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动能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增长新动能，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实现了“半年红”。 蔡荣章 摄

浙江经济“半年红”

“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GDP）207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三产业增长较快，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2.6%，新经济动力增势较好。”2016年7月18日下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会，通报了浙江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而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同比增幅为6.7%。两相对比，浙江上半年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实现了“半年红”。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撰写的《关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指出。

经济数字密密麻麻，但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钱袋子”有没有鼓起来。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388元，同比增长8.7%，在全国31个省、区、市排名第三，位于上海、北京之后。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领跑城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1.88，同比缩小0.01。

省统计局的分析师指出，收入增速环比回升，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工资涨了；受到房价上涨因素影响，房租收入提升了；还有打零工及技术工工资持续增长等，加上新农村建设、五水共治、迎接G20峰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吸纳了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上半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速为10%。

“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服务业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工业回升态势较好，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出口份额继续上升，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公共服务保障有力。”参与调研的省人大财经委相关同志介绍说。

调研报告显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6%。1―5月，事关补齐短板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环保投资增速均高于15%的预期目标。新开工项目投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

另一项值得“表扬”的是进出口。数据显示，上半年出口增长2.6%，增速比一季度回升6.7个百分点，占全国的出口份额升至12.8%。调研报告指出：“外贸质量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和部分机电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型贸易模式对扩大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互联网+”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促使网络零售额迈入4066亿元大关，同比增长了35.4%；省内居民网络消费2183亿元，同比增长28.7%。同时，网络购物也带动了快递业务的快速增长，快递业务量突破24.7亿件，增长65.0%。

未雨绸缪：风险和压力不容忽视

从一季度GDP增速7.2%，到上半年的7.7%，浙江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鼓舞人心。

“不过，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我省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调研报告写道。

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新旧动能转换尚不到位引致的经济分化加剧。调研报告直击问题：“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资源和市场加速向新动能增长基础和优势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集中，旧动能经济部分比重较高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加速收缩，引致经济分化问题加剧。”

从地区看，得益于信息经济快速发展、人才集聚优势显现等多种因素，一些地区经济表现出色，如杭州市上半年生产总值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1―5月份贡献了全省51.1%的税收增量。与此同时，有的地方传统产业比重偏高，转型升级步伐不快，面临的困难较多，原本综合实力靠前的一些地区，今年以来发展速度较慢。

从行业看，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力、电气机械等六大行业，其新增利润占比达77.4%，而化纤、运输设备等9个行业利润为负增长。

从企业看，上市企业、大型骨干企业，以及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发展态势较好，但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局面仍在延续，1―5月小微企业亏损面达20.6%。调研中，许多企业反映，用工用地成本居高不下，人才引进难、应收账款回笼难、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民间投资增速和比重同比回落幅度较大。调研显示，虽然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逐月回升，但增速仅为4.5%，同比回落4.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为55.6%，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

在调研中，不少企业向省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反映，“信心不足、预期谨慎，投资意愿偏低”。省发改委万家样本企业监测显示，二季度仅15.3%的企业表示未来三个月有投资计划。

同时，一些领域的潜在风险和压力也不容忽视。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不良贷款余额和关注类贷款余额继续双升。5月末，我省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26.5亿元，不良贷款率上升0.2个百分点。另外，企业“两链”风险仍然较大，恶意逃废债现象仍然多发，个别地区的信用环境建设有待加强。此外，随着减税减负力度持续加大，“营改增”全面扩围，税收收入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民生保障等刚性支出不断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任务仍然较重。

砥砺前行：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

“半年红”虽已过去，却仍将激励着未来更好前行。

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省人大财经委建议，下半年，“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更加重视投资的有效性，更加重视补短板各项措施的落实到位，更加重视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更加重视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互联网的应用，让在线预约平台“火”了，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以特色小镇为引领的大众创业热潮风起云涌，成为我省新旧动力成功切换的典范，为新常态下浙江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

省人大财经委建议，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要着力提升引导新需求和新消费，为新动能发展壮大提供更大空间；重视研究区域、行业、企业加快分化问题，加强分类指导，运用好改革、人才、资金、项目等政策措施，加快解决在培育新动能、推进转型升级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增强中小微企业的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绍兴新昌县，天姥山脚下的一个小平原上，一片欧式现代化厂房和高楼傲然伫立，这里是万丰航空小镇。在这个集研发、生产、生活为一体的园区，一条800米长的飞机跑道正在加紧建设中。借助国际并购，万丰奥特快速切入航空制造领域，在我省，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篇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日前的报告认为，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同时，改革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在长短期平衡中稳步推进新动能的转换应当成为短期政策的着眼点。

短期政策应着力于七个方面新动能转换

9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10年来，始终坚持“四个维度”的研究方法，即改革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世界维度及多重周期叠加维度，逐渐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影响力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人民大学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成绩和标志。

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代表课题组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报告指出，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为此，我们需要挖掘最有潜力的增长源泉，构建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长远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因素不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推动作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贡献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到2015年只能贡献0.14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年贡献3.7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过，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逐渐下降，2011年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潜在增长率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对外开放带来的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推动的快速技术进步、改革释放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续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开放进程中对国际前沿技术进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来，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缩小和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的红利逐渐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赶超进程趋于萎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因为主动调控还是外部冲击，当经济的总需求疲弱时，在1988―1992和1998―2002这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较慢，国内消费高涨和外需上升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了上升的态势。由于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外需增长空间越来越小和消费为代表的内需仍有待启动，需求相对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此，传统模仿性技术进步、改革红利、需求扩张所产生的规模效应，都呈现弱化趋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

传统动能消失之后，就需要寻找替代动能。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技术模仿替代动能是自主研发。第二，代替对外贸易的主要是国内消费。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创造了中产阶级，这些人是未来市场需求的源泉。第三，通过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

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基于我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近期我们应着力于实现下面几个方面新动能的转换：（1）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2）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3）以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4）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代替原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5）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6）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简单数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红利提升原有改革红利。实现这7大动能转换，技术创新是先导，改革是基础。

实现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取决于新动能的构建

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在我国新动能的构建与形成过程中必将起到引领作用。到目前为止，信息技术以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技术新突破还远远不够，加之从技术到产品设计和成熟往往也需要较长时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引领产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仍然最有可能体现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内。据此，我国的前沿创新也应该集中在这个领域。幸运的是，相对于世界前沿水平我国在这一领域恰恰具有基础和比较优势。中国的企业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4个技术类别中拥有技术优势，包括“电信、数字通信、基础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这是与我国这些年来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广泛研发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凭借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加速提升该领域的制造技术，通过扩散效应推动整体技术进步；同时，积极推广信息技术的应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与此技术相适应的新业态。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电气与光学设备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通过模拟我们发现，电气与光学设备技术变化的影响如下：当电气与光学设备的技术向前沿面靠近1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290%；靠近2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573%；靠近3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850%，靠近5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1.383%；完全达到时，会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2.612%。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联的数字化所产生的新业态对潜在增长率也会有重要贡献。2016―2020年间，智慧农业预计能够提升GDP增长率0.010―0.011个百分点；第三方物流预计能够提升0.008―0.013个百分点；网上零售业预计能够提升0.471―0.742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预计能够提升0.023―0.098个百分点；在线医疗预计能够提升0.001―0.006个百分点；在线旅游预计能够提升0.006―0.236个百分点。在这六大新业态中，网上零售业对GDP的提升作用最大，在线医疗对GDP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总体而言，以智慧农业等为代表的六大新业态预计在2016―2020年间将帮助中国提升0.662―0.919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这意味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载体所催生的新业态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国劳动力数量和外部环境等趋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启动新动能，未来五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况下可以达到6.5%至6.6%，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6.8%―6.9%，在技术全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这种最为乐观的情况下则可以达到8%。

实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转换

需要推进新一轮的结构性改革

篇3

9月28日，国务院总理对来访的欧盟副主席卡泰宁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区间，就业比较充分，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环境有所改善，“新的增长动能正在形成”。

而正在形成的新动能已经呈现可量化的指标。市场主体新增态势强劲，消费以及服务业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增速等统计数据，反映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变化。

“形有波动，势仍看好”，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要解决方方面面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的“拦路虎”，必须以创新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形成并有效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是关键中的关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前9个月，国务院和国家部委层面密集出台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相关政策数十项，用前所未有的力度鼓励以“双创”为代表的一系列创新：如建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促进“一次分配”作用更好发挥;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助力科技创新走出低效泥潭;深入推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中国竞争力新优势与新格局。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双创”清障搭台。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到面向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创新企业和创业者获得政策扶持、舆论倡导与社会认可的多层次全方位助推。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稀缺品，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种种议论声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今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是第一，中国市场对全球跨国企业来说仍是吸引力最大的市场。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等新的发展方略，也为周边国家提供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发展机会，为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创造了新的条件。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中国市场”到“中国需求”，一手抓资本输出，一手抓技术革新，中国早已不再仅仅是重要生产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更是一个参与构建新规则的新兴消费者。即使在“换挡爬坡”过程中，事实也证明中国决非世界经济的风险之源，而是稳定之锚、增长之源。

正是基于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转型升级，也正在为全球经济体系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为善其身，中国需以创新为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扩宽空间、积蓄动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为主向以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

兼济天下，在对世界经济增长总体贡献稳中有升的前提下，创新升级贡献方式，这是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对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踏实践行。

篇4

直观表象上来看大体有两点：一是粮食产能已不是紧迫问题。2004年至今，中国粮食生产已连续12年大丰收，而且粮食产量还有继续增加的空间。从够不够吃的角度，实际已不存在重大缺口。二是粮食价格内外倒挂。目前小麦、大米和玉米的国内价格比完税价格分别高34.2%、39%和43.8%。

如此态势造成的现实困窘不言而喻。为了保障作为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中国政府对粮食生产采取保护性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但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粮价内外倒挂的情况下，收储上来的粮食积压严重，难以通过市场予以消化；同时，价格倒挂也使得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到打击。

由此，中国当前的粮食安全问题，准确说应该是农业产业的安全问题。对于导致如此局面的原因，决策层、智库、学者存在一定共识，那就是“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

11月12日至13日，“2016（第四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北京举行。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此次峰会“深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本期封面专题，就聚焦这一主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在题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的致辞中指出，新形势下继续提升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他详细分析了当前的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从“以市场化手段加快去库存”、“以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竞争力”、“以绿色产能的增长接替边际产能的退出”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题为《完善农业政策 推进结构改革》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包括促使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进科技进步、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等方面。

篇5

【关键词】新经济；技术创新；动能转换

一、我国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我国发展新经济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发展新经济是适应新技术革命、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必然要求。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必然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我国面临的调整增多，同时也为新经济的发展带来新契机。首先，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迫切寻求新动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减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拉动力减弱，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其次，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更加重视运用高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的TPP和TTIP，针对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金融监管等制定新规则，不仅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准，并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重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技术变革引发全球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布局调整与重组，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若不加快研发能力与技术提升，现有发展模式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而向新经济的转型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全球分工与竞争中将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旧动能不可持续，新旧“S型增长曲线”急需转化。“S型增长曲线”由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用以描述创新活动的过程，无论这种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或新观念：创新活动在发展初期进展缓慢，进入成长期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直至成熟期的曲线顶端，之后创新增速减缓、动力缺乏，直至停滞。从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来看，2016年一季度6.7%的经济增速创下7年新低，这反映了经济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触底。由此看来，当前我国旧经济的“S型增长曲线”已从顶端开始进入下滑阶段，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下，旧生产要素、旧动力、旧增长模式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只能带来投资收益递减、产能过剩、技术退步等问题。因此，当传统动能逐渐减弱、旧“S曲线”增长乏力时，就需要一条代表着新技术、新生产要素、新基础设施、新动力、新模式、新制度等一切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元素”的新“S型增长曲线”，投入新生产要素、利用新技术并改造提升原有技术、巩固原有基础设施并建设新基础设施、优化适应新增长的制度环境等等，一方面力求突破旧“S曲线”的增长瓶颈，使能够通过新技术得到改造提升的旧“S曲线”中的传统技术、传统动能、传统产业等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要求，焕发新的增长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使其孕育成为新的经济动能，以创新驱动新的“S曲线”来实现“新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我国新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第一，“新经济”需要新的统计体系与评价标准。自“新经济”提出后，美国政府、OECD、各国学术界纷纷对其内涵与概念进行探索，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概念标准。而当前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非货币交易，以及数字化经济、共享经济等，也都给新经济的核算带来严峻挑战。传统的统计与核算方法难以将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纳入其中，如互联网约车、餐饮外卖等互联网消费活动，居民个人通过分享车辆、住房等创造的服务，互联网+的相关业态和许多小微企业的数据等都难以被GDP所统计。这将导致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速的低估，并难以全面反映经济的转型发展。

第二，针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制度不完善，传统监管模式滞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的配套与创新。在创业创新热潮下，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客观上加大了监管难度，既有监管制度与立法体系难以快速做出反应，滞后于新济的发展，在市场准入、企业运营、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存在监管漏洞。虽然新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但若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无法及时补缺，那么市场风险将日益突出。如何强化新经济下的政府监管，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资本快速聚集隐藏新经济“泡沫”风险。“互联网+”稳步推进，“双创”、“众筹”等推动的互联网投资与创业创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的新经济成分愈加壮大。随着新经济的崛起和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也成为最受资本追捧的领域。互联网创业创新火热，投融资强势增长。2015年，我国互联网领域新创公司2971家，融资金额达4587亿元，其中VC/PE融资金额1864亿元，而创业公司平均估值增速高达041亿/月。资本快速集聚能够推动新兴领域的发展壮大，但也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虽然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迅速，但占GDP30%的体量仍然较小，还不足以全面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如果一味强调新经济的增长速度，庞大的市场资金势必将被其高增速所吸引，加上市场监管体制的相对滞后，资产“非理性”聚集将引发泡沫风险。

三、加快我国新经济发展的对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