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立法的具体措施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科学立法的具体措施，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着力加强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建设

1、加强理论武装

存在问题：党员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学得不够深、理解得不够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力度还不够大。

项目内容：加强理论学习，不断解放思想，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目标时限：常抓不懈。

具体措施：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做到每年集中学习不少于12次；继续实行“一周一课、一课一主题”学习制度，深入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进一步理清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的思路，提高科学决策的水平和能力；围绕司法体制改革、司法所建设、社区矫正、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等新任务、新课题，在法定的职能内大胆实践创新，寻找化解矛盾、破解难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推动司法行政工作的科学发展。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局党组

2、改进工作作风

存在问题：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水平不高，抓基层、打基础的能力不够，满足于一般号召，抓落实不力。

项目内容：深入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使各项决策部署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目标时限：常抓不懈。

具体措施：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每年确定一批重点调研课程，抓调研、促落实。根据司法行政不同的业务特点，引导、推进法律服务业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积极开展调研，每位党组成员每年完成至少1项重点调研课题。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局党组

3、加强队伍建设

存在问题：班子自身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对新形势下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缺乏针对性的办法和制度，少数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素养不高，违规违法执业、收费不规范的问题时有发生。

项目内容：履行一岗双责，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司法行政队伍服务保障科学发展的能力。

目标时限：常抓不懈。

具体措施：坚持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增强民主意识，加强班子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增进团结，和谐共事；广开言路，使广大干警的意见、批评、建议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上来。把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长效机制，确保队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支方向。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推进政风、作风、行风建设，发展问题严肃查究，绝不姑息迁就。进一步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基层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局党组

二、服务保障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4、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存在问题：长期以来，司法行政部门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上。比较重视维稳职能的履行，更多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因早和谐稳定的环境上，而对直接参与、服务经济建设的职能，认识不够到位，定位不够明确，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对司法行政工作各项职能资源有效整合不够，制约和影响了司法行政工作整体优势的充分发挥。

项目内容：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推进法律参与企业重整重组、防范化解企业债务危机工作，整合司法行政职能资源，继续做好服务重大建设项目投资工作。

目标时限：全年。

具体措施：加强与区经济综合部门联系沟通，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开展企业“法律体检”，提高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大力推动律师为重点工作项目建设的法律服务工作；引导律师围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如知识产权、投融资、并购、重组、企业规范治理等提供全程法律服务。引导律师更多地采用掉接手段解决矛盾纠纷。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法律服务管理科

5、加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存在问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机构亟待规范完善。

项目内容：加强对法律服务工作的研究和指导，建立完善农村法律服务工作机制，努力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目标时限：全年。

具体措施：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队伍的管理，提高队伍政治业务素质，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纳入良性发展轨道。建立、完善行业规范，发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行业管理作用，引导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努力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法律服务管理科

6、推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

存在问题：法律援助资源配置与困难群众法律需求不对称的问题比较明显，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亟待加强；法律援助作为政府的公共服务产品，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项目内容：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合理配置法律援助资源，建立法律援助协作联动机制，大力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

目标时限：全年。

具体措施：依托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和村（居）法律援助联络点构建“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继续加强法律援助办案力度，全区法律援助办案量、受援人数分别年增10%以上。当前，特别要重视做好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方面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工作，积极主动为妥善解决劳资纠纷、确保不发生因企业欠薪而引发重大，提供有力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区法律援助中心

参与单位：法律服务管理科

7、依法规范开展社区矫正试点

存在问题：由于社区矫正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对这项工作刑罚执行性质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在工作机制、人员素质、基础条件等方面都还存在不适应的问题，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不够，矫正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项目内容：贯彻落实全省社区矫正暨减刑假释工作会议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加强分类指导，规范社区矫正各项工作任务。

目标时限：全年。

具体措施：深入开展“社区矫正规范落实年”活动，着力在健全组织、完善制度、提升素质、规范执行、落实保障等方面下功夫，提高教育矫正质量，提高矫正措施和方法的科学性、系统性、实效性，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减少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现象的发生，力争全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罪率控制在0.8%以下，脱漏管率控制在3%以内。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社区矫正工作科

8、加强人民调解工作

存在问题：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针对矛盾纠纷的新特点，如何创新人民调解工作，需要加强研究。

项目内容：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创新调解组织形式，拓展调解工作领域，提高调解工作质量。

目标时限：全年。

具体措施：在继续发挥好传统人民调解组织职能作用，抓好常见性、多发性民间纠纷调处的同时，针对新形势下矛盾纠纷的新特点、新变化，加强与公安、法院等部门的沟通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区推进人民调解化解社会热点纠纷专项机制和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积极化解医患、交通事故、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矛盾纠纷。深化完善人民调解与工作、行政调解、民事诉讼的衔接互动机制；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机制。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基层科

9、加强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工作

存在问题：全社会学法用法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有利于经济社会建设的法治环境需要进一步形成，法制宣传的方式和手段亟待改进。

项目内容：通过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农村群众等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工作，推动形成学法用法社会氛围，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目标时限：全年。

具体措施：联合组织部、人事劳动局采用自学和集中辅导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区公务员中开展法制培训，并组织全区公务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联合宣传部、组织部继续对副科以上领导干部进行年度法律知识考核。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制宣传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在校青少年和社会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公平公正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增强宣传的实效性。把普法宣传融入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等各项业务，使各项业务的实践过程，成为法律常识的普及教育过程；特别是在为化解企业债务纠纷等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要注重协调，加强宣传，引导当事人以非诉讼的方式处理债权债务关系。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宣教科

三、加强司法行政科学发展组织保障

10、加大司法行政队伍管理力度

存在问题：队伍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队伍的综合素质亟待提高。

项目内容：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目标时限：全年

具体措施：继续以全面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素质为目标，优化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重视培养、发掘和引进人才；强化全体干警的政治理论学习，完善和落实学习制度，提高理论素养和政治水平;积极实施“创学习型机关，建高素质队伍”活动。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办公室

11、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项目内容：健全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制度。

篇2

在城市发展与建设中，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多表现为污染物转移，将垃圾进行转移倾倒的方式来保障城市环境质量。然而随着城市规模及人口增加，城市每天所产生的垃圾数量及规模快速增长，继续采取污染物转移，将大部分垃圾集中堆放，其对环境所产生的危害较大，且容易引发一定的污染事故，具体表现为：第一，对大气造成污染。城市生活垃圾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垃圾为易腐性是有机物，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自身讲解并散发出刺鼻恶臭气息，尤其是在垃圾堆放场周边，表现更为明显；第二，对水体造成污染。垃圾中除了容易腐蚀有机物自身讲解会产生一定水分外，径流水及自然降水也会进入到垃圾之中，水分量超出垃圾吸收能力后出现渗流并进入到周围地表水及土壤之中，引起地下水及地表水污染问题；第三，侵占土地。大量垃圾堆放，需要占用大量农田，未经过处理，其生活垃圾直接堆放于农田会导致田地性能下降，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不足；此外，集中堆放垃圾，采取覆盖方式会引起垃圾中沼气量增加，引发垃圾爆炸事故，其损失较大。为此，需要探究城市垃圾处理及利用方式，实现其和谐可持续发展。

2城市环境工程中垃圾处理方法与利用相结合的路径分析

城市环境工程中采取生态工程，实现对垃圾处理及利用整合，生态工程系统中包含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产业化及系统化五个子系统，具体表现如下所述。

2.1城市垃圾减量化

城市垃圾减量化属于城市生态工程实现的关键，指的是从垃圾产生的源头到垃圾最初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采取措施，如在垃圾产生环节、收集环节、清运环节、回收利用及完成处理环节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垃圾实际数量与体积。城市垃圾减量化，其具体措施为：其一，城市生活用能结构向燃气化、电气化发展，降低生活煤炭量，提高燃气普及率，则可以有效降低灰渣等无机垃圾产生量，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研究表明，煤气普及率每增加10%，则可以降低3%垃圾量；其二，限制一次性物品应用。虽然一次性物品能够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但其资源浪费严重，会增加垃圾量，引起环境污染问题，为此，可以通过经济措施及立法措施，限制一次性物品应用；其三，组织净菜入城，净菜销售可以降低5%左右的垃圾产生量，然而其当前销售量及影响范围较小，这与消费习惯及净菜价格较高有关；其四，倡导适度消费，降低浪费；其五，制定并推行垃圾收费制度，依据区域实际，进行地方立法，征收垃圾处置费用，依据科学的计量方法进行落实。社会实践证明，设置垃圾收费制度，能够有效降低垃圾产量；其六，对商品外包装进行限制。包装过度是当下存在的较大问题，很多商品包装成为垃圾，浪费了资源并增加了垃圾量，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鼓励商家进行包装回收再利用。

2.2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

城市垃圾无害化属于垃圾处理的基础性目标之一。针对垃圾，采取技术措施降低垃圾危害性，让其不对环境及人体产生危害。具体措施为：有序控制垃圾流向，从生活垃圾产生环节便采取分类措施，区分进行处理。如针对有害处理，电池、灯管等应尽量采取单独处理方式，针对医院等特殊垃圾，应专门安排处理；开发并推广垃圾清运设备，如采取地下集装箱收集运输等。

2.3城市垃圾资源化及产业化建设

在城市垃圾资源处理中，采取资源化措施是生态工程的重要内涵，为积极主动的垃圾处理方式。城市垃圾可利用性属于垃圾产业化的内在驱动力。然而实现城市垃圾产业化处理其难度较大，需要相关的可行性论证及风险评估。如针对废纸垃圾，可以采取再生造纸技术，对有机物垃圾进行堆肥并生产无机复合肥料，废旧玻璃可以通过清洗加工后重新加工等。

2.4城市垃圾处理与利用应体现系统化

在城市垃圾处理与利用中，整合相关机构，协调其职能，为系统化处理城市垃圾提供保障。结合城市区域状况，科学分析城市垃圾生命周期，依据实际编制出切实可行的垃圾处理计划、处理方案，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管理结构，设置相关监管队伍，切实落实城市垃圾处理与应用，做好宣传教育，树立群众环境保护意识，自觉将垃圾分类，为城市生态工程开展提供支持。

3结论

篇3

本文作者：周莹工作单位：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省地方科技法规体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各省，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科技法规。以贵州省为例，目前贵州地方科技法规主要有六个：《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贵州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贵州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在相关地方科技立法与政策支持下，贵州省科技成果投入与产出处于良好的状态。2006、2007、2008年贵州省科技成果中分别有42、48、49项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科技成果数量稳中有升，全省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逐年增长，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有所增加，但是我们仍应看到其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法律责任规定较少，法律强制性弱上述条例中规定的法律责任较少，如《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仅两条法律责任，《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仅一条法律责任。这使得条例中一些义务性法律规定和禁止性法律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予以支撑。如《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技三项费、科学事业费、科研基建费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或者基建预算。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各级财政每年安排的科技三项费应当占同级年度财政预算经常性支出的比例为：省级财政2％以上，市、州、地级财政1％以上，县级财政0.5％以上”。但条例中并未明确违反本条规定的法律责任，也使得相应规定不具备强制执行力。这违反了一般立法的规律，即只有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才能使法律规范产生执行力，否则法律就会失去严肃性和权威性。（二）内容相对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地方立法应具备实效性和可执行性，但贵州省地方科技法规的部分内容规定得较原则和宽泛，且较多地使用了鼓励性的词语，实际操作性不强。如《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12条规定：“培育和发展技术评估、技术交易、技术经纪等科学技术中介服务机构，为科学技术进步活动服务”。本条无责任主体，是谁来培育和发展未明确；无具体方式，如何来培训和发展均未进行规定。如《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中第1条明确了立法目的：“为了鼓励和扶持民营科技事业的发展，推动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民营科技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促进民营科技事业的发展，保障民营科技企业的合法权益”，但具体的鼓励与扶持措施仅六条，且该六条的实质鼓励措施较弱。其中第10条规定了依法注册登记的民营科技企业及其人员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其中除第一项“民营科技企业人员可以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出国（出境）科技考察、交流、商务等活动”具有实质意义外，其他的均与一般企业及人员的待遇相同，不具备特殊性。较多的鼓励性而非强制性词语使得法律的操作性不强。（三）未能根据国家立法及时进行修订贵州省1994年制定的《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从事技术贸易的卖方单位，可以从技术贸易所得技术性纯收入中提取15％至30％作为奖酬金”。而国家于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29条规定：“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将其职务科技成果转让给他人的，单位应当从转让该项职务科技成果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对完成该项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所规定的比例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不相符，其中15%的比例不符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不低于20%的比例的规定，且在2004年对《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进行修订的过程中对此问题也未进行相应的修改。

贵州省科技立法的完善建议

贵州省现在正值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正大力进行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科研机构的发展与建设，科技创新是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地方科技立法的完善对实现贵州省“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两大战略起着立法支撑的作用。贵州省委书记在2011年召开的贵州省科学技术大会及贵州省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交易会中亦提出，“十一五以来，贵州省科技发展环境明显改善，支撑和引领发展的能力明显提升，但科技发展水平总体相对落后，存在科技投入不足、科技创新活力弱、科技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期间，贵州全力以赴加强科技工作、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这在客观上也要求贵州省应制定更具体、更完备的科技法规，以对国家的科技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和完善，来适应地方科技管理工作的需要，为贵州的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一）完善科研主体立法体系科研立法包括科技主体立法、科研行为立法、科研保障立法等。而贵州省相关立法中对科技主体的立法相对较少，应进一步完善科研主体的相关立法，明确各主体在科技活动中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规范各主体间的关系。1.科研院（所）的立法根据2011年贵州统计年鉴，2010年贵州职务发明创造总数为2783件，其中科研单位为633件，占22.74%；大专院校为172件，占6.18%；工矿企业为1937件，占70.89%；机关团体为41件，占14.73%。而目前贵州省地方科研主体立法主要针对的是各级政府及民营科技企业，并无完善的科技机构（单位）的立法规定。因此，应进一步明确研究院（所）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出资主体、机构体制、内部管理机制和绩效评估等内容。2.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立法如前所述，我国各省的科技创新水平与成果转化能力有所区别，而对于贵州，其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仅排全国第30位。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与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更加强调技术的引进，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将会成为技术转让与引进的重要服务平台。因此，应制定《科技中介服务条例》及相关地方法规，规范科技市场，使技术创新服务、技术评估、技术经纪、科技咨询、创业投资等科技中介服务规范化、有序化。同时修订《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制定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管理法规，为技术交流与转让提供更多信息与便利。3.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主体立法对已制定的其他科研主体法规进行调整和完善。如在《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中增加实质性的保障性条款，明确优惠与鼓励的具体措施，促进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以推进企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保障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对科技人员的培养及奖励措施，以配合贵州工业强省战略与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人才引进，应抓紧研究制定《人才市场条例》、《引进科技专业技术人才条例》等相关法规。（二）强化鼓励措施，完善科技行为立法科技行为包括政府科技发展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确定程序与支持保障、科技成果的认定、科技成果转换、科技知识普及等方面的内容。对科技进步影响较大的因素之一即为科技投入，建议进一步完善《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规定政府科技投入的比例与法律责任，同时加强对财政投入资金分配、使用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完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等相关制度，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及科技企业给予更多的扶持与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另外，为更好地引进对本地公共事业或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技术，可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科技引进，为此需制定《政府科技采购办法》等法规规章。（三）加强法律的强制性与可执行性，加强执法监督对现有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予以细化，使其更具可执行性。如《贵州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7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和支持的项目类型，但对某一具体项目是否属于“应优先安排和支持的项目”，认定评估部门及程序则无具体规定。对此可参考上海、北京等地的立法，设立专门机构，并建立科研投入项目的立项、评估、验收及考核体制，确保投入资金能够产生效益。另外，在各部法规中应明确责任主体与法律责任，并通过相关立法加强对政府部门执法情况的监督与检查，通过增强条文的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从而将推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真正落到实处。

篇4

关键词：民间借贷 利率 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84-03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在我国的金融管理制度下，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推动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民间借贷是它们获得资金的重要途径，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功不可没。然而，民间借贷在支持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发展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由于部分民间借贷利率过高而产生的“高利贷”等乱象。以山西吕梁地区为例，民间借贷在山西吕梁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民间借贷有着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吕梁以煤、焦等能源型民营企业较多，通常不易获得正规金融贷款支持。因此多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满足其生产资金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煤、焦为主的能源型企业一夜暴富，于是大量民间资本便涌向能源领域。据统计仅在吕梁地区柳林县就大约有数百亿元的社会资金参与民间融资“大循环”。据调查，吕梁地区约有65%以上的民间融资的资金流入了煤、焦、铁行业。2005年，吕梁民间借贷市场月利率大体在10‰～15‰。2006年上升并维持在15‰～20‰。2007年上升至20‰～30‰。2008年至2009年利率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为25%左右，有的甚至高达40%～60%。民间融资参与者也由传统的商人逐渐扩散为干部、群众、农民和教师等社会各阶层。由于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一般在3%～5%，参与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为了偿还高额的借贷利息，将借来的钱不是用于发展实业，而是再次转贷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这样没有实业基础的空中楼阁垒上沉重的借贷利息，一旦某一环节中债务人出现集体违约，则整个民间借贷大厦将会倒塌。基于民间借贷利率没有有效的法律规制，会对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会妨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会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国家应该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法律规制。本文拟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的不同视角出发，对民间借贷进行法律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进而提出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的具体措施。

二、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正当性分析

在我国民间借贷利率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民间借贷是基于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自愿的借贷关系，并且形成了借贷协议，国家是否应当有法律手段干预规制基于双方意思自治而达成的民间借贷利率？为其设定借贷利率的上限呢？笔者认为，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法律规制有其正当性。

第一，在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过程，民间借贷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民间信用形式。我国民间借贷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浓厚的传统渊源，在我国社会中一直就存在着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法律规制的传统：“如汉书就有关于取息过律被免去侯爵的记载。唐朝、北宋、南宋、元朝、明朝都有自不过本的法律规定。”清律中也有“凡私放钱债，每月取利不得超过三分”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传统中一直存在通过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限制的法律规制手段。

第二，从契约关系的角度看，在民间借贷中，往往借款方与贷款方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贷款人相对于借款人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甚至很多作为借款方的小微企业为了能够得来之不易的资金，根本不具有与贷款人之间就贷款利率进行公平磋商的机会，更没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因此，如果没有法律设定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很容易导致过高的利率。这将给借款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引发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不公平，在此种情况下达成的契约效力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契约的意思自治原则”而破坏民事法律中诚信和公平原则。从德沃金与阿列克西的法律原则的衡量适用出发，笔者认为，通过法律规制设定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可以有效实现民间借贷契约关系的当事人地位公平原则，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利率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能够防止意思自治原则的滥用。

第三，在欧美，随着社会分工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在欧美社会放贷牟利开始逐渐被接受。同时基于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欧美国家和它们的法律重视公民的意思自治和私法领域的“契约自由”，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限制非常宽松。“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利息不设定上限或者即使设定上限也规定了一些例外条款”。但同样秉承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美国其大部分州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虽然也有个别州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立法中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但正如很多学者质疑和批评的那样，利率自由化是美国产生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对民间借贷利率加以法律规制是为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出发。

综上所述，在我国，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以及通过与欧美对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的比较，笔者认为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是有着正当性基础的。接下来，本文将要探讨的是通过何种具体措施实现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三、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措施

当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的法律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笔者认为，《借贷意见》中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而按根据2014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为6%，4倍限额为24%，在民间借贷利率中应为年2分利率。这恰恰符合了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至5分之间。但在近些年来的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大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借贷意见》中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往往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超出部分的利息，如签订合同时收取律师费、资金监管费、信息中介费等;或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民间借贷中所称“砍头息”，这样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但借款人归还时仍要归还借条中的数额，以使借贷利率在形式上符合《借贷意见》中四倍的规定。这样使得一旦发生风险，借款人在诉讼中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由于不能证明超出部分利率的存在，借款人一方面承担了高额的利息，另一方面又更加陷入不利的地位。因此，现行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措施应当考虑进行完善。

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典》第205条中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通过立法明确超出部分利息，债权人丧失请求权，而非超出部分在司法判决中不保护。

其次应更为科学合理规定利率的上限。《借贷意见》中四倍的规定，并没有缺失了贷款的用途等诸多决定贷款利率的决定性因素，试想从贷款人的角度消费借贷与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限制应当有所差别。观察美国的相关立法，限制最高利率的州立法中，利率的上限限制通常要考量贷款用途、贷款的种类、放贷人的种类、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如5000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17%。因此，我国也应当借鉴美国立法，考量上述因素，合理规定利率上限。这样即能够保护借款人，也可以有效促进资金的流动，保证贷款人的资金安全。

最后，笔者认为，也应当通过法律规定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的方式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规制。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如浙江温州、山西吕梁、内蒙古鄂尔多斯爆发出来的一些高利贷事件，引发了众多连锁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危害性很大。在索取债务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滋生了犯罪。但当前《借贷意见》第6条中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仅仅是对超出4倍以外的利率不予保护，而对于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从美国的相关立法来看，将高利贷入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应当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在各州层面，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的放贷人还会承担刑事责任等。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梳理与分析，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具有其正当性，更有利社会的整体利益保护与交易安全的实现。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的比较分析，我国当前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超出部分利息，债权人丧失请求权;采取更科学的方式确定利率的上限;对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采用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诸如刑事责任等多种法律措施规制民间借贷的利率，以更为有效地规制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的乱象，保障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悉尼・霍默，理查德・西勒.肖新明，曹建海译.利率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 陈蓉.“三农”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拓展：民间金融的法制化与监管框架的构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 高晋康，唐清利.我国民间金融规范化的法律规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4]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问题[J].经济研究，1984（4）

[5] 刘秋根.试论中国古代高利贷的起源和发展[J].河北学刊，1992（2）

[6] 曹冬媛.民间借贷利息的法律问题[J].河北法学，2012（12）

[7] 刘绍新，梁必文.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问卷调查研究[J].武汉金融，2008（3）

[8] 廖振中，高晋康.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法治进路的检讨与选择[J].现代法学，2012（2）

[9] 阙洪潮.关于对高利贷设限几个问题的思考[J].浙江金融，2009（3）

[10] 强力.我国民间融资利率规制的法律问题[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5）

[11] 王林清，于蒙.管控到疏导：我国民间借贷利率规制的路径选择与司法应对[J].法律适用，2012（5）

[12] 岳彩申.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及立法建议[J].中国法学，2011（5）

[13] 赵越.民间借贷利率法律问题研究――以‘四倍红线’为中心的考量[J].金融法苑，2013（2）

[14] 曾洋.民间融资利率管理的类型化路径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13（9）

[15] 高圣平，申晨.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定[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4）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17]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18] Jeremy Bentham.Defense of Usury.Routledge/Toemmes Press，1992

[19] Joseph Persky.Retrospectives from Usury to Intere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7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8）

篇5

关键词：保安处分；保安性措施；人身危险性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8-0065-03

一、保安处分的理论蕴含

保安处分的概念，至今没有明确而统一的定论。笔者所能检索到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概念表述主要有：第一类，从适用对象的分类出发，强调保安处分的广义与狭义概念之分――“广义的保安处分，是指作为依靠刑罚以外的处置来补充或代替刑罚的措施，由国家施行的有关犯罪对策的一切处分。广义的保安处分不仅包括对人的保安处分，还包括对物的保安处分。狭义的保安处分，是指使社会摆脱每个犯罪人的危险性而得到安全的处分，是指因此而把这些人隔离、拘禁或者教化改善的国家的处分。狭义的保安处分，仅仅意味着对人的保安处分。”第二类，在概述保安处分的含义时，集中在其相对于刑罚的突出特点上――“保安处分，是国家基于维护法律秩序之必要及满足社会大众之保安需求，对于特定的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行为人，替代或补充刑罚适用的，以矫治、感化、医疗、禁戒等手段进行的具有司法处分性质的各种保安措施的总称。”第三类，对保安处分（偏狭义）适用对象上进行适当的精分――“保安处分，是指国家刑事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对实施了危害行为的无责任能力人、限制责任能力人以及其他有相当人身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代替或者补充刑罚而适用的，旨在消除行为者的危险状态、预防犯罪和保卫社会安全的各种治疗、矫正措施的总称。”

保安处分可归纳出如下特征：①制定形式上，保安处分必须由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具体明确地做出规定，其制度设计应是国家意志的体现。②适用对象上，保安处分具有对象的特定性，主要适用于犯罪人和具有犯罪危险的人，当然更广义的保安处分还适用于特定的与犯罪相关的物。③适用条件上，其核心集中于人身危险性，只有行为人具有犯罪的危险趋向，才能对其处以相应的保安处分；同时人身危险性又具有反复性和可变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保安处分的开始、变更和终止，都应当根据保安处分对象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而改变，因而保安处分在适用期间上具有灵活性。④制度属性上，保安处分的性质基本可视为是作为刑罚的替代措施或补充措施而存在的，其最突出的目的在于预防，通过对行为人适用保安处分措施，以预防犯罪或者再犯罪。⑤具体措施上，保安处分在其强制性之外，更注重对适用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的预防性矫正，包括矫治、感化、隔离和医疗等具体措施。

二、保安处分之于中国刑罚结构的定位分析

在刑法和一些行政法律中，存在着多种与保安处分性质近似的保安性措施。相较于国外系统化、理论化的保安处分制度，我国的保安性措施欠缺刑法上保安处分所应当具备的条件和特征：①没有被系统、明确地规定在刑法或单行法律中；②主要关注社会危害性，而忽视了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③不构成与刑罚的直接关联和衔接；④我国的保安性措施缺乏司法化的适用程序，其惩处主要由公安机关进行，在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的体制下极易被滥用。

保安处分制度为何在中国无法在制度配置和司法实践上得以系统化的规范呢？笔者认为应当先从中国的刑罚结构入手进行分析。

（一）中国特色刑罚结构的制度解析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就已明文规定了非刑罚处理方法。当时的刑法理论指出，“非刑罚处理方法不是刑种，不具有刑罚的性质和作用，作为处理案件的一种手段，其主要是刑罚的必要补充。”1997年《刑法》在沿用1979年《刑法》规定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而基本奠定了当前我国刑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的核心结构。

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刑罚的种类”指出，主要的刑罚结构可分为三类：主刑、附加刑和非刑罚方式，三者在适用关系上主要是以主刑为核心，以附加刑（和赔偿经济损失）为辅，并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即免予刑事处分者适用包括民事强制处分（赔偿损失），强制教育方法（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司法建议方法（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三类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从这三大刑罚种类的区分，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刑罚结构上是排斥保安处分制度的配置和适用的，而如前述符合完全意义上保安处分的强制医疗和刑事没收或者刑法修正案新设的禁止令，不是视为诉讼法层面的制度，就是作为刑罚或行刑制度的配套性措施。亦即中国特色的刑罚结构在本质上是力图通过刑罚和非刑罚处理方式所形成的体系来实现治理犯罪的目的。

（二）中国刑事立法新动态的体系化解读

具体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将社区矫正和禁止令作为犯罪治理的重要手段做出规定，这事实上已颇具保安处分的性质，体现了我国为预防和治理犯罪而进行了非常有益的尝试。而201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第1条即直接将“禁止从事相关职业”作为《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之一纳入规定，并分三款明确规定了职业禁止的适用条件、适用主体和期限与违反的法律后果，进一步扩大了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范围，其实质亦学界谈论的保安处分的刑事法律化。中国刑事立法的新动态为保安处分在中国现有的刑罚结构中的定位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保安处分制度融入中国刑罚结构必是一个颠覆突破传统、任重而道远的过程，但毫无疑问也必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是中国刑法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应共同致力和前进的方向。一方面，保安处分事实上从未退出过学界的各种重大讨论，并且其与现代刑法“目的刑”取代“报应刑”的治理观念又是格外契合，刑罚结构开放化、轻缓化，乃至国际化的趋势不可违逆。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今刑民互动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等相关制度完全废除的过程正需要更为与时俱进的治理方式与其衔接，对违法行为的处理不仅要着眼于对犯罪行为人的惩戒，更重要的是预防其进一步危害社会并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

（三）保安处分预防机理对中国刑罚结构的意义

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保安处分以专章形式进入刑法典”的建议未被采纳。此后，仍不断有学者提出在刑法典中采用“刑罚――保安处分”双轨制的建议，这或许多少是受到德国刑法的影响。将保安性措施刑事法律化的理由，从法治层面分析，就是使保安性措施的决定权法治化、司法化；从人权保障层面分析，就是要禁止保安性措施的滥用；从实体层面分析，就是要确保保安性措施在设置和适用上合乎法定性、正当性与合比例性；从程序层面分析，就是要实现保安性措施适用的司法化、诉讼化，并为适用对象设立完备的救济程序与途径。

保安处分与刑罚相衔接，不仅可以使刑罚结构更具开放性，还意味着刑罚机制渐趋轻缓化。不同于以往“报应刑”思维下的惩戒犯罪，其更多体现为刑事实证学派所提倡的“目的刑”思维和广义刑事政策概念。

三、保安处分在中国刑事法律化的瓶颈及其解决

（一）当前，通过对保安处分刑事法律化的中国情境分析发现，中国法学界对保安处分刑法化的热度依旧有增无减，实务界更是多能在近几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和（九）中看到诸多借鉴保安处分制度的端倪

1.传统法学对犯罪原因的认识仍在深入发展，从原先对社会危害性的考量发展到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我国刑罚目的中的预防，与保安处分中的预防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2.适用保安处分有其自身的困难――人身危险性的判断过于主观，导致了各国的立法规定过于原则；人身危险性的判断与可控性较差，对人权的保障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当然《刑法修正案（九）》新近规定的“职业禁止”已将该保安性措施的适用主体明确规定为法院，无疑已大有将法官裁量作为保安处分刑事法律化的重要适用主体之势。

3.我国目前诸多保安处分措施在实质上有违人权保障的宪法精神。保安处分直接涉及到适用对象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我国的保安性措施在形式合宪性上虽已通过立法的规定实现正当化，但在实质合宪性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除了已废除的劳动教养外，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强制治疗性病、强制戒毒等保安性措施在期限和限制程度上颇近似于短期自由刑。对这类措施在实质的权力分配以及权力行使规制方面缺乏科学设置，必定导致权力的不当使用，甚至出现“被精神病”等荒唐的情形。

4.现有法律对保安处分的规定非常混乱，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尤其像将强制性病和戒毒医疗等直接关系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权仍交由行政机关，就明显有违人权保障的原则。另外，刑事法律内对保安处分措施的规定仍存有矛盾之处。如根据刑法的规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应归于政府，属于行政权中的治安权；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决定权应归于法院，属于司法权。

5.保安处分面临着公正和效率双重缺失的质疑。

（二）保安处分在中国制度建构的两大层次

1.宏观规范与微观协调。刑事立法宏观规范。中国现行法律中的保安性措施系统性不足，各类保安性措施散见于众多的法律法规甚至行政规章中，故而相关的法律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其他国家保安处分的具体规定中，主要是依据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和人身危险性程度，从预防再犯可能的作用出发进行分类整合。我国将来的刑事立法也可以考虑对保安处分进行全面的刑事法律化，并在刑法典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基础上，对保安处分的具体制度和适用条件及程序进行专章宏观规定。

中国目前实际上也存在着颇具突破性的立法尝试，比如尚处于起草阶段的法律提案――《违法行为矫治法》，用以替代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当然，这一名称多少有些名不副实，首先矫治的对象不应当是行为而是人，其次只有经常性的违法行为人才有进行强制矫治的必要性，而规范上过于笼统仍有待讨论和修正。

单行法律微观协调在相关配套制度方面仍有待建立健全，也应当考虑通过单行法律对部分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保安性措施进行先期规范。如2008年6月我国首部《禁毒法》正式实施，其第四章即专门规定了戒毒措施，包括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康复等四种戒毒措施。

2.特别预防与一般预防。从保安处分预防犯罪的不同形式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保安处分在中国的适用还应当考虑其预防的两个渐进性的层面。保安处分措施实际上还有两大分类：其一是适用对象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或刑事违法，为预防适用对象再次犯罪或再次实施严重违法行为而设置的保安性措施；其二是适用对象的违法行为虽未构成犯罪或刑事违法，但为预防其实施犯罪或者实施严重刑事违法行为而设置的保安性措施。学界一般也称前者为特别预防，后者为一般预防。保安处分措施的刑事法律化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注重该措施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又要注重与我国的法制和社会实际结合的可行性。第一类保安性措施在刑法化时，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关联程度较小，在理念上也易于为民众所接受，作为刑罚之外附带性的保安性措施，其主要目的显而易见，是为预防行为人再次犯罪设置的一道防线，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可以考虑优先在刑法修正案，如禁止令的制度设计和单行法律中进行规范化、体系化建构。而第二类保安性措施的刑法化，会涉及到其他法律法规，乃至与其发生冲突，引发国家权力不当、侵害公民自由等一系列问题。考虑到当前民众的刑法观念和现行的刑事政策，应重点增加第一类的保安性措施，待到日后时机成熟，再逐步增设第二类保安性措施。

综上所述，保安处分具有与刑罚相辅相成的巨大优势，应当纳入我国的刑事制裁体系，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矫正违法犯罪分子和维护社会治安。我们将来的刑事立法可通过制定单行刑法或在刑法典中专章规定，包括禁止令和强制医疗等现有制度在内的保安处分制度，将更多具有现实作用的保安性措施纳入该制度体系中，同时也要充分借鉴国外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形成刑罚与保安处分并存的二元化刑法结构体系。

参考文献：

[1]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M].第三版.顾肖荣，郑树周，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2004：464.

[2]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441，449.

[3]梁根林.保安处分制度的中国命运[J].中外法学，2001，（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