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特征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辩论的特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孟子辩论的价值倾向,是政治清明,而不是像战国时代那些“纵横家”那样着眼于帮助君王攻城略地。比如《孟子・滕文公下》中这样一段: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己。’――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在这里,孟子虚拟了一个(偷鸡的)情境,他要表达的是:对于加重人民负担的弊政,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其不仁不义,就应当立即革除,没有理由等到来年。他虚拟的这个情境是修辞手段,即所谓“喻证法”,具有一定的论证功能。这个比喻的本体(“去关市之征”)与喻体(不再偷鸡)之间,在价值上一致――都是向善的:即改掉错误。这种价值方向上的相同,是这个修辞具有论证效力的关键所在。但是,在两者之间,也确实有一定差距:“关市之征”是国家行政,而“偷鸡”则是民间的个体行为。这种差别正是其论证效力的薄弱之点。因为,国家行政的改变,即使是革除弊政,也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往往并非朝夕可致。

其实,孟子要彻底消除的“关市之征”,作为国家对商业活动的征税制度,是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只能“轻之”,而难以“去之”。孟子认为其不仁不义,才把它比喻成“偷鸡”的。孟子的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价值理性”的特征,即把是非善恶当作判断的标准,立场鲜明,嫉恶如仇。但在它的对面,还有另外一种理性:即考虑到可能性和具体方法的理性,所谓“工具理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以修辞手段进行说理的方法,也许不能用正确与错误这样的硬性标准,而应该用“强”和“弱”这样的柔性标准。特定的修辞手段,有说服力强的一面,也有说服力弱的一面。对于有些人可能是强的,对于另一些人可能是弱的。判断其强弱,要看具体的受众。一般说来,孟子这种通俗、形象的论证方法,更容易能够得到普通大众的认同。在今天也是这样。但是,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对方法和可行性的研究,则是我国古代思想资源的缺项。孟子尤其突出。

对于今日中国的公共问题来说,人们应当以孟子这种以民为本的价值理性与“何待来年”的紧迫心情来积极推动政府革除弊政;而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也应当向公众耐心说明一些改变的具体困难来求得公众的理解。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孟子先提出一连串问题:

“用棍棒和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梁惠王答:“没什么区别。”

孟子问:那么,用刀子杀人和用(弊)政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梁惠王答:“也没什么区别。”

孟子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百姓面有饥色,郊野里横陈着饿死的尸体,这就等于率领着野兽一道吃人啊!”

这一段问答,孟子之后,千古未有,与其说是雄辩,不如说是尖锐的政治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对话中贯穿着一系列具体物象构成的修辞:由棍棒、刀子,到肥肉、肥马和死尸――只有“政”是抽象的。孟子正是通过具体形象的生活物象,把弊政的恶性揭示得非常鲜明。其间的逻辑就是这些事物之间具有价值倾向上的同一性――而不论途径、方法是否相同。

篇2

【关键词】足球；特征变异；规则演变；辩证关系

足球运动的起源

足球运动是一项古老而又源远流长的体育活动，最早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一种球类游戏“蹴鞠”。现代足球起源地是在英国，是来源于12世纪前后他们和丹麦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结束后英国人看到地上有丹麦士兵的人头，当时，由于英国对丹麦士兵非常痛恨，便踢起了那人头。到19世纪初叶，足球运动在当时欧洲及拉美一些国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已经相当盛行。

足球运动的特征变异与规则演变的辩证关系

2.1足球技战术与足球规则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

足球比赛中，球队技战术的运用是根据双方的客观情况而采用个人的行动和集体配合的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战胜对手。而规则制定的目的就是保证足球比赛合理顺序的进行。如果比赛中出现不平衡的情况，赛后，就需要通过修改规则、附加条件使之平衡。规则中“越位”的产生，就是随着场上球队使用的战术而产生的。1862年，对采用“九锋一卫”之阵型，也就是进攻队员大大多于防守人数，造成攻守的不平衡，严重阻碍了足球技战术的健康发展。为了达到攻守的平衡，限制进攻队员的进攻，这样“越位”规则应运而生。

足球比赛中点球规则的制定和金银球制胜规则的实施也都是为了有效的实施足球技战术，而进行的规则演变。

2.2裁判员与足球规则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

足球裁判是足球规则在绿茵场上的解释者和执行者，在比赛中，判罚的结果一般具有不可逆性，是足球场上的“法官”。从起源阶段的简单控制比赛时间、是否进球，一直发展到现在，对足球规则精神的体现与规则发展方向的指导，体现的是一种公平，公正，合理的判罚尺度。

现在足球比赛中误判、漏判会时常发生，这些判罚的出现会扭转整个战局，甚至还会造成球迷暴乱发生流血事件，如在比赛中，领先一方会采用拖延时间战术，若此时裁判放宽判罚尺度就会造成比赛的索然无味，而如果此时裁判能够果断警告领先方，就会使比赛更加精彩激烈。另外伤停补时规则的出现也是对裁判的一种控制，以免造成裁判无休止的延长比赛。

现在足球比赛中增补了比赛监督和第四官员，就是为了适当的控制裁判的执法尺度的水平，维持公平，公正，合理的执法原则。另外国际足联又规定执法国际A级比赛的裁判必须在45周岁以下，就是考虑到足球是一项体能消耗很大的运动，执法一场好的比赛需要强大的体能作保证，这样可以减少误判和漏判的产生机率。

2.3运动员的体能与足球规则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

足球比赛产生之初并没有对比赛时间进行特别的规定，一般是比赛进行到双方队员没有体力再继续踢球为止，这样做的结果是：比赛既不精彩，又使运动员在长时间的剧烈运动中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根据现代运动生理研究表明，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进行剧烈运动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时间是大约在120~130分钟之间，而持续过渡的超负荷运动，则会有害于身体。因此，现行规则规定，全场比赛为90分钟，分为上、下各半场（45分钟/半场），中场休息15分钟，如果90分钟内（实际上，足球比赛中的有效时间远低于90分钟）。没有决出胜负，则须再进行30分钟加时赛。虽然，除去受伤倒地进行治疗、发球、捡球的时间，实际比赛时间不足120分钟，但据研究表明：一个足球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场上的跑动距离是将近万米，这是其它运动项目难以相提并论的。

足球规则还规定，足球比赛时，每队只能更换三名队员（除友谊赛，特殊比赛外）。在第14届意大利世界杯赛上，由于许多场次进入了加时赛，最后又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这样国际足联又作出了一项新规则：规定互罚点球的队员，只能是在加时赛结束时还在场上的球员，其中包括守门员。这样对运动员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4科学技术发展与足球规则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

当今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与足球相关的器材提供了技术的支持，也使规则对运动器械的规定，不得不提出更高的要求

足球比赛中最主要的用具就是足球，起初的足球比赛对球的重量、大小、材质等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只要是能充气的囊就可以，但是随着足球比赛的不断发展，球已经成为比赛的焦点。因此，在规则中规定足球的规格也就成为必然。所以，为了适应比赛的需要，就必须对球的重量、周长、压强进行有效的规定。目前，比赛的用球具备了不吸水，能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不易变形的特点，更能使球产生强烈的旋转有利于进攻。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运动员的自身装备也不断发展，比如：球鞋、球袜、护腿板等，这些物件既能有利于运动员技术的发挥，又能对运动员起到保护作用，但同时也对对手形成了一定威胁。

同样现代的高科技产品也用到了裁判的执法当中，比如：裁判的耳朵上戴有耳机，其主要目的就是可以及时与边裁交流，对于一些主裁看不到的“盲区”，边裁可以给予提醒，有利于主裁的正确判罚。

结论

任何一项运动都有其特有的规则和运动特征，只有遵循了它的比赛规则和运动特征，才能使此项运动得到长久发展。足球就是遵循了它自己独特的专项特征和游戏规则，才成为“世界第一运动”，为世人所爱戴，所崇尚。从古代“蹴鞠”运动是为宫廷官员享乐，而组织的活动，到现在为全球人类都带来欢乐和激情的比赛，足球无不把其自有的特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篇3

关键词：书启文 嬗变 特点 意义

书启文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种源远流长的文体样式。关于“书”，明吴纳在《文章辨体序》中说：“按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1]首先说明“书”即书信，是古代书信的总称；其次，古代臣下向皇帝陈言进辞所写的公文与亲戚朋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均称为“书”。因此，古代以“书”名篇的文字，实包括两种文件。为了加以区别，一般把前者称为“上书”或“奏书”，属公牍文的“奏疏”(亦称“奏议”)类；后者则单称“书”，属应用文的“书牍”类。

关于“启”，刘勰在《文心雕龙・奏启》篇曰：“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2]大意为：“启”就是开的意思。殷高宗武丁说：“打开你的心，灌溉我的心”，即取此义。汉景帝名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没有“启”的称谓。到魏国的书信，开始称“启闻”。进陈事实的末了，有的称“谨启”。自晋代以来称“启”盛行，其作用兼有表和奏的功能。可见“启”是用来沟通思想情感、交流情况、传达信息、表达政治态度的一种实用文体。一般将“书”中的短信叫“启”。

古代的“书启”由于书写方式和传递工具等的变化，又有许多别称。因其最早刻写在竹片上，故称为“简”；因曾书写在木板上，故又称为“牍”或“札”(札是牍中薄小者)；书写在绢帛上，称为“帖”；书写在精美的纸片上，称为“笺”。因为古代书信用的木简、绢帛等均为一尺左右，所以又将书信称为“尺牍”、“尺素”、“尺翰”等。古代有鸿雁传书的传说，故又称书信为“鸿”；古代传送信件时要加套封，故又称书信为“函”等。书启文作为我国古代一种应用广泛的重要实用文体，其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形成了鲜明的文体特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书启文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实用文，很早就成为我国古代文章中的重要文体。从历史上看，它与其它文体一样，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风格。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我国最早的书启文，产生于春秋时期。《左传》中所载《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巫臣遗子反书》、《子产与范宣子书》等，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批书启文。汉代的书启文完全脱离了“国书”的性质，成为个人互相交往的工具。汉代的这些书启文，奠定了我国后世书启文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启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的书启文，在两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一是书信内容和情感内容更加丰富，这时出现的书启，或论政，或论学，或叙交谊，或述情趣，或记旅游，或酬问答，俨然成为一种应用极为广泛的文体。二是在书启文的写作上，藻饰辞采都明显增加，极大地加强了其艺术色彩，使得书启不再单纯是一种社会必需的应用文体，而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成为文学之林中一种具有独立审美风格的文学样式。唐宋时期，中国古代书启文臻于全盛，不仅数量多，名家名作多，而且书启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唐宋两代出现了不少有政治、学术价值，又十分亲切感人的书牍作品。像韩愈的《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柳宗元的《与友人论文书》，苏轼的《答谢民师书》，杨万里的《致徐达书》等。由于这些书简都是他们在向朋友、后学谈体会、述遭遇、传经验时写出的，议论中带有浓厚的抒彩，因而又都是上乘的“文艺书简”。明清书启也自有特色，如明代宋臣的《报刘一丈书》，是政治讽刺信；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是爱国志士的临终遗书，《遗夫人书》是其与妻子的诀别书。晚明公安派作家和小品文作家的通信，评诗论文，也清丽可读。而且明清两代，家书盛行，家书比起一般致师友的书信，更少有拘束，也往往更能透露出作者的细微思想和个性，如郑板桥的家书《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等向来以思想新颖，情真语挚，亲切浅易，不落俗套，富有生活气息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综观历代书启可以看出，书启文作为一种常见的应用文体，与一般文体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书启文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一般讲，除了那些纯属应酬性的往来信件以外，书启的写作总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或具体的需要，而且希望在思想感情上与对方有所交流，以引起对方的响应或同情。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书启中，比较多地看到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真实。鲁迅曾谈到“文人尺牍”时认为对书启内容的真实性虽然要做具体分析，但较之一般作品来说，“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3]书启能够成为作者“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即它与其它作品比较起来，更能够直接披露作者的真性情，使人们能够了解到作者更为深入的情况和细微的心曲。这也正是古代书信在了解作者生平、思想的史料价值方面，往往比别人为其撰写的碑传之类要高，而且读起来也更具有亲切之感的缘故。

第二，书启文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讲求立言的得体。书启文是一种程式化的文体，是作者与读者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的定向交流，阅读对象具体，行文旨意明确，通常具有特定的格式和一定的写作规范。因此书启在措词以至格式上，要分清上下、尊卑、亲疏等各种关系，讲求行款正确、措辞得体，表义准确。《文心雕龙・奏启》讲到启的写作要求时也说：“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4]大意是：启文的写作一定要收敛谨饬得合乎规矩，使音节短促，辨论扼要，文辞轻快，有文采而不浮夸。总之，书信对象的具体性，决定着书信写法、语气和款式的不同，这是书信体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三，书启文要尽言达情。《文心雕龙・书记》篇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5]大意是：总体讲，书牍的根本就在于尽言达情，把自己要说的话尽情地倾吐出来，即用言词来抒发内心的积郁情感，显示出自己的文采风范。因此作者应该通过书牍条理清晰、文思畅达地表达自己的性情，从容不迫地抒写自己的情感、怀抱。可见，书启的写作是要把自己的“心声”明白从容地进献或酬答给对方。因此，书启表达出的作者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情感经历、见闻主张，都真切可信，亲切自然；而且隐讳地表现了作者的个性特长和情趣爱好，显露了作者最真切的思想面貌和内心世界。

第四，内容的广泛性和书写的自由性。书启是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工具，最具实用价值。它的文体形式自由，写作手法灵活，作者可以称心而言，意到笔随，记事、抒情、议论，乃至于写景、记游等，都可随意选用。篇目可长，可短，完全据作者的需要而定。书写范围几乎无所限定，无论是军国大事，讨论学术，评述人物，推举自荐，倾诉个人境遇，以至日常所感所思，皆可入书，其内容可以包罗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在所有文体中，书信所容纳的内容是最为广泛多样的。

综上所论，书启文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其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作为古代一种独特的应用文体，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体特征。对我们今天而言，古代的书启文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它不仅提供了一些真实且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大可以凸现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人情世态，小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思想、性格，以及在正式传记中所不易了解到的一些细微方面；而且它为现代人的书信文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从中我们可以学习立言的得体和语言的精妙等。

注释：

[1]吴纳，徐师曾著，于北山，罗根泽校：《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2][4][5]周振甫：《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页，第373页。

篇4

关键词：《故事新编》；历史书写；特征

关于《故事新编》的文体归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是关于历史书写的小说，早已公论。所谓“故”事“新”编，就是指对经典文本的再次创作，在鲁迅的笔下这种再创有着独特特征，突出表现在强烈的现实关怀，古今杂糅、时空交错，对圣贤、先哲、权威们的消解与否定。

一、《故事新编》具有的独特特征

1.强烈的现实关怀

《故事新编》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不是一时冲动、空穴来风，都有一定的现实考量，凝聚了鲁迅对许多问题深入、持续的思考，充满了浓烈的现实战斗激情。如，《补天》中的“小东西”满嘴仁义道德，却从事着男盗女的勾当，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却是肮脏龌龊；《铸剑》中的国王凶残毒辣，群臣无能无聊，看客麻木愚昧；《理水》中文化山上“学者”卖弄学问，丑态百出，所谓“大员”在大灾面前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大搞“品尝宴会”；《非公》中所谓的募捐救国队，以救国为名，大肆搜刮；《采薇》中的小穷奇实为强盗，却美其名曰“恭行天搜”，流氓无赖相十足；《出关》中所谓“优待”老作家和“提拔新作家”，实为剥削者常用的一种欺骗宣传手段；《起死》中出现的“保甲”“上流文章”都有所指，这些现象都有现实依据，加入这些现实因素，既实现了对时弊的针砭，又增强了文本的杂文味和现实战斗性。

2.古今杂糅，时空交错

《故事新编》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没有完全忠实历史，也没有按照历史事件本身及其过程作表面上的铺陈，而是深入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精神深处，通过古人古事的“重演”，折射出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若干“影子”，让“现在”与“过去”浑然一体，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循环往复。这种处理历史与现实的方法，既高于历史又高于现实，自由地穿梭于“过去”与“现在”，在历史中审视现实，在现实中体验历史，从而达到对历史全新的理解和阐释。

3.对圣贤、先哲、权威们的消解与否定

鲁迅对历史典籍中的英雄、圣贤和权威们持否定态度，眼光是俯视的，这根源于其对中国历史、历史书写者以及历史文本的怀疑和深刻认识。《故事新编》中所描写的人物不是历史上的先贤与圣哲，就是传说中民族精神的化身和典型，但是在鲁迅“俯视”的视域内，他们风光不再，脱去神圣衣冠，着陆现实人间，经历常人才有的无聊、无奈、寂寞、悲伤、屈辱、尴尬和伤害。

《故事新编》中八篇小说的取材都不是信手拈来，而是审慎选择、精心设计的，在精神内涵上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脱冕”，让这些圣贤、先哲、权威们平凡化、凡俗化，让他们在人间遭尽洋相，神圣形象消解殆尽。这种“脱冕”，在完成了对他们消解与否定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文本、中国历史的消解与否定，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所代表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历史文本的正统，是中国历史的根源，对前者的否定与消解，也就是对后者的否定与消解。

虽然把《故事新编》归档为历史小说遭到很多人反对，但毋庸置疑的是《故事新编》书写历史的方式对我国现代历史小说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追求历史精神的神似、借古人之事浇心中块垒、以古讽今，还是艺术手法上的油滑、反讽、戏拟等都让后起者群起模仿借鉴。

很多作家开始从事历史小说创作都是受《故事新编》启发，比如，郭沫若、矛盾、郁达夫、冯至、王独清、废名、聂弩、秦牧等。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受《故事新编》启发所创作的历史小说，难以尽数，就是当代文坛风光一时的“新历史小说”也不能说和《故事新编》没有干系，《故事新编》的影响可见一斑。

二、故事新编带有的局限性

《故事新编》为现代历史小说的繁荣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也遗留了一些“祸根”，这些“祸根”在现代历史小说中迅速蔓延，使其带有很多局限。主要表现在：

1.功利观

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故事新编》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文本中摄入很多现实事件和人事纠纷，这是创作《故事新编》的原动力之一。这种功利观在后来的历史小说中得到过度的发挥，为了讽今，随意篡改历史，盲目比附，牵强附会，甚至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和无理谩骂，既侮辱了历史，又糟蹋了现实。

2.消解历史

从《故事新编》文本叙事中可以发现，鲁迅有意改写历史文本和历史人物，把这些人物彻底现实化，退去他们身上的神圣光环，消解他们的神圣性，从而达到对历史的解构和否定。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是解构中有建构，可惜后继者没有做到这一点，对历史完全否定，过分偏激，让我们无本可依，最终导致民族精神的

涣散。

《故事新编》只是包含了“祸根”因素，在文本里不是很突出，只是后继者把这些弊端突出化了，瑕不掩瑜，《故事新编》在现代历史小说史上的地位无法撼动。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富华.历史的消解与重构：略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07（02）.

篇5

【关键词】河流泥沙 水文方法 Mann-Kendall检验法 小波分析

1我国河流泥沙现状

我国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积占我国总面积的38%以上，大量的水土流失不仅造成土壤退化严重，而且也使得河流泥沙含量变大，全球多年平均输沙量大于100×106t的河流有25条，中国就有9条。这些泥沙在中下游江河湖泊的淤积与近年来频发的大范围洪涝有直接关系。

近年来.我国各流域洪水灾害普遍出现“小流量高水位”的现象，同流量下水位不断抬升，并呈逐年加重趋势。小水大灾、灾害频率加剧，损失重大。事实说明，除人类活动影响及防洪意识、防洪工程建设和防洪管理等方面依然欠缺外，泥沙问题是加剧洪水灾害的直接原因。河流具有输沙能力，水流、泥沙交织在一起，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突出表现为大区域内泥沙输移规律改变引起不适当位置的累积性冲淤。人们通常只认识到洪水灾害的严重性，却常常忽视泥沙对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其实，泥沙输移是造成河道行洪能力恶化的主要因素。河流是一个动态的反馈系统，河床和水流以泥沙为中介互相作用，河流局部水沙条件变化时，容易导致泥沙输移状态的改变，从而引起河流内更大范围水沙状态的调整，甚至促成和加剧洪水灾害。而且，泥沙具有累积效应，由于近年来植被破坏、气候变化等影响，流域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使得泥沙输移状态更容易诱发并加剧洪灾。从目前来看，河道、水库泥沙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难题之一，是我们面临的一大科学难题，因此，要更近一步的揭示水沙关系的特征以及求相应的解决方法是泥沙研究的第一步。对水沙的时空演变特征的研究，对有效应对区域、流域水沙带来的灾害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2水文学研究水流沙的方法

水沙关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涉及到水文学、水力学、地理地貌学及社会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问题。由于我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近年来因泥沙输移变化引起江河水沙灾害加剧的现象也越发严重，开展水沙相关规律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中，对保护生态环境、防洪减灾及河道科学利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气候变化、大型水利工程修建、城市工农业生活用水的增加及水土保持措施等因素影响，对水资源利用迅速增加使得许多河道来水来沙变化过程更加复杂。研究河段水沙变化特征及原因，对于揭示该河段水沙变异和河床演变机理十分必要。

首先，使用Mann-Kendall检验法分析各站点水沙变化趋势及突变点，Mann-Kendall检验法是世界气象组织推荐并已广泛使用的非参数检验方法，该检验方法不需要样本遵从一定的分布，也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干扰，适用于水文、气象等非正态分布的数据，计算简便，可分析径流、输沙量等要素的趋势变化；利用线性回归法进行趋势分析，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然后，对于变化周期的研究中，水文学研究的对象一般是与时间序列紧密相关的实际观测资料，如降雨、径流、蒸发等。水文资料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同时水文又是一种自然现象，所能观测搜集到的资料相对较少，信息量十分有限。常规方法很难对其发展变化规律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小波分析的出现，以其多分辨率的特性，扩展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不仅可以大体上把握数据系列的变化趋势，而且能够对其细节进行深入分析，充分挖掘其蕴含的信息与规律。2005年，王文圣、黄伟军、丁晶提出水文时间序列分维数的估计方法，该方法以连续小波变换的理论基础，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是可行的。

总之，小波分析的出现及其与各种现论和方法的结合，从多方面揭示水文系统的变化规律，从而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水库的运行调度、水文分析计算、水文循环规律等提供了更多的指导和依据。

3两种方法取得的成果

河流水沙关系的变化是反映流域的生态环境特征、水土流失的程度及人类活动变化的指标，河流水沙变化对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Mann-Kendall检验法可以针对某一条河流分析出输沙率较大的地段，然后进行调整使水沙关系相协调以及输沙量的突变时间节点，小波分析方法的应用可以判断出河流是否有多时间尺度特，输沙量的长周期比径流量周期相比较，判断出水、沙周期的规律和关系，从而科学的处理径流和泥沙的关系。

总之，河道泥沙也需要从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研究，综合性的对河道进行科学有效分析，对水沙的时空演变特征的研究，对河道的治理开发意义重大。使河道实现可持续管理，使河道防洪、排涝、灌溉、供水等功能正常发挥，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将是不可估量的，人们的生产条件和居住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李义天，邓金运，孙昭华，等.河流水沙灾害及其防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

[2]王文圣，黄伟军，丁晶.基于连续小波变换的径流分维研究[J].水利学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