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特点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人口流动的特点，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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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涌入大城市的数量不断爬升，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他们的融入状况又有了诸多新的变化。本文选择以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广州的城市融入状况为切入点，探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入中出现的特点和变化。

关键词：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特点；广州市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顺应了这种趋势，纷纷进入大城市务工经商，学习生活，而少数民族中尤以穆斯林流动人口居多。据我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超过1.4亿。其中有的流动人口约有2000万，而信仰伊斯兰教的流动穆斯林约有200万[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与融入状况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极大的重视，研究成果也是非常的丰富。在这里我们以广州市的田野调查为例，分析穆斯林人口在广州市的流动特点，对于我们把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建立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把握最新的动态，做一些初步的有益的探索。

本次课题主要是在广州穆斯林封斋期间所做，所以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主要采用走街串巷的分散调查和在清真寺“主麻日”当天集中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本此课题共发放问卷140份，回收有效问卷136份，有效率为97.1%。调查内容涉及穆斯林林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流动情况、工作经济情况、宗教情况、社会交往、政治参与、社会支持、民族关系、当前遇到的困难与对政府的期望和所需帮助等。在此，我们着力探讨广州流动穆斯林的特点，以便更好的把握当前流动穆斯林的融入动态。

一、从数量上来看，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数量和比例还在持续增长。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9中国宗教报告》，截止到2008年，我国约有300万流动穆斯林人口，占全部穆斯林人口的10%左右[2]，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广州市作为我国东部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吸引着国际国内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纷纷在此务工经商，寻找发展的机会，穆斯林流动人口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重要的一部分。2000年时，广州市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已接近万人，其中回族占93.19%，维吾尔族占6.06%，二者加起来共占广州市穆斯林总数的99.25%[3]。2005年1月，光来自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的穆斯林在广州所开设的清真拉面馆就有427家，从业人员3746人[4]。可以预见，在未来十几年内，广州的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数量还会呈大幅增长的趋势。

二、从流动形式上看，举家迁移的特征明显，逐渐由流动转入稳定。

此次调查的广州穆斯林流动人口，调查对象大多数是已婚者。其中已婚者91人，占总数的66.9%，未婚者43人，占总数的31.6%。在已婚者当中，其家眷随之迁移的有128人，占已婚者人数的94.1%。6人及以上共同生活在广州的有19人，占总人数的14%，5人共同生活的有10人，占7.4%，4人共同生活的有29人，占总数的21.3%，3人共同生活的有14人，占总人数的10.3%，2人共同生活的有19人，占总数的14%，即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举家迁移的有91人，占总数的71.09%，可见超过了一半的穆斯林流动人口都是举家流动，这一特征在广州穆斯林流动人口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调查显示，能够和配偶一起进入城市其社会融入程度更高，因为与家人在一起流动穆斯林不会因为思念亲人而产生孤独和漂泊感，更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以及心理上的城市认同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与家人在一起流动穆斯林的“流动”便具有了稳定性，避免了往返于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来回奔波，与此同时流动穆斯林的“季节性”[5]也会逐渐消失。这样，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基数会变得更为庞大，随之而来的带给城市的管理与服务上会有更大的挑战和难度，比如子女入学的问题，计生和卫生方面的问题等等。

三、从分布的形式上看，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广州的流动穆斯林大体上来说居住的相对分散，没有明显的大的聚居区，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他们一般都集中在三元里、白云区陈田村附近。为了方便参加宗教活动，以清真寺为中心散居在其周围的穆斯林也占多数。一些穆斯林也变成了生意人或者阿拉伯语翻译，其中部分年轻的翻译、教师也会聚居在白云区陈田村等地居住，形成新的穆斯林聚居区。

四、从流动形式上看，以非正规渠道为主。

穆斯林流动人口一般都是自发的来到广州，他们大多是经过亲戚、朋友、老乡介绍到广州的，以无序流动为主；而通过政府招工或者通过其他的正规渠道来到广州的几乎没有。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到45.1%的流动穆斯林是自己过来的，51.1%的穆斯林是通过亲友介绍到广州的，通过其他渠道来到广州的占3%，政府介绍的仅占0.8%，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五、从流动的原因上看，经济因素仍然是其流动的主要动因。

大部分的调查对象都是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两者人数高达110人，分别占总数的51.5%和29.4%。投亲靠友的有6人，占4.4%；学习培训的有4人，占2.9%，其他的有8人，占2.9%。可见穆斯林流动人口主要还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流动，寻找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受流入地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广州穆斯林的月收入情况比起在老家从事农业或养殖业要可观很多。穆斯林流动人口到达广州之后经济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2500元及以上的共有74人，占69.8%，已经超过了一半的人。在5000元以上的有17.8%，比在老家的收入高了14个百分点还要多。穆斯林流动人口因为经济的“推力”和“拉力”作用来到流入地，而在流入地他们也实现了经济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69.8%的穆斯林的经济收入已经达到外出前月收入的三倍，甚至更多。强大的经济拉力对流动穆斯林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六、就业方式以非正规渠道为主，从业技能与职业类型单一化和同质化，就业类型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

拉面是西北穆斯林美食之一，大量流动穆斯林涌入广州，也将这一美食带到广州并且很受欢迎。现今拉面馆在广州有2500多家，比2005年的427家多了5.8倍，就是说在5年的时间增长了一倍多。由于在整个的调查过程当中，我们都采用了走街串巷的横扫拉面馆的方式，所以调查对象为经营拉面馆的穆斯林相对较多，而我们在“主麻日”进行调查访问的对象就比较全面了，基本上可以比较全面的反应出广州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广州的的就业状况。从事餐饮服务业的穆斯林已然是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经营拉面馆的即拉面馆老板有41人，占总数的30.1%；在受雇于拉面店老板的有45人，占总数的33.1%，这两者一共有86人，共占总数的63.2%，也就是说超过了一半的穆斯林都在做拉面这一行，在广州经营拉面馆其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其次是经商的，有20人，占总数的14.7%，这一部分人也有相当的比重。打零工的有7人，占总数的5.1%；流动经营的有1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从整体上来看，流动穆斯林大多都是从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行业。由于民族、宗教、生活习惯等诸多特殊的原因，穆斯林只能从事像经营拉面或者卖清真食品，或开清真商店等这类与穆斯林相关的行业，导致了穆斯林的行业同质度极高，也势必会导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外来流动穆斯林在改善经济生活条件的同时，又努力传承和保持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精神信仰，难以真正融入以汉文化的现代化为主题的先进生产、生活方式之中，从而生活于城市的地域边缘、文化边缘和心理边缘。只有当流动穆斯林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宿感时，即只有当他们认为自己是当地人时，他们才能真正融入流入地的主流社会[6]。

七、穆斯林流动人口生活单调，业余生活极其贫乏，社区活动处于空缺状态。

本次调查对象中有84人表示有参加过工作之余的其他活动，占总数的61.8%；没有参加的有48人，占总数的35.3%。而穆斯林流动人口参加的娱乐活动，也是以宗教活动为主，比如说每周的聚礼、会礼等，以宗教活动为主的有39人，占22.5%；其次是看电视，上网、与朋友聚会，分别为29人、27人和23人，分别占16.8%、15.6%和13.3%。参加社区活动的仅有2人，占1.2%。穆斯林由于其从事的职业的限制，导致他们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从事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事情，自然是无法分配出更多的时间来参加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即使有娱乐活动，他们也多半会选择与自己身边亲近的圈子来进行，所以他们参加娱乐活动还是具有内卷性的和半封闭性的，其社会参与的程度也并不是很高。并且大部分的流动穆斯林是没有受到过参加社区活动的邀请，这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对社区、对城市的认同感低。然而城市中大部分流动穆斯林对各自城市的认同度并不高，长期定居的愿望并不强烈或者并不清晰[7]。

八、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内倾性和低层次化。

社会资本一种人际关系网络，是流动穆斯林适应和融入城市相当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在流入城市之初，这种资源所带来的便利性和基础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调查过程中，当流动穆斯林被问及是怎样找到现有工作的，回答由亲友介绍的有68人，占50%，自己找的有60人呢，占45.1%，通过政府介绍的只有1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通过其他方式找到工作的有4人，占2.9%。可见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就业上既要自己努力，也要通过亲友等强关系的帮助立足于城市。社会资本包括教育方面的社会资本和健康方面的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流动穆斯林大多受教育水平不是很高，且囿于流动穆斯林在社会交往选择上的局限性，其社会资本暂时还不能达到更深的层次，强关系的社会网络依然不能有更大的突破，以至于不能通过弱关系来获得更稀缺的资源与信息，要想建立更深层次的社会资本还有待流动穆斯林们更多的努力。加强职业培训或参加民工学校的学习可以提升流动穆斯林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利于他们融入城市。

九、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入寺、入口、入土和入学问题日益严重。

（一）入寺的问题。广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发达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不仅吸引着本国的穆斯林流动人口，也吸引着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如西亚、北非的阿拉伯裔穆斯林、非洲裔穆斯林、南亚和东南亚裔穆斯林、其他国家如土耳其、伊朗的穆斯林等。伊斯兰教是植根于流动穆斯林心里的文化，这种文化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已经成为流动穆斯林的一部分。流动穆斯林流入到大城市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清真寺，解决入寺的问题。广州外籍穆斯林的人数很难统计，广州市现开放使用的四座清真寺每周五参加聚礼的人数大致有9000人，而外籍穆斯林大概占半数，若按这一比例计算，至少应该有4500名外籍穆斯林长期居住在广州[8]。而广州的清真寺只有4座，而且都是集中在越秀区，流动穆斯林的数量如此之多，这4座清真寺明显的是不够用了。

（二）清真食品供不应求

本次调查中有71位流动穆斯林认为“清真食品虽少，但可以买到”，占52.2%；23为流动穆斯林认为“清真食品太少，生活不便”，占16.9%，反应出清真食品太少的穆斯林共有94人，占69.1%，超过了一半的人认为清真食品供应较少，给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不便。还有部分穆斯林觉“一些清真食品并非清真”共有12人，占8.8%；觉得“到处都有清真食品的”占19.1%，这部分人比例也不是很高。可见从总体上来说，清真食品供应存在不足。如何在城市中既能融入都市生活，又能保持信仰身份的认同，做到伊斯兰教倡导的今世和后世兼顾，对于城市穆斯林而言是一个较为严峻的问题。工厂招工中拒聘穆斯林职工以及生活在各种单位中因清真饮食问题而不能融入所处环境的员工等情况，都是城市穆斯林面临的保持与融入的两难选择[9]。

（三）流动穆斯林的入土问题严峻。广州市的回民墓地是按照户籍穆斯林的人口规划的，对于本市穆斯林去世人口已经自顾不暇了，还要接收流动穆斯林确实是困难重重。现实中的解决方法有：一是就近在穆斯林回民专用坟场速葬，这需要在广州一定强度的经济承受能力；二是运回原籍安葬，这对于流动穆斯林来说高达几万元的费用是个沉重的负担。现今有50万平方的回民墓地，共8000个墓穴，仅能勉强满足现有户籍穆斯林的殡葬需要，最多就能维持2～3年，现实问题令人堪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国际国内流动穆斯林来到广州谋生定居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可能还会逗留相当长的时间，相关部门应该做好在此方面长远的打算和规划，如果流动穆斯林的入土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成为影响民族安定团结的导火线。

（四）子女受教育问题。在本次调查中，当被问及目前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时，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答案就是子女入学的问题。这似乎成了众多流动穆斯林最大的心病。调查显示有26人反映子女入学成为最大的问题，“经济困难，学费高”这一因素占27%；其次是“学校里面没有清真伙食”，占21.6%；“孩子在这里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受到歧视”这一因素占16.2%，仅有3人表示子女在这里入学没有困难。大部分的穆斯林的孩子都在老家上学，这一比例高达57.4%。这就造成了父母与子女分离，家庭离散，这部分孩子容易成为留守儿童，对孩子的成长和学习也是极为不利的。户籍制度的限制首先就成为子女入学的门槛。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外来穆斯林需缴纳高昂的借读费或者赞助费，才能将孩子送进学校就读；能在本地就读的孩子数量也是相当的少的。另外，在广州，回民学校也是相当的少，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仅发现了一所回民小学，这对于大部分有即将入学的流动穆斯林的孩子来说远远不够；学校里面的清真伙食也成问题，很多流动穆斯林不得不中午送饭到学校给孩子吃，这无形中又增加了流动穆斯林的交通和时间成本。（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晓雨，白友涛.我国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问题研究——以南京和西安为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9.1.35（1）：80～84.

[2] 陈晓毅：都市穆斯林流动文化适应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基于问卷调查的广州个案实证研究[R].青海民族研究，2010，7，21（3）：1～19.

[3] 赵鸿.数据来源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政府驻穗办事处2004年度工作汇报[Z].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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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晓磊，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本科，研究方向：刑事侦查；刘伟，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6-206-02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历史趋势。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进而探索出针对流动人口犯罪的讯问方法，对预防流动人口犯罪和准确及时破获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

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兴起，人口像城镇集中，城镇人口增加，城镇数目增多，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人口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不断提高，这就是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城市化过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的实际意义也不同：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流动人口是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流动人口是指游离于农业生产而在其他产业中没有稳定职业的人；从流动的功能来看，流动人口是指背井离乡奔走于各大城市之间为城市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一群人；另外，还可以从社会政治、流动的目的等多角度来看流动人口。 我国流动人口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偏远贫穷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人们为了能过获得更好的收入、社会保障、医疗条件、教育条件，而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来到更大的城市来工作和居住是流动人口形成的原因。

二、 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犯罪

要探索针对流动人口犯罪的讯问方法，我们必须分析研究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和特点，下面就其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一）流动人口犯罪成因

1.个人原因。农民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他们中的大部分文化素质较低，除了一些农业技巧又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在城市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另外在户籍、劳动就业、子女上学以及医疗保障等方面遭到某些不公正待遇和歧视等等，其中一部分人会心理扭曲不能排遣以致产生逆反心理，特别是在金钱、物欲的诱惑下，甚至采取与法律制度和道德准绳相悖的手段，以实现快速致富的愿望，进而导致违法犯罪的发生。

2.社会原因。在城市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流动人口往往从事又脏又累的工作，工资却少得可怜，遭受不公平待遇，生活、就业、医疗等方面经常受到限制、歧视和排挤，侵害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当前我国有关流动人口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还不能适应当前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需要。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心中不满无处宣泄，导致流动人口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手段通过违法犯罪行为来发泄心中愤恨，达到报复的目的。

3.经济原因。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制使社会服务中一系列政策都倾向于城市人口，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外来人口都受到不平等对待。在城市中流动人口大多从事脏、累、重的工作，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沉重的城市生活成本及农村家庭重担使之与城市人口产生相对剥夺感，成为刺激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诱因。

4.文化原因。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社会文明也随之有所更新和发展，新的文明必将取代旧的文明成为主流，而在文明生长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其核心内容就是追求现代化。因此引起了不同群体亚文化的冲突、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

（二）流动人口犯罪特点

流动人口犯罪具有流窜性的特点，流动人口由于本身的属性就具有流动的特点。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往往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游荡于街头巷尾，车站码头，城镇乡村，寻找犯罪目标，捕捉犯罪时机。由于流动人口密集，临近地区的犯罪量也相应较大。这就需要犯罪的流窜性来提供支持，越来越方便的交通工具也为他们的犯罪流窜性的特点提供了支撑。

流动人口犯罪具有团伙性的特点，城市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之后，人生地不熟，不得不投靠亲戚，这使得流动人口带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地域观念，这为团伙犯罪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从而形成了诸多如盗窃团伙、抢劫团伙等种种的犯罪团伙。从沈阳市的流动人口的结构来看，这种劳动人口来源的密集性也大大促进了犯罪的团伙性。

流动人口具有利欲性的特点，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中打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赚钱。所以一部分流动人口会为了赚钱而从事一些道德和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抢劫、抢夺以及故意伤害常发生于生活处于困境或报复性冲动的情况下，一般来说，盗窃、抢劫、诈骗这三类案件比重较大。

流动人口具有低龄化的趋势，流动人口本身就以青壮年人居多，他们当中又有许多未成年人。这批本应享有受教育权利的适龄青少年往往离开家乡到大城市闯荡，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又不具备劳动技能，只能从事报酬低、工作条件差和工作时间长的劳动，这使本来就处在叛逆期的青少年在强烈的欲望和不平衡心理的刺激下，很容易感情用事，特别是受到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响，心智尚未成熟的他们难以辨别是非，丧失理智，不计后果，最终误入歧途走上犯罪。

三、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犯罪的讯问

（一）交替式讯问法

1.交替式讯问法是指在一起案件侦查中，由两组或两组以上侦查员对同一名犯罪嫌疑人轮流讯问，最终以多组不同讯问力量的合力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一种讯问方法。由于流动人口居无定所，熟悉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地理风貌，一旦被某地公安机关抓获后往往只供述当地案件，此时专案组可调集工作在本地而生源不同的侦查员组成区域不同的讯问小组，对号入座，依次讯问，且最好采用不同方言，营造不同环境，加深犯罪嫌疑人在不同作案地的作案印象，从而促使其供述。 2.讯问时重点把握心理技巧――点而不破、宽严相济。（1）在初查尚未获得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充分证据时，如果证据链条上出现缺口，客观上给犯罪嫌疑人翻供、证人翻供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讯问困难的局面。侦查人员在审讯中的引而不发可在犯罪嫌疑人充分陈述事实的基础上，适时插话打乱其思路，利用其陈述中的事实矛盾，进行紧迫式讯问，步步紧逼，使其不能自圆其说，让犯罪嫌疑人误认为侦查人员已全部掌握其犯罪事实和证据，迫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2）在审讯时，应采取以宽严相济的策略，所谓严，就是以进攻性的提问方法警告犯罪嫌疑人。所谓宽，就是采取启发、教育、争取、指明出路等比较缓和的审讯方式，使犯罪嫌疑人心悦诚服地交代犯罪事实。流动人口犯罪以青年人为主，犯罪嫌疑人自我控制能力差，情绪不稳定，可塑性大，在审讯中应采用“情感催化和敲山震虎”法。

（二）复述讯问法

1.利用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犯罪的团伙性、利欲性特点，各个击破。这种讯问方法必须在精心研究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个性特点的前提下并结合现场气氛，编造与案件相似的故事，即能够触动犯罪嫌疑人。流动人口犯罪利欲性特点决定他们往往具有互不信任、互相猜忌的个性，在团伙内常常出现分赃不均的矛盾，在讯问中，应当善于利用犯罪嫌疑人互不信任的个性，达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目的。

2.讯问时重点把握心理技巧――利用矛盾，出奇致胜。（1）在流动犯罪嫌疑人往往自认为作案手段高明，公安机关证据不足，抱有很强的拒供心理。首先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通过对某一细节进行追问及反复讯问法，让犯罪嫌疑人自由表演，不要急于拆穿，等矛盾充分暴露，侦查人员把我关键问题给予犯罪分子致命一击，让其自乱阵脚；其次针于流动人口共同犯罪，可以利用犯罪团伙成员之间利益不均、互相猜忌等固有矛盾及各自立功赎罪的心理，进行分化瓦解打破其所谓的“攻守同盟”把握时机各个击破。（2）办案人员必须准确判断嫌疑人负隅顽抗的客观条件，把握其心理状况，以便出奇制胜。应采用声东击西法指的是审问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避开犯罪情节，以聊天的讯问方式让嫌疑人放松警惕，同时在暗中埋伏陷阱，诱导其进入侦查人员设下的圈套，犯罪嫌疑人一旦上套，侦查人员在告知其真实情况，打乱犯罪嫌疑人思路，使其自相矛盾，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三）情感影响法

1.根据流动人口犯罪形成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及流动人口犯罪低龄化趋势的特点。通过唤醒犯罪嫌疑人尚未泯灭的良知和恻隐之心，引发其负罪感和悔过之心，是一种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论说方法。通过消除犯罪嫌疑人消极的负性的情感情绪因素的不良影响，引导激发积极的正性的情感情绪因素来实现的良好的道德感和理智感能促进供述动机的强化，特别是那些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分析，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尤其是作案时的心境和讯问中的态度；对情感型嫌疑人较容易被讯问人员的言行所感动，所以可以通过行为特征来识别。

2.讯问时重点把握心理技巧――循序渐进。在审讯时，办案人员不可一开始就触及问题的核心与实质，而是先把案件有关情况讯问清楚，由浅入深，逐步缩小包围圈。然后，根据讯问进展情况，适时讯问主要罪行和关键情节，造成一种使犯罪嫌疑人无法掩盖已承认的事实，对核心问题又推脱不了的态势，迫使其在主要问题上彻底缴械。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讯问一定要做到循序渐进、一鼓作气，发问时言词要简洁，主要以回答“是”或者“不是”， “有”或者“没有”的问句为主，不给犯罪嫌疑人丝毫回避问题的机会。同时择时进行施压，反复出示证据，打破其心理平衡，造成“兵临城下”之势，迫使犯罪嫌疑人供述其犯罪事实。

（四）使用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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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信大数据 流动人口 价值分析 判定

一、引言

流动人口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直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对某个城市而言，包括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也对当地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影响，包括人力资源的分布变化、对公共设施配备的需求增加、对城市建设的影响等。目前常用的流动人口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构建流动人口信息平台等方法，缺乏实现快速动态监测、短周期内流动人口规模测度统计的有效方法和策略。若要对某城市实现以上统计目标，需实时获取城市范围内所有人员有关原户籍、现所在地等个人信息，传统方法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取相关数据，而这对电信运营商来说却是易于反掌，原因在于移动的基站系统和实名制注册要求。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止2015年4月，我国移动用户数总规模接近12.93亿户，而全国总人口为13.6亿人，移动电话普及率已达95.07部/百人，接近人手一部手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无论其流动方向而言，总会通过移动通信与家里留守的亲人保持联系，这使得流动人口的统计特征与移动通信数据保持基本一致，为应用电信大数据统计流动人口提供了较强的理论和数据支持。

二、电信大数据的类型分析

电信运营商的数据具有十分宝贵的研究价值，包括用户身份信息、设备终端数据，出于对在网客户进行服务计费的需要，运营商实时记录用户上网数据、所在位置数据、通信数据等内容。

（1）用户身份信息：包括用户姓名、年龄等个人信息，业务订购，积分获取等数据。在逐步实施用户实名制之后，运营商拥有了较为准确全面的用户个人资料，身份证号信息提供了用户的出生地信息，是进行流动人口统计的主要数据基础。（2）设备终端信息：主要记录用户终端的数据信息，包括品牌、型号以及手机终端的性能信息。（3）用户行为数据：记录用户的通话、数据上网、收发短信等行为，以通话为例，记录是否主被叫，通话时间、时长，是否漫游，对方号码归属地等信息。由于流动人群大多数存在频繁与户口所在地进行通信的现象，因此通话行为数据可被用来作为统计流动人口的依据。（4）用户位置数据：为保证用户能接打电话，手机终端需要与移动基站不停地进行呼叫通信，运营商可根据通信基站确定用户所处的大致范围，而随着用户位置的改变，网络会进行基站切换和位置更新，这就形成了特定时间内用户位置的移动轨迹。研究检测用户在某个时间范围内的位置变化也是流动人口研究的统计依据。综上所述，电信用户入网登记的身份信息，在网期间所产生的行为数据和位置数据对统计流动人口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三、流动人口电信数据的表现特征

对某一特定区域而言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在身份信息、行为数据和位置数据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数据特征，以下将分别进行分析：（1）流入人口的数据特征分析。1、身份信息：实名认证客户的身份证信息中前六位所对应的出生地区域代码与电信运营商所在地不一致，可根据其统计流入人口的来源地区分布；2、位置信息：在春节、五一或国庆等节假日期间，出于与亲友团聚的目的，运营商检测到的流入人群所处基站位置信息发生明显变化，显示区域与身份信息所在地一致；3、用户行为数据：流入人群与其身份证记录的外地区域客户有频繁的长途通话、收发短信等行为。节假日期间，流入人群在身份证显示区域有漫游通话的情况。（2）流出人口的数据特征分析。1、位置信息：流出人口的身份证出生地信息显示为本地；2、位置信息：在春节等节假日期间，流出人口有回流情况，即所在基站位置与出生地一致；3、用户行为数据：流出人口与本地区域客户有较高频率的长途通话；节假日期间，客户漫游地区与本区域一致。

总结：电信运营商在提供移动通信业务的过程中， 获取了海量真实的客户历史数据， 客观反映了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位置信息和消费行为，结合流动人口的消费、移动等行为特征，本文研究分析了流入、流出人口电信数据的特定表现特征，为进一步应用电信大数据统计流动人口数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 考 文 献

[1] 智勇，盛昭翰. 基于移动通信信息资源的人口流动趋势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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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流动人口 犯罪主体 犯罪原因 预防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3-120-01

一、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犯罪主体

流动人口的概念:目前,学界与实际部门认为流动人口是结合流动人口具有的四个要素进行定义的:一是人口与户籍的分离;二是跨越一定区域界限的位置移动;三是流动的时间较长、距离较远;四是流动具有方向选择性。我们认为:流动人口就是指因从事各种活动离开户籍所在地区域的各种人员。

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我们研究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分析流动人口的犯罪现象,探求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和规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减少流动人口犯罪。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是指基于经济的目的和动因而流动的,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发生犯罪活动的自然人。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

作案特点“地域同一性”较为明显,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由于他们主观条件的不同,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结成的犯罪团伙,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师傅带徒弟相互传授“经验”,因此,在作案手段上呈现出地域同一性。

犯罪活动“流窜性”趋势明显,由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人、财、物的大流动,以及交通路线的扩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增多,犯罪分子,尤其是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才大大利用这些便宜条件进行犯罪活动。

犯罪目标的随机性与盲目性,流动人口的流动属性决定了其犯罪目标的随机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往往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游荡于街头巷尾、车站码头、城镇乡村,寻找犯罪目标,捕捉犯罪时机。

犯罪手段和技能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具狡猾性和隐蔽性;犯罪“团伙化”特点突出,由于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其流动多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其居住和生活也多以“三缘”关系为依托,因此在犯罪活动中,会很自然拉帮结派形成松散或紧密的团伙关系;犯罪成员的低龄化发展相当突出。

三、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

社会原因,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这一矛盾的体现就是那长期以来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化。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产生的“心态不平衡”的心理原因,深究外来人口流动的深层原因,经济原因是一个根本性的动力,也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流动人口个人素质的原因,由于流动人口多数是来自贫困落后地区,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而且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的差异广泛存在,历史地形成了不同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念。

城市对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人口的大面积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政府对人口的流动缺乏应有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流动人口的快速增加缺乏足够的准备,人口流动还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无序性。而另一方面,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无能为力。管理责任不明、主次不分、任务不清。

四、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对策

1.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

要想有效遏制流动人口犯罪,提高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是关键。首先,要对他们开展法制宣传,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使他们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其次,要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针对农村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不高,小学、初中毕业的占绝大多数的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成人高校、夜校等培养方式来提高流动人口的知识水平。三是要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技术素质。一种是由原籍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技术培训,使其学会一、两门使用技术;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民工所在的学校或是由就业的企业或地方政府、社会团体等负责培训。

2.努力消除流动人口的受歧视心理

大多数流动人员远离亲人,身处异乡,往往从事于危、重、脏行业,相对缺少必要的组织管理和社会保障。特定的外部环境,使流动人口更易遭受到不法侵害,也极易成为犯罪的主体。

3.加大管理力度

加强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堵塞管理漏洞,是预防和减少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环节。一要加强领导,健全网络,对外来流动人口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管理。各级政府要重视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领导,落实领导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保障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经费。适时调整充实外来流动人口管理队伍。对于外来流动人口集中的村居及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用工单位应建立登记站。

4.加强打击力度

打击是特殊的预防手段。根据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规律,司法机关应适时开展各种清算打击行动,加大打击力度,既严厉打击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又及时保护守法流动人口及广大百姓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不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更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大有关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犯罪的原因与预防对策等各方面研究的力度。③

参考文献:

[1]康树华主编.《犯罪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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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 就业 历史演变格局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老一代流动人口就业历史演变（1949年～1996年）

农民工流动受严格限制的阶段（1949年～1977年）。在改革以前，我国农民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是在城市到农村招工时才会产生劳动力流动。城市中多次进行“清退”工作，将非计划流动的农民遣返回乡。这段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行政性转移的总体特征。经济与政策的大起大落违背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客观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

农民工流动过渡时期（1978年～1983年）。以后，开始在农村普遍推行，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缓慢转移。在19世纪80年代前期，虽然这时自由流动的空间很小，但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开始了。最早开始流动的人主要是一些具有手艺的能工巧匠和敢于冒险的青年劳动力，他们流动方向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虽然已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但我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为了保证粮食供应，政策强制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总的来说，19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较小，流动的地域范围也比较小。

农民工大规模流动时期（1984年～1991年）。1984年，国家准许农民有条件地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一开放是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动的标志，也是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就业的真正开始。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发展很快，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载体是乡镇企业，也就是所谓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离土不离乡”阶段。

从1989年起，伴随着政策的变化，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就业也出现了变化，由本地转移为主转为异地转移为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镇就业。1989年春节铁路客运的拥挤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民工潮”的提法开始出现。

农民工全方位流动新阶段（1992年～1996年）。1992年，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进入高峰。在这一期间，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证实，到1993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数达到6200万人，1995年大约为7500万人。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可知，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出口最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原理。在这一时期，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为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的巨大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实践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即是劳动力流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对GDP的贡献份额在16%～20%之间。但是，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也长期地抑制了工资的上升，老一代流动人口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放弃应有的权益，接受苛刻的工作待遇和极低的劳动收入，以这种低劳动力成本奠定了中国多年来经济腾飞的基础。①

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历史演变（1997年～至今）

新生代流动人口进入劳动大军初期（1997年～2002年）。1997年，新生代流动人口开始进入劳动大军。这一时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城镇企业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不利作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变缓，涌现大量下岗人员；农产品供给上升，价格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农民负担很重却不增收。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环境差，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所有这些新情况、新背景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流动人口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之后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埋下了伏笔。

进入新世纪，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特点渐渐显现出来。2001年，王春光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随后他将这一概念更新为“新生代农民工”，引发了学界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民工荒”与新生代流动人口（2003年～至今）。2003年以来，以十六大为起点，我国的劳动力政策发生了一系列有助于劳动力流动的变化。2003年1月5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了保障农村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等措施，进城的流动人口数量再一次迅猛增加。

但是，2004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潮”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该时期，我国虽然还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跨地区流动，但一些沿海地区却爆发了“民工荒”。与此同时，社会上经常出现劳动关系恶化的事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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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规模由1982 年的657 万人，增加到2010 年的2.21 亿，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6.5%。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 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2.79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 亿人，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17.4%，比上年末增加669 万人，提高了0.9 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速度（即年均增长率）亦在不断提高。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多倾向于选择东部沿海的特大或大城市，从而使北京、上海等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占常住居民的40% 之多；而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居民的一半以上。

规模如此巨大、增速如此之快的流动人口不仅对流动人口其自身与家庭，而且对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都产了重要的影响。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大问题。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人口流动》对我国流动人口作了初步分析，在估计流动人口比例、利用跟踪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谁是流动人口；二、人口流动是否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福祉。

谁是流动人口？

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人口迁移”的定义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

目前国内对人口迁移的定义首先按照“户口登记地是否改变”而分为“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两大类。前者系指户口登记地伴随居住地改变而发生改变的人口；后者则是户口登记地不发生变化的人口，即事实的“人户分离人口”。

由于研究视角不同，流动人口的称呼与定义也不尽相同。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概念至少包括以下近十种：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流入人口、外来流动人口、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暂住人口、自发迁移人口、自流人口、外来暂住人口、短期迁移人口、暂时性迁移人口、流迁人口、民工、农民工、民工潮、盲流、人户分离人口等。其中，被社会学广泛运用的则是“农民工”这一概念。

我们通过比较跟踪调查数据中被访者在2010 年与2012 年两次调查之间的差异来了解新增与返迁流动人口的情况，具体结果请见表1。

在所有可匹配的样本（32906 人）中，新增流动人口302 人，占0.9% ；返迁人口1042人，占3.2%；其中，省际返迁人口为130 人，占0.4% ；省内返迁人口为912 人，占2.9%。

如果考察未匹配的样本，则可以发现，其中搬迁户共计351 户，1111 人次；全家外出户共计388 户，1274 人次。在流动规模的估计上，若只将全家外出户默认为是流动原因造成的外出，则2012 年的流动人口比例为12.6% ；若将全家外出和搬迁户都纳入流动原因造成的外出，则流动人口比例约为14.6%。

比较全国统计报表数据，自六普至2012年年末，流动人口规模增加了1526 万人（其中，2010 年六普时的流动人口规模为2.2 亿人；2012 年末的流动人口规模为2.4 亿人），占2012 年年末总人口的1.1%。与此相比，本数据估计的新增流动人口规模占总样本的比例为0.9%，二者仅相差0.2%，对新增流动人口规模的估算相差260 万左右。应该说，这种估计的差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随人口流动而产生的是大量留守儿童；但更早先被各界关注的是规模巨大的流动儿童，它产生于人口流迁的模式由个体流动向家庭流动的转变。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讨论了流动与留守儿童的问题，以及人口流迁（包括父母亲的流动与儿童自身的流动）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但首要的是了解清楚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基本规模与分布情况。

表2 给出了利用2012 年跟踪调查数据结合父母亲的流动情况判断的流动与留守儿童的规模。父母亲均为非流动且儿童也是非流动的共有4837 人，占全部儿童的83% ；儿童为非流动但父母一方或双方均为流动的（即通常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为552 人，占全部儿童的9.5% ；而跟随父母亲流动的流动儿童比例则为6.9%。

表1 2010～2012 两年调查期间新增与返迁的流动人口

根据2010 年普查的结果，0～14 岁的流动儿童共为2453 万人，占全部儿童（2.2 亿）的11.1% ；其中有38.3% 是县内跨乡的流动儿童。为了保证普查数据与本数据之间的可比性，需要将这批县内跨乡镇街道的流动儿童扣除，则剩余的省际和省内跨区县的流动儿童规模为1514.7 万人左右，占全部儿童的6.8%。这一比例与本次调查所估计得到的结果（6.9%） 极为接近。

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表明，个体迁移的可能性受一些标准的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如年龄、工作经历、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及技术等；同时也受到了各种家庭因素，特别是家庭收入的影响，因为这可能影响到迁移的净回报。

1、从性别来看，男性人口更容易进行长距离的省际流动

性别是考察群体特征最基本的维度之一。各种类型的流动人口的性别比见表3。

2012 年调查数据中，全部样本的性别比为101.0，即男性与女性基本均衡。其中，本地人口的性别比为101.4 ；省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为87.1 ；省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为100.8。如果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较，不论是本地人口，还是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本调查的性别比均偏低。如六普时，省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为108.1 ；而省际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则高达128.9，远高于本调查的结果。

当然，造成本数据中较低性别比的原因既可能来自于样本或调查的基本单位（即本调查以家庭户为基本调查单位，而其内部的性别比基本平衡），也有可能来自于女性流动人口的应答率较高，还有可能来自于人口流动模式由个体向家庭的转变。正如学者对性别比趋于平衡的分析：“一方面是源于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流动劳动力大军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动人口为了实现家庭团聚而以举家流动的方式出现。”

2、从年龄来看，青壮年更容易流动

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一般都集中于青壮年。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2012 年调查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8.6 岁，其中，0～14 岁人口占流动人口的25.6%，15～64 岁人口占69.9%。2010 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3.7岁， 其中，0～14 岁人口占流动人口的19.8%，15～64 岁人口占72.9%。相比而言，2012 年调查中流动人口规模增加的同时，处于劳动力年龄的流动人口比例有所下降，而少儿流动人口的比例则有所上升，从而使平均年龄有所下降。

2010 年和2012 年两轮调查中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明显的特点是：首先，女性在劳动力年龄人口中的比例（特别是20～24岁和25～29 岁）相对较高；其次，低年龄组中，除5～9 岁组外，其他年龄组的比例在2012 年中都有所上升：再次，在14 岁到50 岁的人口中，与2010 年相比，男性人口的比例在2012 年都有所上升，而女性人口的比例则在40～44 岁组及以上的年龄组有所下降。

总体来说，2012 年比2010 年人口结构更加年轻。

3、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者更容易进行远距离的流动

婚姻状态一般被划分为五种类型：未婚、在婚、同居、离婚、丧偶。由于后三者的比2013.11.55例较小，且我们较关心的是流动人口是否在婚，因此我们仅考察流动人口未婚和已婚的比例。

从2012 年的数据来看，本地人口中未婚人口占15.4%，已婚人口占71.3%。不论是省内流动人口还是省际流动人口，其未婚人口的比例均高于本地人口。省内流动人口的未婚人口比例为20.9%，省际流动人口的未婚比例为21.9% ；且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在未婚比例上相差0.9%。

不同流动状态的人口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可能是年龄造成的。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年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省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比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更加年轻。控制了年龄结构以后，省际流动的未婚比例仍然比省内流动和本地人口高。

因此，可以认为未婚者更容易进行远距离的流动。

2010 年的调查结果分布与2012 年类似，省际流动者的未婚比例最高，其次是省内流动者，最后是本地人口。结合两轮调查的数据可以发现，相对于2010 年，2012 年调查未婚的比例还有大幅度增加，再次表明了未婚人口更容易流动的事实。

本调查的婚姻状况选项还包括了同居，我们发现本地人口的同居比例非常低，而流动人口的同居比例相对较高，且随时间递增。

这可能表明随着社会环境与思想观念的变化，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同居以共同抵御生活压力。

总的来说，已有婚姻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人口的流动；未婚人口更容易流动，且更可能进行远距离的流动。即使是在控制了年龄结构的前提下，这种区别依然存在。

4、从受教育状况来看，受教育水平能够正向激励人口迁移与流动

首先来看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2 年的跟踪调查数据来看，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 年，略高于初中毕业的水平；其平均水平远高于本地人口（仅为6.8 年）。

如果将省内与省际流动划分开，则仍然可以看到，省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 年，省际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为8.9年，两者均远高于本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区分城乡还使我们发现，无论流入地是城市还是乡村，省内流动者的受教育水平都要略高于省际流动者。如2012 年城市省际流动人口的教育年限为9.4 年，比省内流动人口低0.4 年；农村省际流动人口的教育年限为8.4 年，比省内流动人口低0.9 年。

其次来看流动与非流动人口在各类受教育水平上分布的差异。显然，以初中为界，流动人口中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人群所占的比例更大，如高中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比例达17.9%，而本地人口的比例仅为14.2% ；大专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比例为14.1%，本科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比例为9.1%，两个比例均远高于本地人口所对应的5.9% 和1.8%。同时，流动人口中文盲与小学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则远低于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中文盲的比例仅仅为9.9%，远低于本地人口的20.6% ；小学流动人口比例为16.2%，亦低于本地的25.5%。

本数据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对于人口迁移与流动存在着正向的影响作用。这与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是一致的。

5、流动人口还是农民工？

农民工一词在社会学中通常被用来代表流动人口。那么，这批迁移与流动的人，到底是“流动人口”，还是“农民工”呢？

这首先得看农民工的定义：一种定义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流动人口”论，即把“农民工”主要看做是在城乡之间以及农与非农之间具有流动性的原农村居民；另一种定义是中国特殊的有着“农业户口”的“非农居民”，但他们不享受非农人口的权利与待遇，这种观点把具有农业或农村户籍而在非农领域或城镇生活与就业的人看做是“农民工”。由于本数据暂时无法提供流动人口的原职业性质，因此，本报告将按照后一种狭义的“农民工” 定义来进行比较。

调查数据表明， 当前的流动人口中，有61.3% 的人是农业户口；与本地人口中75.0% 的比例相比显得相对较低。如果按省际与省内划分流动人口，可以看到，具有农业户口的省内流动人口的比例仅占54.5%，远低于在本地人口与所有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而在省际流动人口中，具有农业户口的比例则高达69.1%。因此，从户口类型来看，流动人口以农业户口为主。

尽管这一比例之高似乎说明可以用“农民工”来代替流动人口的称呼，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问题：其一，本样本中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占75.0%）；其二，即便在以农业户口占较大比例的流动人口中，仍然存在大量的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因而以农民工统称全部的流动人口则可能会有失偏颇。更为重要的是，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种诉求方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农民工”称呼的运用似乎仍需谨慎，尽管其更具有社会含义。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人口迁移与流动行为对迁移与流动人口到底呈何种作用，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从异质性效应的角度来理解，迁移与流动行为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作用肯定是不同的。本报告无意决然地肯定或否定某种答案，只希望通过具体数据，从经济收入、生活状况、儿童发展这三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1、 流动人口的收入高于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收入及其与流入地本地人口的对比结果请见表4。

从全国样本来看，流动人口的收入要高于本地人口，其中县内流动人口的收入与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相比较低，而后两者差距不明显，省际流动人口收入略高。但是各省市子样本却呈现出与全国样本不一样的趋势。其中上海和辽宁两地的流动人口收入明显低于本地人口，尤其是上海，省际流动人口收入为本地人口的66%。即便如此，上海省际流动人口的收入与其他省市相比仍处于明显优势。广东省虽然流动人口收入高于本地人口，但是收入最高的集中在县内流动群体中。

河南和甘肃两省的数据说明不同类型的流动带来的收入差异明显。就河南而言，县内流动的收入要低于本地人口，而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带来的是与本地人口相比较高的收入优势。而甘肃省不仅县内流动没有带来与本地人口相比收入的增加，省内流动的情况也与县内流动类似，只有省际流动带来实质上的收入提升。

一般总是认为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但上述结果却与以往的经验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受到工作时间长度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平均每月的工作时间（以小时计算）比本地人口高出13.8% ；而省际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甚至高出16.6%。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流动人口的收入较高是以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为代价的。

2、 流动距离越远收入增加的比例越高

想要了解流动是否有助于收入的提高，就需要比较流动前后的经济状况。

首先来看新增流动人口的情况。数据表明，新增的县内流动人口在2012 年时的收入是2010 年时的1.20 倍，略低于本地人口收入增幅。如果将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合并，可以看到，新增省内和省际流动人口2012 年的收入是2010 年时收入的2.01 倍。相同时段内，省内流动人口收入的比值是1.60，省际流动人口收入的比值为3.83，这说明流动距离越远，收入增加的比例越高。

其次，再看返迁人口的情况。返迁人口系指2010 年为省内或省际的流动人口，而2012 年为本地或县内流动的人口。数据表明，返迁人口的收入同样也有提高，如原为省内流动的返迁人口，其2012 年收入是2010 年的1.24 倍；原为省际流动的返迁人口，其2012 年收入是2010 年的1.23 倍。返迁人口在两年间收入的提高比例与本地人口相差不大。

1） 身心越健康的人越有可能流动

从表5 的2012 年调查的数据来看，除省际流动人口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较低外，流动人口在其他指标上的评价均高于本地人口。如省内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自评分数为59.1，高于本地人口的57.6。在心理健康上，省内流动人口与省际流动人口的得分均高于本地人口，省内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却明显好于本地人口。在身体健康的评价方面，省际流动人口高于省内流动人口，且两类流动人口均高于本地人口。

尽管这种评价得分均表明流动人口的状况好于本地人口，但我们并不能将其归因于流动所导致的结果，因为流动本身可能具有选择性，即身心更加健康的人才有可能流动。

2） 流入地对流动儿童入学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2012 年的调查中，少年儿童的年龄范围界定在16 岁及以下，10～16 岁儿童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主要特点是，母亲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健康状况比较好，跟随父亲一起外出的流动儿童康状况比较好。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从就学状况上来看，虽然适学儿童的就学比例都比较高（90% 以上），但是相对而言，农村留守儿童的就学比例处于较低的水平。

一般来说，流出地在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上相对落后，这会对留守儿童的入学产生不利影响。而跟随父母外出的流动儿童情况就要好一些，流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设施都比流出地好，这会对孩子入学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人口流动具有选择性

不论是人口学特征，还是生活状况与身心健康，都表明了人口流动的选择性。即劳动力年龄较低、未婚、具有相对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身体与心理相对更为健康的人口更有可能进行迁移与流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更为重要的是，本报告从生活状况、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等方面所揭示的新增或返迁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差异，不仅说明了其流动与返迁的部分原因，而且进一步从以往未被关注的角度证明了选择性的存在。

尽管我们的发现还不足以证明因果关系，但人口迁移与流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则是可以确定的。这种异质性不仅可以从迁移与流动对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作用这一角度去理解，而且也可以理解为迁移与流动对某一个人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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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进程；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116-02

一、城市化概述

1.基本含义

城市化，又称都市化、城镇化，指的是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农村社会向以服务业与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内容涉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地域空间的变化、人口特征的变化等。

2.发展过程

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城市面积逐步扩大，从零散分布的孤立城市点缓慢演变为集成分布的城市群与城市带，与此同时，城市人口比重逐渐提高，农村人口比重逐渐减低，这一系列的变化演讲就是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我国的城市化从1949年开始起步，并在1996年开始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正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基本特点

1.群体性年轻化

2013年9月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报告中称，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出生于1980年以后。从数据可见，与上一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外出年龄更小，群体性年轻化特征明显。

2.农村流向城市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阶段，这一现象从历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报告中也有所体现。每年的人口流动队伍中，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占据较大比例，其中，进城的农村人口比重约占全部农村转移人口的八成左右。相关专家更是预测，未来10年我国累计需转移的农村人口数量约在1亿以上。

3.内地流向沿海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等相关数据资料显示，人口主要是由中西部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这也折射出人口流动的地域选择倾向多是以经济发展程度为主。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主要问题

1.户籍制度中的归属不清

户籍制度是国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公民的出生、死亡、法定地址等基本人口信息进行收集、确认与登记，并以此为依据与标准来保障公民在教育、就业、社会等各方面福利的制度。由于户籍制度直接与公民可享受的权利挂钩，因此，不论是城乡间的户籍差异还是不同城市间的户籍差异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流动人口的权责归属问题。对于农村流动人口，虽然他们的现居住地与劳动力输出地是在城市，但由于其农村户口的性质，在承担较高生活成本的同时却难以享受当地标准的社会保障权利，两者之间存在不对等的现象。对于在不同城市流动的人口，虽然他们的户籍性质是城市，但受限于所在地政策的规定，也很难享受到当地的福利，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社会保障福利、医疗卫生福利、购房、就业、子女教育问题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还可能会滋生不良的寻租行为，即以对手持政权的官员进行贿赂等方式来取得城市户籍。

2.医疗保障中的疾病危险

流动人口的健康风险意识普遍较弱，居住环境恶劣，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出现疾病时，部分人因经济困窘，很少主动就医，延误治疗时机。以农村流动人口为例，受限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保障水平，许多农村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医疗卫生保障，部分村民在身体出现疾病时都采取自行医治或放弃医治的行为，这也给他们的健康埋下一定隐患。一旦他们开始流动，潜伏在其体内的疾病就有可能在流动的过程中带入到迁徙地。与此同时，他们在迁徙地区也无法短期内立刻享受到医疗卫生福利，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疾病隐患，特别是对于部分潜伏性的传播性疾病，更容易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出现疫情的散发与疾病的传染。这一问题容易被个人、社会与接收企业所忽视，隐患性大。以北京为例，近些年，北京非京户籍麻疹的成人病例平均约占报告病例的60%。

3.居住管理中的安全隐患

流动人口以务工为主，他们在城市中的居住地多位于城中村，该居住地的特点就是临时性强，变化性大，管理松散。一方面，许多业主并没有与前来租赁的流动人口签订租住条例，对其的监管度不足。另一方面，部分流动人口是群体性的迁徙，多是以同乡居住为主，容易占地为王，形成帮派。这在无形中为流动人口的居住地带来了安全隐患，提高了流动人口的犯罪率。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根据湖州市法院系统于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审结的共1 463份与流动人口犯罪相关的判决书统计结果显示，1 463份判决书中，共涉及2302名流动人口罪犯，其中以抢夺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诈骗罪和掩饰隐瞒犯罪为主。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由流动人口所引起的犯罪问题，在2012年全国两会时，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委员曾提到，“目前，流动人口犯罪已占各地犯罪总数70%以上，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甚至达到90%之多。”由此也可以折射出流动人员在居住管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越来越明显。

4.农业发展中的土地荒废

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田的播种耕耘是重要的生产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特别是青壮年群体的集体外出，留守在家里的基本是老人、小孩、妇女等劳动能力相对较弱的群体。劳动力的不足致使农田或是大面积地荒废，或是改以简单的两季种植，这些都不同程度低降低了土地利用率，减少了农田收成度。以吉林省通化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为例，2010年，该县共产20 247吨粮食，2011年，县内的许多劳动力选择外出城市务工或经商，许多农村的土地出现荒废现象，2011年，该县产出的粮食仅有15 344吨，耕地面积仅为4 186.67m3。有一部分农业家庭为了避免自家农田出现大面积的荒废现象，采取了雇佣代耕或者承包转让的方式，但效果不够理想，粮食产量依旧出现减少的趋势。对于人口基数大，人口总量多，人口增长趋势明显的中国来讲，土地的荒废与粮食的减产是会威胁到国家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根本性问题，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给迁出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问题对策

1.优化户籍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流动人口归属不清等一系列问题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来予以厘清与优化。当前，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对这一改革规划方向与制定措施。大致可参考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放开户口准入制度，降低流动人口的户口落地门槛。流动人口的出生地虽然在农村或其他城市，但由于其工作与生活都在当地，其劳动力输出与贡献值也在当地，因此，对于该部分有固定居住与活动场所、生活来源与工作稳定的居民应当适度降低落户当地的标准，以保障他们获得相应的社会福利。其二，对优秀人才提供户口落地优惠政策。诚如开篇所述，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群体性年轻化特征明显，其中不乏高精尖人才，包括大学生、拥有行业内职业资格证书的专业人才等。对这部分群体，应当为其在迁徙地进行求学、就业、投资、购房等方面提供适度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才，从而间接性地提高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综合竞争力。

2.创新疾病管理模式

以传染病为例，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控制属地化管理原则，根据服务人口的数量与比重来计划与安排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人力成本的花费。这一模式由于没有考虑到流动人口可能带来的疾病传染风险，因此具有难以防控的隐患。未来，国家应当结合人口流动的现状与未来的趋势制定长效型，常态化的传染病防控机制。一方面，为流动人口提供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从日常行为中杜绝隐患的产生。另一方面，政府应当联合多个部门从多个方面，多管齐下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企业，要督促用人单位对流动人口做好健康状况的登记并定时安排体检，一旦发现有传播性疾病的苗头，应立即将信息上报给防疫疾控部门，以便尽早切断传染源。对于流动人口居住地的街道，要定期举办各类健康知识讲座，帮助流动人员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提高身体素质。总之就是要遵循早发现，早控制，早治疗的原则，避免传染源的大范围传播。

3.加大居住管理力度

为了更好地提高流动人口居住地的安全指数，避免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不利因素，政府应当加大对其居住地的管理力度。一方面，要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来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并尝试分片管理，将管理范围缩小化，细致化，以便分配到每一个负责人。以出租屋的业主为例，应当督促其与租客签订租赁管理条例，了解租客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信息，户口信息，就业单位，社会关系等，以丰富对租客的了解。此外，除了每月按时收缴租房费用外，业主也应当与租客多沟通，多交流，通过情感的关怀与真切的关心来帮助流动人口适应当地的生活，减少其因为经济窘迫等问题而产生犯罪行为的概率。另一方面，要加强日常的普法宣传活动。辖区内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联合企业、学校等以共同搭建普法平台，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流动人口的法制意识，避免其出现犯罪行为。

4.改进农业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的农业耕种形式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以个人为劳动力的作业模式。基于人口流动趋势不可抑制以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农业应当逐渐开始向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方式改变。通过引进农田作业机械来提高单个劳动力的作业能力与作业效率。对于留守在农村进行耕地作业的农民群体，国家也应当适度提高补助。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让以经济获取为流动目的的该部分农民工可以在不外出的前提下坚守农业生产，保证我国对于农田粮食的需求可以得到有效满足。除此之外，国家也可以尝试雇佣有农业作业知识与农田耕种经验的专业人员来为流动人口的家庭提供耕种服务，将播种到销售的整个流程都由专业人员代办，既不影响外出人员的土地作业活动，又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农田生产。

五、小结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中国开辟了城市化这条前进之路，特别是随着城乡壁垒的逐渐松动与乡镇经济的发展崛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脚步日益加快。而人口流动作为城市化推进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其对国家的战略规划与政府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大的挑战。户籍制度中的归属不清、医疗保障中的疾病危险、居住管理中的安全隐患、农业发展中的土地荒废等，这些都是人口流动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管理与社会保障的问题。从长远的角度上看，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其城市化进程就不会中止，其人口流动就不会停滞。在这一问题上，不论是改革的方向还是创新的出路，都应当针对制度管理与社会保障这两大着力点进行思考与探究，由此才能推动合理的城市化进程与良性的人口流动。

参考文献：

[1]郑真真，杨舸.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J].人民论坛，2013（4）：6-9.

[2]党力.户籍制度改革视角下探析农村人口流动问题[J].中国―东盟博会，2013（4）：47-49.

篇8

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现实必然导致其流动过程的复杂性和产生问题的多样性。因此，把握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是正确处理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前提条件。流动人口的突出特征主要有：

第一，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力在流动。在流动人口中，15--45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构成年轻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也表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显著的年龄聚集特点，流动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15―45岁之间，占流动人口80％以上。

第二，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为主。流动人口除了年龄构成年轻的特点外，流动与不流动入口的受教育状况大不相同。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超过一半，远远高于流出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绝对优势，占流入地流动人口的70．17％；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对较低，仅占4．66％。未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第三，流动人口以非举家流动为主。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流动人口调查对象户均人口数为4,33人，每户流动为2,1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2．22人没有发生流动。这就是说流动人口平均带动能力为1．11人，流动过程中的带动能力还比较小。夫妻共同流动的比例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其他家庭成员留居户籍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流动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举家流入一个地方的家庭流入量相对较弱，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

第四，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为主。流动人口流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据抽样调查，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近45％的流动人口月收入不到500元。由此可以推断，与流入地劳动力收入相比，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人群为主。流动人口不仅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收入较低的特点，而且收入分布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月均收入相对较高，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流动人口收入较低。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当地居民，即便是在从事完全相同工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流动劳动力存在克扣和变相克扣工资问题。

第五，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较差。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等形式，生活和卫生条件差。流动人口的营养状况差，卫生保健知识缺乏，容易引发传染病和流行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在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流动劳动力没有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篇9

关键词：人力资源；流动状态；人力资源管理；人才流动；晋升制度；人本思想

人力资源的流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现象，同时也将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人力资源发展的过程中，对人才流动的特点以及成因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效率。同时能够提升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大大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作用，更好地完善国家对人力资源的相关政策的实施。

1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状况概述

所谓的人力资源流动主要是指不同的国家、地区以及企业之间的人力资源的进入和流出。从其性质上可以分成宏观的人力资源的流动和微观的人力资源的流动。而宏观的人力资源流动主要是指跨国、跨地区的流动；相反，微观的流动仅仅是指企业内部各个岗位之间的流动等。从我国的人口普查的相关信息来看，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源的人口流动范围和规模正在不断增加。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流动情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以2009年人力资源流动的情况为例，其中男性人力资源的流动率达到57%，女性的流动率为43%，而且迁移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

2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的特点

2.1宏观人力资源流动特点

2.1.1国际间人力资源流动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其范围不断增加。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今天，国内外的开放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关系上都朝着一体化的趋势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力资源的流动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而且数量在逐渐增加。

2.1.2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人力资源流动状况呈现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省内的流动趋势较为明显，但是即使在省内多数也都是从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城市流动到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从全国的人力资源发展状况上看，东部地区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西北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动量却朝着降低的趋势发展。

2.1.3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源流动现象也比较普遍，主要表现出的趋势就是由乡村流向城市。从具体的流动规模上看主要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从传统的人口流动上看更多是体现出盲目流动，而现如今的人力资源的流动主要体现出有序流动。另外，流动时间也具有一定的跨度性。而且流动的空间布局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是由区域内的转移转向了跨区域专业。乡村人力资源的专业原因也具有明显的多样性，从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转变为对教育和医疗的追求方面。

2.2微观人力资源流动特点

2.2.1从微观人力资源的流动现状上看，虽然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并没有放弃自身原本从事的行业，只不过是更换了原本所工作的区域和环境，对于这种现象应该予以重视并加以分析。

2.2.2不同行业和不同岗位之间的人力资源的流动现象在近年来比较普遍，主要是由于现如今各个用人单位放宽了用人的要求，对于人力资源的专业以及行业背景等方面考虑的因素相对降低，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不同行业之间人力资源的流动现象。

3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特点的成因分析

对于我国的人力资源流动的特点来看，出现这一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具体来说，可以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以及国家政策以及人力资源自身的特点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3.1宏观经济因素

从宏观因素的角度来看，影响人力资源的流动因素主要为国家以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医疗水平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对我国的人力资源的流动程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人员之所以流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生存，寻求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变。生活环境包括经济现状、教育环境、医疗水平、福利政策等，也有可能是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促使人员向着更好的环境迁徙流动。

3.2微观经济因素

微观因素比较贴近人们的生活，比如说一份相同的工作，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给出的待遇要远远低于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除此以外，经济水平高的城市就业机会对人才的看中程度也要大幅高于水平低的城市。此外，一些员工可能由于表现优异被外派到更好的环境中学习，从而形成了人力资源的流动。也就是说，微观经济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收入、就业情况以及个人的能力等。由于在企业内部的各个岗位之间的人力资源流动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升值空间以及经济收入等，同时还与企业内部的经营模式、战略目标和方针调整等有关。

3.3国家政策环境因素

我国当前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使得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推进城市化进程、教育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扶持、国际交流等相关举措，都为人力资源流动提供了政策环境支持。

3.4流动人员自身因素

流动人员的自身特点是影响人力资源流动的重要因素，比如说，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和人身价值，往往会选择流向大城市，青壮年为了家庭和自身的梦想也会选择迁往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除此以外，性别、身体健康状况等诸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力资源的流动。

4应对人才流动的措施

4.1树立全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部门在企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公司的人员招聘、岗位安排和考核都是由人力资源部门负责的。企业发展的核心是人才，所以企业应该对人力资源部门给予高度的重视。企业应该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将人力资源放到管理决策层面，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本着为公司所用的原则进行素质的提高，尽量将员工的专业化提升到最高水平。

4.2革新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弊端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应当准确把握企业人力资源流动的实际特点，掌握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革新方法，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效果。具体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职能是对员工进行资源的整合和合理利用，凝聚员工的向心力，创建文明的企业文化，实现管理的制度化；二是企业应该根据不同岗位的不同职责，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对员工的个人贡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及奖惩措施；三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与员工之间始终保持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与员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保持相辅相成、互相依托，通过彼此之间的共同努力，来提高企业实际运行效率和总体经济效益，真正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协调发展。

4.3建立平等、合理的晋升制度

就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企业内部员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实现企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应当对企业内部各岗位进行科学合理设置，对员工实际能力进行准确的衡量和分析，以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各部门岗位设置的合理性，从整体上推进企业的稳定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在企业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员工的综合素质及岗位能力，赋予员工一定的权利，并促使员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在定期开展培训和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员工岗位技能，通过企业各项经济活动为员工提供一个优良的发展空间，促进各员工的才华得到一定发挥，通过良性竞争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其主观能动性的有效发挥，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推进企业的健康成长。此种情况表明，在企业运行及发展过程中，积极建立健全一套具有时代特征且高效运行的竞争机制，是当前企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准确把握人力资源的发展特点，强化企业人才培养，为企业的发展创建一个稳定且优良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上降低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流动率，培养企业员工的岗位意识及团队意识，促使企业成为员工真正的“家”。

4.4树立正确的人本思想

人力资源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所以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更加应该对各个生产环节加以关注，以客观的姿态去关注人力资源的合理性流动现象，将人本思想树立起来。在每一个单位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历人才流动，它能很好地反映出人力资源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其也会非常明显地受到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人力资源流动实际上也是具有两面性的，所以单位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的对待，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

5结语

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特点是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存，差异性是指各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同，人员的性格、能力、教育背景、综合素质等呈现的不同特征。当然这些都是表面的特征，在其背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这也是导致人员流动的多种特征之一。要使人力资源流动呈现良好的发展状态，国家相关部门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协调与管理，促使企业均衡发展，营造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

作者:李识文 单位: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参考文献:

[1]王文波，李莉，张超．人力资源流动研究综述[J]．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版），2009，（3）．

[2]熊丙奇，黄培清．我国区域人力资源流动失衡原因[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2）．

篇10

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aoxi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ause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re forecasted， the research show that long-term population density of Shaoxing city will show a slow growth trend，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household population. Especially， Yuecheng district and Keqiao district become the major migrants gathering. Meanwhile， we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consider th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city services conducive to scientifically control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e，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关键词： 人口流动；空间分布；人口密度；演变趋势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the spatial distribution；population density；the evolution trend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2-0019-03

0 引言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开始向中心城市迁移，城市人口的空间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分布反映了空间上的迁移动态与迁移规律，研究其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对于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许多学者对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原因、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李若建（2003）通过分析广州流动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发现职业结构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1]。由于城市能提供“综合机会”，边际报酬递增以及生活质量提高将成为人口流动的拉动因素，人口流动规模逐年扩大（孙峰华，2006；于涛方，2012；）[2，3]。对于人口流动空间变化的特征，包书月（2012）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北京的人口空间演变特征，认为北京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集聚性并呈逐年分散趋势[4]。同为大都市的上海，流动人口呈现“西高东低”格局，郊区人口空间集聚明显，且其人口分布的演变存在明显的空间排斥效应（高向东，2013；刘乃全，2015）[5，6]。本文在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搜集了绍兴六个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分析其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并试图揭示人口空间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 绍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1.1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现状特征

1.1.1 各区域人口数量分布差异较大

绍兴市包括六个区、市、县，分别为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其中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属于绍兴市区。从表1来看，在2013年中六个区域的出生率均在7%以上，最高的是新昌县，达到了8.15%；死亡率在6%～7.5%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最大的是越城区，达到了1377人，而嵊州市出现了负增长（-207人）。就人口总量而言，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分别为744647人、642922人、779484人、1046467人、733667人、439415人，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列是诸暨市、上虞区、越城区、嵊州市、柯桥区、新昌县。绍兴市人口总体分布态势集中在以越城区为中心，柯桥区、上虞区为的市区。市区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诸暨市人口数在六个区域中排行首位，占据总人数的1/4左右。而新昌县人口最少，只有43万多，约占总人数的1/10。由此可见，各个区域的人口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1.1.2 人口流动较为活跃，人口密度总体呈现北高南低

绍兴市人口流动总体上较为频繁，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流动人口数分别为342932人、858888人、197520人、384664人、90740人、44963人（见表2）。特别是柯桥区流动人口超过了85万，占了该区总人数的57.19%。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显著提高，人口密度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人口密度分别为2206、1409、695、619、461、399人/km2，人口密度极不均衡，密度最大的越城区达到了2206人/km2，而最小的新昌县仅为399人/km2，人口密度区域级差达到了1807人/km2。另外根据图1与表2对照可以得出，绍兴市人口密度以越城区为中心，向不断降低，明显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点。

1.2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分析

1.2.1 区域经济发展

就绍兴市而言，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主要源于外来流动人口，而各县域经济水平则是影响人口流动走向的重要因素。其中以柯桥区的经济发展最为迅猛，柯桥区拥有全球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轻纺产品销售额占全国三成，2014年实现生产总值1137.6亿元，增长6.3%，财政总收入145.1亿元，增长9.4%；在册流动人口60.87万人，登记发证85.59万人，流动人口总量居全市第一。由此可见，柯桥区的人口密度仅次于越城区，与其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该区域人口密度的大幅度增加，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支撑力量。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其它地区也越强。

1.2.2 城市服务功能

相对密集的人口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丰富的劳动力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竞争力；而服务业又对人口集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吸纳大量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在六个区域中，越城区的工业型企业已基本外迁，服务业呈领先增长的态势。根据2014年越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244.97亿元，占GDP比重达75.8%，三产对越城区GDP增长贡献率高达83.5%。随着，第三产业的支柱作用日趋显现，越城区的服务功能也不断增强，特别是世茂广场、金帝银泰城等重点服务业项目的相继建成，不但丰富了周边居民的休闲娱乐生活，而且提升了全区商贸服务业的规模，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1.2.3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配置同样影响着人口空间分布，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交通等优质资源对人口移动的强大吸引力。从全市范围来看，绍兴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城乡、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越城区的基础教育为例，鲁迅小学、北海小学、建工中学、元培中学等名校多集中在老城区，这些学校在师资力量以及教学硬件设施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为了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不少家长纷纷购置名校学区房。尽管，这几年绍兴也在郊区组建一些名牌小学的分校，然而，分校升学率以及教育综合质量还有待考证，公众认可度偏低，进而影响人口空间的分布。

2 绍兴人口流动的演变趋势预测分析

2.1 绍兴市人口总量与人口密度预测分析

绍兴市户籍人口总量增长较为缓慢。2005年户籍人口总数为435.09万，至2014年底增加至443.04万，平均每年增长不到0.2%。不过流动人口数量较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几个区，人口密度比较高。下面将绍兴市2005-2014年的人口总数以及人口密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法进行预测，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绍兴户籍人口数未来增长较为缓慢，但是流动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这主要是柯桥、越城区、诸暨等地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人口密度随之逐年增加，由2015年的807人/ km2增到到2020年的912人/ km2。

2.2 绍兴市各区域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变化趋势预测分析

绍兴户籍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平缓，从2005-2014年绍兴各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中也不难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这与我国当前的人口政策有关。下面我们对绍兴各区域的人口运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不难得出，在未来六年中，绍兴各区域人口增长速度极其缓慢，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嵊州人口数量相差不大，在65万-80万之间。诸暨人口总数超过108万，而新昌不到46万，只是诸暨总人口数的42.5%。

从人口密度来看，绍兴越城区、柯桥区人口密度较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加，未来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我们针对这种增长趋势，通过拟合曲线进行密度趋势预测，其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绍兴各个区域的人口密度未来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绍兴柯桥区流动人口的数量逐年增加，但增幅有所下降，人口密度增长速度也有所下降。上虞区和诸暨市是工业发达地区，外来人口流入较多，人口密度增速较快。而嵊州、新昌离中心区较远，外来人口流入不多，所以人口密度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总而言之，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持续增长与增长停滞并存，中心地带几乎都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越城区、柯桥区在未来的几年里，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上虞、诸暨、新昌则呈现出“增长-放缓-增长”的态势。而嵊州的人口密度表现出“负增长-增长-负增长”的人口密度变化规律。

3 结论与建议

从绍兴市人口流动的空间演变来看，各地区人口密度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逐渐放缓，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速率高于户籍人口的增长速率。由此可见，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是绍兴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剧，经济发展、城市服务功能、公共资源配置等因素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越来越大，为了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加大对薄弱区县在教育、医疗、基本公共设施等领域的投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以信息化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绍兴市的产业大多集中在纺织服装、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等传统行业。在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要以信息技术突破口，把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元素植入到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信息化的融合。三是，发展金融、物流、信息、商贸等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中心城区要加快工业型企业向郊区的转移，通过现代服务业，发挥中心城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李若建.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73-80.

[2]孙峰华，李世泰，杨爱荣，黄丽萍.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地理，2006（11）：97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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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书月，张宝秀.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74-78.

篇11

流动人口子女不能与流入地儿童享受义务教育同等待遇的主要障碍在于当前实行的相关体制。在分级办学体制下，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服务的财权和事权都交割得十分清楚。承担适龄阶段儿童义务教育任务的是其户籍所在地政府而非实际所在地政府。由此，接纳儿童的公办学校是其户籍所在地的学校。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来说，实际所在地的公办学校没有接纳他们的义务，教育资金投入对象没有包含当地户籍人口子女之外的这些外来儿童。如果这些外来儿童要在这里的公办学校就学，则需要以赞助费等形式交纳数额不菲的资金。这就使大多数流动人口望而却步。

这种按户籍所在地而非实际所在地划分教育事权的体制是明显不合理的，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规律及要求相背离的，也是严重违背国家的《义务教育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大量存在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正常格局。为什么长期以来，虽经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政策强调，这一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分析其背后较深层次的原因：首先，从理论上来说，基础教育事权的划分比较复杂，由于基础教育规模庞大，学校数量众多，只能由基层政府主管，而其较强的外部性又导致地方政府投入不足，因此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对象首选的必然是拥有本地户籍的儿童。其次，由于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各地教育水平和教学条件差别较大。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自身的实力和对优秀人才的吸引，教育资源一般均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人口流动的潮向与之正趋同，是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流入地政府如果不设任何门槛，而是将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也全部承担起来，就会产生磁力效应，加大对流动人口的吸引，激发更多的人为了子女的前途也加入流动大军，使得流入地的管理和资源等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得不考虑的严峻问题。即使当地财力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也要为今后做长远打算。第三，历史的传承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人口迁移，当时的迁移是以户籍落脚为前提的，而且人口流动的规模较小，其子女教育随户籍变动由流入地政府解决。当转型为市场经济之后，地方政府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事权方面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模式，并且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于地方的某些本位利益。

我国大规模流动人口出现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具有本国的独自特点。尽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流动人口是频繁存在的。但其他国家人口的流动与我国在规模和规律等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没有像我国流动人口这样庞大又集中的情况。迁移的人口的义务教育在很多国家没有形成问题，也有部分国家是通过征收专项的税种来解决这部分人的教育资金投入问题。在我国，流动人口是以多种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向流入地纳税，为当地财政收入做了贡献。因此，其子女的义务教育应由流入地政府承担。有人提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应由流出和流入两地政府共同承担，理由是出于对一贯的事权划分和流动人口消费实际的平衡考虑。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也有人主张，以扶持流动人口自办的学校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类学校的实质是商业性操作，与义务教育的宗旨是完全不相符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应该是顺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流动人口的发展规律，建立可持续的长效运行机制，这就需要对现行的模式和相关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宜采取以下途径：

第一，在现阶段户籍制度暂时难以取消的环境下，有条件地解决一部分常驻流入地的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取消户籍制度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关键。户籍制度的弊端无需赘述，而在全国范围取消户籍制度尚假以时日。对此，应实行地方政府将一部分人列入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范围的办法，条件包含居住一定时间以上、有固定住所、合法就业、有稳定收入来源、依法纳税等内容，具体标准应根据流入地的实际承受能力而定。这样既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享受与当地儿童同等待遇，也可以节制磁力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每个地区的就业容量是相对有限的，当市场饱和以后也会对“多余”的流动人口产生排斥效应，因此，目前阶段有条件的解决常驻流入地的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可行的。

第二，根据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发展的要求，适当调整和完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教育投入不足是影响我国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国家应在“十一五”期间着力解决。对于基础性教育而言，由于其重要意义和其发展特点，客观上要求中央和地方较高级政府承担支出责任。实际上，当今世界上无论是集权国家还是分权国家，基础性教育一般是由基层地方政府承担督导管理责任，支出责任则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我国幅员辽阔，人口流动跨度极大，中央财政应有专项资金及平衡手段，一来促进区域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二来对于人口流入较多地区的义务教育资金缺口进行必要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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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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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流动 民工潮 农民工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对此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国家采取一切措施以期平安渡过，但现实中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流动的短暂时期内造成的交通运输及相关社会影响，而在于这些劳动力在流入城市之后造成的社会后果和远期效应。从这一点来看，目前的讨论大部分注重现象的描述和流动利弊的分析，并未用社会学系统的观点看问题。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情况类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问题。从舆论倾向看，理论界和民工流动地强调其利，而流入地（尤其是大城市）政府与居民多重视其弊。事实上，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操作上，现在该做的已不是利弊分析，而是必须着力研究政府和社会各个部门如何兴利除弊，系统协调城市与民工的关系，使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民工劳动力的配置趋于最优化，使与民工流动相关的社会利益分配失衡降低到最小。本文将深入细致地探讨“民工潮”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1、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必然性

（1）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人口众多是我国最突出的国情，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

一方面，耕地逐年减少，农村就业弹性十分小；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下降。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寻求其它就业渠道，从而出现了各种方式的流动。

（2）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再加上农民收入增长不前，各种收费增多，负担沉重，这是“民工潮”的直接动因。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的交织已将许多农民推向城市，由此构成不发达省区“民工潮”的推力。

（3）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生产技术极为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开始的，建国后所走

的重型工业化道路使国家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偏差越来越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加突出了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及一系列偏向城市的政策导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层的出现：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时期。转变二元结构格局，推进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从而实现现代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根本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政策，导致城乡间经济差距较大。农民在意识到了这一点后，产生了强烈的离土流动的倾向。就全国来看，农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国的中西部人口7.2亿，集中了全国63%的人口。其中农村人口5.77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4.4%，中西部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76.2%，我国的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而且基本上是以从事农业为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批农民从中西部流往东部地区，从内地奔向沿海，从农村涌向城市，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3、农民观念的更新和宽松的政策促进了农民的流动

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观念不断更新，眼界不断开阔，冲出家园致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加上不少地区把劳务输出作为本地区经济的一条途径，注意加强引导、服务和组织，消除了农民外出打工的一些限制，所以，农民一般凭一张身份证就可走南闯北。

总之，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二元结构向现代化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上述各种原因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十几年来，进城民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在城市“苦、脏、累、险”行业中已成为主力军；他们把劳动所得寄回家乡，为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大量资金；他们在城市学到了知识和技能，回乡后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增加了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但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也给社会治安管理造成很多困难。由于他们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固定职业，较难以管理。在民工高度聚集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镇中，各种刑事犯罪多数是民工所为，有的地方甚至比重高达90%左右。

三、加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

1、提高认识水平，破除陈旧观念

（1）必须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尊重市场经济下人口流动的规律性，从根本上转变对流动人口自由择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不得侵犯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不能一提流动人口，就把他们同“盲流”和流窜犯罪分子联系起来，随意清理和遣返。对于已取得就业岗位的流动人口，不能肆意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克扣工资，甚至进行人身侮辱等。

（2）要克服城市自我保护意识，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有的地位。

（3）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打破户口身份上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实现人口迁移的自由。

2、加快和培育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为了减少人口流动的盲目性，必须加快建立和培育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第一，应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区建立区域性劳动力供求交易中心，为流动人口和用人单位提供公平竞争和双向选择的场所。第二，加强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如信息机构、职业介绍机构、职工培训机构的建设，开展咨询、职业介绍、培训等系列化就业服务，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动所带来的风险。

3、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加强管理法规建设

（1）为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一些地方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许多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指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完善，使之走上规范化、条理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其中，凡是对流动人口管得太死、短期行为严重、存在歧视的政策条文应一律废止；互相制约或不完善、不严密的政策条文应予调整和完善；彻底改变重收费轻管理的不良倾向。管理是政府行为，政府有相应的资金渠道，不能一提加强管理就同设卡收费和罚款联系起来。当前农民负担仍然沉重，即使他们外出打工挣几个钱，也是血汗钱，来之不易，不能任意收取，对该收的费用、该办的证卡，应力求合理、简便、适合于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

（2）加强市场规则建设。为了保证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公平交易和自由择业的权利，必须加快市场规则的建设。对那些搞市场垄断、歧视、侵犯自由权和契约权的不正当行为严加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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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乡村拥有诸多方面的互补性和共生性，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而社会流动与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打破城乡之间的经济割裂，促进城乡间社会流动，是解放经济潜力，发展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的可靠路径。

二、长三角地区社会流动的特点

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的地位、位置的变化，包括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和地理空间结构中的位置变化。社会学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高低的变化。合理的社会流动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协调机制，尤其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农村经济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也较为发达，更需要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来打破城乡之间的隔阂。同时长三角地区也是重要的流动人口集聚区，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且多以外来省市人口流入为主。统筹长三角地区城乡人口发展，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能够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实现经济的进一步飞跃。

三、社会流动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

第一，城乡间的良性流动为长三角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现今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促进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产业集群日趋国际化，城市化以及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需要众多劳动力和人才支持，这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和吸引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主要动力。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协调机制逐步建立。上海和苏州成为城乡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近年来，各城市不断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浙江模式，都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成功典范。发展至今，我国长三角地区的面积只占全国2%，人口占全国10%，但是GDP却占全国的21%，社会流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第二，社会流动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广大农村地区的众多劳动力对城市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甚至成为精英人才，更积极地投身于城乡建设之中，在为城市做贡献的同时，必然也带动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阻碍，使得农村地区也得以享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丰厚成果。

第三，同时也要看到旧体制的局限造成的社会流动的滞后性及其不利影响。户口对中国的社会流动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无法顺利进行改革的最大的根源在于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而国外城乡之间没有户口限制，也源于覆盖在他们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健全。其次社会流动给城市地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人口管理、环境卫生、居住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加重了城市负担。如何能进行合理引导与有效管理，最限度程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减少其带来的外部经济，是我们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四、对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城乡流动密切频繁，城市区域内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乡村为基础，互利互惠的新型城乡关系。但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仍有不少问题，仍存在不少区域差别、城乡差别，需要进一步修正完善。

（一）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的户籍制度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从本质上来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制在了农村中，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了城市。推进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必须要改。目前全国许多地方都已近对户籍制度做了调整，但是这种改变还没有获得国家层面的推广，对全局影响不大。户籍改革的思路目前有两种，第一种是先把户籍制度涉及到的教育、社保等问题解决了，实现城乡同步，然后在顺水推舟实施户籍改革。另一种思路是先完成户籍改革，给其他方面的工作以法律依据[3]。

（二）农业产业化

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仅要求人口的社会流动，城市地区的资金、科技、人才流动进入农村地区也是重要方面。城市接收劳动力有限，如何发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优势应是考虑的重点。依托长三角城市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多向农村地区流动各类资本支持，如增加农用机械、发展农业科技、建立农产品加工区、旅游观光农业等方式，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走农业地区城镇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