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人口红利的影响，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人口红利概念是在特定的阶段，主要是一个国家在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其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的比重比较大，但相反它的抚养率却比较低，这种情况下不但给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条件，还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局面因此得到开放，使其投资力度大、储蓄能力高和增长速度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我国就在人口红利期，就是人口的抚养比例越来越低而劳动力却是越来越高，在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将人口红利概念一分为二，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的原因是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还有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阶段，因为人口的总体负担逐渐降低而发生转变；第二人口红利是对于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们提前预料到了并随之做出了相应的个人调整，通过提高劳动资本对应的比率，做出了对资本储蓄消费的决策，就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口在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影响。总之，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储蓄和刺激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 

2.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快速的持续发展中人口红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2.1人口红利促进储蓄与投资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总体都比较年轻，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在保证能够实现充分的就业条件下，劳动人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而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重也没有太大的负担，这样家庭支出也不是很多，使得家庭储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倘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增加，那就可以增加其带来的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的减小，在养老方面也不会过多的依赖家庭，这样大大地促使了在年老之后更早的做好储蓄投资工作。 

2.2人口红利增加劳动力供给 

实现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力，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样在国际上劳动密集型就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和非常强的竞争力，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间接地促进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为了能够从家庭中把劳动力解放出來，更好地参与其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例的降低，使家庭当中抚养下一代的人口数量有效的减少。 

人口红利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劳动的供给，它包括两点：一是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不断的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而这个出生列队的人口已经进入到了劳动高峰期，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的增加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抚养比例，这种影响已到达了一个巅峰阶段。倘若对于这些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可以吸收，那人均收入肯定也会随着提升；二是目前家庭规模也在不断的缩小，女性也就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女性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使其家庭规模有了明显的减少。人口负担降低了其劳动的参与率就提升了，这让有更多劳动力的家庭慢慢地从非生产性的活动向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中转移。人口年龄结构的有利变动使得其劳动的投入时间大幅度的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再加上充分就业，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价格又不是很高，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创造出社会财富。 

3.其政策意见 

伴随着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慢慢的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人口负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会到达4.8亿，占了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的供给也会随之减少，这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能够使我国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意见： 

3.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的提升，少儿的抚养比例在逐年下降，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渐渐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3.2退休年龄的延长 

我国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社会的赡养负担也越来越严重。还有我国在医疗卫生水平方面也在不断的提升，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提升，欧盟委员已然计划把其退休年龄调至70岁，这样退休的年龄延长了，劳动力的供给也就大大的增加了，本来应该成为赡养人群的就变成了劳动力人群，又能够继续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份劳动力，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3.3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我国已经提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在渐渐的减少，劳动力的优势也在渐渐的减少，像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将慢慢地失去市场，所以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转变。我国劳动力不能长期依靠低成本的优势来维持，需要我们对自主创新能力不间断地进行提升，对劳动力优势进行转化，努力向劳动力技术优势靠拢，有效地对系统集成和关键的技术创新进行推进，早日将劳动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才可以不断的提升。 

3.4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现如今，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的大国，但在教育水平方面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要不断加强人才的培养、加大教育力度提升其劳动生产的效率。未来的经济发展不能再单单的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金，必须要发展人才，慢慢将人口红利转变成为人才红利，从中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还可以提供持久动力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篇2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拐点被认为是，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由于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从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降低），并且明显受到人口红利因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担的影响的时点。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2.人口红利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30多年来中国经济整体上都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增长率，而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中国相继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世界第二进口大国，并于2012年在进出口总值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受“人口红利”之惠。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2000年，中国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长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1]

经济的高速发展，渗透着人口的巨大作用，由于人口红利的到来，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在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前期，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这一条件刚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人员保障，这以后的时期，我国开始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人口优势，大力引进外资，扩大开放，我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而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便是依赖于人力成本物美价廉。尤其是加工贸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而在世界商品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加工贸易约占中国贸易总量的50%，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200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8.1%，也为中国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众多机构都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步入快车道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根据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个数据与此前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经济腾飞时的人口红利的贡献率基本相当。[2]由此可见，人口红利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外贸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从这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在的状态时是人口出生率的在不断地下降，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地增长。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我国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下降,也是就是说人口负担在加重,抚养比在增大。

而这些因素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也会相当大，首先由于人口红利的优势即将不在，我国的劳动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而恰好我国在国际市场中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2%—4%。从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制造业雇员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较之于发达国家，目前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3]然而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廉价，这一优势的丧失，将会对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产生不小的冲击。

4.中国与日本之间比较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结构转变的国家，同时也是亚洲最早出现经济腾飞的国家。整个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延续了5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曾一度迫近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自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自九十年代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期。很多人都将这些归结于日本的经济泡沫的破灭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第一章中这么说：白皮书里分析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再加上日本社会的少子化问题，潜在增长率非常有可能长期保持低迷 。[4]

担心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并不是多余的。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崛起有着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记，相似之处足以引起警戒。[5]美国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的双重问题，以前曾迫使日元升值，现在又在向人民币施压，于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两国同是出口导向性的外向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3%，2005年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5.1%。所以相似之处我们也应该警戒。

5.拐点以后的企业要转型

在这里为什么要谈及企业转型呢，原因是“人口红利”减弱直接降低出口低成本与价格优势。原有的加工贸易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失去，局部地区开始出现用工难，用工荒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的供求变化。而我国的出口企业多是从事加工业，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企业数量不足，而加工业也是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劳动的不可替代性，产品的附加值也比较低。

近年来，中国外贸的宏观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反倾销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幅度下降、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外销价格优势下降、同行竞争愈来愈激烈等因素的影响，外贸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少，企业的利润下降，将面临无利可图的局面。“未来是一定要靠产业升级、靠劳动者素质提高，不能再靠目前的靠投入劳动力的数量提高产值。”陈佳鹏强调，在十几年后人口红利完全消失时，将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一步提高制造业产值。[6]

因此，我国的外贸企业，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需要生存还发展，就需要做一定的转型。

（1）大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这对企业具有较高的要求，无论在产品的研发，生产还是其他环节，都要具备一定的潜力，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实施改进，以增加利润。这就要求一些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企业，要建立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当然，这样也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有利的。

（2）业务方向转型，扩展新业务，大力发张第三产业的外贸经济。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相对来说对劳动力的素质、经验要求较高，但是从业者的年纪要求没有严格的界限，所以，一些老年人也能从事到其中去，这有利于缓解我国缓解人口红利拐点以后的社会压力的的问题。

（3）市场方向的转型，刺激国内市场。一直以来，很多外贸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针对的都是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并没有真正的打开，因此出口企业可以有针对性的刺激国内市场，从而扩大销量，增加收益，提高员工工资，这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6.总结

一个国家的要想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就必须优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人口红利的存在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少机会和挑战。机会就是说，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挑战就是说，人口的不断老化，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均开支也会不断的增大。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才是未来更加严重的挑战。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人口红利的依赖。为此外贸企业也必须从自身做起，积极寻找自身存在的劣势，寻找新的出路，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使自身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利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刘霞辉.人口红利”消失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N].中国证券报,2007.02

[2] 李意坚.人口红利--抓住投资的时代机遇[M].你应该懂点投资学2010.08

[3] 梁达.多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出口竞争力[BD].中国证券网，2013.08

[4] 池田信夫.经济陷入长期停滞M].失去的二十年，2012.05

[5] 叶雷.日本经济为何“失去二十年”[N].中国证券报，2012.05

[6] 唐飞.人口红利尚存+对外贸易未衰中国将延续制造业大国地位[N].中国产经新闻报，2014.02

作者简介：李效 （1991-），男 ， 汉，河南省汝南县人，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篇3

【关键词】 贵州 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是1997年安德鲁・梅森（Mason Andrew 1997）提出的人口经济学概念，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由此促成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效应，这段时期则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依据人口学理论，人口年龄分布一般分为五类：1―14岁为少年儿童，15―24岁为青年人口，25―49岁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50―64岁为高龄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一般将15―64岁之间的人口认定为劳动人口。

我国的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年儿童占总人口比逐年下降。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我国社会养老制度的逐步完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开始缓慢上升。第一次人口普查和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了2.19个百分点，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所占比例下降2.6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了0.5个百分点。进入二十一世纪，2000年和1982年相比，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8.65个百分点，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10.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05个百分点。

至2010年，伴随着老年人口的缓慢增长，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以年均约0.52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下降。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881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一、贵州人口红利基本情况

建国以来，贵州人口依次经历了两次人口结构的转型。至2003年，贵州省总抚养比为50.33%，首次超过50%，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2004―2012年同期，相较于西南地区其他省份，贵州省总抚养比平均高出西南地区平均水平7.55个百分点。至2007年，这一差值甚至高达10.15个百分点（见表1）。由此可看出，贵州省的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人口红利提振贵州省经济增长水平能力有限。

自2007年达到总抚养比的最高峰后，贵州省人口总抚养比以年均1.94个百分点开始下滑。2007―2012年，贵州省人口总抚养比高于西南地区省份总抚养比平均水平的部分，开始浮动性下滑。总抚养比由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构成。2004―2012年，贵州省老年人口抚养比缓慢上升，少年儿童抚养比虽有适度下降，但是，同期和西南地区其他省份相比，少年儿童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居首位（见表2）。例如：2012年，少年儿童占社会总人口比例，四川16%、重庆16%、云南20%、22%、贵州23%。

总体来说，相较于临近省份，虽然贵州省的人口负担较重，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较重的人口负担在逐年缓慢降低，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贵州省具有抓住人口红利效应末期的能力。

二、贵州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社会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口结构会由“年轻型”逐步向“老年型”转变。随着经济的增长及科学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在不断延长，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发生转变，对传统的从事家庭生产和供给的劳动力刚性需求也在逐步下降，由此导致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双重下降。贵州省自2003年开始迈入人口老龄化，且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进一步催化社会的老龄化。截止到201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接近752.62万，占常住人口的21.55%。以户籍人口为计算基数，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已经达到11.64%，65岁及以上占7.96%。

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而新生人口转化为现实劳动力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很可能会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闲置，社会资源无法达到优化配置，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受到抑制。同时，现有的劳动年龄人口正渐渐趋向老龄化，劳动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弱化，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对新的职业技能的学习能力降低，社会经济活力减退。

贵州省处于我国西南地区，属于“欠发达，欠开发”省份，虽然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不及第二产业，但是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超过八成。2012年，贵州省农业人口约344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83.42%。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这主要源于我国农村的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和经济水平低下等因素。贵州省一些较为偏远落后的山区农村，甚至还保留着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更决定了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同时，由于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技术一般较落后，医疗场所覆盖率低，农村老年人的患病率和伤残率也较高。这些原因更加导致其子女经济负担加重，在负担完父母的养老开支后，基本没有剩余进行储蓄。Leff运用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对1964年74个国家进行截面估计，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抚养比对储蓄率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高储蓄率是我国能实现高投资水平的保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陈友华指出：老年人占社会比重高，国民生产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年人护理、医疗等支出会大幅上升，反而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会下降，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减少直接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

贵州省由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低储蓄率和非生产性消费支出，都直接影响到了贵州省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老年抚养比的逐年上升，其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2、低劳动参与率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高劳动参与率、高消费需求和高储蓄率。具体过程为：在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成长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后，就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口，这就使得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得以保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为各类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随着这部分人口跨入劳动年龄的时间增加，其也逐渐达到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和消费的高峰期。

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贵州省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1953―1964年，贵州省0―14岁少年儿童增幅达115.44万人，至70年代末，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贵州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但由于在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陆续进入生育阶段，当时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仍占很大比重。1991―2000年，贵州人口出生率一直稳定在20.0‰～23.0‰之间，致使0―14岁少年儿童比重从1990年的32.68%下降到2000年的30.17%，下降了2.51个百分点。自此，贵州少年儿童抚养比在2005年波动上扬之后，一直在逐步下降。在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目前的少年儿童抚养比下跌是有利于经济的短期发展的，但是当现有劳动年龄人口陆续进入老龄化，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有限时，贵州省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均衡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沿海经济迅速发展，大量西部省份年轻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寻求更高的工作报酬和新的发展方式。在这一时期，贵州外出年轻人口加速增长。至2010年，贵州省人口净流出量为700多万人，比十年前增长了将近500万人，流出的人口中，99.09%为60岁以下适龄劳动力人口。

贵州省80%的人口属农业人口，基本从事第一产业，这就导致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失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不断向农村扩张，导致很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对于资金匮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劳动技能欠缺的失地农民来说，失去了土地往往就处于失业状态，这也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育率的降低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大量流失，是贵州省社会加速老龄化的重要因素，这样很难在未来保证实现均衡的社会年龄结构，保证社会总抚养比以及人均消费率和储蓄率较高。即便拥有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但低储蓄率也无法为投资提供保障。

三、社会环境对人口红利的影响

影响贵州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来振兴经济发展的原因，除了来自于人口红利状况的“先天”不足外，社会环境因素也制约着贵州人口红利的发挥，如：城乡“二元”壁垒阻碍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交通信息闭塞不健全使得劳动力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其中，尤其以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影响为甚。

在社会经济增长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增加就业主要取决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由于具有资金需求少，收效快，吸纳劳动力能力强，一般能同时综合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特点，能够吸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是一般劳动者较理想的就业场所。同时，第三产业中有许多新兴的朝阳产业，能吸收社会最新型的生产方式，所以也更迎合现代人的生活理念，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从产业创造总值来看，贵州的产业结构基本摆脱了改革开放以前“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畸形发展、服务业水平低下”的局面。三大产业中，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持续快速增长，2002年贵州产业结构演变为“二、三、一”格局。尽管贵州省的产业结构得以调整，但是目前的产业结构仍存在问题。由于经济增长的后发力不足，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贵州省产业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第三产业的发展仍以传统的服务业为主，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比较缺乏，技术和知识密集程度较低，尤其是贵州先天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贵州发展旅游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尽管贵州近年来旅游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横向比较，差距还很大。

四、发展建议

1、逐步提高薪资水平，加大本省社保力度

首先，稳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彰显社会公平。其次，从长远来看，薪资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扩大内需，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对促进贵州经济整体发展意义重大。再次，提高薪资水平虽会给企业造成压力，但也能营造有利于竞争的环境，迫使省内企业逐步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改走技术创新之路，增强贵州省经济发展活力。当然，薪资水平的提高，必须在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之际，这样才能使得工资增速符合GDP增速。

2、提高本省劳动者的素质

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曲h等人的研究，如果将企业职工的学历由初中以下提高到高中水平，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提高24%，如果进一步改善为全部是大专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提高劳动者素质，要同时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借鉴国外经验，可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实习培训机制，促进新增劳动力与企业需求顺利接轨。在此基础上，如果未来能够把实际退休年龄加以提高，劳动力资源约束会进一步减轻，从而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后，赢取第二次人口红利。

3、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具体而言，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应对“人口负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求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一要带头树立积极的老龄化观念，营造积极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二要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健全支持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法规；三要考虑尝试推行适当的弹性退休制度或推迟退休年龄；四要积极开拓老年劳动力市场，优化老年人力资源配置，充分调动老年人口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发挥余热，对社会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同时也是解决空巢家庭、老年人孤独、社会抚养压力等问题，维持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程邦嘉：从贵州农村流动人口现状看全省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及管理对策[A].贵州人口发展研究――贵州省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开发课题集（第二辑）[C].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2] 贵州省1%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贵州人口发展研究（第二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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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转型升级；紧迫性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47-02

一、人口红利及其发展阶段

（一）人口红利的内涵

一般来说，不同的年龄群体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从而也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也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从而形成了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形人口结构，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或者“人口机会窗”。当整个社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呈现出高储蓄、高增长、高投资的经济局面。相对的，当人口的较大比例是由少儿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将为比较缺乏，就业率较低，社会将承担较重的抚养压力，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

世界各国各地的人口，不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将会经历人口在生长类型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指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指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程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从而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出现了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即出现直接的人口红利阶段。具体来说，人口红利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形状，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参与率高，带来了就业人口的增加，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巨大的人力资本数量优势是此阶段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开始变慢，人力资本呈现出来的数量上的优势作用开始逐渐减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变小；第三个阶段是虽然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已经出现缓慢的趋势，但由于社会的进步使得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口红利进入质量阶段，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再次出现增大。这个阶段，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成为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最后一个阶段是人口结构的趋势逐渐向老年人口转变，同时少儿的抚养系数开始变大，劳动力人口减少，开始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年龄结构，经济的增长开始依赖于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二、人口红利的影响分析

（一）人口红利的正面影响

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低的社会抚养系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形成了较高的社会储蓄率，从而有利于资金的积累，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即使就业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业总量保持持续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许多现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970―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90%~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美国的一所研究所将其称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

（二）人口红利的负面影响

客观上来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相对于实实在在的优惠，它更像是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并加以适当的利用，才会使机会转化为红利，反之，如果劳动力资源不能得到正确和充分的利用，人口红利将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由于资本与劳动不能进行有效的结合，使得城镇下岗和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化，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其次，大量的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情况下，这种就业压力将导致失业率的逐渐上升，贫富差距变大；最后，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与有限的就业岗位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以及由于劳动力之间的同质性等原因，导致劳动力之间出现过度的竞争现象，出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增加导致消费能力的下降，消费率的低迷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

三、人口红利与企业转型升级

（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企业带来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随着未来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也终有消失的时候，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口优势将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储蓄率的下降、消费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多等。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劳动力人口的普遍缺乏，特别是普工的岗位没有多少人从事，从而使企业严重缺乏人力资源，同时，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工作的竞争力将会下降，员工缺乏积极性和创新性，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也会降低，并且企业“缺工”现象的产生导致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总体成本；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会出现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将会影响到资本市场，表现为资本杠杆率下降，投资的收益率也会降低，整个资产价格都将会受到影响，特别是股市以及房地产之类的企业将会出现低迷的现象，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企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人口红利的代名词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其理论基础是假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存在障碍，其实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比例的下降不仅是因为人口年龄的变化，还有技能及受教育水平低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降低，人口红利的理论其实没有考虑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及人口素质的因素，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只有利于附加值较低的“世界工厂”，当失去了人口年龄这一优势之后，企业更应该注重转型升级，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换。当前，中国正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时，由于中西部的快速发展，导致沿海等很多省市的劳动力资源供应不上，这给企业招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此，企业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将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必然发展趋势。企业转型升级能够帮助企业有效的克服过分依靠劳动力发展的弊端，同时也能够提升劳动生产效率，降低对资源环境的污染，有助于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

首先，要提高劳动者的薪资水平，加大社保的力度，GDP的增长要惠及大多数的国民，参照GDP的增长速度，企业要稳步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摆脱依靠廉价劳动力增加企业利润的观点，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劳动者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其次，企业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产品的技术性能及产品质量也会相应的得到提升，提高劳动者素质，不仅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指提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增大岗位培训的投入资金，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实习培训机制，促进新增劳动力与企业需求顺利接轨；再次，企业必须升级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的力度，要改变粗放型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在人口红利消退之前，企业要更多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进军。此外，环境与资源的压力也迫切的要求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使得经济进步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谐的发展。

四、结语

相对于人口优势来说，人口红利更像是一次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使人口红利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人口红利理论简明的指出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但是一味的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经济形势终将会走到尽头，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形势，企业要在人口红利没有消退之时，充分的利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同时也要做好转型升级的准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大技术投入成本，合理的分配资源，使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使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真正地做到技术与经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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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3]李荣山.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可持续发展[J].西北人口，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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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人口红利时代;人力资源管理;老龄化

1引言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老龄化问题正在加剧，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2004年春季以来，我国各地均出现程度不同的“用工荒”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未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大，劳动力无限供给引起的人口红利时代逐渐消失，“用工荒”现象将日益成为常态，我国将迈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在此背景下，企业该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人口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我国人口结构变迁视角切入，在对人口红利及人后口红利等相关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人口红利渐失对企业的影响及后人口红利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应对策略。

2文献回顾

2．1人口红利相关研究

早在1984年就有日本学者提出了“黄金年龄结构”的概念，自此，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人口红利的概念则是由美国夏威夷大学的Adrewma-son教授于1997年提出来的。人口红利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大，抚养率比较低，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有利人口条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等于或大于60%的阶段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时期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倒U字形分布，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绝对优势。根据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动态变化，人口红利一般要经过窗口打开、高峰期和开始关闭三个阶段。对应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先上升、到达顶点、然后开始不断下降的趋势。人口红利的出现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于人口红利呈现的“中间大、两头小”特征，该特征一般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较高的储蓄率。基于上述原因人口红利期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人口红利与经济之间存在着正向影响的关系。人口红利的到来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人口红利渐失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并最终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2后人口红利相关研究

所谓后人口红利时代，即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经济发展将不再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无限供给。在人口红利渐失的背景下，企业将面临劳动力供给有限、劳动力成本上升及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问题。于宁(2013)认为“后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人口红利窗口开始关闭的时期。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带来机遇和威胁。根据胡鞍钢的看法，2010－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最高点(71．9%－71．5%)，随后开始下降，结合人口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比达到了顶峰74．5%，然后开始逐步下降;2011年中国的老龄化也达到了9．1%，并且持续上升;201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值34．2%，然后开始逐步上升，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和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达到顶峰，随之人口红利开始下降，我们称之为后人口红利时代。后人口红利时代呈现以下特征:劳动力市场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普通劳动者短缺成为一种常态;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企业买方市场向员工的卖方市场转换;在注重人口转移，平衡人口供求不均衡的同时，更注重提高员工的素质;人口呈现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率与工资水平呈U型变动关系。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也必将会发生变化，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智力密集转变，由出口驱动型向投资驱动、消费驱动转变。

3人口红利渐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3．1普通劳动力短缺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表明:虽然我国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明显，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在此背景下，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普通劳动力短缺将日益成为常态，普通劳动力短缺势必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3．2人力成本上涨

人口红利渐失表明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人口红利渐失导致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供给小于需求的现象，势必会导致劳动力价格出现上升。人力成本不仅包括员工工资这种显性成本，而且包括招聘、培训等隐性成本。由于劳动力短缺，企业为了防止员工跳槽带来的人力资源的流失，会给员工增加薪酬，人员的频繁流动也加大了隐形成本涨幅的增加，最终导致企业生产总成本的增加。

3．3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

人口红利渐失不仅使得企业雇佣足额数量员工的成本增加，而且也导致企业之间对高素质人才的争夺加剧。人口红利的渐失，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企业以往通过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来获得竞争优势的方法已经不可行，企业必须不断完善其经营管理，使企业由之前的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降低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转而向高素质人才招聘、培养的方向发展，从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升级为对科技经营人才的竞争。在此背景下，企业间高素质人才争夺必将加剧。

4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对策略

在人口红利渐失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着基层员工短缺、人力资源成本增加、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系统性问题。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已然迫在眉睫。结合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本研究认为，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4．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将由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使内部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因此要着重从扩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入手，实现员工的工资主动式增长。

4．2转变企业用工政策

中国快速老龄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由“哑铃型”结构逐步向“倒金字塔”结构转变，预示着中国未来劳动者供给形式的严峻性，使得企业必须合理并且高效率地使用现有劳动者，并期望在劳动者不足的情况下，低龄老龄化劳动者能够返聘，更好地为企业所用，因此，企业的用工政策应更多地从长远角度考虑，建立完善的企业用工政策体系。此外，企业还可以与劳务派遣公司、高校等进行合作，从而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

4．3完善劳动力市场

随着中国快速老龄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出现短缺，促使中国劳动力市场由企业一方主导向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博弈转变。中国人力资源服务市场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也逐步完善，使得中国的劳动者能够有更多地选择，促使双方协商共谋企业的发展，使得劳动者在工资增长方面有了发言权，保障了劳动者工资增长的权益和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

4．4加强教育和培训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传统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复存在，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会进行转型发展，企业原有劳动者不能适应企业的需求。在人口红利渐失背景下，通过不同方式的培训提高企业员工在知识水平、技术能力和品德等方面素质，提高企业职工的职业技能和业务素质;通过建立健全职工教育的制度，通过短期学习、进修和校企合作项目等提高企业职员知识更新速度;制定合理的招聘计划和科学的薪酬体系，奖惩分明，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建立完善的企业福利政策，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建立一个长期的共赢关系。

5结语

尽管人口渐失对企业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上升、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问题，但是只要能够重视人力资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用工策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培训，就会实现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消除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于宁．“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的挑战与机遇:基于老龄化经济影响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3(12):82－92．

［2］冯苏京．后人口红利时代企业人力资源风险［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8(4):69－71．

［3］孙晓芳．人口红利理论研究与扩展:中国特色人口转变的视角［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5):23－26．

［4］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4年人口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5］于弘文．201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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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抚养比；老龄化

一、人口红利的定义与指标刻画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的。关于人口红利，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两个人口红利的说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表现出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局面。

对于“第二人口红利”的说法，即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理性的个人、家庭和政府，在生命周期假理论说下，其个人行为、家庭行为和政府公共政策的选择将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预期的产出和消费做出合理的安排。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理将导致国民储蓄提高和资本供给增加，这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将其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刻画指标很多，国际上统一用劳动力负担来刻画人口红利，相对于劳动力抚养负担，还有一个劳动力经济负担的概念，这是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水平的差异比较大，劳动力经济负担大致反映出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对于劳动力人口的消费情况，这能够更好的测算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社会消费结构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用。然而实际上，抚养负担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消费上的物质供给和经济支撑，同时也体现在精神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因此，通过抚养的数量比即劳动力抚养负担更能反映真实的负担状况。

因此本文中的人口红利指标即用抚养负担来刻画，而抚养负担又存在理论抚养负担和实际抚养负担。二者并不等同，差距在于劳动参与率，若全部的劳动力年龄人口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理论抚养负担与实际抚养负担保持一致，一般情况下，实际抚养负担要高于理论抚养负担。

然而，需要指出是，本文将采用理论的抚养负担，而非实际抚养负担，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市场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官方劳动力就业统计范围仅限于城镇劳动力，而忽略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且具体到劳动力年龄阶段的劳动参与率较难，即使估计的数据也与实际差异较大，很难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就用劳动力年龄人口来代替劳动力就业人口。

二、人口红利的特征

为了对人口红利进行比较充分的认识，研究人口红利的特征是特别重要的，对于一般文献中提到的三点：高劳动参与率、低抚养比、高储蓄率。这只是从表面上一些简单的特征表述，下面详述人口红利的具体特征。

（一）差异性

人口红利差异性包括地区差异、进入时间差异、红利持续时间的差异、结束时间差异、结构差异等。

（二）不平衡性

一是人口红利的区域不平衡，人口流动使得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红利存在差距。

二是人口红利的城乡不平衡，城镇化也在影响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城乡差距。

三是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的不平衡性，相对而言，东部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中西部的劳动力人口流入被延长了，城镇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被延长了。

（三）时效性

人口红利仅仅只是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配置结果，不是永久性的经济增长源泉。我国的人口红利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这种人口红利不可储存，必须即时存在、即时消费。

（四）成本性

因为人口红利消逝后的社会面临的是人口负债，人口红利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机遇是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通过经济社会的不断积累来应对人口负债阶段的各种挑战。

（五）条件性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比重较大只是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人口红利只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种人口年龄优势，人口红利不等于经济红利，也就是说，人口转变虽然带来人口红利，但是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条件性。

三、我国人口红利的分析及预测

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发生着变化，《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随后将会慢慢减少。此外，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但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使得老龄化趋势初现。根据此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65亿，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我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根据目前的人口红利趋势，很有必要对我国未来人口红利进行预测、分析，下面是采用联合国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所作出的预测分析。在1950年到2050年期间，我国的劳动力总抚养比的变化表现出上下波动的形态，其中有两大拐点：一是1965年附近的总抚养比达到最高点，另一个点是2013年左右的最低点，自从2013年起，总抚养比因人口老龄化而不断的增加，尽管人口红利在2013年左右消失，但仍有持续近30年的平衡期，在将来的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人口负债并不显著，也是一个应对于人口负债和老龄化调整的重要“缓冲期”，仍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

从1950-1990年，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均呈现出“倒U”型轨迹，在这一阶段，老年抚养比一直稳定的保持在8%左右，1990年之后，少儿抚养比在不断的下降，直到2030年左右达到谷值，1990年到2050年，总抚养比呈现出“U”型轨迹，在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老龄化加速，促使老年抚养比迅速增加，负担迅速加重。在1950-2050的一百年里，总抚养比的变化在1950-1990年期间主要因为少儿抚养比的变化，而在1990-2050年期间主要由老年抚养比变化来解释。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交叉点”发生在2030年左右，即从2030年，老年抚养比历史性超过少儿抚养比，开始全面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

四、政策建议

借鉴国际经验，在面对老年负担加重的挑战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有所不同，发达国家采用了移民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政策，而有些发展我国家强调了劳动年龄人口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为此采取了加强教育和培训、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措施。我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合适的政策，然而摆在我国经济发展面前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一是如何尽可能充分利用即将消失殆尽的人口红利；二是如何利用人口红利积累的经济社会基础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挑战。人口红利优势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协调发展；劳动力全流通与充分参与；提高老年市场参与战略；集中型抚养和赡养战略等等。（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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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安徽省的人口结构变化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进入了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抚养比负担较轻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对人口红利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献，从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的定义便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而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促进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Mason和Lee（2004）进一步把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通过提高社会储蓄率和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预见性的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机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并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模型当中，通过计算发现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25%。陈友华（2005）选择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为标准人口，计算发现中国从199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结束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结果较相似。蔡昉（2008）认为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条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释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的关系，并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保持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关键。王金营，杨磊（2010）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龄结果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红利我们应当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来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大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默认该地区的人口不对外流动，从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因此对安徽省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因此对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红利的形成。

1970年以来安徽省人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口结构实习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数据来源：1995-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出生率在15‰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5‰-3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属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0‰-2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属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断安徽省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这种人口转变为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安徽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安徽省人口抚养比也随之发生变化。抚养比的高低影响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总储蓄率水平对人口红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抚养比总体上呈现出“一升两降”的状态，即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目前安徽省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

（三） 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应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用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令μ=1对上述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据1986-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4年的数据，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算，经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都比较高。D-W值为2.541则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进一步检验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则表明此模型有较好的说服力。有上述检验可知，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4.376，即在1986-2009年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见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市场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安徽省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将会削弱人口红利。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地方性财政投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政府要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优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同时要强化政府主导的作用，把社会养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支持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

（二）加强促进就业的力度。

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决定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对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就业资金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待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培训。也要考虑不同就业人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适当降低就业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能只考虑劳动年龄的绝对数量，更要注意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下的人口红利。因此首先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将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进素质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开发力度，支持退休的专家参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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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经济增长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01-06；中图分类号：C061.2；文献标识码：A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经历了人口转变的国家得到证实（Bloom，Williamson，1997[1]；Bloom，Canning，2001[2]；Kelley，Schmidt，1969[3 ；蔡P，2004[4]）。目前，研究者们更为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在人口转变结束之后，这个增长源泉（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Lee，Mason，2010[5]；Van der Gaag，Beer，2014[6]；陆D，蔡P，2014[7]）？第二，在持续低生育率的老龄社会，人口变化是否还可以带来新的增长机会（World Bank，2016[8]），或者说，第二个人口红利能否抵消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带来的不利影响（Mason，Lee，2004[9]；Lee，Mason，2010[5]；王颖等，2016[10]）？这两个问题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现实，因为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李建民，2014）[11]。在给中国经济带来丰厚人口红利的人口转变结束之后，第二个人口红利能否如期而至？需要怎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才能够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我们对人口红利的来源、结构和机制的深入认识。

一、人口红利的来源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给经济带来的一个增长源泉。有研究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1960―1995年期间的人口变化对人均产出提高的贡献率接近20%，在亚洲和欧洲这个贡献份额更大（Kelly，Schmidt，1969）[3]。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在一般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个体（家庭）经济行为变化为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人口红利有三个直接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由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和劳动年人口比重提高，这种变化增强了人口的生产能力和储蓄能力，进而提高了人均收入（Bloom，Williamson，1997[1]；Lee，Mason，2010[5]），这种“年龄结构效应”（Bloom et al.，2009）[12]，也被称为“第一个人口红利”（Lee，Mason，2006）[13]，其中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美国人口经济学家Coale和Hoover （1958）[14]所揭示。第二个来源是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死亡率下降减少了劳动力的减损，而生育率下降则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Angrist，Evans，1998[15]；Bloom et al.，2009[12]；Aguero，Marks，2011[16]）。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仅从绝对规模上扩大了劳动供给，同时也强化了“结构效应”，使得第一个人口红利更加丰厚。第三个来源是个人和家庭面对因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变化而在决策和行为上（如储蓄、劳动供给、子女教育等）所做出的反应，因此被称为“行为效应”（Bloom et al.，2009）[12]。这种行为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激励了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主要是教育和健康）投资的需求，也提高了父母进行这种投资的能力（Becker，Lewis，1973[17]；Becker，Tomes，1976[18]；Lee，Mason，2010[5]），此外，它也为父母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二是预期寿命的延长可以改变人们的消费决策、储蓄决策和退休决策等。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条件下，人们会主动调整自己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和风险应对策略（Acemoglu，Johnson，2007[19]；Bloom et al.，2003[20]），这些微观个体（家庭）行为的变化（增加储蓄、劳动力供给和对子女教育与健康的投入等）在宏观层面上聚合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促进资本深化和创新。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效应”就是“第二个人口红利”（Mason，Lee，2004）[9]。

从来源上看，第一个人口红利与第二个人口红利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个人口红利主要是一种结构效应，第二个人口红利则主要是行为效应。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也存在着行为效应，如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及自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等。同样，在第二个红利中也存在着结构效应，如延迟退休可以推迟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终结时间和减缓负担比加重的速度。同时，两个人口红利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第二人口红利是对第一人口红利时期形成的有利条件的释放和利用，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杨英，林焕荣，2013）[21]，或者说，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已经蕴含了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机会。这种连续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积累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是第二个人口红利期国民储蓄能力的重要基础；其次，第二个人口红利中的人力资本收益是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中对年轻一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再次，两个人口红利在时间上存在着一个交叠时期。由人口变化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的长短取决于人口转变的速度，即人口转变的速度越快，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就越快，达到的负担水平就越低，但人口红利期就越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老龄化的速度就越快。一般来说，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可以持续40多年，那些人口转变速度比较缓慢的国家的人口红利期甚至可以持续50年，而像中国这样的人口转变非常迅速的国家，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则不到40年。即使如此，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出生队列，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加入劳动力，他们接受了比父辈更多的教育和健康等投入，这个人力资本增量实际上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就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我们可以从人口红利概念中引申出另一个概念，即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的生产性是基于人是生产者这一基本前提而产生的。人口是一个集合性概念，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不同的人在劳动能力、劳动力供给行为和生产效率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因此，有这些具有不同经济特质的个人集合而成的人口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生产性，或者呈现出生产性的强弱之别。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转变而带来的人口生产性的提高。其中，年龄结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可以提高人口的生产性和储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则可以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人口转变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储蓄、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些与人口转变无关的因素导致的储蓄、劳动供给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并非人口红利。

二、人口红利的结构

人口红利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特征的人口经济现象，包括了储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等多个维度。按照这个认识逻辑，我们就会面对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红利的结构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二是不同国家的人口红利结构是否不同？不同的人口红利结构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差异？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还需要做严谨的实证研究，本文在此仅做理论上的探讨。

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结构特征是储蓄效应、劳动力供给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的聚合，但是在人口红利期的不同阶段，这三种效应并非总是同时发生，其作用程度也不同，这种结构差异会影响到不同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整体贡献。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和发展的中期阶段，最为短缺的生产要素不是劳动力，而是资本。因此，抚养比减轻导致的储蓄率提高就成为人口红利中的首要因素，因为储蓄率提高可以为经济增长注入所需的资本，而投资增长则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吸纳剩余劳动力。从中国的经验看，在经济增长的绝大时段，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当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口红利的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劳动力供给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临近“刘易斯转折点”（蔡P，2010）[22]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时候。

第二个人口红利的结构与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结构基本相同，但由于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来源主要是个人（家庭）的行为效应，因此，第二个人口红利的结构特征更为鲜明。首先，因为每一个人（家庭）所具有的资源禀赋不同，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所涉的制度安排不同（这一点对中国尤为重要），因此，尽管每一个人（家庭）都追求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但在储蓄、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行为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微观行为的差异性会直接影响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水平和结构。其次，相对于储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在第二个人口红利中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在第一个人口红利已经终结的老龄化社会，新加入劳动力的队列在规模上要小于新退出劳动力的队列规模，如果要使整体劳动力保持原有的生产力或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前提只有一个，即新加入劳动力的队列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一个队列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率有密切关系，一个队列人口的劳动总产出并不会随着这个队列规模的缩减而成比例减少，甚至很可能增加（Mason，Lee，2004）[9]。再次，第二个人口红利中的储蓄效应和人力资本投资效应持续的时间更长，也更稳定。以储蓄为例，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储蓄率提高主要是因为出现了消费剩余，之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出现了目的性储蓄，但基本上都属于短期储蓄行为。在第二个人口红利中，人们的储蓄动机主要是为了更长的老年时期的生活做经济储备，因此是一种长期储蓄行为，这为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三、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终结？

对人口红利结构的解析和对人口红利结构变化趋势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终结的判断。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结束（蔡P，2006[23]；陈友华，2005[24]；刘怀宇，马中，2011[25]；Ogawa，Chen，2013[26]）以及如何延续第一个人口红利的问题（蔡P，2009[27]；李稻葵等，2015[28]）。

国外学者关于第一个人口红利终结的判断标准主要是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动态特征，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低于总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口红利就转变为“人口负债”（Van der Gaag，Beer，2015）[29]，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人口红利期转变为人口负债期。也有学者从更严格的意义上定义“负担比”，即从有效劳动供给角度判断生产者与被负担者之间的比例关系（Mason，2007）[30]。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6）[8]在一份报告中把人口红利期的变化划分为4个阶段，或者说，把世界各国划分为4种类型：（1）处于前人口红利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4左右；（2）处于人口红利早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小于4，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3）处于人口红利后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2.1左右，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但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还不快；（4）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21，老年人口比重的较高并将继续提高。

国内学者的观点分为两派，其中一派的观点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王丰，2007[31]；蔡P，2013[32]），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因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2013年以来已经出现了持续减少的情况，而人口抚养比水平则持续上升。Ogawa和Chen（2013）[26]根据分年龄的消费和生产曲线计算了有效劳动供给，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在2014年结束。还有一些学者（李稻葵等，2015）[28]持有相对乐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尚在，因为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改革退休制度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从而延长人口红利期。另一派的观点是根据人口抚养比的水平（如低于50）来判断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的时限（陈友华，2005[24]；刘怀宇，马中，2011[25]）。这种观点对中国人口红利可以延续的时间更为乐观，认为它可以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远（田雪原，2006[33]；刘家强，唐盛代，2007[34]；陈佳鹏，2012[35]）。笔者认为，以人口抚养比水平作为人口红利期的起始标准是一种静态判断方法，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缺陷。例如，当人口抚养比的提高时，即使其仍处于50以下的区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变化也不可能给经济增长做出任何贡献。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综合判断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消失。首先，从年龄结构效应看，2012年以来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2010年以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下降，经济活动人口比重持续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结构效应）已经枯竭。其次，在生育率转变已经完成和低生育率水平条件下，生育率变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效应不复存在，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近年来出现了下降趋势。再次，如果按照前文提到的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中国已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

四、第二个人口红利实现的机制

目前的中国人口和经济都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李建民，2014）[11]。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形态是人口转变的历史承继，随着第一个人口红利走向终结，第二个人口红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人口红利将贯穿中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从人口红利角度，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人口红利发展阶段和第二个人口红利发展阶段。中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高度契合，人口迅速转变带来的第一个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和实现中等收入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丰， 梅森，2006[36]；王德文等，2004[37]）。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后人口转变阶段和第二个人口红利期，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国内外学者都高度重视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Mason， Lee，20049]；Lee ，Mason，2010[5]；Eastwood，Lipton，2012[38]；蔡P，2004[4]；王丰，2007[31]；陈卫等，2015[39]），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人口红利只能停留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或者说只是“数学上的红利”。对于中国而言，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从而全面启动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

第一，建立一个更具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老龄化社会，深入挖掘劳动力资源和激励劳动力供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机制。具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真实地表达劳动力供求关系，可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及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可以动员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进入市场，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第二，建立更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人力资本效应是第二个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创新的主要力量，进而人力资本投资是创造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机制（Lee， Mason，2006）[13]。发展和完善包括教育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体系，是中国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

第三，建立富有激励性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这种激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供给激励，二是储蓄激励。这两个激励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则。具有这两个激励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避免“福利病”，而且还可以使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生产性，即可以有效地动员劳动供给和储蓄。只要人们在老年时期不是过分依赖公共或家庭转移支付，第二个人口红利就可以抵消老年负担比提高的不利影响（Lee，Mason，2006）[13]。

第四，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伴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市场（王丰，2007）[31]，而资本市场是把储蓄转变为投资的重要机制。完善的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经济活动。

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从长期的角度看，一个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实现三个均衡：一是劳动者的收入与其劳动生产率的均衡，二是劳动者的终生收入与终生消费的均衡，三是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与生命周期阶段变化的均衡。具有这三个均衡特征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同时激励人力资本投资、劳动供给和储蓄，因此是实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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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117-02

1 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人口转变的过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的过渡, 最终发展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在第一阶段, 先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 少年儿童快速增长, 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 这就使得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 并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而在第三阶段,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 老年人口数量则快速增加, 此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高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 总抚养比上升较快, 易出现老年人口过多的人口老龄化倾向, 也会形成“人口负债”。这样, 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第二阶段, 就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 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 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一般在30年左右)。总人口“中间大, 两头小”的结构,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增长等, 从而引起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 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 较快的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目前,我们仍处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过程中,未来10年左右,“人口红利”仍有望驱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但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红利”往往是与债务相对应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使中国提前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它来得早去得也快,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红利也因此而消失的较快。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目前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很快转变为对我国经济产生阻碍作用的力量。

2 现阶段妨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因素

(1)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2)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 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 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 走向城市, 走向发达地区。但是他们主要的从事行业为第二、第三产业,其中建筑行业占到了80%,因此说, 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 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

(3)阻碍农民进城的一些客观因素依然存在。

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获得比农村更高的收益,但是有时除去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机会成本、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外,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明显提高而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所以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就受到了削弱。再加上政府对农民给与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务农收益相对提高,而且农民也不需要再背井离乡就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口红利发挥作用。

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如果中国在人口红利时期不能积累起数量庞大的社会财富,在“人口红利时代”没能实现“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工”,这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当目前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进入老年时,一方面百姓自身无力应对养老挑战,另一方面,政府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开支将急剧增加,届时必将大大增加劳动人口的负担。所以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3 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效应的方法和途径

从上面所有的分析中我们也知道未来的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我们要充分把握这一机遇,最大限度的利用人口红利,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3.1 延缓人口红利,就是实行“就业优先”原则

我国人口红利的兑现主要是从充足的劳动力人口能否顺利就业创造社会财富来看的, 其实关键就是提高就业率。我们讲人口红利是因为有充足和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开始短缺了,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这个优势。但是劳动力短缺的程度和速度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调节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把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调动出来,可以延缓人口红利。

3.2 推进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

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会始终摆脱不了“衬衫换飞机”的尴尬和无奈。中国强大最终要从“低劳动力成本时代”走向“创新型竞争力时代”,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劳动力的教育问题。由于教育资源的城乡分配不公平,使得我国城乡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农村明显落后于城镇,而我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这样肯定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要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提高教育的质量和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特别是适龄劳动人口,从而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本优势,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3.3 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

众所周知, 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 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消除城乡间的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建立和完善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自由流通。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 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 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发挥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

3.4 加强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可持续的人口保障体系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人口红利的慢慢消失伴随的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国家的富裕,而我们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面临的一种情况是“未富先老”, 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 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由于农村人口基数本身就比较大,老年人相对的也就比较多,而且目前农村养老还是依照老传统,依靠儿女们来养老,自己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所以要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就必须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Bloom, D.E. and J.G. Williams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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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人口红利消失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会终结，这样，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医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调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如果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国在2005 年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大约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时期，这意味着在“十一五”时期调整人口政策的条件就已经成熟。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二五”时期，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应该说更加成熟。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篇11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235-05

引言

人口是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社会实体。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问世标志着人口理论的正式产生，也引发了学界对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烈争论。“人口红利”最早由Mason（1997）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它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而引发生产与消费变动产生的（Mason，2001；Bloom，2001）。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会相应形成“人口负债（少儿型）―人口红利―人口负债（老年型）”的红利区间，在转变的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少年人口数保持高位但逐渐降低，老年人口缓慢消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较低，此时总人口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有限时期内高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劳动参与率、高人力资本、低社会负担，从而实现各个增长要素的充分利用，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于学军，2003；蔡，2004；陈友华，2005）。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重视与深入研究。（1957）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区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当时中国人口增长快、资金积累少、粮食匮乏、工业化水低的国情，得出中国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论断。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施，从1981年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变迁的基础上持续施加行政力量，干预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进入总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阶段，这种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老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社会抚养比逐年升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新挑战。老龄化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又如何实现对存续红利的挖掘和兑现？这是亟待我们思考和回答的新课题。

一、中国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如Sala-i-Martin（1996）所分析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是由初始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程度、历史机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成为了中国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前提条件。

过去三十多年，人口红利拉动了中国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长（蔡，2006）。在部分具备人口红利发挥作用条件的前提下，中国人口红利主要通过要素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可归结为三条路径：一是丰富的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源构成劳动力要素禀赋；二是劳动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抚养比降低提高了全社会储蓄率，利于资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重要的非有形生产要素部分。

（一）人口红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红利带来的最直接效应是适龄劳动人口增加和人口抚养比降低，它通过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数量方面，还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资本提升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具体包括：（1）提高劳动参与率。从数量上看，人口红利期存在大量适龄劳动人口，使得中国劳动参与率在1990―2009年一直保持在73.8%～80%的国际较高水平（郭琳、车士义，2011），这是中国人口年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都阳，20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分析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40年（1960―2000）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人均GDP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变化呈正相关的结论。（2）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人口增长既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又影响劳动力的质量（李通屏，2002）。生产性年龄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能通过竞争以及传递效应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社会产出水平。（3）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蔡（2008）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延缓了物质资本报酬递减，从而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人口红利的大部分）流动到城市，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出了巨大生产力（汪小勤，2007）。而社会抚养负担降低使更多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中，提高了社会总产出（Lindh and Malmberg，1999）。

实证研究的结果很好的支持了上述观点。蔡、王德文（1999）通过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中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

（二）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的理论源于“生命周期假说”，在消费者理性选择下，储蓄在个人及家庭生命周期中呈“倒U型”趋势，人在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时储蓄能力最强。如果一个社会少儿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储蓄倾向会降低，而适龄劳动力比例较大时，社会储蓄率较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人口红利是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较强的消极影响。Leff（1969）通过对1964年74个国家（27个发达国家与47个欠发达国家）数据的截面估计发现总储蓄率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分析亚洲国家数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李克平（2006）认为由于中国家庭户均劳动力比重高，老年和少儿抚养负担较轻，因而出现高达16%的家庭储蓄率。汪小勤（2007）则通过基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证明了储蓄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在两者数量关系的具体测度上，Loayza et al.（2000）运用面板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导致储蓄率分别减少1%和2%。王德文等（2004）利用Leff的模型得出中国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实证结果。然而，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异议：Mason和 Lee（2004）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数量减少以及老龄化）会带来人均资本增加以及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有力促进经济增长。保罗・舒尔茨（2005）对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的研究扩展后发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显著影响储蓄率。袁志刚和宋铮（2000）构建迭代模型发现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这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既有的共识与分歧，我们首先要肯定人口红利通过提升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继而一方面继续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带来的较多储蓄，进行适度合理投资；另一方面关注和慎重考量老龄化时代储蓄率变化情况，注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通过制度设计促使人们保持足够储蓄率，同时疏通投资渠道，利用好每一单位资本。

（三）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单纯的量的扩大没有关系，而取决于GDP增长率中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来解释的那部分剩余，实际上是一种余值增长。蔡（2012）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在人口红利消散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后人口红利时代全要素生产率的的改进，并提出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极应对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来改善这一生产率来源。车士义等（2011）利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的结论，并提出了相似政策建议。

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角度展开的研究中，人口红利并非单纯被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贡献者，而是作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一种隐含着生产功能的投入，这样的考量较全面完整地囊括了人口红利的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更应注重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开发、物质资本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作用，而非专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减，以期更好地挖掘人口红利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规律以及其他国家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在21世纪绕不开的重大挑战，也将是中国新时期人口红利继续发挥作用的一大掣肘。

（一）来自老龄化时代的挑战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13.4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8.87%。根据“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的人口结构为老龄化”的国际惯例，中国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据于学军（2003）、陈友华（2006）的预测，中国人口红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可发挥四十年的作用，延续至21世纪30年代结束。而王德文、蔡、张学辉（2004）得出了更不容乐观的结论，他们经过模型分析，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抚养比最低点（达39.4%）以及人口红利转折点，此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

曾毅（2005）认为中国老龄化具有老化速度快、高龄老人比例增长更快、老年人数量庞大、老年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大幅度增高、独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城乡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等六大特征。此外，“未富先老”也是中国老龄化的一大特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恰与人口红利的促进路径相反，尽管经济增长是个复杂的过程，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劳动力资源的收缩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储蓄率的降低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将导致人口老龄化较严重地区资本形成的减少；老年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将损害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不利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齐传钧，2010）。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不足外，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老龄化带给社会的沉重养老负担以及间接制约：

1.老龄化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在财政包揽传统下，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此外，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以及老龄人口医疗补贴等都在快速老龄化趋势下压力大增（高淑红，2011）。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2012）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养老金缺口将成为未来中国财政的最大风险。

2.老龄化降低消费倾向，引领消极消费结构。王金营、付秀彬（2006）通过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的时序数据，认为老龄化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减小，长期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王森（2010）完善了王金营采取的计量方法，得出人口老龄化目前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将会对人均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在消费结构方面，老龄化增大社会抚养比，使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养老、护理、医疗等）支出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会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钟水映、李魁，2009）。此外，老龄化还会导致农村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尽管目前该影响并不显著，但确实保有增长趋势（曲兆鹏、赵忠，2008）。

3.老龄化牵制劳动适龄人口生产率。“养儿防老”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和客观现实，当下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开始承担“四二一家庭”养老重担。根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10月1日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数据分析，在中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的排序中，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亲戚提供帮助，占最大比重。除过物质上的投入，子女还承担着老人大部分的生活照料内容。① 而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尤为庞大（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0%以上），其中95%没有养老金，只能靠家庭养老。如此一来，不得不考虑到老龄化时代适龄劳动人口在供养较多老人时投入的机会成本和对经济造成的拖累效应。

（二）老龄化时代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

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等制度性客观约束致使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开发，仍有挖掘的潜力；与此同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在带来挑战的同时，它也赋予我们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新机遇。新背景下如何继续挖掘与合理利用人口红利是我们的探究方向。

1.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刘元春、孙立（2009）指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反映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学者们普遍认为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于学军，2003；蔡，2004；都阳，2007等）。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同样是人口负担。郭琳、车士义（2011）通过对1990―2009 年的时序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一直趋于下降，降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另外，车士义（2009）还提出个人参与工作的意愿也对劳动力资源是否充分利用起作用，由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导致目前相当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参加工作。虽然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还未表现出明显而全面的供不应求，但在老龄化时代劳动力资源禀赋逐渐弱化的新背景下，只有保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实现劳动人口比例上的提升，才能弥补其总量上的降低，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2.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东、中、西部发展也很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劳动力特别是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条件。据 Francis （1997）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2%的GDP增长率中含有劳动力流动方面16.3%的贡献。中国当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与老龄化构成并生共存、相互影响的态势。此背景下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法可总结为两个方面：（1）城市化、对外开放进程自然诱发劳动力流动。毛新雅、彭希哲（2012）认为城市化与对外开放政策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是引发劳动力流动、获取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而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又可以从城市化领域继续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蔡，2010）。（2）用一元户籍制度、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制度支持劳动力流动。沈丽君（2005）提出只有通过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破除限制流动和转移就业的政策制度障碍，将农村的劳动力禀赋与城镇的经济机会结合，从而延长农村人口红利期、延缓城镇老龄化，才能打通兑现人口红利的渠道。车士义（2009）从中国现实出发，提出只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才能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到充分发展，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这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与大幅放开来实现。

3.实现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结构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要看劳动力结构是否适应中国的产业结构、工作岗位需求。在老龄化背景下，我们更要量体裁衣，实现有限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其促增长的作用。根据中国实情，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将人力资源发展为人力资本是我们应迅速展开并长期坚持的重大策略。郭振威、齐险峰（2008）指出人力资本快速积累，不仅可以补偿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而且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源泉。车士义（2009）提出劳动力素质应该适应新的产业结构，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尤其是广大农村劳动力，虽然大量存在，却无法适应社会对农业以外劳动力的需求。在具体实施方面，依赖于对教育、公共卫生及健康、就业及培训等公共投资（胡鞍钢，2011）。

4.改革与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尽管中国已经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但实际实行的是混账管理的办法，① 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多年且规模剧增，不仅造成巨大养老金缺口，而且对人口红利的发挥造成束缚。蔡（2010）提出要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来增强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在具体的实施方面，学者研究了以下途径：（1）全面构建积累制的养老金。杨娟（2012）提出以EET 延期纳税模式鼓励积累制养老金计划发展，以信托模式构建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安全运营机制，参考英国SERPS 计划的退出选择（contract out）机制，构建与收入相关联的强制型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2）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袁志刚（2004）提出达到养老金增值目的首先要规范资本市场，现阶段可让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委托国际性基金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得到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王怡等（2012）提出应借鉴英国经验，由政府设立专门投资运营养老保险基金的部门，来统一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并降低银行存款及国债投资比例，适当放开股票市场。而唐均（2012）呼吁“投资不等于入市”，反对证券投资，认为既有国情下仍应通过中央专管机构给予有保障的利率（譬如设立社会保险银行，保证比CPI 高1个百分点）以实现养老金增值。

虽然中国目前正在迈入高速老龄化阶段，但短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并不会消失殆尽。鉴于中国城市化虽然经历了超常规增长，但仍然有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特征（蔡，2010），传统人口红利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结语

过去三十多年里，人口红利作为中国最为典型的要素禀赋，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全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而其作用的顺利发挥是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相应制度的建立为前提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有所改观但不甚完善的制度激励相容，从而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新挑战，一些不完善的经济、行政制度，以及长期存在的不良经济结构已经丧失了过去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其的替代和弥补作用（户籍制度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养老保险体系面临日益增大的资金压力；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造成劳动力市场低效率等）。当老龄化打破了中国经济增长原有的稳态时，其对中国人口红利的继续兑现和进一步挖掘产生了客观的阻碍。而为了保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在给定人口资源约束条件下，纠偏人口要素的错配，提高既有红利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些设想的实施需要落实在养老保障体制、金融体制的完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户籍制度的打破，以及一系列经济增长要素的联动之中。

可以说，能否兑现既有人口红利以及创造人口红利新空间，就在于灵活贯通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的教育体系、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良好外部环境能否建立起来，其关键还是得依靠相关政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这也是新的资源约束条件下提升经济效率的最优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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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谈话一方是美国CBS电视台记者罗斯，一方是如日中天的苹果公司总裁库克。

访谈由记者的提问开始：为什么苹果公司不把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是不是因为中国工人工资低？

库克断然否定。

记者罗斯（以下简称记者）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如果不是因为低工资，那是什么原因呢？

库克淡定地回答：是技术。

记者很是诧异：技术？

库克：没错，技术。

记者显然不相信这个解释：中国工人的技术比美国工人更优秀？比德国工人更优秀？

库克：是的，让我讲清楚，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也就是你我所说的职业技术。长久以来，美国已经停止培育那么多工种了。我的意思是，你把美国所有的机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们所坐的这个房间就装满了。而中国呢，你恐怕得找好几个足球场才能装满。

…………

访谈一播出，全美哗然。

彼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人口红利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论调甚嚣尘上。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诚然，中国以往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支撑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而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人口开始连年下降，随之而来的是用工成本开始上涨。

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不是真的即将消失了呢？

库克的话告诉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消失，只是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向新的人口红利转变。

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确实，人口数量红利正在结束，而第二轮的人口红利正向我们走来。

新人口红利一：人口质量红利。

从基础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人口质量红利的兴起。受教育人口数量突飞猛进，劳动人口中大学生占比逐年上升，遥遥领先于印度等国家。比较中美两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发现，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正加速追赶美国。历史上成功的追赶案例中，经济增长的追赶均以人力资本的追赶为先导。

新人口红利二：工程师红利。

篇13

〔关键词〕 人口红利;人口结构变迁;人力资本投资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119-04

①http：//.cn/hy/20100116/14547256790.shtml

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indicator/SP.POP.DPND？page=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收入分配中的劳动与资本”（11YJC790020）

〔作者简介〕陈秀梅，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博士，北京 100081;

韩克勇，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西太原 030008。

在推动我国经济连续几十年高速增长、实现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跨越的过程中，人口红利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关研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约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①人口红利的高低和演变趋势，受到人口结构变迁的深刻影响，进而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深刻影响。现阶段，这种影响在我国正加速显现出来。

一、人口结构深刻影响人口红利

人口结构主要指人口年龄结构，也即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分布情况。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年龄分布及变化趋势，对人口红利的高低、持续时间和发展态势有着深刻影响。

首先，人口结构决定了人口红利的高低。人口红利代表了一个经济体中人口因素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其高低最直接地可从一个社会的抚养比，也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反映出来。抚养比越大，则该经济体劳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就越高，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将受到限制，相应地人口红利就越小。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和人口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经济体在同一时间的抚养比是显著不同的，人口红利也相应差异巨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抚养比分别为50.1%、51.4%和57.9%，而韩国、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分别为37.9%、37.8%和47.4%。②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人口红利明显要高，正因如此，在发展速度上也明显要快。

其次，人口结构决定了人口红利的演变趋势。人口结构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其变化速率和方向也对人口红利的释放产生深刻影响。对不同经济体以及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言，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不同的。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速率有快有慢。成熟经济体中，人口结构已相对稳定，变化速率就较小。例如，1980-2011年，美国的抚养比仅从51.2%变为50.1%，德国从51.7%变为51.4%，而同期的新兴经济体则变化相对明显，例如韩国从60.7%变为37.9%，印度从75.9%变为54.3%。①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方向不一。以反映社会结构变化的社会抚养比为例，其有上升和下降两种趋势。抚养比的不断下降，意味着劳动力负担在减轻，由此将使得人口红利持续释放。以我国为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儿童抚养比持续下降，而老年抚养比相对稳定，使得社会总抚养比一直处于持续下降态势，从1960年的77.3%持续下降到2011年的37.8%②，人口红利持续存在和发挥作用，推动了经济的长期高增长。相应地，抚养比的不断提高，则意味着劳动力负担在加重，进而对人口红利的释放形成限制，而其提高至一定程度则意味着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化。以日本为例，1990-2011年，日本的抚养比基本上呈现上升态势，人口结构拖累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持续显现。

①②④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indicator/SP.POP.DPND？page=6

③数据来源：百度文库《2011年世界各国GDP排名及人均GDP排名》

第三，人口结构决定了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这一点，主要通过某一时期抚养比水平和方向综合反映出来。在某一时点上，如果该经济体抚养比依然处于下降态势中，且未来下行空间依然很大，则意味着其人口红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发挥作用。现阶段来看，印度、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就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征。如果该经济体抚养比虽然处于持续下降态势，但是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在未来若干年可能迎来“拐点”，则其人口红利就将很快迎来衰减的阶段，目前韩国、中国等就体现出了这一特征。如果该经济体抚养比目前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且仍处于持续上升态势，则意味着其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债的情况将愈加明显，现阶段的日本即为典型。

二、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呈现新特征

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历程中，人口结构也在动态变化。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

一是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加快趋势。根据联合国标准，从2000年开始，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相当。从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老年人口占比呈逐步加快趋势，我国未来很可能延续这一特征。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将从2001-2010年间的2.1%倍增至2011-2020年间的4.2%。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呈现加快趋势。2008-2011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幅度分别为0.11、0.13、0.16和0.18个百分点。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有见顶趋势。2007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增速明显放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1%以上的增速下降至目前0.7%左右水平，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年轻劳动力总量已基本见顶，全部劳动力见顶的时期预计也将临近。当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14岁以下人口占比仍然接近20%，以及相对偏低的年龄结构，在劳动力总量到达峰值后，预计将会经历一个缓慢且温和的下降过程，不会太过剧烈。

三是未富先老特征明显。相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虽使我国人口红利释放速度加快，但也导致老龄化进程来得更早、更快，由此造成老龄化进程呈现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2011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为8.37%，大致相当于1977年的日本、2003年的韩国和2004年的新加坡，但是就反映富裕程度的人均GDP来看，2011年我国为4382美元，而在相应年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分别为42820美元、20591美元和43117美元③，老龄化水平相近，但富裕程度差距非常明显。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远不如韩国、新加坡等，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未富先老特征更加明显。

四是社会抚养比离“拐点”趋近。从反映人口红利发展态势的社会抚养比来看，近年来我国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中，但下降速度却随时间推移显著变化。进入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社会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明显放缓，由前期的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收窄为下降0.4个百分点左右。④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由于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年人口增速大幅提高，我国总抚养比在到达谷底的37%之后，将持续上行至本世纪中叶，而考虑到目前总抚养比下降速度，预计将在2015年前后到达37%的水平，也即在未来2-3年，我国持续下行的社会抚养比将面临“拐点”。

三、客观看待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素之一，所起作用显著。因此，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变化，会对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这一点，不容轻视。

（一）人口结构变迁将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

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趋势是不利的，这种变化将在经济增长、价格水平和就业市场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和负面影响。

一是降低经济发展的动能。随着社会总抚养比的拐点临近，长期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将出现衰退趋势，虽然红利的衰退并不意味着消失，但也将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相关研究显示，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我国将失去1/5-1/3的适龄劳动力。这一变化趋势将对目前依靠劳动力规模优势的发展模式形成巨大挑战。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earch/keywordlist2

二是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近年来，我国各行业、各地区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上涨态势。2000-2011年，我国劳动力全行业平均工资由9333元增加到41799元，年均涨幅达到14.6%，①远超GDP增速。未来，随着劳动力总量见顶阶段的来临，现阶段就已相对紧张的劳动力供求局面将会更加紧张，由此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升将会导致食品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连续上行，进而对价格总水平持续上行造成影响。这一点，已经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先行经济体的历程所印证。

三是严重削弱我国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我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主要是基于出口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二者都依赖于年轻、低端的劳动力供给。未来，伴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我国劳动力人口增速的变慢和工资上升幅度的加快，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外贸出口都带来严峻挑战，比较优势将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一点已经从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持续下降和外贸出口的持续低迷反映出来。

四是增加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随着劳动力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工资加速上涨局面的持续，会造成机器替代非熟练劳动力以及熟练劳动力替代非熟练劳动力的趋势，进而引起整个社会人口供求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过程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摩擦失业现象，将对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带来挑战。

（二）人口结构变迁并不意味着红利的终结

人口结构变迁是伴随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的正常调整，符合一般规律。这种调整在对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需要正视。无论如何，就现阶段我国而言，人口结构的变迁绝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就此终结。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将在长时期内存在。从劳动力数量上来看，虽然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并可能步入顶点，但是相对于日本等经济体而言，面临同样的老龄化程度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日本为75.9%，而我国仅为50.5%）。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依然有大量的农村居民可以转化，劳动人口供应依然巨大。即便保守来看，我国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也要有2.6亿的人口需要转移。这一过程差不多需要15年左右时间。同时，虽然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但从绝对水平上也仅为1952年美国和1977年日本的水平，老年群体距离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拖累还有很长一段时期。从劳动力的质量上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72.6%，已处于较高水平，但从劳动力素质看，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也即，数量方面人口红利的下降，完全可以通过质量方面的提高得以弥补。而且，考虑到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还有一段时期的平衡期，可以说，我国整个社会的人口红利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

第二，人口老龄化进程能够促进第二人口红利的释放。人口红利可进一步细化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前者是指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后者则是指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退出劳动领域，为确保生活质量不出现大幅下降，这些人有更强的动力进行储蓄、积累资产。这些储蓄增加了社会的资金供应，可以用来投资于提高单位劳动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增速，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也会激发社会对相关产业（比如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休闲产业等）的需求，对推动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也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人口结构变迁引致的工资上升对长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劳动力供求更加紧张，劳动力价格具有持续上升动能，而这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推动向消费推动的方式转变。同时，促进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对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公平也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迁所引致的劳动力工资上升，使得劳动者有能力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技能，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人口结构变迁能够增强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要求。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不可逆的上升态势，原先基于劳动力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逐渐消失，由此会推动产业结构由我国向成本更低的国家、由我国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步伐，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四、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值得高度关注。虽然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仍然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但逐渐显现的衰退现象也需要我们提前预防，做好应对。

一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畅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现阶段我国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仍有相当规模，如何更加有效、更为充分地将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是扩大劳动力潜在供应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人口红利继续释放的关键举措。为此，政府要继续稳妥推进城镇化，并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以确保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总量不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显著影响。一方面，通过调整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以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城并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覆盖，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此外，稳妥调整人口政策，适度增加潜在人口供应，保持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合理，也是促进人口红利有序释放的重要方式。

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遏制人口红利的衰退步伐。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造成劳动力成本高企，使得从数量上反映的人口红利有衰退迹象，进而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但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完全可以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得以消弭。例如，德国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从1991年的1832欧元增加到2011年的3311欧元，涨幅超过80%，其制造业依然在全球体现出竞争力，因为这一时期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一半影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我国有着巨大的空间。相关研究显示，现阶段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因此，应将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作为维持人口红利持续释放的重要手段，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扩大职业教育的覆盖面，鼓励企业和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三是迎合人口结构变迁趋势，主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更为迫切。但是，增长模式转型不会因人口结构变化而自动发生，而是需要政府在正视和迎合这一趋势的基础上，予以积极调整和科学引导。一方面，政府应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结构性减税、金融服务改进和财政支出优化等措施，扶持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通过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三高一资行业的调整力度，降低经济对重工业投资的依赖度。另一方面，政府应在劳动力比较优势变化的基础上，对产业发展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定位，尽量错开处于产业链低端、低附加值、不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介于发达经济体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劳动力成本水平的相关产业，同时着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形成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错位竞争。

四是着力解决就业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提高就业匹配度。随着我国临近“刘易斯”拐点，整个社会的就业矛盾逐渐由总量矛盾变为结构性矛盾和区域性矛盾。在这方面，政府也要做好积极应对。具体来看：一是着力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实现大学培养体系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更好匹配;二是鼓励社会各类主体提供在职培训和对农民工及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培训，提高各阶层劳动者的就业适应能力;三是加强就业信息服务，促进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更好衔接;四是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各地区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通过引导人口流动与迁移和生育政策的微调，使目前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地区的劳动力，有序流向人口结构已经老化的地区，进而缓解人口结构变迁的负面影响。此外，也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大力吸引国内难以满足需求的他国移民（美国人口抚养比的长期稳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大量年轻劳动力的移民），缓解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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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用工荒 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持续9年实现了9%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被称为“中国奇迹”。对于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和适龄劳动力的大量低成本供给密切相关的，并把这种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人口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何为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过去三十年里，在改革开放的领导下，中国GDP持续高速度增长。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量的工厂涌现，中国开始快速进入和发展加工制造业，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一段时间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

同时城镇化加剧，城市建设也在快速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硬件设施要不断改善，中国的公路桥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大大的扩大了内需，人们对住房要求要逐步提升导致了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快速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大量的人口也使中国的内需加大，人民的大量生活基本生活品需求也随着生活的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同样强有力的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

中国人口红利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中国目前现状是老龄化加剧，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严重缺乏高技术人才。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珠三角、长三角的“民工荒”是一个用工供需的表层现象，更深层次的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正在迎来转折点。到2010年，刘易斯拐点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眼前。两会期间“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民工荒 、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

如何应对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面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了保证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增长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一、加大教育投入：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这个是为了整体提高全民素质而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我国基本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少年文盲目标。我国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

二、防止人才的流失：每年都有大量的高级人才流向外国，他们不仅带走了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技术外流，这是我国的一大重要损失。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应该为人才营造发展空间，提供广阔的市场，在管理上给予优秀人才自由发挥的机会，安排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增加人才的薪金和福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对待人才公平，公正。改革中国教育制度，使其适应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列举一下外国防止人才流失的政策：美国为了吸引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把三分之一科学与工程的博士学位都给了外国留学生，并提供丰厚的奖学金，最终择其优才挽留成为“新美国人。

三、转变经济结构：中国2011年三大产业的比重是第一产业占10.12%，第二产业占46.78%，第三产业占43.10%。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却大不相同。比如美国三大产业比重为第一产业：1.8%左右 第二产业：22%左右 第三产业：76%左右 。在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继续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最庞大的产业部门。我国第二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其科技含量，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和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装备投资比重也将显著提高。建设集约型可持续发展型产业。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就要改善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乡镇企业等的金融服务，大力推广小额信贷，鼓励创业和自谋职业。改善金融结构建立合理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