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贸易理论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动态贸易理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模式；动态化

一、引言

后经济危机时代，我国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市场对专业和学科融合趋势不断加强，社会在职业选择的潮流中要求应届大学毕业生是全才更胜于专才。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无论是一、二本科院校、独立学院还是高职高专类院校，都相继开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同时随着外贸知识的普及，除国经专业外，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如市场营销、工商管理、财务、会计、经济学等专业，甚至非经管类专业、如英语、日语、纺织、信管、轻化等专业也开设诸如《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等涵盖理论、政策及实务等课程内容。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在我校会计专业、财务专业的开设，正好给了一个专业和学科融合的契机，该课程有效结合了理论、政策、实务等多方面的知识点。如何更好且有效地根据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效果，这就要求独立学院本科院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更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基本的自学能力。为了让非国经专业学生了解国际贸易的内涵，体会贸易的逻辑思维，提高教学质量，适应经济全球化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结合团队的教学实践，针对《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相关现状，研究出动态化教学模式，以适应外专业学生学习的整套体系。

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现状研究

（一）课程开设概况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的人员，具备一定的国际贸易相关知识成为一种时尚，因此普及经贸知识，尽快融入世界市场已成为当务之急。《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是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基础性理论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课程内容包括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实务两部分，也就是关于国际贸易的宏观知识和微观知识两部分。一方面立足国家的角度去阐释为什么会发生贸易，怎样发生贸易，如何制定贸易政策；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去研究交易的流程细节问题。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是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学生的思维应变能力。我们独立学院立足于培养应用型本科层次的人才，强调理论教学适度，以实际应用为重点，学生毕业后应属于“拿来就用型”[1]。时代在发展，如何在现阶段条件下培养与国际贸易接轨的外专业人才，参与社会竞争，是本课程在外专业开设的主要目的。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材的理论与社会的实践相矛盾

由于国际经贸的迅速发展，以及教材在编写、出版、发行甚至再版等过程中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性，任何教材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时间差”的困境。随着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课程内容也在不断更新。比如国际贸易理论部分，大多数教材还是停留在传统贸易理论上，但是目前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如环境与贸易、运输与贸易的实际问题被忽略，贸易保护政策中的“碳关税问题”，近年来各国对我国反倾销、反补贴的新案例，以及2013年通过的上海自贸区的构建等。一方面国内很多教材即便是推陈出新的，也没有做到全面反映这些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环节中“以教材为纲”，不能充分反映新变化、新动态，导致授课内容与目前的实际情况不相符。

2.教学内容及方法与学生的需求相矛盾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长期以来都是国经专业的老师在授课，国经专业的老师对本专业的内容纯熟，往往从专业角度进行教学，专业素质要求较高。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大多教师采取的教学手段比较固定且向单一化发展，这些都与学生专业发展需求不匹配，导致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容易出现兴趣缺乏、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2]。同时，现在教学都是以多媒体课件作为基础，但是课件内容不生动，课堂上提问环节学生不配合，案例分析费时且讨论不充分，课后布置作业，学生不思考敷衍了事，分组讨论时出现搭便车现象等等，这些问题在课堂授课环节中都普遍都存在。因此，大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还是以单方面讲授为主，教学效果不十分理想。教师的教学方法应主张更加灵活多样，要能吸引大多数学生的参与，教学手段和方法要突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3.考核方式和考核能力相矛盾

目前本校《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考核方式还是比较固定的，采用平时成绩30%，期末卷面考试70%。考试是教学评价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师生的积极性，是考核教学效果的主要依据。但在这种制度下，有几种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第一，一考定输赢。期末考试的成绩难以全面考查学生的真实水平，很多学生靠死记硬背照样取得不错的成绩。第二，命题不科学。大学考试往往是谁授课，谁出卷，谁批卷。不仅要求班级通过率，各种题型都要涵盖，最后还要有试卷分析报告体现并存档。这些行为直接导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为满足教学要求，往往以考试内容作为授课重点。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这都非常不利，不能充分体现学习的初衷，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动态化教学模式的研究

（一）动态化理论构建

本文的理论来源是技术差距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M.Posner）提出的一种贸易理论。它以不同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存在，作为对贸易发生的解释。现在将该理论运用到教学过程中，将该门课程的学习看成是一个周期，同时将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学习过程中涉及到所有问题都分散在这几个阶段中，去解释动态化教学理论渊源。

图1：课程学习阶段划分图

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整个学习的时间周期，纵轴上半部分表示知识理解的程度，下半部分表示知识运用的程度。T0表示首次课导入期，T1表示月末过渡期，T2表示中期检查期，T3表示期末复习期。在学生知识接受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中，知识的运用总是滞后于知识的学习。

T0—T1为需求时滞阶段，是指教师开始讲解一门新课，但是学生没有意识到它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因此学生对这门课程知识是否适用自己，有一个认识滞后期，这往往表现在开学的第一个月时间里，学生慢慢开始对该课程产生兴趣有一个懵懂期。在该时期，应该以教师授课为主。

T0—T2为反应时滞阶段，是指新课程新知识的导入，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生意识到课程对将来就业的重要性，开始主动学习相关知识的过程。这往往表现在中期检查前后，也就是学期的第12周前后。如果学生学习接受能力受限，那么反映时滞期就更长一些

T2一T3为掌握时滞阶段，是指学生开始从单方面接受知识，过渡到自己可以消化吸收知识，更有甚者，最后可以将知识运用到生活中的实例，最终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往往表现在期末复习前后，学生开始思考问题的解题思路和方法。

To—T3为模仿时滞阶段，是指从课程导入开始，到课堂授课环节的结束为止。这整个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学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之后，对外专业的学生来说，更多地是引入思考，这门课程与将来的就业有什么关系，将所学的知识点运用到自己专业知识中，从而达到一个专业融合的目的。在课程结束时候，教师的课堂讲授环节已经结束，但是学生的知识运用才刚开始。

（二）动态化路径探索

课堂的教学氛围是随时在变的，不同专业，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甚至同一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也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结合学生能力与特点，根据所讲章节的具体内容，采用动态化教学手段。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使用上，注重掌握渐进性和阶段性，根据教学内容有选择性地进行因材施教。课程教授过程划分成以下几个阶段：首次导入，月末过渡，中期检查，期末复习，在不同的时间段，结合学生不同的需求变化，改变教学方法和手段。

1.首次导入

为了使一学期的课能顺利开展，在《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开课的第一讲，让学生领悟该门课的效用性，重要性，与他们专业课程的相关性，激发学生浓厚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问学生一个问题 “大家的家乡都是哪里的，你们认为你们家乡什么产品是主打产品，有哪些企业是做进出口贸易的”，设计调查问卷，引入大纲要求的授课内容。此外，教师还应该具备全局观念，在第一次课就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要结合课程授课计划给学生安排本学期的具体任务要求，介绍学生课外学习的网站，书刊等[4]。

2.月末过渡

新学期的第一次课或许大家都有兴趣，但是如何让学生在过完寒假回来的第一个月里去了解并接受这门新课，确实是门学问。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这门课，在授课计划的第一个月，授课内容是国际贸易基础理论，包括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这些理论对非国经专业的学生来说比较难，而且比较枯燥，就必须要注意将理论与实际挂钩，让学生在每次上完理论课后去了解他们感兴趣的国家，或者他们自己的家乡，选择绝对优势产品，比较优势产品，要素密集度产品，还有规模经济，需求理论，环境成本理论，运输成本理论与现实的关联性[5]。在月末组织一次讨论课，让学生针对自己感兴趣的理论结合自己感兴趣的产品，让每个学生参与进来，了解贸易的原理，充分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6]

3.中期检查

当学生已经开始了解并重视这门课程的学习之后，在期中教学检查环节，需要对学生进行一次考核。让学生了解课程兴趣只是学习的调味品，真正理解并掌握知识才是关键。可以尝试组织一次课堂笔记的抽检，或者组织一次关于授课内容中的一些案例讨论的结构化面试，通过这样操作之后，一方面可以考核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可以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一次测评，作为期末成绩的一个参考借鉴。应试教育体制下，考试是必修项目，但是其中考核的多样性在于任课教师可以自己做主，间接地解决仅以期末考试成绩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问题。

4.期末复习

在期中教学检查之后，学生开始意识到《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学习过程，不是唯成绩论，是综合考虑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问题的答案没有标准，尤其是案例分析讨论题。这时候学生就会开始反思自己不明白的知识点，并已经会使用一些工具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甚至到了后期，有同学还会主动跟老师探讨一些近期发生的贸易案例。在期末复习阶段，不再是以老师课堂讲授灌输知识为主，而是两手抓，一手抓老师引导学生去分析了解重难点，一手抓学生反馈老师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老师更多负责的是答疑环节，在复习阶段老师更应该注意加大辅导力度。

在四个阶段性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动态化演变，最终就可以达到我们大纲中预期的教学目标，完成这门课程的学习。

四、结论

通过动态化教学过程的开展，可以突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加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外专业的学生学习这门课程是顺应社会发展，他们不需要去背诵和记忆那些贸易理论。同时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以将来就业为主要指导方向，在学习相关贸易课程之后，就业面就可以得到扩大，不仅仅是外贸会计，甚至是外贸业务员，单证员等等。这就要求学生在动态化学习的时候，明确自己学习的内容，有自己的侧重点，能够合理安排学习的时间。

利用动态化教学模式中师生的配合，可以有效转换原有的教学观念，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从教师的方面来看，教师应做到不断自我增值，多参加一些科学研讨会，多阅读一些与时事挂钩的贸易问题，多接触学生目前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注意与课程接轨；从学生的方面来看，学生应从应试教育的误区中脱离出来，变被动接受者为积极参与者，在课程的“首次导入——月末过渡——中期检查——期末复习”过程中经历从“兴趣”到“懵懂”，从“懵懂”到“想学”，从“想学”到“会学”，从“会学”到“学会”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朱连生，王红梅，刘晴晴. 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改革的探讨.[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0，30（2）：6～7

[2] 陈辉民. 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贸易》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 现代企业教育. 2013（10）：233～234

[3] 张月，王贵彬.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考试模式改革探讨.[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2）：31～32

[4] 王成林.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方法探析. [J].高教论坛. 2010（6）：84～86

篇2

电商物流的“生物性”―“蛛网理论”

电商企业总是在抱怨物流快递基础设施以及配送队伍不能对其提供更大的支持，而快递企业则抱怨电商企业根本不管他人死活，因此需求与供应的矛盾不断地发酵、不断地放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是每年各种节日期间的争吵还是消费者的抱怨，基本上都是在一段时间内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得到一种大致平衡。

这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电商物流的生物性，这种生物性就是经济学中有名的“蛛网理论”。

让我们看一下近几年来中国电子商务订单量的增长以及快递企业的供应量状况，其中主要以阿里巴巴“双十一”以及申通、圆通的业务能力作为说明。

自从2010年开始，阿里巴巴每年均在11月11日这一天举办活动。2010年“双十一”达到1200万单，2011年“双十一”达到将近3600万单，2012年“双十一”更是突破到7000万单以上。

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淘宝网C2C业务的增长，圆通其实是受益快递公司中一个典型样本。

通过图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圆通所承接的阿里巴巴及淘宝的订单量每年以200%的速度递增，但是同样与之配套的站点供应能力却是以不到78%的速度递增。

同样，民营快递单量排名第一的申通站点供应能力也是如此。自其2007年刚接触淘宝订单时，其日均处理包裹量为30万单，此后的2008年为70万单，2009年为100万单，2010年为200万单，2011年达到300多万单，2013年日均处理包裹量已经基本保持在日均500万单。这还不是特指阿里巴巴“双十一”时期的订单量，只是日均订单量而已。与之相对应的申通的网点设置截止到目前也才不过8000多家，其发展的速度与圆通类似。

如果以阿里巴巴代表电子商务行业，申通、圆通代表中国快递行业，那么在巨大的订单配送需求量以及实体配送供应能力之间就存在着一条鸿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点，蛛网理论在市场调节中发挥着隐性作用。

2010年阿里巴巴的“双十一”订单量差不多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全消化掉，但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退单的情形；2011年的“双十一”阿里巴巴所产生的订单量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消化掉。但是到了2012年，阿里巴巴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作用，并且提前联合九大快递企业做出应急预案，订单超出预警自动转移分配，仅仅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就消化掉了7000余万的订单。

所以说当需求与供应之间出现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不要相互抱怨、不要相互指责，很多东西只要通过市场的手段是完全可以实现自适应的目的。

“蛛网理论”的隐性影响―市场调节

当配送供给弹性与订单量的需求弹性不匹配时，会出现两种情况：

供过于求：快递必然会进行网络收缩，从而保证产品价格以及成本的降低，所以这种波动性会逐渐减弱，运营状态趋于稳定，这个收缩的过程属于收敛性蛛网。

供小于求：快递必然会进行网络扩充，但是它所扩充的仅仅是基于基本订单量增长的扩充，绝对不会用正式工去扩充，为了应付突发性订单增长会启用临时工、学生工、亲属来完成。这种扩充的阶段是以需求为核心，需求量越大，则供给波动性越大，并且如果超过需求波动则会越来越远离均衡点，甚至无法恢复均衡，这种结构称为不稳定结构，也就是发散性蛛网。

发散性蛛网对于快递网络的破坏性是巨大的，为了抵消过度扩张的恶果，快递企业有可能以恶意低价揽收、恶性关站裁人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造成企业倒闭的恶果出现，中国民营快递不乏这样的先例，如DDS、星辰急便、CCES等都属于这一种，也就是狂奔在扩张的死亡道路上的典型。

当配送供给弹性等于订单需求弹性时，波动将一直循环下去，既不会远离均衡点，也不会恢复均衡，这种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相等为“蛛网中立条件”，蛛网为“封闭型蛛网”。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实情况下很难做到。

提示：

篇3

关键字：比较优势理论 假设前提 决定基础 动态

作者简介：刘培青(1976－)，女，湖北黄石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是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是湖南省衡阳市社科联课题《我国外贸出口的动态比较优势研究》（2006-HYSKJJ-ZC-024）资助项目

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国际经济交往的纵深化发展，作为指导国际商品交换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纯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捍动它在理论界的垄断地位，它所揭示的科学内涵是不可替代的。下面就以争议较多的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三种质疑的解释来说明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

一、假设前提无损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

许多人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所构建的分析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完全竞争市场、需求偏好相同、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国际间非自由流动等。现实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比较优势理论所依赖的假设前提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因此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有待检验，以它为指导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会与经济目标相左。上面的质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比较优势理论需要一系列假设前提才能成立；二是这些假设前提与现实背离。

比较优势理论的确要依赖一系列假设前提，这些假设可能与现实不符，但若据此否定比较优势论，未免失之偏颇。对理论的阐述假定一些前提条件是一种分类分析方法，将完整的事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通过每个部分的研究来揭示整体包含的规律、性质。这体现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式上就是在一定的假设下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种做法是研究方法的需要，目的是寻找事物内在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重要的是，一个理论若是经过正确的假设得到的，那么再把假设的因素一个一个重新考虑进去，该理论仍然具有科学性。需要严格的假设前提并非比较优势理论所独有，而是所有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如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都是从制度既定、一般均衡的假定出发的，而现代经济学更是建立在理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可人的许多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但这丝毫无损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因此，关键是判断所假设的因素与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应不应该抽象的问题。一如在失重条件下考察人的生理机能，所抽象掉的若是重力，那就是合理的，若抽象的是人体的一部分，则就不合理了。比较优势理论设立一些前提条件是合理的。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的考察对象是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要素禀赋理论考察的对象是要素禀赋的差异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至于其它的假设条件对于要考察的关系并没有实质影响。

比较优势理论通过正确的分类分析法，该理论得出“两优相较取其重，两劣相较取其轻”的国际交换规律，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只要抓住这一合理的本质内容，再把假设的因素还原，它仍然是指导当代国际贸易的科学理论。

二、新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到了H-O理论阶段似乎十分完美，但里昂惕夫之谜的出现激励着人们去大胆怀疑传统理论并且从多角度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国际分工模式。二战以后，国际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理论解释一些新现象。因此，有人认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

纵观所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它们都阐述了在国际市场上一国出口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处于劣势的产品，通过国际交换获取贸易利益。至于一国优势的形成基础是什么，各贸易理论所揭示的是不一样的。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认为优势的形成基础是绝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H-O理论从认为是要素禀赋的差异。新要素理论认为，生产投入中的要素除了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之外，还有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研发、管理等新要素，不同国家在这些新要素禀赋上的差异也构成了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技术差距论则认为技术获得时间先后导致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产品生产能力的不同。重叠需求理论第一次较系统地从需求的角度阐述了相似需求是商品生产和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干中学模型认为技术知识随产量提高而不断积累导致国家间比较优势的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具有了动态性质，认为产品要素密集类型的变化导致了不同国家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理论从产品的异质性、规模经济和相似需求三者综合的角度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决定基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不完全的角度阐述了国际贸易的原因。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从而更具统一性和说服力。杨小凯的内生理论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基础。还有些理论从产业集群、交易成本的高低、市场结构和企业的异质性等角度论证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同贸易理论只是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并没有摆脱比较优势理论所揭示的国际交换规律。

自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来，虽然新的理论不断产生，但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动摇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地位，新理论不过是对它的补充和完善。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仍将需要新理论来解释新现象。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会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它们不能摆脱寻求差异进而产生比较优势通过贸易来获取利润的本质，所以新理论最终属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一部分，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至今没有一个已经过时，它们在认识和理解当代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中仍然很有用。例如，当许多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基本原则” ①。

三、比较优势陷阱不能归咎于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依据比较优势生产并且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出口越多反而越穷。批评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理论，不考虑结构调整等因素，按此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范围。从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再到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它们所揭示的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国际交换的规律而不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反映经济一个方面规律的经济理论当然只能指导一个方面的活动而不能指导经济总体的活动，如果用它来指导经济总体就是没有处理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经济发展出问题是迟早的事。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单靠外贸的发展不足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在发展外贸的同时必须辅之以其它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正是混淆了外贸发展和经济发展两者的区别，误以为只要出口多经济就会发展而盲目发展出口，最终导致了经济的贫困化增长。如同我国，单纯依赖外贸的发展而没有其它的经济推力能否促进经济全局的发展就是个问题。

再次我们看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质问题。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质，这种动态性质表现在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的变化上。比如，资本稀缺的国家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资本积累和引进外资来改善资本状况。技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随时间的推移可通过技术外溢、干中学和技术创新等多种方式提高技术能力，而不一定永远处在低技术生产阶段。当一国要素积累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时，一国的比较优势部门必然会发生转变，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些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没有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固守一种传统优势和传统产品的出口，获得了眼前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出口量的增加带来的是价格的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恶化，丧失了经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国家只看到了本国既定的比较优势而没有看到比较优势的变化，忽略了潜在的比较优势，没有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不同产品的出口，从而使一国外贸的发展缺乏持续性。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国家不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而是这些国家没有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运用理论。今日的中国在为自己的产品只有价格优势而没有技术而苦恼时，而早就进入发达国家的美国却为自己的产品没有价格优势对其他国家的产品穷追猛打，说明任何国家固守一种优势都不可行，而应该寻求动态比较优势。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实践的抽象，都是向前发展的，作为静态与动态统一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那些否定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注释：

① Kurgman P.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edited by Jagdish N. Bhagwati, pp. 197-22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国际竞争论》[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15-75．

[2]大卫?格林纳韦．《国际贸易前沿问题》[M]．冯雷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1-129．

[3]李欣广．《理性思维：国际贸易理论的探索与发展》[M]．北京：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12-120．

[4]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250．

篇4

关键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外生变量，内生变量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从各国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或资源禀赋差异的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一国在现存资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优贸易模式，符合当时自由贸易发展的需要和趋势，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环境发生了变化，其种种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它忽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忽视比较优势转化和潜在优势培育的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该理论的广泛性和适用性，使其无法对当代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向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理论视角对同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进行阐述和分析，特别是从动态的角度或采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其格局变化。他们放松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条件，考虑多种因素和多种变量，特别是加入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因素，住更宽的理论框架和更接近现实的条件下，探讨贸易的动态利益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问题，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形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个则是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突破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把技术变动引入研究领域，认为技术进步是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的变量，认为技术是无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产物，并将技术进步的内涵定义为来源于产品及装备水平的提高、工艺的改进等。这一理论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差异来说明国际贸易的流向、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发达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

(一)动态比较成本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激发了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和发展进程的研究兴趣。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1955)从动态的、长期的观点出发，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政府政策、各种可利用资源的引进、开放等因素综合到贸易理论中，从而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他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而生产要素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会有很大差异，由此引起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发生变化。对后进国家来说，如果某些产业的产品在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基础上由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将极大地改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而获得动态的比较利益。因此，他强调一国应借助各种手段、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其主要观点如下：(1)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或劣势是可以变化的，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的丰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支持；(2)一国的国际贸易优势应与合理的产业结构保持一致；(3)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要借助国家的干预力量，政府应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的，扶植和促进国内重点产业的发展。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可以由劣势转化为优势，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该理论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为日本的“贸易立国”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雁行理论”与“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简称“雁行理论”)最早由日本学者赤松要(KanameAkamatsu)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他在考察日本棉纺工业发展进程时发现，随着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的开放，西方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促使近代技术和低工资成本相结合的日本纺织工业迅速成长，并经历了进口浪潮——国内工业形成——出口浪潮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推移进程在图形上酷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飞，由此赤松要认为，一国主导产业的发展要依次经历从发达国家进口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和形成与先进国相同的本国产业、向国际市场出口三个阶段。这一理论阐释了国际贸易对后进国的影响，揭示了后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模式以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赤松要与其学生小岛清及其他学者进一步将“雁行理论”扩展于形容20世纪60-80年代东亚各国、各地区产业分工与梯度转移以及经济依次起飞的动态过程，并形象地称之为“雁行发展模式”(FlyingGeeseParadigm)。该模式认为，按照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积累的“四小龙”，可以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因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利用日本和“四小龙”产业结构转移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奋力追赶、努力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的阶梯上攀升。由此，东亚国家按照“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产业转移顺序，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多层次赶超的格局。

(三)周期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战后工业品贸易时，根据国际间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以及产品更新和仿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提出了技术周期说(亦称技术差距理论或模仿时滞说)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从新技术和新产品在市场的周期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变化和在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之间扩散、转移的角度，论述比较优势的转换。这一理论不仅阐释了技术差异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而且认为比技术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变化，即技术差异的动态因素。基于这一认识，该理论试图从技术变化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动态变化过程。

1.技术周期说

技术差距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Posner)。他于1961年10月在《牛津经济论丛》上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和技术变化》的论文。波斯纳放松了赫-俄模型关于贸易国之间具有相同技术的假定，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强调技术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各个国家技术进步的程度是不同的，技术创新国在一定时期内(技术尚未扩散的情况下)，由于拥有新技术而在某种商品生产上处于世界垄断地位，而其他国家则与创新国之间存在着一个技术差距(Technologygap)或称模仿滞后(Imitationlag)，这种差距引起了该产品的国际贸易。虽然技术处于领先的国家具有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但由于这种技术会通过专利转让、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示范效应等逐步传播和扩散到其他国家，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终将被其他国家所掌握。于是，因技术差距而产生的某种产品的国际贸易将逐步减少，直至其他国家能够生产出满足其全部需要的该种产品时而终止。

在这里波斯纳提出模仿“时滞”或称“滞后”的概念。他认为，一项技术从一个国家传人或扩散到另一个国家有一个时滞。即从技术创新国新产品问世到进口国仿制生产、进口变为零的时间差距。他将这种两国之间从技术差距产生到技术差距消失的过程称之为一个技术周期，即模仿时滞。这一过程的长短取决于进口国的收入因素、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认识、厂商的反应、进口国获得技术的渠道、消化吸收能力等。

技术周期说从技术变化的角度说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论述了技术同比较优势产生和转移的关系，隐含着技术水平、摹仿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得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的思想，从而把比较优势产生和变化的根源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我们认识到从动态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并非长期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随着技术的传播而转移。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和由此产生的贸易优势就会逐渐消失。

2.产品生命周期论

技术的生命周期使市场上的产品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引起产品的生命周期。它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Vernon)创立。弗农在1966年5月《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产品如同生物一样，有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生命周期，并将这一周期划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产品3个阶段。之后，美国学者威尔斯(Wells)进一步发展了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学说，更详细地把产品周期划分为5个阶段。

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具体划分方法和称谓不同，但实质内涵是一样的，都是指产品所经历的从发明、应用、推广到市场饱和、衰落进而被其他产品所替代的过程。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的不同阶段与研究开发、技术投入、资本投入以及劳动等要素流动结合起来，认为当一种产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运动时，生产要素的比例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由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再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也随之从技术力量雄厚的创新国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最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不断转化的过程。

(四)比较优势阶梯论

巴拉萨(Balassa，1977)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比例变化的角度完善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比较优势阶梯论(也称比较优势阶段论)。他认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中，不同国家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比较优势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中。

巴拉萨认为，在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并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划分为不同类型：处在第一阶梯的是发达国家；第二阶梯是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阶梯的为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除新加坡)、中国和印度等国；最低一层是其他发展中同家和地区。在这一阶梯式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分别发展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从而呈现出阶梯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过程。

虽然上述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比例变化、特别是技术变化的重要性，承认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与转移，部分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崛起的现象，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在把技术因素引入贸易发展及贸易格局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了更深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突出的特点是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模式、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国际分工变化等，研究比较优势的内生性与动态转移。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认为，技术和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获得或通过投资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强调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知识创新与经验积累。这些理论明确了技术的来源和传播扩散途径，阐释了技术创新、技术扩散、边干边学等经济活动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以及后进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逐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从而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静态分析的框架，也克服了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的缺陷，使国际贸易理论具有更加宽泛的基础和适用性，从而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干中学”与“技术外溢”

1.“干中学”

“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是指落后的国家或行业不用经过专门的研究与开发，而是在技术外溢的过程中通过边干边学获取先进技术。“干中学”一般是与技术外溢相伴而行的，因此，二者有时很难截然分开。

“干中学”的概念源于阿罗(Arrow，1962)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从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一文。阿罗认为，外生变量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与过程。在他所构建的模型中，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有关生产方法的知识积累是通过“学”来完成的，学习是经验的产物，并不只是时间的函数，且这种经验主要来自于“干”。知识增长与生产技术的提高主要是因生产而积累经验的结果；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阿罗强调实践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学习有两个效应：一是由于生产了更多的资本品而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使下一代资本品所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识非独享性的溢出效应，使所有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在生产最终产品时的效率都能有所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保尔·罗默(1986)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知识和技术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

2.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TechnologySpillovers)是指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自然而然输出技术的结果。它与技术创新不同，不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因此他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克鲁格曼(Krugman，1987)和卢卡斯(Lucas，1988)分别讨论了技术外溢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称为“技术外溢”。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国际贸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这种技术外溢中获得的。

(二)瑞丁模型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史蒂芬·瑞丁(StephenRedding)1999年发表了题为《动态比较优势与贸易的福利效果》的论文，认为在技术内生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演进的。

瑞丁以从表面上看虽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却由于具有潜在优势和获得政府的扶植而迅速发展起来的韩国钢铁产业为例，引出比较优势的变化问题。瑞丁认为，发展中国家常常会面临这样一种选择：在当前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的低技术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或是进入虽然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却在将来可以通过生产率增长潜能的发挥而获得比较优势的部门(如高技术部门)，或者说是在当前的静态比较优势和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之间进行权衡。但在自由贸易体制下，比较优势原理要求一国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或者说静态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由于该国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的潜能未被完全发掘，因此可能导致该国不能在具有潜在的生产率增长相对大于其贸易伙伴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结果造成动态福利损失，违背了其长远利益。这说明，一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模式可能与其长远的利益相违背，所以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未必福利最大，甚至有可能带来经济福利上的损失。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应该追求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是政府的政策干预。政府的政策能够使一国在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却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使静态比较优势的初始模式发生逆转，从而获得动态比较优势。

瑞丁的理论为那些虽目前在某些产业上不具比较优势，但却可能存在着巨大潜能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积极的政府政策干预，并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和模仿，获得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比较优势的转换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进一步突破了传统优势理论的框架，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概括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两个方面。

1.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他认为，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或者说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作内生比较优势。外生比较优势则是指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它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即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杨小凯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从而产生内生比较优势。

在杨小凯(2002)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那么内生比较优势是如何产生且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呢?杨小凯认为，分工后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给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杨小凯认为，这种基于分工的发展而后天不断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因此，这种后天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

2.新兴古典增长模型——熟能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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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解释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开始，论证中国产业的升级，不应仅仅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同时应该是国家有意识地支持企业，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过程。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关系，不是前后顺序发展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悻，互相促进的关系。中国相对劣势的产业是：高技术，部分资本密集产品，如化工，航空航天产品，先进技术装备，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必须作为长期动态比较利益培养，盲目迷信市场自由竞争，将永远是劣势。中国作为政治独立的世界大国，须同时走两条道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将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利用国家力量支持大企业，长期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这是发展和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中经评论 北京）关于加入WTO的诸多对策，皆主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此为基础实现产业升级，最积极的思想不过“为国际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配件，或者从事其中手工装配那一部分”，至于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战略产业，很少有人提倡。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国际资本，误导中国战略发展的利益驱动和立场问题不谈，仅就认识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贸易”，厌恶国家保护，怀疑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脱离大国特征等一系列误区，而忽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可能是理论误区之所在。本文从解释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开始，论证中国产业的升级，不应仅仅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同时应该是国家有意识地支持企业，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过程。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关系，不是前后顺序发展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悻，互相促进的关系。

一、比较优势的动态性

国际贸易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论”。人们普遍认为，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主张国家保护的德国历史学派才主张“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实际恰恰相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不过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一般要从现实存在的比较优势出发，并且有意无意地，主动被动地把它长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中，就承认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他把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第一是自然优势，第二是“获得性优势”，指工业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条件，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上具有的劳动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获得性优势包括资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因此绝对优势应该是动态的。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

H－O－S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以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悻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生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1979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逐级替代。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地区“雁形发展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但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么国家保护是否能够促进？或许，效果更坏？-这才是“经济自由主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争论的焦点。

比较利益理论的应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所以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并且进一步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因为所谓“国际市场经济”，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参与者。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措施；而依靠市场力量，则根本无法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世纪20～40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经济学家被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盛行保护主义，70年代后因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理论占了绝对的优势。

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模型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消除生产和消费扭曲，并产生额外收益。作为一个无法影响国外出口价格的小国，关税会扭曲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的经济动因，自由贸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个社会福利。

篇6

一、动态规模经济理论分析

动态规模经济源于知识的积累。它可能产生于厂商内部，也可能产生于厂商外部。当产生于厂商内部时，厂商的生产成本会随着累计产量的提高而降低。由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当某个厂商通过经验积累而提高其产品质量或生产技术时，其他厂商就有可能对该技术加以模仿并从中受益。随着某一产业整体知识的不断积累，这种知识外溢有助于其中各个厂商的生产成本下降，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的平均成本下降，使得本国该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特别是成本优势。动态规模经济广泛地出现于技术密集性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

源于知识积累的动态规模经济与静态规模经济有一定差异。在具备静态规模经济的行业中，如汽车、石化等，成本依赖于当前产量。它使得当经济活动处于一个比较大的规模时，能够以较低的单位成本来进行生产。但在具有动态规模经济的行业中，生产成本则取决于经验积累。

在静态规模经济不变的情况下，动态规模经济效应也可能是很大的。(图1)

图1中，AC1表示静态规模经济不变的某一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如果存在动态规模经济，长期成本曲线会向下移动，从AC1移动到AC2。生产沿着曲线由A点移到B点反映了静态规模经济不变，而由AC1上的A点移到AC2上的C点则是由于动态规模经济效应引起的。

但是，静态规模经济和动态规模经济有时会同时发生。也就是说，长期成本的下降可以是静态规模经济效应和动态规模经济效应同时起作用的结果。（图2）

在图2中，AC1表示静态规模经济递增的某一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如果存在动态规模经济，长期成本曲线会向下移动，从AC1移动到AC2。生产沿着曲线由A点移到B点反映了静态规模经济递增，而由AC1上的A点移到AC2上的C点则是由于动态规模经济效应引起的。

二、动态规模经济与后进国家贸易保护

（一）动态规模经济下国际贸易理论。动态规模经济强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厂商知识或经验的积累，整个产业生产总量不断增加而使平均生产成本下降的现象。或者说，知识或经验积累是动态规模经济形成的原因。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都生产某种商品，并用学习曲线表示动态规模经济效应的大小。（图3）

横轴表示随时间推移该产品的累计产量，纵轴仍然表示平均成本。曲线L1表示A国的平均成本随着累计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当累计产量为Q1时，平均成本为C1，而当产出量达到Q2时，平均成本则下降为C2。曲线L2表示B国的学习曲线，当B国的产量为Q2时，其平均成本为C3。虽然B国的学习曲线低于A国，但是，如果此时B国还未生产该产品的话，其初始成本将为C0，而C0要高于C1或C2，这是市场所不能接受的，因而B国不可能进入该产业。因此，在动态规模经济条件下，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B国为了进入该产业，政府往往会提供贸易保护。

假定，B国放弃自由贸易，对该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在进口关税的保护下，本国的累计产量增加到Q1。假定，A国的累计产量不变，也为Q1。那么，B国商品的成本比A国低C1C4，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成本优势。这里的分析至少表明，对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而言，贸易保护可能为政府发展动态规模经济产业提供机会。

（二）动态规模经济与幼稚产业保护。幼稚产业保护论主张为产业的长期利益而进行暂时的保护，其理论基础是动态规模经济。在这里，“时间”因素非常重要，它要求受保护产业能够在一定的时间长度内获得产量的持续增长和成本的持续下降，进而逐步成长起来。下面我们来简要地考察这一过程。

在图4中，横轴表示进口竞争产品的数量，纵轴表示价格。AC1为厂商的私人平均成本曲线，如果该厂商不存在外部经济和其他扭曲，那么AC1也就是社会平均成本曲线，这里假定该厂商形成一个单独的产业。（图4）

SS为进口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可能因人口增长或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向右移动，D1D1表示在时期t1的需求曲线，D2D2为时期t2的需求曲线。在t1时期，如果不保护，本国将不可能生产，因为本国生产成本太高。但在以税率为ST/OS的进口关税的保护下，生产才能在tl开始。

随着经济发展，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至D2，产量规模扩大，成本将下降，进口关税就能逐步削减，甚至在t2，进口关税保护就能撤除。

那么，这个曾经是“幼稚”的产业长大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假幼稚产业”，同需求曲线的移动相联系的静态规模经济在这里不能成为保护的依据。这仅仅说明为了建立起一个小于OQ2产量的早熟产业，需要付出很高的社会成本，如消费者福利的损失等。

如果我们假定该厂商具有动态规模经济，那么，社会平均生产成本曲线AC0就位于私人成本曲线AC1以下。当产量为OQ1时，两条成本曲线之间的边际偏离就为ST。如果OQ1产量有充分的市场，在国内能够销售出去，那么就应该设置税率为ST/OS的关税保护，使国内该产业能在t1生存并生产产量OQ1。当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时，关税率就能逐步削减，直到t2就可能完全撤除。因此，在这里，是国内生产所存在的这种边际偏离引起的动态规模经济（在图4上的表现是社会平均成本曲线的下移），才为贸易保护提供了论据。

可见，这里的分析对幼稚产业判别标准进行了诠释。成本差距标准主要考察的是静态规模经济，但没有考察保护过程中消费者福利的损失。而利益补偿标准考虑了消费者福利的损失，但没有从动态规模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动态规模经济作为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依据对幼稚产业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

三、动态规模经济产业对外贸易政策思路

动态规模经济产业主要是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如何通过对外贸易政策发展高科技产业呢？动态规模经济下的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在动态规模经济的发展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关键是如何作为。

从国际贸易政策的趋势看，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在国家、区域、多边等层面上采取了许多自由贸易措施。虽然不同国家或地区实行贸易自由化的速度和程度有很大的差异，但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实行外向型的贸易政策改革计划。尽管新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存在，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实施、欧盟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快速发展，以及各国市场的逐步开放，为世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开放与自由的环境。显然，自由贸易政策得到了许多国家和组织的拥护。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家利益的存在，对外贸易政策中的保护贸易政策成份是不可避免的。

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又前进了一步。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需要进行调整。这一调整需要协调好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关系。WTO是倡导自由贸易的，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而我国又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加入WTO后，我国需要处理好民族利益与世界利益的矛盾。在不引起WTO及其成员国抗议的前提下谋取自身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已经摆脱了内向型初级产品出口小国的角色。如果说由于补贴等资金原因不能实施有效的战略性出口贸易政策，但至少已具备了利用大国优势合理保护动态规模经济产业的条件，可结合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发挥规模经济以降低成本并鼓励出口，同时对外国垄断企业或跨国公司的进口与直接投资进行关税、配额以及税率等的重新规制，减少它们的垄断利润或租金。当然，这种选择性的干预不应阻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总体进程。对动态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保护是作为自由贸易政策的补充出现的，只能是“适度保护”。而适度保护的内涵是积极的保护、战略的保护、艺术的保护和谨慎的保护。

积极的保护是一种主动的、着眼于出口促进的、瞄准国际市场的保护。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可以是垄断企业；保护的手段不一定是贸易壁垒，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保护的时期不一定是长期的，可以是短暂的。

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话，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利益的取得都会有利的。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对战略贸易部门的保护应有时间计划，明确保护的目标、阶段、措施，并通过制度改革减少国内厂商的寻租行为产生的浪费和过度进入形成的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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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根据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和贸易竞争优势理论,以动态化的视角分析研究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一般路径及其理论蕴意,并提出我国贸易出口商品优化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路径。文章指出,一国贸易商品出口结构的优化路径是基于国内现有禀赋资源条件,培育比较优势产业并推动其不断实现动态化、高级化,着力培育和催生贸易竞争优势,最终形成以贸易竞争优势为主体的新型贸易出口商品结构格局。同时强调发展中国家应重视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巩固和发展传统比较优势产业,形成与新兴竞争优势产业的互补与统一。

关键词: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动态比较优势 贸易竞争优势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各类出口产品在整个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其中蕴含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以及贸易政策。本文从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出发,聚焦于出口商品结构的动态化过程,分析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理论蕴意,并探讨其在我国的运用。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理论蕴意

一国用什么商品参加国际交换可能获取最大贸易利得,以怎样的出口商品结构模式参与国际分工能够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始终是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力图解释的核心课题。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强调贸易的动因源于商品价格上的差别,而价格的差别又源于劳动生产率、技术或者各国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差异。因此,根据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与资本、技术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相比,将永远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优化贸易结构无从谈起。

建立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假设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是贸易产生的动力;同时企业还可通过借助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的条件下获得经济利益。因而,在规模经济下,各国贸易商品结构是由不确定的或历史的因素决定的,一国获取规模经济进而改善贸易结构取决于动态比较优势,即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及经验积累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强调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和经验积累的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规模经济导致的专业化分工使资本与知识不断积累,由于各国间生产要素积累的速度存在差异,比较优势会出现动态变化(克鲁格曼,1981)。二是将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包括技术知识的国际国内外溢、干中学、学习曲线以及技术创新对比较优势的动态影响。动态比较优势更加重视生产要素积累的增量以及技术对一国比较优势的巨大影响,强调生产要素积累增量的改变和技术水平的超越式发展,可以改变一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现有的比较优势及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为后起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

竞争优势理论强调企业作为非完全竞争市场的主体,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战略选择配置稀缺资源,进行人为比较优势的创造。具体地,竞争优势强调贸易商品结构优化的本质是考虑如何培育高级要素,如何改变需求结构以提高国内需求水平,如何确立主导产业、相关支撑产业以及如何从外部环境方面对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程度进行培育。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路径

如何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国内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国际贸易,将会使我国被锁定在既定的比较优势格局之下,长期而言,将导致我国出现经济贫困化增长,最终落入“比较优势的陷阱”,因此主张中国的发展应打破比较优势的禁锢,转向竞争优势。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应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坚定地实行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坚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外贸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本文认为,优化我国贸易出口商品结构是我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维持贸易比较优势,培育贸易竞争优势,实现两者动态化互补与统一的过程。具体而言,我国的外贸商品结构优化在短期内,应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比较优势的高级化;在长期,应以培育出口商品竞争力为核心,采取战略性优化和适应性优化并举,致力于竞争优势的培育和发展,实现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动态互补与统一。

(一)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比较优势的高级化

所谓比较优势的高级化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比较优势由自然禀赋上升到技术、管理和营销网络等后天禀赋;二是指经过要素的积累,要素禀赋内容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由资源、劳动力等低级要素向更高级的要素―资金、技术、研发、管理、销售的转变。比较优势的高级化源于贸易部门发展的动态效应,即贸易不仅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还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当前,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仍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尽管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在最近几年有所上升,但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仍然较弱。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且同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相对数量而言,我国仍属于一个资本相对匮乏的国家,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劳动力价格低廉仍旧是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优势。因此,我国决不能一味强调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忽略甚至否定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相反,应在当前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困境的情况下,通过结构调整,努力提高其竞争力。从生产角度,可通过国内出口企业根据发达国家消费者对于商品在样式、质量、性能等方面的要求变化,生产国外品牌的最终产品,进而提高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组织能力,具备按发达国家消费者的需求从事生产的能力;从需求角度,培育国内消费市场,使国内消费者可以享受同发达国家消费者相同的产品和服务,渐进获取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的优势。

(二)培育出口商品竞争力,优化贸易出口商品结构

出口商品竞争力体现了一定时期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对于衡量和评价一国的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竞争力中,一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较强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无疑会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无疑是我国进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核心。目前我国出口产品在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均不高,因此应抓住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推动我国产业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优化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具体而言,可通过以下措施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1.在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方面,应保持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有序增长,鼓励高新技术产品、优势农产品、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口,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在政策方面,一方面应综合运用金融、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自主研发,提高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核心竞争,另一方面应进一步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等对外贸易政策促进出口商品的结构转变。同时,可通过改进外国直接投资效率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即在今后的引资过程中,应根据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特点和技术结构因素,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加工程度深、附加值高的产业,以及能源、原材料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业。此外,还可通过确立进入技术指标,鼓励引进国外处于创新时期和成熟阶段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档次,加速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增强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2.通过实施品牌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的品牌结构。品牌是企业无形资产的构成要素之一,是企业产品、服务质量和企业形象的载体,是企业经营状况、市场信誉和消费者认可程度的体现,是优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必然选择。目前,跨国公司几乎都拥有自己的知名商标,已经形成了从品牌设计、品牌选择、品牌注册,到品牌经营、品牌管理和品牌保护等一整套成熟的品牌战略运营体系。然而,我国生产的产品85%以上均采用外国的品牌,自主品牌出口率尚不足10%。出口产品缺乏品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已经成为我国商品出口结构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最大的“绊脚石”。因此,加强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注重出口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是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迫切要求。

3.从宏观上确立国家竞争力战略与政策调整的思路,推动出口商品结构的整体优化。具体地,在继续保持外贸适度增长的基础上,着力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综合效益,加快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实现出口产品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转变。具体应对环境、信息、能源、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具有相对优势且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给予更大力度和更有效的扶持。确立国家竞争力战略政策导向,使我国外贸增长由要素驱动跨越到投资(资本)驱动,实现出口产品从资源、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在增长目标上,从规模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在竞争方式上,从低成本、低价格优势向综合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优势转变。在结构导向上,从重视出口创汇向进出口均衡发展、实现贸易平衡转变。

(三)培育和发展竞争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即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创新优势。竞争优势是国内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和企业通过立足于国内市场的需求,在竞争中“干中学”以及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规模和技术优势而形成的。我国的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化工、电子、仪器仪表等行业在国内市场已初具规模,且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较强的竞争力,政府应通过金融、产业政策,重点扶持上述行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技术改造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通过加大对成套设备出口的金融支持、增加中长期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重点扶持有潜力、有优势的拳头产品的出口,逐步实现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同时, 政府应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航天科技设施、光纤通讯、微电子、生物工程等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并使之成为我国未来出口的战略产品,实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从贸易比较优势向贸易竞争优势的转化。此外,还可通过将高新技术运用到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中,使单一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化为附加值高的新技术产品,实现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互补与统一。

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上所述,一国贸易商品出口结构的优化路径可以表述为基于国内现有禀赋资源条件,培育贸易比较优势产业并推动其不断实现动态化、高级化,通过强调企业在非完全竞争市场的主体地位,着力培育和催生高级要素,改变需求结构,确立出口主导产业以及相关支撑产业;从外部环境角度优化企业竞争战略、优化企业竞争结构、深化行业竞争程度,最终使一国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从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动态比较优势,并最终形成以贸易竞争优势为主体的新型贸易出口商品结构。

根据上述结论,我国贸易商品出口结构优化应根据战略性优化和适应性优化并举的思路,继续发挥我国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深化对最终产品的加工贸易,不断改善企业的生产组织能力,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提高国内消费者消费品味和档次,进而优化出口商品的品牌结构;宏观上应在深化行业内企业间竞争程度的过程中培育和催生高级生产要素,改变国内需求结构,推动企业发展战略有效实施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同时,充分发挥技术在贸易商品出口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和高级化,最终形成以贸易竞争优势为主体的新型贸易出口商品结构。

参考文献:

1.江小涓.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变化趋势.经济研究,2007(5)

2.彭磊.贸易结构优化三阶段论及我国所处阶段的实证检验.国际经贸探索,2004(1)

篇8

一、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同时在给定的要素规模条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事实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而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以俄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H-O-S）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禀赋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禀赋理论”、“贸易技术论”、“市场结构论”和“动态比较优势论”等为代表。

“新要素禀赋理论”与H-O-S模型的区别在于：其一，从“劳动”这一传统生产要素中分离出熟练劳动（即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其二，将知识也视为一国的禀赋之一。通过研究和开发（R＆D）产生的知识，既可以体现在劳动力上，也可以体现在资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隐含了一国在动态意义上可以创造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其三，将“技术”变量引入要素禀赋模型，如同传统的劳动和资本一样，强调创新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技术变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R＆D支出水平和具体的创新数据来表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但是没有触及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问题：首先，理论中没有彻底解决“技术”的待遇问题。因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将“技术”视为要素之一，但是既没有探讨高低技术能力共存以及相应地对相对生产力和相对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技术”的动态特征。其次，“新要素禀赋理论”将生产要素看作是贸易流向的内生决定因素。事实上，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几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断变更着的，因此不能以静态的眼光将要素看作是一国固定的“禀赋”。

“贸易技术论”将技术差异视作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波斯纳的“贸易技术差距模型”中，一国由于发现了某种新产品和新工序而获得了暂时的比较优势，直到其竞争对手具有了相应的创新模仿能力，创新国才会丧失这种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创新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可以不断地通过新的创新取代被竞争对手模仿的旧创新，进而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在海什和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中，假定一国在创新生产上具有优势，在商品生产的初期，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商品价格较高、产量较低，加上接近市场有助于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反馈和进行相关的服务，生产在创新国进行；随着商品的成熟和标准化，价格下降、生产时间变长，商品生产可以转移到其他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创新国继而可以生产另一种新产品。可见，无论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还是“产品周期理论”都认为创新国会出口新产品；都强调在引进一种新技术对产品生产定位影响中的时间的重要性；都认为新产品的生产和R＆D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应该位于技术能力发达的国家。但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忽略了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是时间，时间会使产品趋于标准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会提高外国生产新产品和模仿现有产品的能力。

“市场结构论”又被称之为“新贸易理论”，主要用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该理论不仅增加了对国际经济的需求方面的考虑，同时将有关的理论研究置于不完全竞争框架之下，强调了垄断力量、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市场结构论”对“技术”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其一，将“技术”视作产品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在布兰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术”是一国攫取垄断租金的一种策略性资源。

“动态比较优势论”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即知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在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的模型中，将比较优势定义为R＆D与制造相对效率的跨国差异。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通过研究经验的积累促进R＆D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获得比较优势，并借助规模收益递增而提高一国的增长率。克鲁格曼模型的结论也很相似：由于“边干边学”会增加知识的积累，因此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学习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论，将比较优势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对现有的贸易模式进行了要素禀赋上的解释：“新要素禀赋论”拓宽了生产要素的范畴，最终考虑了内生技术的动态意义。其二，从产业经济学中引申出来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市场结构论”，将诸如垄断力量和规模经济等不完全竞争特征引入国际经济学，而“市场结构论”和H-O-S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归入新古典理论、也没有被主流贸易理论吸收的学说。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技术理论”认为“在出口绩效与R＆D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新技术理论”将“技术”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难以将“技术”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时也忽略了作为“技术”核心特征的那些来自于垄断力量和技术变化等的动态意义，坚持一国经济的专业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长。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熊比特关于创新的观点被结合到新贸易技术论之中：一方面，技术差距学说与技术进化论相结合，说明了技术差距对增长和专业化模式的动态含义；另一方面，技术的厂商特有性质和垄断力量与成功的创新相结合，用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厂商维持技术优势的目的。

二、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一般影响

如上所述，当代的贸易理论认为，在从静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动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维系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无论是对初始的贸易出口国、还是对初始的贸易进口国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为了获得或维系比较优势，国际贸易成为国内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伴随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既能刺激初始创新国的再创新意识，也能削弱其比较优势。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表明，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基础之一。因此，贸易出口国往往是某种技术领先的国家。国际贸易对于出口国，或现实世界中的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而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其一，在静态意义上，只有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新产品和新工艺，才能具备出口的潜力；因此，一国只有进行充分有效的技术创新，才能保持相应的比较优势，进而将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其二，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国际贸易会借助进口国的市场反馈促进商品输出国的技术改进，或带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三，在动态意义上，伴随国际贸易的展开，商品输出国的创新优势会随着各种技术扩散的发生逐渐消失。其效果无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术创新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丧失相应商品的净出口地位；要么改进技术或从事新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后者往往会达到刺激初始出口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国通过初始出口所获得的贸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强其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因此，初始技术领先国在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一种“先发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不被外界经济事件打断的话，对本国的技术创新而言，不仅能持续下去，有时极有可能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虽然意味着技术创新的扩散，但是对于技术输出国而言，其输出的技术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关键和次新的技术，其在本国的收益率已经明显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适时地将其出售并获得较好回报，对于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术落后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渠道：其一，国际商品贸易将新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给输入国带来了模仿生产的动机，而模仿生产的本质就是一种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溢出开始发生，输入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所增强。其二，由于输入商品的竞争力会影响到当地厂商的市场份额，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地刺激当地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期达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输入商品本身拥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或技术诀窍，往往伴随国际贸易的是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由此技术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输入国。其四，在国际贸易的准备阶段，为了便于进口方了解产品的性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商品认知的差异，输出方会在一定限度内展示其产品的特性，由此导致技术创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贸易谈判破灭，这种扩散往往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创新扩散最为直接的方式，它不仅会对技术引进国的技术存量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由于引进国的市场需求状况、人力资本、生产设备等等诸方面与输出国存在着的较大差距，因此会刺激引进国的“二次创新”或适应性创新。总之，通过以上种种方式，最终会增强输入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而言，通过上述渠道积累的某种技术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原输入国不仅能减少对由该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进口依赖，而目。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市场上相应的商品净供给者。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仅在静态意义上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改善了本国的技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动态意义上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为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三、国际技术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合作生产。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一，国际技术贸易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科技进步以及技术信息的传播加快，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其二，技术转让“软化”。纯知识或信息形态的软件技术转让，如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情报等等，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多极化，但发展不平衡。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国际技术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达国家在技术出口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其四，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控制了相当份额的国际技术贸易；此外，跨国公司以技术输出带动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改变了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单纯的资本输出。

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等。而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引进）对提高发展中国的技术能力、改善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1、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它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形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技术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隐含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等。就国家而言，常常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就企业而言，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所拥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

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贸易直接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本国两方面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影响到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无论引进的是成套生产设备等硬件，还是专利技术等软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从而也提高了该国有形的技术能力。其次，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隐含的技术能力，因为技术的引进常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员工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的过程。比如，企业在引进技术项目时一般都要求附带的现场指导和培训计划，企业员工可以通过接受培训和技术应用的实践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所有隐含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技术能力的加总就等于一国隐含的技术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引进通过促使企业员工学习、掌握新技术而增强了一国的技术能力。反过来，这些技术能力又为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次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2、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诱导反应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甚至政治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社会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企业具有创新意识，才会留意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资源进行R＆D活动，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收益；消费者具有创新意识，才可能接受创新产品，进而形成潜在的技术创新需求。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金融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作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四、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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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静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超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梯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借鉴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和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三个指标，本文对2000―2010年期间我国2 000多种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即稳定发展具有静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积极培育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高度重视并战略性地发展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发展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是我国对外贸易取得突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关键，也是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关键。对于潜在的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应该给予战略性的扶持，选择少数几个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战略性产业进行重点突破；对于已经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国家政府要紧密跟踪其比较优势的变化，关注整个世界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主要竞争对手的新变化，稳定以及逐渐提高已经具有超比较优势行业的竞争力，防止超比较优势行业的衰落。

关键词 比较优势 动态比较优势 超比较优势 梯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货物贸易额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①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大幅度增长。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97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43倍，1978―2010年年均增长16.8%。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00―2009年，中国出口量和进口量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和15%，远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总量3%的年均增长速度。② 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1978年为206亿美元，所占世界比重不足1%，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0.4%和9.1%。③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居世界位次不断提升。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居世界的第32位，1990年提升到第15位，2000年提升到第8位，2004年提升到第3位。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二位。[1]201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9.89%，并且已经连续三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

但是，在看到我国对外贸易取得巨大业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也存在着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成为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严重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发展，急需实施新的对外贸易战略。具体来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以下问题和挑战：首先，我国出口结构有待优化，产品地位有待提高。虽然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名义上已经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转变，但在实质上我国还处于国际分工的较低位置，还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的最底端。其次，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急剧增加，贸易风险日益凸现。尽管我国实际上得到的贸易利益很少，但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截至2010年，我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WTO成员，连续5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再次，国际范围内碳关税的发展已经对我国现行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形成严重冲击。碳关税的兴起和发展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低碳经济时代，这意味着我国传统的粗放式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已经不可持续，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必须进行调整，贸易结构也必须进行优化，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

为了应对目前对外贸易发展中已经存在的、日益凸显的各种难题和新的挑战，我国急需实施新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基于此，首先，本文在对对外贸易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超比较优势理论；其次，对我国各类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和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全面分析；最后，提出了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以期指导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 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建国以来我国对比较优势理论重视不足的反省，理论界普遍接受了比较优势的观念，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低廉、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学术界针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出现了分歧。有些学者认为，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贸易分工格局长期化，将使我国贸易条件逐步恶化，对外贸易有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趋势。[2][3]另有学者认为，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禀赋和某一特定产品的要素密集度都是动态变化的，认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贸易模式进行国际分工会导致“比较优势陷阱”的观点并不正确，在准确理解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尊重现代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贸易与分工，对于促进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4]

针对这种争论，有关学者提出竞争优势战略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洪银兴[2]认为，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出现比较利益陷阱，一种产品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可以相互替代，单纯由劳动力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并不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只有高新技术和丰富劳动力资源的结合才能让中国贸易产品形成竞争优势。王佃凯[3]认为，发展中国家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国际贸易，不仅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反而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比较优势战略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动态贸易利益；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不适性，这使得我国的贸易发展战略必须进行调整，由比较优势战略转变为竞争优势战略。岳昌君认为，无论是产业内贸易还是产业间贸易都属于贸易方式，归根结底，追求的是对外贸易综合效益的提高，“南北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利，但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因规模经济和技术优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所得。为使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我国提出“科技兴贸”的战略，但科技兴贸应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遵循动态比较优势。[5]林毅夫和李永军认为，竞争优势的建立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只有充分依靠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够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促进自己的经济发展。[6]程恩富和丁晓钦认为，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识产权型竞争优势。[7]郭克莎认为，对外贸易战略要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运用逆比较优势战略，在WTO规则下有效地推行有保护的出口促进战略。[8]代谦和别朝霞认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是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一方面可作为一种要素投入用于各种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外部性，能够有效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研发部门的效率，这种外部性是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只有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才能使发展中国家不断进入更高级的产业，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9]马常娥认为，根据比较优势经济理论和实际国情，我国目前巨大的劳动力存量仍然是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创造的重要动力源泉，也是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不能轻言放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一个国家既要充分发挥其对外贸易中现有的比较优势，更要注重发现和培育对外贸易的潜在优势，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获取更多的比较优势利益。中国应当努力培育资本优势，着力对外贸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大力改造，并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职工培训、引进战略性投资者等途径，实现产品出口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10]阮敏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静态竞争优势带来的剩余将不断提高资源禀赋的结构，动态比较优势会自发地导致动态竞争优势，因此，要利用静态的比较优势所获得的剩余来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从而使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渐进地高度化。[11]王岳平揭示了我国在分享全球化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固化分工的特征，提出结合不同类型行业比较优势的阶段性变化培育我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12]

总的来看，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国内的学者已经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问题进行了众多的讨论，但是，已有的讨论存在一定的不足：① 已有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文字层面的理论分析，没有对我国出口商品和出口产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国际市场占有率、技术水平等进行实证分析，② 已有研究大部分都是以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进行讨论的，没有提出新的理论依据。基于此，本文重点内容包括提出“超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并构建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三、 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与超比较优势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分工理论中的经典学说和核心学说。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一般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有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之分。静态比较优势就是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具有静态性，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自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引进外资得到“干中学”的溢出效用逐步得到发展，各个国家按照这种比较优势格局参与国际分工可以获得最大贸易收益。传统的基于静态框架的比较优势理论对当前国际贸易新特征的解释和指导能力逐步减弱，相反，从动态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比较优势理论，并用以指导发展中国家摆脱“比较优势陷阱”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前沿问题。动态比较优势也就说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从目前来看某个国家在某个产业不存在比较优势，但是，这个产业存在着发展比较优势的潜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发展就会形成比较优势，进而改善该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福利获取。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去主动培育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劣势产业，那么，发展中国家在这种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会发展很缓慢，以致发展中国家经济被锁定在生产要素推动阶段。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对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的延伸和发展，是贸易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综合考虑的成果，主要研究的是长期比较优势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其福利的影响。现有的关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类[13]：基于要素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基于技术进步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基于其他因素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在动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所谓竞争优势战略就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它强调贸易利益的动态性和长期性，为了获得稳定的、长期的贸易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一些中短期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注重产业内部的交换关系、产业的生产率以及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能适应当前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不断上升的趋势，它所关心的是如何将一国的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3]Michael E. Porter也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足以解释现实国际贸易中的形态，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可以表现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是一国财富的源泉，一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去建立国际竞争优势，但是，不是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创新能力对于一国维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而一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建立才能获得持久的比较利益。[14]

其实，在国际贸易中，不仅存在绝对利益和比较利益，而且存在超绝对利益，超绝对利益是一国与另一国进行对方没有的商品贸易时所具有的利益，主要产生于社会资源的特点，特别产生于技术和技能的积累。[15]绝对利益学说是假定两个国家都能够生产两种商品，当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或市场价格低于对方国家时，它在这种商品的贸易上具有绝对利益。但在现实里，一个国家能够生产的某种商品可能是另一个国家所不能生产的，这就不存在这两个国家里绝对成本或绝对价格的高低问题，因而也就不是绝对利益的问题。假定存在A、B两个国家，某种商品只有A国能够生产而B国不能生产，那么在这两个国家这种商品的贸易中A国具有不可比拟的利益，这种利益就是超比较利益。也就是说，所谓超比较优势是指在两个国家的贸易中，一个国家能够生产的某种商品可能是另一个国家所不能生产的；或者在多国贸易中，某种产品只有很少国家可以生产的情形。超比较优势产品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种客观现象，不仅有其客观性，而且有其相对性。超比较优势产生于社会资源的特点，超比较优势产品或者是分布极不均匀的自然资源产品，或者是某个国家特有的特殊工艺产品，或者是高技术和高技能产品[16]。超比较优势产品产生的原因，既有先天的自然禀赋，也有后天的科技创新和发明，还有由于垄断或使用传统工艺所形成的超比较优势。世界上贸易强国均有其超比较优势产品，而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也必须发挥超比较优势产品的作用，尤其是发展高层次的比较优势产品。[17]

总的来看，从短期和静态来看，我国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从长期和动态来看，我国应该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国家政府应该培育某些目前没有比较优势但未来对我国经济具有主导意义的产业，以使这些产业在未来形成比较优势；从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地位来看，我国应该按照超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国家政府应该积极支持某些可以与发达国家同时起步的产业，推动科技的自主创新，发展成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18]

因此，为了加快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家政府应该对我国各个产业的现状以及未来世界产业发展前景进行深入分析，构建并实施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之所以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是因为它最能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最能提高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贸易福利。之所以是梯形的，是因为对不同产业，要实施不同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传统优势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对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产业培育其动态比较优势以参与国际分工；对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与发达国家同时起步的重要新兴产业则应该培育超比较优势以参与国际分工。

这种阶梯形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既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已有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培育潜在的比较优势和超比较优势，从而转变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保证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扶持和培育产业需要采取一定的财政和信贷政策，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而政府的资源又是有限的，因此，必须要从中选择最值得扶持或培育的产业。有鉴于此，提出一套科学的产业分类标准对出口产品进行分类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把超比较优势产品提炼出来，重点培育这类产业。因此，本文将提出一个产品综合分类标准，并且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分类，为构建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四、 比较优势的测度指标

1. 测度指标

从超比较优势的形成原因和定义可以看出，相对其他产业和国家，超比较优势可能表现为：① 本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② 本国在该类产品的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③ 该类产品的技术水平很高，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生产。可以说，如果某个国家在某种商品上具有超比较优势，那么，该国在该种产品上必然表现出上面所说的至少一种情况，而这三种表现可以通过三个量化指标来衡量：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和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

（1）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是 Balassa[19]于1965年提出的测算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指标，该指数在理论上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一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该指数的计算是一国一种产品的出口量占该国出口总量的比例与世界市场该产品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比例之比，具体计算公式为：

RCAij=Xij/∑ni=1Xij∑mj=1Xij/∑mj=1∑ni=1Xij

其中，RCAij表示j国在i产品上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Xij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量，n为产品数目，m为国家数量。

从长期来看，一国的比较优势和在国际贸易上的表现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某个国家在一种产品上相对他国越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国这种产品的RCA指数越大。RCA指数是一个相对指标，表示一国在某种产品上相对其他产品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该指标可以对应超比较优势的第一个表现。

（2） 国际市场占有率（MS）。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是最直观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的指标，是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实际结果。国际市场占有率（MS）是指一国某种产品的出口量与世界该种产品出口总量之比，它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一国某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国际市场占有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某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优势。国际市场占有率（MS）的计算公式是：

MSij=Xij∑mj=1Xij

其中，MSij表示j国i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该指标对应超比较优势的第二个表现。

（3） 产品技术复杂度（RTV）。在国际市场上，即使一个国家某种产品出口占世界出口总的份额很小，但是，如果该产品的技术含量很高，那么，该国在这种产品上依旧拥有超比较优势。至于为什么在国际贸易中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原因很可能是高科技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出口政策有所不同，一些高科技产品是被限制或者禁止出口的。因此，产品技术复杂度（RTV）可以作为一个独立指标来表示超比较优势。本文借鉴樊纲等[20]的显示技术附加值方法对一国出口产品和产业进行技术赋值，具体计算公式为：

RTVij=∑mj=1RCAij∑mj=1RCAijYj

其中，RTVij表示j国i产品的技术水平，Yj表示j国的人均GDP。

另外，本文对产品技术的分类方法是按照等世界份额的方法进行分类的，即把世界看做一个整体，把所有产品都分为高技术、中篇上技术、中等技术、中偏下技术、低技术五类，每类产品的出口份额都占世界总出口额的1/5。[21]

2. 测度的产品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将分别对贸易产品2000和2010年的指标进行计算，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数据库，[22]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23]贸易产品分类使用的是《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3五位码分类。五位码分类共有3 121种商品，2000和2010年世界可计算商品种类分别为2 952和2 872种商品，人均GDP数据包括181个国家，2000和2010年数据分别为22.23万和22.72万组数据。其中，中国在2000和2010年可计算的商品种类数为2 832和2 718种，两年都有数据的商品种类为2 717种，没有数据的商品是因为没有参与贸易或者数据缺失。

五、 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的总体分析

1. 显示性比较优势

本文对2 717种中国贸易产品的RCA指数总体分布进行了统计，并将RCA指数按值分为四个区间：比较劣势、较低比较优势、中等比较优势和较高比较优势（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2000年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RCA≥1）的产品是917种，其中，具有低比较优势、中比较优势、高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分别为504、107和306种。2010年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RCA≥1）的产品有997种，其中，具有低比较优势、中比较优势、高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分别为730、134和133种，较低比较优势的产品占据了绝大部分。比较2000和2010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整体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增加了80种，其中，较低比较优势产品增加226种，中等比较优势产品增加27种，而高比较优势产品则减少了173种。这种变化说明，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出口商品具有比较优势的种类越来越多，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所占比例从33.75%增加到为36.69%，但是，具有较低比较优势的商品种类增加幅度明显，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商品种类中减少幅度明显，具有较低比较优势的商品所占比例从18.55%增加到26.87%，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商品所占比例从11.26%下降到4.90%。

进一步来看：① 2010年RCA指数最大前十位出口商品的RCA指数都大于6。② 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出口商品的RCA指数出现了很大变化。RCA指数上升前十位出口商品的RCA指数在十年间增长基本上都超过了3，其中，既有原来是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也有原来是具有较低比较优势的产品，另外，这十种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都表现为大幅增长的态势，增长幅度从43%到71%。RCA指数下降幅度最大的十种产品，2000年这十种产品的RCA指数都在10以上，属于较高比较优势的范围，到2010年，有三种产品已经从高比较优势降为比较劣势，剩余七种都变为中低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占有率方面，除了RCA指数下降最小的商品外，其他九种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都减少了至少14%以上。

2. 国际市场占有率

表2列出了中国贸易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总体分布情况，具体来看，2000年国际市场占有率在10%以下的商品有2 162种，占商品总数的79.57%，国际商场占有率在50%以上的只有37种，占商品总数的1.36%。在2010年，国际市场占有率在10%以下的只有1517种，占商品总数的55.83%，国际市场占有率在30%与50%之间的商品共计287种，占商品总数的10.56%，国家市场占有率在50%以上的增长到155种，占商品总数的5.70%。总的来看，在2000―2010年期间，我国出口商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整体表现为快速增长的态势，2010年大约45%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了10%，大约17%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了30%。

进一步来看：（1） 2010年国际市场占有率前十大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都超过了80%。（2） 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出现了很大变化。国际市场占有率份额增长前十的商品，在这十年间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增长都超过了50%，其中，有六种商品在2000年的世界市场占有率不足10%。在此期间，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种商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都超过了30%，只有三种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还维持在10%以上，有三种商品在2010年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接近0。

3. 产品技术复杂度

表3是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分类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2000年，我国出口商品最多的是低技术含量商品，中等技术含量商品所占比例较低。到2010年，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发生了较大变化，低技术含量商品所占份额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40.35%下降到2010年的24.80%，中等技术含量商品所占份额大幅上升，从2000年的13.78%上升到2010年的23.12%，高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份额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8.27%上升到2010年的11.10%。总的来看，在2000―2010年期间，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结构日益优化，技术水平日益提升，改变了以出口低技术含量商品为主的局面，中等以及高技术含量商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例明显提升。

4. 出口产品的分类标准及结果

通过对产品层面的全面分析，我们对我国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和现状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总的来看，在2000―2010年期间，我国出口商品具有比较优势的种类越来越多，其中，具有较低比较优势的商品种类增加幅度明显，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商品种类减少幅度明显；我国出口商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整体表现为快速增长的态势，大约45%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了10%，大约17%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都超过了30%；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结构日益优化，技术水平日益提升，改变了以出口低技术含量商品为主的局面，中等以及高技术含量商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例明显提升。

在此基础上，为了构建新的贸易发展战略，我们还要对出口商品的类型进行划分。本文根据五位码产品的指标表现对这些产品进行分类，分别为静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和超比较优势。具体分类标准是：将具有静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定义为2000年和2010年的RCA指数都大于1；将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定义为2000年的RCA指数小于1且2010年RCA指数大于1；将已经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定义为国际市场占有率（MS）大于50%或者RCA指数大于4；将潜在的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定义为国际市场占有率（MS）在10%―50%之间或者RCA指数在1―4之间。统计结果表明：在2000―2010年期间，具有静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占产品总数的25.76%，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占产品总数的10.93%，二者合计占产品总数的36.69%。在超比较优势方面，中国目前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还比较少，已经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只有156种，只占产品总数的5.74%，其中，已经具有超比较优势的高技术含量产品只有4种；潜在的具有超比较优势的高技术含量产品有144种，具有比较劣势的高技术含量产品有404种。

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类型产品的内部结构情况，本文按照RCA指数对不同类型产品进行了分类。针对产品内部的分类标准，本文界定为：超比较优势产品的RCA指数大于4，潜在的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的RCA指数在1―4之间，比较劣势产品的RCA指数小于1。统计结果表明：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低技术含量产品（75种）、中低技术含量产品（36种），中高技术含量产品（5种）、高技术含量产品（3种）中具有超比较优势的种类比较少。从超比较优势涉及的行业和产品特征来看，可以把相关行业和产品的超比较优势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源型超比较优势，这种超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纺织、服装等产业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些产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国拥有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源泉；另一类是技术型超比较优势，这种超比较优势主要是由本国的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是典型的代表行业。

六、 构建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形对外货物贸易发展战略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处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正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的根本目的是国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提升，转变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稳定、经济平稳增长。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说，构建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形对外货物贸易发展战略，是转变我国现行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之一，既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已有的优势，又可以培育潜在的优势和超级优势，既可以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又可以顺利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体来说：

（一） 稳定发展具有静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

在短期内，在科学技术和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比较优势的格局为一定。世界各国只有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得到国际贸易的利益。因此，在短期和静态的条件下，比较优势的原则不可抗拒，我国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社会资源的特点，争取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争取通过国际贸易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16]

静态比较优势产业是我国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虽然，这类产业的比较优势水平没有达到超比较优势的程度，但是，这类产品和行业却是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因为这类商品是我国目前主要的出口商品，例如，服装、纺织、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办公机械等行业，这类产业的贸易收益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却可以为我国解决一部分就业。因此，国家政府要稳定发展这类行业。

（二） 积极培育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

我国既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但又不能拘泥于仅仅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格局在短期内是一定的，但在长期里是可变的。我国在短期内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必须注重自主的技术创新，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长期的比较优势格局。在投入高成本去研究我国得不到的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或者去超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时，显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但是一旦我国掌握了这样的先进技术，我国将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格局，使我国可以按照新的比较优势格局参与国际分工。也就是说，在短期内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静态的国际分工的前提下，通过局部地发展没有比较优势但具有比较优势前景的产业来创建新的动态的比较优势格局。这就是说，不断从短期的、局部的非比较优势走向长期的、动态的比较优势，就是我国应该采用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方面，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然而，由于社会资源是稀缺的，政府只能有重点地发展某些对本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主导产业，而且这些主导产业是有可能成为比较优势产业的。[16]

动态比较优势产业是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希望，虽然这类产业没有达到超比较优势的水平，但是，这类产业的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比较优势是提高的，这对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就是动态比较优势行业的代表，这类行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与我国国内需求的方向也是一致的。针对这类行业，国家政府应该积极培育。

（三） 高度重视并战略性地发展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

目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和主宰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不利和从属的地位，关键在于发达国家掌握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家很多进口的产品是它们不能生产的，出口的却是发达国家可以生产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向于放弃的商品。因此，发达国家支配着国际贸易并在国际贸易中获取高额的寡头垄断利润。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可以通过出口相对成本低的商品、进口相对成本高的商品来获得国际贸易利益这样的问题了。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停留在按一般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将永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始终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超比较优势产生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我国要改变不利的国际贸易格局，必须要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要进行自主的技术创新。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可能全面超越发达国家。但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我国有可能在科学技术的某个方面取得突破，局部地建立某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具有超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16]

超比较优势行业是我国对外贸易取得突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关键，也是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关键。在国际贸易中，超比较优势产品是一国国际贸易地位的决定因素，拥有超比较优势商品的数量越多，在国际市场上就越有话语权。资源型的超比较优势很难改变，但是，技术型的超比较优势是可以改变的，日本、韩国的发展经验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国家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并并战略性地发展具有超比较优势的行业。

具体来看：

（1） 继续扶持和大力发展已经具有超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于已经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国家政府要紧密跟踪比较优势的变化，关注整个世界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主要竞争对手的新变化，稳定以及逐渐提高已经具有超比较优势行业的竞争力，防止超比较优势行业的衰落。目前，我国具有超比较优势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例如，纺织业、服装业等，这些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保持竞争力，这些行业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新技术来改造传统生产工序，使这些产业赋予更多的技术含量，从而使这些产业的竞争力从依靠资源转向依靠技术。

（2） 战略性地培育潜在的具有超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于潜在的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应该给予战略性的扶持，选择少数几个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战略性产业进行重点突破。高技术产品无疑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超比较优势产品，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一般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生产。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模仿的难度很高，而且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升级较快。尽管整体产业的追赶相对较慢，中国依旧可以通过集中资源突破某个或者某几个领域，正是这种重点突破的战略使得中国在航空航天和核工业上能够走在世界前列。经过了多年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中国现在完全有足够的资源去实现在某几个产业或产品上发展成为超比较优势，从具体的产业来说，通用设备行业、医疗设备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是中国最该大力培育成为超比较优势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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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杜修立，王国维.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经济研究，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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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联系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9-0002-04

一、国家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内在联系

国家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内在联系是通过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化演进体现出来的。

大卫・李嘉图在发展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李嘉图对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国际贸易模式的研究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出发点。在李嘉图看来，比较优势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该差异的来源是各国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然而，这一理论存在两大局限性：一是假定两个国家的两种可贸易产品的生产都只使用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且给定生产要素（劳动）的供给；二是李嘉图是假设了而不是解释了比较优势的存在。由此可见，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一种静态分析。

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导致了国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赫克歇尔―俄林把李嘉图的单要素模型扩展为一个包含两要素的模型，从国与国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在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限定之下指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简言之，在一个只有劳动和资本两要素的模型中，劳动相对充裕的国家应当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应当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这个定理说明要素禀赋和贸易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利益。

但是，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假设条件仍然把其限定在静态分析的范围内。这也预示着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化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两个阶段向三个方向来进行理论演绎。

第一个阶段是从要素禀赋和要素禀赋的变动上考察生产要素成本变动对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的影响。这方面有两个演进方向：

一是在产品的要素密集度既定的条件下，通过商品流动对要素流动的替代的分析和放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生产要素在国与国之间不能流动的假定，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在H-O定理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罗勃津斯基定理[1]。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指出，即使生产要素只能在国内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而不能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自由贸易不仅使两国的商品价格相等，而且使两国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以致两国的所有工人都能获得同样的工资率，所有的资本（或土地）都能获得同样的利润（或租金）报酬，而不管两国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模式如何。其原因在于商品流动替代了要素流动对要素价格产生了影响。英国经济学家罗勃津斯基发现，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某种生产要素的增长会使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生产扩大，使密集使用其它要素的商品生产缩小。显然，要素禀赋的变化既来自一国资源配置变化而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来自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以上两个定理明确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第一条动态化发展路径。但是，对于比较优势如何动态演进并没有论述。

比较优势理论的第二条演绎路径是在各国的要素丰裕度既定的条件下，把产品生产不同“生命周期”的要素密集度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1]。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生产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会造成对生产要素的不同需求，即使各国仍然拥有原来的生产资源的储备比例，其生产和出口该商品的比较优势，也会由于产品生产要素密集度的变动而转移。当某种产品处于发明阶段时，所需的主要资源是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充足的研究经费，新产品实际上是一种科技知识密集型产品，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才拥有该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当新产品的技术成熟以后，大量生产成为主要目标，所需资源是机器设备和先进的劳动技能，产品从科技知识密集型产品变成技能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转移到资本和熟练工人充裕的国家。随着新产品的生命周期进入第三个阶段，技术和资本也逐渐失去其重要性，而劳动力成为决定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此时，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第二个阶段是在一国要素禀赋结构既定的前提下，通过要素组织管理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影响来考察产品差异型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形成了比较优势的第三条演进路径。

比较优势理论的第三条演进路径是在一国的要素丰裕度和产品的要素密集度既定的条件下，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发展。1990年，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投资与竞争战略融合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一国竞争优势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要素推动阶段，国家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一国在生产要素上拥有的优势，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一般是资源密集型的产业；第二个阶段为投资推动阶段，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愿望和投资能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一般是资本和熟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第三个阶段为创新推动阶段，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国家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愿望和能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一般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经过高新技术产业改造过的传统产业；第四个阶段为财富推动阶段，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一个国家和企业在过去积累的财富，在这个阶段，企业创新、竞争能力开始下降，产业竞争力衰退。显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理论渊源，构成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的第三条演进路径。

从比较优势理论的三条动态演进路径可以看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已把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比较优势和不同国家同一产业的市场竞争优势有机地综合在一起。不仅继承了自然禀赋产生比较优势的观点，而且揭示了非自然禀赋产生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一步扩展了比较优势理论。因此，竞争优势理论实质上并未脱离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仅用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解释国际竞争力都难免有失偏颇，都将会误导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如果我们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一个内部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才是科学、合理的。

二、国家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差异

比较优势理论演进的两个阶段三个演进方向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的完整发展链条。如果把第一个阶段称为动态比较优势阶段，把第二个阶段称为国家竞争优势阶段，这两个阶段在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又存在着诸多差异。

1.比较优势来源于产品生产要素密集度的变化，而国家竞争优势来源于生产要素组织管理的变化。比较优势源自于产品生产要素密集度的变化。在产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既定的前提下，商品贸易替代了生产要素在国与国之间流动（如果假定生产要素在国与国之间不能流动）的作用或者生产要素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改变了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资源配置状况，从而导致比较优势的转化。

国家竞争优势来源于生产要素组织管理的变化。为了创造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企业唯一的选择是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因此，一系列有利于企业的持续投资和创新的要素条件对企业创造高层次竞争优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条件。波特提出“钻石体系”模型来描述这种投资和创新环境所需要的要素条件及其与比较优势所需要素条件的区别。“钻石体系”包括四种主要因素：（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的生产要素（一般的人力资源和天然资源）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2）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的结构、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需求的质量、需求国际化的程度等各个方面；（3）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包括纵向的支持（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横向的支持（相似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方面。

按照波特的分析，为了形成低层次的竞争优势一般并不需要钻石体系的全部因素来配合。通常，低成本竞争优势仅仅需要具有足够丰裕的初级生产要素就能够形成。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来建立生产的规模经济从而取得成本上的优势是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另一个常见来源。但是，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的建立则需要钻石体系中的各种因素相互配合才能够形成。比如，高层次人力资本、专业化的研究机构、优良的基础设施为企业的研究发展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要素条件；国内市场上内行而挑剔的客户以及激烈的同业竞争为企业的投资和创新活动提供了足够的压力和刺激；最后，同样拥有竞争优势的供应商保证了设备和原材料的质量。

通过其“钻石体系”模型，波特解释了一个国家的企业（或行业）如何取得持久的国际竞争能力。在此之后，波特将这一企业竞争力理论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按照波特的逻辑，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使其国民取得较高的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则决定于该国企业（或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既然只有发展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才能够使企业获得高层次的生产率水平，那么，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也就同样取决于该国的企业能否获得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了。这样，波特就将其企业竞争优势理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将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发展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2.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的资源型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是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2]。低成本的资源型比较优势是以要素丰裕为前提的，来源于特殊的资源优势（较低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其他竞争者使用较低的成本也能够取得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发展规模经济等。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低成本的资源型比较优势原理遇到了挑战。比如，低成本的资源型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回答不利的生产要素何以能够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它无法解释黄沙遍地的以色列为什么能成为高效农业和相关产业的生产者。土地资源稀缺和自然资源稀缺的中国温州为何能率先步入市场经济的行列。再如，按照低成本的资源型比较优势原理，大量的国际贸易应当发生在具有资源差异的国家，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全球绝大多数贸易恰恰发生在条件相当的发达国家。其原因在于技术的发展可以产生大量的新产品、新工艺，在更高的层面形成新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需求和供给。因此，现在的国际竞争不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低成本的资源型竞争优势，而是基于产品差异型竞争的国家竞争优势。

波特认为，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则是一种“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是建立在通过对设备、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持续的投资和创新而创造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上。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之所以被称为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因为：（1）与低成本竞争优势相比，成功的差异型竞争优势通常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因而代表更高的生产率水平；（2）与低成本竞争优势相比，差异型竞争优势更难被竞争对手模仿从而更有可能在长期中保持下去；（3）政府和机会是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两个重要因素，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影响钻石体系四种核心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从而达到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目的。同时，新的需求、新的技术出现等机会因素则为落后企业追赶先进企业提供了最佳的时机。

世界著名的战略竞争专家迈克尔・波特指出，企业往往以最新的技术发展新产品、新工艺、新流程，以弥补资源的不足。他断言，技术造成的影响，如果不完全淘汰传统生产要素，至少也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具有弹性的自动化系统带来小量、多样而机动的生产方式，减少了许多产业生产中的劳动因素，创造和掌握新技术比低廉的工资更重要。故此，在20世纪80年代，制造商的生产线通常是往高工资而非低工资的地方移动。波特的结论是，比较优势原理所以能在18世纪、19世纪风行，是因为当时产业粗糙，是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原理在今天所以遇到了挑战，是因为产业的提升和科技的进步。

3.比较优势的转换路径是由高层次优势向低层次优势转换，国家竞争优势的转换路径是由低层次优势向高层次优势转换。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个理论作为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一个特点是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化，而且这种动态变化是基于产品自身属性的，因此是内生的动态变化。论证了比较优势的转换路径是由高层次优势向低层次优势转换。

针对一系列比较优势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用他的著名的“钻石理论”给予新的解释。钻石理论是由四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一个体系，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其中生产要素（指高层次生产要素）处于主导性地位。这四个因素分布于一个菱形图形的四角，恰如一枚钻石，故称“钻石理论”。波特认为高级生产要素是可以培养的，在高级生产要素的培养中政府起着关键作用。他指出，政府最传统也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创造和提升生产要素，其中包括拥有熟练技术能力的人力资源、基础科学、经济信息和基础设施等。一个国家要从生产要素中获得优势，现在拥有什么资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一套能够提升生产要素的机制，即生产要素的组织管理。波特实际上告诉人们，一个是具有激励性的制度，对于高级生产要素的脱颖而出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样的机制，创新和培养就可能是一句空话。

无疑，波特的理论解释了科技发达的国家经济何以发展的事实，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对于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我们，极富启发意义。也就说，我们不仅要注重传统的生产要素，而且要注重高级生产要素。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从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此后再上升到更高的阶段，例如高级生产要素起主导作用的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无疑有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便宜的优势。我们无疑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寻找与市场的契合和对接。即使是“粗糙”的产业，只要这些粗糙的产业依然为社会所需要，就证明其还有盈利空间。发达国家可能恰恰超越了这个阶段，没有这一方面的优势。优势永远是比较的，或者说是比较而言的，因而只有合适的经济结构才是有效的经济结构。只要我们具有这一方面的优势，只要这样的优势在国际比较中还有一席之地，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把它做得更好。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重提升生产要素，还要有有效的竞争。因为，有效竞争是提升生产要素的杠杆，而一旦讲到有效竞争，平等进入就成为了关键。平等进入和有效竞争是迈克尔・波特考察了十个经济发达国家后得出的带有普遍性的政策建议。没有平等进入，就没有有效竞争。没有有效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的魅力。对于中国而言，要特别关注非公有资本的平等进入。

4.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使得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是输入性比较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则是创造性的原发性比较优势。产品周期理论使得比较优势理论进入了动态化分析阶段。同时，在产品生产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投入的要素的密集度不同，这对发展中国家确定自己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何种阶段参与国际分工具有指导意义。例如，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吸收美国、日本传递下来的产业，采取所谓“雁行结构”的方式进行发展，加上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被誊为“经济奇迹”。但是，发展中国家由此所获得的比较优势是输入性比较优势，这是值得发展中国家注意的。

波特通过其“钻石体系”模型，解释了一个国家的企业（或行业）如何取得持久的国际竞争能力。按照波特的逻辑，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使其国民取得较高的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则决定于该国企业（或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既然只有发展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才能够使企业获得高层次的生产率水平，那么，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也就同样取决于该国的企业能否获得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了。这样，波特就将其企业竞争优势理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将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发展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因此，国家竞争优势则是创造性的原发性比较优势。

三、几点结论

1.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一定具有比较优势，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两者是一致的。竞争优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脱离比较优势去培育，但其形成过程漫长而成本高昂。如果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则可以大大加快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进程。

2.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发展，具有综合性。产业尤其是相对落后国家的产业，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也能得益，但国际贸易利益份额将会越来越少，而且得到的是眼前的静态利益。因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比较优势已不能直接形成竞争优势并提升国际竞争力。要获得长远的发展利益，必须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结合起来，将产业的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才能改善不利的贸易条件和提高国际竞争地位。而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是资源、资本、技术、政府等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国家竞争优势战略的发展具有变动性。一国贸易发展战略选择和相应政策制定尤为关键，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有助于推动产业高度化发展，也有助于形成传统优势产品（即使是低位产品）的垄断优势，逐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根本上取决于国内要素禀赋的变化，要素禀赋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

波特认为，在竞争优势战略发展的要素推动阶段、投资推动阶段和创新推动阶段竞争优势是不断上升的。但第四阶段即财富推动阶段很容易产生惰性，反而有可能被后来者超越。

4.实施国家竞争优势能改变按比较优势贸易的利益格局，具有可持续性。按比较优势分工的国际贸易格局有利于产业高度化的国家，而使产业低度化国家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境地。比较优势陷阱之所以形成，一是比较优势是本国产品间的比较，在国内具有优势的产品不一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二是比较优势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可以形成竞争优势，但在现实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商品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不能如实地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三是现有贸易条件有利于产业高度化国家，其维持固有贸易格局的愿望日益强烈，因而，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固化已有的贸易利益格局。

实际上从罗勃津斯基定理的推论中得出要素禀赋的变化使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质。将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品向国际竞争优势转换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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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这种比较优势又是以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是否适应，比较优势的内涵与外延是否有待进一步拓展，以及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等是本文思考的问题。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质疑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比较优势是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等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个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许多学者都对这种比较优势提出了质疑，概括来说主要可分为比较优势陷阱说和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认为，如果一国完全以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完全接受由边际生产成本状况确定的国际分工角色，运用本国自然资源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较低的附加值，而忽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最终将陷入低附加值循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有学者发展了上述比较优势陷阱（张小蒂，李风华，2001），指出如果一国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当，即过度地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完全地发挥后发优势，则只能跟在先进国家之后，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弱化主要是指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之上，从长期来看这种比较优势将逐渐弱化。比较优势弱化的原因可以从发展中国家国内国际两个角度来分析。从国内环境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数量不丰裕，经济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弱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使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弱化。从国际环境看，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同时，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使资源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受到诸多贸易壁垒的限制，在国际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存在比较优势陷阱和比较优势弱化并不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或者不适用了。本文通过合理地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发现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内涵和外延的拓展

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

从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理论上来说，第一次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创新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处于创新期的产品实际上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发展期则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入成熟期则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当进入衰退期时基本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转变，产品的生产也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比较优势也将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兹、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其对传统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将技术进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结合起来综合动态地研究一国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贸易的根源上，动态比较优势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不仅仅来自于两国要素禀赋差异产生的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而且受技术因素影响的规模经济差异将会导致生产成本差异，从而产生价格差异，因此，国家间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差异共同决定贸易格局。在贸易的构成上，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一个国家根据产业内专业化模式仅能生产某一产业内广泛的潜在的产品系列的一个或几个子集；另一方面由于示范效应的作用，消费者总在效用最大化原则支配下，偏好商品种类的增加，这样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找到了产业内贸易的依据。在贸易利益上，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动态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于比较优势利益，而且还会因生产效率提高、生产集中、生产的合理化以及产品多样性而存在潜在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化，为发展中国家先天比较优势的升级和后天比较优势的培育奠定了基础，这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第一层次的拓展。

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

所谓的先天优势是指一国先天存在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等优势，也叫自然优势；后天优势则是指原本没有，通过后天培育而形成的优势。后天优势的培育不仅要通过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要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产业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先天的比较优势上升到后天的比较优势。“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往往成为后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获得“后发优势”的源泉。有的学者甚至将这种“后发优势”纳入广义的比较优势（张小蒂，2002）。但是，本文认为“后发优势”仅仅是后进国家所具有的潜在的比较优势，它要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还要取决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和“干中学”中学习效应的大小，如果一国仅仅被动地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并且在“干中学”中缺乏消化、吸收与创新，则不可避免地陷入由于技术创新路径选择错误而导致的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本文认为后进国家如果能在主动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过程中，加快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可以在特定产品或特定行业上，或者在技术、管理、营销上，替代或赶超同类的国际竞争者，获得后天优势。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波特创立并发展完善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特相继发表了《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优势》（1990），系统地阐述了竞争优势理论。波特把国内竞争优势理论运用到国际竞争领域，提出了著名的波特菱形理论。该理论包括四个要素：生产要素，包括一国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基本要素和后天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出来的推进要素，且后者对竞争优势更为重要；国内需求，包括国内需求结构、规模、成长率、高级购买者压力以及需求的国际化，波特认为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进而获得竞争优势；相关支持产业，即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品的国内产业，包括上游供给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其是影响一国主导产业取得规模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包括企业的形成与组织方式、竞争激烈程度、创新与企业家才能，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企业成长和竞争力的维持，政府应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此外还有政府和机遇两个辅助要素。波特指出，上述要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动态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进而产生一些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相对具有以下新特点：竞争优势理论除了考虑现实的利益外，还考虑潜在利益对比，考虑一国取得或保持竞争优势，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创新机制，取决于企业后天的努力和进取，只要勇于创新、积极竞争，后进的国家可能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此外，竞争优势理论涉及产业和企业，强调非价格竞争，更注重要素质量和市场的需求档次。

总之，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分布与产业互补的合理性，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而竞争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冲突和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强调各国间相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竞争优势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较优势，但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将原有的比较优势拓展到竞争优势。

上述比较优势三个纬度的拓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传统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内涵的拓展；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外延的拓展。比较优势动态化要求比较优势内容即外延的不断拓展，以资源禀赋等先天优势为基础的狭义的比较优势必然发展到以后天通过努力而培育形成的优势为基础的广义的比较优势。

推动比较优势升级的因素

比较优势既然是动态的，那么如何推动比较优势的升级呢？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市场力量实现自动升级，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贸易自由化，政府不应该干预自由贸易；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不能自动升级，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本文支持后一种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极不平等，发达国家占据高附加值的一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低附加值的一端，导致了全球化利益严重偏向发达国家。实际上，如果通过市场力量来推动一国比较优势的升级，不仅做不到，而且在利润最大化的作用下，各国都偏向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就使原有的比较优势不断强化。发达国家继续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高额附加值，而发展中国家则继续出口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获得较低的附加值。因此，通过国家力量推动比较优势的升级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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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较优势的动态性

国际贸易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论”。

人们普遍认为，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主张国家保护的德国历史学派才主张“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实际恰恰相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不过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一般要从现实存在的比较优势出发，并且有意无意地，主动被动地，把它长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中，就承认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他把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第一是自然优势，第二是“获得性优势”，指工业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条件，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上具有的劳动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获得性优势包括资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因此绝对优势应该是动态的。（杨圣明等，1999）李加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

H—O—S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以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

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1979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地区的“雁形发展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但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么国家保护是否能够促进？或许，效果更坏？----这才是“经济自由主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争论的焦点。

比较利益理论的应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所以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并且进一步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因为所谓“国际市场经济”，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参与者。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措施；而依靠市场力量，则根本无法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

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 世纪20---40 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盛行保护主义，70年代以后因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理论占了绝对的优势。

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模型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消除生产和消费扭曲，并产生额外的收益。作为一个无法影响国外出口价格的小国，关税会扭曲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的经济动因，自由贸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据估计，贸易保护的成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如下：巴西9。5%（1966）， 菲律宾5。。2%（1978），美国0．26%（1983）。

小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得额外的收益，第一是规模经济，阿根廷由于限制汽车进口，在1964年有13家汽车厂，生产16。6万辆汽车，而一个有效率的汽车厂年产量应该在8-----20万辆之间。第二是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革新机会，发现出口机会。第三，非自由贸易的任何政策，最终都会被政治决策过程所扭曲，利益集团会控制政策，在有政治影响的部门中进行收入再分配。

主张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根据是国内市场失灵论：生产者剩余不能正确衡量成本与收益，原因是国内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如结构性失业，资本不能向高回报部门迅速转移，新兴行业的技术外溢。次优理论认为，如果某一市场不能正常运转，那么政府对其它市场的不干预政策不再是最优选择；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能产生除生产者剩余以外的边际社会收益，那么征收关税就能够使社会福利得到改善。真正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应该与一种具体的市场失灵相联系，这种市场失灵使得私有市场不能以应有的速度发展这一产业。有两种情况：

1．不完全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没有一整套金融机构，如有效率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使传统部门如农业的储蓄用于新成长部门，如制造业的投资，那么新工业部门的增长将会受到这些工业当前赢利能力的限制，最优政策是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次优政策是以保护提高其利润，使这些工业更快成长。

2．无偿占用：新产业的先驱者必须支付起步成本，并且创造出有形产品以外的无形利益，如知识和新市场，政府应该补偿这部分无形贡献。

自由贸易论者对于保护主义的批评是：

第一，国内市场的失灵应该以国内政策来纠正问题产生的根源，对生产者的补贴比征收关税效果更好，间接的政策会导致社会其他部分行为的扭曲，使用贸易政策处理国内市场失灵只是次优，不是最优。

第二，进口替代会恶化二元结构。在欠发达国家，资本密集，高工资的现代化部门，与非常贫穷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称为“经济二元化”，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制造业每个工人的产值比其它部门高得多，商品价格比农产品高几倍，工资比农民多10倍，资本密集度比农业高得多，但是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很低。如果经济能够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可以增加产值，对制造业的关税保护可以从上述“工资差别论”中得到支持。1970年哈里斯和托达罗指出，制造业吸收一个农民，可能导致更多的农民离开农业，增加城市失业。自由贸易论进一步指出，制造业的高工资是进口替代下，免受外国竞争的工业中工会垄断造成的，自由贸易会降低工业工资，提高农业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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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该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这一核心结论正好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因其在理论的独创性、分析方法的独到性及其解释现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行为

1.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规模收益用于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的生产函数始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国际经济学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许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分析基础之上。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现实显然无法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诠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并且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两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体现的情况，因而这种厂商及其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展。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往往并不能为各厂商同时同等程度地享受，厂商与行业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受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会随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

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因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与产业内、公司内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这一现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才试图突破这一理论与现状的隔膜，将规模经济引入贸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扩大出口、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由微观经济学可知，厂商这一层次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毕竟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这与无代价和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即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3)垄断竞争。尽管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产生，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术对贸易的内生变量性质

传统贸易理论早就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动态的规模经济。技术的改变是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的最重要形式，从而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技术变化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其二是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

技术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R&D)活动来获得的。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能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其表现为：(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会不断下降，从而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LearningCarve)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积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逐渐降低，这就是边干边学。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亚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及其影响的国际技术外溢，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则系统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重点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进步是企业动态规模经济效应的来源之一。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

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技术开发不再是个别国家的行为，不再是外生的经济变量，而是直接推动贸易发展的内生变量。

三、突破之三：对政府干预作用的重新定位

传统贸易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政府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只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才是“双赢”。当然，主流观点并不反对在出现市场失灵如外部性问题、垄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干预，目的是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证市场竞争自由有序正常地进行。但总体上强调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当然，在自由贸易的喧嚣声里，还有几声应推行政府干预的呼声，但其势单力弱。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幼稚产业保护论”，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生存、成长环境，免受外国同行企业的竞争压力。但这一学说并无完善、系统的理论证明。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R&D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征税、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利，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转移其垄断利润，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理所当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解释：

1.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2.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英文简写IPAEP）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润转移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进行国际贸易，使参与国双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实现“双赢”。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却提出了利润转移的论点，即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给国内，从而在牺牲外国福利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福利。利润转移理论显然与传统贸易理论能增进双方福利水平的论点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竞争都具有寡头竞争的性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理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关税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提出的“新幼稚产业保护”模型，假设一家国外寡头垄断企业独家向国内市场提供某种商品，正在享受垄断利润，且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那么，征收关税便能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因为，外国寡头厂商会吸收部分关税来决定“目标价格”，以阻止潜在进入。否则，国内企业的进入将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国公司甚至会将关税全部吸收。国内既不会发生扭曲，又可以获得全部租金。税收收入就是转移了该厂商的垄断利润。该模型突破了传统最优关税理论关于只有大国才有可能用关税来改善其贸易条件的限制，认为即使是贸易小国也同样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改善国民福利。

第二种类型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手段的利润转移效应。该观点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里能迅速成长而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相对于外国厂商具有规模上的竞争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在国内市场和没有保护的外国市场的份额，从而把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使本国福利增加。

第三种类型是出口补贴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于1985年提出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认为向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寡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国内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国内福利。古诺博弈的特征是，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使厂商有更高的反应曲线，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总之，出口补贴降低了非完全竞争产业的垄断扭曲程度，增进的本国和消费国的总收益大于另一生产国的损失。

五、简要评价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现象。一种经济理论在放宽假设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之后，是否依然有效往往是检验该理论优劣的最好方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之所以对现实世界能提出合理的解释，也是因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最根本也是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从而确定现实的研究方向。但是，由于一个系统性完整的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涉及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并没有建立起来，以其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没有上升到替代传统贸易理论的高度，相反，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因而受到了传统理论的批判，如：对竞争行为和公司数量过于敏感，将商品的价格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而内生地决定，以邻为壑的利润转移政策，完备信息需要，资源配置的紊乱以及政府的寻租行为，等等。

其实，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经济可以看成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个特例，它的比较优势原则仍是世之公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此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认为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干预。事实上，传统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争论的实质就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干预只会产生经济扭曲，经济问题只能靠市场解决；而干预主义认为扭曲来自于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进行纠正。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问世，强调了政府行为的重要性，摆脱了纯粹自由主义的阴影。事实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始作俑者就是最市场化的美国，而日本和韩国钢铁、汽车、计算机产业的壮大发展，“波音－空中客车”的博弈佐证了该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会产生重大的理论发展，进而代替传统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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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静态比较优势 动态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

一、引言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把比较优势看作是静态的、不变的,包括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而近现代的比较优势论强调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的重点是扶持新兴的幼稚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比较优势的转换,把比较优势看成是动态的、变动的,更贴近国际贸易的现实。

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依据资源禀赋状况确立主导产业

（一）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

比较优势是与绝对优势对应的概念。绝对优势建立在生产的绝对成本的比较上。如果一国生产单位数量的某种商品使用的资源绝对量较少或效率较高，那么它在这种商品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例如巴西能以较低成本生产咖啡和香蕉，美国则能以较低成本生产飞机和紧密机床。因而，巴西在咖啡和香蕉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美国则在生产飞机和紧密机床上具有绝对优势。于是，各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他们很难生产的产品：加拿大需要进口咖啡，日本需要进口石油，科威特需要进口飞机等。

比较优势建立在生产活动的机会成本基础上。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则该国在该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反之，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高于其他国家，则缺乏比较优势。作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比较优势原理的中心命题是：一个国家即便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它仍然会在某些领域享有相对比较优势；不仅各自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有可能通过交换增加福利，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同样可以通过贸易增加福利。

(二)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第一个说明不仅绝对优势而且比较优势也能成为贸易源泉的人，是19世纪早期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在仅需要一种生产要素的假设条件下，用几个数字为例简要阐述了这一原理。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在考虑多种要素作用的基础上，重新表述了比较优势原理，认为决定比较优势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要素赋。要素是对生产过程发生作用的各种有形、无形因素，如自然资源、知识资本、物质资本、土地、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等，要素赋则指一国（或地区）实际拥有的要素总量和结构。某种产品或行业的生产活动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取决于它们能否比较密集地利用该国相对丰裕的要素，取决于它们生产的成本比例能否与该国结构相一致。越是能密集利用一国丰裕要素的生产项目，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越是需要密集投入一国相对丰裕要素的生产项目，则越是缺乏比较优势。

总之，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先进或要素赋丰裕而在某些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国主要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就可以与别国取长补短，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水平。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则可以促进世界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全世界的福利水平。

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

(一)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实践上的缺陷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有完美的逻辑体系，但理论本身存在如下缺陷：1.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模型是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构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2.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有限。二战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化发展历程，都不是遵循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起来的。3.比较优势法则是一个静态的理论。无论是李嘉图提出的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禀赋理论，二者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均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从而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特征。比较优势是一国的天然禀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的生产技术可能会进步，或者要素禀赋的积累会改变，那么原有的优势和劣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可能相应地改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显然忽视了这些可能的变化。

在实践上，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容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为在按照静态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水平低，其比较优势产品一般是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选择这样的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则很容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即将本国经济锁定在低技术的专业化生产模式中，结果只能生产和出口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不仅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盘剥，并且被置于世界经济二等公民的地位，同时还面临产业竞争力无法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

目前，被广泛的接纳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基于未来发展战略的动态比较优势是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去培育的，或者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加速这一进程。典型的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雁行模式”理论－日本为领头雁，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龙”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雁行模式形成东亚区域内产业循环和连锁变化的机制，使东亚各国或地区产业不断向更高层次转换，带动经济的依次起飞和持续发展。以及后来的外贸优势转移学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均说明了一国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会随着世界经济形势转变，会随着一国要素禀赋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发生变化。就政策而言，动态比较优势观点表明：一国有可能通过适当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来改变其天然具有的比较优势，即比较优势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内生比较优势”是指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如在一个原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占比较优势的国家来说，其比较优势并非只能固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通过扶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可以实现本国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从而改变本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因此，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一国应该着眼于未来有选择地去扶植和培育战略产业作为新的主导产业，树立新的比较优势，以保证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持续发展和提高。

四、立足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创造动态比较优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现代贸易格局下的发展和延续。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被动适应”的主张，强调一国应利用要素赋结构等天然形成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主导产业，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是一种“积极改变”的主张，强调一国从适应比较优势向创造比较优势，通过产业升级、学习积累等经济活动来培育本国新的比较优势，在更高级的产业领域形成产业国际竞争力。

在实践中我们也要看到，虽然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较为理想的产业政策选择，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脱离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去进行。尤其是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飞速发展、世界生产资源有效整合的背景下，这为不同要素赋的国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提供了契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现阶段发挥静态比较优势，才能积累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然后通过将资金和技术用于培育未来战略产业，才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成功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

参考文献：

[1]胡昭玲.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M]，2006，(3).

[2]林毅夫.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前言，2005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