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判断标准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金融危机的判断标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金融安全 风险控制 危机预警模型

国家安全始终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家独立、以及现存的基本制度和基本价值观不受破坏（高鸿桢，2005）。从现代意义上看，经济安全也包括其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由于这场危机发生之突然、传播之快速、传播面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纷纷质疑，为什么对金融危机及其预警已做了长期研究的欧美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没有能够事前对这场金融危机作出有效的预测和预警呢？为什么那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这场金融危机也没有能够预先加以防备而束手无策呢？这一方面说明了金融危机预警的确还是一个尚未很好解决的世界难题，另一方面也更加突显出建立完备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是多么迫切的重要任务。

一、国外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financial security early-warning system）在国外的研究中又称为金融危机预警系统或早期预警系统，即early-warning system，简称EWS。伴随着各种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危机影响的日益扩大，对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各国政府、学术界以及各个国际经济组织均十分关注的焦点。尽管各国的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金融危机的成因与机理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由于金融安全的相关研究几乎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而且各个国家背景不同，所研究的时期又有差异，以及各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存在差别，各种影响金融安全因素的作用机制又在不断变化，因此至今在金融安全影响因素的判断、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以及金融安全预警方法等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

对于危机问题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甚至更早的文献，其后的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也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有过详细论述。

马克思将货币危机划分为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危机和独立的货币危机两种类型，并将危机的成因解释为：货币出现时的商品买卖在实践和空间上的分离，导致货币与商品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从而为货币支付危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则以“不确定性”来说明和理解金融危机的出现。他在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认为，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人们一旦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大规模的倒退。

在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危害日益扩大，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得到建立和发展。然而对各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加以统一梳理较为困难。由于金融安全预警本身存在方法悖论，在应用样本上差别较大，使得金融安全预警模型的研究更千差万别。在此可以主要按照事件发展的脉络，对各类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演进作初步的归纳：

以Kaminsky等（1997）的经典论文为界线，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1997年以前和1997年以后两个主要时期。

（一）1997年以前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归纳起来，1997年以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发展主要有两种结构类型：第一种结构的危机预警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危机识别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通过分析各种预警指标在危机发生前后的数量特征，检验其是否存在着被我们捕捉到的异常来事先预警的，其中的预警指标基本来源于相应的理论模型对危机的解释。第二种结构的预警模型则将金融危机事实以潜在的金融危机作为被预警的直接对象，如以货币压力指数EMPI为标准识别的金融危机，通过判断指数波动是否超出相应临界水平进行金融危机识别（贾彦东和张红星，2006a）。此类模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利用新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安全因素进行更准确的分析方面。

（二）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因素分析式模型的改进和拓展。与以前的研究相比，在危机界定方面和指标覆盖范围方面有新的发展，预警模型选用的计量经济工具和统计技术也有了明显的飞跃。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Burkart和Coudert（2000）运用专家评判法进行的危机界定与原有界定的比较研究；Ghosh（2002）引入货币危机深度测评的危机识别方法，对货币危机的界定研究；Zhang（2001）的研究采用了单一指标判断再综合判断的识别方式，即选用汇率、外汇储备、国内利率等变量，认为只要有一个变量超出临界水平则表明发生了危机。

二、国内学者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及应用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学者开始真正重视金融安全方面的研究。从国内看，研究的焦点主要在金融安全理论及其相关方面。目前国内对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很多研究都集中于探讨安全理论与中国安全现状，即对可能造成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对体制变迁下的金融安全变化进行描述，而真正实证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篇2

关键词：日本银行；金融活动指数；编制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3-0037-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3.08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影响使人们再次重视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建立金融危机早期预警系统模型的意义在于，通过定量分析模型找出金融危机发生的条件和能够预测该条件的一组经济金融变量，然后通过监测这一系列可测经济金融变量对金融危机进行早期预警，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确保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地运行。

日本银行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通过选取不同部门的多个指标编制了金融活动指数（Financial Activities Index简称FAIX），以便在早期有效监测金融活动冷热状态，为金融危机的防范提供前瞻性的参考依据。日本银行运用FAIX指数准确地预警到日本平成泡的发展过程，并成功地预测了美国雷曼危机的暴发[1]。

本文在介绍日本银行FAIX指数编制流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运用该方法预警日本平成泡与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前的金融活动状况，并提出了建立日本银行FAIX指数对我国的借鉴。

一、日本银行FAIX指数编制流程

1.选择恰当的相关金融指标

日本银行在金融指标的选取上设定了两个条件：一是指标必须具有理论基础或是被证实可以用来评估金融活动状态，它不仅可以解释过热的经济金融活动，也可以解释过冷的经济金融活动；二是必须能检测到平成泡沫之前的金融活动冷热状态，这样才能可信地用FAIX去预警平成泡之后可能发生的泡或危机。鉴于泡沫或危机存在发展成各种形式的可能性，所有指标都必须符合第一个条件。日本银行认为，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FAIX应是一个能预警金融活动冷热程度的有效工具。

根据上述两个条件，日本银行从100个之前被确定为能够有效评估金融活动冷热状况、目前正在被其他中央银行或国际机构使用的指标中选取了10个指标构成日本银行FAIX，其中包括3个金融部门指标、3个企业和家庭部门指标、2个金融市场指标以及2个其他部门指标。鉴于指标获得了广泛认可，因而可以认为日本银行FAIX具有先验性的可信度。表1是日本银行FAIX指标构成体系。

2.确定金融活动冷热状态的判断标准

确定FAIX指标构成体系后，如何判断金融活动冷热，日本银行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定性标准。中央银行或国际机构普遍认为，当一个特定的金融活动大大高于其稳定的趋势活动水平且这种过热的状况不可持续时，那么它就是过热的，当过热状况出现下行趋势时，这种过热将会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造成一种迅速的过冷反应。相反，一个特定的金融活动大大低于其趋势活动水平且这种过冷的状况不可持续时，那么它就是过冷的，这种减退状态使得金融和实体经济活动效率低下，并且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利益损失。

二是定量标准。人们在金融活动冷热状态的定性标准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但目前如何为这些状态确定一个可量化的明确标准却没有达成一致共识。经权衡各家机构及多位学者的意见，日本银行采纳了Meyer和Bomfirm（2011）有关判断金融活动冷热状况的量化标准，即当一个指标的偏差值高于一个趋势标准差①（即+1）时就认为金融活动过热，当一个指标的趋势值偏差低于一个趋势标准差（即-1）时就认为金融活动过冷。

3.选择相应的技术分析方法

为了从宏观层面评估金融活动的冷热程度，日本银行提出了两种不同但互补的分析方法：热力图法与弹力图法。其中，热力图法是通过对上述单个指标冷热程度的观察确定哪些宏观经济部门过热还是过冷，弹力图法是通过显示过热或过热的指标数量判断过冷或过热蔓延至整个经济的程度。

在技术分析时，衡量金融活动冷热状态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监测时间跨度。对此，日本银行评估金融活动冷热状态时结合长期、中期和短期②等三个不同的时间跨度进行。时间跨度从长期到中期再到短期大致相当于评估重心的转移③，即短期评估的优势在于能更准确的把握冷热状态的变化速度；而中期评估在于能更准确的把握冷热状态的变化程度，以便决策者执行相应的措施阻止之后的过热或过冷趋势；长期评估则由于不受个别指标冷热程度及敏感度的影响，能在更长的时间跨度提高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二、日本银行FAIX运用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平成泡沫和2008年9月的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具有一个共同点①，即在危机前拥有一个过热的金融活动，包括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信贷创造扩张以及市场资金增加等。当过热的金融活动突然回落时，随后一段时间内金融中介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基于这方面经验，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限制金融活动的急剧波动需要了解和掌握早期金融冷热状态，并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

1.平成泡预警检验

在对泡或危机预警时，日本银行采取单个指标检验和综合指标检验相结合的办法。比如在平成泡预警检验时，首先是单个指标检验。日本银行运用样本数据采用单个FAIX检 测了其在平成泡时的反应。结果显示，所选的10个FAIX在平成泡“繁荣”期间的趋势偏差值均超过了一个标准差（+1），表明金融活动过热，预示泡即将破灭。泡后的指标标准差偏离程度均开始下降，直到雷曼倒闭前夕，大部分指标下降超过一个标准差（-1），表明金融活动偏冷，很可能发生金融动荡。最近的水平则表明经济既不过热也不过冷②。

其次是综合指标检验，日本银行采用样本数据运用热力图和弹力图分析。从长期来看，平成泡破裂之前日本所有经济部门的金融活动均是过热的，破裂之后开始下降，最近显示过冷。从中期来看，在早期均能捕捉到冷热状态，而过冷的信号在最近已消失，这说明从长期来看更加合乎现实情况。从短期来看，其捕捉到冷热方向的时间比中期更早，且由于单个指标对冷或热两个方向都很敏感，以致在雷曼冲击之前观察到更多的过热指标数量，在危机后监测到更多的过冷指标数量。这说明，不同时间跨度的指标数据测评结果各有优劣，因而采用不同时段的样本数据进行综合评估显得十分重要。

2.雷曼破产预警检验

在雷曼破产预警检验时，从单个指标来看，2008年雷曼危机爆发之前有4个指标的趋势值低于一个标准差水平，显示出过冷的金融活动。从综合角度看，热力图显示雷曼危机爆发前期金融市场部门显示过热，并且过热现象逐步蔓延至公司和家庭部门，在2008年初期过热迹象开始迅速转冷，并蔓延至金融市场以及其他部门，最终导致金融动荡。弹力图显示2008年雷曼危机爆发前1个指标值过热，而过冷的指标平均高于3个。在综合分析时，雷曼危机爆发前，日本过热的金融活动逐步转向过冷，并且从金融市场部门蔓延至实体经济部门，过冷的金融活动水平使潜在金融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三、日本银行FAIX对我国的启示

构建金融活动指数目的是为了对金融活动是过热还是过冷获得更广泛的程度描述。日本银行在前人研究泡沫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选取了10个最具代表性、被广泛认可的金融指标构成FAIX指数。经测定，FAIX指数既能在平成泡沫“繁荣”时期更广泛的部门监测到过热，也可以在确定的部门监测到过热金融活动所导致的雷曼冲击，达到了预期目的。这表明日本银行FAIX指数的准确性、可信度较高，为日本银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深化以及金融开放的程度加大，今后我国必然会受到国外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影响，因此为避免金融危机对金融部门乃至实体经济甚至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应借鉴日本银行FAIX指数的做法，尽快建立我国的金融泡沫或风险的预警机制[2]。

1.尽快建立金融活动指数，监测金融活动冷热状态

目前我国逆周期调控方式主要以经济活动的冷热为依据进行调控，对不同部门的金融活动冷热状态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为此，建议借鉴日本银行做法，建立我国的FAIX，定期对金融部门和其他部门的金融活动冷热状况进行动态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逆周期调控措施，预防可能发生的经济金融动荡。

2.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联合各职能单位建立评估指标体系

建议中国人民银行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出发，联合各职能部门，选取不同部门的金融指标编制FAIX，并由各职能部门依据指标属性采集相应的数据，建立完整的评估体系。比如，人民银行可在现有的银行家问卷调查中增加银行对企业贷款态度指标，证券监管机构可以提供投资者中股票占比、股票价格等数据，住房与城市建设部门可以提供总租金乘数等数据，统计部门可提供GDP、商业投资以及企业盈利指标等数据。

3.强化评估结果运用，预防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建议我国在逆周期调控中，要以金融活动的冷热为判断依据制定逆周期的政策措施，调整信贷政策导向，完善差额准备金动态调整框架，限制过度的金融产品创新和过度的投机交易行为，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并避免波及实体经济[3]。

4.注重FAIX及判断方法的综合运用，提高泡或危机预警的有效性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泡或危机的表现情况会有所差别，而且FAIX所选取的每个指标、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有可能出现所选指数及方法原来有效而现在失效的情况，并且不同指标的时间跨度有各自评估优势，需要综合考量来评估金融活动状态。

参考文献：

[1]Ishikawa，A，Koichiro，K，Kazutoshi，K. The Financial

Activity Index[D].Japan：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Series，2012.

篇3

邵瑞庆：我认为以下方面值得关注：第一，金融危机的主要影响是对整个市场预期的改变，市场需求大幅萎缩、企业利润严重下滑、整个社会的资金链脆弱甚至已经出现断裂危机，在经济高涨时期被掩盖的一些潜在问题逐渐显现。金融危机下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能力和管理制度上的不完备已被逐渐认识，可以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给管理人员补上了极为重要的一课，也给我国企业改善管理创造了一个契机。

第二，企业在当前的困境下，放缓了招聘员工的步伐，甚至开始削减员工或者降低员工薪酬。尽管如此，本次调查结果仍反映出金融危机对员工心理造成的影响较小，大多数人选择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加强自身的业务素质，存在的危机感而促进了财会人员的素质提高。而且，金融危机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对财会人才素质要求更一步提高，除了传统的财会方面的知识外，需要掌握更多的相关知识，掌握一门或几门外语的财会人才相对来说更具竞争力。

《财会通讯》：从财务或会计工作的角度，通过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得到哪些启示?

邵瑞庆：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反映了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风险意识不强的情况，尽管已经意识到进行财务管理、风险管理的必要性，但在日常工作中仍未因其足够的重视并付诸实践。这给财会工作者敲响了警钟，财会工作者在进行任何工作都应有风险因素这一根弦，危机到来时也能够从容应对。企业应该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优化内部控制环境，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

调查结果也显示了在市场萎缩、竞争加剧的环境了下，企业加强成本管理的重要性。调查中34.26％的受调查者所在行业为制造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支柱，目前金融危机已经蔓延至实体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最主要的手段就应该是加强风险管理，但成本管理也是应对金融危机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企业应优化生产与业务流程，研究探讨成本管理模式，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为在竞争中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

《财会通讯》：金融危机对财会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工作能力提出哪些要求?哪些方面正是当前财会从业人员所欠缺的?

部瑞庆：除了财会专业技能之外，财会人员必须对管理、经济、金融有一定的涉猎，成为综合复用型的人才，并且要具有敏锐的思维。现在财会人员会被要求做一些财务分析，如果所进行的是一种高质量的分析，必然地需要与财会相关的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问题，涉及到的不仅是财会问题，而且是金融监管等一系列问题。我国目前财会人员所欠缺的是金融等与财会相关方面的知识，大多数的财会人员只关注完成技术性的记账、算账、报账任务而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了解较少，这是以后财会教育所必须关注的地方。

由于我国目前财务人员的结构中、初级人才明显过剩，占的基数很大，而高级人才比较稀缺，随着竞争的加剧，中、初级会计人员的就业比较困难。金融危机下凸显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以及具有专业会计资格人才的重要性。那些不仅对数字十分敏感，而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具备应对日趋复杂形势能力和判断决策能力的财会专才，将越来越紧俏，对企业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金融危机中很多企业倒闭了，而生存下来的企业制胜之道，一是有效的管理制度与机制，二是拥有财会专才。现在不少企业业务日趋复杂、供应链越来越长、经营风险越来越大，这就对企业财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财会人员不仅要有精湛的财会专业技能，还要有专业嗅觉和沟通技能等软技能，才能确保企业在战略上取得成功。对于这种财会专才，不仅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非常渴求，就是发达国家也同样十分缺乏。这正是今后我国财会职业教育必须努力的方向。

《财会通讯》：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您认为会给会计理论教育带来什么新内容?

邵瑞庆：本次金融危机对于会计理论教育来说，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会计是一种技艺，在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烙下会计人员的判断痕迹。尽管具有作为会计信息生成标准的会计准则，但会计准则所提供的标准并不是那么好把握。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具有客观性，但已不能满足现实环境下的计量要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全面地引入了作为国际会计计量潮流的公允价值，在经济高涨时期由于谨慎性原则不会受到质疑，但在经济萎缩时期问题就凸现。传统的会计认为，会计特别是财务会计是对已发生的经济交易或事项的一种记录，必须是客观的，但现代会计其确认、计量，包含了对未来的预期。特别是一些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给会计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衍生金融工具是透支、想象、设计未来。而现在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很大，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大。作为本次金融危机起源的次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确定性被放大了，吹嘘未来很好，但未来的事情会计能把握多少?会计如果对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过于乐观，所生成的会计信息必然存在着泡沫。

毋庸置疑。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只能建立在过去有限时间的基础之上，而未来却是无限的，因此想象力可以充分发挥，作为会计信息被披露的资产的规模可以无限膨胀。尽管谨慎性原则与我国习惯的报喜不报忧思想相违背，但在会计信息生成中必须应予以贯彻的。会计对历史交易都小心谨慎，随着时间的推移，要重新进行判断计提准备，对未来怎么能那么乐观呢?因此，在会计理论教育中，不仅应全面地理解与把握会计的思想与原则，更应反思使用公允价值这些会计新概念的积极意义、应用条件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篇4

我不反对金融开放，但对“没有外国人竞争，中国金融监管就会低标准”的判断不敢苟同。金融监管标准是人为制定的，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变的。如果中国的金融安全、金融健康需要一个高标准，那就制定并执行一个高标准。难道没有外国金融机构竞争，中国的金融监管就会弱化？显然不合逻辑。

事实也不支持这样的判断。中国金融开放多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著名商业银行早就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内资银行也早就c它们开始竞争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内资银行还会出现高杠杆、低资产、不良贷款增多的问题？换个角度看，美国金融市场汇集全球6000家金融机构，竞争不激烈吗？监管不标准高吗？为什么还会发生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检讨金融监管的不足？

我们不能把政府监管和市场发育混为一谈。难道不用政府监管，引入外国金融机构竞争就能自然生发出“高标准”？我认为，无论是金融机构内部的自律还是外部约束，其标准的不断提高，都是因为市场失灵或竞争失败，包括今天所出现的高杠杆、低资产和不良率上升问题，不是因为竞争不充分，而是因为“竞争过度+监管放松”所致。

所以我认为，“纵容低标准”不是市场竞争不足，而是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放松金融监管、市场过度竞争的必然产物，它是监管不到位的具体体现。不只是中国，发达国家一样如此。

理论上，市场的过度竞争会导致所有参与者利润不断趋近于零，而生存的本能欲望，极易导致“经营失德”。当所有金融机构都拿不到足够钱去运营的时候，它们必然要冲击监管红线，最基本的行为就是加杠杆，通过放大风险去博取高收益。如果这时候监管机构对这样的行为放松监管，将导致金融自由化，金融风险也必然上升。对此有疑惑的人不妨去看看，中国这几年金融的发展是不是沿着强化竞争、放松监管、引发混乱、加强治理这样的道路在走？

有人美其名曰：这是在试错。我不以为然。因为，这样的历史教训多如牛毛，如此低级的“错”根本不用试，否则社会将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是吗？监管不足的情况下，市场化配置金融资源，把多少金融资源送进了无底洞？过往的教训摆在我们面前，可我们的监管者为什么不做深刻的检讨？反而进一步推进自由化？这着实让人痛心。

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 公允价值 市场

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之后,美国金融形势骤然恶化,世界各大银行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曾被称为“代表未来计量方向”的公允价值,一夜之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因此分析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的关系,寻找危机爆发的主因,以便更好地化解金融危机成为当务之急。

一、公允价值不是金融危机的元凶

会计是对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进行反映,事实在前、反映在后这是无法颠倒的,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不可能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等活动具有防范于未然的能力,而最多只有亡羊补牢的本领。公允价值决不是金融危机的元凶,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可从2008年11月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发表的声明中得到证实,[1]声明列举了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包括追逐高收益、缺乏适度的风险评估和监管缺失;脆弱的保险业标准、不健全的风险管理行为;日益复杂和不透明的金融产品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负债;决策者、机构监管者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并且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市场正在扩大的风险,未能及时实施金融革新或者未能考虑本国监管不力所产生的后果。可见导致金融危机的主因中并没有提及公允价值,这是对以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种肯定。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有:

1. 公允价值计量更支持决策有用观

在现行的经济环境下,有些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与最初确认时发生了很大改变, 如果仍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价值,提供的信息对决策者是没有用的。会计信息最重要的特征是决策有用性,只有对决策人有用的信息才是决策者最关注的,而以公允价值计量,能真实的反映企业价值的提高和有效避免掩饰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2]。例如,当某些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已经大幅下降时,金融机构及其交易人员仍使用历史成本计量,就会误导投资者。因此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能更加透明及时的让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的时务状况。

2. 公允价值计量更支持“配比原则”

配比原则是指收入与成本、费用的配比,在历史成本法下计算利润时, 收入按公允价值计量,费用则按历史成本计量,虽然计量单位都是货币,但计量口径却完全不同。从而出现收益超分配、虚利实亏的现象。而采用公允价值这种现象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收入和成本费用均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经营成果是管理当局真正的经营业绩,从而有利于正确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

3. 公允价值计量面向未来

历史成本属于过去时态,只能用于初始计量并供以后各期进行摊销和分配,不存在后续计量问题,对企业的预测性比较差。而公允价值计量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计量方式,在对一些新的交易活动或事项进行核算时,能为会计信息的全面性与可靠性提供保障。

二、公允价值虽不是金融危机的元凶但也并非无责

虽然G20并未将公允价值列为金融危机的主因,但作为会计界不能因此而置身于危机之外,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公允价值并非完美无缺,它所呈现的也并非资产或负债的真实价值而是价格,而价格肯定会经常背离价值的。当金融危机发生后市场被扭曲,价格与价值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其缺陷表现如下:

1. 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加剧了资产、负债的扩张和收缩速度

公允价值具有顺周期性,即在经济繁荣、资金流动性较强的环境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其价格将不断上涨,此时企业的资产、利润会被高估,由此会促使其信用的过度扩张和财务杠杆的过度使用[3]。伴随着巨大的收益,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将会进一步放大,影响金融机构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而一旦经济不景气市场看空,公允价值计量便会使资产大幅缩水,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严重亏损,从而需要计提减值准备和减少所有者权益,为规避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管理者就会加大对资产的抛售力度,与此同时投资者的信心将会受到打击从而引起恐慌性抛售,造成其价格新一轮下跌。因此,公允价值计量会加剧资产、负债的扩张或收缩速度。

2. 估值风险的存在无法保障公允价值的可靠性

公允价值要求在公平的市场中存在着熟悉情况的双方,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完全充分的竞争市场,在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为此准则规定分三个级次来进行确认即:市价法、类似项目法和估价技术法,具体情况如图1。当存在活跃市场时以市场价格作为其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时参考类似项目确定其价值;当不存在或只有很少的市场价格信息时,则采用估价技术。估价的方法就是借助各种模型,而不同模型及所设置的变量是不相同的,从而使估值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从而产生了估值风险。有研究表明,对于风险特征相似的金融资产,根据不同的假设使用不同的模型,其公允价值及对损益的影响是不可比的,这就无法保障公允价值的可靠性。

三、金融危机对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启示

1. 活跃的市场只是公平市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公允价值的第一层次,是以市场价格作为判断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符合条件的市场进行明确限定,即什么样的市场是公平市场,危机前仅以交易是否活跃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活跃的市场只是公平市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公平市场至少还应包括每一产品都应有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每一项产品和服务都应是同质的,交易双方信息充分对称,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没有成本。

2. 重视特定主体的信息

当活跃的市场已不复存在时,即公允价值计量赖以存在的前提发生崩溃时,要改变基于市场的信息比基于特定主体的信息更可靠的认识,回归到一种更能反映资产实际价值的估价方法[5]。例如,在金融危机下市场流动性不足时,投资者非理性的出售金融产品,造成市场资产价格与价值出现严重偏差时,此时基于市场上的数据往往不能反映出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在这一情况下,利用特定主体的信息得出的公允价值会比利用市场上数据得出的公允价值会更加公允。另外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可能存在不同的符合公平市场条件的价格,为了避免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动机进行选择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此时应由外部独立的资产评估机构于每一会计期间发表某地区公允价值的权威文件作为计量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