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贡献率；地区经济差异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69

1引言

辽宁省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自1949年后，建立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工业基地，成为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原材料基地。但是进入2014年来，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中有10个城市的实际GDP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另外，产业结构方面出现第二产业占比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下降，最近几年辽宁省名义GDP的增长动力不足，其原因在于其增长主要依靠于大量的扩张投入，而并非依赖于新技术、改进设备与科技来增加产量。

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和TFP是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源泉[1]，那么要素投入和TFP哪部分才是导致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源泉，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争议颇多。而关于TFP对辽宁省经济差异贡献的研究虽然有，但是无一例外地都忽略了经济发展中能源投入和环境容量的问题，这可能导致TFP的测算出现偏差。

能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污染。因此，将能源消费量引入到投入指标中，将工业“三废”作为非期望产出来重新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测算值很可能会低于传统的生产效率测算[2]。由此考虑能源投入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记为GTFP）对辽宁省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将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驱动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2实证研究变量设计

21投入指标

211资本投入

资本存量估算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单豪杰（2008）的数据统计完整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测算了以1952年为基期的1952―2006年期间的全国30个省份及全国总量的资本存量。因此，在后续研究中资本存量数据依据其估算方法推算而来[3]，即资本投入指标采用年均资本存量（亿元）表示。

212劳动投入

一般情况下对生产率的测算如果采用年均囊等嗽保ㄍ蛉耍，表示仅仅考虑了资本与劳动的投入要素，在本文中我们还加入了第三个投入要素：能源。这是因为，在计算中加入了非期望产出，而其主要来源是能源[4]。因此在这里可以将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作为衡量劳动投入的指标。

22产出指标

221国内生产总值的期望产出

考虑能源要素可以作为投入要素，因此期望产出采用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表示，又以2005年为基期将其他折算为实际GDP。

222工业“三废”的非期望产出

在改革开放期间，工业GDP占我国总GDP的401%，但是工业消耗却占据了全国能源的679%，排放的二氧化碳量高达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31%，[5]由此可见，工业是造成经济活动中的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工业“三废”的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

现有文献中关于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择问题一直没有统一标准。笔者将研究时间的起点设为2004年，我们在选择非期望产出指标时主要考虑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万吨）三个要素。

3模型的建立

31研究方法

以2004―2013年辽宁省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测算并比较分析辽宁省地区在考虑环境约束和不考虑环境约束两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根据DDF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的特点对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值进行分解，探寻辽宁省经济增长效率的改善方向。

32建立模型

321非期望产出的生产可能集

如图1[2]所示，x轴代表非期望产出，y轴代表期望产出。假设有C、D、E三个生产单位，关于第i个单位，用xi表示投人要素、yi表示期望产出、zi表示非期望产出，生产可能集表示如下，即用第i个生产单位的生产产出表示：p=（xi、yi、-bi）代表xi能生产（yi、bi）。由图示可以知道，E的期望产出是最大的，过E点且与x轴平行的直线与y轴交于点B。根据生产可能性集的单调性、凸性以及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零联合”处置等假设，此时的生产可能性集为包络线OCDEF与x轴之间的部分，而包络线OCDEF即为生产可能性前沿面。

322考虑环境因素的产出集

环境技术可以表示为以下产出集合的形式（Fare等，2007）：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可以被分解为技术变化变化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二者的乘积，即：

4实证结果分析――辽宁省TFP的再估算

41辽宁省GTFP的测算

411测算结果

基于2004―2013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分别在有无环境污染影响的条件下，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基于DDF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辽宁省生产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见表1、表2和图2。表1给出了辽宁省年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分解与贡献份额的测算结果，而表2报告了近9年来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情况（即含能源与环境要素的情况下）。图2报告了两种情况下的时间趋势。

412分析测算结果

（1）辽宁省环境的管理缺乏效率。由于辽宁省各个地级市能源消费量这个指标数据的缺失，我们只研究了近9年来的变化趋势，但是仍然不难发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条件下，GTFP指数普遍低于TTFP指数。除了2010年GTFP指数高于TTFP以外，另外的8个年份和均值都是TTFP要高于GTFP，这与朱承亮（2014）的研究结论一致，在考虑了环境污染的非期望产出后，TFP的增长率要低于传统的TFP增长率，由此可看出辽宁省环境的管理缺乏效率。

（2）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由表1可知，近9年来辽宁省的TFP总体上是负增长的，并且GTFP与T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为负，这不仅仅说明了辽宁省经济增长的方式属于资本拉动型，也说明了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也就是说，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能源、劳动力、房地产及信贷的成本在急剧上升，同时，另一方面，辽宁省的公司收益却变得越来越少。这就是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马来西亚、巴西等国的不少新兴经济体早在经济发展之初便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过发现尚早，还有机会扭转这种不好的局面。同时，该研究结果表明，产能过剩、私营企业及过度建设市场提前进入一种效率低下的状态，这就使辽宁省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拖累了辽宁省的经济增长。

（3）辽宁省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环境承载能力弱。导致辽宁省GTFP增长率为负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其产业结构相对不合理，在工业“三废”排放非期望产出多，严重影响了辽宁省经济的发展，造成环境绩效低下，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对于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来说，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来越发依赖政府的直接投资。同时，中国逐渐倾向于使国有工业巨头合理化来增加经济增长率，因为它们所依赖的金融市场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变化。这样一来，辽宁省的经济发展就受到了影响。先前对辽宁省的TFP增长率的估计中，夸大了包括GDP增长在内的过往经济增长率。这就意味着，金融危机过后的时期，辽宁省的实际TFP增长率就变为负值，自1995―2004年TFP增长率从26%的均值下降到了2005―2013年的-553%。这个时期是从1971―1977年以来，生产率第一次连累了辽宁省的经济增长。

（4）辽宁省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和能源双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根据图2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因素的变动趋势来看的话，将辽宁省GTFP分解为技术进步增长率GTC和技术效率增长率GEC后发现，近9年间技术进步增长率约为03%，而技术效率增长率约为-02%。这说明技术进步对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贡献率很小，而技术效率阻碍了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根据以上核算，可以看出，能源消费与资本均对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产生影响，第一驱动力是资本，能居于第二位。由此可以看出，目前辽宁省经济增长为粗放型，即同时依靠于资本与能源的驱动，并且在GTFP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的这个研究成果，并没有在辽宁省近9年的经济增长中应验。

42辽宁省各地区GTFP增长率与贡献率的比较

第一，在测算出辽宁省各地级市GTFP增长率和名义GDP增长率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计算出了辽宁省各地级市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结果见表3。

通过表2和表3的数据对比分析发现，辽宁省各个地区的GTFP增长率每年都有很大的波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差距显著。GTFP增长率排名前五的是阜新、抚顺、铁岭、辽阳和本溪，排名后五的分别是朝阳、锦州、丹东、盘锦和营口。G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排名来看，排名前五的是鞍山、抚顺、锦州、本溪和葫芦岛，排名后五的城市分别是盘锦、丹东、铁岭、沈阳和阜新。但当我们结合环境资源因素，即考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时，两者结果出现了不一致性。这种差异性多来源于辽宁省各个城市实际GDP增长率逐年降低。

第二，把辽宁省划分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和辽西沿海经济区三大区域。其中，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包含沈阳、辽阳、鞍山、铁岭、抚顺和本溪6个地市。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包含丹东、营口和大连3个地市。辽西经济区包含朝阳、葫芦岛、盘锦、阜新和锦州5个地市。在此基础上，我们计算出这三个地区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结果见表4。

从表4中不难看出，辽宁省只有辽宁中部地区的GTFP是保持正向增长的，而其余两个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是负向增长的。而辽西地区的排名在辽东半岛之前，和辽西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及环境承载能力强有关。以锦州和葫芦岛为例，第三产业在锦州和葫芦岛的产业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兴旺，优化了市场结构，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工业“三废”排放等非期望产出较少，创造了较高的环境绩效。

5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于辽宁省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题，本文在环境资源约束条件下，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辽宁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再估算，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如果忽略环境因素，我们将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最终导致我们容易对辽宁省的经济增长盲目乐观。第二，目前来看，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属于资本和能源双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在2004―2013年的考察期内，GTFP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而G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多数年份里为负，因此很难看出G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在考察期内对GTFP分解发现，技术进步呈现缓慢的增长态势，但是技术效率却逐年降低，技术效率的改善进程缓慢。

提出针对辽宁省经济改革等方面的建议：第一，要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总体上看，辽宁各地区都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就需要不断去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加大创新力度。不断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扩大对外开放，去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提高辽东半岛和辽西地区的GTFP增长率迫在眉睫。分区域来看，只有辽宁中部地区的GTFP增长率为正。因此提高辽东半岛和辽西地区的GTPF增长率就迫在眉睫。这就要求辽东半岛和辽西地区能够加快生产技术进步的进程，从而进一步促进各类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升。经济活动更加细致地分工合作和更加优化经济结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起到更加充分的作用，也能有更高的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因此为了辽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为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必须全力发展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加强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的能力，让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向高效利用的产业和行业流通，政府在引进外资企业时，也应限制高排放、高能耗企业的进入。

参考文献：

[1]Bosworth B，Collins SThe Empirrics of Growth∶An Update[J].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3（2）：113-206

[2]朱承亮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与来源分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6）

[3]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08（10）

[4]张雪基于面板数据的辽宁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沈阳：东北大学，2012

[5]陈诗一节能减排与中国工业的双A发展[J].经济研究，2010（3）

[6]胡鞍钢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J].政策，2003（1）

[7]涂正革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J].经济研究，2008（2）

[8]陈诗一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研究，2009（4）

篇2

关键词：信息产品 数字产品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理论。

0 引言。

随着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飞速发展，同时面临新的挑战，原来的理论很难对信息经济的许多问题做出完善的解释。

当大家都感到网络使全球变成了“地球村”的时候，却发现地球村的居民并没有走向“共同富裕”，信息经济仿佛把距离拉近了，但是却把地球村的“村民”贫富差距拉大了；欧洲的债务危机使得欧盟有分裂的危险，穷国和富国的差距也在拉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能适应现在的信息经济的发展，很难去解释国际贸易中与信息产品或者知识经济相关的现象，需要对其理论进行改进或者提出新的理论。

1 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

1.1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生于各国之间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别。一国应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那些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那些外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所谓绝对优势是指，如果一国相对另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有更高的效率，则称该国在这一产品上有绝对优势。

斯密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反对国家对外贸的干预，认为自由贸易能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

1.2 相对优势说对绝对优势说的取代及其发展。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世界各国产品比较优势的存在，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参与国际贸易，贸易双方均将在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任何国家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相对优势即按照“两优取最优，两劣取次劣”的原则从事生产和交换。

1.3 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其理论模型即 H- O 模型。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双方均凭借自己的相对优势从事生产和交换，即各国应该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

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故称为要素禀赋说。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

2 信息经济或者知识经中环境下的国际贸易。

2.1 物质、能量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我们都在喊“信息经济时代”

或者“知识经济时代”到了，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对此有很深入的理解和研究，人类的三大生产要素是：物质、能量和信息，人类文明也经历了：以物质材料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第一代文明；以能量能源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第二代文明；正在经历的以信息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第三代文明。美国的第一、二、三产业，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过程是“：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三二一”的三次产业结构符合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的发展需要的。第三产业的主体是信息产业和以知识为主的服务业，信息和知识是其核心。

2.2 信息产品的边际成本。信息产品尤其是数字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可复制性和非排他性，使其具有边际成本为零的特点，从而也导致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于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不同。

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之间通过分工可以提高双方国家的福利，也就是国际间的分工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然而在信息经济下，国际分工可能只对生产信息产品或者知识产品的国家带来好处，对生产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的国家之能带来负效益。

比如美国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满足美国国内的需求，但是它出口到其他国家，基本不需要改动，只是将语言本地化即可，而世界其他国家的正版用户必须和其他物质产品一样为之付费。而对于美国而言，美国人并没有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相对于软件开发成本，语言本地化成本可以忽略），然而其他国家如果生产物质或者能量产品，则必须付出与之相对应的额外劳动。

3 信息产品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影响。

3.1 信息产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假设只有 A，B 两个国家进行贸易，A 国只能生产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B 国能生产物质产品、能量产品和信息产品，A 国出口量等于 B 国进口量，A 国进口量等于 A 国出口量。A 国出国产品的总价值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出口产品的总成本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但是成本为错误！未找到引有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0）如果 A 国的信息产品进口量 >=A 国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的出口量，则 B 国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就可以得到 A 国出国产品的总价值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如果 A 国的信息产品进口量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生产信息产品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得到不平等的好处，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无偿的从别的国家获取物质和能量产品。

3.2 信息产品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影响。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还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都不适用信息产品的国际贸易。这些理论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而国际分工在信息经济之前主要以物质能量产品为主，所以这些理论是适用的，之所以这些理论不适用是因为信息产品的特性与物质能量产品不同，信息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而物质能量的边际成本不为零，因此在使用国际分工理论时，需要区分是信息产品还是物质能量产品。在信息产品这个大类中，进行小类国际分工，以前的理论才能使用；同理，在物质能量产品中，进行进行小类国际分工，以前的理论也使用。而不能将所有产品不做区别的进行国际分工。

4 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建议。

通过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只生产物质能量产品，或者以物质能量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会使一个国家成为别的国家的免费劳动力，所以应该尽快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尤其是软件产业和文化产业。

参考文献

[1]Thomas A.Pugel（美） 托马斯·A·普格尔著。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薛荣久主编。国际贸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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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各主要国家纷纷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重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并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取得的创新成果融合于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围绕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展开积极竞合。

基于此，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依托中国电子学会的专业研究团队，深入分析全球各国数字经济主要战略，调研走访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领先水平和突出能力的典型企业，系统梳理了国内外顶尖学者的最新观点，以及权威智库和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公开成果，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做出十点研判，具体如下：

一、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人类生产、生活及治理的数据基础和信息环境正在得到大幅加强和显著改善，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持续普及部署，智能终端和传感器加速应用渗透，人、机、物逐步交互融合，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各项活动已启动全面数字化进程，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从碎片到连续、从单一分离到综合协同的三大转变，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的海量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和潜力。数据已成为与资本和土地相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被不断地分析、挖掘、加工和运用，价值持续得到提升、叠加和倍增，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优化提升，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新动能。

图1 新摩尔定律主导下2015-2035年全球数据总量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IDC，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二、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首要战略任务

全球经济仍处于相对稳定的复苏阶段，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将继续作为主要增长点，在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中不断焕发新的动力。下一阶段，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相关战略会陆续深入实施，普遍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从生产要素到创新体系，从业态结构到组织形态，从发展理念到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突破，持续催生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形成数字与实体深度交融、物质与信息耦合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图2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三、平台化、共享化引领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

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心正从技术竞争、产品竞争、供应链竞争逐步演进为平台化的生态体系竞争，一批用户基数庞大、技术积累丰富、资金实力雄厚的行业领军企业已率先启动，通过提供开源系统、营造开放环境、促进跨界融合、变革组织架构、重塑商业模式、孵化创新团队等多种方式，持续构建完善资源集聚、合作共赢的生态格局。同时，飞速发展的新一代信息科技，高频泛在的在线社交，以及渐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大量未能得到完全有效配置的资源提供了成本趋近于零的共享平台和渠道，吸引了共享者数量的指数级集聚，弱化了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而强调“使用权”，逐步创造出新的供给和需求，促使共享经济快速兴起。

图3 共享经济行业渗透趋势

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四、全球创新体系以开放协同为导向加快重塑

创新仍是推动经济数字化发展的源动力，受技术开源化和组织方式去中心化的双重作用，知识传播壁垒开始显著消除，创新研发成本持续大幅降低，创造发明速度明显加快，群体性、链条化、跨领域创新成果屡见不鲜，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与迭代式、渐进式创新相并行。创新主体、机制、流程和模式发生重大变革，不再受到既定的组织边界束缚，资源运作方式和成果转化方式更多地依托互联网展开，跨地域、多元化、高效率的众筹、众包、众创、众智平台不断涌现，凸显出全球开放、高度协同的创新特质，支撑构造以数据增值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图4 具有典型意义的开放式协同化创新平台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五、基础设施加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持续提升数据获取的量级和频率，不断丰富数据传输的渠道和方式，以及扩大数据存储空间，强化数据加工能力，创新数据使用能力，都是数字经济能够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万物互联和人机物共融将会成为网络架构的基本形态，各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部署都面临着扩域增量、共享协作、智能升级的迫切需求。同时，电网、水利、公路、铁路、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也正在逐步开展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向着智能电网、智能水务、智能交通、智能港口转型升级，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调度能力，支撑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5 基础设施加速转型升级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六、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延伸至信息空间

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呈现数字化发展趋势，传统产业纷纷面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广泛深入。人类社会、物理世界的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为人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的三元结构，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和博弈的重心逐步从土地、人力、机器的数量质量转移至数字化发展水平，从物理空间延展到信息空间，并将很快呈现出以信息空间的竞争和博弈为主导与引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掌握信息空间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将在围绕新一轮国际分工态势展开的博弈中抢先占据价值链制高点。

图6 2016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资料来源：《数字经济 迈向从量变到质变的新阶段》

七、数字技能和素养推动消费者能力升级

新兴的数字化产品、应用和服务大量涌现，已形成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不啻于是对消费者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需具备一定的数字化技能和素养，才能更好地发掘数据价值、使用数字化产品和享受数字化服务。消费者所具有的对数字化资源的获取、理解、处理和利用能力，将成为影响数字消费增长速率和水平的重要因素，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质量与效益。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将会愈益重视对公民数字素养的挖潜和培养，并将持续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上升到构建国家新兴战略竞争力的高度，作为推动数字消费、扩大内需市场、强化内生动能的重要举措。

图7 数字经济时代对公民素养提出新要求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八、社会福利水平依托数字化手段得到有效改善

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数字经济孕育、诞生、发展的重要动力及目标。大幅提升公共资源供给效率，显著增强公共服务效用，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慈善等公共事业的便捷化、普惠化、均等化，是数字经济在创新变革生产方式、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之外的关键着力点和突破口。多种类型、多个领域的网络化、智能化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将被搭建，面向公众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互联网远程诊疗将成为高频次、低门槛、易得可选的常规医疗方式，并引入人工智能助手有效提升诊疗精准度，缓解全球性的医疗资源紧张难题。区块链技术将在慈善资金募集和捐赠过程中得到大规模应用，强化互信关系，减少交易成本，溯源资金去向，保障慈善事业的公正、透明、有效。

图8 数字化手段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九、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启动规划、建设和管理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扩张、功能升级和网络构建，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运行管理过程中广泛深入地推广应用，大量完整、连续、系统，具备一致性、关联性、价值性的城市数据将被持续获得，为构建与现实物理城市精准映射、智能交互、虚实融合的数字孪生城市提供了可行基础。全球一批形成技术、人才集聚发展，产业规模与创新能力较为突出，具备主动比特化条件的现代化城市将率先尝试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的同步规划，并逐渐上升为两者的同步建设和同步管理。为匹配真正海量数据的采取、传输、存储和计算，专门用于数字城市运行管理决策的系统级平台将得到持续的开发与完善，并逐渐形成可推广复制的标准体系。

图9 数字孪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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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分析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经济活动中的基本规律。其内容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连续等量地把某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增加到其它一种(或几种)数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随着这一要素投入的继续增加，并超过这一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的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将逐渐递减。

这一规律有以下一些特点:

它反映的是短期生产函数的特点。生产者由于在短期来不及调整全部生产要素，在短期有一种或几种要素不变。递减的根本原因是受到不变要素的约束。这里的要素之间由于不可完全替代，导致一种要素连续投入时收益下降。

边际收益递减原理不是完全递减，是从递增再到递减的一个过程。反映了资源组合的一个过程，当这一要素投入增加到这一特定值时，这时至少是这一资源与其它固定资源的最有效组合点。从而单个生产者在短期内有一个生产均衡点。相同产品众多生产者之间的市场份额是可预测的。生产者之间的市场和资源竞争在短期内比较稳定。

主要适用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特点，传统的经济学从资源的稀缺性、资源的非共享性出发而得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并认为物质资源依赖型经济普遍服从这个规律，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尤其突出。

知识依赖型经济边际收益递增及原因分析

1986年，经济学家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一文，提出了“边干边学”模式，并指出由于技术进步实质上是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使边际效益递增，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个模型被称为“阿罗-罗默”模型。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美国“新经济”现象时都提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现象普遍存在于知识依赖型经济中。

边际收益递增是指：在知识依赖型经济中，随着知识与技术要素投入的增加，产出越多，生产者的收益呈递增趋势明显。这一规律以知识经济为背景，在知识依赖型经济中生产要素简化成知识性投入和其它物质性投入。

知识经济中边际递增产生的原因：

生产要素的改变

知识依赖型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是知识与技术的投入。而其它物质性要素已成为次要要素，物质性固定投入所占的比例很低。例如芯片生产的基本原料是硅和电力，只占总成本的1%——2%。那么这些要素已不再构成约束，这时连续增加知识和技术要素，产出不会因为其它要素不变而受到约束，从而产出递增。

知识资源的积累性

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均是物质资源依赖型经济，物质资源具有明显的排它性特征：其使用价值在某一时刻只能被一个使用者所占有和使用。同时物质资源是稀缺的，使用时必须消耗它，随着其使用量的增加，成本越来越高。最终导致生产者收益的递减。知识性资源具有共享性，同一知识可以被多个人同时占有和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不会消耗它，只是利用它，在使用过程中还会产生新的知识。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在使用时还是一种积累和开发的过程，在重复使用过程中成本递减。从而会带来递增的收益。

知识依赖型经济中的学习效应

知识依赖型经济的主要投入要素是知识和技术，而技术的进步又依赖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随着积累产出的增加，生产的边际成本降低。生产者往往由于开发一种产品而积累经验,这种经验可以用于生产或开发相关或相似的新产品。在原有的要素投入基础上，增加研发的投入，使收益递增。

知识依赖型经济的产品自身的特性决定了边际收益递增

首先，这些产品有一重要特点就是产品的使用价呈递增性质。这种特性被称之为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导致同类产品的市场扩大，从而使领先生产者所获得的收益递增。其次，产品深度的顾客适应性。知识产品通常在使用时，用户需要大量的前期培训才能掌握它的使用技巧，一旦用户选择了某种产品并在培训上花了大量的投入时，由于这种适应性，用户不会轻易地更换产品。未来的消费者受现在消费者的影响，强化了领先生产者的市场优势，边际收益递增。再次就是注意力与锁定现象在高科技产品中的大量存在。消费者的注意力是有限的，那么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与他的最先注意有关，一般消费者都会注意到同类产品的顶尖竞争者上，因而领先生产者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吸引了消费者的注意力，形成强的正反馈效应，这种效应为领先生产者赢得进一步的优势，吸引了消费者的注意力的生产者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锁定了顾客，从而使收益递增。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并不是完全递减，而边际收益递增现象在知识依赖型生产中的出现也不排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只是不同类型的生产这两者所产生的主导作用不同而已，收益的递增不是无限的递增，它将会受到市场的有限性的约束，同样也会出现递减，只是递减出现的时间推迟。

收益递增引起的竞争分析

知识依赖型经济存在边际收益递增现象，所以竞争上较传统的物质依赖型生产有了新特点，从竞争的范围来看，物质资源的竞争地位下降，人力资源、顾客竞争和产品的技术标准是其竞争的主要内容。竞争的目标表现在技术开发的领先性，前期顾客和知识资源抢占。

技术标准的竞争

收益递增具有放大作用，这种正的反馈机制在市场的作用下，产品的技术标准和产品的技术兼容性成为产品市场竞争的核心因素，各国政府和企业把技术标准作为竞争手段，实行相应的产业战略和专利法规来促进技术开发的领先性。含新技术标准的新产品开发在技术标准的竞争中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手段。

客户与服务的竞争

“忠诚顾客战略”是激烈的客户竞争中的营销战略：企业为激励顾客重复购买或是为了拉动顾客需求，对顾客采取购买达到一定数额给与折扣或附加服务。同时对顾客资源进行管理，根据积累购买数提供额外服务。忠诚顾客战略实际上实行的是竞争对策是通过额外服务与优惠待遇增加顾客的转移成本，从而锁定顾客。另外潜在顾客的竞争也相当激烈。

人力资源和知识性资源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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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陆海天空立体覆盖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将更加完善。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三代移动通信（3G）、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覆盖城乡，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研发和标准取得突破性进展。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到20太比特/秒（Tbps），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与周边国家实现网络互联、信息互通，建成中国――东盟信息港，初步建成网上丝绸之路，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互联网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得到及时应用，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建成国际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实现宽带网络无缝覆盖。到本世纪中叶，信息化全面支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网络强国地位日益巩固，在引领全球信息化发展方面有更大作为。

2.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成为重点。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群体性突破是构建现代技术产业体系、引领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泉，先进的信息生产力将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数字经济阶段演进。按照相关战略要求，到2020年，核心关键技术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重点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网络化协同创新体系全面形成；信息消费总额达到6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38万亿元。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数字红利得到充分释放，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农业信息化明显提升，以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