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发展史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思想发展史，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篇2

关键词：经济增长；发展观；发展方式；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2-0047-04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这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取向主要包括：

1.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这是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结构的调整方向，也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问题提出的。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有三驾马车紧密配合，共同协调拉动，一国一地的经济增长才能获得又快又好的发展。但近年来的情况是，拉动我国经济的不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是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拉动力远远不足。据统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持续下降。从1992年的72.5%下降到2005年的55%；其中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1992年的55.1%下降到2005年的40.3%。由于高投资、高出口拉动的高增长，在增长方式比较粗放、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加剧结构矛盾，加剧能源、资源紧张和节能减排的压力，加剧对外出口中的贸易纠纷。在当前世界经济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提高消费率的扩大内需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关系到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必须坚持把扩大消费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尽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我国今后主要依靠不断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因为，人口大国尤其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具备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将为经济增长创造庞大的消费需求；工业化进程加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投资需求；城镇化加速发展，将为经济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内需空间。

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关系。从近几年情况看，我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的贡献率持续降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1.7%增加到2006年的40.7%。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2000年的63.8%降到2006年的38.9%。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增长并不慢。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2000年到2004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7%，远远高于美国的3%，世界平均水平的2.4%。但是问题在于我国投资增长更快，从而使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依靠资本形成；从消费领域自身看，消费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农民与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弱。这一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因此，要保持持久稳定的增长而不是短期的繁荣，必须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和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同时，合理调控投资过快增长，引导向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的投资，逐步降低投资率。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统筹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逐步形成内需与外需互动型增长机制，促进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2.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这是三次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主要是针对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次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提出来。

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基础性结构，它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处在战略性调整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三次产业中工业比重过大，结构偏重，服务业比重偏低；传统制造业技术水平不高，竞争能力不强；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地位，这是造成单位GDP能耗高、环境压力大的重要原因。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就我国目前的总体情况来看，农业基础薄弱，“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没有根本改变；工业大而不强，制造业规模虽已位居世界第三位，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世界知名品牌，消耗高、污染多的行业和企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十多个百分点，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需求。与此同时，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方向出现偏差，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第二产业带动的格局不仅没有改变，反而继续强化，进一步加重了资源环境的压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一路攀升，由44.8%提高到55.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02年达到峰值以来一路走低，由41.5%减低到2006年的3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5.7%降到38.6%。

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影响经济的稳定性。所以，必须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推动发展的主线，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壮；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第一，提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集中力量发展重点优势产业，着力在延伸产业链上做文章，在提高产业附加值上下功夫。第二，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动能源、新医药、新材料和生物产业成长壮大。实施新一轮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发燕尾服，推动高新技术产业从加工组装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提升高技术产业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第三，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以加工业优先发展逐步转向服务业率先发展。发展服务业，首先要围绕现有的产业来延伸，增强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其次是突出发展生产业。重点是大力发展软件、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研发设计、综合运输、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部门。第四，提升制造业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含量，通过生产渗透到制造环节，从而大幅度提高制造业附加值，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3.在投资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低效粗放、投入成本过高向高效集约、资源循环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转变

总体看来，我国现阶段经济本质上是资本推动型经济。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入，重视以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为基础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忽视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含扩大再生产。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中，由技术进步所带动的只有30%，这个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5%的平均水平。这种靠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低效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虽然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上提高了，但由于消耗过大，成本过高，从而使其生产的产品缺乏竞争力，与此同时，我国的资源和环境也难以承受。所以，改变低效粗放增长为高效集约增长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要推进这个重要转变，其一，是要千方百计地提高要素投入的质量。目前我国投入要素低，是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实现经济高效集约增长角度来考虑，关键是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所以，必须十分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必须十分重视技术创新与技术开发投资及其在生产中采用新技术的投资；必须十分重视提高土壤肥力和多种自然资源品位的投资，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资源要素质量，提资源要素的产出率。其二，是要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这是降低消耗，提高经济效益的又一条重要途径。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遏制高能耗产业的发展。应把我国紧缺的资源配置到高新技术产业中去，配置到服务行业中去，努力形成高效合理、有利于充分利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其三，是按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大力发展规模经济，扩大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的规模。要发展规模经济，除了集团化途径外，还应当适应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要求，组建企业团队，以企业团队进入市场，可以大大降低各种交易费用，从而降低生产流通成本。

4.在要素投入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经济增长与发展是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实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通常称为粗放型；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通常称为集约型。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并且资源消耗过多，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过大；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与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长期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要使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着力构建科学与经济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体制与机制。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我国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和举措，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等等，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与此同时，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强能源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从而使经济增长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着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方向转变，实现集约型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尤其是要抓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科技成果的市场需求扩大和工程实践机会增加的战略机遇，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紧迫需求，调整战略资源战略布局，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配套体系完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群，带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整体跃升。同时，还要大力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环境、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和市场环境。积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和水平，促进自主知识产权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

5.在城乡结构上，促进城乡关系由城乡互动不畅、发展差距过大的格局，转变为城乡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

城乡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方面，统筹兼顾城乡发展是完善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农村发展滞后的格局尚未改变，因此，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任务十分艰苦。

我国农村发展滞后，是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突出表现。要使我国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为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因此，改善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针对我国目前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突出矛盾，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间引发和潜伏着社会问题，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当务之急要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努力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让城乡经济活而有序列地高效发展。

（2）努力推进城乡生态一体化。应将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统一到一个大系统中，全面治理，彻底改变城乡生态现状，从而形成生态环境高度触后互补，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城乡生态新格局，从而推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努力推进城乡就业一体化。应打开城门，取消对农民的多种歧视性、限制性改革，让城乡居民在同等条件下，在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就业。

（4）努力推进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加大投入，实行制度创新，完善机制，真正改变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落后的现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必须始终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中之重。

6.在区域结构上，促进区域发展由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发展差距过大，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转变为特色优势明显，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均衡、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新格局

区域结构是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状态。根据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把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区，东部地区属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地区属经济不发达地区，中部地区是处于东部与西部之间的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三大地区经济发燕尾服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同时，地区差距有所扩大，这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所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关系全局的重要任务，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

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形成东中西部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必须坚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其中，尤其应当注重实现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政策和机制，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落实这一总体战略，应着重抓好以下环节：

（1）以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支撑，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互动机制和国家扶持机制。

（2）鼓励区域之间开展优势互补的合作。引导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技术、资本和产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重大项目布局应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燕尾服，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

（3）增强国家区域政策的整合功能，加强国土规划，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科学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并且建立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政策扶持，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7.在收入分配结构上，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革开放30年，我国人民的物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总体上已达到小康。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明显，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然较多，因此，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走共同富裕之路，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在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方面，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个人收入分配中，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资分配中心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此同时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从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

8.在发展的形式上，由以GDP为中心，重数量型、速度型的传统经济增长格局，转向以人为本为核心，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新格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破除一切唯GDP的思想观念，从以往盲目扩大数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转变到以人为本，注重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格局上来。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上。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上述转变，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可能会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发展转型重于增长速度，为经济转型而适当减速，为追求发展质量和效益而付出时间与财力同样是值得的。其次，要适时地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手段，对信贷、投资、物价、外贸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有效的调控。充分利用当前国民经济环境较宽松的大好时机，遵循科学发燕尾服观的要求，深化各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参考文献：

［1］张卓元.十七大报告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大意义［J］.北京：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7（12）.

［2］马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J］.北京：党建研究，2007（11）.

［3］方建中，周建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向与路径视角的考察［J］.南京：江海学刊，2008（1）.

［4］方竹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J］.南京：现代经济探讨，2007（1）.

篇3

关键词：严复；经济思想；自贸区；对外贸易

严复（1854-1921），福建人，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翻译家，他是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经济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其译著《原富》，即我们通常见到的译本《国富论》，这是英国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严复深受斯密思想影响，但他并没有全盘接受斯密的理论，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他最为肯定的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他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原富》的按语中。

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艰巨，出口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2013年9月29日上海设立自贸试验区。此后，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试验区逐渐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探索进一步开放的试验田，对“倒逼”国内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一、严复《原富》按语中的主要经济思想

1.生产自由思想

《原富》按语中到处体现着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严复反对中官商垄断，主张给民族资产阶级充分自由。“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只有解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束缚，才能发挥其积极性，使他们更多地生产。他主张以一种契约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生产关系，减少经济发展的阻力，“一切上之所应享，下之所宜贡者，则定之以公约，如此则上下相安而以富”。他主张市场调节机制和自由竞争，听任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并指出正是英国长期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经济社会才会保持了长久发展。对于自由主义之理念，他甚至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当中自由主义观念结合起来，在《原富》按语中写出：“乐其事，若水之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

2.贸易自由思想

在按语中，严复深刻批评闭关锁国的谬论：“今之忧贫者日求国富，而恶为其通，此何异医者日进填补之剂，而塞病人之二溲。”他提倡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悠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另外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工业落后，所以不得不出口原料，进口工业品，这样的贸易方式对中国十分不利，因此他主张运用自由的经济思想理念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改变不利的贸易地位；而且他还提倡发挥传统产品的优势，大力加强薄弱环节，这有这样才能在对外贸易中取得成功；他并不认为引进外资毫无弊病，例如在《为张燕谋草奏》中，他说弊病有两条：“契约不明，任其侵欺，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

3.金融发展思想

严复的金融思想集中体现在“译事例言”和“按语”中，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应该符合客观发展的需要。他肯定了银行的贷款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方便了人民，有利于生产，但点名了银行贷款的宗旨是借给缺钱的人作为资本，用于发展生产而不是用于消费，他反对大规模向国民借债和以款作抵押，认为只有在商业和制造业已发展到高水平时才能这样，否则国家会遭到覆灭的灾难。另外，他反对滥发钱币，指出弊病，提出整顿币制，强调政府应该在稳定币值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法制手段建立完善、稳定的币值以结束币值混乱的局面，将经济推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在银行建设领域，他竭力主张商民自办银行，他认为银行兴办可以疏通滞财，鼓励节约，辅民善治，帮助民间投资，发展生产，增加积累，满足消费，因而是求富、务富之道。严复还主张以流通刺激农业生产、举办保险业、统一度量衡。

二、严复经济思想对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现实意义

1.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一百多年前，严复已经提出自由竞争和经济由市场调节，减少垄断和政府干预，这种思想对于自贸试验区改善投资环境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繁杂的行政审批制度和行政干预阻碍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民营企业不能在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因此，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应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减少行政管理对企业发展的束缚，实现产业更加自由，发展更加便利。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深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推进事后事中的监管体制，加强司法建设，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建设，扩大对外贸易

在按语中，严复批评闭关锁国的谬论，提倡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主张扩大贸易。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国内产能过剩，产业创新力还远远不够。推动贸易自由化，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对于倒逼改革，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吸引外资，扩大对外贸易，实现自由竞争十分必要。一方面我们应对负面清单之外领域实行备案制，扩大对外项目，目前我国大部分自贸试验区已经开始着手推进；另一方面我们应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提高海关行政效率，努力实现关检合作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资源共享，为货主节约成本，提高码头场地的使用效率以及创造出中外企业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

3.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开放创新

在“译事例言”和“按语”中，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应该符合客观发展的需要，主张商民自办银行和币值稳定。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我们依然要发挥好银行的作用，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实行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开放的战略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贸易和融资便利化。严复竭力主张的商民自办银行对进一步探索私有制银行或股份制银行的发展道路，放低社会资本准入门槛，使其发挥好的为社会服务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进程中，一方面我们应逐步尝试加大社会资本准入，另一方应正视金融国际化带来的风险，在“一线放开”和金融逐渐开放的过程中，审慎金融监管，防控金融风险，保障币值稳定。

三、结语

一百多年前，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引进中国，表达了他对国家“求强”“致富”的强烈愿望，其翻译的《原富》及按语中所体现的关于经济、外贸等思想对今天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研究严复的经济思想，深刻挖掘其思想内涵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叶世昌.从《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J].经济研究，1980（07）.

[2]严复.《原富》按语[C]//王蛑鞅.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286.

[3]张儒威.严复经济思想探析[J].中国城市经济，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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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是振兴区域经济的必经之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跳板和撑杆，工业兴则乡兴，工业强则乡强，这已被许多地方的实践经验所证明，而招商引资资源共享则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要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振兴经济的突破口，坚持放心放手原则，鼓励、支持个体、民营等经济在数量、规模、效益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努力培育一批年销售收入在亿元甚至几亿元的骨干企业。另一方面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上大项目，大上项目。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改善投资条件，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制、服务和舆论环境。加大自我推介力度，立足优势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与企业支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2.落实各项政策，促进经济发展。（1）加强农村各项事业建设投入力度。要不断的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实行教育救助；继续搞好农村合作医疗，提高农民参加率，扩大合作医疗的覆盖面；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改善农村医疗条件，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坚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活动，传播先进文化，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改变农村面貌。（2）通过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等，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广开创收渠道，化解基层债务，增加财政收入，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调动干群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加大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投机行为，完善农资流通渠道，降低农资价格，切实给农民减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涉农优惠政策，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3.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将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1）加强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要认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积极开展“文明家庭”、“和谐村组”等的创建活动，提倡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要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办好农民图书馆、文化馆、老年活动室等，满足农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需求。（2）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要充分发挥基层农技部门和科技人员的作用，分期分批对农民进行农业实用技术等的培训，促进科学种田；要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增强农民就业创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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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经济，主要是以美国经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为基础所产生的概念，即那种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经济效率高、全球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状态。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1)经济稳步、温和、适当地增长。(2)高科技与技术创新加速推动了经济发展。(3)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传统产业结构及服务业面临着彻底的改造。(4)竞争日趋全球化。(5)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呈非线性增长趋势。

新经济是一个崭新的经济形态。它必将在新世纪中发挥着独特的重大作用。新经济是一种召唤，它呼唤每个民族扩大视野。锐意进取。

在新经济时代，每个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创新发展呢?关键在于对新经济时代营销的发展趋势的认识，以下谈谈自己的认识体会。

趋势一：创新是新经济时代营销的核心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企业常盛不衰的源泉，是新经济的核心。全球性信息网络的形成，使得技术扩散的速度加快，因而造成产品和工艺在技术上的趋同化。企业间竞争实力，就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惟有大力创新，不断推出新技术和新产品方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与此同时，技术贸易壁垒也必然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而日趋强化。在这种形势下，开发自己的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创新能力，就成了新经济时代的基本要求。

(1)产品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和成长的基础

在新经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可持续的，企业的持续发展是企业的最高目标。产品创新与企业持续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产品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产品创新在促进企业自我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极大作用。多数企业都重视开发新产品，力图向市场投入更多的新产品，扩大本企业的产品市场份额。某类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可以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特别是新开发的产品，一般技术含量高，多为高附加值产品。这种新产品投入市场，必然使企业获得高收入，这对企业的成长无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2)产品创新可以维护企业的竞争地位。

一般说来，产品竞争双方都力图通过新产品开发去取得某一特定市场的主导或支配地位。例如，当加拿大的米勒公司推出了LITE啤酒获得成功后，几乎所有的啤酒公司都相继投入了自己的类似产品，参加市场竞争在几个月之内类似LITE的新产品有40多个，但由于米勒公司不断创新产品，结果其他公司都无法取代米勒公司在这一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3)产品创新是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基本手段

当企业发现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或者环境条件改变的时候，预示着企业的现有产品正出现衰退的可能，则必须采取产品创新的方法开发出新产品为企业寻找新的机会。以北美为例，当企业发现城市居居民对酒类的偏好发生改变。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喜欢饮烈性酒时，便争先开发出品类繁多的低度饮料新产品。另外，近些年，在工业市场上由于能源的短缺和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愈加重视，现在很多厂家都把新产品的开发方向放到了高效、低耗、无污染的绿色产品的开发上。由于产品创新适应了市场和环境的变化，因此，也使企业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趋势二：新经济的营销是体验营销

在新经济时代，企业更重视顾客的体验、感觉。企业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将感官、情感、思考、联想、行动五个点作为一种设计思考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地区特性及终端销售环境，展现不同的体验需求。广告做到哪里就说哪里的话，把消费者见物所思、见景生情完全控制在手中，但品牌的整体理念、定位、系统都必须讲究一致性，这样品牌资产才不至于丢失殆尽和受损。如西式的速食龙头麦当劳，为充分掌握时代趋势，近日在国内大玩“体验营销”，特别是近日在广州地铁上推出的新广告，充分将感官的体验呈现而出，以至让人耳目一新。麦当劳在跨入21世纪，就力推“欢乐欢笑每一刻”的品牌形象，一改过去的“欢乐美味，在麦当劳”，“百分之百顾客满意”，以及后来使用的“麦当劳都是为你”等口号，并以“完全用餐经验”重新定位，期望征服顾客的心，在不同的时段，针对不同的顾客群，提供“对口”服务，从而创造一种互动的欢乐气氛，让顾客觉得好玩、有情趣，用体验来达到顾客满意，进而增加顾客重复购买，这也是造成国内外许多小朋友对它情有独钟、忠诚度极高的原因所致。

这次麦当劳推出的广告，在体验营销上玩得更是精彩纷呈，可以说将体验式营销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麦当劳近日推出的这一系列的平面广告：

第一则：在地铁的车门旁，一左一右有两幅广告一模一样，都是一个大的汉堡包，1：3语化的广告语很特别——“张口闭口都是麦当劳”，整张广告简洁明朗，一目了然，卖点很是突出，让人不由不去联想。伴随着地铁门的一开一合，就会让人想到嘴巴一张一合的用餐情景。

第二则：在地铁车里的进口处位置，也有一则广告，广告语也很特别——“想吃只需多走几步”，似乎人人在车内走都是想吃麦当劳。试想，车门一开，谁不往里走呢?

第三则：在地铁车内的对门位置，一包薯条放在广告的一侧，仍是配以醒目的广告语——“站台人多不要紧，薯条越多越开心!，，没错，就连我们在车上挤来挤去，这种滋味，它都知道!，．

第四则：还有一幅贴在车窗上的广告——“越看它越像麦辣鸡翅?一定是你饿了!”，画面上有一块麦辣鸡翅烤得黄亮亮的，很是诱人。看看，这则体验广告替我们把体验都说出来了，绝!

第五则：在地铁座位的上方，原先有一块各站点的指示牌，也被取代成麦当劳的指示牌了，广告语——“站站都想吃”，每一个“站台”都是麦当劳在中国推出的产品．逐个相继标出，并用连线串起，“巨无霸、薯条、麦辣鸡翅、麦乐鸡、麦香猪柳、板烧鸡腿、圆筒冰淇淋、新地、麦辣鸡腿汉堡、汉堡包、开心乐园餐”。

麦当劳一改以往的传播手法，这些在地铁里的广告，放到哪里，就说哪的话，让消费者感受、留下印象，以至产生强烈共鸣。

体验营销是21世纪营销最有力的秘密战斗武器，它与消费者的沟通和互动最有力，谁能牢牢地把握，淮就会讨得消费者的欢心。这种体验式营销的实施，可以让品牌更有竞争力!

趋势三：高科技产品大行其道

高科技是新经济时代营销的基础，新技术革命直接催生了新经济，使新经济成级数增长。在新经济社会中，随着高科技产业化速度的加快，它对新经济的量增效应将由点到面、由面到体，呈放射网络状的态势全面展开。新经济是一种信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是未来主宰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朝阳经济”。随着高科技因素在经济形态中的含量不断提高，经济形态必然会飞跃到以知识技术、智力为主要资源的新经济形态。

电脑、互联网、激光、生物工程、卫星通信等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改变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还改变了传统的市场营销管理体系和原则。全球知名企业咨询专家科克·泰森在他所著的《世纪企业制胜法则》中指出：在20世纪时，科技不断发展，改变更是屡见不鲜，21世纪的改革步调，将呈现前所未有的速度，20世纪末的后20年，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进步，远胜于过去200年的发展。21世纪末的发展，又相当于今日的10倍。可见，未来高科技营销管理将是企业制定市场营销战略的重点。在产品策略的组合方面，高科技所占比重会越来越高。高科技产品在市场总体份额中逐渐超过传统产品的市场比重，出现供应引发需求而不是需求决定供给的现状，源于新产品的问世皆是基于高科技的不断创新。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于传统营销强调的由调查研究市场需求之后而确定供给的模式。

产品日益高科技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加速了产品寿命周期的缩短，同时，由于产品科技含量高，更新换代速度快以及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等原因，加之消费者对高科技产品认识不足和缺乏消费经验，促成高科技市场营销环境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营销人员无法按照常规预测、把握该市场对新产品的需求特性和相关数据。这就是为什么近年高科技行业利润高、风险也高的原由。

显而易见，高科技营销除了注重持续创新，建立专业分工协作体系抵御其风险性经营之外，围绕高科技产品创建相应的服务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服务体系不止是解决客户对高科技产品缺乏了解和购买的后顾之忧，更为必要的是，21世纪的高科技产品竞争最终归结为服务的较量。

总之，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高附加值的产品能够以高价销售，能够在满足顾客的同时，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趋势四：网络世界，连接未来

21世纪人类迅速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商业过程的高度自动化和网络化将市场营销中的分销移植到了互联网，实现真正的虚拟营销。电子商务改变了工业时代传统的、物化的分销体制，企业必须为适应BtOB或BtOC的业务开展在网上建立全新的分销模式。

2003年6、7月间，浙江举办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网上交易会“浙江省工业品网上交易会”，首次尝试将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品交易会相融合。结果，网交会能量惊人，短短一个月吸引参展企业5千多家，参展产品涉及30多个行业2万多种，页面访问量累计达2千多万次，其中国外访问量占14．6％。参展企业共协议成交14．2亿元，当月实际成交量就达到4．57亿元。

随着竞争的激化和复杂、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很多企业已逐渐认识到要保持竞争优势必须改变组织结构，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靠单干保持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走上了战略联盟的道路，营销的重点从交易转至关系，采用关系营销战略，进而又不断地转移到管理独立组织问的战略联盟，企业从交易型营销向网络组织型营销模式转变，企业及其市场环境间的传统外部界线变得日益模糊不清，企业不断开发与供应商、分销商、顾客的战略营销伙伴等网络组织形式，通过网络的开发，网络成员都提供了一种其他成员缺乏的核心能力，网络成员通过高度复杂的信息和决策支持系统相互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价值增值系统，为企业带来优势。

趋势五：速度经营、快速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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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认真学习十七大报告中“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论述。积极宣传中央、省、市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条例，并结合实际制定我区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规定和优惠政策，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把工作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放在为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办实事、办好事上来。围绕企业难以解决的资金、人才、技术等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把部门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等政府承诺行为落到实处。积极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逐步实现服务的市场化、制度化。

2、加强民营经济队伍建设。巩固和加强以乡镇经委建设为重点的民营经济工作队伍建设，坚持每月召开一次乡镇办事处经委主任例会。组织实施市“百千万”培训工程。以落实国家中小企业成长计划、银河培训计划和市“百千万”培训工程为重点，突出抓好中小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中层技术人员、从业人员、民营经济工作人员和创业辅导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民营经济工作队伍的业务水平。帮助企业引进各种科技和管理人才，争取把更多的民营企业纳入国家和省市中小企业成长计划。加快我区中小企业协会建设，建立一支管理过硬的企业家队伍。

3、着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条件，以园区和小企业创业辅导基地为载体，重点抓好农机配件、轴承加工、农副产品加工、钢管制造等主导产业，逐步向“一乡一品”、“几乡一品”规模化方向发展，促其不断扩大规模，形成特色块状格局，主动适应周边区域及国内外市场需求，努力培植具有地方特色，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4、积极推进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以推进国家和省市中小企业成长计划为契机，引导企业管理上水平，技术再创新，产品上档次。在全区规模企业中广泛推进产品、质量、管理认证工作，广泛开展全员效益管理和争创全国、全省名优产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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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是党的优良作风和宝贵传统，是事业不断前进发展的永恒动力。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对我们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讲，关键是要以解放思想为重要突破口，着力破除制约和影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等障碍，把思想解放的成果落实到思路谋划上、方法创新上、作风转变上，进一步提升县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一、推动思想解放，着力解决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工作的力度、发展的速度。我们通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做到“四破四立”：一是在观念上，要破除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得过且过的懒惰思想，树立“奋力赶超、争创一流”的拼搏意识。二是在工作上，要破除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求稳怕乱的保守思想，树立“敢想敢为、敢闯敢干”的进取意识。三是在作风上，要破除眼高手低、抓而不实、抓而不死的飘浮思想，树立“不干则已，干就干出成绩；不抓则已，抓就抓出效果”的实干意识。四是在环境上，要破除患得患失、部门利益至上的本位思想，树立“人人都是环境、事事关系环境”的招商意识。

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县域经济的强力支撑。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撑，产业的竞争力决定着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对宣化县来讲，就是要“发挥三大优势，主攻四大产业”，立足区位、交通、资源优势，坚持矿业抓整合，提高效益；煤化工抓开发，加快进度；机加工抓规模，增加总量；农产品加工抓升级，提升水平，推动支柱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为提高矿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进全县矿业税收实现翻两番、突破2亿元，成为全县最大的经济增长点。

三、加快项目集聚区建设，打造县域经济的发展平台。树立集约化经营理念是现代经济发展内在要求，是优化经济要素配置和降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成本的必然要求。园区是聚集功能优势和各种生产要素，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集约化经营的重要平台。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大力推进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实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四、推进城镇化建设，破解县域经济的发展瓶颈。推进城镇化是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县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宣化县有县无城，我们要把推进城镇化作为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强化经营城镇的理念，通过开放的办法、市场的手段，以产业聚项目，以项目促开发，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为经济跨越发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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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是党的优良作风和宝贵传统，是事业不断前进发展的永恒动力。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对我们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讲，关键是要以解放思想为重要突破口，着力破除制约和影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等障碍，把思想解放的成果落实到思路谋划上、方法创新上、作风转变上，进一步提升县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一、推动思想解放，着力解决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工作的力度、发展的速度。我们通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做到“四破四立”：一是在观念上，要破除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得过且过的懒惰思想，树立“奋力赶超、争创一流”的拼搏意识。二是在工作上，要破除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求稳怕乱的保守思想，树立“敢想敢为、敢闯敢干”的进取意识。三是在作风上，要破除眼高手低、抓而不实、抓而不死的飘浮思想，树立“不干则已，干就干出成绩；不抓则已，抓就抓出效果”的实干意识。四是在环境上，要破除患得患失、部门利益至上的本位思想，树立“人人都是环境、事事关系环境”的招商意识。

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县域经济的强力支撑。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撑，产业的竞争力决定着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对宣化县来讲，就是要“发挥三大优势，主攻四大产业”，立足区位、交通、资源优势，坚持矿业抓整合，提高效益；煤化工抓开发，加快进度；机加工抓规模，增加总量；农产品加工抓升级，提升水平，推动支柱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为提高矿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进全县矿业税收实现翻两番、突破2亿元，成为全县最大的经济增长点。

三、加快项目集聚区建设，打造县域经济的发展平台。树立集约化经营理念是现代经济发展内在要求，是优化经济要素配置和降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成本的必然要求。园区是聚集功能优势和各种生产要素，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集约化经营的重要平台。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大力推进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实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四、推进城镇化建设，破解县域经济的发展瓶颈。推进城镇化是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县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宣化县有县无城，我们要把推进城镇化作为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强化经营城镇的理念，通过开放的办法、市场的手段，以产业聚项目，以项目促开发，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为经济跨越发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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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为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实现奋力崛起提供了强大动力，注入了持久活力。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推进，得益于非公经济政策法规体系的逐步健全，也得益于生产要素流动和沿海产业转移的加快，这些都是促进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利因素。

但是，当前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和不和谐的因素，主要表现在：

观念转变难。对非公经济认识不到位，对推进非公经济发展存在思想顾虑，缺乏大发展、快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思想解放不到位，发展思路不开阔，支持力度不到位，服务意识不到位。少数职能部门对待非公企业管得多帮助少，说得多做的少，没有把非公经济发展真正当作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政策落实难。许多好的政策措施在执行过程中有打折扣和打水漂的现象。2003年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至今仍有多条措施未得到有效落实。2007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全民创业的意见》(以下简称1号文件)下发后，少数地方和部门存在以传达代替贯彻、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缺少具体配套措施，执行不到位。企业家说：“1号文件象春风，春风何时到我家？”文件宣传力度也不够，知晓度很低，根据省工商联发放的调查问卷统计，没有看过1号文件的企业家占44.6%，24.4%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文件。

环境优化难。少数部门收费随意性大，收费标准弹性大，如农产品做一次理化指标检测需2000多元，而且要求一季度测一次；一只压力表只需25-28元，检测费则需50元。少数部门乱检查，同样一种产品，同一个部门层层抽样检查，企业敢怒不敢言。更有少数垄断部门利用特权扰乱市场秩序，如对非公有制企业电力工程指定安装队伍、指定设备、指定品牌，既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又排斥了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

生产要素获取难。资金短缺是头号难题，由于国家信贷规模的压缩和融资渠道的单一，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资金供给严重不足。2007年1-9月份，全省小企业的贷款只占贷款总额的21.79%，不少企业不得已背负沉重的代价进行地下借贷，发展历程十分艰辛。非公有制企业不仅缺乏人才，用工难也十分普遍。据统计，2006年我省企业用工缺口就达到40万人。此外，电力、土地等要素供给与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成为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要实现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务实创新，破除发展难题，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突破：

1、解放思想，在认识上有新突破。进一步冲破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上依然存在的有形和无形的认识障碍，进一步完善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措施，进一步营造关心、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必须充分认识到，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缩小差距的捷径，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安徽崛起的必经之路，从而在加快发展上达成共识。在行动上，凡是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凡是沿海发达地区执行的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措施，我们都要敢于学，敢于用，“不说不能办，只说怎么办”，真正做到“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

2、加强管理，在环境优化上有新突破。要持之以恒地开展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治乱减负工作，突出抓好对乱收、乱罚、乱查现象和不正当竞争的治理与查处。解决执法部门超编问题，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从源头上杜绝乱收乱罚现象。建议由省非公有制经济领导小组牵头，对各行业企业的收费项目进行清理，列出收费清单，不在清单之列的费用，企业可以拒缴。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家评议政府部门工作制度，每年末省政府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家对职能部门进行评议打分，对前3名给予奖励，对连续两年位于后3名的采取相应措施，促使其改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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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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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镇域经济 统筹城乡 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3―0047―01

镇域经济是一个建制镇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个单元，但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镇域经济是县域经济、城市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县域经济的支柱和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龙头，建制镇是农村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日照市镇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经济新常态下，镇域经济发展中也面临新的困难。

1镇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1.1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近年来，我市镇域经济结构虽然有所优化，但总体而言，仍不尽合理，与第二产业发展相比，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方面，近年来三级产业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与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态势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仍然偏高，镇域经济的工业化水平仍然偏低，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不足。镇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县域和市域经济，是日照市经济的薄弱环节。

1.2城镇发展用地与可利用土地资源矛盾突出

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碰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一方面表现为建设用地不足。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建设用地需求越来越大，建设用地与农田保护区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镇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镇域规模小，金融、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服务水平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使镇域在人才、项目引进，产品技术更新、产业升级等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且对资源的集聚能力就小，不仅难以把周边的资源吸引过来，对镇域经济也无法起到辐射作用，使得城镇经济难以繁荣起来，城镇功能的发挥也受到极大影响。镇域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一定的聚集效应。

1.3产业发展与特色乡镇建设仍存差距

城镇发展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尚不紧密，但在与农村经济的联系上比城市要密切得多。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产业发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建设特色乡镇的步伐有所加快，但对比周边发达镇和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一是发展产业思路不清晰。新兴的支柱产业总量仍较小，传统产业仍占相当比例。二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大部分镇域经济发展缺乏主导产业。相当一部分镇工业经济基础薄弱，由于缺乏合理的产业布局，产品缺乏关联性，龙头企业少，产业聚合、盘整资源很有限，产业支撑能力很弱。多数镇企业规模小，工业支柱产业优势不够突出，“专业镇”、骨干企业、名牌和拳头产品少，产品缺乏特色。第三产业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新兴的第三产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1.4村级经济发展不平衡，弱化整体经济发展的能力

镇域经济发展在区域分布上极不平衡，生产力布局不均。在镇域经济中，各村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在镇域发展的初期阶段，资金和人才等往往会被吸引到区域条件较好的村，因为在那些村的发展潜力大，资金投入的回报率高。而这些村往往就成为镇域经济的增长极，它的发展速度会比周边村快，使强村更强。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极（强村）周边地区的发展就会受到增长极（强村）的抑制，从而导致了村级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而村级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就弱化了镇域整体经济能力。且乡镇缺乏资金来源，乡镇资金缺口大，基层财政困难，无力扶持弱村发展，使弱村更弱，形成恶性循环。

2加快镇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思考

镇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基础和支撑，是扩大内需的总抓手，是启动消费的推进器，是统筹城乡的关节点，是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加快发展和壮大镇域经济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日照市镇域经济要在有限的资源配置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不断提升经济竞争力，强化镇域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资源和市场的能力，做强做优镇域经济。

2.1抓好镇域经济发展规划，加快推进城乡区域一体化、农村城镇化

镇村社区建设是镇域经济发展的载体，一个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镇村环境才可能增强磁性效应。抓好小城镇规划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既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是发展镇域经济的必由之路。

2.1.1以规划为先导。小城镇建设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规划的先导作用。一是定位上，立足实际，在搞好发展规划上求突破，要把镇域经济发展目标与本地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目标、产业规模、城镇功能进行规划，要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注意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

2.1.2要把城镇建设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城镇建设与产业发展互为前提：把城镇建设与工业基地建设和发展服务业结合起来，确立自己的产业重点，培育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特色产业。采取积极可行的策略，提升人气、聚集财气，加快镇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1.3积极探索城镇经营的路子。要将城镇规划作为经营城镇的第一资源，积极运用经济的手段，不断提升城镇的发展档次，以城镇建设助推新农村建设。做活小城镇发展文章，坚持“谁建设、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扩大城镇建设资金来源，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强化小城镇建设资金来源，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强化小城镇载体和经济辐射功能，增强发展驱动力。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小城镇的居住、休闲和娱乐等人居功能，经济探索和试行农民的宅基地换住房、土地承包权换保障、合村并居等办法，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集中。

2.2发挥聚集效应，引导二、三产业向建制镇集中

引导二、三产业向建制镇集中，要以民营经济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镇域特色经济主力军的作用。要发展民营经济，壮大私营经济、培育个体经济，使其成为镇域经济的主力军。抓环境，切实放宽对民营资本投资的各种限制，培育有利于民营个体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环境抓引进，积极引进有实力的民营个体资本到乡镇投资创业抓培植，大力兴办加工业项目，鼓励支持农村能人、大学毕业生投资创业抓提高，筛选一批重点新兴产业，实行重点帮扶，促其尽快上规模、上档次，加快提升镇域经济发展水平。

深化招商引资工作，更加关注招商引资效果和园区企业质量，突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指标考核，从土地投入密度、基本建设周期、投产达效时间、上缴税收数额、就业人数和环保等方面，完善项目招引机制，让好项目优先进入。

一是调整优化一二三产业结构，提高三产业比重。稳农兴工活商，深度开发多种经营，开拓性发展工业，全方位发展三产业。二是优化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培植经济发展后劲。种植业向优质化、集约化发展，养殖业向规模化、精品化、工厂化发展，生态林业向观光型、效益型发展。三是合理布局区域经济。以产业项目带动城镇化，初步实现工厂进园区，农民进城镇，即“生产在园区，生活在城镇”，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

2.3实施农业产业转型战略，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按照日照市镇域经济目前的发展现状，应巩固农业基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全面提高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经济素质，是发展镇域经济的永恒主题，继续把农业产业化作为主攻方向，把对接市场、发展特色、建立基地和做强龙头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实施农业转型战略，推进农业产业化。

2.3.1大力发展规模农业产业。根据市场优先、效益优先和突出重点的原则，立足资源优势，继续抓好“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建设，建设片区型农业。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以生产要素集约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的理念发展片区型农业，突出抓好具有日照区域特色优势农业，尽快形成规模适度的优势农产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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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力量，阐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对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提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潜力，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实行市场化的商品流通。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学者，亚当・斯密看到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也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这一认知，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研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关系，必然能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国富论》中的市场理论

1.“看不见的手”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他认为，当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时，都在努力地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时，就在受到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价值规律的指引作用，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去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利益目标。这种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能够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也使用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语，形象的比喻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这个词也就被赋予了经济学的意义，用这个词语，描述人们在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过程中受到的控制力量，进而发生交换机制。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强调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强调个人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自由活动，强调要反对政府的干预，这种理论在二战后，被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学者们普遍认为，市场化的经济调节，能够带来财富的最大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能够自主调和不同利益者之间的关系。

2.劳动分工理论

《国富论》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其理论基础是劳动分工，斯密认为，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还是国家财政的增长，都离不开分工，分工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由于分工带来了经济占有物的不同，进而就需要产生产品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等，他认为，利己主义对交换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物品占有者出让自己的物品的同时，既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又满足了他们的利益需求。斯密认为，人们才能的差异，并不是来自于天赋，而是来自于社会分工的差别，如果没有社会分工，也就没有效率，社会的发展，正是来源于分工所导致的物品占有的差异。这种思想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在过去的发展阶段，不承认社会分工的差异的存在，否认国际分工力量的存在，回避专业化生产的可能性，而分工与专业化的存在，恰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国富论》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1.对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指导作用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从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国家，人均收入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就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斯密所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在进行市场调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弱点和缺陷，这就要求我国能够在市场发挥基础决定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我国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我国采取市场与政府公关调控相结合的方式的正确性，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西方社会所没有预料到的，因此，中国的发展，有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中国的成功，也给处于第三世界的国家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加强社会分工

斯密认为社会分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许多工人的个性的发展，使许多工人成为了生产流水线上的螺丝般的存在。而我国受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的影响，并没有看到分工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我国改革开放事项的前几年，社会分工合作特别是专业化生产成为了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使企业的职能不断细化，分工和专业化越是细化，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就会越高，但是在中国发展的今天，经济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生产的分工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分工的发展对于经济的重要影响，利用国际分工，引进先进技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扭转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出现的被动地位，发展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减少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的出口比例，推进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的改变。

四、小结

亚当・斯密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国如果能够大规模推进对外贸易，参与国际竞争，就能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闭关锁国故步自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下，面对外来经济冲击，能够迅速崛起，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对让西方社会不敢轻视。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贡献作用，也离不开斯密的《国富论》中分工的发展和市场价值规律的应用。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将进一步吸收外国有益理论，并进行自身的理论创新，指导中国经济取得长久的稳定发展，让世界不敢轻视中国。

参考文献：

[1] 龚小刚.书籍与社会：1776―1790年《国富论》在英国的传播[J].历史教学（下半月），2015（08）

[2] 常路彪.交换的产生――浅析《国富论》中对交换的阐述[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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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培训

在2013年8月19日举行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近年来全国各地广泛地不断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相关的制度、机制改革也在逐步深入推行。基于此，本文将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例，从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培训的角度来探索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现状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开始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并充分地认识到其对于促进教师自身发展、对学校学科建设和教育科研发展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长久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是， 教师普遍缺乏专业发展的自身动力。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将主要的工作重点放在提升教学质量，完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等方面。同时，目前已经形成关于教师的相关考核机制中，主要考核的内容也是教学质量、科研贡献等。学校本身对教师专业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且教师自身也未认识到自身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因而造成在专业发展方面积极性不足，动力不足等问题的存在。

二是，教师普遍缺乏足够的时间自我提升。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中，对教师而言其主要任务在于完成相关科研课题项目和完成教学任务。这些几乎占用了他们的所有时间。对于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来讲，即便有追求自身专业发展意愿，也没有时间来参与相关培训来获得专业化的发展。

三是，未形成完善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机制。目前，已有不少少数民族学校认识到了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发展的重要性，并通过举办一些培训活动、课题立项活动等等。但是，目前无论从培训内容、培训形式还是培训时间安排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不足，完善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机制尚未形成。

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培训路径探讨

为促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必须采取符合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实际的培训策略，才能有效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专业成长。

（一）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训机制。具体应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需求调研及机制。学校应定期开展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发展相关培训需求的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制定培训计划，并合理地选择对应的培训教材。

第二，建立高水平的培训基地。通过自主建设或校企合作建立高水平的培训基地，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实践奠定基础。

第三，定期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培训应包括岗前培训与在岗培训、日常培训与骨干培训、一般业务培训与专题培训、脱产半脱产培训与在职培训、学历培训与非学历培训、社会实践与学习考察相结合，逐步建立分层次、分类别、多渠道、多形式、重实效的培训体系。

（二）合理运用新媒体技术，创新教师培训方式

在新形势下，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在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培训时，应注重新媒体技术在培训中的运用。

一方面，要将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中，创新培训方式，使培训方式更加高效。

另一方面，教师应充分借助BBS、博客、微博、微信、QQ空间等记记录培训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想法等等，并可以与其他同行进行深入的交流，从而形成较为浓厚的学术氛围，强化自身专业知识，推动教师专业发展。此外，通过引入新媒体技术，对于培养教师的素养，形成积极情感，进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三）注重提升自身主动性，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

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素质的主动性。具体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应注重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信息技术来实现自我的提升，广泛学习各种利于专业发展的知识与技能。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要注重自身师德的培养，在专业发展得到明显进步的同时，实现道德与素质之间的协调发展，从而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结语

总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是学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也是促进教师自我提升、科学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导航者，也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的落实者。因此，在新形势下，必须正确分析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采取一定的培训策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成长。

参考文献：

[1]贾宗英.新媒体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J].镇江高专学报，2015（01）：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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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人本思想；旅游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旅游已由人民生活的“元素”变为人民生活的“要素”，旅游消费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主体。在新常态经济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旅游经济发展方式，发挥旅游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使旅游业真正成为“人民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因此，梳理和把握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精髓，探寻其对转变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对于实践中实现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转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立足现实的人，关注理想的人，认为人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主体、目的、手段、动力和目标。作为马克思学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阐释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应该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并且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他将“人”放在社会实践的领域中来研究，将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来考察，人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改变客观对象，同时改造并不断完善自身。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对“现实的人”的研究中突破了人和社会的对立，通过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动来研究人的本质。

2、人的本质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体现出的人类本质、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体现出的社会本质以及单个人本身的自我独特性体现出的人的个体本质统一成了人的本质。第一，人的类本质。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价值取向以及对于客体属性规律性的认识所进行的合目的性的活动。他认为，人只有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实践才能发挥和体现出人的各种类特性，从而在根本上体现人与动物的区别。第二，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具体的，要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每个个人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可以看出，人的本质所反映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三，人的个体本质。每个作为个体的人都以其独特的个性存在于类社会群体当中，他们都是类社会群体的一分子，人具有独特性，是具有个性的存在物。

3、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对于个人的发展，马克思主要论述的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每个人的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动力。人不仅具有生理需要，还有社会需要、精神需要等，个体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第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核心，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诸如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体力和智力、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等，实现人的全部能力的提升和协调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第三，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没有人自身的发展，也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能反映人的存在，因为个人的发展离不开与其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社会群体中他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协调统一的。第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表现形式。人的个性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能力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都是为人的个性自由发展而服务的。

二、人本思想与转变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关联

1、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研究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类本质、社会本质和个体本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是有需要的个体，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通过社会实践，创造满足人需要的物质，通过需要的不断满足促进人的发展，以此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极大满足，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满足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第三产业支柱的旅游业，能够在丰富人的阅历、增加体验、获得知识和感悟等方面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转变旅游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使旅游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好的满足人的需要，在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中实现旅游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此，满足“人的需求”成为旅游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