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经济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全球金融经济，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二、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总体上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流动快而劳动力相对不流动趋势下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安全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跨国公司，还不如说取决于本国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须予以限制。而且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商业行销、科研开发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大复合体，是一种时代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柳永明：“论金融霸权”：《经济学家》，1999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科技已成为全球化经济的原动力和基本内核，在当代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较量中，能否在高科技及其产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已是各国竞争的焦点。谁能掌握更多的高新技术主导权，谁就能赢得未来。

篇2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篇3

金融证券化的发展是经济背景下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时,金融证券化的发展已经渐渐代替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证券化的债券的发行的比重日益上升,金融证券化还有流动性、稳定性、安全性，收益性等优势，与贷款的方式比较，金融证券，还有诸多优势，如可转让所有权，降低资产的风险，扩大投资范围，稳定资金的流动性。金融证券化的不仅有这些优势，金融证券化的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效应，会给我国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发展，金融证券化还有最基本的功能。

（一）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资产证券形式的集资规模越来越大，股份持有人也越来越多，这说明我国的股份制会逐渐的发展起来，资产会日益社会化。

（二）任何一种资产的发展都必须发展其规模，经营规模的扩大，能更好的进行融资，在19世纪时，西方国家就是靠着经营规模效应，促进了钢铁，煤炭等制造业的发展，为其发展集中了巨大的资本，证明金融证券化经营规模效应的基本功能。

（三）金融证券化是双向的投资机制，企业与投资人相互选择，淘汰不良的投资人和不善的经营者，反之，经营优秀的企业则会带来巨大的企业效益，这就是金融证券的优胜劣汰。

（四）合理的资源配置是金融证券的又一大基本功能，合理配置资源将会提高有前途的投资者和企业的高效益，增加社会资产的流动性，有利益产业链的调整。

二、金融证券化发展中的问题

金融证券化的迅速发展中，有许多我们要面临的障碍，想要金融证券化更好的发展，我们就应及时的解决这些问题。金融证券化的发展主要供给的资产是金融证券化的主要因素，然而，我国目前供给的资产缺乏，我国的企业主要是以负债资产形式存在，没有任何资产的抵押，缺乏稳定的、长期的资产供给。虽然可以将银行的逾期的房地产作为抵押，但这不能满足我国证券化的发展，这些不良的资产的形成，也难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我国的金融证券化的发展迅速，但缺乏大量投资机构，我国对于用住房抵押债券的这种方式也是不偏向的，住房抵押债权，需要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来源。我国的投资机构有社会养老保险，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这些投资机构在我国现在发展中也是出现了许多限制。我国的证券化的发展还不够完善的地方，国有银行的商业道德风险就是不容忽视，由于是在一个不完全有效的市场，商业银行为了更好的获利，会收取中介费，对客户的信用等级也会下降，如果用户出现信用问题，投资者会对证券失去信心，从而影响整个的金融证券化的稳定和发展。

三、推动我国证券化发展的途径

首先应考虑我国资产的形式，根据国外经验，住房抵押债权是一种很有效推动我国的证券化发展的形势，要发展这种形式，就要有大量的投资机构，我国的商业银行的贷款与其他的住房抵押贷款有收益稳定，风险低等特点，住房抵押的对象经济行为简单直接，受益稳定可靠，有较高的赔偿保障。我国银行抵押住房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形势也比较的单一，时间跨度较大，也是金融证券化的发展的必要因素。我国证券化的中介机构中有一个专门的服务体系，严格制定中介机构的规范，制定严格服务标准，为证券的发行提供畅通的平台，提高市场的信息化。中介服务人员应对证券化的信息的地披露要及时、有效、真实，中介人员的要用规范制定自己的言行，对住房抵押债权的流程要有一个严格的规范标准、条件和措施，以及对违反流程的规章制度，以促进证券化的发展和稳定。

四、结语

篇4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结构；全球投资组合；风险分担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4－0040－08

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他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金融发展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研究金融结构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揭示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通过怎样的渠道和形式从供给者流向需求者以及各种融资渠道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将金融结构定义为金融市场和银行中介在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根据金融市场和银行中介在承担金融体系核心功能方面所占的地位不同区分金融体系类型，即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和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本文中金融结构的划分不是按照融资绝对量的大小，而是根据各国金融市场规模与银行信贷规模之间的比率加以确定，比率高的归为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比率低的归为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这里的金融市场是指组织化的证券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如股票、债券、期货合约和期权合约市场；银行中介是指吸收储蓄存款资金并以自身名义贷给企业等资金需求者的银行等中介机构。

近二三十年以来，各国金融结构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发展迹象十分明显，甚至有学者认为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具有明显优势，将成为全球金融结构发展的共同趋势。那么，各国金融结构是否存在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发展趋势，一存在此种趋势的原因何在，这种趋势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将以经济全球化为视角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一、金融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

经济全球化正不断改变着各国金融结构，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扩大，而银行中介所占的份额相对缩小。下面，我们用一个25个国家组成的样本对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结构变化趋势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参照《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跨国比较》一文中的方法，建立一个金融结构指数，以此来表示各国金融结构的变化趋势，但所选指标与其不同，本文选用4个指标，即股票市值(M)、银行存款(D)、股票交易额(T)、国内私营部门信贷额(P)，作为建立指数的指标。这里用股票市值来代表金融市场规模，因为股票是典型金融市场的风险资产，用银行存款数额代表银行中介规模，这两个指标都是静态指标。用股票交易规模和私营部门信贷规模表示金融市场与银行中介的流量规模。

金融体系越趋于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指数越大；金融体系越趋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指数越小。

我们根据经济总量大小、经济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状况选取25个国家作为样本，样本国家分成3组，A组包括7个主要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德国；B组包括11个20世纪末没有经历严重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新西兰、智利、哥伦比亚、埃及、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秘鲁、南非、阿根廷、巴西，C组包括7个20世纪末经历了严重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选用1988～2004年的国别年度数据，计算各个国家在这一期间的金融结构指数，并考察其变化趋势。

首先分析A组国家金融结构指数变化情况，A组的7个发达国家，1988～2004年期间金融结构指数都有大幅增长，其中增幅较大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过去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德国金融结构指数从最低值0.4增长到最高值1.2，法国从0.2左右增长到2.7，意大利则从0.1，左右增长到2.3的水平。美国的金融结构指数最高，这一方面因为美国以前就是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健全并且是大多数金融创新的发源地，因此其金融结构指数的期初值就较高且增长很快。将A组中原来是银行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韵金融结构指数均值表示在图1中，可以看出在全球化过程中，银行主导型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快速上升，增长了大约5～6倍，而金融市场主导型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增长了1～2倍。这说明在全球化过程中，A组中的银行主导型国家有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市场主导型国家金融结构指数增长相对较少的原因可能是其原来的金融结构指数就已经很高，因此其增长的幅度不大，但其增长的绝对值较大。将A组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均值列出，如图2所示，统计期间金融结构指数均值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到2002年经济周期低谷时，指数仍比90年代初高出1倍以上，反映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金融体系越来越趋于金融市场主导型。

其次，分析B组的情况。B组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在起始时期的金融结构指数都很低，除了个别国家(智利和南非)之外，都在0.5以下，这说明新兴市场国家在开放之前基本上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B组中每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在期末都比期初有了大幅提高，除南非和新西兰之外的国家都提高了数倍。从图3的B组国家金融结构指数均值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国家1998年受到金融动荡影响，金融结构指数下降；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时金融结构指数下降，其他时期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之中，均值从1988年的0.5上升到2004年的2.3，增长4倍多。这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其金融结构越来越趋于以金融市场为主导。

最后，分析C组国家的情况。这一组是20纪90年生严重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多数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在1993～1996年达到高峰，随后在发生危机后的1997～1998年达到低点，然后大多数国家呈现出总体稳定、略有上升的态势(与危机时水平相比)。从C组均值看(如图4所示)，期末的金融结构指数比期初有一定增长，但增长幅度比A组和B组小许多。由于发生了严重金融危机，C组国家金融结构指数的变动趋势较为复杂，危机后除1999年出现明显恢复性增长外，2000年以后又出现下跌走势。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从1992～1996年短短的时间中，金融结构指数增长4～6倍，随之而来的就是金融危机，这可能提示我们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膨胀过快有可能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通过对C组中银行主导型国家与市场主导型国家金融结构指数的比较(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市场主导型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经历了大起大落，期初与期末基本持平，而银行主导型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则增长了一倍左右，而且逐渐接近

市场主导型国家金融结构指数的水平，这也反映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有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变的趋势。

二、金融结构变迁的原因和机理

1．原因　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它使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可以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资产配置。由于全球不同国家金融资产价格相关性较低，根据马科维茨投资组合原理，全球证券投资组合可以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提高金融市场投资的单位风险收益率。这样就打破了金融体系中原有资金配置的均衡，一部分资金从收益低的银行存款流向收益高的金融市场，最终导致金融结构趋于金融市场主导型。

Anusha Chari和Peter Blair Henry(2002)研究了风险分担与资产价格。他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自由化，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时，股价会被重新估值10.4％。因为可投资的股票与本地市场的协方差是与世界市场的协方差的30倍，自由化使可投资股票的系统性风险平均下降3.4个百分点。萧琛(1995)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证券投资组合的战略正在发生变革，对国外证券投资迅速增长，投资组合全球化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收益率。以上情况均说明全球投资组合凸现风险分担优势。加拿大学者艾润则通过对1960～199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认为：资产组合中引入新兴证券市场股票可以提高收益率并降低风险；新兴证券市场收益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收益相关性很低；新兴证券市场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相关关系。Joost Driessen和Luc Laeven(2003)在假设市场无摩擦的情况下采用了62个国家1996―2000年的数据研究全球投资组合收益率与一国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差别，得出结果认为几乎全部国家的投资者都可以从全球化投资组合中获得更高收益率。全球投资组合的夏普指数比各个地区投资组合的夏普指数有明显提高，按年度收益率计算，所有国家投资组合的夏普指数平均值提高0.37。比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夏普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无论使用本币还是美元表示，发展中国家投资者进行全球投资组合的收益(夏普指数增加值)都高于发达国家。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投资者通过持有全球投资组合提高了收益率，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中原有的资金配置均衡就可能被打破，投资者会将一部分资金从银行转移到金融市场，造成银行存款资金流向金融市场的现象，即通常所说的“脱媒”，从而金融结构会越来越趋向于金融市场主导型。

2．机理　如果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动就是投资者不断调整其资产组合、重新配置资产的过程。我们假设银行存款是无风险资产，投向金融市场的资金是投资于一个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并假设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已经给定，这样投资者就面临着将资金在无风险的银行存款和最优风险资产组合之间配置的问题。由于全球投资组合提高了夏普指数，投资者为达到获取最佳风险收益的目标，就要调整其在银行存款和最优风险资产组合之间的资金分配比例。下面借助于资金配置模型来说明投资组合全球化导致银行资金流向金融市场的过程。某一投资组合对投资者的效用可表示为该投资或投资组合的收益和风险的函数，即效用函数：

U=F(r，σ)　(3)

其中，U为投资效用；r为投资的回报水平；σ为投资的风险程度。

对一般投资者而言，回报给投资者带来的是正效用，而风险给投资者带来的是负效用。对效用函数的确立在理论界有许多版本，被金融学者用得最多的则是下面这个效用函数：

U=E(r)-0.005Aσ2 (4)

E(r)和σ2分别代表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A为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指数。一般的投资者都是风险规避者，A为正值，A值越大表明投资者越厌恶风险，因而在函数式中表现为减项。

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可投资的资产。资产的种类包括短期国库券、银行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可转让存单、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等。以F和P分别表示给定的银行存款和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由rf和E(rp)表示银行存款回报率和最优风险资产组合预期回报率，σf)表示最优风险资产组合预期回报率的标准差，即风险；用C表示由银行存款和最优风险资产组成的完全组合，E(rc)和σc广相应表示完全组合的预期回报率和标准差，用y表示投资到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的资金比重。这样我们得到下列完全资产组合的预期回报率及其标准差：

对于给定的投资者风险偏好系数A，利用求导的方法解出下列投资者效用函数取得最大值时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的比重y*，即

解出上式，得出资产优化配置的表达式：

上式表明，投资者投资于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的比重y*与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的收益率rp正相关，而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系数A和风险资产组合的方差，σp负相关。

上面的资产优化配置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全球投资组合提高投资收益导致资金流向金融市场的过程。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后，由于本国投资者可以通过跨国投资分散风险，全球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下降，所以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的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会提高，而无风险资产银行存款的收益率不会有太大变化。另外，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上，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发展大大地降低了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而且一般情况下，机构投资者能够以较低成本进行国际化投资组合，获取更高资产组合收益。这样可以得出在投资者风险偏好系数A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者投资于金融市场的资金比例y*会增大。这说明金融市场开放后，全球投资组合的风险下降，并且伴随着投资者参与成本下降，资金更多地流向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所占比重和地位上升。

三、对金融结构变迁的反思

目前，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金融市场主导型转变逐渐成为发展趋势，众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大多数人都对此给予积极的正面评价，认为在当前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可以提供更多的金融创新工具，更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在肯定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正面作用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客观冷静地看到全球金融体系趋于金融市场主导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银行资金逐渐流向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跨国证券投资迅速增加，全球金融市场趋于一体化。此时，任何一国金融市场上出现意外波动，投资者就会迅速调整其持有的投资组合，从而给全球证券市场带来动荡，进而波及各国的经济安全。

第二，金融市场的繁荣孕育了大量的衍生金融产品，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可能放大经济冲击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递。衍生金融工具通常具有较高的杠杆性，而投机成功与否在于人们对市场价格预测的准确程度，任何对市场价格能够产生冲击的因素都可能通过

衍生工具而放大冲击并迅速传递造成全球系统性风险。

第三，金融市场一体化构成实体经济震荡影响的重要传递渠道。由于金融渠道的传递速度显著超过实体经济渠道的传递速度，实体经济震荡在国际上的传播由于金融市场联系而速度更快、规模更大。金融联系加强导致波及效应，而且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重要，跨国投资者对于相关国家的震荡反应相当强烈，加剧了风险的跨国传递。

金融市场开放本身导致资产价格波动性增大。J.Benson Durham(2000)研究了证券市场开放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检验1986年1月～1994年10月对外开放的12个国家证券市场得出结果认为，市场波动性在开放后的8个月内增加了1.9个百分点。Kim和Wei(1999)专门研究外国机构投资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同基金)在韩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行为。实证研究表明，外国投资者在新兴市场上确实进行正反馈交易，加剧了市场波动，因此跨国投资者成为系统性风险的传导载体，不断放大个别国家的经济波动，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和扩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这些基金进行大量的跨国投资时，这种不稳定性就会在不同国家之间传染，造成不同国家证券市场的共振。例如，由于投资基金大量的跨国投资，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回报率与世界证券市场总体回报率的相关性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很大提高，这一相关性从1991～1994年的0.08增长到1995～1999年的0.19。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在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上所占有的交易份额从1991～1994年的7.7％增长到1995～1999年的20.8％。可以看出，随着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份额的提高，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收益率与世界证券市场总体收益率的相关性越来越强，

篇5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篇6

一、开放的贸易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过去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经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激励下，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全球贸易额在2009年经历约22％的降幅之后，近期也逐步呈现回升势头。例如，2009年四季度德国出口额环比强劲上涨3％，贸易净值为GDP贡献了两个百分点。2010年1月，日本出口同比增加40.9％，其中对亚洲劲增68.1％，当月实现贸易顺差852亿日元。韩国1月份出口同比增长47.1％，创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单月增幅。这一轮全球贸易复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内需大幅增加，拉动了相关经济体的投资品和中间品出口率先回升。今年前两个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64％，其中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增长37％、35％和48％，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的进口还翻了一番，对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出积极效应。这些事实说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开放的贸易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注意到，随着世界经济逐步走出危机底部，各国对国际贸易表示出更大关注。与80年前的大萧条相比，目前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相互关联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上一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全球经济单靠自身实现复苏。如果我们坚持奉行公平、自由、开放的贸易理念，既积极鼓励国内产业发展、做大全球市场“蛋糕”，又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分工，保持国际贸易渠道的便捷和畅通，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全面、持续、平衡发展的轨道。反之，如果一国坚持零和博弈的观点，忽视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依存，就会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如果借此大搞形形的贸易保护，搞不好会重蹈上世纪30年代保护主义泛滥的覆辙，使全球经济面临“二次触底”的危险。

二、理性看待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此广泛和深刻，促使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次危机?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认识。首先，这是世界经济运行周期性调整的结果。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等学者的经济长周期理论，由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引发的经济长周期波动，大致是40～50年时间。到本世纪初，随着全球化制度红利和信息技术革命效应不断递减，世界经济已经到了下行阶段。其次，全球治理结构不完善加剧了经济波动的幅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推动下，国际分工快速发展，商品交换半径越趋扩大，逐渐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和交换网络。在全球治理缺少有效机制的情况下，生产和消费不均衡的矛盾加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第三，金融监管缺失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近年来，在金融创新和投机因素的双重推动下，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快资金流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但更因高杠杆化率而孕育着极大的风险。随着市场内部风险不断累积，爆发系统性危机也就成为必然的事件。

国际上，有舆论将此次危机归结为以贸易收支不平衡为主的全球失衡问题。这是一个相对片面、十分狭义的理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失衡不仅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等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导致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根源是南北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即使从单一的国际收支角度来分析，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以销定产、消费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生产的理论，如果主要消费国政府不能有效保持货币的持续稳定，任由泡沫无节制发展，最终也会导致经济失国际经济合作20lO年第5期衡和危机的发生。

这段时间，个别国家总是把眼光盯着中国的贸易，并寄希望于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个论调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一国本币升值对调节贸易收支的作用有限。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汇率升值约20％，中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升；200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贸易顺差反而大幅下降了34.2％；今年1～2月，中国贸易顺差下降了50％，我个人预计今年3月份中国的贸易甚至可能会出现逆差。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看看历史上德国马克和日元升值后的情况。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与各国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过程。在以中国为节点的国际分工链条上，中国通过初级原材料进口带动相关国家的产业发展；通过大量的中间品进口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创造了贸易顺差；通过资本品、奢侈品和服务贸易进口为发达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还在加工贸易、跨国投资等各个层面，与各国分享着发展与合作的空间。2009年，全球贸易额下降22％、中国出口下降16％、进口下降11.2％。但是，从有关经济体海关数据来看，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土耳其等国对华出口仍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正增长；欧盟、美国对华出口也仅分别下降1.53％和0.22％。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中国经济回升基础仍不牢固，强压一国货币升值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是非理性的选择。

三、全球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回首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历次危机都是进行理论反思、政策调整和实施变革的良机。当前，各国纷纷着眼于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加快推进新产业革命的步伐，努力寻求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的有效突破口，更加注重扩大内需，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也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2009年，中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万亿元人民币，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创1986年以来的最高实际增速，对GDP贡献率达到52.5％。预计今年国内市场规模将达到2万亿美元，远远高于中国的出口总额。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国内紧缺物资的进口，积极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通过扩大服务领域的进一步开放、推动企业“走出去”等途径，加强与各国的互利合作。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将为经济增长释放出一个长期而庞大的内需市场。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是中国的企业法人，它们的产品是“中国制造”产品，将与其他企业共同分享这一巨大的市场机遇。

实现全球经济更加平衡、协调的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此，我想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秉持自由、开放的发展理念。“开放”，既是指一个国家对国际交往和经济合作采取积极推进的态度，也是指政府放宽管制，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过去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国受益总体上大于损失。今后一个时期，各国更应坚定开放信念，积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共同巩固全球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

第二，加快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多哈谈判早日取得公正、平衡的结果，既是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根本路径。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均应着眼长远，拿出更大的诚意和决心，推动实现商品、资本在国际间有规则的自由流动，不断提高全球协调与治理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各国国际竞争力及全球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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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全球化与中国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它对中国的经济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 “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 “羊群效应”和 “交叉感染”EI益显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三、金融全球化视域下国家经济主权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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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开始爆发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复苏。要说明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篇9

关键词:虚拟经济;金融危机;经济虚拟化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5-0116-02

一、虚拟经济概述

虚拟经济是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具体来说,主要指金融系统和房地产业。虚拟经济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出来,其发展受实体经济生产能力的约束,其利润受实体经济利润率的制约。

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虚拟经济的正效应主要体现为在信用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虚拟经济有效地实现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速了资本周转,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负效应则体现为虚拟资本的价格不是由实际资本的价值决定的,而是由预期收入和实际利率决定的,所以经常与实际资本的价值相背离,并越来越呈现出超前发展的趋势。当虚拟经济的发展远远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时,由于其利润来源得不到有效支撑,将很难维持。当虚拟经济的泡沫破裂时,往往因巨大的流动性损失而严重影响实际生产活动的进行。同时,当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时会吸引生产资本的流入,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资金。

虚拟经济与金融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方面,适度规模的虚拟经济促进金融稳定与发展。从微观角度看,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供大量个性化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增强了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拓宽了其服务领域。与此同时,虚拟经济通过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提高金融企业的支付清算能力,节约大量流通费用,并使金融企业的信用创造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提高其规模报酬和盈利能力。从宏观角度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提高各国市场间信息传递和价格反应的能力,提高市场价格对信息反应的灵敏度,满足虚拟经济国际化的需求。同时虚拟经济创造了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使各类投资者不仅能进行多元化资产组合,还能及时调整其组合,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分散或转移风险,增强抵御非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又将影响金融稳定。首先,虚拟经济的剧烈变动会通过价格、预期等在虚拟经济体内迅速传播,放大波动效应。一种证券价格、一个部门或一个市场价格的波动都会导致其他证券、部门、市场的波动。其次,虚拟经济的急剧变动会通过利率、汇率或资产价格的波动迅速传播到实体经济,进而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都是由虚拟经济的恶化引发的实体经济的运行紊乱。再次,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使经济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性。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金融机构一旦破产,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极有可能引起金融市场的波动,市场波动再反作用于机构,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将导致全球的金融危机,直至经济危机。最后,虚拟经济的崩溃导致全球经济体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并极易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二、虚拟经济的发展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全球进入了以浮动汇率制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各国纷纷放松对资本跨国流动的管制,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众多金融衍生产品只需交纳一小部分保证金即可交易,杠杆率极高,买空卖空交易盛行,极大地加剧了金融风险。虚拟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因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产生和资本账户交易的增多而迅速增加,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整个经济呈现出一种“倒三角”的特点,不稳定性大大增加。总体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大致体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全球金融资产急剧膨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的自由化,使得全球银行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金融资产迅速增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全球报告行的资产规模从1990年的7.69万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28万亿美元,增长了3倍多,银行资产的增长率远远大于GDP的增长率。股票市场方面,1999年全球股票市场市值曾经一度超过全球GDP总额,之后因高科技泡沫破裂而大幅缩水。2003年全球经济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股票市场再度膨胀,2006年全球股票市场市值规模达到50.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债券市场亦发展迅速。1991年债券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2005年达到了58.95万亿,15年的时间市场容量增加了2倍多,年增长率约为7.5%①。

第二,金融衍生产品迅猛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品市场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以成交量计算),世界各国交易所2002年上市交易的期货期权达到693.5万亿美元,其中利率衍生品交易量高达626.7万亿美元,股票指数类衍生品达63.9万亿美元,货币衍生品达2.9万亿美元。2007年末,全球衍生品名义价值为630万亿美元,为同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2008年上半年,全球衍生品的名义价值增加到766万亿美元。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极度频繁。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虚拟资产的国际间流动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国际经济关系从传统的贸易和实际投资为主转为以虚拟资产为载体的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例如,外汇市场中,越来越多的外汇交易是为了获取货币流通转换中的价值增值和收益。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2007年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量约2万亿美元,98.5%的交易纯粹以资金流通、盈利和风险规避为目的。巨额的外汇交易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大部分是单一的纯粹的虚拟经济的价值运动。

三、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

虚拟经济的内在特征与运动规律决定了泡沫的不断形成和演化,过度膨胀最终会导致泡沫破裂,进而引起消费、投资和信贷全面萎缩,对金融市场运行造成严重冲击,从而引起虚拟经济的自身危机,典型表现为金融危机。从虚拟经济的视角看,金融危机的成因包括:

第一,金融市场过度开放。金融市场的过度开放,导致虚拟经济的膨胀,若金融体系不健全或监管不到位。很容易引发金融泡沫继而导致金融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美和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金融深化理论的误导,在实体经济系统运行失常、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相继开放金融市场,企图通过金融完全自由化,依靠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偏低,且存在诸多问题,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并导致了一系列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认识不充分,夸大了虚拟经济的正效应。

第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脆弱性是金融体系的固有属性,虚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金融体系脆弱性就越显著,金融风险就越大。虚拟经济固有的虚拟性决定了其蕴含的高风险和运行的不稳健。美国的次贷危机充分证明了虚拟经济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和联动性。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灭,引发了信贷市场的信用危机,然后通过资产价格的变动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市场,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同时,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实体经济的运行也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金融衍生品过度发展。与一般金融资产相比,金融衍生工具具有杠杆比率较高、交易成本较低两个显著特点。所以衍生产品同样具有比一般金融资产更高的风险。在此次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品扮演了重要角色。基于次级贷款形成了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Mortgage Based Securities) 、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Asset Based Commercial Paper) 和债务抵押权益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CDO按照资产池结构不同可以分为贷款抵押权益CLO(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s)和债券抵押权益CBO(Collateralized Bond Obligations) 。同时在大量CDO产品的基础上,设计出了“CDO的CDO”、“CDO 的立方”、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 Default Swap)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具有极高的杠杆率和极其紧密的联系。一种资产价格的变动会以极快的速度传递到其他的资产价格。

第四,政府监管的放松和经济政策的失误。政府宏观经济的失误对虚拟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次贷危机的爆发很大原因是政府自由主义思想泛滥、监管放松导致。美联储在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和“9.11” 事件后,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刺激经济。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25次降息,长时期低利率政策推动了房贷需求和房价上涨。此后,为了避免经济快速增长带来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造成房贷借款人还贷压力增大,结果是某些客户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利息。

参考文献:

[1] 朱民,等.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188-222.

[2] 成思危.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J].管理科学学报,1999,(3).

[3] 肖辉.论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与蔓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篇10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超主权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主权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篇11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超主权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主权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篇12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篇13

关键词：量化宽松 新兴经济体 国际金融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2-0073-79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事件。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的合作如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线索，考察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以及新兴经济体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应对。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来探讨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真正作用。

一、金融危机下发达国家的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

为应对经济危机，尽早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实现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其中，量化宽松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被美国、欧元区、英国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普遍作为最为重要的政策选项而长期持续地大力推行。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量化宽松政策的最主要推行者。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后，美联储先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QE）政策。在2008年10月开始的第一轮QE期间，美联储一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从2010年11月开始，美联储再次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决定至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到2012年9月，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日益放缓的经济增长率，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美联储没有明确第三轮量化宽松的总规模，仅表示每月将购买4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直至实现美国的失业率降低到7%以下以及美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双重目标。仅仅3个月之后，美联储又宣布开启QE4，每月除了继续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外，还将额外购买约450亿美元长期国债。

自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也持续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以防止欧元区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1、启动长期再融资操作计划，以此向金融业提供了近万亿欧元的流动性；2、启动证券市场计划，直接购买超过2千亿欧元的欧元区债务；3、重新将政策基准利率调低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4、调低欧元区的法定准备金率至1%。

独立于欧洲央行之外，但和欧洲央行高度类似，英国央行也先后采取了数轮量化宽松政策。英国央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于2010年2月施行，当时英国央行购买了以英国国债为主的近2000亿英镑资产。其后，英国央行又推出了两轮量化放松，截止到2012年10月底，英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总规模达到了3250亿英镑。此外，英格兰货币政策委员会还宣布将主导利率保持在0.5%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一利率水平还将延续至2013年。

日本实际上是量化宽松政策的最早提出者和实施者。早在2001年3月，为应对国内持续的经济衰退，日本政府就实践了量化宽松政策，并将这一政策持续到2006年3月。2011年福岛大地震后，日本经济更加恶化，日本继续加码量化宽松。在2012年3月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宣布在当前55万亿日元资产购买规模的基础上追加10万亿日元用于购买长期政府债券。2012年9月和10月，日本央行连续两次宣布追加QE规模，使得日本QE总规模达到91万亿日元。在不断扩大的资产购买和信贷计划之外，日本还把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在在0-0.1%不变。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要集体性地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是因为量化宽松政策是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最后可以依托的有力政策选项。虽然量化宽松政策没有取得最优政策效果，未能有效地帮助发达经济体强劲的经济复苏，但不容否认的是，其最低程度的政策目标，即在防止经济陷入衰退和避免经济进一步恶化等方面效果已经基本实现。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数月后，美国的经济即走出了衰退，并且在2010年实现了2.4%的经济增长。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在同年也分别取得了2%、1.8%和4.5%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没有不断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很可能陷入通货紧缩的危险当中。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共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其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的货币都是国际货币。事实上，IMF的特别提款权主要是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这四种货币构成。在IMF的国际储备货币统计中，也不难发现这些经济体的货币程度不一的被其他国家作为重要储备货币。由于有了国际货币的身份，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诸多经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转嫁至其他国家，特别是本国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的新兴经济体身上。

二、量化宽松对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影响

发达经济体制定量化宽松政策的最初动因是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背景下，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仍有关键性影响的前提下，发达经济体旨在促进本国经济稳定以及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量化宽松政策理论上会给新兴经济体经济带来以下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出口稳定。对外出口是拉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而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迄今依然高度依赖发达经济体市场。发达经济体通过量化宽松稳定了国内市场需求，将会因此稳定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其二，外资引入。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新兴经济体吸收的FDI主要也是以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FDI为主，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投资仍然较少。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公开表示，量化宽松政策“不仅有助于加强美国经济复苏，而且通过提振美国的支出和增长，也具有帮助支持全球经济的效果”。

但是，对发达经济体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未必是负责任的，对发达经济体有益的政策也并非必然会对新兴经济体有益。由于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量化宽松政策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现实经济挑战，甚至是政策风险，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治理本国经济的困难，限制了新兴经济体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空间。

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所创造出来的大量流动性无法在其内部被消化，必然外溢出至国际层面，并因此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而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虽然201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处于经济困难当中，对国际大宗商品的消费减少，但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能源产品价格以及金属矿产品价格总体上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势头。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然而，同样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内部主要经济问题是通货紧缩，所以这一问题并不严重，但由于新兴经济体本已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要严峻得多的经济挑战。

第二，“热钱”流动使得新兴经济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难度大为增加。在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复苏相对较快，这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是一种吸引。同时，由于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国际市场上有着大量过剩的资金，这些资金也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有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以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为例，亚太新兴经济体在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期间每季度就新增16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在第二轮量化宽松期间，这些国家每季度新增18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中，大量是以“热钱”的方式存在。热钱的性质决定了其不会长期存在于新兴经济体内部，必然要通过快进快出的方式追求短期利润，这会给新兴经济体维护本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问题。尤其是当大量“热钱”涌入到股票和房地产行业，并进行炒作的时候，会给新兴经济体国内的资产价格带来剧烈波动，引发严重金融问题。

第三，在发达经济体货币超发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拥有的发达国家债权缩水。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使得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总体上出现贬值趋势。由于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均面临债务问题，是全球主要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是债权国，因此发达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客观上使其债务负担减轻，同时导致新兴经济体所拥有的债权受损。特别作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的美国，量化宽松引发的美元贬值会给持有美元资产的投资者带来潜在的巨大损失。截止2012年11月底，在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当中，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分列第一、第四和第八位，总共持有超过1591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此巨量的债权规模下，美元汇率的略微贬值都会给国债持有国带来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量化宽松所发行的大量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存在，长期来看，会给美元汇率带来压力，使得美元贬值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第四，量化宽松政策限制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不但使得新兴经济体更多是依据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步骤来制定本国的货币政策，而且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货币政策制定上的悖论。由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把本国利率压低在1%以下的极低水平，这使得已经步出复苏的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提高利率水平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否则就会产生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利差”效应，带来更多的“热钱”涌入，从而加大本国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被发达经济体绑架，新兴经济体的利率只能在一定的利率范围内浮动。如果不进行政策创新的话，将会降低本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三、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应对及其局限

总体而言，量化宽松政策为新兴经济体带来了金融危机以来金融领域的重大不确定性。虽然其影响尚没有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那样直接，但对新兴经济体也提出了持续的严重挑战。新兴经济体必须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避免遭受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维护本国金融体系以及经济体系的稳定。新兴经济体针对量化宽松政策制定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货币政策。如前所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量化宽松之下受到了较为严重的限制，但即便如此，货币政策仍然是新兴经济体应对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最重要经济手段。新兴经济体必须通过以利率变动为关键的货币政策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当然，货币政策的空间在发达经济体的挤压之下，已经变得非常狭小，这更需要新兴经济体政府的技巧以及智慧，通过利率水平的合理变动来实现政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应对量化宽松绝非简单地提高利率。事实上，从2009年各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至今，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利率呈现出了降低，提高，然后又降低的趋势性变化。新兴经济体力图通过这种利率变化既实现经济增长，又能抑制通货膨胀，压缩“热钱”获利的空间。

其次为汇率政策。新兴经济体也利用本国政府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积极购入美元等货币，通过防止汇率过度升值的方式来抵消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之下，新兴经济体面临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为缓解升值压力，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了稳定本币汇率的政策。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考虑到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停止了进一步人民会汇率改革的步伐，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在6.8左右。巴西货币雷亚尔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这抑制了本国产品的对外出口。巴西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雷亚尔的汇率，减缓其升值的速度。俄罗斯也于2009年实施了卢布“平稳贬值”的汇率政策，希望通过汇率的贬值来实现经济稳定。

最后是资本管制措施。面对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必须依靠资本管制这一措施筑起政策大坝，放缓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很多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新兴经济体也在重新启用资本账户管制。总体上，虽然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无法根本上阻止热钱的跨国境流动，但会通过减少新兴经济体国内与国外金融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避免短期内大量“热钱”集中涌入或者流出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出现，从而为新兴经济体政府提供必要的缓冲时间。在量化宽松期间，泰国、土耳其、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均采取了新一轮的资本控制浪潮。

虽然新兴经济体力图通过上述主要经济政策来妥善应对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从已有的应对效果来看，这些政策由于受到内外因素的牵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外部因素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若干经济政策的制约。这集中体现在汇率政策方面。美国对于主要新兴经济体试图通过稳定汇率来应对量化宽松的政策，均采取了施压态度。例如，进入2011年之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施压，希望借此迫使中国政府进一步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事实上，政府导向的汇率贬值并不带有道德劣势，这是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并且在历史上均采取过的政策，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表现。只是如今在发达国家的指责下，贬值性汇率政策被描述为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此外，发达经济体为推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其他经济政策，也干扰了新兴经济体为应对量化宽松所制定的政策效果。其一，产业政策。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之后普遍制定了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制造业重振战略。这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优势受到削弱，面临着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激烈竞争，从长远看，也导致了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困难加大。其二，贸易政策。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均重视出口在平衡本国经济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明确提出了“五年内出口翻番”的贸易目标，力图到2014年使美国对外出口翻番。为了扩大本国出口，发达经济体还普遍对新兴经济体的产品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些贸易保护主义部分抵消了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努力。

就内部因素而言，新兴经济体在应对量化宽松的过程中突出暴露了国内金融业欠发达这一最大障碍。面对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过多货币，且本国货币不是国际货币的情况，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国内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把外来游资吸收和锁定在本国的金融体系内部，最终只能更多地依靠负面效应可能更大的货币政策以及效果较为受限的汇率政策来加以应对。失去了国内金融市场调节这一重要工具，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既无法充分发挥效用，同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等经济政策风险。

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金融治理

金融危机之后，在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这一问题上，通常的情绪是较为乐观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在金融危机之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发达经济体会更多地和新兴经济体进行政策协调，并通过取得共识的政策来实现共同利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上升，它们的参与保障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公平性；反映新兴经济体崛起的G20提供了多边性的制度平台，能够有效地协调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政策关切。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分别暗合了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四大关键要素：利益认知、政策取向、主体作用以及治理机制。但是，从量化宽松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实际表现来看，上述判断存在可疑之处。

从利益认知来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量化宽松的政策后果上存在重大分歧。发达经济体主张，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拉动经济复苏的有力尝试。由于该政策符合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因此也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但是新兴经济体却认为量化宽松更多的是以发达经济体自身利益为根本导向，很难说真正照顾到了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不仅如此，量化宽松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经济体的危机治理成本转嫁策略，发达经济体通过有意牺牲和损害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利益和金融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两者对于量化宽松的利益认识存在重大差异，对于利益的达成彼此冲突，很难说有着一致的利益。

从政策取向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没有进行良好的政策协调，而是分别以自身经济最优化为起点，各自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些单边政策。具体而言，发达经济体依靠量化宽松政策来解决本国经济问题，新兴经济体也试图通过包括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不利影响。这些政策从单个国家来看，似乎都能发挥效果，但从全球层面来看，由于政策制定缺乏有效的沟通，出现了相互抵消的结果，因此不利于主要经济体通过全球金融治理来实现共同利益。此外，不同的政策取向还引发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争执。新兴经济体指责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损人利己，并试图以包括竞争性汇率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来对冲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不利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同样遭致了发达经济体的批评，认为后者不遵守相应的规则。总体上，量化宽松政策反映并且加深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互不信任，给未来的国际金融治理带来了挑战。

在主体作用方面，新兴经济体已经大规模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过程当中，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主体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参与方面，更体现在治理过程中是不是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量化宽松的实施过程看，发达经济体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可以不必顾及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和感受，几乎不受约束地直接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行超量货币。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实力已经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仍然较为受限，无法影响或者塑造发达经济体执意制定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多的是体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因此只能承受量化宽松的不利政策后果。

在机制建设领域，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也反映了目前仍无有效治理国际金融体系以及监督重大国际金融政策的全球性机制。量化宽松会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被赋予国际金融体系监管作用的IMF却未能对该政策进行事前预警、事中监测和事后控制，基本上处于不应有的缺席状态。被寄予厚望的G20同样如此，除了在若干次会议公报中呼吁发达经济体应制定审慎的货币政策之外，该机构未能提出具体的建议，遑论制定推行实际的措施。

结语

篇14

关键词：金融危机；河北省；实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1－0069-04

2008年下半年，几乎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都受到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也不例外。具体来看，本次金融危机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冲击我国实体经济：第一，外贸途径。由于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总需求下降，加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应抬头，导致我国出口额迅速下降，出口企业由于产能过剩不得不被迫转型或倒闭，直接冲击了我国与出口型企业及其相关的实体经济。第二，投资途径。由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外投资减少甚至抽逃，使部分对外资依赖较强的企业遭遇资金压力，加剧了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第三，汇率途径。受金融危机影响，各主要经济体为减缓本国经济下滑的趋势，竞相采取贬值货币刺激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大国间经济刺激政策博弈的焦点之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迫于其国内压力，采取各种手段要求人民币升值，导致人民币被动升值压力加大，总体上，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向型实体经济、外资依赖比较强的地区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大。因此，首先受到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的地区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其后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其负面影响逐渐向全国各地区扩散。

一、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经济的影响

河北经济对外资和外贸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不仅远低于江、浙、粤等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初期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一方面，早期遭受严重冲击的沿海外向型企业加大开拓国内市场的力度，从而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并且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寻求低廉的要素成本来为其遭受重压的外向型出口产能减压；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期冲击伴随着市场流动性的变化、要素价格的升高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逐渐传递到河北。这对综合竞争力不强的河北企业来说构成巨大压力。一方面，直接受到了同类型沿海外向型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的挤压，另一方面，在同一地区面临沿海外向型企业过剩产能在同质化政策下向中部寻找出路的压力。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冲击可以概括为：“近忧较小，远虑堪忧”八个字。具体来看，金融危机对河北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始阶段

由于河北经济发展对外依赖程度还不够高，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直接冲击还不十分明显，间接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出口困难。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总需求下降导致河北省的出口额下降，但由于河北实体经济总体对外依存度较低，所以，在这一阶段出口贸易下滑对河北实体经济总体影响相对较小，实体经济依然表现出总体向上的态势。据石家庄海关统计：2009年进出口总值完成296.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2.9%，其中出口总值156.9亿美元，下降34.6%，降幅分别比上年收窄0.6和1.4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完成出口28.5亿美元，下降15.4%，降幅比上年收窄6.3个百分点。出口贸易所受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但受到的冲击幅度远小于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实体经济。

2. 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引资困难。长期以来，河北省的发展始终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而近期全省范围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资金短缺更为严重。金融危机的出现，导致国内外流动性骤减，在危机的初期国外投资出现减少甚至抽逃，国内各地区的跨区投资也出现大幅度萎缩，这给河北省的对内对外引资工作带来了困难。2009年前三季度，河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49%，增幅居全国首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8.9%，拉动经济增速5.7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增速为9.6%）。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河北省的引资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要把这些数据放到河北省各地积极推进“三年大变样”以及承接国内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其引资工作仍不容乐观，各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仍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总体上来看，外资以及国内跨区投资不足加剧了河北省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

3.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总需求不振导致钢铁等原材料价格下滑，大大降低了河北省实体经济中支柱产业的盈利能力。同时，由于国家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导致国内粗钢和建筑用钢需求极度萎缩，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以粗钢为主要产品的河北钢铁产业压力颇大。

（二）延伸阶段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纷纷出台各种经济刺激政策，采取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手段，如我国沿海部分有实力的外贸企业在金融危机环境下把发展的重点放到内地，由此也给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压力。

1.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大面积倒闭影响了沿海资本向经济增长的第三极――环渤海区域的转移，而且还同河北省竞争国内投资，给河北省吸引国内资金参与省内建设的构想形成一定的障碍，影响河北省的经济发展。

2. 部分有实力的外向型企业，在外部需求日益趋紧的形势下把目光瞄准国内市场，实施战略转型。由于这些企业积累了相对充裕的资金、成熟的生产技术和高水准的管理水平，使得这些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能力，这些企业的转型直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给河北省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以浙江省为例，2009年，在净出口同比下降22.1%的情况下，浙江经济保持了8.8%的增长速度，这与企业迅速调整了市场结构是分不开的。

（三）复苏前的黑暗阶段（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阶段）

金融危机到底会对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到底会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世界经济到底会在何时见底，到底会在何时走上复苏之路？这一系列问题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可以预见的是――复苏前的黑暗阶段、碳关税条件下的贸易保护、“两反一保”的调查升级以及竞相的货币贬值就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危机末期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在这一阶段，欧美发达国家把保护的重点放到加强其国内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上，以维持其技术优势产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在这一阶段，中国庞大的实体经济的过剩产能所受到的挤压超出人们的预期，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各区域经济间的竞争也会因此而加剧。据美国劳工部称，美国的失业率仍维持在10%的高位。同一阶段公布的欧元区失业率也达到10%。以往经济危机的历史表明，欧美失业率居高不下往往会造成其政府纵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这一阶段，全球以增加社会责任为借口的各种各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逐渐蔓延，为危机中的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不确定性。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在国际贸易保护行动中“首当其冲”受害在所难免，2009年1―4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发起“两反一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

从河北省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河北经济在延伸阶段和复苏前的“黑暗”阶段受到较大的冲击。事实上，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2009―2010年生产总值增速全年为10%左右，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0%和7%左右。这印证了我们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在初期对河北省经济冲击相对较小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河北省经济受直接冲击较小的背后既有经济外向性较低的因素，也有国家大力投资基础建设对河北省钢铁等产业拉动较大的因素。如果全球金融危机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被扼制，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各种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蔓延，将导致河北省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日益恶化，河北省所固有的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竞争力较差、产品科技含量低等劣势将逐渐显现，河北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受到不利影响。

二、河北省应采取的对策

应该看到，当前国家所采取的维持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都是围绕在短期内维持经济以相对较高的速度发展而制定的，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短期政策。这些短期政策措施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河北省在经济发展上已经落后了其他沿海地区，但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调整、缩小差距的机遇，我们必须在国家刺激经济计划的大框架下，结合河北省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经济发展计划，从而使河北经济在下一个经济扩张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河北省应该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在初期对河北实体经济直接冲击较小的宝贵时机，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河北省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提升企业竞争力结合起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努力扩大内需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为渡过金融危机冲击的后期阶段以及实现实体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增长提供保障。具体来看，河北省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发掘新的投资来源

目前来看，河北省能够发掘的新投资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把吸引外资的重心从美、欧、日等地区向外扩展，把单纯吸引发展资金向吸引先进技术转移。比如，可以考虑到资金充裕的中东、拉美等产油国进行定向招商，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发展河北省的石油化工产业，充分利用河北要素价格较低的有利条件，吸引产油国的资金和原油资源到河北省发展石油重化工业；到具有技术优势的欧美发达国家，吸引拥有先进、专有加工技术的中小企业与河北省的低价格要素结合，打造定向产业园区，提高河北省传统行业的技术升级。第二，扩大对内开放力度，吸引沿海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从实体经济退出的大型产业资本到河北省投资，充分展示低要素价格对大型产业资本的影响力。

（二）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升级

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已经到了亟待升级的地步。在其主要支柱产业中，钢铁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为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四分之一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2009年粗钢产能超过了7亿吨，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煤化工、水泥、平板玻璃、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重点发展的产业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过剩。具体来看，实现产业升级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坚决淘汰、转移落后产能；第二，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提升现有产业；第三，发展一批有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虽然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等社会问题会给河北省淘汰落后生产力、实现产业升级带来极大的压力，必须克服当前困难，充分抓住欧美很多大企业由于金融危机不得不放松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及新技术的出口限制这一有利时机，结合河北省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融合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产业升级、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三）增强省内企业的竞争力，积极抢占经济复苏后的国际市场

河北省这次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省企业的竞争力强。金融危机终将过去，国际市场的需求也一定会恢复。由于很多外向型企业元气大伤，对外向性不强的河北省企业而言，这将是一次难得的重新洗牌的机会，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我们就会成为危机过后最早获益的地区。对河北省而言，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一，谋划未来河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要适应人民币货币环境变化所释放出的引导信号，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降低单位出口产品中的资源、能源与廉价劳动力的占比，减少出口品对廉价生产要素的过度依赖，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财政手段鼓励河北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产业技术增加值，引导、鼓励、企业主动增加河北省新兴产业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的进口，使用全球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实现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从贸易方式上看，由于服务贸易对环境与资源的消耗极低，而且贸易条件较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要优越，尤其是高端服务贸易出口环境相对宽松，应该成为河北省对外贸易增长的新动力。

（课题组成员：孙东升、董葆茗、孟萍莉、樊亚宾；

执笔人：孙东升、樊亚宾、孟萍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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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志英，邵惠芳.金融危机对河北省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30）:102-103.

［3］张艳.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启示［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9，（2）: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