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传统文化的特质，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2、历史悠久：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

3、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主要由儒、佛、道三家文化为主流组成。传统文化不仅思想深邃圆融，内容广博；更重要的是，儒家、佛家、道家三家文化，高扬道德，为国人提供了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以及最终的精神归宿。儒家以仁义教化为核心；道学以顺应自然为核心；佛学以慈悲、大爱、解脱为核心，强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篇2

[关键词]传媒文化特质；电影片名；汉译特点

随着间文化交流的增多、盗版影碟的横行和网络的迅速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港台翻译的英美电影。有趣的是，香港、台湾与中国内地虽是同宗同族，但是我们常常体会到两地相互之间翻译习惯的差异，如Dr，Dolittle 2香港翻译为《D老笃日记2》，台湾翻译为《怪医杜立德2》；Desperado港译为《三步杀人曲》，台译为《英雄不流泪》。如1998年获第7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As Good As It Gets成了《猫屎先生》(港)和《爱你在心口难开》(台)；Good Will Hunting成了《骄阳似我》(港)和《心灵捕手》(台)。最近的如本届奥斯卡的大赢家Slumdog Millionaire香港叫《一百万零一夜》，台湾叫《贫民百万富翁》。再如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台湾译作《班杰明的奇幻旅程》，港译《奇幻逆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香港和台湾两地在翻译英美电影片名时产生如此大的差异?

一、电影翻译受到受众群的传媒文化特质的影响

从功能翻译理论来看，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介的有选择性和目的性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语言学和翻译学家Nord提到“人类交际受情境的制约，情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由此看来，电影片名的翻译，跟各地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有效传播性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根据现代传播学理论，“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根据自身的兴趣、需求、广泛的社会经验及文化等因素选择使用大众传媒。个人差异和社会差别是决定媒介影响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主要通过翻译途径实现的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电影必须关注片名作用的受众。受众不同，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译名既然是以本地观众为目标，就必须符合本地观众的欣赏与品味水平，符合整个受众杜群的文化倾向。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内地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香港和台湾两地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由此致使双方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由此看来，两岸不同的传媒文化特质深深地影响了英语电影片名的汉译策略和手段。

二、港台传媒文化特质对比分析

1，香港传媒文化特质

香港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以后清政府被迫将其割让给英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它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一方面，在传媒领域，香港实行英式自由，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香港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提供娱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另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贸易自由港，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根据美国经济学家T.Cowen在《商业文化赞歌》一书中的陈述，商业不仅不是反文化，而是把文化活动(包括文学、音乐、绘画和电影等)推向高峰的原动力。传媒精神与商业精神有着以下的共通性：一是炫耀性共通，传媒是商业最有效和不可或缺的炫耀展示平台，同时亦借商业的力量炫耀自己；二是性共通，传媒着受众的需求，商业力量着消费者的需求。所以，香港的商业文化的繁荣赋予了其更加自由甚至肆无忌惮的传媒空间。所以一说起港式文化，便立即有了跑马文化、饮茶文化、麻雀(将)文化、电视文化、八卦文化、炒楼炒股文化等各式各样文化的同时登台亮相，撩人眼花。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之间，却因为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令学生对两边传统的认识都相当破碎。香港文化一直是处于解构之中，批判性多而建设性少。与之相对应，在文化传媒作品上表现为明显的香港性特质，即商业性、草根性、无父无君性、移民性，还有一点遗民心态。周星驰的无厘头式的幽默在香港百姓中如此受欢迎，本身就有其草根叙事的共鸣在里面，它明显带有非主流、非正统的反精英气质和自发性、非功利的“爱美”(Amateur)性格，一种压抑不住的原创性。他是以小市民所乐见的喜剧形式来表达，呈现出一种原本应是悲剧式反抗的、庶民的胜利。这种风格，是华语文化中所不可复制的一个标本。

2，台湾传媒文化特质

对台湾文化渊源流变的追溯可以看出，台湾文化具有多元性。原住民文化、近代西方海权文化、闽粤文化、日本殖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欧美政治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都是台湾文化的源头，都曾被接纳到台湾文化之中，都对台湾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总的来看，台湾文化仍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仍是中国文化下的一种地方文化。这是因为，台湾的语言、文字、艺术、伦理、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文化“深层结构”，以及饮食习惯、节日习俗、婚丧嫁娶、各种礼仪等“表层结构”，均沿袭中国传统，并未因其他文化的浸染而出现质变。不同于香港的一直处于解构中的文化，台湾传媒文化是先解构而后建构，对传统的继承很多，具有浓厚的古典文学和乡土文学积淀。但同时台湾和香港双方在经贸、交通、旅游、报刊出版、影视制作等领域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革，台湾文化吸纳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元素，内容更为丰富，源自美、日的大众消费文化传入台湾。这种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满足个人感官需要为核心要素的“速食”文化迅速流行起来，蔚为风气。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众传媒上出现了高度娱乐化。

三、港台的电影片名汉译特点对比分析

1，香港传媒文化特质下的电影片名汉译特点

(1)草根性的特质带来的是港译片名大量使用了粤语发音和香港本地方言俗语。如《宝贝小猪唛》(Babe)、《超能塞豆窿》(Baby’s Day Out)、《头奖拍住抢》(Lucky Numbers)等都是用粤语做为片名，明显带有香港制作的烙印，体现出草根、平民文化在香港这个在外人看来很“洋派”的都市的坚忍不拔姿态。又如The Cable Guy译为《线鬼衰人》，The Princess Diaries译为《走佬俏公主》，Scary Movie系列译为《搞乜鬼夺命杂作》，snatch译为《边个够我姜》就是典型的例子。还有更过分的，如Adaptation译为《何必偏偏玩谢我》，Pay It Forward译为《拉阔爱的人》。

(2)商业性的特质使得港译片名带有浓厚的香港庙街电影特色：香艳、暴力。和很多港产电影名一样，港式翻译往往选用那些刺激、煽情的字服做影片名。如Things AreTough All Over译为《糊涂宝贝上错床》，Dr.T＆the Women译为《医尽女人心》；A Night To Remember译为《摄魄》，You’re A Big Boy Now译为《艳侣迷魂》。这样的片名其实和电影故事毫无相关，只能说纯粹是为了商业目的，不择手段来吸引公众的眼球。

(3)移民性与无父无君性的特质产生了以英文“译”英文的奇怪译法。以英文“译”英文是港式译名的一个鲜明特征之一。如The Other Sister译为《爱情DIY》，Tycus泽成《Y2K大毁灭》。DIY最初为计算机术语，意思为自己动手组装，而Y2K就是电脑“千年虫”。香港虽然是英语为官方母语，但我想大多数并不熟悉计算机语言的香港市民看到这样的译名一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样的电影译名恐怕只有香创。

(4)一点点的遗民心态导致港泽中为数不多的改换中国古诗古词做片名。港译片名中偶尔会出现舞文弄墨之态，如将The 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译为《仙乐声飘处处闻》，极具缥缈仙气。此句语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诗中原文为“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被改掉一个字。虽说主要强调动听歌曲、美妙音乐这一市场卖点，但似乎缺乏文艺片片名所特有的雅致。再如根据海明威的名作The sun Also Rises(《太阳照样升起》)改编的同名电影片名译为《妾似朝阳又照君》，显得矫揉造作，晦涩艰深。

2，台湾传媒文化特质下的电影片名汉译特点

(1)浓厚的古典文学积淀产生了台译片名中大量古诗词或文言词的使用或改换。和香港的一点遗民心态下的矫揉造作不同，台湾传媒文化带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积累，在对欧美电影片名的汉译中出现了很多文辞隽永的译名。如pretty woman译为《风月俏佳人》，“风月”二字既点明了片中女主角的社会角色，又显得很雅致，符合文艺爱情片的特点。古典诗词使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电影Lolita在台湾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这个译名出自宋代词人张先和苏轼的一则文坛趣话，张先在80岁时娶了18岁的女子为妾，好友苏轼做一首贺诗调侃：“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这最后一句寓意老夫配少妻、白发对红颜，有一种的艳丽和含蓄。小说描绘的是老鳏夫亨伯特爱上自己年仅13岁的继女洛丽塔的畸恋故事，小说译本的副题就叫“鳏夫忏悔录”。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被用来比喻这个惊世骇俗的畸恋故事。

(2)婉约、细腻的本土文学风格使得台译片名有很强的文艺特质。台湾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一直处于相当兴盛的状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新诗运动在台湾得到继续，其形式、语言、技巧日益成熟，这种婉约、细腻的文学风格也深深地影响到对欧美电影片名的翻译。像对生活片和爱情片名的翻译显出了浓厚的“鸳鸯蝴蝶”味道，如the remains of the day译为《去日留痕》，Howards End译为《此情可问天》，West Side Story译为《梦断城西》，As Good As It Gets译为《爱你在心口难开》，等等。

(3)近年来高度娱乐化的传媒文化带来了台泽片名过度追求“眼球经济”。和早期的台湾翻译界执行的对原名忠实为主，但求无过的电影译名方针截然不同的是，台湾近年来在翻译电影片名方面开始表现出恣意的“自由”和“豪放不羁”。台湾的片商在确定影片译名时，很多时候似乎根本不考虑影片原名和内容，只是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至于这些字眼和原片有无关系，则不予考虑。由此，流行公式也应运而生，如“总动员”系列、“战警”系列、“追缉令”系列、“魔鬼”系列。如阿诺・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译名上构成一个“魔鬼”系列。如《魔鬼复制人》(The 6th Day)、《魔鬼终结者》(The Terminator)、《魔鬼末日》(End ofDays)、《魔鬼司令》(Commando)，就连他的一部喜剧片Kindergarten Cop也被译为《魔鬼孩子王》。

篇3

【关键词】 传统文化；伦理政治观

各派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的含义是什么，看法相左，众说纷纭。但不谋而合的是，大家都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主观性成分，认为政治文化是指政治活动中的价值、情感与态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其杰作《比较政治学》中，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领向。要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含义，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去了解：

首先，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成分，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政治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它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必须注意的是，政治文化虽然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化的简单媾和，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就是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和作用。其次，一方面，政治文化在内容上是关于政治体系的主观性因素的复杂综合；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是通过对个人、集团、民族的政治倾向或态度类型的分析，来研究政治体系的一种新方法，对政治体系的持续与调节发生巨大影响。其三，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具有阶级的和社会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利益的必然反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政治文化概括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体系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感受、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等主观意识的总和，主要包括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 具体而言，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政治认知成分，即一定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和意识，它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部分；二是政治情感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感情、态度，包括热爱、忠诚、怀疑、疏远等情绪；三是政治评价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判断、意见。

阿尔蒙德进而把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地域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期望，更不做出任何努力；第二类是传统依附型（或臣属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施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有所认识，但他们只处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对政治体系持被动态，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治体系，不能主动地把自己的要求输入政治体系；第三类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意识到政治体系的输出部分，而且还要对“输出部分”施加影响，并有较高的政治技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汉，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沿革发展，近代开始衰微。根据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参考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臣属型”政治文化极为相似。无论是它所赖以形成和延续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文化土壤，还是它的本体，都带有浓厚的等级依附色彩，有着极其深刻的臣属型烙印。具体表现为：以君主为中心的单向辐射性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长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依附着家国、君父的各色臣民――士、农、工、商、官，其主体性的普遍沦丧，等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为直接、集中地反映，也最为能动地反作用于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表现出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也最为突出和典型。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响最大。但墨家的影响不出战国，其他三家的思想则相互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中又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居于支配地位，所以人们又常常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称为封建政治文化或儒家政治文化。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加之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着最为发达的传播手段，其他阶层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维方式、社会观、道德观的影响，并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同化。儒家思想以其独立性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构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中，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背景。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钟明善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中做出如下统计：一是“人文主义说”，认为从商周时期早期政治思想产生时起，其基点就是从人事去体察天命，而不是从天命中去体察人事；二是“王权主义说”，认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便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三是“实用理性说”，认为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实用理性”则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主张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四是“不断变化说”，或者叫做“不固定说”，少数学者实际上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理由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这种观点过于偏颇。

客观而言，伦理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是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它适应了伦理型社会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生成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

什么是“伦理”？其本义指事物的条理，如《礼记・乐记》所言：“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来也；理，分也。”后引申为伦理道德之理，亦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又与“伦常”相提并论。“礼”与“仁”是儒家学说两大思想支柱。

所谓“仁”，源出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仁，指一种好品德。孔子将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并把恭、宽、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都纳入“仁”的范畴。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得天下者谓其仁”（《孟子・公孙丑上》）。总之，仁既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又是一种个体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和全面修养的标志，同时从社会而言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国”，是人类最高的社会境界。

所谓“礼”，最初是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周代把礼从形式中区别出来，发展成为一种以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孔子推崇周礼，主张对民“齐之以礼”。汉儒对礼作了进一步论述，认为“礼者，理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到宋明时，礼学更成为理学的范畴，如《直讲先生文集・礼论第一》言道：“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曰仁，曰义，曰信，礼之别名也”。总之，礼既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又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即以血缘为根基、以等级为特征的统治体系。

篇4

【关键词】特权文化；私法审判；制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117-01

一、探源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

周礼将“刑不上大夫”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提出了“八辟之法”，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①也就是说，凡是属于以上述八种人犯罪，不得直接处刑，而需经过特殊的“议”才能定罪科刑。

然而战国时期法家并不承认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商鞅变法时还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处以极刑，韩非子明确提出，“法不阿贵”不过先秦法家的这种“刑无等级”的主张并没有真正废除刑法上的特权，他们只是以此废除旧贵族的特权，同时确定新贵族的特权，从赎刑的出现便可看出。秦汉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奉行先秦法家“刑无等级”的主张，贵族官僚在刑法上拥有较小的特权。随着“立法合一”的进一步发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作为一项治国的刑法原则被确定下来，其主旨及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善，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古代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贵族官僚刑法特权制度缘起于西周，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隋唐。曹魏政权制定新律时，为了笼络官僚贵族集团，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以周礼所规定的“八辟”之法为基础，首次将“八议”制度正式写入法典，使官僚贵族的司法特权逐渐法律化制度化。“八议”入律，使一部分贵族官僚取得了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司法特权，充分体现了同罪异罚的贵贱尊卑等级秩序。此后历代政权在法典中基本保留了“八议”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前后沿用一千六百八十余年，直到清末修律才正式废止。“上请”制度，源自于汉朝，指贵族官僚犯罪后，一般司法官员无权审理，须通过廷尉直接上奏皇帝进行请示，由皇帝根据犯罪者与皇室关系的远近亲疏、官职功劳的高低大小，决定刑罚减免与否的制度。由于身份和官品、爵位等级不同，所享受特权的范围也不一样，这突出反映了封建法律所具有的公开不平等的特性。在北魏及南陈时期，出现了官吏犯罪可用官爵抵罪的“官当”制度。所谓“官当”，指一定范围的官僚违法犯罪后，允许他们以其官职折抵罪责，折当徒刑。自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以来，它一直为隋唐宋等各代政权沿袭，直到元代。总之，中国历史发展到唐朝时，统治者以议、请、减、赎，以及官当等多种方式，将贵族官僚的特权法律化、制度化，使他们享有的特权更加广泛、更加系统，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刑法的特权法性质。②

二、统治阶级赋予贵族官僚刑法特权的必要性

首先，官僚贵族的刑法特权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法律的基本特征，阶级社会中的法律最本质的意义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自夏启改禅让制为世袭制后，维护世袭的君主专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最高宗旨。即使是一个勤勉的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不可能事必躬亲，他需要百官去服从旨意，执行命令。为了巩固其最高统治地位，更好地管理这个国家，必然需要一套政治体制，而这个政治体系运行的关键则在于官吏。

再者，官僚贵族的刑法特权符合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思想。每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思想渊源，法律制度作为一种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封建等级社会的政治制度，无处不体现着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宗法关系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的纽带，各种社会制度的制定与运行都以此为基础，宗法观念将人分为士农工商等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人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享有各自的权利，并相应地承担各自的义务，各个等级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不能逾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一社会思想自然会使官僚们享有一定范围的专属权利。

最后，官僚贵族的刑法特权还在于对官职概念特殊理解。官职本来只是一种行政职务，而官吏也只是从事行政工作的人而已，在中国古代社会，官职被理解成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有此身份的人，一般被成为“士”。“士”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社会阶层，他们是次于君主贵族的统治阶级组成部分。“士”在取得官职的同时，也取得了与官职相应的身份，拿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来说，犯罪的官吏丧失的只是行使一定职权的权力，官吏的身份仍然存在，去职后仍可以享受特权。这也是中国官本位思想的根源所在。

三、刑法特权消亡的必然性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权思想与当时社会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主流意识是一致的，巩固维护了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然而，阶级特权对古代司法审判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法律作为社会行为规范，是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准则，是评判是非对错的准绳，而法律的有选择性地执行，严重破坏了法律权威的统一性。特权思想的泛滥，严重破坏了司法审判应有的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八议”“官当”这些贵族刑法特权，使官僚贵族因拥有特殊的身份而逃避法律的惩处，严重地破坏了法律本身应有的内在价值，集中反映了封建法治的不平等性。随着民主、法治思想被人们所熟识和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谁想再要凌驾于法律之上，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特权法律现象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在维护阶级统治、调和社会利益冲突、确保社会稳定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一种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其根基的情势或者自身内部盾发生了质的变化时，这种传统如不能改变以适应新的情势则将走向消亡。

注释：

篇5

关键词：体育课程 地方特色体育文化 传承

一、通过中小学体育课程实现地方体育文化传承的必要性

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具有修身养性、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等价值，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等领域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同时，还有继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繁荣发展的重要意义。

地方特色体育文化是相对于流行于全世界或整个国家的体育文化，仅仅存在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因此，体育文化，特别是地方体育文化的挖掘整理、学习传承、发展创新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都必须通过中小学体育课程来逐渐渗透，即结合地方特色和学校实际开发体育校本课程，其意义主要在于：

1.有利于充分注意经济文化类型差异。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出，学校课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课程目标忽视“经济文化类型差异”。事实上，我们国家因地域辽阔，再加之民族众多，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和文化差异，即使是在同一地区，乃至同一城市的不同学校之间，往往也存在着方方面面的不同。这种差异会使得同一门课程的实施必须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充分结合各地区和各学校的差异，鼓励各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开发校本课程，无疑是最有利的选择。

2.有助于学校与社区沟通的加强。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区居民的健身意识也普遍增强，但学校与社区之间在体育文化方面的交流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一方面来自学校场地向社区开放，另一方面在于学校体育课程内容无法与社区居民顺利接轨，简言之，就是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与社区体育文化不兼容。若能在学校体育教学中，通过结合地方体育文化特色进行校本体育课程开发，在教学中加入本地居民普遍从事的地方特色体育运动项目，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

3.有利于地方传统特色体育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地方传统特色体育文化具有封闭性和相对静态性，这使得地方传统文化向外扩张的能力相对较差，同时又更为易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如果能够通过一定程度的开发与合理利用，使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走进校园，为青少年儿童所习得并接受，这种文化必将能够较好地传承下去，并有可能得以发展和振兴。

4.有利于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通过中小学体育课程中地方特色体育项目的引入，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地方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色得以保持，从而增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最大限度地保证体育文化间的沟通、碰撞、融合的普遍化和经常化，这也是维持体育文化生态平衡与稳定、发展与繁荣的先决条件。

二、中小学体育课程传承地方特色传统体育文化作用的发挥现状分析

我们在对15所被选取的学校进行调查后发现，无一例外地以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为体育课程的主要内容，课上辅以游戏。在被调查学校中没有一所在体育教学中加入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传统体育内容。

主要原因是：

1.认识不足。在所有被调查学校中，除了两所学校在体育教学中增加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外，其他学校全是以田径和篮、排、足、乒、羽等球类项目为主要教学内容。学校领导和老师们普遍认为上述项目才是“正宗”，民族传统体育难登大雅之堂，就更别说土得掉渣的本地体育文化了。而且学生们绝大多数生于此长于此，对于本地体育文化的兴趣不高，在学校开设地方特色体育项目可行性差。

2.课程资源开发不够。本地体育文化由于其形式不一定适合学校体育教学需要，有的可能是难度大，或对抗性太强，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大，如果不对其加以改造根本不适于课堂教学，尤其是小学体育课教学。若要通过中小学体育课程对此类地方特色体育文化加以继承与发扬，开发和改造就成为必需。然而这种费力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做。在研究小组对被调查单位的体育教师进行走访时，大家一致称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与打算。

3.地方特色传统体育文化普及程度低，推广难度大。地方特色体育文化因其相对静态性和封闭性，虽然使其存续成为可能，但也严重影响了其普及与推广，从而也就造成了研习群体小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少年儿童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社会流行、认同度高、普及范围广的体育运动项目。由于这种原因，也就使得地方特色体育文化进校园出现了困难。

4.地方特色体育文化推广普及投入不足。这里所称的投入不仅仅是经费的投入，更包括设施、精力的投入和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调查中发现，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未在体育校本课程方面做出相关的明确规定，甚至连指导性的条文也没有。因此学校和相关教师缺乏主动意识，从未考试过要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本地体育文化纳入体育教学之中，从而为传承和光大地方体育文化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结论及建议

1.结论：鼓励各学校充分结合本地区和自身的具体特点开发校本体育课程，将本地特色体育文化纳入校本体育课程中来，不仅有助于较好解决地区及校际差异给体育课程实施带来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学校与社区沟通的加强，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有利于地方传统特色体育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还能促进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但在这方面，学校的实践中还存在中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1）认识不足。根据调查，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普通教师和学生，均把奥运项目视为“正宗”，很少关注本地特色体育文化；（2）不重视课程资源开发；（3）地方特色体育文化推广普及投入不足。

2.建议：（1）开展竞赛活动以保障地方特色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各地方教育、文体管理部门应在地方运动会上下功夫，增加本地特色体育项目，通过竞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熟悉本地特色体育文化，从而带动更多的人从事这类运动，建立地方特色体育文化立足和发展的基础；其次是在学校的课外活动中举行涉及地方特色体育文化的体育竞赛活动，把这种特色体育运动项目引入校园，让更多的学生加入进来，建设一支能够将本地特色体育文化传承下去的后备力量。

（2）鼓励学校体育教师开发相关的校本体育课程。要保证地方特色传统体育文化走入校园，发挥其娱乐、育人的功能，首要任务是要将其开发、改造成适合教学需要的内容、材料，这项工作无疑要由体育教师来完成。地方教育文体主管部门应通过相应的奖励机制，鼓励体育教师通过合作来实现地方体统体育文化的教材化，从而促进本地特色体育文化的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