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含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人口红利的含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在1998年首次提出“demographic dividend”，即人口红利后，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现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沿着“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分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计算标准、持续期长短、区域应用研究”这一框架展开研究的。

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人口红利，界定了它的本质。

“机会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结构转变。此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抚养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即“人口机会窗口”。

“期限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一旦高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源泉论”认为，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它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红利。

马瀛通和穆光宗从过程的层面界定了人口红利及其本质。马瀛通认为，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指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历经努力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的过程。而穆光宗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目前学术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是将它分为第一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生产性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一个国家生产性人口比重的增加和抚养性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导致人均产出的不断增长。在第一人口红利的基础上，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以蔡、王德文、王丰等学者为代表的“显著论”。蔡认为在1978-1998年间的年均9.5%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分别为24%和21%。王德文等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王丰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1982-2000年间经济增长的15%。

另一种是以Bloom，Canning，Sevilla，Williamson，尹文耀，李善同为代表的“非显著论”。他们认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不一定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虽然“显著论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20世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1/3，但“非显著论者”发现，经历了和东亚国家类似的人口结构改变的拉丁美洲，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社会被动局势，经济增长裹足不前，人口红利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各国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用人口红利解释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学说，“非显著论者”的反驳是，日本和韩国“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错位使“显著论者”对于用人口红利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大打折扣。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人口机会窗口期”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的低速期甚至负增长期。显然，用滞后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来解释经济增长有失偏颇。

二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研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人口机会窗口等于人口红利是目前理论界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获得“人口红利”提供了一个机会，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

三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研究。穆光宗将这些途径归纳为三种效应：创富效应、投资效应、积累效应。创富效应源自于劳动力的充裕供给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投资效应是指高储蓄率导致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积累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少和生产性消费支出多而导致的财富积累效果。

人口红利计算标准问题的研究

要衡量人口红利的程度和人口红利期限的长短，必须要解决人口红利衡量的标准问题。现有文献大都用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作为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标准。理论抚养比是指一个国家被抚养人口与抚养人口的百分比值，可分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用来计算人口红利最简单、最常用、最基本的指标。陈友华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否分别低于30%、23%、53%确定为人口红利存在与否的分水岭。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等于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王丰提出“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利用“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之比来衡量人口红利。“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这一对范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就业或所谓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同时也考虑了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存在不同消费需求的现实。陈涛是提出用“社会抚养比”计算人口红利水平的学者。他认为“人口红利”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的消费需求不同，而且不同产业劳动力的抚养能力也不同，这就需要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和不同的抚养能力进行标准化。据此，陈涛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和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状况进行统一，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

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问题的研究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的问题，学术界存在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对立的观点。悲观派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持续的期限在20-40年之间，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近3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去得快。

乐观派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非常漫长，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将出现人口负利”之类的问题杞人忧天。马瀛通在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逐龄进行更替乃至周期性更替的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人口红利会与日俱增，不可替代，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穆光宗在将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基础上，指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由于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因此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人口红利的区域应用研究

在人口红利问题的分区域应用研究上，王承强、杨宏娟、何景熙、洪、田艳波分别研究了山东、辽宁、和云南等地区人口红利的实现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作用。王承强根据瑞典1957年生命表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研究表明，山东省在1984年就已经进入了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早了6年，将于2036年退出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晚6年。杨宏娟的研究表明，辽宁198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进入人口暴利阶段，且直到2020年前均为人口暴利期，人口红利将于2022年以后消失。何景熙预测了自治区未来30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预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正处在人口快速转变之中，2010-2030年间，将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洪发现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于2000年首次开启，将于2035-2040年闭合，整体上比全国滞后十年。田艳波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转变的过程与全国相比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人口红利期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较全国要晚5-20年时间。

研究评述与展望

虽然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文献较多，基本形成了研究框架，但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还刚刚起步。为了更好地认识、掌握和利用人口红利，学术界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纵深层次的研究。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本质做更权威的界定。尽管学者们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或侧重点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本质，但似乎都没有完全抓住该事物的本质特征，这就需要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本质。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标准做进一步的研究。不同学者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指标不统一，指标选用的非统一性导致了不同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期限长短问题认识的非一致性。此外，学者们计算人口红利水平运用的都是单一指标，这种简单化处理限制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水平衡量问题向纵深方向发展。因此，目前学术界急切需要构建一个权威化的人口红利评价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

需要从内部结构的解析入手，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分类。人口红利是由人口结构的演化导致的，而人口红利内部本身也存在结构问题。不同数量、质量和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将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据此，能否将人口红利分成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人口结构红利能否进一步分为人口性别结构红利、人口城乡结构红利、人口产业结构红利、人口区域结构红利等等？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不同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外贸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应该是不相同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不同经济结构下的不同的人口红利表现形式，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同的经济增长途径或方式。

参考文献：

1.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3)

2.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

4.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篇2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影响；对策

一、人口红利的含义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特殊人口年龄结构所产生的效应。人口红利与人口年龄结构是不同的，其是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力抚养率较低的时期，因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政策措施而形成的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本质上来看，人口红利与人口年龄结构是不相同的，但是二者却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人口红利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形成的，是在人口结构有效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前，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例越来越低，而劳动力却越来越高，这就说明我国进入到了人口红利时期，对于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富足，人们的经济负担相对较小，抚养比率较低，有足够多的时间投入到经济发展中，这就为我国经济的有效发展提供良好的作用。具体来看，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

1. 人口红利使劳动供给不断提升

要想推动经济增长离不开劳动力，只有劳动力供应较为充足，才能够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而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就能够提升国家的劳动力竞争优势，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能够使得劳动供给不断增多，从而使得更多的人员参与到经济建设中，为经济的有效发展提供基础。

具体来看，在人口红利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劳动的供给，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逐渐开始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就相关的分析可知，婴儿潮出生时期的人口当前已经逐渐开始进入到劳动高峰期，这就使得劳动人口的比例不断提升，而人口抚养的比例不断降低，从而有助于这些家庭更好地提升收入，推动经济发展。其次，从当前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家庭规模处于不断缩小的状态中，女性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这就使得更多的劳动力家庭开始从非生产性活动向生产性活动转移，如此能够使得人们投入到劳动中的时间得以延长，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有利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足，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化的状态，就能够为社会财富的有效创造提供基础。

2. 人口红利能够促进资本形成

相对而言，人口年龄结构与资本形成的关系研究通常都是围绕储蓄与消费来探究的。理性消费人员通常会依据自身的收入情况来进行消费支出的分配，通过对劳动力的具体生命周期进行分析可知，在适龄劳动年龄，如果收入高于消费，那么通常会将消费之后剩余的部分转化为储蓄，所以可以说适龄劳动人口就是储蓄人口。而人们在老年时期和少儿时期往往是没有收入的，只有消费，所以这个阶段的人口可以说是处于消费人口阶段。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人口红利期，人们的抚养比例较低，负担较轻，而劳动力却比较高，这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储蓄人口时期，从而能够为社会带来较高的储蓄率，积累大量社会资本，从而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三、人口红利持续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发展

由于在 2035 年以后我国可能会进入到人口红利的结束时期，劳动力供给优势以及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将会消失，所以我国政府当前应当抓住这个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合理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为后期经济实现良好增长创造有利条件。第一，应当做好发展观念的更新。不同级别的政府、企业等都应当根据中央所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来进行工作的开展。第二，要加强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要合理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定，构建有效的激励措施，增强科研部门、企业等的创造力，为技术创新与进步做好基础。

2. 推动劳动力质量的全面提升，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重，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将会更重，为了减少负担，可以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开发。老年人口并不是完全的消费人群，其经历比较丰富，因此政府可以在满足老年人工作意愿的过程中，为其安置短期或长期工作，为他们提供发挥余热的有利条件。还可以构建激励措施，鼓励老年人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充分对其人力资源进行利用，为经济的更好发展做贡献。

3. 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我国政府应当加强人才培养，不断提升教育力度，为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打好基础。要想促进未来经济的长远持续发展，必须要从人才发展入手，不能单单依靠资源、劳动力、资金等，合理推动人才质量的提升，将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以此来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支持。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应当构建科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根据人才的结构合理进行政策制定，为人才水平的全面提升做好基础。

结束语

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在人口红利时期应当做好经济发展策略的有效制定，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建立科学化的人口红利对策，使人口红利时期能够得以有效延长，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篇3

人口，一般用于表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数量，如中国人口众多、南亚地区人口密度大、世界四大人口稠密区等。在这里，人口指一般的人，是就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量来说的，它既包括劳动力，也包括非劳动力；既包括普通人口，也包括高精尖的人才。

当某个国家或地区遭受某种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涝等，致使人员、财产受到损失时，常用人口这个词。一般来说，人口数量众多或人口密集的区域，往往比人口少或人口密度小的区域遭受的损失更严重一些，这里遭受损失的对象，强调的就是一般的人口，而不能用劳动力或人才来代替。

再如，分析城市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会提到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环境问题，究其原因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城市职能过于集中，城市规划不合理等，导致城市环境问题的产生。这里用到人口稠密，而不能用劳动力或人才来代替。

劳动力，狭义上的劳动力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提到劳动力，时常会涉及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为了便于分析，人们将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小于50%称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则为人口负债时期。简言之，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社会发展后劲强劲，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在分析工农业区位条件时，我们会经常使用“劳动力”这个术语。例如，我们在分析亚洲发展水稻种植业的有利条件时，其中的一个社会经济条件是劳动力丰富，有利于应对繁重的生产劳作，达到精耕细作、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因为水稻种植过程中，劳动过程复杂，劳动强度较大，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来精耕细作，这里强调的是劳动力充足，而不是人口众多。

篇4

我们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计划经济的30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但僵化封闭体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第二个30年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增长红利，外生因素是自主创新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内生因素是人口红利，前者扩大了生产边界，即市场需求，后者是供给得以保障。

在未来30年当中，我认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素，包括内生、外生的供给需求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前30年的简单外推，而是在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将会从高速回落到常规，增长动力将会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这也标志中国经济从前一个30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人口红利包含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人口结构的老化，导致城镇化进程会放慢。人口红利表明，在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由5.6亿增长为9.8亿，由此形成劳动资源丰富，这是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但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开始放缓，联合国预测，到2005年人口将从正增长转为负增长。

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有1.6亿，到2030年将达到3.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050年出现拐点之后开始上升，人口结构趋于老化。随着人口红利劳供给下降，劳动成本提高，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和资本形成下降。过去30年低消费，低劳动力成本支持高投资经济发展方式也将发生变化。

除了人口学的一般观察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中国二元经济、人口迁徙问题和城镇化进程。过去30年快速城镇化吸引农村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部门转移。外出农民工在城镇总劳动比例持续上升，在2007年以来开始趋于稳定，农民工城镇就业增长率开始回落。

尽管部分学者认为，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但我认为由于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年龄和知识结构元素，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导致了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中国城镇化进展将会放缓，社科院指出未来城镇化从将加速阶段转为减速阶段。城镇化放缓，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城镇化拉动大规模投资，以及相应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将放缓，例如公路、铁路、建筑业、建材、汽车、通信等，从而抑制了投资的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透支，世界面临经济再平衡，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以前所未有规模改写世界经济版图，中国无疑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一种失衡的状态。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这表明全球化进程不能以每个经济体的结构失衡为代价，特别是经济大国必须小心的地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均衡。

全球经济正面临再平衡和外部市场面临结构性调整的现状，这使得中国增长发展模式面临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立足自己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可持续发展。

然而，近几年市场化进程中面临瓶颈，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素价格管制，要素价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主要是工业用地、劳动力成本、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一些公共设施和环保和安全的成本。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服务产业发展受到制约，国进民退现象产生，这都会抑制投资需求，会影响到消费领域，形成成本推进通胀的压力，因此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增长红利将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维持了年均9.8%的增长率，但值得注意的是支持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些因素，都会发生重大变化，未来30年的人口红利将会逐步衰竭。城镇化速度放缓，第一波全球化红利透支，要素市场改革势在必行。

考虑到劳动力对应资本形成趋势的下降以及进出口影响，中国GDP的影响将会出现下降，从9%到10%下降到7%-8%，我认为增长速度下降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产生一些代价，比如失业率上升、通胀、企业利润率收窄等，但整体来说是合理、健康、可持续的，是向一个常态回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处理好转型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下一个30年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应该从增长的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中国过去30年赖以增长的红利将在未来30年消失，中国经济再次站在历史关口，以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应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生产，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重点是人力资源的改善和技术进步。

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模型 人口红利 结构转型

一、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框架

宏观经济现象有许多不同的视角，影响因素也众多，容易造成一个结果就是，由于观念和理解的差异，人们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结论。因此，有必要从源头解决这一问题，建立一个合理的体系化的分析框架。

任何经济问题都必然涉及到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研究是分析宏观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本文的分析框架就建立在供需之上。

经济的总供给是指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期内有社会生产活动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社会的生产活动中涉及到诸多要素，其中最根本的是劳动力（L）和资本（K），那么生产函数就可以表达为：GDP=f（L，K）。由此经济增长来源就可以归因于劳动力和资本存量，以及社会经济活动对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即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社会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改变，它的改变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资本并不仅仅局限于货币资本，还包括实物资本，比如一些基础设备、厂房等等，一切资本存量，资本的改变相对于整个社会几十年的积累而言也微不足道，短期提升也不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由函数f代表，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政策以及管理对资源配置的综合影响，短期也极难发生较大幅度提高和改变。可以看出，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短期之内是很难发生根本改变的，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长期视角。

经济的总需求是指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期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购买量，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投资、出口和消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驾马车。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受经济周期波动、政策条件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期等诸多因素影响，在一个时期内会表现为明显波动；出口则受外部的需求、汇率变化等因素冲击，变化也比较显著；消费，尤其是个人消费，受收入、价格以及未来的财富预期影响，波动更是频繁。可以看出，影响总需求的三个因素易受短期因素干扰而发生变动，不像供给要素那么稳定，因此，我们把它们作为分析框架中的一个短期视角。

到此，我们分析研究经济增长的框架就搭建完成，形成了一个“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的全局视角。而在整个分析框架中，又以人口劳动力结构最为关键，一个是因为人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最终的消费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供给也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需求；另一个是因为，相对其他经济变量，人口数据最为可靠，变动相对缓慢稳定，可以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视角。

二、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经济结构的巨变

根据我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结构和趋势已经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1、人口的总体增长率进入2000年之后明显放缓，按目前的生育率估算，我国人口总数到2025年将迎来顶点；2、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在2000年之后逐步下降，老龄化人口比重提升，新生少儿人口比重下降；3、全社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升明显，人口素质提高明显；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向城镇化迁移和由内陆欠发达地区向沿海发达省份迁移的趋势明显。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同时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加入到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后以及在经济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如今遭遇人口红利衰退，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整个社会的消费和生产结构都将发生改变，从而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冲击。而且，根据政策研究领域和学术界的研究结论，人口转变的过程不可逆，也就是说人口红利的消失趋势无法阻挡，为保持经济增速，只能尽可能通过调整结构缩小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缺口。

三、新形势下政策改变的必然性

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我们将从分析框架的各个细节要素展开来讨论其影响，以及政策的应对。

首先，从供给层面：劳动力方面，过去10年我们的总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更为核心的是生产者/消费者占比不断下行，意味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消失，社会的负担不断加重。所以，我们看到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试探，以及放开二胎政策呼声。

资本存量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导致我们的储蓄率开始降低，数据显示我国的储蓄率从2012年5月已经开始下滑，资金的供给趋于紧张。

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过去的爆发性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的城乡的转移，农业部门人均劳动生产率低，当这些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进入二、三产业之后，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现在劳动力可转移的空间越来越小，统计显示，2000年可转移的劳动力大概在8500万，目前下降到3000万左右。一个现象也能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近几年的农民工工资上升速度特别快，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说明这类基础劳动力供应不足。

短期的总需求角度，主要就是研究，投资、出口、消费等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虽一贯是我国政策的着力点，但目前面临人口结构的改变、储蓄率降低以及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等诸多因素影响，制约明显；出口，？WTO的红利已过，全球的经济体增速也放缓，这一项不乐观。那么，就剩下国内相对稳定和空间比较大的需求了，很容易看出，现在的很多总量政策在这一块做文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大致看清政策走向。供给方面，劳动力（人口）这个要素不是短期政策能改变的，即使三中全会放开二胎政策，那时间上也有极长的滞后，短期效果不明显。更何况现在的社会环境，即使放开政策，二胎的比例也不会明显提高。那么，政策的重点就会转向全要素生产率，向现有条件要效率。现在看到的一系列政策，打破垄断引入民营资本，降低企业准入门槛、财税的减免等等基本都是这个思路，有利于提升整体效率。需求方面，出口下行成定局，投资约束太多争议大，那就挖掘消费。所以，现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指向民生消费，是顺经济大势。

参考文献：

[1]樊纲：《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1年

篇6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民工荒；经济转型；农村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0-01

一、“刘易斯模型”的提出及现下我国背景

“刘易斯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所提出，其模型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1]。在扩展的拉尼斯—费模型中，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劳动力的供给有无限弹性。当现代部门逐渐扩张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吸收，则发展进如下一个阶段，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升高，农业劳动力供给下降带来了粮食产量下降，进而传统部门的生产无法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这使得传统部门通过引入现代要素，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增加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传统部门供给能够与现代部门的需要相同，这种协调发展会带来第三阶段，即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一体化阶段。

近些年来，因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我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型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现象。因此我国人口学者引入“刘易斯转折点”以此来解释我国现今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与人口流动等一系列问题。当前学界大多学者对“民工荒”持乐观态度，他们把“民工荒”看成暂时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各位学者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依据。

二、对劳动力供给以及剩余总量的估计

简新华、张建伟对我国农村现下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往年相比保持同比增长。而且城镇等级失业率不断上升，就业前景依然不乐观。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在短期内不会变化，短缺只是断期现象，用“民工紧”更为合适[1]。钱文荣、谢长青也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依然有较大剩余，如果没有政策性引导，“刘易斯转折点”不会自然出现[3]。

三、基于工资增长的考察

宋世方对我国农业制度工资的决定和变动方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传统部门工资的增加能表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到来，但很难代表我国经济已临近一元经济[4]。王德文认为传统部门工资的增长也可能是通货膨胀引发价格水平的增长，或者国家对农业的政策倾斜提高了增加了农村最低工资[5]。日本学者南亮进认为可能是经济整体发展看好，带动了工资的增长[6]。周祝平认为“民工荒”与劳动工资增加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以及中国正处在人口转变期而带来的影响共同导致的[7]。姜华东认为，“民工荒”是农民工介于生存环境及子女教育等方面而引发的理。

四、基于基尼系数的判断

国际学者南亮进认为，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正在恶化，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由0.382（1988年）上升到0.445（2002年）。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恶化侧面八仙了了农村劳动剩余现状的持续存在。仅就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就业比例就行考虑，周祝平认为我国在2007年城市化水平也只达到45%，而农业就业比例是40.8%。从GNP的构成上看，农业的产值比例也只有11.3%，第二，三产业产值比例高达88.7%。这种就业和产值两反面比例严重不对称，也显出农村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远远没有达到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五、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分析

在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上，刘元春、孙立认为关闭了人口机会窗口不意味着劳动力将会短缺。这反映出的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与劳动力供小于求没有必然联系。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完成，我国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而是需要更多有技术或经验的技术性劳动者，仅从劳动力需求数量上看，不能断言我国的发展现状。沈君丽在文章中表明，农村的人口结构与城镇相比更为合理，我国农村正处在人口红利的高峰期，劳动人口数也是不断增加，但由于户口制度等各项政策的限制，使得很多年轻的剩余劳动力无法向城镇转移，也侧面限制了农村的人口红利向城镇的过度。

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我国还未到达所谓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所过度的阶段。当前我国农村还存有充足的剩余劳动力。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抚养成本增加，女性生育愿望降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遥不可及。基于对我国当下经济增长正处向全生产要素转变的情况考虑，我认为我国目前已经渡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但尚未到达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刘易斯第二拐点”。不过我认为，我国目前总和生育率过低，相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更加是不争的事实，都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度减少，从而加速我国向“刘易斯第二拐点”发展的速度。因此我们应在我国当前人口红利还未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未被完全吸收之前，对产业结构及生产方式进行改革，使得我国能平稳度过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能否把握好当前这个机会将会决定我国未来的命运。

参考文献：

[1]WilliamArthurLewi.EconomicDevelopmentwithUnlimitedSuppliesofLabor[J].TheManchesterSchool，1954（22）.

[2]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02）.

[3]钱文荣，谢长青.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J].人口研究，2009（02）.

[4]宋世方.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与检验[J].经济学家，2009（02）.

[5]王德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02）.

[6]南亮进.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周祝平.经济发展阶段、生育转变与劳动力供给[J].人口研究，2009（02）.

篇7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二次人口红利

一、问题的提出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远低于发达国家80%及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城镇化建设将是中国一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1]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甚至将中国城镇化与美国高科技并列为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城镇化已是中国不断扩大内需的“动力源”及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加速器”。

这里的城镇化特指新型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建设尤其需要普遍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参与。一方面，在知识生产已经打破基础和应用界限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功能要转移到服务社会上来，新型城镇化为高等教育服务转型提供契机;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这与以过度消耗资源和大量廉价劳动力为支撑而农民却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的传统城镇化道路不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是市民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城镇生活意识，这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力资本的二次开发，从而获得城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将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讨论高等教育如何主动对接或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问题。

二、城镇化转型与教育的关系

（一）城镇化发展定位

目前中国城镇化主要以物的城镇化为主，具体表现为造楼运动明显，以致有些地方出现“鬼城”，这种城镇化被称为“表象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不仅是人口居住空间的迁移，同时伴随的是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使大批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同时，也要尽快使农村人口适应城镇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以造楼运动为主的城镇化属于传统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则更加强调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在客观上要求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让教育先行。一方面，以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变更为内容的新型城镇化需要一批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变迁的高素质人才，但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比例偏高，只有借助教育才能将农村潜在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符合城镇非农产业所需要的人才[2]。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对于农民来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工作变动或空间移位，而是一种全面市民化过程。市民化要求农民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转变。一般来说，新型城镇化要求农民具有自我意识、环境意识、开放意识和求知意识以及迅速适应城镇定时定点等工作方式的能力，并在思想观念上彻底放弃小农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小农意识。

鉴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的客观事实，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忽视高等教育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但高等教育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职业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打破了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但这种转移的有序性需要农民具备较高的劳动素质和专业技能，如此才能符合新型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专业性、实用性、多样性等为特点的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使之更快融入新型城镇的工作和生活，发展职业教育是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必要前提。新型城镇化亦因伴随服务业的兴起而需要发展职业教育来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职业教育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路径。[3]从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角度分析职业教育对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二次人口红利”，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投资人自身即开发人口红利来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能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本并最大化实现人口红利效益。[4]另外，通过农民职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扶持体系能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就业能力以及促使农村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智力资源，职业教育能很好地服务于农民市民化。[5]高等教育与城镇化建设处于共生关系之中，但高等教育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目前主要局限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这是一种被动适应城镇化的教育服务模式，缺乏通过普遍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在人口红利式微的形势下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

（二）何谓新型城镇化

高等教育服务新型城镇化探析

“城镇化”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在官方文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99年）中被正式采用。“城镇化”被认为是一个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以及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该过程伴随着城镇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但综观中国过去的传统型城镇化模式，其特点是“市民身份不对等的不完全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用地城镇化不同步的盲目扩张式城镇化”、“高成本城镇化”、“行政命令推动下的城镇化”以及“带来资源严重消耗与突出环境污染的城镇化”。[6]

针对传统城镇化模式存在的严重问题，需要对中国城镇化战略进行调整和优化，改传统城镇化模式为新型城镇化道路。何谓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指城镇人口比例的增加以及规模的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结构、人居环境、社会保障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农村”到“城镇”的转变，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亦称“农民市民化”。2013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之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20年内农转非比例仅增长了7.7%。[7]相比之下，土地城镇化却远快于人口城镇化，这是一种粗放型增长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具体体现为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劳动力的廉价使用，劳动力素质没有得到深入开发，人力资本利用率并不高。但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有很大不同，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标志是市民具有能与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匹配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并具有适应工业以及后工业文明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化过程，关键是人怎么变化发展，这其中需要研究通过教育以何种方式的发展来配合推动。

人的城镇化从更深层的含义上讲是指人的现代化，由自然人转化为具有现代意识、现代技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智慧新人的过程。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对阿根廷、智利、以色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六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经验研究中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理论，并从十二个方面勾勒出现代人的特征，如现代人乐于接受自己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行为方式以及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等，现代化过程被认为是一个走出落后、保守心态，主动接受新观念、新思想的过程，因为现代化最显著的标志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要求人们欣然接受和迅速适应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成为充满创造智慧和革新思想的人。[8]

英格尔斯等人强调文化和观念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列维（M.J.Levy）认为能源和动力的革命是工业化的标志，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过程，或者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现代化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兴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科学技术被视作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新型城镇化要求市民具有主动接受新事物的观念和革新的思想并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突破陈旧生活方式，主动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改革，追求创新。

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进步主要依靠教育发展，在现代化社会中，无论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还是步入现代化的后来者社会，教育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帮助每个人去适应未知的未来社会。[9]按照这种观点，高等教育作为高层次的教育，应以全面理性为最高原则，根据人的全面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持续进步要求，全方位变革不相适应的传统教育，使之向合理性与效率性相统一的现代教育转变，通过积极主动改革来服务社会，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国外城市化历史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源于产业不断演进。产业变迁是加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来推动经济增长。主导产业在由农业向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的过程当中，劳动力应具备适应城市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的专业技能和素质。事实上，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和经济发动机与动力源。促进人的城镇化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应回应的重大社会需求，那么城镇化和高等教育之间是否存在本质的内在联系，怎样才能实现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既推进了城镇化，又发展了高等教育？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高等教育使命

（一）高等教育与城镇化关系历史审视

从历史演进来看，大学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大学为城镇的形成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的基础。大学诞生之初就是以学者行会形式出现，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复兴为大学兴起提供了契机，城市与农村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城市中存在劳动分工。城市的兴起，出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等职业。在国王和教皇的保护下，大学学者渐渐与城市劳动者相分离。自古希腊和教皇们就存在一种传统思想，拒绝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提并论，拒绝将“自由艺术”和“手工艺”相提并论。这导致大学学者与城市劳动者群体相分离，成为特权阶层，成为教会与世俗政权共同豢养并为其服务的享俸者和公务员。[10]因此，中世纪大学虽然开设法律、医学等课程，为城市培养职业人才，但基本上停留在经院哲学阶段，不注重实践。

直到19世纪德国现代大学的崛起，封闭的、僵化的经院教育转向到与社会发展同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给大学注入创新的精神，科技的大发展迎来了工业革命的大发展。德国大学是由政府创立的，法律规定学校和大学是国家机构，其目标是教给年轻人有用的信息和科学的知识。[11]普鲁士官员彼得・博伊特（Peter Beuth）确信普鲁士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是技能的缺乏而不是资本的缺乏，因而于1821年开办了柏林职业技术学院，致力于讲授从国外引进的替代性的技术技能。为了满足新的社会需求，19世纪德意志创建了9所技术学院，而技术大学是由若干个技术学院构成的联合体，并于19世纪下半期逐渐获得了与大学相等的地位。鉴于工科大学在德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杰出贡献，1898年德国威廉皇帝亲赐柏林等工科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1800-1820年间，德国各州农业人口占70%左右，属于落后的农业国，主要靠出口谷物给英国。相对于老牌资本主义英国来说，19世纪初德国的工业化相对落后。19世纪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储备给德国带来了好处。1840-1870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德国兴起，城市化全面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主要角色是英国工匠和技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掌握了专门知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迅速产业化，企业建立在最新技术成果基础上，构成以钢铁、电气、化工等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莱茵工业化模式。工业发达的莱茵、威斯特法伦、勃兰登堡柏林地区迅速崛起一批新型工业城市。德国在1910年城市化率就达到60%，基本实现城市化。[12]德国是继英国后第二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德国城市化的步伐与德国工业化的步伐一致，在高度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化强劲发展。高速工业化给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带来就业机会。成熟化的城市由产品加工和低层次服务向信息处理和高层级服务转变。在德国城市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发挥了基础性作用，通过科技教育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通过科学研究支撑了产业提升。在这一过程当中，德国高等教育模式为世界所效仿。

美国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同样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城市化的持续动力来自于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13]在迄今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历经手工业时代、制造业时代和信息产业化时代，棉纺织业、钢铁业、汽车等制造业、信息产业相继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服务业成为继续拉动城市化的动力。美国产业的每一次升级飞跃几乎都以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支撑。1862《莫里尔法案》签署后诞生了68所赠地学院，赠地运动回应美国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农业需求，高等教育渗透到了农业和工业当中，适应工业发展的技术教育和高级专业的学科与人文学科结合起来，把高水平真理和知识服务于社会需要的地方。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以电子工业为基础，形成产学研发展体系，成为世界著名的“硅谷”。“硅谷”成为高科技工业中心，形成一系列新兴小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高等教育与城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共生关系。高等教育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现代技能的人来促进城市化进程，通过科学研究支撑起城市化产业从而吸引就业，形成人口的集聚效应。高等教育在这一过程当中走向实用和功效，成为真正的现代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多是政府主导行为，通过新的产业培育形成集聚城镇的模式很少出现。中国高等教育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能否在培育新的产业和促进产业升级方面贡献智慧，通过科技贡献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是对高等教育服务能力的一种考验。

（二）人的城镇化与高等教育的回应

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今天要求高等教育在传授知识和创新知识的同时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建设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可谓与日俱增。一般而言，开办一所质量较高的大学将具有远远快于并高于由产业集聚带来的人口集聚效应。高等教育是拉动城镇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稳定转移。高等教育也是拉动城镇经济发展的“绿色引擎”，能带动城镇房地产开发、餐饮、交通、文化、信息等产业的快速发展。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具有塑造和教化功能，对实现进城农民“市民化”以及城镇文明和谐起到积极作用。

实际上，高等教育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性除了带动、辐射以及塑造作用之外，高等教育亦可以促进人的城镇化即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人才支撑，这种支撑以开发二次人口红利为路径。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是1998年布鲁姆（David E.Bloom）研究东亚奇迹时提出来的，主要指在某个时期内劳动人口比重较大，而少年和老年人口比重较小，从而形成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机会。[14]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具体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农民工成为主要劳动力供给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比较优势，于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两个方面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额外源泉，称为人口红利。[15]研究表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27%的比重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即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是27%。[16]但这仅仅是第一次人口红利，其利用形式主要是农民就业结构和就业身份的转化而不是消费模式、社会身份的转化，也就是说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没有进入到更高水平、更具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来，农民对社会公共服务以及城镇居住设施提出的需求还没有被充分挖掘。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为高等教育转型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契机。蔡P把“刘易斯拐点”解释为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17]在这种情况之下，以量大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传统城镇化道路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怎么办？一个替代性选择就是充分挖掘当前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即走一条依靠人力资本的提高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这就要求高等教育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从培育和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角度主动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按照这种思路，高等教育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实现现代化转型，既发挥对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的作用，又肩负培育新的劳动力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任。

中国量大价廉的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开始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如果能够正常解决城镇化问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缓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很多人从农民变成市民，而农民和市民的劳动力素质不一样，这就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其以挖掘人力资本的利用率为主，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等。第二次人口红利将在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18]在这种背景之下，高等教育将主动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个契机，通过人力资本的培育与二次开发所形成的人口质量红利来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

四、高等教育推进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

大学作为历史悠久而奇特的组织，一般来讲只需要完成三项任务，知识的积累、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更新。但是如果大学要继续生存下去，就要为社会服务，要把这三项任务首先同实际效用结合起来。[19]而当下中国以人的城镇化为主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则为高等教育服务社会提供了路径选择。

纽曼（John Henry Newman）强调大学是培养理智的场所，除了知识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大学正是通过最适宜于个体的理智训练，从而达到个人最好地履行社会职责的实用目的。[20]纽曼的大学理想是精英性质的，在教育过程中实现人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注重实用性和职业性，主张教育是对生活而不是职业的准备。纽曼的理想同时也是远离社会的，当他在畅谈大学理念之时，工业革命已经来临，大学开始进行专业教育以培养专业人才。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具有社会弥散性，已经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迈进，知识的发现、应用和使用紧密整合在一起。大学要抛弃经院哲学的学术思维，把大学发展转型到服务社会上来。大学服务社会模式历经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促进产业提升几个发展阶段，在知识经济发展之下，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已经成为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模式。[21]产业升级与转型最终需要具有科技技能和创新意识的现代新人来肩负，同样，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最终依靠人的现代化来实现。

高等教育服务新型城镇化主要是着力于实现人的城镇化，重点是从人力资本的培育角度来实现其社会功用，即培养具有现代意识和具备职业技能的现代人，从而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具体而言，高等教育首先要树立教育服务社会的理念，培养具有职业技能的创业型人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切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但一般认为，职业教育如县域职业高中、职业技术学院、电视大学等因培养农村劳动力而与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但普通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则只专注于高深学术研究。这是一种认识误区，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单靠农民工技能的低层次培训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新型城镇化要求高等教育提供更高层次的智力型人才。中国社会目前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并存，在城镇化过程中并不是只存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制造业更多向服务业转变，服务业更趋向于信息和高科技的支撑，而不囿于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端层次的服务业。因此，需要高等教育切合新型城镇化需求来着力于创新和创业人才的培养。

城镇被认为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和没有人情味的集合体，城镇化加速了农民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瓦解，这注定农民在转向市民的过程中将会产生文化的失落感和缺乏归属感。全球化的影响同样波及城镇化，互联网对现代和后现代的情绪进行全球传播，这将使农民在接受新的信息的同时表现出迷茫和盲从。而高等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载体，要通过文化创新去消除农村劳动力保守落后的封闭文化，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开放气质，崇尚理性和科学精神的人才，以及通过文化辐射作用来培养具有现代市民精神的人才。

总之，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知识的创新和运用是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内在逻辑。新型城镇化作为现阶段中国重大的社会需求，需要大学积极回应。从中世纪大学诞生的源头来看，大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城镇的兴起。高等教育与城镇发展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通过培育现代人来发展城镇，同时也成就为真正的现代大学。大学与城镇之间的逻辑不仅是为了获取大学发展资金，而且是大学发展的本质需求。发现潜在的社会需求是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中国大学变革的引擎，大学通过培养切合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而回归到服务社会的本质。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J].农村工作通讯，2014（6）：32-48.

[2]钟笃粮.教育对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影响及启示[J].安徽农业科学，2009（36）：12729-12731.

[3]杜睿云，段伟宇.论职业教育与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J].经济论坛，2010（1）.

[4]孟令国，张裕豪.基于二次人口红利视角的职业教育制度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3（6）.

[5]辜胜阻，吕勉.城镇化要围绕五大要素做文章[N].经济日报，2013-08-09.

[6]周良民.论新型城镇化对传统城镇化的根本性超越[N].中国经济时报，2013-07-02.

[7]清华大学调查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仅为27.6%，http：///edu.

[8][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5.

[9][19] [美] 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31，68.

[10][法]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1.

[11][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73.

[12]徐继承.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研究（1871-1910）：基于以普鲁士为研究视角[D].华中师范大学，2012.

[13]王春艳，李瑞林.美国城市化的特点及其经验借鉴[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14]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419-455.

[15]王敏.产业转移和深化教育：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N].中国企业报，2011-05-17.

[16] [17]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18]辜胜阻.城镇化红利与2013年市场新行情[J].中关村，2013（2）.

篇8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二元经济；劳动报酬

一、 引言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部分学者以此数据为依据，并结合人口红利指标声称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12年已经到来。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判断，自2004年“珠三角”地区“民工荒”出现以来就争论不断，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之所以出现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是因为对“刘易斯拐点”的理解和判断标准并不统一，正确理解“刘易斯拐点”的含义和寻找一个恰当的判断指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刘易斯拐点”的由来

“刘易斯拐点”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其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来的。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着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这两大部门，前者以传统农业方式进行生产， 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生产率为零或为负。而现代工业部门则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较高。在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可向传统生产部门支付比传统部门稍高的工资以获得接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看作为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将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为止，最终形成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并据此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以一个维持生活所需的工资水平源源不断地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在此以后，刘易斯于1972年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将劳动力的转移进行了细分，并提出来两个拐点的论述。“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原来的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工资由原来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开始逐渐上升；“刘易斯第二拐点”指工资水平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力在整个经济配置中完全商品化，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刘易斯拐点”状态。“刘易斯第一拐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虽然不同，但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是劳动力要素短缺的开始，后者是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最终形成的标志。

三、 以工资水平和人口红利作为判断标准存在的误区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正确认识和定位我国劳动力转移阶段，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发展模式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刘易斯两个拐点有着重要的定性意义，但量化的判断指标却并不统一。理论上讲，传统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力要素稀缺性的开始，“刘易斯第一拐点”到来，两部门工资水平的一致表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形成。

然而，实际上，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并非一成不变。需要解释的是，假如传统部门的分配是按照产品共享的原则进行，所有成员都取得其维持生存的平均劳动成本。那么在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后，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能保持总产出不变，同时因为人数减少而收入是平均分配的，留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者会得到一个略有增加的报酬。统计资料显示，我国2003年～2010年的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并且很多学者将“珠三角”等地从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作为判断我国“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的标准。笔者认为，虽然2004年发生民工荒以来，农民工工资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但实际工资却没有实质性的增长。根据2004年9月国家劳动保障部课题组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公布的一项调查，12 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此外，“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更多的是一种区域性的问题，而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并且随着地区开发和沿海产业向内地的转移，农民工就近择业的范围更大，内地劳动力向沿海的转移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从总体来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依然较低，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9年农民工工资只相当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58%，小时工资只相当其43%；农民工工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尚未形成。以这样的一种现象和工资结构水平来判断我国“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并不恰当。

而以人口红利作为判断劳动力稀缺性的指标，并以此推断“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同样存在缺陷。人口红利的判断指标是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作为分母，将其他年幼和年老者作为分子，两者的比值称为人口抚养比，如果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大于非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则人口抚养比指标下降，同时也意味着该国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如果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小于非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则人口抚养比指标上升，同时表明该国不存在人口红利。

运用人口抚养比作为判断劳动稀缺性的指标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劳动人口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否则以该指标作为判断依据会存在不恰当的地方。假如一个国家现阶段拥有2亿劳动力人口，而经济发展状况却只需要1.5亿人口，这种情况下，即便随着人口的老化和出生率的降低，劳动力人口出现绝对值的下降，人口抚养比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只要劳动力供给超出劳动力的需求，那么劳动者报酬就有可能依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存量依然大于我国的劳动力需求量，虽然随着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的实施和老龄化人口的不断上升。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劳动供给大于需求的现状。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受到影响，人力成本会被逐渐推高，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和劳动稀缺性的表现之间存在一个时滞。虽然运用人口红利拐点作为判断劳动稀缺性的判断指标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它的出现依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警示作用，它标志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已经势在必行。

四、 判断标准的选择和时间预测

为了准确的判断劳动力要素的稀缺性和“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选择一个恰当的量化标准显得尤为必要。经济理论认为，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生产部门的转移，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逐渐减少，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逐渐增多，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部门的产出逐渐下降，非农业生产部门的产出逐渐增多，由于在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大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所以社会总产出是不断增加的。同时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由劳动的边际产出价值决定，并且在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下，非农业部门只需要支付一个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就可以得到无限的劳动供给，因此社会的劳动工资水平取决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随着劳动力的减少逐渐增加，劳动者报酬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也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

根据社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可以将劳动力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初期，由于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远大于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产出，社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大于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第二阶段，劳动力转移中期，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依然大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但是两部门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减小，社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逐渐等于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第三阶段，劳动力转移末期，社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小于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直至两部门之间的边际劳动产出趋于一致。劳动报酬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

由此可见，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要素的稀缺性开始凸显，其外在的表现为工资水平开始大幅上升，而此时产出的增长水平随着单位工资雇佣劳动力的减少而逐渐降低，因而，笔者认为可以利用社会产出的增长幅度与劳动力的工资变化作为判断劳动力稀缺的标准。在劳动力转移的第二阶段，社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与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相一致，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占比达到最低点，即U型变化趋势的最低点，此时劳动力的稀缺性开始体现，“刘易斯第一拐点”随即出现。在劳动力转移的第三阶段，农业生产部门和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相等，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形成，“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

在这一判断指标的基础上，为了准确预测我国两个“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需要测算出我国农业部门（第一产业）和非农业部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的生产函数。在已有的研究当中，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简称C-D生产函数是实际应用十分广泛的一个生产函数，其一般表达形式为：Y=AL？琢K？茁，其中，Y为产出，L为劳动力，K为资本投入，A、α和β为待估参数，分别代表技术因素、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本文在对我国农业部门生产函数和非农业部门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时也采用这一表达式。

在数据的选用上，产出Y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中国统计年鉴》中列示了1978年～2011年的我国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数据，为了数据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剔除价格的变动因素，从中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按照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和1978年的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数据，通过计算得出三产业按照1978年价格计算出来的产出Y。从理论研究上来讲，劳动投入L应当使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衡量。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劳动投入时间的变化、劳动强度的变化、劳动人员素质结构的变化等诸多因素。但由于我国统计数据当中无法提供此类数据，本文采用年末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来反映劳动投入。资本存量K的数值由于没有一个准确的官方数据，本文借鉴张军（2004）估算出的全国资本存量数据和徐现祥测算出来的我国第一产业资本存量的数据。

在这一数据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的测算，得出我国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1=0.107 667L10.901 14K10.098 86，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2=0.569 657L20.284 22K20.715 78。按照最新年度即2011年两部门的资本存量和劳动总量计算可以得出，当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为23 000万人，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为53 420万人时，劳动报酬占比达到最低点。2011年我国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数量为26 594万人，与劳动报酬占比拐点出现的就业人数23 000万人相差3 594人。如果按照农业人口平均每年向非农业生产部门转移1 000万人的速度计算，3.6年之后即2015年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拐点出现。根据前面的分析结论，这一时间也是我国“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的时间。

同样以这一数据为基础，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计算，至少还需要20多年的时间，我国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即“刘易斯第二拐点”才能出现。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两部门的生产函数可能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已经发生了变化，依然用现在的生产函数来预测会有失偏颇。因此，本文不能准确预测出我国均衡的劳动报酬占比出现的时间，只能提供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虽然不能提供一个定量的指标，但也许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结束，我国的均衡劳动报酬占比也将有可能随之到来。

参考文献：

1. 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国家统计局.2000-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12.

3.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2009，（1）：70-82.

4. 罗长远.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世界经济，2008，（11）：86-96.

5. 蔡.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号：04AJL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篇9

国际上不乏有报道说，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已经在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时间东南亚制造业即将代替中国制造业地位的猜测也水涨船高。但是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轻易替代我们。 左图 河南郑州，上千名应聘者在富士康等待面试。

不妨做个实验，看一看中国在成为制造业中心的情况下，到底它的份额有多大。可以拿一些中国的后继国家来比较，在新钻11国（Next-11，这些国家都是人口结构较好/有人口红利优势的）上稍加调整，即把发达国家韩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年份与中国相同，都是2013年）剔除，加进印度和中国，一共12个国家。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我们看到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一定是占据巨大的份额，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只反映劳动力数量，反映不了质量。我们再拿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这样得到一个人力资本总量，在这个总量中，有正好一半是中国。不仅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是举足轻重的，劳动者的素质加进去是最好的。

在这些国家中从人口数量上讲，印度似乎有威胁，但是并不尽然。印度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国家，人口总量即将超过我们;但是，印度普通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只比中国的一半高―点，只有4年多。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短期内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轻易替代我们的制造业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规模，远比东南亚要大。从我们能够掌握的数据来看，2004年，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份额达到了最高，但是之后就开始下降，那么谁扩大了这一部分的份额呢？中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省份，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这说明产业已经转移到中西部去了。

释放劳动力流动性

在未来，中西部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总体上看，近年来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建设等有利条件在改善，运输成本不断降低，给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打下基础。

作为发展型政府，应该注意到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其稀缺性生产要素不再是外资，而是劳动力，因此应该施行有利于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各项政策。

通过调查发现，在目前农业劳动力中，有70%是40岁以上，曾经在沿海地区工作但因没有户籍终究返乡的劳动者，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相对于有户籍的城市居民要早。如果中西部省份把这一部分人调动起来，不仅有利于劳动者和家庭增加收入，满足他们就近照顾家庭，而且有利于发挥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这期间刻不容缓的就是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广东、重庆、四川等省、市着眼于地区内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在自己本地区内获益的机会增多;而有些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也把城市户籍门槛压低，甚至有的比较低的标准是只要有2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以及缴纳社会保险金即可。但是，对于全国整体而言，这部分的改革步伐还需加快，否则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同时又没有时间和能力去获得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就会出现危险的真空状态，容易落人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通过制度改革释放劳动力的流动非常重要，这也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政策含义所在。

谨防日本式僵尸企业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产业升级和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经济学人》在今年3月份《廉价中国的结束》中推测，未来中国经济要么创新，要么减速。

改革转型的步伐催促我们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这要求政府提供利于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遵循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规律。 右图 一名妇女看着家附近新建富士康厂房上的标语：就业富士康，生活奔小康。

产业升级的实质性内容是经过竞争，有能力的企业在一轮轮淘汰中完成产业升级。具体的做法就是政府对企业不要进行保护。不要为了保GDP，保就业，保税收或者感情上割舍不了，就用各种优惠政策去干预去补贴。

借鉴日本的教训，1990年后日本造就了一批僵尸企业，对其整体的经济健康形成了巨大威胁，对于已经脱离了二元经济结构日本社会，此时人口红利已经终结，彼时其GDP已从9.2奇迹下降到了3.8，没有人力资本就无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难以创造GDP，后来GDP的增长速率只是0.85%。虽然当时日本政府是好意，但是结果却是可悲的，值得我们警戒。

另外，日本还给予中国国际分工模式上的经验反思。从经济理论上来分析，高工资、高熟练程度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劳动者具备了高素质，在产业链上企业才能付得起高工资，日本当年能实现高工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国际分工模式，因为在199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了高等收入阶段，与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同，而现阶段的中国是中等收入阶段。因此，中国政府在国际分工模式上的借鉴应当小心。

对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力工资低廉并非漠视劳工，而是把主要目标放在创造就业岗位上，如果早就给高工资就会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自2004年后，农民工工资一直上涨，去年增长率为20%。为了进一步让所有劳动者享受改革成果，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迫在眉睫，比如各种劳动立法/最低工资制度/工会的作用/工资的集体谈判制度等，过去对于这一点的争论双方都有道理，但现在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这些制度逐渐建立能够有利于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也可以维护、增强社会安定和稳定。

篇10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人口红利；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5-0092-03

[作者简介]曹冬艳（1983-），女，汉族，江苏如东人，讲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杨晓明（1954-），汉族，女，江苏南京人，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经济。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研究――基于经济增长动力演变的视角”（项目编号：2016SJD790056）的阶段性成果。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

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无法进一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通过发挥资源优势，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但是在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重重困难。甚至有一些国家曾经一度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又退化到中等收入阶段，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不能自拔。从本质上来讲，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涵盖经济、政治、社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摆在转型国家面前的战略难题。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经济增长减缓存在着密切联系。总结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一个经济体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而经济发展战略又未及时调整，导致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实现。世界银行认为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延续“以生产要素积累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一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通过发挥资源优势，推动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M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资源优势逐渐削弱，而经济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升级，社会问题频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收入增长缓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部分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依赖FDI 的技术外溢、本地企业学习模仿的产业升级路径，不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难以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动力。

（二）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协调

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称为有效供给。产业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消费需求层级在不断提升，同时出现多样化的需求，而传统的供给结构难以满足这些新需求。需求缺乏相应的供给来匹配，形成供给错位，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又成为制约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三）技术创新瓶颈约束

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其产业不仅面临低收入经济体的挤压，还面临高收入经济体的压制。中等收入国家只有不断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业升级，才具有不断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基础。部分国家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国家对人力资本方面的及时投入，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受阻，在下挤上压下无法维持经济持续增长。以拉美国家为例，受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约束，无法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四）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大的负面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国内消费能力不足，产品过剩，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波动，出口受挫，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重要支撑。此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还容易加剧社会矛盾，诱发社会问题，制约经济的稳定发展。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根据相关经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维持在03左右，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普遍偏高。

（五）金融体系脆弱

健康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金融通过促进资金融通、优化资源配置、节约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客观存在以及不合理的金融发展使金融风险急剧放大，甚至爆发金融危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金融体系都存在着一定问题。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高，外债负担沉重，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泰国资本项目过早开放，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失当，汇率缺乏弹性，金融机构信贷投向不合理，政府监管不力，金融体系存在漏洞，引发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攻击，爆发金融危机，使经济遭受重挫。

三、江苏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苏省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基本还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自2013年开始，江苏省GDP增速放缓2013年江苏省GDP增长率为96%，2014年为87%，2015年为85%，2016年为78%。江苏省“十三五”规划指出，江苏省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新增长点支撑作用不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在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高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发展，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如下制约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但也存在省内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苏南地区经济发达，苏中、苏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2015年，苏南五市GDP为4151873亿元，占整个江苏省GDP的5921%；苏南地区人均GDP相当于苏中地区的148倍，苏北地区的227倍。从产业结构来看，2015年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第一产业规模差距不大；第二产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总体而言苏南地区的第二产业规模较大；在第三产业上，苏南地区存在着明显的优势，南京、苏州、常州等市的第三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省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使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向苏南地区集中，制约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江苏省经济的全面稳定、协调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为了促进共同富裕，江苏省制定了苏南提升、苏中崛起、苏北振兴的发展战略，但是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高投入获得高产出，将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无法实现赶超。

（二）人口红利减弱

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形成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为江苏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江苏省的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减少。2000年以来，江苏省常住人口数量明显呈现出增长不断放缓的态势，劳动年龄人口见顶回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江苏省总人口为797630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64829万人，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位是老人，江苏省老龄化比例位于全国各省之首，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加速期，社会抚养比进一步提升。人口红利减弱表明支撑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要求更为迫切。

（三）资源环境约束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建设成效显著，经济发展迅速，但长期高强度的开发使得江苏省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强的资源环境约束。

首先，就土地资源而言，江苏省面临着人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到2015年，江苏省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下降到086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接近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08亩“耕地警戒线”。

其次，就能源消耗而言，江苏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能源消耗保持在较高水平。自2000年以来，江苏省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攀升。截至2015年，江苏省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了3023530万吨标准煤。保持充足的能源供给是江苏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保证，但江苏省仅仅是一个能源供给的小省，2015年一次能源生产量仅为289358万吨标准煤，能源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工业在江苏省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江苏省能源消费量中，工业消费占比接近80%。在短期内，实现资源消耗进一步下降和污染物排放减少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第三，就环境污染而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江苏省也付出了比较高的环境代价，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严峻考验。江苏省人口密度大，环境容量已十分有限，以现有的环境承载力支持传统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

整体而言，目前江苏省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趋紧，而生态环境质量尚未根本好转。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和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资源能源短缺、环境压力和发展成本不断上升已成为江苏省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双重约束，突破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已成为江苏省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科技创新水平有待提升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显示，自2009年开始至2016年，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八年居全国首位。统计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江苏省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2015年江苏省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2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江苏省专利授权量为250290件，但发明专利比重偏低。目前，虽然江苏省在传统产业以及光伏、物联网、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现阶段江苏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还不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科技创新成果还没有完全转化成生产力；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经济发展急需新产品、新工艺，而科技活动主要产出仍停留在论文与专利的阶段上；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高精尖”人才和高端成果缺乏，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缺乏，科技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五）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不足

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金融槭堤寰济的有效运转提供了便利的资金周转平台、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准确的资金成本信号以及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江苏省金融体系发达，但是在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能力上仍存在差距，尚未形成具有典范效应的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模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江苏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6758亿元人民币，处于全国第二，仅次于广东。但是，在金融促进江苏产业方面并未发挥应有的贡献。银行的资金主要流向了个人消费和政府项目，贷给实业的资金偏少。目前，江苏省仍处于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业初步转型时期，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效率还不高；金融服务功能不够完善，服务水平有待提升；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多层次资本市场还不健全；地方金融机构的实力有待提升，金融供给结构有待完善。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有效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四、结论

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江苏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担负着在全国发展中先行探索的责任，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是江苏省的光荣使命。当前，江苏省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人口红利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问题。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风险隐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不仅是广大江苏人民的福祉所在，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5-13.

[2]郭正模.“中等收入陷阱”： 成因、理论解释与借鉴意义[J].社会科学研究，2012（6）：21-24.

[3]邹薇，楠玉.各国经济增长中的“中等收入陷阱”[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516-524.

[4]高淑桂.共享发展视野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改革，2016（1）：113-120.

[5]陈昌兵，张平.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事实及政策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6（3）：43-55.

篇11

2007年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情况是居民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

在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6%，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了13.2%。

从现在的情况估计，全年的名义收入增长率可能与前三个季度相近，而实际增长率会低一些，因为第四季度的通货膨胀率会高于前三个季度。

由于农产品价格上升幅度较大，农民纯收入的增长率也相当高，可能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相近。

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与名义GDP的增长率相当。在1997年-2006年的10年里，城镇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比名义GDP的增长率年均低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得更多。有两年即1999年和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名义增长率，但是这两年农民收入的增长率很低。

由上述情况来看，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例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需要说明的是，家计调查中居民收入的定义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收入定义是不一样的，简单对比居民收入和GDP有一定问题。所以这里强调两个增长率的比例而不是绝对水平，即使这样也有人均收入和总收入的区别。

从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过去多年一直是下降的，2007年是否下降还不清楚，但即使下降也会比过去的下降速度低很多。

居民收入的变化情况有许多方面的含义。

一种考虑是从成本的角度看，工资增长率的上升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如所周知，大量的生产率很低的农业劳动力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快速城镇化，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另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即人口红利也是一个重要推动力。随着城镇就业比例的上升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推动力早晚要消失。一个问题是，这两个推动力是否会在未来若干年很快消失。同样的问题，可以从工资和居民收入增长率的角度来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应当意味着工资增长率的相对上升。

另外，工资增长率的相对上升可能影响企业利润和全社会的投资报酬率，同时可能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比例。

最后一点是一个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推论，工资增长率上升产生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因为这个逻辑，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严格区别两件事情，一个是工资或者居民收入与国民收入比例的变化，一个是名义工资或者居民收入的增长率。

过去十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大幅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首要原因是基础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

农村市场粮食价格与消费价格指数的比例，在2002年比1996年下降了大约40%。2003年以来这个比价很快上升，但2006年仍然比1996年低20%左右。

从长期来看，粮食的相对价格有比较缓慢的下降趋势，但在2006年以前的10年，实际下降速度显著高于趋势的下降速度。

产生这个情况的基本原因是，在1997年以前，全社会累积了一个巨大的粮食库存。后来政府和农民开始减少库存，引起粮价下跌。相对挖库存即存粮与消费比例下降的过程从199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挖库存的过程中，粮食产量和价格偏低，形成了相对更多的农民转移，由此抑制了工资的上升。

正因为粮食的库存消费比例下降到了多年来的最低水平，2006年下半年粮食价格很快上升，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上升了，城市工资水平的增长率也上升了。

这里再次强调，粮食价格和农民的机会成本等，都是相对于消费价格指数而言的，是比价的概念，与通货膨胀率没有直接的关系。

2003年以来，工业品上下游产品比价和上下游企业相对利润率大幅度上升，这在2007年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上游产品价格相对有所下降，上游利润相对也下降了，这导致了工资比例的上升。

篇12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收入分配；转型升级

一、“刘易斯拐点”的概念

“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是从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刘易斯（1954）依据古典学派的传统，分析提出了三个假设：（1）劳动力无限供给，即人口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数量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较大的部门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并且即便劳动力的价格降到仅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劳动力的提供仍然超过需求；（2）二元经济结构，即发展中国家由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部门组成；（3）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变，即由于两部门的发展是独立的，农业技术的进步可以保证现代部门能够获取无限劳动力。

在三个假设的框架下，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资本家剩余的使用，也就是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现代部门吸收传统部门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随后农产品逐渐出现短缺，对工业贸易产生影响，从而提高了转移人员的劳动报酬，这是第一个拐点。此后，现代部门继续吸收剩余劳动力并不断扩大，同时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直至与现代部门相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此时，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一元经济基本形成，第二个拐点到来。而通常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就是指第二个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结构趋于同质化。

二、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研究

近几年，沿海省份接连发生的一定程度的“民工荒”，全国出现了“涨薪潮”现象，引发了诸多学者对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学术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代表学者有蔡等人。蔡（2007）结合GDP增长率和生育率，通过对2004年全国劳动力的数量研究指出农村至多存有5800万（40岁以下）劳动力，剩余率仅为11.7%。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短缺，说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随后，蔡（2010）又指出，2005年（4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至5000万，仅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0%。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贺蕊莉（2013）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市的收入分布变化及趋势进行评估，判断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初期阶段，但其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局限性。吴要武（2007）从非技术劳工的工资水平变化、非正规的就业量变化检验得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阶段，我国需要应对产业升级。

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中国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10）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农业中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大，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才能说“刘易斯拐点”来临，但这个拐点可能会出现在2020年以后。Minami和Ma（2010）分析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力，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余宇新、张平（2012）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测算出我国资本积累速度与人均资本量呈显著的正相关，资本收益率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周燕、佟家栋（2012）结合中国开放的经济特征与二元经济转型的特征，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远未结束，外部冲击、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匹配等是造成中国式“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Kwan（2009）从数量标准出发，也认为我国的剩余劳动力并未告竭。邓、王建（2012）认为照搬刘易斯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会产生偏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虽然在逐渐迫近，但并未真正到来。

三、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判定

总体而言，国内多数学者对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研究是基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估算或经验之谈，并且在论证是否跨过拐点的过程中大都没有明确说明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第二拐点。其实“民工荒”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民工荒”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从而导致高龄劳动力的比重上升，相对的，新生劳动力的比重就逐渐减小。另外，随着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从事基础劳动的人口数也会逐渐减小，这都可能是“民工荒”的原因。首先，有必要重述 “刘易斯拐点”侧重的是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二个拐点，只有突破这一点，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任务及二元经济结束并实现了协调性转型。另外，由于中等国家的发展必定会经历“刘易斯拐点”，根据概念，它的到来通常需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1）劳动力供给；（2）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经济由二元过渡到一元。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结合这两方面对这一命题进行层层分析。

（一）劳动力供给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数量大幅缩减，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对于这个问题，几年前大多数看法是存在1.5～2亿的剩余劳动力。而蔡等人的研究剔除了40岁以上6000多万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并且将2亿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的人员全部作为转移劳动力，得出剩余率只有11.7%，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在未来必定会有所下降，几乎只占社会总劳动力的5%，因此也必定会有一部分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其次，40岁以上难以转移的劳动力完全可以替代部分现有农业劳动力，那么剩余率将会再次提高；最后，2亿的外出打工者虽然由农村流向城镇，但是由于国家政策的缺陷及对地方的保护，他们中只有少数优秀的人拥有城市户口，多数人随时会返回传统部门。这样看来，农村剩余率不止蔡所说的11.7%。同时，蔡（2010）认为人口红利仍能发掘，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达到供不应求的阶段，这与他自身的观点有悖。截至目前，根据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信息，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345万，由此有关机构和专家预测，将来一个时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持续减少，但是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是呈增加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有所下降，但是总量是保持持续增加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通过推进城镇化和产业升级，促进劳动力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移、从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向高劳动生产率的行业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也就是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期。而片面的以 “民工荒”为论据论证我国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也有失偏颇。根据岳少雷（2012）的研究，“民工荒”只是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表现，多年来计划生育的实施严格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从而使劳动力供给速度逐年放缓；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提高了农民的福利水平，这进一步影响了对外输送农民工的数量，而这一群体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构成廉价劳动力的主力；另外，4万亿的经济刺激为中西部地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很多曾经在沿海工作的中西部农民工也开始逐渐“回流”。

（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国中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工资福利待遇的巨大差距。通常，在这种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中，一级市场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作业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二级市场的工资则较低，工作条件也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且粗暴，个人升迁机会更是非常渺茫，很多时候即便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也无助于提高劳动报酬，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市场流动。而在我国，这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下所隐藏的中国独有的制度体系更是约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坚实壁垒，城乡间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水平制度、就业政策、住房制度和户籍制度等都拉大了城乡劳动力在就业领域、经济权益领域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融合。

随着近几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截至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8%上升为52.6%，但是具有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仅为36%左右，高达2.6亿的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到城市之中。按照国际经验，预计在2010～2025年期间，我国的城镇化率才能达到70%，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

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马爱玲（2012）研究得出 “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同时必将伴随着库兹涅茨转折点，然而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仍然存在，以非技术工人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还无法达到库兹涅茨转折点，使得我国仍然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端而并未越过顶点。

从官方公布的近几年的基尼系数来看（如表所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先上升后回落的趋势，但总体上已超过了国际规定0.4这一警戒线。另外，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时还需加入通货膨胀这一要素，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城乡居民的实际工资，从而给人一种工资差距不断缩小的幻觉。因此，从一些学者得到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还要超越这一水平。考虑到中国特有的情况，虽然国内还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但是在目前经济转型、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这个水平的贫富差距也足以引起相当的重视。

四、政策和建议

毫无疑问，对于我国，经历“刘易斯拐点”只是迟早问题。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来临之前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以缓和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实现经济顺利协调转型。

（一）完善政策制度，融合二元经济

制度变革是彻底推进经济转变的根本。要有条件地开放城市户籍，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将有稳定就业和拥有住所的农业人口登记为城镇人口并通过立法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与户籍脱钩，进一步建立起健全的劳动保障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从体制上为农民工创造条件，从而实现城乡二元经济融合。

（二）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方式

“刘易斯拐点”的逼近使得农业劳动力的价格不断增长，粗放型经济也逐渐丧失优势，因此应该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积极鼓励高新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环境和条件，实现我国经济环保、高效的内涵式增长。

（三）提供技能培训，提高劳工素质

集约型经济需要中、高素质的劳工来支撑，而传统部门的农民工所接受的教育普遍较低，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通常无法与岗位需求相匹配。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大主力，有必要消除对他们的歧视，为他们提供透明的用工信息、相对公平的就业机会及同等的入职培训。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定补贴，增加农民工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W.Arthur 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22）.

[2]蔡.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02）.

[3]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04）.

[4]贺蕊莉.刘易斯拐点还是沃尔夫森极化[J].农业经济问题，2013（05）.

[5]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J].人口与人力资本研究，2007（06）.

[6]周天勇.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并未来临[J].江苏农村经济，2010（11）.

[7]余宇新，张平.资本积累视角下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2（09）.

篇13

关键词：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养老金

一、引言

如果以正式确立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即1997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为起点，中国有明确目标模式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经历经十余年，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基本养老保险像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样，不仅是整体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和逻辑中的一环，还应用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配套要求，起到了独特的为改革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该体系的覆盖率仍然十分低。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05年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5亿人，占城镇就业数量比例为55.2%。但是，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遗失了相当一部分非正规的就业人群，因此，按照这个口径计算的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被大大高估了。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在不同就业口径假设下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表1)，从中可以看到，实际覆盖率比公布的统计数字要低得多。具体地讲，包括一部分再就业劳动者、因拆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非正规就业者，迄今为止尚没有适当的养老保障制度予以覆盖。

2.该体系的社会统筹层次还较低。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省级统筹过渡的改革任务，然而整整十年之后，目前全国仍有19个省份尚未实现省级统筹，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实现市级统筹。这不仅反映了改革的不到位，也反映了改革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衔接，因为统筹层次低就降低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从而在劳动力流动性提高的情况下，使得转移就业地点的劳动者不能接续起保障关系。

3.作为该体系重要支柱的个人账户既不充实也不广泛。为了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2001年开始在辽宁省，随后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先后进行了以作实个人账户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之后，仅仅又有另外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试点，全国大多数省份还没有起步。然而，在试点省份把空账变为实账的同时，个人账户规模却大大缩小了。在辽宁的试验中，把个人账户的规模从相当于个人工资的11%降为8%，完全由个人缴费形成。原来规定的用人单位的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试点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时，个人账户的规模降到了只有5%。而在另外8个省份的试验中，则允许这个比例进一步降到只相当于个人工资的3%。而在没有进行试点的地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仍然实行混账管理，相互调剂使用，因而继续积累个人账户上的巨额空账规模。

养老保障制度表现出不完善和改革进程缓慢，固然与中国所采取的渐进性改革方式有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改革的目标模式有其不尽清晰之处。虽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确立，但是只有在充分认识和考虑到人口转变特征、经济体制类型、公共财政性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并在制度设计中包含了上述因素之后，改革目标才能逐步清晰，改革步骤才能按照人们的期望推进。

二、政策抉择中面临的两难处境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是在双重的转型背景下进行的，即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核心是从没有积累的、全国统筹和企业支付型的现收现付体制，转向地方统筹加部分积累型的社会化体制(随着辽宁等11个省份的试点，逐步转变为统筹加完全积累型体制)；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不断加快的人口转变过程，即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作用下，中国显现出迅速的未富先老趋势。这样一种复杂背景，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生育率下降到较低的水平，通常的共识是总和生育率只有1.7。作为人口转变的一个结果，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减缓，人口抚养比预期在2013年之后开始提高(图1)。这意味着，得益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这样的人口结构，中国经济在很长时期所享受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即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相应地，持续多年的高储蓄率也将逐渐降低。不仅如此，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同时，中国正在经历着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新建立，对养老金的需求数量格外巨大。由于无论采取怎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的积累归根结底是一种储蓄，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创造出更高的养老金需求的同时，却同时导致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更难解决，构成人口结构变化与养老金需求之间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与此相类似的难题，则产生于中国现行的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障制度。2006年全国养老保障基金收入为6309.7亿元，支出是4896.7亿元，历年累计节余仅为5488.9亿元，积累微不足道。然而，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比低以及生产率高的基础上的，在生产率水平尚低，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将提高的条件下，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就值得怀疑了(蔡昉、孟昕，2004)。一般认为，由于预期寿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不可避免地要求进行下列三种调整，或者从中寻找一个组合：(1)提高税收或强制缴费水平；(2)降低养老金水平；(3)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求(Turner，2006)。

由于人口转变的因素和体制转轨产生的遗产成本，使得基本养老资金严重不足。至于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把统筹的负担加在企业身上，形成高缴费，另一个办法是通过试点，试图做实个人账户。在辽宁的试点中，在形成个人账户的同时，原规定的用人单位20%的缴费比例不变，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这个缴费比例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长期以来，许多企业不与再就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基本保险缴费。在《劳动合同法》生效的情况下，这个负担将更加突出。因此，养老资金不敷使用所要求的缴费水平与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之间，也构成一对矛盾。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对于城镇职工实现再就业和农民工就业做出了主要贡献。而这个非正规就业也导致社会保障覆盖率的降低，使工人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就业扩大与社会保障也构成一对矛盾。

在世界银行(1996)发表《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报告之后，中国基本接受了养老保险多支柱模式，即以社会统筹对应世界银行建议的强制性公共管理支柱，以个人账户对应强制性私营支柱，以企业补充性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对应自愿性支柱。选择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模式，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单一支柱所能筹集的资金不足以满足实际养老保障的需要。然而，这里遇到的矛盾之处在于，现实中多支柱养老保障的实际运作，并不是相互补充的，而是彼此相伴随的。例如，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很长时间里根本就未能实行分账管理，而在做实个人账户试点中，虽然两者实现了分账管理，但是，实际中有前者才有后者，没有统筹缴费的话，个人账户也就无从谈起。”此外，只有在那些能够同时有统筹缴费和个人账户积累的企业，企业年金才可能建立；只有那些被纳入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职工，企业年金才是可望可及的。

在一个资源极端有限的条件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宗旨应该是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数相对有限的最迫切需要保护的群体。在同时面临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经济赶超这三重重负的过程中，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尤其需要强化这种累进性质。然而，在中国目前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情况显示，这种保障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质，即一个劳动者越是处于低收入群体，越是属于工作不稳定或非正规就业的群体，越是身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其被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所覆盖的概率也越低(王德文，2007)。这也形成资源有限性与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在制度设计上的雪中送炭性质，与现实实施中的锦上添花性质之间的矛盾。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以就业单位而且是正规就业单位为依托，实现基本养老缴费和积累，似乎是惟一可行的选择，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上述这种制度设计的累退性质。这又是一个两难处境。

三、国际经验：共识与多样性

中国作为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上的后来者，有机会免费享用丰富的国际经验，正如林毅夫(2002)所指出的，作为经济发展后来者同样具有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也需要知道，在制度借鉴上面没有真的免费午餐。这就是说，在借鉴学习国际经验时，存在着两个危险，一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即可能面对丰富多彩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其中许多模式在不同的背景下，都不同程度有成功的表现，以至选择中无所适从。另一个危险是被外表花哨的经验所迷惑，从而学习了错误的经验甚至选择了错误的模式，最终付出代价。不过，中国在这场学习的竞赛中，一旦借鉴成功并消化、创新为自己的经验，则反过来也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的过程中，应该把握住哪些是对中国具有针对性的，哪些是无关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便去芜存菁。

我们在学习养老保障制度国际经验时，应该抓住以下几个关键，作为正面的指导原则。首先，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不停顿性，是一条重要且具有指导意义的国际经验。由于人口转变是全球性问题，其后果对任何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现受现付或者完全积累)都不可回避的(Turner，2006)，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乎任何既有的养老保障模式，无论其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处在不断改革的状态中。例如，即使被许多学者甚至政治家一致推崇的智利模式，在其尚未出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也出人意料地进行了改革(Asher&Vasude-van，2008)。其次，国际经验表明，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历史路径，选择不同的模式是可行的，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即使一些理念和操作法都大相径庭的模式，也几乎具有相同的机会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间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不同的模式之间却表现出某种趋同的倾向。最后，具有成功经历国家的经验和具有失败经历国家的教训都表明，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需要与劳动力市场的安排结合在一起进行。这是因为，就业与养老保险都只是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如何划分，既是十分重要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一种特定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国际经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由于以下原因，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内容。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因而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动因是不同的。而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下，社会对于税收或缴费水平的承受能力，通常具有较大的差异。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养老保障体制起点、生育率水平和财政力量都不尽相同，因而面临的问题和约束也是千差万别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具有一种偏向，即过多关注不同的保障支柱，却相对忽视了机制的设计以及不同机制的组合效果，而后者要求更多的创造性借鉴，相对少的套用。具体来说，我们在学习国际经验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延长工作时间的政策讨论有关。在大多数面临老龄化对养老保障挑战的发达国家，由于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之间的比率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大大改变了既有养老保障体系的供养能力。因此，在养老金筹集已经捉襟见肘或即将遭遇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要么已经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要么正在紧锣密鼓地对于这项改革进行准备。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加速过程，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危机，似乎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但是，如果选择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这个相同的方案，却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

简而言之，在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意味着为劳动者提供更大的工作激励，以解决企业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而对中国来说，由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尚没有类似的缺口，因此，同样的做法可能会缩小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导致部分劳动者丧失工作却又拿不到退休金。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短缺的性质，而中国虽然已经正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却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常态。特别是，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民工荒现象和结构性的缺工现象，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年轻劳动力的缺乏，而提高退休年龄涉及的对象却是年纪偏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见，这个经验目前对中国养老制度改革尚不具有相关性。

第二个问题与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动因有关。由于基本养老保障最广泛地涉及一个社会的老百姓生计问题，在西方国家，该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也成为政治家对民意做出反应和争取选票的关键领域。因此，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也就是说，选择什么样的基本模式、是否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选择什么时机进行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政治周期相关。在西方政治制度下，这种政治经济学逻辑在多数情况下，的确可以保证养老资源最有效率地得到使用，并且表现在覆盖面和保障范围上。这是因为从西方决策者的追求执政机会最大化动机出发，他们直接追求的是养老资源的边际收益最大化，相反的话，则无异于浪费自己的政治资源。

但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动机在中国现行的治理方式下，却往往导致资源使用的无效率。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部门在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上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直接体现在部门利益上。中国的部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政府元素。它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而可以取得的政绩，常常要靠它们为自己设置职能而争取。在这样的体制下，在面临养老挑战的情况下，任何部门争取资源的过程，由于其潜在的受益人只是与该部门职能相关的特定群体，通常造成资源并不是最有效率地使用。例如，如果我们把涉及保障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救助，并且以缴费或税收为财务来源的项目，都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养老保障项目的话，部门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倾向于把资源分散化，通过划分不同的受益对象，而把资源铺洒到不同的项目上。例如，在基本社会养老保障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农村计划生育养老扶助项目等看到养老的性质。由于这些项目的设计出发点是部门资源占有的最大化，因而其使用上则不能保障边际收益最大化的要求，甚至不能保证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可见，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和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中国产生的效果与在西方国家不尽相同。

四、深化改革的新视角和路线图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迄今为止取得差强人意的成绩，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形成比较清晰的改革目标模式。与此同时，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中国已经是一个物质和知识高度对外开放的国家，制度的设计者和研究者对于相关方面的国际经验已有足够多的了解，并借鉴或移植了其中许多有益的经验。然而，从目前的进展、预定的路径来观察，并结合以上对国际经验的评述，我们认为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思维中，仍然存在一些误区，需要予以打破并相应形成新的认识视角。例如，我们需要破除多支柱优于少支柱的认识误区，把社会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与劳动力市场安排相分离的认识倾向，以及养老只有家庭或者国家两种资源的认识误区等。下面，我们将探讨在更加开放的视野下，如何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路线图。

1.我们需要把养老保障体制的设计看作是生产性的，而非仅仅是消费性的制度安排。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但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人口红利”(Lee&Mason，2006)，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取得这个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好的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制度，而是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形成养老保障体制，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种人口红利并逐渐替代第一种人口红利的机制。就第一种人口红利来说，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种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种人口红利之后可以永远持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2.我们应该从多方位考虑和获取养老资金来源，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公共财政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制度和机制设计，把人口老龄化本身也转变为获取第二种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养老保障体制本身就具有获利性，因而，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都可以成为筹资来源，公共的、私人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金融机制也同样可以利用。实际上，许多改革和机制设计中遇到的甚至常常贻误进程的难点，有时只是因为在融资渠道上眼界窄小所产生的，因此，按照现代公共财政理念，综合利用各种金融资源和融资机制，就可以突破许多障碍。例如，图2中的A、B、C分别代表仅仅考虑国内公共渠道的财政理念、考虑到国内公共和私人两种渠道的财政理念，以及全面考虑到国内国际公共和私人财政渠道的理念，从左边的狭窄理念向更为开放的理念的转变，可以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

篇14

关键词：网络经济；互联网；企业转型

一、互联网发展背景

20年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既彼此竞争，又互相融合，在这个反复博弈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将被“互联网化”，并最终完成整个经济引擎的切换、升级。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因此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中国众多外贸型加工企业由于“两头在外”，缺乏销售渠道和自有品牌，位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点，利润极薄。这些企业通过电子商务转向内需市场后，可以通过快速获取消费者信息，压缩中间渠道，以较低成本创建自有品牌，再造商业价值链，推动经济的转型发展。

中国互联网经济体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电子商务的发展同样在于抓住了人口红利。大部分企业是通过互联网上网人数的增长和争夺来获取利润的，一大批公司享受了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得以飞速发展。在互联网产业展现出蓬勃生机的同时，许多传统行业也遭受了冲击。

2015年2月，松下关闭了在华的最后一家彩电工厂，山东济南的300多名员工在这个春节后将彻底失业。松下表示已不再是家电企业。未来的松下，将从B2C主动向B2B转型，汽车电子、住宅解决方案、商务解决方案将是其未来发展的重点。2013年，松下在电视业务的亏损高达5000亿日元，营业亏损465亿日元，松下在中国电视市场的份额不到2%。以松下为代表的日系家电业巨头的衰退表明，日系企业已经没有了过去的技术优势，互联网背景下的产品核心部件――智能芯片的高度集成让硬件生产走向了常规化路径，门槛在不断地降低。

二、产品互联网化的发展趋势

国内几大传统的家电厂商，比如长虹、海尔、联想也都在做智能电视。他们生产的互联网电视机和互联网机顶盒，除提供传统电视机以及机顶盒观看电视直播的功能外，还可以提供海量互联网影视内容，以及儿童教育、游戏等传统电视没有的功能。精伦电子最近推出的网络机顶盒产品别致云盒，在人机交互上创新地引入触摸和语音操控，老人和儿童都可以轻松使用。随着互联网家电产品的逐步推广，这些产品的价格已经相当有竞争力。但事实上，现有家电企业及互联网企业各有短板。传统家电企业习惯于做产品，卖产品，以产品成本定价策略，依靠产品和售后服务获得收益，他们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的游戏规则，赶上这个浪潮；互联网企业的缺点是缺乏实体产品的销售和售后经验，在物流、售后支持方面明显是短板。这一趋势会加速传统家电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融合、并购、重组等，也很可能会产生新的行业或企业。

中国很多厂家都在用互联网思维做产品和服务，即不打算在硬件上赚钱或者盈利，先以低价格在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抢占用户群，再靠增值服务获得收益。由于这类产品价格比较亲民，年轻用户接受程度比较高，销售数量在逐步增长，远未到普及的程度，但在家电领域，传统家电制造商和互联网企业的融合已经是大势所趋。

如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智能家居产品的含义以及发展将有更广阔的思路和空间。大数据时代的通讯形式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人际通讯，甚至人与家居产品之间、产品与产品之间甚至产品与整个网络之间的通讯。

互联网家电业方兴未艾，尚未被消费者完全接受甚至熟知，市场仍有巨大的潜在需求。想要激活市场需求，如今更多的是依靠传统企业根基深厚的生产技术和渠道掌控能力，外加互联网企业的软件支撑和营销推广能力。即品牌效应和口碑保证。美的和小米、海尔和魅族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激烈的竞争下，买家反而掌握了市场话语权，在消费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动，通过对不同产品进行价值评价作出理性地购买选择。在供应链中表现为决策的重心向后端倾斜，企业的策略越来越客制化。

在新形势下，拥有众多资源的企业已经开始用互联网思维武装自己，但对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言，无论是渠道掌控力强但“船大难掉头”的传统企业，还是组织扁平化、洞察消费者需求却无力叩开市场大门的互联网企业，都需要打破原来商业模式寻求合作，抓住行业互联网化和产品互联网化的发展机遇，否则推出的产品没有用户粘度，最终只会被淘汰。当前的消费者已经是互联网化的消费者，他们拥有过去无法比拟的信息的对称性。通过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消费者能够轻易得到各种渠道的信息，如果他们愿意，还能以极低的成本学习到各种领域的知识，熟悉产品的生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