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向趋势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走向趋势，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结合新近事件、经济数据和历史实证分析，笔者当前全球经济的内在逻辑是：复苏动能下降，复苏差异性进一步加大一货币政策博弈渐趋复杂，汇率摩擦有所加剧一国际金融市场宽幅波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

笔者认为，下半年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下降的原因有五：其一，一系列支撑上半年全球经济超预期复苏的短期利好因素正大幅减弱，前期扩张性政策的刺激效果从高峰转向低谷，再库存力度也逐渐降低；其二，财政巩固计划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开始显现并将在短中期内逐渐加大，根据IMF的最新研究，每降低1％的财政赤字GDP占比，消费和投资需求将在两年内累计下降1％，失业率则可能上升约三分之一个百分点；其三，全球经济复苏的就业创造能力较危机前显著下降，进而限制了内需的恢复力度，根据笔者的测算，2010年发达经济体整体失业率同增长率之比为3.06，2011年则将上升为3.76，均大幅高于1980年以来2左右的正常水平；其四，不确定性上升导致全球范围内投资水平恢复趋缓，企业将流通现金转化为投资的动力不足，居民也相应减少固定投资和购买耐用品，截至第二季度，美国企业固定投资、库存投资和消费者耐用品支出之和在GDP中的占比仅为20％，远低于24.8％的历史平均水平；其五，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推进在增强金融稳定性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增长成本，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对17个经济体的研究，普通股权益资本比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未来几年GDP水平下降约0.2％。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下降的同时，复苏的差异性也进一步加大：一方面，区域差异性进一步加大且更趋复杂，在新兴市场领先发达市场的大背景下，不同市场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周期差异性有所加大，重要表现是美国已率先遭遇复苏动能明显下降的挑战。

复苏动能下降和复苏差异性进一步加大共同导致全球范围内对复苏利益的争夺更趋激烈。笔者认为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如果将复苏利益比作蛋糕，那么各经济体发现，蛋糕并没有之前预期的那样大，而且实际上也正在缩小，获得更大更多的蛋糕是其从个体理性出发的目标，而饥饿感的差异决定了其争夺迫切性的不同，自身经济特征的差异则决定了其争夺蛋糕手段的不同。

从全球范围看，应对复苏动能下降的挑战，各经济体有三种政策工具可以应用：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三是汇率政策。鉴于欧洲债务危机刚刚企稳，即便不排除各经济体陆续出台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主要手段的“二次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其政策规模也将显著低于首次刺激政策。因此，为进一步夯实复苏基础，争夺复苏蛋糕，各经济体可以应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宽松政策基调得以确立，并通过“拓展剩余空间+延长持续时间+重启量化宽松”的混合方式进一步增强，全球货币政策博弈更趋复杂；在汇率政策方面，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发达经济体则拥有较强的货币影响力，因此大部分经济体均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对汇率走向施加一定影响，汇率干预时有发生，汇率争端不断加剧，竞争性贬值现象初步显现，保护主义渐趋泛滥。

在全球货币政策博弈渐趋复杂、汇率摩擦有所加剧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宽幅波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2010年9月以来，受美国经济率先超预期回落、美联储重启QE2可能性大幅上升、美元资产避险需求不断下降和美元套利交易有所升温的综合影响，美元继续前期的快速贬值态势。截至2010年10月14日，美元指数收于76.54点，美元较8月末贬值8％。

篇2

[关键词]宏观调控 经济回升 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3）06-0474-01

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将要进入改革开放至今的另外一个增长期，由于我国经济的最终需求不够，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将是个长期的过程。在2013年，很多人认为，经济已经达到底线了，很快就会拥有新的上升通道。而我们则不认为是这样的，所谓的上升只不过是2012年5月份政府部门通过政策的调控，人为的刺激。在我国现在的低迷发展的环境下，市场的经济消费以及出口的数量减少，达不到最终的需求。所以还需要政策的调整，这也是+刚刚开始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压力依然很大，在短期之内不可能出现经济的上升，相比与2012年的货币政策的宽松，2013年的货币的政策应该要收紧，宏观的经济调整才能够突显出对财政政策的作用。

一、宏观经济发展运行的回顾

世界经济的低迷，金融风暴的危机，现在我国经济的增长缓慢，相比与2002年以前的经济，虽然有所增长但是也是在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8%的增幅。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的运行主要有以下的几个特征：

（一）进入改革开放至今的第二次调整增长

我国在2012年的前三个季度里面，我国的GDP的总量达到了353480万亿元，比同期实际增长了7.7个百分点，预测全年的GDP可以增长到52万亿元，同比上升7.8个百分点，但是比上年下滑了1.5%。而造成这样的主要因素是由于明显放慢的出口增长，预计全年的出口增长比上年下降13%只能达到7.2%。由于稳增长政策的不断刺激，第四季度到2013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回升，这些不是实际的回升，而仅仅是一次经济的“反弹”。

（二）企业经济收益下滑，加大就业压力

2012年的1月份到10月份全国的企业的主要经营业务仅仅同比增长了10.2个百分点，比上一年下滑了19.4个百分点。而获得的利润则是比相同时期的明显下滑。到了2012年的9月份才有所好转，引起这最主要的原因是生产原料的价格的上涨。2011年的1月份到10月份全国规模的企业利润达到了40240亿元，比同期的增长了0.5%，这些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最大的企业由于利润的增长的减少，同时会对人们的就业造成很大的影响。企业员工的就业率与同期的相比从9.5个百分点回落到了8.5%，就业的难度明显增大。

（三）央行政策放松

在2013年5月过去3周期间，人民币的汇率相对于美元升值0.6个百分点，对于受到严厉控制的人民币，这一次的升幅非常的快，尤其是在美元汇率相对不变的背景下。在3天的劳动节之后，人民币在星期四持续走上升趋势。人民币的交易一度达到历史的新高，创下了人民币汇率的最高纪录，在这个汇率上升的时期中国央行将会连续两年拓宽人民币的交易区间。从去年的4月份开始央行就将这一区间扩展了将近1倍。这一倍的区间里面已经足够容纳美元和欧元的正常浮动。限制人民币的涨跌并不是限制交易的区间，而是央行每日设定的人民币的中间价格，即使在这个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比较大的时期，央行也通过设定每日的中间价，来持续引导人民币汇率回落到较低的水平，央行还需要干预汇市，通过买下外汇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二、当前宏观经济的走势

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变化，世界经济的波动的情形下我国经济在2013～2002年以前相比是有不断回升的趋势，造成这一回升趋势是由于最终需求不足造成的，连续的增长，连续的下滑回落的根源也是如此。除了最终需求的不足，还有消费的不足，出口的不足，2011年比较同期零食的消费总数实际只是增长了11.1%，较之上一年则是下滑了3.5%，但是同期的投资和出口都是处于高增长率的状态。出口和消费的不足，造成了最终需求的不足，并且各种迹象可以看出来这2种的最终需求都需要持续性的稳定调整。所以我们2011年的经济是有缓慢的趋势，而不是自然灾害、外界的冲击、或者是说由于宏观调控的结果。我国的经济政策的调整是通过投资来进行调整的，而这个却不能改变经济调整的趋势，只能够带来经济“反弹”的效应。2002年以前的我国第一次经济的调整期增长表明这一次的经济调整的时间持续会更长，调整的力度会更加的大。在这个世界经济低迷，复苏的持续性太短的大经济环境下，我们要慎重的调整，不能随意的说出什么调整已经结束，而是要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单靠政府的政策调整也不是一个长远之计，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失去很好的调整经济结构、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

2013年的GDP增长将会有所缓慢，预计全年的增长大概在7.5%与前两年的经济增长有所不同，2013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资增长的影响，我们预计消费水平和出口都会和以前持平，而投资的增长将会有所减慢。

尽管现在的人民消费水平呈现下降或者是不足的情况，但是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房价的持续升高造成了消费的压力，在工业部门等企业的就业压力增加，而服务业又不能在短期的时间里有明显的增长，所以2013年的就业问题会比较突出，将会面临新的就业压力的挑战。

在2013年内，我国的出口会呈现走平的趋势，同时国际经济的复苏缓慢，对我国出口的形势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2012年9月份以来出口出现了反弹，主要是受到季节的影响但是到了11月份出口的增幅再次回落到了2.9%就证明了这一点。

2013年投资的增长要向下调整，主要是因为市场类型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而且消费和出口的持续不稳定，并且物价的增长缓慢，将会抑制出口导向的企业投资，在房地产方面，销售量的下滑造成资金的不足，伴随着2012年第三季度的反弹效应的结束，房地产仍然会造成房产的需求不足以及金融性收缩的影响，将会再次下滑。估计2013年全年的投资增长大概是15到18个百分点，比去年下调了3到5个百分百点。

三、相应政策的走向

我国进行宏观经济的调控，首先要调整整体的思路与重点，其次就是建立新的思路和重点，加快经济政策的改革，做成新的发展机制，快速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最终达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的。宏观的经济建设要围绕着调整结构、调整方式、保护民生而展开，推动社会的总体消费水平、国家商品技术的出口数额、改善消费和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要改善消费问题，改善消费问题就需要不断地提高和改善民生，建立安全可靠的社会保障网，不断地提高中等收入者的经济收入。

其次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使我国的商品在世界上获得更加有力的竞争能力。完成企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出口商品的增长率迟缓的问题。使我国的企业能够独立自主的完成技术的支持，从而使得国内大企业不再依赖于外企，而是能够走一条属于自己特色的道路。同时还要鼓励民营产业加大企业投资，保护民营企业让他们做大、做强，成为我国创造产业的新兴力量。

四、结束语

中国经济现在正是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不断的改革经济制度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的提升，不断地提升国民经济的竞争能力，在世界经济的大圈子中，通过竞争的手段不断使中国经济向前发展，从消费到出口，从国家宏观调控到民族经济的自主创新，政策的更新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l周子勋，金融风险是当前宏观经济最大风险[N]，证券时报，201301-24A03

[2]常修泽，当前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导向[J]，浙江经济，2006，21：4-5

[3]蔡真，郭晓琼，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J]，银行家，2011，11（05）：20-23

篇3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篇4

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要确保粮食供求平衡和价格稳定，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快农村改革的步伐。

一、虽然2004年粮食大幅度增产，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没有明显提高。粮食调控政策应该把握好两点：既要重视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要高度重视防止粮价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

2004年粮食总产量4695亿公斤，比上年增产388亿公斤，增长9．0％，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粮食单产308公斤／亩，比上年增长6．6％。粮食单产和当年粮食增产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增产幅度这么大，与气候因素有直接关系，更得益于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扶持政策。2004年旱涝灾害呈“点状、散发”，未形成大的区域性灾害，总的受灾程度也较轻。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旱灾面积为4．12亿亩2003年为3．73亿亩2004年为2．18亿亩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涝灾面积为2．25亿亩2003年为3．05亿亩2004年为1．16亿亩。2004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力度之大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2004年粮食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面对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涨，决策部门没有人为打压粮价，而是顺应了市场供求规律的要求，理性地对待粮价上涨。

目前国内粮食总需求大约在9700多亿斤，每年约增长0．8％，这是各个方面比较接近的看法。只要今年粮食产量能达到9300－－9500亿斤，加上大豆进口和适当进口一部分小麦，完全可以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实现粮食总产量达到9300－－9500亿斤的目标，取决于气候条件是否有利，也取决于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能不能保持稳定、并不断完善和强化。实现这样的目标虽然有难度，但只要调控政策得当，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次粮食价格上涨以后，能在目前的高价位上维持多久？会不会只维持23年的时间？这是当前农民和粮食主产区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从过去10年的情况看，1993年底至1996年粮价经历了3年的上涨，1997年至2003年又经历了近7年的下跌和持续低迷。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粮食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是难免的，但一定要防止这次粮食价格上涨23年后，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今后23年内粮价下跌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粮价上涨的可能性。如果出现粮价大幅度的回落，整个农业和农村工作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2005年我国粮食政策的基本趋向是：

1、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这是稳定和增加粮食产量的基本保证。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4．91亿亩。2004年农业部的估计是15．3亿亩，增长4000万亩。今年要争取恢复到15．5亿亩。

2、稳定和完善对粮食生产的各种扶持政策。继续对种量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农业税的减免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资金会进一步增加。最低收购价的政策仍继续保留。从国内外的经验看，最低收购价或最低保护价政策虽有必要，但政策成本往往较高，即使采取这项政策，也要把握好力度，最低收购价的水平要合理确定。要集中财力确保对主产区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的价格保护。

3、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农村税费改革前，每年中央加地方的农田水利投资为200亿元左右，其中中央占1／3，而每年农民自筹资金就达200亿元左右。高峰时每年冬春农民投工可达到80亿100亿个工日，最近几年，农民投工这一块已经大大下降，现在已降到50亿个工日，今后还会继续下降。逐步取消“两工”后，如何保证农田水利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渠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对于农民直接受益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在切实加强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前提下，可以允许投工投劳。全国有60多万个村庄，在短期内把农村各种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都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是不现实的。引导农民自觉自愿投工投劳，参与各种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好有关政策界限，需要严格控制标准、严格规范，防止重新加重农民负担。对于受益对象范围较大的农村公共工程，必须纳入各级财政的支持范围，不能再重新恢复农村义务工制度，对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必须给予合理的报酬。要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主要用于支持粮食主产省份改善生产条件。

4、建立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机制。目前的粮食风险基金是中央给一块，地方政府掏一块。粮食调出省将粮食调往粮食主销区时，实际上将粮食风险基金的一部分补给了粮食调入省份，这样就形成了“穷省”补贴“富省”的现象。在过去粮食多时，粮食主产区感到吃亏。这种反常的补贴严重打击了粮食主产地区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主产区的事，更是粮食调入省份的事，不能让经济相对落后的粮食主产区来承担这个责任。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具体设想是：适当降低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中地方财政的自筹比例；从经济发达省份根据其粮食调入量或占用的耕地数量，收取补偿金给中央财政，形成粮食安全基金；将土地出让金的一部分归集到中央作为粮食安全基金的来源，中央财政根据粮食调出省份粮食调出的数量给予适当补贴。

5、协调好粮食进出口政策与国内粮食政策，防止出现“逆向调节”，并弱化我国进口粮食的“大国效应”。从以往经验看，出现过国内粮食供给相对平衡的时候却大量进口，国内粮食减产供应紧张的时候又大量出口的现象。要统一协调粮食内外贸政策，提高粮食进出口的运作效率，防止粮食的进出口方向与国内的供需实际严重脱节，减少“逆向调节”。2005年玉米出口可适当扩大。限制玉米出口的政策会打压国内玉米价格，有可能造成“卖粮难”。2004年进口的小麦全部用于补充国家小麦库存，在小麦丰收后，2005年仍然要控制好小麦进口的数量和节奏。过去的经验表明，一旦出口国形成中国缺粮的预期，我国进口粮食时，将会刺激国际市场粮价上涨。中国进口粮食确实产生了“大国效应”。要进一步改革粮食进口体制，掌握好进口时机，弱化“大国效应”。版权所有

二、2005年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继续大幅上涨的空间，粮食增产幅度也不可能像去年那么大。因此，农民增收的压力会很大。要更加重视“节本增收”、“优化农业结构增收”和“改善农民就业增收”。

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农业增收比重超过非农业，粮食主产区增收速度超过非主产区，种粮农民收入增速超过非种粮农民。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力度之大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但从总体上来看，财政政策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远比不上粮食涨价和外出打工。2004年农民主要是靠“涨价增收”和“增产增收”。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增收困难。必须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力争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一）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2004年肥料价格约上涨了20％。各项财政政策性因素的直接增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抵消掉了。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控制农业生资价格的过快上涨是2005年一个重要政策课题。2004年对化肥生产和进口厂家的财政补贴（7亿元）基本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2005年政策要有所调整，这笔资金用来直接补贴农民效果会更好。2005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3．9％，其中，城市上涨3．3％，农村上涨4．8％。农民购买力低，但农村物价上涨却高于城市，是不正常的。农村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日用消费品，不合格率高、假冒伪劣问题较为严重，销售渠道混乱，严重危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些地方行政管理乱收费的现象，加重交易双方负担。连锁、超市、配送经营等现代物流方式在农村发展还非常落后。要规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管理，净化市场环境，建立有效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农村日用工业消费品市场要以扩大连锁经营、重点加强便民设施建设为主，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商品消费品分销渠道，发展销售制等营销方式，方便农村居民消费，提高农村市场的运作效率。

（二）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供给不能指望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口粮，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在我国，确保粮食安全应包括三项具体目标：一是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基本自给水平；二是通过进出口调剂、库存吞吐，最大限度地保证粮食市场供求平衡；三是保障特殊群体的食品安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仍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主线。根据我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产品供求的现状，应在继续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加快林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力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加大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按照“发挥比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实现市场多元化”的战略思路，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力争成为世界农产品贸易强国之一。

篇5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FTA；贸易利益

中图分类号：F7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9-0008-02

1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现状

自2001年以来,我国一方面致力于推动多边框架下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稳妥的区域贸易安排策略,加快了商签FTAs的步伐。中国已经参加的FTA或自由贸易安排有7个，即《曼谷协定》（现更名为《亚太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协定》，加上与香港、澳门地区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及补充协议。此外，目前我国正在跟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28个国家和地区商谈11个FTA或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1.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已正式缔结并付诸实施的第一个全面性FTA,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等广泛内容。目前,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自由化进程已经全面启动,根据中国与东盟签订的货物贸易协定的降税安排，中国进口东盟国家产品的关税平均已经降到了5.8％，远远低于现行最惠国税率4.1个百分点，到2010年将有7000多种商品对东盟各国实现零关税。而这7000多种税号产品，占目前从东盟各国进口产品的93％。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进一步向东盟国家开放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东盟10国也在金融、医疗、旅游、运输等12个部门的67个分部门向中方做出开放承诺。根据中国和东盟国家各自服务业的特点，协定规定了包括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在内的开放措施，市场准入的开放程度全面超越了各国在WTO中的承诺。

1.2《亚太贸易协定》

《亚太贸易协定》的前身为《曼谷协定》，我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该协定。至2000年底,成员间共相互提供了663个税号的优惠关税减让,并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74个税号的特惠减让。从2007年9月1日起，中国将根据《亚太贸易协定》第三轮关税减让谈判结果，对原产于韩国等五国的部分商品实行关税减让和特惠税率。此次关税减让，将对原产于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老挝五国的一千七百多个税目商品，实行降税，对原产于老挝、孟加拉的部分商品实行特惠税率。这些享受优惠和特惠税率的产品包括农产品、药品、化工产品、纺织品、金属制品、机电产品和汽车及其零件等。同时，原产于中国的部分化工产品、木制品、塑料制品、皮革、金属制品、机械电气产品，在出口到上述五国时也将享受到优惠税率。

1.3内地与港、澳签署的“CEPA”

2003年，中国政府分别与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协议》。CEPA的内容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便利化三方面。)CEPA的签署是我国加入WTO后，在适应WTO规则过渡期内与同一国家下“单独关税区”达成的实质性经贸合作协议，是内地与香港、澳门在“一国两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加强经贸关系的突破性举措与制度创新。

2我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可获得的贸易利益

2.1通过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降低关税与非关税促进中国货物贸易的发展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发展中的出口大国和区域贸易中心。2006年进出口总值累计142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享受多边贸易自由化成果的同时,我国可利用FTAS局部范围更优惠的贸易条件,有目的地发展与伙伴国的贸易关系,既可以确保已有的贸易地位,又能进一步拓展市场规模,在与区域外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目前,我国商签的FTAs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规模约为4233亿美元，预计将给中国带来250亿美元的总收益。因此，FTAs在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以及实施贸易便利化等方面所采取的互惠将导致贸易规模的扩大,在个别产业和部门FTAs的效应会很突出。

2.2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促进中国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的发展

FTAs的领域除了涉及货物贸易外，还涵盖经济技术合作、能源、环境、安全措施等多的领域,迄今为止,所有这些新领域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并没有充分体现,而FTAs作为实验场却先行一步。因此,有选择地在目标市场进一步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不仅能够为我国带来多样化的贸易与经济利益,而且会对WTO尚未涉及问题的谈判和规则制定有所准备。有助于中国在WTO多边谈判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2.3创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一方面，区域内部经济联系的加强将促进政治关系的稳定，欧盟、东盟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实践还将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更广泛领域被承认。

3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总体上看,我国顺应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迅猛发展的潮流,迎头赶上,大力推进并参与了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双边FTA的进程并对我国贸易发展带来诸多利益。今后应根据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态势,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承受能力,制定我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3.1制定推进我国参与双边FTA的总体战略规划

双边FTA将是21世纪区域经济合作的潮流之一。综观国际贸易发展趋势,我国将越来越多地加入到这一潮流之中,否则我国未来在经贸实力的扩张及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方面必然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国家都有参与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通盘考虑。我国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规划并对潜在对象国进行研究和评估。要加强规划的基础工作,例如,我国的统计数据分类远不适应规划研究的需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的统计相当不科学。我国应该建立双边FTA的数据库,收集主要双边FTA、各国关于建立双边FTA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贸易障碍报告、国际组织的规范、重要问题的争论及解决办法等资料信息。

3.2积极推动垂直双边与水平双边FTA的同时,重点推进双边垂直FTA谈判进程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类型应该立足于全方位启动多种类型的FTA。包括南北型的垂直双边合作和南南型的水平双边合作。在重视程度上应关注与发达国家的双边FTA建设,南北型FTA通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提供有利的条件,结合FTA的互惠安排,发达国家的商品、资本和技术流向中国的份额将会不断扩大,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增加贸易创造效应。

3.3从国家安全战略和经贸可持续发展角度构筑

中国在东亚处于前位的雁阵优势中国寻求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外FTA的建设,必须考虑当前世界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政治问题经济化的客观现实,必须重视国家的安全性和经贸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国内资本、劳力、资源、技术的互补性,决定着中国经贸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中国应积极关注双边自由贸易区合作路径的可能,目前应加快与新加坡、韩国及印度等不同发展程度国家贸易磋商与谈判,以加强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

参考文献：

［1］杨红强，武亮.美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安排与中国竞争地位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6.

［2］盛斌.WTO与多边投资协议［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

［3］赵晋平.从推进FTA起步［J］.国际贸易，2003，(6).

篇6

访谈嘉宾：

王 昊 江苏南京市秦淮区进修学校信息技术教研员

丁 焱 江苏南京市马府街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教龄19年

潘 艳 江苏南京市石鼓路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教龄15年

全艳珠 江苏南京市石鼓路小学美术老师、教龄3年

苏 娟 江苏南京市石鼓路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教龄7年

徐 婷 江苏南京市夫子庙小学信息技术老师、班主任、教龄10年

邹 翎 江苏南京市瑞金路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教龄19年

记 者：之前，已经有媒体对3D打印在南京基础教育领域的相关实践活动做了一些报道。这里还是请王昊老师简单介绍一下秦淮区校园3D研究社团。

王 昊：秦淮区3D研究社团成立于2013年11月。目前成员30人。可以看出，我们的成员以秦淮区信息技术教师为主体，年龄在25~35岁之间。我们的老师均为利用课余时间自发报名参与研究。热情、有想法、想做事是这个群体的特点。

“秦淮校园3D研究社团”以工作、教学、研究为中心，以走进课堂为宗旨。研究之初，我们有“3D打印数字坊”、“思维间秦淮校园3D”这样的名称。后来确定为“秦淮区3D研究社团”。我们是这么考虑的，这个社团的功能不能局限在时间、空间、加工车间以及功能符号的含义，我们要结合教育、结合学生的课堂，集行政工作、教育教学及科研于一体。

记 者：我知道“秦淮校园3D研究社团”是全市普教系统最早开展3D项目教学研究的教师群体。社团从最初的成立到现在初具规模，成为南京3D打印教育应用的先锋，这个过程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丁 焱：作为信息技术老师，在多年的教学中有一个现象始终困扰我们：孩子的想法创意无法实现。另一个现象就是现行的信息技术课与时代科技发展的脱节。在2013年，王昊老师找到我，说有这么一个3D打印技术，希望我和他做些研究与尝试，看能否以此来解决目前信息技术教学的主要困惑。我有多年的航模经验，王昊老师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优势，也是资源。

通过原白下区进修学校出面，我们向企业借用一台3D打印机试用研究。拿到3D打印机后，我俩就只会开机关机。然后，我就在网上寻找相关3D打印教程和建模教程。因为多年从事信息技术教学工作，对于各类应用软件，我上手是较快的。一周后，我们打印出了第一个3D模型——小汽车。可以说这个小汽车的产生是标志性的起步，可以作为社团的第一阶段。

我们尝到了甜头，发现3D打印也不是很高深的技术，于是我们就有了信心，由王昊老师牵头，带动一部分自愿在课余时间参与研究的老师，定期培训，一起学习。我们还聘请了3D 南航大协作交流部技术顾问杨工作为客座讲师。成员有了，我们就希望这个团体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秦淮区校园3D研究社团”名字的确定可以算是第二个阶段。

经过培训学习，我们就把3D打印的发展转向课堂，这便是第三阶段。以马府街小学 3D公开研究课为标志，3D打印正式推进课堂。研究课得到了老师们的赞许和鼓励，于是第三阶段很快步入第四阶段。老师利用每周的信息技术课（1节）和学生社团开展3D打印研究活动，这个课程已被列为学校的常规课。在第四阶段，课堂上学生创造的作品丰富奇特，受到广为宣传，更是引来了诸多媒体的关注。CCTV、中国教育电视台、江苏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进行课程的采访报道。媒体助力我们社团的生存，是第五阶段。可以说，经过这五个阶段，以马府街小学为代表的秦淮区校园3D研究社团已经小有名气。

青奥会这次在南京举办，我们社团抓住了这个契机，加入到青奥文化小屋的展示中，为青奥活动增加亮点，让3D打印技术在教育界大放光彩。

记 者：丁老师描述了社团的发展进程，作为一线基础教育工作者，将3D带入课堂，将会成为我们社团今后研究的重点。我想知道在真实的课堂中，上课的情形怎样呢？学生对这个新事物的反应如何？

苏 娟：我们的学生太喜欢这个3D打印机了。我利用日常的信息技术课给学生培训。我们上课的对象是四、五、六三个年级的学生。以前，我们用熟知的Logo、Scratch 让学生建模。这其中还要设计编程。有了这个3D打印机，我们将知识化繁为简了，这点很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他们只需要用最简单的画图软件，描绘出希望的事物模型，就能通过3D打印机实现。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都有成就感，这在以往的信息技术课上是做不到的。哪怕学生设想得不够好，绘制得也不出色，但是3D打印总能将他们的作品付诸实物呈现，这就给了学生很大的认同与激励。

徐 婷：的确如此，这个现象在我们学校也是一样。所见即所得，兴趣与成就相互作用。我们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刚开始不认同3D打印，可是当他的第一个成品出来后，哪怕是最丑的“小板凳”，毕竟也打印出来了，这就有了成就感。这样的成就感点燃了他们的兴趣，形成良性循环。

邹 翎：我也补充一点。我认为，如同两位老师所反映的真实课堂现象，3D打印能出成品。刚才说了，不管学生设计出怎样层次的作品，3D打印机总能以有形方式呈现。这恰恰说明它具有检验功能，而且这个检验是相当客观的，只要能打印，说明你的设计环节是正确的，如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精确了解应该有的步骤，这是对自我学习的检查。这点在常规信息技术学科乃至其他学科都很难做到。过程可以检验，弥补了我们不能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的不足。学生自己检查是哪一个环节设计错了，是不是这个圆柱没有封闭，还是那个长三角的高度忘记设置了，诸如此类。

记 者：三位信息技术老师从各自的课堂角度给我们呈现了多节3D打印课的场景，特别是徐婷老师声情并茂的描述，能感受到这个课程的开设弥补了以往学生在信息技术课堂进行实物设计的缺陷，它可以将无形以有形的形式验证。在基础教育中，还有别的学科，3D打印在其他学科上有运用吗？效果如何呢？

全艳珠：我是一名美术老师，在我们石鼓路小学，从1984年开始，版画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有了3D打印，我们原本耗时的版画过程变得可修改、可调节，这就简化了工作。3D打印更可以发挥学生神奇的想象力，以前的遗憾是他们的想法太奇妙，没有工具可以实现。现在，版画已经成为学生想象力的展示平台。

苏 娟：除了3D版画，我们学校有英语老师在课堂运用3D打印机拼出多种字母组合；数学课堂上，打印各类圆柱等几何体模型。

王 昊：对，在学科整合上，能运用到3D打印的地方有很多，尤其是对于老师的备课及课堂展示。比如，语文教学中的《赵州桥》一课，小学生一般通过图片或视频来了解赵州桥的结构。3D 打印技术的出现，可以很方便地打印出赵州桥的模型，学生就可以很直观地观察、欣赏赵州桥的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构成。课文中关于赵州桥具有泄洪能力的教学难点，学生通过观察模型桥梁以及做实验的方法就突破了。数学学科也是如此，就如苏娟老师描述的那样，现在有了 3D 打印技术，教师可以很方便地给学生打印出所需的几何体，根据需要实际切割或做其他的变化，这样的教学真是事半功倍。在中学的物理课上，教师可以打印出实物，让学生反复训练电路的连接。中学化学的分子模型构造，完全可以按比例把这些微观的结构放大并呈现出来，变微观为宏观。这对于初中学生的学习非常有帮助，学习的难点一下子就突破了。生物、地理学科更是如此。

记 者：王老师这么一说，我们的思路立刻被打开了，我想继续延伸下去，一定还会挖掘3D打印的更多应用。从一开始的3D打印社团的发展历程到课堂应用的再现，无论是建模还是课堂教学，我们感受到课堂中的浓烈学习气氛，多彩出奇的想象力，那么对于学生，这样的创意能否延伸到课堂外的生活呢？

徐 婷：我除了担任信息技术老师，还是五年级的班主任。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学生在接触3D打印后发生的改变。比如，我们班的李子昂，他是市优少，这个学生生活面很广，自从他接触到3D打印，就被吸引了。因为想将自己的奇思妙想变成现实，他就要自己努力，于是自己学会收集资料，学会在发现问题后找途径解决。而我自己也一样，现在我已经习惯遇到问题，先在网络中搜索问题的解决方法。以前最头疼的动手组装设备之类的事情，现在我也能轻松应对。

王 昊：我们老师前期自学也好，现在的社团培训也好，我们的指向是课堂、学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自我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的老师都知道这些，也都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有这样的理念。我们通过3D打印的课程和活动，很好地保护了学生的想象力，帮助学生实现、验证其想象力。学生的各种奇思妙想不再被人为地否定、抹杀。人类需要创新，创新应该始于青少年。我们希望我们的社团能够带动更多的老师主动发掘、探索新技术的应用。

篇7

一、走向消费主导是重大的战略选择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我国在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需要尽快破题的重大战略课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转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走向消费主导，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我国的实践看，只有消费主导有实质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题。

1、增长前景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使保增长成为短期政策的重点之一。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如何把短期投资有机地融入到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中，在短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中长期消费的潜力释放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客观地说，投资能否融入消费，扩大投资能否适应消费主导的趋势，决定了我国增长的前景。

2、结构调整的关键是解决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我国仍然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过渡性体制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还相当突出，集中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上。2001―2010年，投资率从36.5%持续提高到48.6%；而消费率则从61.4%持续下降到47.4%。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进一步恶化包括产业、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对我国结构调整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是调整产业结构要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需求与消费决定供给，消费需求变化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当前，在我国的消费结构中，发展型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全面快速增长，对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重化工业投资相对空间越来越小。如果能够顺应消费结构变化，加快促进服务业发展，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就能使短期投资有效地融入到中长期消费中，使无效投资大大减少。二是技术结构升级取决于消费主导的基本进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活力来源于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需要建立在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基础上。全球几次大的工业革命，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未来5―10年推进我国的创新进程，重点在于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推进需求导向的技术结构升级，在消费主导中真正使创新成为发展的最大活力。三是城乡结构调整，重在改变投资消费结构。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之所以不断扩大，根源在于投资主导的模式内生地倾向于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城市，导致城乡投资差距不断扩大。调整城乡结构，重在改变城市偏好的投资，把农村投资融入农村消费中，有效地释放巨大的农村消费潜力。

3、走向共同富裕需要实现消费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其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缩小消费水平差距，实现消费公平。一是缩小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差距。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13471.45元，其中最高10%收入户与最低10%收入户的消费分别为31761.6元和5471.84元，差距达到5.8∶1。空调、淋浴热水器、消毒碗柜、照相机等在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最高10%收入户与最低10%收入户消费差距均超过4∶1。缩小贫富差距，最终要体现为消费差距的缩小，尤其是耐用品消费量差距的逐步缩小。二是缩小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保持在3.6―3.7∶1的高位，持续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整城乡结构，就是要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为目标，实现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使中国农村这个“世界消费版图上的最大亮点”真正亮起来。三是缩小区域消费水平差距。2010年超过全国城镇平均消费水平（13471.45元）的省份仅有8个。其中最高的上海（23200.4元）与最低的青海（9613.79元），消费差距达到2.41∶1，超过两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3∶1的差距。缩小区域差距，途径是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基本目标是缩小区域消费水平差距，使广大中西地区潜在消费需求全面释放出来。四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均衡消费。这些年来，我国奢侈品消费增长过快，2011年我国奢侈品市场占全球份额的28%，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与此同时，居民一般消费增长速度远低于奢侈品消费增长。其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基尼系数过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就是要服务于消费主导的基本趋势，在适度控制奢侈品消费的同时提高一般消费品增长速度。

二、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

1、内外环境变化倒逼消费主导。进入到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十多年来没有取得突破的消费主导战略再次凸显其重要性。一方面，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以投资为主要途径做大经济总量，空间越来越小，同时也很难适应新阶段发展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未来5―10年是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时期。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欧美经济不容乐观；旧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带来了诸如欧债危机等系统性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走向消费主导。

2、处于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期。我国地理空间大，人口基数大，制度改进的空间大。任何一项结构性调整和增量式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都足以产生巨大的消费规模，为走向消费主导提供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一是城市化发展空间。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进，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按这个趋势下去，城市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二是服务业发展空间。至今为止，我国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3%左右，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到位的话，服务业有可能提高15―20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根据中央部署，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四是社会消费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发展型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是一个中长期的客观趋势。随着社会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过去几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十一五”年均增长18.1%，远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从发展趋势看，未来5―10年社会消费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有研究表明，到2015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从15.7万亿元上升到30万亿元，以年均3万亿的规模增长。未来5―10年，我国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3、尽快明确消费主导的目标选择。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涉及到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安排。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实现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2015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未来5年，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5%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增长稳定的内生动力。第二步，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未来10年，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稳定的内生动力。

三、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应当说，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实现消费主导的条件，但这些年消费率不升反降，投资消费失衡日益突出，投资主导趋势还有强化趋势，使经济增长的不协调、不稳定性加大。根源在于体制转型滞后、政策调整滞后。

1、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绕开“低消费陷阱”。消费率长期走低，加大了产能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既影响短期经济增长，又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新阶段经济转型，要以拉动消费为战略重点，抓住城市化、服务业、中小企业等重点，有效避免“低消费陷阱”。一是推进消费主导的城市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关键是适应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大趋势，推进相关体制改革和政策突破，尽快使城市化在建设消费大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重点是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摒除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化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进，形成新时期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二是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以农民工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也有利于社会公平与稳定发展。2011年，我国仍有2.5亿的农民工并未完全实现市民化，突出表现在户籍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二元化上。客观地说，当前，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实现政策和体制的突破，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三是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市场领域，更多地用于做大GDP，这适应了生存型阶段的需求。但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仍然主要配置在市场竞争领域，既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又加大了投资过热；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为目标重新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一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争取在未来5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四是走向消费主导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也是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就业的增长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增加社会服务供给。从这个角度看，中小企业是走向消费主导的主力军，需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要在金融、财政、开放等政策上予以更大支持，更要强化其发展的体制保障。

2、走向消费主导的社会转型，绕开“低福利陷阱”。走向消费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5―10年能否绕开“低福利陷阱”，实现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一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十一五”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但福利水平仍然较低，“低福利”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还远不是某些欧洲国家暴露出来的“高福利陷阱”的问题。避免“低福利陷阱”，是走向消费型社会必由之路。“十二五”如果能够在惠及13亿人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居民消费率有望提高10―15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二是以民富优先为目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2001―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7%和7%，但消费率却从61.4%持续下降到47.4%。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同期财政收入21%的增长速度。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所在，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破题共同富裕，都要求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三是加快消费型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重点。与生产型社会的社会管理不同，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要适应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把反映各方需求，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作为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方法，为走向消费型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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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听取对“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时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明大势、看大局，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基本走势”。“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明大势、看大局”至关重要。总的判断是：“十三五”正处在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历史节点。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关键是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十三五”规划重在把握走向服务业主导的基本走势

从国际经验看，由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一个国家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一个国家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2015-2020年是我国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6年，能否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势作出正确的选择，不仅关系到短期内的稳增长，而且对实现中长期的公平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1、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我国已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未来几年，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趋势，加快以信息化为主导的工业产业升级，将决定我国的经济竞争力。目前我国生产业占GDP只有15%左右；相比之下，作为先进制造业强国，德国生产业占GDP的比重在45%～50%。建议：“十三五”要把我国生产业比重从15%提高到30%～40%。

2、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的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城镇化红利”仍是“十三五”扩大内需的突出优势。我国正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十三五”城镇化率至少要达到60%以上。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54.77%，估计未来几年仍会以年均1～1.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达到60%左右。“十三五”时期加快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升级，意味着有近4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性突破。这将为现代服务业带来巨大市场空间。

3、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大趋势。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40%，预计到2020年占比将提高到45%以上，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可能达到50%以上。服务型消费的快速增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空间，预计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2014年的30.7万亿元扩张到2020年的45～50万亿元。

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应为 “十三五”的约束性目标

从工业转型升级、城镇化转型升级、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看，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十三五”如果能够顺势而为，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1、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矛盾仍然突出。尽管服务业在过去几年发展较快，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相比，现代服务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尤其是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成为突出矛盾。

（1）服务业滞后带来结构失衡的矛盾。2015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1.6%，但与发展水平相近的金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服务业相对滞后，服务供给短缺，导致“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不断凸显，客观上加剧了投资消费失衡。（2）服务业市场开放严重滞后。过去36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工业开放，服务业虽然也在放宽市场准入，但某些行政垄断尚未打破。社会资本很难进入教育、医疗、通讯、金融等领域；（3）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占外贸比重12.3%。这一比例远低于2013年全球平均19.6%、美国22.1%和印度26.5%的水平。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

2、“十三五”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1）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未来几年，加快投资转型，扩大服务消费需求供给能力，服务业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是有可能的。“十三五”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1～1.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55%以上，服务业就业占比达到50%，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2）生产业占GDP的比重明显提高。“十三五”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生产业占比力争实现倍增；（3）服务业保持两位数增长。初步测算，如果“十三五”要使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就需要服务业增长年均在10%左右。为此，应把服务业实现年均两位数的增长作为“十三五”重要的政策目标；（4）服务业规模实现再倍增。2008-2014年，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3.1万亿元提高到30.7万亿元，扩大了2.3倍，实现了规模上的倍增。如果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力度更大一点，使服务业的增速再快一些，“十三五”实现服务业再倍增不是没有可能。

3、形成服务业主导新格局牵动影响转型发展全局。（1）形成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十三五”服务业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为保持中高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2）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十三五”服务业年均增长10%，将吸纳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成为吸引就业的主要渠道；（3）形成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新常态。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不仅是形成新一轮创新创业潮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将为创新创业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4）形成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新常态。到2020年，如果服务业主导格局基本形成，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将不少于4亿人，服务业就业比例有望达到50%，由此将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5）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服务业对资源能源的需求较低，可以有效地摆脱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如果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能源消耗量将下降14%左右，SO2将减排18%左右。

实现服务业主导转型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十三五”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全面激发市场的活力、社会的活力、政府的活力，进一步形成推动转型创新的合力和动力。

1、加快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我国服务业发展不缺市场需求、不缺资金，关键在于市场开放，重点在于激活社会资本。把破除行政垄断作为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点，尽快放开服务价格管制；改善研发、物流、销售、信息等生产业市场环境，促进生产业大发展。

2、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加快服务贸易强国进程。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十三五”从服务贸易大国走向服务贸易强国，重在加快服务贸易开放。（1）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2013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达到20%，我国服务贸易在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仅为11.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建议“十三五”即到2020年，服务贸易总额要超过1万亿美元，占外贸比重提高到20%；（2）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需要确立两大战略目标：一是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新机遇，扩大服务贸易比重，初步实现建设服务贸易强国的战略目标；二是以生产业“走出去”为重点带动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初步形成中国制造业全球布局的新格局。建议把握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主动权，推进国内自贸区“提质扩容”，以促进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以加快推进服务外包为重点形成国内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新平台，到2020年，服务贸易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3）把教育、医疗、健康、金融和文化娱乐作为加快服务业开放的重点。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推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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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的重点是解决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我国过渡性体制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还相当突出，集中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上。2001～2010年，投资率从36.5%持续提高到48.6%；而消费率则从61.4%持续下降到47.4%。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进一步恶化包括产业、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结构。

走向消费主导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转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走向消费主导，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我国的实践看，只有消费主导取得实质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题。

走向消费主导决定我国中长期的增长前景。未来10年，尽管国际市场有可能继续动荡与萎缩，我国自身并不缺乏新的增长点，经济仍将处于增长的上升通道。但关键在于有效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从短期看，投资是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但从中长期看，投资必须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真正的增长动力。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使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40%以下的正常水平，未来10～20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

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实现消费公平。消费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所有的不公平，包括收入差距扩大等，综合地体现为消费的不公平，即一部分人没有能力享受发展成果。共同富裕，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缩小消费水平差距，实现消费公平。

如何判断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

我国地理空间大，人口基数大，制度改进的空间大。任何一项结构性调整和增量式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都足以产生巨大的消费规模，为走向消费主导提供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

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进，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按这个趋势下去，城市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根据中央部署，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

社会消费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过去几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十一五”年均增长18.1%，远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从发展趋势看，未来5～10年社会消费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如何确立走向消费主导的目标

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涉及到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安排。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实现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

2015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未来5年，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5%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未来10年，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未来5年最为关键，需要取得实质性突破。从现实情况看，“十二五”时期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消费主导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关键五年。需要尽快形成统一认识，在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上取得突破。只要在“十二五”期间有效地跃过消费主导的历史拐点，经济社会发展就将跨入一个新的平台。

消费主导对经济转型提出哪些现实需求

推进消费主导的城市化。重点是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摒除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化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进，形成新时期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在具体发展路径上，走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路子，并且充分发挥城市作为服务业载体的作用，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2011年，我国仍有2.5亿的农民工并未完全实现市民化，突出表现在户籍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二元化上。当前，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财政也有能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实现政策和体制的突破，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仍然主要配置在市场竞争领域，既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又加大了投资过热；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为目标重新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一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争取在未来5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消费主导对社会转型提出哪些现实需求

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十一五”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但福利水平仍然较低，“低福利”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十二五”如果能够在惠及13亿人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居民消费率有望提高10～15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

以民富优先为目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所在，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破题共同富裕，都要求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这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没有突破。当前已经到了下决心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时候。建议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重点，年内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加快消费型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重点。与生产型社会的社会管理不同，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要适应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把反映各方需求、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作为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方法，为走向消费型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是不是政府转型

走向消费主导关键是政府发展理念要从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加快由增长主义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绕开“增长主义陷阱”。

实现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当前关键是要防止在市场危机时期采取政府干预政策常态化，甚至把政府主导固化为“中国模式”；需要着力强化政府的中长期经济战略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实现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由管短期向管中长期、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由管审批向管监管的转变，从制度上保障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中央地方关系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做大经济总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引导了地方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上，不仅容易引发投资膨胀，而且很难适应新阶段发展型社会需求的变化趋势。走向消费主导，重要的是从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需求出发，尽快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规范中央地方关系。

强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从增长主义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当前，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趋势。走向消费主导，对强化政府的公共利益代表角色提出新的要求。突出地表现在尽快扭转政府不同程度的自身利益倾向，强化其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保障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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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中国音乐;发展;趋势

一、前言

中国音乐的历史有两千余年,经过如此长时间的发展,中国音乐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征,无论从音乐内容上还是从音乐形式上都各具特点。中国音乐内容广泛,不仅指从古代传承下来的音乐,也指中国人按西方的理论进行创作和改编的音乐形式。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音乐的一种,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特有的方法、采用本民族独有形式进行创造的、具有浓厚本民族特色的音乐,它不仅包括那些在历史上产生的流传至今的古代音乐作品,还包括当代音乐作品。中国现代音乐包括现代流行音乐等等。

二、注重音乐创作,表现音乐文化的趋势

音乐能陶冶情操,美化人类的心灵,音乐文化是音乐的精髓。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包含了中国两千年来的众多审美风格,是诸多音乐表现手法,音乐形式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传统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经过过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世代相传,它需要也必须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和追求。当今时代,弘扬中国音乐文化,不仅需要不断加强传统音乐文化的熏陶,善于从传统音乐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汲取养料,琢磨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扩展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度和广度,进而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首先要以创作为核心。在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通过模仿学习借鉴别人的东西还是自己从民间受到启发得到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创作的素材要与时俱进,要是当下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同时也是世界其他民族人民所乐于接受的。创作出的作品要是世界音乐界愿意承认的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高水准的作品。只有拥有足以征服其他民族的、被其他民族所真正喜爱的作品,才能表现出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中国音乐文化。

三、保护和发扬民族民间音乐传统的趋势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也存在于学术界,如果我们不花大力气保护和发扬继承民族民间音乐,那么未来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将面临惨重的损失。“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民族精神所蕴含的审美效果不仅是单调平面的,更是生动立体的;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一件艺术作品只有拥有了这样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效果,才能说是有了灵魂,才会是生命的不朽之作。对于艺术家来说,如果缺乏对民族精神的深刻感悟和提炼升华,那么他创造出的艺术作品就将失去灵魂,失去价值。所以说保护和发扬继承民族民间音乐将会有助于艺术家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从这个角度说,它将会是现阶段中国音乐的发展趋势。

四、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趋势

当今时代,全球化进程加剧,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当然同时也包括文化上的,所以,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中国音乐的发展趋势之一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音乐走出国门是相对容易的,而且在这方面目前做的也不错,比如,中国歌剧舞剧院赴北美出演中国版《图兰朵》等。但是走向世界就要困难许多,因为走向世界就意味着必须赢得外界的某种承认。这种承认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上的承认,更多的、更重要的应该是文化价值上的认可;不仅仅是荣誉上的承认,更应该是艺术意义上的认可。中国的音乐文化走向世界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在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多种途径,包括个体或群体的音乐交流活动,官方和民间共同合作走向世界的交流活动等等。总之,当今世界发生着巨变,中国音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必然趋势,也是中国音乐得以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中国音乐人需要不懈地努力推动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进程。

总结

中国音乐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音乐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元素,在不断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优势的同时,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发展,展现中国音乐新时期的独有魅力。本文就结合中国音乐的特点,论述了中国音乐现阶段的发展趋势,相信中国音乐在不断地更新学习过程中,会越来越有内涵。

参考文献:

[1]樊祖荫.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中国传统音乐概论》评介[J].《音乐研究》;200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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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管理；发展建议；探索思考

1前言

中国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农业经济的重要不言而喻。但是，农业经济现代化起步较晚，农业经济的管理很多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方式，而现代化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并不多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目前国内农业经济发展的诸多弊端。由此，现阶段，注意研究农业经济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国内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现状

2.1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水平低

农村经济管理人员是实际政策的执行者，但是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不少管理人员仍然以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严重滞后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现实需求。而且，不少管理人员信息不畅，新颁布法律法规不重视，严重影响农业经济发展整体效果，而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2农村经济管理与农业的发展相脱节

我国目前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无法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主要是因为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复杂性。我国没有针对农业经济发展和管理建立相应和配套的管理体制，农业经济管理与我国目前农业的发展相脱节。无法对农业的整体发展进行指导，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2.3农村经济管理技术水平不高

现在的中国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就管理技术层面而言存在诸多不足。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农业经济的管理仍然是沿用传统的管理技术和方式，缺乏现代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受此影响，导致农业经济管理效益低下，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3未来农村经济管理发展趋势

3.1农业经济管理走向现代化

未来农业经济管理走向现代化管理模式是大趋所向，就目前而言，现代化的农业经济管理理念，基本已经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想要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就要求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考虑问题，重新审视农业生产中的环境保护，处理好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3.2农业经济管理实现信息化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农业经济管理实现信息化，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实现信息化的管理技术，能大大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节省农业生产中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损耗，更为便捷地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指导。而且，信息时代越早来临，实现加快农业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夙愿就越早实现，也就更有利于国内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3.3农村经济管理迈向产业化

迈向产业化的发展趋向，是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要发展途径。通过产业化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将更高。同时，产业化时代的来临，将有助于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能大大提升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业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4体制管理走向创新型

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只有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够适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如果制定相应的保护制度和发展制度，就能够保证我国农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各种高新的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经济战略结构的调整，培养大量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促进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

4搞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发展建议

4.1思想上重视农村经济管理

搞好农业经济发展，思想上，就应该重视农业经济管理。地方农业发展部门应针对目前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制定切合实际的法律法规，出台对应的管理制度，进行必要的经济培训和教育，让民众更清晰认识到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4.2行动上保障农民整体利益

就农业经济管理而言，保障农民整体利益，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要尊重的事实。由此，地方部门在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协调各方利益，调节各方矛盾，切身保护民众的自身利益。地方政府能顺应时展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农业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

4.3体制上注意科技创新

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通过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能够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进行有效的指导，能够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转变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理念，促进农业结构的转型，能够对我国目前的农产品进行深度的加工，促进我国农业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应当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整体创新能力，以先进的农业发展技术来推动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此外，我国的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于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水平，让农业科技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运用到我国农业发展实际当中去，通过农业科技创新能够大大提升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满足人们群众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更好地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

5结论

顺应时展的现实需求，未来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将走向现代化、实现信息化、迈向产业化、体制管理走向创新型，而顺应这些发展的基本要求，搞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更需要在思想上重视农村经济管理，行动上保障农民整体利益，体制上注意科技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实现农业经济发展利益的最大化，更好促进农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东兴.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4，（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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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拐点”的依据有三：一是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正在回落，二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正在转变，三是文化产业的管理模式正在变革。

首先是速度问题。2004年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3440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1052亿元，6年增加值的绝对量增加了7612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3.6%。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为13479亿元，比2010年增长21.96%；2012年，文化产业的增速可能进一步下降到20%以下。

其次是发展方式问题。10多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主要依靠投资推动，而非是消费拉动；在一些关键领域甚至主要是依靠政府财政资金引导，而非是活跃的民间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投资领域逐渐转向上游原创和下游消费的情况下，日益显示出机制不舍理、效益下降等诸多弊病。

再次是管理模式问题。中国文化产业脱胎于计划经济，长期以来是“分业发展”，实行“行业分层管理”。10多年来，受到改革和新技术发展的推动，行业融合趋势日益发展，合并管理（大部制）趋势日益走向成熟。

发展速度下降可以看作是回归常态，发展方式转型可以看作是走向合理，而管理模式转型则应该视为对于回应发展需要、建立统一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市场的重大改革举措。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走向拐点的图景。

构成这个图景的底色是：我国的文化市场正在从短缺走向过剩。

篇13

“西化适应走向”，认为道德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必须成为社会生产力和市场体制内在的推动力。道德教育模式的设计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标，培养市场体制所需要的理性的“经济人”。认为西方的道德和道德教育模式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确立市场体制所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因此，必须以“西化”为具体方向，设计和建设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道德教育体系。把培养市场主体“经济人”做为培养目标，把“合理的功利主义”和“合理的个人主义”作为道德教育的主导价值观念，把平等、诚实、守信、负责等市场伦理规范作为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把多元价值下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的培养做为道德教育目标的重要方面。

“西化适应走向”，正确地看到了市场体制在中国建立的这一必然趋势，道德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被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注定要为发展与变革服务；看到了市场体制不仅将解放生产力，而且也解放和提升人，总体上趋于提高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表现在市场参与的独立人格、自由与权利、竞争与效率、公平与守规则等观念的确立；看到了西方和中国市场经济对道德、道德教育的共性和一般要求；看到了我国政治依附型的理性道德教育模式对个人自由的过份约束和对生命激情的压抑，以及其对于市场伦理要求的抵触，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提出了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道德教育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化道德教育的合理否定和超越。

然而，“西化适应走向”对市场经济给社会道德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道德教育除了直接为社会经济规定并为经济服务，要不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从道德教育提升人的终极目的上对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道德影响给予适当的抑制呢？即要不要在培养追求合理利益的“经济人”基础之上，将他提升为高尚情操的“道德人”呢？或者说，道德教育有没有超越市场经济要求的其他终极性追求呢？“西化适应走向”似乎忽视这些。不同国家，市场经济有自己的特殊性，无视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以及儒家思想传统的影响这些事实，主张道德教育的全盘西化，显然是行不通的。

“传统适应走向”，同样认为道德教育必须为市场经济服务，并应成为其精神支撑点。但认为道德教育不是通过培养市场所需的“经济人”直接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而是通过以“性善”和“仁爱”为核心的教育来提升“经济人”，为他们寻到失落的精神家园，批判和抵御现代化和市场化带来的道德滑坡等负面效应，从而反向的、间接地完善市场经济；认为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市场化没有根本的冲突，象东南亚那样，只要将传统道德教育模式加以合理的转换，同样可以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精神支柱。因此，主张在传统的视野里重建当今的道德教育模式。如提倡爱国主义教育以提高民族凝聚力，张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教育等。

“传统适应走向”，正确地看到了市场经济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肯定了传统道德教育是我们今日重建道德教育模式的根基，看到了我们无法割断历史的深厚联系，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可能带来的道德教育中非常严重的问题，看到了道德教育在完善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然而，“传统适应走向”只是无可奈何地承认市场经济的存在，不是直接性、促进性地为市场经济服务，是用间接地、纠偏、完善、补充的形式为市场经济服务，是一种被动的适应。似乎不愿意承认，由于小农经济的眼光和封建专制政治的限定，传统道德教育的主导精神同市场化、现代化是相抵触的。过分渲染和夸大了市场化、现代化的负面，以致不承认西方现代化的成功与其相匹配的道德和道德教育体系是分不开的。

“融合超越走向”，主张道德教育有其相对独立性，不要一味地为政治、经济服务，充当社会的工具，培养社会需要的“政治人”、“经济人”，应该有其本位的价值，即培养人格完善的“道德人”，对人格进行提升。主张从中西道德教育融合的角度重构道德教育模式。吸收那些人类共同性永恒性的道德价值规范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规范，以人类共同性终极性的道德追求作为道德教育对个人激情和欲望的压抑，倡导传统道德教育的民族性、理想性，反对西化道德教育中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强调道德教育要把人从物欲、利己中提升出来，实现人的精神本质，从禁欲、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主体性本质。

“融合超越走向”正确地看到了道德教育单纯作为政治附庸、经济工具的时弊以及道德教育有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而直接提升人、解放人的根本性的一面；清醒地看到了中西道德教育各自的优缺点；看到了道德教育中的终极价值以及永恒的共同性的理想与规范在当今中国道德失范的情况下的重要意义。然而，“融合超越走向”似乎回避市场经济对道德教育建设提出的现实要求，更多地看到市场经济对道德伦理带来的负效应，看不到市场经济本身的伦理内涵和对人的提升与解放的重要意义，不懂得道德教育之于人的提升与解放是一个历史的生成过程，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正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尽管“融合超越走向”以一种超然于现实经济和政治之外的态度，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它实质上是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方式来适应经济和政治要求的，也无法回避现实。即使如此，它对于现实的态度仍是消极的，其超越的理想注定要落空的。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道德教育走向的选择都只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重点性需要而提出的。如果我们把市场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看成一个生成发展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以上三种选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同时，它们都包涵在道德教育自身演变的逻辑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道德教育模式的存在和演变、归根到底要由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和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然而道德教育又决非市场体制的简单附属物，相反它经常落后于或走在经济制度变革的前面，对市场体制的形成与完善起着阻碍或推动作用，同时道德教育又有它相对独立的追求，即对人的直接提升和解放。换言之，面对市场经济、道德教育既要适应，又要超越，这是它的主体性的表现。而这种适应与超越的主体性表现在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之中。

篇14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同劳动群众有致富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之间的矛盾。”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由此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介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二战以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和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局势，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新形势、新条件之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是否还适用?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所以也必然是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

 

二、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一直都是广受学界关注的议题。林金忠考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的学说史，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某些论述，后来逐渐被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所依据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推演存在逻辑漏洞。”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是必然没有前途的。张雷声在《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看资本主义历史走向》一文中总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认识资本主义历史走向的关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机制在当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新机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在挑战促使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自我更新，但是毕竟从根本上说它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所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中显露的资本主义弊端，表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考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新特征新发展，也是学界的关注点之一。吴茜总结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三大动因：“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全球性扩展;经济全球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和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三大表现形式：“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波动和全球性经济的危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针对基本矛盾作出过自我调整，但是金尚培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仅仅是局部缓和，而不是总体上的全面缓和，而且基本矛盾从总体上讲，走向激化的总趋势根本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除此之外，李建松、包宗羲的《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变化及其最终解决》、刘昀献的《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现及发展趋势》、张雷声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演化及在当代的深化》也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深化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

 

理论联系实际，不少学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探讨世界金融危机。张俊山认为世界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仅仅源于技术或监管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结果。“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张雷声也认为：“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新变化和新特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观点，在《反杜林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包含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两方面，从而导致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正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深刻矛盾，所以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发生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第一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此后资本主义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实际上印证了马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科学性。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私人垄断阶段，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阶段。国家宏观调控的介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当代，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深刻改变了世界形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诚如金尚培所言：“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和新特点，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应如何正确认识，既是理论上的难点，又是教学上的难点。科学地阐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对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有何新变化?我认为，要研究变化，首先要看到其不变之处。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客观存在促使资本主义制度要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调整;而另一方面，无论资本主义制度怎样自我完善，基本矛盾都是无法克服的痼疾，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关键因素。

 

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也必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与世界形势相联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呈现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问题，而且是关系整个世界经济形势的问题，将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牵涉其中，无一能够幸免;其二，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它的基本属性仍然是为促进私人垄断资本积累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服务，但同时，它又具有了归全社会所有的形式并未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全体居民服务的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其三，资本主义集团所有制的发展，“随着资本的集中、垄断的发展、新技术的发现和使用，企业和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资本家个人或家族已经无力独揽企业、公司的经营，而只能由资本家集体经营，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管理体制。”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激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在最近十多年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一种进程。这一进程是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取得的进展(如信息技术的创新所带来的信息传递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快捷，以及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作用的增强等)既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经济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另一方面却是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的基本动因。而“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和集中体现。”

 

经济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缓解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又加深了矛盾。“经济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又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和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导致以金融体系崩溃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而联系当今实际，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妨看作经济全球化的代价的体现之一。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为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缓解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是解决基本矛盾的途径，反而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加深。技术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当资源又一次趋于贫乏时，资本主义又会爆发新一轮的危机，比如金融危机。从历史动向看，虽然当今现状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大大不同，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是资本制度无法避免的痼疾，资本主义走向衰亡依然是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