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动能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增长新动能，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实现了“半年红”。 蔡荣章 摄

浙江经济“半年红”

“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GDP）207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三产业增长较快，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2.6%，新经济动力增势较好。”2016年7月18日下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会，通报了浙江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而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同比增幅为6.7%。两相对比，浙江上半年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实现了“半年红”。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撰写的《关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指出。

经济数字密密麻麻，但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钱袋子”有没有鼓起来。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388元，同比增长8.7%，在全国31个省、区、市排名第三，位于上海、北京之后。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领跑城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1.88，同比缩小0.01。

省统计局的分析师指出，收入增速环比回升，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工资涨了；受到房价上涨因素影响，房租收入提升了；还有打零工及技术工工资持续增长等，加上新农村建设、五水共治、迎接G20峰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吸纳了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上半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速为10%。

“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服务业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工业回升态势较好，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出口份额继续上升，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公共服务保障有力。”参与调研的省人大财经委相关同志介绍说。

调研报告显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6%。1―5月，事关补齐短板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环保投资增速均高于15%的预期目标。新开工项目投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

另一项值得“表扬”的是进出口。数据显示，上半年出口增长2.6%，增速比一季度回升6.7个百分点，占全国的出口份额升至12.8%。调研报告指出：“外贸质量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和部分机电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型贸易模式对扩大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互联网+”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促使网络零售额迈入4066亿元大关，同比增长了35.4%；省内居民网络消费2183亿元，同比增长28.7%。同时，网络购物也带动了快递业务的快速增长，快递业务量突破24.7亿件，增长65.0%。

未雨绸缪：风险和压力不容忽视

从一季度GDP增速7.2%，到上半年的7.7%，浙江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鼓舞人心。

“不过，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我省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调研报告写道。

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新旧动能转换尚不到位引致的经济分化加剧。调研报告直击问题：“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资源和市场加速向新动能增长基础和优势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集中，旧动能经济部分比重较高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加速收缩，引致经济分化问题加剧。”

从地区看，得益于信息经济快速发展、人才集聚优势显现等多种因素，一些地区经济表现出色，如杭州市上半年生产总值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1―5月份贡献了全省51.1%的税收增量。与此同时，有的地方传统产业比重偏高，转型升级步伐不快，面临的困难较多，原本综合实力靠前的一些地区，今年以来发展速度较慢。

从行业看，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力、电气机械等六大行业，其新增利润占比达77.4%，而化纤、运输设备等9个行业利润为负增长。

从企业看，上市企业、大型骨干企业，以及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发展态势较好，但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局面仍在延续，1―5月小微企业亏损面达20.6%。调研中，许多企业反映，用工用地成本居高不下，人才引进难、应收账款回笼难、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民间投资增速和比重同比回落幅度较大。调研显示，虽然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逐月回升，但增速仅为4.5%，同比回落4.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为55.6%，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

在调研中，不少企业向省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反映，“信心不足、预期谨慎，投资意愿偏低”。省发改委万家样本企业监测显示，二季度仅15.3%的企业表示未来三个月有投资计划。

同时，一些领域的潜在风险和压力也不容忽视。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不良贷款余额和关注类贷款余额继续双升。5月末，我省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26.5亿元，不良贷款率上升0.2个百分点。另外，企业“两链”风险仍然较大，恶意逃废债现象仍然多发，个别地区的信用环境建设有待加强。此外，随着减税减负力度持续加大，“营改增”全面扩围，税收收入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民生保障等刚性支出不断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任务仍然较重。

砥砺前行：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

“半年红”虽已过去，却仍将激励着未来更好前行。

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省人大财经委建议，下半年，“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更加重视投资的有效性，更加重视补短板各项措施的落实到位，更加重视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更加重视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互联网的应用，让在线预约平台“火”了，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以特色小镇为引领的大众创业热潮风起云涌，成为我省新旧动力成功切换的典范，为新常态下浙江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

省人大财经委建议，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要着力提升引导新需求和新消费，为新动能发展壮大提供更大空间；重视研究区域、行业、企业加快分化问题，加强分类指导，运用好改革、人才、资金、项目等政策措施，加快解决在培育新动能、推进转型升级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增强中小微企业的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绍兴新昌县，天姥山脚下的一个小平原上，一片欧式现代化厂房和高楼傲然伫立，这里是万丰航空小镇。在这个集研发、生产、生活为一体的园区，一条800米长的飞机跑道正在加紧建设中。借助国际并购，万丰奥特快速切入航空制造领域，在我省，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篇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日前的报告认为，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同时，改革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在长短期平衡中稳步推进新动能的转换应当成为短期政策的着眼点。

短期政策应着力于七个方面新动能转换

9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10年来，始终坚持“四个维度”的研究方法，即改革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世界维度及多重周期叠加维度，逐渐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影响力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人民大学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成绩和标志。

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代表课题组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报告指出，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为此，我们需要挖掘最有潜力的增长源泉，构建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长远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因素不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推动作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贡献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到2015年只能贡献0.14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年贡献3.7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过，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逐渐下降，2011年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潜在增长率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对外开放带来的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推动的快速技术进步、改革释放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续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开放进程中对国际前沿技术进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来，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缩小和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的红利逐渐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赶超进程趋于萎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因为主动调控还是外部冲击，当经济的总需求疲弱时，在1988―1992和1998―2002这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较慢，国内消费高涨和外需上升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了上升的态势。由于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外需增长空间越来越小和消费为代表的内需仍有待启动，需求相对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此，传统模仿性技术进步、改革红利、需求扩张所产生的规模效应，都呈现弱化趋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

传统动能消失之后，就需要寻找替代动能。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技术模仿替代动能是自主研发。第二，代替对外贸易的主要是国内消费。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创造了中产阶级，这些人是未来市场需求的源泉。第三，通过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

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基于我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近期我们应着力于实现下面几个方面新动能的转换：（1）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2）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3）以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4）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代替原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5）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6）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简单数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红利提升原有改革红利。实现这7大动能转换，技术创新是先导，改革是基础。

实现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取决于新动能的构建

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在我国新动能的构建与形成过程中必将起到引领作用。到目前为止，信息技术以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技术新突破还远远不够，加之从技术到产品设计和成熟往往也需要较长时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引领产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仍然最有可能体现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内。据此，我国的前沿创新也应该集中在这个领域。幸运的是，相对于世界前沿水平我国在这一领域恰恰具有基础和比较优势。中国的企业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4个技术类别中拥有技术优势，包括“电信、数字通信、基础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这是与我国这些年来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广泛研发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凭借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加速提升该领域的制造技术，通过扩散效应推动整体技术进步；同时，积极推广信息技术的应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与此技术相适应的新业态。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电气与光学设备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通过模拟我们发现，电气与光学设备技术变化的影响如下：当电气与光学设备的技术向前沿面靠近1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290%；靠近2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573%；靠近3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850%，靠近5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1.383%；完全达到时，会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2.612%。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联的数字化所产生的新业态对潜在增长率也会有重要贡献。2016―2020年间，智慧农业预计能够提升GDP增长率0.010―0.011个百分点；第三方物流预计能够提升0.008―0.013个百分点；网上零售业预计能够提升0.471―0.742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预计能够提升0.023―0.098个百分点；在线医疗预计能够提升0.001―0.006个百分点；在线旅游预计能够提升0.006―0.236个百分点。在这六大新业态中，网上零售业对GDP的提升作用最大，在线医疗对GDP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总体而言，以智慧农业等为代表的六大新业态预计在2016―2020年间将帮助中国提升0.662―0.919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这意味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载体所催生的新业态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国劳动力数量和外部环境等趋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启动新动能，未来五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况下可以达到6.5%至6.6%，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6.8%―6.9%，在技术全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这种最为乐观的情况下则可以达到8%。

实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转换

需要推进新一轮的结构性改革

篇3

9月28日，国务院总理对来访的欧盟副主席卡泰宁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区间，就业比较充分，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环境有所改善，“新的增长动能正在形成”。

而正在形成的新动能已经呈现可量化的指标。市场主体新增态势强劲，消费以及服务业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增速等统计数据，反映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变化。

“形有波动，势仍看好”，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要解决方方面面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的“拦路虎”，必须以创新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形成并有效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是关键中的关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前9个月，国务院和国家部委层面密集出台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相关政策数十项，用前所未有的力度鼓励以“双创”为代表的一系列创新：如建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促进“一次分配”作用更好发挥;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助力科技创新走出低效泥潭;深入推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中国竞争力新优势与新格局。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双创”清障搭台。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到面向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创新企业和创业者获得政策扶持、舆论倡导与社会认可的多层次全方位助推。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稀缺品，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种种议论声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今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是第一，中国市场对全球跨国企业来说仍是吸引力最大的市场。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等新的发展方略，也为周边国家提供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发展机会，为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创造了新的条件。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中国市场”到“中国需求”，一手抓资本输出，一手抓技术革新，中国早已不再仅仅是重要生产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更是一个参与构建新规则的新兴消费者。即使在“换挡爬坡”过程中，事实也证明中国决非世界经济的风险之源，而是稳定之锚、增长之源。

正是基于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转型升级，也正在为全球经济体系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为善其身，中国需以创新为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扩宽空间、积蓄动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为主向以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

兼济天下，在对世界经济增长总体贡献稳中有升的前提下，创新升级贡献方式，这是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对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踏实践行。

篇4

直观表象上来看大体有两点：一是粮食产能已不是紧迫问题。2004年至今，中国粮食生产已连续12年大丰收，而且粮食产量还有继续增加的空间。从够不够吃的角度，实际已不存在重大缺口。二是粮食价格内外倒挂。目前小麦、大米和玉米的国内价格比完税价格分别高34.2%、39%和43.8%。

如此态势造成的现实困窘不言而喻。为了保障作为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中国政府对粮食生产采取保护性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但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粮价内外倒挂的情况下，收储上来的粮食积压严重，难以通过市场予以消化；同时，价格倒挂也使得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到打击。

由此，中国当前的粮食安全问题，准确说应该是农业产业的安全问题。对于导致如此局面的原因，决策层、智库、学者存在一定共识，那就是“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

11月12日至13日，“2016（第四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北京举行。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此次峰会“深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本期封面专题，就聚焦这一主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在题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的致辞中指出，新形势下继续提升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他详细分析了当前的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从“以市场化手段加快去库存”、“以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竞争力”、“以绿色产能的增长接替边际产能的退出”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题为《完善农业政策 推进结构改革》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包括促使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进科技进步、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等方面。

篇5

【关键词】新经济；技术创新；动能转换

一、我国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我国发展新经济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发展新经济是适应新技术革命、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必然要求。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必然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我国面临的调整增多，同时也为新经济的发展带来新契机。首先，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迫切寻求新动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减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拉动力减弱，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其次，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更加重视运用高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的TPP和TTIP，针对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金融监管等制定新规则，不仅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准，并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重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技术变革引发全球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布局调整与重组，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若不加快研发能力与技术提升，现有发展模式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而向新经济的转型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全球分工与竞争中将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旧动能不可持续，新旧“S型增长曲线”急需转化。“S型增长曲线”由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用以描述创新活动的过程，无论这种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或新观念：创新活动在发展初期进展缓慢，进入成长期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直至成熟期的曲线顶端，之后创新增速减缓、动力缺乏，直至停滞。从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来看，2016年一季度6.7%的经济增速创下7年新低，这反映了经济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触底。由此看来，当前我国旧经济的“S型增长曲线”已从顶端开始进入下滑阶段，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下，旧生产要素、旧动力、旧增长模式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只能带来投资收益递减、产能过剩、技术退步等问题。因此，当传统动能逐渐减弱、旧“S曲线”增长乏力时，就需要一条代表着新技术、新生产要素、新基础设施、新动力、新模式、新制度等一切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元素”的新“S型增长曲线”，投入新生产要素、利用新技术并改造提升原有技术、巩固原有基础设施并建设新基础设施、优化适应新增长的制度环境等等，一方面力求突破旧“S曲线”的增长瓶颈，使能够通过新技术得到改造提升的旧“S曲线”中的传统技术、传统动能、传统产业等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要求，焕发新的增长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使其孕育成为新的经济动能，以创新驱动新的“S曲线”来实现“新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我国新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第一，“新经济”需要新的统计体系与评价标准。自“新经济”提出后，美国政府、OECD、各国学术界纷纷对其内涵与概念进行探索，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概念标准。而当前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非货币交易，以及数字化经济、共享经济等，也都给新经济的核算带来严峻挑战。传统的统计与核算方法难以将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纳入其中，如互联网约车、餐饮外卖等互联网消费活动，居民个人通过分享车辆、住房等创造的服务，互联网+的相关业态和许多小微企业的数据等都难以被GDP所统计。这将导致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速的低估，并难以全面反映经济的转型发展。

第二，针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制度不完善，传统监管模式滞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的配套与创新。在创业创新热潮下，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客观上加大了监管难度，既有监管制度与立法体系难以快速做出反应，滞后于新济的发展，在市场准入、企业运营、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存在监管漏洞。虽然新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但若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无法及时补缺，那么市场风险将日益突出。如何强化新经济下的政府监管，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资本快速聚集隐藏新经济“泡沫”风险。“互联网+”稳步推进，“双创”、“众筹”等推动的互联网投资与创业创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的新经济成分愈加壮大。随着新经济的崛起和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也成为最受资本追捧的领域。互联网创业创新火热，投融资强势增长。2015年，我国互联网领域新创公司2971家，融资金额达4587亿元，其中VC/PE融资金额1864亿元，而创业公司平均估值增速高达041亿/月。资本快速集聚能够推动新兴领域的发展壮大，但也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虽然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迅速，但占GDP30%的体量仍然较小，还不足以全面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如果一味强调新经济的增长速度，庞大的市场资金势必将被其高增速所吸引，加上市场监管体制的相对滞后，资产“非理性”聚集将引发泡沫风险。

三、加快我国新经济发展的对策选择

篇6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新常态下对我国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出的更高要求。做好2016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工作，必须坚持把五大发展理念贯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推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必须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正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需要看到的是，尽管增速有所放缓，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质量效益不断提升。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6.9%，这既是在10万亿美元高基数上的增长，也是调结构、转方式进程中的增长，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不断提高。“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既要看速度更要看质量，必须以新的理念引领新的发展，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要坚持创新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坚持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平衡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坚持绿色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开放发展，促进国内外要素有序流动和市场深度融合，切实提高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效率和能力；坚持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增进人民福祉，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必须从战略上推进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根本在于结构性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既是经济增速下滑和质量效益不高的根源，又引发了一些突出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关键是要以新的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扭转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趋势，以结构调整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实践证明，结构调整较快的地区发展较为主动，经济增长的形势也相对较好。例如，以广东为代表的部分沿海省份，通过鼓励技术改造、投资和发展高新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化解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增长动力在逐步增强。再如，以重庆为代表的内陆省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优势产业转移，培育发展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实现了更高的质量效益。

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必须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的新动力。随着我国资源环境条件变化，主要靠低成本要素投入驱动的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亟须形成以创新为引擎的新增长动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当前，我国经济增速虽在放缓，但与以往的下行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萧条期有着本质区别，表现为经济运行中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在旧动力衰减中孕育着新动力，在不断探底中铸造着中高速增长的坚实基础。显然，这些积极变化是我国近些年持续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带来的。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破除束缚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加快放开电力、电信、交通等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环节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和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发展；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激发市场活力。

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必须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短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在粗放式发展中形成了一些短板，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突出短板，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十三五”时期，只有补齐这些短板，才能实现平衡发展，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着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补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短板，关键是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通过就业扶持、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加大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更有效的政策安排，打好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战。加强环境保护和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补齐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重点是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管执法力度，通过制度创新增强对保护环境的正向激励，通过科技创新提高节能减排效率和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推动能源资源利用方式变革。

篇7

GDP：增长6.9%

从去年前三季度的3个6.7%，到第四季度的6.8%，再到今年一季度的6.9%，中国经济划出一条平稳的上扬曲线，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GDP增速外，一些反映经济活力的关键指标好於预期，良好的开局为完成全年“6.5%左右”的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

作为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一向在稳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2%，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呈现稳中有升态势。

从投资领域来看，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短板领域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民间投资增速则比1月至2月加快了1个百分点，增长了7.7%，从去年9月至今呈现回升态势，表明市场供求关S总体趋好，市场活力有所改善，为民营企业的投资和发展创造了较好条件。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7.2%

近年，消费已经超过投资，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7.2%，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显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与此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不断催生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也带动了新动能的成长。

外贸：出口贡献由负转正

各国进出口数据是世界经济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今年一季度，全国进出口总值增长21.8%，亮眼的数字是国内经济企稳向好的有力体现。扣除价格因素，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从去年同期的负11.5%转为4.2%。

但也要看到，一季度进出口的高速增长有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因素，也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回暖、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有关。保持外贸回稳向好的积极态势，还要更加苦练内功，积极培育外贸增长新优势。

财政收入：增长14.1%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达到14.1%。相比去年的个位数增幅，今年开局季国家“钱袋子”的变化进一步反映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尤为可喜的是，中高端u造、居民消费相关行业税收快速增长，体现出工业结构持续优化，居民文化、旅[、信息消费需求旺盛。

不过，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受短期增收因素影响较大，後期特别是二季度增幅可能会明显回落。

货币供应：增速平稳回落

3月末，我国广义币供应量M2N额同比增长10.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5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

M2增速平稳回落，是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具体体现。虽然M2增速回落，但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企业中长期贷款等重要指标同比多增，反映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减。

城镇就业：规模扩大

去年，我国超额完成1000万人以上新增就业目标。今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规模继续扩大，达到334万人，比去年同期多增了16万人。

就业乃民生之本。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调查失业率来看，3月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比2月末有所回落，处於较低水平，市场整体就业环境较好。

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

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获得感”直接来自於居民收入水平。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8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跑赢”GDP0.1个百分点。

在收入差距方面，一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7，比上年同期缩小0.02，显示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城乡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PMI：连续两月上升

中国制u造业窆壕理指数（PMI）涵盖了企业窆骸⑸产、流通等各个环节，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3月份，我国PMI为51.8%，高於上月0.2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

PMI保持扩张区间，K连续8个月站上荣枯线，显示u造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物价：CPI温和上涨 PPI涨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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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 产业结构调整 供给侧改革

一、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从1991年起至今，GDP增速稳定保持7%以上，经济繁荣。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如人口红利衰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等。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词，指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特征适应新常态，应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模式，以改革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结构调整，摒弃粗放的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探寻结构优化的稳定增长新模式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措施，是适应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需要，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

为实现各产业间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各产业向更高的适应层次演变，即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而高度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内涵，而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于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所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实质就是将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水平，或是将社会财富从低效用的消费者手中转移到高效用的消费者手中，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为实现从过度扩张平稳着陆到适度增长的目标，急需解决产业的结构问题。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将带来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合理的经济结构可以优化社会结构，并提高创造经济效应的效率。尤其通过产业升级，提高科技水平，为经济增长注入新鲜血液，促使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中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以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为最突出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问题――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

我国工、农业基础较薄弱，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中国农业虽然起步时间早，但一直停留在较为初期的发展阶段，相对于工业化、统一化的现代农业而言，仍然存在低效问题。近年来，随着耕地资源被占用和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发展日益受限。在工业方面，我国是制造大国，却不是制造强国。工业年度利润超5000亿元，但是产品缺乏高附加值，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我国技术自给率仅有60%左右。在服务业方面，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但是，2005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2%，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2015年2月，在总理与外国专家座谈会中，总理也表示中国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的

水平。

（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问题――出口导向型经济已不可持续

过去，我国依靠大量劳动力与国内丰富的自然资源，以生产出口产品来带动经济的发展。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遭遇沉重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同时，也直接削弱了全球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不可持续，需求侧的三辆马车已不足以拉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认为，改革将成为重新平衡中国国内经济结构、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

四、对策和措施

（一）实现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的陆院长说：“政府调控分为三种，硬调控是直接的政府投入，软调控是出台相关的产业政策予以引导，而巧调控则是运用看不见的手引导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日本和韩国等政府行政主导型市场经济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对淡化政府的干预作用，而侧重于监督、管理和促进。即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更适用于，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

（二）淘汰部分过剩传统动能

通过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把资源分配给其他领域。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几大行业，既存在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同时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造成了PPI连续负增长的局面。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几大行业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工业领域存在的产能过剩，制约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

（三）提升传统动能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中存在着缺乏高端科技、创新少、产品附加价值少的现象。然而，产品的附加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GDP的含金量等，使传统动能由可获得的利益占总价格百分比低的简单制造转变为高品质的中国创造，是提升传统动能的最主要和必要的途径。我国幅员辽阔，同一行业在不同地区的资源配置存在差异，而各行业发展情况不同，资源配置也有所不同，存在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问题。因此，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物流与互联网，可以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四）发展新动能

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与新能源汽车列为现阶段重点发展和培育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并决定对这七大产业加强扶持力度”。

中国经济发展程度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较低，科技发展水平也较低。因此，在进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时，可以参照已有的案例，分析研究，综合借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对发达国家新技术的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在国内进行组合，以比发达国家低的成本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是中国可利用的后发优势。”

五、结语

全球化作为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只有把握关键行业，形成产业优势，力争突破，才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拥有竞争力。如今，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前茅，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同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现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产业新常态最显著的特点是从失衡走向优化，过剩产业在政策主导下加速出清，新兴产业在市场机制下快速发展。装备业自主创新国产化、服务业高附加值化将成为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四大方向，打造出低碳、绿色、提质、高效的升级版中国经济。

（作者单位为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

参考文献

[1] 王云平.产业转移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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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常态；低碳经济；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8.003

1.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是一种自然过程，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是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

中国新经济规范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的力量从传统的增长点到新的增长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将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并叠加，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从规模速度到质量效率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我国要素成本的优势逐渐弱化，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度依赖要素驱动了，而应该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3）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转向存量调整和增量做优。不管是农业还是制造业甚至服务业，都应该把发展重点从产业的中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转变，这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4）经济发展目标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共享发展成果。中国经济新常态要放弃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而要做到以人为本，重点解决教育、养老、就业等老百姓最关系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能够共享发展成果。（5）经济管理从刺激增长转向科学调控。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如果仍然还是一味地刺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科学的宏观调控，那系统性风险迟早会爆发，所以应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科学、精准、有效的宏观调控上。

2.低碳经济是新常态下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1低碳经济的涵义

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气候异常的事件不断增多，并开始威胁人类的正常生活，近年来中国多地长时间遭遇雾霾天气，环境污染现象极其严重。气候专家认为这种气候变暖的现象是温室效应引发的，而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是大气中碳浓度上升。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减少碳排放，降低大气中的碳浓度，进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在此背景下英国2003年率先提出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模式：“低碳经济概念”。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能源效率，建立清洁能源结构，改变现有的能源消费模式，改变燃烧化石燃料。

在减排和发展的迫切需求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在政府十工作报告中更是从战略高度明确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2.2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

2.2.1全国和区域环境

从国家层面讲，我国在过去30多年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投资、能源消耗，在产业结构上更多依赖第二产业的发展。其效果显著，但也面临严重的问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低、枯竭和环境污染严重等等。同时，我国还面临环境的压力、人口红利的消失、低端产业的疯长和限制、企业缺乏创新力和长期研发能力等诸多不利因素，迫切需要完成在经济方式从规模数量到质量效率的转变，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探索经济增长的新途径。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将从增量扩张转向调整存量、并存的优势和增量的深度调整，无论制造业和服务业，农业发展的重点甚至将从产业的低端环节向发展、市场营销等高端产业环节的变革，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式发展。诸多问题的解决和目标的实现，决定了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模式，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经济新形态。为此，国家发改委启动了低碳省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低碳经济发展。

从区域经济来看，河北地处京津冀经济带。在2015年国家提出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其中河北省定位于“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实现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发展，重点提高其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这对河北省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因此探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并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2.2省内经济发展状况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河北省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15年全省生产总值由2010年的2万亿元增加到3万亿元，年均增长8.5%，在全国31省排名第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439.4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增加值14388.0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11978.7亿元，增长11.2%。目前全省的产业结构仍以钢铁冶炼、水泥化工、制药等六高耗能行业为主，基本上保持着“二、三、一”的Y构，第二产业的优势明显。但这种依赖资源、高能耗的增长方式存在着发展后劲不足、竞争力低的弱点。省内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行业，劳动效率低、生产效益不高，发展比较落后，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方面力不从心，影响了其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中作用的发挥。

近几年省内产业结构虽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优化升级，但河北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正在出现。一是发展质量和效率不高，新老动能转换不快，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全社会研发投入不足，财政收支矛盾加剧，部分市县地方债务风险、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转型升级尤为迫切。二是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已变得越来越突出，大气，水污染问题严重，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三是改革开放相对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总体水平不高，城市经济、沿海经济、县域经济仍明显短板，制约着体制的发展问题有待解决。

因此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下，探索低碳经济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提升，特别是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导重大创新经济发展新常态，提高质量和供应系统的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3.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策略

加快形成引低碳经济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已得到国际共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将是河北省经济未来发展的主基调。具体发展策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3.1借东风。推进区域协调l展

抓住用好京津冀一体化的机遇，牢牢把握发展大势，切实把京津冀协同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补齐河北发展短板，真正使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一方面，建设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另一方面，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按照区域发展主体功能区定位，打造沿海率先发展区、冀中南功能拓展区、冀西北生态涵养区等特色功能节点区域城市。

3.2低碳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实现河北省重新发展的关键所在。首先，推动高碳低碳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水平，加快淘汰落后技术工艺、生产设备，坚决化解过剩产能，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装备制造产业智能化、化工产业精细化、建材产业绿色化。最终实现第二产业低碳化。其次，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高效、优质、生态、品牌、安全农业。加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从实现到第一产业的低碳经济发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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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十三五”经济发展新趋势与新特点

“十三五”时期是江苏全面贯彻落实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投身“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伟大实践的关键时期。江苏经济在新常态下继续运行，将呈现一系列新特点、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潜在增长率有所下滑，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加速进行，江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将逐步提升。面对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目标任务，江苏既要及时培植新动能，以冲抵传统动力衰减带来的短期阵痛;同时更要借力新动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塑造发展新优势。“十三五”时期，受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等因素影响，江苏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有所下滑，由此会进一步压缩经济增长空间，但由于包括江苏在内的长三角核心区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就致力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取得实质性成效，尤其是在转型升级中带来的增长新动能，不断蓄积并逐渐率先形成增长新引擎。预计“十三五”期间，江苏以加工贸易为典型代表的传统增长动力逐步衰减，同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经济新动能将从力量积蓄期进入动能全面释放期，江苏经济有望在小幅波动中进入新稳态增长区间。同时，由于经济体量加大，未来江苏经济增速虽可能有所放缓，但实际增量可观，发展质量也将迈向新台阶。

创新驱动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充分暴露，江苏创新型省份建设将在攻坚克难中取得实质性突破。发展创新型经济，是江苏经济进行“第三次转型”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江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成效显著，但在基础创新力、高端创新突破力、科技创新创业水平、创新机制体制、区域创新生态等领域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例如，江苏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第一，其中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两个单项排名第一。但知识创新能力低于北京，知识获取能力低于上海，创新绩效低于广东。创新体制机制不活、科技创新水平不高，是制约江苏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根据江苏省委、省政府要求，到2020年，江苏将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主要创新指标力争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以上水平。“十三五”时期，江苏能否在克服创新短板，在构建区域创新生态、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上实现根本突破，将是决定能否实现上述目标的根本性因素。

“智能制造”、“互联网+”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将深刻改变江苏产业、企业和市场质态。江苏制造业在全国具有领先优势，但在互联网经济等新经济领域与广东、浙江等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十三五”时期，江苏将进一步发扬“三创三先”新时期江苏精神，抢抓“中国制造2025”深入实施、互联网跨界融合创新方兴未艾等战略机遇，按照调高、调轻、调优、调强的思路，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创新，给制造业注入互联网的基因，加快推进研发设计可视化、生产制造智能化、生产组织网络化、产品服务个性化，构建信息化背景下的核心竞争力，使互联网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从江苏竞争力的短板变为新优势。

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效应加速释放，江苏经济在国家发展全局中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增强。“十三五”时期，“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江苏沿海开发等国家战略在江苏密集实施，为江苏加强战略统筹，更好发挥综合效应，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多重国家战略的密集实施，为江苏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并从国家意志与地区发展的互动中构成江苏发展的特殊战略机遇期。多个国家战略在江苏的布局实施，不仅将带来政策、资源、项目、投资集聚，也将营造出独特的发展环境，丰富江苏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并将成为江苏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源，江苏将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区域，在全国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有望进一步提升。

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进入落地见效期，以改革促发展将成为江苏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根本保障。“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江苏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努力在全国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强政府”是江苏的重要传统。新常态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释放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一方面，未来江苏“强政府”的内涵将进一步向政府的高效服务聚焦;另一方面，“强市场”、“强创新”将成为江苏经济的新内涵、新优势。

江苏“十三五”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

在新常态下，江苏“十三五”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为主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加大统筹力度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增创竞争新优势，通过多种富民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努力打造江苏经济升级版，推动江苏经济发展走向中高端。

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在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国内经济下行的复杂经济形势下，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江苏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十三五”期间江苏的“稳增长”，不是沿用粗放型发展方式来保持经济较快的增速，而是通过调结构和深化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效益的双重提升。从宏观上，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着力优化投资需求，持续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加快形成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寻求新的增长点，防止和抑制需求膨胀，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协调性。从微观上，通过进一步深化国企、财税、金融、价格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多个领域加快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十三五”时期，江苏一方面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突破关键环节、提升价值链”的战略，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实现制造业由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并积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另一方面，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做大做强“江苏制造”，从而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顺利实施做出积极贡献。

以区域一体化带动城乡统筹发展。一是推进交通一体化，主要是要完善省内交通基础设施，强化省内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连接及其向省外的对外连接，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功能和辐射功能，加强港口合作、江海河联运，以及港口与铁路、高速的无缝对接，建设长江中下游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同时加大综合交通物流配套建设，形成港口、跨江大桥、高速公路、城际快速通道、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相互融通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二是推进市场一体化，包括商品市场的一体化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消除省内区域间地方市场分割，促进商品、人才、资金、技术、旅游等要素在省内无障碍化流动，使得资源要素可以进行有效配置，形成完善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三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建立健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的城乡统筹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合理分工，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形成体制接轨、发展互动、服务共享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增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江苏迫切需要向有利于创新驱动的新一轮开放模式转型，不仅要注重“高水平引进来”――通过国内平台环境的建设，利用内需虹吸全球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更要强调“大规模走出去”――依托国内市场和出口导向战略中掌握的资源，在全球广泛配置那种可以就地吸收和利用的上述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和资本。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使江苏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从而成为江苏下一轮发展的内生动力。

创新民生发展的新路径。紧紧围绕富民优先这一发展的根本目的，积极推进创业富民、就业惠民、社保安民，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有机统一。在物质财富方面，一是大力实施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切实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二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财富公平分配，逐步缩小部门、城乡、区域差距;三是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精神财富方面，一是加大教育投入，同时努力实现居民教育体系的均衡发展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发展;二是重视各领域的人才引进与培养，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优良环境;三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加快发展具有江苏特色的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业的规模、效益和竞争力，促进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以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时期，江苏应当把握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能源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发展生态化和低碳化产业，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一是向生态节约型产业倾斜。生态节约化概念应贯穿到整个城市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战略选择、布局、管理、监督以及技术改造，到流通和消费领域各个环节，使生态化贯穿到整个产业链。二是积极发展低碳型产业。着力推进节能减排，能源、原材料等传统重化工业的高新化、集约化、清洁化和循环化，加快推进产业发展由传统的“高投入、高排放”模式向“高效益、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

江苏“十三五”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

“十三五”期间，江苏经济发展政策，要致力于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上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努力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具体政策包含以下方面：

重点突破若干重点领域的改革。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抓住改革的时间窗口，重点在简政放权、财政税收改革、国企国资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等领域推出一批能够叫得响、立得住、群众得实惠的硬招实招，既对经济增长加力，又让人民群众得益。坚持改革与开放互动并进，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大机遇，主动对接，发挥优势，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用正面清单限制政府，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制定出政府行政审批目录清单、政府行政权力清单、投资审批负面清单、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等。同时，建立科学的监管网络和机制，适应由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加强政府服务，实现由“强发展型政府”向“强服务型政府”过渡。

兴起新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十三五”期间，江苏以人才引领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不能仅仅局限于海外高端人才的引进，更为关键的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增强本土企业、本土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像马云、马化腾这样在商业实践中最成功的人士，当初也未必符合现在各地引进的“高端人才”标准。江苏应当倡导建设“全民创业型社会”，充分激活广大人民群众蕴藏的无穷创业创新热情、智慧和力量，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新时期江苏精神，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公平准入，创造机会均等，鼓励和支持广大城乡居民尤其是懂技术、有理想的本土人才自主创业创新，加快在江苏培育一批“马云”、“马化腾”式的创业人才。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十三五”期间，江苏要善于从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制造业创新、群众的大量生活需求等各领域激发潜在市场需求，形成新的市场空间，使之成为新增长点的重要来源，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是在体制上更加注重依靠市场的力量。让企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创造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政府主要起到引导支持和制度创新的作用，加快推动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体制创新等在内的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二是在主攻方向上，培育新的增长点。尤其要注重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要用足用好江苏雄厚的基础和资源，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嫁接融合，促进制造业服务化。主动顺应信息化的时代浪潮，把推进信息化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主线，通过“互联网+”实现江苏经济的转型升级。

促进传统产业向中高端攀升。必须把产业发展放到稳增长、调结构的全局中来谋划和推进，向结构调整要增长、要质量、要效率。一要突出产品品质，坚持走以质取胜的道路，通过吸引人才、研发投入、工艺提升、品牌建设、质量控制、国际化经营等多种途径，提升“江苏制造”的品质。二要突出服务化方向，推动产业链向两端延伸，实现生产性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变，最大限度地提高制造业的产业价值。三要突出信息化引领，紧紧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传统制造业插上信息化的翅膀，在“互联网+”浪潮中脱胎换骨、走在前列。四要突出市场化需求，主动适应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发展变化，积极创新经营理念、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努力在满足需求中创造需求、引领需求。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新台阶。“十三五”期间，在前期投入的基础上，江苏应更加重视新兴产业发展的“软环境”建设。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环境，形成尊重创新愿望、发挥创新才能、包容创新失败、肯定创新成果的良好文化氛围;完善“吸引人、培养人、留住人”的用人机制，给予新兴产业高端人才良好物质待遇和情感认同，提供出入境及落户、创新创业、社会保障等多领域的优质便捷服务;加大营造财富效应和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利用各类基金和资本市场的工具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活力。

加强公共产品和服务投资。“十三五”期间，政府投资既要严格控制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又要尤其注重群众的大量生活需求等各领域激发潜在市场需求，形成新的投资点。可以考虑以下重点方向：一是建设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和实验室。政府建设好区域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已经成为促进该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政府要敢于拿出最重要的资源，结合区域产业基础和产业规划，支持、鼓励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合作，建设研发的公共服务平台。二是从解决重要民生领域供给瓶颈的角度出发，扩大公共服务业投资，包括大力发展公共医疗、职业教育等。

稳定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合理投资预期。“十三五”期间，房地产市场仍然是凝聚政府债务、企业债务以及各类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交汇点。江苏应当以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价格为主，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通过强化发展“大城市―卫星城”这一城市群格局，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以地铁、轻轨、高架、快速路等重大基础设施打通城区与郊区（郊县）的明确界限。让城区人口更多地在城市居住，缓解城市中心的居住、交通、环境压力。同时，城市在主干交通覆盖的条件下，充分接受城市中心的经济和商业辐射，从而提升土地和房地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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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直接对外投资 所得税 激励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外商直接投资（FDI）逐步减少，经济调险因素正在积累，新一轮国际游戏规则正在制定当中。受“三期叠加”的影响，国内经济正在面临供给升级和需求不足的双重考验。此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开放促发展，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便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周边沿线60多个国家，合计人口约占全球总量的63%，经济规模约为全球总量的29%，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必将成为打开我国对外投资新局面的关键突破口。

日本作为亚洲先发国家，在经济崛起阶段充分利用其所得税税收激励政策，有效地鼓励了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其国内经济增长受到长期抑制，但是其海外投资方面始终表现优异，以丰厚的海外利润缓解了国内经济的颓势。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应充分借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经验，在OECD积极推动BESP（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的大背景下，积极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出台税收激励措施，为国内资本走出国门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和利益激励，有效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二次开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我国经济平稳地走出经济周期，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目标。

一、日本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了本国对外直接投资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在几乎丧失全部海外投资的基础上开始恢复对外直接投资。为配合“资源驱动型对外投资”战略，日本1962年开始实施抵免外国税额制度，推进综合抵免限额和间接税收抵免；1963年完善税收抵免制度，允许企业的抵免限额在3年内前转和后转。在税收抵免制度下，日本又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签订税收协定认可税收饶让，使得缔约国制定的国内税收优惠可以彻底落实给日本本国投资者。

20世纪70年代起，为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日本税法规定只有在境外子公司分红或利润汇回国内时才需纳税，否则无需纳税，以鼓励企业海外再投资。在1960年的基础上，日本分别于1971年、1974年通过两项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政策，规定了如特定海外工程、大规模经济合作和合资事业投资等一系列满足规定条件的企业可以将其进行对外投资损失金额按照一定比例计提准备金，享受免税待遇。日本于1978年采用受控外国公司法（CFC），对于符合其法律规定条件的国外子公司，将其留存金按国内股东的持股比例计算，与该股东的所得合并征税，进一步规范了海外子公司留存利润的税收征缴。

20世纪80年代，由于外汇管制的放松、日元升值加之日本公司国内所得税的高税率，日本对外优惠税制的设置与其他配套措施共同作用形成了外汇贷款、中小企业OFDI无息贷款、海外投资保险和海外投资调查费补贴等政策组合拳，进一步促使日本企业加大了对发达国家金融、保险和贸易范畴的投资（具体详见表1）。

从日本税收激励的实施效果看，日本的一系列财税措施充分体现了日本着力发展对外经济的政策意图，推进了日本由“国际贸易为本”向“对外投资为首”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逐步缓慢恢复，此阶段日本企业OFDI的规模较小、区域相对集中、总量增长迟缓。自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产品和资本开始过剩，仅依靠国内资源难以继续拉动GDP高速增长。日元持续升值、贸易冲突升级、海外需求疲软、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迫使日本不得不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对外经济战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广场协议后，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及所得税激励面临的问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续日本之后继承了“世界工厂”角色，在模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下，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两次婴儿潮所提供的大量劳动力以及FDI所引进的国际资本，实现了人口红利和资本红利相互融合、内工厂和国际市场完美结合。但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美元循环所隐含的“特里芬悖论”再次显现。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提出了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放松汇率管制等政策主张。

为缓解贸易冲突和应对国际游戏规则的调整，自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开始逐步解除限制OFDI的政策，采取鼓励OFDI的政策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于2015年实现对外直接投资1180.2亿美元，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绝对量显著提高。但是总体上看，我国OFDI的总体规模与我国的总体经济水平仍不相协调。截至2015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占总头寸的18.16%，其中占据绝对数量的仍是国家外汇储备，达到54.77%。此外，我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业绩指数排名中也屈居后位，难以与我国经济大国的身份相匹配。

究其原因，我国对外投资所得税激励不足是重要原因。一是我国目前税收抵免的制度仍需完善。我国税法中规定超限抵免额只能后转而不能前转，使得纳税人的亏损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弥补。二是分国别限额抵免增加全球布局企业税负。我国的税收限额抵免要求我国的跨国公司在其收入的各个来源国的抵免限额只能分别计算而不能相互调度使用，这就导致税额高的海外分公司的应纳税额难以实现全额抵免，使我国跨国企业整体税负增加。三是我国税收饶让涉及国家范畴狭窄，数量偏少。东道国旨在吸引投资的税收优惠激励措施只是虚有其表，并没有真正起到激励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大多数国家给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变相地成为了我国税收收入。四是不存在延期纳税。企业缺乏再投资的能力和动力，原本资金实力不够雄厚的企业难以在国际市场上长久立足。五是税收激励缺乏针对性和导向性。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区域过于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未能全面打开投资局面。

三、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

以落实“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为契机，完善我国国际税收体系，激发我国企业投资热情，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扭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滞后的现状。

（一）优化所得税税收激励

一是采用综合限额抵免法。继续推动分国别抵免向综合限额抵免的转变，允许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将其在各个国家所投资的抵免限额进行调剂使用，最大程度地利用国家给予的抵免额度，真正让利于企业，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结构。二是实施特定行业所得税减免优惠。选择特定行业给予税收优惠，梯次转移国内已然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引导过剩产能行业企业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其在海外重获新生。三是推进税收饶让签订。与他国积极开展合作，合理扩大税收饶让制度范围。让“一带一路”缔约国所给予的优惠政策能够真正为企业所享受，调动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契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互惠共赢的主题。四是制定合理的延期纳税规定。准许企业在合理范围内延迟纳税；在延期纳税的原因、时限、审批程序等方面加以规定，以保证延迟纳税措施在合理的情形下开展（具体详见表2）。

（二）配套税收激励相关政策措施

一是o予相关财力支持。日本采取建立境外投资储备金制度，设立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日本进出口银行等措施辅助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建议我国政府为企业提供财政低息或无息贷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解决企业在国际竞争时初期投入大、资金回收慢的难题。二是完善管理与服务机制。日本专门成立了如贸易振兴协会等民间机构，从行政机构和民间双管齐下，为企业海外投资进行调研、分析以及各种服务。建议我国政府放宽行政审批，简化审批手续，建立负面清单制度。三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无论是使人民币成为跨境结算的计价货币，还是人民币的坚挺与币值稳定，都将降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便利其跨境核算过程，从而增强企业信心，提高企业国际地位，促进OFDI的发展。

（三）充分利用国际反避税条款

一是在完善税收抵免制度、加大抵免力度的同时，针对滥用协定待遇的现象进行补充规范、辅以法律规范。二是在给予企业延期纳税以支持其海外再投资的过程中强化受控外国公司税收规则（CFC法则），防止利润大量滞留或转移至国外。三是在与多国沟通协作、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推动各国废除“有害”税收优惠制度，实现良性共赢而非恶性竞争。四是规定强制披露原则，并及时对BEPS行为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实时监控和预警，防范在OFDI时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参考文献：

[1]罗兴武.“一带一路”带动半个地球[J].决策与信息，2015，（4）：21-23.

[2]周艾琳.“一带一路”与亚投行齐飞 中国开启对外投资新时代[N].第一财经日报，2015-4-13.

[3]张燕生.“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对外投资新格局[EB/OL].21世纪经济报道，2014.

[4]高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财税激励政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

[5]武强.中日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研究[D].吉林大学，2012.

[6]胡强.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与启示[J].北方经贸，2015，（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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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基本面：“形有波动，势仍向好”

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下行的压力，但仍然处在合理区间。作为一个与国际市场密切关联的经济体，全球经济情况总体偏弱，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同时国内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逐步显现。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实现制造业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升级发展，和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到消费与投资协调拉动的转换，是一个充满阵痛、十分艰难的过程，这期间经济增长难免有波动起伏，这是调整转型时的一种正常现象，用中医说是“脉象”。近两个月，有的指标出现下滑或波动。但前期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逐步见效，经济中的积极因素在积聚增多，所以有些指标又出现了走强。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正可谓“形有波动，势仍向好”。

谈未来：“四梁八柱”

我们说中国经济未来会更好，并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有基础、有条件和有动力的。一方面，中国经济有巨大潜力和内在韧性。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处在深入推进阶段，蕴含着扩大内需的强劲需求。中国地域幅员辽阔且产业类型多样，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业不兴那业兴。中国经济的支撑并非独木一根，而是“四梁八柱”，具有很强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这也必将凝聚起社会动员的强大力量。

谈结构性改革：“让池水活起来”

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正在源源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实现这样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我们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把经济潜在增长率充分挖掘出来，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今年以来，财税、投融资、价格等领域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消除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公平竞争的措施接连推出，围绕推进结构调整的改革力度加大。金融领域的改革总的是按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继续推进，积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同时继续加强和完善风险管理，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国居民储蓄率高，外汇储备多，有相当的金融总量。池子里的水已经很多，关键是怎么用好这池水，让它动起来、活起来，而且流向实体经济。我们将通过结构性改革的举措，盘活存量，着力挖掘存量资金潜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效率。

谈创业创新：草根与精英并肩

去年，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减免小微企业税费，建立创投引导基金等。这一系列重大措施，极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热情，这个热潮正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参与创业创新的，不仅有大学生、农民工、留学归国人员，也有很多企业的科研人员，技术和管理骨干，可以说草根与精英并肩。双创的平台是多样的，不仅有小微企业，很多大企业也纷纷加入创新创业的行列，引入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平台，触发了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变革，企业内部员工线上创意有回报、线下岗位有工资，外部创客既参与创新又分享成果，还孵化了一大批小微企业。很多科研机构依托互联网开展协同研发，大大提高了科技创新的效率。

谈国际产能合作：凝聚新动能

目前世界各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不仅可以有效对接各方供给与需求，而且可以用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加快发展，对适用的技术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强劲;不少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装备与基础设施也需要更新改造。由于受制于资金乃至价格高的制约，有些需求被抑制。从各自的比较优势看，发达国家有关键技术、装备先进，但成套装备和产品因价格较高、销路受限;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产业、产品多数在低端;中国拥有中端装备产能、性价比高，综合配套和工程建设能力强，外汇储备充裕，但产业需要转型升级。如果开展三方合作，把各自优势结合起来，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提供较高质量的装备和产品，降低建设成本，更好地满足不同国家的需要;也有利于各国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提升产业层次，推动全球产业链高中低端深度融合，具体在微观上说就有更多的合资、合作。这样不仅可以开拓国际市场，也可以拓展中国市场。这就好比凸透镜聚光，把各方供给与需求聚焦，把各方利益交汇，从而凝聚起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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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共享经济；改革

[DOI]10.13939/ki.zgsc.2016.51.014

历经多年快速发展，北京与上海已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与风向标，但经济发展却各具特色。这与两个城市的战略定位、发展环境以及应对不同发展阶段问题所采取的措施等有莫大关系。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上海以世博会、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新形势下，面临资源优势发挥不够、新旧动力转换等问题，北京需深入分析经济放缓的原因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借鉴上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深度挖掘资源与要素潜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1 京沪经济发展比照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京、沪两地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调结构转方式的艰巨任务，虽然在战略定位、发展环境、发展阶段等方面均取得斐然成绩，但还是存在细节性的差距。

1.1 战略定位

北京是全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注重发展“高精尖”经济――高级、精密、尖端。反观，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城市，重在打造“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可见，北京重在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逐步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而上海重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热点，不断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

1.2 发展环境

投资方面，京沪近年来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吸引外资不断涌入，2015年北京实际利用外商投资130亿美元而上海实际吸收外资184.59亿美元。产业方面，北京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高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生产业发展；上海重在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六大重点行业。创新方面，北京力推为企业营造技术、组织、管理、标准和商业模式等多维创新环境；上海积极营造创新体系建设环境，形成共建研发机构、组建产业创新联盟、建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多种模式。整体而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与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2015年《GN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均显示，上海排名高于北京。

1.3 发展阶段

2008―2015年，北京人均GDP由0.91万美元增加到1.71万美元，而上海由1.04万美元增加到1.65万美元。据世界银行2014年收入分组标准，京沪均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2015年，北京三次产业比由2008年的1.1∶25.7∶73.2变为0.6∶19.6∶79.8，而上海由0.8∶45.5∶53.7变为0.4∶31.8∶67.8；京沪城市化率均达到85%以上；京沪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均在10%以下。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与赛尔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京沪同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可见，虽然同处于高收入发展及后工业化阶段，但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城市化率，上海与北京都存在差异，且京沪的产业发展特别是二、三产有所差异。

2 上海经济发展经验剖析

针对经济发展困境，上海及时捕捉经济发展战略机遇，紧扣战略指向不偏离，积极采取有关出口、投资、制度、产业等有效措施，多维举措促进上海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反观，北京也存在类似于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2.1 突破出口投资困境，适时启动经济增长新引擎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上海经济逐步从2007年15.2%的高速增长向2015年6.9%的中速增长过渡，尽管2010年出现小幅上升达到9.9%，但整体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源于上海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与出口拉动效应减弱。2008―2015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连续七年低于10%，而2010年与2011年该数据更是低至0.8%、0.3%；出口额增速由2007年的26.7%变为2015年的5.3%，其中2009年更是下降到16.2%，如下图所示。可见，上海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对此，上海积极转变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思维。一是转变投资发展思路。2011年，在《上海市“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将固定资产投资从预期指标中剔除，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基本思路，加快向创新经济转变；上海出台促进民间投资“新36条”和《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优化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投资发展环境；2012年，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与市商务委印发的《上海市吸收外资和境外投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上海市在吸收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中要突出“五个更加注重”与“八项重点任务”。二是加大R&D支出力度。上海R&D支出占GDP比重由2007年的2.46%直线上升到2015年的3.7%，共上升1.24个百分点。三是打造服务业为主引资结构。上海自2007年后在引进外资上逐步加大服务业的比重，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占比由2006年的60%提升到2015年的86.3%。四是创新扩大内需发展机制。2008年12月，上海专门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八项措施；2012年，上海把体验式消费列为“扩内需”“促消费”重要内容。

反观，北京也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导致经济增长也逐步从2007年的14.5%高速增长向2015年的6.9%的中速增长过渡，其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07年的17.6%变为2015年的5.7%，出口额增速由2007年的28.9%变为2015年的12.3%，如下图所示。可见，北京经济增长对投资与出口依赖度也在降低，亟须转变经济增长引擎。

2.2 精准把握发展动态，积极寻找制度改革突破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经济下行大趋势下，上海原有的一些经济制度及相关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因此上海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紧抓世博会、自贸区建设的战略发展机遇，大胆实施新一轮先行先试，破除经济增长阻力，探索出新时期改革开放新路径。

首先，以全面服务世博会为改革契机，多维举措健全经济增长制度体系。紧抓世博会机遇，上海2009年陆续出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措施：首部《上海市质量状况分析报告》，确立以市长质量奖为标杆、以质量金奖为基础的政府质量奖励制度，完成上海市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服务平台、产品质量安全评估研究中心等建设；基于2008年22项服务企业措施，再推出12条帮扶举措，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推出《关于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再取消行政审批事项8项，调整47项，提高了审批效率；制定出台《车用汽柴油》等13项节能地方标准，并启动节能环保标准化试点工作等。

其次，以自贸区建设为改革机遇，开启制度创新与改革新阶段。基于浦东四家海关特殊监管区（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上海于2013年成立自由贸易园区，陆续《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7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措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等制度文件，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不嗉哟蟾母锟放力度，促进上海经济在新探索中持续发展。

反观，北京正处于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的关键阶段，面临举办2022年冬奥会盛会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战略区域提质增效的重大发展机遇，也亟须挖掘制度潜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3 注重产业衔接融合，构建新兴服务型产业体系

随着高新技术超加速发展，上海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0.8∶45.5∶53.7变为2015年的0.4∶31.8∶67.8，逐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但为保障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上海优化产业结构并不放弃一、二产业，而是加速产业间衔接融合，尤其注重营造二、三产业共同发展格局。

上海重点从自主创新、结构优化、效益提升三方面突破制造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制造技术基础及创新能力薄弱和重工业企业抗风险较差等发展困境，实现传统制造业与智能制造之间有效衔接；聚焦重点领域、通过产业关联实现重点服务行业之间的功能耦合，提高传统服务业技术含量，实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与保持传统服务业优势之间有效衔接，加速转型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批发零售、餐饮、仓储、邮电、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重点发展金融、信息服务、航运、商贸等现代服务业和高端新兴服务业；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有力地推进科技创新，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变“资源依赖”为“创新要素引领”，促进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和产业生态体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反观，北京三次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1.1∶25.7∶73.2变为2015年的0.6∶19.6∶79.8，凸显典型服务型经济特征，更需保障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加速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之间的融合发展，不断增强产业间相互促进衔接作用，以新兴服务型产业体系支撑经济发展。

3 加速北京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海经济发展经验，北京正处于工业化向发达经济迈进的关键期，亟须挖掘经济发展潜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资源有效利用，培育共享经济商业环境；优化产业内部结构，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增强改革动力韧劲，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全方位打好经济提质增效“组合拳”。

3.1 挖掘经济发展潜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基于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弱化，北京应把创新作为发展基点，积极发挥首都科研院所众多，高等院校集中所带来的科技资源优势，健全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加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创新资源整合，优化创新资源空间布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对高端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力度，实施以企业为主体、重大项目为牵引的发展战术，促进自主创新和成果产业化，做大做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的创新型企业，大幅提高首都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性。

3.2 提高资源有效利用，培育共享经济商业环境

随着北京经济加速发展，加上全球资源状况日益紧张，北京凸显资源“瓶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更应活跃经济思维，营造良好的商业气氛，大胆创新“分享经济”商业模式，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通过建立弹性连接的机制体制，整合北京及其周边经济闲置资源，进一步优化区域分工，完善经济利益各方的合作体系，全方位构建经济资源的弹性供应网络，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商品流通效率，降低商品运营成本，促使“分享经济”商业模式切实增强北京核心竞争能力，助力北京经济增长。

3.3 优化产业内部结构，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依据资源禀赋与自身发展特色，北京在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产业内部结构的基础上，尤其需要警惕产业“空心化”，在保障适度规模的工业的同时，促进工业体系的全面均衡发展和多点支撑，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引领经济发展能力。为此，北京应紧抓新产业革命机遇，有效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不断拓展传统优势产业服务化发展形态，大力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环节，强有力提高工业智能制造水平，大力促进具有服务型制造业特征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着力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层次水平，加速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步伐，全面促进北京经济超加速发展。

3.4 增强改革动力韧劲，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北京应紧跟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大趋势，推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精确定位国际市场，健全对外开放新体制，改革完善外商投资与合作管理机制体制，积极创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优化贸易结构，加快培育对外经济新优势，大力推动高端装备出口，健全售后保养维修等服务体系，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全方位提高北京经济核心竞争力，为实现北京经济快速增长注入新动力。

总而言之，经济转型升级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北京要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深度思考如何把握经济发展战略机遇、制定好可持续健康发展战略、破解经济发展困境、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首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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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企业间的竞争之间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创新。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进一步加大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集中攻关。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基础研究机构合作，强化现有技术的集成创新，逐步形成创新后发优势，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经济价值总和。从范围划分它有狭义成本和广义成本之分。狭义成本是指单位产品成本,是归集在某一件产品上的经济价值的耗费。广义成本是指在特定的范围和时间内归集的经济价值耗费的总和。成本从层次上又可分为直接的、有形的成本和间接的、无形的成本。效益它也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直接的有形的效益;-个是间接的、无形的效益。成本与效益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存，又互相矛盾，此增彼减。

那么，究竟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站不同的角度，做出的答案也是不同的。有的人认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就应该从产品成本本身入手，把眼睛盯在产品的生产和耗费上。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也是片面的。因为，企业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经济价值总和。它贯穿企业的生产经营全过程。因此降低成本应着眼于全局只有用客观的观点去看问题，才能找着科学的解决方法。在我们大型现代化的钢铁企业中,无论生产设备、技术力还是企业管理水平等都已建立在相当高的档次上，企业成本相对年年下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是,几十年来，已成惯性的陈规陋习并没有彻底清除，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彻底转变，由此而造成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的事例时有发生。

在大量的市场机会面前，很多企业管理者很容易把成本削减与创新这两大议题割裂开来，以为成本削减项目主要针对那些已经失去成长活力的成熟产品。特别是在经济扩张时期，而在增强新产品性能的进一步创新过程中，对成本管理问题则不大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