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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3-09-20 09:47:06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篇1

关键词:循环经济;资源利用;节约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145-02

一、对循环经济的科学认识

循环经济是针对工业化以来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而提出的。环境问题根本上讲也是资源问题,是资源利用不当的结果。传统经济中资源利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资源初次利用效率不高;二是资源利用强度过大,争抢和浪费严重;三是资源的物质单向流动普遍,没有形成循环利用,环境压力巨大。以上问题,一方面是技术问题,一方面是观念和认识问题。资源初次利用效率不高可能主要在于技术方面的问题,但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式使用和对环境价值的漠视则主要是观念和认识问题,也是当前资源环境危机的最主要原因。

传统经济中的资源利用问题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而循环经济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和谐的体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此,必须实现生态伦理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冯之浚先生提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阶段、征服自然阶段和协调自然阶段”(冯之浚,2005)。对自然的崇拜反映了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及对其赐予的感激,体现了古人自发的朴素的自然中心伦理观。而工业化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指导下,强调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在生产和消费中把自然界看成是原料箱和垃圾箱。结果是既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自身,在把自然推向绝境的同时也把人类自身推向绝境,在消灭自然的同时也将消灭人类自身。在价值观上,传统工业化道路是对科学主义的颂扬和对人本主义的蔑视,传统工业化的资源利用方式折射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颠倒和对人类自身命运的误求。循环经济把经济系统看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彻底扭转人与环境的对立,实现的是生态伦理观的否定之否定。

工业化以来出现的资源环境危机实际上是资源利用方式的危机,所反映出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而重塑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要返本求源,通过建立新的资源利用方式来实现。发展循环经济正是这样的一条转变资源利用方式,重建和谐生态的光明大道。作为一种物资闭环流动型经济,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被概括为“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再循环(Recycling)”,即所谓“3R”原则。其中,减量化原则就是要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并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和物品尽可能多次、多种方式地使用,防止其过早废弃;再循环原则是指对废弃物进行加工处理,使其成为再生资源重新进入经济过程。

循环经济的实质并不在于循环本身,而在于它是一种新的资源利用方式。对物质资源进行零打碎敲地循环利用一直是我们节约资源、降低成本的有效做法,但在经济活动中自觉地实现对物质循环利用的社会性安排则是前所未有的,无异于一场资源利用方式的革命。循环经济要在经济发展中建立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资源利用机制,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把对循环经济认识的重心放在循环上,则必然出现理论上讲不清,实践上行不通的结果。首先,经济系统不是一个物质自循环系统,由于时间、技术和经济方面的限制,要在经济系统中建立物质的完全循环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其次,会使循环经济丧失解决资源环境危机的针对性,无法解释循环经济产生的原因,也无法说明环境治理及保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最后,无法解释包括节约型社会在内的未来循环经济发展形态。因此,本文认为,应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和发展循环经济。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背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定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错误的资源利用方式,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以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为目标对资源利用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革,而循环经济的本意正在于此。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必然性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既有各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共性需求,也有经济发展目标和现状的国情特性。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我国也出现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严重资源环境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我国是在经济发展低水平上出现的并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资源环境问题。原因有资源特别是人均资源少的因素,有经济超速发展的因素,也有技术水平低的因素,但更多的是资源利用方式及环保意识差的因素。生产中粗放增长、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消费中用后即扔、盲目攀比、过度消费等加剧了资源紧缺状况,生产和消费中只排放、不控制、不治理导致愈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已经不再具备实现工业化的资源和环境优势,在寻求追赶型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不能更好地珍惜和有效利用稀缺资源,环境和资源问题将更加严重。当前,我国水、电及煤炭、原油、有色金属矿等重要工业资源都处于严重的紧缺状态,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噪音和垃圾等环境问题特别严重,资源和环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严重对立,就难以解开当前中国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困局。

尽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重大经济发展战略,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而且深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条件要求是很高的,当前并不具备。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循环经济都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巨大的系统工程。当今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的是多层、叠加、交叉的立体、网状资源利用结构,即使是在一个国家里也存在着不同区域、不同企业差异巨大的资源利用状况,要在社会范围内构建循环型的资源利用模式,就目前来看困难是不可想象的。在当前的循环经济发展中也确实存在诸如观念滞后、技术短缺、动力不足、范围有限、制度缺乏等诸多困难,而且应当看到,我们目前只是处在循环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循环经济的显效应当表现在资源紧张状况的总体改善和环境优化的整体效果上,显然,这个结果还没有出现。

现阶段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任务,一是消除累积的环境问题,二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央提出发展节约型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正是适应我国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资源环境现状,重在从资源节约的角度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一项务实的重大战略抉择。节约型经济和节约型社会既符合循环经济的实质精神,又能充分体现节约精神,切合中国资源、环境的现实国情,针对性强、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具有发展的必然性。节约型社会是对我国今后较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定位,也是发展节约型经济的必然指向和中国式循环经济发展的特色阶段。

三、中国式循环经济之路

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西方各国如德国、日本等大都确定了循环型社会的发展目标。循环经济不是自发的经济形式,应当自觉推进。为循环经济的发展设立目标并确定阶段,有利于深化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认识,并在实践中为不断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探索切合实际的方案和路径。根据对循环经济在我国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合理预测,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是从末端治理出发,经过节约型社会、循环型社会最终发展为生态型社会。当前处于末端治理向节约型社会的转变中。

末端治理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开始阶段,其基本理论依据包括庇古税、科斯定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贯彻的是污染者付费原则。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最初都来自于生态环境恶化的刺激,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的着力点首先在对环境进行末端治理。末端治理的手段在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积极有效的,但末端治理仅是治标之策,如果不能有效减少经济中的资源投入数量,环境问题则治不胜治。

环境问题来自于资源利用问题,解决现实资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实现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就我国而言,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压力不断加强,而循环经济的深入推进又存在现实的困难,因此,缓解资源困境必须采取更直接的路径,走节约型道路。发展节约型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成为我们在循环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所作出的现实选择。节约型社会的建立将使人们更新观念,在经济活动中建立资源节约利用的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效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使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得到实质性推进,为循环型社会的建设奠定基础。

循环型社会和生态型社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循环型社会所强调的还是在经济系统内对资源的处理,与生态型社会相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仍然具有狭隘性。而生态型社会实现了对资源利用方式的完全转变,呈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随着我国节约型社会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对循环型社会和生态型社会的研究将变成现实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冯之浚.论循环经济[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2] 王文忠.循环经济认知误区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06,(4).

篇2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述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原有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拉美陷阱"是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案例,原因在于拉美地区中大部分国家滞留"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过长。截至2013年,智利滞留42年,乌拉圭滞留40年,墨西哥滞留39年,巴西滞留38年,哥伦比亚滞留34年,阿根廷滞留51年。此外,以泰国、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也已经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较长时间,部分学者担心这些国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综述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如下: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投资缺乏;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比较优势丧失或不明显;产业结构升级滞后;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腐败多发;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

二、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一)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

只有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了,才能让更多的社会成员获得稳定、较高的经济收入,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扩大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经济总量虽大,但人均水平依然很低,中等收入阶层扩大后劲不足。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从产业结构看,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社会,必然是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 的社会。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发展还不完善,产业结构还不太合理。

(二)制度保障力度不够,贫富差距愈加明显

一般而言,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相关的政策主要有财产保护政策、收入分配政策、户籍政策及就业与社保政策等。以收入分配政策为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11年更是达到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不同人群间收人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只是很小一份,这种差距在通胀下更明显,收入分配改革严重滞后,阻碍了中等收入阶层队伍的壮大。

(三)人力资本投资低,教育发展不均衡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规范化发展,文化水平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排名世界第104位。不仅如此,当前我国的教育还存在诸如教育资源供给总量不足、教育发展不均衡、人才培养结构与质量和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没有经济的稳定增长,就不可能有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为了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实现由"粗放增长"向"内涵增长"的升级,才能防止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导致的经济放缓。我们要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注重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实施知识集群政策、产业集群升级政策与技术战略路线图,切实推进传统产业的高新化与新兴技术的产业化、规模化,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优势产业的对接、互动与融合,处理好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大力挖掘工业吸纳就业的潜力,让人力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二)深化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过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增加人们的不公平感,加剧社会矛盾,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实质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

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前提。一是立法保护,从大到宪法小到各项规章都要体现"保护";二是市场准入,政府应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按国民待遇的原则,凡是外资可以进入的领域,内资都可以进入;三是为民营企业提供投融资便利;四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三)重视人力资本培育,大力发展教育

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推进教育公平、改善农村教育条件及农村教师待遇、重视留守儿童教育、改革完善职称评审体系、加强学前教育管理、支持民族地区教育,系统推进各类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真正实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保障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公平、优质和多样化教育的权利。

发展高等教育,可以改善并带动中等收入阶层整体素质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可以使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均等,使得大部分人可能拥有、分享进入中上层的社会资源,就职和晋升的机会也会增多,极大减轻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和对立。根据我国的实际,要尽快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要按照区域、行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积极调整高校学科和专业结构,大力推行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工学结合和"订单式"培养,努力培养一大批高水平的实用型人才和高素质的创新型拔尖人才。

(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篇3

[关键词]广东;农村社会保障;经济发展;同步性

[作者简介]钟振强,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硕士,广东广州510225;宋丹兵,中国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科员,硕士,广东东莞523011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4-0018-03

一、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性的理论剖析

综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一定的经济条件是社会保障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而经济发展以后必然会对社会保障产生新的要求,要求社会保障发生相应的变化。可以说,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因为社会保障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谐等方面的作用。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可缩小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同时对中、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进行适当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稳定。而经济发展又是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保障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保障发展的制约。只有建立健全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及运行机制,才能有稳定的发展环境,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与繁荣进步。

如果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过去,小生产条件下的自然经济只能产生由个人、家庭和亲属提供保障资料的家庭自我保障方式,而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则要求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实行社会保障。只有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进行社会保障,才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社会保障方式,而且经济才能得以发展,社会保障进而才能得到逐步完善。

农村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无法实现全面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也可能因此遭遇“瓶颈”。因此,农村社会保障也必须与经济发展阶段实现同步性,这才能保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性的指标设计

笔者认为,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保证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性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提出了以下评价指标:

1、经济性指标。即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使用该指标就可以较好地反映农村社会保障规模与经济发展适度性。该指标的优点是数据容易获取,可操作性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10%~20%之间,超过20%或略低10%的国家和地区只是极少数。一般来说,我们应根据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及近期发展的趋势,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以这个适当比例作为该地区农村社会保障近期宏观发展目标的水平。

2、财政性指标。即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适度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保障对经济促进功能的发挥,但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也必须以本地区财政能力为基础。一定的财政收入,可保证相应程度的社会保障支出,并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与财政收入不协调,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严重超出财政收入规模,则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受到损害。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的高福利国家,财政收入的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美国也有1/3以上的财政收入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支出是许多国家和地区财政支出中的“大头”。

3、内容性指标。即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上。社会保障的内容很广,如养老、医疗、失业等,但社会保障的范围必须因地制宜,量力而为,“”或者“畏首畏尾”的做法都不可取,还是需要以经济基础为保障。

4、公平性指标。即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上。社会保障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特征,社会保障只有体现了普遍性特征,才具有确实的保障性。但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宽广与否,必须与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

5、制度性指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制度的规范化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也必须日益实现制度规范化。而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体现在许多具体项目上,如社会保障费负担情况、社会保障费用缴纳与发放程序等等,都需参照国际惯例及经验进行规范化,以便避免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及管理中的漏洞与失误,使社会保障制度能更好地发挥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经济同步性评价与战略对策

1、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经济同步性评价。广东省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也必须与时俱进,与经济发展同步。我们综合运用以上各种评价指标,分析得出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情况:

(1)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或者财政收入的比重偏小,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步伐仍然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如表1所示,广东GDF2001年为12039.25亿元,2006年达到26204.47亿元,增长2.2倍;自2001年以来,广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广东财政总收入由2001年的2541.21亿元增加至2006年的5122.25亿元,增长2倍。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各级政府用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仍十分有限,大概占全省GDP的0.01%和占全省财政收入的2%不到,而且年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率。

(2)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逐步扩大,循序渐进,但城乡和地方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逐步扩大,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建立起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但是,目前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并没有明确的分工,城乡和地方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有的地方统筹到市,有的统筹到镇,保障水平和规定都不同甚至差距巨大。

(3)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展,但有待提高。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广东省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但农村仍以家庭赡养和土地保障为主,而且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仅在珠三角地区建立起来,全省大部分农村并未

推广,仅珠三角地区的深圳、东莞、珠海、中山、佛山五个市实行了农民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在珠三角地区中也仅覆盖5市120多万农村人口,广州、江门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一些有条件的县镇还没建立,仍在探索之中,或仅对少部分村干部和失地农民实施养老保险。此外,广东省自2002年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来,截至2005年,全省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为2546万,仅占全省5047万农业人口的50.5%。

(4)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亟待完善。目前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没有明确的分工。如广东基本以镇为单位开展合作医疗,收费水平不一样,保障程度也有差别,这不利于资金的有效利用和财务监管。就主管部门而言,以前是卫生部门(从省卫生厅到市县的卫生局),现在即将改为农业部门(从省农业厅到市县的农业局),使得基层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养老保险方面同样职责不清。一些保险公司则多头联系,与妇联一起开展对农村儿童的“平安保险”、与教育部门开展对乡村教师的保险、与组织部门开展对农村干部的保险。

2、战略对策

(1)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础,应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机制。广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间应当与经济同步,并严格规范和界定各级财政的责任和义务,确保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投入,而且要把农村社会保障的收支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把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社会公众的制约和监督之下,以更好地保证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此外,我们还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稳定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随着广东省人口老龄化,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不断扩大化,农村老人越来越多,仅靠国家负担是不够的,要多方筹资,在农民适当缴费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缴费比例,但不能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而集体筹资则可以是村或乡镇从发展基金或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收入中按比例的划入农民的保障基金中。与此同时,要努力实现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以提高农民资金的回报率。社会保障资金可以用于投资,但政府要对投资机构进行必要的监管和政策扶持,以规避风险。

(2)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经验证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比较成熟,一方面有其较强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是靠完备的法律体系强制推行的。在目前国家还没有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的情况下,广东省应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专门适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障法规,规定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最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鼓励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建立起更高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近期目标是,应该规定在全省农村范围内建立起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逐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用制度规范行为,保证越来越多农民受到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

篇4

【关键词】区域公路运输;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一、前言

区域公路运输在社会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公路运输是一个服务型的行业,它既要满足社会的需求,提高经济效益,最后还要实现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而公路运输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想要实现的目标,只有让两者相协调,才可以促进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让经济稳定发展。

二、区域公路运输和社会经济发现的研究现状

在展开这一研究前,必须确立区域公路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并以其为基础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认识到两者之间也是互相推动对方发展,互相合作的关系。除此之外,还要利用相关理论,对区域公路运输发展进行分析,找到发现停滞的原因,接着根据得出的结果,制定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增加社会经济与区域公路运输的适应程度。

最近几年,很多地区纷纷制订了相应的评价机制,推出适应性指标,并进行研究,得到了很多初步的研究成果,让其他地区根据这些研究成果调整区域公路运输机制。但目前,我国对于两者适应性的研究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收集的数据有限,无法深入研究。

三、区域公路运输与社会经济适应性的分析

区域交通运输指的是通过空间的移动,让人、物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而交通运输作为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提供物质服务,可以让社会活动中的生产到消费的数个阶段连在一起,让社会经济稳定进行。同时,区域公路运输和社会经济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在发展的过程中互相成为发展的因素,促进自身的发展。

因此,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分析:

根据供需平衡的原则思考问题。区域公路交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仔细考虑社会经济和交通的关系,根据当下经济的增长,从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其引导作用。

建立区域公路网络必须以经济水平为基准。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公路网络的建立,但网络的建立必须以当下的社会经济水平为出发点,根据各区域资源分布的多少、人口的密集程度以及城镇发展情况等,决定是否在这一区域修缮公路,变成公路网络的一部分。

区域公路发展水平要符合社会经济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区域公路运输的发展必须符合经济发展形式,而对于公路建设投资多少、发展速度的快慢等,都要与社会发展水平持平,只有做到这一点,才会让区域公路运输为社会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建立指标体系

1.建立指标体系的思路

要想建立具有可行性的系统协调发展的指标,必须根据以下三点原则,分别是系统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目的及可行性原则,其中,系统性原则是指要调整好每个母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以及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用指标体系得出科学的理论结果;可比性原则指的是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都可与各城市两者的协调发展情况作比较,和历史资料做比较;目的及可行性原则指的是让自身的发展满足社会可能提出的需要。

2.制定评价指标的标准

当制定不同地区的评价指标时,不可以只参照我国的历史数据,还要参考国外的相关资料,发现两者发展的差异,从而确定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以我国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靠近东部沿海,可以用多种运输方式进行运输,但仍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没有明确的交通运输体系,各区域的交通发展水平与当前社会经济不匹配,运输机制缺失服务性,这些问题都会影响评指标的确定。在参考这一地区的目前的数据,与历史数据和国外城市数据做对比,确定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发展阶段。

3.设置区域公路运输指标

协调性评价体系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由很多单项指标组成。它可以从两方面说明区域公路运输体系,即公路网路的建设与运输水平,以“里程”为主要规定指标,以及对公路网络的密集程度进行审查,算出可以运货的数量和载客人数,以及运转周期。在得出数据后,研究人员通常会用货运与客运的运转周期作为评定运输水平的标准,得出不同区域的运输水平,从而调整政策和方针。

五、总结

目前,我国经济正在不断发展,而起到引导作用区域公路运输也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符,对适应性进行准确的分析,建立指标体系,制定出相应的评价标准,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确定所属的的发展阶段。同时,还有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大对公路网络建设的力度,以此促进社会经济建设的推进,让两者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方华. 浅析公路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J]. 经营管理者,2013,25:185.

篇5

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在交通运输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调整必须按照相应指标要求,从根本上保证交通运输结构处于合理状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交通运输业自身的技术经济特点对其结构调整同样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对交通运输方式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在交通运输技术经济特点确定的情况下,影响交通运输结构主要是外因,外因主要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交通运输技术经济特点变化同样会对地区交通运输结构演变产生影响,我国交通运输业进行区位划分,其主要可分为华北、华中、华南、华东、东北、西北、西南等七个一级运输区域,按照区域性划分对每个地区的交通运输宏观指标进行核算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交通运输结构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十二五”阶段我国重点需要对区域交通运输结构进行调整,完善交通运输结构,促进交通运输业全面发展。

?荩区域交通运输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区域交通运输结构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对其进行归纳,主要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因主要是指交通运输的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其主要包括经济状况、自然条件、生产关系等。内因主要受到交通运输内部经济技术特性影响。从自然条件角度看,自然条件的因素直接影响到交通运输项目的投入要素,自然条件好的交通运输项目投入要素比例较低,自然条件差的交通运输项目投入要素较高,自然条件还会影响到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运输需求结构,从我国的特点看,由于我国人口多、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变化比较大,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交通运输结构会有更高的要求,交通运输结构只有全面发展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交通运输业发展的特点看,自然条件因素直接影响到交通运输方式的需求,交通运输优势的充分发挥也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从微观角度分析,自然条件会对交通运输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十二五”阶段我国需要认真研究自然条件对交通运输结构的影响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计划,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经济与交通运输存在紧密的联系,经济状况主要是由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总水平决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布局不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导致货流和产品特征不同,因此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运输结构都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人们的消费结构和生活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运输供给与运输需求之间结构变化处于相同状态,所以在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运输供给与运输需求之间存在对应性关系。供给最终的目的是满足需求,有什么样的需求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供给,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平衡、协调发展,“十二五”阶段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必须要处理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调整好交通运输结构,促进交通运输业全面发展。

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看,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要经历从单一化发展模式向多元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运输方式从原始的运输方式向现代运输方式转变,技术层次从低级阶段不断向着高级阶段方面转变,这些方式方法的转变与科技进步有着紧密的联系,科技可以给交通运输发展带来直接性影响和间接性影响,从直接影响角度看,科技可以促使新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同时促使运输装备的性能改进及运输结构的改善,交通运输在科技的带动下,各种运输方式相互作用协调发展。从间接性影响角度看,科技进步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促进新兴产业的崛起,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交通运输需求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交通运输结构会随着交通运输需求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交通运输业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只有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不断调整交通运输结构才能促进交通运输业处于健康稳定的发展状态,“十二五”阶段我国科技会不断发展,对交通运输业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我国交通运输结构应与科技发展协调起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

?荩我国交通运输结构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交通运输综合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运输结构失衡和运输能力不足等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交通运输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处于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输各方面的发展水平,才能适应“十二五”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对我国交通运输的宏观评价指标进行系统化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交通运输结构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交通运输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交通运输结构问题,才能建立符合区域交通运输发展需要的交通运输体系,才能实现交通运输需求和供给的平衡。我国交通运输在能源利用、运输供给、区域合作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协调、不衔接的地方,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交通运输结构问题,才能促进交通运输业全面协调发展。

区域交通运输结构存在一系列问题,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是我国交通运输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业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幅员辽阔,现有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无论从运网密度角度看,还是从整个世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我国还处于落后状态,我国的公路、铁路、民航在总量和平均密度方面都落后于欧美等国家。从区位角度看,西部地区公路网技术含量低,行车条件差,综合实力较低,很难满足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十二五”阶段我国需要加强对西部交通运输业的投入,从根本上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从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总体状况看,各区域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通过对区域之间的大通道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大通道存在明显不足。西南、西北等区域高速公路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从初始状态看,交通运输流量较少,而华北、东北、华东区的路网建设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存在不协调现象,社会经济发展加快,但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交通运输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利。“十二五”阶段我国应该不断调整好交通运输结构,从根本上保证交通运输业更好的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荩区域交通运输结构优化的措施研究

从区域状况看,由于区域经济状况、自然条件、国家政策倾向不同,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当前我国地区之间交通运输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各区域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区域交通运输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不同交通运输方式在各个区域的优势没有很好的发挥。

“十二五”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依然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质量和效益,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加强区域间的合作,把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促使各区域交通运输结构协调发展,实现不同区域之间构建合理的交通通道,把交通运输系统整体结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篇6

关键词:耦合度;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态势;边疆山区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59-05

1引言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当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配合得当、互惠互利时,为良性耦合;反之,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时,为恶性耦合[2]。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或称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3]。目前,国内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颇为丰富。许多研究人员利用现代系统理论体系,建立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来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状态和规律[4~5]、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演进态势[2,6]、区域系统耦合状态[7]、城乡耦合地域空间演变规律[8]以及资源开发中的耦合效应[9]等内容,其理论和方法在区域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该系统的稳定性、可控性决定着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否实现,因此,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已成为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10]。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建立于资源环境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能量与物质循环方式对资源环境产生胁迫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效应又通过降低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而对其产生约束作用。在这种双重机制作用下,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土地总面积38.32万km2,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是一个典型的低纬度高原山区省份,固有的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尚不发达。1949 ~ 2005年,全省总人口由1595.00万人增加到4450.40万人,增加了2.79倍;经济规模(GDP)由8.93亿元增加到3472.89亿元,增加了388.90倍。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041.79元,相当于1990年的4.20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265.90元,相当于1990年的6.11倍,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城镇化水平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同时,云南又是一个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省份[11],资源减少、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较为突出[12~13]。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4~16]:云南省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低,土地资源承载力始终处于超载状态,这对区域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极为不利。因此,研究识别云南省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态势,对协调未来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

遵循建立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性及系统性原则,结合云南省区域状况,构建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状态评价指标体系(表1)。为统一各指标量纲与缩小指标间数量级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式(1)、(2)中,xij表示第i年j项指标值,x′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max(xj)为第j项指标最大值,min(xj)为第j项指标最小值。当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式(1)进行处理;而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好时,则采用负向指标计算式(2)进行处理。

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每个准则层及指标层的指标因子的权重值(表1)。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本文从1991 ~ 2006年《云南统计年鉴》[17]、1991 ~ 2006《中国统计年鉴》[18]、1991 ~ 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以及1990 ~ 2005年《云南省环境状况公报》获取1990 ~ 2005年原始数据,并进行处理和计算。

2.2 系统耦合状态评价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李崇明等[20]提出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 与的协调程度(后有研究人员称为耦合度[3,7,21]),模型如下:

公式(3)中,为两系统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为各指标权重。鉴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二者间的交互胁迫关系,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复合系统来考虑,显然与是这一复合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该复合系统的演化方程可表示为:

公式(4)、(5)中,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社会经济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的演化状态。VA、VB分别为二子系统在受到自身与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演化速度。在整个复合系统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将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即V=f(VA,VB),这样就可以VA与VB为控制变量,通过分析的变化来研究两个系统间的协调耦合关系。

由于整个系统的演化满足组合S型发展机制,可以假定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协合关系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这样在每个周期内,由于V的变化是VA与VB引起的,可以把VA与VB的演化轨迹投影在一个二维平面(V经济发展初期,不受资源环境限制,资源环境不受经济影响,发展只受自身因素影响。此状态下,只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其发展能力无限提高,资源环境始终不变,是一种理想状态。

良性发展阶段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开始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此状态下区域社会经济提升速度快于资源消耗和环境变化速度,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一定的胁迫作用,但处于可接收范围内,两个子系统向着良性状态发展。

分水岭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此种状态下,资源环境刚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两者变化速度相等,系统处于由良性状态向不可持续演变的临界点,为系统状态演进的分水岭。

不协调发展阶段

资源储量制约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环境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此状态下,高度重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明显增强,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不足,系统向着不可持续状况演变。

系统崩溃阶段

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的影响下达到极限,在经济增长极限值要求下,资源增长呈现无穷大趋势。此种状态下,过度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完全忽视自身支撑能力的提高,系统处于一种无限消耗阶段,面临崩溃的危险。区域系统将有两种演进方向:一是两系统间的矛盾不可协调,走向崩溃,因这种情况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二是人类采取一系列政策、技术、工程等措施,及时调控系统运行状况,引导其进入螺旋式上升阶段,实现系统的高级协调共生。

3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状态分析

3.1 系统耦合度计算

根据表1及公式(1)~(3)可计算出云南省1990~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结果如图2所示。然后依据f(x)和g(y)进行非线性模拟,首先计算A与B、VA与VB,其结果为:

3.2 结果分析

(1)从社会经济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来看(图2),1990~2005年,云南省f(x)和g(y)均呈上升趋势,除在1996年和2001年之后有所波动外,两者基本同步增长,但在2003年之前g(y)>f(x),f(x)不断逼近g(y),表明云南省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内部关系中,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大大超前,而环境保护则滞后得多。2004年之后f(x)>g(y),说明在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在1996年、2002~2004年,g(y)下降趋势下,f(x)仍能获得相同速率的增长,这表明,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环境的投入不但不会降低其发展速度,反而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

图4 1990~2005年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耦合度

(2)从VA与VB变化情况看(图3),两者大致可看作“U”型曲线,两系统处于同步变化状态,1994年之前VA>VB,1994年之后VA

(3)从耦合度α的变化情况(图4)并结合表2分析,近15年以来,1990~1993年α处于39°~42°之间,为协调发展状态,1994年突破45°成为系统发展的分水岭,之后均处于50°~84°之间,2001年更高达83°。α经历了先下降(1990~1992年)后上升(1993~2001年)再下降(2002~2005年)的过程,尽管近4年来呈快速下降趋势,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有所提高,但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在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资源高消耗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4未来发展态势分析

近年来,云南省在环境保护和治理、降低能耗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2005年,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达1.4%,相当于2000年的1倍;1990~2005年,“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相当于1990年的4倍多;2005年,万元工业产值耗能、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万元GDP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万元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元GDP工业废水产生量均有所下降,吨能创造工业产值和吨能创造生产总值也有极大提升。这些因素的促进下,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呈下降趋势。

尽管如此,云南省未来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胁迫和约束双重机制加强,二者协调发展仍面临巨大压力。可以预见,云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胁迫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5年以来,由于过度追求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上马,加之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致使区域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严重,区域土地、水、矿产等各种资源供给日趋紧张,区域综合支撑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而历史上对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所欠的旧账越积越多,形成累积效应,并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效应表现出来,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

(2)长期以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素质不高、技术落后,云南省在国际、国内区域分工中处于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经济增长主要靠过度消耗资源和加重环境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以能源消耗指标为例,在1990~2005年,云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耗能(规模以上)以年均5%的速度下降,2005年为3.55吨标准煤/万元,仍高于全国2.59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且在“十五”期间呈波动状态,下降极其缓慢。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以5.9%的速度下降,2005年降为1.73吨标准煤/万元,高于全国1.22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云南省在通过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方面面临不小压力。

(3)“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资严重不足。根据2005年《云南省环境公报》,SO2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大气污染防治面临较大压力,昆明等6个城市空气污染加重,15个开展降水酸度监测的重点城市中,11个城市出现酸雨。云南省77条主要河流的150个监测断面中,水质在Ⅲ类以下的断面达42%。1990~2005年,废水排放总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8.05亿t,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年均8.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6646.08亿标立方,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年均5.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4661.49万t。与此同时,“三废”处理能力却提高不大,例如,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仅为35%,远低于全国57%的水平。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年均增长4.7%左右,2005年达1.4%,略高于全国1.3%的水平,但远远低于云南省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水平。生态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入不足加大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

(4)全省总人口将继续增长,加之云南为边疆山区多民族省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各项建设起步晚,对环保设施和技术投入欠账较多,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交通、能源、水利等各项建设将大大加快,必然加大对资源环境胁迫强度,这已是难以逆转之势。

(5)环境保护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受自然灾害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严重。一方面,云南省自然条件差,全省山地、高原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94%,盆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源富集但开发利用成本高,各类用地受到限制,环保工程措施投入大,技术要求难度高。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影响也较为严重。以农业生产为例,在1952~2005年间,全省农业自然灾害总受灾面积达4745.99万hm2,年均受灾86.29万hm2,占年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0.28%。1996~2006年,因自然因素(洪水、地震等)和某些人为因素造成的灾毁耕地共计达4.88万hm2(年均因灾毁而减少耕地0.49万hm2)。此外,云南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1999年以来,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36.9%,土壤平均侵蚀模数达1340t/km2・a。以金沙江流域为例,全流域年均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相对量达4427.4元/km2・a,其中坡面侵蚀损失3247.6元/km2・a,重力侵蚀损失1179.8元/km2・a[22]。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云南省未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5结论

(1)从系统理论思想出发,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系统进行耦合态势分析,以识别系统协调发展状态,对今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评价结果表明,自1994年突破分水岭以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近10年,耦合度均在50°~84°之间。尽管2002年后呈下降趋势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但其速度极其缓慢,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其滞后效应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将越显明显,系统间的胁迫约束机制加强,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极不协调状态。

(3)分析表明,未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仍将面临一系列的重大挑战,系统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的难度大,达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同步协调发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此,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明确区域科学定位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同时加大环保资金和技术投入,特别是重视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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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智国(1977-),男,云南武定人,汉族,讲师,主要从事生态安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篇7

关键词:六安市;耕地资源;经济发展

一、引言

耕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其变化情况不仅是土地利用的核心指标,也反映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探讨研究耕地资源变化趋势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既是耕地保护工作的需要,对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定量分析了耕地面积与GDP、城市化率、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增加值等经济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区域概况

六安市位于安徽省西部,地处江淮之间,素有“大别山门户”之称。其东连合肥市和巢湖市,南与安庆市和湖北省黄冈市相邻,西接河南信阳市,北抵淮河,与阜阳市和淮南市接壤。全市土地总面积1839340.83公顷,占全省12.9%,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呈梯形分布,河流、盆地、湖泊相间其中。市域可分为大别山北坡山地、江淮丘陵、江淮岗地和平原四大地貌单元,耕地资源分布与地貌匹配具有代表性。我国“中部崛起”战略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六安市作为中部的农业大区,合肥经济圈的西翼,受其产生的拉动作用,经济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研究六安市耕地资源变化规律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关系,对于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耕地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近年来六安市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选取GDP、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城市化率作为衡量六安市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见表1)。

从表1可见,1997-2007年六安市GDP、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增加值快速上升,城市化率逐渐提高,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

由图1和表1可见六安市近年来耕地面积变化和经济发展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7-2001年):为耕地面积缓慢增加、人均耕地缓慢减少阶段。该阶段共增加耕地面积4673.90公顷,增加率为0.69%;四年间GDP增长额为9.44亿元,增长率为5.5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06亿元,增长1.16倍,城市化率由17.59%上升到20.91%,提高3.3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83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增加值稳中有升,由原来106.06亿元增长到115.83亿元,增长9.77亿元,增长率9.21%,此阶段为六安市经济平稳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二三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第二阶段(2002-2004年):为耕地面积快速减少阶段。这个阶段共减少耕地21178.22公顷,减少率为3.15%,年平均减少耕地面积达7059.41公顷,是上一阶段耕地年平均减少量的6.04倍,人均耕地面积也由0.1022公顷下降到0.0964公顷。此阶段GDP增长较为迅速,三年间GDP年平均增长18.96亿元,是上一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的8.03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50.08亿元增加到85.40亿元,增长率为49.41%,增长额为28.32亿元,年均增长9.44亿元;城市化率上升了5.75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了47.15亿元,增长率为37.44%,年均增长15.72亿元。此阶段是六安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较大。第三阶段(2005-2007年):耕地面积缓慢减少阶段。期间耕地共减少948.71公顷,减少率为0.15%,年均减少237.18公顷;经济发展仍然迅速,GDP增加额127.01亿元,增长率为40.6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116.40亿元增加到201.3亿元,增长额为84.90亿元,年均增长42.45亿元;城市化率由26.66%提高到33.5%,上升了6.84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增加值增加额为98.11亿元,年均增长49.06亿元。此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快,二三产业发展迅速。

四、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

近年来,六安市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各行业对土地需求不断加大,耕地面积大幅减少,保护耕地的压力与难度增加。从图2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可以看出,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耕地面积与经济发展呈现负相关关系。

为定量显示六安市耕地面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耕地面积为因变量(Y),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增加值和城市化率为自变量X1、X2、X3、X4,运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见表2)。

从表2相关系数矩阵可看出,变量之间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不能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回归分析,故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上述变量降维,对变量ZX1,ZX2,ZX3,ZX4进行主成分分析。

从表3可见,第一个主成分的特征值是3.929,累计贡献率是98.214%,符合主成分个数提取原则,因此提取一个主成分。用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3.929开平方根便得到主成分中的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将得到的特征向量和标准化后的ZX1、ZX2、ZX3、ZX4相乘得到主成分得分值F,即:

F=0.5029611ZX1+0.50145ZX2+0.5034962ZX3+0.4918937ZX4①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y*、F进行回归,得主成分回归模型:

y*=-0.411F ②

将主成分F与ZX1,ZX2,ZX3,ZX4的关系代入主成分回归模型②式,得到:

y*=-0.2067ZX1-0.2061ZX2-0.2069ZX3-0.2022ZX4③

将③式中的标准化变量转化为变量X1、X2、X3、X4,得到模型:

Y=50.94-0.0155X1-0.0263X2-0.0183X3-0.2765X4 ④

五、结论与建议

上述模型证实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率、二三产业增加值确实与耕地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从四者的系数值可以看出城市化率对耕地的影响程度略大于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二三产业增加值对耕地的影响。可见,六安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耕地数量也随之快速减少,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并呈现GDP增长越快、耕地面积减少越多的趋势。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六安市将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不可避免,但是济发展与耕地保护可以协调统一。此外,经济发展可以进一步加大土地整理、复垦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能有效地增加耕地面积。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科学规划,控制城市占地规模。当前六安市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必然要加强市政建设,缓解其造成耕地压力的唯一途径是土地集约化利用,即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在考虑整体建设、公共安全和采光等因素的前提下,城市建筑应该尽量向高空发展,力求不占或少占耕地。转变传统的城市发展方式和用地观,使工业用地由分散布局变为集中布局,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利用,形成规模相当、集约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区域。第二,发展高新技术,推进节地型经济。六安市还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招商引资时要引进高新技术和人才,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提高土地投入产出效率和单位土地创造的产值率,减少单位产值的耕地占用,大力推进节地型经济增长,进一步节约耕地。第三,实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开放土地市场。今后六安市要通过建立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实行耕地保护费制度、提高征地青苗补偿标准和积极应对意外风险等经济手段来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同时还要实施土地有偿使用承包与转让及租赁制、股份制,土地有偿使用“出让制”,集体土地所有权依法“征用制”,并建立开放的土地市场。此外,还要大幅度提高耕地非农化成本,减少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使得建设用地更加高效的使用。

参考文献:

1、吴强.57年来梅州市耕地资源变化及区域差异分析[J].广东土地科学,2009(8).

2、六安市统计局.六安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2008.

3、佘延双,沙景华.我国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区域比较分析[EB/OL].paper.省略,2006(4).

4、郭贯成,耕地面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以江苏省十三个市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10).

篇8

一、改革滞后的规划体制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我国的规划体制和“五年计划”一直在进行着调整和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规划体制在从强计划向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重规划的功能性转变上有了明显的进展,“十五”计划不论从编制程序、方法和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调整。但总体上来看,规划体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更多的是一种追赶型和适应性变化,规划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依然明显存在多方面的问题甚至于缺陷,严重影响了规划本身作用的发挥,降低了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问题包括规划体系紊乱、数量过多过滥;各规划功能定位不清晰,相互衔接不密切;规划审批程序不明确、编制程序不规范;过时的规划和内容过多,需要加强的规划不足;重规划的编制过程,轻规划的实施评估等。在规划工作中则具体体现为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部门间各自为政、规划互不衔接,规划内容交叉重叠、甚至相互矛盾;下级规划抄上级规划、上级规划无法在下级落实;墙上挂的规划多,可操作实施的规划少等。

“十一五”时期和“十五”时期相比较,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将发生许多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就业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追求协调发展和降低社会摩擦的目标将更加突出;市场一体化进程加速,跨区域经济交流和联系将进一步突出;经济安全问题更加引起重视,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建设更加需要进行统筹规划;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加快,政府将更加重视民主决策和依法行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设定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条件进一步提高等。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对现行的规划体制提出更高的变革要求,这就需要对规划体制进行不断改革、创新和完善,以建立与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协调的规划体制。

二、国外的经验为我国规划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规划体制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执行、评估等方面的程序和制度,涉及到规划体系、规划内容、规划编制、规划实施和规划调整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定。规划体制的差异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国际比较地位以及路径依赖程度等,这使得各国的规划体制总是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存在各种差异。比如在决定规划体制的基础性制度方面,美国和英国模式更强调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在私人物品领域和可竞争性领域,政府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建立和维护供私人资本进行竞争的公共环境上。法国、德国、日本模式则主要体现出政府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战略的特点,强调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通过采取较多的经济干预政策来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俄罗斯模式则具有典型的体制转型特征,政府规划功能经历了从高度计划的模式到基本放弃,之后又进行恢复和重塑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特点又使得这些国家的规划体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我国市场化趋向的改革也决定了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在规划体制方面的模式和特点有许多可供我们吸取和借鉴。

(一)各国具有不同的规划体系,但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按照功能的不同,各国的规划体系大多包括三大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但各国侧重点有所不同。

德国以空间规划为主体,联邦国土规划由联邦政府负责编制,主要是制定联邦范围内的规划目标、全国性的规划标准,并根据各州发展现状,从平衡发展的角度来调整全国性的布局。对基础结构、环境质量、经济结构、就业机会和定居条件等进行经济区划和平衡。该规划具有长期性和指导性,由联邦建设部牵头,与有关各部协商后提出规划草案。除这一综合性规划外,联邦政府还负责编制全国性的专业规划如铁路、联邦级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主要水路、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区、军事用地的规划等。联邦规划对州、市、县的规划起指导作用。各州和地方政府要负责编制与上级规划相协调的地区各专项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法国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计划性”最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法国政府成立了计划总署,负责对经济发展的全面规划。先后制定实施了11个4年经济发展计划。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对市场作用的日益重视,指令性计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第九个计划开始向合同制方向发展,并成为中央政府调节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工具。从第十个计划起,计划合同中量性的指标在减少,衡量结构调整及质量的指标在不断增加。但政府仍通过计划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设计国家的发展战略,缩小社会各界的收入差距。

美国政府具有自己明确的国家发展战略,与法国、德国等相比,虽然没有相对固定和直接的国家计划,但联邦政府下设的各委员会和部局都有各自部门的详细规划,并通常通过法案的形式发挥作用。同时,联邦政府也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临时制定相关规划,比如阿波罗登月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和田纳西河谷开发计划等。

俄罗斯从苏联时期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开始至今,其规划体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时期,即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规划管理阶段和以指导性计划为特征的规划管理阶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经一度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总体规划,但在1990年代起又开始着手制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2000年开始实施了《俄罗斯联邦长期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方针》(2000~2010年),并从1993年开始制定实施了3~4年不等的中期规划,以及1~2年不等的具体实施计划。

日本是一个较多推行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国家。1949年以来,先后制定了13个中长期经济计划。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主要通过了以下三项经济计划:1992年《生活大国5年计划——与地球社会共存》(1992~1996年)、1995年《新经济5年计划》和1999年《未来10年计划——经济社会的应有状态及经济新生的政策方针》。同时,日本的国土开发与整治综合规划也较多吸收了德国的空间规划的经验,对包括土地、交通、森林等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划。

韩国政府也比较重视经济长期发展规划,1960年代以来已先后实施了7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之后开始实施“新的经济长期设想计划”(1996~2020年),在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后,政府开始调整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更多强调市场的作用。

(二)规划的地位和内容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不断调整和变化的

规划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国家的意志和政策取向,是政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宏观调控而做出的谋划和安排,是政策实施的重要工具。从各国规划体制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规划的内容日益丰富,规划的主体日益明确,规划的程序日益科学化,规划的体系日益完善,规划的权威性日益提高,规划之间的功能界定和相互衔接日益加强。总体上看,规划日益上升为公民意志和国家法律。但与此同时,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各国规划的内容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国家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在变化。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力量越强大,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优势越领先,政府的产业政策则越弱化。与此相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就越向战略性、指导性和定性化方向转变,政府也就越重视对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划与引导。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中长期的综合性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在不断弱化,而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和空间规划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三)具有规范民主的规划编制程序和完善的规划法体系

规划编制程序是否规范和民主直接决定着规划的可实施性和权威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具有相应的规划法体系,对规划的目标、功能、主要内容、编制程序以及规划调整的法律程序都有明确的规定。规划的制定都要遵从公开性和透明度,民众大都具有广泛的参与度,规划都要经过权力机构的审批,一旦通过则通常以法案或法律的形式实施。各国规划的编制过程基本相同,都要遵循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机制。比如德国空间规划方案的制定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编制阶段。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人员编制规划的初稿。编写人员可以包括内部职员,也可以包括外部聘请的专家。

商讨阶段。政府邀请有关利益各方对规划的初稿进行商讨,讨论过程往往要重复多次。政府综合有关利益各方的意见后,规划的最终稿,有关利益各方仍可以对最终稿发表反对意见。

审议阶段。政府将规划的最终稿、有关利益各方对最终稿的反对意见以及政府对反对意见的解决办法一并送交议会。议会讨论有关资料,最终表决通过之后,规划就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另外,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规划都有明确的协调机制。地区的规划在地区议会批准之后,需要上一级政府最后批准,以保证上下两级规划的一致性。当地方的规划与国家的规划相冲突时,联邦或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对地方规划进行指导。理论上讲,如果地方拒绝中央政府的指导,中央政府有权直接修改地方的规划。同时,由于地区规划直接涉及到私人利益,有关利益各方有向上级政府和联邦或中央政府进行申诉的权利。德国各州的规划法,都对规划程序有详细规定。如不按规定程序走,公民可以对通过的规划进行起诉,法院会判规划无效。这种做法虽然容易使制定规划的时间比较长,但由于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最后制定的规划能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使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得到保障。规划出台后,也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便于执行。

(四)具有分工明确的规划编制机构体系和健全有效的规划执行评估机制

一个分工明确和职能合理的规划编制机构及体系是保证规划编制工作有序高效进行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国家在联邦或中央政府大都设有专门的规划部、局、署或者委员会,专门负责全国总体规划制定的组织、协调工作。比如德国的规划权归三级政府所有,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联邦政府设有区域规划和城市发展部,主管立法,制定城市规划方针、政策、法规,拟定全国经济区规划、区域规划大纲,协调地方、部门之间的工作,掌握部分资金资助地方的城市建设。法国负责协调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机构是计划总署。计划总署可以得到其他研究机构的支持,比如国际信息与展望中心(法国官方的国际经济研究机构)、计划数理经济前瞻研究中心、生活条件观察与研究中心等,计划总署给这些机构一定的预算补贴。

与此同时,各国都非常重视对规划执行结果的评估,并有一套进行评估的法定程序和运行机制。法国政府在制定规划后,为了使公民更清楚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使国家资源得到更好的分配,提高政府公务员的责任心,都要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工作由一个政府的部际评估委员会负责,称全国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理主持,由11位专业独立人士组成。全国评估委员会通过与计划总署协调建立评估机构,会同相关的政府部门共同确定规划评估方案和评估费用预算,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对项目费用落实情况进行确认等,最后出具评估报告。

三、建立适应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划体制的建议

(一)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作用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规划是政府行使经济社会管理职责的重要手段,而不是一种制度。规划的地位在本质上与社会制度无关,而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政府调控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地位有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和许多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在市场机制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市场发育不足所造成的缺陷还需要政府进行矫正。即使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领域,也会存在市场失灵,也需要政府进行弥补。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在不断扩大,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需求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包括土地、水资源、能源等日益紧缺和环境污染、生态治理、发展差距、就业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政府进行统筹安排、统一协调、总体规划的任务就越发紧迫。而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日益加剧,国家战略的地位在日益突出,政府制定并实施国家战略的手段和途径也就越发显得重要。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在竞争性领域的产业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依然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要加强;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规划的地位同样不是要削弱,而是要进一步加强。

(二)要坚持“长远谋划、分步实施,广泛借鉴、兼顾实际,适度超前,协调一致”的原则

建立适应“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划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规划体制的改革应当坚持几个基本的指导原则:

第一,长远谋划、分步实施。以市场化为方向,将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划体制作为规划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分阶段实施,建立与我国市场化进程相一致的规划体制。

第二,广泛借鉴、兼顾实际。既要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又要注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点相适应,充分反映和体现不同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

第三,适度超前,协调一致。要尽快解决规划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矛盾,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在促进生产力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挥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超前性和指导性功能,使规划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体制相协调。

(三)要突出强调和体现规划的“系统性、规范性、有用性和权威性”

第一,系统性。要加强不同规划之间的功能分工和相互衔接,对规划体系进行高度整合,避免各规划之间交叉重合甚至相互矛盾,建立层次分明、边界清晰、衔接协调的规划体系。要调整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之间的互相衔接。如各级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其编制的依据应该是经同级人大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内容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上。要调整解决重点专项规划与行业规划,以及行业规划相互之间的衔接问题。同时还要协调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规划之间的协调问题。

第二,规范性。目前我国规划体制中的制度性规定,有些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更多的则是不成文的惯例和约定俗成的做法。规划工作的不规范导致了规划程序上和规划内容上的随意性。因此,规划工作必须走向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要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府依法行政的规划体制。为此,从长远来看,应该制定《规划编制法》。

第三,有用性。要切实取消目前大量存在的过时过多过滥的一类规划,特别是许多已经不符合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和不再是政府产业政策调整重点与领域的行业规划。要针对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编制的与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纲要相衔接的地方规划中所存在的雷同和缺乏地方针对性的问题,调整或者不再要求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编制中长期规划。要针对目前规划内容原则性过强、操作性较差的问题,要通过改进规划编制方法来进一步提高规划的操作性、可行性和针对性。

第四,权威性。要针对目前存在的下级规划和上级规划不衔接,上级规划难以在下级规划落实的问题,切实加强对规划编制和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依法动用司法程序来保障规划的执行和实施,提高规划实施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四)要重点围绕“四个转变”进行规划体制改革的设计和实施

第一,规划的领域由较多地覆盖社会经济各领域向主要以公共产品与服务和非竞争性领域为主转变。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正在不断扩大,许多行业和领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运行。因此,沿用传统体制下的许多竞争性领域的规划应该退出,规划的内容要进一步向公共政策领域转变。

第二,规划的体系由以经济社会综合性规划为主体向经济社会综合性规划和空间规划相结合并逐步加强空间规划转变。空间规划应当包括全国的综合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跨省级行政区划的区域空间开发规划以及各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等。空间规划应当集中体现重大资源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文化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取向,要符合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

篇9

目前,中国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快速增长受到资源、环境、市场、社会的多重约束。首先,资源持续紧张,2004年净减少耕地80.0万公顷,人均水资源比上年下降4.0%,万元GDP能耗1.58吨标准煤,上升5.3%。其次,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全国七大水系的413个水质监测断面中,有30.5%断面为4──5类水质,超过5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占27.9%。第三,市场普遍过剩。

商务部统计的660种商品中,有77%过剩,23%持平,市场价格数年走低。第四,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增加,失业率连年上升。2000-2004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3.1%、3.6%、4.0%、4.3%、4.2%,就业形势严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全面亮起红灯,各种条件制约的“木桶效应”已经显现。

应及时转向服务经济

要改变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的转变。所以中国经济须从传统要素投入型增长向结构性增长转变。在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不变、技术进步不变的情况下将生产要素转移到效率高、资源消耗少、环境影响小、就业增加多的服务经济。服务经济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增长来源的经济形态,具有明显的优势。

人力资本是可控制的,需要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知识资本是无限的,不怕磨损,使用越多,增值越多。服务经济满足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保护环境的多重要求。中国发展服务经济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力资源和最大的市场──世界最大的有普遍需求而又没有得到满足的市场。

可跨越重工业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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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1.1稳定性

在中囯的宏观调控和其他政策的支持下,中囯的GDP增长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10%左右,并且长期保持稳定的趋势。但是,随着囯内经济市场投资行为与消费者行为的不平衡加剧,中囯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大幅波动。目前,一些行业受到高价值货款的影响,表现出生产能力小而盲目扩张的矛盾局面,可能导致未来经济市场产品发展问题。与此同时,虽然中囯的绿色生产模式已经做了很长时囘,但许多企业仍然采用高消耗、高污染、高负荷的传统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甚至是不可修复的破坏性影响,不利于中囯经济的可持续了健康发展。因此,囯家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加以调控。

1.2公平性

经济发展既要兼顾发展水平也要兼顾社会公平,公平性是中囯经济健康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中囯正致力于通过政策支持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例如对低收入预期居民提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扶持等多项社会保障服务。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中小企业缺乏内部控制,内部员工和工人无法充分享受到中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整个囯家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1.3不平衡性

政府投资是中囯实施的诸多财政政策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政府干预市场过度或投资过度可能导致社会投资和私人投资能力将被削弱,市场竞争环境相对紧张,将导致恶性竞争和高市场准入门槛,不利于中囯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公民收入的不平衡等也会影响到囯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影响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2.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的关系

2.1相互促进

财政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保障措施和基本发展方向指引。同时,经济发展一旦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内在动力后,财政政策自然会为了更好的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而进一步完善。而且,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多领域和多层面的,对财政政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促使财政政策制定的更加科学合理,促使财政政策更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2.2相互依存

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稳定、健康、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这是中囯走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因此,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二者相互依存,经济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也离不开经济发展,脱离了经济发展谈财政政策就是空谈,脱离了财政政策谈经济发展就是纸上谈兵。财政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经济发展是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使命。

3.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3.1制定基本的财政政策阶段

在起草财政政策的初始阶段,通过对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具体、完整的评估,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之囘的关系,财政政策将以微妙的方式影响囯家经济的未来发展。同时,财政政策可以在整体经济发展中取得良好的开端,并尽一切可能避免囯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无}'去控制的局面。

3.2财政政策的实施阶段

囯家颁布的所有财政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实施阶段,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字形式的法律法规逐渐成为具体的经济,财政政策逐渐成为市场调控的手段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引者。经济市场的内部调节和政府的第二个作用是实现囯内市场经济的稳定、快速和良好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和较快发展水平。

3.3改善财政政策阶段

由于制定和实施的所有财政政策,都会有不可避免的漏洞和弊端,财政政策实和完善。目前,中囯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势头稳中向好。因此,有关部门在修改完善财政政策的过程中阻碍经济监管是不明智的,不建议采取“稀缺”措施,应制定更加优化的,具有前瞻性的财政政策,使得市场经济得以更快更好的发展。

4.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

4.1财政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落后的中囯西北地区,实施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区域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财政政策,在其正确指引下,积累新的发展力量,不断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快速发展。在北上广深等地区实施的财政政策比西北地区的财政政策更加系统性更加灵活性,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模范带动作用。目前,北上广深作为囯际大都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一些发达地区。财政政策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使得我囯的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区域均衡发展。

4.2财政政策影响世界经济发展

近年来,中囯的经济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丝绸之路”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囯家的经济领域都得到了深入合作和长远发展。中囯财政政策的稳步发展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保证,为了维护中囯和其他囯家的经济利益,随着中囯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囯经济”将成为一个不可低估的强大新生力量。财政政策不仅会影响中囯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会影响到世界的经济发展。

5结语

总之,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深远的,多方面的,包括影响中囯囯内经济的发展和影响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考虑到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中囯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可通过制定并完善技术创新投资、企业补贴、减税等相关财政政策,提升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调整市场供给和消费需求,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中囯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注释:

[1]耿凯我囯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问题[J]现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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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通运输;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

0引言

各项经济活动正常开展离不开交通运输作为支撑,交通基础设施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命脉,同时也极大便利了人们日常出行。国家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规模不断增大,有效拉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以2016年交通经济运行状况为例,其发展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交通方面的固定资产投入也处于高位运行,完成额度为2.85万亿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民生服务能力,完成民生实事13件。虽然交通运输供给量逐渐提升,但是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结构性矛盾,必须对客观存在的问题加以重视,并分析具体原因,采取相应解决对策。

1发展交通运输经济重要性分析

1.1社会作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

为人们日常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仅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提高就业水平,同时建设材料的投入也拉动了相关产业发展。特别是在出现突发事件或者特殊时期,如发生自然灾害时,通过多种类型的交通运输方式,及时实现救灾物资的运送,转移受灾人员。交通运输行业属于战略产业,应充分发挥多种运输方式优势,以完善的运输通道为依托,促进生产力布局及资源配置的优化。

1.2经济作用完善的交通运输条件

能够保证经济活动正常展开,加快生产要素及人力资源的流动,促进经济空间形态的形成及演变。近年来交通运输网络初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输成本,加强区域间联系。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对于交通运输需求量不断增大,为交通运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同时也提供了必要资金支持。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有效拉动沿线经济发展,形成空间发展轴。交通运输规模应与社会经济发展保持协调一致,既满足社会客货运量的需求,又要不断调整实际运输量,创造更大经济价值。

2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交通运输发展相对滞后

虽然我国交通运输规模逐渐扩大,但仍旧存在不同程度滞后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交通运输供给量不足,尤其是在贫困地区以及山区地带,由于资金、地势条件等因素限制,交通基础设施覆盖程度较低,加剧了当地贫困程度。其次,交通运输网络不合理,城市交通拥堵是其最突出的表现,导致物流运输降低,影响人们正常出行。再次,城乡交通建设不均衡,加大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城乡差距,不利于城乡之间互联互通。根据《2016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统计的数据,以公路运输为例,截至2016年我国公里总里程已经达到了469.63km,每百万平方公里的公路密度为48.92km,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我国人口密度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仍旧面临较大的交通压力。

2.2交通运输资金保障问题

资金问题是制约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完善的交通运输作为依托,要求其数量及规模不断扩大。而基础设施属于准公共物品范畴,若单由政府部门投入资金,不仅会增加财政负担,也无法满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不利于交通运输经济持续发展。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内部竞争更加激烈,劳动力、原材料等各项成本也不断提升,导致建设造价随之上升,更加剧了资金短缺问题。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制约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规模,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2.3交通运输安全问题

在现阶段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过程中,安全问题较为突出,2016年仅货车事故就发生5.04万起,造成死亡人数为2.5万。同时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逐渐攀升,目前已经达到了2.9亿辆,对于交通运输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增加客货运空间位移范围时,也应不断加强安全保障措施。结合笔者实践经验,将安全事故频发原因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安全管理意识不足,在交通运输过程中尚未形成完善的安全制度,无法真正保证安全行驶。其二,驾驶人员操作不规范,超载超速、违章操作等问题仍旧存在,潜在安全问题突出,导致事故发生机率不断提升。

2.4交通运输管理制度不健全

交通运输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相应管理制度作为保障,现阶段我国交通运输管理制度还不健全,不能完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对于交通基础设施需求量增加,出现过剩运输量;而经济发展低迷阶段,交通基础设施闲置,导致获利下降。因此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3促进交通运输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研究

3.1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高,对于交通运输需求量呈快速攀升状态,因此必须逐渐拓展资金筹措渠道,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通常情况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相对较大,需要大量劳动力、原材料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而由于交通基础设施自身属性,资金回收速度相对较慢,导致资金筹措存在一定难度。政府作为交通运输规划引导主体,在给予相应财政投入的同时,可在基础设施建设、养护中适当引入社会资本,多渠道吸纳资金投入。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也应加强造价管理与控制,形成资金联动管理机制,引入动态管理理念,科学编制资金预算,尽量降低建设成本,提高交通运输经济发展水平。

3.2明确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目标

交通运输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及先导性产业,为各项经济活动正常展开提供保障。为了保证交通运输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制定科学战略计划,明确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交通运输的积极作用。交通运输应与社会经济发展保持一致,确保其供给量能够满足经济活动需求,避免存在供给量不足的情况,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但过度超前也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因此,应综合考虑社会经济要求以及当前交通运输状况,从全局角度出发形成科学发展模式,促进交通运输网络不断完善。

3.3加强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首先体现在安全管理层面,相关部门应加强违章行为打击力度,提高交通运输管理的规范性。同时不断完善车辆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等的规定,禁止质量不合格的机动车投入运营。定期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岗位培训,提高业务能力与水平,进而规范安全管理行为,减少交通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建立完善安全管理制度,逐步提高驾驶人员安全意识,从根本上提高交通运输安全性。其次,推进交通运输网络化管理,充分利用电子监控仪器、测速设备等,实现对交通运输动态监管,及时处理交通事故,尽量减少经济损失及人员伤亡。

3.4优化交通运输管理机制

应根据实际运行状况促进交通运输管理机制的完善,使交通运输结构得以优化,综合利用多种运输方式的优势,满足客货运需求。现阶段,信息技术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交通运输管理工作中也应加大科技投入,构建信息化管理系统,及时掌握经济发展实际需求,为交通运输规划提供理论依据,促进提高运输网络的科学性及合理性,逐步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同时通过计算机技术及互联网技术实现数据的快速高效处理,有效提升工作效率。不断加强管理人员业务技能培训,做好交通运营单位的日常管理及考核工作,形成科学的交通运输管理机制,提高交通运输稳定性。

4结语

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外界多种因素限制,还存在一定不足之处,诸如建设资金不足、管理体制不健全等,制约了交通运输经济持续发展。因此,相关部门应重视此类问题,对具体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及交通运输实际情况,制定科学战略规划,加强综合管理,适当引入信息技术,进而提高交通运输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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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高碳;农村

一、引题

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并且迅速发展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提倡可持续发展,在保持现有水平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统一协调发展的形态。乡村是经济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单元,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大,经济迅速发展,引起农村内需扩大,生产生活资料需求增大,生产活动迅速增加,导致农村的碳排放迅速增加。为了减少农村的碳排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要符合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增碳汇减碳排放,低碳经济在现代农村而言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相关概念及其内涵解读

低碳乡村的概念是在欧洲1924年提出来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概念,是低碳发展模式在乡村地域的主要表现形式,要求保证现在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依靠科技进步、科学规划、监督实施,提高农民的低碳意识,在乡村生产和农民生活过程中始终贯穿低碳节能、环保意识,采取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发展模式、减排增汇、实现农业资源高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低碳乡村是低碳经济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

碳汇,是从大气中清除CO2的过程、活动和机制,我们说的碳汇主要包括森林碳汇、草地碳汇、耕地碳汇、海洋碳汇。光合作用就是植物将CO2和:H20在各种光能的作用下转变为氧气和糖分。人类的最基本的物质和能量来源都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植物的光合作用的过程就起到固碳效果,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即碳汇。

森林是碳汇的主力军,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统计,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储存约25000亿吨碳,储存在森林系统中的碳大约有1.15万亿吨,约占总碳汇量的46%。森林每生长一米生物量,可以吸收1.83吨CO2,碳汇功能很强大,所以森林碳汇是目前最为经济的碳汇手段。

农田碳汇、耕地固碳也是是重要的碳汇方式。大气中的CO2被农作物转化为化合物固定下来,耕地生产的粮食每年被消耗,固定的碳又释放到大气中,秸秆的一部分在农村被燃烧,只有作为农业有机肥的将CO2固定到土壤中,所以耕地固碳仅涉及农作物秸秆还田固碳部分。

海洋碳汇是指一定时间周期内海洋储碳的能力或容量。海洋储碳的形式包括无机的、有机的、颗粒的、溶解的碳等各种形态。海洋中95%的有机碳是溶解有机碳(DOC),而其中95%又是生物不能利用的惰性溶解有机碳(RDOC),目前世界大洋中RDOC的储碳量大约是6500亿吨,储碳周期约5000年,它们与大气CO2的碳量相当,其数量变动影响到全球气候变化。海洋是地球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海洋碳库是大气的50倍,陆地生态系统的20倍,现在全球大洋每年从大气吸收CO2约20亿吨,占全球每年CO2排放量的1/3左右。草原碳汇是另外一种重要的碳汇方式。依靠广袤的草原吸收大气中的CO2。

三、低碳农村的发展阶段

低碳农村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从传统的农村到低碳农村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在《经济成册的阶段》和《政治与增长阶段》两本著作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所著,在以上两本著作中根据社会政治制度、人的心理因素、产业主导部门、生产技术及组织方式四个方面,将低碳农村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根据罗斯托的这个标准和方式,我们选取社会经济基础、基层低碳意识、能源结构、碳排放情况、单位产值碳排放为六个指标,从静态指标和发展趋势两方面人手,均将低碳农村分为六个阶段。

(一)静态指标方面

1.传统农村阶段。在这个阶段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较为落后;人们不知道低碳概念更没有低碳行为;完全使用生物质能源;碳排放极低;单位产值碳排放很低。

2.低碳认识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开始起步并且使得传统结构受到冲击-部分人知道低碳概念但是并没有低碳行为:能源结构仍然以生物能源为主,但是已经开始少量使用石化能源:碳排放很低:单位产值碳排放也比较低。

3.减排实施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有些结构问题露出端倪:人们熟悉低碳概念但是低碳行为还是较少,人们没有自觉低碳意识:科技发展,能源结构多样化,但是仍以生物能源为主;碳排放逐渐增多,较高:单位产值碳排放较高。

4.低碳起飞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政府和人民群众都注意到结构问题严重:人们有了低碳意识,较多低碳行为:生物能源比重降低,石化能源逐渐增多变为主要能源,有少量的清洁能源出现:碳排放空前的高,达到峰值;单位产值碳排放极高。

5.低碳成熟阶段。本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增速减缓,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优化:低碳行为不断普及,延伸到生活和生产领域:使用石化能源比例不断降低,清洁能源开始占主体地位:碳排放较低:单位产值碳排放仍然较高。

6.低碳农村阶段。这个阶段是低碳农村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成熟并且结构合理;低碳观念深入人心,低碳行为普及到各个领域,低碳行为无处不在;完全使用清洁能源,低碳环保;碳排放很低;单位产值碳排放较低。

(二)发展趋势方面

1.低碳农村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基层农民低碳意识没有变化:能源结构也没有变化:碳排放量增速非常缓慢:单位产值碳排放不变。

2.低碳认识阶段。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基层低碳意识有所增加:生物质能源减少并且石化能源增多:碳排放量增速缓慢:单位产值碳排放不变或者稍有提高。

3.减排实施阶段。本阶段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基层低碳意识提高,低碳行为增多:生物质能源减少并且能源出现多样化:碳排放量增速较高:单位产值碳排放提高。

4.低碳起飞阶段。本阶段经济增速最快;人们的低碳行为逐步增多,增速加快;生物质能源慢慢减少,其他能源比重慢慢增加;碳排放增速很快;单位产值碳排放提高。

5.低碳成熟阶段。经济基础增速减缓,结构较合理,趋于优化:基础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增速很快:生物质能源占主要,清洁能源出现,但比例较低:碳排放量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降低。

6.低碳农村阶段。本阶段经济增速减缓平稳,结构合理:基层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完全普及:生物质能源逐渐退出,清洁能源占主体地位:碳排放量连续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降低。

四、广东省低碳农村发展现状

(一)关键指标情况

从广东农业现代化历程可以看出,广东农业发展基本上走的是“石油农业”的路子,即通过大量投入化肥、农药等石油制品来达到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增长的目的。农业生产消耗的农药、化肥、农业机械无不与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有关,据统计(如下表4所示):广东农业机械总动力从2000年1764万千瓦,到2010年的2253万千瓦,10年间增加27.7%,增至到2013年的2498万千瓦,13年间增加41.6%:农业用电量从2000年405亿千瓦时,到2010年的1044亿千瓦时,10年间增加157.7%,上升至2013年的1235亿千瓦时。13年间增加204.9%:化肥使用量从2000年611吨,到2010年的740万吨,10年间增加219%,增加至2013年的776万吨,13年增加27.1%:农药使用量从2000年的8.47万吨,到2010年10万吨,10年增加18.1%,增至2013年的11万吨,13年增加了29.9%。化石能源消耗量增加,预示着石油农业的所占比例增大。这条“石油农业”的路子削弱了生物间有机质循环利用及有益生物的生存系统,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亟待向低碳经济转型。

(二)低碳,村发展水平评价得分

根据郝华勇2014年在《我国省域低碳乡村发展水平实证研究》一文中构建的评价体系,从乡村能源结构、乡村生产结构、乡村空间结构、乡村环境结构四个方面经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低碳乡村发展水平得分是0.2879,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第1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排在前6位的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广西、天津等在总得分分别是0.5654、0.4811、0.4693、0.4502、0.4156、0.4118,从总分方面看,广东低碳水平与这六座城市相差甚远。

(三)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动态评价得分

吴贤荣、张俊彪等于2014年采用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对中国省域农业碳排放进行动态测算,运用DEAP Version 2.1软件测算2000年、2005年、2011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农业碳排放效率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Malmquist指数分解法,从时间序列维度进一步剖析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动态变化,将AMCPI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CH),得出的结论说明广东省的农业碳排放排名第15位,居于全国中等水平,

综上所述,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的数据分析可以说明,广东省低碳农村发展正处于实施减排阶段,因此要分析优劣势和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向低碳起飞阶段迈进。

五、对广东发展低碳农村的建议

(一)加强教育指导,让农民全面了解低碳经济,开展低碳生活方式

建设低碳农村,与每个农民和农户密切相关。政府可以颁布一些法规政策、举办低碳经济讲座、加派宣传车加强宣传,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低碳经济,让农民更全面的了解低碳模式,让他们知道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是更经济环保、更安全健康、更时尚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农民逐渐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接受节能、环保的低碳消费观念,养成节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积极引导农民过低碳生活,切实解决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建设生态和谐、环境优美的新农村。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引进低碳生产技术

实训农业从粗放型向精细化发展的、实现向可持续农业技术顺利过渡的途径是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低碳技术可以应用于农业的各个方面,加强节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的生产和使用。要用科技支撑低碳农业发展,把低碳科技引入到农业实践中,加快低碳技术的扩散速度。

(三)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适时开发与利用生物质能源

农村能源建设关系到广大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大力推广沼气、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的新型能源,可以实现农村能源结构的优化、农村环境的美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适宜地区农村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能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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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社会诚信   信息作用   因素分析

    信息时代,是指信息产业得到极大发展,信息产品日益丰富,人们被淹没在各种信息的海洋里,信息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信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丰富和方便着人们的生活,然而信息的失真和混乱也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害,尤其是它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对社会诚信和道德体系的瓦解作用非常大,如不高度重视认真解决,一旦造成不良后果,修复危害可能要花费数十倍的时间和精力。 收集。

    一、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

    人们曾经以生产工具为标志来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场手工业时代、机器大工业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如果说信息首先是一种基于技术的生产工具的话,显然信息时代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手段发展到目前的最高形态,它不仅是生产工具,而且是软化了的生产工具,会渗透在各种生产工具中发挥作用,渗透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其作用和功能远远超出了人类社会截至目前创造出的所有的“生产工具”。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人类社会才从农业经济时展到工业化经济时代(前期、中期、后期),进而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罗斯托在他的《经济增长阶段》(1960年)一书中,吸收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熊彼特的“创新”学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哈罗德—多马模型等理论和方法,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1971年又补充了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第三和第六阶段是社会发展的两次突变,是最有意义的阶段。从主导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演进规律角度,人们将其分成七个阶段,其中第七个阶段就是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阶段。

    知识经济的观念和理论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59年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就从劳动力的角度分析了“知识劳动者”将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体,后来又提出了“知识社会”的概念;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里茨·马克卢普在《美国知识的生产与分配》一书中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对信息在经济中的巨大价值进行了深人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波拉特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向美国商业部提交了题为《信息经济》的报告,奠定了信息经济的理论基础。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电子时代”;其后随着日本增田米二的《信息经济学》、美国霍肯的《下一代经济》等论著的相继问世,一场“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信息时代”、“信息革命”的热潮在世界兴起;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 1980年、奈斯比特1984年在他们风靡一时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一书中分别提出了“超工业社会”、“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并认为信息社会里知识是最主要的因素;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概念,其后研究日多,提出了很多相关的新概念,尤其是19%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报告中正式使用“知识经济”( knowledge-based economy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词,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版《发展的知识》(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更是提出了一连串的新名词,强调知识和信息的经济作用,为世界广泛认同和使用。

    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时代与信息时代是对同一时代特征的不同表述,“知识经济”更多的是从社会层面研究信息的生产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知识信息传播的政策和社会制约及对策,更注重社会层面;而信息时代强调的是信息特征的变化和信息传输方式的革命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更注重技术层面。从内容和形式上,知识是信息的内涵,而信息是知识的表现。从发展阶段上当知识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时,整个经济特征表现为“服务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初级形态;当知识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信息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成为主体时,整个经济特征就表现为信息经济,是知识经济的高级形态。

    信息时代突出地表现为信息要素的革命性变革—信息量的急剧扩张和质(信息存在方式、传输方式、使用方式等)的根本转变。从信息的生产看是信息量、信息种类的剧增;从信息通道看是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从信息受众看是范围的极大扩散和信息的感应能力、应用能力的提高。它不仅是硬件的生产或软件的开发,而且是整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它将全方位的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演进。编辑整理

二、信息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极端重要性

    (一)人与信息的关系

    信息交流及其演变是人类及其社会进步发展的阶梯—信息的生产和交流刺激人的大脑皮层的发育;促进人类与外界及相互之间的交流,推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学习,进而帮助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形成。

    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产生了更多更高的信息需求,促使信息的生产、信息交流以及信息传输方式的革命,为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进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张。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使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信息革命中加速发展。 收集。

    (二)我国的信息论及信息对人类活动的重要性

    对信息重要性的全面认识和理论总结,莫过于《孙子兵法》,《孙子》十三篇的内容都围绕一个中心,即“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孙子的知行观既包括宏观上的总体认识,也包括中观上的层次认识,还包括微观上的战术认识;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抽象认识方法,又包括特殊条件下的具体认识;既包括对赢得战争的基础条件的认识,也包括对战争过程中局部条件的认识。而这些都处于动态过程中,不仅要认识一般规律而且要认识动态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及促成其变化的因素。他的“知”集中体现于知彼知己、知常知变、尽知先知。三者相互包容、相互补充,以知彼知己为核心,知常知变、尽知先知贯穿与知彼知己中,知彼知己直接导致“行”,它的全面系统与否、精确及时与否关系到战争的成败。从信息的搜集、整理、处理、分析、判断到使用各个层面都涉及到了,而且在“用间篇”中还详细分析了如何利用间谍获取情报(用间),可以说《孙子》是我国最早的信息学教科书。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多集中于战书上,如《六韬》、《孙子》、《管子》等,国外多用其指导现代管理,非常有效,可见

收集。三、信息失真及其表现

      (一)信道的畅通与阻塞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信道越来越畅通、越来越快捷、越来越方便。从人体—形体、表情、眼色、语言,到原始通讯工具—马拉松跑步、飞马、鸣摘、火箭、举火为号、狼烟、旗语、灯光,再到现代通讯工具—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功能强大的手机与因特网……。信息革命以最能看得见、体会到的成效帮助人们步人信息时代。

    然而信道也是“信息角力”直接攻击的目标,不可避免的发生阻塞。一是基于自然的原因—如自然灾害、对电的依赖(电子通讯时代)等;二是不自觉的人为因素—如故障、维护与检修;三是有意识的人为因素—包括破坏(黑客);打击(战争,商战);封闭(自身的保密);干扰‘制造虚假信息)等。这些都必然造成信道阻塞与信息失真,进而危害到整个经济发展、社会运行和人民生活。

   (二)社会诚信体系与“诚信对外规律”

    社会诚信体系涉及到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体系;体制、政策、法律规则体系;经济运行体系;社会生活体系等。是一个各要素相互影响的矛盾统一体,是一个信息互动、知行互动的有机整体。信息互通的程度、知行统一的程度可以用作衡量一个社会诚信度的标准。

    然而在“信息角力”条件下有一个“诚信对外规律”—即要求别人对自己诚信,而自己又不愿诚信或只能有条件的诚信;要求团体内相互诚信而否定团体间的诚信;要求下级对上级的诚信而忽略上级对下级的诚信。

在“知行”上则产生“知行分离”,教导别人要做的自己却不去认真做,阻止别人做的自己却去做。这就必然产生社会心理、社会道德准则的倾斜与社会行为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角斗”,产生了所谓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博弈过程。其实质是人们在信息的公开透明与封闭黑箱中、在竭力获取他人信息情报与竭力保护自己信息中、在构建诚信社会规范和破坏诚信规则中矛盾运动,在两难中寻求均衡。当失衡危及到社会的正常运行时就要进行社会规制并将其理性化、意识化形成最高的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体系。这就是社会的规范与校正,包括道德体系、教育体系、制度体系、法规体系的构建,文化、信仰、宗教与乡规民约。然而这只是约束,这是通过祛码增加“诚信”方面的重量(因为失信是一个自然过程)以求得相对均衡,而不能消除“失信”。

    信息失真是失信的一种反映,主要表现在:社会信息—一部分人控制和利用信息权而阻塞另一部分人的知情权;生活信息—买卖双方在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信息互通与封闭;经济信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信息领域,在经济信息中}o%以上是财务会计及其相关信息。

 四、关于信息失真的原因探析

    近几年财会信息失真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美国的“安达信”到收集。

    1.《公司法》的注册资本金规定较高,对大众是一个高门槛,因而许多“中介办照”机构应运而生。它们都与银行、工商、验资、税务等机构有着“利益”关联,可以“帮助”企业在资金缺位的情况下通过验资和工商注册,大大支持了企业的生长和经济的发展,但也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不论企业好坏都有一定时期要靠做假账来完成运行,从源头上产生了信息失真。

    2.中介机构本身的行为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或社会公证机关的行为。帮助顾客虚假信息,影响社会评价,为其创造获益条件就成为必然的行为选择和“正常”的行为准则。而且做假的成本远远低于收益,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做假的普遍性和广泛性。

    3.企业税负过重,加上各部门经常性的乱摊派、乱罚款。如果“严格守信”可能很多企业在现有利润率水平下就没有盈余,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4.由于“政绩”考核指标单一,一些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辉怂恿企业做假来制造业绩。

    5.雇佣关系的制约。财会人员是雇员,饭碗由雇主掌握,在道德、法规与生存、利益的两难选择中只能首选生存。

    6.制度上的缺陷、不完备与灵活性。如委托关系与雇主控制的矛盾、股份制与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的矛盾等,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信息的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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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它产生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与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可分割。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的发展和提高,在人类社会一次次的变革前进中,教育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教育是知识继承、传递、创新的主要途径,它所具有的 “生产性”,使其在知识经济时代,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是教育的物质基础,对教育起决定作用。经济发展的水平制约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制约着教育结构和教育体制的变化,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和手段。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密切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走向现代化,科技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作用的价值就越大,教育和教育产业对整个经济的作用力就越不可忽视。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目前仍困扰着世界各国,寻找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当前各国政府最为关注的战略性议题。在这种背景下,推动融知识、技术、管理、资本与创业精神于一体的创业型经济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实现新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教育正是适应创业型经济结构变革与经济成分多样化要求的教育形式,它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社会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更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长远大计。当前,社会经济向高新技术信息化、生态化发展,文化资源、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使得教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使得创业教育成为创业型经济发展的直接助推力。创业教育与创业型经济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将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环节。

二、中国创业型经济的发展需求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日益加剧,世界经济增长趋缓,而大力发展创业型经济,是中国跟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转“危”为“机”的重大历史机遇,也必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动力”。而中国推动创业教育体系的建立,为培养创业型、创新型、创造型、创智型人才奠定基础,是发展创业型经济的先决条件。

伴随活跃的创业活动及蓬勃发展的创业型经济凸显的是教育体系的不完善。创业型经济体系的主体是创新型人才,如何发现、培养、使用创新型人才是实现创业型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建立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素质提高的继续教育体系,对各层各类创新型人才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培训,就大学而言,要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配置资源的能力,这包括创新风格和创新意识以及其他有利于创新的非智力因素。创新型人才不应仅是高学历、高技术等高端人才,应该分布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人才都可以发挥作用,推动创业型经济发展。

创业型经济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创业精神培育问题,而是个人、企业、社会、政府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着眼未来发展,面向市场需求,办创新型教育,育创业型人才,为国家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是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国家要从优化育人环境、培训环境、管理环境、创业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方面,建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机制;要完善鼓励创业的政策体系,营造发展创业型经济的良好社会氛围,真正形成有利于创业型经济发展的制度和环境。

三、创业教育与创业型经济的辩证关系

一定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和阶段需要一定的教育与其相适应并为其服务。不同的经济时期所需的人才和教育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质量上和层次结构上,而且表现在教育指导思想、培养模式、宗旨和目标上。就是说,只有当教育与其所依托和关联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相协调时,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推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否则,教育不仅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要使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教育改革。这种改革一定要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这就要求教育界一定要根据当前知识经济时期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制定教育改革方案,并加以实施,这也就从而延展出创业教育与创业型经济的相互依存、辨证、协调发展。

创业型经济不仅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社会进步,而且可以改变经济增长的逻辑,更新社会发展推进机制,从而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繁荣的驱动力。创业型经济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出现,标志着新的教育形态的出台。当前,我国应该确定创业教育非功利性的战略目标,体现为教育自身的“基础性、宏观性、持续性”特征,形成支持性的企业家成长环境,使国民具有战略视野,能够从根本上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就业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

四、创业教育与创业型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创业经济的发展和创业精神的释放,但我们也看到,创业型经济的成长还较为慢,创业环境不太理想,生存型创业仍然占据主导,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不高,造成这种现状的最关键原因的是培养创业创新型人才的创业教育发展滞后。为此,创业型经济要发展,创业教育要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