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础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断定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懂得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断定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定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广泛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广泛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平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广泛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懂得,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广泛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4.2科学发明方法

除了提出理论的划界方法这一对经济学有利的论断之外,波普尔在理论发明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明的方法是试错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是保持试错法,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错性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别。经济学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无不说明经济学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发展的。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涉主义,正是为懂得决当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经历了约40年的统治时期,资本主义进入滞涨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涉主义也渐渐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学派出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发展流派恰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发明遵循着波普尔的科学发明公式,这一点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

4.3经济学发展现状

波普尔指出:“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法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方法的混杂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由此我们甚至不应该太过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这可能只是一种传统的偏见。确实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现实,随着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许多科学家都承认不仅两个领域的彻底区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对“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制度性区别也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5总结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点,应用在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上,从科学的划界标准,研究对象,到科学发明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论证,可以得出经济学是科学这一结论。另外,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其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更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新兴交叉经济学的兴起,更是说明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可分割性,他们在科学性质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参考文献

[1]A.Rosenberg,IfEconomicIsn''''tScience,WhatIsIt[M].ThePhilosophyofEconomics:ananthology2nde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

[2]米塞斯著,梁小民译.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1.

[3]卡尔•波普尔箸,周熙良,周昌中译.科学:猜想和反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谭华海译.物理学家质疑随机性假设目前的物理学地位[EB/OL].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20060214.

[5]卡尔•波普尔箸,赵月瑟译.波普尔思想叙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6]乔治•荷曼斯箸,杨念祖译.社会科学的本质[M].台湾:桂冠出版社,1987.

篇2

1．优化会计环境。一般认为，会计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因素。不难看出，这些因素均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并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无疑对会计的发展变化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这已被诸多的研究成果所证实。通过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共性，更清晰、更全面地认识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内在联系，更准确地把握影响会计学发展深度、发展广度、发展方向的各项外部环境因素，从而为会计学更合理、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发展，更好地发挥会计学的职能作用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可以了解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差异，把握各自的矛盾所在，更深入了解有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方法体系等方面的特殊性，对各个会计环境因素为何作用于会计、如何作用于会计、何时作用于会计。作用于会计的程度等问题，提供更为清晰的思路，使我们更全面、深入、客观地认识和利用会计环境，通过会计对有关环境因素的反作用，实现优化会计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2．认识会计学本质。关于会计学的本质，主要有生产力论、生产关系论、上层建筑论、产权论等观点。很显然，会计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样，会计学作为管理类中工商管理下的二级学科，仍然没有脱离社会科学。因此，会计学不可能具备生产力性质，而作为管理类的学科专业，又不可能仅仅是一门技术、艺术、方法，也不可能仅仅以提供财务信息为目标。从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财务关系看，会计学具有一定的生产关系性质；从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角度考察，会计学具有一定的上层建筑性质；从会计等式及其反映和监督的内容分析，会计学又具有一定的产权性质；从会计专业的学科地位及其工作性质考虑，会计学又属于一项管理活动。从现有这些观点看，会计学作为系统化的会计知识体系，本质上是有关产权方面的管理活动，这是基于会计学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是管理类中工商管理的二级学科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的正确与否，虽然有待于我们理论上的进一步讨论和实践中的不断印证，但却是与会计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密切相联的。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也必然带来对这一问题更科学、更合理的认识。

3．夯实会计研究基础。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子学科，其发展和完善有赖于其他学科、尤其是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并以其相关上一级学科为基础。通常认为，会计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也有人认为哲学、数学同样是会计学的理论支柱。实际上，会计学的理论基础与一定的经济体制有关。在计划经济下，会计的主要任务是反映和监督国家计划的完成进度及其结果，企业会计作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手段，本质上已被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形成了国家宏观上的大财政和企业微观上的小财政，会计工作、会计研究与财政工作、财政理论形成了紧密的关系，这时会计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在市场经济下，会计学的理论基础应是经济学（含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许多新的会计问题均源于此，比如产权会计学问题、委托会计理论、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外币拆算会计问题、通货膨胀会计问题等等。当然，与会计学理论密切相关的还有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不管怎样，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是深化会计研究、强化对会计理论基础的认识、构筑更加扎实的理论根基的需要。

4．加深会计研究深度。实践证明，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会计学也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科学，为企业的经济管理服务，因此才有技术论、工具论等观点。但这不等于会计学没有理论，否则也就不会产生各个会计学流派。而会计理论作为会计学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深度有赖于相关学科的深入了解及其理论的借用。例如，规范会计学派与实证会计学派的产生，源于经济学中的规范研究、实证研究，而这些研究方法又来自于哲学中的方法论。研究会计问题，既要深入会计学内部把握其精髓，又要站在会计学之外的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甚至伦理学等角度冷静地分析会计，所谓“跳出会计看会计”、“跳出会计研究会计”的道理即在于此。惟有如此，才能增强我们研究会计的客观性，减少和避免偏见。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为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机会。目前采用经济学、伦理学、行为科学等视角研究会计问题，对会计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就是一个典范。

5．拓宽会计研究领域。关注和加强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在它们的共性与个性中发现新的有用的结合点，进而拓展会计学的研究范围，扩大会计学的研究视野，借鉴其他学科有关原理、理论丰富会计学，甚至形成新的边缘会计学科。管理会计、产权会计、行为会计、破产会计、会计哲学、会计心理学。会计伦理学等边缘学科的形成，都是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比较研究的典型成果，是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融合的结果。而三式簿记对物理学中的动力、摩擦等概念的引用以及现金流量表对物理学中的流量概念的引用等，是会计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结果。

6．完善会计学科体系。在现代会计学中，一方面会计学科不断分化、细化，向纵深发展，使会计学科体系呈现出一种递进的、专门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会计学科又不断综合，边缘学科不断涌现，使得会计学科体系呈现出一种横向的、综合化的趋势。前者是会计学本身发展规律的结果，后者则是会计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融合的具体体现，尤其是与其他社会科学比较的结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种既矛盾又相互促进的趋势之所以将持续下去，是因为这是一种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也必然带来会计学科体系的深刻变化甚至革命。

7．把握会计学发展方向。20世纪以前的会计学，主要是研究记账、算账、报账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是簿记理论的研究，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社会科学概念的形成及其突出作用的发挥，只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会计学中的管理会计形成于5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更新于80～90年代，与同期有关社会科学的发展线路是基本吻合的。研究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可以从中总结和发现会计学的发展方向，以增强会计学研究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能动性，提高会计研究效率、改善会计研究成果。

8．发现会计研究中的问题。既然有关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预示着会计学的发展方向、引出新的会计学问题，那么通过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就容易发现会计研究中的问题。比如，有人将会计研究方法分为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两类，但将某个问题的研究也归结为规范研究或实证研究，并不科学。因为如果从逻辑学、哲学角度考察，规范研究中包含着实证研究，或者理论实证，或者实务实证；而实证研究中也离不开规范，实际上，实证研究中的假设条件本身就是一种规范。再如，一般认为，会计的对象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而资金运动是价值运动的货币表现，那么财政的对象、税收的对象又是什么？笼统的将价值运动（资金运动）作为会计的对象，必将模糊会计学与有关社会科学的界限，侵占其他有关学科的“领地”，造成学科间的混乱，因为划分不同学科的根本界限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果不进行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则很难发现这类问题。

篇3

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正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篇4

 

二战后，新制度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比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认为即使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治抉择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新制度主义认为需要深层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将个体行为放在历史条件中进行考虑，通过运用归纳法形成较成熟的理论，然后再对国际政治展开研究。新制度主义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学学科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启示。

 

一、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兴起与演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从对制度的普通研究转向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彼得斯认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属于旧制度主义研究，经过行为主义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开始兴起。新制度主义学者反对把行为界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用行为去解释政治现象是不具备说服力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某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之内的，这种行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重新发现制度”“回归国家”与“回归制度”，但“回归国家”似乎并无特别新颖之处，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义，而应该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途径。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以美国为重心，欧洲失去了传统的学术中心地位，在欧洲盛行的历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学思辨传统也逐渐被重视实证、数量分析方法的科学主义所取代，定性研究和价值判断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经济学随着日益强大的经济领域力量凸显了其显学地位，并逐步得到确立，它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崇尚个人主义和以市场原则的自由文化扩张，并使这种文化发展为新理论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选择范式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并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兴起并迅速主导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观、中立，论据实证并能近乎精确地解释政治活动，这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行为主义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权。行为主义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学标准来衡量社会政治现象似乎脱离了实际，暴露出了对社会价值观的忽视，研究的形式主义和数理语言难以表述的困难，导致其会容易遗忘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各种研究范式开始尽显其能，取长补短，交叉与融合，逐渐打破了行为主义在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新制度主义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领域巨大成功的影响下，为了矫正行为主义方法中过于关注政治个体及其行为，忽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而产生的。实际上，新制度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旧制度学派的一些合理“内核”，和旧制度主义学派用静态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义用动态的眼光综合分析经济运行理论、政治行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其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二、新制度主义的解析

 

新制度主义最早从经济学中兴起，由于有学者不满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对于“政治”“国家”“制度”的轻视，将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学研究。新制度主义是对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其主要内容有：

 

首先，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在制度因素中结构与人哪个更重要?行为主义强调“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义认为对人的独立影响作用的研究应该放在对社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获取有力的解释论证。新制度主义着重分析制度对人的行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并认为制度约束人类的行为可以促进行为的规律和规范，增强解释和预测的可靠性。新制度主义认为人类接受制度的约束，同时制度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新制度主义必须解释作为个体的人接受制度约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释促成了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的产生。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认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释政治现象的有效工具;个体及其行为虽然很重要，但必须把个体放进一定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

 

相比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分析个体偏好行为，这增强了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力。新制度主义丰富了“制度”内涵，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结构、惯例和观念。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普遍以整体主义为主，而规范制度主义类似整体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则居中。与旧制度主义相比，尽管新制度主义在发展研究的可传递性、可重复性、量化等方面还不完善，但新制度主义更加重视理论的发展和方法论。

 

按影响力不同，可将新制度主义分为以下三大类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端于以罗纳德·科斯和奥利佛·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认为在制度选择中交易成本权衡很重要，引起了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革命，威廉姆森则提出了将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认为制度环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现形式。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源自于对政治制度本身进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个政治个体都有固定的偏好，实现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动者的最大目标。理性制度主义视行为为导致政治结果的关键因素，建立了理论来解释制度的产生：相关行动者能从中获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选择范式认为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最大特征体现在理性策略算计的行动者行为上，强调政治人的理性和稳定的偏好，认为政治的过程是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过程，行动者通过制度安排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

 

历史制度主义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保留了旧制度主义对正式制度的重视，接受了关于集团理论的观点。豪尔和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特征：历史制度主义广泛地界定了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与制度的运作和演进相联系的非对称的权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进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注重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历史制度主义将现场制度融入历史环境，强调既有制度中的权力对比关系对新制度的产生所带来的不公平的压力，它认为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在分析微观现象时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释制度与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观现象时的效用性。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不少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的世界文化强调韦伯的理性观念，即将理性看作实现正义和进步的手段。这种世界文化规则构成了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体，并为其确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标。世界文化规范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由于他们将这些文化规范和规则称为“制度”，他们的研究路径被命名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组织结构的“制度分析”与基于共同价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两者交融，强化了宏观解释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有效地解释了无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现象，这是前两者所不及之处。制度不是简单地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们觉得该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响个人的策略性计算和行为选择，而是为行为提供了必备的认知版本、类别判断和行为选择模式，影响人们偏好、认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从而间接指导人们的行为。

 

三、新制度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正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学理支援下，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发展出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部著作“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基欧汉的功能理论有力地论证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学者批评说，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机制发展为正式的组织，而另一些机制却没有。基欧汉的不足被后来的学者们弥补，他们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不止“囚徒困境”，必须创设不同类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不同的集体行动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与微观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能够从微观经济学中输入理论和方法，如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等。尽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认知心理学、期望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等多个流派的质疑和批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裹挟“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威，迄今仍是国际制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主流，有助于开拓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有助于国际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

 

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国际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有某些共同点。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结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所构成的，而是由正在扩张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被以韦伯的理性观念为核心的文化规则所主导。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规则通过两种方式将国家塑造为国际体系下的单位，一种是为国家确定“理性的”目标，如追求“现代性”和“进步”，另一种则是确定“理性的”制度以实现这些目标，如市场和官僚制。社会学制度主义是在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假设明确，方法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力量，为国际制度的独立价值提供了更具刚性的论证，国际制度会增强，不仅是因为它便于达到帕累托最优，有助于国家以最小成本实现目标，而且认为参与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网络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适当的。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范畴。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又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解释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体系运行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和社会学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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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种类对比

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数据显示，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共有学科种类25个(2012—2013年把语言学分为中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外语3类，为了便于对比，同时与2014—2015年和2017—2018年归类相同，统一归到语言学类)，各学科种类从表1可知，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中经济学、高校综合性学报和综合性社科期刊3个学科种类连续3期占据前三强，且期刊总和占比达36%;共有10个学科种数呈正增长，增长率最高的学科是，达75%。其次是人文、经济地理，达71．43%，社会学、体育学、艺术学、法学、哲学、语言学、历史学和经济学8个学科同比增长11．11%，10%，10%，9．52%，8．33%，4．35%，3．85%和2．73%;有2个学科种数呈负增长，分别是政治学、综合性社科期刊，分别同比下降10．25%，4%;而高校综合性学报、教育学、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民族学与文化学、考古学、心理学、外国文学、环境科学、统计学、宗教学13个学科种类没有增减。由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高校综合性学报和综合性社科期刊3个学科期刊总和占CSSCI来源期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之强。这表明在独立自主的大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类和综合性期刊发展优势明显，且经济类期刊呈增长态势。同样，学科类期刊的快速增长，说明国家把“深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二、出版地对比

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出版地具体分布情况详见表2．从表2可知，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出版地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未列入统计)。三期CSSCI来源期刊出版地均集中在北京市(228种)、上海市(50种)、湖北省(29种)、江苏省(26种)、广东省(20种)、湖南省(17种)、吉林省(16种)、陕西省(15种)、四川省(14种);其他省、市、自治区CSSCI来源期刊从13种到1种不等(计算3期数据平均值，因是期刊种数，故四舍五入法取整数)。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三期CSSCI来源期刊中，北京市分别以42．06%(2012—2013年)、42．03%(2014—2015年)、42．42%(2017—2018年)的比例独占来源期刊出版地鳌头;上海市、湖北省、江苏省、广东省、湖南省、吉林省、陕西省和四川省则分别以9．24%，5．36%，5．10%，3．70%，3．33%，2．96%，2．77%，2．59%成为来源期刊出版地除北京之外的8大中心(计算3期数据百分比的平均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湖南省、广东省、吉林省、四川省均有不同比例的增长，而湖北省、陕西省则略有下降。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经济总量排位第四的浙江省CSSCI来源期刊收录数量却排在甘肃省之后，位列1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