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和社会经济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社会和社会经济，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与国家经济政策的联系紧密相联，社会性显得极为突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问题上，一个是社会经济主体影响着社会经济，一个是反映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考察，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要素加以集中规范。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内在涵义

经济法从不同的方面具有不同的功能，其中从内容来看，它是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最为紧密，与经济基础有更明显的、更直接的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充当了调整两个主体之间的第三者，起着调整的作用，带有经济性的特点。经济主体作为主要要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失调，实现经济法的社会功能，对整个社会经济带来影响。因此只有通过调整影响经济主体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法的根本目的。

二、完善社会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之探析

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从两个层面进行剖析，一个层面是经济法影响社会生活的有机体，反映的是经济法的社会职能，另一个层面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约束，反映的是经济法的规范职能。从社会职能上看，它具有以下的功能特点：

（一）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

权利和义务是贯穿法律和部门之间的纽带，是法律社会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是法的核心内容，其处于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根本利益。社会经济分配有两种，一种是以市场为主的对不同经济活动在社会资源使用的权利，这是直接的促进，是经济法功能的起点。另一种是国家政府以及其他主体对资源和资本的强制干预配置，这是间接的促进。是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查漏补缺，对国民利益再分配。部分人有权力从事资源的支配，同时也要在利益平等的基础上，承担着一定程度的义务和责任。倘若他的活动结果对局部不造成损害，但会间接的对整个经济的破坏，这种利益偏离了公平的筹码，就会有国家政府或其他主体这些市场外的力量进行干预分配，使社会利益分配在经济法的权衡筹码之下，保持相对平衡状况，利益基本维持在一个水平之上，以求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安定。比如食品安全问题，食品企业在赢取利益权利的同时，要保证完成食品的安全责任义务，否则，中国保监会就会采用管理机制，依法进行查处。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作为社会活动的有意识形态的有机体――人来说，在参加任意经济活动之前，都会事先考虑事情的发展顺序和达到的最终结果、影响最终结果达成的多种内外在因素和交流信息，加上法律的可为与不可为行为的规定，当在事情的结果大于成本估计值时，并且这一经济活动能够带来盈利时，经济主体就会决定实施这一计划，做出正确决策。

在整个经济活动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体人都是相互之间发生经济往来活动，没有这种来往，自然也不会形成经济过程。因此在与另一经济主体发生经济活动前，会有意识的探听获取有关他人的一切相关信息，在法律的范畴内，最终实现经济活动所要的结果。经济法的经济信息传递功能，就是有效的将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给串联起来，达成一座桥梁作用。例如产品《龙牡壮骨颗粒》，人们在购买它之前，并不了解产品制造者的具体情况、产品性能及生产过程，而在法律认可的途径，如电视广告、海报等形式，使人们信任这一产品，并进行购买，形成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活动。如果没经济法的保证与存在，人们对产品的信任程度不一定那么高，交易活动不会存在或者成功的概率很低。

（三）激励功能

利润最大化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的最大愿望。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都在追功逐利，出于自利的愿望，借助法律的激励力量，调整行动方向，达到经济目的。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为了引进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增大就业渠道，制定了外资在国内投资五年内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当地的政府也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了最大的赠地等措施，这一法律激励效能，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相反，国家为了抑制环境污染的扩大，对于有重污染的企业进行了叫停和重罚等措施。这都是经济法中对社会的激励作用的体现。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任一个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费用是在所难免的，没有无本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要发生经济交易，必须在行动之前就会有成本的投入，有费用的支出。比如寻找交易伙伴、弄清伙伴地址、产品设计及质量确认成本等都必须有费用的开支。经济法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最好的节约能手作用，提供有效的人际关系，缩减经济主体的经济交易费用，提供有效的传播媒体，减少经济主体的探索费用。比如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电视媒体的广告宣传，都为经济活动和消费活动提供了节约成本的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取决于经济法的本质，它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机制效能，对市场经济起主导和调节作用，在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下，运用国家强制干预，以协调为基础，保证维护市场经济正常有序的运作，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对市场机制矫枉过正，消除或缓解个别交易对整体经济的反弹，实现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全面推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石文龙.论经济法对国家功能与形象的培育与塑造――基于杨紫@《国家协调论》的法理分析[J].金陵法律评论，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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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欠发展”是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意思，不同于“欠发达”，欠发达是不够发达，但含有发达的成分，而“欠发展”是一个更普遍而沉重的现实。这里的“区域”更多是指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因此，“欠发展区域”的定义是指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即一个以上的欠发展县或欠发展地区，是以发展地区作为参照物。“欠发展”区域教育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1.区域教育的方向性偏离

在欠发展区域，基础教育是教育的主体。由于基础教育的特征是应试教育，忽视职业技能培养，严格与高考对接，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也几乎是在为城市培养人才，城市有更强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较低，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的贡献率很低。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与人才结构，欠发展地区人才严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落后与经济发展的滞后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2.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的严重缺失

目前区域教育体系基本以基础教育为主，区域发展所需的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很慢，而且很不规范。职教的目标也是为了劳务输出，为地区培养技能型劳动者；农民科普与素质教育几乎被荒废；区域党政决策者及各层次干部的管理与决策教育没有列入区域教育体系，而他们担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决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继续教育的程度与有效性；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业家的培养与教育完全被忽视，依赖土生土长。应按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以区域发展为目标，建立完整的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特别重视决策者教育、企业家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为什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压。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这种文教卫生的二元投资结构，严重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区域的财力只能勉强支撑基础教育的发展，根本无力发展区域所需的教育，无法完善区域教育体系。

二、

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问题，但是已经隐含或涵盖了这一点，这是区域内部第二层次的协调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这一层次的协调中，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区域社会发展，还影响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教育影响观念的形成和转变，影响人力资源的形成，从而影响区域的制度变迁。实践证明，教育发达和适应的地方，相应地是社会和经济较发达；相反，社会经济欠发展的区域，凸显教育的落后与不协调，并严重制约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已经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区域的足够认识。目前，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义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结构和体系。区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的措施

1.调整教育方向

从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把握区域教育发展的方向，教育的结构、质量和数量必须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区域的发展为依归和出发点。

2.完善教育的结构与体系

按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要求，逐步完善区域教育的结构和体系，以基础教育为重点发展，完善各层次教育，尤其是决策者教育和企业家培养。在为城市和发展地区培养人才的同时，立足区域，培养人才。

3.改变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在改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对区域教育的投资，有效改变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

4.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人力资源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区域党政应建立这一共识，从区域长远发展出发，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在经济改善的同时，改善人才就业环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业家和投资者。

5.改革区域教育体制

把教育看作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工作，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致力于改善区域教育体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质量与活力。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市场化，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会资本，扩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来办好区域教育是不现实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现有投入渠道潜力的同时，使教育投入结构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会资本，而要完成社会资本与区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须改革办学体制和产权制度，促进办学模式的多元化。

四、结论

教育如果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将促进经济增长，并使其它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否则，将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浪费，阻碍整个发展过程的展开；教育也将对收入分配和消除贫困产生影响。应改善教育内部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区域所需的职业教育和农民业余科普教育，培养学习型社会的氛围。通过产业发展，改善就业环境，引进发展所需人才，抑制人才流失，遏制落后与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政府应从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教育与人力资本。

篇3

1.1数据类型和来源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废污水排放量）来自海河流域涉及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25个地级市以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1985-2009年统计年鉴，其中人口数据包括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三次产业产值，废污水排放量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量。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由海河流域1985年、2005年遥感影像解译获得，土地利用分类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调整，将流域土地类型划分为林地、草地、农田等11类。水文、水质数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提供，包含88个站点2005年逐月监测的CODMn、NH3-N、TN、TP、Pb、Hg等水质指标。监测站点分布于海河流九大水系，覆盖了海河流域主要河流，具置见图1。

1.2数据处理方法

1.2.1经济和人口变化表征将流域范围内所有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经济，分析人口及经济变化趋势。将各区县工业产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导入ARCGIS9.3，结合区县面积，计算工业产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围工业生产强度及城市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

1.2.2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在ARCGIS9.3支持下，对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确定流域土地类型结构，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王秀兰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类型数量变化。模型计算如式。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1.2.3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水资源利用强度表征土地类型变化对流域水环境影响。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如式。式中，P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强度，∑Qi为该土地类型所有水资源利用量之和，S为土地类型面积。

1.2.4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域主要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变化和经济人口增长进行相关分析，明确经济和人口增长流域水环境影响；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指标对河流水体污染物影响程度。由于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状况是上游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累计作用结果（Shoemaker，1994），水质数据需要同累计社会经济指标对应。同时，上游不同区域对监测断面影响因监测点距离扩大而减弱，采用（Kingetal.，2005）距离权重求和方法计算监测断面对应的累计社会经济指标。

2结果与讨论(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经济产值与废污水排放规模海河流域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二、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非农业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增长（图2）。1985～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由204亿元增长到256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由478亿元增长到1.55万亿元，第三产产值由246亿元增长到1.51万亿元。流域三次产业结构显著变化，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缩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产业维持在46%左右，第三产业由32%增长到45%。流域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1890万增长到2007年的4620万，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6270万增长到2007年的8400万。从变化趋势上看，农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增长，但9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进入平台期；非农业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流域工业产值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聚集区明显增加（图3）。1988年流域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其中北京工业产值密度最高，最高6万元km-2左右，其它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业区域已经由京津地区扩大到京津唐地区，该区域工业产值最高达到14万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规模工业聚集区。另外，河北石家庄和山东聊城-德州区域出现小规模工业聚集区，其中石家庄地区工业产值密度最高超过10万元km-2，聊城-德州最高达到7万元km-2。总体上，流域工业生产强度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3.9亿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5.9亿t。流域工业产值及人口数量与废污水排放规模具有明显关联性（图4C，D）。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工业产值较高，其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显著高于其它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相关性显著（p<0.01），复相关系数超过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与非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相关性更加显著（p<0.001），复相关系数高达97%。流域工业发展和人口扩张造成废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经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的直接驱动力。

2.2土地利用变化与河流水资源利用随着人口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域城市用地明显扩张。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表1）显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农田变化不大，荒漠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城市用地和农村聚落分别增长85%和19%；湿地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湿地变化明显，其中沼泽和河湖滩地减少12%，近海湿地和内陆水体分别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长比例最高，其次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农村聚落增长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比例超过30%；近海湿地大清河水系增长7倍，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79%，而滦河及徒骇马颊河水系均呈现出减少态势；黑龙港运东、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滩地较大比例减少，其它水系变化幅度不大；盐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变化相对较小。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几十年来流域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图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且城市核心相对孤立，其它地区城市用地仅零星分布，不成规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积比例明显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核心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区都形成了小规模城市聚集区，城市用地扩张趋势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改变水资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扩张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2005年流域农村聚落总面积1.3万km2，用水量24.6亿m3，农田面积16万km2，城市用地面积7687km2。结合用水总量，流域农村聚落和农田水资源利用强度在17万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资源利用强度为116万m3km-2，是农田和农村聚落的6倍以上。农业用水代表第一产业用水情况，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分别代表第二和第三产业用水情况。根据海河流域三次产业发展趋势，用水强度大的二、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区，城市用水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高强度水资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同时形成大量废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径比过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径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区河流污径比甚至超过2。流域自然径流匮乏改变河流水文节律和水化学过程，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对河流水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2.3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水质统计关联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三个方面。表3为社会经济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提取有效因子3个，原始变量比例合计81.3%。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因子1载荷主要分布在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村聚落面积等指标，表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变量2载荷组要分布在非农业人口、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市用地面积等指标上，表征流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因子变量3在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湖滩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高，表征自然属性强弱程度。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有显著影响。以三个因子变量因子得分（SPSS计算）作为自变量，水质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复相关系数显示，水质指标回归结果均在p<0.01水平显著。从因子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看，CODMn与因子1显著正相关（p<0.01），氨氮、总氮与因子1和因子2均显著正相关（氨氮p<0.05，总氮p<0.01），总磷、汞和铅仅与因子2显著相关，铅显著水平（p<0.01）高于总磷和汞（p<0.01）。总体而言，因子1和因子2与污染物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使得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3结论(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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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活动；生态系统；民族文化；资源；发展

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类不仅是社会性动物，也是一种靠消耗生命物质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动物。人类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通过社会实践这一中介，人与自然才能实现具体的依存统一。因而，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从终极意义上讲都仅体现为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资源。①然而，这个关系纽带是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就是通过生产劳动过程来实现的，从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的结合过程来看，首先是自然界为劳动提供对象（资源），劳动把资源转变为财富②，实事上就是人与自然界的物质转换过程，就在这种物质变换的同时也实现了能量和信息的变换，从而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实施运行的过程中，人类显然是生命有机体的最高形式，对生态的需要显然是要利用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生存环境作为基础，这并非文化能给人以其所有的一切万能理想和需要，关键在于各民族利用所掌握的生计策略和特长，去操纵掌控好各民族的文化去作用和指示人类以创造和改观各种物质形态之后，发挥人类特有的智能水平，以新的产品和物质为目标去实现和提高人类所需的各种需求和生存的舒适度。正因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自然条件下展开，自然条件的优劣与持续稳定，必然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实施成效。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文化作用意识下的加工改造结果。在这一活动中，为了保证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民族文化作用的构建和选择除了依附人类社会先天赋予的自然资源以外，从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利用方式以及与民族文化相并存的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下的各种社会发展关系，对我们的社会存在和发展即充满了各种探索，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开拓了崭新的研究领域。

然而，人类的需要又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在人类的生存需求中，也存在永恒不变的需求，只是这种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需要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诸如生存背景下的自然环境就客观的存在差异，相关民族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取用的方式、方法都会不尽相同，因而从认定的价值上也就各不相同。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对相关民族来说可以较为丰富，所遭受到的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可能较小甚至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人类则感觉不到自然环境存在的重要性，因而对环境的依存度往往会在无意间偏离所处环境甚至是酿成灾变，在这样的无意识干预下，人类对资源取用的便捷度和需要往往会偏离所处社会环境的使用初衷。因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忽视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对生态环境的无意识破坏也会由此相伴随出现。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类不仅是社会性动物，也是一种靠消耗生命物质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动物。然而，人类的实则存在，不仅要把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当成生存的基本需求，同时又是人类的享受需要，更是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保障。具体体现在：其一，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存空间，都将直接或间接的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生活资料，没有自然资源，人类就不可能存在。其二，自然资源都能提供给人类的享受需要，它包含了人类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需求，归结到底就是对自然界的享受。其三，当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便捷开发和利用，几乎可以囊括在对自然资源的最大限度开发和综合利用当中，但同时也要受到相关民族文化左右的偏好和作用，对一些自然资源的价值认定和过度利用，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暂时损毁和破坏，甚至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然而，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从终极意义上讲都仅体现为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资源。自然资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中一部分是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对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工和改造利用对象，没有人类的经济活动，自然资源就只是个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说不上任何意义的人类效用和价值。纵观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它都掌握着一定的自然资源，只要相关的民族文化能够妥善充分地利用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相关民族都会得以正常延续和发展。但历史和现实证明，人类会启用文化机制来进行妥善的调节，因为人类是以民族为分野的，具体体现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其并存文化间会很自然地形成对资源价值认定上的信息隔膜，信息隔膜的存在又使得文化制衡机制的运作将比生物制衡更为复杂而多变。这样，文化制衡以生物制衡为蓝本，但却获得了比自然生物制衡复杂程度的超越，这种超越却恰好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特殊寄生并存关系。既有生物性的寄生性一面，又有并存稳定的社会特性一面。因而，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与包容体现为能动地谋求生存与种群的社会性适应以保持稳定延续。要改变这种发展困境，就要坚决的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需求置于人类发展需要的中心环节，并使其与经济利益的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只有这样，资源要能成为各民族的经济优势，就得经过劳动的改造和加工形成产品。因此，资源无一例外的都是被相关民族的文化用意后才赋有特定意义的，资源是具有特定民族文化产品用意的物化表现形式。一些民族生存于地球表面，会感觉到自然资源的匮乏，并不是它没有自然资源，而是它们对某些资源的消耗已经超过了当地所能提供的资源量或是利用资源的方式未加转变。从特定意义上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完全具备发展生产的一切资源，一切都在于相关民族从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式转变利用资源的产品方式。也就是资源是被相关民族的文化所赋予用意的，资源是具有特定民族的文化产品用意的。

由此可见，从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自然资源的开发与转换问题时，不仅要看到这些物质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条件是否可以实现各民族利用经济资源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只有将达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效性和合理性，才是真正为了保证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因而笔者试图从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的并存关系研究入手，目是想偿试拓展研究的视觉和领域新思想。从经济人类学视野下的资源配置来关注民族文化产品用意的各种物化表现形式，目的则不仅提高了各民族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和舒适度，同时更是保证了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

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是由人的本质对象化了的或是人化的自然界，劳动资源则是人的知识力量的物化表现形式。尽管人类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使其从对自然力的直接依赖，向能动的运用自然力而过渡的过程，但人在借以使自身获得独立的经济过程，始终得依托于自然界的基础资源。经济发展的这一自然基础，不仅为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对象和手段，而且就是人类整个经济活动的生存空间，如何利用资源来发展或制约经济，使同一劳动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得到多寡不一的劳动成果，或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投入等量的劳动所得到的经济效益仍然多寡不一。主要是是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劳动的自然生产率，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出来，自然资源的优势或制约成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大因素。同时，技术变化也是增加各生态系统可能性作用发挥的因素，技术的并存拓宽使各种资源的开采率和变化幅度以及活动成本都将成为新的经济作用因素。然而，自然资源的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它仅表现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存在。如不能把这种潜在的要素开发转换为现实的生产优势，就不能把潜在的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从而更不能直接把自然资源的丰歉度与经济水平的发展相等同。一方面是技术手段的发展将使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非再生性突破限制和约束条件。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资资源的相互替代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结构的高度发展，还会赋予自然资源一定程度的再生性。这就表明技术结构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对已开发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而且扩展着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新领域。它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双层利用，还表现为人们对物质资源的替代使用和创新改造。但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都仅体现为对所处自然资源利用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抛开自然环境这一依存的基础资源存在。

诚然，经济社会发展是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会有推动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又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随之相伴，文化是不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独立存在，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没有无社会经济的文化存在。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充当决定性因素，文化成其为促进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从四方说明：

首先，从历史形成的过程分析，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需要经过文化的积累、沉淀、改造、利用和创新文化机制牵联的多种因素考虑对自然生态资源作出合理的挖掘和资源整合，调适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得综合熟知各种资源的属性和外在复合因素的制约，必然会形成该民族特有的活文化，这种特有的活文化并存和存在，将成为支撑该民族壮大、发展的力量。其次，从民族凝聚力来讲，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力文化，其引导力会增强和丰富该民族的社会内涵、提高民族素质、展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能够团结和凝聚民族的力量，成为该民族的精神动力，同时会鼓舞民族人心，激励民族斗志；再次，从国际民族的竞争力剖析，它能够优化和吸引外来投资者的趋动动力，吸引人才引进，促进对外交流的窗口，扩大民族信仰和对外的影响力、凝聚力；最后，从生产力面探讨，文化资源开发可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源，如区域民族特色促使旅游和经济特区开放，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与牵动多产业的复合兴盛，同时拉动经济产业增长的链条，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繁荣。

资源要能成为经济优势，首先就得形成产品和经过劳动的加工。可见，从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自然资源的开发转换问题时，不仅要看这些物质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更要看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条件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由此可见，这种经由具体文化加工改造后形成的自然资源，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不但具有了特定的社会性，也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而获得了特定的民族性与文化性。

物质资源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无论哪个民族在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改造时，其意图都是要进行有利于本民族物质、经济、文化、环境等为利进步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发展而进行的社会生产活动。

首先，人们要进行物质生产劳动的对象资源是自然界提供的。它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资源，通常是由人类及其相关的人类民族文化来界定利弊的，是人类的文化起着主宰社会的、经济的活动干预与制约。在任一时段内，关于资源基础没有单一的定义，在一种社会形态生活中，当时在相关民族认为具有很高资源价值的定义，其实只不过是相关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人为扣上的象征而已。即人为界定的这种价值高昂的东西在相关人类社会及其民族文化中适用。转而换成其他人类环境及其民族成员，就可能只是中性材料。④终极作用的活动目的受制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以及与之匹配的生存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认可。由此引发的系列民族文化及文化事实体系会干预支配相关的民族文化实现他们认为可利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等主持者的意图。然而，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加工改造的结果。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⑤不同的民族（人群）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不同，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大有差异，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创造出了各自有别、丰富多彩的相关文化事实体系。这些相关的文化事实体系在各民族作用中体现优劣，被人为的扣上优劣的价值界定，即民族聚落仅是文化事实之一的表呈现象。这既是社会的需要，又是文化的产物，体现为民族文化与它建立的民族生境耦合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没有什么“原生态文化”可言，保持与创新并存，保持是文化事实体系的常态，而创新则是对环境变迁的文化适应。文化遗产是文化事实保持的样态，也是创新的基础与源泉。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创新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境的耦合中延续。因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是特定的，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每个民族都具备其特有的传统生计方式和对资源的取用、加工和改造利用办法。一个民族的本土文化与生态知识能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具有规避民族生境中生态脆弱环节的禀赋。⑥因此，在生态资源的取用中应当充分借助与利用民族传统知识、资源和技能来认识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循环运行，促使人们在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更好的维护人们生态区域内的资源，在模塑中促进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其次，鉴于特定的生态环境。生息于特定生态背景下的民族，其文化建构必然受制于该生态系统的调适和模塑，并突出的表现在直接调适和制约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鉴于我国复员辽阔的生态系统复杂多样，因而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必然要做出有针对性的研究思路和对策，切不可都整齐划一。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与本土性的生计经验打交道，是希望发掘和利用各民族的传统知识和技术技能来维护人们的社区资源。因而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仁都一贯主张需要通过文化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其主要内容就是把人们生活的社区资源合理的规范到舒适度较高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荣，以实现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⑦如风俗、宗教、组织、语言、生计方式等的差异性存在，加之地球资源的分配不均，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根据所处环境的差异迥别去实现更为舒适的生活所求。因而各民族社会所动用的文化策略就会不同。在这样的人为建构起来的信息系统指导下，由于其具体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出了呈差异性的文化事实体系。⑧显明例证，诸如武陵山区土家族对牲畜厩肥的加工处置和利用办法与其诸如高原寒漠带厩肥处置、利用和操纵办法显然不同，这就是生境存在的两个面，即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性所导致的文化事实体系不同。例如粪便是由各类动物排泄的客观存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效用价值评判就各不相同，在侗民族看来，可作为施用鱼田的饵料，在其他民族看来，取用方式和效用可能大不相同，无论是把粪便资源化还是垃圾化，其研究目的是更多的关注生活社区周围的一个个文化事实，要从这个文化事实的例案中去关注其后的本质问题，那就是各民族传统经验对所处环境资源经长期模塑和总结经验的特长，认为生态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工程，也不在于投资，而是在于如何利用文化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

再次，鉴于人类社会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并存。人类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既具有生物性也具有社会性。人类除了拥有生命遗传信息系统外，还有专属于自己的社会信息系统，但这种系统的建构前提是人类必须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为其提供物质、能量和信息。但与此同时，人类又能将专属于他自己的物质形式渗透到生态系统的生态空间之中，与地球表面各种各样的自然生态系统相并存，因而人类社会的生物性在发挥着终极作用。所以，人类在建构社会与文化时始终得以人类的生物性为蓝本，以便人类能以遵循生物原则的角色去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运作。加之人类的特殊性在于它具备了能动认识外部世界的禀赋，并可以将认知的结果加以整合，建构专属于自己的信息体系――即人类特有的文化信息，它不是先天获得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区别在于文化信息不像生命遗传信息那样可以代代相传，只要人类世代沿袭生命遗传就可以世代沿袭，但文化的世代沿袭却不同，趋于人类的建构蓝本为意图，有可能丧失旧内容而获得新的内容，还可能通过文化重构的方式能动地修改和新生更为复杂的新内容，且有其可能文化信息系统与自然生态信息并行但不重合，更有可能是用不同的文化信息系统架构、诱导出了差异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样式来。正因为这些具有差异文化信息的类型和样式的体现，根据不同的文化类型规约出不同的民族来。这样，由人类文化建构塑造的人类社会也就会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凭借人类特有的文化信息建构起一个多种因果关系交互制衡的复杂稳态延续系统。只不过也有多层次的结构，如从人类社会的总体到并行的族系，再到族属，直至到一个个单一类型的民族和不同民族类型下数目不等的民族成员，以及含下属支系、宗族、社区和家庭等。⑨可以说，人类社会结构层次的复杂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仿，同样具有自组织能力，能生长、发育和壮大。但这些子系统具体到对适应外界的环境和自我修复、能动调适的能力时都迥然有别。

总之，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派生的产物，没有自然生态系统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人类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定物种，它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仅仅占据一个结构功能点。区别仅在于人类具有他自身独特的创造物――文化。但同时要兼顾到人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性自然会使得文化自身的结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其复杂化。为此，显然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去反思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最终表现就是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自然条件下展开，自然条件的优劣与持续稳定，必然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实施成效。（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研究”（课题编号：11AZD07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解：

① 杨庭硕等《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10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1.

③ 孙叔平，《论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构成和发展的规律》[J].学术月刊，1957.08：4～12.

④ [英]丽斯著，蔡运龙等译：《自然资源DD分配、经济学一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1～22.

⑤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1～32.

⑥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9～60.

⑦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8～32.

⑧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3～35.

⑨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6.

参考文献：

[1] 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3] 罗康隆、黄贻修：《发展与代价――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16.

[4] 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DD人学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93.

[5] 田红：《喀斯特石漠化灾变求治的文化思路探析――苗族复合种养生计对环境的适应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40～46.

[6] 谢贻发：《我国竹类资源综合利用现状与前景》[J].热带农业科学，2004（6）：46～52.

[7] 罗康隆、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及理论贡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7～66.

[8] 李正荣：民族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3）：123～125.

篇5

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问题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面对的重要问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主旋律的把握，是新闻传媒与社会经济之间相互促进的必经之路。［1］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要素，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发展国家经济效益的保障性因素。市场经济的活跃度是社会发展情况的主要衡量指标。市场经济的分配不均是公民之间利益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与人有关的因素成为了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从科学发展观的有关内容来看，全面协调可持续成为了我国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从多方面入手进行建设和完善，是促进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发展的重要措施。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和协调性要求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要对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行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的主要表现。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合国家未来的发展需求。［2］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媒体需要对现代社会的真实情况进行反映。信息宣传和传播任务是新闻传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的主要任务，对和谐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新闻传媒的发展情况来看，维护公平正义、坚守社会道德，是新闻宣传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二、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与新闻宣传的共生关系

（一）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支撑作用

新闻传媒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新闻传媒的宣传导向作用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新闻传媒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信息进行播报。［3］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环境下，新闻媒体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互联网行业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可以为新闻传媒的资金因素和资源要素提供一定的保障。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可以为新闻传播工作提供更为广阔的信息发展渠道。因而，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和社会大环境方面。

（二）社会经济对新闻宣传工作发展的制约作用和引导作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传媒业的整体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与新闻传媒业的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性的关系。［4］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产力水平是新闻传媒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为新闻媒体和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基本条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分工的细化和生产部门之间联系的强化，让人们开始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信息进行关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让信息加工条件和信息采集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为了使产品的生产成本、交换成本和流通成本得到有效降低，工厂开始向道路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集中，这就为工业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我国新闻传媒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受众市场、资本市场、广告市场和新闻来源市场在相关报纸媒体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市民阶层是在社会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可以为报纸媒体提供一个广阔的读者市场；市场经济繁荣，可以为新闻媒体提广告市场；城市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丰富和多元化特点，为社会新闻、文体娱乐新闻提供了来源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则为新闻传媒提供了投资市场。于是，新闻来源、读者群体和投资市场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要素。这样，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成为了新闻传媒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大小的主要影响因素。改革开放来，我国专业财经媒体的纷纷创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创刊的《市场报》可以被看作是我国当代财经类传媒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末创刊的《中华工商时报》等刊物则是国家出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而创建的财经传媒，其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国际商报》等报纸和广播电视财经频道的出现，让财经媒体在专业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进入新世纪后，《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和在互联网兴起以后所出现的一些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中的财经证券频道，成为了宣传财经新闻的重要载体。传媒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经济全面推进的产物，也是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产生的。

（三）新闻传媒及宣传对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影响

新闻传媒自身具有一定的价值。由于新闻宣传工作的功能与社会经济现象传播过程中的舆论导向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因而对新闻宣传工作经济价值的量化分析工作并不是对其最终价值进行衡量的有效方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和社会大众的需求声音是新闻媒体关注的三大重要内容。新闻媒体对一些热点事件的持续关注，可以让这一事件得到有关部门的妥善处理。新闻宣传工作是对居民生活需求进行转播的重要方式，可以让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得到有效提升和拓展，从而发挥新闻媒体的引导作用。新闻传媒的广告传播行为可以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这就让新闻宣传工作给企业带来的积极影响成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新闻传媒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行业。社会民众对传媒产品的消费情况和企业广告的支出情况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经济的繁荣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传媒产业经济的繁荣也会让新闻宣传工作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现代经济领域，广告可以被看作是传媒产业发展状况的反映。因此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新闻媒体的广告总额也表现出了高速增长的特点。信息沟通在社会经济系统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经新闻宣传对经济信息的传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可以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经济所涉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要素产生积极影响。新闻宣传机制对社会经济的热点和焦点的传播工作有着积极的影响。一些与社会热点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报道是促进传媒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只要新闻媒体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新闻宣传工作往往可以达到相对较好的传播效果。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敏感问题，新闻媒体的新闻传播工作可以发挥出信息预警的功能。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企业也可以对经济活动的未来进行了解和预判，进而在对自身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基础上，提升经济效益。传媒产业与地域经济系统之间的融合，可以为某一区域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与新闻宣传有关的传媒组织和一些与新闻媒体相关联的创意组织已经在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表现出了集群现象。从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这种集群趋势在我国也已经有所体现。对于与新闻宣传有关的传媒业和文化产业而言，信息流、人才流、资金流和物资流之间的交叉和渗透，是这些产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动力因素。基于地缘因素的信息体系与知识因素和资源要素之间的融合，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区域内各个产业相关要素之间的不断作用与融合的过程，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传媒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融合，既可以为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帮助，也可以在对区域空间的契合度进行提升的基础上，推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

三、新闻宣传推动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对新闻传媒发展模式进行创新

新闻传媒发展模式的创新主要设计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闻宣传硬件设备的更新；二是新闻宣传内容的创新；三是新闻传播方式的创新。新闻宣传工作中，媒体的硬件设施设备的更新，可以让新闻信息的宣传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对和谐社会的经济传播要求进行充分的了解，可以让新闻宣传在时展要求下进行内容和形式的不断转变。值得重视的是，新闻传播形式是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是新时期新闻传媒的重要传播媒介，应加以有效利用和善于利用。

（二）对新闻宣传的自身价值进行重视

新闻价值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价值。和谐的社会声音可以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舆论保障。新闻宣传就是发挥这一保障作用的重要方式。从新闻传媒的宣传价值来看，它可以在借助新闻宣传向人们传递多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发挥出对普通百姓的思想进行引导和保障的作用。在对我国媒体行业的现状进行探究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对新闻传媒自身价值的重视，可以让新闻宣传成为对各种价值进行协调的工具，这就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遵循国家政策要求的基础上，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就成为了新时期新闻宣传中所要遵循的原则。［7］

（三）对平民情怀进行展示

在新闻媒体领域，平民情怀主要指的是新闻媒体在对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关注的基础上，对广大普通民众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平民情怀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必须秉持的工作态度。在自身利益的影响下，不同阶层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会表现出差异性的特点。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对不同阶层人民的声音的倾听，可以让国家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新闻传媒是对平民阶层的信息进行传递的重要机构，新闻宣传工作也是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进行展示的主要方式。平民情怀的展示，对新闻传媒的长远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维护人民的利益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新闻宣传在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充分了解新闻传媒及宣传工作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对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谢国勇 单位:万州区广播电视台

参考文献：

［1］许琳.论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共生关系［J］.新闻传播，2016（01）：110-111.

［2］孙见泰.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共生关系探讨［J］.中国报业，2016（14）：22-23.

［3］潘骏晖.新闻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J］.科技资讯，2014（32）：210.

［4］孙超.基于和谐社会视阈的新闻宣传创新路径探究［J］.理论月刊，2007（09）：85-87.

［5］姚江龙.论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6）：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