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金砖国家；人口转变；人口老龄化

一、 引言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由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人口转变。低生育率浪潮始于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都已转变为老年型人口。同时，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生育率也已大幅度下降，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利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时他们也在经历迅速的人口转变和老龄化过程，已经或即将转变为老年型人口。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一个一次性机会，过去的迅速发展并不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必然引领一个更繁荣的新时代。是否能成功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经济进步，依赖于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龄化迅速发展，将彻底改变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如不能适当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因此识别和防范可能的风险极其重要。

本文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四个金砖国家――多数学者都认同这四个国家是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表现对全球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四国同为人口大国，都经历着人口转变，但各国转变速度不同。四国立体式展现了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本文将关注这四个国家不同的人口发展轨迹，以及由于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不同机遇和风险。

二、 金砖国家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

俄罗斯最早开始人口转变，1990年至今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一直低于发达地区的总体水平。中国则是金砖国家中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接近5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2.61，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更替水平，此后持续下降。印度和巴西生育水平下降缓慢，目前巴西的总和生育率刚刚稳定在更替水平，印度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2.54，也是四国中唯一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随着人口转变的推进，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人口比重还未迅速升高，社会进入一段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度增长、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1970年～2010年金砖国家的总抚养比全部稳步下降，同时各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稳步上升。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从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三个金砖国家――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增长情况看，中国的经济进步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30余年中大部分时间中国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加之这期间有效的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经济以年均9.6%～9.8%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并不是每个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国家都能成功利用这一点。俄罗斯和巴西在人口机会窗口期的经济表现相对于中国逊色不少。1990年～1996年俄罗斯人口总抚养比均低于50（15岁～64岁人口=10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低于12%，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7%，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但1990年～1996年俄罗斯GDP增长率均为负，2000年至今多数年份俄罗斯GDP年增长率甚至低于还未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印度的GDP年增长率。2002年～2007年巴西正处于机会窗口期，这期间巴西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同期印度的1/2和中国的1/3。

经济增速不同的原因是各国在政策、制度、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别，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部门的规模及能力、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和政治凝聚力等。这些更广泛的外界条件将决定各国能否有效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并促进生活水平提高。巴西繁冗的商业规章制度、过于庞大的公共部门、老旧的福利制度，俄罗斯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人力资本遭到破坏都限制了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不仅影响各国在人口机会窗口期对人口红利的利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条件将决定这些国家在人口转变末期、人口老化时能否适应更高的老年抚养负担。

人口机会窗口期给予的机遇期并不能永久持续。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年人相对数量的增长将最终超过出生人口的相对数量下降，总抚养比由下降转为上升，各国终将进入老龄化时代，并将面临与今日发达国家相同的挑战。

三、 老龄化与金砖国家未来发展

1. 金砖国家老龄化趋势。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金砖国家已经或正以惊人的速度经历由年轻到老化的人口过程。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或开始接近人口结构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转折点。1970年俄罗斯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现在正处于人口长期下降过程的早期阶段，2011年俄罗斯老龄化水平已达18.2%，老龄化程度在金砖国家中最高。中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2.8%，老龄化发展非常迅速。巴西2010年刚刚跨入老龄化社会，其老龄化步伐慢于中国，快于印度，2011年巴西老龄化水平为10.6%。印度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2011年印度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8%，未来还能享受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劳动力供给充沛的时期，并在四国中最晚、在203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深入，老龄化迅速发展，至本世纪中叶，老龄化将成为金砖各国社会的常态现象。届时金砖国家中最“年轻”的印度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3.5%，巴西和俄罗斯的老龄化水平将分别高达22.5%、23.1%，中国在四国中最“老”，老龄化水平最高，达到了25.6%，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总体老龄化水平相当。至本世纪末，金砖各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各国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20%，巴西的老龄化水平更是达到惊人的30%，成为金砖四国中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1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28.2%，比同时期美国和欧洲老龄化水平还要高。老龄化的迅速推进不仅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和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停滞，随后劳动力规模逐渐减小并伴随劳动力老化。

与全球化趋势一样，人口转变带来的全球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人口老龄化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正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个重要但在迅速或逐渐收紧的机会窗口以应对老龄化挑战。如果其未能适当应对，老龄化浪潮可能会引发普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

2. 老龄化与未来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多数研究认为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总体来说是负面的。到2020年很多发达国家会经历财政危机、经济停滞和由老年人福利制度引发的政治问题。随着人口老化，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降低，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为政府预算带来巨大压力，并对教育等重要项目产生挤出效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滞和规模缩减，有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同时劳动力老化也是必然趋势。

金砖四国中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发展迅速，印度也将在20年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金砖各国已经或即将面临与今日大部分发达国家同样的挑战，但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老龄化浪潮到来之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富裕。由于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国人口发展轨迹各不相同，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这些国家未来面临着不同的机遇与风险。

（1）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虽然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停滞，但是必定会减缓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但远不是经济强国，人均生活水平不高，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政策尚很脆弱。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中国劳动力和就业增长将受到影响。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2%的平均速度增加，而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以每年0.7%的速度减少。除非生产率或劳动参与率能迅速提高，否则经济增长会无法避免地减缓。此外，通过国内迁移流动调剂劳动力布局的余地已经很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并非不竭源泉，中国正逐渐失去低技术水平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最后，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人们年老后依靠子女赡养的思想在逐渐弱化，经典生命周期模型关于人们在工作期间进行储蓄，退休之后用储蓄养老的效应在中国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强。这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会在未来老龄化水平、老年抚养比攀升的时候迅速下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养老金制度、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未来都将受到极大挑战。

虽然中国未来老龄化形势严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种种不利因素，但是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和老龄化浪潮全面到来要到2025年左右，那时购买力平价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几乎将赶上美国，中国还有一定时间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提醒政府和全体国民，必须努力提早采取应对措施，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人口基础。

（2）印度。印度的人口转变不像中国那样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将面临不同的人口前景。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而印度的人口红利期即将开始并将持续至本世纪中叶。在较长时间内，印度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既不会太年轻也不会太老，这将是印度巨大的优势。

印度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阻碍因素是公立教育制度。印度仅有12.5%的学生可以完成1年级～12年级的学业，20岁以上成年人中仅有少于50%的人接受了中等教育。根据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报告数据，印度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6%。15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在世界银行有统计数据的114个国家中排名80，而中国2010年文盲率为4.08%。随着中国开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中国面临劳动者技能与职位要求不匹配的问题，印度这一问题更严重。其次，按行业划分2010年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23.7%，2009年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40%，均远低于其他金砖国家。印度的跨越式发展忽略了基础制造业，而工业正是推动相对贫困国家GDP增长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此外，虽然法律废除了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造成的不平等依然顽强存在。印度人口转变的速度有较大的地区差异，南部各邦生育率下降较北部地区快，未来南北部发展可能不平衡。

篇2

关键词：人口问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人口问题是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为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实现了人口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等将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存在潜在的压力。

一、人口发展的新特点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一）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增长时期，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人口总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人口总量过大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每年都以7%以上的递增速度增加，但是庞大的人口总量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老年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急速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重度老龄化。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1.2%，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6.1%。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时间差，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

（三）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流动人口还将持续增加。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并不能单靠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实现，必然引起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四）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巨大压力。从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到2008年高达121左右，严重偏离正常范围。2015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性别比长期偏高，将对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二、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过多的人口制约着经济总量的增加。人口基数的庞大，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14.9亿之间。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GDP每年增长7.2%，到2020年就能够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但如果人口总量达到14.5亿，就会使人均GDP翻两番、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推迟3～5年。国际人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人口每增加1%，就需要4%的国民生产总值来保证，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二）^大的人口规模给环境与资源带来巨大压力。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我国是一个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和严重的结构性短缺的国家。特别是在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方面的资源更是非常匮乏。就煤炭企业来说，这一问题更是非常突出，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井深的逐步延伸，采场环境不断恶化，矿井生产能力逐年下降。然而，人口的总量正逐年攀升，这些问题制约了矿井的经济发展。

（三）人口总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目前我国16～64岁人口中受高等教育水平者只占15.83%，在所有从业人员中，技术人才只占5.5%。而且教育水平在性别、城乡之间的差异还很明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总量少，且分布不均衡。

（四）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201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3.51，性别比仍然较高，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性别比偏高的压力还将长期存在。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预计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1.8%，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DP达到l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我国是在不足1000美元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因此，老年健康和保障问题面临严峻挑战。

三、努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提高GDP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确保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就可以减少人口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缩小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人均GDP差距。

（二）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要从优生优育入手，努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人口的死亡率，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要从加大教育入手，强化人力资本投入，努力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人口的劳动生产技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

（三）改善人口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完善建立宣传引导、管控考核机制，将出生人口性别比降到正常的范围，确保社会的稳定。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业，改进和强化社区老龄服务功能，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篇3

关键词：人口发展；预测；可持续发展；武威市凉州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52-03

一、武威市凉州区人口发展现状

1.人口总量大，人口增速趋稳

凉州区现有常住人口102.3万，人口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呈逐渐减缓平稳态势，年增人口不超过1万，人口增长率基本保持在5‰。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妇女就业观念的变化，以及儿童抚养费的增加，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口增长目前基本实现了低出生，低增长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全区人口基数大，是甘肃人口最多的县区之一，因此整体来说，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

2.人口流动数量大，以临时性流动为主

从人口流动性上看，凉州区临时性流动人口数量大，而长期流动人口数量并不多。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出人口以劳务输出为主，2006年凉州区农村向外输转劳动力21.52万人，创收7.36亿元，成了农村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为了提高流出人员的素质，全年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45 516人。

3.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凉州区人口素质从1990―2005年有所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3%增长到7.12%；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9.17%增长到15.7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9.58%增长到38.35%。尽管人口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较底，影响了农村人口的流动。

二、凉州区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1.凉州区人均经济容量变化

从2000―2005年，凉州区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27 607万元增加到952 000万元，年均增长率为17.5%，人均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 310.12元增加到9 629.78元，年增长率17.6%。

2.凉州区人均财政收支

2000―2005年凉州区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7 236万元增长到2001年的20 086万元，随后四年间一直下降，下降到2005年的9 106万元，出现负增长。2000―2005年财政支出基本稳定增长。人均财政收入逐渐下降，由173.73元下降到89.80元。人均财政支出稳步上升由295.62元上升到51 1.50元。

3.凉州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2000―2005年凉州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64 619万元增长到337 218万元，年增长率39.8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651.34元增长到3 325.62元，年增长率46.06%。

三、凉州区2006―2050年人口预测及发展趋势

（一）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凉州区的人口预测基础数据，借助CPPS软件的支持，以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性别比为控制变量，对凉州区2001―2050年的人口发展分别进行高、中、低三种方案的预测。将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发现中方案（TFR＝1.64）最符合凉州区的实际情况。在TFR＝1.64的情况下，2001―2006年预测人口与实际人口的相对误差分别为0.11%、0.10%、0.05%、0.5%、0.45%、0.34%，预测误差较小。

1.人口自然增长率

图1TFR＝1.64总人口数变化趋势图

由上页图1可知，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中间有两次小幅波动。第一次小幅上扬在2005―2012年，在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到2030年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又会出现第二个小幅上扬，但上扬的幅度很小，自然增长率变化曲线基本为水平状，并且中间伴有个别年份的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38年左右，此后凉州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

2.总人口数

由上页图1可知，凉州区总人口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中方案的预测（TFR＝1.64），人口将在2022年达到峰值111.71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人口105.32万；2015年109.28万；2020年人口111.59万。

（二）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的年龄结构

1. 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TFR＝1.64 0～1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和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呈现出先下降然后小幅回升，然后再下降的波浪形变化趋势。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将在2011年达到一个低值17.53万，然后回升。在2019年达到一个峰值20.03万人后再次回落，到2034年达到一个低值11.96万人，然后再次回升。在2045年达到一个峰值13.56万人，然后再次呈现出下降趋势。

2. 2006―2050年凉州区15～6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TFR＝1.64 15～6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和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在2006―2012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2012年后一直到2028年除个别年份小幅下降之外，基本保持不变，2028年之后呈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同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预测期内凉州区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会保持60%以上，这说明预测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是较为丰富的，2028年之前劳动适龄人口系数一直都保持在70%以上，数量在80万左右。

3. 2006―2050年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TFR＝1.64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量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预测期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在初期变化速度较为缓慢，2006―2026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14%；而2027―2039年，人口老龄化系数则会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增大；2039年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系数均达到峰值，分别为26.55万人和24.76%；2040年以后基本稳定，2040―2050年的年均增速为0.25%。

（三）2006―2050年内凉州区的人口发展趋势

1.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结构类型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剧

根据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程度，可以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人口类型。年轻型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低于4%的比例，成年型指这一比例在4%～7%之间，老年型指这一比例超过7%。

按照中方案（TFR＝1.64）预测的凉州区未来主要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凉州区的人口结构在预测期内将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这一转变过程将于2010年前实现，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的程度将持续深入。

2.预测期内19～64岁劳动人口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变化趋势

图5TFR＝1.6419～64岁和25～44岁劳动人口变化趋势

图5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9～64岁劳动人口数量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预测期内19～64岁人口数量呈现出先增长后保持稳定，然后下降的趋势。2006―2016年缓慢增加，2016―2026基本保持稳定，2026年以后逐年下降。25～44岁青壮年人口，从2006―2026年基本保持稳定，2027年以后呈现出下降趋势，到2040年左右，下降到一个低水平后再次保持稳定。

四、凉州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一）存在的问题

1.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使发展缺乏后劲

2005年，凉州区的文盲率为8.68%，将近88 000多人，提高劳动人口素质，特别是特殊区域的劳动人口素质，是人口发展的难题，也是各个层次、各种方式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出现的教育素质逆淘汰现象也不容忽视，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由于人口素质低造成凉州区人力资本短缺，社会不稳定性增加，经济发展将会缺乏潜力和后劲。

2.人口流动性弱，影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数量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入人口中从省内流入和从省外流入的人口各占一半，说明凉州区人口的流动性较弱，吸引外来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较小，人力资源很难得到优化配置。实践证明，越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就越高。流动人口是活跃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流动人口不仅能带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机制，还能有效拉动本地区的消费需求。

3.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27―2039年老年人口系数将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提高，到2039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6.55万，老年人口系数将高达24.76%，总人口负担系数高达57.1%。如此多的老年人口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扶养负担。

（二）解决的思路

1.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智力开发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凉州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要根据实际，重点培养适合凉州区的开发型、专业型、技术型人才，普遍提高本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注重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培养和扶持，注意发掘当地掌握独特技术技能的人才，积极向国家争取吸引人才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关怀爱护来本地工作的外地科技人才。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救济制度，难以消除农村人口养老的后顾之忧，使农村人口控制工作难度加大。

农村人口控制工作的难度不仅仅是因为受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现有的家庭养老而非社会养老模式决定了农村人口的老有所养、生老病死问题主要靠其子女而非社会来承担。凉州区家庭养老模式占据主流，“养儿防老”在农村不单单是一种传统观念，而是一种现实需要。任何人都会考虑失去劳动能力后怎样生存的问题，城市居民由于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经济上基本不成问题，而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只能是尽量多生孩子，增强未来生活的保障程度。

3.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纳入规范的运行轨道

2006―2010年为第一阶段。实现低生育率；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立完整的城乡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完善计划生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防止人口出生率的反弹，重点控制流动人口的生育秩序；建立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稳定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并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程序，使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机制趋于成熟；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的新体系基本建成；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研究、规划和实证分析要上水平、上层次，扩大在市内省内国内的影响。

2016―2020年为第三阶段。把人口的全面发展作为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全面提高人口出生、培养、就业、流动的水平。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4‰；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作为重点；延长人均受教育时间；人力资源高效利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建立起来；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梁冬，李卢霞，等.理出同源必有因――浅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与其经济学理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J].经济问题探索，2005，(4)：26-29.

[2]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5)：23-32.

[3]田雪原.发展观的转变――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J].滨州学院学报，2005，(21)：1-8.

篇4

关键词：人口；社会组织；阶级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丘志乔.代位权与代位执行并存还是归一――对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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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年化;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影响

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逐渐显露了出来。人口老年化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目前我国正步入人口老龄化时期。这一问题的出现，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以下文章先对我国人口老年化状况进行概述，再对这一问题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探讨，最后谈谈应对我国人口老年化问题的策略。

一、 我国人口老年化的现状

一个国家或地区老年人数量的增长趋势称为人口老年化，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大于等于六十岁或者六十五岁大的人口占当地或本国家总人口的比例。老年人数量越多，所占的比例越大，就说明这一地区或者国家的老龄化程度越高。目前，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划分：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大于百分之七，就说明这一国家处于老龄化社会，如果一个国家老年人所占比例少于百分之四，就说明这一国家处于年轻型社会。如果老年人所占比例介于二者之间，就说明这一国家或地区处于成年型社会时期。

老龄化问题是我国的人口三大问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出现这一问题也是经济进步、科技发展以及生活水平改善的必然结果。正确对待老龄化问题，积极寻求相关的解决措施，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进步。

就我国的老龄化来说，就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增速较快。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早在二十世纪末老年人口数量就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从二零零零年往后的这十年里，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出于快速增长阶段，再往后的十年里，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处于加速增长阶段。到二二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会进入高速增长的阶段。据有关部门估算，到二零五零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四个亿，占到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到那时，我国将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第二，我国的高年龄的老年人较多。这就会导致老年人的发病率较高，同时还有老年病的机率大大增加，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二、 人口老年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一，人口老年化对社会劳动力的影响。一方面，据有关部门预计，我国进入二二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就会减少，适宜劳动的人口数量将会下降。早在二十世纪末，联合国相关组织就对我国的老年化人口数量进行了预测。预测表明进入二二年以后，我国的老年化人口将达到九亿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人口数量将会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较小。我国将会在二零贰贰年左右进入“青年人赤字期”，这也表明我国的我国将面临这严重的人口问题，社会劳动力出现下降，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劳动人民这一生当中，从事劳动的时间减少了。经合组织相关人员调查分析表明，由于现阶段社会普遍发展，人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这就会导致劳动人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因此进入劳动的时间就会晚一些。同时，由于许多国家为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就会将退休年龄提前，这也会导致劳动人员进行相关劳动的时间减少。一旦出现这一问题，就会导致劳动人员缴纳社会养老金的时间减少，进而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增多，这就给养老机构造成了负担。另外，由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减少，就会导致国际人口的迁移，一些劳动力过剩地区的人口就会流向劳动力资源不足的国家。

第二，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更加注重消费的内容、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心理以及消费的需求等方面。比如在物质消费方面，老年人更加关注消费的质量而不是关注消费的数量。另外，老年人将会对医疗方面的消费更加关心。由于自身状况的限制，老年人的发病率较高，并且自身的抵抗力较差，同时自理能力下降，需要相关人员的护理，这就对我国的医疗护理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老年人对于精神消费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老年人的活动能力有限，加上子女又不能长期陪在身边，这就会导致精神消费的比例升高，这就促进了我国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的旅游业，交通行业以及饮食等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相关社区的文化设施建设、文化活动形式以及相关的教育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人口老年化将会对养老问题造成影响。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的养老形式还是子女进行相应的供养。其中，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老人主要依靠提供子女经济上的支援，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老年人是通过自己劳动进行养老。依靠退休金以及相关保险进行养老的老年人较少。虽然现在的法律以及相关的媒体宣导家庭养老，但是就我国的发展状况来说，这一措施依旧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一方面，我国从二十世纪末就实现计划生育政策，这就导致了年轻人的养老负担加重。一个年轻家庭有时甚至要赡养六位以上的老人，难免会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现在年轻人的经济状况有限，不能够在经济上给予老人过多的经济支持，则也会造成养老出现问题。

三、 应对人口老龄化相关的措施

第一，放宽人口控制政策。现阶段我国人处于青年型社会时期，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这就导致了我国的人口数量增长较快。但是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就会不足，如果继续实行相应的人口控制政策，就会导致我国的新生人口不足，一方面导致了劳动力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将会加重我国的养老负担。因此，我国应该放宽人口控制政策。允许并鼓励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样一来，不仅可以缓解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同时还可以缓解社会养老的压力。

第二，相关岗位适当的延缓退休年龄。现阶段实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使我国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制定的政策，但是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体质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因此，对于有关岗位，应该适当延缓退休年龄。我国的统计局在二零一零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现阶段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了七十四岁，相比于七十年前，人均寿命有了极大的提升。因此，有必要进行退休年龄的调整。在原有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延缓五到十年的工作年龄。这样一来，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工作水平，同时可以减轻社会的养老压力。

此外，还应该倡导家庭养老的理念，鼓励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服务，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利用闲暇时刻积极开展相应的文化活动，鼓励老年人多参加锻炼，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与饱满的精神。这样一来，可以大大的减轻养老的压力。

结语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进入人口老年化社会时期。因此，我们应该正视人口老年化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同时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好老龄化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者单位：沈阳城市学院（经济学院/经济专业））

参考文献：

[1] 张应立. 人口老年化进程中的老年犯罪问题初探――以浙江省老年人犯罪为例[J]. 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01：93-97.

[2] 林文彬.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8，03：41-44.

[3] 赵海杰，于伟.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初探[J]. 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1，04：105-106.

[4] 逯进，张旭，孙翔. 青岛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 城市，2009，02：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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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服务为宗旨”的一种教育类型，承担着为生产、管理、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的重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贵州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洼地”，面对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亟需大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在此过程中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是贵州经济实现后发赶超的重要元素。

一、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与趋势

中央办公厅主任指出“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是地理海拔的相对“高地”。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制约，在发展上长期处于相对‘洼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都处在全国靠后位置。”仅以“十一五”初年即2006年为例，贵州用仅占1.8%的国土面积，却供养了占全国3.0%的人口，但生存质量不高、生活水平偏低、人口素质较差。例如贵州部分主要经济社会指标仅占全国的比重为：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36%。从人口素质上看，其中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6、1.0、1.1%;财政总收入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9%，进出口总额0.1%，实际利用外资0.3%，外商直接投资0.1%，在校研究生数0.7%，普通高校在校生数13%， 2007年的“人口素质”这项指标的小康实现程度才达到57.1%，至于广大农村的“人口素质”指标小康实现程度更是低达22.7%。

可见，人口素质低是妨碍我省经济发展，提高小康水平的“短板”，“十一五”时期，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仍处在挂末位置。进入“十二五”，省委、省政府确定了“两加一推”战略布局，吹响了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的号角，在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的激励声中，全省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抓住中央出台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国发2号文件”等政策机遇，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厚积薄发、弯道超车、错位发展，各项经济指标较以往有了突然猛进的增长，尤其是GDP增速济身全国三甲并保持稳定增幅，贵州掀起了追赶发达地区的浪潮，并响亮的提出了“十二五”确保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0亿元，力争翻一翻、突破一亿万元的目标。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如此迅猛，一方面为教育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的时代责任。

二、贵州高等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济要发展、教育须先行。要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继续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担负着经济社会生产服务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的重要职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省委、省政府实施“两加一推”主基调、“四化同步”主战略，这对与经济社会发展最紧密联系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促进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极好机遇。“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是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缓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人才短缺，提高人才储备数量和质量，促进就业再就业，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一）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加快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和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与发展，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教育发展水平，根本的核心在于其赖以依存的产业竞争力，高等职业教育就是为提高产业竞争力培养人才的教育，二者的相互依存度尤为紧密。职业教育本身也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壮大经济实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仅能够有力地推动相关产业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而且将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

（二）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全面推进“两加一推”主基调、“四化同步”主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

贵州贫困和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为此，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要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信息化“四化同步”战略。目前，贵州缺乏技术技能型人才，据人力资源部门统计，“十一五”末，贵州省仅有专业技术人才资源78.42万人，技能人才资源54.51万人，农村实用人才资源30.19万人，人才资源总量占在业人口的比重仅有8.59%。根据《贵州省                  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部署，到2020年，贵州省技术人员、农村技术人员资源分别要达到91万、88万和80万人，人才资源总量占在业人口的比重要达到11%。这就要求更加重视和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将大量人力资源转化为技术技能人才，为“四化同步”发展提供人力支持。

（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贵州实现脱贫致富的迫切需要

按1274元扶贫标准测算，2010年全省贫困人口418万，占全国2688万的15.6%，居全国第一。按2300元测算，全省贫困人口有1764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近一半，两项指标均为全国第一。2014年，按人均收入2300元人民币的国家扶贫标准，全省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0多万人。在“两加一推”的进程中，要解决就业问题，既需要发展产业增加就业岗位，也需要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和市场竞争力，使他们能够从事一项技术要求较高的产业或顺利外出发展。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孩子进入职业院校就意味着带动家庭脱贫，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就业一人，脱贫一家”，让每个贫困家庭都至少有一名靠技术技能吃饭的人，早日脱贫致富。

（四）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完善职业教育自身特性的需要

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办学，在国民教育中与经济社会建设联系最为直接和紧密，是脱贫致富的“直通车”。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贵州用包括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和石漠化土地、仅占全国1.8%的土地面积，供养占全国3%的人口。人多地少是基本省情，就业问题在贵州是一个不可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大问题。目前，贵州有800万人常年在外务工，全省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有数十万人，还有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支撑

“十二五”以来，贵州进入了一个需要人才，创造人才的时代。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第二轮实施阶段，“国发2号文件”加大了对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支持力度，以国家级开发区贵安新区为龙头，一大批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和项目建设上马，城镇化建设进度加快，随着全省支柱产业、特色产业、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创新持速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尤其是各行各业生产、建设、经营、管理、服务一线的技术技能、应用、实用型人才更是紧缺，急需要职业院校提供源源不断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然而，我省高职院校数量不足、规模不大、办学水平撑支不齐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2012年末，高职院校也只有24所，高职在校生规模只14万人，仅占高等教育在校生38万中的36.8%，2014年，高职院校为29所，在校生16万人，也仅占高等教育在校生41.9万中的38.2%，高职院校生均校舍面积和仪器设备值在全国处于挂末位置。高职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现象，因此，必须创造条件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扩大高职教育办学规模，提高办学质量，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智力和人才的需求，把我省巨大的人口压力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人才资源强势，为我省经济社会实现后发赶超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四、采取多种措施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十二五”末期，是我省实施“两加一推”、“四化同步”战略进入攻坚的深水期，更是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全省面临着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需求，更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院校尤其是高职院校要勇于担当，在办学体制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上实行全面深化改革，主动寻求创新突破，培养更多合格人才，助推“两加一推”、“四化同步”战略实施取得实效。

（一） 强化完善制度建设

以人事制度改革和绩效工资制度深入实施为重点，全面推进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的全覆盖，调动全体教职工积极主动干事创业、甘于奉献、教书育人、爱岗敬业的热情，在学生就业促进制度，定期举办和参与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制度，教师贡献激励奖励制度等方面出台新举措，搭建新平台，适应新形势，满足新要求。

（二） 加大办学资金的措筹力度

营造“有为有位”的工作环境氛围，主动争取上级关心支持，享受国家和省有关职业教育各项政策投入，通过“向上要、财政给、社会融、企业投、对口帮、自己创”等举措加大融资力度，形成和完善办学经费良性投入机制。

（三） 着力实施二级管理体制机制

通过办学宏观统筹，在全面实行精细化科学管理基础上，试点下放并赋予二级单位管理的办学自主权，激活各级办学主体的内生动力，强化后台管理的智能化和指挥的高水平，提高前台服务的精细化和高效率，做到人人都是主人，层层都有活力，营造科学、健康、创新、绿色的和谐发展氛围。

（四）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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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呼应全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来抓。一是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更为积极地推进人口战略研究，将人口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真正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注重稳定性和连续性，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把农村这个重点和流动人口这个难点抓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三是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计生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真正作为造福群众的大事、好事、实事。一是结合当前重大改革，围绕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优厚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二是把关心、关爱、关怀群众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围绕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实。三是充分尊重群众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益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好几个关系。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要处理好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在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老龄化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发点上，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群众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注重实现计划生育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标准上，要处理好完成人口计划与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关系。四是在统筹政策上，要处理好均等与优先的关系，要争取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戚戚相关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待，而绝不能与国策抵触，更不能阻碍国策的有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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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呼应全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来抓。一是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更为积极地推进人口战略研究，将人口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

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真正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注重稳定性和连续性，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把农村这个重点和流动人口这个难点抓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三是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计生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真正作为造福群众的大事、好事、实事。一是结合当前重大改革，围绕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优厚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二是把关心、关爱、关怀群众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围绕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实。三是充分尊重群众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益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好几个关系。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要处理好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在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老龄化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发点上，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群众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注重实现计划生育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标准上，要处理好完成人口计划与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关系。四是在统筹政策上，要处理好均等与优先的关系，要争取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戚戚相关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待，而绝不能与国策抵触，更不能阻碍国策的有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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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呼应全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来抓。一是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更为积极地推进人口战略研究，将人口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真正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注重稳定性和连续性，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把农村这个重点和流动人口这个难点抓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三是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计生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真正作为造福群众的大事、好事、实事。一是结合当前重大改革，围绕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优厚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二是把关心、关爱、关怀群众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围绕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实。三是充分尊重群众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益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好几个关系。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要处理好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在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老龄化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发点上，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群众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注重实现计划生育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标准上，要处理好完成人口计划与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关系。四是在统筹政策上，要处理好均等与优先的关系，要争取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戚戚相关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待，而绝不能与国策抵触，更不能阻碍国策的有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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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宏观框架的确定

本文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内涵和概念准确理解的基础上，首先把握新形势下科学发展的本质，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子系统必须有机统一，协调共进。基于此，本文认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在第一级层次上首先区分为两个维度，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维度，经济发展维度下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三个要素层次，而社会发展则包含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两个要素层次，具体宏观模型框架如图1。

1.2参考指标和核心监测指标确定

目前众多国家官方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指标来源于多种统计口径，且基本零散分布于各个统计范畴，使本应密切关联的人口发展统计指标愈显割裂，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复杂性和有机统一，导致众多评价指标间又必然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因此目前学界在诸多评价指标的逻辑归属上仍然存在争议，给实际评价指标选取带来了较大难度。本文主要依照指标选取的合适性可测得性原则，首先在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各层次下确定参考指标。在核心指标层面，由于涉及的参考指标众多，指标间也存在着较大的重叠性，因此文章侧重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原则，使用分层聚类中的变量R聚类手段最终选取能够有效反映数据总体特征的代表性指标变量。由于单纯的统计分析可能会导致各指标的逻辑归属出现偏差，因此本文在R聚类时并没有将所有变量一起代入进行聚类，而是依据实际评价指标的理论逻辑归属，将指标变量分批代入选取代表性指标，在代表性指标定量选取的原则上，遵循国内外通用的指标代表性和可测得性标准，在反复征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共最终确定在10个核心指标最终构成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模型。

2模型应用

2.1数据收集和标准化

本文以四川省为例，在确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收集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并进一步结合专家意见和因子分析确立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各纬度、要素和监测指标的权重，在基于指标体系应用的基础上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状况进行实证评价。首先，在构建的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模型基础上，采集2000～2011年四川省相应指标数据（表3），为消除不同数据间的量纲影响，进一步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4。数据标准化采用公式为：正向指标:Zi=Xi-XminXmax-Xmini=1,2,3,⋅⋅⋅⋅⋅⋅⋅,n负向指标:zi=Xmax-XiXmax-Xmini=1,2,3,⋅⋅⋅⋅⋅⋅⋅,n其中，zi为数据标准化值，Xi为数据原始值，Xmax为原始数据组中最大值，Xmin为原始数据组中最小值。进而对指标进行赋权，在层次分析基础上，采用专家意见法对人口发展系统的纬度和要素进行赋权，进而结合主成份分析对各核心监测指标进行赋权并归一化，各阶段赋权情况见表5。在此基础上，代入表4和5相关数据求得四川省2000～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各要素发展指数和总体综合值如表6。

2.2协调度测算和评价

本文考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主要针对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其协调性状况通过计算经济发展综合值和社会发展综合值的协调度指数来客观展现，计算步骤如下：（1）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测算首先将经济发展综合值和社会发展综合值分别记为两个评价函数f()eco和f()soc，然后计算二者协调系数：C=éëêêêêêêêêùûúúúúúúúúf(eco)×f(soc)æèçöø÷f(eco)+f(soc)22k（1）其中k为调节系数；其次计算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F=αf(eco)+βf(soc)（2）其中α和β分别代表两个要素的权重；最后计算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指数：D=C×F（3）最终将表5和表6相关数据代入公式（1），（2），（3）即可求得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指数如表7。（2）发展协调度评价本文根据协调系数和协调度指数值区间，采用5分法将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状况具体划分等级，协调度指数区间为0～0.1处于严重失调；协调度指数区间0.1～0.4为轻度失调；协调度指数区间0.4～0.6为过渡发展；协调度指数区间0.6～0.9为协调深化；协调度指数区间0.9～1为高级协调。依据这一标准，进一步将2000～2011四川历年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进行了分类评价如表8。

3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通过模型的应用发现，2000～2011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指数在0.42至0.88之间，其经济社会发展在自“十五”起已经摆脱失调状况，向协调发展过渡，而2004年以后则进一步开始协调发展深化，但至2011年仍未达到高级协调阶段。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趋势上看，在2000至2006年间四川经济社会协调度指数呈平稳增长态势，在2008年左右出现了一次较为明显的波动，但此后也展现出一个快速上升的势头。总体而言，模型应用分析的结论与四川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较为吻合。

3.2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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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多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重大飞跃。然而，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差别发展的政策和城乡分割的体制仍在阻碍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使城乡之间形成了四个鲜明的反差：一是不断扩张规模、正在走向信息化和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与小规模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形成鲜明反差；二是高楼拔地而起、面貌日新月异的城镇与生态环境质量下降、面貌变化不大的广大农村形成鲜明反差；三是收入持续增长的城镇居民与收入低水平徘徊的农民形成鲜明反差；四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趋文明的东部沿海地区与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西部地区形成鲜明反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促进共同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促进城镇化的重要措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仅制约着农村的发展，而且也限制了城镇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比如，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水平偏低，造成需求不足，导致工业产品过剩；同样，城镇人口少、农村人口多，又造成农产品过剩。可见，“三农”问题也是促进城镇化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内在要求。到****年底，我国已总体上实现小康，但这个总体上的小康是总数和平均数的概念：GDP的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全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这个总数和平均数掩盖着较大的城乡差距，实际上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没有达到小康标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该使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使农民收入有更快的增长。如果不统筹考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不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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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才红利；人口红利；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文明显著提升，创造了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使得我国能够坚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支撑是“人口红利”。随着科技高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加速，我国的“人口红利”日益缩减，“人才红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纵观全球经济，“人才红利”在逐渐成为主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要正确认识“人口红利”，大力开发“人才红利”，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为此，加强“人才红利”、“人口红利”的研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人才红利”的内涵

“人才红利”一词的由来与“人口红利”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人才红利”是“人口红利”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人口红利”一词始现于经济学家安德鲁・梅森的论著《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他指出“人口红利”即凭借庞大的人口数量、较高的中青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形成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1]。调查显示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2]。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及世界范围内科技的进步，“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在逐渐减小。同时，国家、社会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科技、高素质劳动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力，于是“人才红利”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才红利”即指通过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人才红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创造性劳动参与率，具有创造性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也是衡量一国人口智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总体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在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人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新技术、新思想的提出上，同样也表现在把若干领域的技术成果加以综合利用等方面，人才正在逐步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二、“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要性

“人才红利”与“人口红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二者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人口红利”强调数量，“人才福利”强调质量，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质量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质量。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将人力资源进一步分解为具有不同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资源，高技术含量的人力资源能创造出高产品附加值，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印证。二是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高质量的劳动力。我国经济处于换挡时期，发展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有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支撑。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其产业结构都要经历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演进的过程[3]。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也较为紧缺，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三是人才资源的短板严重限制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是劳动力大国，但不是劳动力强国，“大而不强”的现象较为突出，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于人才和技术，所以人才尤其是大量的具有较高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才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结构不甚合理的“短板”问题日益凸显，实现由劳动力数量向劳动力质量的转变是克服发展“短板”的必然要求。

三、依托“人才红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策略

“人才红利”的增加，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增强“人才福利”，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一是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这一重要论断构成了科学人才观的基核，也为我们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我们要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敢为事业用人才，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同时，国家在财政预算时，要增加在人才上的投入，并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主动性。二是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人才培养，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大而不强”局面的形成与教育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加强基础课程和普通课程的建设，实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管理，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要积极开发自主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自主性、创造性。同时要建立政府 、企业 、高校和大学生四方联合互补反馈的人才培养运行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是积极创新人才培养制度体系。人才培养作用的发挥与人才培养制度完善程度呈正相关，我们要完善学生评价制度，丰富评价方法，注重考评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精选专业必修课模块，在保证基本的专业培养规格基础上，扩展通识课模块，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总之，“人才红利”的凸显，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等多主体的通力合作，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我国全面小康的实现添砖加瓦。

作者简介：卫柏江（1986―），男，汉族，四川达州人，四川达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要从事招商引资工作。

参考文献：

[1]夏新颜.“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嬗变的保障――创新人才培养制度[J].江西社会科学，2012（6）：19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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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 生态经济系统; 能值; 资源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5-0037-08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而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能力,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为标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价值却并不包括在内。H.T.Odum等人创建的能值分析法,通过尽可能全面的整合研究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计算分析生态-经济系统各项数据,以评估国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发展态势及其与资源环境的适宜性、协调性,为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日益严峻的资源枯竭、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已对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构成障碍。本文采用能值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展开分析,以研究其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系统发展现状,并对1985-2005年20年间中国经济系统资源环境利用的动态演变趋势展开分析。

1 能值分析理论与方法概述

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法是美国生态学家H.T.Odum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创建的,以动态、开放、整合的视角评估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和潜力,是目前生态环保学界公认的最有发展前景的生态经济系统评价体系。该方法把生态环境系统与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有机联系和统一起来,将生态经济系统内流动和储存的各种不同类别的能量和物质转换为同一标准的能值,定量分析研究资源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真实价值,以及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互动演变关系。其研究成果对于调整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资源环境的科学评估与合理利用、国家经济方针政策的制定、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具体生产活动过程等,都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1]。

1.1 能值与能值转化率

由于现实生态经济系统中物质类型复杂多样,因此,不同类别、不同形式的物资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往往难以找到同一种标准进行度量和比较,因此,H.T.Odum提出了能值(emergy)的概念,并说明:能值即“包被能”(embodied energy),产品形成所需直接或间接投入应用的一种有效能的总量;由于自然界中几乎所有物质的能量都来自于太阳能,某一物质的能值就是该产品形成所需的太阳能焦尔总量。太阳能值(solar emergy)单位为太阳能焦耳(Solar enjoule,缩写为sej)[1,2]。通过把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各种不同种类、不可比较的物资转化成同一标准――太阳能值,对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利用状况展开分析,以探索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和演变规律。能值转化率(emergy transformity)是将现实世界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物资转换为能值的媒介。在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中,低质量的物质能量总是通过相互作用和做功,转换成高质量、高等级物资所含能量。在能量转化链中,随着能量流动和转化,其数量逐步减少,能值逐渐增高[3]。因此,不同物质组成的物资所含的能值量并不相同。处于能量转化链高端的物资有更高的能值转化率。因此,能值转化率也是衡量能量等级的尺度[4～6]。[KG)]能值-货币价值(emdollar value,Em$)是指某种能值对经济的贡献折算成货币,即能值相当的货币价值。其折算方法是将当年国家GNP与其所利用消耗的所有能值的比值,得到能值-货币比率,即单位能值对GNP的贡献率。不同类别能值的流量与能值-货币比率的乘积,也就是该类能值在当年对国家GNP的贡献价值。由于每年国家能值消耗总量与GNP都不同,因此,每年的能值货币-比率都不一样,相同的能值量对GDP年贡献值也不相同。H.T.Odum曾用“宏观经济价值”(macroeconomic value)来表达能值相当的经济价值,以表示资源能值对经济的价值[1,7],我国很多学者也沿用这样的说法。

1.2 能值指标体系

能值分析指标体系(见表1)是生态经济系统综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指标体系,在反映自然资源利用情况、环境与经济关系、人地关系的同时,综合反映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效率。可在绘制区域能值图、编制和计算区域能值分析表的基础上,计算、分析和利用能值指标体系,分析、评估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

2 基于能值的中国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运营现状分析

能值分析能较全面的反映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效率和运营机制。本文利用目前为止最新出版的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按照能值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将2005年中国自然、社会、经济数[CM)]据转化为能值分析数据,研究当前中国生态经济系统运营状况,力求客观真实的反映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其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

2.2 能值计算分析表

依据H.T.Odum的能值分析法,利用2006年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及2006年环境统计年鉴中2005的自然、经济、社会和环境数据,编制、计算与能值分析指标表,并作进一步分析。

2.2.1 可更新资源输入与可更新资源产品产出能值表

表2是根据2006年统计年鉴计算得出的2005年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可再生资源输入与可再生资产产品能值分析表。外部输入的可更新资源能值量由地理位置、地域面积、气候、地形条件所决定,由于在大范围内气象气候条件的相对稳定性,一般而言,其能值量年变化极小,因此属于相对稳定值。而内部可再生资源产品与消耗能值量则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力水平及国民饮食、生活消费水平密切相关。

表1中各项能值数据说明,种植业、畜牧业以及渔业的生产和消费构成我国可再生资源利用和消费核心组成要素总能值为9.69×1024sej,能值货币价值为6 480亿$,其中畜禽产品、水产品、种植业(包括林业)产品能值产出和消费比重依次为59%、22%、19%,林产品消费所占比率相对较小,这说明多年来我国以林业建设与保护为核心的生态环保已得到社会共识,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依赖性减弱。因此,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已经基本实现了以“畜禽、水产养殖”为主,以粮食生产为核心的种植业居于次要地位,同时城乡居民食品消费中,肉、蛋、奶消费占主要地位,显示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畜禽养殖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禽畜养殖场排放的粪便及污水总量超过17亿 t,再加上集约化生产的冲洗水,实际排放的污水总量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城郊集约化大型鸡场、猪场畜禽粪尿污染已成为城郊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原因[16]。

2.2.2 内部不可再生资源产品产出与消耗能值分析表

内部不可再生资源产品的产出与消耗能值分析表,建立在以区域内部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生产投入的基础之上,据此可以分析我国矿产、能源、土地开发利用情况和经济投入-产出水平。

表3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内部不可再生资源能值消耗总量为1.63×1025sej,能值货币价值为10 300亿$,远远超过对内部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中,化石能源、金属、水泥、土地损失所占比例最大,这是全国范围内高速城市化引起的城镇扩张、交通设施建设的必然结果。而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比例为70%,符合我国当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当年过热的经济形势导致中国目前化石燃料、矿物、金属、水泥等能值消耗量巨大。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但能源、钢材、水泥消耗量却居世界第一位。能源消耗总量折合24.6亿t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其中煤炭消耗占全世界消耗总量的36.93%,比美国、前苏联、欧盟(25国)三者煤炭消耗的总量还多,钢材消费量为3.88亿t,水泥消耗为12.4亿t,占世界比值依次为30%、54%。资源巨量消耗的结果不仅仅是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形势也日益严峻。目前中国CO2排放量超过欧盟25国总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同时,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化肥、农药生产、进口和使用国,化肥、农药以及耕地有机质损失在总不可再生资源投入中虽然所占比例不大,但是总量却足以引起我国大面积耕地土地酸化、板结和土壤肥力降低以及土地污染,并导致一系列生态退化问题。中国年化肥使用量达6 294万t(2005年我国化肥工业生产数据与进口数据之和),耕地每公顷化肥施用量高达610 kg/hm2,差不多是发达国家化肥平均使用量225 kg/hm2上限的3倍;每年农药使用量近120万t,但其中绝大部分农药残留在土壤、水体、作物和大气中,农业生产中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已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危害[8,9]。

因此,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资源消耗、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的,改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已经迫在眉睫。

2.2.3 外部进口资源与产品能值计算分析表

为了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演变与世界的关系,利用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2005年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资源与产品相关数据进行能值计算分析。表4、表5分别为中国进口、出口资源产品能值计算数据。

表4数据显示,中国2005年进口能值资源总量为6.54×1024sej,能值货币价值为4 370亿元。进口资源以能源、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为主,其中,能源进口所占能值比重接近75%,其中石油能值占绝对核心地位。可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能源需求和消费量剧增,能源对外依赖性加大,自给能力减弱。在进口农产品中,主要以种植业产品为主,其中油料和粮食能值进口量最大。工业产品中,金属(包括钢材)、化学产品能值进口量较大,而其它产品进口量相对较小。另外,在吸引外资、发展对外旅游业等方面,也取得较好业绩。从总体进口物资类型来看,我国进口主要集中在资源和原材料上,工业成品进口量不大,显示我国工业制造能力、制造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显著提高,已经实现了由资源、原材料出口、工业产品进口国向工业制造大国的转变。结合表3数据,可见工业化使中国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十分巨大,在大力开采本国矿产、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同时,还必须大量进口国外资源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资源对外依赖程度加大,同时工业“三废”排放引起的环境污染形势必然更加严峻。

2.2.4 出口资源与产品能值分析计算表

表5中出口资源与产品能值分析数据,以《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2005年我国外贸出口物资类型及数量进行,用以分析我国出口贸易情况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表5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出口物资能值总量为3.38×1024sej,能值货币价值为213亿$。相当于进口资源产品能值总量的1/2。因此,在资源产品进出口方面,中国目前已是能值资源净进口国,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量加剧。出口资源产品类型众多,主要以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能源为主。能源出口中,石油及成品油、煤炭和焦碳出口量大;农产品出口中,棉花、谷物、肉类、水产品、植物油、蔬菜比例较高,另外中国机械工业制品、服饰(包括纺织品、服装、皮革以及皮革制品)等工业成品出口量大,对外投资和对外劳动服务发展形势良好。结合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出口物资发展情况,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出口物资已经实现由资源和原材料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转变,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实现了由消极被动接受市场变化向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中寻求市场、发展自我的重要变革。

但成品石油、焦碳炼制、皮革制造、机械制造等工业以及畜禽、水产养殖等严重污染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土地环境,目前在中国已经造成十分严重而且难以恢复的环境后果。中国在融入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工厂”,为世界大量输出工业产品的同时,把“三废”留在国内,经济发展是以本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2.3 基于能值的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现状总体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分析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运营态势,将各项能值项目汇总后再进行总体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出口物资与日俱增,很多生态环境学家担心大量物资出口以及工业化进程加快,会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的退化和环境污染的加剧。表6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出口能值大大低于进口能值,大约只相当于进口能值的1/2,这说明在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的依存度在加大,本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不足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内部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量总量在总能值消耗中占的比重达47.5%,说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不可再生资源如能源、矿藏、土地等消耗量极大,而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将降低我国经济社会自我发展的潜力,从而加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总体情况而言,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是大批工业产品的制造者和输出者,输出工业产品的同时工业三废留在国

内,因此,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建立在资源低效率利用和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基础上的,距离可持续经济模式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3 1985-2005年中国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动态变化分析

为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经济系统运营态势的动态变化情况,我们利用1986年、1996年统计年鉴中1985年、1995年、2005年经济系统的运营数据,整理分析并编制能值分析表,此基础上计算各年各项能值生产消费情况,汇总统计见表7。表7中的年均增长幅度是以1985年和2005年的数据计算的算术平均数计算得出。

3.1 1985-2005年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各项能值利用动态变化趋势分析

表7显示,在1995年以前(包括1995年),我国经济出口能值量都大于进口能值量,在1985年时出口能值量差不多是进口能值量的2倍,而当时的出口主要以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为主。大约在1996-1997年进出口能值大体持平。此后进口能值量快速增加,在2005年进口能值已相当于出口能值的2倍,出现了与1985年相反的能值进出口贸易形势。可再生资源的产出也呈现良好增长态势,这和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及农牧业产业结构适时转变密切相关。内部不可再生资源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变化相对较为缓慢,但年均增长幅度也达到5.45%。总体情况看,长期以来,我国内部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和消费量最大,其次是内部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同时都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态势。图3更加直观显示了同样的信息。

3.2 1985-2005年能值指标体系比较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分别计算了1985年、1995年、2005年能值指标体系见表8。

表8中的能值来源指标各项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进口能值的需求量在1995年以后迅速增长,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压力加大,对外依存度增高。社会经济亚系统能值指标显示我国人均能值消费量也呈增加态势,1995年人均能值消费量差不多是1985年的2倍,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对物质财富的消费需求量加大。而国家内部资源的人口承载量的增加,则与科学技术进步使资源利用效率增大相关,但目前我国资源承载人口的能力仅为当前全国人口数量的一半,因此,我国人口依然使资源环境面临严峻压力。货币-能值比率呈下降趋势,显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1995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状况。能值交换率数据显示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日益繁荣的发展形势,也说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能值投资率是衡量自然生态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容受力,表中显示变化不大,这与工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导致自然环境承载力增强有关,同样的原因也显示我国可再生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增加。

4 结 语

本文利用能值分析法,在收集整理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2005年中国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生产和消费情况做了运算和分析,以说明我国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运营机制和生态环境效应现状,并在对比分析1985年、1995年、2005年能值指标体系的前提下,说明我国生态经济系统演变的动态趋势。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长足发展,对外贸易结构和规模产生了巨大变化,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以资源和原材料输出为主、工业成品输入为主转变为资源输入、工业成品输出为主,在国际贸易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同时我国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明显提高,生活消费结构改善,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工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显著增强。但同时,资源自给能力减弱,对外依赖性加大,人口资源需求量大,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还是建立在资源低效开发利用的基础上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形势也日益严峻,距离可持续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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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

关键词:中原城市群;城乡统筹;试验区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137-02

先行试点、由点及面的渐进改革方式是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攻坚克难、成功推进的重要经验。河南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重大,城乡差距明显,是制约河南省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促进中原崛起的重要因素。在中原城市群设立城乡统筹改革发展试验区,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新体制,探索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不仅可以促进中原城市群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发展,而且可以为全省城乡一体化发展起到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加速全省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中原崛起,同时对全国其他城市群或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

一、有利于发挥中原城市群的示范带动作用,为河南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提供典范

河南省地处中原,有近1亿的人口规模,是全国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等交通通讯枢纽之一,也是全国重要的粮、棉、油、畜牧生产基地和能源矿产、重化工业、食品纺织、商贸物流等产业基地,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伴随着中国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和航空运输网的完善,河南作为国家交通运输枢纽的区位优势将更加凸显。中原崛起对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国家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等,都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近年来,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地区生产总值多年保持全国第五的地位,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2009年,河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 367.28亿元,增长10.7%;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0 477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 704.65亿元,增长30.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 746.38亿元,增长19.1%。但是,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三农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趋势尚未扭转。究其原因,河南二元结构突出,城镇化严重滞后,城乡分割的政策、制度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纠正,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力不强,过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过多的人口滞留在农村。这种城乡分割的体制和发展失衡状态,造成了三农问题的现实困难,农村小康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大的难点。从根本上破解河南三农问题,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形成城乡互补共促、共同发展的格局,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

中原城市群是河南省乃至相邻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之一,在河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其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明显,集聚效应不断显现。与沿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相比,中原城市群虽然处于发展的“起飞”阶段,但从河南经济甚至整个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是充满活力和潜力的。此时,设立中原城市群城乡统筹改革发展试验区,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消除中原城市群城乡发展中的制度障碍,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加快中原城市群城乡一体化进程,来引领和带动全省城乡统筹发展,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有利于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构筑河南乃至中西部地区具有强劲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的核心增长极

城镇化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和城市在不同区域的发展、完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严重问题。其中城乡发展不协调,城镇化发展滞后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河南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支持城镇化动力不足。建国以来,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化工业化加大了中国城乡二元分化,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城乡二元分化更加突出。河南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和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二元结构尤为明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进行简单的农业生产和初加工,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发展乏力,农民增收困难,城乡贫富差距加大,推进城镇化后劲不足,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长期影响。

此外,河南城市对农村集聚作用大,而辐射带动效应不足。工业有着强烈的聚集需求,需要人、财、物高度集中和健全的公共服务系统,才能形成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但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可利用的人才、资金、技术贫乏,农民收入低下,农村工业大多停留在原材料粗加工等方面,难以完成乡镇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而城市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人、财、物各类资源在行政集权或市场的调配下不断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由于缺乏城乡转移支付等结构性政策措施,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对农村的优势资源聚集作用明显,辐射带动效应严重不足,城市与农村之间仍未建立起均衡增长和良性循环机制。

河南省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镇化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必须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出发,创新城镇化模式,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而设立中原城市群城乡统筹改革发展试验区,不仅有利于探索通过产业集聚区建设带动产业、人口集聚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加快中原城市群统筹城乡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构筑河南乃至中西部地区具有强劲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的核心增长极,而且对于全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有利于探索城市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新体制、新机制,形成投资强度最大、人口和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城市区域

目前,中原城市建设虽有较大发展,但是,各城市间功能定位不清晰,城市优势和特色不鲜明,产业同构现象比较突出,城市之间尚未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

首先,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区域内城市合理的产业分工是形成系统合力、提高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基础。而由于长期发展行政区经济,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的经济相对自成体系,城市间产业互补性较弱,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基础设施、相关产业、同类工厂重复建设,造成投资和生产分散,整体经济效益不高。各城市间缺乏合理分工,城市特色功能不突出,各个城市难以发挥自己的特色优势。

其次,城市定位不清晰,城市建设缺乏特色。由于缺乏科学缜密的分析,尤其是缺乏对地域文化特色的研究,中原城市群城市建设缺乏地域特色。一是城市的定位不够清晰,虽然目前九个城市有一定的发展定位,但特色不够显著。二是城市在建设当中缺乏长远规划,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

在中原城市群设立城乡统筹改革发展试验区,在中原城市群内率先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创新产业协同发展机制、设施服务联通机制、要素高效配置机制、沟通协调工作机制等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促使城市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加速中原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对于中原城市群地区探索城市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新体制、新机制,形成投资强度最大、人口和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城市区域,具有重要意义。

四、有利于转变中原城市群及河南省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实现集约节约发展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要求,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河南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经济以年均11.2%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最初注重的是速度的提高、总量的扩张,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在原有的以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为特征的“四高一多”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同时,又积累了较多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分配制度不够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这说明,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再单纯强调GDP数量的增长,而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解决结构、质量和效益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以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内容的进一步转变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针。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从河南实际来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维持的局面尚未改变。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影响着经济的持续增长。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深刻变化,日益突出的资源环境约束,产业规模的扩大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转变河南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尤为紧迫。2009年的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河南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中原崛起,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作为带动全省发展、实现中原崛起的龙头,中原城市群对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设立中原城市群城乡统筹改革发展试验区,本身就含有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实现集约节约发展等科学发展之一,这不仅是推进本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也是带动全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