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的价值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传统医学的价值，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中医学和武学的文化交融

1.1中医学和武学在理论上的契合

中医起源于远古时期，是中国人民通过各种手段长期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武术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成为人与人之间搏斗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医和武术都经受着传统哲学以及儒释道等主流文化的影响，并从中汲取营养，总结经验，建立起联系密切的理论体系。

在天人合一整体观的思想指导下，中医把人看成一个内外一体、五脏相应、六腑相通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讲究从整体出发，辨证施治，调人治病。而武术在修炼过程中也是讲究内外合一、内壮外强、内意气外形力的技击整体，讲究“踢打摔拿靠”的全息技法，以及“头肩肘手胯膝足”无所不练、无所不用的整体技击部位。此为中医学和武学在天人合一整体思维观上的契合。

精气神学说是对中医和武术影响最大的中国古典哲学之一。在中医中，精气神是人之三宝，精和气是人体生命的动力，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宰者。精气可以相互生化，而神则是由精气化生而来。精可以化气，气可以生精，精气生化而生神、养神，而神又有统领精和气的作用。张介宾在《类经》中指明：“虽神由精气而生，然所以统驭精气而为运用之主者，则 又在吾心之神。”而在武术的修炼中，讲究内外双修，即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肉，因此，精气神也是武术内修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是武术修炼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精足、气盛、神明是武术人追求的高级境界。此为中医学和武学在精气神学说上的契合。

在中医中，阴阳用以解释人体生命的特征和现象，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在武术的修习中，阴阳也是用以解释人体的阴阳二气、人体结构、动作结构、运动规律、技击原理等。因此中医学和武学在阴阳学说上是相互契合的。

五行学说同阴阳学说同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五行学说是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特性以及生克规律来认识事物、解释世界和探索宇宙规律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医学中，五行学说用以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等。在武术中，五行学说的运用在心意六合拳、形意拳、少林五行拳和太乙五行拳中达到极致，讲究五行生五拳，五拳配五脏，外练五行以生克变化、克敌制胜，内练五行以濡养五脏，壮内强外。可以看出，其中的五拳配五脏以及练五拳养五脏的理论是在中医五行配五脏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中医学和武学在五行学说的理论上是完全相同的。

在中医经络学说中，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经脉有路径之意，贯通上下，沟通内外，是为经络系统的主干；络脉是有网络之意，是为经脉别出的分支，较为细小，纵横交错，遍布全身。其功能是沟通表里，联系脏腑，行气血，养脏腑，传导感应，调节脏腑机能，以及保卫机体。经络不但是营养脏腑、四肢百骸的气血运行通道，同时也是信息能量交换的通道。而在武术的修习中，特别是在内功的修习中，也正是以疏通经络为主，调整气血的运行，以达到强筋壮骨的目的。武术内功中的打通任督二脉、奇经八脉、十二经脉等循经导络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医经络学的直接借鉴，所以说武学和中医学在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

1.2中医学和武学在实践上的交融

中医学和武学在实践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医骨伤、针灸推拿、养生等都是中医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导引、吐纳、行气、服气、武术修炼等都是中医骨伤、针灸推拿、养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中医骨伤、针灸推拿中的手法、技法的来源，离不开导引、吐纳、行气、服气、武术等内容特别是武术内容的支撑。在临床实践中，正骨、针灸、推拿过程中的劲力、感知力和耐力的展现更是离不开武术功力的支撑。传统中医养生的手段和方法从总体上来讲不外乎四个方面，即饮食养生、起居养生、药膳养生和传统运动养生，传统运动养生是根本。

在武术的修习中，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观贯穿始终，崇尚力发全身的“整劲”，追求“身上无处不弹簧，无点不打人”的浑圆之力；外练“明劲、暗劲、化劲”的三个阶段，又要求配合“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三个内练阶段；同时又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指导动作的变化规律和生克关系，以在外练五体的同时濡养五脏；而中医经络学说则是武术内功实践中打通任督二脉、奇经八脉、十二经脉等循经导络的理论指导。因此，习武之人喜欢中医，懂一些中医的基本理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许多武术家们研习中医，并且悬壶济世者也大有人在，单从近现代来看，就有黄飞鸿、杜心武、孙禄堂、王子平、万籁声、郑怀贤、吕紫剑等等。在中国武术史上，武术的传承机构、武馆同时也是医馆的记载也颇多，最著名的的就是少林寺，许多武功造诣颇深的高僧同时也是医术高明的大医家。

1.3武学在中医学影响下价值功能的丰富和转化

    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武术套路、武术功法和对抗格斗三种运动形式。从传统武术的本质来讲，这三种运动形式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她们共同构建了传统武术“打练结合”、“练养一体”的特性。也正是传统武术的这一特性，使传统武术由初始单纯的“技击”属性而转变成以“技击”功能为主、兼具“健身”、“强身”、“修身”、“养性”、“医疗”、“养生”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特别属性。这一特别属性使武术的价值功能得到丰富和转化，而传统武术这一价值功能的丰富和转化直接得益于武术功法也即是武术内功的产生。武术内功的产生是武术在传统哲学以及儒道佛等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借鉴中医基础理论、融合导弓I、吐纳、行气、服气、食气等中医传统养生实践的结果。

武术内功的产生首先丰富了武术练习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丰富了中医传统养生功法和中医伤科、中医针灸推拿功法的内容和形式。由于受中医基本理论的指导和影响，所以武术内功不但可以为武术的技击本质服务，还可以为传统医学的技术实践服务，并为人民大众提供健身、强身、治病、养生的技术和方法。所以说，武术内功的产生，也拓展了武术的习练群体，使武术的价值功能得到了丰富和转化。

    1.4传统武术桩功在武术功能丰富和转化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

    在武术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武术桩功的产生是伴随着武术内功的产生而产生的。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检验，越发显现出其特殊的作用，因此不断的被加以强调、重视和改进。长期以来，她已经成为传统武术的入门功法，同时又是提高其技术、技法、功力，从而达到武学大成的必修功法。从传统武术桩功的概念来看：广义的桩功泛指各种武术内功的锻炼功法，它是采用或静、或动、或站、或坐、或卧的各种身体姿势或组合套式，精神内敛，调节意、气，锻炼人体运动时意、气、力、形四者一动俱动、一到俱到、一止俱止的能力，从而达到内壮外强、内外合一以及激发人体潜能的效果。狭义的桩功是武术内功中静功的站功，即采用武术中的某些步型保持静站姿势，以求得腿力充沛’下盘稳固，犹如桩之栽于地中的效果，并且通过精神内敛，意念、气血的调节，达到以意领气、以气运身、以身发力、内壮外强、内外合一以及激发人体潜能的效果？9]。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所说的桩功多是指狭义的桩功。在武术功能丰富和转化的过程中，传统武术桩功伴随着武术的发展而发展，并影响着武术的发展和衍变。由于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技击，因此，随着武术的发展，武术内功的静站式功法也即是狭义的桩功成为武术内功的主要练习形式。

武术桩功的发展使武术“内外兼修”之“内修”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出来，从而出现对内修极为重视的内家拳法，如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等。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受桩功影响最深的当属近代武术家王芗斋先生创立的意拳。意拳的训练没有套路，只有站桩、试力、发力、推手和散手，用王芗斋先生的话说就是“万法皆得于站桩”要知拳真髓，首有站、桩起。“由此后期意拳的发展不单单是健身和技击，还能通过不同的桩式和不同的意念以及不同意守部位来辅助治疗多种身体的慢性疾病。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武术桩功在武术功能丰富和发展的过裎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她是武学和中医学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中间桥梁，她既是武术功力提升、人体潜能开发的途径，同时也是中医养生和辅助治疗某些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从武术的角度看，她具有内外双修的技击价值和民族特性，从中医学的角度看她具有健身、强身、防病、治病的医疗价值。因此，无论是在武术内功中，还是在中医传统养生功中，传统武术粧功都可以说是精髓部分。

2中医学视角下传统武术桩功的医学价值

2.1中医学视角下传统武术桩功的“治未病”价值

    “治未病”理念最早见于我国的医学古典《黄帝内经》，它既是传统的、先进的医学预防思想，又是现代、全新的预防医学课题。在中医领域中，“预防为主、防重于治”是众多医家的一贯主张，因此有“上工治未病”的说法。在古代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利用中医气功、导引、吐纳来进行积极的健身锻炼是极其重要的手段，《素问·移精变气论》中记载：“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其中的“动作”就是指古代的导引可以起到防病保健的作用。《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擎天地，把握阴阳，呼气，独立守神，筋肉若一，故能寿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其中的“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正是传统武术桩功的雏形，这也可以说是远古时期上古之人利用桩功来健身、养生、延年的写照。

武术功法运动即武术内功，是武术在中医学的影响下，结合导引、吐纳等传统养生方法形成的重要运动形式之一。传统武术桩功是武术功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动形式特别，健身价值独特。从广义上看，桩功是一种静止或缓慢柔和的运动，从狭义上看桩功是一种静止的各种站立式的运动。但无论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其外在的表现都不是绝对的。外在静止的桩功有着丰富的内动，这种内动包括内在的意动、气动和全身肌肉的“蠕动”，也即是意拳站桩里所说的在不动中的“微动”，在微动中的“速动”，所以静止的桩功，静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外在柔和缓慢的桩功有着安然的内静，这种内静包括神定、意专、气静，也即是武术练习中要求的“形动而神不动、意不乱、气不喘”，所以运动的桩功，动是相对的也不是绝对的。也正是传统武术桩功这种特殊运动模式，即相对“静”或“动”，才使其在锻炼过程中既能达到外调身形、又能达到内调意气的独特健身效果。这样“练养结合而不伤”，“气以直养而无害”，同时又有利于开发人体的潜能。所以说，运动形式的特别，决定了传统武术桩功和中医养生功法具有相似的健身防病价值。

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中，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形体官窍、经络皮部、五脏六腑、奇恒之府都通过经络相连、气血相通。它们互为表里，彼此所主，又分属五行，并通过五行的生克变化规律相互影响，紧密联系。所以通过传统武术桩功这种内外兼修的练习，外练筋、骨、皮、肉可以舒经活络，通达脏腑气血，颐养元神，达到练外以壮内的奇特效果；内练精、气、神、意可以濡养脏腑气血，通达形体官窍，强筋壮骨，达到练内以强外的独特功能，从而达到内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提高、内壮外强的全身锻炼效果。因此，中医学的整体观原理和传统武术桩功中的内外兼修原理也决定了传统武术桩功具有健身防病的“治未病”价值。

2.2中医学视角下传统武术桩功的“治未病”价值

    《黄帝内经》是记载导引、养生功法能够治病的最早的古典医籍，据不完全统计，《黄帝内经》中涉及导引法达14处之多，其中《素问》5处，《灵柩》9处。治疗范围由单纯治疗关节痛发展到能治疗19种病症，包括内、外两科和急慢性两大类疾病。

传统武术桩功是武术内功和中医导引养生中的精髓部分，因此，她既有健身、技击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治已病”的医疗价值。由于传统武术桩功的锻炼具有能波及到身体各处的独特作用，因此，它对全身几乎各处的病变都能有一定的缓解和医疗作用。中医学受整体思维观的影响，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强调从整体出发，把握全局，讲究“调人治病”。而传统武术桩功内外兼修的整体锻炼原则刚好和中医学的治病原则和出发点相契合，在锻炼过程中外调“引体令柔”内调“导气令和”，从整体上调整人体阴阳的动态平衡，促使人体机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能通过扶植正气，而祛除邪气，因而使其具有了能够“调人治病”的可能。

在传统武术粧功治疗各系统疾病的过程中，由于其涉及的范围较广，病种较多，因而在治疗不同的疾病时，内在和外在的要求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其相同点有：心理上“排除杂念、神意内敛、抱圆守一”的要求，呼吸上“腹式呼吸、气息绵绵、若有若无”的要求，是进行气机调节、祛除疾病的内调基础。身形上，“屈膝下蹲、头顶项竖、命门后顶、脊柱竖直、两臂不过曲也不过直”的要求，“肌肉松而不懈、紧而不僵、松紧适度和用意不用力”的要求，是调整形体肢节、疏通经络的外调基础。不同点有：心理上“意守病罩、气贯痛点、意念假借、引浊外放”的要求，是进行气机调节、祛除不同疾病的内调基础。身形上，“姿势高低、动作各异”，是调整形体肢节、疏通经络、内合意气、治疗不同疾病的外调基础。因此，有了以上丰富的内调和外调基础，才使得传统武术桩功具有能够治疗全身多个系统、多种疾病的医疗价值。

3结论

（1）中医学和武学在基本理论上是相合契合的，包括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精气神”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经络学说等；中医学和武学在实践上也是相通的，特别是在古代“医中寓武，武中存医”，没有严格的分界线，在实践过程中相互弥补，相互为用，相辅相承；传统武术在中医学的影响下价值和功能进一步得到丰富和转化，而传统武术桩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她在中医传统养生功和武术内功中都可以说是精髓部分。

篇2

一、题材：生活之美

传统手工艺术，起源于劳动和生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创作的艺术形式，因而它所反映的题材与人民的生活、生产、风俗习惯有着密切联系。创作题材往往根据人的审美感受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对自然生活中最富有表现价值的部分进行创作造型。比如古代，人们常常怀揣生活美好、诸事遂心、婚姻美满、子孙满堂和财产丰富的愿望，以此为创作源泉，创作出如印有“天官赐福”“一帆风顺”和“车马平安”木版年画，刻有“鸳鸯双喜”的木雕糕点模子、“麒麟送子”的银锁项链、“麻姑献寿”的刺绣挂屏、印上的“佛手柑”“桃”“石榴”“葫芦万代”等自然物作为多子多孙的比喻和吉祥幸福象征的蓝花布等丰富多彩的喜庆和节令用品，有些一直沿袭至今。

此外广大民众还利用各种家喻户晓的传统题材如“大禹治水”“苏武牧羊”“昭君出塞”“孔融让梨”“三娘教子”“牛郎织女”传颂表彰中华民族所崇尚的明君忠臣、圣贤风度、烈女孝子、忠孝模范、善良品行、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美”，是中国传统手工艺重要的美学价值观。

二、造形：意象之美

造型指创造出的物体形象，南齐理论家谢赫“六法”之一的“应物象形”，指的即是造型，在形象塑造中注重对描绘对象外形特征和内在精神的把握与刻画。中国传统手工造像注重意象，“意象”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早在《易传》里就有“观物取象”“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意思是当语言无法表达思想时，可用形象来表达。

中国传统艺术以写意为主，追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优美意境，手工艺也不例外。艺人们往往在造型上注重意向，既不是对象的简单客观描摹，也不是主观意念的随意拼合，而是主、客观世界的统一，在自然美、生活美和艺术美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和谐，凸显了中国传统的造物文化观和审美意境。拿剪纸为例，民间艺人往往对自然形式进行艺术加工，通过形式表象的感官渲染和符号寓意传达的生动融合，使剪纸在生活中不但具有客观实用价值，而且寓神情于物象之中，由传神、写意构成了生动优美的意境，体现了较高的艺术价值。

三、技艺：工巧之美

从古人的一本《考工记》开始，“知得创物”自古就被认可，创造世间万物人称为“工”。“‘工’，巧饰也。”巧是工匠一词的基本内涵。“云想衣裳花想容”，中国古人认为，最美的衣裳，是天上的彩云。传说只有天上仙女下凡，才能织出云一样的彩锦。古代的能工巧匠将这种幻化变为现实。如何在织机上织出跟画本一样的织物？请最聪明的艺人，依着图样，按照一种奇特的原理，把丝的经线和棉的纬线，挂在一个巨大的木绷子上，就叫“挑花结本”。然后，把织机上的丝线与这“花本”相连，这样就能织出画本上的织物了。不是一模一样，是更立体，更华丽，更灵动，更动人心魄。

四、质地：材料之美

“材”，材料、材质，造物的基本物质条件。《考工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工。”讲究的就是取材应时，“理材”“物以致用”因材施艺，材美工巧。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思想重视工艺材料的自然品质，主张运用天然、环保的的材料，备料方式顺应大自然，工法多半是手工或半自动化机械式。更重要的是，传统民艺和工艺的淳朴、谦逊、平和、感性、不去忤逆大自然，呼应中国哲学思想‘敬天’：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自然天成的境界。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回归自然之境。中国传统工艺设计在造型或装饰上总是尊重材料的规定性，充分表现材料的自身特质。这种卓越的意匠使中国工艺设计造物具有自然天真、恬淡优雅的趣味和情致。

参考文献：

[1]考工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第1版，2003，1.

[2]（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说中国古代工艺大全.海口：南海出版社，2007，10.

[3]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2.

[4]中国工艺美学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07，5.

[5]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

篇3

我国的中医药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之后，其独特的整体协调、辨证施治等思维方式和治则治法依然保持了不朽的魅力。任何一种理论形态、思维方式的生成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会有其生成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传统是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东方古文化背景的土壤中形成的，也是东方文化中孕育出的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中医药学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特定时代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社会的变迁。随着科学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映射出向东方回归的痕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医药学哲学思想有着深深的默契，后现代医学也与中医药学存在明显的暗合。可以说，后现代科学的脚步正是使中医药学感受到强烈共振的空谷足音，它预示着中医药学将在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这些都说明，中医药学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的科学合理性和现实启发性，其优势必须保持。

1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

1.1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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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学；教育

中医学是以生命和人文为基础的一门学科，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发展的跟进，也是中医学不断发展的动力。中医学是一种人文与科学双重属性同时具备的医学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名族特征，其发展需要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跟进，并从中吸取精神养分。但是，在我国当今的中医学教育领域，很多学生都经过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的长期熏陶，逐步形成了概念化、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因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吸取较差，也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对于中医学理论的理解能力较差，甚至完全失去兴趣，所以，在中医学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医学的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助于学生名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的增强。

1帮助学生建立中医思维模式

1.1体验思维

体验思维指的是人们在日常活动过程中，以各类经验的概括、分类、比较和积累为基础获得结论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医学的思维方式通常源自于中国传统哲学，其本质有在于生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以精神、元气、阴阳、生、心、情、意、性等生命体验直接相关内容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经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维过程，逐步建立起各类事物与人类之间本质联系的认识网络，最终通于天地、返归内心，融自我和万物为一体。

1.2辨证思维

对于阴阳这一辨证矛盾范畴及概念的认识是中医学理论的开端和起源，阴阳两者之间是相互平衡、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统一体，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医辨证逻辑体系。按照阴阳消长转化、对立制约、动态平衡的逻辑关系对人体生命运动的各个节段、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矛盾运动进行规律性分析，能够获得一个逐级矛盾分析式的辨证逻辑体系。针对于疾病不同发展阶段的患者，实施相应的方法进行治疗，就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想，也是传统哲学中朴素辨证法思想的体现[1-2]。

1.3整体思维

中医学领域中的整体思维指的是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统一、人体自身完整性与统一性的结合，这也是中医学领域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在“天人相应”理念的指导下，中医学理论首先会将自然与人体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人又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思维是中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存在于疾病治疗、养生、辨证、诊疗、病理和生理的各个方面。整体思维是中医学辨证思维和古代唯物论的重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鲜明，也是一项重要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3-4]。

1.4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能够深刻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源，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于中医学教育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意象思维能够为学生提供一种意象的思维模式，例如，阴阳、五行、八卦、干支等都是对中医产生深刻影响的思维方式，也为中医学“以象定脏”思维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医意象思维符合传统思维方式动态变易、直觉感悟的及统一整体的特征，其媒介为象征、类比的方法，能够对人体病理变化和生理功能进行灵活把握，也能够实现对于疾病诊疗、表现和生命现象的动态、整体思考，这一思维方式可以忽略逻辑的影响，因而也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中医学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医学学生对于患者疾病形成更加整体的认识，并与客观逻辑相结合，保证诊疗活动的准确性。

2加强学生传统医德培养

传统医德是中医药文化的关键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传统医德坚持“贵义贱利，自正己德”的基本原则、“医贵乎精，仁术济世”的精神价值、“医乃仁术，济人为本”的思想本质以及“生命至重，惟人最尊”的坚定信念，因而带有理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亮点。在中医学发展的数千年以来，传统医德都为医者提供了不断改善医技，树立道德的精神动力，这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尊重人生命的本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文化，而这一理念在传统医德中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传统医德强调人的修养、行为事件医技慎独精神，这都是道德自律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仁术也是传统医德的中药内容，符合医学领域的职业特征和职能特点，是维系整个传统医德体系的重要内容。《本草纲目·序》中曾经提到：“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这不仅是儒家行医治病中仁术精神的重要实践，更是“仁”理论的充分体现，将“仁”和“医”两者融为一体，能够体现医生职业“好生之德”的特征[5-6]。

3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中医学教育十分关注学生的中医思考方式以及“师从自然”学习态度的培养，但是，从以往的教学方式和习惯来看，以前的中医学教育，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而在西方文化逐步渗透以后，中医学教育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结构中以文、史、哲为主的教学内容和结构逐步转化为了以数、理、化为主，而这也是西方科学知识结构的中药代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数量概念理论以及分析还原的思维方式[7-8]。

从目前的中医学教育模式来看，虽然学生基本能够掌握教学的内容，但是，在现代西方思维的影响下，在学生切实进入临床阶段以后，其仍然会出现不知所措的情况，甚至是质疑中医学临床疗效，而课堂上学习到的内容逐渐变成了应付考试的工具，缺乏实际的应用价值，这就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当前中国教育系统的整体情况来看，已经基本没有了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智慧和哲学的教学内容安排，这就会导致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疏远，甚至被完全以往。因此，在中医学教育甚至整个教育体系之中，都应更加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应用，在其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习题，从而深化学生对于中医学的领悟和理解，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中医学的发展和传承[9-10]。

4总结

综上所述，将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于中医学教育中，有助于向学生说明人体疾病诊疗和病理的客观规律，吸取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精华，对生命现象进行更加客观的解释，同时，也有助于学生传统医德的培养，将传统文化融入其精神内核之中，从而更加深刻解释本土文化印迹。对于中医学学子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利于其中医思维模式的建立，形成传统医德，激发学习的积极性，最终促进中医学的发展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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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中华文化精髓 “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成立4 uu

2016年10月27日，坐落于首都银街东单三友商场四层的“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正式揭牌，致力推广传统手工艺文化，复兴非遗手工技艺，拓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美非遗产品，标志着“雪莲”品牌的产品线，又向文化创意提升、转型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当日，雪莲集团与25位手工技艺大师签约，其中不少手工艺大师也是国家级的工艺传承大师。“雪莲”品牌跨界手工艺，其实并不突兀，若梳理“雪莲”的历史，便可知其与手工艺有着不解的渊源。据雪莲集团副总经理赵俊杰介绍，雪莲品牌最早起源可追溯至1919年的仁立商号，创办人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周诒春，并与梁思成、林徽因等京城文化名人渊源颇深，曾生产手工地毯，经历“仁立毛纺厂”、“仁立麻纺厂”的时代，而后突破国外的技术封锁，研发生产出中国第一件羊绒衫？？“这说明了在“雪莲”身上，从一开始就带有手工的基因。”赵总表示，从这种意义上看，创立仁立时尚手工坊本身就是一种对“雪莲”自身历史文化优势的回溯、传承与发扬。

非遗大师零距离接触

普通人大概很难想象，与非遗大师面对面零距离接触，倾听他们的声音，触摸他们的作品。而今“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成立，让想象照进了现实。“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非遗传承人，包括金丝镶嵌大师黄小群，景泰蓝大师张向东，陶瓷艺术大师赵传玉，画家程忠麟、王一茗，书法家范寅斌，当代油画家王洪旭，著名服装设计师王燕喃，剪纸大师陈玉梅、刘峥嵘，皮影大师赵翠莲，文彩绣大师高彩侠，柳编大师赵丽萍，内画大师张冰，十字绣大师文清，盘绣大师哈承清，新锐服装设计师巨菲菲，羊皮画大师吴勇等等。日前，记者走进“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对话非遗大师，了解这些传承人的从艺故事以及入驻“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初衷。

景泰蓝大师张向东入行已有40年，据他介绍，一件景泰蓝作品的完成，需要经过百余道工序。其中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为最具代表性的五道工序，称为“曼妙五部曲”。研习技艺的过程中，难免会手腕伤、颈椎病、网球肘等职业病，但依旧深深迷恋其中。张向东表示，希望通过签约“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能够促进景泰蓝技艺的传承，“我会一直守着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有人守着，就永远倒不了。”

金丝镶嵌大师黄小群同样已入行40载，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她成为国内最早“下海”的一批手工业者。金丝镶嵌艺术以金属丝展示金碧辉煌的造型，丰富的色彩经高温烧压，在灯光下呈现出闪烁的质感，魅力无穷，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完美统一的精湛手艺，让黄小群的作品一直得到市场的认可与好评，但她表示，可探索的空间无穷尽，未来希望自己可以做出艺术价值更高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培养出能够潜心钻研的传承人。

剪纸艺术大师陈玉梅表示，自己走上剪纸艺术之路缘于受到妈妈巧手的启蒙，过去“逢婚庆节日，妈妈都会被邻居请去剪窗花或喜字。”陈玉梅是家中最小的女儿，通常小孩子不被允许动剪刀，她却自小就挥着剪刀，随手拾起一张小纸片就剪得不亦乐乎。这也让陈玉梅打小练成了画稿在心中、脱稿即剪的手艺。在实践的过程中，陈玉梅不断将剪纸技艺精髓发扬光大，曾受奥组委委托设计制作剪纸作品。

据纹彩绣艺术大师高彩侠介绍，一件纹彩绣作品的完成要经过七八道工序，尤其当需要手绘和手绣时，就更加复杂繁琐，耗时也更长。产品高端的特性、自身资源的紧张以及工艺师人才的匮乏，致使商业化面临困难。高彩侠曾与一些演艺界的明星、设计师合作过，此次与“雪莲”合作高端定制产品，并进一步探索深度合作的模式。

工笔画艺术大师王一茗表示，自己从小喜欢画画，并为此考入正式院校，曾为了梦想来京自费学习三年。据她介绍，一幅工笔画的完成，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辛苦的付出，尤其是为了参加大型展览赶制作品。但就当下的艺术环境而言，工笔画家经常要纠结于选择生存还是执着于创作。而今与“雪莲”合作，王一茗还得到了一个独立安静的画室，“这为我静心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她表示，也希望自己能为“雪莲”设计出一些好的作品。

据另一位剪纸大师刘峥嵘介绍，剪纸作品的花样均为自己设计，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创新。此次与雪莲合作，会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高级定制的尝试。“雪莲提供平台，帮助我们推广。”她表示，没了后顾之忧，自己便可以安心认真地做作品了。

受访过程中，多位传承人都坦言，当下面临招徒困难以及市场推广的瓶颈。而入驻“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后，这些难题迎刃而解。据雪莲集团副总经理赵俊杰介绍，非遗文化存在着“有技艺”但“无传承”、“无设计”、“无平台”的现状，“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创立，正是致力于为传承人提供平台，搭建渠道，推动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化进程，从而实现传承与发展。

示范纺织产业转型提升

结合当前首都核心区的定位，“雪莲”以复兴民族手工艺、传承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切入点，除了社会意义，更对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独特的先行示范效果。

篇6

1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1.1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都必须要扎根于本国传统文化中，只有这样可以始终保持生命力和影响力。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深刻文化基础的，并且也具有必然的现实基础，而这个深刻的文化基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它是鼓舞民族精神的重要动力，并且也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阶段我国文化体系的主体，就离不开传统文化做基础[1]。

1.2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种传承性特点才决定了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源泉的地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它所提及到的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的反应力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例如十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有明显体现，这就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之间是具有传承性关系的，两者是密不可分，相互融合的，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必须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2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对策

价值观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来说，也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2.1重视德化教育

大学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方法是否得当会对学生的价值观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市场化经济繁荣发展的今天，很多大学对于人才的培养过于注重实用性，把培育的重点放在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播上，而忽视了学生意识层面的塑造和完善，这就需要高校在把握传统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切实加强道德教化功能，进一步增加大学课堂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比重，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丰富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2]。

2.2重视课堂教学的渗透作用

大学阶段的学生思想意识上具有较为独立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在对新的文化意识进行接受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首先，合理选择教育内容，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多个层次和内容，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要选取精华，以那些具有积极、乐观、向上的文化精髓为主，实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完美融合；其次，合理安排教学课程。要改变传统的轻视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增加和传统文化相关的新课程，并增加教学时数，形成一个新的课程体系，在各个课程的安排上科学合理。同时也可以定期的举办关于传统文化的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3从实践中强化意识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在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还要重视社会实践的强化作用，通过实践来丰富理论体系[3]。高校在这方面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学生走向社会，通过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等来把枯燥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从而使学生可以直观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进而可以更好的将其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养成一种自觉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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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2型糖尿病； 肾病；血清胱抑素C； 肾功能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value of serum cystatin C （CysC） and conventional renal function detection in monitoring of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patients. Methods There were 15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as 50 cases in each stage of Ⅰ， Ⅱ and Ⅲ. Automatic biochemistry/enzyme was applied to detect serum CysC， urea （Ur） and creatinine （Scr） contents for comparison.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of CysC contents between stage Ⅰ and Ⅱ， stage Ⅱ and Ⅲ， stage Ⅰ and Ⅲ of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patients all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while the difference of Ur and Scr contents between stageⅠ and Ⅲ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Nephropathy； Serum cystatin C； Renal function

2型糖尿病肾病是2型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它是由于2型糖尿病患者因血压升高而引发的肾脏微血管并发症， 进而导致肾小球硬化症。2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表现为肾体积增大， 肾小球滤过率增加， 呈高滤过状态， 以后逐渐出现间隙蛋白尿或微量白蛋白尿， 在不加控制的情况下， 随着病程的延长出现持续蛋白尿水肿、2型糖尿病、肾小球滤过率降低， 进而导致严重的肾功能病变，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或者进行有效干预， 极容易出现肾脏不可逆损伤进而导致死亡。2型糖尿病肾病系原发性2型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结构和功能损害， 分为良性2型糖尿病肾硬化症和恶性2型糖尿病肾硬化症。前者是由于良性2型糖尿病[≥140/90 mm Hg（1 mm Hg= 0.133 kPa）]长期作用于肾脏所致， 后者指在原发性2型糖尿病基础上发展为恶性2型糖尿病（舒张压>130 mm Hg）后引起的肾脏损害。2型糖尿病和肾损害如果同时存在， 会互为因果， 互相加重。为预防2型糖尿病患者出现严重肾病引发临床危象， 除了规范控制血压外， 适时监测患者肾脏功能， 并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早期干预， 防治肾脏功能进一步恶化显得尤为重要[1-3]。为此， 本课题专门就2型糖尿病肾病各期患者进行肾功能相应指标监测， 分析各指标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以期为临床找出监测2型糖尿病肾病的敏感指标， 为2型糖尿病肾病防控带来帮助， 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4年4月～2015年10月的原发性2型糖尿病门诊及住院患者， 选择其中临床诊断有2型糖尿病肾病指征的患者共150例， 男79例， 女71例， 男女比为1.11∶1， 年龄43～65岁， 平均年龄56.7岁， 其中Ⅰ、Ⅱ、Ⅲ期各50例。

1. 2 各期分类标准 结合临床诊断标准， 参照患者实际情况及实验室检测指标， 各期分类标准为：Ⅰ期（微量白蛋白尿期）：以尿中白蛋白排泄率异常为特征， 肾功能正常， 尿常规蛋白阴性；Ⅱ期（临床蛋白尿期）：以尿常规蛋白阳性、24 h尿蛋白定量>0.5 g为特征， 肾功能正常；Ⅲ期（肾功能不全期）：以肌酐清除率（Ccr）下降、Scr升高为主要特征。

1. 3 排除标准 排除继发性2型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脏功能改变患者及有肾脏功能改变但血压正常的患者。

1. 4 研究方法 采用全自动生化学/酶法测定各期患者CysC、Ur及Scr含量， 仪器采用OLYMPUS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试剂采用广州科方生物科技公司产品， 具体操作及结果判定见仪器、试剂说明书。

1. 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Ⅰ期与Ⅱ期、Ⅱ期与Ⅲ期、Ⅰ期与Ⅲ期CysC含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Ⅰ期与Ⅲ期患者Ur、Scr含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随着生存环境、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 2型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率不断上升， 且可能伴发各种如肾损伤等并发症。在我国， 2型糖尿病患者超过2亿， 而且该疾病的发生率在不断上升， 2型糖尿病患者中， 患病5～10年， 将会有明显的肾病等并发症出现。肾病早期有较强的隐匿性， 资料显示[4-6]， 早期诊断率不足20%～30%， 而当患者有了明显肾病症状时， 病程往往已经进展到晚期， 治疗上花费较大甚至需要透析、换肾。早期发现肾脏病变， 仅需要很小的医疗成本即可实现有效控制病情发展的目标， 所以针对2型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原则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干预。因此， 对患者早期进行肾脏功能检测， 防止患者出现肾功能的进一步损害， 对于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有重要现实意义。

传统肾功能实验室评价指标往往以血清Ur、Scr含量来进行评价， 研究发现：该指标对肾脏功能的改变起到了一定作用， 同时发现， 肾功能指标一旦发生改变时， 患者肾脏往往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损伤并进入代偿期或失代偿期[7-9]， 这给患者治疗带来挑战， 为此， 近年来兴起的评价肾功能的敏感指标CysC逐渐引起临床重视。CysC是由有核细胞合成的基因产物，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能准确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内源性标记物。其生成不受性别、年龄、生理、炎症、饮食等因素的影响， 在体内含量稳定， 能在肾病早期提示有肾功能损伤， 是近几年临床发现的用于诊断肾脏疾病的理想指标[10]。本课题研究显示， 对2型糖尿病肾病Ⅰ期患者， CysC含量已经出现改变， Ⅰ期与Ⅱ期患者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显示CysC较传统指标在反映肾脏功能时具有更高的敏感性；Ⅱ期患者与Ⅲ期患者CysC含量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但Ⅰ期与Ⅲ期患者Ur、Scr含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型糖尿病患者早期由于没有症状而自己没有感觉， 只有当患者出现头晕等相应症状后到医院就诊时， 才被诊断， 而此时， 患者均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肾损伤， 2型糖尿病导致的肾血管损伤往往在疾病早期已经开始， 早期肾损伤又反过来促进了2型糖尿病的进展， 因此， 对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早期CysC监测， 进行有效干预， 对预防2型糖尿病肾病的进展、提高患者生存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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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五色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影响十分深远的社会思想，它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哲学思想和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思想的内容和形式上，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息息相关。阴阳五行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易经》和《尚书・洪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总结出的朴素世界观和方法论。 《左传》中提到，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阴阳作为六气中的两种与四时季节相关，必定影响着人体，故而阴阳逐渐被引用到医学中来，阴阳的作用也逐渐被凸显出来。最早的五行观出现于西周，至秦汉时则演化为解释宇宙、人类社会起源、结构、变化的庞大理论体系。 “五行”即指水火木金土，古代思想家力求以“五行”的模式来观照世间的事物，解释世界物质性及各种事物的联系变化。阴阳五行说是在秦汉时期流行起来。董仲舒总结前人思想，把自然、社会、人伦都纳入到阴阳五行的宇宙模式中加以诠释，从而形成了一套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都有着巨大影响的“天人合一”思想。顾颉刚先生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有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

由于汉代儒学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流行，谶纬神学、厚葬之风极为流行，反映在装饰题材上，羽化升仙，祥瑞迷信占有极大的比重。我们以汉代的画像石为例，汉人认为石头在五行之中属金，与神仙相联系，所以被用来做棺材或者石墓，有利于升仙。另一方面，“羽化生仙”之说在情感上也给已逝人的亲属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人们将传统的四神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祥瑞的象征刻在墓室的周围，目的就是防止凶神恶煞的侵入，起着守护神的作用，四神纹在汉代极为流行，不仅被应用在墓室中，而且在漆器、铜镜、石刻、砖瓦等工艺品的装饰上也被广泛应用。

董仲舒喜用善恶别阴阳，认为“天之亲阳疏阴”“阳尊阴卑”，以善为美。在传统设计中，材料的选择和造型都要考虑到人的情感、心理、道德层面。汉代的大文学家许慎在其书《说文解字》对玉石有这样的描述：“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怯，洁之方也。”意思是将玉的色泽、纹理，质地与人的品德行对应，由此可见，传统的设计通过器物传达出人们的美学价值观。这是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在传统设计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

董仲舒阴阳五行中和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中和的内涵，强调事物的发展要以最佳的方式在最佳的环境，最佳的状态下完成。正如《黄帝内经》中提出的“四季养生法”一样，人们的养生必须在最佳电热时间采取不同的方式完成。中国古代的园林设计很好的诠释了这一思想。中国古代园林设计极为注重自然美，山水、植物、建筑均作为基本的设计因素，以有限的面积造无限的空间。中国古代园林设计把“中和”的思想发挥的淋淋尽致，达到“虽为人做，宛若天开”之效。

我国古代设计在色彩的运用上也与阴阳五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战国时期的中医理论著作《黄帝内经》记载：“东方木，在色为苍；南方火，在色为赤；中央土，在色为黄；西方金，在色为白，北方水，在色黑。”于是人们将五行与五色配置起来，后又进一步总结出五时、五方等指引着人们的生活。所以，色彩也就成了等级和身份的象征。例如从西周到明清时期的舆服制度，从帝王到大臣的服饰的色彩机器纹样都是有等级之分的。《周礼》中记载：“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 五色学说在我国的艺术宝库敦煌壁画中也得到广泛应用，敦煌壁画主要颜色为黄色、蓝色、青色、土红、黑、白等明亮绚丽的色彩，运用阴阳之道的理想化色彩，对比中不乏和谐，使壁画取得了富丽堂皇，绚丽灿烂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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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床实践中应用循证医学的必要性

目前在普通外科的临床实习教学中，传统的教学观念仍处于主导地位，学生不主动寻找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依据。对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一知半解，而带教老师因为工作繁忙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缺乏有效的临床思维训练。并且目前的医疗环境复杂，医患矛盾比较突出，实习医师参与诊疗活动受到限制，一些诊断性穿刺，如腹穿、胸穿等，学生很难有机会亲自去实践，以上各种因素使实习生不能真正投入到医生的角色中。学生责任感不强，对实习失去兴趣，导致了临床实习教学质量不高，同时因为患者的病情变化快，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诊治疾病，这就要求每个临床医生必须有较强的综合能力，用最佳的临床证据指导医疗和教学，所以在临床中引入循证医学是很有必要的。

2循证医学在普通外科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在循证医学指导下的临床教学强调对一个问题的综合思考和决策，这种模式的出发点是提出问题，并需要寻找出一个有指导意义的答案。循证医学的基本步骤如下：提出问题查询证据分级评价证据筛选证据应用证据[1]。首先是根据一个病例，提出诊断和治疗方面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让学生去查阅相关文献，得出结论，按照循证医学的原则将结论进行分级，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和参考价值，采用最好的有循证医学根据的结论来指导该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例如：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临床病例由学生亲自去接诊，完成问病史、查体、诊断及治疗方案等一系列的问题。如：一患者行“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胃大部切除术后”，恢复进食后突然出现一过性血容量不足、恶心呕吐、腹部绞痛、腹泻、头昏、出冷汗等症状。请问该患者如何诊断？为确定诊断应做哪些检查？如何治疗？其预后如何？学生通过亲自问病史、体检，结合课本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初步诊断为“倾倒综合征”。确定检索词为倾倒综合症、诊断、治疗、预后，带教老师引导学生在中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等进行文献检索，获得最好的临床研究证据，并与老师讨论，明确诊断，提出治疗方案。结合具体情况，将其应用与该患者的诊断及治疗决策中，在这一循证医学实施过程中，学生不仅较好的掌握了疾病的诊断依据及治疗方案，也了解了相关最新进展，同时锻炼了学生的文献分析能力，培养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实习兴趣及实习质量也明显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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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和南北朝时期两汉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即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亦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该书的“自序”是关于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经典文献。其对于医学的宗旨和医学的道德规范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治病应不分贫富贵贱，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可保身长全”的一门科学。“自序”中指出医者当“精究方术”并“爱人知人”。张仲景在自序中不但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处于战乱和瘟疫中困苦百姓的充分同情，也表达了对“不留神医药”“竞逐荣势”“惟名利是务”医疗作风的强烈谴责。南北朝时期，医界对医德颇为重视。南朝梁文帝《劝医论》云：“天地之中，唯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充分尊重了人的生命价值，要求医者当“研精之理，考核儒宗”“终夜讲习”“方称硕学”，并充分认可医者救人一命的功德。

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关于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属药王孙思邈，其代表作《千金方》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内涵，并逐渐使之系统化，形成一个完整体系［4］。最为经典的论述就在于开篇的“大医习业第一”和“大医精诚第二”。其中“大医习业第一”指出：“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提出了要成为大医必须拥有“仁义”“慈悲”之德。“大医精诚第二”则强调医者必须具备“精”和“诚”。“精”即精湛的医术，“诚”即高尚的医德。孙真人认为习医者当首先具备“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志向，对病患当“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其次治病之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只有具备“精”和“诚”的医者方可为“大医”，而孙思邈即被公认为“精诚大医”。如今，孙真人的“大医精诚”篇章已经成为中医习医者必须通诵的经典篇章，已然成为医德的衡量标准。

宋元时期宋元时期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化，同时又发展了一些新的观念。张杲《医说》的“医药之难”“医不贪色”“治病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等篇章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寇宗爽的《医家八要》、林逋的《省心录•论医》等对医德规范均有详细论述，反映了该时期对于医学伦理学思想的理论和教育已经日趋完善。金元四大家进一步发展了医学伦理学的新观点，突出表现为关心人民疾苦、不计名利和回报的高尚情操，遵古不泥古的创新精神以及敢于实践、反对封建迷信的科学态度等。例如，刘完素《保命集•原道论》云：“主性命者在乎人，养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则修短寿夭皆自人为。”认为人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天数命定”，这种思想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是医学人道主义的新发展。

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成熟

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又进入了一个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这段时期，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已经日趋完善和成熟。明代裴一中在《言医•序》中云：“学不贯古今，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衣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业，非后世读书未成，生计未就，择术而居之具也。”提出了习医者必须具备的知识才能及德行，并认为医属于神圣的行业，不能随随便便去从事，这种思想与《内经》“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的思想极其接近。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本草学巨著，它纠正了不少前人的谬误，指出了服食丹药的害处，从而否定了历朝历代妄图服食丹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错误做法。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提出医德守则《五戒十要》，是医学伦理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另外，李中梓的《内经治要》《医宗必读》，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徐春甫的《古今医统》，龚廷贤的《医家十要》，李木延的《习医规格》均对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治病》中详细论述了医者当具备的职业道德规范。该书的特色在于一改以往医家“五戒十要”箴言式的的说教传统，而代之以临床四诊、八纲辨证的法则作为医门的“法”，以临床容易发生的错误以及禁例作为医门的“律”，两者结合而称之为“医门法律”。这种把医学伦理学思想贯穿于临床实践中的做法被后人归纳为“临床伦理学”，属于伦理学史上的一大突破［5-6］。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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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中包涵了丰富的天文、地纪、气象知识，在强调人与自然统一的同时，又重视情志（心理）、社会活动对机体的正、负双方面的影响。作为中医院校入门课程之一的《医古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常识。教师在讲解字、词、句的同时也应为学生简单地介绍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为学生日后阅读和学习医学古籍奠定基础。

如古人通过对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的观察，发现了其中的运行规律，形成我们现在所知的纪时、纪日、纪月、纪年的方法。传统的记时方法提醒我们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大地，或者说是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其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古人记时方法的特点，也反映了古人生产、生活的活动规律。年龄称谓则反映出古人对于人体生长发育规律的认知，及不同年龄阶段人的主要社会活动规律。而这些知识又与医学内容相交叉。

避讳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在医古文中对传统医学也是有相当的影响的，如《本草纲目•薯蓣》中记载：“薯蓣因唐代宗名预，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署，改为山药。”避讳制度虽然有它不利的一面，但是在文献研究中，避讳往往也是帮助了解确定文献的时代等的依据之一。

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变化也是比较大的，了解历代度量衡的标准可以帮助学生在阅读古籍时正确理解古代医家所创方剂的真实用量情况。如秦汉时期，一两相当于现代的15g左右，唐宋时期则相当于40克左右，而不是现代的一两等于30g，若不知道其中的差别而误照搬原方，就可能会造成临床上的错误。另外中医文献中会出现大量中医特有的计量单位，如“方寸匕”、“钱匕”、“刀圭”、“盅”、“盏”等，仔细揣摩其中的含义才能真正领会古人用药的精髓。

《医古文》选文中不乏大量的典故。恰当地引用典故可以增加文章的表现力，避免平铺直叙，所以为古人所常用。如《类经•序》所载之“他山之石”、“断流之水”、“壁影荧光”、“竹头木屑”等。在讲解这些内容时，要详细地为学生介绍这些典故的出处、含义、引申义等，以便学生能准确理解。

教学育人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为学生指引门径。有了正确的开端，才会有更好的发展。传统文化常识的积累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减少日后阅读古籍时的壁垒，也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完善其知识层面。

2《医古文》中彰显的传统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同道家、佛家思想，并由此而衍生出相应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观等。传统的道德观在《医古文》选文中无处不在。因为在许多大医的眼中，医德是首位的，有才无德是成不了大医的。无论是朱震亨穷昼夜习《局方》，还是孙思邈要求用心精微的人定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都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而孙思邈在讲述医者的道德标准时，融合了佛家慈悲、万物平等的观点，但最后还是回归到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

朱丹溪等儒医虽置身于医学，其初衷也是因医学能“推及物之仁”来实现其“厚德载物，仁者爱人”的追求。更将“格物致知”、“内省、慎独、践履”等作为道德实践的要义。医生的职业道德不会脱离作为个体本身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而单独存在。因此，将传统文化道德中正向的能量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学生，促成其优秀品德的形成，是比宣讲更有效的手段。

医患关系自古就很敏感，所以有“六不治”的提出，有华佗的不幸遭遇，更有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论”的感慨。因此在教学中强调“随俗为便”的现实性意义，提示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沟通技巧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有意识强化沟通能力和技巧的培养，利用在学期间依然有较高的可塑性的优势，完善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格。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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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证医学；科学观；人文观

1科学观和人文观

1.1科学和科学观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2]，不仅是“认识的一种形态，指人们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获得和积累起来的认识成果”[3]，还是“遵循基于证据的系统方法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及其理解的追求和应用”[4]。科学通过经验实证的方法，对现象进行归因。在英语中，不加修饰词时的“science”一般是指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naturalscience），不包括社会科学。其主要指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科学体系，外延主要包括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两大类，具体为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6大学科[5]。广义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涵盖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科学家们分享其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及其对待工作的基本信念和态度，其中能达成共识的部分便形成特定时期的科学观，包括：①通过运用人类智力并借助提高判断力的工具，世界可以通过细致、系统的研究被理解；②作为一种产生知识的过程，虽不可能确保完整和绝对的真理，但可通过无限接近准确的近似来解释世界及其运作方式。但我们还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科学不能为所有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诸如信仰、善恶等。从根本上说，各学科发展都依赖如何获取更准确的证据：从自然环境到完全设计的情况下进行观察和测量得到的各种证据，提出假设或理论，并通过逻辑推理将证据、假设及结论联系起来[6]。

1.2人文和人文观

相对于科学而言，人文（humanities）关注的是价值观和行为选择，培养人们对世界的知性、道德感和精神性，帮助我们分析复杂的人类社会和行为，并做出深思熟虑的理性决策[7]。人文学科以人文化生命的存在和活动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将探讨人的本质，建立价值体系和塑造精神家园作为基本任务[8]，帮助我们理解和定义文化和人类经验，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类别。人文观，也称为人文精神（humanism），强调弘扬人的文化生命和开拓人的文化世界，并将其贯穿于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之中，促进人的进步、发展和完善[9]。人文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涵有所不同，但均由“尊重人的生命、促进人的发展、人的自我实现”的三个层次递进。“尊重人的生命”以现实生活中人的身心全面发展为关注点，提倡人文精神与科学性的相容性；“促进人的发展”是将人文精神贯穿于人的思维与言行，并体现于信仰、追求、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各方面，促进人的进步和完善；“人的自我实现”关注人生真谛的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将人文精神升华为在教养基础上、每个人在情感和意志方面的自由发展[9]。

2医学与循证医学

2.1医学的科学与人文属性

作为一门职业、专业和学科，医学自诞生以来就不断被哲学界和社会各界探讨和反思。今天，我们知道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是一门艺术[10]，是以保护和增强人类健康、预防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11]。更有哲学家指出“医学事业可以这样来定义，它致力于借助任何有效的方法实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并隐含为人们的幸福承担义务[12]”。显然，医学的任务一定不仅仅只是科学地解释疾病机理、理解人体功能，它还是以对生命主动、全面、本质的关爱为目的的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活动[13]，并通过充分应用近现代科学成果、不断总结和完善其一以贯之的经验积累，成为一项对疾病的预防、治疗和预后的管理工程[14]。

2.2循证医学的内涵与特点

EBM源于对更好医疗干预的思考。与传统医学的知识和证据主要来自临床经验积累的专家推荐或集体学术权威意见不同，其最大特点是：立足临床研究的证据来源，系统全面地检索和严格规范的评价证据，以当前可得的最佳研究证据为治疗依据，重视证据转化后的后效评价，以患者最终结局为判效指标，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15]。EBM的特点还包括：①基于问题的研究（健康维护、疾病预防、环境因素等）；②遵循证据的决策（证据分类分级，有证查证用证、无证创证用证）；③关注实践的结果；④后效评价、止于至善。强调在实践过程中要遵循提出问题、检索证据、严格评价、应用证据和后效评价的步骤。

3循证医学的科学观和人文观

3.1循证医学的科学观

3.1.1反思和重塑医学知识体系的认识论

1972年，英国著名流行病学家、内科医师ArchieCochrane出版了《疗效与效益：健康服务中的随机反映》，其书中思想成为临床流行病学和EBM核心思想的雏形[16]。随着临床流行病学不断探索和实践，提出了弥补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不足的新范式；建立了不同于与传统医学的采集、认定、运用医学证据的新模式；确立了有关理论、证据和知识之间明确具体的相互关系，为寻求最佳医疗科学证据构建了证据产生、确立、应用与效果的判定方法，为临床实践营造出更科学的新价值组分，故EBM的理论基础应被理解为一个认识论系统[17]。在多因素致病的复杂临床情况下，传统医学专家推荐意见的错误可能甚于卫生研究的系统观察。EBM通过评估各种关系和医学干预效果之间的概率来接受和处理医学不确定性，对实现更好的临床决策更具实践指导意义。在EBM思维范式和方法学指导下，医生通过明确地定义临床问题，有的放矢地寻求最佳证据，深化经验素质，将有机会发现新的临床问题并开展深入研究[17]。

3.1.2以证据质量全程控制为基础的实证主义

传统医学主要基于继承和经验，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医学面临的现实矛盾：若干错误和极小突破性缓慢发展的知识增长过程与有效识别包含着新知识、证据充分且重要、值得临床医生依据和应用的极少数医学文献之间的矛盾；及识别这些极少数医学文献所需的时间、精力与临床医生的时间有限性和科研方法的理解力之间的矛盾[18]。如何构建新的解决方案，急需针对证据的科学性、实用性、质量保障与转化方面形成更完善的证据体系[19]。EBM的证据质量理念推动了临床试验透明化的进程及从医学研究伦理到临床试验管理的深层次变革。临床试验透明化包括临床试验注册、清楚准确报告结果、共享临床试验结果数据及共享原始数据三部分，表现在：①强调临床试验预注册。将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监管和研究结果的相关信息在国际认可的注册机构中公开，通过入口把关以保证试验的真实性、伦理性、方法学正确；②规范医学研究报告。提高文章的信息容量和可读性，规范试验实施者流程、作者写作格式，同时改善杂志的审稿和编辑质量，通过出口把关研究报告的真实性、伦理性、科学性和规范性；③临床试验原始数据共享。临床试验原始数据包括受试者个人信息、测量数据和试验流程管理数据。数据共享指除受试者个人隐私信息外，共享试验结果的测量数据及试验流程管理数据[20]。2015年起，WHO和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相继要求：在注册临床试验时必须申明原始数据共享计划，包括预计共享的时间和共享的途径[21]。

3.1.3综合应用归纳法、证伪主义和整体论评价证据

归纳法是指从有限数量的观察结果中推理出更广泛、更具可能性的概括，是科学和医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推理模式。医学科学试验的归纳推理是不完全归纳，无法穷尽一切可能，即其所得到的证据，始终无法在逻辑上确保下一个观察结果与之前的相似性。因此，EBM证据分级认为基于随机对照试验（RCT）的系统评价是最高级别的证据，正是建立在对归纳推理弊端的充分理解之上：RCT以组群为基础实施，收集整个组群病人的平均数据，相较特殊个体的病案研究更具对一般人群的适用性；meta分析使用统计学方法对多个RCT进行分析和概括，通过增大样本含量来增加结论的可信度，解决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提供量化的平均效果，或可更好得出更接近真实的结论[22]。证伪主义也回应了归纳法出现的问题，强调尽管科学方法是指导我们理解世界的最佳手段，但只有经得起检验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故当代临床研究广泛采用假设验证和证伪主义。整体论强调假说需要通过对观察现象的跨学科解释和预测的一致性才能被证实。因此，一个新的科学证据需要被整合，并需要与已知的知识和信念对照分析才能证实。

3.2循证医学的人文观

3.2.1以医学的目的为基本出发点、以“不伤害”原则为底线建立证据评价和指南体系

医疗实践的目的是解除患者痛苦，治愈疾病，提升患者生命质量，促进人类的健康福祉。自希波克拉底时代开始，医学就一直强调其实践的底线是“不伤害”。“不伤害”要求在医疗行为中，无论动机还是效果，均应避免对病人造成伤害[23]，因此EBM提倡：临床医生应尽量利用高质量证据指导临床决策，保证实践方案对患者的最大价值。相比以病理、生理理论为指导的传统诊疗，EBM更加强调证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是研究健康的两端，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实践的过程。最优秀的应用研究往往建立在出色的基础研究结果之上，但二者相关却不同。从实际用途和临床角度看,应用研究给医生和病人提供的证据通常更适合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正是这种基于临床有效性和实用性的态度让EBM坚守于医学服务人类健康的目的，而不单单是发现疾病原因和机制的科学目的。以GRADE标准为例，其证据推荐分类标准很好地表达了EBM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和医学行善的逻辑出发点：最强推荐等级是干预措施对患者明确显示利大于弊的高水平证据，弱推荐级别的证据是利弊不确定或利弊相当的中、低或极低水平证据[24]。该标准是目前国际公认的研究证据分级和指南推荐意见强弱判断标准之一，具有很好的临床转化应用价值。

3.2.2以患者安全与疗效为基石的逻辑范式

患者安全指预防各种产生于医疗保健相关环节中的错误和不良反应[25]。虽然医疗服务日益提升，但伴随新技术、新药品及新治疗方法的广泛应用，其过程也日趋复杂。有调查显示，欧洲10%的患者在医院遭遇到可预防的伤害或不良事件，给患者及家人和医疗保健提供者都带来痛苦和损失，并对医疗保健系统造成高额财务损失[26]。WHO在致力于提高医疗保健质量，保障患者安全的行动计划中，特别提到了促进有效的循证护理，以降低医疗风险[27]。EBM主张使用包括患者满意度在内的结局指标作为评估标准，正是其以患者安全与疗效为基石的逻辑范式的基本体现。传统医学主要使用实验室指标和仪器与影像学结果等中间指标作为判效依据，但中间指标不是疾病的最终结局，也不是患者临床获益的测定指标，只是测量出来的间接判断对症状是否有临床获益或风险的指标，其作用是在结合其他科学证据来源的基础上，合理地预测临床获益。EBM倡导采用终点结局指标，是指疾病预后健康状况的改变，如死亡与存活、痊愈与恶化等定性的终点结局[28]。终点结局指标是对患者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的主客观综合评价，是患者关注的焦点和求助医学的目的。将疗效评价标准着重在终点指标上，才能达成患者需求与医方决策之间的一致与共识。EBM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过度诊断”的不断重视。EBM发起了对效率低下、准确率低、浪费大及导致可避免伤害的医疗实践的批评，致力于确认在实践中运用最佳证据，这对于完善当代医学伦理和提升职业道德规范都非常重要。

3.2.3尊重和整合患者价值的实践

EBM的定义虽不断完善和丰富，但对患者价值观的考量从未改变。综合患者的价值取向、偏好和意愿后作出临床决策是当代尊重患者自主性和独特性的基本道德规范，对临床医师循证实践有极深刻的影响。用户指南对此的描述为：了解循证实践的工具是必要的，但仅靠它不足以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除临床经验和技能外，临床医生还需要同情心、敏锐的倾听技巧、广博的社会人文知识，才能站在病人的经历、个性和文化背景的角度理解病人的疾苦。对病人的深入理解与循证实践密切相关[29]。重视和整合病人价值已成为最佳医疗决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完成了EBM以病人为中心、服务于病人健康利益的出发点和基本目标，其实践结果是形成医生和患者的诊治联盟，让患者获得当前最好的治疗效果。

篇13

生物多样性同样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和这个星球的健康。实际上，你的健康和这个星球的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依赖自然环境去帮助我们恢复健康。多少年以来，人们从自然世界中寻找对于伤病的治疗方法。植物为现代医药提供了有效的成分，比如制作阿斯匹林的成分。顺势疗法的医药也是大量利用植物成分的。从金钱的角度看，入药的植物的价值是无法算清的。世界上这些以植物作为基础的药物的总价值大约是6千亿。

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是多数人并不了解的，但在医药公司的科学家们正在忙着从植物中寻找治疗一些特定疾病的特定药物成分。就在不久以前，专家们在太平洋紫杉树和马达加斯加长春花中发现了用于治疗癌症的植物成分。也许，某一天我们能够从一株植物上发现杀死艾滋病病毒的植物成分。

传统医学的医生依赖植物和药草治疗疾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现代，人们也十分欣赏传统医学的疗效。比如说，东部非洲的Maasai人以他们的传统方式做肉、牛奶或血制品时，他们会加入一些树皮,这样的方法做出来可以减少胆固醇。

篇14

一、基于整体论的不同的传统医学的体质分型体系评价

起源于古代的整体论医学，无论是古代中国医学的阴阳五行，古希腊医学的地、水、火、风，还是古代印度医学的气、胆、痰，抑或是韩国医学的太阴、太阳、少阴、少阳，都是以人们所熟知的简单事物及相互间的联系，通过与人体系统的相似性进行比类取象，从而使人们了解和把握人体内部结构、功能和生理病理规律。

在古代，处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采用不同的由简单对象组成的系统，用于类比人体生理病理活动的整体特征，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进而衍生出互不兼容的体质分类体系。古希腊时代的希波克拉底，是用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 4种体液来描述人的体质的。人体个体 4种体液比例恰当，则身体健康。这 4种体液组合的比例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的体质：血液占优势的属多血质，黏液占优势的属黏液质，黄胆汁占优势的属胆汁质，黑胆汁占优势的属抑郁质。韩国的四象医学，在《灵枢·通天》“五态人”的基础上，将人的体质分成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 4种病态体质，即多阳而无阴为太阳，多阳而少阴为少阳，多阴而无阳为太阴，多阴而少阳为少阴。把每种类型体质的结构形态、五官特征、脾气秉性、饮食嗜好等同脏腑大小及相关的生理功能、病理特征联系起来，同时与药物的四气阴阳性能相对应，并将日常摄取的饮食属性与体质阴阳结合，由此形成了融预防保健治疗为一体的相对完备的四象体质医学［2］。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基于阴阳五行和脏腑、精气血津液理论，发展了庞大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不仅能从宏观上辨识人的基本体质类型：气虚型、血虚型、阴虚型、阳虚型、气滞型、血瘀型、痰湿型、湿热型、火热型等，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基本型的兼夹，确定复合的体质类型，并通过辨证体系对人体状态的进一步区分，把对人体体质的划分和辨识进一步细划到更细的人体各部分或不同方面的功能状态。

从复杂性科学通过隐喻和类比建立复杂系统理论模型的理念来看，用一个我们构想出来的概念系统去描述一个现实系统时，只要两个系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就可以把相对简单的概念系统作为要描述的相对复杂的现实系统的模型，借助于这个概念系统来分析和理解存在于复杂的现实系统的现象和规律。原则上讲，在自然界存在的形形的现实系统中，相似性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的古人，凭借他们天才的想象力，找出了自然界中人们最熟悉的 5种事物———木、火、土、金、水与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系列的事物和现象的相似性。由此，把这“五行”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作为理解和认知五味、五色、五化、五气、五方、五季等的模型。在起源于古代的中国传统医学中，我们的前人引入了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精、六经、三焦等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具有相应的功能和相互联系的理论模型，并找出了利用这个模型描述的人体生命过程与现实人体实际发生的生理病理活动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依据这样的模型，人们就能较容易地理解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并可以运用它指导我们对疾病和人体异常状态进行有效地调控。依据复杂性科学的理念，与人体系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可以通过类比，用于理解和掌握人体生理病理规律的简单模型不是唯一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能满足这样要求的模型是无穷无尽的。就像在传统中医学中有脏腑辨证模型、有六经模型、卫气营血模型和三焦模型；而韩医学引进的是四象模型。现代医学依据整体模型建立体质医学体系，当然可以从零开始，采用隐喻和类比的方法构建一个与以往传统医学不同的人体整体模型，也可以直接引进古代整体论医学的模型为雏型，作为模型研究的起点，毕竟依据古代整体论建立的有些模型经过千百年的验证和发展完善，不仅有详尽的体质分类体系，而且建立了针对不同体质的有效的调控体系。

那么，如何对现存传统医学模型进行评判呢，也就是说选用哪个整体论模型作为体质医学整体模型的雏型呢？严格地讲，我们不能说一个模型对，另一个模型错。选择或评判模型，要看哪一个模型揭示或反映的现实系统的内在规律更广泛、更深刻，哪一个模型具有完善的辨识和调控体系，具有更广泛实际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与现存的古希腊、印度、韩国等传统医学体系及其体质分类体系，中国的传统医学的理论模型及其辨证论治体系对人体生理病理规律的揭示要广泛、深刻的多，且具有完备的体质与证候的调控体系。因此，从整体角度，将现代医学的体质医学奠定在传统中医理论和体质分型体系的基础上，会使体质医学一开始就奠定在具有坚实的实践验证及应用价值基础上。

二、基于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的体质分型体系

中医的体质分型是以传统中医的证候为基础的，也可以说，体质是中医辨证体系里相对宏观、有一定稳定性的证候。体质类型可以是单一的，又称为基本型，也可以是复合的［3］。如有气虚体质、阳虚体质，也会有阳气虚型的体质；有阳虚型、痰湿型体质，也会有阳虚痰湿型的体质。按照这种理念，将常见的病态或亚健康态的体质分成基本型和复合型两大类，基本型体质比较常见的有 10种：平和质、气虚质、血虚质、阴虚质、阳虚质、气郁质、血瘀质、痰湿质、湿热质、火热质。具体分型及对应的判定指标。

以上列出了基本型体质的典型特征，在实际中，个体出现的征象往往较少或不典型，要注意识别和鉴别。常见的复合型体质有：阳气虚质、气血两虚质、气阴两虚质、阴阳两虚质、气滞血瘀质、气虚痰湿质、上火下寒质等。复合型体质的辨识基本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基本型体质的特征同时出现来确认的。如同时有气虚质和血虚质的人，则可认为其是气血两虚的体质；同时有气郁质和血瘀质的人，可认为其是气滞血瘀的体质。上热下寒的体质则是在有如手脚冰凉，怕冷，易疲倦，喜食热，经常腹胀、便溏，腹部不适，得温则减等阳虚质表现的基础上，同时出现某些火热质的征象，如容易上火、口干、脸上起痘、有时心烦、脾气暴躁、失眠等。当然，上热下寒体质中的火热征象不像基本型的火热质那样典型。

三、体质医学的未来发展走向

把现代医学的体质医学建立在传统的整体论医学几千年形成的理论模型、体质分型和调控方法基础上，使得体质医学一开始就奠定在坚实的临床实践基础上。体质医学作为与疾病医学的相互补充，对处于亚健康和罹患疾病的人，将针对疾病的治疗和针对体质的调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整体的调控和全面的个体化治疗。然而，在古代朴素的整体论观念下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往往是直观的、笼统的，缺乏严谨的科学性，无论是相对于近代的分析科学还是现代的复杂性科学，整体论医学都还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复杂性科学虽然在方法论层面上与整体论医学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但复杂性科学既然是科学，就不可能抛开近代科学数百年来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否则就会回到古代朴素的整体论。与传统的整体论科学不同，在复杂性科学中，依据隐喻和类比建立的模型必须符合严谨的逻辑规则，同时一定要经过实证检验，并在实践的验证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将现代医学的体质医学奠定在中医传统的理论模型和辨证论治体系基础上，进一步要做的就是按照现代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对它分进行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提升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具体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基本的体质类型的进一步区分基于传统中医的理论模型和辨证论治体系，在前面谈到的 10种基世界中医药本体质分型的基础上，对体质类型进一步细划。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医学对体质的调控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如在基本型阳虚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可区分为心肾阳虚、脾胃虚寒和脾肾阳虚等体质类型；在基本型阴虚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可区分为肺阴虚、心阴虚、肝肾阴虚和阴虚火旺等体质类型；在基本型气虚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可区分为肺气虚、心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等体质类型。

2体质辨识过程中客观指标的引入目前，基于中医辨证体系的体质辨识所依据的基本上是患者的主观感觉———症状，和医生的定性观察———体征，缺少可用仪器检测的定性定量指标，加上这些症状、体征与体质类型之间的对应常常是多对多的网络关系，即同一个症状（体征）可见于一种以上的体质类型，一种特定的体质类型，往往是由多个症状、体征共同确定的。这就大大增加了体质辨识的不确定性。因此，引入客观指标及相应检测仪器用于体质辨识，对于克服医患主观感觉的偏差，提高体质辨识的准确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3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表明，新性质的涌现是复杂系统的最大特点。涌现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系统具有了其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一种整体性质。一般地讲，在复杂系统中，上一个层次依附于下一个层次，而上一个层次的特性又是从下一层次中涌现出来，具有与下一层次不同的“新颖性”，并且从低一个层次的描述中，不能推出也不能预言高一个层次的新特性。依据这样一种理念，当我们发现由一个以上的基本型兼挟而成的复合型体质时，我们要切记，复合型体质所表现出的症状、体征，并不总是能归结为组成它的基本型体质所对应的症状、体征的简单相加；对它的调控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对组成它的基本型体质的各自调控的总和。这种情况下，就要把这种复合型体质作为一个整体，单独地进行研究，寻找它独特的辨识要点和调控方法［5］。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上火下寒体质的辨识和调控，就有它作为整体的特殊性。

4结合定性规则及定量选择的体质辨识模型体系传统中医学中，由于人体系统的复杂性，某种确定的体质类型，与从人类个体所能观测、感觉到的症状、体征、检测指标，常常找不到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以一定的概率相关联的。这样，在从患者了解、观察、检测到一组症状、体征后，如何依据这组确定性程度不高的信息，确定人的体质状况呢？在一个体质型所对应的症状、体征、检测指标组成的集合中，有些对该体质类型的成立是必要条件，但不充分；有些不是必要条件，但其出现会增加这种体质确定的可能性。由此，症状、体征和检测指标对体质辨识的意义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显然，如何基于体质类型所对应的由症状、体征和检测指标组成的集合，依据不同体质型的具体情况，找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算法，使中医对体质的辨识更精准，这恰恰是体质医学要借助于现代科学手段，作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