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含义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人口红利的含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在1998年首次提出“demographic dividend”，即人口红利后，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现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沿着“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分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计算标准、持续期长短、区域应用研究”这一框架展开研究的。

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人口红利，界定了它的本质。

“机会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结构转变。此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抚养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即“人口机会窗口”。

“期限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一旦高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源泉论”认为，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它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红利。

马瀛通和穆光宗从过程的层面界定了人口红利及其本质。马瀛通认为，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指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历经努力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的过程。而穆光宗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目前学术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是将它分为第一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生产性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一个国家生产性人口比重的增加和抚养性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导致人均产出的不断增长。在第一人口红利的基础上，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以蔡、王德文、王丰等学者为代表的“显著论”。蔡认为在1978-1998年间的年均9.5%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分别为24%和21%。王德文等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王丰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1982-2000年间经济增长的15%。

另一种是以Bloom，Canning，Sevilla，Williamson，尹文耀，李善同为代表的“非显著论”。他们认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不一定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虽然“显著论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20世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1/3，但“非显著论者”发现，经历了和东亚国家类似的人口结构改变的拉丁美洲，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社会被动局势，经济增长裹足不前，人口红利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各国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用人口红利解释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学说，“非显著论者”的反驳是，日本和韩国“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错位使“显著论者”对于用人口红利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大打折扣。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人口机会窗口期”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的低速期甚至负增长期。显然，用滞后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来解释经济增长有失偏颇。

二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研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人口机会窗口等于人口红利是目前理论界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获得“人口红利”提供了一个机会，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

三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研究。穆光宗将这些途径归纳为三种效应：创富效应、投资效应、积累效应。创富效应源自于劳动力的充裕供给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投资效应是指高储蓄率导致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积累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少和生产性消费支出多而导致的财富积累效果。

人口红利计算标准问题的研究

要衡量人口红利的程度和人口红利期限的长短，必须要解决人口红利衡量的标准问题。现有文献大都用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作为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标准。理论抚养比是指一个国家被抚养人口与抚养人口的百分比值，可分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用来计算人口红利最简单、最常用、最基本的指标。陈友华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否分别低于30%、23%、53%确定为人口红利存在与否的分水岭。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等于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王丰提出“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利用“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之比来衡量人口红利。“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这一对范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就业或所谓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同时也考虑了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存在不同消费需求的现实。陈涛是提出用“社会抚养比”计算人口红利水平的学者。他认为“人口红利”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的消费需求不同，而且不同产业劳动力的抚养能力也不同，这就需要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和不同的抚养能力进行标准化。据此，陈涛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和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状况进行统一，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

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问题的研究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的问题，学术界存在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对立的观点。悲观派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持续的期限在20-40年之间，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近3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去得快。

乐观派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非常漫长，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将出现人口负利”之类的问题杞人忧天。马瀛通在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逐龄进行更替乃至周期性更替的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人口红利会与日俱增，不可替代，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穆光宗在将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基础上，指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由于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因此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人口红利的区域应用研究

在人口红利问题的分区域应用研究上，王承强、杨宏娟、何景熙、洪、田艳波分别研究了山东、辽宁、和云南等地区人口红利的实现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作用。王承强根据瑞典1957年生命表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研究表明，山东省在1984年就已经进入了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早了6年，将于2036年退出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晚6年。杨宏娟的研究表明，辽宁198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进入人口暴利阶段，且直到2020年前均为人口暴利期，人口红利将于2022年以后消失。何景熙预测了自治区未来30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预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正处在人口快速转变之中，2010-2030年间，将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洪发现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于2000年首次开启，将于2035-2040年闭合，整体上比全国滞后十年。田艳波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转变的过程与全国相比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人口红利期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较全国要晚5-20年时间。

研究评述与展望

虽然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文献较多，基本形成了研究框架，但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还刚刚起步。为了更好地认识、掌握和利用人口红利，学术界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纵深层次的研究。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本质做更权威的界定。尽管学者们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或侧重点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本质，但似乎都没有完全抓住该事物的本质特征，这就需要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本质。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标准做进一步的研究。不同学者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指标不统一，指标选用的非统一性导致了不同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期限长短问题认识的非一致性。此外，学者们计算人口红利水平运用的都是单一指标，这种简单化处理限制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水平衡量问题向纵深方向发展。因此，目前学术界急切需要构建一个权威化的人口红利评价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

需要从内部结构的解析入手，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分类。人口红利是由人口结构的演化导致的，而人口红利内部本身也存在结构问题。不同数量、质量和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将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据此，能否将人口红利分成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人口结构红利能否进一步分为人口性别结构红利、人口城乡结构红利、人口产业结构红利、人口区域结构红利等等？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不同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外贸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应该是不相同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不同经济结构下的不同的人口红利表现形式，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同的经济增长途径或方式。

参考文献：

1.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3)

2.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

4.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篇2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影响；对策

一、人口红利的含义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特殊人口年龄结构所产生的效应。人口红利与人口年龄结构是不同的，其是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力抚养率较低的时期，因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政策措施而形成的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本质上来看，人口红利与人口年龄结构是不相同的，但是二者却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人口红利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形成的，是在人口结构有效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前，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例越来越低，而劳动力却越来越高，这就说明我国进入到了人口红利时期，对于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富足，人们的经济负担相对较小，抚养比率较低，有足够多的时间投入到经济发展中，这就为我国经济的有效发展提供良好的作用。具体来看，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

1. 人口红利使劳动供给不断提升

要想推动经济增长离不开劳动力，只有劳动力供应较为充足，才能够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而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就能够提升国家的劳动力竞争优势，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能够使得劳动供给不断增多，从而使得更多的人员参与到经济建设中，为经济的有效发展提供基础。

具体来看，在人口红利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劳动的供给，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逐渐开始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就相关的分析可知，婴儿潮出生时期的人口当前已经逐渐开始进入到劳动高峰期，这就使得劳动人口的比例不断提升，而人口抚养的比例不断降低，从而有助于这些家庭更好地提升收入，推动经济发展。其次，从当前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家庭规模处于不断缩小的状态中，女性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这就使得更多的劳动力家庭开始从非生产性活动向生产性活动转移，如此能够使得人们投入到劳动中的时间得以延长，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有利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足，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化的状态，就能够为社会财富的有效创造提供基础。

2. 人口红利能够促进资本形成

相对而言，人口年龄结构与资本形成的关系研究通常都是围绕储蓄与消费来探究的。理性消费人员通常会依据自身的收入情况来进行消费支出的分配，通过对劳动力的具体生命周期进行分析可知，在适龄劳动年龄，如果收入高于消费，那么通常会将消费之后剩余的部分转化为储蓄，所以可以说适龄劳动人口就是储蓄人口。而人们在老年时期和少儿时期往往是没有收入的，只有消费，所以这个阶段的人口可以说是处于消费人口阶段。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人口红利期，人们的抚养比例较低，负担较轻，而劳动力却比较高，这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储蓄人口时期，从而能够为社会带来较高的储蓄率，积累大量社会资本，从而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三、人口红利持续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发展

由于在 2035 年以后我国可能会进入到人口红利的结束时期，劳动力供给优势以及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将会消失，所以我国政府当前应当抓住这个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合理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为后期经济实现良好增长创造有利条件。第一，应当做好发展观念的更新。不同级别的政府、企业等都应当根据中央所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来进行工作的开展。第二，要加强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要合理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定，构建有效的激励措施，增强科研部门、企业等的创造力，为技术创新与进步做好基础。

2. 推动劳动力质量的全面提升，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重，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将会更重，为了减少负担，可以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开发。老年人口并不是完全的消费人群，其经历比较丰富，因此政府可以在满足老年人工作意愿的过程中，为其安置短期或长期工作，为他们提供发挥余热的有利条件。还可以构建激励措施，鼓励老年人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充分对其人力资源进行利用，为经济的更好发展做贡献。

3. 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我国政府应当加强人才培养，不断提升教育力度，为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打好基础。要想促进未来经济的长远持续发展，必须要从人才发展入手，不能单单依靠资源、劳动力、资金等，合理推动人才质量的提升，将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以此来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支持。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应当构建科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根据人才的结构合理进行政策制定，为人才水平的全面提升做好基础。

结束语

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在人口红利时期应当做好经济发展策略的有效制定，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建立科学化的人口红利对策，使人口红利时期能够得以有效延长，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篇3

人口，一般用于表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数量，如中国人口众多、南亚地区人口密度大、世界四大人口稠密区等。在这里，人口指一般的人，是就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量来说的，它既包括劳动力，也包括非劳动力；既包括普通人口，也包括高精尖的人才。

当某个国家或地区遭受某种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涝等，致使人员、财产受到损失时，常用人口这个词。一般来说，人口数量众多或人口密集的区域，往往比人口少或人口密度小的区域遭受的损失更严重一些，这里遭受损失的对象，强调的就是一般的人口，而不能用劳动力或人才来代替。

再如，分析城市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会提到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环境问题，究其原因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城市职能过于集中，城市规划不合理等，导致城市环境问题的产生。这里用到人口稠密，而不能用劳动力或人才来代替。

劳动力，狭义上的劳动力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提到劳动力，时常会涉及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为了便于分析，人们将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小于50%称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则为人口负债时期。简言之，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社会发展后劲强劲，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在分析工农业区位条件时，我们会经常使用“劳动力”这个术语。例如，我们在分析亚洲发展水稻种植业的有利条件时，其中的一个社会经济条件是劳动力丰富，有利于应对繁重的生产劳作，达到精耕细作、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因为水稻种植过程中，劳动过程复杂，劳动强度较大，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来精耕细作，这里强调的是劳动力充足，而不是人口众多。

篇4

我们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计划经济的30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但僵化封闭体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第二个30年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增长红利，外生因素是自主创新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内生因素是人口红利，前者扩大了生产边界，即市场需求，后者是供给得以保障。

在未来30年当中，我认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素，包括内生、外生的供给需求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前30年的简单外推，而是在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将会从高速回落到常规，增长动力将会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这也标志中国经济从前一个30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人口红利包含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人口结构的老化，导致城镇化进程会放慢。人口红利表明，在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由5.6亿增长为9.8亿，由此形成劳动资源丰富，这是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但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开始放缓，联合国预测，到2005年人口将从正增长转为负增长。

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有1.6亿，到2030年将达到3.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050年出现拐点之后开始上升，人口结构趋于老化。随着人口红利劳供给下降，劳动成本提高，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和资本形成下降。过去30年低消费，低劳动力成本支持高投资经济发展方式也将发生变化。

除了人口学的一般观察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中国二元经济、人口迁徙问题和城镇化进程。过去30年快速城镇化吸引农村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部门转移。外出农民工在城镇总劳动比例持续上升，在2007年以来开始趋于稳定，农民工城镇就业增长率开始回落。

尽管部分学者认为，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但我认为由于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年龄和知识结构元素，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导致了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中国城镇化进展将会放缓，社科院指出未来城镇化从将加速阶段转为减速阶段。城镇化放缓，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城镇化拉动大规模投资，以及相应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将放缓，例如公路、铁路、建筑业、建材、汽车、通信等，从而抑制了投资的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透支，世界面临经济再平衡，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以前所未有规模改写世界经济版图，中国无疑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一种失衡的状态。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这表明全球化进程不能以每个经济体的结构失衡为代价，特别是经济大国必须小心的地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均衡。

全球经济正面临再平衡和外部市场面临结构性调整的现状，这使得中国增长发展模式面临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立足自己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可持续发展。

然而，近几年市场化进程中面临瓶颈，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素价格管制，要素价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主要是工业用地、劳动力成本、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一些公共设施和环保和安全的成本。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服务产业发展受到制约，国进民退现象产生，这都会抑制投资需求，会影响到消费领域，形成成本推进通胀的压力，因此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增长红利将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维持了年均9.8%的增长率，但值得注意的是支持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些因素，都会发生重大变化，未来30年的人口红利将会逐步衰竭。城镇化速度放缓，第一波全球化红利透支，要素市场改革势在必行。

考虑到劳动力对应资本形成趋势的下降以及进出口影响，中国GDP的影响将会出现下降，从9%到10%下降到7%-8%，我认为增长速度下降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产生一些代价，比如失业率上升、通胀、企业利润率收窄等，但整体来说是合理、健康、可持续的，是向一个常态回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处理好转型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下一个30年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应该从增长的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中国过去30年赖以增长的红利将在未来30年消失，中国经济再次站在历史关口，以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应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生产，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重点是人力资源的改善和技术进步。

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模型 人口红利 结构转型

一、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框架

宏观经济现象有许多不同的视角，影响因素也众多，容易造成一个结果就是，由于观念和理解的差异，人们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结论。因此，有必要从源头解决这一问题，建立一个合理的体系化的分析框架。

任何经济问题都必然涉及到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研究是分析宏观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本文的分析框架就建立在供需之上。

经济的总供给是指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期内有社会生产活动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社会的生产活动中涉及到诸多要素，其中最根本的是劳动力（L）和资本（K），那么生产函数就可以表达为：GDP=f（L，K）。由此经济增长来源就可以归因于劳动力和资本存量，以及社会经济活动对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即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社会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改变，它的改变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资本并不仅仅局限于货币资本，还包括实物资本，比如一些基础设备、厂房等等，一切资本存量，资本的改变相对于整个社会几十年的积累而言也微不足道，短期提升也不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由函数f代表，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政策以及管理对资源配置的综合影响，短期也极难发生较大幅度提高和改变。可以看出，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短期之内是很难发生根本改变的，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长期视角。

经济的总需求是指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期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购买量，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投资、出口和消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驾马车。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受经济周期波动、政策条件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期等诸多因素影响，在一个时期内会表现为明显波动；出口则受外部的需求、汇率变化等因素冲击，变化也比较显著；消费，尤其是个人消费，受收入、价格以及未来的财富预期影响，波动更是频繁。可以看出，影响总需求的三个因素易受短期因素干扰而发生变动，不像供给要素那么稳定，因此，我们把它们作为分析框架中的一个短期视角。

到此，我们分析研究经济增长的框架就搭建完成，形成了一个“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的全局视角。而在整个分析框架中，又以人口劳动力结构最为关键，一个是因为人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最终的消费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供给也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需求；另一个是因为，相对其他经济变量，人口数据最为可靠，变动相对缓慢稳定，可以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视角。

二、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经济结构的巨变

根据我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结构和趋势已经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1、人口的总体增长率进入2000年之后明显放缓，按目前的生育率估算，我国人口总数到2025年将迎来顶点；2、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在2000年之后逐步下降，老龄化人口比重提升，新生少儿人口比重下降；3、全社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升明显，人口素质提高明显；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向城镇化迁移和由内陆欠发达地区向沿海发达省份迁移的趋势明显。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同时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加入到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后以及在经济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如今遭遇人口红利衰退，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整个社会的消费和生产结构都将发生改变，从而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冲击。而且，根据政策研究领域和学术界的研究结论，人口转变的过程不可逆，也就是说人口红利的消失趋势无法阻挡，为保持经济增速，只能尽可能通过调整结构缩小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缺口。

三、新形势下政策改变的必然性

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我们将从分析框架的各个细节要素展开来讨论其影响，以及政策的应对。

首先，从供给层面：劳动力方面，过去10年我们的总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更为核心的是生产者/消费者占比不断下行，意味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消失，社会的负担不断加重。所以，我们看到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试探，以及放开二胎政策呼声。

资本存量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导致我们的储蓄率开始降低，数据显示我国的储蓄率从2012年5月已经开始下滑，资金的供给趋于紧张。

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过去的爆发性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的城乡的转移，农业部门人均劳动生产率低，当这些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进入二、三产业之后，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现在劳动力可转移的空间越来越小，统计显示，2000年可转移的劳动力大概在8500万，目前下降到3000万左右。一个现象也能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近几年的农民工工资上升速度特别快，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说明这类基础劳动力供应不足。

短期的总需求角度，主要就是研究，投资、出口、消费等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虽一贯是我国政策的着力点，但目前面临人口结构的改变、储蓄率降低以及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等诸多因素影响，制约明显；出口，？WTO的红利已过，全球的经济体增速也放缓，这一项不乐观。那么，就剩下国内相对稳定和空间比较大的需求了，很容易看出，现在的很多总量政策在这一块做文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大致看清政策走向。供给方面，劳动力（人口）这个要素不是短期政策能改变的，即使三中全会放开二胎政策，那时间上也有极长的滞后，短期效果不明显。更何况现在的社会环境，即使放开政策，二胎的比例也不会明显提高。那么，政策的重点就会转向全要素生产率，向现有条件要效率。现在看到的一系列政策，打破垄断引入民营资本，降低企业准入门槛、财税的减免等等基本都是这个思路，有利于提升整体效率。需求方面，出口下行成定局，投资约束太多争议大，那就挖掘消费。所以，现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指向民生消费，是顺经济大势。

参考文献：

[1]樊纲：《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