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的法律条文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离婚的法律条文，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那么，在审判实践中，准予撤诉的民商事案件裁定书应该引用哪些法律条文呢？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制作准予撤诉的民商事裁定书，除引用《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外，还必须引用《民诉法》相关规定。因为“撤诉”行为既有原告自己对诉讼权利积极处分的行为，即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至作出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行为；也有原告对自己诉讼权利消极处分的行为，即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至作出裁判前，原告对自己诉讼权利主动放弃的行为。撤诉的原因不同，准予撤诉的法律依据也不尽相同。因此，有以下几种情况，应分别引用相关的法律条文。

第一，原告起诉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的，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书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引用《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相关的某项法律条文。

第二，调解和好，原告自动撤诉或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法院受理后，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在制作准予撤诉的裁定书时，应引用《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

第三，诉讼开始后，原告与被告自行和解而提出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在制作准予撤诉的裁定书时，应注意引用《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篇2

关键词：民法典；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实践运用

青少年是祖國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树立法治观念，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是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而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应合理地运用这部法典，帮助学生增长民法典知识，提升民法典意识，指导民法典在实践中的运用。

一、学习民法典条文，增长民法典知识

学生的生活经验决定了他们的理解能力、水平和范围。“见多”才能“识广”。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要加强民法典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从而丰富学生法律知识。教师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1.加强民法典条文直接呈现和学习，增强学生对民法典知识的直观感受。

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是法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教师可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利用晨会、班会、宣传橱窗、问卷调查、知识竞赛等方式，选取民法典的条文，帮助学生了解民法典内容。现行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非常注重法律知识的普及，多次在教材正文或者辅文中直接引用法律条文。例如在七（下）第10课“法律伴我们成长”探究2“感受法的关爱”中，就引用了宪法第46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3条、婚姻法第21条、劳动法第15条等4部法律的相关条文。在八（上）第5课第2框“预防犯罪”中引用了刑法第13条和第17条等。八（下）很多正文就是宪法条文的直接引用。但是，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教材后，不难发现编者更多的是选取典型案例引导教学，从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概括出基本原则和特征，并非每次都提供相关的法律条文。

例如，八（上）第5课“做守法公民”第1框“警惕身边的违法行为”中，在探究分享部分列举了违反合同、侵犯肖像权和知识产权的行为，在随后的正文部分就概括了典型的民事违法行为包括侵犯他人民事权利或者没有依法履行合同义务，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法律条文帮助学生理解。教师在这部分教学中可以适当增加民法典第509条、第1019条以及第123条等相关条文。呈现相关民法典条文后，教师可以设计一个“阅读与反思”环节：（1）这些法律条文告诉我们民事违法包括哪些形式？（2）你能列举生活中与这3条民法典条文相关的案例或社会热点吗？（3）你还能找出与“民事权利”“合同的履行”相关的民法典条文吗？在解决3个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感性地认识了民法典，在查阅更多的民法典条文的过程中，澄清认识，丰富法律知识。

2.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或者通俗易懂的视频，帮助学生理解民法典条文，增强民法典知识。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完善，公民生活与法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法律知识相对而言是晦涩难懂的。想要帮助学生形象化地理解教材知识，提升学生的法治思维，教师可巧借主流媒体关于法律的宣传短片，完成教学任务。如3D动画大片《当哪吒遇到民法典》中的“独家招式泄密记”“高空坠物伤人记”“贷款购物被套记”“离婚冷静和好记”，这一系列动画故事配套相关民法典条文，生动幽默，帮助学生直观了解民法典知识，理解法律的本质与作用这一教学重点。当然，教师在选取视频时，需要仔细甄别，不能只追求趣味而忽视教育性；同时视频不宜过长，5分钟以内比较适宜。在找不到合适视频或者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选择更加直观明了的宣传漫画。

二、解决情境中的问题，提升民法典意识

法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呈现、分析案例。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学生脑中对很多法律问题还是一片空白，对于事情的是非曲直并不清楚，所以，教师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可以将民法典条文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培养学生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习惯，帮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提升法治思维。

1.创设生活化、有冲突的情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有冲突、生活化的案例，更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领他们主动探寻，培养他们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树立法治信仰。例如，笔者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5课第3框“善用法律”这一课时，就选取了这样一则案例：2017年10月8日，小黄在杭州市骑共享单车时，把化妆包忘在了车筐里。等她回来寻找时，车和化妆包都不见了。小黄通过监控视频找到了当天自己离开后把车骑走的小姜。小姜称，自己捡到化妆包后就扔掉了。小黄列了一张清单，写明化妆包里的东西价值约1700元，要求小姜赔偿1000元。最后，经当地民警调解，小姜赔偿小黄500元。在大多数学生的认知中，我们应该拾金不昧，见到贵重物品要交给失主或者警察，不重要的东西则会随意处理掉。案例中的失主要求赔偿，警察也支持，这与学生已有的经验发生了冲突，较好地引发了学生求知的欲望。此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查找民法典条文，寻找警察这样做的法律依据。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引出民法典条文第316条：“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这个教学案例中，教师运用民法典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情境问题处理得有理有据，同时也帮助学生丰富了相关法律知识。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学生会牢固树立法治意识以及相信法律、依法办事等观念，真正把法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如：坐出租车下车开门时，后方来的电动车撞上出租车车门，谁应承担损失？在小区里开车撞死没有拴狗绳的名贵小狗，需不需要赔偿？当然，教师在创设情境时，可以配合设问，分段呈现，这样更能激发学生深入学习的兴趣。

2.优化问题设计，激发求知欲。

教师设计问题时应注意呈现冲突，留有悬念，激发学生探究未知的意愿。例如，笔者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5课第3框“善用法律”时，在呈现上文中提到的捡到遗失物的案例之前，做了这样的提问引导：（1）你捡到过东西吗？（2）你遇到过捡了别人的东西又将其丢弃的事情吗？（3）捡到的东西被丢弃以后，失主找到你，让你赔偿，你会赔偿吗？通过3个追问，教师成功地调动起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随后，教师呈现上文案例，引发学生思考：“你从案例中的小黄身上，学到了什么？”通过讨论交流，学生明确了要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和尺度，而非主观臆测，从而激发自觉学习法律、尊重法律，养成用法律知识和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处理矛盾的能力和习惯。

三、指导生活实践，熟悉民法典的运用

立德树人作为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教学目标，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更应该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去。《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要求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全过程、全要素开展法治教育。开展法治教育实践活动，运用法律指导生活，离不开法律知识，特别是民法典知识。

1.以民法典为参考，开展法治教育活动。

知行合一是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的落脚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主动开展一些专门的法治教育活动，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法治思维。我们可以开展模拟法庭、“法律在身边”演讲比赛、法律情景剧展演等专门的法治实践活动。教师在设计活动内容时，要尽量选取与学生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和场景，并以民法典作为活动开展的重要参考依据。例如，模拟法庭活动需要学生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在模拟法庭上进行质疑辩论，进而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升华情感。如果没有对法律条文的学习，模拟法庭就会变成部分学生对法律概念及原则的诵读，从而失去开展这一活动的实际意义。

2.以民法典为指南，指导学生生活实践。

篇3

 

无论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亦或是基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现状而进行考究，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无一不是为了实现对“弱者”的利益进行实质上的保护并不断加强这一最基本而又迫切的目的。而民法的最根本原则，是为在法律面前，保护不同的主体之间各方面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实现公平正义原则，均衡强弱方的彼此利益。在对需要法律保护意义上的“弱者”进行定义、对保护的过程进行完备、对不够及时和到位的保护手段进行有效修缮，已经渐渐演变成为社会性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弱者”的定义

 

首先，从法律关系上看，并没有自诞生便被定义为“弱者”身份的法律主体。

 

一切的“强与弱”关系的比较，都是源自于在“某一段特定的法律关系、社会关系当中，情形处于劣势的一方”可称为相对意义上的弱者。亦即，“弱者”，是经由两个及其以上的主体，通过在某方面的相似属性进行对比参照后得出的暂时性身份。这样对比之后所得到的结果，意味着居于弱势情形的一方的地位并非是长期固定不产生变化的。并且，在不同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强与弱”的身份地位可出现一定的转换，并不具有固定不变的性质。通过多方不同的参考基线的比较，我们通常会从主体的主客观大致方面来判断一方是否处于弱势地位。大体上讲，主要是从三方面来进行判别：身体与精神的健康状况、智力水平的高低、个体所拥有财富的数量。而民法作为调整有关“市民”一切法律关系的规范准则，其法律价值自始至终贯穿于以上三个方面，再到最后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与社会效应得到展现。民法对弱者的保护所体现的方面与刑法在有关方面的惩罚性作用上是不同的，它更注重于当“弱者”的各项合法权益遭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如何及时、有效地采取合理的手段进行最大限度的补救上。

 

其次，从我国古代的民事习惯演变到现代的民法典这一漫长发展过程，大体上我们可以归纳出弱者身份的以下几项特征。

 

如：弱者身份的多重性，是指当同一主体在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时候，会具有不同的强弱者身份;弱者身份的法定性，是指弱者身份的取得，是需要同时满足法律条文规定的一定条件的;弱者身份的可移动性，是指与弱者身份的法定性相对的是，当所满足弱者身份的必要条件丧失的时候，主体将会自动脱离弱者的身份，由此可见，弱者身份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弱者身份的例外性，是指民法的最基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无差别对待，但是“弱者”身份的提出，使其在某一段法律关系当中能够取得例外，能够法律所给予的实现区别对待;弱者身份的独立性，是指弱者身份是单独依附于主体之上的，其具有不可继承的性质;弱者身份的社会性，是指弱者身份的提出，从根本上分析，是为了实现社会秩序的更高完备以及法律系统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公平①这一终极目标。

 

“弱者”身份应当如何科学、合理地定义，可以说是决定民法保护最根本走向的关键所在。法律所产生的意义，就在于其维护生产、生活秩序的平稳和谐作用方面，保护不同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当没有法律有效保障的时候，弱者的利益必然是会遭受到损伤的，无可避免，那么民法必然需要着力保护弱者的合法利益平等，以实现实质性平等的目标。若如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②的大意上讲，便是要实现最大化最小利益这一最终目标。法律条文的效力，是经过博弈所产生的，公正平等在遭遇现实社会生产、生活复杂状况的摩擦、碰撞时，很有可能出现不能取得实质上正义的情况，这些都是正常的、几乎无可避免的，毕竟我们肉眼所能观察到的事实的抽象性，永远是存在有限刻板的语言无法精准预测、判断的问题。那么，对于弱势群体身份的划分界定，除了按照现有的标准来进行以外，还需要及时地、主动地根据社会现状所反映的现象来及时展开补充、修缮工作。虽然因为法律永恒存在滞后性这一性质导致我们不可能制定并拥有完美的民法，但若是因此便消极怠惰于更新、完备整个法律体系，此番借口是完全无法得到成立的。

 

二、保护弱者的意义

 

相对于自然界对弱者的定义，在法律关系当中，“弱者”这一身份出现的根源，应当我们是从现代社会各级阶层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诸项方面考察所得出的必然结果。高度物质化的生活现状，使得社会主体的各方面天然具有的、后天产生的条件均在无形的社会化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被动化作了经济利益而进行了被迫的比较，由此被动地产生了不同阶级的不同社会地位。按照维弗雷多·帕累托的巴莱特定律，亦即二八定律，可以大致想象，既然只占人口总数20%的人拥有着全球总体所生产的80%的社会财富，那么在剩余的80%的人口当中，经济财富、社会地位的不均衡配置必然会造就相当一部分的“弱势群体”。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如何对现有的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就显得至关重要。“效率”，是决定社会财富发挥最大效用、社会进化的速度不断提高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也是社会团体生产、生活整个活动过程想要实现稳定互作的必然先决性条件，是无法替代或者回避的现实。

 

而从人性的角度上分析，对一切“弱者”展开的保护都是尊重并保护人权这一基本需求的，是克服人类本性深藏的趋利狭隘的必需性桎梏。法律系统所想要维护的平等，并不单单体现于经济利益的纠纷，也更应在精神层面上起到有效保护。就譬如我国民法下，目前在精神损失赔偿如何合理有效地计算方面的与社会现状脱节、不够完备与妥帖上。一个社会的成立是建立在无数个体的聚众条件之上的。可以说，对弱者的保护工作的展开，是对尊重个体保护人权这一基本现代法律精神的必要性延伸。我们可知的是，所有的社会工作都是由陌生人群体来共同完成操作的，在数量庞大的陌生群体基础的同化下，高度物质化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每一步向前发展而日益突出。当个体的一定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之后，精神层面追求的迫切将开始凸显。与此同时，此等权益上的“弱者”保护便亟须加强。在诸项部门法进行不断博弈，追求实质公平的过程当中，民法的“价值中立”特征可以说是展现无遗。

 

三、弱者保护的体现

 

从主体的自然属性上的身份立法上看，我国民法相关内容大概划分的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方面。比如在婚姻家庭法当中，对妇女、儿童以及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相关法律关系，进行了特殊的权益保护规定。比如，在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配上、子女的抚养权上、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上。在《合同法》中，当基于目前合同事物中通常是由主动方提供了统一的合同范式这一现状，通常不会采取进行大范围的调整或单独草拟合同的手段，所以对于在固定一段合同关系当中接受固有合同格式的被动一方，为保护该方的相关利益不被这一事实现状侵犯，我国民法有关条文严格限制免责条款的效力并要求诚实信用原则的履行。在产品责任法中，因产品而引起的特殊侵权法律事务，要求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制度，严格保护处于弱势群体一方的消费者的权益。劳动法对妇女职工以及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有关内容，则是体现在劳保条件的强制性规定以及个人劳动合同的标准最低线等等方面上。在法律救济的诸项手段上，设立了法律救援制度，为弱势群体争取法律保护提供了无偿救助这一渠道。在诉讼程序方面，也有相关条文，例如：在一段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若女方再怀孕期间以及女方分娩后一周年内，男方均不得提起离婚诉求;部分特殊案件当中，对于弱势群体的免除举证义务，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对经济困难群体的诉讼费用缴纳问题上，可以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③。诸如此类的弱者保护条文还有很多，可以说基本上涵盖的范围已经足够广泛，但遗憾的是，其深度还不够。往往在面临将法律条文应用到现实社会的实际情状时，会产生很多与实际情况不适用甚至于是无法找到可以合理进行采用的参照性规定的不足之处甚至是疑难点。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虽然国家力量的介入使得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在数量上得到了增多的体现，表面上已介入到相当范围的领域内了，但是在现实社会实际生活当中、在法律的运用程序上去挖掘，会发现仍然是存在着许多人为意志上的阻碍。我们常闻的一句俗话便是，“法有好法，仍如虚设”，如何在保护弱者的法律实施层面得到人力的有效支撑，也是需要细细思量的一个问题。单单是依附于身为死物的法律条文，有的时候，人并不会对“弱者”如何需要以及需要怎样程度的法律保护有多么深刻的意识。

 

四、结语

 

“弱者”这样一种自然的关系状态，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是注定不可能完全消灭的社会现状。在我们运用法律条文，给予相对的一方弱者法律保护的同时，有关机构应当对整个过程进行充分地观察、分析，杜绝一切因过渡给予一方保护而不经意间造就另一种对立状态下的“弱者”形态的情形。目前的这个社会，总是在面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独立人格的时候，缺乏应有的平等尊重彼方的态度。比如，当妇女、儿童或其他相对弱势群体面对发生于家庭内部或者其它亲近内关系的暴力行为的时候，局外人总是抱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人家务事旁人不适合干涉的态度。但是实质上，公民应当认识到在法律事实中，亲近关系并不意味着当发生侵犯独立个体的权益的时候该种行为就是合法的、理所应当的。事实上，每一个主体都是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好守护者。只有当每一公民都培养起“维权”的意识后，才能在涉及各项法律关系事物的处理当中意识到存在的、应当解决的问题。其次，是要建立起整个社会团体对弱者保护系统的共同维护，坚持对弱者的必要保护。当出现虽然在基于法律的博弈后已处于形式上的公平而缺乏内在实质公平的极端情况时，需要由个体到社会的各个层级采取自发的维护态度，共同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才能更有效率地实现法律本来应有的目的。

篇4

关键词：模糊词语；婚姻法；功能

自然界中，客观事物本身的模糊性是普遍现象。人们认识事物把握对象时，无法运用语言精而准地定义、指称或描述现象，表达概念。此两者本体的模糊与人认识上的模糊产生出了模糊语言。L. Zaden （1965） 是这样给模糊类（fuzzy class）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好了的类别”或者说“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时逐渐的，而不是突然的”也就是说物体从属于某个集合到不属于该集合的转变具有渐进性，绝非突然性。例如我们不可能在老年同中年之间划一条固定的年龄界限，一边属于老年，一边属于中年，人的年龄从中年到老年的转变必定要在这个大概的区间，不会是突然跳跃而变。伍铁平强调Zaden所指的模糊词是外延边界不清，非一刀切，另基于Isreal Scheffler（1979） 的模糊理念，批评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于模糊语言学同词的概括性、歧义性混为一谈。伍铁平（1999）对模糊词概念进行厘清：模糊词是指内涵不能确定，外延边界不清，内含的元素具有不完全归属于这个模糊集合的属性的词语。如高、矮、胖、瘦、老年、中年等。

而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社会行为规范的法律也不乏它们的身影。虽然是以“准确严谨”为灵魂的法律语言，其中一些由语言表达的法律问题本身就是模糊的，时而意义就相通，边界不清。立法上需要这些具有概括性的词语来包罗众多的法律现象，还有些由于人们主观认识的模糊，“轻微的”、“合理的”等模糊限制词其语义边界也是模糊的，“留下了广泛和充分的空间，给执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董晓波，2004）。这些词在法律条文中随处可见，不容忽视。故而探讨模糊词在法律条文中的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助于翻译中恰当地取舍原法律条文语言的模糊性，正确地传旨达意，最大化法律效力和功能。

一、模糊词语的分类

伍铁平（1999）按其是否有上限和下限可分为三种情况。如（1）下限无界限，而有上限的如高个子（人得高度是有限的）和老年（到死为止）。（2）上限无界限，有下限，如婴儿（从出生算起）等。（3）上下限均无明显界限，如中年，春夏秋冬等。此种分类非常形象、科学，但不便于翻译时把握模糊词，语言的转换中也会模棱两可。目的论代表（ Reiss， K. & Vermeer， H.，1984） 认为“翻译策略的选择应当视译文目的而定，才能产生功能上可满足需要的结果”。另外诺德 （Nord， 1991） 也强调“功能是翻译最为重要的标准”。故本文以中国婚姻法为语料，在上述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下，按照模糊词语语义模糊的功能性特征来分：

（一）通俗易懂的模糊词

人们总是以为法律这样以精确为生命线的语言必会对一些熟语等避而远之。其实不然，许多非法律术语中不乏熟语，只是我们习焉不察。在中国婚姻法条例中，比如“感情破裂”、“屡教不改”等。

例1.《婚姻法》第4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敬老爱幼”中的“老”与“幼”是年龄模糊词，何为老？5、60岁还是6、70岁的才算呢，这之间没有明显的年龄分界，幼也同样。该熟语意为“尊敬和供养老人，爱护和抚育子女”，语出《孟子・告子下》：“敬老慈幼，无忘宾旅。”“敬老爱幼”在此条文中的使用，因其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社会一直提倡的风尚和伦理关系，便很容易理解这法律字里行间所表达的对家庭成员间的规范，对古代优秀的道德遗产的继承和发扬。我们把这类基于文化背景中的常识即可理解的修辞性或熟语并具有模糊性的词语称为通俗易懂的模糊词。

（二）语义保护的模糊词

例2.《婚姻法》第37条（离婚后的子女抚养）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此处的“必要”与“合理”究竟何时才为必要，超过了协议或原定数额的多少才算作合理的呢？这也就宽限了（离婚后的）子女对于生活费和教育费的要求了，是一种语义上对子女的保护。这类模糊词的使用令法规变得灵活，是便于使法律更好地适应多种变化的形式，也是法官在离婚案件中处理相关问题的自由裁量权使用的一个基础，此类模糊词语义上还隐含着对一方的特殊保护（往往是对弱势群体妇女儿童的保护）。此类词还有“适当”，“较多”，“以内”……

（三） 涵盖精简的模糊词

诚如前文所述，模糊词具有概括性。而法律法规正需要这样具有概括性的词语来涵盖描述法律现象等，同时又可以达到精简语言的目的。于是法律也不免诸如“前款”、“残害”这些词，即使它们都会产生内涵、外延边界不清。因而我们把这类模糊词叫做涵盖精简的模糊词。

二、模糊词语的翻译策略

不少学者提到的模糊词翻译策略大多都是模糊转换为模糊语言，模糊转换为精确语言，还有省译等（余富斌，2000；董晓波，2011）。而本文将从与上述模糊词的语义功能相配的角度提出其相应的翻译策略。

（一） 显化策略

对于通俗易懂的模糊词，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主要指示的是内容，因此翻译的过程中也应当阐释彰显出模糊词语所指的内容。宋雷（2008）指出“法律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也等同于法律阐释”。另鉴于Enrique Alcaraz与Brain Hughes（2002）论述道“译者有可能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且符合法律文本的修辞性语言。然而译者最明智的选择还是采取尽可能直白的语言来翻译而不是冒着带有高度情感或想象力色彩的词语与法律正式严肃的文体冲撞的危险。”因此，翻译时我们应将这些熟语或修辞性语言转换为最直白的语言显化地传达原语所指内容，此法即称为显化策略。

例3. 《婚姻法》第32条（离婚诉讼）规定：“……（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将夫妻之间的感情比作玻璃杯或者其他易碎的物品会破裂。而破裂的形式多样，程度也不同，是如同玻璃杯那样破裂还是其他物体的破裂，其性质与效果是不同的，其外延边界也不清晰。因此破裂一词是模糊词。但其目的是易于我们理解夫妻婚姻感情不和以致要离婚的程度，是一组通俗易懂类模糊词语。此英译版就很好地用了显化策略，兹如下：

Other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led to the nonexistence of mutual affection as husband and wife.

nonexistence 搭配mutual affection就是“感情破裂”一词直白的表达，相互情感的不复存在。而不是如有的英文版译为“the shattering of mutual affection”，此处不同于“感情破裂”在中文中已很好地形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惯用表达，作为常识。故而在中文的法律正式文体中也不会突兀，倒是便于大家理解了。而the shattering of mutual affection缺乏英文中的常识性的语义理解环境，反而与整个法律文体的正式性、准确性背道而驰了。因而用显化策略能有效地将法律中这类通俗易懂的模糊词表达出来。

（二）顺应策略

对于起语义保护作用的这类模糊词，侧重于语用上是否引起了相同的反应，目的语是否也言语留有余地，保护了某一方或法律本身的利益，给了法官自由裁定的空间。因而我们可以运用顺应策略，即调整目的语，使其顺应此语境（包括语义，文体上）以求得在语用上相同的反应。

例4.《婚姻法》第33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此“重大”也是模糊词。何为重大过错，现实生活中虽可有上限，但难有下限，难以一标准来划分“较严重过错”与“重大过错”。法规故意模糊，具有明显的语义保护的功能，《婚姻家庭法》解释此条文“体现了在离婚问题上对现役军人的特殊保护，同时对非军人一方离婚请求权的一种限制性规定……对稳定军心，巩固部队、国防、保护社会主义建设主力军具有重要意义，也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杨大文，2006）。

鉴于“重大过错”此语义保护作用，唯有军人过错程度十分严重方可批准离婚。big mistakes和serious faults都不足以表达非常严重的过错。serious在《牛津词典》（第6版）的相关解释：bad or dangerous。而对于grave的解释：（formal） very serious and important； giving you a reason to feel worried. 可见grave在表示“严重”时要高于serious。故选用grave faults。对于这类有语义保护作用的模糊词，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英文中相应的近义词来转换，还需要顺应其功能特征，考量是否会引起同样的法律效应，故采用顺应策略。

（三）对等策略

对于涵盖精简的模糊词语，在选取具有概括性的词以转换的同时，不能忽略语言形式的对等，这也是语言精简功能的重要体现。我们需用对等策略，尽可能求得目的语与源语内容、形式的对等。

例5. 《婚姻法》第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旁系血亲指非直系血亲而在血缘上和自己同出一源的亲属。所谓三代内的旁系血亲，是指从自己上溯至同一血源的亲属，再向下数两代”（出自百度百科）。亲属称谓也是伍铁平（1999）探讨的重要模糊词，其包涵的所指也是模糊不清的，此“旁系亲属”就是一例。英译是collateral relatives。虽形式对等，且collateral很好地传达了“旁系”，但relatives指亲属之意，包括血亲和姻亲。应参见：

“A marriage shall be null and void on the ground of kindred or affinity as provided in Schedule 5.按照附表5的定傺H或姻HPS的婚姻，即o效。”引自香港《婚姻法》（HK Marriage Ordinance Section 27 Invalid Marriages（1））

其中kindred表示血亲，affinity表示姻亲。故而运用“对等”策略，概括性的词语也应包涵同样的语义，为了法律的精确性，不该轻易放大原语的语义。故而建议译为collateral kindred。如此，其语义、形式都做到了对等。

三、结语

模糊词的翻译根据功能性的特征的不同采取相应的策略时可以较好地展现其模糊词语的功能与实现法律效力。但除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上述方法处理以使翻译更为准确之外，译者还要重视法律术语的约定俗成及复杂多变性。比如“专门地”，其英文就有专门的源于拉丁文中的ad hoc。“法律术语在不同的法域可能会有些差别，如dominion在民法中指的是完全的所有权；而在国际法中，指的是。”（李丽，2005）其实一些逻辑连接词也会带来模糊，也是难点，比如“或”在汉语中就有等同、选言、联言还有或然性推理四种逻辑关系，比较复杂。本文囿于篇幅，未予以讨论。真正做好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两者要相得益彰，必须还需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相当的翻译技能。

参考文献：

[1] Alcaraz，E.& Hughes，B.Legal Translation Explained [M]. Manchester & Northampton： St. Jerome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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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大文.婚姻家庭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篇5

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一）原告肖某与被告金某，在法院的调解下，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女儿（五岁）由父亲金某直接抚养，肖某不承担抚养费，待女儿十六岁时，肖某再行使探望权。但是，两个月后，女儿因十分想念母亲肖某，要求与肖某见面，其父金某以离婚时有协议为由，拒绝其女儿与肖某会见。经法院法官多次联系，金某仍不同意女儿与肖某会见。该纠纷反映出，子女要求探望已离婚父亲或母亲，受到直接抚养人的阻挠该如何办？子女是否享有探望权？

（二）黄先生与陈女士在街道办事处协议离婚，其子（十一岁）由黄先生直接抚养，陈女士每星期六下午六时在其家等待，儿子自己到陈家生活居住至星期日下午四时。然后由儿子自己回到父亲黄先生家。但是，儿子一直就没有到陈女士家。原因是每星期六，儿子要参加学校举办的兴趣小组活动。为此，儿子提出要求，需要黄先生和陈女士每星期日陪儿子在本市儿童乐园玩耍、探望。由于黄先生与陈女士间矛盾尚未化解，致儿子的要求和陈女士的探望不能实现。陈女士多次到法院咨询，寻求解决办法。该纠纷反映出，子女提出的合理要求，能否得到父母的尊重？如得不到尊重，子女能否申请中止探望？

（三）原告黄某诉被告雷某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其女儿（三岁）由原告黄某直接抚养，被告雷某一次性给付子女抚养费10000元，雷某享有探望女儿的权利。离婚不久，黄某出外打工，女儿由奶奶直接代抚养。雷某到黄某家探望女儿，其奶奶百般阻挠，拒绝雷某探望。无奈，雷某通过邮政局，向女儿邮寄衣服，遭到拒领。雷某向法院申请，要求变更抚养关系，退回抚养费10000元。该纠纷反映出，直接代抚养的祖父母阻挠子女探望的法律问题，该行为能否成为变更抚养关系的条件？

二、探望权制度的立法宗旨

我国《婚姻法》增立探望权制度，法律明文规定探望权，其宗旨就是以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使离异子女既有父爱又有母爱，切实保护其子女的身心健康。因此，《婚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得很清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抚养、教育子女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同样，探望权也既是父母的权利又是义务。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一般只生一个孩子，因此，探望子女的权利制度在《婚姻法》中增立，直接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离婚率的不断增高不下，离异子女生活于单亲家庭，要么失去父爱，要么缺少母爱，子女成了离婚的受害者。为了减少父母的离婚给子女成长进步、身心健康带来的伤害，使离异子女得到完整的父母之爱，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为了这个宗旨，所以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子女探望权制度。即：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以上法条，从四个方面体现立法精神即宗旨。一是离婚父母依法享有对子女的探望权，侵犯这种权利就是违法行为；二是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父母双方协商约定；三是双方协议不成时，据主张权利一方的起诉，人民法院对子女探望权有判决的权利；四是探望权在一定条件下应予以限制，即中止探望或恢复探望。单从法条上看，体现立法宗旨不明显，切实保护离异子女的合法权益，在法条上还有待加强。

三、探望权的法律问题

第一，法条未明确规定子女享有探望权。以上所述，探望权的立法宗旨是为了子女身心健康，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但是，现行法条的探望权却只规定了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才享有探望权，而没有明确子女享有探望父或母的权利。子女是有血有肉有思维能力的人，有想念父或母的时候，依照《宪法》和《未成年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子女享有探望权是合法的。探望权以子女利益为最优先考虑，因此，探望权法条应补上子女享有探望权这个缺陷。

第二，法条限制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父母离婚后，通常是由父或母一方直接抚养子女。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双方协议，这个协议没有考虑子女建议，限制了子女的合法权利。特别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子女，具有一定的是非曲直分辩能力，自愿跟随父或母生活对自己更为有利，具有自由选择权。同样，在父或母对子女探望或子女对父或母探望方式、时间等问题上，子女应当享有选择的权利和参与协议的权利。因此，探望权法条应增补10周岁以上子女对探望方式、时间等享有选择和参与协议的权利。

第三，法条中“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这里的另一方单指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指向面太窄。我国婚姻家庭的生活现状很特殊，大部分离婚父母的子女是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其他亲人代抚养，特别在农村更为普遍。还有造成离婚的原因各式各样，离婚父母的矛盾自然影响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和其他亲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复杂关系，给探望权利的实现往往带来很多难度。为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应指向宽广面，应包括直接代抚养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亲人。

第四，严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中止探望事由应法定。一般离婚父母，矛盾都比较激烈，特别是为争取子女抚养和探望权利等，曾产生过矛盾，在子女面前数落对方缺点、过错是常见的事情，使对方在子女的心中形象被贬。这些不能认为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因此，一般的只要不发生严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不能随意中止探望权。为了司法实践操作方便，应把严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中止探望事由以法律条文予以确定。

四、立法角度的法律思考

综合上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结合探望权制度的立法宗旨和法律条文中的缺陷，从立法角度的法律思考出发，建议在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中增加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子女享有探望父或母的权利；10周岁以上的子女对探望方式、时间等有参与父母一同协议的权利；有申请要求父或母中止探望的权利。

第二，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另一方包括直接代抚养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亲人。

第三，有下列严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中止事由之一的中止探望。

（一）患有严重危害子女健康的传染疾病的；

（二）对子女犯有严重违法或犯罪行为的；

（三）有吸毒、赌博等不良生活方式或怂恿子女犯罪的；

（四）有借机藏匿子女企图成行为的；

（五）其他违背子女意愿或严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

五、完善后的法律条文

《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子女有探望父或母的权利，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或直接代抚养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亲人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由父母与十周岁以上子女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父或母探望子女，有下列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之一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

（一）患有严重危害子女健康的传染疾病的；

（二）对子女犯有严重违法或犯罪行为的；

（三）有吸毒、赌博等不良生活方式或怂恿子女违法犯罪的；

（四）有借机藏匿子女企图或行为的；

（五）其他违背子女便理意愿或严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

中止的事由消失后，由人民法院依法恢复探望的权利。

六、探望权纠纷案件的审判与执行

（一）探望权纠纷案件的诉讼与审判。根据《婚姻法》的规定，一般探望权纠纷案件都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并且享有探望权利的父或母，或者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因探望权行使的方式、时间等发生纠纷，经当事人协议不成时，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这类纠纷的诉讼主体，必须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或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或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其他人原则上不能成为诉讼主体。但是，有特殊情况可以例外，如父或母死亡的隔代抚养（或者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等人，可以视为例外，成为探望权纠纷客体的诉讼主体。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限于探望权纠纷，如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等。

人民法院审理探望权纠纷案件是一个新题目，而新《婚姻法》仅就探望权作了规定的内容窄，如明确了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等问题，由当事人先行协议，协议不成时，才由人民法院判决。这里的前提应当是由当事人首先协议，协议成功的，按协议，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协议不成功的，由人民法院以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原则进行判决。这一点，在审判实践中好操作。但是，《婚姻法》中规定的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权利；中止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这里的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或恢复探望权利，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是以判决形式中止，还是以裁定形式中止，或者以决定或通知形式中止，各说不一，各地法院做法也不一。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只要出现上述中止情形之一的，根据当事人的起诉，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一般应以判决形式，而不应当用裁定或通知或决定形式中止。因为，《婚姻法》是实体法，处理探望权是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在法学理论和实践中裁定、决定、通知，一般处理案件程序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时才使用裁定，决定或通知。《婚姻法》第38条中谈及的中止和程序法中的中止，虽然字意相同，但实质内容则不同。所以，中止探望权利纠纷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比较恰当。同样，恢复探望权，也要由当事人待中止的事由消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进入诉讼程序，依法判决恢复当事人的探望权利。根据以上内容，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中用裁定中止探望权、用通知恢复探望权的规定，建议予以修改。即一律使用判决，如审理中调解达成协议的，也可使用调解。

（二）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执行申请与强制执行。

新《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有关……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二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对拒不执行有关探望子女等判决和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是指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个人和单位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

婚姻家庭纠纷涉及面广，由于血缘、姻亲关系，始终有恩怨、是非、矛盾、纠纷发生。当事人对这些矛盾、纠纷在自己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只有诉诸法律，通过人民法院判决，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过程中仍然出现纠纷，这也是正常的。依据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使自己的权利得以实现。同样，探望子女的生效法律文书，当事人申请执行，照样要进入执行程序，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不能强制执行。探望是一种行为，就是看望、也叫探视。探望权是具有特别交付内容的特殊行为。它既不是财物，也不是货币。子女不是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标的物，更不是当事人。因此，子女的人身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对象。如果对子女强制到某某场所，由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强行探望，必然造成子女身心伤害，对子女成长、身心健康不利。所以，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作了特别规定，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

在司法实践中，对探望权的执行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措施。

第一，执行法官要深入了解双方当事人的思想状况，争议焦点，拒绝执行的原因。耐心细致地做好双方的法律宣传工作，讲明法律规定，消除双方当事人的疑虑，告知享有权利和依法承担义务。教育父母从照顾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出发，自觉执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