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意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税法的意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内容提要: 本文的主旨是讨论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对我国税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文章围绕主题从两个侧面进行了阐述:其一,主要以税收返还请求权为例讨论了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同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关系;其二,主要以税收优先权制度为切入口探讨了税收债务关系理论与国家税收债权实现的关系。最后得出了税收债务关系理论既有利于纳税人权利保护,又有利于国家税收债权实现的结论。

一、引言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各方面都在经历迅速而深刻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法制现代化的运动也发展得如火如荼,税收法律无疑是其中新生的引人注目的亮点。在市场经济与法治已经深入人心、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对我国现代税法的构建,必然使我们关注西方及周围发达国家的税法理论与实践。税法作为国家征税之法及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税收债法则是税法的核心,是税法的基本理念、价值和原则最直接的体现。我国现行的有关税法学的着作、论文,包括立法实践中所持有的观点基本上仍是传统的权力关系说的观点,其立论基点,体系建构以及研究路径和思维模式仍基本上属于权力关系说范畴。这些理论和观点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我国加入WTO的现实需要。在我国入世以后,随着民主、税收法治等先进理念的普及和深入,纳税人的权利意识迅速萌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因此,引进世界先进的税法理论,以平等、公正、理性来改造税收法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债法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自从1919年德国首次在其《租税通则》中提出“税收之债”的概念以来,税收债法的理论和实践在世界各国得以展开和发展,以日本、法国、意大利、瑞士、美国和英国为代表,后期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澳门等地区,也都逐渐接受税收之债的理论,并指导税收法治实践,且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税收债法制度。但是我国大陆税法学界,目前关于税收债法的研究着重在基础理论研究阶段,虽然通过部分学者的不懈努力,税法学界已经从整体上接受了税收之债的理念和精神,但理论界对这些立法动态的学理探索尚十分不够,税收债法制度在我国也还没有真正完全建立。

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争论首先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实践上的问题。当一个理论不能够为实践所验证,为实践所适用的话,那么这个理论的价值就值得商榷了。有关税收债务关系理论的实践意义,日本学者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金子宏教授认为,如果将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理论原封不动地纳入法律解释的层面,往往都会带来各种结论上的误导,因此,债权债务关系说不适合直接用于解决具体问题。[1] 北野弘久则认为,立足于债务关系说的理论来构造具体的实践性问题,对维护纳税者的人权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在研究税收立法以及税法解释、适用的基本方法中,是否立足于债务关系说分析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目前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2] 而村井正虽然也认为债务关系说与权力关系说的争论仅具有原理上的意义,但同时又觉得,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式上,其背后常常隐藏着某种理论的支持。因此,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虽然不能直接导出法律解释层面的结论,但其对法律实践的间接影响还是客观存在的。[3]

事实上,选择权力关系说或者选择债务关系说,甚至选择折中的二元并立说,对税收立法、适用和解释的指导意义是会明显不同的。因此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确立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实践问题。[4] 也就是说,税收债务关系说除了在理论上为税法学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在实践上也可以为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提供思路和答案。

二、“税收债务关系理论”与纳税人权利保护——以税收返还请求权为例

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 国家有时可能是弱小的, 但在国家与人民中的某一成员的关系中, 国家始终是处于强大地位的。在面对掌握着巨大权力的国家时, 无论多么强大的个人都会显得渺小, 个人无论如何是无法和国家相抗衡的。在现代民主法制社会, 个人维护自己权利的最好武器就是法律, 因为法律在国家权力之上, 当个人权利遭到国家权力的侵害时, 个人可以请求法律予以保护。当然, 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法律, 也是体现人民、个人与国家法律地位平等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的法律。在税法领域, 体现人民、个人与国家法律地位平等的法律是税收债法, 而体现和维护国家权力的法律则是以“ 权力关系”说为指导原则的传统税法。传统税法以国家权力为本位, 特别强调国家的征税权, 而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纳税人享有权利。在“ 税收债务关系说”之下, 国家和纳税人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 其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是平等的, 国家所享有的仅仅是请求纳税人为一定行为, 而不能直接支配纳税人的财产和对纳税人的人身予以强制。在税收债务法律关系之下, 国家和纳税人均享有一定的权利, 也均承担一定的义务。也就是说, 它们均是权利主体。同时也是义务主体, 这样,就改变了传统税法学所认为的纳税人仅仅是义务主体, 而不是权利主体的观点,把纳税人视为权利主体, 且是与国家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主体, 那么, 税收债法将对纳税人与国家的权利同等保护。显然, 在“ 税收债务关系说”之下, 纳税人所享有的权利更丰富、更充实, 也更具有保障性, 更具有实现的可能性。[5] 以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之债为理论基础产生的税收返还请求权,就是将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应用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例子。

税收返还是与税收缴纳相对应的现象。当纳税人缺乏法律原因而缴纳税收,或超出法律的标准而多缴税款时,税收返还就成为必然的要求。例如,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如果法律原因嗣后消灭,并溯及影响到已经缴纳的税收,也会产生税收返还的问题。除国家对纳税人的税收返还外,当出现溢退税款,或错退税款时,国家对纳税人也享有返还请求权。该种税收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如何,其具体的发生及实现方式是什么,都依赖于我们对税收法律关系的理解。应用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和税收权力关系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返还请求权的发生时间

税收返还请求权究竟是从错误缴纳税款之日起发生,还是从税务机关撤销或废弃税收核定之日起发生,或是从税务机关作出退税决定之日起发生,是关系到纳税人权利行使的重要事项。

在民法上 ,如果没有合法依据而取得利益,致他人受有损失的事实被称为不当得利。由于该项利益的取得缺少法律上的依据,且其取得系建立在他人受有损害的基础之上,依照法律规定,利益的享有人应当将该项利益返还于因此受有损害的人。这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一种以不当得利返还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不当得利之债。其中,没有合法依据而取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称为受益人,负有向对方返还不当得利的债务;受有损害的一方称为受损人,享有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的债权。[6] 不当得利之债的发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因在现代民法上不当得利已经类型化,故其要件可分为一般要件和特别要件。一般要件为一般不当得利的共同要件,特别要件为特殊不当得利的特殊要件。[7] 不当得利的一般要件有四:(1)一方受益;(2)他方受损失;(3)一方受利益与他方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合法根据。[8] 一般情形下,只要满足以上构成要件的事实发生,不当得利之债就自动产生。

当我们将税收法律关系看做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时候,税收返还请求权也应当以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之债理论作为法理基础。那么如果税款缴纳欠缺法律原因,税收返还请求权就应当即时发生。因而税务机关作出退税决定与否并不能决定税收返还请求权的发生。但是,如果税务机关已经对纳税人的应纳税款进行核定,税收返还请求权何时发生,就会因人们对法律原因的不同理解而发生分歧,即税务机关的税款核定是否构成纳税人缴纳税款的法律依据成为争议的焦点。

如果按照税收权力关系说的理论,把税收法律关系看做是一种公权力的实现关系,强调国家的征税权,那么理所应当用行政法的一般原理来解释税收实践中的问题。因此,为了维护行政机关的公信力,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就会发生拘束力。除非行政行为因重大明显的瑕疵而无效,否则即便存在违法情节,行政相对人仍然有义务加以遵守。在此情况下,行政相对人不是遵守实体法上的义务,而是遵守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行政行为似乎已经成为行政义务产生的法律依据。即便其在实体法上缺乏法律依据,也不妨碍其形式上的法律效力。因此,行政行为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法律原因,行政相对人按照行政行为履行义务,难以称之为无法律原因。[9]

然而,按照税收债务关系的理论,税收债务关系的发生以构成要件的实现作为前提,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只是确定税收债务关系的程序,并不足以发生创设税收债权或债务的作用。纳税人是否存在纳税义务,不能根据税收核定数加以判断,而应该根据法定的构成要件进行衡量。如果税收核定行为只是确认和宣示税收债权存在的程序,那么,它自然也不能成为判断税收返还请求权发生时间的依据。和税收请求权、责任债务请求权、附带债务请求权一样,税收返还请求权的发生也应该以满足构成要件作为前提。税收核定行为既然不能创设纳税义务,那么,自然也不能创设税收返还请求权。税收核定在被撤销之前对纳税人确实具有法律拘束力,纳税人无法对相应的税款请求返还。不过,这只是权利行使过程中的障碍和限制,并不足以证明权力不存在。[10]

因此,关于税收返还请求权的发生的时间应当认为是错误缴纳税款之日,既是说如果实体法上的纳税义务根本就不存在,纳税人在缴纳税款的同时就应该产生返还请求权。在纳税义务溯及消灭的情况下,税收返还请求权也应该自缴纳税款之日起发生。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不管效力如何,其对税收返还请求权的产生不发生影响。至于国家对纳税人的返还请求权,也应当从纳税人取得溢退或错退的税款之日起产生。这样,就可以将构成要件说贯彻到税收债务关系的全部领域,使税收实体法维持理论上的逻辑一致。[11]

(二)税收返还请求权的范围

在税收请求权关系中,除了税收主债务之外,纳税人如果不及时履行债务,可能被课征滞纳金、利息、滞报金等附带债务,其目的是督促纳税人履行义务。同时填补国家税款的损失。在税收返还请求权关系中,当国家欠缺法律理由占有纳税人资金后,纳税人同样也会发生损失,在实践中也有督促国家及时履行义务的必要。

由于我国的税收法律政策长期在权力关系说的指导下,强调国家的征税权,因此《税收征收管理法》在2001年修订之前,税收返还请求权中并没有加计利息的规定。虽然经过修订,该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如果税务机关发现后立即退还的,则没有加计利息的规定。这种按照税务机关主动返还与纳税人申请返还来区分是否设定利息给付义务的做法,并没有充足的法理依据。也许立法机关认为,税务机关主动退款的行为应当受到嘉许,要求纳税人放弃利息情有可原,[12] 但是这明显是侵犯纳税人权利的。如果我们把税收法律关系看做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而运用民法中的不当得利之债作为税收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基础,以此分析税收返还请求权的范围,得出的结论将更有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也更具有法理依据。

在民法理论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标的为受有利益的一方所取得的不当利益。受益人返还的不当利益,可以是原物、原物所生的孳息、原物的价金、使用原物所取得的利益,也可以是其他利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标的范围,也就是受益人返还义务的范围,依据其受利益是否善意而不同:(1)受益人为善意时的利益返还。受益人为善意,即受益人不知情,是指受益人于取得利益时不知道自己取得利益无合法的根据。于此情形下,若受损人的损失大于受益人取得的利益,则受益人返还的利益仅以现存利益为限 [13] 。受益人受有的利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时,受益人返还的利益范围以受损人受到的损失为准。(2)受益人为恶意时的利益返还。受益人为恶意,又称受益人知情,是指受益人受有利益时知道其取得利益是没有合法根据的。于此情形下,受益人应当返还其所取得的全部利益,即使其利益已不存在,也应负责返还。若受益人所得到的利益少于受损人的损失时,受益人除返还其所得到的全部实际利益外,还须就其损失与得利的差额另加以赔偿。这实质上是受益人的返还义务与赔偿责任的结合。(3)受益人受益时为善意而其后为恶意的利益返还。受益人在取得利益时不知道其受领无法律上的原因,而与嗣后知道的,自其知晓之时起,成为恶意受益人。受益人于成立恶意前,仍适用关于善意受益人返还责任的规定。[14]

如果依据不当得利之债的理论来确定税收返还请求权的范围,区分受益人的善意和恶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错缴或多缴税款的责任不在税务机关,而是在申报纳税的情况下,因为纳税人自己使用法律错误,或者认定事实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税务机关主动退还,还是纳税人申请退还,都可以考虑不加计利息。不过,如果是由于税务机关的原因,例如,税务机关对税款的核定发生错误,造成纳税人多缴税款,那么,不管是税务机关主动退还,还是纳税人申请退还,都应该加计利息。当税收给付的法律原因嗣后消灭,从而溯及影响税收债务的存在时,由于税收债务的发生的确具有合法性,税务机关的行政核定不具有任何瑕疵,因此,税收返还时不加计利息也是情有可原的。[15] 以上这些关于利息的思考虽然只针对纳税人,但完全可以适用于扣缴义务人、第三人退还给付的情形。

虽然国家的税收返还请求权,其原理和上述情形也是相通的。但是由于税务机关在退还多征的税款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即便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等提供了虚假的信息,税务机关也负有审查的义务。因此,多退税款的责任主要在税务机关自身,其加计利息的请求自然难以成立。因而有学者主张不管是将来完善立法,还是目前的实务操作,国家请求返还多退的税款时不能加计利息。[16]

以上运用不当得利之债为法理基础确定税收返还请求权范围的方式,相较于以纳税机关主动返还与否为标准确定返还范围的方式,是更有利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在此情形下,纳税人可以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自己在申报纳税的时候谨慎小心,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权利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另外,纳税人在出口退税领域享有的出口退税请求权也是一项法定的公法债权,它以国家为抽象债务人,以退税机关为具体的债务履行人。根据税收债务理论,纳税人对国家所享有的出口退税税收债权,对国家来说,因其不具有合法占有该项税款的依据,而构成不当得利之债。 国家应当根据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对企业承担出口退税债务责任。近年来,我国税务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不退税或者不能足额退税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一种违背税收之债的行为,它与民法中的契约或者我们所称的合同的主要区别仅在于主体差异性,而正是由于这种主体地位和能力上的不平衡带来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拖欠退税问题。因此,应该以税收债务说为基础,以不当得利之债为依据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三、“税收债务关系理论”与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以税收优先权为例

“ 税收债务关系说”不仅有利于维护纳税人权利, 也可以更好地保护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一般来说, 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 国家总是强大的一方, 但也不尽然。国家正因为其强大, 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变得十分弱小。因为国家所面对的是广大的纳税人, 要确保每个纳税人都能依法纳税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 而且国家本身也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机构所组成的,国家不仅要面对广大纳税人, 同时也要面对自身的众多机构, 而诸机构也并不总是与国家保持一致, 特别是其中的工作人员腐化变质以及被部分纳税人所收买或与个别纳税人串通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另外, 国家的立法本身也难以尽善尽美, 漏洞始终是存在的, 面对众多纳税人钻法律的这些漏洞, 国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由以上所述种种情形, 我们可以发现, 原先我们所认为的强大的国家其实也是相当弱小的, 这也是我国每年税收大量流失而国家却往往束手无策的原因之所在。面对国家的弱小, 面对大量税收的流失, 在现代社会,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完善的法律来保护自己。对于税收债权的保护,在传统的税收权力关系说的影响下,我国主要依赖于公法保护。如:宪法通过有关税收权力、公民的纳税义务等规定,对税收给予宪法上的保护;行政法规通过税收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行政强制手段,对税收给予行政法上的保护;刑事法律通过对偷税罪、抗税罪等的规定,对税收给予刑事保护;诉讼法采用程序性措施,对税收给予诉讼法上的保护。公法的保护方式所体现出的特点是单务的、强制性的,在实践中已显出较大的弊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WTO 的需要,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确认了税收的债权属性,在立法上首次确立了税收债权可以用私法的方式进行保护。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法的私法化”以及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加强,用私法方式即用民事方式来保护税收越来越显得重要和突出。下面将以税收优先权为例对我国税收债权的具体的民事保护方式展开论述。

(一)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基本内容

税收优先权是指当税收债权和其他债权同时发生时,税收债权原则上应优先于其他债权。因为这种优先权针对的是纳税人的不特定财产,所以通常将这种优先权称为“税收债权的一般优先权”[17] 。优先权制度是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税法在民事优先权制度的基础上,都规定了税收优先权制度。我国原《税收征管法》没有确立税收优先权制度,但是在其他法律中,早已出现了有关税收优先权的法律规定。1986年12月2日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7条第2款规定:“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虽然《企业破产法》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其历史局限性受到诸多批评,但该法对破产财产清偿顺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1年4月9日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九章第203条、204条对企业法人被宣告破产时的有关破产财产清偿顺序的规定,与《企业破产法》相同,但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法人。上述两个法律的规定,规范的是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的清偿顺序,即税收优先权被局限在企业破产清偿的范围内,而且税收仅优先于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或放弃优先受偿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即破产债权,其不能对抗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此外,1992年11月7日颁布的《海商法》第22条规定了船舶优先权[18] 。即船舶吨税在一般情况下优先于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船舶留置权、船舶抵押权和一般债权。但在《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中又有税收优先权的例外规定,1995年5月1日颁布的《商业银行法》第71条第2款规定在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个人储蓄存款的本息债权优先于税收得到清偿,即税收劣于个人储蓄存款本息[19] 。同样,在《保险法》第88条第1款也规定了保险金债权优先于税收。

新《税收征管法》首次比较系统地确立了税收优先权制度。新《税收征管法》第45条第一款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优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该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行政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 第45条确立了税收优先权的三个原则:(1)税收在一般情况下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税收附条件地优先于担保物权;(3)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根据第45条的规定,结合民法债法优先权的理论及其他法律关于税收优先权的规定,我国税收优先法律制度可以作如下界定:

第一,税收优先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般情况下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商业银行法》规定的个人储蓄本息金优先、《保险法》规定的保险金债权优先、《海商法》规定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以及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员死亡的赔偿请求等海事请求权优先、《破产法》、《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清算费用和工资、劳保等债权优先;二是附条件地优先于担保物权,以税款发生时间优先为标准,即在担保物权形成之前若债务人发生欠缴税款,则税收优先于担保物权人得到受偿。

第二,根据新《税收征管法》第2条、第45条、第90条的规定,税收优先权适用于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享有优先受偿的税种广泛,并非为特别的税种而设定,具 有一般性。但海关征收的关税和代征的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船舶吨税等税种不能享受税收优先权。而且税收优先权的主体并不是包括所有的征税机关,仅指税务机关,不包括海关等其他政府部门。

第三,税收优先权可以对抗非特定的权利人,包括无担保债权人、抵押人、质押人和留置人等,具有对世性。

第四,税收优先权是对非特定物即纳税人的全部财产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它表现出的是一般债权的优先性,这与《海商法》中船舶吨税优先权乃基于特定动产(船舶)产生的优先受偿权是有区别的。

第五,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意味着当税收权利与行政权利在债权上发生冲突时,即当纳税人的财产不能同时满足两种权利要求时,税收优先于其他行政权利。因为罚没所得具有制裁当事人的性质,不以财政收入、公共利益为目的,与税收的性质有所区别,所以罚没所得应该劣于税收受偿。

(二)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税收优先权是税法领域的新问题,新《税收征管法》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非常原则,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也未对许多急需解决的法律问题作出解释,使得税收优先权的行使与实现在实践中面临许多问题,给实际操作带来诸多困难。其主要问题有:(1)新《税收征管法》关于税收优先权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存在冲突和矛盾,造成了司法和行政执法的困惑和无所适从。(2)新《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纳税人设定或形成的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优先于或劣后于税款受偿的标准是“税款发生时间”,因而“税款发生时间”的标准是影响税收优先权和担保物权利益的关键,但税收征管法及其细则都未对此作出界定。(3)与私法交易安全的平衡和对第三方权利的保护问题。虽然新《征管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同时第46条规定纳税人有欠税情形而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的,应当向抵押权人、质权人说明其欠税情况,抵押权人、质权人可以请示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欠税情况,但是比起担保物权的公示方式,《税收征管法》在这方面的规定显然达不到保护第三方利益、维护交易安全这一要求。(4)税收优先权适用范围。对于税收优先权的适用范围,实践中碰到的主要问题在于是否包括滞纳金与罚款。新《征管法》第45条只提到税收优先权及于“税款”,而《征管法》第40条第2款规定的“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欠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交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税收优先权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在实践中极易产生争议。(5)税收优先权行使的方式和途径。税收征管法只是对税收优先权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其行使程序,在实际工作中,各级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优先权缺乏程序依据。如税收优先权的行使是否向法院申请为前提?如果须通过法院,应由哪一级税务机关向哪一级法院提出申请?以什么样的方式提出申请?是向民事庭、行政庭还是执行庭提出申请?这些问题使各地税务机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无所适从,使得税收优先权的行使得不到保障。(6)税收债权之间竞合时谁优先的问题。同一纳税人身上存在数个税收债权时,不同税收债权之间的清偿顺序当为如何,法律没有再作规定。

四、结束语

“ 税收债务关系说” 的上述两方面作用既是相辅相成的, 也是对立统一的。更好地保障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 实际上也是维护最广大纳税人的利益。因为, 国家是纳税人的国家, 国家的利益也就是广大纳税人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与纳税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更好地保障纳税人权利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 纳税人是国家的组成部分,纳税人的利益之总和也就是国家的利益, 把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维护好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也就维护好了, 维护国家利益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 因此, 国家的利益和纳税人的权利也是统一的。当然, 二者也有相矛盾的地方, 当国家利益与纳税人权利发生冲突时, 应当以法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和尺度, 如果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则应诉诸于公平、正义等自然法理念予以解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 国家利益和纳税人权利, 孰轻孰重, 应当有不同的标准, 而不能笼统地说, 纳税人权利应当一概服从国家利益或国家利益应当一概服从纳税人权利。

注释:

篇2

    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及纳税人依法征税、依法纳税的行为准则，其目的是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

    税法与税收密不可分，税法是税收的法律表现形式，税收则是税法所确定的具体内容。因此，了解税收的本质与特征是非常必要的。税收实质是国家为了行使其职能，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制性。主要是指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用法律、法规等形式对征收捐税加以规定，并依照法律强制征税。

    二是无偿性。主要指国家征税后，税款即成为财政收入，不再归还纳税人，也不支付任何报酬。

    三是固定性。主要指在征税之前，以法的形式预先规定了课税对象、课税额度和课税方法等。

    因此，税法就是国家凭借其权力，利用税收工具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征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税收法律关系

    国家征税与纳税人纳税形式上表现 为利益分配的关系，但经过法律明确其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后，这种关系实质上已上升为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了解税收法律关系，对于正确理解国家税法的本质，严格依法纳税、依法征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 税收法律关系在总体上与其他法律关系一样，都是由权利主体、客体和法律关系内容三方面构成的，但在三方面的内涵上，税收法律关系则具有特殊性。

    权利主体即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在我国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主体一方是代表国家行使征税职责的国家税务机关，包括国家各级税务机关、海关和财政机关；另一方是履行纳税义务的人，包括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在华的外国企业、组织、外籍人、无国籍人，以及在华虽然没有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企业或组织。这种对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主体另一方的确定，在我国采取的是属地兼属人的原则。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主体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只是因为主体双方是行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因此，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权利与义务平等是不一样的。这是税收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

    权利客体即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也就是征税对象。例如，所得税法律关系客体就是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财产税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是财产，流转税法律关系客体就是货物销售收入或劳务收入。税收法律关系客体也是国家利用税收杠杆调整和控制的目标，国家在一定时期根据客观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通过扩大或缩小征税范围调整征税对象，以达到限制或鼓励国民经济中某些产业、行业发展的目的。

    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税收法律关系中最实质的东西，也是税法的灵魂。它规定权利主体可以有什么行为，不可以有什么行为，若违反了这些规定，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国家税务主管机关的权利主要表现在依法进行征税、进行税务检查及对违章者进行处罚；其义务主要是向纳税人宣传、咨询、辅导税法，及时把征收的税款解缴国库，依法受理纳税人对税收争议申诉等。

    纳税义务人的权利主要有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延期纳税权、依法申请减免税权、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权等。其义务主要是按税法办理税务登记、进行纳税申报、接受税务检查、依法缴纳税款等。

    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就更与消灭税法是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但税法本身并不能产生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必须有能够引起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客观情况，也就是由税收法律事实来决定。这种税收法律事实，一般指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行为和纳税人的经济活动行为，发生这种行为才能产生、变更或消灭税收法律关系。例如：纳税人开业经营即产生税收法律关系，纳税人转业或停业就造成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或消灭。

    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税收法律关系是同国家利益及企业和个人的权益相联系的。保护税收法律关系，实质上就是保护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形式和方法是很多的，税法中关于限期纳税、征收滞纳金和罚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构成偷税、抗税罪给予刑事罚的规定，以及税法中对纳税人不服税务机关征税处理决定，可以申请复议或提出诉讼的规定等都是对税收法律关系的直接保护。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对权利主体双方是对等的，不能只对一方保护，而对另一方不予保护，对权利享有者的保护，就是对义务承担者的制约。

    三、税法的构成要素

    税法一般都由若干要素组成，了解这些要素的构成，有助于全面掌握和执行税法规定。

    税法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总则、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减税免税、罚则、附则等项目。

    总则，主要包括立法依据、立法目的、适用原则等。 纳税义务人。在法学上称为纳税主体，主要是指一切履行纳税义务的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组织。 征税对象。在法学上称为纳税客体，主要是指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物或行为。这是区分不同税种的主要标志，我国现行税收法律、法规都有自己特定的征税对象。比如，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就是应税所得；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就是商品或劳务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增值额。

    （四） 税目。是各个税种所规定的具体征税项目。它是征税对象的具体化。比如，消费税具体规定了烟、酒等11个税目。

    （五） 税率。是对征税对象的征收比例或征收额度。税率是计算税额的尺度，也是衡量税负轻重与否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的税率主要有：

    比例税率。即对同一征税对象，不分数额大小，规定相同的征收比例。我国的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等采用的是比例税率。

    超额累进税率。即把征税对象按数额的大小分成若干等级，每一等级规定一个税率，税率依次提高，但每一纳税人的征税对象则依所属等级同时适用几个税率分别计算，将计算结果相加后得出应纳税款的税率。目前采用这种税率的有个人所得税。

    定额税率。即按征税对象确定的计算单位，直接规定一个固定的税额。目前采用定额税率的有资源税、车船使用税等。

    超率累进税率。即以征税对象数额的相对率划分若干级距，分别规定相应的差别税率，相对率每超过一个级距的，对超过的部分就按高一级的税率计算征税。目前，采用这种税率的是土地增值税。

    （六） 纳税环节。主要指税法规定的征税对象在从生产到消费的流转过程中应当缴纳税款的环节。如流转税在生产和流通环节纳税；所得税在分配环节纳税等。

    （七） 纳税期限。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缴纳税款的期限。比如，企业所得税在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15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4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营业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5日、10日、15日或者一个月，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八） 纳税地点。主要是指根据各个税种纳税对象的纳税环节和有利于对税款的源泉控制而规定的纳税人（包括代征、代扣、代缴义务人）的具体纳税地点。

    （九） 减税免税。主要是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采取减少征税或者免予征税的特殊规定。

    （十） 罚则。主要是指对纳税人违反税法的行为采取的处罚措施。

    （十一） 附则。附则一般都规定与该法紧密相关的内容，比如，该法的解释权；该法生效的时间等。

    一、税法的定义

    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及纳税人依法征税、依法纳税的行为准则，其目的是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

    税法与税收密不可分，税法是税收的法律表现形式，税收则是税法所确定的具体内容。因此，了解税收的本质与特征是非常必要的。税收实质是国家为了行使其职能，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制性。主要是指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用法律、法规等形式对征收捐税加以规定，并依照法律强制征税。

    二是无偿性。主要指国家征税后，税款即成为财政收入，不再归还纳税人，也不支付任何报酬。

    三是固定性。主要指在征税之前，以法的形式预先规定了课税对象、课税额度和课税方法等。

    因此，税法就是国家凭借其权力，利用税收工具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征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税收法律关系

    国家征税与纳税人纳税形式上表现 为利益分配的关系，但经过法律明确其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后，这种关系实质上已上升为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了解税收法律关系，对于正确理解国家税法的本质，严格依法纳税、依法征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 税收法律关系在总体上与其他法律关系一样，都是由权利主体、客体和法律关系内容三方面构成的，但在三方面的内涵上，税收法律关系则具有特殊性。

    权利主体即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在我国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主体一方是代表国家行使征税职责的国家税务机关，包括国家各级税务机关、海关和财政机关；另一方是履行纳税义务的人，包括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在华的外国企业、组织、外籍人、无国籍人，以及在华虽然没有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企业或组织。这种对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主体另一方的确定，在我国采取的是属地兼属人的原则。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主体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只是因为主体双方是行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因此，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权利与义务平等是不一样的。这是税收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

    权利客体即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也就是征税对象。例如，所得税法律关系客体就是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财产税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是财产，流转税法律关系客体就是货物销售收入或劳务收入。税收法律关系客体也是国家利用税收杠杆调整和控制的目标，国家在一定时期根据客观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通过扩大或缩小征税范围调整征税对象，以达到限制或鼓励国民经济中某些产业、行业发展的目的。

    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税收法律关系中最实质的东西，也是税法的灵魂。它规定权利主体可以有什么行为，不可以有什么行为，若违反了这些规定，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国家税务主管机关的权利主要表现在依法进行征税、进行税务检查及对违章者进行处罚；其义务主要是向纳税人宣传、咨询、辅导税法，及时把征收的税款解缴国库，依法受理纳税人对税收争议申诉等。

    纳税义务人的权利主要有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延期纳税权、依法申请减免税权、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权等。其义务主要是按税法办理税务登记、进行纳税申报、接受税务检查、依法缴纳税款等。

    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就更与消灭税法是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但税法本身并不能产生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必须有能够引起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客观情况，也就是由税收法律事实来决定。这种税收法律事实，一般指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行为和纳税人的经济活动行为，发生这种行为才能产生、变更或消灭税收法律关系。例如：纳税人开业经营即产生税收法律关系，纳税人转业或停业就造成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或消灭。

    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税收法律关系是同国家利益及企业和个人的权益相联系的。保护税收法律关系，实质上就是保护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形式和方法是很多的，税法中关于限期纳税、征收滞纳金和罚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构成偷税、抗税罪给予刑事罚的规定，以及税法中对纳税人不服税务机关征税处理决定，可以申请复议或提出诉讼的规定等都是对税收法律关系的直接保护。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对权利主体双方是对等的，不能只对一方保护，而对另一方不予保护，对权利享有者的保护，就是对义务承担者的制约。

    三、税法的构成要素

    税法一般都由若干要素组成，了解这些要素的构成，有助于全面掌握和执行税法规定。

    税法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总则、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减税免税、罚则、附则等项目。

    总则，主要包括立法依据、立法目的、适用原则等。 纳税义务人。在法学上称为纳税主体，主要是指一切履行纳税义务的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组织。 征税对象。在法学上称为纳税客体，主要是指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物或行为。这是区分不同税种的主要标志，我国现行税收法律、法规都有自己特定的征税对象。比如，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就是应税所得；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就是商品或劳务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增值额。

    （四） 税目。是各个税种所规定的具体征税项目。它是征税对象的具体化。比如，消费税具体规定了烟、酒等11个税目。

    （五） 税率。是对征税对象的征收比例或征收额度。税率是计算税额的尺度，也是衡量税负轻重与否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的税率主要有：

    比例税率。即对同一征税对象，不分数额大小，规定相同的征收比例。我国的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等采用的是比例税率。

    超额累进税率。即把征税对象按数额的大小分成若干等级，每一等级规定一个税率，税率依次提高，但每一纳税人的征税对象则依所属等级同时适用几个税率分别计算，将计算结果相加后得出应纳税款的税率。目前采用这种税率的有个人所得税。

    定额税率。即按征税对象确定的计算单位，直接规定一个固定的税额。目前采用定额税率的有资源税、车船使用税等。

    超率累进税率。即以征税对象数额的相对率划分若干级距，分别规定相应的差别税率，相对率每超过一个级距的，对超过的部分就按高一级的税率计算征税。目前，采用这种税率的是土地增值税。

    （六） 纳税环节。主要指税法规定的征税对象在从生产到消费的流转过程中应当缴纳税款的环节。如流转税在生产和流通环节纳税；所得税在分配环节纳税等。

    （七） 纳税期限。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缴纳税款的期限。比如，企业所得税在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15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4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营业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5日、10日、15日或者一个月，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八） 纳税地点。主要是指根据各个税种纳税对象的纳税环节和有利于对税款的源泉控制而规定的纳税人（包括代征、代扣、代缴义务人）的具体纳税地点。

    （九） 减税免税。主要是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采取减少征税或者免予征税的特殊规定。

篇3

本文通过对西方依法治税起源和我国依法治税内涵的探讨，强调我国依法治税必须明确税收体系，确定税收法定主义。所谓依法治税 ，是指在依法治国的前提和条件下，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表明了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结果之一。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文化事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当前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即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杜绝“人治”的权力异化。

关键词：依法治税、法律关系、税收法定主义

一、西方依法治税理论的起源和与我国依法治税内涵

（一） 西方依法治税理论起源和发展

1、西方早期对依法治税思想的认识。西方早期的税收学说“公共需要论”，是从公共国家的基点出发，认为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满足公共需求，需要动用一定的财物，这就要向人民征税。该学说的假设前提是政府是柏拉图式的保护者。但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马斯格雷夫提出了公共经济自愿交换论，它最核心的观点是强调个人主义，个人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者。当这一理论被广泛接受并加以推广时，公共选择学派提出：自我利益是通过一系列自愿交换得以满足的。当通过交换已无法取得最大利益时，人与人之间就取得了一致性和稳定性。这时候，人们就会遵守群体规则（社会契约），因为遵守规则会使得到的收益大于成本。可见，自我利益法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初状态下的人们相互缔结的契约。当国家作为一个实体产生以后，人民与国家缔结了一个规定彼此基本权利义务的契约，这就是宪法，其中有关税收的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契约”。随后，与之相适应的税收交换说在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税收交换说，也叫税收价格论，认为税收是人们获得国家保护所应付出的代价；国家征税和人们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相互交换，通过这种“自愿”进行的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不难看出，税收价格论是以确认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为前提的。

2、契约精神和税收价格论。西方的税收学说是从“个人本位”的角度看待税收，自始至终都是肯定征纳双方的平等地位。笔者认为，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之上的税收交换说在解释某些税收现象时有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下面笔者对相关阐述进行介绍。

首先，人们为什么不依法纳税，反而进行大量的偷逃税活动？众所周知，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是失灵的，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理应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政府提供公共产品需要大量的支出，并由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社会成员来补偿这些费用。政府取得这些费用的基本手段就是与人们签订税收契约——“税法”，对纳税人进行征税。因此，人们纳税，就是在为自己消费公共产品支付相应的“价格”。但我们必须注意一点，人们与政府制定的税收契约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当人们认为政府能够正确运用权力，自愿地放弃自主权的前提之上的。即有一个“理想人”假说，政府失灵是不存在的，行政人员执法行为规范，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一切为了全体人民。所以，如果该“假说”成立，人们必然会自愿遵守“税收契约”，依法纳税。但当“理想人”不存在，政府行为出现偏差，变得富于强制性，从而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或者认为政府的福利支出支付给了行骗者，感到政府的许多社会政策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那他们必然会违背国家意志（社会契约）。这时候，人们就会尽量偷逃税，不依法纳税。

其次，政府征税为什么表现出强制性？西方的威克赛尔——林达尔模型从规范性的角度试图找出民主国家选定公共产品产出的合理水平和决定人们之间税负合理分布所需的原则和决策章程。在确定“税收价格”上该模型分析了两个消费者共同纳税分担一件公共产品的成本问题，即每个人在总税额中应纳税额与他从该公共产品消费中所享有的边际社会效用价值相等。这从价值论上解决了公共产品的供应与其费用来源的关系问题。但采用这一价值论，就要求课税必须遵守受益原则，税率的确定也应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它明显地不符合税收强制性的现实。倘若税收是自愿的，建立在个人的边际评价上，这就给个人低估实际收益提供了回旋余地。换句话说，受益原则对免费搭车者的策略行为无能为力。再者，受益原则完全忽略了政府的职能之一，即收入的再分配目标，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公共和私人部门活动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上。因此西方学者用科斯的产权理论进一步指出，由于个人产权不明晰，在公有资源中，未经调节的市场无法产生帕累托效率，也就是市场交换无法形成一套自愿协定 （社会契约）。所以只好求助于政府来提供一种解决办法，对未经协调的结果进行帕累托改善。政府的解决办法就是强制征收，政府只有依靠法律权威强制征收，才能确保税收正常及时足额的获得，才能确保必不可少的政府费用的支付和公共产品的供给。

最后，政府为什么要依法征税？尽管理论上税收可看作是人民与国家之间自愿达成的合意契约，但在实际工作中，税收征纳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作为一个独立主体，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意志和活动能力，如果不受外力有效约束和限制，结果将是政府权益欲和权力欲的恶性膨胀。税收作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受制衡，其结果必然是税收的失控和泛滥，对市场经济形成致命的危害。这样一来，光是纳税人自愿依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政府征税活动的正常化。如何规范政府征税活动，使政府征税适度，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的。具体地说，就是将税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得政府除了依据税法之外无权取得任何收入，使得政府在税法约束和规范下无法违背市场根本意愿，这实质上形成了类似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从而避免了政府对市场的侵犯或服务不足的问题。可见，税法的确立，就是税收价格的确立，就是社会公众愿意支付公共产品价格的契约的签署，是对政府征税权的认可和授予，从而使税收的缴纳从根本上看是一种自愿行为。所以，政府征税必须依法。

（二）我国依法治税的内涵

关于依法治税的内涵，有学者认为依法治税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处于矛盾主导地位的税务机关的依法行政，因此侧重从这一层意义上去探讨依法治税的内涵，即职权法定、职权与职责统一、法律优先。也有学者认为应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把依法治税看作是治税的思想体系，另一则是把依法治税看作是治税的方式、原则和制度。具体包括五层涵义：法律至上、职权法定、义务法定、程序法定和作为法定。还有学者将依法治税的内涵概括为：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和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客体是纳税人的纳税行为和税务机关人员的行政行为；手段是法律、法规；实质是实现税收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核心是法治。尽管学者们的表述不同，但都蕴涵着“税收法治”这一核心思想。

综合学者们的看法，所谓依法治税 ，是指在依法治国的前提和条件下，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表明了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结果之一。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当前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即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杜绝“人治”的权力异化。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

二、依法治税必须明确税收法律关系

所谓税收法律关系，是指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对税收法律加以定性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焦点问题上：一是税收法律关系究竟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二是分析的论问题，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

“权力说”与“债务说”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正式形成于1926年3月在明斯特召开的德国法学家协会上。这场争论对税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在德国，“权力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行政法学家奥特麦雅（Mager Otto）。该传统行政学派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托财政权力而产生，并在作为权力优位体的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与人民之间形成的关系。具体来说，是将税收法律关系划分为税收实体法关系和税收程序法关系，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在税收程序法关系或税收实体法关系中，以全权人地位兼有自力执行特权，因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地位。另外，应当将依据程序法上的自力执行特权所产生的优越性理论纳入实体法关系中，即把整个税收法律关系视作是一种权力关系。“债务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尔（Albert Hensel），该学说是以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制定为契机所形成的，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请求纳税人履行税收债务的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纳税义务只需满足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即可成立，而并非以行政机关的课税处分来创设。债务关系说者并不否认在税收程序法即行政法领域中存在着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具有优越性地位的构造或者说是权力关系的构造，但他们更注重分析税收法律关系中存在的实体法即构成要件法，故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最基本关系确定为税收实体法关系，把税收程序法关系置身于税收实体法关系的从属地位。并结论性地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最基本关系的税收实体法关系是一种与权力毫不相干的全权债务关系（公法上的债务关系）。综上所述，债务关系说旨在强调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与纳税者之间在税收法律关系上具有对等性。

在分析的方法论问题上，也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二元论”者认为如果以法认识论为基础来分析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则可以用税收债务关系说和税收权力关系说分别给税收实体法律关系和税收程序法律关系的性质恰如其分的解释。但“一元论”者认为若以法实践论为基础，则会如阿尔巴特亨塞尔所言，应以税收债务关系说来解释整个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力图将税收法律关系中课税厅（征税机关）与纳税者之间对等性的表现上升为法理化。也就是说，它是以税收实体法律关系为中心，程序法则是实体法规定，将有关纳税人的实体规范具体化的程序。

我国对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情况则是，学者们以前都是以“权力关系”单一地理解和分析税收法律关系，即对征税主体来说，享有单方面的征税权利，对纳税主体来说，负有单方面的纳税义务。后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税收法律关系中双方应互享权利和义务，只是二者享有的权利的性质不同。现在有学者认为税收实体法律关系性质的重心是债务关系，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主要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体现权力关系的性质。这实质上是一种“二元论”观点。笔者认为，法律制定的依据应以实践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规范主体行为。现在税收活动强调契约精神的平等意识，故应当将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解析

本文所深讨的主要是国内税法，不包括国际税法中的相关内容，故将税收法律关系概括为三方主体之间形成的三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

首先，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主体方面，一般分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对征税主体的组成争议较大，有学者认为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及具体履行税收征管职能的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和海关等；有的认为仅指国家行政机关；有的认为国家是严格意义上的征税主体，而税务机关是惟一的征税主体；还有的认为国家是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形成意义上的征税主体。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税收法律关系应当是一个具有三方主体（纳税主体、国家、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多边法律关系。

其次，税收法律关系的范围。税收法律关系所涉及的范围是围绕着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税收利益”的流动形成的，共包含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和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对纳税主体而言，税收利益表现为部分财产的单方面转移；对征税机关而言，税收利益表现为税收收入的“无偿”取得。随后，围绕着国家税收收入形成过程产生了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基于前两种税收法律关系，纳税主体因而获得了要求并享有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国家同时也负有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这便形成了在税收法定主义基础上的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它是指人民（纳税人的代名词）与国家之间就税收的宪法性条款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宪法性税收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就征纳税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事项达成合意的“契约”表现形式。

最后，税收法律关系的结构。从税收利益的流动过程可知，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构成了第二层，在这一层，国家和纳税主体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通过作为中间主体的征税机关相互联系，是一种间接性的税收法律关系，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但是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三）税收关系的本质

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它们体现了契约精神，贯穿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上。笔者认为，要认清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实质上就是要正确认识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和国家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下面，笔者就上述三种税收法律关系逐一其中的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

首先，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前文已经提到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界定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既然是一种（来源于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尽管其具有公法性质，但也不可避免地内涵有“平等”的因素。因为“法律关系”这一来源于19世纪大陆法系民法学的基本范畴，自产生之初就带有“平等”的烙印，这就给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提供了上的渊源。

其次，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是税法与行下法的交叉领域。在日常的税收活动中，如果不考虑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的话，税法的行政法属性更为明显。而在行政法领域，契约精神一样可以体现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认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早就被以平等为特征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所取代。如美国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法案明确规定纳税人享有专业礼貌服务的权利。当纳税人没有得到专业的服务和礼遇、甚至受到粗暴对待时，纳税人有权上告，直到获得满意答复为止。西方现代行政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为纳税人服务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征纳双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平等地位。在我国，有学者也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笔者以为，在行政法领域引入“契约精神”是十分必要的，在税收活动中更多地融入“服务与合作”观念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选择。

最后，税收宪法性关系。前文已指出宪法性税收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就征纳税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事项达成合意的“契约”表现形式。要认识这层税收法律关系所蕴涵的契约精神，就涉及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西方学者中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为代表的古典法学家均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国家起源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让渡自身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满足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所以，纳税与征税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才有国家征税 。通过考察“税 收利益”从“取之于民”到“用之于民”这个流转的过程，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原则也得到了真正体现。

综上所述，税收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关系性质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根本就在于：经由宪法的形式，国家和纳税人根据税收法定主义，通过“税收法律”（以及作为中间主体的征税机关）建立其相互之间以征税和纳税为外在表现形态、而以满足和要求“公共需要”为内在本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关系所内涵的“契约精神”要求在调整纳税人分别与征税机关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贯彻和体现“公平价值”以及“平等原则”。

三、依法治税必须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一）税收法定主义概述

税收法定主义，又称租税法律主义，税捐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任何人不得被要求纳税。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中概括为三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程序合法原则。前两个原则侧重于实体部分，后一个原则侧重于程序部分，它们都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组成部分。在此，应特别指出的，依据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国家征税所依据的法律，仅是指人民行使权力机关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或议会授权制定的法规，但最重要、最大量的应是议会制定的法律。

为何税收法定主义要求之法律中最重要、最大量的应是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不是法的其他形式，笔者认为，这是契约精神中的公平价值观念对税收的要求。首先，虽然从表面上看，税收被认为是国家或是公法人团体对符合法定课税要素的主体无偿课征资财以获取财政收入的活动，是将私人主体的部分财富转为国有的手段。但实质上表现为人民因纳税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所以征税活动是以人民的同意——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其次，政府是实际上税收利益的保管员，并且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执行者，如果仅依据其自身所立的行政法规来规范自身行为，可能会导致征税权力的不合理扩大和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从而以造成人民的义务大于权利的假象，掩盖了政府与人民之间平等的实质。因此，为了使人民的财产权利免遭非法侵害，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就要求税收活动必须有法律依据，从而形成了税法上至关重要的原则——税收法定主义。

（二）税收法定主义在当代的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当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税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

首先，在税收的立法领域，当代的税收法律主义论者提出，税收法律主义并不是仅明确国家的课税权应属于人民，更重要的是在于强调国家的税收支出权也应属于人民。因为过去宪法以及税法中使用的税收概念是借用财政学、经济学等学科所使用的非法律概念，它不是各国现代宪法所强调的包含人民主权、和平生存为内容的人权保障意识。为了使现代税收概念从法律上获得成立，并落实到税收的立法实践，日本学者提出，税收的征收和支出都必须符合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目的，作为纳税者的人民享有对符合宪法目的的税收支出与征收而承担纳税义务的权利。

其次，在税收的执法领域，当代的税收法律主义论者认为，按照现代宪法保障人权的要求，传统体现在执法领域的税收法律主义观已落后于发展的要求。现代税法不应单纯是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的根据，即“征税之法”，更重要的是，税法是保障纳税者基本权利的，旨在对抗征税权滥用的“权利之法”。

最后，在税收的司法领域，当代的税收法律主义论者认为，过去的诉讼只能从消极、事后救济的角度，而不能从积极的立场对纳税者的权利实现全面保护。纳税者应当不仅有对不法的征税行为提出诉讼的权利，而且有对国家或地方政府违宪、违法的税收支出行为提出诉讼并要求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利。西方国家已采用不同的方式允许纳税者可以对违法的税金支出行为向法院提出诉讼，这种诉讼被称为“纳税者诉讼”，像美国、日本均有相关规定。

（三）各国对税收法定主义重要地位的确立

世界各国纷纷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宪法原则加以确认，尤其是倡导法治的国家，都注重在宪法中就有关财税制度的部分，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确规定。如美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征税的法律必须由众议院提出，就是说，只有众议院提出并通过法律后，政府才能向人民征税。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征收新税或改变现行税收，必须以法律定之。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科威特宪法规定，非有法律规定，一般不得征收新税、修改或废除旧税；非有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免除或部分免除应缴的该项税款；在法律的范围以外，不得要求任何人支付其他税款、费用或承受其他负担。又如埃及宪法规定，只有通过法律规定才能设置、修改或取消公共捐税；除法律规定的情况以外，任何人不得免缴税捐；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可以责成人们缴纳其他形式的赋税。

综上所述，各国在确立税收法定主义时，大都是从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和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这两方面加以规定，尤其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从而使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

（四）我国必须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地位

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并不明确，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规定纳税的义务”，没有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国家立法机关为了弥补不足，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作了有关规定，使税收法定主义在一个税收法律中得到了确立。在2001年4月28日公布的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更加明确，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但笔者以为，为使宪法乃至整个法制更趋完善，在宪法上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仍十分必要。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宪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有助于税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协调配合，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进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1）张守文著《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会 1999年出版。

（2）蒋先福著《契约文明：法治文明的源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社2000年出版。

（3）吕忠梅 陈虹 彭朝晖《规范政府之法——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2001年出版。

（4）张馨《“税收价格论”：理念更新与现实意义》，《税务》2001年第6期。

（5）陈少项《论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平等性》，《法学家》1996年第4期。

（6）王成全《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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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法；判例教学法；归谬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8－0240－02

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税法的教学改革也不例外。对于教师来说，课堂教学改革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探究从来没有用过的新方法，也可以通过对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进而突破传统教育框架，去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一、高校税法课程教学方法继承和创新的两个探讨

（一）“案例式教学法”的创新――“判例教学法”

“案例式教学法”已经倡导多年，并且在税法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税法课程的案例教学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案例选面太宽、案例没有代表性、案例的实际意义不大等等问题。因此，经典案例的选取，就成为税法案例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由于我国税法体系不完善，所以每每社会上出现新的比较复杂的涉税问题，各地的税务机关便对税收征纳中遇到的这些新情况、新案件加以总结，形成书面文件向国家税务总局进行报告。国家税务总局针对税收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因此，很多税收规定的出台都是和这些经典的案例密不可分的。这些经典的案例的作用和英美法系的判例非常类似。我们把这些经典案例进行总结，推出了判例教学法。判例教学法的优点在于它既集中了案例教学法的所有优点，又能够使学生对税收规定出台的背景、条件深入了解，全面扎实地了解税收政策的精神实质，进而深刻把握课程内容。例如，在讲授金银首饰消费税的纳税环节的知识点时，我们就可以把财税字[1994]95号《关于调整金银首饰消费税环节的通知》的出台，结合相关的案例进行讲解。当时的国家税务总局曾经做过测算，当年按规定缴纳消费税的黄金首饰的交易量不到全国实际黄金首饰交易量的一半，换言之，市场上约有一半交易量的黄金饰品是没有交过消费税的。这是什么原因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我国沿海走私活动最猖獗的一段时期，大量的黄金饰品走私入境。几个走私黄金饰品的大案给了我们答案，走私者正是避开了海关环节，逃税进入了内地的黄金交易市场。因此《关于调整金银首饰消费税环节的通知》的出台，目的在于把金银首饰消费税的纳税环节后移到零售环节，这样不管是国内生产的黄金，还是走私进口的黄金，都要在零售环节缴纳消费税款，堵住了税款流失的漏洞。

判例教学法的优点比较突出，但是如果真正应用到教学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很多问题。首先，判例库的建立很重要。案例易选，判例难求。教师不是工作在第一线的税务人员，对判例的收集和整理也不够专业。这就要求我们和财税部门，尤其是税务总局的政策法规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不仅了解出台的新规定，还要收集引发该规定出台的经典判例。其次，教师对判例涉及的环境背景要深入了解，必要时要向当地税务机关及时求证。同时对案例涉及的知识领域也要系统掌握，对案例涉及的问题也要有严密的分析论证过程，这样才能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地引发学生思考，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最后，在判例的讲授中，应该把判例教学和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等几个平台结合起来。在讲授知识点时，可以先做个链接，链接到相关案件报道的网页，引发学生关注，再详细阐述判例案件的前因后果，背景过程，最终分析推理出知识点。

（二）传统逻辑教学法的创新――“归谬教学法”

传统逻辑演绎教学法主要是运用教科书，教师讲，学生听，从正面进行演绎推理。就财经类院校的税法课程来说，大多也是这种正面的逻辑推演，即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只要求学生掌握具体的税务概念、税务理论、税务处理方法即可，而缺乏从法学的角度对其具体的原因和实质缺乏系统的讲授。税法课程是一门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一门课程。如果从法学的角度看税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教学思路。法律的主要目的不是扬善，而是防恶，税法也不例外，它仅仅是为行为人的涉税行为规定了道德的底线。根据这一思路，我们总结出了归谬教学法。归谬教学法的核心就是“逆推”和“归谬”相结合。“逆推”就是在讲授课程时，首先思路就要和一般的逻辑推演相逆，从反面也就是行为人不按税法规定作为的前提下进行思考。即在税法教学中，如果发现学生对某一税收规定存在片面或错误的认识，教师可以巧设“误区”，引导学生按原有思路进行思考。“归谬”即让学生进入“误区”后，自己进行归纳推理，而推理得出的结论并不是社会想要的结果，进而暴露谬误，引发学生的思维冲突，从而辨别真伪，从反面角度得出税法之所以这样规定的真实原因。例如在讲授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这个知识点时，很多同学都无法把握视同销售行为缴纳增值税款的真实原因。但我们如果从税法防恶的本质出发进行逆推，即如果税法对于“将自产、委托加工和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给他人”等视同销售行为，不看做是销售，不缴纳增值税，市场上相关的涉税行为人将如何作为？市场上的企业和个人都不会再选择真实的经济交易，而交易双方都会声称自己是在捐赠，那就会出现很多偷漏税少缴税的境况。而这种局面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归谬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养成独立思考，善于求新求异的批判性思维习惯，尤其是在税法这种要求经济+法学交叉思维的课程中，更应该在教学实践中重点应用归谬教学法。

二、税法课程教学方法在继承和创新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一）紧跟税收政策的变化，把握税法课程的时效性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税源状况也千差万别，这就导致了我国经常出现调整与补充有关税收法律的情况。这些变化进一步导致税法课程知识更新频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就要求主讲教师必须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保证教学内容新颖和正确。尤其是对于学术性和实务性兼备的税法课程来说，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同时体现税法学术理论的时效性和实务知识的时效性，就成为税法课堂教学质量保证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03号在最近刚刚出台，对于这个新规定的出台，主讲教师要及时地在课堂上反映给学生，这样学生学习的实务操作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主讲教师不仅要履行简单的告知义务，而且还要系统的分析：这个规定的出台，意味着中外企业的城建税制统一了，连同中外企业的所得税法合并、房产税法合并、车船税法合并，真正完成了内外税制的统一，完成了全民的国民待遇。这样讲解的话，那就不仅是在讲实务，也是在讲理论，讲经济，使学生不仅掌握了税法现行的规定，也能掌握一种税收思维。形成这种税收思维以后，学生在步入工作岗位后，不管政策如何变，我们都可以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当然，税法课程的时效性确实重要，但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首先，要给与主讲教师一定的教学决策权。一般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都是学期前就已经确定的，但税法的教学计划应该有一定的调整余地。例如在税法教学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重大税收政策出台，教师应有权微调教学计划，插入临时性专题或教学内容，及时对这些热门的财税热点进行说明和讲解。其次，税法课程的时效性还要求教师要随时注意自己知识的更新，随时关注网络、报刊和电视等媒体关于税收政策的最新动态，并把信息及时传递给学生。最后，在教材的选用上，由于税法课程的应用性和实务性，教材应该选用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指定教材，并在教案里中及时补充最新税法知识与政策动向，随时安插新的政策专题，确保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连贯性。

（二） 税法教学方法改革必须弹性化

税法教学方法的改革切忌程式化，避免一刀切，要保持一定的弹性。税法教学改革的弹性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要保持税法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弹性。继承和创新都是相对的，同一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创新是相辅相承的，继承是基础，创新是关键。既不能一味照搬原有方法，也不能完全搬倒重来，而应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学效果为标准有区别的进行改革。例如判例教学法本质上仍旧是案例教学法的一种，是在对案例教学法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在税法的教学实践中，就要科学设置两者各自的教学适用空间。在讲授单个的税法重要规定时，可以优先考虑判例教学法，这样能使知识点的讲授更全面、具体和深刻。但如果进行专题式综合教学，判例法就不太适用了。如在进行计算生产性企业所涉及的增值税、消费税、城建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等多税种综合练习的时候，需要选用的是经典的自编案例，进行案例式教学。

2.要保持不同教学方法的横向弹性。税法的教学改革一直在推进，新的教学方法不断涌现，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正确处理各种教学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它就可能无效，甚至产生不少困难。面对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除了强调选择的标准之外还有一个优选的程序问题，应该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特征、学科特点、教师特点、教学环境、教学时间、教学技术条件等因素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方法的适用程序。

3.要保持新旧教学方法之间的弹性。教法的新旧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关键是要看是否有良好的教学效果、是否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例如，在讲解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时候，对于征税范围的一般规定就适用正面的逻辑推理，因为其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但在讲到视同销售等特殊应税行为时，则用归谬教学法逆向推理，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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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组织税收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两者矛质的方法，指出依法治悦是组织收入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坚持依法治枕才能阅满地完成收入任务，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依法治税成为我国当前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指令性税收计划对税收行政执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矛盾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显现。如何严格坚持和推进依法治税、如何处理好组织税收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实践的重大课题。

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盾

    (1)“收人中心说”带来的治税观念的误区。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对税收收人实行计划管理，强调以组织收人为中心，以税收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考核工作绩效，在税务部门形成了“唯收人论英雄、唯收人论成就”的观念。税务部门任务观念很强，将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调剂税收收人，确保收人计划完成上，相对而言，法制意识较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

    (2)税收计划制定的不科学性成为依法治税的重要障碍。从理论上讲，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对经济有调控作用，所以两者的内在发展趋势应是一致的。由于经济的发展呈波浪型的规律，税收收人计划应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编制，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编制税收计划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数增长法”，其公式为:税收计划二基数x系数+特殊因紊，即每年国家下达税收计划任务是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这种方法具有明白直观、简便易行、连续性强、较为稳定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各地的客观经济状况，对保证国家财政收人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计划分配方法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基数对计划的影响程度较大，基数越大，税收收人任务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着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务越重，实际上是一种“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为减轻以后年度的任务压力.出现了有税不收等现象。第二，基数与依照税法有可能取得的税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宏观调控。在税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税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长收“过头税”，导致“寅吃卯粮”。第三，系数的人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对税源全面、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是通过财政预算反推出来的，可依据性较差，只考虑财政支出的增长需求，而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变化，从而容易导致税收什划的增长偏离实际税撅、税收任务崎轻畸重等悄况，会给执行税收政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晌。

    （3)过度强调组织收人导致了对征管质量的忽视。组织收人固然是税务部门应尽的基本职能之一，但过度强调收人任务导致了税务部门对征管质量的忽视，有悖依法治税的原则和规范征管的要求。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税撅充足，税务部门完成当年度税收收人任务后，放松了对漏征漏管户的清理，企业欠税大幅度地增加，压欠措施不到位，查处案件过程中随意性较大，甚至个别地方政府常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超越权限要求税务部门特别是地税部门违法实施税收减免和制定片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做法一方面助长了企业的欠税、偷税的风气.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征管水平和征管质量的提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脱离税源实际，片面迫求政绩和地方收人规模的最大化，税务部门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计划的双重压力下出现了征“过头税”“空转税”“以票引税”等税收违法现象，有的地方为完成“屠宰税”“农业税”等收入任务强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头来计征屠宰税，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更不用提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了。

（1）正确处理好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的关系

    依法治税是组织收人的基础和保障，组织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税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结果，依法治税贯穿于组织收入始终。只有坚持依法治税才能圆满地完成收人任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组织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缓解、解决两者矛盾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强化税收法定原则，克服单纯追求收人的观点。在“依法治国”已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今天，应重新对“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进行定位。从理论上讲，税收计划是由财政机关和税务部门制定的，是税务部门内部的工作计划，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而税法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及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违反税法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孰轻孰重显而易见。再者，从当前形势上讲，虽说组织收人是税收的基本职能，却不是唯一职能，特别是我国加人wto后，税收更注重的是体现一种“公平”和“中性”的原则，与国际接轨，“依法治税”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法”就是“税法”，“税法”才是全部税收工作的依据，而不是“税收收人计划”。组织收人应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应退尽退。而所谓依法治税，其内涵就是“应收尽收”，就是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通过规范的税收行政执法行为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税款解缴人库，实现税款从纳税人到国家的财产利益转移，既不能有税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税收收人任务收“过头税”。由此可见，“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两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税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来完成税收收人计划。

    (2)改变现行不尽科学合理的税收计划制定方法。税收与经济是木与本、水与源的关系，不能脱离经济去追求税收增长，更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侈谈什么税收增长。所以，税收计划的制定应逐步改变现行的“基数增长法”，要以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原则，以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特别是根据税收收入的增长与cdp增长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考虑运用gdp来编制税收收人，主要有弹性系数法(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和税收负担率法(税收负担率是指税收收人占gdp的比重)两种方法。

    (3)改变税收工作考核办法。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对税务部门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应多样化，税收收人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不应当成为考察和评价税收工作的唯一标准。能否完成税收计划任务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情况，所以在税收计划执行阶段，应当将税收计划作为预侧性、规划性、指导性计划，而不是强制性、必须完成的指令性计划，对税收工作的评价应该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要求。没有质的量是没有意义的，应当适当弱化税收计划任务的考核，强化依法治税工作的考核，由税收计划的数量考核逐步转变为税收征管质量的考核，将重点放在考核税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体包括税务登记率、纳税申报率、申报真实率、催报催缴率、税款人库率、滞纳金加收率、违法行为处罚率、涉税复议变更撤销率等指标。衡量税收工作的优劣，不应单纯看收人总童的多少，关键是看是否坚持依法治税，依率计征，缩小应征与实征的差额。

    (4)切实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税收计划是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要改革现行的税收计划，在财政预算上必须坚持“量人为出”的原则，彻底改变当前财政支出制约税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财政预算与税收计划差别较大，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缺口，应通过紧缩支出、发行国债或者其他途径解决，而不是将组织收人任务强加于税务部门，这样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税收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保证税务部门依法治税的独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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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易定性；税法；分析

税法的特质主要体现在构成要件理论中，其独特的构成要件是税法的基本概念，但是税法学之中，仅仅只有税收的构成要件理论是不够的，还要借鉴民法和刑法的理论构造，并且在实质的内容上，我们不难发现税收学之中的税收要素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总而言之税法学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分析理论或是工具，并没有进入深层的研究之中。

1 交易定性的理论前景

在税收实务之中，要想合理合法的解决纳税主体的认定或是税收客体的有无、定性及量化，都离不开法律分析的技术，还要将综合法学考虑到税收实务当中，与其他的法学门类相比，我们不难发现税法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所以税法具有挑战性和独特性，在商事之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在实质课税主义之中，我们可以在简单的合约交易场所进行实质课税主义的贯彻，也可以在复合交易、交易定性和法律关系相违背的时候呈现出来，这样就能够体现出税法的公平和正义，将税法的精神彰显出来。现如今的中国税法学，需要面对的是进行学术破局，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我们不能将中国税法学停留在介绍域外税法学术观点之中，我们还需要在中国进行本土的实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检验知识的累积是否存在误差，税法存在多学科和跨部门的特性，因此税法一定是在民商法和行政法及刑法之后形成的，但是随着税务问题的不断出现，其法律属性的不完整也就导致了税法学在掌握交易定性理论之后，必然会成为一项强实践性的活动，在逻辑方面能够自给自足，不断的完善自身。

2 交易定性对税法分析的意义

在交易定性的理论之中，若是一旦发生了民商事交易，那么就一定存在客观的交易性质。交易定性主要就是对税法的原理和原则进行借助，认定的交易性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说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过程。在交易定性理论之中，我们主要是讲税收构成要件作为一切的出发点，所以税收构成要件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贯穿交易定性理论，我们通过立法来确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因此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交易定性与税收法的定义是紧密相连的，不可进行分割。然而在税收中的各个构成要件之中，不可能自动的对税收实务进行呈现，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交易类型的时候，税法和企业双方都要对经济交易的具体形态来进行磨合，有利于在税法之中达到共识，寻求和解。当我们在面对税法实务的核心环节、疑难环节之中，税法中的交易定性理论从静态演变成动态，具有实践的形态，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力。交易的形式和实质在整体上并非一直处于一致状态，在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也要遵守税法的实质正义，主要就是指税法实质课税原则，从该原则出发把握交易定性，因此需要在税法分析之中渗入交易定性理论，与税法的实质相连，并且为研究实质课税原则提供分析的范畴，为税法理论奠定基础。

在税法的评价和处理之中，我们将纳税主体和客体、客体的量化和税收管辖权等等认定为税收的构成要件，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因此在面对不同的交易类型的时候，税企双方都要对具体形态的经济交易进行工具的分析，利用交易定性来对具体税案进行分析，以此来达到共识。所以我们在进行税法事实认定和税法解释的时候，利用税法评价。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通过规范性的文件呈现的，而在某些时刻是通过税企争议双方的论争呈现的。不伴税法规则是针对竞技活动之中比较复杂且比较具体的交易类型进行税法的评价和处理的，而不是对法定构成要件进行突破。所以我们要将具体的交易类型进行交易定性和处理的具体规则称为部颁税法。在交易定性的理论意义上，将创制税法规则的作用发挥出来。而绝大多数未进行改变的税收构成要件的法定属性都称之为未突破税收法定注意。部颁税法的规则是一件事一种争议，所以在部颁税法之中，具有判例法的形式和功能，在交易定性之中提供具体的交易类型判定规则，将中国税法的内在结构和判例属性以及未来的格局揭示出来。

从中国税法的经验中我们发现，商事的交易在逐渐的复杂化和深刻化，税收在法律层级之中，是无法对商业交易的类型和环节进行预知和前瞻的，所以商事交易的税法规制只可能存在挂一漏万的情况，所以若是税法出现不严密或者出现漏洞的情况，随着时间的增加将会凸显出来，所以将长期的存在税法缺欠。部颁税法的规则之所以存在，其合理性就在于制定法的有限性，所以无法对复杂的交易类型进行有效应对，面对多种多样的交易类型，难免出现整齐划一的法规制的制定落空。商人之所以成为商人，就是因为他们走在法律的前面，所以税法规制也一直的处于商务交易类型的后面，尤其是在反避税领域之中，这种现象尤其严重。因此我们应该将税法研究的重点放在复杂的交易类型之中，面对比较复杂的交易类型，我们需要深入的阐释交易定性和税法处理，以此来积累税法法理。由于现如今的税法学理还未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我们不应该将重点放在提升税收的立法层级上，也不要在一般学理或是原理之中对税收法定主义进行强调。根据税法实务经验中我们发现，大量的税企争议的展开，都是围绕着纳税主体和税收客体的，而在某些时候也围绕着税收管辖权的争议展开的。所以在实务之中，我们不应将税企争议局限在程序法的层面之中，而更多的是要围绕税收实体法的适用和解释来展开争议。

3 结束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交易定性在税法分析中的地位，探讨了交易定性的理论前景极其意义，以此来奠定交易定性的地位，不仅凸显了税收活动之中的法律属性、交易定性和法律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还体现出了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精神气质。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税法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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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企业会计准则 所得税 差异 会计处理

新准则的出台也使得国家对企业所得税法规实施了调整，2007年3月，我国出台了所得税法。新法规统一了纳税人、税率、税前扣除标准和税收优惠等内容，与此同时，新会计准则非常重视所得税的变化，充分说明我国与国际会计接轨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研究新税法和新准则之间的差异成为流行的热点问题。所以，对我国新所得税会计准则背景下的税收法规相关差异性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所得税会计和税收的理论与实践质量，对会计准则和税收法规之间差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目的不同

会计准则和所得税法规二者之间的目标不同就是其差异的本质原因。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企业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包括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投资者，同时也包括我国相关政府机构以及社会有权利监督的群众等。而与这些相比较，所得税法的主要目标指的是针对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需求，构建一套规范的所得税制度，可以为所有企业所共用。现阶段，我国会计准则的目标旨在为投资人、政府部分、债权人提供服务，所以，把这些人的收益摆在首位。相比较之下，所得税法仅仅满足社会公共的需求，实施国家政府机构的职能。这就引起了税法与会计在计算所得税中存在的永久性差异。

（二）基本前提不同

1.会计主体与纳税主体方面的差异。首先，在主体方面的基本前提就不同。会计主体可以是一个法律主体，也可以是一个经济主体。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不再加以区分，不考虑其资金来源，除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外，无一例外地依照所得税法执行。而纳税主体所讲的主体就是指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即可。可见，会计与所得税计算过程中的纳税主体有所不同。

2.持续经营假设方面的差异。所得税法未能明确地指出其课税行为构建在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上，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其中的多条条款间接地证明了征收所得税要依照这种假设。例如，处理资产税务时，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政策的执行就运用了该前提条件。正是由于这个持续经营的前提，我们知道一个企业在其实际会计实务和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保证经济资源专项利用，不可以将会计经济资源作为它用，并且企业需要负担的债务和责任必须要按照合同和约定按时负责。可是，持续经营就不一定可以保证。从税法角度看，企业是否持续经营，其所负担的纳税义务不可避免。因而，在这方面，二者也有一定的差异性。

3.纳税年度和会计分期方面的差异。我国一般征收企业所得税均是按照年度核算。纳税年度的准确核算日期是从由当年年初的元月1日一直到当年的年末最后一天12月31日为终止点。但是，在实际实践过程中，很对企业的核算时间是无法保证这样的分期期间。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需要根据会计的实质性原则，将这个企业的真实经营期间才可以当成纳税年度。如果清算企业时则视清算时间为纳税年度。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该条款是以持续经营为前提的，分段考核计算的企业经营成果。此外，在考虑缴税年度时不但要关注会计分期的假设，还要考虑企业的中间营业或停止运营的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征税公平，保护纳税人权益。与纳税年度相比，会计分期旨在边界会计数据的使用者能准确完整地掌握企业经营情况。

4.货币计量和计税本位币方面的差异。依照所得税法，企业在缴纳所得税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其经营所得是外币结算的，当其上交所得税时，应将外币换算成人民币。相比较之下，会计上的货币计量定义，主要是指会计主体实施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通常以货币作为计量的单位，目的是为了更直观地表现会计主体的财务情况、运营状况和现金流情况。

二、新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的会计处理方法差异性分析

在会计实务中，财务人员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利润与按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不一定相同。首先，二者会计相关处理的途径方面有差异。新会计准则在我国企业应交所得税的计算时，需要应用应付税款和纳税影响会计法，同时准则中也表明计算步骤必须使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其次，二者在收入、费用等方面的确认过程方面也存在差异。在处理会计成本、损失并进行损益核算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我国财政部门所规定的一切财务、税务等政策和法律法规来实施。在申报纳税的过程中，应纳税所得额在确认的过程中，由于核算的方法和会计时期的差距，非常容易导致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有差异。与此同时，二者在计税基础的相关处理方法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最后，在计提减值准备的方面也有处理方法方面的差异。根据新的会计准则的内容，企业的财务人员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都应该复核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如果企业在后续时间内，应缴纳的所得税不能确保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转回，那么就可以减计其账面价值。

参考文献

[1]戴德明，张妍，何玉润.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研究――基于税会关系模式与二者差异的分析[J].会计研究.2005（01）.

[2]李勇.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对所得税的影响以及与税法的协调[J].会计之友（下旬刊）. 2007（02）.

[3]谢丽萍.新《企业所得税税法》与新《所得税会计准则》差异刍议[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

[4]吕敏，曾富全.会计收益、应税收益差异、所得税税负与纳税筹划――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会通讯.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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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税收征管工作的主要内容，税源管理、纳税评估、纳税服务、法律救济等一系列涉税事项，都刻不容缓地摆在了当前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实践表明只有健全的管理制度、严格的操作规程、明确的管理服务内容以及扎扎实实的工作机制和良好的纳税环境等一系列规范的税收管理工作，是迅速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和税收执法水平的重要基础。因此，重点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税源管理，实行岗位管理责任制。按照纳税业户或区域划分征管责任区，责任区内实行管理员责任制，直接负责辖区内所辖业户的有关涉税事项。加强税源管理，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税收管理员制度，明确管理职责，规范管理行为，强化对税源的管理税收管理员负责对纳税户的税源管理工作，包括户籍管理、案头分析、咨询服务以及必要的入户检查、了解情况等等。要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料以及日常检查了解的情况，加强对纳税业户生产经营情况和纳税申报真实性的分析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处理意见，或及时提供咨询服务。其次要正确处理“管事”与“管户”的关系。管事离不开管户，不然就没有针对性，管户就要从具体事务入手，不然就失去管理内容。优化纳税服务，都要通过逐户管理加以落实。三是要实施分类管理，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信用等级的纳税人，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四是规范收入分析，不仅需要重视税收收入总量的增减变化.更要分析各税种与相关经济指标的关系，分析宏观税负和税收弹性变化原因，对不同产业、不同行业税负水平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对发现的问题要深入到纳税人层面上进行纳税分析，为深化和规范税收管理提供依据。

二、建立健全纳税信用体系、加快依法治税进程。当前，尽管税收工作正在向法制化的方向迈进，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紊，纳税意识不强，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程度不高，程度不同的存在税收违法行为，偷税漏税现象还大量存在;另一方面，税务管理针对性不强，税法的可操作性差，税务机关缺乏有效的执法手段，依法治税还处在不算高的水平上。长此以往，只要一有机会能少缴税就少缴税，甚至偷逃税款的现象屡屡发生。既然在目前条件下税法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就需要有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手段作为补充，以纳税人利益诱导与激励机制，使纳税人从自身利益出发，自愿或不得不选择与税法要求相一致的行为，以弥补税法自身功能的不足，使依法纳税逐渐成为纳税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要使纳税人信用体系建立在推动纳税人诚信纳税，依法纳税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应着重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建立纳税信用登记制度。税务机关年应全面收集整理所有纳税人的纳税信息资料，建立纳税挡案，并定期以不同的方式依法向社会公开，以行之有效的扼制偷逃税现象的发生，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完善信息登记制度并将信息公开_通过纳税信用信息的档案化和公开化，使税务机关乃至全社会更多地掌握纳税人的应税经营情况和诚信纳税情况，并将掌握的信息转化为纳税人主动纳税的重要资源。

    2.建立诚信纳税利益诱导激励机制和税收失信惩罚制度使诚信纳税者对争取自身利益有明确的而直接的好处，用事实告戒纳税人”诚信纳税”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让他们在”利己”中自率.使纳税人享受到守信所带来的实惠.比如对优良纳税记录的纳税人.可以免于税务检查，可以把纳税记录作为一种社会信用的认证，在一切经济活动，经济交往中享有各种优惠否则，给予严厉的处罚，并在主要媒体上公布失信者的名单和失信记录，在各种社会交往中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使之在经济上、声誉上付出高昂的代价.进而使之失去生存的根基，并使之寸步难行。

    3.建立诚信纳税的监督检查机制。税收执法难，随意执法的问题在实践中还比较突出，偷逃税者往往想方设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要杜绝偷逃税行为，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要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制约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制约执法随意性，增强执法刚性让纳税人感到依法诚信纳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因此，要实现依法治税、诚信纳税，必须要迅速做好纳税信用体系的建设，以加快依法治税的进程.。

    三、要深入开展纳税评估工作、真正体现税负公平。开展纳税评估工作要充分运用各种信息资料，包括纳税人的申报资料和相关信息数据，并辅之以必要的日常检查，了解情况，分析纳税人经营情况、库存、成本、实现利润、实现增加值等相关指标与其缴纳税款的关系，综合分析行业总体税收状况和纳税人的个体纳税情况，通过分析比较，摸清规律，发现问题，结合实际确定行业利润平均水平，增殖平均水平和各种相对于其税基的平均税负等评估指标。建立科学、实用的纳税评估模型，对纳税人的纳税情况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测算纳税人实际纳税与应纳税的差距，评估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增强管理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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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完善路径；缺陷分析；制度原则

自1980年我国正式颁布个人所得税法后，个人所得税已经在维持社会公平、提高社会生产力等多个层面发挥了巨大价值。然而，从目前来看，即使所得税已经在近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其费用扣除制度依旧存在较大的缺陷和问题。其中，伴随着居民个人收入的逐年提升，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公平性越来越难以保障，这使得居民难免会对个人所得税产生一定抵触。同时，再加上逃税现象的趋于严重，如何兼顾公平与高效制度原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主要发展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为核心，对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路径进行了剖析。

一、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的法律原则

1.税收公平原则。对于任何税法来说，公平性都是其推广应用的最基础原则。同样，以知名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所说的“税收应做到公平、简化、节省”为依据，如何提高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的公平性，是当前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从目前来看，所谓税收公平原则，其大致可分为三方面。首先，个人所得税法应由我国全体各阶层公民承担，不仅不允许任何群体享有税法特权，同时也严禁任何人存在逃税、漏税现象；其次，个人所得税法需满足横向公平，即任何年龄段公民都必须执行税法要求，且对于在华外国人同样适用；最后，个人所得税法具有一定的变更空间，即针对无税收能力的公民，可以存在不纳税现象。2.生存保障原则。所谓生存保障原则，其更加强调人性尊严的不可侵犯原则，即所有的税收处理不应影响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此外，在具体个人所得税税收过程中，若纳税人存在主观纳税困难，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需充分结合纳税人的客观纳税能力，在适当情况下采取合理的降低纳税处理。换言之，只有在纳税人个人及家庭最低生活水平能够满足的前提下进行税务收取，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才能满足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保障原则。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的缺陷

1.分类所得税制不合理。自我国个人所得税诞生至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一直采用分类制作为主要方法，而这种模式虽然较为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进步，其弊端也越发凸显。首先，针对不同收入来源，现行税收制度多依赖分类制进行个人所得税收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高收入者的非工资收入并不能算入税收种类之中，这就使得税收过程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并不能满足上述提到的税收公平原则；其次，基于当前个人所得税税收过程，由于存在分类制限制，不同种类税收既可能出现遗漏现象，又容易导致重复问题，进而整个税收工作效率极低，不仅严重浪费了税收部门的人力物力，同时也很容易滋生一定的社会问题；最后，从现有制度来看，依据税收种类批次对公民进行个人所得税收取往往需要由税务部门单方负责，这就意味着很多偷税、漏税问题极易发生且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同时，由于整体税收过程缺乏法律约束，使得公民交税意识相对淡薄，最终既影响了国内的税收环境，同时也不利于税务部门税收工作的正常开展。2.费用扣除缺乏科学性。在上述分析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原则时提到，个人所得税应遵循生存保障原则，基于不同居民给予不同的税收要求。但从实际税收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所采用定率扣除法和定额扣除法均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不考虑家庭支出税收问题的存在，使得税收制度很容易影响公民的正常生存。一方面，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只考虑公民个人收入，并不注重了解纳税人的实际生活情况，这就意味着许多家庭压力较大的公民，很容易在税收制度压力下降低自身的纳税主动性，进而轻则影响税收机关工作效率，重则导致漏税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体制改革进行的逐步深入，低薪公民的税收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焦点问题，尤其是不合理税收依据的存在，使得一些高薪公民反而在税收制度下获取了较大利益，最终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发展，同时也使得国内贫富差距问题更加严重，很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的意义

从目前来看，个人所得税法应用最大的意义在于保障社会的和谐与公平。一方面，在完善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后，偷税漏税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决，这使得税收公平原则能够真正发挥其价值意义，不仅有助于践行我国宪法的平等法治精神，同时也能进一步缓解低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所存在的社会矛盾，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与健康进步；另一方面，基于更加高效的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将得到初步解决，同时依托于课税制度的趋于完善，使得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得到基本保障，最终不仅有助于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压力，同时也能实现社会资金的再利用，有助于促进社会结构的快速整合。

四、调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的具体方法

1.改革税制模式。从目前来看，分类制、综合制和混合制是国外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税制模式，而在实际应用实践中不难发现，三种模式虽互有优缺点，但对于我国目前基本国情来说，分类制并非最适合的税制模式。其中，基于我国实际经济情况，可采用混合制进行个人所得税征收。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讲，混合制保留了分类制中依据不同性质居民收入采用不同税率的优点，且由于重点针对高收入人群进行税务收取，因此大幅减少了税务机关于个人所得税征收层面的工作压力，能够有效提高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偷税、漏税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在混合制应用下，公民劳动所得的工资、薪金、报酬均会列入税收内容，这意味着高收入人群非工资收入所存在的漏税问题不复存在，可以极大提高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的公平性，并确保税收环境的公平、公正。2.调整纳税单位。在以往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中，由于缺乏对于纳税人家庭情况的考虑，使得低收入人群很容易在税收要求下雪上加霜，面临更大的生活困难。对此，需进一步调整纳税单位，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家庭情况，突出主观生活能力于纳税标准中的所占比重，最终确保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的人性化发展。其中，一方面，在设计税率时，应尽量考虑到纳税人的婚姻关系，适当时可以夫妇为基本纳税单位，同时，考虑到我国基本国情，在短期内不能直接将个人纳税单位完全移除，而是应阶段性就个人纳税税率进行调整，换言之，目前我国应采用家庭课税与个人课税相共存的纳税模式；另一方面，基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应充分考虑到老年人、学生、贷款人等多种社会角色的纳税压力，如针对购买保险的人群，可适当予以一定的降低税收处理。3.完善纳税内容。于纳税内容层面，应进一步完善纳税标准，尽快将纳税内容划分为必要税收和非必要税收。一方面，针对必要税收，应依托于法律权威采用定额扣取和定率扣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强制性收取，同时，在原则上必要税收应考虑到单位支付的个人收入，如单位为员工提供的午餐、工作服等等；另一方面，所谓非必要税收，一般指公民的生计费用，如赡养费用等等，其中，针对此类税收，为避免“贫者恒贫，富者恒富”问题出现，应尽可能针对不同人群构建不同税收标准，如按照公民收入水平划分收入等级，按照等级高低设置不同税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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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财税法 权利义务 实证分析

    【正文】

    一、财税法学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财政税收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关注,计划经济体制下诸如行政命令等等直接干预经济的行政性手段逐渐为政府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运用财税、金融等间接性手段对国家宏观经济加以调控。因此,不仅仅得到政府官方的重视,我国的国民也对其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而这一热情一方面是来源于财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源于财税与国民生活紧密程度的增强,加之人们逐渐对于税收本质认识的加深,更是给了财税法的发展以强大的动力。

    在国外,税法对于国民的影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正如西方的那句谚语所讲: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税收。因此,各个国家对于税法的教学和研究也是颇为重视,不论从开设该课程的学校数量还是开设的学时,以及所讲的内容方面等等,都是我们所不及的。诸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大学法学院的税法的设置位居国家众多项目之首;俄亥俄州大学要求申请法律硕士课程(Master of Laws Programs)的申请者,必须是已经修读了联邦个人所得税等课程。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将税法作为一门强制性的课程来设置,只是在本科生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侧重会有所不同。与之相比,我们财税法课程的开设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包括综合性大学和财经类、税务类院校)都是极为有限的,税法课的学时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是54学时,且讲授的内容很多的涉及到财经类等经济方面的内容,对于财税法学的研究和法学所特有的权利义务并为被其所重视。

    自由、民主和法治已经理直气壮地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时代的主旋律。它不仅成为社会民众的最强音,而且也成为当权者致力实现的根本愿望;它不仅以显赫的文字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以崇高的精神追求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它将不再是中国人的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和中国人的奢侈品,而是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理想,以及正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的行动。[1] 随着“依法治国”思想的树立以及该思想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逐渐在各个领域中不同程度的贯彻,相应的财税法治也被提上日程。因此,财税法治建设成为我国财税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是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法律法规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要件,是硬性的指标,无法可依只会导致法治建设成为空中楼阁,无法从何而谈法治!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法规的制定是人们尊中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因此,立法者的素质势必影响到整个法治的进程。这种影响是最基础的,没有权威的、有预见性、前瞻性的法律文本,法治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不现实的。

    伴随着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部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财税法在整个经济法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并成为一门显学为法学家和法学研究所关注。财税法人才的培养是财税法治进程中的必备环节。而作为我们这些法学的学生而言,在本科阶段仅仅对财税法有一个比较粗浅的、单一的学习,对于今后的研究仅仅是一个薄弱的基础,因此,在研究生阶段极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加以拓展,才能保证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并可能有所建树,否则都是纸上谈兵。

    二、财税法学教学应以法学特有的“权利义务”角度为根本研究路径

    现今全国开设税法或者财税法的课程的高等院校虽然在数量上有一比较大的提高,但是设置的课时却是极为有限的,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学校是54学时,如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长春税务学院等等。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今对于财税法或者是税法的讲授很多的时候是以财政、税务、税收以及会计知识为主的,对于法学知识的讲授却是非常有限,从财税法或者税法基础理论的探讨更是如数家珍,对于权利义务线索的把握和灌输确实不足的。财税法和财政税收等经济学等之后虽然会有交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两门学科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这正是法学学生和财政、税收学学生所存在的差异,权利义务是我们学习应该遵循的最基本路径。而从笔者自身学习的过程来看,我们在本科阶段对于财税法知识的了解和接受不仅有限,而且偏离了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的把握,所以在理论根基上并不是扎实的;同时,对于一些财政、税收、会计方面知识的缺乏又使得我们在实务中不能运用自如,出现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因此,笔者以为,我们财税法课程应该遵循“权利义务”基本路径进行研究,运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深入探究;其次,财税法学相对于法学的其他部门法应用方面更为频繁、综合性更强,因此,研究财税法的学生势必要辅之以一定的财务会计和税收学知识,这也是专业型人才培养。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他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它相抵触,财税法治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公共财政、税收法定主义是我们所极力倡导的,随着对财政和税收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于财政、税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公共财政这一服务于市场的财政,是将财政活动限定于服务市场的范围内,避免财政供给的不足或是过量,防止财政资金的浪费,财政活动的适度适时是我们财政活动的目标的;而税收作为一种侵犯国民财产的手段,更是将其定位于“债”的属性,是国民为享有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支付的对价。纳税不是义务性的进贡,而是获得相应服务的方式,纳税人权利的意识不断浮出水面。一方面是人权在各个领域中的落实和实现,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财产权的理论支持。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对于财税的研究从法学角度进行探究,对于权力的监督,权利意识的树立意义颇为重大。因此,作为一名法学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更是要把握这一根本的线索,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税收学等方面研究的显着方面。因此,从法理学和宪法学、行政法学的角度切入,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下研究财税内容,势必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这也是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化。正如,日本学者北野弘久教授所阐述的税法并非是“征税之法”,更是纳税人据以对抗、制衡国家课税权的“权利之法”,这对于学生的学习则是另一全新的视角,权力和权利的研究也是我们在以后学习中所应重点关注的线索。

    此外,要密切加强对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等基础性知识在财税法中的具体的研究,尤其是该学科所特有的内容的研究。

    同时,在自己的一些实习或者是实务操作中,笔者发现,我们现有的法学知识对于研究财税法是远远不够的,财税法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点表明:必要的经济学、税收学以及会计学知识的积累,是深入研究财税法的理论问题以及实务操作中所不可或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认识的研究最终势必要运用于实践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确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积极促进的,而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认识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是无效的,结论正确与否要得到检验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实践中去,特别是像财税法这样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更是如此。

    我们不少研究财税法理论的学者或者以税收学位基础简单的附加法学方法对此进行研究,或者是从法学理论对此进行探究却忽视了财税法本身固有的财税经济方面的知识,总是给人以各行的感觉,因此,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要想从专业的角度对此深入研究,势必要辅之财政、税收以及会计方面的知识,真正挖掘学科自身的特点,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该学科。

    财税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素质的积累过程,是多领域知识兼备的人才。当然,财税法的讲授必须坚持“权利义务”、“权力权利”等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这一根本要求,相关知识的具备是该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该专业人才培养所必备的素质,两者兼而有之,但是应该有所侧重。

    三、财税法将案例教学与实务实践操作相结合

    传统的教育模式,财税法课堂的教学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多的是知识的介绍,尤其是在总论部分许多理论的介绍这是必要的,然而,在具体到之后许多具体内容的讲授,仍然不能脱离这样的模式,使得学生只有一种抽象、宏观的概念,对于数字、公式的机械的接受,对于以后的实践并无多大的意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财税法课程之后,仍然对一些基本税种的征收是不知所云的,从教学方面是失误的,而就学生个人而言也是没有丝毫获益的,只是机械的或者迫于考试等压力记忆,过后就没有丝毫的印象,这是许多学生学习过后的真实体会。因此,有不少教师讲案例教学的方法引入,通过一个个切实具体的案例对具体税种进行讲授,不仅形象具体,同时真正使学生有一种学有所用的感觉,促使学生萌发了学习的兴趣,主动接受且保持持久的记忆效果。

    财税法案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美国,以案例作为教材,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运用掌握的理论知识,分析、讨论案例的疑难细节,从中形成各自的解决方案,培养了学生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真正将法学这一应用性学科体现的真真切切。财税法学当然具备这一特点,并且具有更为频繁的实践性。但是,在我们现在财税法学教学中还没有充足的案例,虽然不少的学者为搜集财税法的案例作了很大的努力,并且也是卓有成效的,使得我们案例教学成为可能。然而,笔者以为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丰富各异的,我们面对的现实并不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更多的时候是出现多种冲突,和法律规定情形相差很大,教师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先讲述一个结论,再为此寻求一个典型的案例,当然这一案例可以很好的印证该结论,但是这并不利于法学的研究,也不利于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现实中非典型案例的讨论,以激发学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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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值税 税收筹划 一般纳税人 销项税额 税收优惠

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2013年我国税收收入达到109220119万元，其中国内增值税为23862121万元，占税收收入的21.85%。可见，对政府来说，增值税是取得税收收入很重要的来源；而对企业来说，增值税也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的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而一般纳税人是缴纳增值税的主力军，为了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减少现金流出，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有必要通过非违法的避税方法和合法的节税方法以及税负转嫁方法来进行税收筹划，促进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一、利用增值税计税依据进行税收筹划

对于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应纳增值税额是当期销项税额与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差，也就是说对企业增值税进行税收筹划，可以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两个方面进行。

（一）利用销项税额的进行税收筹划

1.通过纳税主体的有效分离进行筹划。销项税额筹划主要考虑的是销售额，因为通常情况下增值税率是固定的。我国增值税法规定，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而向购买方收取的价外费用，应列入销售额计算增值税。为此，企业可以通过将应税劳务、业务与产品销售业务区分开，以解决价外费用交纳增值税问题。当企业发生非应税劳务时，就应将其分离成两个纳税主体的业务，通过纳税主体的有效分离来将“价外费用”转变为其他应税劳务。

2.选择销售方式进行纳税筹划。在商品折扣方面，《增值税暂行条例》有这样的规定，如果销售额与折扣额开到同一张发票上，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税收；反之则不准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因此，企业可以根据这一条款对商业销售进行纳税筹划。

例如：甲公司决定在2013年春节期间开展一次促销活动，现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方案一，打8折，即按现价折扣20%销售，原100元的产品以80元售出；方案二，赠送购货价值20%的礼品，即购100元的产品，可获得20元礼品在不同情况下，公司税后利润（该产品原材料购进单价为20元，礼品的购进价格为4元，其他税暂不考虑）：

方案一：

应纳增值税=80÷（1+17%）×17%-20÷（1+17%）×17%=8.71（元）

企业利润额=80÷（1+17%）-20÷（1+17%）=51.29（元）

应交企业所得税=51.29×25%=12.82（元）

税后净利润=51.29-12.82=38.47（元）

方案二：

应纳增值税=100÷（1+17%）×17%-20÷（1+17%）×17%-4÷（1+17%）×17%=11.04（元）

企业利润额=100÷（1+17%）-20÷（1+17%）-4÷（1+17%）=64.97（元）

应交企业所得税=64.97×25%=16.82（元）

税后净利润=64.97-16.82=48.15（元）

通过两个相比较可以看出方案2为最优方案，虽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交的多，但是税后净利润有38.47增长到48.15，增长了20.10%。实现了税后利润最大化，节省了更多的资金，使资金更多地留在企业，让企业更好地发展。

（二）利用进项税额的纳税筹划

进项税额是一般纳税人接受劳务或进货所担负的增值税额，而销售方收取的销项税额就是购买方支付的进项税额。在增值税纳税筹划中，可以对进项税额进行纳税筹划。

1.对不同纳税人身份的供货商进行选择。增值税相关的法规规定，凭借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纳税人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实际发生的，依据增值税扣税凭证计算税额。

2.从进货渠道进行筹划。企业进货一般是向纳税人采购，也有采用其他形式的，如农产品收购、废旧物资收购等。当企业主要以收购的方式获取原材料时，就需要对收购进行规划、安排。例如企业既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取原材料，也通过向一般纳税人购买获取原材料，这时就可以进行增值税筹划，筹划时应将教育附加费、城市建设维护税等考虑在内。对以废旧物资为原材料的企业，既可以直接收购原材料，也可以从供货单位购入原材料。由于企业自己收购物资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因而从废旧专营单位收购更合算。

例如：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3年10月采购一批原材料，进价为2000元（含增值税），所生产的产品的售价为4800元（含增值税）。在选择采购对象时，有三种选择：

方案一，选择一般纳税人为供货商：

应纳增值税额=4800÷（1+17%）×17%-2000÷（1+17%）×17%=406.84（元）

方案二，选择可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工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为供货商：

应纳增值税额=4800÷（1+17%）×17%-2000÷（1+3%）×3%=639.39（元）

方案三，选择不能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小规模纳税人为供货商：

应纳增值税额=4800÷（1+17%）×17%=697.44（元）

通过案例分析不难看出，最优方案比最次方案节税41.67%。选择一般规模纳税人作为供货商税负最轻，选择不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工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为供货商时税负最重。

二、利用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

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对某些纳税人利征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税收优惠政策从严格上讲，它是法律和政策的结合，是用于减轻特殊纳税人的税务负担的具体手段。

（一）利用优惠税率进行税收筹划

纳税人销售或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税率为17%，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基本税率。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农业产品、粮食、食用植物油、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图书、报纸、杂志、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金属矿采选产品、煤炭等安13%低税率。

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经营的产品，选用合适的税率，不能全部选用17%的基本税率，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

（二）利用转让产权的优惠政策

转让企业全部产权涉及应税货物转让的增值税优惠政策根据《增值税税法》规定，转让企业全部产权涉及的应税货物的转让，不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不征增值税。按债转股企业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签订的债转股协议债转股原企业将货物资产作为投资提供给债转股新公司，免征增值税。

（三）销售旧货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按简易办法依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自2009年1月1日起，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其他固定资产，应区分不同情形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9年1月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8年12月31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三、增值税其他筹划方法

除了上述的税收筹划方法，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进行税收筹划。

（一）选择恰当购货时间的筹划

通常企业采购应以原材料供应及时为原则，所以采购时间也往往不确定，但市场是变化的，企业采购所支付的价格也可能受到供求关系的巨大影响，因此，选择恰当的购货时间对企业的税收筹划有很大帮助。筹划时首先必须注意适应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买方应该充分利用市场的供求关系为自身谋利益，在不耽误正常生产的条件下选择供大于求的时候购货，因为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容易使企业自身实现逆转型税负转嫁，即压低产品的采购价格来转嫁税负。另外，在确定购货时间时还应注意物价上涨指数，如果市场上出现通货膨胀现象，而且无法短时期内得到恢复，那么尽早购进才是上策。

（二）延迟增值税纳税期限

纳税期限的是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并不是税款缴纳的时间，也就是说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与税款缴纳的时间是有差异的，如果有效地延迟了纳税的时间，从资金的时间价值来看就相当于取得了一笔来自于政府的无息贷款，最简单的延迟纳税方式就是直接将缴纳税款的时间延后。例如《税法》规定当纳税期限正好是节假日时纳税最终期限可以顺延，因此可以利用顺延的规定来延期纳税。除了纳税期限外，还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认，也能影响最终纳税期限的确定。例如增值税对赊销、分期收款、预收账款等结算方式下的销售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进行了详细规定。这些规定，对有些货物销售行为已经发生但还不到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企业，就可以对这些货物应缴付的税款进行延迟纳税的筹划。

总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要整理思路，从计税依据、税收优惠等各个方面进行税收筹划，确保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韩坤，论企业增值税税收筹划，财经界（学术版）J，2011（10）.

[2]钟一鸣，格霖纺织公司增值税税收筹划的浅探，知识经济J，2012（5）.

[3]聂卫东，合理税收筹划 提高企业效益――增值税税收筹划案例分析，会计之友（上旬刊）J.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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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税 二氧化碳排放 税收政策 绿色税收 积极效应

一 碳税之于法国

碳税，也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税，是法国的第一个绿色税种，它标志着法国税收体系的转变。早在2009年6月，法国政府就正式了一本叫做《气候及能源税》的白皮书，书中提到，法国将会在2010年1月1日实施碳税税收。但是时至今日，法国政府面对国内民意的不赞成和来自各个利益集团的反对，碳税法案最终没有在议会获得通过而一次次地被搁浅。2010年5月，提出碳税法案的萨科齐政府也放弃了碳税的很多主要主张。拥有较强大的低碳技术的法国推行碳税尚且如此艰难，如果要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法国的碳税政策为例来了解这一代表着未来趋势的生态税收。

法国政府所要推行的税收将会把生态领域归入到税收的范畴中来。而碳税在法国国内引起强烈争议的一点原因是因为法国现行的税收中有一种叫做“石油产品内部税”（石油税）的税种，这一税种占据了法国的油价42%。以2009年的法国95号汽油为例，当时的油价是1.02欧元，这一由消费者承担的价格中，石油税是1.02×0.42，将近0.43欧元。而碳税的征收方法是以二氧化碳的排放为标准，如每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将会征收17欧元的碳税。所以很多反对者认为这两种税收都是基于数量为基础的税收。而相对于石油税，碳税这一较轻的税收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但从定义和意义来看，碳税更加广义。它针对所有的以“碳”为原材料的产品进行征税。除去已经被征收了石油税的95号和98号汽油及柴油外，碳税还涉及所有化石能源的产品，包括所有释放碳排放的能源产品，如石油、燃气、碳，以及液化石油气等。而从碳税的意义来讲，它能够有效遏制温室效应。历史上，北欧的多数国家如丹麦、芬兰和瑞士都早在1991年就实施了碳税，这一税收的实施在这些国家有效地降低了20%的温室效应。这些成功的例子也给很多国家实施碳税提供了良好的例子。

二 碳税怎样有效地给我们的环境以一个好的效应

1．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从需求的弹性来看

第一，从需求的价格弹性的角度。需求价格弹性等于需求量的变动率除以价格的变动率。从理论上讲，需求的价格弹性把商品分为了不同的种类。从公式中很容易理解，当弹性大于0时，价格的上涨拉动了需求的额外增长。当弹性为负数时，价格的上涨带来了需求的降低。从价格弹性为正的情况中可以得出，如果这一弹性很强的话，即弹性指数接近－1时，对于国家收入，碳税的政策是有效的。在价格弹性为负的情况下，如果弹性也很大，即弹性指数接近1时，能源产品的消费起码会在短期内有所降低。

第二，从需求的收入弹性角度。需求收入弹性等于需求量的变动率除以收入的变动率。把商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可替代商品（如奢侈品），此时收入弹性为负数。第二类为需求性商品（如食品），这时弹性介于0到1之间。第三类是收入弹性大于1的商品，也就是收入增长速度低于某种商品的需求增长（如中国的房地产）。

我们可以从不同人群的收入用于消费能源产品的支出来谈论碳税的不同效应。碳税会相对很强地并更多地影响不特别富裕人群的能源产品消费，而正是这一人群大量地消耗了能源产品，同时也强烈影响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2．从税收对于一个国家的传统作用的角度来看

税收一般有三种角色：资助国家公共领域事业；为社会公平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修正或者改正经济行为。

前文已经提到，除了法国政府已经在征收的石油产品内部税外，加上碳税，法国政府在未来长时间内，这部分的税收将会有显著提高，这给政府可供支出的收入带来很大的来源。从1990年开始，法国在运输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20%。而法国政府的具体目标就是要通过碳税争取在2020年前把法国的碳排放量减少20%，更深一层的目标是到2050年通过不断加重的碳税来减少更多的碳排放量。

而碳税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将会用于生态的发展。法国政府的雄心是建立一个环境生态的特殊政策。把碳税所带来的收入用于政府的生态救助和公共工程。具体来讲，此部分收入将会用于如水的净化、国民健康的投入、教育支出，以及森林的有效开发等方面。

碳税的实施也是为了改变法国家庭和企业在能源方面的消费习惯。具体的税收标准将是，住在交通发达地区的的人们将会支付比住在交通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人们更多的碳税。这一政策也是为了鼓励人们出行时多使用公共交通。

从本质上来讲，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当针对这一公共物品征税时，对于企业来讲，环境就不仅仅是商品的一类成本，它同时也是一个竞争性问题。碳税的实施将会促使企业去考虑如何把产品的产出与保护环境有效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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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制度；税法；差异及协调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159－02

一、概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及会计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异的存在与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体制变革有较大的联系。我们知道会计制度是会计工作所要遵循的规则和程序的总称，而税法则是国家法律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因而这两者在会计实务工作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新的所得税实行以来，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据不完全统计，新的所得税法与会计制度的差异，相比以前增加了20多处。对于这种差异的存在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并加以协调，以下将详细分析这两者之间差异的表现形式、原因以及协调的具体措施。

二、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差异的表现形式

(一)会计制度和税法在原则规定上的差异

在基本准则规定上，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会计核算要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即企业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的费用，无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该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然而，税法的规定却不完全承认权责发生制的适用性，其在企业的收入确认上倾向于权责发生制，而在费用的确认上却更倾向于采用收付实现制。例如，在企业增值税的账户处理时，企业在明细科目上还必须设置“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等子项目，由此可见，其会计处理并不完全是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核算的，是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进行的。这正是会计制度和税法在原则规定上的差异体现。

(二)会计制度与新税法已消除的差异

新税法的施行，加上新会计准则明年的更大范围内执行，这两者的同时实行不可避免地要加大企业会计处理与税法处理的难度。因此，有必要了解新税法实行前后与会计制度已经消除的差异，这将有利于企业更加明确以往存在的税法与会计制度差异的影响。新税法和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消除了原先的差异有20多项，比较典型的有：向本企业职工发放本企业生产的产品、非货币性换出存货、债务重组偿还存货等，原企业所得税法视同销售、原会计准则制度不视同销售，而按新准则应该视同销售，从而使税法与会计的差异被消除。

(三)新税法实施后会计制度与税法新增的差异以及其在资产要素等项目处理上的差异

新税法施行后在企业所得税核算问题上也产生了新的差异，如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期末资产计量应该应用公允价值的方式核算计量，并将公允价值与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异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所有者权益账户，但是在新的税法当中并没有对这方面做出规定，也就是这种核算方式在税法上还未得到认可。此外，在资产要素核算上，会计制度和税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会影响资产要素的会计核算。例如，会计制度对于固定资产等资产要素的处理强调加速折旧与提前摊销资产，而税法则要加上一些限制性条件。如固定资产折旧，会计上规定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残值估计、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范围等企业可以自主决定，而税法上却明确规定，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与税法规定不一致，计税时应按税法规定调整；又如待摊费用，会计上规定如果待摊费用的项目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应全部计入当期损益，而税法则强调要按规定期限如实摊销等。这些规定细节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企业的会计核算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

(四)会计制度和新税法在权益、负债、收入等各要素规定方面表现的主要差异

由于会计制度和税法在原则规定上的区别，进而使得两者在权益、负债、收入等各个具体会计项目上的定义、确认方法以及核算方式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别。例如：会计制度上对于收入的确认就明显和税法上收入的确认标准不同，使得会计期末企业要针对收入项目作一系列的纳税调整；又如在接受资产捐赠、转增资本等权益核算上，税法和会计规定的核算方式和确认标准也存在细节上的差别。

三、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存在差异的原因

(一)会计制度和税法各自制定目的的不同是两者存在差异的直接原因

我国制定的会计制度是为了能够准确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以及财务情况，为企业管理者、投资人以及相关信息使用者提供真实和可靠地财务信息作保障；而税法制定的目的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和效率，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同时，两者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会计制度约束下的企业会计信息是企业核算纳税的主要参照依据，税法对于会计制度的规定具有约束和控制作用。

(二)所依据原则的不同是会计制度和税法差异存在的前提条件

会计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有：谨慎性、实质重于形式等，这些会计核算的原则在税法核算中也是认可的。然而，新税法在此基础上又具有一些自身的原则：收入平衡原则、公平原则、客观原则、行政管理原则等，这些与会计制度核算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有时候是相背离的。因此，这些基本原则的差异导致了会计制度和税法在会计业务和会计方法选择上不可避免地要存在差异。

(三)经济发展状况是会计制度和税法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与企业会计制度相关的会计准则不断地得到修改和完善，税法也是如此。从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本质上是国家的，会计制度体现的也就是国家的财政需要，因而当时的会计制度和税法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当前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企业代表的不再仅仅是国家的需要了，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利益目标存在差异，这是经济水平发展的结果，也是导致会计制度和税法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四、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差异的协调

由前面的原因分析可知，当前我国会计制度和新税法存在差异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的现象。经济发展中在制定会计制度时考虑给予企业更多自主理财权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所以，当前正确协调好新企业会计制度和新税法之间的差异对于企业和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部门间的沟通，明确会计制度和新税法法规各自调整的范围

我国的会计制度制定部门为财政部，而税法的制定部门为国家税务总局。因而在各个制定法规时两个部门间应该加强沟通，尽量使得财政部门制定出来的会计制度不仅能够满足企业会计核算的正常要求，同时，也能够满足纳税调整的需要；同样的税务总局制定出来的税法制度也应该尽量在会计制度的合理范围内，尽量使得企业的纳税调整工作降到最

低。同时，在具体施行制定工作时两个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在密切联系企业实际的基础上制定会计制度和税法法规。在出台每一个政策法规前都要充分地思考和准备，经过充分论证并且结合实际现实情况。

(二)强化会计制度建设，严格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以及处理方法的选择

企业会计信息所披露的质量受到多重原则的限制，如相关性、实质性等，所以绝对可靠又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太现实。因而在实际会计制度规定中应该综合考虑多方面的需求，强化会计制度建设时要考虑使得会计信息能够尽量满足多方面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明确会计制度相关信息一方面可以通过简化年度会计报表、利用英特网实现财务报告的实时监控、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性来着手；另一方面，企业在做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以及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时，应该严格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的规定，不能因为临时的纳税核算而擅自调整会计处理方法。

(三)完善新税法相关内容，鼓励企业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

随着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顺利施行，我国的企业会计制度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因此，在这个基础上税法相关内容应该及时跟上，对于会计制度中规定的新内容，税法应该及时加以规范，争取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和法规。在此基础上，国家应该鼓励企业积极展开合理的税务筹划，争取达到企业里面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应用的共同发展，在实务中实现两者的合理统一、平衡发展。

(四)具体会计业务操作选择恰当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协调新会计制度与新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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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值税法；税制改革；完善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1

一、引言

在增值税法的建设过程中，我国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受到当时经济发展的形势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政府长期处于对通货膨胀不断的抑制过程中，而在这一过程中的产生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剩，也是导致通货膨胀持续不断的主要因素，而在这一特殊的时期，我国政府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成本方式来实现对资产转移的有效控制，这一政策使得很多固定资产转变为税收项目，这样便通过对盲目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有效控制来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便能够极大的缓解通货膨胀为我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道道征税、税不重征”是我国增值税最为显著的特点，其与我国当前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生产模式相适应，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的意义。

二、增值税制度改革的完善方法

我国增值税法的建设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多次的建设与改革，使其与快速发展的社会和经济相适应，与此同时也促进增值税法的建设与完善。在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方面，要持续的增加，以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为基础，同时促进增值税的规范化管理。增值税范围扩大，对地方财政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要做好相应的调控工作，循序渐进，先期将那些与货物交易密切相关、与抵扣链条完粘性关联度高的建筑安装业、交通运输业和电讯业改征增值税；其他服务业可以逐步进行增值税改革，以保持这些行业增值税改革的平稳过渡。在增值税法相关制度的建设方面，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值税纳税主体制度改革措施的完善

当前，我国增值税纳税主体方面存在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是通过销售额和行业标准来对纳税主体进行划分，分为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不利于维护市场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是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与实际需求相比显得更高，所以导致增值税改革的效应无法获得充分的发挥。在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和制定方面，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如小规模纳税人与增值税抵扣链条之间发生脱节，这样便导致了增值税的抵扣无法有效的实施；当小规模纳税人作为纳税主体时，其自身的业务也随之受到影响，因而造成增值税效率的降低；通过销售额来确定一般纳税人的标准中存在着很大违规造作的空间，容易造成增值税的重复征收，这些都对小规模纳税人主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基于以上问题的问题，进行增值税纳税主体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实行统一的纳税主体制度，但是从当前我国增值税征收管理技术方面存在的诸多影响因素来看，对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可以进行重新的界定，这样便能够使一般纳税人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产生降低，所以使一部分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转化为一般纳税人，同时也可以通过对小规模纳税人的专用发票进行限制的方式来进行缓解。

2.增值税税基制度改革措施的完善

针对当前税基制度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改进方案：第一，不断的促进改革范围的增加，这样便能够更加充分的体现出增值税本身的特征。从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来看，中西部地区是由材料和能源产业占据着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所以在对该地区进行增值税转型时会产生更加有利的影响。特别要加强的是根据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减少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样才能对相关的政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与普通的课税流转税之间是存在较大差异的。第二，利用增值税向全额抵扣进行过渡，而针对一些小额的应抵扣税款，必须要通过全额抵扣的方法才能够有效的减少对额度的税额的频繁审核，这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能够使他们具有更广阔的投资渠道，以此来促进产品质量的提升。第三，对于相关的行业要进行增值税的征收，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增值税转型。增值税转型的实施与企业在资本和技术等分方面的密集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通常资本和技术密集行业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对于一些有特殊需求的行业来说，可以利用加速折旧等措施来实现目标。

三、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与完善，市场竞争形势日渐激烈，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对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法进行改革与完善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在纳税人和税率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是当前较为措施，只有不断的促进增值税法改革的完善，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其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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