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3-04 14:40:32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中医药文化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数学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格和人文精神、提高大学生的思维素质和综合素质、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功利思想盛行,传统的高等数学教育往往只看重数学的计算方法和具体结论,很少关注数学推理证明和思想,没能很好地体现数学的文化和教育功能,这无疑背离了数学教育的应有目的。国内在数学文化方面的研究时间不长,且大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本文试图探讨如何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思想和方法,以期让更多的在校大学生能够从数学教学和学习中受益。
一、数学文化和教育概览
“数学文化”,狭义的解释,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广义的解释,则是除这些以外,还包含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与人文的交叉、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数学文化教育在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改变数学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现状、提高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质量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这些教育目标的实现,数学文化教育在其中将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数学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数学哲学、数学史的研究之中。最早系统提出数学文化观的是美国学者R•怀尔德,在他的著作《数学概念的进化》和《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中从文化生成的理论、发展理论等方面提出数学文化系统的概念及有关理论。将数学文化研究推向的当属哥廷根学派著名的数学家M•克莱因,在其传世之作《西方文化中的数学》自序中写道“: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在工程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宝贵的、无可比拟的人类成就,数学在使人赏心悦目和提供审美价值方面,至少可以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门类媲美。”克莱因的另一巨著《古今数学思想》被誉称是“就数学史而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书中着重论述数学思想的古往今来,努力说明数学的意义是什么,各门数学之间以及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尤其是和力学、物理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克莱因的继承人,同属哥廷根学派的德国数学家R•柯朗与哈佛大学的著名拓扑数学家H•罗宾合著的数学名著《什么是数学》是探寻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完美之作,爱因斯坦评论说:“本书是对整个数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及方法的透彻清晰的阐述。”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西方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国内较早从事数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是著名数学哲学家、教育家郑毓信教授,在数学•哲学•文化•教育系列丛书中的第一部著作《数学教育哲学》中就已经开始用其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数学教育的哲学基础,提升了数学教育的理论地位。另一力作《数学文化学》从数学的文化观念、数学文化史的研究和数学的文化价值这样三个方面构建起了数学文化学的初步理论框架。郑毓信教授在他的《数学文化学》中指出,西方数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可能的数学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与古希腊数学很不相同,数学文化的研究也必须有中西数学文化的差异与比较性研究的内容。最近几年,关于数学文化的研究专著也越来越多,比如游安军、黄秦安、齐民友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给数学文化以新的解读和发展。笔者也曾对我国现阶段高校数学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现状和实施数学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给出了粗浅的分析。
进入21世纪,数学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渐渐地渗透到大学数学课程教学中。特别是2003年10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数学史、数学文化课程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着手把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推向全国,随后国内一些大学陆续开设了相应的选修课。在本科生数学文化教育中开展较早的应该是南开大学的顾沛老师的课题组,并且得到了听课学生的广泛认可,数学文化课程已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课程组后来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南开大学的数学文化课是公选课,受师资和办学条件的限制,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选课要求。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文化思想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二、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实施文化教育的措施
囿于当前大多数理工科高校的数学公共基础课课时普遍不足的现状,完全将数学文化教育的重任纳入课堂教学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数学教育规律的。所以,在数学公共基础课开课之前有必要根据各校的实际课时数,合理安排好课内和课外教学内容和形式,以期达到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文化思想的目标。
(一)课内数学文化素质教育措施课堂教学是大学数学教学的主阵地,如何通过数学文化观下的课堂教学来切实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研究能力,是摆在高校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师面前的一个现实的课题。
1.增加数学科普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优秀的数学科普知识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特别是数学史和数学应用方面的知识,挖掘数学理论的实际应用背景,精心挑选内容健康、形式多样、贴近授课内容的科普素材(比如数学名家、数学典故、数学名题、数学方法、数学观点、数学思想等),恰到好处地插入课堂教学,让学生体会数学的价值,寻求数学进步的历史轨迹,进而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2.引入与学生专业知识相关的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现阶段工科院校的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很难对接,学生在学习物理、几何或经济学时需要用到的数学知识,囿于课时限制被教学计划删除。因此,可采取与专业教师交流或合作的方式加深对学生所学专业的认识,根据学生专业性质,合理调整授课内容,将学生在专业课学习时遇到的需要用数学知识解答的问题,作为案例直接引入课堂教学,让数学知识与学生的专业学习联系更加紧密。#p#分页标题#e#
3.增加数学实验环节———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为学生开设数学实验课,以学生的亲身参与为主,基于某些具体的数学问题以计算机为工具,让学生通过数学软件或自编的程序进行自由的探索,从中发现、总结出可能存在的规律,然后加以论证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由于受到师资和实验中心机房的限制,数学实验课只能从部分专业试点,实验的内容和学时需要根据学生专业性质合理规划。
4.课堂教学施行问题解决型和小课题研究型教学模式———增强学生研究能力。突破纯应试教育的数学教学思维模式,变传统的“定义———定理———例题———习题”授课方式为“实际问题———数学化问题———问题解决的策略和方法———问题解决过程中所产生的数学知识———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也就是将教材中相关的若干内容加以组合、整合为一个个有明确探究目标的小专题。比如在刚开始学习高等数学时,让学生研究“高等数学在本专业课程中的应用”;在学习函数的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时,让学生探究“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在日常生活的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在学习曲线的参数方程时,让学生探究“曲线的参数方程的应用”等,并由学生制定研究方案、研究方法。
(二)课外数学文化素质教育措施大学数学教学模式客观上减少了师生之间的直接接触机会,只依靠每周一两次的课堂教学时间是很难完成大学数学教学的所有目标的,通过数学文化观下的课外辅助教学就可以很好地弥补课时不足、师生接触不多等实际问题。
1.指导学生成立数学互助小组。大学和中学很大的区别在于,师生之间的接触明显减少,中学里的高强度练习和考试也一去无踪,此时最容易出现在监管缺失和答疑不便情况下造成的学生学习兴趣下降。鼓励部分同学成立数学互助小组,不仅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和互助的平台,也给同学们提供一个相互监督和鼓励的机会。教师可与小组成员协商制定细则,做到有组织、有领导、有活动章程,避免流于形式。
1.1关键内容宣传不到位目前,中医药博物馆所开展的中医药文化宣传内容中,还是以中国医学史为主线开展宣教工作,目标受众以国人为主。但是对于外籍人士而言,对于中医学的关键内容还涉猎甚少,这样就会导致宣教效果非常有限。这些关键内容包括:中医药文化的根源—易家、道家、儒家、佛家等;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气的一元论、阴阳、五行等学说;中医学的思维特征:整体思维与辨证思维等[3];此外,中医药学家对世界的贡献、中医对重大疾病的突出疗效等。
1.2体验少,说教多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语言沟通的障碍,很多中医药文化很难为外籍人士所理解,如果一味的进行口头的说教还不够,不能让其有切身的体验是很难让其信服的。现在的中医药博物馆体验、互动的项目比较少,如中医舌诊、目诊、色诊、脉诊、刮痧、针灸、拔罐等均比较少见。中医药博物馆与中医的养生保健场所或中医院的分离也可以说是一个先天的缺陷,使得外籍人士不能亲身体验中医药的诊疗过程与切实疗效。
1.3宣传媒介手段传统目前,大部分中医药博物馆还是采用传统的实物媒介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宣教工作,现代媒介应用较少,这就给宣教效果带来了一定的制约,一来导致受众获取中医药文化教育的途径、机会大大减少,二来也导致宣传的效果不够理想,对一些抽象的理论、复杂的概念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宣教的[4],更不要说对有沟通障碍的外籍人士,其宣教效果可想而知。
1.4翻译水平阻碍跨文化沟通翻译水平是摆在中医药跨文化沟通前面的一条巨大鸿沟,目前的中医药博物馆外语人才储备较少。众所周知,中医药涉及很多哲学基础概念,还有中医自身的很多比较抽象的名词概念,要理解这些概念,别说外籍人士,就是生活在本土的中医本身对有的概念理解都比较困难,甚至还存在不同见解,要想将此类名词术语翻译出来谈何容易[5-6]。此外,中医药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语言比较含蓄,而包括英语在内的多数语言都属于低语境文化,比较直接,两者之间的沟通很容易产生误读、误解,造成一些沟通的障碍[7]。
2中医药博物馆开展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2.1加强主体意识,增强文化自信中医药文化融合了易家、道家、儒家、佛家等各家文化的精华,内容涵盖了哲学、天文、地理、数学、军事等多学科知识,其哲学基础为气的一元论、阴阳、五行等学说,其思维特征为整体思维与辨证思维,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与医学模式逐步为现代医学所认可,而现代医学模式是众所周知的不断改错、不断修正,有理由相信现代医学模式最终将融入到中医学的整体医学模式中来。中医学是经过数千年实践的成熟医学体系,独自护佑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不只是平常的治病救人,还有治未病、抗击瘟疫等,均已载入史册。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需要的是我们要加强对自身的认知以增强自信。此外,民族的自卑感源于中国近现代的落后挨打,民众经不起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将落后的根源归咎于中华文化,其中也包括中医药文化[3]。然而我们回顾历史,在我国兴盛的近2000年中,随着中华文化圈的扩大,周边哪个不来主动学习中华文化、主动学习中医。现今我国已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崛起,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学习中医的热潮一浪胜过一浪,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自卑,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准备迎接这一浪潮。
2.2加强对外宣传的主动性中医药博物馆应该对中国文化、中医药文化的现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西方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况,应该思索如何从“文化休克”到“文化适应”[8],通过文化适应开展主动宣传,不仅馆内要有精心策划的方案,包括培养专业的翻译,而不是临时借调的且中医药知识不够专业的翻译人员,详细的多语种的翻译说明等,还要思考、策划如何针对外国人士的宣教工作,将宣教工作拓展到海外,将宣教对象扩大到外国人士。只有提高认识、精心策划对外宣传,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变守为攻,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影响范围,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2.3抓住主干,突出重点在中医药文化对外宣教中,应抓住中医药文化的主干,突出重点,提纲挈领地将中医药文化主体、中医药突出历史贡献、中医药突出疗效进行宣传。只有抓住重点,有的放矢,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不致于本末倒置,忽略根本。应该对中医与易家、中医与道家、中医与儒家等重点根源问题进行宣教,对中医学的气、阴阳、五行等哲学基础概念进行阐发,以及中医学的整体思维、辨证思维特征进行宣教。此外,突出医家,如葛洪、张仲景、华佗、李时珍等均对中医学乃至世界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对他们的贡献重点宣教。中医学对鼠疫、天花、流行性出血热等历史上的重大疫病均有突出贡献,现代中医对流脑、乙脑、非典等也有着突出贡献,还有很多疾病的中医疗效均非常显著,应当有重点地进行宣教,让外籍人士看得到真实的案例、切实的效果。
2.4增加互动体验项目在中医药博物馆的互动体验项目中,应该适当增加诸如舌诊体验项目,设置典型舌象模型,让参观者通过镜子来与模型相比较;设置目诊体验项目,将五轮学说形象化,也可通过设置典型目象模型,让参观者通过镜子来与模型相比较;面色体验项目也需要设置模型、镜子来让参观者进行体验;脉诊除了通过脉诊仪让参观者体验之外,还可由专业人士进行把脉问诊,让参观者体验中医脉学之奥妙;刮痧、针灸、拔罐等也应成为体验项目。此外,尚可让外籍人士体验特色中医药膳,可惜的是大多数的中医药博物馆并不具备药膳制作条件;中医养生太极拳、八段锦等也可现场教学,建议中医药博物馆与养生馆、药膳馆等联合经营,增加中医药文化的体验内容。中医药博物馆还应与中医诊疗机构联合,可以利用博物馆的闲置空间引进中医医疗保健机构,如果受条件限制,也应当通过实时视频将中医医疗机构的几个代表性门诊进行馆内直播。
2.5充分利用现代媒介开展宣传工作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论坛、微博、微信等开展中医药文化的跨空间宣教。各个博物馆可以根据自身力量开展上述工作,至少也应将自身主页设置多个语种,尽量详尽,有条件还可开展虚拟博物馆建设。此外,应该对中医中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通过制作光学模型、二维动画或三维模型等进行展示。2.6合众聚力,突破语言障碍为了突破语言翻译障碍,有识之士早已献计献谋,有的建议直接由自己培养既懂中医又懂外语的学生,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就与广州外语外贸大学联合培养七年制本硕连读学生;还有的主张将中医送出国外进修外语;也有的主张充分利用海外留学生,在其学成后利用其精通外语的基础,由这部分人开展中医的翻译工作,如曾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就读毕业的胡碧丽同学,她作为外籍人士,在中国学习多年后,对汉语、中医的掌握水平已远超出一般的研究生水平,还在广东省中医院出过门诊,可见其水平,如能由这样的人才进行中医的翻译工作,将使中医药对外传播具有跨越性意义[7]。
3结语
【关键词】传统知识 传统医药 中医药 特点
法律保护制度的确立,必须以保护对象的明确、具体为基本前提。本文拟从法律对传统知识保护的角度,对中医药之概念、特征进行阐释,以期达成共识,从而避免研究中界定不一之弊。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概念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英文术语。中医药理应被翻译为Chinese Medicine(简称TM),而不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简称TCM)。众所周知,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当下,它又与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了融合,因此它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所以将中医药表述为TM更为妥当,这也符合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重要中医药机构的现行英文翻译。从国际交流用语看, Chinese Medicine可以翻译成汉医,也可以翻译为“中国的医学”,①即不仅包括汉医,还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医学。这样,Chinese Medicine 在对外交流中就可表述为广义的中医药, 而对内又可理解为狭义的汉医,就达到了国内与国外、广义与狭义的统一。②据此,中医药传统知识就翻译成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Chinese Medicine。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上位概念。中医药传统知识源自于传统医药(Traditional Medicine),其上位概念是传统知识。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WIPO)的界定,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产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志、名称及符号、未披露信息,以及一切其他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创新与创造。“基于传统”是指某种知识体系的创造、创新以及文化表达方式,通常是代代相传,为某个特定民族或其居住地域所固有,并随着环境改变而不断演进。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定义,“传统医药”指基于本土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理论、原理、信念和经验而形成的一整套知识、技能和实践的总括,无论是否可解释清楚,用于保持健康和预防、诊断、改善或治疗身体与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某些国家,补充医药、变通医药、非常规医药等术语往往与传统医药交替使用。2002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对传统医学的定义是,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等传统医学系统以及多种形式的民间疗法的统称。在我国,有学者认为,“传统医药是一个非正规性的流传于乡间的医药知识体系的总称,它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技艺,是一种实务的操作统称”。③笔者以为,传统医学是指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就已经形成并一直传承到现在,在当代医疗保健实践中仍在应用的医药学体系和民间医术及药物;传统医药学体系包括中医(药)学、印度医学和希腊―阿拉伯医学。与“传统医药”相对应的概念是“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西医学(Western Medicine)”、“生物医学(Biomedicine)”(它们是同义词,所指称的对象一致,只是命名角度各不相同)。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概念。中国传统医药包括汉族传统医药(即中医药)、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和民间医药。为便于研究,本文所称的中医药主要指“汉族医药”。相应地,中医药传统知识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汉族医药的传统知识”。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有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多样的存续、表达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等。从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看,保护对象中比较核心和重要的部分包括:一、中医药理论知识,如药物理论、方剂理论、疾病与诊疗理论等;二、中药资源,如数量众多的中药材物种资源和基因资源;三、中药材加工炮制技术,如中药材的栽培、养殖;四、中医方剂,如处方和制剂,包括古籍中已记载的九万余首医方;五、中医诊疗技术,如望闻问切四诊法等;六、中医养生保健方法,如推拿、刮痧、食疗等;七、中医药特有的标记、符号,如名医名称、中药名称、传统药铺、经络图谱等。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特点
传统知识角度的分析。从传统与现代的比较来看,中医药传统知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传统性。中医药传统知识源远流长,世代传承。它不具有现代知识的整合性和新颖性。与现代知识相比较,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发展、应用缺乏广泛性,带有明显的传统性。
第二,群体性。汉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中医药传统知识,因此它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此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医药传统知识体系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发展。第三,地域性。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思想,具有特殊的民族色彩。中医药传统知识与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显著的地域性。
第四,延续性和承继性。由于现代知识产生于法制环境之中,可以直接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故此“产权”相对独立,并可以广泛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进行传播。但中医药传统知识却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呈现出动态的自然延续,本质上属于可无限延续的知识。有中医专家认为,它最有效的传承方式是师承传授,这反映出中医药知识既有深层次性,又有容易消逝的随意性。现代知识,尤其是成为现代知识产权法保护客体的现代知识,属于跨越式创新、个体创新或正规创新,而中医药传统知识则属于渐进式创新、群体创新或非正规的创新。
第五,相对的公开性和公有性。如前所述,中医药传统知识是汉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对其成员来说,此类知识是与群体生活自然相伴并共同掌握和拥有,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共同遗产”。从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角度看,它是公有领域的“在先技术”,人人皆可以自由利用,无法获得确权,更不用说获得相关的侵权救济。但是由于中医药传统知识需要专门的智慧和技能方可运用,再加之“祖传秘方”、“传男不传女”等习俗,使得某些中医药传统知识只能为一部分人所掌握和运用。
中西医、药比较角度的分析。中医、药知识与西医、药知识相比,中医药传统知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医药”包含了“中医”与“中药”。二者往往不能绝对分开,通常合称“中医药”,而西医、西药则不同。
第二,中药多数来源于天然物质,经过几千年的使用和验证,已具有明确的疗效。与西药相比,绝大部分中药的具体成分结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尚不能精确测定。
第三,中医形成的文化根基。中医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以“活着的、整体的、原形的人为其出发点,以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和整个机体这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表现在生命整体层次上的反应状态(即证候) 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其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消失的全过程”,④因此具有封闭性、趋同性的特征。“古已有之”常常是中医学立论的依据,不愿意怀疑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特别是古贤或权威的学说。中医遵循“综合―演绎”的系统性方法。
第四,中国传统医药学具有人文科学属性。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原本是一个学科整体,但医学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存在,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发展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
第五,中医具有一定的经验医学属性。中医思想秉承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强调重视内省的特征,在疾病的整体把握、定性分析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但却轻视对病原体的研究,运用高度哲学概括掩盖了众多未知的领域,这不符合实验医学的发展方向。西医学属于实验医学,其大部分概念遵循形式逻辑规律,追求统一、确定、单一的思维形式及表述,这确保了整个西医体系的严谨性。
第六,中国传统医药知识的多样化特征。中国传统医药知识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中医理论、中药理论以及针灸、推拿、按摩、骨伤医学等等。另外,中国传统医药知识与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思想深度融合,因此具有特殊的民族色彩。
2006年以来,在经历了新一轮“中医存废”之争后,更多的人接受了如下观点:中西医从各自的出发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思维观念,到各自的概念(范畴) 体系,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强调用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进步、发展、统一性等观念的西方中心主义”来看待中医药,那明显是错误的。因而,明晰中医药的基本内涵及其概念,这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规划项目《超越知识产权: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特别立法保护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06JA820027)
注释
①王一方,邱鸿钟:“中医百年:甄变与彷徨――中国医学的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 csc.pku.省略,2006年1月10日。
②武贵勉,张韬:“‘中医药传统知识’术语英译的探讨”,《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5年第3期。
[关键词] 中医翻译;传播文化
一、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发展,但在软实力上仍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繁荣文化软实力,加强软力量的积累与传播,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其是否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当今时代,只有使我国优秀的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广泛传播,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掌握话语权,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十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取得很大进步,但与我国目前的大国地位和形象相比还远远不够。因此,必须坚持“走出去”的文化战略,深化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二、传播中医药文化是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融道、儒、佛等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展现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中医药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独有的自然观念和人文情感。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系统整体的养生防病思想、独特的保健治疗方式等等传统文化的元素,是朴素唯物论与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医学中的集中体现,反映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与特色。
中医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又具有巨大的医疗保健的实用价值。因此,中医药既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又是科学技术的硬实力,是体现综合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三、如何在中医翻译中突出文化因素
向世界推介中医药文化,让中医药“走出去”,中医翻译是第一道关,发挥着重要桥梁的作用。中医翻译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它远远不只是语言转换这么简单。表面上看,翻译的是文字,实际上传递的是文化。中医与西医相比,有着其巨大的特殊性,中医是受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宏观的医学体系。中医文章里的词语不仅能够传递出信息,而且还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文化意义。
1、在中医翻译中突出文化因素,首先要注意翻译的策略。传统的中医翻译为了照顾西方读者,尽可能地借用西医中原有的词汇和概念来解释传统中医理念,导致翻译过程中中医药文化的特色和精髓无法完全、准确地传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医药文化的魅力,甚至会引起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也影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发展。因此,作为中医翻译工作者,不能一味地迎合西方的思维定势和阅读习惯,不能一味的“比照西医”,牵强地以西医概念解释中医,而应在翻译中保留中医的原有概念,强调中医药特色,采取一种有别于西医的、科学合理的翻译方法和原则,以彰显中医药文化的华夏特色和东方特质,让使移入语读者真正进入中医的世界来准确完整地感受和理解中医文化。
2、其次,中医翻译工作者应深刻领会中医的文化内涵,并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强调其文化内涵,包括中医药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人文精神、医德伦理等。要让西方人理解中医,首先必须让他们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
中医药学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气质、品格和特征。其天人相应的自然观,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从时间、空间的整体系统把握疾病的方法,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因此,中医翻译工作者要有意识地强调中医药文化的以人为本、致中和及道法自然的核心价值观,强调调和、扶正劫邪、阴阳平衡的理念以及“救民济世”的传统医德。只有让移入语读者理解了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模式等,才能使他们真正理解中医,实现中医药文化的规范导向、同化功能,加强深层次身份认同,进一步促进西方人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切实增强中医文化的影响力和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几千年传承不衰的为数不多的载体之一,是具有内在创新动力且实践性很强的鲜活的文化。中医药以其特有的医疗保健作用成为中国真正对西方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有影响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世界崇尚天然、回归自然潮流的进一步发展,中医药文化价值观和理念也将会进一步深入人心。作为中医翻译工作者,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调整翻译策略,彰显中医药文化浓厚的民族色彩,展现中医药文化的特色和精粹,传播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和精神,为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12月。
[2]赵海滨,《以中医药传统文化提升中国软实力》,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7,(2):4-5.
[3]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4]李照国.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关键词:中医药旅游;产品开发;旅游管理
一、引言
中医药旅游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它是以具有药用作用的动植物及中医药文化景观为旅游对象,让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获得中医药药物知识和体验中医药医疗文化的专项旅游活动。它以中医药物质为载体,以传统的中医药文化为灵魂,集医学、旅游两产业于一体,集社会、经济、环境价值于一身,是旅游业的扩展和中医药产业的延伸。中医药旅游产品的开发已初具规模,包括中医药购物旅游,中医药观光旅游(中医药人文景观,中医药动植物观赏),中医药体验式旅游,中医药学术旅游等在内的旅游产品深受市场追捧。
二、中医药旅游的出现及发展现状
中医药旅游,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旅游形式,很早就已经出现。我国人民很早就有了寻医问药的活动,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可以说中医药旅游的雏形。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仙游”,就是道学家们为求得长生不老在自然山水中找寻精神与身体的医药良方而开展的出世型旅游活动。而后,又有各朝各代的医药名家为探寻中医真谛、穷究中药之理而进行的旅游活动,如明朝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前,为识得中医药草的药理及药用,在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还亲自遍访名山大川,为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中医药旅游也逐渐火热并渐具规模。中医、中药、中国传统健身方法和中医新成就,在世界上广有影响,这已成为中国旅游的重要项目。每年都有许多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来大陆就医、参观学习,进行考察和洽谈中药材贸易。针灸、针刺麻醉、气功医疗、治疗脱发病、学习太极拳等更是热门项目。仅为医疗脱发,日本曾先后组织了1000多人的旅游团体来华。中医药旅游的实践已先理论而发展起来,迫切需要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显然,现在的研究成果远远不能满足蓬勃发展的中医药旅游实践发展的需要,它需要一套完整、系统、深入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使中医药旅游带动旅游业和中医药产业的共同良性发展,使它真正成为人们一种在新的健康观念引导下的旅游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推动中医药旅游长足发展的对策
1、树立全新发展观念,提高对中医药旅游的认识度
中医药旅游是中国特色的旅游方式,要充分认识其在国际国内的影响,使之成为旅游环境容量分流、挖掘旅游资源内涵、实现旅游产品升级换代的重要举措。改变目前的中医药旅游作为中医药副业的现状,早日实现其主体业务地位。应从可持续发展观念出发,对中医药旅游市场进行规范。加强中医药人员道德培训,强化服务意识,严格执业资格,加强药材管理尤其是各旅游地的土特中药材管理,杜绝假冒伪劣。同时,应规范各旅游点的服务标准、旅游价格以及收费标准。按照公平与效益的原则,保护与鼓励经营者之间的竞争。
2、找准旅游发展定位,实现差异化竞争
对于地方政府,需要从中医药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引导中医药经营者找准发展定位、理性开发体验旅游,打造各具特色、产品差异大、互补性强的中医药旅游产品,提升中医药旅游的整体实力。对于中医药经营者而言,发展定位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资源状况,应基于所开发产品的整体利润贡献是否能持续支撑中医药旅游的运作成本,不宜一味追求大而全,可以选择打造在修学、观光、休闲、娱乐等某一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和特色的旅游产品。中药经营者还应强化与同类产品的差异化竞争,既区别于中医药博物馆静态的展览,又要区别于其他中药经营者的同类产品,这可从展示手段、展示内容、旅游功能、企业优势产品和技术等多方面来进行区分,避免产品同质化的竞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找发展的路径。
3、以旅行社客源为基础,努力开拓客源市场
中医药企业与旅行社除在传统的旅游线路合作外,还可以与旅行社共同设计开发新的旅游线路,与新的旅游产品相结合,以新奇的中短程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如可以考虑与周边区域的其他行业的工业旅游点合作,以开辟工业旅游专线的形式来积极拓展新的客源市场。在稳定旅行社客源的基础上,还要从长远战略出发,强化旅游营销手段和措施,努力开拓客源市场。如针对中老年市场,可以开发中医药养生之旅。
四、结束语
中医药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有效提升了旅游业价值,也进一步提高了旅游管理人才的素质,为旅游管理专业注入了长久的生命力。继续发挥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优势,加强旅游专业中医药文化方向人才的培养,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专业旅游人才队伍,是发展健康养生文化旅游产业的关键环节。市场对中医药文化方向的旅游人才需求旺盛,因此,继续发挥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优势,加强旅游专业中医药文化方向人才的培养,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专业旅游人才队伍,是发展健康养生文化旅游产业的关键环节。
本论文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校基金课题《中医药文化对旅游市场及旅游管理专业的价值提升之探索》,课题编号RW200818。
参考文献:
[1] 李时,宋明.中国特色旅游———中医药[J].中国科技信息,2008,(2):165-167.
[2] 张群.我国中医药专项旅游开发初探[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12(6):77-85.
中医药文化翻译是加深了解、学习及掌握中医药技能的必备知识。本文将从近十年中医药文化翻译主要集中的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中医药翻译过程中,大量承载文化意义的术语成为翻译的障碍之一,故此术语标准化研究也就成了中医药文化翻译过程中的热点。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化的制定,大量词典的问世都彰显出国内外学者对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不懈的努力。1980年由谢竹藩,黄孝楷主编在北京医学院内部发行的《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是第一本中医英语词典,标志着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开始。在WHO协助下,经过各国学者不断努力《针灸经穴命名国际标准》于1991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为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奠定了基础。《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和《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于2007年颁布实施,这标志着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广泛开展。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中医药术语标准化的态度各不相同。GiovanniMaciocia认为中医术语翻译的研究应该注重术语内涵的解读,而不应围绕字词本身论争不休。不同的译法丰富了对中医的理解。核心概念的翻译必须一致(如阴阳、五行、脏腑等),一般术语的翻译则不必强求统一[3]。李永安比较早期西医名词统一的历程和目前的中医名词英译标准,以古今对比的形式,从多方面探讨了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过程中应该向西医名词标准化过程借鉴的内容[4]。李照国认为术语翻译固然很重要,但显然不是中医翻译的根本问题。
《黄帝内经》五部译本译名均不相同,体现出在中医药典籍翻译过程中不同译者对中医药文化具有不同的理解。除了对《黄帝内经》进行翻译之外,国内多位学者还对其英译版本进行评述性研究、描写性研究和语料库研究。2002年施蕴中对Veith翻译的《黄帝内经.素问》作出客观的评述性研究,她详细剖析了该译本的结构、举例说明译者处理难译问题的手段、并分析了该译著存在的问题[8]。肖平也给予了该译本高度的肯定。他认为该译本贴近原作,保持风格;层次分明,逻辑连贯;表达确切,生动传神;译笔灵巧,大胆创新[9]。兰凤利对《黄帝内经•素问》采用多元系统理论及相应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论进行研究,运用这一全新的方法对跨越近80年、产生9种译本的《素问》英译事业进行了描写性研究,包括不同时期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以及对翻译历程脉络的勾勒。她认为用多元系统论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能够有效地解释一些由历史语境影响和决定的翻译现象,尤其适用于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同一原作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这一翻译批评的新方法可以弥补规定性翻译批评方法的局限性[10,11]。施蕴中对于建立汉英中医语料库的模型进行了构想,对其意义、知识结构、语言材料的选择、语言材料单元的构建及功能特征、智能结构等进行了详细描述[12]。至此,中医药古籍翻译以《黄帝内经》为主要研究对象,进入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阶段。
中医药语言特性研究中医药语言特性概括为哲学性、抽象性、恒久不变性、模糊性、文学性,高度概括性[13~17]。李照国对中医语言特性分别从比喻(明喻、暗喻、借喻)、对比、比拟、代称、避复、复用、分承、举隅、避讳、连珠与双关等十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以大量实例进行分析比较,内容详实。但暗喻仍然作为一种语言修辞进行研究[18]。赵阳以音韵为切入点,对《素问》中的音韵修辞格进行了整理,并运用英汉音韵对比的研究成果,对《素问》英译本中的音韵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医典籍英译应兼顾其科学性与文学性,在确保译文内容正确的前提下,要利用音韵等修辞手段,增强译文的可读性[19]。傅灵婴指出中医语言是典型的模糊性语言,是中医模糊思维在语言上的体现,并且从术语、修辞以及数词三方面对中医模糊语言的英译进行探讨[20]。产生中医语言模糊性、哲学性、高度概括性、文学性和抽象性的原因,仍局限在对不同修辞格的深入研究中。中医药思维方式研究早在1986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史教授UnschuldPaul就在其巨著《难经》前言中提出中医语言具有隐喻的作用,并强调中医用语隐喻形象对中国人接受中医理论具有决定性意义。指出如果想最大限度的再现其原文信息和内心感受就不能忽略中医用语的社会和生活关联性[21]。直至2008年,闫舒瑶在其文章中提出以已知喻未知、以熟悉喻陌生、以简单喻复杂、以具体喻抽象、以通俗喻科学为思维手段的隐喻是中医语言的特征[22]。至此,隐喻作为中医药理论构建的思维手段才摆脱修辞格研究的束缚,逐渐受到国内学者重视。汤思敏指出隐喻是中医语言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医语言的病因、病症、治疗、用药等术语中存在许多隐喻[23]。甚至可以说“唯象”的中医语言“无譬,则不能言”[24]。中医学是在古代中医典籍的基础上系统化形成的;绝大多数代表中医学专门知识的概念在中医典籍中首次通过隐喻(metaphor)、以类比(analogizing)的方式命名、形成,体现着中医学特有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25]。谢菁认为中医文化是基于隐喻的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具有其自身的语言特点,即在援物比类的背景下中充斥了大量的隐喻式思维模式,她将《黄帝内经》中普遍存在的隐喻思维表达方式进行归类,将其分为自然型、社会型、哲学型隐喻,并提出相似性是中医药理论中普遍存在的战争隐喻构建的认知基础,体验性是战争隐喻构建的哲学基础[26,27]。肖建喜对建构针灸学经典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精气学说到针灸学经典理论体系中的经络、输穴、刺法灸法、治疗学等子系统进行全面深入分析,认为隐喻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隐喻从根本上建构了针灸学经典理论体系[28]。殷平善、贾春华、屠金莉还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在1980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的概念隐喻对中医药理论中的隐喻思维模式以及文化进行分析,对比[29~31]。对中医药理论中隐喻思维模式的研究,有助于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为作者和读者建立起尽可能接近的心理空间,有助于揭示先祖在与疾病抗争过程中认知客观世界的心理过程。
综上所述,通过回顾中医药文化的概念、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中医药文化翻译相关文献,总结出中医药文化翻译主要集中于中医药英译术语标准化、中医药典籍翻译、中医语言特性研究以及中医药思维方式研究四个方向。翻译过程中对中医药文化的界定,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拓宽。
作者:王雨艳 张斌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医药对外教育现状
自1957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北京中医学院)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以来,我国中医药对外教育取得了蓬勃的发展。截至到2009年,我国42所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已有25所院校具备了接收外国留学生的资格,12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可接收学习中医药的华侨和港、澳、台地区学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
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据国家留学生基金委统计,目前在华留学生最多的10个学科中,中医药专业位居第2,仅次于汉语言专业。而在来华接受自然科学专业教育的留学生中,中医药专业留学生人数则稳居第1位。另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留学生已增长到了5000人。
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国别逐年增多最初的中医药对外教育对象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中日本、韩国以及华人分布较多的国家都是教学开展的热点,欧美学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然而,随着中医药影响在世界的扩大,特别是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布《2002—2005年传统医学全球战略》后,更多国家认识到中医药存在着巨大的现代应用价值,许多欧洲、美洲、非洲的学生也开始把目光投入到了中医药领域。目前,我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接收的留学生国别已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的影响已经走向广阔的世界各地。可见,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留学生国别的增多促使中医药对外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其中留学生对中医文化理解的缺失尤为突出。
留学生在中医文化学习中的障碍
来华学习中医药学的留学生既有来自汉文化圈的近邻,以日、韩留学生为代表,也有来自大洋彼岸的远朋,如欧美学生。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是这些学生普遍都遇到了中医文化的理解障碍,并严重影响其中医药专业知识的学习。
中医文化内涵的理解障碍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受先秦哲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自然、社会和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而欧美学生,“从小生活在重视分析还原思维的文化环境中,这种思维习惯与中医理论的直观整体思维没有同构关系”[3],当他们看到“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上取之”(《灵枢•终始》篇)等内容时,完全是一头雾水,根本无法理解中医学在治疗疾病时着眼于全局的整体观。至于来自汉文化圈的日韩留学生,虽然本国文化中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是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毕竟存在着极大差异,因此他们对中医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此外,中医学考察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往往以生命活动的动态形象为主,而形体器官的物质性为辅,即以功能之“象”来界定“器”。比如:“心”从西医解剖学角度看,只是一个实质的脏器。然而在中医药学中,“心”不但是实质之心,更是神明之心,心不但能主血脉,更能主神明。这些内涵相对模糊的概念层出不穷,对于已习惯了明确概念、恰当判断和严密推理的留学生来说,准确理解这些内涵绝非易事。
中医思维模式的理解障碍援物比类,又称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用于由已知形象到未知形象的概述和说明,也大量见于具体形象代替抽象概念的推理。中国人善于把形象相似、情境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类推等方法,使之成为易于理解的认知对象”[4]。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医学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中医学说明四季常脉“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其中“规、矩、衡、权”将四季常脉的脉象形象地描绘了出来。然而大部分留学生习惯逻辑思维,善于描述客观事物,因此很难进行联想,难以接受注重经验和直觉的“援物比类”的思维模式。可见,中医文化理解的不足既是广大留学生面临的学习困难,也是中医药对外教育发展的瓶颈。如何开展中医文化教学,变瓶颈为突破口,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关键问题之一。
中医文化教学策略
确立“以文化解读中医”的教学理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据说现在全世界给文化下的定义有500多个,这说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无统一的定义。我们认为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有的最后不下定义……所以我个人理解的文化是非常广义的,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文化”[5]。周思源认为“文化就是生活”,“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便是物质文化,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法律、政治、艺术、哲学,便叫精神文化”[6]。程裕祯则把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它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意识形态,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未上升为哲学理论的东西”[7]。可见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中国传统医学来源于古代哲学,是先民对自然和生命的领悟,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思维和认知,一方面也对现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中医药学具有文化的特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众所周知,中医药学在语言、文化、甚至思维方面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意蕴,以中国文化为载体的中医药学,只有随着中国文化的开放传播,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有助于对中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所以,“以文化解读中医”是根本,更是捷径。从文化的角度开展教学,培养留学生立足文化来理解医学,最终达到用医学来阐释文化的目的。
分阶段设置中医文化教学内容
预科教育阶段中医药院校留学生预科教育不等同于普通汉语进修课程,而应涵盖汉语言和中医文化2个层面,除了开设常规汉语课程,对留学生进行不同层次的语言技能训练之外,还要适当增加文化因素,开设中医文化课程。目前许多院校也作出了尝试,北京中医药大学实现了汉语预科与中医专业本科的衔接,针对英语国家的留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注重通识教育和人文道德的培养;天津中医药大学在汉语进修课程中加入中医文化元素,立足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中医专业特点,研发出了一套将汉语学习和中医文化教学相结合的中医汉语教材———《实用中医汉语教程》;浙江中医学院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等课程,这些实践都为中医院校预科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总之,留学生通过学习具有中医文化内涵的语言课程,一方面提高了汉语水平,一方面也获得了对中医药学更为直接的认识,而且对中医专业词汇的内涵和外延有了基本的了解,从语言方面为专业学习打下基础。#p#分页标题#e#
专业学习阶段充分挖掘中医专业课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重视中医药经典古籍的文化教育,从中医知识层面培养留学生的整体观思维,有意识地加强留学生对中医文化内涵的理解,构建初步的中医思维模式。
【关键词】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语言能力;文化能力;交际能力;专业能力
1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的意义
随着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作为国际医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为促进人类健康发挥着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1]。实施中医药“走出去”战略迫切需要加强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讲述中医故事,构建中医药话语体系,以中医药为载体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在新时代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实施中医药“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医药人才发展“十三五”规划》(国中医药人教发〔2016〕39号)提出了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人才队伍建设和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鼓励中医药院校培养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专门人才”“培养一批中医药基本功扎实、熟练使用外国语言、熟悉国际规则的中医药国际教育、中医药翻译、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药服务贸易等复合型人才”、“培养、造就一批中医药文化传播高层次领军人才”[2]。该规划中一系列的人才建设任务都离不开对外传播中医药文化,其关键在于提升中医药人才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顺利进行中医药文化技术交流、传播中医药文化的能力。提升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不仅有利于探索开展中医药专业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不断提高我国中医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而且有利于中医药领域的国际学术与技术交流,传播中医药文化,推进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中医药“走出去”战略。
2“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的区别
“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对应的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在语言学领域,学者倾向使用“跨文化交际”概念,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强调人与人通过运用交际技巧和方法适应交际对象、异质文化。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倾向使用“跨文化传播”的概念,主要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共享和互动过程[3]。以中医药为载体进行跨文化传播,实现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不仅需要从语言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研究跨文化交际技巧和方法,同时也需要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向世界传播中医药文化、中医药诊疗技术,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医、接受中医。可以说,跨文化传播中医药是跨文化交际的宗旨和目标。
3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研究
跨文化传播研究最终也都落脚在理解与提升人类个体、社会组织和国家的跨文化传播能力[4]。跨文化传播能力是跨文化传播中最具建设性的要素,任何传播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升。很多学者尝试建立较为完整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以期更好地测评、培养跨文化传播能力。Byram建立了态度、技能、知识、和文化批评意识4个要素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5]。Deardorff提出了金字塔式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将跨文化传播能力分为态度、知识和理解、技能三个维度[6]。美国罗德岛大学传播学教授陈国明提出了包含个人特性、沟通技巧、心理调适和文化意识的四维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式[7],这些较具影响力的跨文化传播模型要素十分清晰,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研究及其测评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外语界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的研究[8-9]非常多,但很少有关于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在传播学领域,孙春英认为跨文化传播能力是多元文化社会中人们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它不是自然而然而存在的,而是通过后天努力培养而成,涉及认知、情感、行为、语用等多方面[10]。我国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研究基于西方模型,是西方模型的翻版再建,国内学者对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内涵和模型未达成一致意见。Deardorff认为,当前围绕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至少可从定义、能力提升和测量等三个维度重新出发[11]。构建语境化的跨文化传播能力[12]是跨文化传播研究出现的新进展,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语境下研究跨文化传播能力是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趋势,结合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在跨文化场合传播中医药文化的现状,构建中医药院校大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4跨文化传播能力构成要素
中医药院校大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是在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传播中医药知识、中医药文化所具备的能力,它包含在传播过程中所需要的语言能力、文化能力、交际能力、专业能力[13]。
4.1语言能力
语言作为传播的工具和桥梁,是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基础。语言能力指语言知识的掌握和语言技能的运用能力,包含在跨文化场合进行成功交际所需要的普通英语和专业英语的语音、语法、语义、语篇、语用等能力。中医药院校大学生不仅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译英语综合能力,还要掌握与中医药相关的专业英语。中医有庞大的术语体系,如“阴阳”“五行”“气”“藏象”“经络”,而且中医语言文学色彩浓郁,富有很多排比、对偶、隐喻等修辞手法,表达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增加了异域文化民众认识、了解、学习中医的难度。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只有掌握了中医药术语以及中医药文化的英语表达,才能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比较熟练自如地向目标语民众传播中医药文化,讲好中医故事,提供养生健康咨询以及诊疗服务,让当地民众深刻体会深邃中医文化的魅力,受惠于中医。
4.2文化能力
较强的文化能力是减少跨文化传播冲突或障碍的必要条件。文化能力涵盖文化意识、对中国文化、目的语文化(如社会政治、宗教、历史和地理、社交礼仪、行为规范、生活习俗与价值观等等)、中医药文化的理解、认知、判断及反思的能力。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信仰体系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医药专业大学生只有通过提升文化修养和素质,才能增强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本质和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增强文化敏感度,理解和把握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在对外传播前要尽量减少两方分化的冲突和分歧点,进行自我改造,增强相似性,减少文化隔阂与阻力,以接近目标文化[14];在对外传播中保留传播国文化的特色[15]。中医药院校大学生要讲好中医故事,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大量的养分,深刻理解其哲学智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充分认识中医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的独特思维[16]。
4.3交际能力
交际能力是中医药专业大学生运用交际技巧和策略进行有效交际的能力。在中医药对外传播过程中需要有效交际的技巧和策略,包括信息传递技巧、行为灵活性、互动管理、社交技巧[17]。信息传递的技巧包括:仅作陈述而不进行判断地去传递描述性信息;夹杂情感地传递支持性信息,在交流中通过点头、眼神交流、面部表情、身体距离来有效地支持和回报交谈者。行为灵活性指根据交际情境的不同选择合适的交际行为。互动管理是在交际过程中依次发言、发起和终止会话的能力。社交技巧指移情和保持身份感,在交际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和理解对方的思想感情并给予正确的回应。这四个方面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动态变化的交际能力体系。传播者要综合运用各种交际技巧和策略,消除异域文化的人们对中医药文化可能存在的偏见和错误认识[18],有效地传播中医药文化,从而提高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因此,中医药专业大学生需要根据不同的文化选择有效的交际策略并采取行动。
4.4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药专业人才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前提。中医药专业人才应具备深厚的中医功底,较强的临床实践能力,扎实的中医药理论知识并熟练地进行辨证论治。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医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仍被列为替代医学或补充医学,没有进入当地主流医学体系,绝大多数国外本土民众对中医药以及其治疗效果不甚了解,中医药专业人才只有让当地民众及病患了解、体验了中医的明显治疗效果,才能使他们相信中医、支持中医,因此诊疗效果成为中医药在国外传播的重要依据。成功进行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中医药专业人员潜心专研、苦练医术,提升专业素养能力及诊疗能力。
以往的培养模式,通常从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着手,走一条“至上而下”的路线。而真正实现教育质量的提高、培养模式的突破发展,不能忽视学生自身的发展,如果不从学生的“学”着手,而一味在教育提供方“教”的方面进行尝试,很难真正实现中医药翻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本研究从学生的“学”着手,通过对中医药翻译专业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中医药翻译能力发展路径的研究,反观我们现有的中医药专业的培养模式,探索如何改革现有的专业体系、课程设计、教学模式,探索出更加有效的中医药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中医药翻译专业的本科生,本研究采用历时性研究方法,以国外定性研究方法中比较具有创新性的日志研究为基础(Cassell&Symon,2004),让受调查者对自己中医药翻译相关的学习行为、翻译实践行为、翻译研究行为以研究日志的形式进行记录,并对自己在以上翻译行为中自我所观察到的各类感受和主观认知进行详细记录。研究者对受调查者的研究日志定期进行系统分析,就初步结论对受调查进行采访,并在对多源数据进行交叉比较,验证研究效度后,确认研究结果。
2研究结果
笔者认为翻译能力从实质上说是一种语言的转换能力。这种转换能力是由译者的对源语言与目标语言、对翻译文本的理解、所涉及专业知识以及相关文化认知的综合体组成的。中医药翻译的过程随着翻译者认知体系的发展而显示出对不同变量单元的关注,如:词语、句子、段落、文本、中医药概念、中医药理论、中医药文化等。受调查者对这些变量的关注度,以及对其翻译过程中所做的各类决策的影响度也随调查对象翻译能力的发展而体现出不同形态。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调查对象的关注变量单元和关注程度体现中医药翻译专业学生的语言转换能力的发展过程,是学生中医药翻译能力发展的关键节点。通过对调查对象的历时性跟踪研究,本研究发现中医药翻译能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调查对象的中医药专业能力发展经历以下阶段:语言层面转换为主题的初级阶段,关注中医药理论、实践与文化转换为主题的中级阶段,形成批判能力与发展创造性为主题的高级阶段。在语言层面的转换为主题的初级阶段,调查对象的关注点在语言单位上,并且这种关注随着他们翻译能力的发展而呈现出一个从点到面的趋势。具体来说,学生中医药翻译初期的关注点是在目标语言中寻找和源语言对等的语义单位。例如:学生在翻译“阴阳消长”时,翻译的重点很大程度地集中在汉语中的“消长”的英文对应语的寻找上。在进行翻译时,很多学生会将其中关键性的词语进行重点标注,并首先进行英文中对应概念的寻找。随着学生的翻译认识不断发展,他们在中医药翻译中的关注点逐渐从词语转化到以句子为单位的语义转换上,并开始关注句子间的语义与逻辑连贯,并将关注点逐渐扩展到整个段落。在此过程中,学生非常关注并寻找各类翻译技巧,并将这些翻译技巧应用在医药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他们发现所学的翻译技巧可以立刻使用的情况下。学生在语言层的转换为主题的初级阶段的翻译实践中将重点放在语言的层面上,翻译活动集中在对文本中所反映的客观事实的认识,及对翻译技巧的学习和内化上,而这两者随学生翻译能力的发展而不断融合。在语言层面为重点的初级阶段,学生的翻译路径主要为理解并分解原文,将其转化为可以进行语言转换的可操作单位,并应用所学翻译技巧进行翻译活动,对翻译后的英文文本进行篇章与逻辑梳理。笔者还发现,在此阶段的调查对象往往对于语言层面外情境的关注度较低,对于确定性规律的寻找和内化是他们在这个阶段的明显特征。在以关注中医药理论、实践与文化转换为主题的中级阶段,调查对象对于作为源语言的中文与目标语言的英文有较好的语言转换基础,对翻译过程中常用的各类语义分割、语言形式的转换及转换后的目标语言逻辑与文本梳理均有较好的认识和把握。在此阶段,调查对象逐渐将对语言层面的关注延展到翻译所处的情境中,呈现出对中医药理论、实践与文化很高的关注度。调查对象从入学就开始进行中医药方面专业课程的学习,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在中医药专业课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与英文知识与能力并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而是分块储存。而随着调查对象中医药翻译能力的发展和实践的积累,这些被动储存的中医药知识在翻译活动中被激活,并为他们的中医药翻译提供所必需的中医药专业知识。在这个阶段,调查对象对中医药翻译活动涉及到的中医药文化有很高的关注度,对中医药理论、实践与文化的认知活动主动性增强,对中医药原文中关键概念的理解及语言情境、中医药知识与文化情境的认识不断加深,他们在翻译活动中决策的主导因素也从语言层面更多地延展到中医药专业知识层面。在形成批判能力与发展创造性为主题的高级阶段,调查对象在从事大量的中医药翻译实践后,其对作为源语言的汉语和目标语言的英语在中医药情境下的转换有了很好的基础与把握,他们在此阶段的认知活动表现为大量收集、比较与评价同一中医药特定主题的文本,译本反映原文主旨、语义展现、文本类型与语言风格对应,以及中医药文化在目标语言中的构建。在此阶段调查对象的突出特点为能够将语言层面的能力与中医药专业知识层面的能力进行有机的结合,能够区别和评价不同译文对中医药原文的语义、语用、文体、文化等的构建程度,并能够在对已有各类译本进行分辨和辩证评价的基础上,做有超越性的翻译探索。这个阶段的两个主要特征是批判能力的形成和中医药翻译中创造能力的发展。这其中的批判能力并非对其它相关各类译本的批评,而是在自己的中医药翻译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属于个体专用的翻译策略,应用自己的现有的翻译理论框架对各类翻译文本进行分解、分析、建设性地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修订和架构实用的中医药翻译理论框架和翻译路径,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中医药翻译创造性活动。
3结论
【关键词】中医药膳食疗;现代经营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化
关于我国药膳食疗发展诸问题,作者曾在2005年著文予以探讨。本文现提出进一步研究结果,拟作为引玉之砖,意在引起有关同仁贤达的共同关注,以期群策群力,促进我国药膳食疗的加快发展。
1扫除中医药膳食疗发展的障碍
笔者提出“中医药膳食疗”的概念,是因为多年来中国传统的药膳食疗因为文化转型的剧变和受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冲击,失去古老环境和传统文化支撑的大气候影响,受到严重的、扭曲和贬低,不但发展迟滞,且已到面目皆非的地步。中医药膳食疗面临着被现代保健医学、现代食物营养学、现代食疗学所替代的生存危机。
1.1中医药膳食疗和现代保健医学、现代食物营养学、现代食疗学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产物。而文化比较的方法主要在于差异,而不在于优劣。我们不能用一种文化为指标去度量另一种文化。任何文化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都是不可否认的,都应当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当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单边主义的强势冲击,已迫使所有国家、所有民族不能不提升文化自觉。在维护文明多样性,倡导各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多元并存的时代,尤其不应重蹈文化优劣比较的覆辙。
包括中医药膳食疗在内的中医药是我国最具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和自主创新潜力、最具原创性的学术领域。我们应该站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度,继承和保护好这份遗产。而不是在“与国际接轨”(西方国家并没有中医药膳食疗标准,勉强要接轨,必然是中医药膳食疗的精髓和灵魂)、“药膳食疗现代化”的大旗下,以现代保健医学、现代食物营养学、现代食疗学对中医药膳食疗偷梁换柱、李代桃僵。这不仅是可笑的,而且也是可悲的。我们不能忽视、容忍对我国历史悠久的医药文明的背叛。
1.2中医药膳食疗的优势和特色与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是一致的。根据一些学者的意见,其优势和特色是:①中医不是疾病医学;②中医不是物质科学;③不是认识论上的知识论。中医关心的是从哪里寻找健康的钥匙。同样的“治病必求于本”这几个字,西医的着眼点在于对象性思维的“病”,问的是“病从何来”;而中医提这个问题的重点在意向性思维的“治”上,问的是“治向何去”。“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东西方对“本”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西方是物质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对本质的认识,是物质世界范围内的认识论知识论的科学观。而中医首先强调识别“利害药毒”的能力和取舍标准。然后是“聚毒药以供医事”,把“毒”转化为“药”,把“害”转化为“利”,帮助人们养生、保健、治病。医学与医生有三等:上医医未病之病,对象是生命,是养生;中医医欲病之病,对象是“健”,任务是保健;下医医已病之病,对象是病。
西医科学化过程中要求的是对靶点的直接对抗,都是对生命现象的抑制和阻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抗生”的。而中医则要求的是“卫生”和“养生”。中医的优势和学术本质,第一是“人”,第二是“生”。“生”是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认为人们应该“赞天地之化育”,追求的目标是“天人合德”,也就是“你活我也活”,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作者在此换个说法,中医实际上是一种和谐医学、生态医学、中庸医学,是为人类生命的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方法、技术、工具。而中医药膳食疗则是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1.3中医药膳食疗和现代食物营养学、现代保健医学,现代食疗学的差异区别,很多学者曾有论述,笔者不再赘述。笔者在此特别指出的是传统中医药学体系中的“食品”和“药品”的概念与现代医学(即西医)的“食品”与“药品”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为通用的同一品种,这几乎囊括了中医药膳食疗的全部材料。卫生部曾明文“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76种物品(均为传统中药材—后同)、“可用于保健食品”的113种物品、“保健食品禁用”的59种物品名单。很多地区药监和卫生部门即依据此名单对中医药膳食疗进行生搬硬套的管理,这使得包括传统补益中药材人参、鹿茸等在内的主要中医药膳食疗的原料,在未办理保健食品手续的情况下禁止应用。卫生部还专门发文禁止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法定中药材胎盘的药膳食疗应用。笔者认为,这些管理规章措施用于保健食品和普通工业包装食品还无可非议,但不适用于应分隶于餐饮业或家庭烹饪膳食范畴的中医药膳食疗。另外,中西医甚至对毒性的认识都是不同的,中医历来“聚毒药以供医事”,“以毒攻毒”,并非有毒就不能使用,而在西医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按国际管理食品和药品的相关规范标准,按现代保健医学、现代食物营养学、现代食疗学的模式机械的让中医药膳食疗与国际接轨,来实现中医药膳食疗现代化,等于是按照西医的思路要求中医、发展中医。中医药膳食疗应在中医辨证施治特色和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和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的经验研究创新,实现中医药膳食疗的现代化。现在对中医药膳食疗现代化的反思,实际上是对传统与现代,西方和东方,文化与科学的矛盾反思的延续。
2建立科学的符合国情的中医药膳食疗管理体系
我国中医药膳食疗业现在还只是中餐业中的点缀,还未成为有重要地位的主流分支产业。既无宏观的统一步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和行动纲领,又无行规业约。总之还未建立科学的符合国情的管理体系。卫生、药监等相关部门则依据国家有关普通工业包装食品、保健食品和药品的相关规范,就好像用咖啡的标准要求豆汁;用汉堡的标准要求饺子;用歌剧的标准要求京剧;用拳击的标准要求武术一样来对中医药膳食疗进行管理,有些地方较为宽松,有些地方较为严格。这使中医药膳食疗的学术活动往往成为清谈。很多传统方剂、创新品种由于受到现行法规的制约不能面世,或只有“打球”、“走曲线”才能面世。这是中医药膳食疗的悲哀,也是传统文化的悲哀。
2.1结束“三国演义”,建立行业协会我国中医药膳食疗学界现有国际药膳食疗学会(香港)、中国药膳研究会、中国中医药学会药膳专业委员会等三个全国性学术团体。长期以来,这三个学会为我国中医药膳食疗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各自拥有一支(其中有交叉)专业队伍。但由于三个学术团体宗旨相同,专业领域、学术活动相同,甚至组织机构也大同小异,无形中导致了我国中医药膳食疗队伍力量的分散,甚至还有的团体为了突出特色以别其他,不惜在名称和学术活动中加上现代食物营养养学、现代保健医学、现代食疗学的内容,类似于选择“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而多年来提倡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西医的一统天下,是抛弃中医的内核精髓(阴阳五行学说),结合的仅是一些可以为西医所用的药物和疗法。我们不应该再在中医药膳食疗发展中择取“中西医结合”的模式了。
笔者再一次呼吁,为我国的中医药膳食疗发展大计,应该结束“三国演义”,以我国三个全国性中医药膳食疗学术团体为基础和核心,建立“中国中医药膳食疗协会”,完成学术团体到行业组织的过渡,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中医药膳食疗发展的需求,开辟我国中医药膳食疗发展新局面。
中国中医药膳食疗协会应是行业管理组织,作为政府与中医药膳食疗生产经营企业以外的“第三部门”,既是沟通政府、企业和市场的桥梁与纽带,又是社会多元利益的协调机构,也是实行行业自律和维权、规范行业行为、开展行业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的社会组织,同时兼有开展学术研究,转化科研成果的职能。政府和企业都是协会的服务对象,其角色定位应当是做中医药膳食疗行业发展的设计者;行业政策的建议者;业户利益的维护者;协会会员的服务者,实现自律、管理、维权、沟通、协调及服务六大功能,进行行业的调查研究工作,受相关部门委托承担行业监督管理工作,协助制定行业管理规范、技术标准并开展相关评审认证。
2.2取得认证资格,严肃资格认证我国现存三个全国性中医药膳食疗学术团体都曾程度不同的对经营业户的经营资质、专业人员的技术资质及产品资质等进行过认证。但这仅是团体内部的不具法规效力的认证
严格意义上的认证是由认证机构实施的一种合格评定活动,认定的依据是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标准。认证的结果是由认证机构颁发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形式,来证明企业的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要求。所以必须由专门的认证机构来进行。目前全国共有110多家认证机构获得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授权而进入认证机构目录中,而我国3个中医药膳食疗学术团体尚不在其中。中国中医药膳食疗协会建立后的当务之急,是依靠这三个学术团体的专业力量,取得国家对中医药膳食疗领域的企业经营资质、业者技术资质、质量管理体系、产品资质的国内唯一正式认证资格,以具权威性。
2.3拓宽思路,科学管理中医药膳食疗的管理,笔者认为,除了根据治疗作用、辅助治疗作用、保健(功能性)作用、预防(养生)作用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外,还应区分处方药膳(应经中医师、药膳师以上有资质专业人员审定方可应用)和非处方药膳(不用专业人员审定,可由业户或消费者自主选定,自主应用)的管理方法。这是笔者参考现行药品管理模式而提出的中医药膳食疗的新概念和管理思路。处方药膳多为具有治疗作用和辅助治疗作用的药膳品种,而非处方药膳多为以亚健康为对象,具预防保健作用的药膳。当然,处方药膳和非处方药膳的认定,须由有资质的、权威的机构来认定。
3其他应该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3.1中医药膳食疗业界要引入现代经营方式第一是标准化,首要条件是方剂的合理科学,然后是原料、卫生、口味标准化,再扩散至制作步骤,色括各种原料的含量、制作流程、原料贮存之后的还原,甚至制作时的水温,都要求是机械的可以复制的。第二是投资,目前中医药膳食疗业界一小部分是专营,绝大部分是兼营的小规模生产的作坊式企业。没有雄厚的资金基础,也不知道如何吸引投资商,如何融资,自然无法将生意做大。第三是运行机制,中医药膳食疗业界缺乏严谨的运行与扩张的现代化运行机制。开一家、两家没问题,一旦要全国连锁,由于缺乏良好的机制,很多企业开始走向衰落。
中医药膳食疗业界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应该从筛选产品,建立完善的运营模式入手,锁定主打产品并将其标准化,如果做连锁经营,那么包括网络营销、中心厨房、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等现代化经营方式都一定要完善。
3.2中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已正式启动,进入工作程序根据200310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术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中医药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膳食疗就都属于这一类。
国务院在20051222颁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路,基本方针和总体目标。其所提出的“保护、抢救、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与中医药界及中医药膳食疗界历年所提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中医药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药膳食疗,既是历史文化“遗产”,又是鲜活的医学科学。“申遗”实关中医药膳食疗的生存和发展。最近,我国粤、港、澳三地把我国传统的中医药膳食疗珍品——“凉茶”申遗成功,其中包括54个凉茶配方。而前些年因为“凉茶”未办理保健食品手续而标示有清热、祛暑、解毒等功能,被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经营并通报批评,还予罚款,并一直在打官司,闹得乌烟瘅气。现在申遗成功,一切云消雾散,畅行无阻。中医药膳食疗存在很多相似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申遗成功,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此,笔者呼吁三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同仁行动起来。莫失宽松发展良机,共同努力,争取中医药膳食疗作为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申遗(据笔者了解,中医药膳食疗尚未列为中医药申遗内容)。或中医药膳食疗单独“申遗”,可先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继而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3.32006-07-04,科技部会同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其旨在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解决中医药现代化中的关键科技问题,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促进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药进入国际医药保健品主流市场,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促进中医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这也给中医药膳食疗的发展带来新的战略机遇。
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和中医药膳食疗的优势与特色与现代医学的结合将可能为人类提供新的医疗卫生保健模式。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中医药膳食疗的基本原理,核心理论及关键技术的重大创新提供方法和手段。包括生物医学在内的生命科学,有着从分析向综合,从局部向整体的发展趋势,中医药膳食疗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有望重新认识,中医药膳食疗也将因此成为科技重大创新的源泉和基础平台之一。因此,我们应首先考虑在对国内专业队伍的巩固提高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坚持原创性为根基国际化为动力,人类健康为本,传承创新并重,产学研结合,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建立中医药膳食疗科技合作网络,吸引、培养、集聚一批高水平的中医药膳食疗国际化人才队伍。逐步形成若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研究团队;其二,提高中医药膳食疗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市场的份额。其三,是基本形成一批中医药膳食疗国际标准,初步建立区域性注册协调体系,这些标准和规范适应中医药膳食疗的特点和各国(地区)具体情况。并建立多语种的中医药膳食疗国际信息中心,建立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教育培训国际区域中心和示范中心等,以促进中医药膳食疗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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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健康旅游;养生;互联网
1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现状
1.1中医药健康旅游基本概况
中医药资源方面,我国山脉众多,植被森林丰富,中草药资源丰富。依山旁水而建的养身文化基地建设良好,将养生文化与道家、儒家思想相结合。旅游方面,资源丰富,景色秀丽使我国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成为旅游大国。
1.2中医药健康旅游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刚起步,通过总结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中医药健康旅游资源整合不足,缺乏统一规范。虽然资源较多,但是缺乏有力的整合,统一的规范约束,从而造成现在散、乱、小的局面。第二,社会资本投资较少。政府未能采取措施,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仅依靠政府自身力量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第三,中医药健康旅游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匮乏。中医药健康旅游是一门中医药与旅游交叉的学科,需要具有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与现有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市场需求相比,中医药健康旅游的从业人员数量相差较远。除此之外,针对中医药健康旅游人员的培训,急需解决不规范、无统一标准的问题。第四,未能对普及中医药健康旅游理念。人们普遍缺乏对中医药健康旅游的认识,不了解健康旅游的概念、发展模式以及经营理念。
2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模式
2.1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兼顾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齐并,坚持以创新发展为灵魂
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按照年龄的划分,以中老年为主,青年人为辅;因中老年大多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对中医健康旅游有浓厚的兴趣,希望通过中医药健康旅游,获取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达到改善健康、延年益寿的目的。按照性别划分,以女性为主;因女性对中医在美容、健康方面兴趣浓厚。中医药健康旅游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并进。以政府政策的引导为基础,利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资金的投入,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发展。此外,还应坚持以创新发展为灵魂。创新和完善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模式,服务内容,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需求,为推动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2以B生旅游为主题
中医药健康旅游坚持以养生旅游为主题。利用我国丰富的养生文化资源,我们可以以养生为主题,发展健康旅游。比如在山脉众多,温泉资源丰富的地区建立养生旅游胜地。其次在森林覆盖面积大的地区建立有利于人体进行有氧运动的森林氧吧健康旅游景区,并在景区开发有益身心健康的有氧运动如登山、攀岩、步行、骑行等;另外,我们可以利用我国丰富的食材、药材资源,结合人体的特质,提供具有不同疗效的药膳,从而改善体质,促进健康。
2.3以互联网+为发展手段
互联网+已成为传统行业发展的重要手段,结合时代潮流,可以将中医药健康旅游与以互联网+相结合,即采用“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旅游”的方式。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互联网与中医药健康旅游的结合;主要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用互联网技术,创建中医药健康旅游药官方网站,并与各大旅游网站合作,定期策划主题活动推广中医药健康旅游。第二游客可利用微信、支付宝平台订票与买票;景区门口可采用机器扫码的方式检票,有利于节省排队时间。第三游客在景区可利用互联网享受景区线路规划和线路推荐服务,以便游客更有效的进行中医药健康旅游。
2.4 采用实地旅游和虚拟旅游相结合的发展途径
实地旅游主要包括三种方式,第一是中医药保健旅游;保健旅游即通过旅游改善游客的“亚健康状态”。第二是中医药医疗旅游;医疗旅游是一种健康旅游活动,指人们为了治愈疾病,离开居住地前往目的地的过程,包括医治和疗养两个阶段。第三是养生旅游 。
虚拟中医药健康旅游主要指的是以现实的中医药旅游资源为基础,通过互联网模拟建立一个3D的旅游景区,让游客通过互联网能够身临其境般地游览中医药旅游胜地,感受中医药健康旅游的怡人景色,从而改善心境,陶冶情操。
2.5 以促进中医文化传播为目的
游客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当的中医药健康之旅,可以是实地旅行,或者是虚拟旅行,通过浏览大自然景点,享受针灸、艾灸、推拿、拔罐、药膳等中医服务,调节旅游者的心情,放松旅游者的精神,缓解旅游者的负面情绪即暴躁、忧伤、愤怒等;通过中医药健康旅游,游客可以享受我国深厚的中医资源,掌握相关的养生保健知识,使中医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促进我国中医文化的传播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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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亚琴,姚国荣.国内健康旅游研究综述[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
关键词:中医药学,英文术语,同一性,规范
中图分类号:N04 ;H059;R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1-0038-04
引 言
中医药英文术语规范在对应性、系统性、简洁性、同一性、回译性、民族性、约定俗成等七项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同时还受到中文术语规范原则的间接影响。其中,中文的单义性及英文的回译性与同一性关系最密切,因此,本文拟从同一性与单义性的承接关系及它相对于回译性的优先性角度,论述中医药英文术语规范的同一性原则。
一 中医药英文术语规范的同一性原则
同一性是中医药英文术语规范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同一概念的名词只用同一词对译” [1]。它强调概念与英文规范术语之间应具有单参照性,亦即“一义一译”,一个概念只对应一个英文规范术语,而一个英文规范术语也只表示一个概念。当某一术语与其所属概念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时,即被确立为规范术语,这一概念所属的其他术语则统归为非规范术语。
二 同一性与单义性的承接关系
英文规范的同一性原则与中文规范的单义性原则存在密切的联系。单义性是指“一个概念应确定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规范中文名”[2]。作为中医药中文术语定名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规范术语要具有唯一性。当一个术语与多个概念对应时,采用分化法或淘汰法实现“一词一义”;当一个概念对应多个术语时,确定一个为规范术语,即正名,其余为非规范术语,即异名,分为又称、曾称、俗称等。单义性原则把规范术语与非规范术语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根据同一性原则分别予以翻译,“一词一译”,使译名在形式上也与原文保持一致。譬如“热邪”与“温邪”表示同一概念。根据中文术语的单义性原则,“热邪”被确立为规范术语,“温邪”确立为又称,“热邪,又称‘温邪’”即表述为:heat pathogen, also known as warm pathogen。
由此可见,中文定名的单义性原则是英文规范同一性原则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两者在基本理念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虽然针对的语种不同,但都立足于建立概念与规范术语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三 同一性优先于回译性
回译性是指“译名结构在形式上与中文一致或相近”[1]。它是中医药英文术语规范的一项基本原则,强调译名要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用于指导同义术语、多义术语及同音异义术语英文规范时,与“一义一译”的同一性原则相悖。同义术语与概念之间具有“多对一”的特点,而多义术语、同音异义术语与概念之间具有“一对多”的特点。按照回译性的要求,其规范译名与概念之间也应“多对一”或“一对多”。但显然,这违背了英文术语规范“一义一译”的同一性原则。针对两原则相悖的情况,译者需权衡轻重设定优先执行级别。就同一性与回译性而言,前者是英文术语规范的一般要求,而后者是对译名形式的特殊要求。特殊服从一般,因此,当同一性与回译性不能兼顾时,优先遵从同一性。
下面从同义术语、多义术语及同音异义术语角度分别进行论述。
(一)同义术语
同义术语是指一个概念对应多个术语,即“多词一义”。多个术语分别从不同角度命名,各有侧重,形成了各具风格的同义词。这一现象在中医药术语中颇为常见。
1.涉及解剖部位者以指称义为英文规范术语
东西方文化有别,对于一个事物的属性与功能的认识也存在差别。古代医家从不同角度与层面来认知一个事物,因而出现了除表示指称外,还同时具有表示功能、属性、特点的名词。譬如“胃腑”“太仓”与“水谷之海”即分别从六腑分类、属性及功能角度命名,三者指称义与“胃”相同,都是胃的异名。在跨文化传播中,对一个事物的阐释需借助两种文化交叉、重叠的共识部分来进行。西医解剖器官的指称义与中医对人身部位的理解虽不尽相同,但经历了西学东渐以来四百余年的磨合,西医解剖观已渗透到中医对人身部位的认识之中。因此,涉及解剖部位的术语用指称义——西医解剖学名词作为英文规范术语,即“胃腑”“太仓”与“水谷之海”的英文规范术语同为stomach。
2.人名、地名、中药名以音译词为英文规范术语
人名、地名属于专有名词,按国际通则,对外翻译时统一采用音译。部分中医药人名、地名具有多词一义的特点,英译时以中文规范术语的音译词作为英文规范术语,而不另设其他非规范术语,以避免指称上的混乱。如“刘完素”“刘河间”同指一人,“刘完素”是中文规范术语,因此以Liu WanSu为“刘完素”及“刘河间”共同的英文规范术语。
部分中药名亦存在多词一义的特点。对于中药名,既往的英文术语主要使用拉丁译词、英译词及音译词三种形式。拉丁语使用者日益减少,因此不宜用作规范术语。英译词在对外交流中与原词相互转换难度较大,因此实用性也不高。音译词缺乏理据性,且音调缺失,故偶有同音异义的现象出现。但它方便双语之间的交流沟通,近年来在中药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音译词富有异域感的发音赋予了它鲜明的地域性和文化归属性。出于推广中医药文化的考虑,将音译词确立为中药名的英文规范术语,英译词及拉丁译词分别为第二译名及第三译名,每一词首字母要大写。如“檀香”的英文规范术语的表达形式为:Tanxiang; Sandalwood; Lignum santali Albi。
对于多词一义的中药名,取其中文规范术语的音译词作为英文规范术语及第一译名,余者同上。如“泽泻”“水泻”“芒芋”为多词一义,“泽泻”为中文规范术语,则其英文规范术语即为Ze Xie; Oriental Waterplantain Rhizome; Rhizoma Alismatis。
随着今后的推广与普及,音译词必将更大地方便中医药汉英双语的沟通与交流。
3.其他同义术语
中医药英译三百余年历史,产生了古籍译本近50种。译者所处时代、翻译标准、目标受众不同,所出译文亦千人千面。许多中文术语有多个不同译名,优劣不等、风格各异。如“命门”被先后译为Gate of Life、vital gate、Mingmen;“正气”被译为vital qi、righteous qi、healthy qi。一些译名沿用了多年,已深入人心;一些译名伴随时代的进步,还在不断地更新、与时俱进。譬如“任脉”先后有Conception Vessel, Conception Meridian, Conception Channel, Ren Vessel, Ren Meridian, Ren channel等译名。其中,“任”字经历了从表示“妊娠”之意的conception到音译词Ren的转变,“脉”也经历了从“血管”vessel到“子午线”meridian再到“通道”channel的认识过程。
当前的术语规范工作力求全面地占有资料,收集同一术语的不同译名。在同一性的指导下,从对应某一概念的英文术语中遴选一个等价术语充当英文规范术语,不仅与原文表示同一概念,而且内涵及外延原则上与原文完全重合。对于无合适译名者,则另行制定译名。针对中文非规范术语中的又称、曾称及俗称等,按其分类一一予以翻译,使译名在形式上也与原文保持一致。
(二)多义术语
多义术语是指一个术语具有几个彼此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意义,这些意义是由该词的基本含义引申、扩大或转移而来。虽然多义术语与它所代表的概念成一对多的关系,但在特定的上下文语境中,它通常只表示其中的某一含义。规范术语时将多义术语按义项进行分解,再分别予以翻译,使一个义项对应一个译名,以实现“一义一译”的同一性要求。如术语“结”根据上下文不同,或表示“积聚阻滞”,或表示“纠缠混杂”。在与“郁”搭配时,“结”取“积聚阻滞”之意,“郁结”二字合译为stagnation。其中,“结”为“郁”(stagnation)含义的延续,因而不再另行翻译。在与“困”搭配时,“结”取“纠缠混杂”(intermingling)之意,因而“困结”译为retention and intermingling。
(三)同音异义术语
同音异义术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发音相同,书写形式或相同或不同,但意义不同的术语。因具有相同或近似的语言外壳,同音异义术语在交流中时常被混为一谈,如“证”“症”与“征”。英译时应遵从同一性优先、回译性次之的原则,打破中文术语在语言形式上的相似性,根据各词的词义确立相
应的英文规范术语。即:“证”反映的是疾病的本质,英译为pattern;“症”表示病人主观的异常感觉,英译为symptom;而“征”是医生发现的异常变化,则英译为sign[3]。
英文译名中的同音异义现象,大都是由源语言中的多个术语译为译入语中的同一术语所造成,称为“多源术语”。如以往“中气下陷”中的“下陷”与“阳脱”中的“脱”都英译为collapse,造成collapse一词同时指代源语言中的两个不同术语,而成为多源术语。为了消除这一不良现象,完成英文术语规范后,需在中医药学各分支学科间开展术语工作。同音异义词一经发现,需协商调整,根据各原文概念另择合乎规范的译名。
四 结 语
中医药英文术语规范的同一性原则与中文规范的单义性原则、英文规范的回译性原则关联度最大。单义性与同一性虽针对中英两个不同语种,但基本理念相似,都立足于建立概念与规范术语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回译性强调译名形式上贴近原文,用于指导同义术语、多义术语及同音异义术语时,与“一义一译”的同一性原则相悖。两者不能兼顾时,优先遵从同一性。对于同义术语,涉及解剖部位者,以指称义为英文规范术语;涉及人名、地名、中药名者,以音译词为英文规范术语;余者以等价术语为英文规范术语。对于多义术语,先分解义项再予翻译。对于同音异义术语,打破其固有语言形式并消除多源术语。
参 考 文 献
[1]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M]. 2012: 4.
本书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特色为核心,但在表述上则跳出中医谈中医,灵活运用现代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科技成果,用现代人容易理解的观念概念、说理方式和事例来解读中医。尽量做到内容真实可靠,条理清楚,文句通顺,图文并茂,通过一些生动的案例、故事、图片和插图来表达复杂的内容,以避免部分学术解释的枯涩生硬。对确有必要涉及的概念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注意使句子结构精简、用词准确。总之,编写者特别注重教材的科学性、启发姓、可读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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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嘉陵——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文化传播重点研究室主任,北京市中医药人才培养计划文化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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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羽,女,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妇科肿瘤学医学博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长期专注于妇科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症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长期致力于女性慢性盆腔疼痛的患者教育和优生优育的科普工作,为国内数家大型孕产杂志撰写专栏和科普文章,在好大夫在线开设个人网站,利用业余时间长期为患者提供疾病咨询,四年来,访问量达五百余万次。
精彩内容节选
自序:大医治未病
一个妇产科医生的心里话
关键词:中医药 知识工程 知识库 知识获取 知识发现
分类号:TP182
引用格式:于彤.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关键技术分析[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6, 1(5): 336-343[引用日期]. http:///p/1/56/.
1 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无论作为文化遗产还是作为医学资源,都理应得到保护和传承。对中医药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总结、诠释与研究,是中医药传承的一项核心任务。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为中医药知识的组织、存储、处理和利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在中医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2]。
知识工程是随着信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知识管理和知识创造手段。知识工程源于人工智能领域,其最初的目标是构建基于知识的系统(或称专家系统)[1,3]。为了构建基于知识的系统,需要获取足够的专业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表示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形式,以支持自动推理和问题求解[3]。因此,知识获取、知识表示以及知识运用成为知识工程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随着知识工程在知识管理中应用的不断深入,知识工程的研究范畴从知识库和专家系统,扩展到自由文本、半结构性数据和多媒体内容的处理。时至今日,知识工程已发展为涉及知识表示与推理[4]、语义网[5-6]和数据挖掘[7]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交叉学科,在电子科学、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关幼波与计算机专家合作,于1979年研制了首个实用的中医专家系统DD中医关幼波诊疗肝病的计算机系统,它在临床应用中取得良好效果[8]。此后,全国兴起了一股中医专家系统研发与应用的热潮[9],知识工程作为专家系统的支撑技术也得到了中医界的重视。近30年来,中医药工作者采用知识工程方法对中医药领域的知识遗产进行广泛采集和永久保存,建成了大量的知识资源和智能系统,为中医药知识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0]。为此,本文对中医药知识工程进行系统总结和综合论述,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为相关领域学者和知识工程师提供参考。
2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概念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指将中医药知识整合存入计算机系统,以使计算机能够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中医药领域复杂问题的工程学科[1-2]。旨在实现中医药知识的“计算机化”,并将计算机技术融入中医药知识的收集、挖掘、整理、更新、传播及转化等环节,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知识体系,提升中医信息系统的智能水平。之所以称之为一项“工程”,是因为这项工作涉及系统性的方法、大规模的协作、严密的流程以及复杂的产品(本体、知识库、专家系统等),这些都是系统工程的显著特征。
中医药知识来自中医专家的头脑,以及书籍、论文、病案等各种专业资料。为使中医药知识“计算机化”,需要从各种知识源中广泛获取知识,将知识进行编码并录入计算机系统;还要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方案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存储;最终实现专家系统、知识发现等各种计算机应用。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环节,包括中医药知识表示方法的研究、中医药领域知识的获取、中医药知识库系统的构建、中医药知识发现研究以及中医药智能系统(如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发等。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中医药与信息科学(包括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产物,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它也是中医药知识管理的一项关键支撑技术,有助于实现中医药知识管理与服务模式的创新。
3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意义
中医药知识工程有利于开拓临床思路,支持临床决策,研究中医理论,丰富教学内容,指导实验研究,促进中医药知识传承与创新[1-2]。具体而言,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在以下三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1 梳理知识体系,保护知识遗产
中医药知识遗产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文化价值,但其知识体系尚存在模糊笼统之处。只有对中医药知识遗产进行系统梳理,去芜存菁,才能凸显中医药知识的精华之处。使用语义网络、描述逻辑等知识表示方法,能够精确描述中医思维逻辑,建立数字化的中医药知识体系,这对中医药学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促进知识传承,加速人才培养
中医传承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转化成普遍的知识,从而培养更多经验丰富的名医,提升中医界的整体水平。中医药知识工程旨在系统总结前人经验,将历代医家的智慧结晶转化为全面、系统的领域知识库,研发中医辅助学习系统,以提升初学者的学习效率,促M专业医师之间的交流,从而突破中医传承的瓶颈。
3.3 发现新知识,促进学科发展
通过实施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对中医药信息化过程中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建立跨越年代、流派、学说和病证的整体性知识模型,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的认识,使中医药领域两千多年来积累的知识遗产得到有效整理和挖掘。
4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构建
中医药知识工程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利用信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达。可以说,中医药知识工程所研究和处理的核心对象就是中医药知识体系。两千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架构,以临床实践经验为主体的知识体系[2]。
中医药知识体系有其自身特点和复杂性,对知识工程技术产生了独特的需求。中医特色的思想方法、含义模糊的中医概念以及中医专家的隐性知识都对知识表达、知识获取和知识利用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因此,面向西医等其他领域的知识工程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医药领域。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迫切需要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有效处理中医药知识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支持标准化知识体系的建设。因此,有必要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从而指导中医药知识的建模、获取、组织、存储、共享与服务等一系列工程实践活动。建立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是一项繁重、长期的工作。本文主要围绕思维模拟、知识表示、知识获取、知识发现等4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思想、研究热点以及核心概念意涵进行简要论述,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4.1 中医思维模拟研究
中医思维模拟是指在对中医思维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用计算机系统对中医的思维过程进行模拟,从而完成计算机辅助诊疗等复杂任务。中医深受中华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产生了独特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包括“天人合一”“取象比类”以及“辨证论治”等等。中医药知识体系是中医思S的直接产物。开展中医药知识工程研究,首先需要深入理解中医的核心思维模式。
中医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具有形象性、模糊性和整体性等特点,需要针对这些特点提出创新性的思维模拟方法。例如,“取象比类”是贯穿中医知识体系的思维模式,与中医其他的思想方法共同构成了中医“象思维”。在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需要追溯中医“象思维”的思想源流,并采用认知语言学等学科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据此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计算机模拟方法[11]。又如,中医辨证思维是一个涉及分析、综合、推理、归类、鉴别的复杂思维过程,需要将中医辨证理论与实际的病案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总结中医辨证思维的规律,从而建立合理、准确的中医辨证计算模型[12]。思维模拟研究在中医临床诊疗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但首先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对计算机建立的中医思维模型加以检验,以验证其准确性和实用性。
4.2 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
知识表示(knowledge representation)是指通过某种方案、数据格式或语言,将领域知识表达为计算机可直接处理的数据。知识表示处于知识工程的中心地位,它既是知识获取的基础,又是知识存储和运用的前提。为实现基于知识的系统,必须将领域知识表示为某种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并录入到计算机系统中去,存储于知识库之中。知识表示的合理性直接决定知识处理的效率,对知识获取和应用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影响。
广义上,知识表示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知识的显性化、机读化和结构化,从而支持自动推理,知识检索和知识发现等应用。知识表示方法有很多种,包括状态空间、谓词逻辑、框架、产生式、语义网络、与或图、Petri网等。这些方法适用于表示不同类型的知识,从而被用于各种不同的应用领域。如何选取或提出合理的知识表示方法,用最恰当的形式来表示中医证候、中药、针灸、温病、养生等各方面的知识,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重点问题。
目前,知识工程领域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将建立一个知识系统的过程视为一种“建模”活动。知识建模(knowledge modeling)是指采用某种计算机方法构建一个“知识模型”,它在特定领域中能像专家那样解决问题。其本质是通过模型来表示知识,因此属于一种形式化的知识表示方法。近年来,采用本体等技术建立知识模型,已成为中医药知识分析的一种常用手段,也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13-14]。
4.3 中医药知识获取研究
知识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是指从专门的知识源中全面、系统地获取知识,并将其转换为某种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如程序、规则、本体等)[15-16]。这里的知识源可以是人类专家,也可以是案例、教科书、论文、数据库、网站等知识载体。一般情况下,知识获取需要由“知识工程师(knowledge engineer)”与领域专家配合,共同来完成工作。知识工程师的任务是帮助领域专家激活隐性知识,完成知识的转换,建立基于知识的系统。
知识工程的一个典型场景是:一组知识工程师找到并访问特定领域的专家,听取专家的介绍,记录专家的经验性知识并将其表达为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存入知识库中。将知识库与推理引擎结合起来,也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专家系统。知识获取也必然涉及知识验证的问题:知识工程师需要对知识进行评审和验证,以确保知识的准确性。
知识获取是任何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在中医药领域,知名老中医的经验和古籍文献占有重要地位,是知识获取的重点对象。一方面,知名老中医知识和经验的获取,是中医药知识获取的重要环节。它属于专家认知获取的范畴,也就是将专家头脑中隐含的知识转换为某种形式的显性知识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医药领域产生了海量的古籍文献。古籍数字化对于中医药信息的快捷传播和永久保存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从数字化的古籍文本中有效提取中医药知识,则是知识工程所关注的问题。无论是通过专家访谈等方法获取领域专家的经验和实践方法,还是查阅大量文献搜集领域知识,都是复杂的、繁琐的工作,且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人工方法完成。因此,知识获取是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中面临的关键瓶颈[16]。如何突破“知识获取”瓶颈,也就成为知识工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4.4 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
知识运用是指将领域知识库以及机器推理、知识发现等技术运用于科研、临床、教学等领域,辅助中医药工作者解决复杂问题并提升工作效率。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具体应用包括:四诊客观化研究、中医辨证规范化研究、方剂量效关系分析、中药新药发现、中医临床诊疗、中医教学等等。为使知识工程的成果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中医药知识创新和学科发展,必须研究如何运用知识的问题。知识工程学不能逐一研究具体应用的过程或方法,而是研究在各种应用中都可能用到的共性方法,包括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知识发现、知识服务等。
传统上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专家系y。中医专家系统是指用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来模拟著名老中医诊疗病人的临床经验,从而使该软件具有专家诊治病人的水平[8]。如前文所述,随着“中医关幼波诊疗肝病的计算机系统”的出现,全国兴起了一股研发中医专家系统的热潮。据陆志平等[9] 估计,中医专家系统已不下300个,并遍及中医的内、外、妇、儿、五官以及针灸等各科。专家系统能对中医四诊信息进行处理和解释,并产生临床推荐意见和临床警示,可用于辅助职业医师进行临床决策。该系统的构建涉及知识获取、机器学习、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等多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学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数据库技术的普及以及数据库内容的不断积累,使业务人员产生了从数据库中挖掘知识的愿望。为此,学者们将数据库技术与人工智能、统计学、机器学习等传统技术相互融合,产生了知识发现这一交叉学科[17]。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KDD),可被理解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近年来,中医团体探索将各种KDD方法应用于中医药领域。KDD被用于研究方剂配伍规律[18],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方[19],解释中医证候的本质[20-21],以及辅助基于中医药的新药研发[22],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KDD作为中医药知识分析和科研创新的一种新方法,也成为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热点。
5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技术分析
中医药知识工程将本体(ontology)、文本挖掘(text mining)、语义网(semantic Web)等多种信息技术与中医药领域知识相结合,以促进中医药知识的创造、管理和运用。在下文中,围绕知识建模、知识获取、知识存储、知识发现等4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工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具体分析。
5.1 中医药知识建模技术
知识建模是将领域知识表达为计算机可处理模型(即知识模型)的过程,它是知识工程的基础。中医药知识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文化和语言特色,这决定了中医药知识建模的独特性。历代中医普遍采用“取向比类”等形象思维方法,中医药概念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医文献中包含大量古汉语成分,这些因素导致中医药知识难于精确描述和定量刻画。需要对知识建模的方法和技术进行创新,并研究出一套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知识建模框架,以支持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实施以及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
知识建模技术有很多种,技术人员所熟知的统一建模语言(UML)和实体关系模型(ER模型)都属于知识模型。本体是1990年代出现的知识建模方法,其核心任务是对领域概念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 达[13]。本体在复杂知识建模和自动推理等方面体现出技术优势,因此在生物医学领域逐渐成为主流技术。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的一个热点是通过构建中医药领域本体,对中医药理论和知识体系进行辨认、梳理、澄清和永久保真处理。中医团体已经开展了基于本体的中医药知识建模方法研究,并实际构建了一系列领域本体[14] 。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guage System,TCMLS)”这一大型中医药领域本体[23] 。TCMLS对中医药领域的概念和术语系统进行了完整的表达,在中医药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此外,本体建模的对象还包括阴阳、五行、脏腑、证候、中药、方剂等诸多领域。这些本体最终可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中医药领域本体,支持知识获取、知识发现、知识服务等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后续工作。实践表明,本体可有效捕捉中医药领域的概念体系,并以概念为核心将中医药知识体系准确地表达出来,能够胜任中医药领域知识建模的任务。
5.2 中医药知识获取技术
如上文所述,中医药知识获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被公认为知识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瓶颈,严重限制了知识工程和知识系统的发展。近年来,学者们主要试图通过“集体智能”和“机器智能”这两条路径来突破中医药领域的知识获取瓶颈。
“集体智能”是指组织大量领域专家一起编辑知识库,从而实现专家知识的共享与融合。实现集体智慧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交流、协作和激励机制。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推广,中医界开始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各种面向中医药领域的知识工程平台,进行跨学科、跨组织、跨地域的协作式知识加工,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知识工程项目,建成了一系列术语系统、领域本体、文献库、数据库和知识库。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中医药虚拟研究院”,部署了一个协同知识工程平台,支持全国40余家机构,近300人进行协同工作[24-25]。在该系统的直接支持下,研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23]等一系列大型知识系统。实践表明,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环境能将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的研究人员组织起来,有效解决资金分散、缺乏协调、研发能力不足等问题,实现知识工程的规模化[25]。
“机器智能”是指研发文本挖掘技术,使机器能够直接从文献等知识载体中提取结构性知识。文本挖掘在中医药领域已得到成功应用,能够显著提升知识库加工的效率[26]。但与生物医学领域的大量研究工作[27]相比,文本挖掘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需要针对中医药文献的特点,进一步研发实用的挖掘方法,提升挖掘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从而深度挖掘中医药文献中蕴含的知识。
5.3 中医药知识存储技术
知识存储(knowledge storage)特指在计算机系统中安全、可靠、有序地存储知识资源,以支持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应用。知识库是实现知识存储的重要支撑工具,也是知识工程的重中之重。知识库一般是针对特定领域以及问题求解而建立的,对领域知识进行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进而对知识进行组织、分类和保存,以支持知识检索和查询。
构建中医知识库系统,是指用人工智能技术把中医药理论和专家的经验按规范化、标准化的格式组建成知识库[8]。知识库一般具有形式化、结构化、易查询、易操作等特点,能支持机器推理。传统上知识库主要是指采用谓词逻辑、框架等知识表示方法,在计算机系统中表示和存储的知识集合。但在中医药信息化实践中,人们也把文献库、数据库、本体等多种形式的知识载体统称为“知识库”。它们都能起到知识存储的作用,与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方法相结合后仍可支持智能应用,因此称之为广义的知识库也不为过。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库建设得到迅猛发展,在中医人体、中医疾病、中医证候、中医医案、中药、中医养生等方面都出现了知识库系统[28]。中医药知识库在中医药信息化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在文献整理、知识可视化、知识共享、临床诊疗、教学、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实际应用,为中医药知识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和深度挖掘提供了创新性的手段。
5.4 中医药知识发现技术
知识发现是从数据中获取有效、新颖、有潜在应用价值和最终可理解模式的非平凡过程[17]。知识发现是人工智能、数据库、统计学、机器学习等多种技术相互交叉产物。知识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之后,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迅速发展,产生了高频集、关联分析、分类、预测、聚类、孤立点分析、时序/序列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还出现了Weka、Rapidminer等较为成熟的开源软件。这为知识发现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创造了条件。
中医在数千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文献和知识。如何利用这些宝贵资源就成了发展中医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KDD所擅长的正是从海量的数据中寻找有意义的模式和知识,是分析中医药海量数据所需的理想技术手段。近年来,中医团体已开展了将频繁模式发现、关联规则发现、聚类分析、复杂网络分析等多种KDD方法引入中医药领域的若干探索。例如,使用关联规则发现等方法对方剂数据进行分析,来揭示方剂配伍规律[18];通过知识发现方法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方[19]以及中药新药研发[22];通过基于隐结构模型的机器学习方法来揭示中医证候的本质[21];使用文本挖掘方法从海量文献中挖掘新颖知识,构建并分析中医药复杂网络[20]。这些工作表明,面对中医药领域的海量数据,采用KDD技术进行有效的知识发现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29]。
过20多年的发展,中医药知识发现的方法和技术已进入相对成熟期,针对中医药领域的各种问题都产生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成熟并不意味着完善,面对中医药数据描述多样化、数据仍不完备的特点,仍然需要对现有的KDD技术进行改进和发展,以满足中医药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需要。
6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实践取得长足发展,成功建立了大量的知识资源。但中医药知识资源往往服务于特定的医疗和研究机构,彼此之间异质、异构,难以实现集成与共享,形成严重的“知识孤岛”现象,成为长期困扰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的技术难题。中医药与西医等相关领域的知识资源也难以实现有效的关联,阻碍了跨学科研究的开展。
为此,学者们[6,30]提出使用语义网作为中医药数据表示标准,实现中医药内部的知识整合以及中西医领域的知识互联,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孤岛”问题。2001年,万维网发明人(T.B. Lee)在《科学美国人》上正式提出了语义网的构想,认为它将是一个机器可以理解的开放性信息空间[5]。语义网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将数据结构和存储方式各异的数据转换为统一格式并重新,从而实现数据资源的交换与集成。语义网为实现跨领域知识关联提供了理想的技术平台,有助于构建面向特定领域的大规模知识图谱,进而实现各领域知识图谱的关联与融合。语义网最终将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知识图谱,提供全面、智能的知识检索服务,促进知识共享和人机协作。
可基于语义网技术建立中医药知识图谱,从而实现中医疾病、中药、方剂、针灸、医案等中医药各门类知识资源的集成[30-31]。TCMLS作为一个包含10余万个中医概念以及100余万个语义关系的大型语义网络,为构建中医药知识图谱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框架。鉴于此,于彤等[31]提出以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为骨架,将中医药领域现有的术语资源和数据库资源融合起来,构成大规模知识图谱,并实现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检索、知识展示和知识服务等功能。在未来,可进一步扩充中医药知识图谱,通过语义关系表达中医和西医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实现这两个领域的知识图谱的关联和融合。这套方法将使中医药知识资源接入全球互联的知识图谱之中,支持各种面向结合医学的知识共享、决策支持和知识发现应用,在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6 小结
中医药根植于中华文化,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知识遗产。中医药知识工程成为中医药知识遗产保护和知识创造的一种新模式,能有效推动群体性的知识创新活动,加速知识转化过程,促进知识的传播。
中医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座伟大的知识宝库,这决定了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巨大价值和艰巨性。中医药领域知识体系相当复杂,对知识工程技术提出了独特的需求。在中医药领域实施知识工程是一项极其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其中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展望未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必将成为中医药信息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在中医药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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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Engineering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ies
Yu Tong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