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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意义精选(五篇)

发布时间:2024-03-20 11:14:05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粮食安全的意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粮食安全的意义

篇1

粮食安全要靠自己。的这句话可谓意义深远,不仅涉及种植粮食的安全问题,还有科技兴农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国家对于土地资源的整合问题。尽管只是一句“粮食安全要靠自己”却已经将众多的意义释放出来,我们必须懂得其中的真谛,挖掘出这其中包含的内在意义,才能在下一步的发展中汲取新的力量,形成新的思路,完成新的跨越。因为粮食安全本身就是一个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国际问题。如果不重视粮食安全的话,这样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就不能保证,同样也就不能将食品等安全问题的源头处理好。

粮食安全是食品安全的源头。尽管在各类食品安全事件中被曝光的往往是加工的环节,但是,粮食安全与否才是至关重要的源头,只要粮食安全健康才能保证在食品加工环节的安全健康。从这一点看,的话里必然有这样的意义,那就是如果没有粮食的基本安全保证,就没有食品安全的保证,也就没有其他关系到人们生命安全的问题。可见,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它关系到食品安全领域的安全与否,是一个源头性的作用,所以必须保证粮食的安全,才能在源头上保证食品安全卫生,从而保证人们群众的安全健康。

粮食安全靠自己必须有物质基础。在中国,基本农田保护和18亿亩红线的划定基本确立了对于耕地的基本保护机制,即如果没有足够的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的话,粮食安全就基本没有保障。所以,对于所谓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的话语里必须坚定18亿亩红线的耕地保护机制,在经济建设和土地资源保护中实现一个基本的平衡机制,不断完善耕地的保护,确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粮食安全,才能实现粮食安全要靠自己的宏愿,否则,如果仅仅是口头上进行基本农田的保护,但在实际上将土地资源进行无情占用的话,靠自己的粮食安全将会一无所有。

“粮食安全要靠自己”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要增加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这从取消农业税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取消农业税,降低他们的负担,增加农业的吸引力。另外,对于种植粮食的农户还进行了粮食直补的方式进行调动积极性。除此之外,还鼓励家庭农场的出现,为新型农业发展注入活力。不仅如此,为了实现粮食安全的基本目标,国家更应该采用科技兴农的方式,增强农业的科技含量,增加对于农业补贴手段,让农业本身充满吸引力,这样的话,粮食安全要靠自己的目标就会在不远的时间里实现。

篇2

关键词:粮食安全;预测;综述

一、引言

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内涵几经扩展,从传统的供求总量平衡到兼顾生产、消费结构和供求的区域性、结构性等(陈芬菲和李孟刚,2011)。在概念方面,粮食安全又区别于粮食自给、粮食产需、食品安全等。

粮食安全预测是与粮食安全紧密相关的课题。粮食需求的刚性和供给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粮食供需研究和安全预测研究是一个永恒的常青的课题(曾福生,2005),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粮食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既有经济属性,又有保健属性(吴志华,2004),有产业缺陷性(胡靖,1998),还有社会政治属性,随着产业经济发展,我国农业经济贡献份额降低,产业缺陷渐趋显露,其社会政治意义却尤显重要。

二、粮食供需预测方法综述

(一)粮食供给预测方法

粮食供给预测方法主要包括统计-计量模型和机理模型或作物模型。

1.统计-计量预测模型主要思路如下:

(1)利用时间模型,应用时间序列趋势外推的方法,进行分析和预测。主要有ARIMA模型(陈艳红等,2013),灰色预测模型(周慧秋,2006),指数平滑法(蔡承智和陈阜,2004),协整关系分析(陈倬和简小凤,2013),移动平均法(李建平和上官周平,2011)等。这种预测模型以粮食供给数量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建立数学计量模型,进行短期粮食供给预测,而无需考虑其他因素。

(2)寻找影响粮食供给的因素,比如从粮食单产、种植面积、水资源、销售价格、农资投入成本、气候变化、城市化进程、国际市场波动、运输难度等因素的变化出发,应用逐步回归、主成分分析、BP神经网络、投入产出分析(Jie Chen,2007)、因子分析(王慧,2009)、聚类分析(姚鑫等,2011)等方法,对粮食未来供给状况做出预测。还有学者从微观经济视角来证实自然和人为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万相昱和张涛,2013)。

(3)组合模型法,其实就是在上述模型中选取几个模型为其赋予权重,组合得出预测结论。丁晨芳(2007)证明此方法可以提高预测精度。

2.作物机理模型

主要包括遥感技术预测法、气象产量预测法、统计动力学生长模拟法。这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从作物生长环境和种植现状出发,利用观察、统计、模拟等方法对粮食产量而并非严格的供给量做出预测。如雄伟等(2006)结合区域气候模式PRECIS和CERES作物模型模拟了未来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中国粮食产量状况。

(二)粮食需求预测方法

对粮食需求预测则主要包括统计-计量模型和经验推算。统计-计量模型主要有双边恩格尔函数模型(黄宇慧,2010),EMC模型(王君萍,2009),回归模型(龙方,2008)等。其中,学者们认为粮食需求主要影响因素为人口增长与结构,GDP,居民收入,粮食用途与消费结构(口粮、饲料用粮、种子用粮、工业用粮的变化),CPI,货币够购买力等。经验推算主要依据对历史经验、现实趋势和国际经验的系统分析,结合对粮食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的前瞻性研究,对粮食需求的变化做出判断(姜风和孙瑾,2007),比如专家预测、经济周期等方法。马晓河(1997)、姜长云(2005)、孙宏岭和刘亚鑫(2013)等曾应用此方法。有些学者干脆以国际公认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公斤为系数,估约人口数量变动情况下的粮食需求量变化。

(三)供需预测方法评述

数量经济方法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预测提供了思路,统计模型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历史数据拟合的经济模型,比较客观地反映数据对应的历史时期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姜风,2007),并且对短期未来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是难以克服其统计口径不一,数据采集困难,模型设计复杂,预测期限短暂的困境,对于数据机械拟合,容易忽视事件发展的逻辑内涵与经济学原理。经验推算避免了机械性,充分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当供求规律不明显,信息迟滞扭曲,容易增加判断的主观性或者个人偏好。更为灵活的,能够充分融合数学与经验的预测模型,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粮食安全预测结论综述

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对中国粮食供需现状和预测做出了详实的研究,虽然其具体数值有所出入,但是总体结论基本一致:中国短期内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但处于紧平衡;中长期虽然不会出现不可弥补的供求缺口,但是形势不容乐观(曾福生,2006)。学者们认为农业资源非农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田基础地力下降,农业生产资源成本上涨等将成为粮食供给稳定增长的阻滞因素;人口快速增长,用粮结构转变,GDP和居民收入上升等成为粮食需求压力上升的主要因素;较长的生产周期,气候变化带来极端天气增多,国际政治经济波动,他国粮食供需波动等增加粮食供需矛盾的不确定因素;小规模的农户经营和体制变革的路径依赖成为粮食甚至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体制。积极的政府政策,充足的外汇储备,较小的粮食需求弹性,科学进步造成生产技术的发展等成为粮食安全的利好因子。(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通讯作者:苏琳

参考文献

[1]曾福生.粮食大省的粮食安全责任及实现途径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1-6.

[2]宫芳,吴志华.大粮食安全战略探析[J].经济问题,2004,07:49-51.

[3]胡靖.中国两种粮食安全政策的比较与权衡[J].中国农村经济,1998,01:19-26.

[4]周慧秋.灰模型GM(1,N)在东北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预测中的应用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6,03:58-62.

[5]陈倬,简小凤.城镇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基于城镇化率与粮食产量之间协整关系的分析[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3,04:5-8.

[6]李建平,上官周平.陕西省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趋势预测[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11,04:245-251.

[7]姚鑫,杨桂山,万荣荣.谱系聚类法在小区域粮食安全预测中的应用――以昆山市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1,02:218-226.

[8]万相昱,张涛.基于农户主体的微观模拟平台及其在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中的应用[J].21世纪数量经济学,2013,00:132-152.

[9]丁晨芳.组合模型分析方法在我国粮食产量预测中的应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01:101-103.

[10]马晓河.我国中长期粮食供求状况分析及对策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1997,03:11-18.

[11]孙宏岭,刘亚鑫.“九连增”下的粮食安全隐忧[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3,01:7-9.

[12]龙方.中国未来粮食供求趋势预测[J].乡镇经济,2008,06:91-94.

篇3

一、引言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一直被视为倡导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基石。发挥相对优势,利用国际市场增加各国福利似乎是一种双赢,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而对于一直备受关注的粮食安全问题,主张贸易自由化的声音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欧美、日本的学者认为在未来的粮食安全保障中,贸易不可或缺,只有加大力度,确保粮食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马尔萨斯陷阱”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粮食压力才能得以缓解(WilliamA.Kerr,2011),如果政府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反而会适得其反(TetsujiTanaka,2011)。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010年发表的关于粮食安全计划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市场、贸易在粮食安全中所占地位至关重要,农民只有在面对更为广阔的粮食需求市场时才会充分发挥生产潜力,同样,种子、化肥等物品的自由进口也能促使进口国生产水平的提高。自由贸易通过价格机制对粮食市场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其中落后国家最为受益。此外,这些国家的农民可以将多余粮食转化为资金从而增加收入,一方面有助于粮食安全的保障,一方面也利于消除贫困。运用数量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以CES模型及引力模型居多,ValentinaRaimondi(2011)在前人的基础上,选择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18个食品领域的数据建立起大样本,利用上述两个模型估计出贸易替代弹性,并由此模拟出消除关税情况下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粮食贸易自由化能够极大地扩大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贸易出口,但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会降低,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会引发重分配效应——富裕国家获益而贫穷国家边缘化。当然,这样的定量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仅仅讨论了消除关税一种情况,而这并不代表达到了贸易自由化,但作为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该结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中国的学者对贸易自由化与粮食安全两者关系的意见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保持粮食的高自给率对中国来说会给日益紧缺的水资源与土地资源造成很大的压力,是不经济的,中国应当参与到粮食的自由贸易中去。傅龙波等(2001)利用海关数据对中国几种不同粮食的进口来源地与可依赖性进行了综合分析,表示中国粮食的进口来源国虽然较为集中,但由于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地缘及其他原因都不会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或设置障碍,所以自由贸易下中国粮食安全并不会遭受很大的冲击。刘永胜(2010)则提出粮食贸易有利于中国粮食总量均衡,中国当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为保障本国粮食安全增加筹码;另一种观点认为粮食贸易主体进行贸易时动机复杂,利益诉求也多元化,绝不能贸然倡导粮食贸易自由化(尹成杰,2009)。樊明太、郑玉歆(2005)则遵循CGE模型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粮食的基准情景与贸易自由化情景进行设计,并模拟其对经济与粮食自给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后中国粮食的进口压力将会加大,除稻米之外其他粮食的自给率都是下降的。粮食自给率是衡量一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之一,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会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但这种影响的显现尚需一定条件。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贸易自由化并非等同于贸易,贸易由来已久,现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贸易自由化则意味着政府不加干涉,由市场掌握决定权、解决一系列后续问题,本文探讨的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机制也是以这个概念为前提的。理清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机制,并具体到中国自身情况,对选择正确政策方向、切实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二、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机制

实行贸易自由化是否可以提升福利水平、解决粮食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其影响的两面性,不可一概而论。而具体到一个国家对此应持怎样的态度,并不能简单参照他国意见,而应当在充分了解自身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权衡利弊得出结论。或许对于制造业,贸易自由化业已见成效,但对于地位特殊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是否同样适用呢?这些都是我们急需探寻的问题。

(一)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正面影响

1、提高各国市场效率,发挥比较优势

当今种植业还未发展到完全脱离自然条件限制的程度,因此各国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必会产生不同的优势与劣势,因而比较优势理论在种植业上的应用是顺理成章的,更是必然的,苛求种植条件匮乏的国家保证粮食自给自足不仅浪费资源,其本身也是不切合实际的。而贸易自由化无疑是常年处于粮食净进口国地位或无力满足本国粮食需求的国家的福音,如日本、冰岛等。种植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也确能带来一定的规模经济,增加世界整体福利。例如,朝鲜在前苏联未解体前的粮食产量约合现在的3倍,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分工明确,苏联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向朝鲜出口农业机械,而朝鲜则致力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再将粮食出口至苏联。不难看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分工合作,效率高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贸易自由化也能促使国际粮食市场成为统一整体,提高各国市场效率。国家间联系不密切,就会造成供需结构上的不平衡,特定时期内粮食丰裕的国家不能顺利地将多余的粮食投向国外市场、赚取外汇,反之粮食紧缺的国家也不能从国际上迅速得到补给。因此,即便各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如果缺乏可靠自由的交易机制,仍不能达到理想效果、提高市场效率,各国利用国际市场确保自身粮食安全也就越难以实现。那么哪怕全球生产出的粮食能够满足人们的总需求,粮食危机依旧会存在。而现在在农产品贸易上,各国的市场联系程度并不高。粮食贸易远未达到自由程度,贸易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依然任重而道远。

2、调节粮食价格

粮食价格与安全之间看似关联并不密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对粮食安全的测度中也没有考虑粮食价格,但对各国居民来说,这恰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对于食品支出几乎占总收入70%-80%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再加上粮食需求弹性低,粮价过高就意味着相当数量的国家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为摆脱贫困所做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同时,它也会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即:政府是保护农民积极性,不对粮价进行过分打压还是遵从消费者的意愿,通过政府行为将粮价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实证分析表明,选择后者更为明智,因为高粮价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要远低于我们的推测(MarosIvanic,2008)。而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达到影响粮食价格、稳定粮食市场的目的。一是引入外部刺激,二是增加替代产品。假设一个国家完全分离于世界粮食市场之外,该国的粮食供给量与需求量一定,国内粮食生产运作商作为唯一的供给者会倾向于囤积粮食抬高价格以期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国内的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如果政府出面,向市场大量投放粮食储备,短期或可遏制价格飙升,然而一旦储备量不足,粮价便会失控。而若该国参与了国际粮食贸易,就可以通过进口粮食来达成稳定粮价的目的,而且国外粮食来源一开始就会对“囤积居奇”的行为起到一个反刺激的作用,降低该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也使得进口国的粮食种类与加工品种增多,一种粮食产品的价格上升,人们就会转而购买其他替代品,如此,用于购买粮食的支出减少,基尼系数降低,福利也就自然增加了。

3、吸引外资,引进技术

一般而言,外资的投入主要是为了躲避东道国的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当贸易方式与资金投入方式同时可行的情况之下,出口国一般会选择前者,因为其风险和难易程度都较低。由此,不难推出贸易自由化反而会限制外资的引进。然而,粮食贸易却并非如此简单。由于人们对粮食的需求量仍处不断增长状态,粮食进口国的市场通常是很广阔的,加之很多国家的粮食生产尚在“靠天吃饭”的阶段,外资投入利润巨大,可利用的东道国资源也较为丰富,因此许多大型企业为抢占东道国的粮食市场会率先投资,贸易自由化并不能构成他们撤资的理由,反而是继续投资达成规模经济以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成为更为明智的选择。更不用说粮食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对其的控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贸易自由化吸引更多的外资,对东道国的粮食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传统的农业模式已然不适应日益增长的需求,耕地的锐减、人口的激增以及水资源的匮乏无疑使供需不平衡更加尖锐化,外资通常具有资金充沛、管理机制完善、技术附加值高的特点,客观上可以帮助进口国进行产业改造和升级换代,因此向领先国家看齐,引进技术与资金同样是“修炼内功”、增加本国粮食产量的一种途径,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

(二)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

1、不利于全球共同利益的维护

201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的第21次农业会议中提到,全球应致力于开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生物品种多样化与可持续发展,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关注也从最开始的可获得性扩展到了可持续性,但实行贸易自由化却会导致现实发展与该目标背道而驰。纵观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占据优势明显,一旦农业达成自由贸易,工业化种植的比例必将迅速上升,成为粮食生产的主流方式。生产者的逐利性使得他们不会舍弃当前收益较大的工业化生产而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去研究与实践新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而前者生产的特点便是高能源消耗、高化学用量、集约式管理、更注重产品与环境的统一性而非多样性(Weis,2010)。虽然工业化的生产让人们尝到了一些甜头,但已有学者指出这无疑是饮鸩止渴,这些所谓的高产量只能维持一时,却会造成更长时间不可挽回的损失。高能源消耗不仅对环境无益,更会激化能源竞争;高化学用量将造成土壤侵蚀与贫瘠;灌溉用水的浪费同样使早已成为农业发展制约因素的水资源变得更加紧张;而农产品品种的单一性不免导致部分生物基因流失,不利于农业生物技术的未来发展。20世纪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便是以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为代价的(MA,2005)。在没有外来力量加以管束的自由贸易情况下,除非生态系统破坏的严重程度会降低收入,粮食生产者都会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业生产模式,而消费者在收入没有高达一定量之前也不会选择价格较高的非工业化生产粮食,这也完全符合人们在提供公共物品时的“搭便车”现象。因此,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便是生态环境破坏,农业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粮食安全得不到长期保障。

2、进一步导致各国利益差异化

世界各国的粮食产业发展阶段不一致,所处战略地位也不相同。对于发达国家,这显然又是一个可以控制他国的“武器”,控制了粮食无疑是掐住了所有人的咽喉,所以握紧粮食掌控权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所在;对于正迅速崛起的国家,粮食产业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夯实的基础,只有建立起国家的粮食产业优势,才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抢粮大战中获益,才能支撑起其他产业的发展,寻找利基点就成了当务之急;而对那些仍然游走在饥饿、贫苦边缘的国家,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靠救济不是长久之策,不能自力更生将自己拉出缺粮的泥潭,求进步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增加本国粮食产量才是一切之本。如果用贸易自由化的统一标尺去衡量每一个国家,不难发现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利益诉求都能得以满足,用自由贸易一种方法去解决复杂的各国粮食安全问题显然行不通。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虽有理可循,但它只指出了总福利的增加,福利分配中并没有体现公平性。一些非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是净粮食出口国,而今却转变为粮食净进口国,除了土壤恶化之外还因为其逐渐专注于经济作物的生产,比如棉花、咖啡等,而其粮食种植业面对强大补贴支持的发达国家,甚至是在农业基础设施上稍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招架,更不可能在自由贸易中获益了。整个非洲地区,营养不良的人口约达2.4亿之多,这足以说明非洲及拉美的部分贫穷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似乎进入了误区,粮食安全状况堪忧。较为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潜在的粮食出口商或可在粮食自由贸易中分一杯羹,但这些国家集中在亚洲与拉美地区,本国人口口粮负担较重,向世界市场上的输出恐怕并不能形成规模,所以进行粮食贸易自由化最大的赢家应当是作为出口大户的发达国家。任由他们掌握全球粮食的控制权,支配世界其他国家的口粮显然是不理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业是为其工业化提供资金的重要部门,如果这块阵地无法坚守,经济的持续发展便是空谈,粮食安全就更不可能得以保证了。

3、冲击发展中国家粮食种植业,全球粮食产量增长停滞

贸易自由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粮食产业更加激烈的竞争,消费者对于物美价廉产品的天然倾向可能会使本国尚在发展的粮食产业陷入困境,最终退出竞争。这不仅会导致该国粮食产业痛失本国市场份额,还可能会间接影响其定价权的掌控。面对贸易自由化,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准备好了。李斯特认为农业已经发展成熟,不需要保护,因此只需要将重点放在幼小工业上,这在今天看来其实不然,国家间粮食产业实力还是悬殊的。2008年世界谷物的单产平均水平为3539千克公顷,但德、法、英等国这一数字超过了7000千克公顷,荷兰更是高达8308千克公顷,为最低水平哈萨克斯坦的近8倍。贸易自由化后,农业强国产品与资金的进入必然会冲击到弱国的粮食产业,使其丧失发展的能力。此外,研究表明,由于人口的增长等一系列原因,2050年的粮食需求量将会翻一番,而发达国家粮食产量的发展是否有上限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粮食产业的充分发展也更利于全球粮食安全的保障,非洲等国在迎接全球粮食需求上涨的挑战中将扮演重要角色(Thurow,2010)。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业遭到破坏,满足全球不断攀升的粮食需求只怕会变得愈加艰难。

4、进口依赖度提高,导致风险增加

贸易自由化实现后,鉴于各国粮食产业现有能力参差不齐,要素禀赋也不尽相同,无论是依据本国资源实际情况选择主动放弃,还是本国产业遭受冲击,难以抗衡外来竞争而被动退出,都会使国内粮食的进口依赖度提高,导致风险增加。如果这又是该国国民赖以生存的口粮的话,风险程度甚至会更高。出口国往往会以此为国际间谈判的筹码,向进口国施加政治压力。当然,1980—1981年间美国、欧共体等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未获成效的事实也让很多西方学者得出无论国际粮价走势如何,粮食进口方均能保持谈判优势的结论(RobertPaarlberg)。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该事件的特殊性,苏联是当时的工业强国,自然不会因为粮食禁运而乱了阵脚,并且高价从阿根廷进口粮食并不适用于现今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一旦国家间建立了粮食贸易联系,出口国就不会轻易放弃这个粮食出口的途径,如若不然就会形成“双输”的局面,这似乎也不符合全球粮食趋紧的大环境——粮食的卖方市场还是很明显的。虽然粮食出口国的分布逐渐趋于分散,客观上降低了不利影响的程度,但从2010年与2011年的数据来看,北美、欧洲等传统农业生产大国依然把持着全世界60%左右的粮食出口额。这一点也不得不令各国仔细考量。

三、中国粮食实施贸易自由化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是否应当积极推进粮食贸易自由化,其带来的影响究竟是否合时合宜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结合多方因素来看,中国实行粮食自由贸易难实现、难保持、难取得真正的高效率,而现今的环境不仅无法对粮食贸易自由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而会减缓其发展进程。

(一)中国粮食贸易自由化难实现、难保持

中国的粮食种植业效率与收益都不高,2009年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为6585.3、4739、5258.5、1630.2千克公顷,分别是粮食产业先进国家平均水平的87%、59%、58%、67%,四种主要粮食产品中中国只在稻米的生产上占有些许优势,而粮食的质量更是不能尽如人意,生产效率着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中国种植业还面临高成本的挑战。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价格也就水涨船高,竞争力受挫,因此中国的粮食在世界市场上通常并不受到青睐。贸易自由化后,各国可以自主选择贸易对象,不必考虑其他因素,这一现象或将得到强化,即使是中国的粮食有人问津,由于生产成本与运输成本的限制,收益也是有限的。相较而言,中国的其他农产品产业如蔬菜、水产品发展形势喜人,其依傍中国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生产成本大概低于国际市场四成左右,近年来的出口量更是达进口量的30倍有余,出口创汇能力较强,农民由此获得的收益比种植粮食要大。根据上述情况,如果实行完全贸易自由化,依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资源将会渐渐从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粮食种植业转向优势的水产品或蔬菜种植产业,也就是将生活性农产品转变为贸易性农产品,等于是将自己的饭碗交到了别人的手里。自古代以来,中国就一直奉行“无粮则乱”的治国思想,那么自由贸易带来的这种结果可不可以为中国接受呢?如果接受,中国会不会重蹈前文所提到的非洲一边种植经济作物争取外汇、一边饿殍遍地的悲剧呢?谁都无法保证。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上还是从非洲农业发展的前车之鉴上,中国实行粮食贸易自由化都不应当急功近利。

其实,在农业上发挥比较优势所带来的福利增加通常会被人们夸大。比较优势理论假定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这里的生产要素主要指的是劳动力和资本。但农业生产还需要另一种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源,也就是分类颇多的土地。不同的土地种类适宜种植的作物不尽相同。中国疆土范围甚广,南北东西跨度也比较大,适宜种植农产品的种类自然不在少数,如缺乏宏观管理,人们因利益驱使专一生产某几类优势农产品往往会因无法因地制宜而事与愿违。而且,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导致一定的剩余劳动力,但现实中这些劳动力并不能迅速流动而找到新的岗位,如此便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中国人口众多,任何时候人口间的利益协调都是中国的要务,比起经济效益,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稍有不慎会动摇国家的稳定。因此在政策选择上,中国一定不能以失业率增长为代价来换取并不显著的经济效益。由上可知,无论比较优势对粮食贸易是否完全适用,粮食贸易自由化在中国都难以实现并且难以保持。

(二)中国粮食贸易自由化难取得真正的高效率

纵观世界范围,粮食贸易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少数行业领头羊,如四大粮商等,更具备寡头垄断市场的特征。在中国,即使粮食市场结构仍处转型阶段,也出现了如中粮集团这样的垄断企业。而从中国粮油的控制权来看,垄断企业控制市场份额巨大,外资所占就达60%之多,最高时期直逼85%。2012年中国食用油的全面提价也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外资垄断厂商的影响,可知在中国粮食市场,垄断势力同样不能忽视,而这似乎也是大势所趋。粮食贸易自由化使得各国粮食厂商在一个更大范围中进行较量,争夺的是世界粮食的控制权与定价权,这也是粮食贸易的实质。平心而论,中国大型粮食厂商虽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发展已相当完备的外国垄断粮商相较,仍显得底气不足。如贸然采取粮食贸易自由化,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便是中国小型粮商逐渐边缘化,被挤出市场,而中国的大型粮商在高手如林的世界市场上也无力抢占制高点,不能获得粮食贸易中的话语权。整个世界粮食市场将由少数几个大型粮食厂商控制的局面可想而知,而寡头企业是以自身利益作为决策基准的,价格更是他们用以获取更多利益的武器,本身就不是最有效率的交易模式。何况福利分配也无公平可言,彼时已丧失粮食控制权的中国自然不会是所获颇丰的一方。此外让他国粮商决定中国粮食的生产与进出口,恐怕会引发恐慌。对待其他市场上的寡头行为,政府尚需出面调停,粮食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市场更需要政府来维护和规制,这也就与贸易自由的定义相违背了。不难看出粮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来说难以取得真正的高效率,也不能提高国民福利,只能为他国做嫁衣,并不是明智之举。

(三)中国粮食贸易自由化缺乏现实条件

粮食贸易自由化取得成效的前提便是存在一个颇有效率、完善的运作机制,但如今这个前提并不能得以满足。不仅如此,中国实行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也不成熟,主要来源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国际方面的阻力体现在当前贸易体制及贸易法规的不完善上,而国内方面则来自现实条件与基础设施的不足。

虽然WTO一直致力于促进粮食贸易自由化以扩大全球粮食产量与贸易量,调整粮价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将农产品销往发达国家、出口创汇的途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多哈谈判中,日本建议禁止各国对粮食设置关税却鲜有国家响应,多哈谈判目前也陷入僵局,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没有拿出可行的方案。另外,此次谈判仍然承认粮食自由贸易的两种例外情况,一个是所谓的“黄箱”“绿箱”“蓝箱”政策,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豁免;另一个就是SDT规定,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粮食产业优势,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但就效果而言,前者的实施范围远比后者广泛,推行力度也更大。且农业协议规定各国对农业的保护要降低到1993年之前的水平,发达国家经过前期保护政策的实施,或可依照规定而行,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免有些困难了。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35次会议报告指出,“随着时间的迁移,更多的贸易计划促进了经济增长,食物安全的问题就在于穷人是否能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而这样的协定表面上一视同仁,其实质却是对“穷人”的极大不公。而纵观各国现今的粮食贸易政策也不难看出,一些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如印度、泰国等都对本国的粮食出口进行限制,欧盟27国、日本等则开始暂停征收大部分谷物的进口关税,可见世界粮食的供需是趋紧的。另外,关税是部分出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贸易自由化对粮价的调节机制又很复杂,有时会导致国际粮价高于出口国本国市场上的粮价,因此提高粮食出口关税也是这些国家的无奈之举。在各国纷纷尽力将粮食留在国内而在国际市场上吸收更多粮食的大环境下,中国想依靠世界市场来保证国内粮食安全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向他国进口粮食不仅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还需有便捷而花费低廉的运输途径。中国除了铁路运输,其他的运输条件都不如人意,但即使是铁路运输也并不是十分发达,尚有不足。举东南亚国家为例,中国仅与越南签有正式贸易协定,而与老挝、缅甸等国由于政策限制,进口难以形成规模,即使限制消除,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通条件不能支持大规模粮食运输,进出口无法做到畅通无阻。不便利的交通同时也会增加运输成本,如从磨憨口岸到昆明的运输成本就高达280元吨,这也就失去了进口的意义。而东南亚是中国重要消费粮食——稻米的主要生产地区,这也提醒我们,中国粮食自由贸易尚缺乏完备的基础,仍需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

另外,中国是大国,每年所需粮食数额巨大,国际粮食年均贸易量只占中国粮食年度消费总量的50%,如若不大量自足,过分依赖进口,必会拉动世界粮食价格上涨。这不仅将打破粮食贸易的正常格局,还会引发他国对中国的不满,那些粮食消费所占比例较高的贫困国家更是会怨声载道,不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中国本来就甚嚣尘上,中国断不应再在这个方面授人以柄。

相反,现在的中国有比实行粮食贸易自由化更有效、更为紧迫的方式——也就是发展本国粮食种植业,提高产业技术含量。资料表明,中国在农业特别是种植业技术上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可达60%—80%,而中国仅有30%—40%,并且从事农业科研的研究人员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9,欧盟的15,研究开发经费更是位于泰国和阿根廷以外的所有粮食主要生产国之末。壮大自身力量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参与贸易竞争与分享总福利的资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就轻言贸易自由化,缺乏与他国交易的筹码,想在世界市场上获利岂不是与虎谋皮。因此,中国当前的要务是扶持本国的农业产业而非其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结合贸易自由化的利弊影响以及中国粮食产业与贸易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出,了解本国产业所处位置、现今发展情况与选择何种贸易政策密切相关,中国一直属于发展中国家阵营,其粮食产业也仍处于变革发展阶段,虽在个别产业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与世界其他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旧不可小觑。尽管贸易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粮食贸易或将逐渐放开,但由于粮食的特殊战略地位与其复杂性,自由贸易在当下缺乏实行的条件——利益分配不平均,国际贸易体系缺乏效率和公平等。而且回顾世界农业贸易的历史,除了英国在19世纪短暂试水农业自由贸易,几乎没有出现其他粮食贸易自由化的例子。具体到中国,现阶段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其正面影响,贸然大开国门无疑是“引狼入室”。因此,粮食的贸易自由可能仍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和特定的实施环境。但是暂不接受贸易自由化并不代表要完全摒弃贸易,实行粮食自给自足。事实上,这样极端的想法也不利于中国粮食产业的发展,固步自封只会导致更加落后,此时政府就应当承担起引导本国粮食产业发展以及粮食贸易方向的职责。同时,我们也应当充分地认识到,农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度,撇下农业而集中力量发展工业、服务业的道路行不通。与其在自由贸易是否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徘徊,不如以各国农业发展历史为鉴,努力提升本国粮食产业的实力。如此,不管是平衡本国粮食供需还是更好地参与粮食贸易,抑或是为世界未来粮食安全贡献力量,中国都能够游刃有余。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确保中国粮食安全。

(一)实行补贴,扶持粮食产业

近几年来,中国的几个重要贸易伙伴实际运用的农业国内支持总额略有下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美国生产者补贴等值(PSE)总额从2004年的432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233亿美元,欧盟则稳定在1000亿欧元左右,日本和韩国也走下降趋势,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国家逐渐放弃了农业补贴政策,相反,美国的新农业法案规定,今后10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将达1900亿美元,比旧法规定的补贴增长80%,可见其农业保护力度是在增强的。而且,即便与其下降后的PSE进行比较,中国的农业国际支持水平也仍显不足。因此,如果政府不对本国的粮食产业进行合理大力扶持,中国农业很难自行寻找到快速发展的出路。李斯特的幼小工业理论在这里其实也可得以运用。中国粮食产业尚处发展与转型阶段,实力较为薄弱,政府在鼓励其进步的同时,还应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免受他国强烈竞争的冲击,等时机成熟再让其充分融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尤其是对未来粮食产业中大有可为的国有大型粮食企业更应多加管理,他们将是持续发展与接受外来挑战的中坚力量,国家需要在提高这些企业的生产加工能力与效率上多下工夫。对粮食产业的保护还体现在相关法规的及时出台上,在大豆产业已遭外资侵入很长时间后,国家方才出台相关条例对该产业进行规制,致使中国在大豆产业失去完全掌控力。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谨记前车之鉴,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和前瞻性。此外,现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反倾销、反补贴的浪潮越来越明显,中国应对经验明显不足,这也是政府在扶持本国农业时应当解决的问题。

另外,由于中国农业资源确实有限,所以在扶持粮食产业上没有能力也无需面面俱到,只需要选择与国家安全联系最为紧密的产业作为重点,比如稻米与小麦等,其他粮食作物便可略居其次。2009年中国玉米的食用消费仅有1417万吨,用于饲料原料的制造则高达10945.9万吨。而饲料原料具有替代性,且使用其他材料代替玉米的趋势方兴未艾,因此粮食产业的发展也可分轻重缓急,认识这一点有利于对粮食产业的发展进行总体规划。

(二)发挥特色,开展生态农业

日本的粮食产量呈现下降趋势,原因之一是其急功近利的农业发展模式。高化学用量以及大面积灌溉使得本来就数量有限的耕地质量一降再降,对国外粮食的需求量也就越高。中国的耕地总量虽不在少数,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平均到个人耕地资源就显得不足了,而且耕地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的质量恶化直接制约粮食产量的增加。因此日本等国的农业发展老路显然不可取。只有遵循生态农业的道路,中国的粮食产业才会得到长足的进步,也只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保证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中国在今后的粮食产业发展中应当积极促进节能减排,强调科技绿色种植,将先进技术融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良已出现退化问题的耕地,完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保证粮食增产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相得益彰。

另外,就中国失势的大豆产业而言,并非没有与外来竞争抗衡的方法。从外国进口的大豆虽然价格优势明显,但品种单一,而中国东北传统的大豆品种优良,尽管生产成本较高,但在不断倡导生态农业的今天也并非毫无胜算。随着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会转而购买优质、健康、品种多样的农产品,中国的特色优势就能够得到发挥。只要在发展中国粮食产业的道路上,将良种、良法、良田结合在一起,保证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三)开辟西部可用耕地,积极对外农业投资

2012年的两会上,袁隆平表示,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而且中国西部尚存在未被开发的可耕种土地,可将这些土地合理地开发利用起来,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加拿大地广人稀,一直是美国的后粮仓,而且近年来一些粮食净进口国为保证本国的粮食供给,开始向其他国家购买农业用地,这逐渐成为了一种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法。对此中国也可以效仿,向土地资源较丰富但利用率不高的国家进行农业投资,如俄罗斯、新西兰、缅甸等,这样无疑可给中国的粮食安全上一个保险栓。

(四)努力推进贸易区域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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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现状及事故原因

1).操作工人的安全施工意识淡薄。目前建筑企业雇佣的操作工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工,由于自身身份的特殊性,其流动性较大,企业很难将他们固定下来,造成管理上困难。另外,他们安全意识差,缺乏基本的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三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现象时有发生。据统计,建筑行业70%以上的事故都是因“三违”造成的。企业安全教育和安全知识培训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这一变化特点,安全工作人员要及时查缺补漏,更新和完善;

2).岗前系统的安全培训教育不够,时间短,效果差;班前安全教育没有真正落实,即使有也是流于形式,个人的安全施工意识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良好的安全作业习惯没有养成;

3).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没有落实到位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安全管理一种动态管理。物的不安全因素在减少,但人的不安全行为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改善;

4).建筑工程项目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安全防护措施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足,这给工程项目施工安全带来极大考验。安全文明措施费要求在投标时单列,是工程投标时不可竞争性费用,可是好多施工单位工程中标后,对安全文明措施费部分挤压占用,造成安全防护措施方面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大打折扣。

2.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的原理及内容安全管理原理是人类安全活动的基本理论和策略,是安全科学以及安全管理科学发展的基石,是人类预防事故的重要理论核心,是构件和谐社会安全发展的指导原则。运用原理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实施工程项目安全管理。

1).以预防事故为中心,“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预测和预防事故是现代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预防事故的根本在于危险源辨识,进行危险性预测,运用科学知识和手段对工程项目施工系统和作业中实际存在的危险及可能发生的事故及其严重程度进行分析和推断,并进一步作出估计和评价,以便查明系统的薄弱环节和危险所在并及时加以改进,同时也可对各种设计方案能否满足系统安全性的要求进行评价,作为制定措施的依据;

2).生产必须安全,安全才能生产,安全是生产的前提,安全是全体人员的安全。遵循“管生产必须管安全”“人人都是安全员”的原则;

3).实行系统安全管理,在施工过程中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人、设备和环境等因素。因此,安全是同施工过程中的许多环节和条件发生联系并受其制约的,只是孤立地从个别环节或在某一局部范围内分析和研究安全保障,是难以凑效的,要有效实行全面系统的安全管理。

二、安全施工管理的对策建议

1.落实安全施工责任制安全施工责任制是搞好安全工作的重要组织措施。多年实践证明,安全施工责任制落实得好,安全状况就好,反之安全状况就差。

2.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提高人员素质提高人员素质不仅仅是安全施工管理的要求,也是建筑企业整体发展的需要。

1).安全教育、培训的目的与方式。安全是生产正常进行的前提,安全教育又是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全员安全素质、安全管理水平和防止事故,从而实现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安全教育主要包括安全生产思想、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和法制教育4个方面的内容;

2).安全教育的内容随实际需要而确定。三级安全教育是企业必须坚持的安全生产基本教育制度。对新工人必须进行公司、项目部、作业班组三级安全教育。对新工人的三级安全教育情况,要建立档案。新工人工作一段时间后还应进行重复性的安全再教育,加深感性、理性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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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强制检验;食品安全;意义

中图分类号:F407.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引言

我们所强调的食品质量安全就是食品的质量对食用者的健康和安全的影响程度。它通常包括了三个主要内容,

首先就是由于食品的污染威胁人体的健康和安全。一般按照食品污染的性质可以将其划分为化学性的污染、生物性的污染和物理性的污染。而按照食品的污染的来源划分,则可以分为,原料污染、加工时出现的污染、包装过程出现的污染、运输和贮藏阶段出现的污染、销售时出现的污染几方面。现在,由于向畜禽喂食激素使药物残留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是食品污染的主要问题。

其次,这类安全问题是由于食品的工业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在食品进行加工时采用生物、化工和其他的一些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包括添加食品添加剂、食品中添加生产配剂,还有一些在食品中加介质。还有转基因食品和辐射食品等等。这些新技术都会给食品的安全带来极大地破坏。使食品的质量受到威胁。

另外,就是食品标识的混乱使用,食品标识对食品质量有很大的影响,两者不可分割。食品标示可以表现出不同食品的不同特征以及功能。它是消费者选择食品时的依据。对食品标识的不合理使用主要有以下表现:(1)食品标识的伪造。主要包括了对生产日期、生产厂家、质量标准的伪造;(2)没有相关的警示说明;(3)虚夸食品的功能和成分;(4)没有对食品标识进行中文注解。一些进口的商品只标注外文,但是这让国内居民没有办法辨认。食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对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国家质检总局要发挥其职能,根据相关规定,从食品的源头上就保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制定食品质量的市场准入原则,对食品质量进行强制控制。

食品质量安全的市场准入制度有三个主要的内容一是对食品的生产企业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二是对企业生产的食品实施强制检验制度;三是对实施食品生产许可制度的产品实行市场准入标志制度。我们可以看出,在市场准入原则中强制检验单独成为一项制度,可见它在食品的质量检测中的重要作用,它对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中对强制检验的规定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点,即食品的发证检验、食品出厂时的检验和对食品进行监督检验。通过这三种检验方式,使食品的质量从生产到出售得到了全程的保护。这种办法使食品的安全质量得到了切实的保证。但是我们注意,产品的质量不能只依靠检验,它主要依靠的是生产。检验只是一种手段,它是根据相关的标准,和指标,通过一些仪器对产品进行检验,判断产品是否符合标准。

一、发证检验

发证检验指的是质量监督部门在对企业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申请进行受理时,通过委托检验机构来对申请企业的产品进行质量检查,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对食品生产企业的审核,对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有很重要的作用。只有企业在检查中合格才能够获得许可证。

而在发证的检验中,一般使用的是抽样检测,因为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有很多,虽然企业的管理、设备等都达到标准,但是也不一定生产出质量过关的产品。所以通过抽样检验的方法,能够对企业的产品质量进行更好地确认。

二、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主要指的是根据《产品质量法》,企业一定要履行的法律义务,就是企业在进行生产时必须要保证其生产的食品符合国家规定。在《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中有一点 “食品在出厂的时候一定要进行检验,没有接受检验或者是不合标准的产品不能出厂。”,在《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为了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出厂检查是不可或缺的,必须得到落实。而我国采取的出厂检验主要有两种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介绍。

1.自行出厂检验,这种检验方法就是那些已经得到了生产许可的并且拥有出厂检验能力的企业,可以自己对生产的产品进行检验。但是其检验能力一定要获得相关部门的确认,并且监督部门要对其产品进行定期的检查。

2.委托出厂检验,主要针对一些有生产许可证却没有出厂检验能力的企业使用。这些企业通过委托具有法定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查。委托出厂检验是我国强制实行的检验方式,其弊端就是有一定的风险性,针对这些弊端,笔者建议企业自检。

出厂检验的项目依据执行标准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进行。

就委托出厂检验笔者有如下看法, 为什么委托出厂检验说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究其根源,委托出厂检验检验的时效和频次要求较低。其一,根据企业生产检验流程,生产企业在产品出厂前应对每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而且检验的结果要在每批产品出厂前得到确认并备案,只有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才能出厂。因委托出厂检验对出厂产品进行抽样检验,有些批次的产品未进行出厂检验,或一些批次产品的质量有不确定性。如果该批产品因质量的不确定性直接进入消费市场,食品质量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其二,检验时间长短。出厂检验是根据每个批次进行的,产品出厂前必须通过检验确认产品是否合格,才能出厂,进入产品流通市场。因此检验的时间很重要。委托出厂检验时间过长,产品出厂时间延误,对企业的生产、销售就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人为缩短检验时间或检验结果未确定情况下,企业以其替代合格产品出厂销售,不合格产品就会流入消费市场。

我认为,要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在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中要严格把关,生产企业没有出厂检验能力的不应发放生产许可证,出厂检验能力作为生产许可的一项硬指标来执行。

三、监督检验

监督检验也是一种政府行为,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监督管理的一种方式,因其属于强制性检验,这就要求生产加工企业、销售者不得拒绝检查。

监督检验分监督抽查和定期监督检验等多种形式,技术监督部门通常采取抽样检验的方式,依据相关检验标准,通过监督检验细则规定的检验项目检验得出检验结论。

通过上述三种形式对企业出厂前产品实施强制检验,进而从生产加工源头上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在这三种形式的强制检验中,出厂检验对于保证食品质量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其生产加工的食品就会直接进入消费市场。按照产品标准,企业生产加工的每一批食品都必须进行出厂检验,这种检验是强制性的。依据法律法规,食品出厂必须经过出厂前检验,经检验合格的食品才允许出厂销售,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食品不得出厂销售。如果不进行出厂检验,不合格食品就会流入市场,从源头上就无法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因此,出厂检验是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预防性检验,是防止不合格食品进入市场的可靠保证。

监督检验是一种不经常性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的检验,是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监督检查进行的检验。在一定的时限内,对一种或几种产品进行检验。如果通过监督检验发现食品质量存在问题时,或许已有一些数量的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因此,发证检验和监督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出厂检验的监督和验证,可有效促使生产加工企业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意识,严把食品质量关,加强食品的出厂检验工作。

实施强制检验制度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和监督管理部门为履行其质量责任和义务必须开展的检验。食品质量安全关系到百姓的健康安全,强制检验作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必要手段,必须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确保食品质量安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