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 键 词]契约保障 协商民主 多中心治道

我们知道，休谟、斯密和密尔开创的经典自由主义禁止国家干预经济，并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的角色。弗莱堡的“新自由主义”则更强调和谐的法律结构对保障个人自由和经济过程的重要作用。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市场经济的出发点是自由而非控制，经济活动只要不产生确定的社会危害，就不应受到政府的管制。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政府的消极能动性使问题变得复杂，现代化、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更是如此。因此，尽管在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制度内生于市场交换中，但国家形态的出现有时会阻碍法律系统成为市场的主导治理机制，出现所谓的政府悖论。当然，要解决现代化或后现代化带来的政府、市场矛盾，化解时代悖论，我们不得不从整个社会的生态角度和系统原理出发，以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途径发展市场的理性秩序门阀－承诺契约保障机制、民主的装置－公众有序政治参与和多中心治道的实践形态――合作治理，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一、 经济的逻辑：发展私人治理和第三方治理并重的市场契约保障机制

市场活动的核心是基于个体契约上的交易活动，交易双方都希望从交易中获取较多的利益，但是如果一方采取欺骗等机会主义行为违背原宪法阶段上基于预期或威胁的承诺而形成的契约，交易将是危险的。正是政府和市场基于利益追逐的契约背叛和道德漠视造成了彼此难以化解的矛盾。因此，我们就必须建立某种新的承诺和契约保障机制来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范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以维护市场交易信任和秩序，同时确保各方利益的实现。

具体来说，我们要明确各方利益，建立市场交易的多层治理机制，并独立于政府作用之外。市场活动是在自由契约和承诺信任上进行的，各种保证承诺或契约的正式与非正式机制就是市场交易的治理机制。从政府与私人的角度来看，治理机制分为私人治理机制和国家作为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国家治理机制。私人治理机制包括商业信任、交易者的道德规范、惠顾关系和交易协议等。国家治理机制包括经济管制，行政法治，司法审查等，它是其首要任务保护产权与实施合同的第三方实施机制。为了确保政府与市场的冲突规避和利益牵连下的机制失效或腐败问题，我们应保持两种机制的充分独立，并行不悖。既要有私人治理机制的非制度选择，又要有基于政府行为的正式制度选择。 景跃进就曾指出“这三种权利”之间又必须发生制约的关系，如果它们之间在功能上完全分开，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那样，那么其他的政府部门就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制约”。私人治理机制应发挥主要作用。国家机制只有在个人的有限理性和道德风险出现时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大多数组织以及大多数活动都应外在于“政治”因为他们是非政治的，政治性的“公域”才为政府机制提供了唯一的活动空间。

二、政治的逻辑：建构宪法秩序，践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协商民主

按照拉斯韦尔的界定，政治就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怎样获得什么的过程，那么惯穿其中的权力理应成为政治的核心概念。还如海伍德所说，整个社会都处于政治之中，所有的政治实践经常被视为权力的运作，政府是权力运作的中心。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说应是政府权力运作的一般受体，同时也是权利行使的合法主体。在市场秩序或价值受到政府权力的强势挑战时，处于权力劣势的经济主体有诉诸司法救济的各项权利，所以在二者经常性的权能影响失衡的状态下，权力与权利之间时常发生矛盾。另外，当市场主体的商业性矛盾在市场机制下无法解决时，我们也可以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借助于政府主导下的合法行政程序来解决，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非理性市场行为或消极性的政治冲动。针对以上两种情况，我们有必要践行，尝试协商民主，让公众实现有序政治参与，以协调市场的自由秩序和政府的威权活动之间的矛盾，为市场主体的合理利益诉求提供政治渠道，并通过此种政治装置搭建二者经常性的沟通平台、规范二者的能动性边界，以达成双方互动过程中的某种博弈平衡。

“宪法秩序”和“有序参与”是协商民主的前提条件。宪法秩序要探求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切人都有同等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主体性和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而如此多彩多姿的个性和个别生活又必须在互相承认其它自律人格的对等性的前提下和平共处（这其中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市场）。直接设定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装置是体制的议会。议会的基本原理有二：体现各种各样利益诉表的代表原理以及通过讨论妥协来调整不同利益的参与原理。当这种“代表制”下的“参与”达到一定的覆盖范围和理性程度时也就实现其“有序性”，最后也就构成了“协商民主”。在这样一种政治装置的作用下，方可实现社会主体的有序政治参与，通过某种“程序民主”来弥补其先天的权力劣势和市场等社会机制无法解决的矛盾，从而缓和与政府的非理性冲突，强化双方的理。

三、社会的逻辑：迎接现代化的挑战，走多中心治道

21世纪的现代社会是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到来，各国相继进入了工业化或后工业化阶段。“瓦解的迹象，强劲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技术化以及眼前的就业保障可以释放出推动或携带工业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风暴。自反性现代化正使我们进入了一风险社会。在这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的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这就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秩序正失去其存在的效力。传统的制度绩效几乎越来越近乎于零。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当今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就是这种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的结果或表现。为此，政府必须对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的现状作出结构性回应，以化解风险社会的危机。使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在积极的轨道上进行。

吉登斯强调，“由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官僚等级制的趋势很明显，民主化进程再次与制度的自反性联系到了一起，且明显表现出自治原则”。可见，现今政府要走出后现代化带来的治理困境，我们必须使“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承认多权威中心的重要意义，使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在共治的秩序中发挥某种积极的进步作用”。这种重构现代社会政府与市场行动结构的适应时代趋势和社会特点的治理机制便是“多中心治道”。

“多中心治道”的治理结构形成了“国家―市场―社区”共生的宏观角色功能场域层，同时也存在“公共组织―私人组织―非正式组织”共治的微观组织行动层。只有“多中心治理”模式才能与公共服务的价值和要求相契合，才能在应对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中群策群力，摆脱单一行动的能力限制。同时协调社会各项功能以保证生产力的达成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也是“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社会现实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1] 张千帆:、法治与经济发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5

[2][3] 王小卫:经济学 [M] .上海: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6.6671

[4][5] [美]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 [M] .孙柏英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3

[6][7] 景跃进 张小劲:政治学原理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67,1013

[8] [英]海伍德:政治学 [M] .张立鹏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22

[9] 季卫东:新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9

篇2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先提出，这里风险指的是：“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现代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现代社会风险是围绕“人”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其中包括由于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未知性后果、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的未知变化、社会制度本身缺陷所带来的风险。第二，现代社会风险具有一般风险所有的不可预见性和无法度量性。第三，现代社会风险具呈现全球化和高危化趋势。

（二）风险社会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当高度关注风险预防和治理工作，将其纳入到核心职能当中。如今，巨大的风险可能使得多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亚洲金融危机），政府非常有必要将社会风险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次，政府应当提高对自然、社会风险的预见能力。尽管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是政府作为一国资源和信息的最终掌握者，识别和预警风险并非绝无可能，政府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性评估事项收益和风险的得失。

第三，政府应当具备较强的宏观驾驭能力的同时拥有合作精神。风险的全球性和高扩散性使得一些局部事件可以迅速演化为全国性社危机。政府应当具有强有力的宏调控手段，同时与他国政府、社会力量积极寻求合作，果断而坚决地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第四，制度化风险的存在要求政府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着力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国当下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风险是制度风险，其中主要包括：制度转轨风险；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差距的扩大；信息的流动和控制以及金融危机等。虽然社会风险的防治看起来更依赖于政府的调控，但事实上更加需要畅通的信息沟通，高度的社会合作和公民的自觉配合。

二、风险社会下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困境

结构性失效涉及以国家为中心构建的整个治理结构，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弱，政府无法承担应有的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众安全的功能，更无法保证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种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市场的关系不平衡，甚至僭越了他们的功能，从而诱发了后两者的失效，造成众多的社会问题。

制度性失效一般是指一些现存的规则和安排存在明显的缺陷，无法有效实现其目的甚至具有反作用。表现为：一些某些社会问题没有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存在法律真空，无法有效约束主体行为。或者虽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无法实际实行、取得其应有的效果，存在制度自身不到位；或者已经建立的制度并不适应具体的条件，存在制度的不适应。

政策性失效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现有的政策会因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适应当下的需要，对于任何一项政策或者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都存在失效的可能。

三、风险社会下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策略

政府对于风险社会的治理不可能完全避免严重公共危机的发生，但风险社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又使得政府无法逃避风险社会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应当设法提高风险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来说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包括：

一是要逐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的同时，要足够重视市场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七自身的调节和反馈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反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来讲，市场不单单起着配置的功能，还具有建构经济秩序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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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国家治理角度下的社会治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深化改革的新要求，这说明我国的整体治理已经进入现代化进程，然而从社会治理中还存在的诸多问题就可以看出，我国治理的现代化并不成熟，需要通过不断地完善和创新弥补这一缺陷与漏洞。

1、社会治理进入转型时期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将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变成现如今的市场经济，这也意味着政府和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越来越弱，社会和市场原来的权力逐渐恢复，党和政府通过利用社会的自治能力完成社会治理，因此社会治理的空间正在逐渐扩大，这与政府直接干预社会治理的传统管理模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社会自身的权利和职能被不断还原，我国的社会治理也由此正式进入转型时期。[1]

2、社会治理工作内容不明确

国家很早就提出社会治理格局的总体规划方向，希望能够建立起党和政府、社会与公民之间相互协同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虽然已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国在现阶段的社会治理当中仍然存在工作内容不明确，对社会治理认识不清的情况，首先党和国家对社会本身具有的治理能力存有怀疑，与此同时在社会治理工作内容和工作主题的讨论当中，党和政府进入了一个思想误区，即认为社会治理只有紧紧依靠政府的权利和职能才能得以落实，充分相信社会自治能力成为幻想和泡影。

3、社会治理中参与者角色混乱

在社会治理当中，政府和社会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而现阶段的社会治理当中，政府仍然将自己作为社会管理中的领导者，强调自身对社会管理的绝对管理权力和绝对主动权，所有的社会资源必须通过政府才能进行分配使用，但是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中的关键部分，本身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管理之中并没有得以实际展现，所谓的参与社会管理不过是一种表面形式，政府对社会组织一直处于压制和命令的状态，要求社会组织完全服从政府的命令。[2]

4、社会治理体制缺乏创新

基于国家治理下的社会治理虽然一直提出要创新、要改变，但是就实际结果来看，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社会管理仍然采用传统政府下达行政命令和使用管理手段的传统管理体制，政府拥有绝对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社会组织和公民仍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边缘参与者，另外长期以来使用同一种社会管理工具，这种带有绝对色彩的单向型社会治理体制缺乏新意，由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拥有至高无上的主导权力，因此很多政府职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严重了影响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1、建设和服务并重

只有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双管齐下，才能够切实完成好社会治理工作，社会建设与社会服务能够有效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的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就是建立在社会建设和基本社会公共服务的基础之上，利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为依托和蓝本，把建立良好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公共秩序作为最终目标的管理制度。将社会领域中的各个体制和制度网络紧密连接起来最后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并且通过在该制度体系之中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全面完成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2、政府、市场和社会平衡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能够充分做好政府职能、市场职能和社会职能的统筹安排、平衡协调，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期间想要实现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式入手，这就需要做好政府职能、市场职能和社会职能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社会管理中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把握整体大局，但是政府并不像过去那样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需要适当的进行权利归还和权利转移，充分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和社会的自治能力，在坚持依法治理、强化法治力量和法制思维的前提下，通过宏观调控手段调动市场自身调节功能，平衡各单位之间的经济利益，解决社会中的经济纷争，运用社会自治能力中的道德约束，平衡各组织之间的关系，消解社会矛盾。[3]

3、加大社会组织的影响作用

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之中，社会组织一直听命与政府，缺少自我参与意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是要加大社会组织的影响和作用，需要协调和平衡好社会组织与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关系，这就要求政府需要交还给社会组织其原本具的职能和权力，让社会组织真正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来，比如说社会组织中的各大商会需要脱离政府机构实现独立，特别是需要着重培养社会志愿和公益类组织，通过建立独立的行业协会或慈善组织等完成部分社会治理工作，尤其是国外一些非政府组织不再需要直接与政府打交道，而是交由社会组织进行监督和管理，能够更好地完成其本职工作。

4、正确对待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比如说逐渐加大的贫富差距、不公平的社会分配、政府官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需要用平常的心态和眼光来看待，目前在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对社会矛盾抱有偏见和恐惧，甚至将很多正常的社会组织活动也看做是会影响社会治理的“妖魔化活动”，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任何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现成经验可以使用，这本来就是一项创举，在摸索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矛盾和风险，因此大可不必觉得如临大敌。[4]

篇4

一、抓好油化服务

坚持“四共”方针，全力以赴搞好油化企业生产生活服务。

(一)突出保障4000万吨稳产

重点维护油田产能秩序，严厉打击偷盗油气和电力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整治产能区生产环境，加大违建和占压油气管线建筑拆除力度，消除外在安全隐患；保障油田勘探开采用地，协助做好占地、补偿等相关工作，为产能建设提供强力支持。

(二)服务石化项目顺利推进

大力支持120万吨乙烯改扩建、30万吨聚丙烯二期、千万吨炼油等项目按计划推进，确保年内建成投产。积极协助企业谋划争取“十二五”重点项目，力争在扩大炼油规模、推动石化延伸增值等方面有新进展。

(三)统筹和谐矿区与现代城市同步建设

支持创业大道升级、龙南医院扩建、商厦地区综合改造，促进矿区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更加完善；支持矿区开展综合治理，绿化生产区，美化居住区；支持创业城、石化会战园等居住新区建设和老居住区改造，进一步改善职工生产生活环境。

二、抓好产业项目

深入实施“三百”行动计划，服务企业更好发展做优存量，突出产业项目建设做大增量。新建续建千万元以上产业项目367个。建好“四大基地”和棚室经济为重点的现代农业项目。推进旱田节灌和水田灌区项目，全力建好30个现代农业示范区，新增膜下滴灌和喷灌110万亩。力争粮食增产10％。着力打造四季青温泉果蔬、大同青提、红岗花卉等10个特色基地。加快建设6000吨提子醋等加工项目。大力推进冷链仓储、物流中心、农超对接等服务配套项目，扩大棚室经济综合效益。深入推进养殖方式“三进三退”，新建改建牧场和小区140个，奶牛肉牛集中饲养率提高到70％。全市农业增加值增长15％。建好立市龙头和战略新兴为重点的地方工业项目。加速推进550万吨重油催化热裂解、50万吨C综合利用等在建石化项目，谋划建设聚烯烃、合成橡胶、液态化工等延伸增值项目。拉长石化产业链条；全力推动沃尔沃乘用车生产基地项目尽快形成整车生产能力，跟进引建汽车零部件配套项目：启动建设低碳光伏产业园，同步开工电池切片、光伏组件、光伏发电等全产业链项目，大力推进忠旺铝材、福瑞邦生物制药、三峡风电等项目，带动战略新兴产业更快发展。全市地方工业增加值增长30％以上。建好名企引领和高端业态为重点的服务业项目。坚持“随着城市进程走、迎着生活需求上、围着生产服务抓、跟着深度创意谋”，生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并重，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并举。新建续建服务业项目100个以上。加快建设唐人中心等城市综合体和红星美凯龙、奥特莱斯等高端名店，带动形成城市商业商务和生活服务中心区，在满足市域需求的同时提升域外辐射带动能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0％；加快建设北国之幻城、龙凤湿地公园、阿木塔风情园等旅游项目，引进北京秦龙等旅游企业，高水平办好第五届湿地旅游文化节，旅游总收入增长30％，打造全季、全域、全业和全民旅游的新格局：加快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新华08国际石油资讯中心、黑鱼湖国际艺术村等文体项目，搞好大型场馆运营，推动发展创意设计、演出赛事、文博会展，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30％；加快建设金融产业园区等金融项目，使金融业增加值增长25％：加快建设服务外包产业园，扩大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动漫设计和软件开发等高附加值业务比重，新增服务外包企业30户以上，营业收入突破80亿元。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长20％。建好基础承载和产业关联为重点的园区项目。建好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为重点的科技项目。推动政研校企协同创新，努力增强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促进“原字号”向“产业链”、“粗加工”向“高精尖”升级，建设国家杂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抓好高新区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提升科技园、孵化器、中试平台等功能，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全市转化省级以上科技成果超过100项，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0户，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550亿元。

三、抓好城乡建设

坚持建管并重，进一步夯实市政基础。1.推进新城开发老区改造。2.推进重点工程建设。3.推进新型村镇建设。4.推进生态环境建设。5.加强现代城市管理。

四、抓好民生实事

(一)群众在我们心中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要继续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增加民生方面的专项支出，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好百姓关注的大事、要事、急事、难事，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1.促进教育均衡。顺应群众期盼，努力办人民满意教育。2.促进文化惠民。开展“百湖之春”等文化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3.促进医疗优质。加快推进市妇女儿童医院、市三医院扩建等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改善乡镇和村医疗卫生条件，继续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全面加强“六个对接”，深入推进与国内外名院名医合作，重点建好远程会诊系统，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4.促进保障提标。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性支付比例达到90％和70％以上，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

(二)倾力办好十件民生具体实事

一是幼儿入园。二是市民出行。三是小区环境。四是农民看病。五是大学生和退转军人就业。六是低收入群体住房。七是中小企业融资。八是社会化养老。九是物业供热管理。十是群众文化休闲。

五、抓好社会管理

(一)突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围绕“十类特殊人群”，全面推行“居住证”管理制度。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待遇。

(二)突出重点矛盾防范化解

围绕新形势下容易引发和影响社会安宁的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土地纠纷、文化冲突、违法犯罪、流动人口管理、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社会心态失衡、复杂场所整治、刑释解教人员继续教育等十个方面问题，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推进“百项服务”进社区，全面加强社区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强化互联网安全监管，依法规范网络信息传播。

(三)突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

围绕食品、药品、交通、建筑市场、消防、生产、校园、矿区等“领域”安全，着力增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集中开展饮水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专项治理，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推进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信息化建设，提高智能化监管水平，确保社会平安和谐。

六、抓好改革开放

(一)推进重点改革

以组建文化体育旅游集团为牵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做好县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为切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下放事权、创新审批方式为突破口，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平稳完成新一轮岗位聘用为着力点，深化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二)扩大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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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代西方管理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文化人的假设是现代管理文化的升华。在知识经济时代，也是我国管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人类经济活动中人文精神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强烈，文化这一涵盖社会、涉及人类总体行为的综合性命题，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经济领域的文化意蕴成了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全球范围内，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热”。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以及企业家不得不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思考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一—文化管理成为知识社会管理的需要。

1.管理理论中的人性假设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及其实践均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逻辑前提，如何认识人的本质或本性，是管理学上理论纷争及其发展的本源。从西方管理发展历史来看，对人性认识假设大致经历了古典时期的“完全理性人”假设，泰罗“经济人”假设，梅奥的“社会人”假设，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假设，史克思“复杂人”假设。基于这些假设而产生了X理论，Y理论，超Y理论等多种管理理论。人性假设是对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判断不同，就引申不同的管理思想，现代西方管理学中较为流行的是三种人性假设-一“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在“经济人”看来，多数人天生懒惰，管理就是为完成任务而进行计划、组织、经营、指导、监督，管理的重点是提高生产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必考虑人的感情和道义上的责任。在奖励制度上主要用金钱刺激人的积极性，同时对消极怠工者给予严厉惩罚。

“文化人”理论认为，人的心理与行为由人的价值观等决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员工的价值观，而企业文化与企业所在国家民族文化密不可分。在企业文化运动中，美国人的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日本人则在实践方面更加出色。在“文化人”看来，人是文化的产物，同一生活环境下的人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人格的塑造最核心的是对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的影响。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组织形成自己的独特而稳定的行为模式十分重要，它是自身价值实现及影响社会、作用他人的前提。

“文化人”假设着眼点在于管理模式的建构。威廉·大内考察二战后日本企业发展速度之所以远远超过美国，其原因在于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不同于美国企业，威廉、大内把这种模式称之为z型管理。主要特点是:长期雇佣职工，而不是像美国那样采用短期雇佣方式。缓慢地进行职务晋升。工作任务专门化的程度适中，不主张采用高度专门化的职业设计。对职工采取非正式的管理控制，但应运用十分明确的成绩测评手段。他们思想深处积淀的文化定势始终发挥着潜在的作用，制约着他们的观念和行动。

2、对文化管理的思考

2.1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文化人的假设是现代管理文化的升华纵向地申视西方管理学理论，是从科学走向人文，从科学管理到人文管理到文化管理，总的趋势是管理的软化。理性管理文化与非理性管理文化是管理文化的两个维度。“经济人”代表了理性管理文化，“社会人”代表了非理性管理文化，“文化人”假设符合现代管理对理性和非理性二者统一的要求。

“经济人”假设把金钱看作是主要的手段来促使下属人员努力工作，而且创造一种促使人们只关心个人利益的竞争环境。这对各种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整体上看，这种人性假设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相当大的负面效应。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经济人”假设有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各方面的提高，“经济人”假设的作用也将会越来越小。 与“经济人”假设相比，“社会人”假设意味着不仅要关心人的工作，还要利用物质的、精神的手段调动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但是“社会人”假设还没有把职工看作是有价值观念、有思想、有修养的人，因而难以使职工树立正确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利于充分挖掘职工的潜能，进而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和劳动，管理的绩效也将由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文化人”假设符合现代管理对理性和非理性二者统一的要求。第一，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是从事智力活动的脑力劳动者，都是“文化人”。第二，“文化人”是高度理性和丰富情感的最佳载体。一方面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崇尚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文化修养，崇尚自由和个人价值实现。

“文化人”假设中把人定位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一方面尊重科学，把最新的科技成果用于管理中;另一方面把人类从高技术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克服高新技术带来的价值失落和消极情绪，树立起个人自信和个人价值，找回精神支柱和文化归属。因此，在管理文化中，“文化人”是对“经济人”和“社会人”的辨证整合，也是一种升华。

2.2对知识社会文化管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