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的概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民族学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在对英语教学的研究中，基础英语教学与医学英语教学分别为英语教学的两个阶段。医学英语教学相比于基础英语教学，更注重学生对于医学专业知识，尤其是学术英语水平的培养与提高。面对医疗信息飞速发展的现状，医学工作者要求具备更高水平的英语能力，从而阅读国内外的医学文献以及进行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尤其是七年制的医学学生，在本硕连读的教育模式下，要求他们有着硕士研究生的英语水平，英语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来辅助他们提升专业技能。同时在国内很多医学院校都存在着大量少数民族的学生，其中来自新疆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的英语水平相对偏低。由此，医学英语教学对于七年制少数民族学生更显其重要性。然而，在临床教学过程中，七年制医学英语教学存在着问题。

首先，医学英语课程难度较大，学生很难适应基础英语到医学英语学习的转换。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而言，英语基础普遍偏低，面对大量的医学英语词汇，学习起来的难度就更大了。在基础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是以大学英语四六级为导向的；在教师的授课过程中，也是本着综合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例如，培养学生能够进行基本的英语对话交流和精读、泛读英文阅读资料的能力。而在学生开始接触医学英语课程后，会因医学英语中大量出现的学术词语和更加专业化的文章而感到学习难度的加大，因而很难培养学生对医学英语学习的兴趣。进而，由于学生很难适应基础英语到医学英语的转换，就更增加了授课教师的授课难度。同时在学生学习基础英语的阶段，由于四六级考试的压力，学生的学习方法更倾向于背单词、句型，背诵标准范文，以及偏重于考试答题技巧的掌握，从而忽视了英语学习的本身，因此基础英语学习的根基也不够牢固。加之，学生对于医学英语的学习又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很多学生认为医学英语的学习就是简单地把基础英语的学习与医学英语的词汇相加，从而也就忽略了在医学英语课堂上教师对医学英语的诠释，例如典型的篇章结构，文体风格以及特殊的语言用法。这样就更加大了学生医学英语学习的不适应，并且挫伤了学生对于医学英语学习的兴趣。

其次，全国范围内医学英语教材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到目前为止医学英语的教学中尚无统一的明确标准，尚无统一的医学英语教学大纲和所需考核的医学词汇表。尽管很多医科大学现在也都有开设医学英语，由于尚无统一的教学标准，因此也就很难进行标准化的统一考核，不利于学校间的学术交流和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效果。这就对医学英语的教学提升增加了难度。正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也挫伤了很多教师对于医学英语研究的科研积极性，也不利于医学英语的长足发展。

另外，医学英语的教学缺乏既有医学专业领域知识又同时具备较高英语能力的教师。一直以来由于优秀医学英语教师资源的匮乏，在医学英语教师的选择标准上一直存在争议，在选择专业英语教师还是选择专业医学教师授课这个问题上很多资深专家也持有不同意见。尤其面对少数民族学生这个具有教学特质群体的英语教学更是颇受争议。专业医学教师虽然对医学知识有着很准确地把握，但英语的口语能力往往制约着他们在课堂上的英语表达能力，很难与学生们进行生动、丰富的英语互动，使课堂授课氛围相对沉闷、枯燥。同时，在讲授课文的过程中，也是受到英语能力的制约，更容易使整个课堂处在一种逐字逐句翻译的状态下，使得学生失去了学习兴趣。相比较下，虽然英语教师的英语功底深厚并有着丰富的语言教学经验，但由于普遍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掌握匮乏，因此在课堂上很难准确并应对自如地针对医学知识进行讲解，同时也会使得学生们质疑教师的专业能力，忽视医学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最后，学生们缺少针对医学英语模拟练习的语言环境。尤其对多数少数民族学生来说，英语口语一直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瓶颈。在医学英语课程结束后，学生们将有机会进入医院进行实习，但在医院的日常工作中，例如，查房、讨论病例，很难能用所学的医学英语进行交流。对于国内大多数大学生而言，英语的听说能力本就是弱项，而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又很少能有锻炼的机会。同时，缺乏医学英语语言环境也影响了学生学习医学英语的积极性。

在《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专业英语是必修课程，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等英语技能都要达到相当于英语六级的标准，即要求学生要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基本的听和译的能力，并且具备初步的写作能力。然而，对于七年制的医学学生来说，标准就要更加严格了。那么同时也就增大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难度。加之掌握专业英语是医学学生在日后工作中的必需技能和必备工具，所以专业英语对医学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么，针对上述医学英语在实践中的不足，对七年制少数民族学生医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探索必须提到日程。关于七年制少数民族学生医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探索如下：

首先，针对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很难适应由基础英语到专业英语转变的现象，英语教师应起到至关重要的帮助和缓和作用。在基础英语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向学生渗透一定的医学英语概念，向学生简单说明医学英语的学习与基础英语的差别，同时还可以有目的地进行医疗类美剧的赏析，从而激发学生对医学英语的兴趣。在学生们接触医学英语学习之初，很快就会发现医学英语无论从单词还是句型上，都与基础英语有着一定区别并且难度明显加大。教师应针对学生的困惑进行指导，例如，应引导学生了解医学词汇的构词特点；在医学英语学习初期，选择一些简单易懂的文章来鼓励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们简单了解医学英语中常用符合句型和被动语态的基本特征；在学生们对医学英语有一定的基础后，再选择内容偏难、句式相对复杂的段落让他们来练习阅读理解，逐步提高阅读速度。授课过程中，教师循序渐进地指导学生，这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由基础英语的学习过渡到医学英语中来。

其次，制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医学英语教学大纲是医学英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也只有通过统一的标准，医学英语的教学才会有章可循。医学英语教学大纲应明确医学英语的教学目的和方向，强调学生应该兼顾英语语言学习与医学专业知识的掌握。同时，在基于大纲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医学英语词汇的资源库也需要有统一的标准，进而能够建立医学英语词汇表，有利于学生掌握学习方向并提高学习效率。另外，在医学英语教材的选择上，应选择实用性强，题材新颖，学生们感兴趣的教材类型。让学生们在体会地道英文的同时，也能够提升医学专业素养，以此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另外，针对专业医学英语教师匮乏这一相对普遍的现象，学校应该鼓励医学专业教师与英语教师多进行学术交流，常进行沟通。英语教师可以有机会学习医学类知识，也能够解决平日讲授医学英语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医学专业教师也可以通过与英语教师的沟通，来丰富关于语言教学的授课经验。这样能够充分发挥授课教师的专业优势。同时，在日常授课过程中，无论是医学英语教师还是普通英语教师，都应更加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动向，提高其对英语学习的信心。

篇2

关键词：民族 传统体育 哲学 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2-0077-02

1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研究综述

在我国对“民族”一词最早使用的学者是梁启超，他是第一个把我国各族群最早称之为“民族”的思想家，而以“汉族”、“藏族”、“蒙古族”为其它民族称呼的可能是黄遵宪。到了现代，社会学家宁骚对“民族”一词做了新的探究，他在总结斯大林提出“民族”基于四个特定的要素下又增加两个特征来强调民族，既强调了民族历史过程与稳定性，并认为一个民族的“原生形态”是应该具有这六个必要的元素。因此，我们所指的“民族”具有时空性和民族性的特征，是贯穿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东方地域与西方地域的实体性概念。

“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与传统社会同步形成和发展的，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涵盖很大的概念。”民族传统体育有两个最为根本和统摄性的特质是民族性和传统性。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迄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界定。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史》中对“民族传统体育”做了以下解读，民族传统体育是指近代以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对我国而言，指近代体育传入前我国存在的体育模式，即1840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已经采用并流传至今的体育活动内容、社会表现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总和。”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把民族传统体育白西方近代体育传入我国以后，其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和军队、学校中受到的影响进行研究所作的界定。另有研究避开时间的界定，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包括汉族）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各民族体育活动方式的延续和保存，是各民族体育运动生命力的再现，“它是构成现代体育的‘体育文化密码’，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要体育文化遗产。”还有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还没有被现代化，至今还有影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

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可以概括为：民族传统体育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统体育活动，其中的“传统”是指历代因循沿传下来的根本性的模型、模式、准则的总和。从整体结构上来看，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构成包括了以武术为主体的武艺、养生导引气功、以游戏形式满足人们娱乐需要的民间传统体育游戏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等形态。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4个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名列其中。从这时开始，“民族传统体育”这一称谓，作为国家认定学科被正式确定下来。”

2 解读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学基础

2.1 民族传统体育与

宗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神秘的传奇色彩，是各种文化理念、伦理观念、社会习俗的综合体现。宗教和传统体育同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在历史的不断发展及转变过程中，两者相互吸引、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理论体系。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本质特点，其发展历程多数以为背景，如：富有原始气息的彝族摔跤体现一种对毕摩教的崇拜，文化底蕴浑厚的传统武术无不体现出道教、佛教的宗教核心思想。在中国民族体育史上，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内外兼修、无处不在，既有对技术层面的影响，也有对其文化和精神上的升华。

2.2 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哲学

古代哲学是中国文化的金字塔，无数古代哲人概括总结可知，中国的哲学主要分为儒、道、佛三大哲学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中国哲学概括了宇宙的思想观，在日常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等领域无处不体现着哲学思想的火花。如：传统武术的太极拳，就体现了阴阳相生、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然状态。

2.3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方式

民族传统体育经过历代民族的传授与继承，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文化历史，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传承的方式逐渐趋于传统化和现代化，不管是哪种传承方式，其目的都在于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好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为人类进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在同一个地域中有不同的途径延续的，其主要的传承方式有传统和现代两种。

首先，是传统传承方式。传统的传承方式因其运动形式、封建保守性和技术特点的不同有以下几种：（1）家族型传承。如传统武术是我国历史文化精髓的结合体，其形成过程带有严重的封建思想残余，在传授武术技术与文化的方式上表现为，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同类家族而不传外来血亲等。这些封建的传承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武术文化的发展、传承及文化之间的交流。（2）宗教信徒型传承。宗教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合体。宗教活动与体育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时战火四起，宗教信徒为了维护本教的利益，把一些武功与绝技作为护教的重要手段。在祭祀和娱乐活动之中也结合大量的身体活动来增加活动的氛围。我国的几大宗教都与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道教武当太极拳，佛教嵩山少林拳等。这些宗教文化表现出来的体育及武术文化，都是以一种系统规范的方式进行的，其内容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3）区域民俗文化型传承。古时我国疆域辽阔，因交通条件的限制彼此之间无法进行常规的武术文化沟通、交流与传承，只是地区内部相对独立的发展与进步，这种趋势的长期性导致武术文化的单一性和相对独立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运动项目及武术流派。民俗性传承主要表现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受时间及场地的限制，有些运动项目需要在农闲时进行，如：摔跤、秋千在闲暇时举行，其目的就是放松人们的心情，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有些民俗活动需要在传统节日中进行，如：舞龙舞狮在节日里表演与比赛都是为了烘托节日的热闹气氛。

其次，是现代传承方式。传统的传承方式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传统的传统方式已逐渐被淘汰及取缔。因此传承方式要顺应时展的主流思想，现代传承方式因文化层次、经济条件、科技水平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加强法制化建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民族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它们是历史赋予我们时代的责任。在当今社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侵权行为、遗弃观念日趋严重，导致民族传统体育逐渐在现代社会中被竞技体育文化所替换。因程中应从国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出法，从体育产业、文化遗产及知识产权的角度去赋予传统武术应有的法律保护效力，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更加有力的发展与进步。第二，赋予传承人及参与者应有的法律地位。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不断传承的结果，不同的人群、地区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传承者，传承者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灵魂。参与者是民族体育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了参与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等于没有了传承者，而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要给予传承者应有的权利和必要的生活保证，给予参与者应有的社会地位，如：采用传承者社会指导员、裁判员等级制度，举办参与者传统体育文化及运动项目运动员级别制度并与升学考试挂钩等法律权利，不断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加合理化、正规化和法制化，从而不断增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适应时展的需要。

篇3

    一、构建合理的民族学学科信息资源分类体系

    分类体系既是对民族学学科信息门户收集的资源实施组织,也是便于用户基于学科分类进行资源浏览与检索的有效途径。从国内外已建设的学科信息门户看,大型的学科信息门户网站都通过使用合理的分类体系和词表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国外用于组织资源的分类法有DDC、UDC、LCC、EI、NLM以及自编的分类类目;国内使用的分类法有《中图法》、《科图法》、DDC以及参照相关的国际标准建立的分类体系。对于民族学学科门户资源组织的分类类目的设定,使用国内的分类法设置较为合理,且《中图法》的使用有广泛的基础。但直接把《中图法》的民族学类目作为学科信息门户的类目,又不利于资源组织。在《中图法》中,总论民族学的类目设置在“社会科学总论”大类下,其他专论各民族的有关学科均入相关学科类,作为信息门户资源组织的学科分类需要对类目进行调整。根据《中图法》的列类原则、参考教育部《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结合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文献的分布、数据库建设的种类,并考虑用户的使用习惯,把民族学分成下列类目:

    在二级类目下再根据信息量的多少细分,这样就形成一个10个大类、50几个二级类目和若干小类的类目体系。

    二、构建民族学学科叙词表

    受控词表的运用既可以保证资源描述的准确性,又利于实现本学科或专题的深入检索。国内外大部份学科信息门户大都使用了受控词表来描述资源,也有的用自编词表。民族学领域目前没有专门的受控词表。就我国的学科信息门户建设而言,把《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以下简称《中分表》)作为受控词表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中分表》是面向所有学科使用的,直接用于民族学学科信息门户的资源组织有一定的困难。需要采取:一是要增设民族学科主题词。大量的民族学学科主题词,在《中分表》中没有体现。例如,在《中分表》中有侗族的“侗戏”主题词,无侗族的“侗族大歌”主题词,侗族大歌和侗戏都是侗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但侗族大歌更有影响力;再如,“口承文化”是无文字民族甚至是有文字民族传承文化的一种形式,《中分表》缺少这样的主题词。在进行资源组织时需增设民族学学科主题词。二是不断添加民族学新词汇。《中分表》作为一种先组式和后组式语言兼容的分类主题一体化词表,是不能随时插入学科主题词的,且《中分表》修订周期过长,词汇更新滞后。学科发展又在不断增加新的词汇,在民族研究领域就出现了大量的学科新词,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游牧文化、无字文化、文化植被、濒危语言、虚拟博物馆等。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类的词,可以说是民族学研究领域的高频词,在《中分表》中就没有体现。学科信息门户是一个学科信息的集成平台,信息门户资源组织需要及时增加本学科领域的新词汇,反映学科研究动态。所以在民族学学科信息门户建设中需组织本领域的专家以《中分表》为基表,从中抽取所有有关民族学以及相关学科的词汇;增补民族学领域中专业词汇和学科新词;增加自然语言的检索词,增大检索入口,使用相关和参照关系等体现主题词与自然语言检索词,编制《民族学学科叙词表》作为受控词表,以实现本专业的深入检索。同时要关注和引入本体论等语义相关技术,构建民族学领域本体,更好地解决门户间的互操作、知识整合、个性化服务等问题。

    三、创建民族学领域本体

    为适应门户的发展,多层次、多功能地表现民族学概念之间的关系,便于用户进行联想和可视化检索,使民族信息资源能够在用户与用户之间以及各种异构系统之间进行广泛的交流与知识共享,可利用民族叙词表和本体(Ontology)在表达知识概念结构上的关系,创建民族学领域本体。目前在国际上已有通用的本体描述语言,如W3C工作组于2004年正式推荐的标准网络本体描述语言(Web Ontology Language,简称OWL);有实现本体构建的工具WebODE、Prote' ge'、Ontosaurus等以及构建本体的方法;有本体运用于艺术和农业信息系统的范例,这些对民族学本体构建均有借鉴意义。民族学领域本体的构建是需要实现民族学领域的叙词表到知识本体进行转化的过程,但其转换不是一个直接的大规模词表转换,而是需要把一个领域分成若干的概念类,逐个类目的建立。例如,以流传于甘、青、宁、新部分地区独特的民间艺术“花儿”为例。使用本体构建工具,建立概念(类):“花儿”概念,其下位类为“河州型花儿”、“洮岷型花儿”;建立属性,且是每一个下位类都具有的属性。使用“句”、“令(曲调)”、“衬词”;然后分别建立实例;同时还需设置等同与相关关系,因“花儿”民歌涉及民间诗学、民间音乐、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所以可使用“别类”,把上述概念进行相关关系的显示。这样在语义系统中就构成了一个可视的“花儿”概念(类)完整意义的本体。

    民族学本体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民族学领域专家对本领域知识概念及概念词之间关系的确定、信息管理人员对知识概念的组织和计算机软件工程人员在本领域内的开发,这里只是作一个引子,以期引起民族学学科信息门户建设者的关注。

    四、把元数据描述作为基本方法

    要使民族学信息资源实现科学的知识组织,在提供民族学学科信息的检索、浏览、链接的方便性和相关性的同时,保证其个性化信息服务得以充分体现。需通过元数据描述以下方式实现。

    元数据是描述、组织和发现因特网上信息资源的有效工具,它通过描述数据的内容和本质特征,存储相应的检索路径,便于识别资源、评价资源,追踪资源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化,实现简单高效地管理大量网络化数据,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发现、查找、一体化组织和对使用资源的有效管理。元数据作为学科信息门户的基本信息组织方法,是每一个学科信息门户建设中都须面临的选择。目前国际上很多门户使用通用简单的DC(都柏林核心元数据)。我国多家单位在民族学数字资源建设中使用的元数据标准有很多,其中电子图书、期刊论文、会议文献、学位论文、地方志等数据库绝大部分是等同采用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平台工作重点项目《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子项目《专门数字对象描述元数据规范》,但对视频、音频、照片等类型的数字资源组织,采用了不同的元数据标准。要建立民族学学科信息门户首要的是选择合适的通用的标准元数据格式,民族学学科信息门户的元数据可以参照《专门数字对象描述元数据规范》,作为基本的元数据。但在视频、音频标准上,需要选择符合民族学学科信息的元数据。例如,在责任主体元数据项,须增加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的“口述”、“传承”等元数据元素。同时在民族学学科信息门户中要建立包含元数据以及实现门户元数据格式的转换和网络中不同元数据的互操作的功能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族信息在不同结构的信息源中传输不失真。

    五、要注重民族学学科的个性化信息资源的知识挖掘

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 因材施教 学习习惯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有56个民族，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拥有47个民族。在这个区域内少数民族人口13067186人，占总人口的59.9%。少数民族分布广泛，不少地区各民族之间相互杂居。受历史、文化、教育、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民族的发展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制约了这一地区教育的发展。少数民族学生普遍数学基础比较薄弱，已是毋庸质疑的事实。而数学教学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质量，关系着新疆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以及这一地区现代化建设水平。

我校是南疆地区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少数民族学生占在生的30%以上，其中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来自新疆本地，为研究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学习差异提供了基础。

一、结合少数民族的特点因材施教

来自新疆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我校占比不少，他们长期生活在欠发达地区，且从小学到中学所接受的基本上都是母语教学。汉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普遍比较薄弱。目前我们学校的高等数学课采用的是汉语教学，由于语言的差异，已成少数民族学生学高等数学课的一大障碍，在课堂上许多专有名词和基本概念都无法正确的理解，很多时候都是似懂非懂。汉语水平较好的学生能够听明白，汉语水平薄弱的学生听起来就相对困难。就需要教师很好的把握授课的进度，积极主动和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沟通，掌握民族学生学习中遇到的困惑以及思想变化，及时引导消除学习中的困难与焦虑情绪，对基础薄弱的学生给予帮助与辅导，多鼓励、多肯定，不打击他们学习高等数学的积极性。培养良好的师生感情，发现民族生的优点，做到因材施。同时教灵活多样的设计每一堂课，选择新颖的授课方式，激发每位学生的热情和好奇心。从而调动他们学习高等数学的积极性。因此，在高等数学授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第二语言的特点，在保证课程系统性的同时，又要充分考虑教材的选去、大纲的制定、教案的设计等诸多环节。在课堂上控制语速的快慢，板书要工整规范，同时把数学思维方式融入日常的教学，增加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提高他们的数学语言水平，成为高等数学授课的关键。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

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要打破传统的以讲授内容为主的授课模式，摆脱“满堂灌”和“一言堂”，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而不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不要在课堂上干巴巴的罗列条条框框，只顾讲解内容。应多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优化教学方法。尤其在大学一年级时，注重高等数学与初数学之间的衔接关系，以及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不同之处。高等数学是初等数学的升华，高等数学内容多、概念多、抽象性与逻辑关系强，需要学生掌握它们的内在关系和变化。不要开始上课就强调它的严谨与抽象，这样无形中给民族学生造成压力，不利于后期教学活动的开展。最初，针对少数民族学生活泼、热情的特点，只对本门课知识要点作一介绍，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好奇心，促进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提高教师的教学方法，把数学思想渗透于课堂教学中。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认真备课，尽量把抽象的问题具体话，把深奥的数学概念和推理讲解的通俗易懂，易于少数民族学生接受理解。在课堂上运用多样的教学手段，例如：讨论、多媒体授课等启发、诱导少数民族学生，从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教师应提高自己综合素质，尤其是自己的汉语授课水平。在课堂上多于少数民族学生互动、课后多于少数民族学生交流沟通，使少数民族学生享受学习的乐趣，从而提高数学教学质量。

三、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课堂上，不要一味的讲解理论知识和做题，多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及时解答，消除困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授课的过程中，适当加入一些数学历史知识和名人小故事，调节课堂的气氛，在课堂上，通过提问、做习题等方式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思考的意识和动手能力。把生活中有关数学的小问题引入到课堂，进行讨论、讲授。让少数民族学生体会数学的魅力和创造力。激发少数民族学生探索精神和求知欲望，从而培养爱思考、爱提问、爱学习的的精神，享受学习高等数学的乐趣。

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学好高等数学的基础，从一开始就应培养少数民族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譬如：坐姿要端正、看书要认真、书写要规范等。这需要教师长期的培养和严格的要求，以及少数民族学生的配合才能实现。

总之，教师需要根据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特点，在高等数学学习过程中多交流、多沟通、及时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困惑，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参考文献

[1]周保平，胡鹏.关于我校少数民族高等数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塔里木大学学报，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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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越式发展；少数民族学生；专业基础课；教学方式

培养大量的少数民族技术工人，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大举措之一。我校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来自南疆偏远的农村，汉语水平尤其是的听力和口语能力大多很低，对《机械基础》教学过程中涉及的一些概念、专业术语等理解起来尤其困难，无形中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如果按照常规的教学模式，无疑会降低其学习兴趣和信心，达不到预期教学效果。作为一名专业课教师，如何做好民族学生专业课程的引路人？针对民族生与汉族学生表现出的不同学习特点，笔者在民族学生专业课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借此供同行参考。

一、用挚爱的心拉近与少数民族学生的情感

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实验清楚地表明：如果教师具有一颗挚爱的心，那么学生就会奋发图强、朝气蓬勃地对待学习和生活，焕发积极向上的信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增强学生自觉钻研和深入探索未知世界的学习激情。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也曾明确指出：?教学的艺术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教师兴奋的情绪、热情的关注、勃勃的生气以及殷切的期望都会转化为学生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在教学具体实践中，笔者尽可能多的了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风俗习惯，上课时多引用其民族优秀人物和事迹，大力宣扬少数民族在中华文化和经济建设中的贡献，并从各方面关爱民族学生，使教师积极融入到民族学生的思想、生活、学习中去。在课堂上，建立以人为本、平等相处、彼此尊重的良好师生关系，使少数民族学生拉近与授课教师的距离，尽可能做到对每一个民族学生因材施教，做到多些关注、多些鼓励、多些耐心，课堂上做到能够普遍吸收所教授知识；对个别不明白问题的学生，课下单独认真讲解，直到明白，做到尽心尽力，每个学生都不能掉队。对学习热情不高的个别学生，采取鼓励代替批评的方法，用其民族优秀人物与事例作比较，多讲国家、父母对他们的期待，态度做到诚恳、平静，不用含讽刺意义的词句，使学生感到批评背后的善意与友情。通过循循善诱，热情辅导，正面的鼓励，教师就会赢得少数民族学生的爱戴和尊敬，使少数民族学生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为专业授课打好良好的心理基础，自然而然爱上了所教的学科，达到古人说“亲其师，受其教”的效果。

二、教学内容“深入浅出”，教学方法 “灵活多样”

虽然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小学、初中汉语学习，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来自南疆偏远的农村，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汉语理解水平尚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基础普遍很薄弱。目前对少数民族学生使用的《机械基础》教材，基本上是工程力学、工程材料、机构与传动、机械零件、液压传动等课程的内容精简整合而成，学科知识点多且面杂，无形中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如果采用原有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仅凭他们现有水平，很难使他们将掌握所授内容，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介于此种情况和对疆内相关企业的中职学生用工情况调研，教师要本着教学内容“深入浅出、适当够用”、 教学手段“灵活多样”的原则授课，让大多数学生能听懂，学习知识能基本掌握，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对于一些抽象概念的讲解，可适当加一些相应的肢体语言来进行解释。如在讲解运动副中相对运动概念时，请两位同学站在讲台上进行演示：①一个站在原地不动，另一个向前或向后走；②两人同向一起走，一个快，一个慢；③两人同速走，方向相反；④两人同向同速走；⑤两人同时站立不动。通过肢体表现，学生很快判断出前三个动作相对运动，后两个动作不是相对运动。从而理解相对运动的概念；上课举例应符合实际、易懂。由于民族学生大多居住在偏远的农村，城市中常见的装置没见过，所以在讲课过程中，最好根据民族学生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来举例。如讲解杆件的四种变形时，拉压、剪切、扭转及弯曲变形分别以拉压弹簧、剪刀剪纸、拧矿泉水瓶和臂力器为例，使学生轻松地了解了各种变形的特点；上课时还要善于发现和使用笑料，增加幽默感，加深记忆。如对于机械、机构、构件、零件之间的包容关系，用俄罗斯套娃等来举例（最外面的一层是机械，最里面的一层是零件），再引用相声中的一个笑话加以讲解。使学生在欢笑之余，加深理解，化难为易。达到了教学效果；教学中应个别辅导、以优带全。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对汉语理解能力强的学生，采取“开小灶”的方式加大辅导力度，形成不同小组的学习带头人，鼓励他们成为教师课后辅导的得力助手。在一些难懂专业术语讲解中，通过他们直接翻译成民族语言，讲给一些汉语接受能力相对低的学生，以此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学习氛围，提高了整个班级的学习效果。

三、理实教学，增强学生理论和实践能力

《机械基础》教学涉及的很多概念和具体的图形，若沿用原有形式来教学，仅靠教师讲解来掌握机械各种零部件及机构运动原理，对于由于汉语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很难理解得明白、透彻，学习起来既困难，又达不到预期教学效果。针对此种情况，教师首先通过大量实物、教具、视频及多媒体技术等多种教学手段，增强直观性教学，从而便于有关原理、理论知识的讲解，达到更好的效果。其次让学生在“做中学”亲自参与，使教学成为动手实践。具体是让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在小组中展开动手实践活动，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明确的集体任务中，使他们边做边学，小组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沟通、相互合作、共同负责，从而达到共同的目标。如在讲铰链四杆机构时，结合教学内容，先采用直观教学，让学生通过对模型及运动进行观察，掌握其组成、名称、画法、类型及运动特点。讲其判定方法时，课前事先让学生用硬纸条作两个四杆机构模型，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用不同的杆为机架，对铰链四杆机构进行观察与汇总，报告教师，教师再进行总结，从而得到铰链四杆机构类型判断的方法，使学生在直观印象中把握了重点；然后辅以视频、动画手段，使学生能够通过动态的画面，来加深印象，形象直观、吸引了学生。最后，再选1至2名学的好的民族同学用维语进行讲解，以点带面，利用了民族同学的语言优势，弥补汉语能力的不足，使教师知识的传授与民族学生知识的掌握变的更加容易。

少数民族学生是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摆脱贫困、封闭的希望，作为一名专业教师，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以上授课方式，民族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下很快掌握内容，教学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篇6

[关键词] 汉语教学 语感 培养 少数民族学生

在汉语教学中,少数民族学生的语感事关他们学习汉语的效果。而少数民族由于大多有自己的母语,所以,在汉语教学中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困难,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对汉语教学中语感的把握更难。那么,在教学中应如何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语感,通过教学实践,我认为应该做到四点。

一、要让学生弄清什么是语感

要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语感,第一位的是要让他们弄清什么是语感。从20世纪初明确提出“语感”的概念以来,对于语感的定义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围绕语感的定义产生了许多说法。有人觉得:“‘语感’是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悟性”。有人则认为:“语感是一种文学修养,是长期的规范的语言运用和语言训练中养成的一种带有浓重经验色彩的比较直接、迅速地感悟、领会语言文字的能力。”有人说:“所谓‘语感’,广义地讲,应指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对于语言文字的经验性感知能力。”换句话说,它是人们通过实践形成的对于语言文字的感性认识能力。还有人甚至认为语感是一种情感。这些对语感概念界定为“悟性”“感知”或“情感”的说法,都将语感局限在语言的接受层面、语义层面是不全面的。

对于语感较为全面、具体的界定还是吕叔湘的观点,他说:“人们常常说‘语感’,这是个总的名称。里面包括语义感,就是对一个词意义和色彩的敏感。包括语法感,就是对一种语法现象是正常还是特殊,几种语法构式之间的相同相异等的敏感。当然,也包括语音感,有的人学话总学不像,就是因为对语音不敏感。”在这里,他把“语感”分成语义感、语法感和语音感。吕叔湘先生关于“语感”的提法使人们从理论上对“语感”的认识变得具体、深刻,他不仅论及语义层面、接受层面,而且深入到结构形式层面和表达层面,对“语感”的提法是全面科学的。

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语感,就要让他们弄清语感的产生过程和发展经历;弄清语感概念的诸多界定;弄清语感的真正含义。只有如此,才能把握好语感。

二、要让学生认识语感

在让少数民族学生弄清了语感的概念之后,还要让他们从根本上认识语感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要让少数民族学生认识语感的表现形式。语感往往具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及“心知其意,口不能言”的特点。因此,教学中要让学生认识语感的表现与汉语教学的终极目的存在着一种契合。语感表现为不考虑语法、修辞、逻辑而可以快速正确地使用语言,体现为听、说、读、写时达到不需要有意监控的自动化程度。人们在凭借语感解决问题的一刹那,不借助于完整的逻辑推理过程,依靠的是直觉,也就是熟练、灵活、正确地使用语言,凭借直觉能对语言信息迅速作出准确反馈。这就是汉语教学不懈追求的目的。学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语言能力,才能保证语言交际的顺畅无阻。所以,汉语教学的过程是让学生学习语言而且掌握语言技能的过程。另一方面,是要让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认识语感强弱的差异。少数民族学生语感的不同,学习效果也截然不同,语感差的学生即便有一定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但是在交际中仍张不开口或张嘴就错,而发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不是语法知识欠缺、词汇量不足,而是语感太差。我们在给维吾尔族学生上课时,让他们用维语的语法造汉语的句子,由于语感差就在语序及断词断句上发生错误。语感好的学生正好相反,对语法上有错的句子往往说不出错在哪里,但能肯定句子是错的,或者虽说不出为什么错,但能指出错在哪里并能加以改正。

对此,我们在教学中,一定要让学生认识到这一点,只有充分认识语感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重视语感,掌握好语感。

三、在训练中增强学生语感

培养少数民学生的语感关键在训练。平常的教学中我们对少数民族语感训练的具体方法是督促学生用汉语进行思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类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进行思维。

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往往用本族语言把意思想好,再译成汉语。也就是用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组织本族话语之后再译成汉语。这样的汉语自然而然地就会带着本族语的特征,句子不符合规则,文章的结构或表达习惯就会生硬。同时,这种思维因为多了“翻译”的环节,所以必定费时、费力。对于初学者,或基础差的学生来说,这种学习就是不得已的笨办法,若长此以往形成习惯,就会影响对汉语知识的总体获得与把握。

所以,我们应该敦促学生努力用汉语去思维。平时的简单对话、默默心请、自言自语等都用汉语去说去想;在词汇量允许的条件下,直接用汉语多想多说。课堂上,教师也可以用反复提问一个完整句子的各个主要成份,最后再问整个句子,并要求学生迅速回答的方法来训练。另外,教师也可以进行动作演示,让学生迅速说出内容。还可以通过让学生复述文章片断等多种方法,培养他们汉语思维的能力。

四、在朗读中强化学生语感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读者对文章的理解是一个随时间的流逝逐步加深的过程。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道理。朗读一是可以通过练习发音、声调和语调逐渐强化自己的语音感;二是可以通过大量重复的语句训练潜移默化的增强语法感;三是可以通过强化记忆,帮助词汇积累;四是可以通过辅助学生在语调升降中更好地理解文章的深层信息。

朗读对语感把握十分重要,在实践中可以让学生跟老师或录音一起读,也可以让全班一起齐读,还可以分角色去读,形式灵活多样,内容生动活泼就能达到效果。

语言学家罗宾指出:一个成功的学习者具有强烈的交际要求,愿意在人前露“丑”,能在含糊不清中挣扎。在此基础上又扩大到冒险个性,并把冒险个性分为适度冒险和高度冒险两种,认为高度冒险者在语言总体获得上成功率更高。就是说,谁有勇气大胆地说,谁就能更多地获得语言知识。因此,在有了一定语言知识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大胆进行表达。老师应尽量给学生多创造说的机会,多提供一些熟悉的、有话可说的情景或话题,鼓励他们大胆地去说。刚开始,学生说的话可能会有语音方面、语调方面、语法方面以及用词方面的错误,对此,老师要重视普遍存在的典型错误,忽视个别存在的一般错误,纠正大错误,忽略小错误。纠错方法得当,学生就会乐于开口。只要有了“开口”的欲望,他们就会自觉地去感觉、体会、模仿别人的表达方式,调整自己的语句,以此逐渐形成或强化自己语感的目的。

在汉语教学中,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语感是一个较新的课题,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还在探讨之中,但我们只要遵循规律,引起足够的重视,就能培养出少数民族学生的良好语感。

参考文献:

[1]李树辉.汉语文化要略.

[2]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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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篇8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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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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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法学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6-0132-02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祖国西部边陲，面积近35万平方公里，州内生活着40多个民族。伊犁师范学院是州内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也是新疆北疆地区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作为地方院校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为边疆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尤其是高素质的少数民族人才，对边疆地方高校来说，从教学方面应当有的放矢，针对民族地区的特点，采取适合民族学生的学习方式，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伊犁师范学院法学专业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现状

伊犁师范学院法学专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专业，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批准于2002年设立，2003年开始招收法学专业学生，每届招收两个专业班，分为民族班和汉族班。到2010年为止，法学专业共招收民族学生五届，共236人，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上表中可以看出，法学专业民族学生来自不同的少数民族，主要以哈萨克、维吾尔族为主，两个民族的语言虽然相近，但是也有些许的差别。大部分民族学生虽有一定的汉语基础，但汉语水平还很低，HSK水平比较低，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民族班的学生汉语水平测试五级过级率不到30%，无法用汉语进行熟练的交流。同时我们在民族班调查发现，大部分民族学生对部分课程（如民法学、刑法学、婚姻法学等）汉语授课基本能听得懂，但是让民族学生用汉语把所学知识的理解用汉语讲述出来确实非常困难。

二、民族学生法学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民族学生法学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法学十六门专业必修课和有关的专业选修课，其教材文字载体都是用的汉语言文字。法学课程中的有关法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很难学习掌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民族学生虽然很多都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但理解汉语言文字尤其是法律语言文字的能力还需要提高。

2.教师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①在教学方面，尤其是对民族学生的教学方面，多数教师仍在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理论讲解，轻视案例教学、实践教学。②在师资配备方面，目前我院法学专业教学仍然采取民汉分班授课模式，即民族教师给民族班学生授课，汉族教师给汉族班学生授课，这种师资配备模式的优点在于民族教师在给民族学生授课时，对于较难理解的法学理论，可以用民族语言进行详细的讲解。不足之处是不利于学生的汉语水平提高，更不能促进民族学生运用汉语进行思维，以至于不能用汉语思维模式去理解教材知识与理论。

三、伊犁师范学院法学专业民族学生教育教学解决对策

1.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强化其汉语理解能力。伊犁师范学院对民考民的少数民族学生通常的做法是入校的第一年实行预科教育，预科教育是指民族学生考入大学后，第一学年民族学生不分专业，集中接受汉语培训，通过一年的汉语学习，能够通过HSK-5级。与此同时，法学专业与其他专业在教学内容方面不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与理科专业知识相比较，法学理论较为抽象，法律文本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言为载体，法律术语与日常用语有较大的出入，并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概念、术语来自法律人的创造。这对汉语基础较弱的民族学生来说，学习这些法学理论、法律概念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何解决这项难题，一是让民族学生一方面努力提高汉语水平，鼓励他们继续学习汉语，尤其是注重学生用汉语进行交流能力的提高；二是法学专业学生在编班上实行民汉学生混合编班，加强民汉学生语言上的交流，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理解能力。

2.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对民族学生来说，在法学教学课堂上，探索并运用新的教学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可采用的教学方法有如下几种：①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一般不要求讲解抽象的法学理论，而是根据教材的案例集，由学生课前准备形成自己初步的意见，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案例，通过提出问题引发学生共同讨论，最后再由教师进行必要的总结。由于案例教学法一般不注重抽象的法学理论讲解，因此，对民族学生学习法律来说，这种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模式：课堂讨论模式；媒体教学模式；模拟法庭模式。②第二课堂教学法。对民族学生教学，应当拓宽思路，将法律教学的空间延伸到课堂以外，把抽象的法学理论具体化为丰富的社会时间，采用多种手段，全面培养和锻炼民族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应用能力。这样可以让民族学生感受到法律的真实性，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加深对法学理论的理解和对法律知识的掌握。

总之，语言没有优劣之分，但是语言的功能有强弱上的差别，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在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如何让民族学生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更好地为边疆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在保持自己传统的民族语言前提下，迅速地掌握汉语，在对内交流上取得话语主动权，实行双语教学意义非常重大。

参考文献：

[1]张帆.浅析中国法学教育的问题及应对措施[J].中国科技创新导刊.2007，（3）.

[2]贺卫方.中国法学教育之路[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注释：

①为叙述的方便，后面文中出现的民族学生，就是指少数民族学生；民族就是指的少数民族。

②HSK即汉语水平测试，是针对少数民族人群所设置的一种汉语水平测试，主要用来衡量少数民族人群的汉语掌握程度。

③注:根据新疆教育厅的文件要求，首先在教材使用方面，提倡民族学生使用汉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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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用能力；汉语；民族学生；言语教学

语用能力是指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活动的能力，即在具体言语环境中正确理解和得体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民族中小学的汉语新课程标准从各个方面体现了对培养学生汉语语用能力的具体要求，强调汉语课必须充分体现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将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基本素养作为培养的重点，鼓励学生实际应用。我们只有在言语教学理念指导下，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加强语言实践，才能有效地发展民族学生的汉语语用能力。

一、构建言语教学理念，注重民族学生汉语语用能力的培养

新课标明确指出：汉语教学要让学生能说普通话。学会主动、积极地用普通话进行表达与交流，熟悉汉语的表达习惯和思维习惯，逐步学会用普通话文明得体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1]汉语作为我们的国语，在我国不同方言区以及各民族的交际、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审视民族院校的汉语教学，仍是语言知识传授为主，语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致使学生学了多年汉语，在交际时仍不具备习得语言的运用能力，不能正确理解和表达。

20世纪初期，语言学家索绪尔就提出了“语言——言语分立”学说。[2]语言是在一定的社会集团里，是语言学家通过无数个别语言的研究，概括出来的一套表达概念的、抽象的、有限的符号系统；我们人类每天面对的那些具体的无限的说话和说出来的话就是所谓的“言语”，它是具体的、无限的现象，具有丰富的内涵。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没有言语也就没有了语言。

语言学家皮特·科德指出：“我们要培养的是使用语言的人而不是语言学家，是能‘用这种语言讲话’的人，而不是‘谈论这种语言’的人。”[3]第二语言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言语能力和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即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教会学生用汉语听说读写，用汉语思维，用汉语交际，不能只局限于语言知识的教授。

语言的特征，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及时构建言语教学的新理念，以言语教学为中心，以提高学生的言语技能为目的，逐步提高学生汉语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进而提高其语用能力。

二、把握第二语言教学特点，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理解能力

语言理解能力是语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第二语言的学习首先是言语知识的学习，言语知识是语言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发展言语技能的重要基础，学习知识的目的是提高语言理解和运用能力。传统汉语教学把知识教学与言语技能训练截然分开，肢解了汉语教学的整体性，影响了学生语用能力的提高。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

（一）加强言语运用训练，为民族学生汉语理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语言理解能力是建立在一定量的语言知识基础之上的。第二语言教学一定要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把语用知识融入语言教学中，从言语运用训练开始，即从最基本的发音、字词、语法入手，在语言知识输入的各个层面，渗透语用知识，为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奠定基础。

课堂上经常进行一些音近、形近字组词，近义词辨析运用，词语替换练习，以及用词和短语组成句子、组成文段和各种句式的运用练习。教一些常用的固定句式，如“把”字句、“被”字句、兼语句等句子结构，及各种基本句型，要求学生牢记并有意识地运用于交际过程中。如：要求学生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词语、不同的句式去表达，说话、作文时尽量运用新词语等，在训练中提高理解能力。

（二）基础知识训练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为提高民族学生汉语理解能力创造条件

教师要了解民族语言的基本语音语法规律，对语言形式进行语用分析，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使用规则，恰当运用学习的迁移规律，使母语学习对汉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让学生在比较中有效地掌握有关汉语语言知识，提高正确理解语音语体的能力。

教学中应创设具体语用环境，把知识训练与技能训练结合在一起，在言语技能训练中，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规律，了解汉语在社会语用环境下运行的规律和原则，包括会话策略、会话方式、礼貌语言运用、语调运用等方面的得体性和合适性 。通过一定量的知识技能训练，使学生认识语用形式的语用功能，学会结合语境理解语义，充分发挥学习主体的作用，主动地思考，逐渐形成新思想、新概念、新的思维方式。达到用汉语进行恰当、得体、准确的交际的目的，使汉语教学不再停留在对教材知识的认知层面上，而是上升到对知识的应用层面。

（三）构建多元文化平台，有效提高民族学生汉语语用理解能力

要正确理解语意，提高语用能力，还须掌握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学中注意不同文化的濡染。针对教材脱离学生实际，选文多书面语，少口语表达训练内容的局限，教学中要补充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反映民族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提供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搭建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让学生了解祖国文化，接受、学习多元文化，并通过不同文化的对比，不断拓展文化视野，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最终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形成跨文化交际意识，从而提高正确理解和恰当运用汉语的能力。

三、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

表达能力是语用能力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熟练掌握语言的使用规则，才能实现正确、得体地表达。语言使用规则在真实的言语交际中才能学会。民族学生的汉语学部分是在课堂上进行，缺乏真正的言语交际情景，存在语法规则的学习和语言使用规则的掌握相脱节的弊端，导致学生虽学了不少语法规则，但到了真实的语境就不会说不能写了。因此，我们必须改革传统的汉语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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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为培养学生的素质教育，医学生的必修、选修课程数目在不断增加。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每门课程中的新进展、新内容、新知识等也在不断更新，致使教学内容多与学时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生物化学课程尤其如此。而教学大纲是教学活动的指导性文件，它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在有限的学时内合理安排教学内容、进度、重点及难点，最终达到教学目的，所以需要针对民族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教学大纲进行调整，如增加学时、优化教学内容等。与此同时，应在大纲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有关教材及兄弟院校教材，对教材进行适当的处理，有目的的删减、添加，并以“强调知识更新，优化教学内容”为指导思想编写出版相应的适合民族学生使用的配套教材，将体系复杂、知识点抽象的内容用简单易懂的文字解释出来，这将对民族学生生物化学的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对于民族学生，记笔记的能力有限，为不影响听课效果，学生可以将讲授内容划到书本上，利于平时复习。同时，大学的学习与高中不同，教师不可能一一对学生辅导，这就需要学生自学，如果有合适的教材和习题集，可以使学生在课外时间能更好的复习课堂讲授的知识，同时也方便学生自学、自测，达到好的教学效果。

2课堂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教学内容应简单化，并合理应用多媒体

学过生物化学的学生都深有体会，生物化学这门课程难、不好学、内容复杂、抽象、枯燥、乏味。受到语言的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生物化学上遇到的问题就尤为突出，大多数同学的反映是“听不懂”，这既与学生的汉语水平有关，也与授课老师的授课方式有关。作为老师，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探索合适的授课方式使“听不懂”的学生越少越好。有研究显示，如果老师讲课发音标准、讲课速度也比较慢、讲课内容是书里面的东西，学生就容易懂。而大学课堂中出现的讲授内容多、而且许多知识是课外知识、及现代教育技术如多媒体的使用，使讲课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但这种快节奏的教学方式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很难适应，使得他们在上课时经常出现听不懂、跟不上、理解不了上课内容的现象。所以，授课教师必须将上课内容精炼，并通过一些常用、简单的词语引出概念、分解概念中的关键词，使概念通俗易懂，尽量做到形象化，具体化；对于较复杂的化学结构式和化学反应等，只重点讲解其特点、联系、功能等；也可通过生活事件引出讲解内容，做到举例恰当，便于学生理解。多媒体教学是一种辅助教学手段，是帮助学生理解的工具。它图文并茂，可把文字转化成生动的语言和多彩的画面和动画，使抽象的内容变得直观、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给学生多方面的感官刺激，帮助学生形象直观的理解教学内容，在理解的基础上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记忆。但是多媒体课件的使用必须掌握字少图多原则，如果文字太多，会让学生分不清主次，反而影响教学效果。

2.2密切联系临床，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学习是学习者自觉、主动、积极的心智认知活动。古代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因此，学习者的主观因素，即动机、情绪、努力程度等对学习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忽视。所以，想让学生学好生物化学，就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感觉生物化学有趣、有用，从而想学、乐学。目前大多数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对生物化学深广度的把握不够，在知识拓展能力方面欠缺，不能很好地把生物化学知识与临床学科相结合，致使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造成其盲目学习而劳无所得的结果。生物化学是生命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基础学科，从物质在体内消化、吸收、代谢，到人体的各种疾病，无一不与生物化学密切相关。因此，教师在讲课时应运用比喻教学、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将生物化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日常生活、临床工作等联系起来讲授生物化学课程，可使生疏、枯燥、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有血有肉”的感性认识，使学生容易接受、易于理解，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生物化学与临床紧密相连的认识，有助于生物化学课程与后期临床课程和临床实践的密切配合，并充分调动其学习积极性。例如将蛋白质变性原理与“食物为什么煮熟了易消化？”和高温灭菌、酒精消毒等联系，这样，学生听起课来感觉特别有趣，不再觉得生物化学内容抽象、深奥、难懂，认识到生物化学课程的重要作用和在医学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生物化学的积极性。

3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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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属于波里尼西亚文化圈。波里尼西亚文化圈包括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主要是指夏威夷群岛、大溪地、斐济、萨摩亚、汤加王国和新西兰毛利人等处的原住民文化。

这些岛之间有许多历史和人文之间的联系，如公元4世纪左右，大溪地勇敢的波里尼西亚人乘独木舟破浪前行，最终发现了夏威夷群岛，美国夏威夷州的名称Hawaii就来自波里尼西亚语，意为原始的家。

文化圈cultural sphere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描述文化分布的概念之一。它涉及的地域范围比文化区和文化区域更为广泛。文化圈概念是由文化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首先提出的。弗里兹格雷布内尔在1900年出版的《民族学方法论》一书中使用文化圈概念作为研究民族学的方法论。他认为，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内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从地理空间角度看，文化丛就是文化圈。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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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性别课程；传统教学范式；教学建设与改革

中图分类号：C40 文献标识码： A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作为内蒙古大学学科发展战略规划而设立的学院，突出民族学与社会学两大学科的交叉互补优势。民族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在课程设置中依托学科与专业优势，率先开设“社会性别人类学”课程。2013年内蒙古大学作为首批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学校，启动了《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资金规划》项目，其中，社会性别人类学课程被列入民族学学科核心课程。

2006年民族学专业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妇女人类学》课程，后以《社会性别人类学》形式调整到民族学专业核心课、社会系专业选修课，目前该课程以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为契机，具备了改革发展的重要平台，并正处在转型时期。因此，梳理社会性别课程的历程及教学范式的基本特征，探索社会性别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服务于学校未来发展目标，甚至服务于两性共同参与发展的社会需求。

一、妇女人类学传统教学范式

1．重妇女，轻两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中国进入妇女研究热潮。特别是为迎接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筹备中成立高校妇女研究中心为动力，推动了妇女学在中国的发展。此背景下，当时隶属于蒙古学学院的民族学系率先开设《妇女人类学》课程。当时对《妇女人类学》课程的定位是“以批判人类文化的男性本位倾向为起点，其核心是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它力图通过对女性与现实的考察，来探讨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历史命运，来描述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失落的真实过程，并重新论证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价值和对人类文化重建的意义” [1]。 因此，批评的矛头指向“男性本位”文化，并以“男性本位”文化作为参照系，努力建构女性应得的文化价值和地位。妇女地位、妇女在各种文化中的被压迫的表现，以及妇女在世界范围内的各文化中处于被贬低地位的社会及文化的性质和根源，成为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ofwomen）探讨的主要内容 [[2] 李霞．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汉人亲属制度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2（9）：29．

[5] 伊瓦·戴维斯．性别和民族的理论[A]．陈顺馨戴锦华主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此时妇女学（Women'sStudies）则被认为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它既不是单纯指社会科学，也不是单纯指自然科学，而是指与人有关的各门学科的综合”[3] 。所以，妇女学从一开始就毫不隐讳它的目的是打破学科界限，使在高校建立的妇女学研究机构也成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汇集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5年为止，中国各高校建立的妇女研究机构已有50多家。]。

经20年的研究探索，妇女学、妇女人类学缓慢推进，虽然已跨出学科界限，但未能跨出“妇女”这一生物性别。 “近年来，随着女性学在学术界地位的确立，一批男性学者也开始从事女性学的研究，但就女性学的历史状况而言，其研究主体仍然是女性”[4] 。 学者的这句话从侧面反映了妇女学研究领域存在“男性缺憾”问题。

希伯来大学社会学老师艾里克·柯恩说过：“在谈论女性的时候如果闭口不谈男性，就好比用一只手鼓掌似的” [5] 。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开设《妇女人类学》过程中，谈论“妇女”或“女性”时却忽略了相对的文化范畴──“男性”这一性别，无论是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都没有脱离“妇女”、“女性”的范畴，这好比女士们关上门 “自言自语”或“自娱自乐”的状态没有本质的变化。因此，如何恰如其分地认识和分析男女两性的多重文化身份，阐释性别秩序与其他社会关系的交叉成为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2．重“女性主义”，轻“社会性别理论”。众所周知，女性主义最显著的功劳在于，作为斗争的目标挖掘出“父权制”概念，并用这种概念强调在家族体系中的等级，或者是家族等级观念在社会上的延续，从而来说明女性的“二等”地位。

而“社会性别”概念本身，虽然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延续和补充，但与女性主义理论有所区别的文化概念。女性主义理论往往认为，女人要取得社会政治权益就要进入男性领域，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看成是女性的解放或者过于强调女性的优越性而贬低男性。社会性别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他们广泛吸收当代各种现代主义观念，放弃了对妇女解放具体目标的追求，尽心去解构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人的主体性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因此，我们颠覆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体系和话语，而并非改变一半和另一半的关系，男性与女性一样，也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也被现有的性别文化所压迫；而“妇女”作为一个普遍化的范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不了所有人，甚至代表不了任何人。把妇女一定括在引号中来分析，特别是“同性恋”、“变性人”和文化上的“伪娘”现象的出现，已说明当今社会的“男性”或“女性”需要用社会性别理论来审视他们的平等问题了。也就是说，性别间的平等并非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平等问题，而应该不否定生物性的前提，意识上模糊性别的过程，并超越自己生物性别（sex）来看待文化的社会性别（gender）问题。

二、大学社会性别课程教学理念的重塑

之前传统教学范式，偏重单向度的妇女研究和对妇女处于被压迫和社会从属地位的性质和起源问题的长期反复的思考，并希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建构女性文化地位与生存价值。但这种认识论思维，限制了把性别作为一个更广阔的概念来使用。随着对父权制概念的不断质疑和批评，学术界需要一个更为中性，包容性更为广泛的概念。因此，“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受到重视并合理的运用。

美国学者劳瑞提斯提出了“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她认为，社会性别是 “一种再表现与自我再表现，是各种社会机制和种种制度化了的话语、认识论、批评实践以及日常生活行为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性别不等同于性别差异，它是一种技术机制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概念”[[6] 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1．][6]。这种制度并非隶属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是与政治、经济制度并列存在的、已成为一套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体系。

这里说明的是，虽然父权制和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在不同的场景下，被很多学者交替使用，但两个概念的理论背景和侧重点不同。传统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有时往往脱离历史背景而单刀直入灌输“女性主义”思想，导致学生始终无法切入社会性别课程的内部，只是在边缘观望或摸索着“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的关联与区别。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认知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存在，以社会性别视角、范畴、方法与其他诸如阶级、民族、种族、地域等范畴交叉结合起来关照、审视中国的“男女平等”与“性别平等”的知识建构，在批判反思中重建、生产、传播平等的新知识和新思维模式。借以激励学生参与改变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行动，在社会文化改造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增添行动力量。这应是从事社会性别课程建设和改革的宗旨。

三、当前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首要任务

福特基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助美国各高校妇女学课程改革以来直到1999年来到中国资助类似的项目为止，对社会性别课程改革起到很大的帮助。1999年以天津师范大学牵头的“发展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启动。该项目所及范围达21省（市、自治区）涉及学校近百所。其中，内蒙古大学虽未参加第一次针对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但2008年申请到福特基金项目“内蒙古草原地区工矿开发及其社会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资助。2009年─2010年期间在内蒙古牧区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了解到牧区妇女生存状况基础上，2012年以福特基金第二批资助“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与社会经济文化包容性发展研究”项目为启端，围绕“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对社会性别的影响”的专项调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初步形成“社会性别研究团队”。而且内蒙古大学作为首批入选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高校之一，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资金成为课程改革的主要经济来源和重要的保障。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制定出在知识性和教学方法上关注社会性别多样性的课程体系并与国内外高校形成研究团队的经验进行多方位交流。对此笔者认为，中华女子学院无论是在教学、科研和图书资料方面力争成为全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心的努力值得借鉴。

1．开设教师队伍的培训班

中华女子学院在独有的资源上（中国唯一一所女子大学）能够把从事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召集到一起，组成教师队伍，纵横联合、合作互助方式学习和跨学科教学，并定期进行教师队伍的培训。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虽然是以女教师为主，但已初步形成了社会性别研究团队，通过这种平台，不仅增加从不同角度讲授社会性别课程的教师数量，而且还可以聘请国内外社会性别学知名学者做讲座、开设短期培训班。培训过后的教师们在课堂讲授方法方面定有成效，如概念的定位及避免使用带偏见的语言，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和独立从事社会性别各项工作能力等。随着教师队伍的壮大和专业人士的增加，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对学科梯队建设及学校整体教育改革起显著成效，服务于民族地区特色的教学。

2．课程设置上的调整

内蒙古大学社会性别课程的现状，只是限定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以必修课和选修课形式讲授。虽然，2009年之后社会性别课程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有了稳步的发展，但是更大的进步还在于使它在更多的专业领域成为必修或选修课，或者把社会性别与文化多元性课程设置为全校通识课。学生认为：“自己所学的专业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不可能专门跨专业去听所喜欢的社会性别课程，因此多么希望能从公共专业课上接触到有关社会性别方面的知识。”

全国已有不少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进行课程改革，当前几乎所有参加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教师都来自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专业，学生多数为本科生为主。事实上，内蒙古大学社会性别课程也没有触及研究生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

内蒙古大学入围“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设立专业核心课程的专项资金，使社会性别课程打破限定的专业领域，在不同专业和不同研究领域进行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提供了资金保障，并且也为社会性别课程的影响力扩展到全校，服务于全社会提供了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1] [3] [4] 禹燕．女性人类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6，4-5，3．

[2] 李霞．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汉人亲属制度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2（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