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哲学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儒家政治哲学，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先秦儒家；为政以德；仁政德治；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2-0001-05

孔、孟、荀代表的先秦儒家“祖述尧舜，文武”（《汉书・艺文志》），“略于天道，详于人道”[1]（P26），注重人的心性修养和社会群体的礼乐教化，提倡“德治”、“仁政”，认为“为政在人”、“为政以德”，倡导以道德的方式解决人际和社会政治问题，从而形成独具仁政德治特色的政治哲学思想。对此，学界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给予专题性探讨①，却少有较全面的论述，故本文尝试对此做整体性的梳理和解读，展开对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的诠释，以求教于方家。

一、修身为政，政者正也

先秦儒家强调修身，认为修身是和睦家庭成员关系的必备条件，是立身处世参与社会管理的前提基础；认为为政在人，提倡为政以德；认为为政者的道德素质关系政治得失成败、国家兴衰治乱。如《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2]（P3）即是说，“大学”就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P4）如《中庸》也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2]（P29）

孔子把修齐治平作为毕生孜孜以求的目标，非常注重修身与治国关系的探讨。如子路问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孔子给予三问三答，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三答都冠以“修己”。然而，怎样修己？达到怎样的人格标准和人生目标？对此，孔子提出了“仁”这一哲学性质的范畴，视“仁”为普遍的伦理原则，修己为政的最高理想境界。孔子提倡“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要求人们克制自身的私欲，积极向人格的最高标准“仁”靠近。具体就是一言一行都要“约之以礼”（《论语・颜渊》），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关键需要把礼的外在行为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自觉，即要有一颗“仁爱”之心。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充满仁爱而和谐有序的社会，才能改变“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

孟子发展了孔子“修己”思想，提出“修身”说。他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同时从人性的高度强调修身的必要性。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认为人与禽兽区别的一点就是“德性”，也就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一定要明德、修身。否则，人就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其次，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仁政”学说。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但是“如施仁政于民……故曰：‘仁者无敌。’”否则，“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甚至“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力而为之后必有灾。”（《孟子・梁惠王上》）不行仁政，犹缘木求鱼，以致会出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的结果或灾难。

荀子认为修身就是治国，就等于治国。他说：“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这已超越了孟子的修身是治国根本之说。关于修身的必然性，荀子是从人性恶的角度进行论证说明的。认为人有“性伪之分”，他说：“不可学，不可事之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为此，“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同时进一步解释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即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而仁义礼智等是后天人为的，不是人本身固有的，是学习和培养的结果。如果任由人性发展，必将引发争夺，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若能“化性起伪”，发展后天的仁义礼智等，则天下就可归于治。

孔子修己之道既重内在仁的自觉又重外在礼的规范，孟子修身则偏重内在仁的自觉。孟子从人性善出发，提出“尽心”、“养性”的修身方法。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孟子道德修养论的纲领。[3]（P106）这一说法虽不十分恰当，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孟子道德修养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途径。荀子认为“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仪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荀子・性恶》）。由此看出，荀子继承和发展的是孔子外在礼的规范这一路向，注重“隆礼尊师”，强调外在“师法之化”，与孟子侧重孔子内在仁的自觉，注重内求于心、尽心养性的路径恰恰相反。

如果说修身为政是孔、孟、荀政治哲学思想总要求的话，那么“政者，正也”则是对为政者的特殊要求。如司马谈论儒家时说：“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4]（P3289）一语道出儒家修身为政、以身作则的政治思想观念。如季康子向孔子问怎样为政，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论语・颜渊》）又如季康子向孔子求教如何防止盗贼，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孔子认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也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即是说，为政者只有以身作则、做好表率，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孟子从“仁政”的视角强调为政者的修养，他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但关键是为政者要“反求诸己”，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也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荀子主张“尊师隆礼”，认为“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荀子・修身》）荀子亦把君民比作“仪”与“影”，“盘盂”与“水形”。他说：“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而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荀子・君道》）要求君要为民师表，为民做出表率。这些无不道出“政者，正也”的丰富内涵。

二、民为邦本，仁政爱民

重视民众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民为邦本是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基石。如《尚书・泰誓》记载：“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孔子秉承“古之为政，保民为本”的理念，把民放在为政的首位，“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为此，主张对民要“惠而不费，劳而不怨”（《论语・尧曰》）；提倡“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庶、富、教”（《论语・子路》）；做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等等。孔子反对为政者聚敛钱财，对弟子冉求参与调整赋税、增加民众负担的做法，十分气愤地说道：“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称赞子产有“养民以惠，使民以义”（《论语・公冶长》）等四种君子的行为。

孟子把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高度，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民、社稷、君三者中，认为民是最重要的，并说道：“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基于此，孟子告诫君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反之，民众有权起来君。如齐宣王问孟子说：“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为此，为政者应行仁政，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否则，“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发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即是说，像尧、舜那样具有仁心大德的人，如不行仁政，也不能得民而平天下。为此，孟子提出“制民之产”、“庠序之教”、“省刑罚”、“薄赋敛”等保民、养民和教民措施。

荀子认为“天立君为民”，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君是天为民所设立的，所以君主必须时刻为民众着想，并以舟和水的比喻来说明君与民的关系。他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这一方面说明民是君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方面指出民能决定君的命运。为此，荀子认为君要爱民、利民。他说：“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荀子・富国》）又说：“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危削灭亡之情，举积此矣。而求安乐，是狂生者也……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荀子・君道》）这与孔子的“惠民利民”和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是完全相一致的。

三、德才并举，选贤使能

先秦儒家认为“为政在人”、“政在选人”。如《中庸》载：“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2]（P28）可谓得贤才，则国无不治；失贤才，则国无不危。

孔子倡导“为政以德”，认为“政在选臣”。如弟子仲弓问如何为政，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朱熹注说：“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2]（P141）在谈到卫灵公的昏庸无道时，季康子说：“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说：“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即便是国君昏庸无道，只要选人得当，有贤才辅佐，也能保国泰民安。孔子认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即是说，使用贤能之人为政，民众就服从管理。孔子反对见贤不举，曾批评臧文仲不举贤者柳下惠的行为，他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

孟子认为“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下》）。他说：“虞国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则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孟子・告子下》）为此，强调君主应以仁爱贤能为急务，他说：“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尽心上》）同时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他说：“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也说：“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虽大国，必畏之矣。”（《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孟子把举贤使能看成事关国家存亡的治国大计。

荀子虽“隆礼重法”，但认为礼法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所以政治成败的关键最终还是在人而不在法。他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法是治之端，但法离开了人的执行，并不能独立发挥效用，所以人才是法之源。如有贤能之士执法，则法虽不完备，执法之人可触类旁通，可弥补法之不足，即“有法以法行，无法者以举类”（《荀子・君道》）；如无贤能之人执法，就是法再完备，可能因施法不当，导致国家灭亡。所以荀子得出结论说：“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也说：“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荀子・君子》）荀子还用国君取相来说明举贤使能的重要性，他说：“强固荣辱在于取相……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荀子・王霸》）国君贤能，相贤能，这是最理想的管理结构。如国君自身能力不够，却有忧患意识，选拔贤能之人辅佐，国家照样可以强盛；如国君自身无能，却任人唯亲，任用无能之人辅佐，国家就危险了。

四、关注民生，富民强国

先秦儒家心系民生，主张富民强国，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可行的措施。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孔子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的思想。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兽；渚者，利其鱼盐；中原，利其五谷。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所安，不易其利，则是惠爱利民，在政，且不费于财也。”[5]（P312）杨伯峻先生则认为“因民之所利”的思想，就是向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着想，因而使他们有利。[6]（P210）可见，“利民”是先秦儒家为政的根本指导思想。无论是轻徭役、薄赋敛、节用爱民，还是制民之产、使民以时、富民强国，都是这一思想不同维度的体现。

先秦儒家提倡爱惜民力，主张制民之产、使民以时，让百姓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物资生产。孔子说：“出门如临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也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认为“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强调“不违农时”，提倡“制民之产”，使人们上可赡养父母，下可抚养妻子儿女。他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张发展生产，勿夺农时。他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荀子・王制》）也说：“不富无以养民情……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并认为只有民富，才能国富，他说：“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荀子・富国》）同时，鼓励和保护工商业的发展，提出“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关市几而不征”（《荀子・王霸》）、“平关市之征”（《荀子・富国》）等。

先秦儒家提倡节用爱民，主张薄赋敛、尚勤克俭。孔子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孔子家语・贤君》）也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国语・鲁语下》）即是说，国家的财政开支要适度，做到施予民要厚，取其民要薄，为政中道。孟子要求为政者施恩于民，让利于民，减轻税负。他说：“有布履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也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即“在下者，易治其田畴，则地无遗利，在上者，又薄其赋敛，则国无横征；固民皆可令其富足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则食用舒，而财有余，故不可胜用也。”[5]（P536）可见，《大学》说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2]（P12）这一生财富民强国的为政之道，是先秦儒家所秉承的基本指导原则。

五、礼主刑辅，宽猛相济

先秦儒家提倡以德化民、以礼教民、以刑禁民，主张“省刑慎罚，宽猛相济”的为政思想。礼作为宗法等级社会的一种伦理政治制度，调节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范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言行、思想和情感。如《左传・隐公二十一年》记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孟子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行，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也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尽心下》）孔子要求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行和情感都必须“约之以礼”。孟子认为王道仁政的根本在于以礼教化百姓，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可见，礼是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

先秦儒家提倡礼乐教化，主张礼主刑辅、礼刑兼用。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也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又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由此可见，孔子认为要礼刑兼用，不可偏废。孔子反对不教而杀，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如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孟子极力提倡仁政、王道，主张“教而后杀”，反对株连，提出“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但也强调“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治国理政应礼义道德与政令刑罚兼用。荀子“隆礼重法”，强调礼治，但不排除法治，提倡以“赏功罚过”的法治手段辅助“礼治”，认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荀子提倡先以礼义进行教化，即“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之”（《荀子・议兵》）。如果无效，才不得不用刑惩罚，但要明德慎罚。他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荀子・富国》）也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

结 语

孔子肇始，经孟子、荀子发展完善而形成的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迨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开始保持很大程度的圆融契合，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和风俗习惯的形成，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尽管有理想化的倾向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参考文献][1]匡亚明.孔子评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5.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篇2

【关键词】儒家思想；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97-01

一、儒家思想应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进步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现代教育的功利性、竞争性、排他性丧失了儒家思想以和为贵的价值核心，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产生的症结根源所在。许多大学生处事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求别人应该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忘记或者忽略了自己应该首先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其次是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严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注重人际交往的物质性，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价值观受推崇。再次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生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在网络里追寻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通过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重塑民族价值观，化解大学生读者在价值观上的矛盾冲突与混乱，构建和谐的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解决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根源。研究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加强及确立儒家思想教育，使大学生读者逐步树立“修身、明理、致世”的意识，使儒家思想思想成为大学生读者精神指南和行为规范，提升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势在必行。

经过千年的历史洗礼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集百家之长的正统，塑造了中国人整体的社会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儒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作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思想政治教育人心的伦理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儒家思想精髓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善于挖掘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对增强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现实问题。充分发挥中国儒家思想在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进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升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形成有竞争力的人才群，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应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一）以儒家思想经典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用儒家思想经典文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以儒家思想思想的精华滋润大学生读者的灵魂，运用儒家思想经典解决对应的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修养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基于大学生读者普遍存在的“嫉贤妒能”、“妄自菲薄”、“妄自尊大”等亚健康思想政治教育状态，儒家思想倡导“达者兼善天下，复合担道，利济苍生，不达严于律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用儒家思想“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解不愉快；利用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教育大学生读者宽容、沟通和双赢是和谐人际交往的最佳钥匙。儒家思想重视内省，见贤思齐，自我磨炼。儒家思想提出了“学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独”等观点。儒家思想强调人要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反省自我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境界，在实践中纠错改过，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二）以儒家思想价值观塑造大学生人格魅力

儒家思想价值观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人格至善至美；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增强耐挫能力；用“经世致用”教育大学生读者“乐群贵和、重义轻利”，完善理想人格，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这些思想传递着的提升人格魅力的正能量，是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杆。

（三）以儒家思想升华大学生生命的境界

用“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教育大学生读者善待生命、重视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着人活着生命要有着落，精神要有寄托。乐天知命是说要正视自己的生存条件，悦纳自己。儒家思想这种“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事关生命的重大课题，这种生存态度，有助于人的心灵的和谐，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于善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不自杀和滥杀，提升生命境界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四）以儒家思想之智慧点化大学生人生的困惑

儒家思想的仁爱思想，提倡“仁”、“义”之信念。所谓“仁”即“爱人”，人要有“克己”和“爱人”的广阔胸怀。儒家思想强调“忠恕之道”，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劝诫人们奉行以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营造出互相关心、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和谐气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到“善”的境界，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身心和谐。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充分挖掘儒家思想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凝聚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能量，并且利用好网络平台传递儒家思想的正能量，不断提高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是我们图书馆界乃至全社会的时代责任。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7例为2009年至2010年收治患者，其中男42例，女25例；年龄55～82岁，平均(73.6±7.8)岁。其中脑梗死18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0例。有高血压史38例，合并糖尿病12例。经DSA脑血管造影证实均有70%～95%的颈动脉狭窄。

1.2 治疗方法

1.2.1 术前准备 术前3～5 d口服阿司匹林100 mg， 硫酸氯吡格雷75 mg/d，以减少术中血栓形成的可能；术前6 h禁食水，脑血管造影常规准备，造影前30 min肌肉注射鲁米那针0.1 g,以减少患者紧张情绪。

1.2.2 手术操作 局麻下行股动脉穿刺，放置9F动脉鞘，将9F指引导管送至颈动脉狭窄段附近，行血管造影，测量狭窄病变的长度及血管直径，选取适合于病变的支架。将指引导丝通过颈动脉狭窄处，在指引导管内沿指引导丝输送支架装置，将自膨胀支架跨过狭窄部位，支架1/3位于狭窄以上，2/3在狭窄近端。送至狭窄血管段后，缓慢释放支架。对于有严重狭窄的患者先用球囊进行预扩张。最后行血管造影，检查放置支架后的血管狭窄段和远侧段的血流情况。

2 结果

2.1 颈动脉狭窄患者及支架置入一般情况 67例颈动脉狭窄患者中，38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合并糖尿病12例，高脂血症11例。30例糖尿病患者中，合并高脂血症10例。原发性高血压并发颈动脉狭窄的比率分别为76.47%，糖尿病并发颈动脉狭窄的比率分别为54.90%，高脂血症并发颈动脉狭窄的比率为49.02%。全部67例患者中，40例患者置入1枚支架，20例患者置入2枚支架，7例患者置入3枚支架。颈动脉共置入支架101枚，其中颈动脉窦部45枚，颈总动脉36枚，颈内动脉18枚，颈内动脉虹吸段2枚。

2.2 颈动脉支架置入术后并发症 血管支架置入术后2周内常见并发症有血压下降44.9%(22/49)和心动过缓32.7%(16/49)，其他有心动过速5例、高灌注综合征3例、脑栓塞2例和消化道出血1例。血压下降、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和2例高灌注综合征、脑栓塞发生于术后1周内，其中脑栓塞发生于术后4 h。另1例高灌注综合征和消化道出血发生于术后第2周。22例血压下降中，置入1、2、3枚支架患者分别为11、8、3例，16例心动过缓中，发病分别为10、4、2例，3组患者间血压下降、心动过缓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置入1枚支架患者心动过速和高灌注综合征分别为3、2例，置入2枚支架患者发生脑栓塞1例，1例消化道出血发生于置入3枚支架患者。

3 讨论

3.1 低血压、心动过缓 由于手术中支架释放刺激了颈动脉压力感受器，有反射性血压下降的危险［2］。本组5例患者均在安全返回病房后出现血压下降，持续1～4 d,同时伴心率缓慢平均53次/min，经持续补液及予阿托品、多巴胺、阿拉明滴注后得到纠正。患者在术后应立即心电监护24 h,密切监测心率和血压，先测1次/30 min，4 h后再调为测1次/h，血压稳定后根据医嘱调为测1次/(2～4)h，观察24 h后停止。做到及早发现,及早纠正。

3.2 高灌注综合征 高灌注综合征是支架植入术后常见的严重病症之一，表现为头痛、局部性和全身性癫痫，严重可出现治疗侧脑出血［3］。本组1例患者术后1 d出现剧烈头痛、恶心，经及时按医嘱给降血压、降颅内压药物处理后，症状消失。护理：及时发现病情，排除脑出血等原因引起的头痛；密切观察意识、瞳孔的变化， 1次/30 min巡视；应用20%甘露醇125～250 ml静脉滴注，以降低颅内压；辅以维生素C、维生素E及激素治疗观察应用效果。应用止痛剂，必要时静脉输注血管解痉剂尼莫通，使脑血管逐渐适应新的血液动力学变化。

3.3 脑栓塞 在颈内动脉支架植入术中，术后脑梗死常因栓子脱落而造成，但由于目前使用保护装置，使得栓塞的发生率有了明显的减少，在护理中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神志、瞳孔、言语及肢体活动等情况，加强巡视及早发现及时处理，为溶栓治疗赢得时机。并发症中出现2例颈内动脉系统栓塞症状，对于这种并发症要引起注意。由于多数患者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症，血液呈高凝状态，故术前对患者血液动力学作出全面、准确评估及给予严格的抗血小板聚集治疗非常关键。另外要给予积极的降压、降糖及降脂治疗，提高手术耐受性，切不可草率手术。术中操作仔细轻柔、迅速准确，尽量减少导管和导丝对血管壁的刺激、损伤和血管内的停留时间，术后给予积极的抗凝、抗血小板聚集等治疗。对于新发生的脑栓塞，治疗要积极，2例脑栓塞经积极治疗后未留下严重后果。

3.4 穿刺部位皮下血肿 2例术后6 h拔除鞘管在穿刺处附近出现皮肤圆形肿胀，直径4~5 cm，为股动脉穿刺处出血、血肿形成。另2例术后48 h出现穿刺侧大腿根部皮下与阴囊大面积瘀血。4例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穿刺插管操作过程不顺利致重复穿刺；术后手法压迫股动脉穿刺处不适当；术前宣教不到位，患者肢体未能有效制动。通过此类病例提示术后应严密观察伤口敷料、穿刺部位皮肤颜色、温度及足背动脉搏动情况；拔除鞘管后，观察局部有无渗血、肿胀；按压局部皮肤有无波动感等以了解有无皮下出血。为预防血肿发生，术后嘱患者必须卧床24 h以上；穿刺部位用绷带，以穿刺点为中心)行“8”字固定加压包扎，并以沙袋压迫穿刺点6～8 h。一般患者绷带加压包扎24 h后可拆除。本组1例患者由于身体较肥胖，且术中穿刺不顺利，按时拆除绷带后，出现穿刺处针眼往外渗血，经重新压迫股动脉穿刺点上方20～30 min，更换敷料加压包扎后出血停止。其余患者经用止血剂、抗生素、限制活动、抬高患肢等综合处理，1周后血肿与瘀血逐渐吸收、消退。

通过67例患者颈动脉支架成形术后并发症的护理体会，作者认为，术前认真准备及严格评估,术中动作仔细轻柔、迅速准确、尽量缩短手术时间，术后严密观察等对于预防术后并发症非常重要。对术后并发症,要早期发现,积极处理。

参 考 文 献

［1］ 李明华.神经介入影像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60.

篇4

【关键词】 血清胱抑素C水平；支架置入术；不良血管事件

本文选取192例冠脉内支架植入术治疗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对其临床资料进行探讨，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192例冠脉内支架植入术治疗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其中男102例， 女90例， 年龄45～75岁， 平均年龄（58.2±2.3）岁。所有患者均符合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诊断标准。根据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高低分成最高组、次高组、次低组及最低组， 每组48例；按照是否发生不良血管事件分成不良血管组事件组及无不良血管事件组， 每组96例。各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基础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可以进行比较。

1. 2 方法 患者在支架置入术前3 d应用阿司匹林进行治疗， 300 mg/d， 氯吡格雷75 mg/d。急诊PCI患者需术前顿服300 mg阿司匹林， 300 mg氯吡格雷。手术中应用226支雷帕霉素洗脱支架。手术后应用氯吡格雷及阿司匹林同时予以ACEI/ARB、β受体阻滞剂、低分子肝素、ACEI/ARB等进行治疗。

血清胱抑素C水平测定：患者入院当天在清晨空腹状态下采集静脉血5 ml， 分离血清放置到-70℃环境下， 每两个月实施1次测定定， 采用免疫比浊法， 正常值水平0.80～1.23 mg/L。

1. 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应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以t检验， P

2 结果

经研究发现， 所有血清胱抑素C平均水平为1.15 mg/L， 最高组不良血管事件发生率比最低组要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不良血管组事件组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为（1.39±0.89）mg/L， 无不良血管事件组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1.05±0.12）mg/L，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将随访过程中出现MACE与否作为因变量， 数值1表示发生， 0表示未发生， Cys-C 水平作为单独解释变量展开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OR=2.248， P

3 讨论

血清胱抑素C（CysC）属于一种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蛋白对于肾功能具有较高评价作用， 随着CysC研究发现， 其对于冠心病（CAD）终点事件早期危险具有较高标志性作用， CysC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尤其是急性冠脉综合征不良血管事件具有一定指标性作用[1]。

急性冠脉综合征在临床中是一种较为常见标准， 病理基础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出现侵蚀性或破裂症状导致不完全性或完全闭塞血栓症状。但是大多数斑块破裂均与内皮细胞或巨噬细胞蛋白酶异常分泌， 细胞外组织蛋白酶、基质金属蛋白酶等机制蛋白降解存在一定相关性。有研究资料显示， 血清胱抑素C能够对半胱氨酸蛋白酶活性起到一定调节作用， 细胞外基质发生降解过程中均存在要作用， 所以其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及发展均存在一定相关性。有很多资料对于此结果进行了证实， 表明Cys-C能够对半胱氨酸蛋白酶活性起到一定调节作用， 而且参与到细胞外基质的产生与降解过程中， 且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及发展存在一定相关性[2]。

伴随血清胱抑素C水平减少， 组织蛋白酶、基质金属蛋白酶、半胱氨酸蛋白酶等活性具有缓慢上升现象， 导致细胞外基质大量降解， 由此导致粥样斑块受损现象更为严重， 从而引发不良心血管事件出现几率上升。在本文研究组中发现， 不良血管事件发生组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比无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组要明显增加， 而且血清胱抑素C水平高含量组患者发生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价值， 此状况具有一定矛盾性， 但大部分临床资料显示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上升与冠脉病变程度及运动诱发心肌缺血呈现正相关性。血清胱抑素C水平降低时， 冠状病变程度更趋于严重性， 此原因通常认为与溶酶体巯基蛋白酶与血清胱抑素C相结合， 使得其浓度减少具有一定关系[3]。

总之， 血清中Cys-C 水平与ACS患者支架置入术后MACE发生率存在正相关性， 测定Cys-C水平改变情况能够帮助医生及早识别及干预支架置入术后MACE出现情况， 且为减少MACE发生率提供研究依据。

参考文献

[1] 郑利平.冠心病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游离脂肪酸、超敏 C 反应蛋白、胱抑素 C 的水平及意义.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3，33（2）：405.

篇5

关键词：血管内支架置入;药物;颅内动脉狭窄;效果

颅内动脉狭窄作为临床脑卒中病发的独立性危险因素，在实际治疗过程中药物控制效果较不明显，患者仍存在卒中危险[1]。本研究中针对本院行手术治疗的108例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予以不同的临床治疗方案，根据患者治疗后神经功能及血管狭窄情况进行综合性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行手术治疗的108例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治疗前均接受脑部MRI、CT检查并确诊为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按照治疗方式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54例;对照组男女比例25：29，年龄42-76岁，平均（58.3±4.6）岁，狭窄长度2-7mm，平均（4.6±1.3）mm;研究组男女比例26：28，年龄41-77岁，平均（58.4±4.8）岁，狭窄长度2-8mm，平均（4.7±1.2）mm;狭窄分型：A型36例，B型42例，C型3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动脉狭窄长度及分型情况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入院后予以常规检查，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予以降糖、血压控制及循环改善等常规治疗，予以40mg/d阿托伐他汀（Pfizer Ireland Pharmaceuticals，国药准字J20120050）强化降脂，连续使用2w后剂量改为20mg/d。对照组患者采用药物治疗：100mg/d氯吡格雷（河南新帅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123115）+100mg/d阿司匹林（合肥久联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4021217）连续治疗1个月后改为单药控制（75mg/d氯吡格雷或100mg/d阿司匹林）。研究组患者采用血管内支架置入治疗，术后口服药物同对照组。

1.3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治疗后血管狭窄率情况，采用MMSE评分及NIHSS评分评价患者的神经功能状况;对患者治疗后的随访记录进行分析，包括患者的卒中复发率[2]。

1.4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用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用X2检验，当P<0.05时，表示比较差异具统计学上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后血管狭窄率及神经功能情况

研究组患者治疗后血管狭窄率明显低于对照组，MMSE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NIHS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管狭窄率及神经功能情况（x±s）

2.2两组患者预后卒中复发率情况

研究组患者随访记录中显示其出现再狭窄3（5.56%）例，对照组出现再狭窄12（22.22%）例，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预后卒中复发率情况[n（%）]

3.讨论

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因患者病情特殊，临床治疗方案中的药物控制及手术方案均各有利弊[3-4]。本研究中针对两组患者的具体情况及治疗效果予以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效果，具体表现为研究组患者治疗后血管再次狭窄率为（27.61±13.58）%明显低于对照组（87.68±7.42）% ，说明采用外科手术于血管内支架置入治疗效果明显。对照组患者采用药物控制治疗，其临床疗程较长，针对长期治疗效果较为有限，应用药物调脂作用可以有效的改善其血脂情况，避免患者出现动脉粥样硬化情况。研究组患者采用支架置入治疗，有效改善患者颅内血管分布情况，对患者脑部微循环具有明显改善作用，但是在临床实际操作过程中需注意其血管扩张情况，避免患者血压出现神经压迫情况，结果中通过患者的认知能力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情况评价患者的神经功能情况，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神经功能恢复较好，有效验证手术治疗能明显改善患者的颅内血压状况，改善患者脑部神经状况。

研究结果中针对患者治疗后的预后情况予以随访记录，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治疗后出现血管事件3（5.56%）例明显少于对照组12（22.22%）例，说明研究组患者采用手术治疗方案可有效控制患者的血管栓塞情况。对照组患者采用药物控制治疗，对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服药依从性有一定的依赖，即患者在治疗期间需长期服药控制其脑部脑部血管情况，避免出现动脉狭窄情况引发脑卒中等不良事件。采用手术治疗后联合药物控制，不仅能够直接改善血液循环状态，而且能够利用支架作用于患者的动脉直径。本研究中因临床随访时间不一，即患者预后情况需经过进一步研究予以分析。

综上所述，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采用血管内支架置入治疗效果明显，有效降低患者术后血管狭窄率，减少临床不良血管事件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1]杨帆.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血管内支架治疗的临床效果观察[J].中国现代医生，2013，51（33）：58-61.

[2]段金海.血管内支架成形术治疗老年症状性颅内外动脉狭窄患者围手术期观察[J].实用医学杂志，2014，30（9）：1457-1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