内将企稳，长期方向仍需观察。

2.概念及板块热点

按Wind分类的65个板块全部上涨。其中触摸屏涨幅最大，为25.88%；移动互联网20.96%；其它涨幅超过15%的板块还有节能元器件(IGBT)、三网融合、数字电视、保障性住房、云计算、绿色节能照明、3G、安防监控、水利水电建设、股权激励、装饰园林和乙醇汽油。涨幅较小的是煤气层和清洁煤发电，涨幅都在10%以下（见图4）。

3.资金流向

从市场内、外资金流动来看，根据申万报告，2月份，IPO融资124亿元，比1月份的27亿元明显增加；另外，印花税和佣金七十多亿元，比上月三十多亿元明显增加；再融资十多亿元，合计流出资金规模约220亿元。资金供给方面，2月发行偏股型基金的募集资金规模四十多亿元，个人投资者资金流入近180亿元。2月二级市场资金流入、流出基本持平，一级市场新股申购资金仍旧比较少。另外，受银行理财产品的影响，月底资金短期流出的迹象仍然比较明显。2月下旬，市场资金存量约11500亿元。如果考虑最后几个交易日的资金流出，市场存量资金将有所减少。受市场上涨影响，平均周参与交易账户占比平均为7.79%（截止期2月24日）,比1月的5.29%明显上升。从成交量看，2月份流向中小市值的资金明显增多。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成交量占比在2月份出现了显著回升。中小板和创业板成交量总额占市场总成交量的比重从1月的17.06%回升至26.16%。市场热点在2月份再度向中小市值切换。2012年2月，申万23个一级行业指数全部上涨，资金加速流入所有行业，流入量市值占比在4.1%-13.4%之间。其中，轻工制造、家用电器和电子行业靠前。申万16只风格指数全部上涨，资金加速流入所有风格板块。流入FCR（资金加速流入量市值比）高于10%的风格板块依次为：高市盈率、小盘、中市盈率、高市净率和亏损股。由于资金加速流入量市值比与板块未来表现成正比，因此2月FCR居前的风格板块涨幅较大。

4.个股行情

根据wind资讯数据，包括新股在内，有完整数据的2264只股票中，2月份上涨的2237只，占比99%；有1193只股票跑赢沪深300指数，占比84.50%。阶段涨幅超过20%的股票只有318只，占比14.05%，比前几个月大有增加。其中，涨幅最大的前10只股票分别是*ST申龙、宇顺电子、荣之联、重庆啤酒、川润股份、鑫富药业、庞大集团、欧菲光、*ST盛润A和大成股份。*ST申龙资产重组后成功复牌，复牌首日即上涨286%。在下跌的股票中，跌幅超过10%的股票只有大立科技。普洛股份和山东威达跌幅则超过5%。从换手率指标看，不乏一些活跃个股。2264只个股中有300只换手率超过了100%，热点板块和题材股仍是市场参与的重点。天舟文化、雷曼光电、荣之联、大地传媒、汇冠股份、东方国信和紫光华宇均超过400%。换手率低的主要是一些银行类的超级大盘蓝筹股。二、世界经济：希腊救助迈出关键一步

（一）美国

今年以来的经济数据一直延续较好的复苏态势。1月工业产出指数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就业数据仍保持向好表现，2月份的周初申请失业金人数逐步滑落到35万人左右的位置；房地产市场的新屋与二手房销售数据亦有明显好转，新屋开工与营建许可等先导指标延续上升势头，房地产市场回暖迹象愈加明显（见图6）。纵观去年美国经济表现，虽然全年GDP增速为1.7%，但第四季度GDP表现超出市场预期，环比折年率达到2.8%（见图5）。其中私人投资与个人消费支出贡献突出（环比拉动率分别为2.35%与1.45%）。这源于制造业扩张与个人收入的改善。鉴于美国经济复苏内在动力有明显修复，且欧元区今年能够度过债务难关并陷入温和衰退的基础情景中，预计美国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在今年能得以继续。

（二）欧洲

2月21日，欧元区财长会议终于通过了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协议，即在2014年之前向希腊额外提供1300亿欧元的救援资金。市场担忧情绪因此得以大幅缓解。接下来能否顺利获得援助资金，将取决于债务减记方案以及新财政紧缩方案的实施状况。希腊在3月20日将有145亿欧元债务到期，而4月份又面临大选，这些不稳定因素仍然在威胁市场信心。希腊在3月初获得第二轮援助的首拨资金以顺利度过这次债务难关的可能性较大，但由于新财政紧缩政策的实施面临的阻力巨大，且经济一直处于深度衰退之中，后期援助资金能否顺利获得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按照协议，2020年希腊债务占GDP比重仍将超过120%，表明债务问题将长期困扰希腊。此次达成协议也并不意味着希腊债务问题已经一劳永逸，而只是时点向后推移而已。至于希腊未来能否成功摆脱债务困扰，最终还要取决于希腊未来经济发展状况。但目前希腊已陷入深度衰退，预计至少在未来两三年内仍难走出困境。在2月25日开始的G20财长会议上，EFSF与ESM合并、非欧国家向IMF增资的谈判成为市场关注焦点。然而此次会议对一些关键议题未能达成一致，后续发展关键在于德国方面的态度。如果德国同意EFSF与ESM合并，则合并后的ESM将拥有近7500亿欧元（约1万亿美元）的资金，加上IMF增资后可能也会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可用的救援资金将会达到近2万亿美元。

三、中国经济：复苏迹象渐现

（一）地产调控总需疲弱

由于地产调控，地产销售增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落。目前政府反复强调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地产销售增速进一步下降已是国内经济面临的现实威胁。房地产对总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整个上游产业的影响。2010年四万多亿房地产的销售额本身就是上游行业的巨大需求，直接拉动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等行业的生产和销售。虽然有五年36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计划，但能够部分弥补的主要是商品房投资下降对相关产业的冲击，总需求下降对工业企业投资产生的冲击仍不容忽视。在各项需求中，占比最高的两块是设备投资和土建，超过总需求的40%。这其中既包含了政府的项目支出，也涵盖了工业与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地产下滑对工业企业投资增速会带来较大的冲击。从历史数据看，两个相关性很高，其中地产销售的变化大约领先11个月左右。根据相关报告，如果不考虑保障房建设的缓冲作用，以当前地产销售的增速，参照历史上地产与工业投资的相互关系，今年工业企业全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可能比2011年下降4.7个百分点。将拖累全社会的非地产投资增速1.1个百分点。

2.对伴生消费的影响。房地产的外溢性很强，房产购买决策直接决定相当部分居民的消费行为。例如家装、家具、家电等购买行为都直接与买房相挂钩。特别是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刺激政策提前释放了不少更新换代的消费后，此类消费与地产销售关系将更加密切。不仅如此，从历史数据看，其他诸如汽车、服装等产品的零售额也与地产销售息息相关。按照历史关系，如果地产销售维持在零增长，这些行业平均销售增速可能将出现3个百分点的降幅。

3.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如果土地出让收入明显减少，将制约地方政府项目投资和实际支出。目前，土地招拍挂总出让金一直在下降，其中住宅用地出让金下降更快。历史上看，企业投资增速滞后地产销售大约1年时间，今年住宅市场的颓势很可能传导到明年工业用地领域，出现住宅和工业用地出让金双降的局面。如果今年出让金整体降幅与去年相当，出让支出将下降4000亿元。需要大幅提高财政的赤字安排才能弥补这块缺口。当前政府究竟会通过什么具体的政策手段来对冲经济下滑、实现经济平稳着陆尚不明朗。如果考虑保障房建设开工，会对冲一些冲击。按照历史统计规律，如果今年地产销售降至零增长，作为单一因素的冲击，可能导致总需求名义增速大致降低3.9%，实际增速下滑2.4%左右。

（二）2月PMI数据显示经济底部正在形成

2月PMI为51%，相比上月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回升。季调后的PMI亦明显回升，显示回升趋势已形成，结束下滑态势。虽然2月PMI回升幅度低于往年节后回升幅度，其可能与2月尚不是开工旺季有关。随着开工季节逐渐来临，预计PMI未来两月有望延续回升态势。2月生产及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3.8%和51%，连续3个月回升，且维持在50%以上，显示经济继续趋稳。同时，从业人员指数结束连续4月下滑首现回升，反映节后工人返城及经济企稳态势。新出口订单和进口指数快速回升，趋势亦现回升，出口正逐渐好转。2月新出口订单及进口指数出现快速回升，其季调项和趋势项均出现回升。随着欧债危机缓解及美欧经济逐渐好转，出口正逐渐趋好。由于美欧仍延续极为宽松的政策，预计出口逐渐趋好有望得到延续，利于中国经济企稳。而进口指数的回升，亦减缓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表明中国经济趋稳态势。2月PMI原材料库存有所回落，但是回升趋势已形成，经济补库存阶段仍将持续。2月PMI原材料库存为48.8%，出现回落，不过季调后的原材料库存则是继续回升，下滑趋势已扭转，目前补库存阶段仍将持续，利于中国经济企稳。产成品库存方面，2月产成品库存为50.5%，出现回升，季调后的产成品库存仍是回落，趋势也已由回升转为小幅回落。产成品库存回落趋势形成，利于加强后续的生产及补库存动力。PMI购进价格指数持续回升，但仍处历史均值之下，短期通胀压力不大。2月PMI购进价格指数为54%，相比上月回升4个百分点，连续3月回升，估计2月PPI环比也将继续有所回升，利于工业企业收入改善。虽然购进价格指数回升对企业成本压力有所增加，但由于其处于历史均值水平之下，短期通胀压力不大。估计2月CPI快速回落至3.6%左右，上半年CPI会延续回落趋势。PMI行业方面，设备相关制造业出现较大回升。从2月份PMI行业数据看，1月表现较好的食品相关制造业出现回落，而设备制造业出现快速回升，具体包括纺织业、医药制造业、化纤制造及橡胶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器机械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需注意的是，化纤制造及橡胶塑料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已是连续3个月出现回升。设备行业总体在好转（见图7）。

（三）需求不足导致贷款增速回落

今年1月国内人民币新增贷款7381亿元，同比少增2882亿元，远低于此前市场预期，是2009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同时，广义货币M2增12.4%，创2001年以来新低；狭义货币M1同比仅增3.1%。当前，市场普遍将春节因素和监管层的调控视为信贷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根据市场所传，2月数据也不及预期。这表明，导致目前信贷市场出现“旺季不旺”的主要原因还是有效需求不足。第一，企业投资放缓，信贷需求下降。来自资本市场的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直贴利率已经由2011年底9%-10%降至目前的6%-7%，企业票据贴现利率下降直接证明企业贴现需求下降。第二，对房地产和地方平台贷款的调控抑制了信贷需求。以往房地产和地方平台贷款都是银行信贷投放的主力领域，如今对这两个领域的新增贷款被严格限制。由于银行暂时没有可替代的信贷投放领域，导致信贷增长乏力。从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去年下半年以来，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的新增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呈上行走势，短期贷款在全部新增贷款中所占比例在2011年四季度显著提高至70%左右。贷款短期化说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中长期投资得到抑制，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调控效果显现（见图8）。

四、投资策略

在2011年业绩增速明朗后，中小盘股的股价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对2012年业绩预期的变化。总体来看，目前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估值处于较高的水平，相对于大盘股在成长性上也没有明显的优势。投资策略上，可配置受益于经济复苏的周期性品种及低估值、高股息收益率的蓝筹股。

（一）增加周期股的配置比例

在本轮反弹中周期股表现抢眼，有色金属行业1月大涨15.82%，采掘业8.69%。二月电子和信息服务类又有不俗表现。究其原因，主要是投资者对经济见底的预期已逐步达成一致。首先，市场对CPI的走势已形成共识，CPI已出现趋势性下降，翘尾因素在2月之后将大幅下降。其次，做多者对经济指标开始有比较乐观的解读。首先来看工业增加值，去年12月工业增加值为12.8%，较之11月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中观行业的数据来看，粗钢、社会用电量以及乙烯产量的数据也均验证了12月的经济回升。库存是研判经济周期短期波动的重要变量，原材料库存与工业增加值的走势基本一致，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从两者季调后的趋势项来看，原材料库存周期又略领先于工业增加值周期。近三个月的PMI分项指标显示库存指标已好转。另外，从行业景气轮动指标看，已指向早周期行业；从每月的PPI价差数据看，采掘、原料、加工和制造行业的毛利率下降速度在减缓。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来12个季度经济将逐步企稳回升，经济自身的运行正在逐步转暖，未来经济周期可能正向复苏阶段演进。因此，加大对周期股的配置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历史来看，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共经历了三轮较具代表性的经济复苏期，分别为2002年1月2002年4月，2005年3月2006年3月，2009年3月2009年7月。总结复苏期的行业表现发现，在复苏阶段，采掘、房地产两个板块的历史表现异常抢眼，在过去十多年间的三次复苏期均跑赢大盘。从年化收益率上来看，采掘业的平均年化收益率最高，为115.93％；房地产虽然三次均跑赢大盘，但平均数收益率要低于采掘板块，为88.05％。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金融服务、餐饮旅游、交运设备、商业贸易、机械设备的历史表现稍弱，各自有两次跑赢大盘。相比之下，化工、家用电器、信息设备、电子元器件、信息服务、农林牧渔的历史表现较差，三次复苏期全部跑输大盘。

（二）蓝筹股投资价值已显

截至目前，A股市场共计有1540家公司业绩预告，占2322家上市公司的66.32%。而中小市值公司（中小板和创业板）预告的比例更高，目前共有909家中小市值公司公布了业绩预告，占全部936家公司的97.16%。从业绩预告类型看，上市公司业绩预增和略增的比例为54.7%，中小市值公司业绩预增和略增的比例为63.9%。但中小市值公司的整体业绩增幅并没有达到此前的市场预期，多数业绩预告类型为略增（增幅50%以内）而非预增（最高增幅50%以上）。具体来看，A股整体预增和略增的比例分别为26.8%和27.9%，而中小市值公司预增和略增的比例分别为18.9%和45.0%。总体而言，上市公司2011年的业绩表现显著低于此前市场预期。在业绩预告的1540家上市公司中，剔除掉一些业绩预告表述不清晰的公司（如仅公布“扭亏”，但无具体业绩区间）后，剩余公司共计1427家。其中创业板275家，中小板634家。

篇5

1.提升经济外向度，加速产业国际化。韩国三星电子设立的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在西安落户，将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10纳米级NAND闪存芯片，高端闪存芯片项目的投产，使西安“数字丝绸之路”新起点建设大大提速。过千亿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既延伸了产业链条，又带来一百多家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对西安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带来了较大改变，提高西安的区域竞争力，也将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强劲支持。

2.产生聚集效应，重塑电子信息产业战略格局。三星在电子信息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实力，已连续两年称冠全球IT行业。三星项目投产后可形成年产66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至少带动160多家配套企业，创造就业岗位1.3万个左右。而关天经济区区域原本就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多年来已形成了以机械制造、电工电器、电子信息为主体的装备制造业体系，有一大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中小科技型企业，三星项目投产后，这些活跃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完全可以围绕三星这个项目，进一步发挥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承担三星的产业配套，最终形成区域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使以西安为龙头的关天经济区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新的生产极，有利于发挥关天经济区龙头城市西安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3.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开发。韩国三星公司投资是一种与技术关联的投资。其技术进步不仅由三星公司在本地的子公司实现，而且扩散给了本地企业。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发展与当地企业的配套协作，不断提升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相关产业部门的整体竞争力。当三星公司向本地企业购买零部件和原材料时，一般会对其质量、技术和性能提出较高要求，由此，也会对零部件供应商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以提高质量，改进工艺，或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这些效应都将会带动西安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此外，三星投资的注入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入，其中也包括企业家才能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都能从不同方面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三星在西安的投资对人力资源开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高效化、合理化。韩国三星公司进入西安后，通过加工贸易、外资并购等方式，扩大西安地区市场份额，更新企业的技术观念和提高工作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逐渐淘汰低效率的行业，被淘汰的落后产能要么转向有效率、新兴产业，要么被具备更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的大型企业收购，因此抬高了并购者的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间接促进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高效化。另外，随着三星公司入驻西安跨国公司之间也产生激烈的竞争，这些竞争促进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合理配置，既有效避免了国际行业巨头的垄断行为，又大大加速了西安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三星投资不仅促进西安地区产业聚集、就业增长、技术进步、工业增长，同时三星投资反过来也受西安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使先进产业和有效率的行业发展迅猛，使产品的利润水平和附加值提高，产业发展更加科学合理，进而引导这些外资流向，促使外贸结构优化。因而，总体来讲，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更深层次的经济发展。

二、三星公司投资对西安产业结构调整的消极影响

1.导致区域差异扩大，产业结构出现偏差。在区域结构方面，经济较发达的西安高新区由于三星项目投资其发展会更快，也就会更多地吸引外资，而其他较落后地区发展速度持续很慢，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资加大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在产业结构分布方面，外商投资方向选择的目标是占领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方向往往与东道国的引资目标是错位的，因此东道国通过外资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没能达到预期，有时还会加大产业的结构偏差。韩国三星公司所投资的电子行业，投资量相对较少、投资回收快、利润高。三星的接入，更多的是处于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状态，而并非分工合作的互补状态，降低了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但实际上，那些投资量大、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高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是我国的产业瓶颈，是需要重点发展和鼓励外资投入的，可见三星电子的过多资金投入不利于这一目标。产业发展中存在着局部结构失衡和扭曲的现象。在农业基础地位仍然不稳、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偏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工业的现状下，三星项目这样的外资产业投向上的不均衡，会加剧西安产业投资结构的偏差，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位，不利于西安市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2.导致产业控制，危害经济安全。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直接投资、合资或者其他策略，压制本土品牌，推广自己的品牌。中外合资企业股权控制比例与品牌控制相对应的是，我国很多产业领域的绝大部分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如以计算机为例，中国产的计算机，CPU来自英特尔公司，主板和显示器来自中国台湾，硬盘来自美国，在中国组装生产，最终以跨国公司的品牌出口，在上游和下游部分均严重依赖海外。这种市场垄断的严重后果是它对我国经济安全带来实质性伤害。其次，跨国公司还对我国经济产生危害，为了吸引FDI，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给予跨国公司非常优惠的税收条件。而且FDI规模的扩大，产品出口对外商的依赖增强，给跨国企业增强自己谈判能力提供了条件。沃尔玛、家乐福等拒绝建立工会是公然对国家政策的违反，而微软在某些地区政府采购软件中的胜利实际上是对政府官员的收买。在此，韩国三星公司在西安投资建厂所产生的经济安全主要表现在：首先，三星投资的终极目标与西安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三星所投资的电子行业主要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但是不利于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这与西安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存在偏差；其次，三星公司若将利润集中汇出，则不利于西安市的国际收支平衡。

3.形成资本排挤或外逃，危害资本形成。第一，可能产生排挤内资现象，增加资本形成的成本。特别在东道国为吸引外资，提供较之内资更为优惠的政策。当外资选择和国内资金流向相同的产业，不如传统技术型产业时，优惠政策将降低外资的成本，从而非市场因素导致对内资的排挤现象。实际上，对内资的排挤增加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建设的成本。第二，减小国内储蓄倾向，危害资本形成。引入外资后，新的消费方式对国内产生示范作用，提高对奢侈品和相关服务的需求，国内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从而降低储蓄倾向，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外资对资本的形成效应是双方面的。第三，引发资本外逃，爆发金融危机，破坏良好经济环境。厦门大学李晓峰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因恐惧、怀疑或为了逃避本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或为了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当外资更多的为风险基金或投资于证券市场而非实物经济时，投机获利后将出现大量资金转移，目标函数由预期收益、风险、交易成本等组成的外国及地区私人投资者将有可能大规模撤资，引发信用危机和挤兑现象，引起汇率市场的波动，进而导致金融危机。资本外逃对产业结构调整极为不利,不仅表现在信用支持、资金支持上，还表现在临时的撤资对产业结构带来的冲击，加大在可预期的未来恢复的困难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4.危害或污染国内自然资源安全。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遭受“生态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些外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逃避母国或第三国严格的环境治理规定，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环保工作留下新的隐患。三星公司在电子项目实施过程中，避免不了会产生一些由于重金属、阻燃剂等一系列的工业原料、化学物品、可燃性气体所造成的各种污染。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会将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由韩国转至中国，大大地损害了我国国内的自然环境与资源，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安全，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三、充分引导三星项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1.塑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市场准入机制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要更为完善，这对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是鼓励和吸引外资的最佳途径。第一，市场开发力度要加大，要积极打造合理、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减少行政手段对其干预，进一步加强软环境的建设力度。第二，根据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制定政策，尤其对欠发达地区要进行政策倾斜，并制定科学的外资引进规划。第三，加强当地劳动者的科学文化建设，提高其整体劳动素养，进一步创造条件积极吸引国内外的高端人才，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进一步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2.法制体系与监督体系要建立健全。引进外资，必须要对相关的法规和立法进行完善，第一，能够表明西安大都市对外开放的决心，消除投资者的各种顾虑。第二，对引进外资进行有效管理和评估，规范外商和省内引资企业的行为，有效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第三，对投资者和投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防止金融风险。第四，对现有的引资法规要细化分析，以便有效服务于引资过程。第五，在引进外资时，加强对外资行为的规范管理，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作用，维持好市场持续，提高监管水平，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效率。第六，外管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并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3.拓宽引资渠道，利用多种引资方式。目前，西安市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还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借款，为了更好地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还应该鼓励其他一些投资途径。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对经开区国企和民企实行并购投资，以便更好地进行招商引资，壮大投资规模。同时，还可以鼓励外商进行风险投资，也可以成立中外合资风险投资基金等新型投资方式，并积极探索资产支持证券化项目、项目融资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国际通行的和新兴的吸收外资方式，鼓励与跨国公司合作。同时,也应尝试股权融资、海外基金融资、海外债券等国际金融市场的筹资新方式，以降低利用外资成本为原则，灵活机动地利用外资。

4.引导外资投向，区域结构平衡。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将外资引进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多方面、多层次加以考虑。近几年，西安市政府的引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过去的“全面引资”逐步向“有针对性的选资”方式转变，为当地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应做到：第一，积极鼓励外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资发展，改变过去传统的产业方式，加强市场监管，谨防外资流向房地产行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了保护环境，对污染大、耗能高、效益低的落后产业进行彻底淘汰。第二，加强外资吸引能力。通过招商引资，提高外资与产业的配套率，进一步发挥产业集群效益，带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发展。第三，加大外企的科技研发力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谁掌握科技核心谁就赢得市场的主动权，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5.提高外资的引进质量和利用率。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高低与投资规模大小将直接影响西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在今后外资的引进中必须在重点上有所突破，第一，利用外资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比如在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新材料研发、现代医药等领域形成自己的品牌和优势。第二，提升制造行业的技术水平，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强化当地产业升级及服务功能。有重点地在“高端”产业、“关联”产业、环境资源、技术合作、服务贸易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提高外资的引进质量和外资的利用率。

篇6

企业盈利增长放缓，公用事业板块受惠息口见顶

从2003年初开始的环球股市大牛市，已维持超过3年，主要原因是企业盈利跟随股市上升，支持着股市走势(图1)。不过近日企业盈利增长明显放缓，特别是美国的企业。首先，据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二季度公司税前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了20．5％，环比只增长了3．2％，大大低于第一季度的12.6％以及2005年第四季度的10％，美国企业盈利增长似乎已是强弩之末。其次，美国商务部称，调整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速为2．9％，大大低于第一季度的5．6％，而受房屋市场转弱以及能源价格不稳定等多种因素影响，美联储预计美国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增长步伐将比较平缓。此外，单位劳工成本继首季升9％(2000年以来最快)后，第二季又录得4.9％的增幅，高于市场预期；在生产增长放缓且其他通货膨胀压力仍不断上升的时期，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对公司盈利直接构成威胁。虽然预期企业盈利增长减慢，可是目前环球股市的市盈率维持在14倍左右的合理水平，因此，调整的幅度不会很大。

我们对公用事业类股份比较看好，因它的盈利较少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公用板块与整体股市的相关性并不大，而与利率走势相关性较大，在息口见顶和回落时表现最为出色。历史数据表明，每当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回落期间，香港的三大公用股就有不俗表现(香港实行联系汇率，港息跟随美息)，相反加息期间则会反复调整。首先，利率回落期往往代表经济放缓，利率见顶未必对整体股市有利，但是公用事业经营的是电力、天然气等民生必需的业务，经济好坏对其盈利影响不太大。由于盈利稳定，派发股息也容易预计，而当利率趋降时，股东要求的回报随之降低，运用股息折现模型计算股票估值的话，公用股的估值自然会被调升。

此外，许多环境因素有利于公用事业发展：公用事业以往大多是国营企业，营运效率十分低，但国营企业私营化是大势所趋，这有助提高营运效率、降低成本及加快发展业务；新兴市场经济增长迅速，公用事业的需求大增，比如中国的电网不断扩大，每年的增幅相当于英国的规模；政府对公用事业企业的管制逐渐撤销，这有助减低国家对行业的干预；京都议定书及碳排放证书(Carbon emissioncertificates)的落实会加快公用事业行业的汰弱留强，营运出色企业有机会显著增加盈利；风车及复循环燃气涡轮机等技术发展导致公用事业企业的成本下降及产量增加。

科技板块开始向好，台股值得长期关注

篇7

在这期间，BAT的整体估值从55亿美元涨到5000多亿美元，其投资布局和并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为中国市场风向标式的三巨头，在投中集团CEO金建华看来，BAT投资对中国市场影响非常大。

从以往BAT的投资项目来看，基本体现为三大方向：第一是完善平台建设、建立完整的生态链；第二是O2O的布局，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O2O布局；第三是深入金融、医药健康、文化领域等，实现流量变现。

所以，在投中集团董事长陈颉看来，现在是一个创业最好的时代。虽然当前有资本泡沫论出现，但很多TMT领域的投资人，一边叫喊资本泡沫论，另一边抢项目丝毫不手软。在过去的几年里，无论创业公司的数量，还是获得的融资数量都有一个巨幅的提升，主要集中在TMT等新兴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已经开始远远超过在PC端的投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可以通过朋友圈跟上千朋友保持很好的联络、沟通，可以和成千上万的司机、房产中介、餐厅、医生、美甲师、快递员等形成无数的小节点关系。把这些叠加在现有的商业模式上，产生的商业价值就是几何数的增长。

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投中集团举办了“2014年中国投资年会”，投资领域的大鳄云集，集体回顾2014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优化升级，探讨了推动了中国产融结合的核心因素，分享了产业整合进程中的投资机遇，评估未来市场可能聚焦的投资热点。

投资热点

移动医疗

近些年我国已初步完成资本积累和人口老龄化，可见预期，医疗领域将变得炙手可热，民众不止希望寿命能够延长，更希望有质量地生活。

就在近期，就已出现几起移动医疗的巨额融资案例。红杉资本合伙人陈鹏辉认为，移动医疗和移动互联网其他细分行业可能殊途同归，最后出现一到两个平台型的公司，但这不代表其他公司没有机会。在移动医疗领域，还将出现很多重度垂直型公司。所谓重度垂直，首先是专注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病种，真正能够给医生、患者以及生态链上的药厂、保险公司提供价值。“重度”的意思，就是挖掘得比较深。在重度垂直领域将机会多多，这一领域很多公司目前估值并不高。陈鹏辉认为，移动医疗肯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但是目前还看不到明显的变现途径。“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方向是非常好的方向，在某些细分领域仍然能找到有价值的、便宜的公司。”

但移动医疗行业依旧存在难题。投中研究院分析师李鑫认为，虽然资本对移动医疗的热情不减，但是很多移动医疗企业至今尚未有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投入的资金不能实现良性回收，未来的移动医疗将难以持续火热下去。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市面上的多数移动医疗企业均未解决一个核心问题：所有数据的最终接收端应为医生，但我国公立医院医生很难通过移动医疗设备及App为客户提供详细的专业建议。移动医疗虽然发展火爆，但真正解决了国内医疗供需矛盾的屈指可数。

投资热点

消费类O2O

在O2O领域，生鲜O2O与旅游O2O直接与消费市场相关联，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专注于消费和服务产业投资基金的加华伟业资本董事长宋向前表示，人们越来越愿意用移动互联的方式进行生鲜消费。O2O是围绕消费体验的，如果线下的体验和线上的体验差距甚微，消费者往往会选择高效率的方式。专注于消费品投资的钟鼎创投合伙人孙艳华表示，生鲜类O2O将会大行其道。当然现今中国的冷链运输还不够发达，钟鼎创投在供应链领域投资了十几家企业，特别是最近在消费升级的驱动下，市场对冷链的需求非常旺盛。

在旅游业方面，新的旅游销售模式频现，其中非常著名的是“今夜酒店特价”。

但在冰点CEO朱毅看来，酒店行业非常传统，直到今天酒店客房还只有20%左右是通过互联网销售。根据酒店行业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整个酒店行业出租率为56%，意味着每天有近40%的房间卖不掉，寻找新的销售渠道对酒店业来说迫在眉睫。冰点采取直销和尾单销售相结合的新销售模式，对酒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当然，新的渠道不能破坏酒店原有的价格体系。

孙艳华表示，旅游的链条比较长， O2O在整个旅游链条中，有很多机会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因此钟鼎创投非常看好这个领域。通过互联网手段，能够真正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和更好的体验。除此之外，用技术的手段打通信息，消费者还可进行评价。因为评价系统的出现，使得服务提供商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建立信用，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投资热点

互联网影视

互联网影视与内容本身在2014已经是投资市场的热点，2015年热度还将持续。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表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网看电影，将形成电影的点播收费模式。目前对盗版的管控已经取得成效，支付手段非常丰富，可以预见的是，形成点播收费模式的电影市场，将有大幅度增长。

王长田对当前电商介入电影业的现象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电商介入电影最重要的是为了获取用户，这也解释了之前打车软件成为各大电商公司争抢热点的原因。因此，在接下来的寒假和贺岁档，几乎各大电商平台都卷入了电影票房和用户的争夺战中，包括猫眼、淘宝、百度、新浪微博等。“如果陌陌哪天跟电影挂钩了，就可以看电影交朋友，大家相约在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拉手回家。”王长田笑言。

投资热点

智能机器人

德勤在一份2014年全球科技领域风投信心调查中表示，2014年全球在机器人领域的投资信心较2013年增长了14%，仅次于清洁技术的16%，远高于包括云计算、移动、半导体、医疗IT、硬件等在内的其他所有科技投资领域。

软银中国合伙人宋安澜非常关注智能机器人产业，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正在丧失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很多制造企业都有很大的工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先进制造、工业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软银中国将与大学教授一起共同关注机器人和先进制造方面的项目。软银中国新近投资了大连机床厂，做高端机床数控机床、机械手机器人，已经建成非常好的机器人实验室，也有相应产品推出。宋安澜觉得先进制造、工业自动化、人工智能这个方向非常正确，符合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求。

篇8

长期以来，台湾创投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投资对象。2010年，按投资金额占总投资额比例大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是：光电31．41％、电子工业13．07％、半导体11．88％、其他制造业10．90％、生物科技与制药8．73％，这五项共占创投总投资额的75．99％。近年来大陆创投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持续走低，但投资重点仍主要聚集于高新技术产业。2010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金额所占比例为52．4％，传统产业为47．6％。2010年投资金额最为集中的五个行业是：其他行业15．7％、传统制造业10．1％、新材料工业9．3％、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8．3％，金融服务7．8％，这五个行业集中了当年51．2％以上的投资金额。2010年对其他行业的投资跃居首位，主要是近年来以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技术为手段的一些新兴服务业如电子商务、动漫产业等很难按现有产业分类标准归类。可见，高新技术产业仍是目前两岸创投的投资重点，稳定成长的传统产业已逐步成为两岸创投共同的青睐。尽管如此，两岸创投在具体项目的选择上仍各具特色，投资行业各不相同，而且大陆创投涉及行业相对比较分散，而台湾创投资本流向则相对集中。

目前世界普遍实行的创投基金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限合伙制，另一种是公司制。2007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使得有限合伙制成为大陆创投的合法组织形式，但有限合伙制尚处培育期，还不成熟。台湾的《公司法》虽几经修改，但仍不承认有限合伙的法人资格。因此，公司制是目前两岸创投组织形式的首选。然而，两岸公司制创投基金的管理模式存在着较大差别。一般而言，公司型创投基金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管理模式：一是自我管理型模式，二是委托管理型模式。长期以来，大陆创投基金普遍实行自我管理型模式，这一方面是由于为了吸引投资者投资入股设立创司，须特别强调投资者对投资活动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尽管投资者作为股东并不完全熟悉创投业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陆基金管理人市场尚不成熟，加之相关法律制度缺位，难以对专业管理人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委托风险很大。相比而言，台湾创投基金实行的则是以委托管理为主的多元化管理方式，2010年台湾创投基金有79．37％是委托基金管理公司管理，1．06％是委托其他创投机构管理，19．57％是创投机构自行管理。

创投资本退出方式主要有首次公开发行（IPO）、并购、回购、清算等。与其它方式相比，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回报率最高，是创投资本退出的最佳渠道，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创投退出机制的关键内容。台湾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流动，如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报备股票制”，只要企业愿意随时公布其财务状况，就可以在主板市场上市。IPO以其高回报率、低损失度已成为目前台湾创投资本退出的主要方式，而并购、回购、清算等形式则较少被利用。此外，在台湾还有发达的“店头市场”及非上市股票的“灰市交易”（“graymarket”）等，使得创投支持企业可以随时通过“上柜”实现股权流通，这为公开发行但尚未上市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开拓了流通渠道。2002年以来，台湾证券市场上市（柜）公司家数呈现下滑走势，2010年台湾新上市（柜）公司数量为55家，仅为2002年的27％，但是，创投支持公司家数为33家，占当年度上市（柜）总家数的60％，创近年新高。相比而言，大陆创投资本的退出渠道更为不畅，退出效果更为不佳。虽然2010年大陆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已初步形成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构架，创投资本退出渠道进一步拓宽，但上市退出的比例仍偏低，股份回购仍是当前最主要的退出方式。2010年大陆创投通过回购方式实现退出的比例占32．8％，而通过上市实现退出的比例仅为29．8％，通过收购和清算方式退出的分别占28．6％和6．9％。回购退出意味着创投市场风险程度较高而使投资者倾向于风险规避，虽能达到迅速退出目的，但投资回报率较低，2010年大陆创投投资收入损失为21．19％。

海峡两岸创业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

（一）有利于两岸创投拓宽资本来源，壮大资本实力

虽然近年来民营资本、外资不断进入大陆创投领域，但大陆创投资本来源渠道仍相对较窄，对国有资本的依赖始终较为明显，而民间投资等所占比例则偏小。尤其是到2008年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才开始试点投资于创投业，所占比例微乎其微，这极大抑制了资本的活力和效率。相比而言，台湾创投资本来源渠道更为多元化，且对政府资金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民间资本相对活跃，主要来源于岛内法人资金，但是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投资由于受到台湾当局限制所占比例也不高，退休基金更是没有突破零记录。可见，如何扩大创投资本来源，是两岸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推动两岸创投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在更广泛的市场上解决筹资难题，优化资本结构，壮大资本实力。

（二）有利于两岸创投挖掘投资潜力，开拓投资市场

虽然两岸创投都以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投资重点，但项目资源各不相同，市场前景也相差悬殊。大陆经济前景普遍被看好，尤其是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要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成为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这为创投创造了丰富的投资项目资源储备，投资市场前景广阔，但大陆创投涉及行业相对比较分散，还未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台湾创投资本流向相对集中，以稳定成熟的高科技产业为主，尤其是2003年以来光电产业在政策的推动下多次蝉联投资金额第一。然而，由于幅员狭窄，资源有限，内需狭小，加之资本市场低迷，质量俱佳的投资项目资源不足，投资市场前景狭隘，处于“有技术、有资金、缺市场”的状态。因此，大陆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逐步形成自己的品牌效应；台湾可以把握大陆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进一步拓展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大陆市场，寻求新的发展项目，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三）有利于两岸创投改善经营管理，优化投资效果

在创投发展过程中，资本本身是被动的客体，优秀的管理团队才是主动的“灵魂”。虽然近几年委托管理型模式开始在大陆创投业“流行”，但自我管理型模式仍是主导，而这种模式存在许多弊端：董事会控制权太大，管理团队缺乏自主性和稳定性；出资人不熟悉创投业务，投资决策上存在盲目性，注重年度短期投资回报，投资的往往是那些短期之内有效益的非创投业务，减少甚至放弃对高成长性创业企业的投资，与创投基本特征相悖，这势必造成大陆创投发展的潜在危机。相对而言，台湾作为公司制创投基金实行委托管理模式的成功典范，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短线投资行为，但已经培养了较多创投专业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创投管理经验，有力地促进了科技成果商品化。可见，加强相互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大陆借鉴台湾创投基金管理模式，引进台湾高素质创投人才，有效地解决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创投机构因沿用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而带来的诸如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程度低、内部委托关系不明确、激励机制弱化、管理团队缺乏主动性和稳定性等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台湾创投人才的职业拓展。

（四）有利于两岸创投畅通退出渠道，实现投资目标

目前，台湾已采取了诸多独特而有效的办法推进创投资本上市退出，这些方法值得大陆借鉴，但台湾创业板（第二类股票市场）自2000年以来表现相对低迷，加之目前台湾证券市场仍未完全脱离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景气谷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投资本的退出。相比而言，大陆长期以来未建立起完善的适合不同企业尤其是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不能为创投资本的退出提供多渠道、高效率的股权交易平台，这就使得大陆创投机构的资金流动性严重下降，无法及时变现退出，大量创投资本沉淀在项目上。然而，大陆资本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目前全球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停滞，境外IPO退出通道急剧收窄的严峻形势下，随着大陆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及股份转让代办系统等的不断完善，两岸创投在IPO退出方面将面临良好的前景。通过两岸创投的交流与合作，可相互借鉴各方的有效退出方式，拓宽创投资本退出渠道，提升创投资本退出效果，实现真正的投资目标。

海峡两岸创业风险投资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从台湾方面看

首先，限制大陆资金进入台湾。长期以来台湾当局禁止大陆创投资本进入，两岸创投合作长期呈现着一种单向、不对称的关系。另外，虽然2008年6月30日起台湾当局开放人民币在本岛的兑换业务，为两岸企业资金的相互流入或汇出提供了便利，但人民币兑换每次以两万元为限，且两岸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货币清算机制，企业汇兑成本提高，企业汇率风险加大，这势必成为制约两岸创投合作的重要因素。其次，限制岛内企业转移大陆。台湾当局不仅从投资额度等方面限制岛内创投机构直接投资大陆，而且还限制岛内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转移大陆。而台湾不少科技企业主本身就是创投基金的投资人，限制高科技企业转移大陆无疑限制了创投基金跟随高科技企业进入大陆。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由于担心技术外流、产业空心化及失业等问题，台湾当局对台企投资大陆长期奉行“40％投资上限政策”，规定台企对大陆投资不得超过净资产20％－40％，对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半导体等产业的投资审核还尤为严格。尽管2008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取消台企赴大陆投资限制，给台企尤其是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松绑，但对部分企业仍存在对大陆投资不得超过净资产60％的限制，且这一松绑政策实行时间尚短，落实还不够到位，效果还不太明显。

（二）从大陆方面看

首先，缺乏完善的政策法规。大陆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促进两岸创投合作方面的政策法规，现有的关于促进创投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也不完善。例如，虽然2007年大陆对创投机构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但创投行业整体税负仍较重，且仍有一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并未有效落实。而且，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创投，政府干预较多，相关投资审批手续纷杂。另外，《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对创投还存在诸多的不适用，有些条文甚至与鼓励创投相违背，例如，《公司法》中对技术入股占注册资本比例规定了20％的上限就有碍于台湾创投的进入；现行的《知识产权法》也不完备，创业者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很好保护。所有这些都弱化了台湾创投进入大陆的积极性，阻碍了两岸创投的合作。其次，缺乏有效的退出渠道。有效的退出是创投实现资本增值和良性循环的中心环节。虽然近年来创投退出最理想的方式———上市退出的比例不断提高，但目前大陆资本市场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主板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仍较高，创投企业要在沪深证券市场上市难度很大；中小板、创业板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未上市公司股权转让代办系统试验区范围仍较为狭窄，等等，这些使得上市退出还未成为创投退出的主渠道。另外，股权回购不仅收益率低，还受到《公司法》的种种限制；并购转让或清算这两种退出方式又不符合创投运作特点，很难体现或实现高科技企业的潜在价值。这些使得进入大陆的台湾创投资本很难适时退出或套现，极大地弱化了对台湾创投的吸引力。第三，缺乏规范的中介机构。大陆创投中介服务体系尚处建立初期，评估、咨询等服务机构数量少，服务也不够规范，对创投发展形成了较大制约。一方面，使得资金的供给方与项目的供给方之间难以有效匹配，造成创投者找不到投资项目，或面对众多投资项目难以作出正确抉择，投资风险增大；另一方面，使得企业科技成果评价机制、财务信息披露机制等效率较低，不仅提高了信息交易成本，而且增加了道德风险，大大抑制了各类创投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这种由于规范的中介服务体系缺乏而引起的对创投发展的制约，将对台湾创投的进入产生消极影响。此外，人民币不能全面自由兑换，新台币与人民币兑换业务的试点范围还较狭窄，投资大陆的新台币或美元不能便捷地流入和汇出；两岸目前还未建立双边税赋协议，台湾创投在大陆的资本收益的两地双重征税问题没有解决，等等。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创投赴大陆投资的积极性。

促进海峡两岸创业风险投资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定位政府职能，不断完善创投政策法规

首先，要完善促进两岸创投合作的政策环境。要在完善现有创投发展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专门的吸引台湾创投进入、促进两岸创投合作的政策法规，在创投机构设立、创投引导基金申请等方面给予台湾创投更好的政策支持。此外，要改革现行的货币制度，加快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实现新台币与人民币的全面自由兑换，使得台湾创投在大陆所产生的收益能够顺利出境；尽快修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解决对台湾创投机构重复征税问题。其次，要完善促进两岸创投合作的法制环境。可在贯彻落实《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一部专门的《创业投资法》，遵循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切实创新创投组织形式，彻底解决创投的市场准入和双重征税问题；积极推进《公司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的调整工作。此外，加快制定统一的《中介法》，建立规范的官方或非官方创投中介服务机构如信息咨询机构等，满足台湾创投机构对中介机构的需求，有效地降低其信息交易成本，吸引台湾创投机构的进入。

（二）积极坚持市场导向，不断完善创投运行机制

首先，要完善创投的投融资机制。在发展初期，政府对创投的资金支持可以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带动民间资本跟进，但目前大陆还主要依靠政府资金来组建创投基金，这种做法混淆了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的概念，既限制了创投资金的来源和规模，又由于缺乏谋求高风险－高收益投资组合的动力、缺乏监督自律的约束机制而导致政府资金滥投放和使用低效。为此，要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作，改变政府投入为主、每个政府基金设立一个独立管理机构的做法，改组纯粹国有性质的各种投资公司，广泛吸引民间资本、外资、台资等进入创投领域，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各类社会资金为主体的多元化资金形成机制。其次，要完善创投的退出机制。创投退出路径选择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创投基金如何有效运用拥有的创业企业的股权，实现创投收益最大化。为促进赴大陆投资的台湾创投资本顺利退出，增强大陆市场对其吸引力，应积极完善主板市场，放松其对高科技风险企业上市的规定；继续推进中小板建设；完善上市标准较低的专为中小型、科技型企业服务的创业板；加速股权转让代办系统试点推广；在此基础上设立产权交易、柜台交易等市场，形成有效的产权流动机制。第三，要完善创投的人才机制。应通过学术交流、代培、兼职等多种形式，积极建立两岸创投专业人才的交流、合作机制，这既有利于大陆引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投资家、金融管理家等创投专业人才，又能促进两岸创投更好地进行交流与合作。

（三）大力发展科技园区，努力构建创投合作平台

创投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孵化器”，创投产业的发展程度决定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达程度。同时，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所带来的高收益又对创投产业有很强的吸引力，高新技术产业是创投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必要以高新技术产业的最佳聚集地———科技园区为载体，充分发挥科技园区对高新技术的聚集和带动作用，使其成为真正的创业中心集群、成为创投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例如，1988年大陆政府批准成立的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经过20多年发展，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自主创新中心和创业投资基地。再如，1980年台湾当局建立的新竹科技园区已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摇篮，也是台湾创投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大陆应以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为目标，不断完善现有科技园区，加快建立新的科技园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硅谷”，积极引导创投资本包括台湾创投资本向其聚集，形成科技园区与创投产业良性互动的局面，使其真正成为两岸创投的合作平台。

篇9

关键词：资本流出；对外直接投资；外汇投资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7年最新发表的《世界贸易与发展报告》指出：“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成规模地净输出资本，出现了资本总计从发展中国家净流出的局面，而且没有限制国内的资本形成”。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也指出：“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对外直接投资激增，整体流出达1 030亿美元，……预计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将会继续”。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流出量增长迅猛，2005年资本总流出量达11 804亿美元，是1995年的3.8倍。其中，亚太地区表现活跃，2005年和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200亿美元，在所有新兴市场地区中排名首位。这种趋势有违经济理论，即资本应从资本充足的成熟市场流向资本缺乏的新兴市场，因为后者的边际生产力更高，但现在的形势却正好相反，出现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怪现象”。鉴于亚洲新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地位及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典型代表性，本文以这三国的情况为主要依据，对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出的特点、原因和影响进行探讨。

一、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出的特点

(一)资本流出规模增大。总体说，一国生产要素：对外输出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劳务输出、产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最高级形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往往由于缺乏资金，常常是大量的资本流入而流出很少。所以，资本输出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专利。然而，2000年以来，亚洲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出却不断增加。为精确计算其规模，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法对亚洲三国资本流出总量进行测算，并利用错误与遗漏账户进行调整。通过分析可见，近年来，中国的资本流出规模急速上升，增长幅度较大，由2000年初的589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4 837亿美元，增长超过7倍。无论在总量还是增速上，都远远大于马来西亚和韩国。2006年，马来西亚和韩国资本流出总量分别为384亿和797亿美元，比2000年分别增长2.3倍和1.5倍。本文进一步把各国资本流出总量与各国同一年GDP进行对比，从1990～1996年与2000～2006年两时期资本流出的变化看，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都经历了显著的增长，资本流出的比例不断上升。

(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上升，资源寻求型投资日益重要。2006年，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额为1 03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0％，跨国并购总量达470亿美元。近三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71.3％，到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733亿美元；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年增率也分别达66％和32％。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增加的投资当中，有一部分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如中国正在建立第一个由尼日利亚、泰国等八个国家组成的海外经济贸易区域。根据中国商务部计划，未来几年还有50个类似区域建立，以便中国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进行投资。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以保障国内战略资源安全为主要考虑的大型国有公司海外扩张，成为亚洲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在各国政府的推动下，这些国有企业积极扩展其海外利益，迅速成为全球竞争者。如，在石油开采业，包括中国的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以及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在内的几家企业联合产量均已超过52 800万桶，而10年前的数字仅为2 200万桶。特别在过去两年中，中石油和Petronas先后在10多个国家建立起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基地；韩国也宣布通过韩国进出口银行对大型海外能源发展项目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这标志着以能源行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输出已开始远航。

(三)外汇储备投资增长迅速，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近年来，亚洲新兴国家积聚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中国，2007年初超过1.3万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年均增速约为31.7％，马来西亚和韩国分别为7.6％和10.2％。其中，韩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超过2 000亿美元的国家。这样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及增长速度必然促使各国的外汇投资迅速增长。虽然外汇投资的准确数字仍然神秘，但可从中国斥资2 000亿美元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并投资30亿美元购入美国黑石集团股份及韩国投资公司将110亿美元用于投资海外股市等大手笔中略见一斑。亚洲三国外汇储备的投资结构还十分相似，基本上都投资于海外高信用等级的政府债券、国际金融组织债券、政府机构债券和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其中有相当大比例是购买美国国债。如，2005年中国购买的美国长期国库券和美元现金共1 894亿美元，政府机构债券778亿美元，总计美国长期债券占当年中国对外投资的66.8％，马来西亚的比例略低为49.6％，韩国则高达92％。

(四)资本流出与大量的资本流入并存，资本流入的质量有所提高。随着亚洲地区资本流出的新趋势，原先就已存在的大规模资本流入，近几年也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从流入量说，该地区的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仅2006年流入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就创2 000亿美元的新高，其中跨国并购达540亿美元，绿地投资项目数达3 515项。从增速看，南亚和东南亚的增速稍高于东亚，但后者直接投资的流入正趋向知识密集和高附加值领域，可以说是投资质量的提高。以中国为例，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达690亿美元，而且中西部省份比往年获得更多；较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投资转移到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计算机设备、电讯设备和半导体。另外，在韩国的新投资也趋向于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研发中心和配送中心。

事实说明，亚洲新兴国家不但存在大量资本流出，而且也存在大幅度上升的资本流入，资本流动呈“大进大出”的特点，并且流入的地区和行业选择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二、亚洲新兴国家资本大量流出的原因

(一)宏观经济形势的驱动。近两年，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全球资本流动性增强，名义和真实利率较低，这些利好因素都推动了投资增长。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增长十分强劲，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如，中国保持着略高于10％的增长水平，马来西亚增长率在6％左右，韩国增长率也在4％～5％之间。这些国家成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因此，良好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的经济繁荣为各国资本输出提供了前提条件。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统计分析数据表明，随着国民收入的持续上升，流出资本量将逐渐增加：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左右时，流出的资本量会突然迅速上升；在2 600～5 600美元之间流出的资本量超过流人的资本量，出现净流出状况。截止200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韩国超过1.5万美元，马来西亚超过1万美元。虽然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整体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3 000美元，正处于大规模资本输出的“前夜”。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使亚洲新兴经济体不但取得了量的增长，实现了质的突破，也使其具备了对外资本输出的实力。

(二)为绕开贸易壁垒而寻求新的对外输出模式。长期以来，亚洲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不断增加，成为世界主要制成品出口地区，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2 177亿美元，马来西亚达367亿，韩国达292亿。上百亿以上的贸易顺差额，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亚洲国家常常被斥责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随着贸易量不断增加，亚洲新兴国家经常遭遇到一些国家设置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在这种条件下，为绕开贸易壁垒，减轻贸易争端及摩擦，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对外资本输出就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

(三)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三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数量有较大增长。进入2007年，三国外汇储备的增幅都超过1999年水平的2倍(或接近2倍)。特别是中国，仅7年间就增长8倍以上(见表1)。

亚洲新兴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数量巨大的储备资金需要寻找出路，而不是静静地躺在央行的金库里。因此，各国的资金正以金融资产形式迅速流出。总之，各国的外汇储备越多，购买的外国债券越多，资金流出也越多。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已成为亚洲新兴国家对外资本输出的经济基础和动力。

(四)逐步放开资本帐户与放宽金融管制。近年来，中国、马来西亚、韩国等都在放松对海外机构投资的限制，逐步建立政府隶属的投资公司，将国内资本疏导到国外。亚洲新兴国家对资本流出自由化采取的措施见表2。

各国资本自由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促进了资本的流出。此外，资本输出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渠道，也为亚洲国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手段。从全球和长远的眼光看，资本流出是亚洲新兴国家与国际大市场融为一体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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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 扩大内需日本经济史

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存在着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的客观要求。这次转型同日本以往发生的转型相比，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这次转型伴随着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第二，这次转型的失败使得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其后更长的时间里陷入萧条。关注汇率升值背景下经济的转型升级问题对于中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本文试从经济史的角度梳理汇率升值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说明汇率升值背景下，实体经济因素与虚拟经济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寻找经济转型实现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

一、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酝酿转型的基本情况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转型的酝酿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的主导产业由重化工业向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标志是日本政府1978年开始实施的《特种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第二阶段：以“广场协议”签署为界限，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动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方式主要有三个，一是继续通过政府财政投资的方式大规模兴建社会公共事业。二是从金融和土地政策角度推动房地产业发展。三是鼓励和推动电子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三阶段：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制造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银行出现大量不良债权，新兴制造业未能带来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大量增加，日本经济的转型陷入困难，整体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从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的结果看，这次转型并不成功。1980-1984年期间，对日本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商品服务出口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1991-2000年期间，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和商品服务出口。同前期相比，1991-2000年期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据对GDP增长贡献的前两名，表明日本国内需求对于整体经济增长贡献在加大。但显然，内需型经济自主增长的机制还未形成。表现在：（1）转型过程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很好地延续。1985-1990年期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幅度远大于其他两个时期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2）1985-1990年期间，对GDP增长贡献较大的国内需求部分，企业设备投资支出和居民住宅支出，在1991-2000期间整体对GDP的贡献为负。（3）从财政投资的效果看，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资的公共固定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在三个时期中增加明显。（4）1991-2000年期间，国内消费需求对GDP的增长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整体经济处于慢性萧条中。

二、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中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在日本经济酝酿转型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要素与虚拟经济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的不成功。

1、汇率短期大幅升值未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外贸顺差大量存在的格局。

从日本外贸顺差的整体格局看，汇率的总体大幅升值对外贸顺差构成了明显影响，但80年代后期，日本整体的外贸顺差保持在了11万亿日元以上，高于1984年10.5万亿日元的水平。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情况看，1986-1987年均保持了增长，在1988-1989年出现了下降，但仍明显高于1984年水平。

在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传统优势产业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日本国内由于日元升值带来了消费品价格下降和消费热潮的出现。而在短期居民消费热潮和低融资成本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国内设备投资热潮显现。日本国内设备投资与名义GDP之比在1986-1991年期间出现逐年递增。1987-1990年日本设备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2.7%，相当于同期经济实际增长率（4.7%）的2.7倍。这种资本形成率创下日本战后空前的高纪录。与日本国内设备投资热潮对应的却是日本国内家用耐用消费品市场基本饱和的状况。推动日本经济迅速增长家用耐用消费品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的普及程度在1985年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只有汽车的普及度还存在上升空间。

国内市场的狭小、出口增速的下降与设备投资过快增长的共同作用使得曾经推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传统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

2、在日元汇率升值背景下，日本国内短期即出现了经济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

在日本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房地产业被规划为扩大日本国内需求的主导产业。在房地产投资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1981-1985年间，日本市街地价格年平均增长5.3%，1986-1990年期间，日本市街地价格年平均增长7.98%，其中，1990年升幅最大，较1989年上升了14.1%。随后在日本政府“地价税”政策的影响下，房地产价格出现明显回落，但泡沫成分依旧严重。

1985年之后，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也出现了大幅上升，股价的泡沫化现象非常明显。股价指数最终在1989年达到80年代的最高点。最终，股价和房地产价格出现剧烈下降，给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带来了深刻伤害。

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过程中，实体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也积极参与到了虚拟经济的炒作中，泡沫的破灭，给企业带来了大量投资损失，资金运转出现困难。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体系中则形成了巨额的不良债权，银行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和保证资产的安全出现了惜贷，使得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正常运转所需的资金无法得到满足。

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是由国内和国际资本共同推动的。一方面“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国际市场上的流动资本对日元升值存在着强烈预期，同期，日本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有所提高，加剧了国外资本的流入虚拟经济的速度和规模。这些流入的资本有着强烈的短期增值要求，基本都选择进入到流动性较好日本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1986-198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日本国内本已存在的大量过剩资本也纷纷进入到股票和房地产市场。1986年之后实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日本国内企业设备投资增速出现明显上升，企业在将资金运用于实体经济的同时，也有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市。这部分资金同日本实体经济中本已存在的大量过剩资本一起推高了资产的价格。

实体经济中的资金除了大规模进入虚拟经济中以外，还出现了大量向境外的净流出。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日元在国外购买力的上升，出现了大量海外投资和实物资产购买。1985-1990年期间，日本国际收支项下投资收支均为净流出，1985年净流出规模为12.9万亿日元。1990年达到一个相对的低点，但净流出规模也达到了4.7万亿。资本的大量净流出，特别是生产资本的净流出，在日本特定的产业分工模式下，还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日本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

国内以房地产、公用设施建设、设备更新为主体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都在产能过剩的威胁下无法得到有效增加，传统制造业的外迁形成的产业空心化使得经济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动力。

3、新兴产业的发展难以上升为主导产业，带动日本经济实现全面复苏和持续增长。

首先，在产能普遍过剩的背景下，以资本节约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的的传统产业设备的信息化改造投资有限。其次，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发展的初期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了计算机的大型化、高速化和半导体芯片的大容量化、微型化等硬件技术方面，忽视了软件开发、终端设备制造和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忽视了信息通信产业在扩大直接消费领域所具有的巨大潜力。第三，日本国内的投融资体制对于新兴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存在一定的限制。日本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体制，资金供给偏于保守，资金难以流向高风险的中小型创新企业。而信息通信业中与终端消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研究要求有一部分对市场需求反应敏锐、开发速度快的知识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产品升级换代不断加快，投融资体制对于日本新兴产业的发展创新带来的局限日益凸显。

三、对中国内需型经济转型的启示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深刻挑战，如何在稳定和扩大外需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国内需求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一环。日本经济转型的不成功及其之后的长期经济萧条对于中国面临的转型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汇率波动情况看，单纯的汇率波动，不管是一次性大幅升值还是逐步升值，都不能够解决国际间的贸易不平衡。汇率波动压力的产生源自于国际间的贸易失衡，而贸易失衡反映的则是不同国家产品价格的国际竞争力差异和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价格优势通过汇率的波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但技术、劳动生产率和低成本的优势通过汇率升值无法直接消解。另外，相近行业的企业可以通过战略结盟的方式实现流通环节优势互补，特别是外贸为主企业和内贸为主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帮助外贸企业建立国内的销售网络，扩大国内市场的销售，同时帮助内贸企业建立起在国外的销售网络，扩大在国外的销售。

2、面对汇率的明显升值，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汇率升值的预期一旦形成，必须重视对资本跨境流动、资产泡沫的监管。必须采取措施对本国过剩资本的流向加以引导。同时，政府的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过于频繁和大幅度的调高或调低利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同时，不应大幅度削减低风险资产，特别是本国国债的流量和存量，避免银行资产中高风险资产运用比例的被迫升高。

3、从根本上消除汇率短期大幅波动的压力，应关注本国出口主导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国内市场的饱和度，加强国际间的技术引进、技术转让，实现国家间的水平分工体系和垂直分工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同时不断加强本国创新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培育新兴主导产业。

4、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选择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产业时，应高度重视新兴产业在扩大就业和扩大消费方面的能力和作用。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远未完成。传统制造业产品和新兴电子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应积极发挥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在扩大投资、促进消费方面的作用，积极推动信息通信业中终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制造。同时，积极扶持电子商务业，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

5、应逐步完善国内的中小企业投融资体制，特别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体制，规范和推动民间资本参与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使有限的资源尽可能集中到与新兴主导产业相关的部门和行业的研发中。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与技术的发展，日本贸易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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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领域;投资市场;投融资体系

现代经济的发展与金融业息息相关，金融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逐渐成为现代各类资源有效配置以及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当前文化科技领域正面临着深刻变革，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新型产业建构，还是文化科技内部资源配置、外部结构重组，都离不开金融和资本的推动。深入研究一个区域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体系建设情况，对推动本地区文化科技产业转型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文章通过电话采访、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式，对铜陵市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体系建设现状进行深入调研，分析铜陵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体系建设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1研究基础

国外学术界对于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的研究较多，特别是对文化科技领域融资形态、趋势也作了深入研究。PatriciaAberdeen与JohanNesbit(2000)指出文化科技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具有乘数效应。金禅智(2006)提出基于营利与非营利角度分别制定扶持政策。Berger(1998)认为中小文化科技公司更适合采用债券融资模式，也需私募基金的支持。Riding(2001)提出健全担保体系，确保融资顺畅。Bink-man(2005)认为需要保险公司鼎力支持。我国学者高旸(2010)指出现阶段面临融资渠道窄、金融支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葛欣航(2012)提出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两种作用的建议措施。钟韵(2011)、王颖(2014)提出加快知识产权证券化、上调文化科技企业外资投入规模等意见建议。黄玉波、刘欢(2014)对版权资产产权化、资本化、金融化进行探讨。张苏秋、顾江(2015)对文化科技金融风险及防范机制进行研究。在地方投融资体系研究方面，赵伟(2018)对北京，陈怡(2015)对浙江，霍明奎、张肃(2017)对吉林等地从资金来源、融资渠道、政策支持、风险控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2问题分析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随着文化科技产业快速发展和金融改革逐步深化，铜陵市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体系初步建立，投融资渠道逐步走向多元，投融资主体结构趋向合理，金融对文化科技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据初步统计，目前，各类资本在铜陵市共设立产业基金36只，认缴规模179.35亿元，到位资金99.83亿元，投资项目96个、投资额90.83亿元，其中具有较强科技含量、主要投资科技领域的达21只，涵盖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先进结构性材料、半导体等方面，有效支持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科技企业发展。同时，铜陵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等立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精心修订铜陵文化产业、旅游休闲业资金奖补政策，计划每年统筹政策资金870万元，推动原创文化产品创作生产、重大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文化旅游市场主体扶持，最大程度释放政策的“红利”。但也发现，铜陵市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体系建设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和问题，需要着力解决。(1)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政策体系不健全，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仍然存在，和其他领域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还比较突出。铜陵市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方面政策文件不健全，至今尚未设立政府主导的市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各级财政资金多采用因素分配法或竞争性分配，“无偿变有偿、资金变基金”的改革尚未迈出实际步伐。大多数中小文化科技企业达不到银行对抵押物和风险控制的要求，或者难以获得融资，或者融资成本过高。(2)融资渠道多元化发展缓慢，债权融资占比过高，以银行信贷、企业债券为主的债权融资仍然是文化科技领域融资的主渠道，现有投融资服务与文化科技领域改革发展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文化科技投融资生态仍需进一步完善。文化领域投融资缺乏亮点，近年来没有投资在5亿元以上的项目落地，在建项目资金短缺情况严重，如浮山风景区年年都列入省重点文化投资项目，年年都完不成投资计划。市文司没有发挥在建初期确定的文化项目实施平台、文化资源整合平台、文化投资运作平台、文化品牌战略平台“四大平台”职能作用。(3)文化科技和金融融合创新不够，文化科技产业众筹融资、投资基金市场持续趋冷。近年来，金融机构虽然在文化科技和金融融合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体力度不大，文化科技金融创新成果不足，成效不显著，个别领域、局部环节还比较保守。特别是“文化+金融”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各家银行为文化企业尤其是小微文化企业服务意识还不够强，对文化小微企业惜贷恐贷现象存在，金融促进和调节文化产业发展的杠杆作用不明显。(4)文化科技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不充分、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现阶段，各类评估、登记、质押、担保、托管和机构等相关文化科技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很不健全，难以发挥沟通桥梁作用。铜陵市所有中介机构对无形资产进行的价值评估、登记、质押等均缺乏成熟的评估方法，多数从没有接触过相关业务，更没有相关技术和手段。(5)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已经成为产业基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考验。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专业性强、风险大，对专业化投资管理人才的要求较高。铜陵市无论是外部环境、内部待遇还是成长空间对此类人才都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从整体上看，铜陵市专业人才缺乏导致管理力量薄弱，跟不上基金发展壮大步伐，不能为“基金部落”的良性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文化科技领域尤其如此。当下铜陵市产业基金筹资渠道狭窄，资金来源主要是市属国有企业自身发债或信贷融资，一旦资金链断裂，极易引发连锁反应，特别需要专业人才和管理团队在基金运作中发挥专业作用，防范投资损失和潜在风险。

3趋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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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脆弱性，来自于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所导致的严重的道德风险和大量的或有债务。整个信用系统都在套体制的利。这是此次流动性冲击背后的真正风险所在。

如果这次调控仅是抑制增量，那货币就不可能收得太紧，高利息不可能拖太久（高利息下资产下行将引致经济的硬着陆），因此存量还得靠“庞氏”融资延续，这样争取以时间换空间；如果敢动存量，意味着违约和银行坏账就允许出现，允许企业破产重组，这可能要准备经济提前着陆（经济短期可能下行的幅度很大甚至衰退），经济将向死求生，但长期看应该是好的。

结果会怎样？一切取决于宏观层面对经济下行容忍的底线。 “稳住不破裂”

中国经济的状态，简单说就是“稳住不破裂”。官方强调，坚决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总理讲要“稳定世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我们的体会是：未来的宏观政策，政府不太可能采取比较激进的方式挤破经济的泡沫，“以时间换空间”和“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共识。

防止经济泡沫破裂，目前主要靠两个手段。

一是维持汇率的强势以稳住国际收支。央行对于人民币干预实际上包涵两层含义：一是直接入场买卖外汇；二是对于中间价管理，在人民币升值的基本面消失后（真实经常账盈余萎缩），对于中间价的管理可能成为央行的主要干预手段。特别是注重营造人民币中间价的强势，来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中间价进二退一强势，关键时点向市场注入预期引导。

央行在关键时点的作为，往往给市场注入方向引导的强烈信号。我们的体会是：可能宏观层觉得短期内用强势的即期汇率来维持国际收支和资产价格，比直接放水的负面效应要小。

特别是2012年12月之后，人民币汇率（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间价）与美元指数开始呈现明显同向关系（而在此之前两者都是明显反向关系），即美元强势上涨，而人民币强势升值。

如果人民币盯住的一篮子货币是稳定的，人民币兑美元2012年12月以来的强势走势表明，在这个篮子中一定存在一种或几种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是强劲升值的；如果没有，那只能是另一种情况发生：即这个篮子是可以被改动的，或者最近半年的人民币中间价的确定没有再参考先前的一篮子货币。

尽管今年1月-4月的累计外汇占款增加了1.2万亿元人民币（去年全年只有5000亿元），但新增外汇占款的构成出现了显著变化，主要不是来自实体经济盈利，更多来自金融层面主动对外负债的上升。央行维持汇率强势的意图某种程度为跨境套息行为做了“担保”。

我们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一季度中国内地对香港转口贸易的出口增速只维持去年增速20%（今年一季度内地对香港的出口增长了74%），那么一季度中国的经常账盈余可能只有223亿美元（虚增了328亿美元），只占全部国际收支盈余的18%。2005年-2008年这个比例高达75%，2009年开始逐级下降。

去年资产项目出现1100亿美元的巨额逆差，今年虽然国际收支盈余录得一定的恢复，但结构严重变差，来源已不再是经济盈余，而是对外负债。这凸显出上半年宽裕的流动性状态脆弱性的一面。

二是用一个非常宽的货币环境来帮助巨额存量债务存续。2009年-2012年，中国经济的整体债务率上升了近60个百分点。

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达到了GDP的2.21倍（从今年一季度的信用扩张状态看，杠杆可能还在快速上升，因为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显著超过名义GDP增速12个百分点）。横向比较，则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水平，这些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水平，而中国的人均GDP仅为6400美元。

中国目前的债务率，甚至比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经济体显著要高，1997年韩国的银行体系对国内债权占GDP的比例是144%，而至2012年末中国的银行体系对国内投放的信用规模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182%。

今年上半年出现了“融资热、经济冷”的宏观状态。1月-5月社会融资总量膨胀至9.11万亿元，同比多3.12万亿元，广义货币增速显著反弹至16%，但经济增长相当乏力（一季度经济增长环比只有6.4%），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社会融资总量中的重复计算可能存在。如在现有金融双轨制的背景下，国有经济部门和大企业能获得大部分低成本信贷资源，也可以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低息债券和企业债获得资金，然后再通过委托或者信托贷款的形式通过银行进行跨企业的信贷活动，从中获得利差收入。这些资金最终主要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市场。其次，票据空转来虚增存款也是近年来银行应对“冲时点”的常用手段，如此虚增了部分信用。

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是相当一部分资金实际上并未进入实体经济活动。我们知道，很多信用投放通过“影子”银行或银行的“影子”业务最终进入融资平台和地产，但为什么这些信用在平台和地产的经济活动没完全反映出来呢？

这些企业存款增加用途存疑。恐怕相当部分资金只是在维持存量债务的存续，滞留在偿债的环节。债务堆积在货币层面反映的是货币周转速度不断变慢，货币量快速上升，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新增货币的推动。

以2012年末非金融部门的存量债务规模（114.8万亿元人民币），假设以年率5.5%-6%计息，一年利息支出6.3万亿-6.9万亿元。这一年中还会有本金的偿付，假设中国的本金偿付非常宽松，所有到期债务都能展期，光利息支出占社会净融资的比例就会超过三分之一。

鉴于生产和流通环节的长期通缩状态，目前一般性贷款的实际成本已经接近10%，企业的实际债务负担在显著加深，我们认为，未来不排除中央银行会主动推低贷款利息，减轻存量债务负担。 流动性前景：“衰退性宽松”

近期流动性紧张的表象是6月传统资金面相对比较紧张的时间窗口，往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有的并不构成流动性紧张的必然因素。

此外，整体上商业银行的备付金水平还是可以的，至5月底全部金融机构的备付金水平（1.7%）并不算特别低，比2011年一季度至三季度不足1%的备付金水平要好很多，彼时流动性也没有紧张到今年6月20日的程度。

今年6月1日至21日央行向市场净投放的资金量高达2800亿元，去年整个6月央行的净投放是2300亿元左右。今年6月外汇占款新增可能比较疲弱，但去年6月外汇占款新增不到500亿元，这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两相比较，今年市场流动性的紧张程度和去年同期不至于差别如此之大。

“钱荒”风波反映了整个信用市场的流动性错配可能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存在硬着陆的脆弱性。今年总需求衰退非常厉害，一季度经济增长的环比下降至6.4%，利息还上升，哪里来的货币需求？如果货币需求不来自于实体经济活动的话，那么只能是来自金融层面，即债务存续产生的需求。

6月以来，央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在给市场传递出明确信号，意图是警告、震慑，提醒银行注意流动性管理，打压市场的风险偏好，这些政策信号都值得肯定。未来商业银行需要更加谨慎地管理好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的意图可以理解，具体操作可以商榷。通过流动性冲击可能并不是控制信用扩张的最佳方法，宏观经济的固有症结更难以依靠对金融市场的简单约束而解决。金融系统内生反馈机制可能会显著加大系统性风险。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脆弱性，来自于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所导致的严重的道德风险和大量的或有债务。整个信用系统都在套体制的“利”，这是此次流动性冲击背后的真正风险所在。

我们体会，央行的主要目的还是抑制增量，货币政策若真收紧，存量资金链就有断裂风险，中央政府要求的底线就会失守。换句话讲，在现行体制下，中国很难主动进行实质性的去杠杆，除非未来出现这样场景：泡沫破裂之后进行债务重组和减记。

流动性偏紧的状况虽然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但其后大概率会呈现“衰退性宽松”：资金需求下滑的速度可能比供给更快。因为此次后，银行的行为会变得谨慎，客观上会起到抑制增量资金进入平台和地产，使得融资市场竞争性下降，债务供给压力减轻。

随着经济的下行和信用投放的减速，央行会逐步修正长短端利率的倒挂，恢复货币市场正常的流动性状态，银行会逐步感受到资产配置的压力。所以，在“衰退性宽松”状态下，M1、M2和社会净融资增速呈现收敛态势，但货币市场利率恐怕也会下行。

未来标债（利率债和高等级信用债）问题不大，但非标债权不排除会出现信用违约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目前已有讨论：中国债务率如此之高，未来崩溃的时间点在何时？即“明斯基时刻”何时到来？

债务问题背后的实质是经济增长问题，债务快速堆积的实质是收入增长的衰退，简单讲，就是生产率不行了。事实上，中国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满足“明斯基时刻”的一些条件：融资活动出现“庞氏”特征；宏观上，名义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信用膨胀的速度；微观上，投入资本的回报率不能覆盖利息率，企业需要举新债来还利息，甚至需要举新债来缴税。

所谓“明斯基时刻”是需要触发条件的，无外乎被动的和主动的。从目前中国的政策动向观察，出现后一种情况概率不大（至少下半年），如此决定经济能拖多长时间的关键变量实际上就变成了外部风险的状态。 谨防外部风险升级

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美国经济复苏呈现加快的迹象，对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讨论会逐步升级；二是安倍经济学遇到难关，日债一旦进入高波动状态或诱发整个亚太区资产市场的剧烈动荡。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扎破中国经济泡沫的“刺”。

经过四年的结构调整，美国经济复苏趋势在逐步加强。企业部门生产率改善明显，同时有效控制了劳工等成本，所以盈利和现金流都比较理想；私人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去杠杆也取得了显著效果，特别是随着股市上涨和地产的复苏，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加速，财富效应和资产型储蓄的上升可能持续地提振消费。

然而，美国就业市场恢复相对缓慢，就业市场的疲态可能不仅仅是周期性因素，还存在结构性因素。研究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后发现，次贷危机后该曲线可能已经较危机前明显右移，经济提供的就业岗位一直在增加，但实现就业的人数往往低于预期，这是因为经济结构变化很快，而人力资本的结构跟不上。所以奥巴马政府最近向国会提交了大幅放宽技术性移民的法案。

美国就业市场难点在于低端劳动力的就业。低端劳动力只有两个方向能够大量吸收：一是建筑业；二是美国家庭负债表改善以后，消费带动的吃喝玩乐等低端服务业。这两个方向都和房地产密切相关。当下美国房地产投资开始出现加速迹象，不少地区房地产销售出现“跳价”现象。旧金山联储行长John Williams预计，就业市场将在夏季发生重大改善，如果如此，那么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讨论将逐步明朗化。

与美复苏加快，对应成立的几个概念：债务收敛、全球整体美元流动性呈回落态势、银行开始信贷扩张、美联储停止扩表甚至开始缩表，因此，公债收益率将会上升、上升的速率将快于通胀（真实利率上升）、经济不惧利息的上升，因为收入跑得比利息快，故黄金衰落。

经济内生动能开始发力时，一般会出现两个表征：利息跑得比通胀快，实际利率是上升的；收入跑得比利息快，经济不怕利息的回升，因为利息上升恰恰是经济增长加速预期的结果。观察最近的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以及通胀指数国债（TIPS）收益率利差的显著回落，显然这次美债收益率回升来自于经济增长动能增强的强烈预期（实际利率上升），而非通胀。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核心（美国）—夹心层（日本和欧洲）—（新兴市场包括资源型经济体）”结构框架下来理解未来的全球资本流动。

假如十年期美公债收益率进一步到3%，而新兴市场经济由于自身的结构性缺陷，自2011年以来就呈现衰退趋势，最近开始加速下行，其长期利率的中枢趋势向下（它们将逐渐失去高息货币区的吸引力），将显著地低于过去20年的黄金时段，原有的全球货币收益结构的平衡将会被彻底打破。

最近新兴市场撤资迹象极为明显，这可能才刚刚开始。如果美债收益率出现持续上升，会触动美元套息平仓，欧债、日债以及全球资产估值的高地（东亚+澳洲经济体）都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新兴市场资金撤离和美元回落同时出现。这是因为现行的美元指数是由六种发达国家货币加权构成，其中欧元权重57.6%、日元权重13.6%、英镑11.9%，合计83.1%，所以美元指数反映的是美国与欧洲和日本等夹心层之间的货币交易，而不是直接反映美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货币交易。

夹心层的融资货币主要是日元的携带交易，但最近的欧元可能已变成了下一个日元，即通缩和结构性问题导致欧洲经济将长期低迷（日本化），利率维持在低位。而同时德国强压危机边缘国紧缩的政治意愿下降，使得欧元区解体的尾部风险降低，这样欧元可能逐步成为另一个夹心层的融资货币。

在“核心（美国）—夹心层（日本和欧洲）—”这个结构下，夹心层经济平稳时，资金流向，这时其货币贬值；当夹心层经济动荡时，套利交易平盘撤资，其货币升值。

这次新兴市场撤资主要还是由于日本经济的动荡，安倍经济学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股票暴跌，国债下跌，对银行资本影响极大，日本银行的资本系统与股票涨跌有很强的“人质效应”，这样会造成信用收缩，上世纪90年代就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虽然自去年11月以来日元的大幅贬值确实提高了出口部门的利润，并在拉动日本股市大幅上涨的同时增强了消费者信心，但其尚未导致出口订单数量出现实质性的提升。

出口颓势被认为符合“J曲线效应”，汇率走软会使一国的贸易状况在长期内有所改善，但就短期而言则可能扩大贸易逆差，因为海外客户调整供应商或需数月时间。

进口却由于日元贬值导致燃料、食品、服装以及半导体等进口成本大幅上涨，进口费用升高给日本工业品、消费品价格带来影响，国内通胀预期开始出现。由于通胀预期出现，大型银行4月净卖出中长期为主国债2.7万亿日元（约1605亿元人民币），而3月净买入7800亿日元，投资方向出现逆转。

长债收益率开始显著上升，并诱发日金融部门资产减值的预期，进而可能导致信用紧缩效应，从而加深经济的衰退。5月23日开始，日股在此预期下诱发获利盘大幅抛售而暴跌。

这仅仅是这一逻辑的开端。面对长债收益率的上行，日本央行几乎没有选择，只能通过进一步量宽将其压回去。日元短期会受息差影响而产生反弹，但在日本央行实施量宽后又会重回跌途。

日本公债收益率短期被压回后，如果“胀”的预期消除不了，收益率可能又会重拾升势，这或是条不归的路径。最不好的结果是，由于日金融部门资产损失减记的压力，可能导致海外撤资或引爆整个泛太平洋资产市场下跌浪的展开。

中期来看，日元贬值形成的外部风险是人民币未来的重大隐患。因为和过去几十年不一样的是，现在日本的高端电子产品、汽车和工业产品是跟韩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等邻近经济体直接竞争。这种情势有可能逼迫东亚其他经济体压低本币汇率。作为这个区域内几乎是唯一缺乏弹性的货币，人民币将显著地放大这种风险，从而对2013年中国的经常账户构成明显的压力。

中国央行的汇率政策在“夹板”中左右为难。一方面，若要支持经常账户，就应要求人民币弱势应对“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另一方面，要照顾身后庞大的经济泡沫（房地产和产能），需要人民币保持强势，一旦人民币汇率形成自我实现的贬值路径，将引致资产价格快速下行，对国内信用紧缩压力会陡增，因为过去十年的人民币信用供给是以资产升值而扩张的，人民币资产的缩水意味着信用条件显著提升，由此而产生巨大货币收缩效应，从而导致经济失速和人民币更强的贬值压力。

“虚火”的人民币强势是“慢性毒药”，可能导致经常项目盈余恶化，最终加剧资本外流。如果刺破了资产泡沫，无疑会形成全局性收缩的压力，有可能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未来若出现外部风险升级，我们相信中国央行会选择“SLF（常设借贷便利）+SLO（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RRR（存款准备金率）”（只可能下调）的货币工具组合予以对冲。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基本是万能的，实在不行，可以直接创设短期流动性调节的资本工具，投放基础货币。然而，全社会信用更取决于风险偏好，所以央行短期内恐怕也不能完全对冲风险偏好的崩塌，例如在2008年9月至2009年那一段时间里，美联储也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稳住局面。

我们看到的场景可能是：（1）充沛的银行间资金市场，加上信用萎缩的社会融资；（2）安全资产（政府信用保障的）成为资金追逐的“香饽饽”。 中线风险：“缩”远大于“胀”

中国经济中线的风险是国内的通胀，还是外部风险升级所引发的通缩？

如果中国新的一轮通胀真正起来，条件有两个：一是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抑制失效，新一轮需求扩张开启；二是美元升值和日元贬值还没有累积到足够强势，即外部风险没有升级。

如果外部风险升级，泛亚太会出现资产崩塌的风险，经常账盈余收窄和资本项逆差扩大，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熊市与中国通胀不太可能并立。中国经济中线“缩”的风险远大于“胀”。

中国的地方政府经济活动受到有效抑制，虽短期经济动能衰弱，但资金面相对宽裕还是可以维系，即国内的状态还将是“弱经济+宽资金”（当然，与上半年比较，宽的性质会有所变化，下半年更可能是被动性的）。

未来打破这种平衡的变数： 一是新领导下决心加快出清（推动过剩产能的清洗，进行存量债务重组减记） ；二是外部风险的升级（密切关注夏季美国的就业市场、安倍实验的进展）。

今天中国经济的症结是，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至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大量错配至低效率的部门，以至于许多企业已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这些僵尸型企业难以灭亡，并占据大量信用资源而得以存活，导致生产率显著衰退。

成功地去杠杆，一定是找到导致收入衰退的原因，能克服之从而使收入增长重新恢复了动能，使得收入增长开始快过债务的成本。失去活力的肌体不彻底死去，收入的活力是回不来的，很难无痛过渡到去杠杆阶段。这叫“创造性破坏”，所谓“发展中解决问题”，现实中是没有的。

历史上走出债务困境只有两条路径：一是抽货币付出萧条的代价（主动挤泡沫，让该死的都死掉，某种程度意味着“创造性破坏”的发生）；二是“水多了加面”，叫货币深化，把政府控制的资源重新释放给市场，在中国叫产权改革。

尽管主动实施经济的减速要经历阵痛，但减轻痛苦的辅助政策依然很多：强化资本项管制，可考虑出台“类托宾税”政策，防止短期资本大进大出； 经济主动减速时，可以迅速松绑汇率管制，增强弹性的货币将为已经建立了完整产业链的中国贸易部门的增长提供极具竞争力的新基础； 要变被动为主动，对待存量债务一定要采取一整套综合治理的方案，甚至不排除必要的金融救助措施，进行资产置换，类似于当年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即（AMC）的撇坏账模式，如发长期低利率特别债券对现有银行债权进行购买，积极推进债务重组。

篇13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实现了向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周期超常扩展，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1997～2000年内实现年均增长4.55%的突出业绩。与此相适应，美国的对外贸易也出现了历史上最快的增长。美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大幅度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巨额逆差成为了90年代美国外贸发展最为突出的特点。

(一)进出口规模大幅度扩张

在过去的10年内，美国的商品、服务贸易都取得了快速增长。商品进出口贸易总值从1991年的9079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9960亿美元，增长了2.2倍。进口增长了149%，出口增长了85%，商品贸易逆差则增长了6.7倍。而服务贸易的扩张势头更猛。1992～1999年，全部服务出口年平均增长了6.5%。到2000年，服务贸易至少已占美国出口价值的38%和进口价值的17.5%。

由此可见，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它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进口国的地位。

(二)美国已形成相对稳定均衡的进出口商品结构

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商品进口结构中，处于第一位是的资本货物，占贸易值比重从1989～1990年的23.0%增长到1999～2000年的28.2%，增长了5.2个百分点，增速最快;处于第二位的是消费品，比重为22.5%增长了1.5个百分点;处于第三位的是工业设备，其比重为21.9%，比10年前下降了5.3个百分点;处于第四位的是汽车及组件，比重为16.6%，比10年前下降了1个百分点。此外，食品进口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其他商品进口增长了1个百分点。

与进口结构相比，美国的出口商品构成变化比较显著，即在相对稳定的出口结构中重者更重。如占出口值第一位的资本货物从1989～1990年的37.8%增长到44.8%，增长了7个百分点;同期，工业设备占出口值的比重虽然从25.8%降至20.6%，降了5.2个百分点，但仍占出口值的1/5;消费品出口比重增长了1个百分点，汽车及部件比重增长了1.3个百分点，食品和其他商品出口比重分别下降3.1和1个百分点。资本货物和工业设备两类出口占总出口值的65.4%。

二对贸易逆差的成因分析及新的认识

关于美国巨额外贸逆差形成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因素来分析：一方面是短期因素即暂时性因素，如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长期因素，也即基本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1.短期因素

美元汇率偏高是影响外贸平衡的重要短期原因之一。美国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由于美元的强势地位使得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对国外的购买者而言过于昂贵了。(注：JosephQuinlanandMarcChandler,TheU.S.TradeDeficit:ADangerousObsession.)

1999年美元对外汇率变化不大，但在2000年开始升值，在贸易加权年平均基础上，美元对广泛使用的7国集团货币升值5%。美元对欧元升值15%，相反，对日元贬值了5%。(注：SurveyofCurrentBusiness,April2001,p.29.)近几个月来美元汇率不断下跌，然而美林银行2002年6月20日公布的月度调查仍显示，即使在目前的汇率水平下，多数全球基金经理人依旧认为美元还是被高估。

此外石油及其制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进口石油是美国贸易逆差中最大的单项商品。美国政府通过实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空气清洁法案等，限制石油的开采，并鼓励大量进口石油和石油制品，美国最大的前20位石油供给国中，有15位同时列于美国最大的35个贸易逆差国之中。2000年，因油价上涨仅石油进口额即高达1200亿美元。据资料显示，这两个原因是2000年美国外贸逆差陡增1000多亿美元的主要原因。

2.经济全球化因素

近20年来，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发生的更深刻的变化是经济国际化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国际间商品、劳务与资本市场的相互依存加深了。加速的全球化，使得美国经济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好地在国际经济中扬长避短，这势必导致美国在大量出口的同时需要大量进口。因此美国对外贸易出现较大逆差是十分自然的。

美国经济中每年资源消耗约占世界资源总产量的30%。因此美国必须从中东、非洲和世界各地进口大量的资源，特别是矿物燃料如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以及各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这些商品进口造成的逆差即是资源性逆差。同时，美国进口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轻工产品、纺织服装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机电产品。这类进口弥补了美国大众对基本消费品和国民经济对部分生产资料的需求，是对美国社会再生产的必要补充。由此造成的逆差为补充性逆差。这两大类商品源源不断进入美国市场，已构成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再生产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同时从国外的低成本进口也大大节约了美国国内资源、保护了本国环境。此外由于技术与产品的多样化、差异化、国际分工格局以及各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差异等原因所造成的一些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逆差也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必然产物。因此正如昆兰教授指出，现在进出口贸易再也不是表明美国全球销售和竞争力的一张有效的记分卡。

3.经济结构性因素

战后美国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拥有了极强的科技优势、资本货物的生产优势以及服务出口优势，由此构建了对美国最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

美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途径：

(1)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发展。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是指贸易参加国既出口又进口同一部门或某种同类型制成品，也被称为双向贸易(two-waytrade)，或贸易重叠。随着战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各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处于快速的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带来了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引致世界产业发展史中第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即各产业部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调整和重新定位。由此导致战后国际分工体系的迅速发展和深化，各国间产业内贸易规模显著扩大。

如表3显示，当代美国对外部世界的产业内贸易已达到很高的程度。资本货物综合产业内贸易指数已高达0.994。半导体，工业发动机，泵和压缩机，通信设备，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机械，发电机械，电力设备和部件等特定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也接近0.90或0.90以上。其中出口大于进口的主要有半导体、民用航空器、发动机和部件、科学、医院和医疗设备和部件以及钻油、采矿和建筑机械。这表明在这些类别中，美国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这是美国近10年经济结构进一步提升、主导产业进一步高附加值化、主体产业加速现代化的结果。

(2)跨国公司内贸易空前发达

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成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深化的主力军。而美国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战略的通行做法是使交易内部化。其结果是公司内贸易迅速发展，同时这也成了美国产品贸易出现高赤字的主要原因。

以信息技术企业为例，众所周知，美国信息技术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一直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然而，正是这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领域，其产品贸易逆差1990年为115亿美元，到1999年竟高达660亿美元。1994年计算机、设备贸易开始从顺差转为逆差，1999年美国电子计算机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到2000年，仅计算机、设备和部件贸易逆差就达342亿美元。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信息技术企业大都实行全球化经营，将交易内部化。由于受到低成本的外国生产商的竞争压力以及国外放松对FDI和资本输入的限制，美国许多信息技术企业已把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一些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

从整体来看，美国企业更愿意通过它们海外子公司向国外的市场提供信息技术产品，而不是从本土向这些地区出口产品。现在，美国公司在全球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建立了大约23000个分公司。与此同时，许多日本和欧洲的公司也已经开始把在销售地建立分公司作为进入外国市场的主要渠道。如在1997年，日本在美国的FDI比美国在日本的资产价值累计多640亿美元。据统计，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有近一半由跨国公司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贸易构成。

事实上美国跨国公司已成功地实现了全球化和跨国经营内部化战略。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内部化是实现规模经济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有利于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但也掩盖了美国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

(3)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美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另一重要特点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是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表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反映创意和知识活动价值的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美国服务贸易始终保持巨额盈余，1999和2000年分别为806亿和810亿美元。美国保持了服务贸易的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进口国地位。但与迅速扩大的商品贸易相比，其服务贸易顺差几无变化。如1998、1999、2000三年分别为800亿美元、806亿美元、810亿美元。因此，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商品贸易逆差，但缓冲作用有所下降。1998～2000年分别为32.4%、23.3%和18.0%。

4.制度性原因

制度性因素主要是指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因素。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产生也缘于一系列政策因素。最突出的是美国出于各种原因对他国实行的单边贸易政策。所谓单边贸易政策是指美国政府为压制某些国家改变其行为而单独实施的制裁。在实行单边制裁时，美国公司不得在被制裁的国家做生意，致使外国竞争者得以在那里建立前途无量的合资企业。显然这使得美国公司在这些市场处于不利的地位。

单边制裁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而且效果极差。单边制裁通过关闭美国在世界某些地区的公司，极大地加重了美国企业的负担。甚至在制裁取消之后，影响还迟迟无法消除，美国公司发现很难在失去的外国市场中重新赢得一席之地。

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1995年，由于美国的制裁行为，美国公司出口方面在26个国家输给外国竞争者至少150亿美元。对美国工人而言，这意味着失去了20万个就业机会。据全国制造商协会说，美国在1993～1996年实行制裁使美国“不得进入”价值7900亿美元的出口市场。竞争力委员会1994年的一份报告发现，8次制裁行为使美国年销售额损失60亿美元，并失去12万个与出口有关的工作。

三贸易逆差对新经济的贡献

首先，从经济的宏观面来分析，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处于均衡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产量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之前的AS曲线之形状是向上倾斜的，在产量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之后AS曲线之形状是垂直的。

从美国的劳动市场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左右，甚至低于这一水平，基本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产品市场上，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的不断涌现，企业的经营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已经从供给决定消费发展成为消费引导供给的阶段。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把美国经济看做是一种供给约束型经济。在该经济中，总需求处于较高水平并且有充分弹性，所以在无资源闲置和供给过剩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变动不会引起收入的变动，而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大幅波动。因而，国民收入的提高取决于供给能力的改善，国民收入是供给的函数。

附图

如图，若增加需求，AD曲线向右上移至AD''''，收入不变而价格水平上升;若将供给曲线向右移至AS''''，则国民收入由Y增至Y''''，同时价格略有下降。由此可见在供约约束型经济下，贸易顺差于国民收入之间会形成一种负相关的效应。

其次，大量相对低价的日用消费品和资源性商品的进口弥补了国内相关生产的不足，提高了国内的总有效供给，弥补了消费缺口，从而有力地抑制了经济的过热，防止通胀的重燃，使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国内价格总水平降低，为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

消费者价格指数近二十年来始终维持了较低的水平。GDP连锁价格指数，以1996年为100，1997～1999年分别为101.95、103.23和104.77。三年平均增幅仅为1.59个百分点。除去食品和能源以外的核心通货膨胀率1996～1999年分别为1.6、1.6、1.1和1.4。(注：EconomicReportofthePresident,2001,p.285.)这与经济的全球化和低价商品的进口有密切关系。

再次，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有利于美国扬长避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提升，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中美间的分工和贸易关系即为典型例子。如，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普雷斯托维兹指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除纺织业外，主要发生在那些我们已不再生产同类产品的工业部门。

此外，大量的廉价进口品的“冲击”推进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信息技术的发展，并带动了整体经济的繁荣。大量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加速了美国相对落后的产业淘汰和转型，从而促进了美国新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它的发展又带动了许多其他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传统产业的更新改造。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素质，最终降低了失业率。

最后，美国每年高达1万多亿美元的商品进口使其得以继续保持在国际贸易中的第一大国地位。

四恰当地认识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在美国国内人们普遍担心巨额外贸逆差会使美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下降，但事实上随着美国经济的转型及新经济的成长，在存在巨额逆差的同时美国仍然保持了其超强贸易地位。

(一)美国在世界商品贸易中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进口国的地位将继续保持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对外贸易收支逆差不断扩大，同时其商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持续相对下降。美国商品出口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从1974年的32.5%，到1980年降为10.8%。但在80年代以来的20年里，在对外贸易收支逆差不断扩大的同时，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份额。美国商品出口在世界商品出口中的比重大体维持在11～13%之间，显示美国经过较长时间的结构性调整，其商品贸易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已基本稳定，并呈现出增长的势头。

(二)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再度显著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决定美国国际竞争力从而影响外贸收支的长期的基本经济因素，也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相对变化。

让我们通过美国政府使用的三个表示或衡量国际竞争力的指标来分析：一是单位劳动成本指标的相对变化，用以表明使用美国劳动力生产商品的相关成本竞争力;二是制造业出口商品的相关平均单位价值的相对变化，用来表示美国出口商品的相关价格竞争力变化;三是实际汇率变化，这是将名义汇率对国内外相关消费者价格指数做相应调整后的汇率变化，因此它可用来广泛地表示货币对外国商品和劳务的实际购买力的变化。(注：EconomicReportofthePresident,1992,p.276.)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高峰后，所有这三个测定美国国际竞争力的指标都大大地改善了。美国相关成本的相对低廉加上劳动生产率指数的较高水平，使美国制造业从总体上说来仍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借以维持相对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三)美国是当今全球最大最强的服务贸易出口国

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结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推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在迅速发展的国际服务贸易中，美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也日益提高，80年代已达1/3以上。

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转型成效的逐步显现，新型的经济结构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出更大的竞争优势。美国的服务贸易逐步扩大，独占鳌头，持续领先，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最大出口国，又是服务贸易的最大进口国，并成为服务贸易的最大盈余国。

美国服务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90年代初，服务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服务进口增长速度相反，近年来，服务进口的增长速度相对高于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1990～1992年，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6.6%、10.1%和9.7%，服务进口的增长率为：15.1%、1.7%和2.4%。然而在1998～2000年，服务出口分别增长1.7%、3.5%和9.0%，服务进口分别增长7.1%、4.7%和12.5%。尽管如此，服务贸易仍然保持巨大的顺差。这种情况表现出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服务贸易的再一个特点是，服务出口在总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高于其他主要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近几年内服务业出口的部门结构中知识、信息密集型的服务部门的比重明显增大。这种结构突出地显示了新经济的特点。

伴随着技术不断创新和一系列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在高技术出口中将继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从长期看，美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有利地位将长期保持，并将具有良好的出口前景。

五关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的讨论

从1982年以来，美国的经常项目一直保持着巨额的逆差，到2000年已达到了4350亿美元，为GDP的4.4%。与此同时，美国的股票、债券大幅增值，外资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些发展直接引发了关于贸易逆差的大讨论。焦点是赤字会长期保持目前的水平吗?赤字得以持续的原因是什么?什么能够引起赤字下降?

从长期来看，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可以持续的。关键就是使得赤字持续的因素有哪些。一种观点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美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正如美国著名金融学家麦金农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大多数的国际金融和商业活动都是以美元为交易货币的。根据美联储的数据，从1980～1998年，流通中的货币量从1248亿美元增长到了4922亿美元，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8%。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了一种自然垄断。这种地位使美国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规避大量的货币风险，并使得政府在采取货币政策时可以不考虑汇率的因素，将焦点集中在国内经济目标上。同时，美元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因此如果逆差的持续扩大导致美元大幅贬值时，其他国家也会动用手上的外汇储备来干预美元的下跌，来维持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如此前对于美元价格下跌，美国政府至今未表示过什么态度。但是，日本政府对此却十分敏感，日本央行迫不及待地抛售日元购买美元，以遏制日元汇率上升。此外，即使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其他国家时，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其他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将增加美元的需求。

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外资的大量流入。美国资产的较强吸引力使得资本大量地流向了美国。因此当美国的贸易平衡恶化时，又从国外引入资本从而改善了资本账户，贸易赤字可以由资本流入来弥补。美国经济学家RichardCooper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他提出了一系列理由说明美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第一，美国固定收入投资的风险比新兴市场经济小。第二，股票收益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高也更可靠。第三，美国资本、债券市场比其他国家更具流动性、更透明，并对投资者权利提供更大的保护。如人们购买美国二三十年的长期债券，这种债券利息从来没有拖欠过。同时他也分析了外资对美国所具有的经济意义，根据Cooper计算外资对美国的投资超过美国对外投资约有4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外国储蓄的8%，抵消了目前的经常项目赤字。克莱因教授也指出，一个国家，只要其他地方愿意对其投资，那么它就可以容忍赤字。2001年，以组合投资的形式，美国吸引了总计达5300亿美元的外资。这意味着平均每月流入440亿美元以弥补赤字。然而目前资金流入出现不振，美国财政部公布，2002年1月该数据跌至113.4亿美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一个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美国目前经济虽自2001年的短暂衰退中反弹，但对复苏力度的疑虑打压了金融市场，担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4%的经常账户赤字无法维持下去，外国投资者开始从美元及美股撤离，外资流入将减少，美元已出现贬值。

篇14

一、2009年前三季度对外贸易运行情况

2009年以来，世界经济大幅下滑，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中国外贸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一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政府果断决策，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方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出台了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等一系列稳外需政策措施；各地及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扎实工作，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广大外贸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切实增强竞争力，千方百计稳住老客户、开拓新市场。从总体来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各项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国外贸发展出现积极变化。前三季度，外贸运行的主要特点是：

(一)进出口规模逐步扩大，同比降幅有所收窄

去年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557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9％。其中，出口8467亿美元，下降21.3％；进口7112亿美元，下降20.4％。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进出口分别为4289亿美元、5179亿美元和6109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24.9％、22.1％和16.7％；其中出口分别为2456亿美元、2761亿美元和3250亿美元，下降19.8％、23.5％和20.5‰进口分别为1833亿美元、2418亿美元和2859亿美元，下降30.9％、20.4％和11.8％。进入三季度以来，随着稳外需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和国际市场需求趋稳，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0亿美元，9月份达到1159亿美元，创下今年以来单月出口新高，同比降幅也收到15.2‰在国内需求扩大等因素带动下，9月份进口达到1030亿美元，是今年以来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下降3.5％，降幅首次缩小至个位数。前三季度外贸顺差1355亿美元，同比下降26％。

(二)资源性产品进口价格大幅下跌。价格下降对外贸影响明显

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弱、竞争更加激烈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进出口价格同比持续下降。前三季度，出口价格累计下降6.1％，进口价格下降17.5％。剔除价格因素，前三季度出口和进口分别实际下降16.2％和3.5％。主要资源性产品进口价格降幅均超过两位数，前三季度原油进口平均价格下降48.6％，铁矿石下降45.5％，初级形状的塑料下降29.5％，大豆下降28.6％。

(三)大宗商品进口量继续增加。机电产品进口降幅缩小

去年前三季度，大宗能源资源商品进口量保持较快增长，其中铁矿砂进口量增长35.7％，原油增长8.2％，初级形状的塑料增长30.6％，大豆增长12.8％，但7月份以来大豆进口过快增长势头出现逆转，9月当月进口量下降33.5％。受扩大内需带动和加工贸易下降趋缓影响，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年初大幅下降后，二季度以来趋于好转，前三季度机电产品进口3459亿美元，下降16.8％，高新技术产品进口2174亿美元，下降18，1％，降幅均已低于进口总体降幅。(见表1)

(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滑程度较轻。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降势趋缓

受益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政策措施，加上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国内竞争优势明显，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降幅明显低于出口总体降幅。去年前三季度，服装出口785亿美元，下降10.2％5纺织品出口431亿美元，下降13.7％；鞋类出口209亿美元，下降5.6％；家具出口177亿美元，下降8.5％箱包出口92亿美元，下降9.7％；玩具出口56亿美元，下降11.3％。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年初下降幅度较大，但随着国际市场需求有所回稳，出口信用保险和信贷等支持力度加大，降幅逐步收窄。前三季度机电产品出口4964亿美元，下降19.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558亿美元，下降17.7％。其中三季度分别下降16.9％和11.5％。(见表2)

(五)加工贸易降幅逐步缩小，一般贸易出口降幅有所扩大

由于加工贸易以IT等机电产品为主，产业链相对较短，在危机爆发初期所受冲击较大，2009年前五个月加工贸易累计出口降幅一直大于一般贸易。6月以来，随着外部需求状况改善和稳定加工贸易发展政策逐步见效，订单有所恢复，加工贸易出口明显回升，同比降幅已经小于一般贸易以及出口总体降幅。前三季度，加工贸易出口4085亿美元，下降19.7％，进口2243亿美元，下降23.9％，其中9月份加工贸易出口下降11.4％，进口下降6.9％。与此同时，前三季度一般贸易出口3785亿美元，同比下降24.5％，降幅呈现扩大态势，主要原因是2008年一般贸易保持持陕增长导致基数相对较高，进口3812亿美元，下降16.4％，其中9月份增长1.7％，2009年以来首次实现正增长：

(六)民营企业受影响相对较小，国有企业进出口大幅下滑

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经营机制灵活，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加上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受危机的影响程度相对较轻。前三季度，民营企业出口2390亿美元，下降15.5％，进口1225亿美元，下降2.1％；外商投资企业出口4702亿美元，下降21.1％，进口3842亿美元，下降20.6％；国有企业出口1375亿美元，下降30.2％，进口2045亿美元，下降28％。

(七)对美日出口降幅缩小，对部分新兴市场出口降幅较大

去年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对美国、日本等国出口降幅持续低于出口总体降幅。前三季度，对美国出口1573亿美元，下降16.9％，对日本出口698亿美元，下降18.8％。对香港地区、东盟的出口降幅近几个月也明显收窄，已经低于出口总体降幅。前三季度对香港地区出口下降20.6％，对东盟下降16，1％。但对欧盟以及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出口下降幅度仍然较大，前三季度分别下降24.1％、48.9％和37.3％。同时，自欧盟和美国进口分别下降9.2％和12.4％，均明显低于进口总体降幅。由于资源和能源产品国内需求回暖，自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降幅已大幅收窄，分别仅下降4.0％和10.9％。(见表4)

从前三季度情况看，在世界经济大幅下滑、国际市场严重萎缩的严峻形势下，中国进出口规模逐步扩大、降幅收窄，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这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关于稳定出口、扩大进口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出台的各项措施是及时有效的。

二、2009年全年对外贸易形势分析

从国外来看，世界经济形势中的积极变化不断增多，国际金融市场趋于稳定，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结束一季度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态势，衰退趋势减缓并走向复苏，主要先行指标不断改善。美国三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增长3.5％，四个季度以来首次实现增长。日本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升至54.5，

达到三年来的最高，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9个月上升。欧元区9月份总体经济信心指数达到82.8，创一年来新高。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加快，二季度分别增长6.1％和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增长预期改善，将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由-1.4％上调至-1.1％。这些都将有利于国际市场需求低位企稳。从秋季广交会情况来看，国际市场需求也出现一些暖意。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基础不稳固、动力不足，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外需萎缩的局面及影响还在持续。主要经济体失业率继续攀升，美国9月份失业率达到9.8％，创1983年以来新高，欧元区8月份失业率升至9.6％，创欧元区诞生以来新高，日本8月份失业率5.5％，也处于十年来高位。金融危机导致居民财富大幅缩水，美国等国家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制约居民扩大消费。受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和新兴行业尚未形成规模投资的影响，投资需求自主增长动力不足。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显著回升的难度很大。贸易保护不断加剧，摩擦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明显增多。据世界银行统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有17个国家一共推出约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超过100亿美元。目前一些国家还在着手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出口恢复的阻力。

从国内来看，中国政府将进一步落实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和融资担保等政策，稳定和逐步恢复外贸进出口。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企业信心，改善企业经营外部环境。随着稳外需各项政策措施效应进一步显现，加上2008年四季度进出口已经开始下滑，基数相对较低，2009年后几个月进出口降幅有望进一步收窄甚至出现小幅回升。综合各种因素，预计2009年全年中国进出口降幅将收到20％以内。(见表5)

三、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展望

从目前情况分析，2010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缓慢复苏，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总体趋于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1％，其中发达国家将增长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增长5.1％。各国稳定金融市场的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金融市场风险降低，融资功能正在逐步恢复，反映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和风险程度的LIBOR／OIS利差和TED利差已经大幅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增强了金融机构放贷的信心。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金融机构筹集大规模资金，专门为外贸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困扰国际贸易的融资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有利于企业开展对外贸易。但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世界经济复苏将是艰难曲折的，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难以明显恢复，中国外贸发展仍面临很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外需难以大幅反弹。主要发达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扩张空间有限，美国2009年财政赤字达到1.4万亿美元，是2008年的3.1倍，赤字率高达10％，创二战以来新高。德、法等国财政赤字率均超过3％的控制目标，日本财政赤字率达到9.4％，各国基准利率也处于历史低位。就业形势好转一般滞后于经济复苏，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可能继续恶化，消费和投资自主增长难有明显起色，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难以出现大幅回升。

――主要经济体自顾性增强，贸易保护主义加剧。随着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由于各国经济复苏进程不一，国际间的政策合作意愿减弱，协调难度加大，处理不好将会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在国内压力下，主要经济体自顾性会进一步增强，将优先解决国内就业、产业发展等问题，继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和保护措施，贸易保护主义将日益加剧。即使世界经济复苏，国际贸易也不会出现大幅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仅增长2.7％，低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

――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出口面临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一些国家还表示将通过扩大出口来缓解国内贸易赤字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进一步上升，并且可能继续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争夺国际市场。这将使中国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在传统优势产品领域面对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挑战。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高位震荡，企业经营风险增加。随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需求将有所回升，在超低利率水平和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投机炒作和美元汇率走低等因素可能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中国企业的进口和出口成本。一旦世界经济复苏遇到挫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高位剧烈波动，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此外，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出口产品将面临更大的降价压力，企业的利润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削弱中国企业发展后劲。

同时，也要看到，保持中国外贸发展仍有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

――中国工业门类齐全，企业竞争力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和新兴产业，工业化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加工制造和产业配套能力大幅提升，为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拥有大量高素质劳动者队伍，生产效率高。出口产品大多属于中低档，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需求弹性小，受危机冲击相对较轻。加上中国产品性价比高，部分原来购买高档产品的外国消费者可能转而购买中国产品，反而会增加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进出口企业先后经历了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加工贸易政策收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部需求萎缩等考验，应对复杂环境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

――新兴市场贸易规模偏小，发展空间大。长期以来，中国与新兴市场的贸易规模相对偏小，尽管近年来随着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较快增长，但在贸易总规模中的比重仍然不高，贸易额与双方之间的经济规模也不相称，发展空间很大。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市场多元化战略进一步深入实施，贸易往来日趋便利化，中国发展同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大有可为。

――“走出去”方兴未艾，带动出口效应明显。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一大批国内优势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发展当地经济和就业的同时也带动国内产品出口。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外国公司为摆脱经营困境，国际合作意愿增强，一些国家和地区吸收外资政策相对宽松，并为刺激经济大量投资基础设

施，这些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机遇。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企业将会更广泛地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也将成为带动中国产品出口的重要渠道。

综合分析，2010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总体向好，但也面对很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外贸发展的积极变化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强发展的信心，也要充分估计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把各方面的困难和风险考虑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各种挑战的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支持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广大企业要加强自身管理，苦练基本功，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对外贸易健康稳定发展。附件一世界经济贸易形势

一、当前世界经济贸易总体形势

随着各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深入落实，以及超低利率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大量流动性，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消费和投资开始缓慢恢复，经济结束自由落体式下滑并逐步走稳。其中，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下滑速度明显放缓，日本、德国和法国的经济恢复增长，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走在了复苏的前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对世界经济的预期改善，纷纷上调经济预测数据。OECD认为，全球经济衰退已经结束，发达国家经济在2009年第三季度恢复成长。其中，美国、德国、日本和欧元区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均将呈现正增长，第四季度除日本可能出现反复外，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将继续增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将对全球经济复苏做出更大贡献。IMF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09年世界经济萎缩1.1％，降幅低于之前的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1％。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重创世界贸易。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额下降了40％。另据各国海关数据，2009年上半年，世界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贸易均出现大幅下降。其中，欧盟、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出口额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30.4％、24.7％、37.3％和33.4％；进口额分别下降34.2％、32.5％、32.3％和28.9％。虽然国际贸易形势自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好转，降幅收窄，但仍然高达两位数。WTO预计，2009年全球贸易量将萎缩10％，其中发达国家下降14％，发展中国家下降7％。IMF预计，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11.9％，预计2010年世界贸易将恢复增长。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影响，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规模为1.7万亿美元，同比下降14％。2009年一季度，全球FDI流入量同比下降44％。其中20国集团流入量同比下降36％，流出下降42％。全球并购活动继续呈现萎缩态势，据国际并购咨询公司MergeMarket的报告称，2009年上半年全球并购总量和总额均为6年来最低，其中全球并购量同比下降47％，并购额下降43.3％。联合国预计，2009年全球FDI降至1.2万亿美元，下降30～40％，2010年将回升至1.4万亿美元，2011年升至1.8万亿美元，但仍未达到2007年的水平。(见表1)

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中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

1.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

目前世界经济已停止下滑势头，开始出现企稳复苏迹象，主要是各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的结果，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不足，复苏的进程将是艰难曲折的。由于各国经济复苏进程不一，政策调控的侧重点不同，各国对未来政策退出存在明显分歧。IMF警告，虽然现在退出为时过早，但各国必须着手限制非传统刺激政策的蔓延，有效降低央行的资产负债，逐步收紧货币政策。政府介入过深、退出过晚，都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政府退出过早、步调不一致，又会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各国政府推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何时退出以及如何退出，成为影响未来世界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在促进经济复苏和防止通货膨胀方而取得平衡，确保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将是一个严峻考验。金融危机导致居民财富大幅缩水，储蓄率持续上升，制约消费扩大。由于缺乏新的赢利机会，加上目前产能普遍严重过剩，新的投资需求短期内难以明显回升。因此，全球经济即使实现复苏，未来增长速度也将是缓慢的，同时不排除中间有所反复。IMF预计，2010年至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略高于4.7％，低于危机前几年的平均水平。

2.高失业率和通胀预期并存

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就业蒙上巨大阴影，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就业形势日益恶化。美国去年9月份失业率达到9.8％，创26年以来新高；欧元区去年8月份失业率升至9.6％，创欧元区诞生以来新高；日本去年9月份失业率5.3％，也处于十年来高位；发展中国家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联合国预计，2009年至2010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5000万，发达经济体到2010年的失业率会高于10％。国际劳工组织预计，全球就业率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估计要花4至5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全球都将面临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后，为稳定金融市场、刺激经济复苏，各国央行纷纷大幅度降低利率水平，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基准利率分别降至0～0.25％、1％和0.1％，均创历史新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央行还采取非常规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带动原汕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火幅反弹，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

3.国际贸易竞争和保护主义加剧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需求大幅萎缩，，国际贸易出现严重下滑，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竞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扩大内需受阴的情况下，纷纷提出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尽快复苏，甚至通过本币大幅贬值、增加各种形式补贴等手段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千方百计争夺国际市场，预计未来国际贸易竞争将更加激烈。为促进本国经济尽早复苏，各主要经济体自顾性会进一步增强，将优先解决国内就业、产业发展等问题，继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和保护措施，贸易保护主义正成为阻碍世界经济贸易复苏的重大威胁。WTO报告显示，去年4月到8月短短5个月时间，20国集团就出台了91项新的潜在的保护主义措施。据世界银行统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有17个国家一共推出约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企稳复苏的关键时期，抵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前景

美国2009年一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折年率下降6.4％，为近30年来最大降幅。二季度下降0.7％，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5.7个百分点。三季度增长3.5％，为连续四个季度下滑后

的首次增长。美国经济复苏状况好于预期，主要得益于美国一系列的刺激经济计划，以及前所未有的货币和财政干预措施。但由于消费者支出依然疲弱，未来复苏的力度和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观察。一是需求疲软将继续拖累产出增长。二是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但就业市场依然疲软。预计美国失业牢将在2010年一季度触及10％，2010年底缓慢降至9.5％。IMF预计，2009年美国失业率为9.3％，2010年为10.1％。另外大幅增加的联邦赤字也成为未来经济加快复苏的障碍。IMF预计，美国经济在2009年收缩2.7％后，2010年将增长1.5％。

欧元区欧元区经济在2008年三季度陷入衰退，2009年一季度继续下滑2.5％。得益于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包括“旧车换购新车”计划，欧元区经济下滑速度在去年二季度明显放缓。制造业订单、采购经理人指数、出口等经济指标都呈现向好势头。欧元区的经济支柱德国和法国在去年二季度重新实现经济增长。欧盟委员会预计，欧元区经济整体可于三季度出现增长，从而正式走出衰退。但由于金融业依然脆弱，危机对劳动力市场和政府财政的影响尚未全面显现，部分成员国的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中，欧元区经济复苏之路恐难平坦。另外，欧元区国家在退出战略方面存在的分歧也有可能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若德国率先实施退出计划，而法国等国继续坚持刺激经济计划，欧元区经济复苏可能而临挫折风险。而在引领低碳经济方面，如果能够建立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投资和税收刺激计划，以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则有利于促进欧元区经济加快复苏。IMF预计，2010年欧元区经济将增长0.3％。

日本出口和投资是过去几年日本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自2008年四季度至20094年一季度极度恶化，分别下滑13.1％和11.7％。在政府财政刺激方案带动下，2009年二季度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开始增长，工业生产也走出低谷，带动经济增长3.7％，为五个季度以来首次正增长。其中，外需对当季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6个百分点，也是5个季度以来首次由负转正。但日本依赖外部需求的增长模式有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复苏的掣肘，一旦外部环境再度趋紧，日本经济必将出现反复。与此同时，就业恶化、设备过剩仍将是日本经济自主性复苏的主要障碍。IMF预计，2009年日本GDP将下降5.4％，在发达经济体中降幅最大。从较长时期看，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主张鼓励消费和中小企业发展，减少政府管制，提倡培育尖端技术，加强与美国和欧洲的区域经济联盟和合作，有望为未来日l本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对新兴市场和发展-辛经济体产生明显冲击，特别是对出口依赖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严重。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停止下滑并走向复苏，初级产品价格反弹以及政府刺激政策逐步见效，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已率先复苏。2009年二季度，中国、印度和巴西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7.9％、6.1％和6％；俄罗斯经济在二季度创纪录萎缩10.9％之后，去年8月份制造业出现止跌回升迹象。IMF预计，200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为1.7％，2010年将达到5.1％。

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考验，一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一旦复苏遇到挫折，将对外向型发展中国家带来冲击。二是各国刺激政策退出步调不一致，各国间的利差扩大，将刺激国际投机资金大量流动，引发汇率和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三是国际金融经济秩序改革能否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将极大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附件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从2009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和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政府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不动摇，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紧紧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扎实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经济企稳回升势头逐步增强，总体形势积极向好。

去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1781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呈逐季加快增长态势。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2500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106477亿元，增长7.5‰第三产业增加值88840亿元，增长8，8％。

1.农业生产形势稳定，粮食获得丰收。全国去年夏粮产量12335万吨，比上年增产260万吨，增长2.2％，连续六年增产。早稻产量3327万Ⅱ屯，比上年增产167万吨，增长5.3％，全年粮食继续获得丰收。肉类产量稳定增长，去年前三季度猪牛羊禽肉产量5280万吨，增长5.6％。其中，生猪出栏4.6亿头，增长6.4％；生猪存栏4.7亿头，增长2.2％。

2.工业生产增速逐季加快，工业企业利润降幅趋缓。去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民8.7％，比上年同期回落6.5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5.1％，二季度增长9.1％，三季度增长12.4％。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8.7％，轻工业增长8.7％。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7.5％，中部地区增长8.7％，西部地区增长13.8％。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前三季度工业品销售率为97.4％。去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6747亿元，同比下降10.6％，但降幅比1-15月份收窄12.2个百分点。

3.国内市场销售平稳较快增长，居民消费价格环比由降转升。去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676亿元，同比增长1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0％，比上年同期加快2.8个百分，一氧。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013亿元，增长14，8％；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663亿元，增长16.0％。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增长15，0％，住宿和餐饮业增长17，4％。去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其中，城市下降1.30％，农村下降0.7％。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下降0.1％，居住价格下降4.4％，其余商品跌多涨少。从月度看，居民消费价格环比去年7月份由下降转为持平，8、9月份分别上涨0.5％和0，4％。

4.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去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5057亿元，同比增长33.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33177亿元，增长33.3％，同比加快5.7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21 880亿元，增长33.6％，加快10.3个百分点。在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一、二、三产业投资分别增长54，8％、26.9％、38.1％，一、三产业投资增速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分别增长28.1％、38.3％、38.9％，中西部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

5.进出口降幅收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去年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值15578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一季度下降24.9％，二季度下降22.1％，三季度下降16.5％，降幅明显收窄。出口总值8467亿美元，下降21.3％；进口总值7112亿美元，下降20.4％；贸易顺差1355亿美元，同比减少455亿美元，下降2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384L美元，同比下降14.3％，但去年8月份以来已经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

6.货币信贷大幅增长，储蓄存款继续增加。去年9月术，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8.5万亿元，同比增长29.3％，比上年末加快11.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0.2万亿元，增长29.5％，加快20.5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O)余额为3.7万亿元，增长16％，加快3.3个百分点。9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39.0万亿元，同比增长 34.2％，比年初增加8.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58.4万亿元，同比增长28.4％，比年初增加11.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2726亿美元，同比增长19.3％，比上年末增加3266亿美元，同比少增507亿美元。

从总体来看，去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经受住了国内外各利t困难的考验，发展态势好于预期，企稳回升势头口趋明显。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发展还存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针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为巩固经济社会发展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把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全面落实和不断充实完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更好地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更加重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2010年发展奠定良好基础。附件三：国际商品市场走势

一、2D09年以来国际商品市场表现

2009年以来，世界经济逐渐止跌企稳，国际商品市场需求回暖。以油价为风向标的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在去年一季度稳定后，自二季度开始迅速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编制的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显示，2009年9月底的国际市场初级商品价格综合指数比上年末上涨28.0％，各大类商品价格指数均有10％以上的涨幅，其中食品饮料类上涨11，2％，工业用农业原材料上涨14.3％，金属上涨30.4％，能源上涨35.6％，但仍大幅低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高位。另有少数产品的价格接近甚至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其中黄金价格已突破每盎司1000美元，创历史新高。

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呈现涨势，反映了市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及增长潜力的良好预期。一年来，为刺激经济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基础设施和重大投资项目建设，保持了远好于发达国家的产出和贸易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出急剧下滑、恢复市场景气的重要力量。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更快，尽管经济规模在全球总量中尚不足1/3，但对石油、金属等资源商品的需求占世界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以上。此外，各国大幅降低利率水平和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加上美元等货币汇率大幅贬值，也助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见表1)

二、近期影响国际商品市场变化的因素

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仍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复苏的程度和速度、各主要经济体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节奏和力度等，将对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商品市场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美元走势、主要商品的供需状况也将影响到市场价格的波动。总体看，2009年后几个月至2010年，国际商品价格将在目前水平上继续上行，但涨幅相对有限，且短期会有较大波动。

今后一段时间，影响国际商品市场变化的主要因素有：

1.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未来商品价格进一步上升的支撑力大小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的时间和强度，而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尤其重要。目前，以石油、铜为代表的商品期货价格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2009年后几个月及20lO年世界经济的良好预期。考虑到目前多种商品的库存水平仍较高、富余产能较大，若世界经济复苏出现波动、未能达到预期水平，则商品价格有可能出现大幅震荡。

2.各国采取的刺激政策将逐步退出。宽松的货币供应导致大量资金涌入商品市场，成为推动2009年以来商品价格大幅回升的原因之一。随着世界经济逐步走向复苏，通货膨胀压力增大，部分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有收紧倾向。未来各国经济政策存保增长和控通胀之间的转换，将对进入商品市场的资金流向和流最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

3.美元走势对商品市场价格影响明显。近年来，黄金、石油、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商品期货因美元持续疲软而具有了越来越强的金融属性，成为重要的保值避险工具，价格抬升，波动加剧。目前美元地位虽有削弱，但仍是国际商品市场的主要计价货币，同时美元走软使商品套期保值的作用增大，商品价格与美元汇率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负相关。鉴于美国财政赤字庞大，低利率近期将维持不变，经济刺激计划也将延续一段时间，中短期内美元弱势格局预计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商品价格将保持在较高水平。

4.产能过剩和贸易保护主义抑制价格水平过快上涨。经济衰退造成市场萎缩，全球贸易规模大幅缩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保护对象已由生产资料扩散至生活资料，出口国通过外部市场消化其庞大生产能力的难度加大。产能严重过剩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相叠加，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从大宗商品、资本货物到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见表2)

三、主要商品市场发展前景

农产品农产品价格经历2008年下半年大幅下滑后，2009年上半年低位运行，二季度开始总体呈现温和上行，但仍低于2008年同期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编制的食品价格指数FFPI显示，2009年1～9月综合指数上涨7.1％，其中粮谷由于饲料需求及包括生物能源在内的工业需求增长趋缓，主要作物因良好的天气和耕种面积扩大而保持高产，供需矛盾缓和，价格下跌9，5％，奶、油、糖则分别上涨1.4％、18.4％和

95.3％。但综合指数仍比上年同期下跌17.2％，除糖外，符分

类指数同比降幅均在10％以上。至去年9月末，小麦、玉米、大豆、大米价格分别比年初下跌了26.4％、19.0％、4.5％和8.4％。

2009年四季度至2010年，世界粮食价格一上涨总体上将受到一定抑制。小麦主产地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均丰产在望，2008/09年度产量估计为6.67亿吨，仅略低于上年的创记录水平，2009/10年度产量仍可达较高水平的6.64亿吨，全球小麦供应充足，连续两年产大于需，库存增加，市场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处于相对弱市。据美国农业部预计，2008／09年度全球玉米产量和用量分别为7.89亿吨和7.75亿吨，2009／10年度将达到7.94亿吨和7.99亿吨，供需形势又现紧张，价格将受到支撑。随着泰国、越南等主产区主季稻收获在即，全球大米市场供应改善，大米价格将维持弱势运行态势，尽管泰国和越南通过制定政府收购价、增加仓储空间等措施以保护米价和稻农利益，但近期大米价格继续回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中长期看，农产品价格总体上将保持上涨态势。人口增长、收入及生活水平提高，使全球对粮食及其加工品的需求呈相对刚性增长，供需将呈偏紧平衡状态。原价等能源价格上涨，推高燃料、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产品生产成本，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同时，能源价格上涨将刺激生物能源快速发展，增加对种植能源作物的土地需求，影响粮食扩大生产和供应，也将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

原油总体而言，国际石油市场一直处于偏紧的供需平衡状态。尽管世界经济衰退，石油需求显著下降，国际汕价从2008年的147.27美元／桶高点暴跌，于2009年2月12日达到33，98美元／桶的低点，但很快因经济企稳而强劲反弹，2009年二季度涨幅达41％，为1990年以来最大的季度涨幅。在需求方面，据美国能源情报署预计，2009年四季度全球口均原油需求量将比上年同期小幅增长0.3％，增量主要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全年日均原油需求为8367/桶，较上年下降2％，2010年有望增长1.1％。国际能源署(IEA)预计，2009年全球日均原油需求比上年减少1.2％，但先后3次调高了对2010年的需求预测数字。供应方面，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由于需求疲弱和价格大幅下挫，OPEC累计削减280万桶／日的生产配额，非OPEC产油国也收缩生产。近期油价迅速反弹，非OPEC产油国的生产有所恢复，OPEC也存在增产的可能性。同时，随着全球经济形势好转、市场需求复苏，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将再度激烈，地缘政治、产油国的投资政策、美元汇率等都将对油价产生重要影响，预知未来一段时期国际原油价格将维持在60～90美元／桶的水平。

有色金属有色金属价格在2009年二季度的迅速攀升主要受供需两方面因素影n向。供应方而，2008年下半年的价格暴跌导致一批生产成本较高的矿山和冶炼厂关闭或停产，至2009年一季度，主要有色金属的产量均显著下降，铝、锌、锡的降幅均达到10％以上。国际铜业研究小组(ICSG)报告显示，2009年1～6月全球铜矿山产能利用率79.7％，冶炼产能利用率更低至76，9％，分别比上年同期低1个和4.3个百分点。需求方面，2009年二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停止大幅下滑并逐步企稳，工业生产和投资也开始回暖，带动对有色金属的需求。受此影响，去年前三季度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比年初上涨了近一倍，涨幅达94.3％，其他有色金属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上涨，部分停工或关闭的产能正重新恢复，市场供应将明显回升。随着有色金属供求关系的变化，预计未来一段时期铜等有色金属价格将震荡上行，但上涨空间相对有限。

纺织纤维及成品2009年全球纤维及纺织服装市场受到经济衰退严重冲击，市场收缩严重。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复苏，纺织服装市场将逐步走出低迷状态，并带动棉花市场率先改善。国际市场棉花价格2009年二季度开始大幅反弹，7月份以来Cotlook指数一直在60美分／磅以上水平波动，预计2009／10年度，全球棉花产量2287万吨，消费量将达2455万吨，虽未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但受供给不足影响，棉花库存将继续下降，棉价有望保持坚挺。2009年合成纤维各品种产量将普遍下降，但随着市场环境好转，企业开工率上升，2010年产量将有较大增长。预计2009年占全球人造纤维市场近一半份额的涤纶短纤和长丝产量将分别下降3％和1％，2010年则双双增长10％。其他如聚酰胺、丙烯酸、纤维素等人造纤维产量也将在2009年不同幅度下降后于2010年有较大增长。但由于纺织原料成本上升，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的利润空间将继续受压。

化工及医药产品随着世界经济逐步企稳，全球化学工业亦步入复苏。目前由于石化下游产业开始恢复生产并重建库存，对石化产品的需求较年初明显回升，聚丙烯(PP)、聚氯乙烯(PVC)等塑料树脂已有回暖迹象，但价格、企业盈利、开工率等指标仍在较低水平，石化行业仍处于景气周期的低谷。预计2009年全球化学品产量将下降5.9％，2010年将恢复增长，增速为3.5％。中东地区在未来全球石化市场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今后5年全球新建乙烯装置将集中在中东地区投产。2009至2010年，中东地区新增乙烯产能645万吨／年，2011至2013年新增乙烯产能960万吨／年，分别占全球新增产能的41％和51％。随着今后几年产能的集中释放，石化产品价格将承受较大压力。

钢材金融危机对房地产、汽车等主要用钢行业造成巨人冲击，钢铁行业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萎缩的需求，全球钢厂和矿山纷纷减产裁员、削减投资。2009年二季度以来，受益干各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特别是在基设殴施建设领域进行的大规模投资，钢铁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去年二季度全球粗钢产量环比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同比降幅放缓，6月份全球日均粗钢产量创近9个月来的新高。去年9月来CRU钢材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下跌35.7％，其中北美、欧洲、亚洲分别比上年同期下跌36.2％、33.4％和36.5％，但全球综合指数比上月上涨了2.9％，品种以长材涨势幅最大，地区则以北美和欧洲涨幅领先，反映了美欧经济的复苏迹象。去年下半年钢铁需求进一步走稳，2010年市场将逐步复苏。国际钢铁协会预测，2009年全球钢铁表观消费量将比上年萎缩8，6％至11亿吨，2010年增长9.2％至12亿吨。由于前几年扩产形成了巨大产能，国际钢材市场整体上仍然供大于求。贸易保护主义加剧，钢材国际贸易屡屡受阻，也对钢铁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机电产品制造业的衰退导致机床产销在传统制造业强国和新兴市场均出现明显下降。德国机床胁会预计本年度德国机床产量将下降40％，在连续5年创纪录的高峰期之后，2009年德国机床产值预计将回落到1999年的水平。2009年上半年，美国机床累计销售额为7，59亿美元，比2008年同期下降70.1％。

据日本机床工业协会统计，2009年7月日本机床订单同比下滑72.2％，其中国内订单下降72.7％，国外订单下降71.9％。据意大利机床、机器人与自动化制造商协会统计，2009年上半年意大利机床订单同比降幅达到56.3％。新兴市场同样面临需求萎缩的窘境，印度、俄罗斯、一些东欧国家均出现开工不足、进口下降的现象。

全球半导体市场继上年四季度环比下降26％后，2009年一季度再降14％，但二季度开始企稳向好，销售额环比大幅上扬16％。根据技术研究和咨询公司Oartner的最新展望报告，2009年全球半导体收入有望达到2120亿美元，同比下降17.1％，好于年初下降22.4％的预期。预计2010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收入将达到2330亿美元，但仍低于2008年水平。因半导体产业资本支出减少，封装设备、自动测试设备等半导体设备生产亦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半导体设备与材料行业协会(SEMI)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二季度全球半导体设备订单为29.5亿美元，虽比一季度大幅增长83％，但较上年同期下滑58％。下半年全球半导体产业资本支出有显著改善，但全年仍将下滑47.9％至229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长34.3％至307亿美元，设备订单的回升将刺激半导体产业的复苏。

由于企业支出和个人消费疲软，全球个人电脑(Pc)市场不振。调研公司IDC数据显示，2009年二季度PC出货量同比下滑2.4％，营业收入下滑19.1％。其中，台式机出货量下滑17％，笔记本和上网本出货量同比增长44％。由于上网本价格低廉，其市场份额的提高反而导致PC市场整体营业收入下滑。2009年全年的PC出货量可能出现200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乐观估计与上年持平或微幅增长。2010年PC出货量和销售额均有望反弹，其式机出货量与2009年持平，笔记本和上网本出货量将增长16.5％。液晶面板受供应限制及季节因素影响，去年三季度以来价格持续上涨，但随着显示器和电视面板的供应压力减轻，部分尺寸的产品价格在四季度及2010年上半年可能出现下滑。

金融危机以来严重萎缩的全球汽车市场近期出现好转迹象。受美国政府“旧车换现金”计划的拉动，2009年8月份美国新车销量超过100万辆，出现20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上升，但补贴政策结束后的9月份即大幅下滑。预训2009年全年美国汽车销量将在1050万至1i00万辆之间，2010年销量将实现10％以上的增长，约为1250万辆。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公竹的数字显示，欧洲汽车市场8月新注册的轿车数量较2008年同期增长3.0％，主要汽车市场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分别增长28.4％、8.5％、7％和6％。据日本汽车经销商协会统计，9月份，包括轿车、卡车和客车在内的日本国内汽车销量同比上升3.5％，为连续第二个月上升。本次经济衰退将给全球汽车行业带来深刻调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环保概念将成为未来几年汽车业发展的重要主题，至2020年，节能环保型汽车有望占到发达市场汽车销量的1/3，占新兴市场城市汽车销量的1/5。

高油价促进了新能源的发展，核电、太阳能、风能等能源技术与设备市场迅速发展，产能扩张速度空前。2009年全球太阳能电池的产能将较上年增长56％，达到170亿千瓦，但由于世界经济陷入衰退，需求下降17％，太阳能电池产业产能过剩严重，价格快速下滑，产业整合不可避免。预计到2011年产业前景才会随着需求的复苏而好转。

经济衰退导致运输业需求疲软，世界集装箱市场、干散货市场和油轮市场形势严峻。船舶融资环境恶化，船市清淡，船东普遍延期接船，航运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2009年8月份新船交付比例创年内新低，散货船、油轮和集装箱的新船交付分别比7月下降53％、52％和57％。截至2009年8月底，全球新船手持订单共1.647亿总吨、5.247亿载重吨，为2007年6月以来最低点。展望今后两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造船市场亦将回暧，特别是中东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多个油轮公司已经公布建造新一代绿色环保油轮的长期发展计划，油轮、化学品船、气体运输船建造市场有望较快增长。劳氏船级社预知，今后5年油轮载重吨将以年均5.7％的速度增长。附件四：中国服务贸易状况

一、中国服务贸易基本情况

2009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呈下降态势。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257.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4％。其中，出口545亿美元，下降24.1‰进口712.4亿美元，下降5％。服务贸易逆差167.4亿美元，同比增长4.3倍。

1.进出口总体规模缩减。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上年同期的增长28.6％转为下降14.4％，为1999年以来首次缩减。

2.出口和进口呈现“双降”。服务贸易出口锐减，比上年同期下降24.1％，主要源于运输、其他商业服务和建筑服务等行业出口的明显下降。进口略有下降，降幅为5％。

3.贸易逆差显著增加。服务贸易出口的大幅下降导致服务贸易逆差的显著增加。逆差额为167.4亿美元，同比增长4.3倍。主要逆差行业为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逆差额分别为91.5亿美元、44.4亿美元、42.5亿美元、28.5亿美元和13亿美元。

二、中国服务贸易行业特点

2009年上半年，尽管运输和旅游两个传统行业仍占据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主导地位，但出口开始出现下降。而以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以及广告宣传为代表的高附加值行业进出口继续保持增长，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有所提升。

1.运输出口和进口均呈下降态势，逆差大幅增加。运输出口106.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4.6％；进口197.8亿美元，下降21％。逆差91.5亿美元，增长56.1％，仍为中国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行业。

2.旅游出口下降，差额由顺转逆。旅游出口18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8％2进口210.9亿美元，增长19.6％。进出口差额由上年同期的顺差26亿美元转为逆差28.5亿美元。

3.通讯服务进口降幅高于出口，出现小额顺差。通服务出口和进口均呈现下降。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5，5亿美元和4.8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25.7％和38.8％。顺差由上年同期的逆差0.5亿美元转为顺差0.6亿美元。

4.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逆差减少。保险服务出口 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4％；进口48.5亿美元，下降23.5％；逆差42.5亿美元，同比减少15.5亿美元。金融服务吃出口1.6亿美元，同比增长24.7％；进口1.9亿美元，下降34％；逆差0.3亿美元，同比减少1.2亿美元。

5.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速放缓，进口由升转降。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出口28.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增帆1回落38.2个百分点；进口l 3亿美元，由上年同期的增长33.4％转为下降0.5％；顺差15.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亿美元。

6，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出口下降，进口微幅增长。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出口1.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8％；进口46.2亿美元，增长1.4％；逆差44.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略有扩大，为第二大服务贸易逆差行业。

7.咨询进口下降，顺差有所扩大。咨询出口8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5.3％；进口59.6亿美元，下降3.4％；顺差22.9亿美元，为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行业。

8，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大幅下降，首现逆差。其他商业服务出口81.9亿美元，降幅达42.6％；进口94.9亿美元，下降4.9％。由于出口降幅明显高于进口，该行业由常年的人额顺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13亿美元。

三、影响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

(一)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

1.发展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依然薄弱

回顾2008年，中国作为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基础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不但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50％的平均水平。国内传统服务行业仍处于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发展阶段，拓展国际市场和应对外来竞争的能力较弱；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起步较晚，尚处于学习和借鉴外来经验的阶段。

2.中国服务贸易企业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

中国服务贸易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水平不高，管理相对落后。中国国际客运服务企业规模较小，国际航线较少、业务起步较晚；货物运输企业也在运输成本、定价能力和服务水平等方面，与国际知名货运企业存在差距。国际旅游企业需要提升旅游产品品质，加大相关宣传推广力度。近年来，新兴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企业发展较快，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不强。

(二)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

1.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三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3000美元。货物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扩大到2008年的25633亿美元，在货物贸易发展过程中蕴含着巨大的服务贸易机会。

2.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

中国加入WTO以来，切实履行人世承诺，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对外贸易法》(修订)、《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民用航空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服务贸易加快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已经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包含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并与挪威等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就建立自贸区问题进行磋商。此外，中国大陆与港澳地区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化，在法律、公用事业、电信、视听、银行、证券、旅游等领域，采取了具有较大开放力度的措施。随着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条件。

3.政府高度重视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先后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建成了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初步建立了我国服务贸易统一体系；出台了《服务贸易“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会计师事务所扩大服务出口的若干意见》，建立了软件出口创新基地，制定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认定了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举办了中国服务贸易大会、大连软件交易会等大型展会活动，组建成立了服务贸易协会。经过近年来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有力推动了服务贸易发展。

四、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