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档案学的理解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对档案学的理解，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血站；档案；管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4.123

[中图分类号]R19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4-0-01

在我国献血事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血站业务也呈现上升趋势，对血站档案管理的要求也与日俱增，血站档案管理的重要性愈加突出。近年来，血站以无偿献血为方向，以血液质量为核心开展工作，血站管理逐渐精细化，档案管理工作已经提上日程。但在血站档案管理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阻碍了血站的正常发展。笔者对血站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1 血站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对血站档案管理不重视

血站对档案管理不重视，表现在档案管理工作没能与血站发展同步规划，在血站规划发展中，只是提及血站发展规模、人员配置、技术水平、设备等，但还未将档案管理纳入血站规划，导致血站档案管理工作没能获得战略性支持。同时，血站管理层对档案管理工作的不重视，使血液在采供及临床使用过程中，其档案缺乏必要的审批，移交接档案手续不严格，管理人员把关不严格。一些工作人员不重视档案工作，只重视自身专业工作，忽视了档案归纳、分类、保存，甚至有的血站因档案管理不善，在发生输血纠纷时因未能及时拿到档案证据，导致血站败诉。

1.2 血站档案管理制度不完善

血站因历史原因和自身发展局限性，导致血站领导不重视档案管理工作，认为血站档案管理可有可无，无足轻重。有的血站已经成立多年，档案管理工作才刚刚起步，甚至有的血站档案管理制度不完善，导致血站在发生输血纠纷后，因无法追溯原始档案证据而败诉，遭受巨大损失。血站管理人员在遭受档案毁损巨大代价后，才开始意识到档案管理的重要性，这使血站档案资源二次开发利用严重不足。同时，血站档案管理历来是重“藏”轻“用”，血站对收集、整理、归纳、保存档案缺少宣传，使血站档案使用效率很低，导致血站档案管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3 血站档案信息化程度低

在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血站档案呈现出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两种形式，因此，在血站档案管理中需要“双管齐下”。但是，目前多数血站档案信息化程度还较低，在档案信息系统及硬件方面的资金不足，未能创建血站档案信息化环境，使电子档案没能良好的现代化环境。同时，血站档案库房面积有限，难以满足血站日益增加的业务量发展需求，血站档案管理硬件设施不足，信息化程度较低，严重阻碍了血站档案现代化管理发展，导致很多血站档案管理工作仍然停留在纸质档案管理水平。

2 血站档案管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2.1 重视血站档案管理工作

血站全体工作人员，都应重视血站档案管理工作，血站的管理层应大力宣传血站档案管理的作用及意义，指出血站档案是血站医疗纠纷的科学依据，是血站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是衡量血站管理水平的指标，是血站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手段。血站领导要将档案管理工作纳入战略规划，明确档案管理设施设备和人员配置等，档案工作人员要及时归类整理工作档案材料，做好档案移交接工作，提交给档案保管部门，确保血站档案的完整性，帮助工作人员快速查询血站档案，提高血站档案管理效率，让血站工作人员认识到档案的价值，全员参与档案管理工作。

2.2 完善血站档案管理制度

在血站档案管理工作中，信息技术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信息管理系统已经被引入并应用于血站档案管理工作。因此，血站应考虑档案管理实际情况，完善血站档案管理制度，建立与时俱进的档案管理体系。在血站档案管理中，明确分工，细化职责，逐渐消除多部门交叉管理档案的现状，设定档案管理部门和专人负责档案管理工作。同时，血站档案管理的软实力也离不开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因此，应提高血站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在招聘新进工作人员时，设定档案部门的招录计划，招聘档案管理专业人才，为档案管理队伍输入新活力；加大对现有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力度，制订档案专业人员的培养计划，更新工作人员的档案专业知识，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血站应建立高科技人才引入机制，吸引更多的人才，引入竞争意识，调动血站档案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形成血站档案管理制度长效机制。

2.3 加强血站档案信息化建设

血站档案信息化建设可以从软硬件两方面考虑。第一，从软件建设看，血站档案管理可以引入应用专业化的档案管理软件，或者和软件开发商合作，开发设计适合血站的档案管理软件，方便工作人员记录、统计、检索档案信息。同时，做好血站纸质档案管理工作，实现血站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双档管理。第二，从硬件建设看，血站要实现办公室、阅览室、库房分开管理，配备齐全的档案硬件，如温度记录仪、摄像机、湿度记录仪、复印机、装订机等，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保存管理血站档案，提高血站档案信息化水平。

3 结 语

在血站业务量与日俱增的背景下，档案管理水平越来越高，但也出现了血站档案管理不受重视、血站档案管理制度不完善、血站档案信息化程度低的问题。笔者针对血站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重视血站档案管理工作、完善血站档案管理制度、加强血站档案信息化建设等措施，以期提高血站档案管理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会计档案；科学管理；财会部门

中图分类号：G273；F2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172－03

会计档案是指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财会部门或会计人员在经济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并按照统一规律保存起来备查考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会计核算材料，还包括实行会计电算化后的存储软件、会计数据磁盘、磁带、光盘和计算机打印出来的记账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会计档案是重要的经济档案，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单位的重要档案之一，它在会计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利用价值，《会计法》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都对会计档案管理做出了规定。会计档案管理是会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会计的基础工作。规范会计档案管理有利于堵塞漏洞，防止舞弊行为的发生。因此，会计档案管理是会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充分重视和加强会计档案的管理，进一步提高会计档案的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会计档案在各项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1会计档案的特点及作用

1.1 会计档案的特点

会计档案是国家全部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原始记录性、信息性、知识性和价值性，但由于它反映的对象内容及业务性质不同，又决定了它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会计档案的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1）来源的广泛性。会计档案来源于具有独立会计核算的单位。因此，凡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财务收支的单位都会形成会计档案。

（2）内容的专业性。会计档案是通过会计核算的方法形成的，而这种方法是会计特有的专门手段。通过这种专门手段形成的会计档案是与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紧密相关的，其内容是直接反映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所有各项经济业务收支情况，表现出会计档案的专业性。

（3）形成过程的严密性。会计核算是利用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账簿、成本核算、财产清查和会计报表等一系列专门方法，对会计对象进行连续、系统、完整地记录、反映和监督。因此，会计核算的严密性也就决定了会计档案形成过程的严密性。

1.2会计档案的作用

会计档案作为一种经济档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上市公司需要对外披露真实准确的财务信息，其合法经营的全部经济活动和经营成果都储存在会计档案中。其次，企事业单位对外融、投资，都需要向协作单位提供几年的有关会计数据，而会计数据也都来源于会计档案。第三，司法部门查处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问题更需要财务方面的确凿证据。第四，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财务数据。不仅这些离不开会计档案，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会计档案则保留了全部经济活动的痕迹，为日后分析经济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提供依据。只有加强会计档案的科学管理，才能充分发挥会计档案的重要作用，保证为国家、社会、各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及时、准确、全面地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2会计档案科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对会计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有的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对财务档案工作缺乏充分的认识，只注重内部财务项目的实施，认为只要出具了财务报告，提出了财务意见，作出了财务决定，该财务项目就结束了。相对忽视文件材料的汇集、整理和归档工作，甚至认为财务工作过程中大量原始凭证的整理是一件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根本不把财务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形成会计人员对会计业务非常熟练，经常参加会计业务的培训和学习，但对档案知识，特别是对会计档案规范化赘理标准知之甚少。也没有参加过会计档案管理知识的培训与学习。不少单位重会计业务，轻会计档案管理，存在会计业务与会计档案管理相脱节的现象。会计档案管理制度也不完善，没有配备专人管理会计档案。有的单位甚至由出纳会计兼管会计档案，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2.2 会计档案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有些单位的财务部门，领导对资金的管理比较重视，而对会计档案的管理不够重视，没有建立一整套会计档案立卷、归档、保管、借阅和销毁等管理制度，会计档案管理工作无章可循。当今社会，企业经营机制不断转换，经营方式不断更新，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而与之配套的包括会计档案管理在内的机制并未有效建立和健全，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和监管办法。目前，我国在企业会计档案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会计法》、《档案法》中的少数内容以及不具备法律竞争力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而且一些规定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际不相吻合，没有专门的适应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的会计档案法律规范。在以法制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的大环境下，这显然不能满足推进体制改革和实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2.3 会计档案装订、立卷、归档不规范

会计档案不规范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有些单位不能及时装订会计凭证，而是将会计凭证随意放置在办公桌上，或长时间放在一个纸盒里；第二，装订会计凭证不是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装订而是用订书钉装订，或用一根绳子穿起来；第三，活页账簿装订时无封面，也不按规定编好页码装订成册，会计报表各月份分散存放，未按要求按月装订；第四，会计档案立卷时不按保管期限分别立卷归档，而是统统装在一个档案盒里；第五，会计档案销毁难，会计档案越堆越多。

2.4会计档案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就目前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实际情况看，存在一些财会档案人员不坚持原则，甚至违法乱纪、伪造、篡改、变换记录凭证；开假发票、建假账、建账外账、虚列成本，想方设法偷税。这不仅给国家税收征管设置人为障碍，而且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进而影响了国家宏观决策、危害极大。

3完善会计档案管理工作的对策

3.1 统一思想，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各单位要加强对会计档案管理工作的领导，要提高对加强会计档案管理的重要性的认识，设立档案管理部门的一定要把会计档案同其他档案同等重视，规范管理，不能厚此薄彼。不具备设立档案管理部门的，应在会计机构中指定专人负责会计档案的装订立卷归档和保管工作，但出纳人员不得兼管会计档案的保管工作。《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按规定应建账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组织。应当依照本办法管理会计档案。第4条规定：“各单位必须加强会计档案管理工作的领导……”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各单位都必须加强会计档案的管理，如果不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因此，各单位的领导一定要提高依法加强会计档案管理的意识，从法律的高度来依法加强管理，使会计档案管理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3.2 制定规范，健全会计档案管理各项规章制度

要做好财务档案管理工作，必须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会计电算化工作规范》并结合实际，建立和健全一整套相关的制度。首先，建立财务档案归档制度，明确归档范围、保管期限、归档程序、整理方法、归档要求等；其次，建立和健全档案保管、安全保密制度，采用先进手段和科学方法保管档案，明确职责，确保档案不丢失、不损坏、不泄密。各单位要定期组织对财务档案管理工作的检查，对做得好的要给予表扬奖励，充分发挥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反之，对于工作做得差的要提出批评，责令他们及时纠正，并予以必要的处罚。凡涉及到本部门房屋买卖、土地使用、财产划分、固定资产、债权债务、经济积案、退休退职材料要另编检索工具，以便长久保管，方便查找利用。

3.3 规范会计档案装订、立卷、归档和销毁工作

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工作，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订会计凭证必须使用会计凭证装订封皮，粘封装订线，并在粘封处加盖会计人员印章。封皮表面的有关内容必须逐项填写齐全。装订完毕必须按月份的先后顺序放入会计档案(凭证)盒中，必须认真逐项填写档案盒面上的内容。第二，综合档案室的单位，财会部门应按综合档案室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将会计档案移交综合档案室保管。未建立综合档案室的单位，会计档案暂由财会部门妥善保管，要明确专人负责保管工作。要配置专用箱柜及防盗、防火、防霉、防蛀设施。第三，各单位的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要严格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会计档案保管期满，需要销毁时，由本单位会计档案管理部门提出销毁意见，会同财务会计部门共同鉴定，严格审查后，编造会计档案销毁清册。机关和事业单位报本单位领导批准后销毁；企业单位经企业领导审查，报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销毁。对于其中未了结的债权债务的原始凭证，应单独抽出，另行立卷，由会计档案保管部门保管到结清债权债务时为止。

3.4 加强会计档案人员知识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会计档案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既包括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又包括职业道德。作为会计档案管理人员，首先必须做到严格自律、廉洁奉公，保持独立公正的立场正确运用自己的职能和权力；其次，会计档案资料内容广泛，具有专业性、广泛性、严密性的特点。作为一种专门档案，不能视同一般档案，应按照专门档案进行专业化管理。会计档案的专业化管理，要求档案管理人员不仅要具备档案管理学知识，还应具备财会方面的基本知识，能够熟练使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运用现代化管理软件。因此，除要搞好关于会计和档案的岗位培训外，还要搞好后续教育。主要是通过每年的轮训学习更新知识，一方面，提高会计档案法制意识和依法归档观念；另一方面，提高业务水平，使企业会计档案的管理和监督职能更加有效、更加科学、更加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4结语

在财务档案管理的过程中，如果能够统一思想，坚持科学管理和责任心，则可以有效地防范档案管理工作中诸多问题，从而使得财务档案相关信息在质量上得到较大提高，进而对企事业增强活力、竞争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会计档案管理办法[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4.

[2]马秀英.谈会计档案管理的规范[J].天津财会，2007，（4）：40-41.

[3]张雪珍.会计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会计档案管理[J].财会通讯，2007，（7）：73-74.

[4]时立真.试析改善职业院校财务档案管理的措施[J].内蒙古水利，2006，（3）：112-113.

[5]赵清和.谈财务部门会计档案的管理[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44-146.

[6]姜洪娥.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J].中国农业会计，2004，（8）：15.

Problem in the accountant file science management work and its resolving counterplan

LIN Ceng

(Soil Fertilizer Institute,Fujian Agriculture Academy of Science, Fuzhou 350013, China)

篇3

思考之一:我国档案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意识淡薄的倾向严重制约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致使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

所谓“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概念与概念、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学科理论体系的严谨完整和包容性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无论是研究课题的确定还是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主要是以学科理论体系本身的需要为出发点。由于“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作用，研究者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眼界来构思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学科理论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则被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并获得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这种“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表现得相当明显，不少档案学研究者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不是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寻找研究课题，而是从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中去构思学科理论体系，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极目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热衷于纯档案学理论的研究。[2]对诸如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自上世纪中期至今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热度未减，观点众说纷纭。如档案的定义，提出的观点据说数十种之多，其中虽有精辟之说，但不少却是在概念游戏中“玩”出来的;又如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似乎并不关心如何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对构建研究方法体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其二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为了构建“完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有些档案学研究者不断“拓展”档案学“分支”学科，主要方法就是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简单嫁接，即档案学理论+其他某学科理论=档案××学。[3]本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科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档案学吸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为己所用也是完全应该的。问题是一些档案学研究者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没有深入研究被引进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寻找出其他学科与档案学的有机融合点，就生搬硬套、轻率“立学”。而一旦“立学”，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建立档案××学学科理论体系”，于是又来了“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等，于是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就这样层层扩张、无限膨胀。这种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致使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赘疣充斥了档案学领域，而档案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许多现实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了。

笔者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本质规律对档案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问题是档案学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纯理论研究不是也不应该是它的主流。如果在档案学研究中 “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逐渐成为自觉不自觉的集体“冲动”而使研究者们趋之若鹜，从而导致“为学科理论体系而学科理论体系、把学科理论体系当作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全部目的”时，就会形成一种“经院”习气，使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现实渐行渐远。特别是当今“档案事业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各种纷至沓来的新问题感到疑惑，需要档案学理论提供一种有助于解惑的认识而理论又回避推诿”之时，理论研究的作用就难免会令人质疑，学科建设也就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这或许就是档案学学科地位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对立的，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对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深入认识、理解和解决。笔者不仅不反对，而且很赞赏那种真正的档案学研究。笔者认为，我们所要反思的是那种不知“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为何物、为思辨而思辨的“书斋式”、“经院式”的档案学研究方法;笔者分析档案学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隐忧，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在探索档案学体系过程中的种种尝试和努力;笔者在此强调我国目前档案学研究应当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向问题意识转变:对档案学这门有待发展的新学科来说，问题意识是这一学科研究取得进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而档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有赖于对具体档案工作问题的研究进展;同时，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档案学本身就承担着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使命。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问题开始，“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 [4]任何一个问题当它提出来之时，在它的文字中已经包含了求解方向或解决的途径，甚至包含了提问者准备接受的答案。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我是否提出了一个“问题”，它的“问题性”何在?这一“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所谓问题性，是指在什么领域和什么层次上成为问题，是自己提出的“私人问题”还是为他人公认的“公共问题”，在什么角度和多大程度上与前人或传统的问题存在衔接但又与众不同，问题的本身所蕴含的解决的可能性有多大，其潜在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又在哪里。“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是指是否存在引导人们通向新的档案学领域的可能性，或者问题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创造的开端。从某个角度来看，我国某些档案学研究之所以发展迟缓，原因之一在于研究者问题意识淡薄导致其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在“问题性”上有缺失。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该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因而不是与众不同的问题。近年来，人们所讨论的要么是西方语境下所产生的档案学问题，要么是相关学科的问题。我们缺少的是中国语境下产生的档案学学科的问题。其二，该问题缺少方向性和未来性，它难以指明档案学未来理论的方向和实践的方向，它只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然后跟着别人的问题走，没有自己的方向，别人的未来就是自己的未来。一个好的档案学问题，或者说一个有足够“问题性”的问题，必定是一个建立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关系之上的问题。[5]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档案学研究应该走出“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误区，增强“问题”意识，更多地关注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现实问题”。

思考之二: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从而努力走出困境

1、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

在学科本位意识的作用下，我国档案学研究者往往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此来着眼和构思档案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档案学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档案工作现实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档案学的研究者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获得灵感、得到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束缚了档案学学科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成为阻碍我国档案学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的因素。笔者认为，学科的建设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为学科取决于多方面条件，如果不顾这些客观条件，一味地按照已有的学科模式和框架编造出一个学科来，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算学问、才有地位，只能是对学术研究的误解。笔者还认为，学科本身是需要发展的，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综合，新的学科在学科的分化与综合中得以产生和建立，但如果认为学科的发展就是学科数量的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应是学科内在水平的提高，而学科内在水平的真正提高必须以问题为基础与前提。因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从而努力走出困境。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问题”、“问题意识”并“强化问题意识”呢?

“科学始于问题，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问题的解题过程。” [6]“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淡漠问题意识，脱离时代与社会现实，无异于切断了它们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生命力将随之枯竭。” [7]因为“一切创新都始于问题的发现，而发现问题又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 [8]尤其是对于档案学这样的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问题意识淡薄，脱离现实与社会需要，那无异于切断了它的发展源头，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力也将随之枯竭。因此，强化档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对档案学科的发展极其重要，当前档案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笔者这里所指的“问题”，是指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问题;而“主义”则指档案学理论研究与理论体系的建立。那么，如何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呢?具体来说，一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参与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档案学理论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应用性的，是来源并服务于档案工作实践的。因此，档案学理论只有扎根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从档案工作实践中去发现、寻找并解答问题，这样的理论才是充满活力的。二要有档案学理论的敏感性。当前不少从事实际档案工作的研究者，虽然对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很了解，但缺乏理论敏感性，看不到具体问题背后隐含的理论，因而其研究往往是从问题到问题，而不是从具体的问题中提炼出带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和解答，即停留在“经验档案学”层次。档案学研究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水平，是不可能提高它的学科地位的。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一定要加强理论素养，培养理论敏感性，善于从具体问题入手探寻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既要关注宏观现实问题，也要关注微观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关注关系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宏观现实问题，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档案工作带来的冲击;网络时代的科技、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对档案工作的影响;知识经济、知识创新与档案事业发展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又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面临的、能折射出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大量微观层面的现实问题，如档案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问题，看起来也是档案管理中的具体问题，但它所折射的却是档案职业精神这样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再如档案信息推送服务、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似乎也是具体的档案业务工作，但它所蕴涵的是全新的档案信息服务理念，是理论工作者不应忽视的。四是要关注热点问题，但不要盲目追逐热点。一方面要关注热点，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的激情，密切关注档案事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新问题，并进入这些新的、前沿的学科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不盲目追热，在热点面前，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以严谨治学的态度、缜密理性的思维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出富有创新性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重复他人的材料和观点。

2、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

从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表面形式看，亦即从文本而言，呈现出数量繁荣但少有质量的提升，即档案学研究成果“量”与“质”不相协调的现象。固然，成熟的理论一定是有体系的理论;但反过来，有体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成熟的理论，体系也不一定标志理论的成熟。在我国，长期以来，受传统学术研究特别是欧洲传统学术的影响，在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中，人们热衷于追求体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不管研究对象是否真正具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论研究时间长短与深浅，动辄就对对象做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表述。由于有其他现成的学科体系框架作参照，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很轻易地就能“确立”起一门新的学科，无非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在这里，所谓学科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学科仅成为外衣，至于内在的实质，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就档案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说，笔者认为，关注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是当代中国档案学重获造血机能、克服华而不实之风的关键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就曾把自己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对物理学“原始问题”的关注，这里的“原始问题”亦即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杨振宁认为科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面对原始的简单的物理问题，而不是别人的猜想。” [9]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对档案学研究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关注。信息化时代所出现、形成的新问题，是很难完全纳入既成的知识和概念框架以原有的理论体系来认识和解决的。如果囿于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档案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也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这也是档案学长期遭到社会轻视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表面的热闹只是使档案学术讨论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并不触及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深层。一般来说，把握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也就是对档案学学科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走出困境，需要档案学研究者有创新探索的精神和敏锐独到的洞察力，需要其淡化档案学研究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需要其有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把握能力。

3、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

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挑战，中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任务。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档案学理论界就颇为流行与国际接轨、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的现象，然而就在这种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尊奉”西方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潮流”，笔者认为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问题域，只有在本国主问题域中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本国所需要的前沿性研究。中国档案学研究由于长期受西方话语权的支配，不仅割断了古代档案人重视档案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使自身长期处于国外档案工作“注脚”的地位。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建设实际上有自身的优势，应将这一优势发展成自身的特色。中国档案学建设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如何使这些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现代档案学学术思想和科学理论的有机构成要素，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原创性挖掘的关键。中国档案学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但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甚微，在一些“宏大课题”上很难有创新的余地，这与我国这样一个“档案大国”(指档案数量)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要由“档案大国”成为“档案强国”，档案学者要想提出富有创见的理论，就必须走出一味强调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的误区，真正从学术的视角、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中国档案工作实践问题”，并在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设定疑问，引导出富有见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笔者深信，处于巨大社会转型和档案事业变革的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问题来源地”，无论在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档案事业改革方面，也无论是在理念革新还是理论转型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档案学目前在理论创新方面还远远达不到西方档案学的境界的话，那么，中国档案学所面对的丰富“问题”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未完全遇到的，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中国档案学要做出独立的贡献，就需要对自己本土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并通过对特殊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逐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最终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这里的“中国特色”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本土的”、“民族的”，即“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相对于西方档案学的、以追求中国特色档案学领域里的民族独立行为为目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10]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中外分家的现象。” [11]不能拒绝与国外档案学界对话，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关注档案学发展潮流，高瞻远瞩，在统揽世界档案学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档案学合理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必须在借鉴和吸收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我国档案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在国际通用的档案学术规范前提下，深入研究传统档案学和现代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与原理，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档案学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12]

注释:

[1]冯惠玲、周毅、黄霄羽:《档案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档案学通讯》，2005(4)。

[2]管先海:《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档案》，2006(4)。

[3]管先海:《走出档案学研究的误区》，《中国档案》，2005(2)。

[4]连成叶:《执著的追求》，《档案学通讯》，2004(2)。

[5][10]管先海:《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1)。

[6][英]卡尔·波普尔著，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87。

[7]刘大椿:《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4)。

[8]王永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4-04-05(理论周刊，8)。

[9]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38。

篇4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核心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核心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篇5

论文摘要：该文首反思了中国档案学理论建设和发腱的深层}欠历史和现实问题，提…21世纪应大力加强中围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的研究一

一

纵观中外档案学理论的发展，档案学理论的产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档案工作变革戚戚相关，这对熟悉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历史的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观点然而，近现代西方科学思想是以重视自然科学理论、重视技术实践为传统的:自然科学及科学方法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知识的唯一典范。在这种以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统治下，人文科学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档案学当然也不例外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很自然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档案学理论的“科学性”，努力探索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力一向二许多档案学研究者都很执著地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一样严密的档案学理论体系;许多档案学研究者也都期望档案学理论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论是从观察、定量研究、统计分析，还是研究结论的可检验性、操作性，研究成果的可证实或证伪等等，都可以成为档案学科学性的最重要的指标……为此，许多档案学研究者不懈追求，痴心不改，但还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形成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于档案学研究队伍的人员以档案学无需强化科学性和专业性为信仰表现出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叛逆但是，在这些人的眼里，他们看中的只是个人的既得利益，至于档案学的学科一发展的责任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科学的百花园中，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看待档案学理沦，不承认档案学的科学性。在他们看来，把自己从事的学科的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档案学研究中来，就可以解决档案学理论

中相关问题，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集合，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档案学理论可言。在社会上，许多人对档案学知识的了解少得可J冷，普遍认为有关档案学的知识非常简单，档案工作不过是简单的保管和供有关人员查阅，无需进行专业学习，通过实践就可以获得和掌握

20世纪20年代，时代和档案实践的发展使档案学在华夏神州大地上诞生了但是，档案学却没能像其他学科发展的那样迅猛和顺利，在科学的百花园中始终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更得不到来自社会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业内人士的冷落和轻视，档案学的发展真是步履维艰，这就是世纪之交档案学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二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档案学有了较快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档案学理论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档案学为什么没有首先在近代中国产生?为什么会在中国形成西方档案学东渐的现象?为什么档案学的引进、移植和创新关系的处理一直是20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学发展面临的主题?这个关系我们为什么至今还没处理好?为什么我国的档案学始终未能向西方档案学那样建立独立的、客观的和抽象系统的理论体系等等还没有引起档案学界足够的重视，至今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正确的答案。当前我们已经进人了21世纪，是对这样一个关系档案学理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做出思考和回答的时候了。

二

21世纪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和“生活世界”的关注。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冲破了前面所述的科学主义的禁锢，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蓬勃兴起，这就预示着可能出现科学百花园的重建。而对这样一个充满生机和挑战的新世纪，我们档案界难道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吗?可以这样讲，21世纪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肯定不是20世纪档案学理论的简单延续。随着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将与社会的改革开放、档案卜作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步，需要完成由传统的档案学理论向现代档案学理论的转型，也就是说实现档案学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发生一次质的变化，要实现这一伟大历史性转变，需要档案界的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业已形成的传统的档案学理论的观念，去呼吸新时代的新鲜空气、汲取新时代的新思想、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感受新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新时代的新观点新方法、发现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档案工作和档案学，找准新世纪档案学理论发展的新起点。我国的档案学理论需要又一次飞跃和突破，时机.已经到来，而且，一定会有重大的突破。只有这样，档案学才有可能在科学的百花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有可能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三

整个20世纪的中国档案学理论建设都是在通过“借鉴”的方式在维系着自己的延续性，这是发展型理论建设无法回避的，也是最简便的一条路径。但是，这种借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对象，先是20世纪初的欧美，继而是20世纪中期的前苏联，再是20世纪后期突如其来的又一次与欧美的“遭遇”。正是这最后一次的遭遇，西方“历时性的话语系统”以“共时性”的特征在我们的土地上传播甚至泛滥，几十年的话语仅用几年的工夫就进入我国。一个时期内，外来话语方式风靡无阻，甚至逐渐内化为进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一种习惯。对于一个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形成一种思维定势，那可就要出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存在着不变的档案学理论。因而，当我们看到国外的档案学新理论时，不知不觉地就把它引了进来。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档案学学科和理论建设，对这种思潮有了一定的察觉和认识，意识到改变这种做法的重要性，并着手付诸于研究中，有很多的档案学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我国档案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并把自己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融入到这一伟大的实践之中。这就是笔者认为可以提出档案学理论原创性问题的理由之一。新世纪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在档案学理论工作者的不懈追求和努力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会有一定的发展，成为世界档案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篇6

本体理论的概念最初是从哲学的层面转化而来的，档案学主动吸纳了本体理论的精华部分并将其应用到档案学的研究中来，接下来笔者将具体论述一下本体理论的相关概念。 

1.本体理论的含义。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念及本体构建的方法，早就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就奠定了基础，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融合，达到了成熟阶段，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理念是在生存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1]5，但是在伦理规范建立的时候，由于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的理解就产生了本体论，而且本体观念与认识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互相渗透、相互影响。 

其实，我们在政治课上通过对实践论和认识论的学习，就已经对本体理论有了一定的认识。像是我们知道的思维和存在何者为世界的本原，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研究本体理论的基石。也就是说在哲学的范畴之中，所谓的本体理论就是回答何者为世界的本原，也就是关于世界本性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本”这个字的概念。本和末是相对的两个字。我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事物的根源、根基，所以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喜欢追本溯源，反对“本末倒置、舍本求末”等等。这也就引申出了本的重要含义，像是“本部、本题”这两个词中的“本”就是重要的、中心的意思；像是“本人、本国、本乡、本土”这四个词中“本”就是自己的或者是自己方面的意思；再像是“本质、本意”这两个词中的“本”就是本来的、原来的意思[2]104。所以说，本体的概念总是追求最根本的东西，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寻找最终的根据。 

2.国内关于本体论的研究。为了深入地认识本体理论，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国内关于本体理论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随着本体理论的深入发展，这一理论不断成熟，而且运用到很多领域。 

国内在本体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晚的，最多也就是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最近这几年才开始重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方向。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国内的研究都赶不上国外，只是在近几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知网”，在中国知网中的文献检索记录就可以很好地反映我国国内本体论的研究方向。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关于本体的文献篇数在急剧上升，在2005年以后的这个时间段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多的，而且也比较集中，从图一来看更为直观一些。一方面，国内对于本体的研究和应用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理论研究和技术都比较少，这跟国外本体领域是截然相反的。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有相关的研究团队，但也只是初具规模，数量还是很少。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档案学领域专业的研究人员很少。虽然国内有众多的关于本体理论的研究，但也只是停留在论文或者是一些小型的本体构建上，那些被广泛使用的本体系统少之又少。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内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对本体本身的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人员只是简单地进行相关的讨论，未能形成系统全面的本体领域。所以说，我们国家的本体研究还是落后于其他国家的。 

二、档案学本体论的研究 

1.档案学的学科性质。作为档案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我们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档案学，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学科性质是什么。在研究档案学的内涵的同时，要知道档案学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基础理论，包括档案学理论的相关利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我们要突出档案作为第一手资料的原始记录性[3]39。 

2.确定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档案学的学科特点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日渐完善，真实性、原始记录性等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容更加详尽，与档案学本体论中的“完美”相呼应。同时，档案学也在时代的变化之中不断发展其新的学科特点，积极与时代相结合，成为一门独具先进性与创新性的学科。

    　3.确定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学科体系主要是指某个学科中研究的类型以及互相之间构成的有机的联系。档案学也是如此，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档案学应用技术的研究、档案学的开发和利用的研究[4]9。这些类型依次相连，缺少其中的一项，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环节相互配合，促进了档案学系统的高效运作。 

4.确定档案学的研究方法。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同其他学科相一致的研究方法，由于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在这里就不详细地进行介绍了。主要介绍的是档案学特有的研究方法：现实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国际化与中国化的研究方法、现象与本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由档案学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而决定的[5]256。 

三、档案学本体理论的应用 

从哲学的角度看，理论指导实践这一方法论说明了我们研究一个学说其最终的目的是要服务于实践的需要，这一理论在档案学本体论中也有了充分的体现，下面就具体阐述档案学本体论在保护古建筑和口述档案方面的作用。 

1.对于古建筑保护方面的应用。 

（1）对古建筑的本体领域进行检索。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其实就是将有关古建筑方面的知识进行重组与继承发展的过程。而这些知识大多记载在此学科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所发表的著作、依据工作实践所形成的经验中。档案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保存一直是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我们的古建筑保护部门在对信息进行整理的过程中仍然使用传统的模式，检索速度很低，甚至影响了整个档案工作的发展。 

（2）利用案件推理的方法进行古建筑保护。在对古建筑的保护过程中，有些古建筑具有相似的特征，這就使得它们的保护方法同样具有相似性。所以，工作人员要利用之前在古建筑保护过程中相关案例所得到的经验与知识来进行类似保护工作[6]175。但是，如果单凭记忆来查找在文档系统中录入的相关案例具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有时也不能准确地想起与之相似的古建筑保护的文件及内容。为了更好地对古建筑进行保护和利用，我们可以采取案件推理的研究方法，将古建筑所蕴含的所有的文化和价值通过案件的推理进行充分的显示，尤其是档案内容的真实性。 

2.对口述档案保护方面的应用。 

口述档案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具有特殊的价值，包括文化价值、民族感情价值、科学文化价值等，而这些价值实现的前提是对口述档案加以重点保护，使其流传下来，为社会公众所利用。 

（1）从档案本体论出发建立口述档案数据库。传统的口述档案传承形式是以“传承人”为传播渠道来进行的，这种方式效率低下，容易使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受损，可能造成部分档案的失传。因此，我们要运用计算机本体技术来建立专门的口述档案数据库[7]427。目前，建立口述档案的数据库迫在眉睫，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措施，要用文字、声像、图表、多媒体等形式对口述档案进行全面记录，建立口述档案数据库，利用此类数据库能确保口述档案的长期保存，使其能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将传统的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实现其长久的流传，便于社会公众的利用。 

（2）从本体论的本质出发——保护口述档案传承人。“口述档案”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的一个方面，口述档案的传承人如今越来越少了，如果这些群体全部消失的话，可想而知，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成为历史。因此，从档案学的本体论角度出发，我们要从事物的本质中进行研究，如何保护这些口述档案的传承人至关重要。我认为首先国家应将口述档案的重要性认识起来，派专人记录老一辈传承人所掌握的一些口述档案，将其集中记录下来；另一方面，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口述档案传承人，国家加强对此项事业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让广大人民积极地参与到其中，确保这项技艺能代代相传。 

近年以来，本体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本文从档案学的视角出发探究了档案学本体理论及其相关的应用，具体地阐述了什么是档案学本体论。同时也从理论层次的角度进行了具体分析，从如何对古建筑进行保护和对口述档案进行保护的事例中，阐述了档案学理论体系在实践方面的重要作用，人们可以利用本体所提供的语义查询相关的信息，而且非常准确、快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档案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满足信息用户的需求。对本体的研究进行展望我们就会发现，对本体的研究和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仍然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本体的构建问题，目前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论，我们都希望在未来，档案学能与日益先进的、各种在计算机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本体论进行结合，从而促进档案事业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正聿.本体的反思与表征——追问和理解哲学的一种思路[J].哲学动态，2001（3）. 

[2]赵巾帼，徐德智，罗庆云.本体论及其应用研究[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科版），2007，20（6）. 

[3]丁海斌，肖哲.从实体与事物的角度论档案形成规律（下）[J].中国档案，2010（4）. 

[4]潘连根.要重视档案学基础理论——文件、档案本体的研究[J].浙江档案，2007（4）. 

[5]鲁嵘，毛峥嵘.档案学本体论研究[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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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较全面地把握30多年来我国档案社会学的研究状况，笔者利用《中国知网信息资源总库》，以“档案社会学”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限定为1989―2013年，遗憾的是检索到的结果仅为4条。除去无关文献后只剩下丁华东教授在《档案学研究》（2009年第1期）发表的《档案社会学建设的视阈与策略》。根据丁华东教授在《档案社会学建设的视阈与策略》里提到的相关文献，笔者利用百链知识数据库等数据库先后查阅到陈智为的《档案社会学初步研究》（1988年第5期《安徽档案》）、保自澄的《开辟档案社会学的研究领域》（1988年第3期《江海学刊》），曹河的《档案社会学初探》（1989年）及赵爱国的《档案学论纲》（1990年）尚未查到。再次利用《中国知网信息资源总库》，以“档案社会学”进行全文精确检索，时间限定为1989―2013年，共检索到文献102篇。由此可见，专门进行“档案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屈指可数，但涉及到这一名词的频率还是较高。

档案社会学的最早提出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陈智为教授，他在1988年第5期《安徽档案》上，发表了题为《档案社会学初步研究》一文，提出“档案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档案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研究档案工作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作用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是档案学和社会学的一门交叉学科。”[1]该文“对档案社会学思想的萌芽、档案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探讨，此文是我国档案社会学研究之滥觞。”[2]

“八十年代以后，在国际国内学术环境的影响下，我国档案学研究开始打破封闭、沉寂状态，学术气氛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理论研究，一支由档案专业教育工作者、档案实际工作者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的档案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些来自不同岗位、环境甚至不同学界的研究者鉴于原有的档案学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快速变化的档案工作实践，一些实际问题在理论上难以获得满意的解释和说明，因此他们一方面致力于修改、补充和完善传统的档案学理论，另一方面又把视角投向档案学理论中的空白点，对许多新的课题进行探讨，使档案学基础理论不断地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并直接推动了一批分支学科的创立。”[3]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涌现出一批探讨档案社会学学科问题的论著（文）。但这一研究并未持续下去，准确的说是中断了几十年。

时至今日，档案社会学的专著只有陈智为教授1989年出版的《档案社会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丁华东教授出版了《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世界图书上海出版公司）一书，书中再次提到“档案社会学”这一概念。他指出“本书即试图运用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库恩的范式和学术共同体视角对档案学研究及其理论的发展作一解析，研究档案学发展中的理论转变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及这种转变与建构是如何受社会因素影响的，力求发现在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研究中学术共同体的理论和思维的转变，为档案学反思性地理解自身，认识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提供理论解释，也为档案社会学的建设提供知识积累。”[4]“在档案学研究呈现多样化趋势的今天，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有助于分析不同地域的不同档案管理模式，总结适用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档案实践、理论和方法。”[5]据此，作为一门尚未成熟的学科，档案社会学还是有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档案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1档案社会学的内涵研究

如何定义“档案社会学”是其研究的基础与先决条件。保自澄在《开辟档案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提出：“所谓档案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关系、内在联系和基本规律的学科”。[6]陈智为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指出：“档案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对档案与社会的关系作专门的社会学研究。”[7]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运用社会学基本原理去研究档案。

笔者认为，档案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视角来审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2.2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档案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弄清楚。否则，研究活动就会误入歧途，走偏方向。

保自澄认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档案工作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二）档案和档案工作发挥作用的范围、程度和效果的社会原因，以及档案、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三）档案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心理和智慧才能发挥的社会影响。（四）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研究。”[6]保自澄强调的是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陈智为指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初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的文化特点与文化表现。二、档案来源的社会性。社区档案、家庭与个人档案.以及各种载体形式的档案。三、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的提供利用与开放，档案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四、档案面向社会的窗口―档案馆;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的关系。五、档案事业的公共关系。六、档案工作与社会意识;档案工作与社会环境。七、档案社会舆论。八、档案立法。九、国际档案社会。”[7]陈智为强调的是档案学与社会学的交界处。

笔者更加倾向于保自澄所提出的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档案社会学研究对象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档案的社会属性。“档案就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有文字、和国家之后而必然出现的社会产物。无论是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必然会出现档案这一社会现象，也无论是通用文书档案，还是专业档案（包括科技档案）的出现也都是社会现象，前者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后者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产物。”[8]我们可从上述言论中得出，档案的来源是具有社会性的。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因素直接影响着档案的形成。总体上说，研究档案来源的社会性，除了要了解社会这个宏观因素外，还要研究立档单位、档案员等微观因素的社会属性。

二是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人类保存和利用档案正说明档案具备特有的社会作用和价值。”[9]

档案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环节密不可分。档案越齐全完整，就越能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也就越能体现它的社会价值。档案的社会价值还与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编研能力以及对档案宣传的能力直接相关。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越高，就越能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编研能力越强，就越能拓宽档案工作的服务渠道。

三是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从档案的社会功能来看，档案能够折射出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等诸多现象。档案工作不仅能为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服务，还能够为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保存档案，留下史料。研究档案工作在不同领域的社会影响，也是研究档案社会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是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研究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别从两个层面去研究。一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档案工作者队伍整体的社会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发达程度中，去研究档案工作者的构成、层次及影响力。二是，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个别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当代，一批优秀的档案工作者涌现出来。如：军旅档案人刘义权、“最美”基层档案人周珍、优秀干部信息管理工作者刘珍娥等提高了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扩大了档案工作的影响力。通过研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析出档案工作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重要性。

2.3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档案学没有专属于自己的原生性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档案学借鉴的是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除了要保留传统的档案学的研究方式外，还应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研究档案社会学要掌握以下几种主要方法：

一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档案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定量研究侧重于、且较多地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和计算。[10]定性研究侧重于和依赖于对事物的含义、特征、隐喻、象征的描述和理解。[10]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既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又侧重于事物的含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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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观档案学”辨析

“微观档案”的说法由来已久，与之相关的定义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从档案工作的“微观性”出发所作的界定，认为微观档案学是指从微观视角研究档案工作的规律性[1] [2]；第二类主要是从档案形成主体的“微观性”出发所作的界定，认为微观档案是由个体或较小的社会组织形成的社会价值微小的档案[3] [4]。档案工作包含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可以按照这两种视角进行框架体系的梳理，但需要注意的是，“档案学研究的微观视角”和“微观档案学”并不能完全等同，“微观档案学”作为学科的分支是否可以成立还要看其是否具有独立的理论内核和独特的社会价值。

正如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达到解释宏观经济现象的目的一样，从档案形成主体的“微观性”出发研究个体的档案管理行为，会面临许多与传统档案管理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问题，具备形成独特理论内核的基础，有可能形成特有的发挥价值的领域。“微观档案学”的概念界定应该从档案形成主体的角度进行：如果把国家档案事业的整体管理理解为“宏观档案管理”，而将各类社会组织的档案管理理解为“中观档案管理”，则个体档案的管理就是“微观档案管理”。这里的“个体档案”是指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与机构档案管理当中的“人事档案”的主要区别在于：个体档案是从个体需要的角度出发判断记录的保存价值，类型更为多样、数量更为庞大。

因此，本文所述的“微观档案学”是指研究个体档案形成、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规律的科学领域。“微观档案学”与普通档案学的基础理论是一致的，档案学当中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前端控制理论、档案价值理论等基本原理对“微观档案学”同样适用，只是在具体实现形式上有所变通而已。“微观档案学”与普通档案学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微观档案学”以个体为参照体系，相当于普通档案学参照体系的“缩微版”，其目标是构建个体知识和记忆的系统化采集保存和利用体系，研究如何应用档案学基础理论建立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秩序体系，促进个人效率的提高、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升等。第二，“微观档案学”强调对个人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各类纷繁复杂知识和信息的组织和整理，对作为普通档案学核心问题的证据效力问题则关注较少。第三，“微观档案学”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强调档案学理论和方法为人的发展服务，也关注人类大脑记忆原理对档案整理保存体系的借鉴意义。

2 “微观档案学”述要

“微观档案学”以档案学基础理论为指导，涉及知识管理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学科，其典型性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第一，研究“微观档案学”基础理论，弥补一般档案学理论对个体档案的形成和保存问题关注不足的问题。普通档案学理论是对机构档案工作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在机构档案工作视野之外，内容丰富、类型多样、数量巨大的个体档案尽管不像机构档案那样具有非常明显的凭证效力，但是，对个体而言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形成、保存和利用规律的特殊性是“微观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探索数字化时代，个体通过各类信息技术交流、工作和生活时“轨迹”的留存问题。如何收集和保存电子邮件、网站购物、手机短信、微博、博客、网络社群等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证据信息，实现不同来源信息的整合并进行合理、合法利用等问题是“微观档案学”研究的内容。

第三，人生经历的数字化采集、归档和利用方面的研究（CARPE： Capture， Archival and Retrieval of Personal Experiences）。美国微软公司研究员戈登?贝尔（Gordon Bell）从1998年开始着手实施一个名为“生命比特计划”（“My Life Bits”）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发明一种设备，可以记录下日常所遇到的一切事物，利用这些数据建立起个体记忆的数据库。基于My Life Bits项目的实践经历，戈登?贝尔和其同事吉姆?戈梅尔（Jim Gemell ）合著的《全面回忆：数字记忆将如何影响一切（Total Recall： How the E-Memory Revolution Will Change Everything）》一书于2009年9月由Dutton Adult出版社出版发行[5]。

第四，辅助个体记忆能力的提高，探索生物记忆数字化存储的可能性。1945年，美国政府战时研究部门负责人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Atlantic Monthly》7月号上发表了《As We May Think》一文[6]，提出用一种名为Memex （memory extender ）的装置增强人类记忆能力的构想。范内瓦?布什提出的Memex以微缩胶片为基础，能存储个体拥有的所有书籍、资料及信件。他主张Memex应该模仿人脑的联想功能就像人的脑细胞一样，一旦捕捉到某些信息，马上就能沿着复杂的路径网络，找到相关的事物，这种思想后来被应用到超文（Hyper Text）的设计之中。尽管生物记忆的数字化存储在目前来看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其体系设计要用到档案学理论和方法是毋庸置疑的。

第五，通过档案学理论和方法建立个体知识管理体系。个体知识管理是将个体拥有的各种资料、随手可得的信息变成更具价值的知识，最终服务于自己的工作、生活的过程。通过对个体知识的管理，人们可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强信息素养，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为实现个体价值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个体知识管理体系建立过程中，如何将不同时间所接触到的各类不同类型的知识进行分类存储和管理，通过个体日常档案管理体系的建立来推动个体生活秩序的建立和学习工作效率的提高，是微观档案学研究的课题。

第六，研究个体档案数字化采集和保存的“云服务”提供体系。随着云计算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成熟，未来人类可以借助移动通信终端非常便捷地在“云”中记录和保存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细节，为具有这类需求的人群提供服务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需要政府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协作，通过公益和企业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来满足。

第七，研究个体知识和记忆保存过程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例如，个体生命历程的数字化采集必然涉及其他人群，如何协调与这些相关人员的关系问题，如何在保存个体经历的同时保护个体隐私，等等。此外，对采集和保存的个体档案信息知识产权如何归属，如何进行合法利用，对于属于个体数字化遗产范围的档案信息如何进行保存和管理等都需要进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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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文件 元数据 综述

“元数据”一词，由来已久，其最早出现于计算机信息领域。自1996年美国著名电子文件专家戴尔·比尔曼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提出“元数据”以来，元数据开始进入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视野，并逐渐发展成为档案学界新的研究热点，尤其是对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研究。笔者试图通过文献分析法，对2000——2011年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研究情况进行归纳和总结。

1．数据统计分析

笔者选取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使用高级检索，在“题名”检索项中填入检索词“元数据”，同时在逻辑“且”条件中选择“关键词”检索项并填入检索词“电子文件”，选择2000至2011作为检索时间，最终共获取有关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论文134篇，其中中国期刊原文数据库搜索出132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篇。

通过对年度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研究进展情况。依据本文所使用的检索方法获取的134篇论文，其年度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从2000年到2011年，有关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论文数量明显呈上升趋势，并且自2002年开始，论文数量一直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这说明现阶段，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问题仍是我国档案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也仍在持续进行中。

2．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研究的主要内容

2.1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概念与功能研究

2.1.1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概念

元数据最早出现于计算机技术领域，此后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自戴维·比尔曼将其引入电子文件管理领域以来，档案学者开始对其进行研究，而有关元数据概念的研究自然首当其冲。目前为止，我国档案学者对电子文件领域内元数据的概念研究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初始定义阶段、著录元数据阶段以及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阶段。①

初始定义阶段，即直接引入计算机领域元数据的定义：元数据即关于数据的数据（data about data）。但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领域，并不专门针对电子文件，无法作为电子文件领域的专业术语或概念，不具备专指性和唯一性。同时这个概念也过于抽象，档案工作人员无法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它，更不知道在实践工作中如何具体的运用它。因此，档案学界继续对元数据的概念进行探索，进而进入元数据概念研究的第二阶段：著录元数据阶段。

著录元数据阶段。所谓著录元数据，即元数据是关于单一电子文件和文件组合的背景及相互关系的结构化著录数据。②其实这里的著录元数据也就是指著录信息，这一阶段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董永昌、何嘉荪、刘越男等。董永昌、何嘉荪就明确提出“元数据是著录信息”。著录元数据概念的提出赋予了元数据有关档案学的特定意义，同时由于著录这一概念对广大的档案工作者而言并不陌生，因而也大大提高了整个档案界对元数据的认识，有利于在实践工作中更好的操作和运用元数据。但这一观点也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些档案学者认为，元数据与著录信息在作用、获取方式、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单纯的将元数据定义为著录信息。为此，刘越男提出“在电子环境中可以将文件管理元数据理解为著录信息”③的论点，并从现代著录定义的拓展、国际元数据标准与档案著录标准的关联以及电子环境中两者的本质等方面对这一论点进行了论证。

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阶段。这一阶段我国档案研究者们引入了国际档案界提出的“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概念，即“在对电子文件及其与文件创建和管理有关的人、过程和系统进行确认以及为其提供凭证和背景信息的过程中，有关文件的管理、利用和文件可理解性的元数据。” 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是专门设计用于满足电子文件管理需求，有关保证文件的真实性、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完整性、可理解性与可利用性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两个元数据的概念是从作用的角度对电子文件领域的元数据加以定义的，体现了元数据在电子文件管理中的作用。同时通过赋予电子元数据不同的作用和用途，将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与其他领域的元数据区分开来，使其具备档案学的专业内涵。

2.1.2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功能

我国档案学界对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功能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多。目前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

（1）用系统论观点，将元数据的功能分为总体功能和局部功能。代表人物为徐维，他指出“元数据的功能就是指元数据系统在电子文件管理计算机系统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和能力。电子文件管理的目的就是通过元数据的功能来实现的。元数据的功能可以分为总体功能与局部功能。”④同时系统的阐述了元数据功能在文件阶段的不同体现以及总体功能与局部功能的关系。

（2）用比较研究法，建立新的元数据功能认识模型和联系模型。档案学者张正强通过对国际档案学者、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元数据项目以及国际标准等提出的元数据功能系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行为、能力和功效这三个方面对这些功能加以重新认识和理解，最终建立起基于行为功能、能力功能和功效功能的元数据功能模型及其联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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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学；基础理论；直接形成；探索

《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由刘东斌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笔者自收到该书的第一时间起，就冒着室外最高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认真拜读并爱不释手。仅仅用三天的时间就浏览了全书，并紧接着进入重点内容的细读。该书是刘东斌先生苦坐冷板凳十余载，遍览相关方面的论述，不畏艰辛深入研究，终于将他对“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观点思考与论证的结果以鸿篇巨制的形式，向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献上了一份厚礼。

认真拜读之余，着实被他那严谨执着的精神所感动。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刘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畏艰辛的敬业精神，并明显感受到了这本书的特殊之处。现就对该书的感受写成系列读后感，以表对刘先生的尊敬之情并与他就有关问题展开商讨。此为开篇，主要论述该书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为其点赞。

1 治学严谨

学术研究是一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特殊工作，从事学术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而且还必须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治学是否严谨也是研究者人品的试金石。

纵观《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此书的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在“参考文献”中分别列出“图书”171条、“期刊”408条、“其他”9条，共计588条。而在504页正文中使用的脚注共有1494条，其中6条以上者就有63页，而没有脚注的则只有52页。当然，由于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所以尽管全书依版权页标注有606千字，但真正属于作者自己的论述比例颇少，综观作者本人论述（观点）的篇幅或许难以超过四分之一，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专著之最了。但若要问对书中如此之多的引述阅读之后的感觉如何？就笔者的直觉而言是读来一点也不感到累骜，更不显难以接受，反而觉得此种论述方式很有必要和味道。做学问就是要以广泛浏览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深入细仔的理解、分析和研究为基本要求，并最终提出自己的看法、认识、观点，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刘东斌先生在该书中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1.1 充分体现了刘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本书的立足点是颠覆“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这一档案学理论中传统的基本观点，并大胆提出“档案是直接形成的”（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这涉及的是一个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且作者是要对其实施彻底的颠覆，这就不仅需要极为大胆的魄力，更需要拿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有理有据的论述。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需要，刘先生用了十几年的功夫，化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本着“沙里淘金”的精神，认真研究了与之相关的论述，经多闻阙疑后，针对各种论述做出了自己的点评，这就使得他的论述有理有据。让人读来不仅没有通过剪切加粘贴的办法，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的感觉，反而明显感到作者坐破寒毡、磨穿铁砚的治学精神，这种做法也符合了科学研究所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为了充分听取反响意见，刘先生早在2008年5月就将其文章贴到了“档案界论坛”上“《论档案形成在前》欢迎拍砖，尤喜冷砖！” [1]广泛听取网友的意见，至当年12月6日，共发帖202个，足见其反响的热烈程度。随后又于2011年5月由刘先生本人将此贴顶起，再次引起新一轮的讨论，至2013年10月7日，帖子增至595个。2014年1月刘先生本人再次顶起，至2016年6月，帖子已经增至947个。足见刘先生对此问题研究的执着。

1.2 符合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大凡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发展不能脱离原有的基础，发展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合理内核的不断充实、丰富从而达到发展；二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不够准确甚至谬误之处进行扬弃和修正，使其得以沿着科学的正确方向走向新的高度；三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提炼和归纳，以实现对已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理论的发展只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而来不得半点的自以为是和凭拍脑袋随意论述，而《档案直接形成论》正符合了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1.3 此种方式对读者大有益处。读罢本书，面对如此特色，不仅不为厌恶，反倒还为其拍案叫绝，另一个原因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能够从中得到诸多的益处。在我国档案界，真正能够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也许为数不多，而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同志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但渴望了解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动向的档案工作者却为数众多，而在这为数众多的档案学人中，对于现状的了解则相对有限者居多。该书通过近1500条注释，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内容丰富、高度浓缩的信息库，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这方面研究中历史发展信息的阶梯。读者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其中富含的“营养成分”对读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2 自成体系

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项繁锁辛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凡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原有档案领域的名言（刘先生在“前言”的开头讲到，“中国档案学理论有句名言：‘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简言之即‘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的颠覆，那势必是需要有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胜任的。但这对于痴心于档案事业，并对档案学理论研究拥有高度责任心的刘东斌先生来讲，却注定也是一个充满创新与挑战的工作。记得这个问题在“档案界论坛”上讨论时，刘东斌先生面对大家观点相左的议论曾谈到“可能最关键的还是我的水平问题。限于水平，无法用简短的论述来证明我的观点。”[2]是的，这确实不是仅凭三言两语就能说得到位的，而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让读者较为全面地理解“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说，那怕最终还是认为此观点是不正确的。

2.1 追根溯源。一是从我国档案产生之源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作者在第六章“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中讲到，“档案之意先于文件，可以从‘结绳记事’‘刻木为契’等档案起源时的原始档案中看出端倪。档案起源的动因只是为了满足人们记忆的需要，人们发明‘结绳’‘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其记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记忆，起到记事备忘的作用。它只有档案的记忆作用，而没有文件的管理办事功用。”（146页，此为上述引文在《档案直接形成论》中所在页码的序号，由于本文是该书的读后感，所以凡对该书内容的引用，均采用此种精简的标注法）

如果顺着刘先生的思路来理解其结果，那么从人类产生档案的源头上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认识还是有所不同，具体论述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展开。

二是从“档案形成在前观”的提出追根溯源。刘先生引用了丁志民发表于《档案工作》1985年第1期上的《档案信息观》一文中的一段话，“人类最早产生的比较完备的记录形式当首推档案了，而其他记录形式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适应社会需要逐步产生的，它们在某些方面取代或发展了档案的功能”，“许多其他记录形式部分地源于或派生于档案。”（146页）由此看来，“档案形成在前观”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只是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而刘先生对此问题却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论述文章和著作，并孜孜不倦地注重对此问题的研究，以致最终将一部60余万字的专著奉献给了档案界。

2.2 论述全面。《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从分析“文件”和“档案”的定义入手，论述了“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的形成观”“档案学逻辑起点”“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档案实体”“档案副本”“收文不是档案”“档案与文件的关系”“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档案价值”“档案与现行文件公开”“电子档案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最终还着重论述了“档案直接形成论的理论意义”。全书共设16章，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对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构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的理论体系。

3 实践性强

本书论述的内容属于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大凡基础理论往往会让读者感到晦涩难懂，尤其是对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档案人员而言，往往在读完一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字的专著后，感到如同是雾里看花，实在难以看清其真正的面貌。即使是一些属于档案学应用理论范畴的专著，如档案价值、档案价值鉴定等，往往读完之后也让读者实在难以能在其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中找到一座联系的桥梁。而《档案直接形成论》尽管论述的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但由于其论述通俗易懂，且又是建立在对大量已有研究成果的引用、分析和点评的基础之上，所以能让读者了解这一方面的研究现状如何，作者的观点是什么，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新观点的可取之处在哪儿，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整个论述不显高深莫测，更不显虚幻不定，让读者感到好读、可亲，这也许就是刘东斌先生长期在档案局办公室和业务指导科工作的缘故吧。

4 贡献颇大

尽管《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在“档案的定义及其本质属性”“档案形成在前”说，以及对“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 观点的颠覆等，笔者自有不同看法（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逐一表述），但该书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

4.1 做了必要的探索。作者在前言中讲到：“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我们暂且不论“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是否真的“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但笔者还是愿意承认刘先生所做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既然传统的“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观点已经受到来自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理论等诸多方面发展带来的挑战，并面对某些问题已经呈现了无力解释的窘境，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其进行躬身反思。既然随着档案事业的深入发展，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有很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我们去研究、去攻克，那就需要有大胆创新者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崎岖道路上勇敢地探索和攀登。毫无疑问，刘东斌先生用具体行动向业界表示：他做到了。

4.2 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到底是否正确，或说其正确性占比有多大，自然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就本书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做出的有益贡献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刘先生在前言中还讲到，“诚然，它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哪怕它只要能比‘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多解释一个理论问题，也算为中国档案学理论添砖加瓦了。或许它是个谬误。只要经过论证，它确实是谬误，那也算为后人趟了回路，说明此路不通，为后人提供一个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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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民俗文化村

民俗文化村源于主题公园，强调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运转模式，为美国迪斯尼乐园的全球化翻版。[1]民俗文化村是集中保存、保护、传承、展示、发展或经营特定地域或群体民俗我恩华的村落。民俗文化村可分为两种类型：异地集锦型和实地展示型。前者为博览、旅游等目的，通过浓缩、模仿、移植等方式，异地向人民集中活态展示民俗文化的模型博物馆，如北京的中华民族园、深圳的中华民俗文化村、昆明的云南民族村等；后者是指在原居地选择有典型代表性的村寨。集中保存、传承、展现和发展其民俗文化的村落，如贵州黔东南的郎德寨、南花，湖南的德夯苗族民俗村等。[2]

以档案学的视角观之，档案不是单一的，民族档案不仅仅指某一份单一的文献、石刻等，而是还包括与此文献、石刻相关的一切事物、活动等民族文化事象，一份具体的民族档案文献和与该份文献相关的所有民族档案事象共同构成了民族档案这一整体，民俗文化村就是将各地区典型的民俗习惯、仪式风俗、节日庆典等集中于一个主题景区内表现出来，其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其不仅保存了民族档案的本体，还保留了与之紧密相关的民族档案事象，民俗文化村使保存分散的、不完整的民俗文化实现了体系化、集成化管理，有效地整合了民俗文化或民俗档案。

（二）建立民俗文化博物馆

所谓民俗博物馆，就是依托丰富多样的民俗文物、收藏品等，为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将民间传承下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有形和无形的陈列手段，以达到实现地域民俗风味的效果，从而也兼具对民俗文物的研究保护，最大限度的成为一个民俗文化展示、研究和传播的产所。[3]民俗博物馆不同于历史类、自然类或其它类博物馆，它是以收藏、演讲、展示民俗文物为主要职能，并以此作为对公众进行民俗知识教育的产所。

从档案学的视角来看，民俗博物馆保存了有形的民族档案实物和无形的民俗文物，档案是历史的记忆者，在民俗博物馆中所保存的文物可以看出民族档案的发展历程，并且民族档案实物与民族档案文献相结合就构成了完整的民族档案，因此，民俗博物馆中的民俗文物是纸质型民族档案文献的重要补充，对于完善民族档案体系和实现民族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三）进行参与式保护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需要人的自觉、自愿、积极地参与，然而在我国的保护实践中，由于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的歧义异、对参与的肤浅化理解、政府角色的定位失误等原因，导致对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保护性破坏”。[4]因此，在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就需要基于对主位观点的尊重和了解，充分汲取草根智慧与地方性知识，激发文化承载者的文化自觉，使其真正参与民俗文化的挖掘、保护、开发、监测和评估，实现参与式的保护。对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字、风俗习惯等民俗文化进行参与式保护，通过与民俗文化的原始产生地的民俗文化传承人或是当地居民交流，能够记录民俗文化的起源、社会发展历程等具体的信息，能对民俗文化的传承起到积极的作用，是一种对民俗文化进行有效保护的方式。在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因思维定势的缘故，人们较为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者所创的作品，而容易忽视民俗文化作者所持有的那套技术或技艺。关注民间工艺的现状，以现代田野作业的理念调查民间工艺，以种种现代手段保存技艺、建立档案，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更应注意对于民间工艺传承人的人文关怀，创造条件让他们走入现代社会的前台，更直接地参与到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运作的过程之中。[5]因此，在建立民俗文化博物馆的同时，还应进行参与式保护工作，参与到民俗文化的原始产生地，加强与民俗文化传承人之间的互动。

从档案学的视角观之，参与式保护从源头保护了民俗文化的原始形成地，保证了民俗文化的纯真性，明晰了民俗文化的传承途径、模式和形式等等，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档案学视野下民俗文化传承途径探讨

民俗文化的传承从各个不同学科领域视之，都有不同的有效地途径，从档案学学科视角解读民俗文化的传承，就可以实现民俗文化档案化。民俗文化档案化是指依据档案学原理，通过文字、录音、摄影、录像及数字化等记录手段将民俗文化转化成档案予以保存，并以之为依托加以再现、复原和创造的过程。[6]即把有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等具备一定的档案属性的民俗文化当作档案来对待，运用档案学的学科理论、知识对其进行有效地保护与传承，最终的目的是拯救濒临灭绝的民俗文化。使民俗文化以档案的形式展现出来，并以档案管理的操作要求来进行后续的管理，把民俗文化纳入到档案管理的范围之中，以档案管理的系统要求来对它进行保管、保护和提供利用，以达到民俗文化永续相传下去的目的。民俗文化档案化管理使民俗文化在开始形成时就处于受控状态，并及时纠偏、纠错，使民俗文化在形成、收集、整理、归档等环节中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实现民俗文化档案化的具体实施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泛搜集民俗文物和民俗文化事象

民俗文物和民俗文化事象搜集的类型可以是文字型、石刻碑文型的古籍文献，也可以是宗教典籍文献、民族节日仪式以及举行宗教仪式活动时使用的物品等等。对于民族古籍文献而言，具体来说，国家可以成立专门的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组，由民族地区的档案管理部门和文化管理、文物管理部门一起，做好民俗文化的普查、登记工作，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民俗文化的数量、种类、价值、保管状况进行登记；对于民族节日和宗教仪式活动等而言，就可以采用录音、录像的方式真实地记录整个仪式活动过程。对于价值难以判断的，可以组织专家，成立专门的民俗文化鉴定小组进行鉴定，以便对有价值的民俗文化重点保护。另外，针对以往普查不全的情况，可以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除了派工作人员走访登记外，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专门网站，鼓励群众自己通过网络来进行登记，进行“鉴宝”。普查的结果，要形成民俗文化管理状况分布图、形态样式表、有价值的民俗文化登记表，使人们对所寻找的民俗文化资源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和掌握。

（二）对民俗文化进行界定并归档保存

从档案学的视角解读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就必须从档案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对广泛搜集而来的不同载体类型的民俗文化进行界定，看其是否具备档案属性，如原始记录性等，具体来说，要看其内容信息的原始性、真实性，也就是了解某份文献是否是当时当地直接形成的，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有些文献是事后形成的，但是这些文献与有关社会活动是紧密联系的，是相关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类似这样的文献也应视为档案，就需要进行归档保存。待界定工作完成后，就把古籍文献和录音、录像资料进行分门别类地归档，考虑到民俗文化分布分散、残缺不全和有些民俗文化还正在产生等原因，可以采用区别于“官方归档”的“自然归档”方法进行归档以便在日后的工作中继续补充，实现民俗文化的体系完整、种类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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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档案学界的的“覃兆刿现象”

覃兆刿，湖北荆州人。当年，他报考四川大学档案学系未果，被湖北大学历史学系录取。1987年，覃兆刿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留校参与创建档案专业的教师，开始圆自己的档案梦。1988年，覃兆刿被学校派往中国人民大学进修，2001年，又被派往北京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而早在1996年，考虑到学科建设的需要，幼小的档案学科也成立了教育部档案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初出茅庐，当时还只是讲师的覃兆刿名列其中。从那时起，年轻的覃兆刿进入了档案学的最高境界，为同行侧目，被誉为“国内档案学界有影响的青年学者”。

事实上，覃兆刿也不是徒有其名。他曾主持国家级项目3项、国家档案局项目4项，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和档案学期刊70余篇，10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2篇文章被全文收录进“国家大清史纂修”网站。他的多项成果获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学会、湖北省政府奖。其代表作《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更被鉴定为“优秀”等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他主编的《企业档案的价值与管理规范》是21世纪我国高校第一本关于企业档案管理的教材。覃兆刿还在全国各地党校和企事业机构进行“档案与管理”系列近百场专题讲座，为数十家企事业机构提供档案管理咨询。他的研究成果和讲座甚至在台湾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热捧。2005年，覃兆刿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光荣称号。2004年，作为档案界唯一教师代表，覃兆刿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庆祝第20个教师节庆典暨全国优秀教师表彰大会”。2010年，覃兆刿高票当选“中国知识管理年度人物”。

如今的覃兆刿为湖北大学档案学科带头人、全国首家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人及主持者，主要从事档案与管理文化、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在档案学理论研究和档案业务实践领域均有所建树的学人。按照学科分类，图书、情报和档案学一级学科属管理学范畴。覃兆刿实际上是以档案学人的身份，成就了管理学界的“覃兆刿现象”，成为档案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覃兆刿对档案事业的三大贡献

一是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建树。覃兆刿不仅以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赢得了尊重，更以“双元价值观”原创者的身份备受关注。在对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进行认真、反复思考之后，覃兆刿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在这本著作里，覃兆刿用“双元价值观”作为主线，用“双元情”表达档案工作要体现对社会的两个关怀向度：社会管理工具与社会信息资源，也就是“档案双元价值观”。他认为，“工具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对文献的合目的控制和结构化手段，“信息价值”反映为文献记录的内容或数据。光有工具价值的档案是不存在的，光有信息价值的档案也是不存在的，档案是“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的双元价值结合体[2]。他更强调，档案事业现代化应以体现档案社会责任感也就是工具价值的实现和档案公众服务意识也就是信息价值的实现为观念要件。历时三载，他的专著以其“原创性”、体系建设和资料贡献受到档案学界和档案管理实践部门的普遍关注和充分肯定，在实践中备受重视。覃兆刿曾应邀在全国档案学高层论坛等各种场合举行专题报告，中华档案学会会刊（台北）也载文评价其“双元价值观”为“档案的哲学之道”。 覃兆刿甚至还应邀出任了2003年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学术评论人。不仅如此，任越、张会超等档案学人在自己的研究中直接援引了“档案双元价值”概念，黄存勋、张丽及蒋卫荣等则撰文，支持“双元价值观”[3]，甚至关于人事档案、企业档案的研究和实践中也广泛应用了“双元价值”概念。

二是创立“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为档案学人如何学以致用，如为企业管理做出贡献，树立了榜样。覃兆刿强调档案界学人重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实看到了制约学科之关键，看到了档案教育之根柢。而他对档案事业的贡献，也贵在不唯学术，贵在倡导并践行学术与实践的结合，倡导“知识管理”理念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运用。他认为，档案学作为应用学科，脱离实践谈理论是意义不大的。通过对部分企业的调研，覃兆刿率先提出了“档案方式”概念。他认为，“档案方式”也可以叫做“档案习惯”，是从人类行为和文明化生的，区别于记录与文献的消极产生和存在状态，可以理解为对文献的结构化和合目的控制。懂不懂得“档案方式”或者有没有“档案习惯”，其中的差别就是人类的优势。覃兆刿主张，在企业档案管理的推进过程中，就是要将该管的管起来（工具价值），将可用的用起来（信息价值）。2007年，覃兆刿创建了国内首家专注于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的“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希望通过中心这个平台能够使研究和实践走得更近，希望将“档案方式”的一些想法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2009年起，覃兆刿在全国率先招收“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方向硕士生，并应邀在国家档案局主持、国务院国资委及工信部参与的“全国企业档案信息化推进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倡导“知识管理”理念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运用。2010年，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聘请的专家，覃兆刿还审读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有关“知识管理”的成果。覃兆刿还积极推动知识管理问题研讨的跨区域合作，参与起草了中国档案学会企业档案工作报告。他在苏、浙、鄂、沪等地的中外企业（如上海造船厂、中国银行湖北分行、丝宝集团、东风汽车、工信部下属高科技公司等）调研、评审过程中，宣传知识管理的意义，引导企业档案管理走知识化管理道路，得到积极回应。基于上述贡献和影响，2010年，覃兆刿甚至高票当选了“中国知识管理年度人物”。

三是关于档案事业的宣传。覃兆刿积极在高端媒体发出档案人的声音，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他的五篇文章。在学术期刊网上搜索“覃兆刿”，可得43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内容都定位于实践领域，旨在倡导档案宣传，传播档案文化，与档案实践直接相关。其中，《档案事业“三字经”》实则就是他为找到一个较好的档案宣传文本而进行的“仿古”探索，企图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档案事业的重要性。结果也正如其所料，该文广为传诵，深受好评，甚至有企业还以该文内容为核心制作了纪念品。难能可贵的是，覃兆刿不仅将档案是什么，为什么重要讲给业内人士听，也讲给非档案系统的管理者听，受众逾千。他还注重发挥档案信息优势，在研究和讲座中注意将档案与文化和历史结合起来，将大量公众感兴趣的档案话题披露到人民网、凤凰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等众多权威网媒。覃兆刿曾经笑称，我做了一件看似平淡但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将“档案与管理”这个话题渗透到了不少党校，在党政领导干部中拥有了若干粉丝。覃兆刿是这样解释他为什么特别注重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的。他认为，秘不示人的档案已超越了“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的意义，从宗庙、神庙和神位上走向社会公众，广泛地服务于社会的文化和经济建设。如果有更多人懂得“档案方式”，具有档案意识，这种优势就能转化为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档案工作的价值实现和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首先取决于档案意识水平。他认为，由古代作为政治附庸的“档房”模式向近代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档案馆”模式的转变，有其丰厚的社会土壤作基础[4]；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兴起是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5]；档案馆功能实现的最终途经有两条，即加强档案馆向文化事业的转型、强化档案馆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6]。所以，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在情理之中。覃兆刿认为，要改造社会对档案事业的刻板印象，促进档案意识提高，没有热情不行；投身档案社会实践，体察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落差，没有热情也不行。因而，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档案宣传，致力于档案文化的传播。

三、“覃兆刿现象”对档案学人的启示

覃兆刿的学术思想广为档案学界认同，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堪称整个档案学界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成就最为丰硕的代表人物之一，更在整个管理学领域为档案学赢得了尊严和地位。身处内地一所省属大学，覃兆刿何以能在资源较少的背景下，在一个看似冷僻的专业领域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值得档案学人思考。

首先是覃兆刿对档案学的钟情和自信。覃兆刿曾以元人毛元庆语“兼是任，何重如之”勉励自己，认为，没有平庸的岗位，只有平庸的表现。覃兆刿认为，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作为责任教授，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外，深入实践，加强专业领域的社会联系，对于开展学术研究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覃兆刿具有独特的实践魅力，而实践也给予了他相应的回报。无论是参加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项目成果评审、国家档案局项目成果评审，还是应邀为全国各地政府档案部门献计献策，为企事业单位开办档案与知识管理讲座、申报国家管理质量奖，都让覃兆刿接触到真实的档案工作，为理论研究积累了原始素材。他发表了《档案学：与社会实践相伴互动的学科——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分析》[7]等文章，极力呼吁重视档案学的实践性，强调“档案价值实现是离不开利用活动的”[8]。为了做好“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的工作，覃兆刿在QQ个性签名上长期写着“忠恕”两个字，意味“中心如心”，既作为自己处事的信念，又暗示所有的研究要将“中心”，将实践放在重要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研究总是能够得到档案界认同的重要原因。

再次，难能可贵的还有覃兆刿的学术和实践视野。他立足档案，但不唯档案，主动出击学科交叉领域，将档案全部放到整个管理学范畴去考察，去研究，去实践；他也不排斥档案学的历史学研究。谈到档案专业有些学生不愿上史学课时，覃兆刿说：读史可以使人变得丰富、深刻。一个学科要得到认可和发展，就必须有严肃的学科发展史认知和基础理论研究。所以我们的时间观要革新，要在“过去”与“将来”之间强调现在， 要在“传”与“承”中加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理念——“用”。在实践方面，覃兆刿强调馆（室）与广域之间的联系，主张“空间观”。他认为，档案工作者的角色重塑要以“三变”作支持：一由消极的库房管理员向积极的档案文化塑造者和档案功能的监督者转变；二由职能管理主体的代表向重要的合作参与伙伴转变；三由档案行政、官员的身份向档案管理技术专家和档案信息服务商转变[9]。覃兆刿希望，我们的档案学研究，不仅要受到历史学家的尊重，还要施惠于现实社会生活。他表示，这种观念的确立必然为我们带来立足于现实工作的创新意识，变消极被动的守候为积极的档案信息服务，使我们的作用受到同时代人的尊重。从中可以看出，渴望“有用”，渴望得到尊重，是覃兆刿积极主动地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动力。毫无疑义，这种看似平常的治学逻辑对档案界学人如何治档案学这门实践性较强的学问不无启迪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在国家档案局现任领导班子成员中，明确注明具有档案学专业背景的无1人，明确注明具有历史学专业背景的有2人。

[2]月光.档案事业的“缘”与“情”——访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覃兆刿教授.档案管理2009（6）.

[3]黄存勋 张丽.对中国档案事业的全新双元审视——读覃兆刿著〈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兼论过渡时期的档案思想札记〉.档案学研究2004（2）.

[4]蒋卫荣.创新，档案学发展的源泉——读覃兆刿〈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档案与建设2004（5）.

[5]覃兆刿.从“档房”到“档案馆”——关于中国档案事业近代化的文化反思.档案学研究2004（3）.

[6]覃兆刿.价值目标与伦理重构——关于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功能与效能研究.档案学研究2003（5）.

[7]覃兆刿.档案事业“三字经”.档案管理2009（1）.

[8]覃兆刿.档案学：与社会实践相伴互动的学科——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分析.档案与建设2004（1）.

[9]覃兆刿.椭圆现象：关于档案价值实现的一个发现.档案学研究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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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档案术语的研究，标准的制订，涉及学术研究领域和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是一项需要认真细致对待的工作。需要围绕着选词，命名和释义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才能使广大档案工作者对一些名词逐步取得一致的理解和认识。其次，基于我国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要一次完成系统的、完整的档案工作术语标准的制订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不切实际的。我国的档案术语建设在建国以前还是一片空白，建国后才开始逐步讨论少数的档案术语，与此同时，虽然国际档案界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档案术语体系，编写了《档案术语词典》，但鉴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档案工作基础、条件等制约，国际档案界有关档案术语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适应我国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经过工作，对认识基本一致或逐步趋向一致的名词、术语分期分批赋予科学的定义，使之规范化，逐步深化和完善我国档案工作术语标准系统，也是必要的。我国在1988年完成、1992年颁布实施的《档案工作基本术语》规范了档案学的大量术语，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是档案工作诸方面最基本的，认识比较一致的名词、术语，是我国档案术语建设所取得的质的飞跃。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作为第一批实行档案术语标准仍有其不足的地方，特别是近些年来电子文件的增多，一些档案术语落后于时代，成为档案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而一些新出现的档案术语又没有准确的定义和标准化。随着档案术语研究的深入，在众多术语逐步趋向统一的情况下，再陆续制订第二批第三批术语标准，这将是我国档案工作术语标准化必然经历的过程。再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许多档案实际工作者没有受过专业的档案教育，因此对档案术语接受能力和认同态度较差，不利于档案术语的标准化的推广，对这些档案工作者加强业务培训与继续教育，提高他们对档案学理论的吸收、消化能力，了解档案术语的专业含义也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总之，在档事业日益发展的形势下，我们要积极开展档案术语建设和使用，加快制定标准的实际工作，但又不能急于求成。因此，采取积极稳妥的方针，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是非常必要的。

二、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

1.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应该是双向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事物的两端。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的需求性是两者联系的基础，其联系的中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联系是由双方的需求决定的，因而应该是双向的。理论的产生、成长与完善需要联系实践，改造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强调理论联系实践是对理论研究而言的；而强调实践联系理论则是为了解决理论的抽象性与实践的具体性间的矛盾而言的。就理论工作者而言，应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践，尽量使理论符合客观实践的需要；对实践工作者而言，则应大力倡导实践联系理论，用己有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需要以人的活动为中介。这里所说的人的活动包括档案理论工作者的对档案术语的研究活动、档案实践工作者档案术语的使用和推广活动。档案理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档案术语理论研究，编写档案术语词典，更档案术语库，建立完善的档案术语体系。档案实践工作者应了解和掌握已有的档案术语，在档案实践工作中使用标准化的档案术语，并在实践中完善档案术语理论。值得强调的是，档案理论工作者在建设和研究档案术语时，要注意实践的要求，把握好档案的实践工作，不能把档案术语理论和实践相脱离，档案实践工作者身处实践的第一线，比理论研究者更有机会了解工作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档案术语建设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效的素材。因此，在提倡档案工作者任劳任怨、平凡贡献做好实际工作的同时，花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理论研究。

2.档案实践应为档案理论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陈永生教授在《档案学论衡》中已有较系统的论述。理论来自实践无疑是正确的，但来自实践的东西不一定是理论，它可能是工作总结或具体经验，也可能是理论。即使是理论，可能是科学的理论，也可能是片面的理论。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论是指系统化的理论认识，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社会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理论。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在于它是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性的反映，它具有科学性、抽象性、层次性的特征。任何理论的产生、完善都有一个过程，并且有特定的适用范围。从实践的角度看既不能把来自实践的片面理论视作科学理论，也不能对正处于产生、成长过程中的理论过于求全责备。就我国档案实践而言，它往往受地域、时间、经济水平、人员素质、实践类型等因素的制约，差异大且情况复杂，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复杂性、动态性。面对如此复杂的档案实践，要求档案理论全面反映并适应档案实践是十分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档案术语建设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建立一个完整完善的档案术语体系，来适应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要求。

三、专业化与大众化相兼顾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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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选修课；教学实践；文化建设

档案文化作为一种吐故纳新的文化特色功能，在先进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力推进档案文化建设有很多途径和方法，其中我们可以通过加强档案文化教育来扩大档案社会影响，即在高校里向所有专业的学生开设公共选修课。

一、高校开展档案选修课程的意义

在高校中开设档案学选修课程，通过对档案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档案的价值，对宣传、传播、弘扬档案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树立档案文化自觉的需要

文化自觉是自主创新的前提，也是一种文化持续发展的智力源泉和有力支撑。但长期以来，档案文化缺乏“自觉”，对档案文化的价值、内涵缺乏足够的认识，档案文化自主创新能力不够。通过在高校普及档案文化知识，树立档案文化自觉意识，发现档案中文化思想的精华，对传统智慧和文化资源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加以继承和转化以及有效的拓展。

（二）培养档案文化意识的需要

档案文化意识，是整个社会或某个集体、个人对档案文化的认识的态度。档案文化意识的强弱，会从心理层面影响人们对档案工作、档案部门和档案事业的重视程度、理解程度和支持程度。全民档案意识是档案文化建设的智力支持。当前，整个社会的档案意识比较薄弱。那么在大学生毕业真正踏入社会、进入到各行各业、融入到方方面面的文化建设中之前就接受档案文化知识的普及，让学生对档案文化以及档案的重要性有正确和充分的认识，力求达到“人人懂档”和“人人用档”，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发挥档案文化的作用，才能更好地为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服务。

（三）人才培养的需要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提高社会竞争力。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与物质、能源并称为三大社会资源，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宽口径人才”，在具备专业能力的同时要具备信息获取和信息运用的能力，而档案是信息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所以有必要培养学生了解档案、认识档案和利用档案。通过档案课程的学习，可以拓宽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完善知识结构，使学生掌握处理档案信息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对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也大有裨益。

（四）促进高校档案管理水平的需要

从事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从学校工作的后台走上教学前台，并通过这一平台扩大档案文化宣传和影响，不仅使学生提高了档案意识，而且学校领导对档案工作更加重视，对促进高校档案工作管理水平和层次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档案选修课程的教学实践

目前高校档案管理课程的教学内容以陈述理论知识为主，教学方法以教师讲为主，学生缺乏兴趣，教学效果欠佳，要重视文化建设，加强档案文化教育，必然要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寻求适合高校各专业学生的档案选修课程的教学实践。

（一）改变教学理念，革新课程教学内容

传统的档案管理实务教材内容主要是档案管理业务知识，包括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检索、利用和编研等，教材主要是针对档案专业学生和文秘专业的学生，大多以陈述理论知识为主，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档案工作的学生来说有较大的难度，在课程安排上可简化该部分理论。考虑到面向的是跨专业、跨学科的学生，吸引学生的不是档案学的专业理论思想和特有管理技术，而应是档案背后的大文化、大历史，而且公共选修课的课时很短，要使非档案专业的学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了解和掌握档案学方方面面的知识，非常不现实，我们要做的是引导学生走进档案学的大门，培养学生基本的档案意识。因此理论部分主要介绍档案的发展演变历史、档案的价值和作用、国家各级档案管理行政部门的职责及国外国家档案馆的基本情况、档案相关法律法规、档案文化和本校校史等内容。

（二）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教学过程中借助多媒体手段来丰富抽象、枯燥的档案理论知识，结合课程内容采用了丰富的视频、音频、图片，增加课堂趣味性；教师由主讲转变为主导，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参与课堂讨论，引导学生变注重知识为注重能力，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思考，真正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改变学习状态，主动建构探究、实践、思考、运用、解决、智慧的学习体系；课堂可从“封闭走向开放”，用课外参观、观摩专题档案展览结合课堂教学；布置多样化的任务，比如赴省档案馆查阅指定档案，在课堂上交流查阅过程和体会，学校档案馆可以建立学生的梦想档案，收集学生的视频《我的梦想》，若干年后邀请学生回校观看，借此不仅激发学生思考和创作也培养了学生对档案工作的关注和认识。

（三）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学生只有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具有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才能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而且还能在反复的实践中，不断地在头脑中升华起科学精神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根据档案管理本身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工作，在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档案基础知识普及教育的同时要强化实践教学，加大实践操作课时比重，真正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高校的档案馆（室）为档案实践操作提供了良好的场所，让大学生有机会结合所学档案基础理论知识，进行实践操作，可以让学生观摩和亲自进行档案的收集、整理、立卷、检索和利用。通过档案管理系统的操作，可以使学生了解档案的信息化管理、电子文件制作与搜索、网上检索和利用等。

参考文献：

[1]陈传华.高校应重视《档案管理》公选课[J].浙江档案，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