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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绩效分析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3-09-20 09:46:29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营绩效分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经营绩效分析

篇1

关键词:同仁堂;经营活动;营运资金;渠道

一、采用渠道分析法分析营运资金的原因及理论基础

传统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中多采用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孤立的指标衡量资金的利用效率,往往忽视了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且这些指标没有涉及到流动负债部分,很难从总体上把握存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周转及其变化对营运资金的具体影响程度,难以判断营运资金策略的变化或调整在某一比率上的变化能否抵消在其他比率上造成的恶化,不便于对营运资金绩效的全面评价。

而王竹泉提出的渠道分析,将营运资金分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和理财活动营运资金,并进一步将经营活动营运资金按其与供应链或渠道关系分为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和采购渠道营运资金。这种分析方法涵盖了营运资金各个项目,有利于全面评价营运资金利用效率。本文主要采用该种方法进行营运资金管理效果的分析。

二、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分析的一般思路

经营活动营运资金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税收等活动的占用的资金情况,对于一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制药企业,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相当于企业的“血液”,对其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水平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

可用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占用额和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来衡量企业的经营活动资金管理效率,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占用额是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生产渠道营运资金、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占用额之和,用经营活动营运资金总的占用额除以平均每天销售收入可以得到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

采用渠道分析的方法,从三大渠道入手对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绩效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分别计算营销渠道、生产渠道与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占用额和周转期。各渠道营运资金占用额通常用与该渠道相关的会计报表项目进行计算,用占据企业自有资金的项目金额之和减去占用外部资金项目金额的差额来衡量,即所占用相关资产项目与相关负债项目金额之差。与营销渠道有关的会计项目有成品存货、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收账款和应交税费, 因此营销渠道营运资金为成品存货、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之和减去应收账款、应交税费。同理,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用材料存货、其他应收款项目余额合计数减去应付职工薪酬与其他应付款的合计数。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则用材料存货与应付账款之和减去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的合计数。在计算各渠道营运资金的周转期时,需注意不同渠道所选择的周转额不同,评价营销渠道、生产渠道、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时 , 则分别以销售成本 、 完工产品成本和材料消耗总额作为周转额。为进一步分析各会计项目对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的影响,还须将各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分解为相关资产负债项目的周转期,关于各渠道周转期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全年销售成本/360)=(成品存货+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收账款-应交税费)÷(全年销售成本/360)=成品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收票据周转期-预收账款周转期-应交税费周转期

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全年完工产品成本/360) =(在产品存货+其他应收款-应付职工薪酬-其他应付款)÷(全年完工产品成本/360)=在产品存货周转期+其他应收款周转期-应付职工薪酬周转期-其他应付款周转期

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全年材料消耗总额/360) =(材料存货+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全年材料消耗总额/360)=材料存货周转期+预付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应付票据周转期

三、对同仁堂的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评价

同仁堂2013年至2015年经营活动的营运资金占用量分别是241252.69万、286582.11万、358970.51万元,绝对额在逐年上升,同时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也在延长,13年至15年分别是119.41天、105.15天、94.46天。三个渠道中,营销渠道占用了本公司绝大多数的营运资金,2013年至2015年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占用额均超过了经营活动营运资金总额,且营销渠道资金占用额在逐年上升。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占用量为负,说明其更多占用外部资金进行生产环节的资金周转。采购渠道占用了本企业少量资金,2013年至2015年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分别占经营活动营运资金总额的1.17%、1.17%、6.44%。2015年同仁堂、哈药股份与云南白药经营活动营运资金总额分别为358514.27万、97758.04万、611408.98万,周转期分别为119.41天、22.20天、106.14天,以上数据表明虽然同仁堂的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占有额居于中等水平,但实际周转期较长,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不佳。

现分别从经营活动的三大渠道――营销渠道、生产渠道与采购渠道及各渠道的分项目对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进行分析。

(一)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管理分析

首先计算了同仁堂2013年至2015年营销渠道的营运资金指标: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成品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预收账款周转期与应交税费周转期,如表1所示,并计算了2015年同仁堂、哈药股份与云南白药三家企业营销渠道相关营运资金指标,如表2所示。

纵向来看,同仁堂2013年至2015年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的占有量分别为241252.69万、286582.11万、358970.51万,可以发现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在不断增加。由表1可知,营运资金的周转期也在不断延长,说明营销渠道营运资本利用效果在降低。从成品存货、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收账款、应交税费各因素分解来看,可以发现存货周转期有所波动,但前后变化不大,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周转期总体延长,预收账款周转期缩短,应交税费周转期延长。企业2013年至2015年的应收账款分别是47114万、62475万、86465万,分别占营业收入的5.41%、6.45%、8%;应收票据分别为12874万、32054万、32538万,分别占营业收入的1.48%、3.31%、3.01%;预收账款分别为35122万、28425万、18460万,分别占营业收入的4.03%、2.93%、1.17%。这说明企业在近几年可能采用更为宽松的信用政策,适当延缓了付款期并降低了ο售过程中预付款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的销售收入的增加。

横向比较,同仁堂、哈药股份、云南白药三家企业2015年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分别为358970.51万、502577.44万、762540.27万,可以发现同仁堂的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占用量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其销售成本不高,表2显示的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仍处于较高水平,由表2可知,同仁堂的存货周转期处于较高水平,这是延长其营运资金周转期的重要因素,应收账款周转期其处于中间水平,应收票据周转期处于较低水平,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周转期之和在三家企业中是最低的,说明相对其他两家企业,同仁堂的信用政策更为严格,收款能力较强。同仁堂的营运资金周转期与云南白药相近,但由于延长同仁堂营运资金周转期的主要是成品存货,而导致云南白药营运资金周转期较长的是成品存货和应收票据,应收票据的变现能力较强且风险性较低,其质量高于存货,所以总体来说同仁堂营运资金利用效果要低于云南白药。

总体来说,虽然同仁堂近几年对其信用政策有所放松,但在同行业中其对客户的信用标准还是较为严格的,因此其所售商品的回款能力较强。导致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较长,营运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成品存货的持有量过高,企业需对其成品存货持有量做适当调整,增强存货的利用效率。

(二)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分析生产渠道

(见表3、表4)

经计算,同仁堂2013年至2015年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分别为-27325.06万、-7003.84万、-4660.22万,企业生产渠道营运资金为负,且其绝对值逐年下降,表3列明了同仁堂2013年至2015年生产渠道营运资金指标与趋势,由表3可知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绝对数也在逐年下降,说明从2013年至2015年,同仁堂在生产环节更多依靠外部资金周转,但对内外部资金占用量差距逐年下降。在影响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各分项目中,在产品存货周转期延长幅度较大,同时其他应收款周转期与应付职工周转期也有小幅度延长,其他应收款周转期有所波动,在14年周转期最短。综上,造成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变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本企业在产品存货资金占用增多,使内外资金占用额差距缩减。

同仁堂、哈药股份、云南白药2015年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占用额分别是-4660.22万、-123933.20万、-27971.05万,三大企业生产环节都更多地占用外部营运资金,但同仁堂内外资金占用差额最小,表4显示了各企业生产渠道营运资金指标,从中可发现同仁堂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的绝对数最短。从各个分项目入手,同仁堂应付职工薪酬周转期和与其他应付款周转期之和并非三个企业中最低的,说明其占用外来资金的相对数还是较高的。但由于其在产品存货周转期过长,占用公司内部营运资金相对数较高,导致其在生产环节营运资金的利用效率略低于其他两个企业。

总体来说,同仁堂在生产环节虽占用了较多的外部资金,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本公司内部资金的占用,但由于其生产环节滞留在产品存货过多,使得内部资金的利用效率下降,在整体上影响了生产环节资金利用效率。

(三)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分析

(见表5、表6)

表5反映了同仁堂2013年至2015年同仁堂采购渠道营运资金指标与趋势,2013年至2015年采购渠道营运资金总额分别为14735.21万、3316.71万、4203.98万。结合表5可知,采购环节营运资金占用额和周转期都呈先下降后小幅度上升态势,一方面得益于企业在逐渐增长的材料消耗总额下控制了材料存货的持有量,虽然力度不大,但有效地缩短了材料存货的周转期,从而有助于缩短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的周转。另一方面2014年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较短主要得益于2014年延长了应付账款的周转期,供应方宽松的信用政策使企业的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利用效率提高。

横向来看,同仁堂采购环节营运资金的利用与其他两个企业相比具有较大差距。2015年同仁堂、哈药股份、云南白药三家企业营运资金占用额分别为4203.98万、-280886.20万、-123160.25万,哈药股份与云南白药两个企业营运资金值为负,说明在采购环节占用的营运资金主要来源于采购方,而非占用企I自身的资金。而同仁堂在采购渠道营运资金为正,说明同仁堂采购环节占用的营运资金更多来源于企业自有的资金。表6反映各企业采购渠道营运资金指标,从应付账款周转期和应付票据周转期之和来看,同仁堂的值是最高的,且两种流动负债中,对供应方来说流动性较差、风险性较高的应付账款占了绝大多数,说明同仁堂自身在供应商方面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享有宽松的信用政策,并占据了对方较大规模的资金。但由于同仁堂材料存货的持有量过高,导致同仁堂在采购渠道更多地占用了自有资金。

总体来说,同仁堂在供应商方面虽有较强的主动权,享有较长的还款期限,但由于其材料存货的持有量过高,造成采购环节占据了大量的自有资金,大大影响了采购环节的资金利用效率。

四、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同仁堂经营活动的三大渠道中,营销渠道占据了大部分的企业自有资金,采购渠道占用了较少部分的自有资金,而生产渠道占据了少部分外部资金。营运资金近年来营销渠道与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均有所下降,只有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有小幅度提高,最终经营活动的资金利用效率是下降的。与其他两个企业相比,同仁堂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也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同仁堂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同仁堂的存货持有量过高,存货周转期过长,利用效率较低,企业需进一步加强各类存货的管理,提高存货的利用效率,有效控制存货成本。

企业可从以下方面入手:1.引进零库存管理制度,根据顾客的订单确定所需的成品存货量,确定生产计划以及安排所需的材料存货,从而大幅降低成品存货与材料存货的持有量,但这种方式会延长交货的时间,对生产环节造成压力,同时对供应商的依赖性较强,需要与供应商建立长期信任关系。因此也可以保留一定量原材料存货,接收到订单后在安排生产,这样无需过分依赖供应商,且有效降低了成品存货持有量,提高营销环节营运资金利用效率。2. 企业可以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辅助管理存货,例如 ERP 系统。利用 ERP 全方位科学高效集中管理业务流程,尽可能地减少漏洞,降低库存,使存货管理更加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EVA;招行;经营绩效

1.引言

2010年,央企全面实EVA考核,正式用EVA替代ROE作为年度经营业绩效考核的基本指标,这标志着我国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时代的到来。招行目前的经营绩效评价体系仍是以传统绩效评价体系为主,而传统绩效评价容易使企业行为短期化,过分追求净利润,忽视资本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损害股东利益。因此构建一个更有效的业绩评价体系就显得十分迫切。

随着EVA评价指标的推广,EVA在银行方面运用的研究也越来越多,1994年,美国森图拉银行率先使用EVA指标,在短短几年内EVA的实施为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米歇尔(2003)比较了MVA和EVA,表明EVA是一种优越的银行绩效衡量工具。富兰克(2007)等人肯定了EVA作为衡量股东价值指标的优越性。谭德彬(2003)首次提出用EVA作为上市银行绩效评价的新标准。熊琴翠(2006)探讨了EVA的基本原理、EVA与银行价值的关系,最后分析了EVA理论在银行价值创造中的具体运用。工行福建省分行计划财务部(2005)对EVA在银行纯净考评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从EVA指标入手,构建了总行、分行、管理层、职能部门、员工五个层级的EVA业绩评价体系。

2.现有的银行经营绩效评价方法(见表1)

可见,传统的绩效评价仅限于银行会计报表上表面的数据,没考虑到数据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更没考虑外在环境变化和机会成本对银行本身经营业绩的影响,故传统的绩效评价方法不能准确地对银行的绩效进行评价,只能反映银行经营的表面现象。而EVA通过引入资本成本,不仅体现了债务成本,而且还反映了股东投入资本的机会成本,反映了信息时代财务绩效评价的新要求,能够为企业提供较为客观、全面、系统的绩效衡量标准。

3.银行EVA的计算公式

3.1 招行经营绩效评价体系

(1)评价对象及指标体系

招行根据金融监管要求和具体情况,设立了综合管理评价指标,由经营规模、成本效益、资产质量和内部管理四类组成(见表2)。

(2)存在问题

从表2可看出,招行在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上,努力走出传统财务报告分析的模式,向综合性、全面性的评价体系迈进,但是在总体思路和具体方法上看,尚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评价方法仍较落后,传统财务指标仍占主导地位;第二,未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经营收益未经风险调整;第三,多指标体系的考核方式,缺乏核心指标。

因此,招行在面对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尤其在零售银行市场,而银行内部的绩效评价体系又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引进EVA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业绩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3.2 EVA的测算

(1)EVA的内涵

EVA是指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与该企业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间的差额,是为出资人创造的“真正的利润”,其最大的亮点在于不仅剔除了债务成本,还考虑了股权投资的机会成本,消除了在传统会计利润下企业认为“股东资本免费”的弊端。

(2)EVA的计算公式

EVA=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税后净营业利润(NOPAT)-资本总额(CAP)×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WACC) (1)

高莉,樊卫东(2003)结合银行业自身的特殊性,修正了EVA指标,提出适用于银行业绩评价的EVA指标体系。NOPAT=税后利润总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本年度变化数额+其他资产减值准备的本年度变化数额+(-)营业外支出(收入)-(+)税率×营业外支出(收入) (2)

(2)式未考虑存款利息支出,债务资本,商誉和递延所得税。本文将(2)式调整为:

调整后的NOPAT=税后利润+少数股东损益+债券利息支出×(1-所得税率)+本年商誉摊销

+当年计提的贷款呆帐准备+当年计提其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营业外收支净额×(1-所得税率)+递延税款贷方余额变动-递延税款借方余额变动   (3)

调整后的CAP=债务资本总额+调整后的权益资本总额 (4)

其中:债务资本=普通金融债券余额+长期次级债券等附属资本余额

调整后的权益资本=股东权益(包括普通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权益)+年末贷款呆帐准备金余额+年末其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余额+年末递延税款贷方余额-年末递延税款借方余额 (5)

WACC=债务资本/CAP×债务资本成本率×(1-所得税率)+权益资本/CAP×权益资本成本率

(6)

其中,债务资本成本率根据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计算;权益资本成本率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3.4 招商银行经营绩效分析

3.4.1 基于EVA与传统指标的比较

(1)NI与EVA的比较

招行自上市以来,经营绩效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从图1可知,NI与EVA的总体趋势大致相同,同期EVA比同期NI要小。如果招行直接用NI衡量银行的经营业绩,则会导致经营业绩的偏高。权益资本虽然是股东投入银行的股本,无需偿还,也无需支付费用,但是权益资本如不用于现有投资,就可以进行其他投资以获得收益,因而需考虑权益资本的机会成本。因此,EVA比较真实的反映了银行的经营业绩,是银行当年创造的真正价值。

篇3

1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介绍

在国民经济中,煤炭行业一直扮演着基础产业的角色,长期保持着一定的增长势头。作为煤炭企业的代表,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自然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绝大多数该类公司是以既有的集团总公司为基础,采用设立股份公司的途径进入股市,拥有比较理想的发展前景。我国政府向来十分关注煤炭行业发展,并对其产业结构加以引导和支持,尤其是《煤炭工业十二五规划》制定和实施之后,可预见煤炭上市公司将会随着所属的煤炭行业共同迎来经营绩效进一步提升的重要时期[1]。

2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出现的问题分析

21没有动态性

目前,煤炭上市公司在构建评价体系时,往往选取自身某个年度并将当作一个横截面,对包括经营成果在内的诸多指标予以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实现对企业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被评价企业通常处于差异化的发展阶段,所以,截面静态评价这一做法难以获得良好的可比性[2]。目前,煤炭上市公司在进行绩效评价时,倾向于对自身的历史经营数据予以静态分析,表现的是企业过去某个时期的经营状况,无法以动态形式表现企业经营状况,很难满足该类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自我更新方面表现出严重不足。

22经常使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

先结合已有的评价目标与相关要求,构建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以所有指标为对象予以相关处理,一个是同趋势化处理,另一个是无量纲化处理;通过专家法得到各评价指标所对应的权重;将指标数值、标准值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单项指标值,通过它实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评价。该方法在指标选取以及权重确定方面表现出较大的主观性,特别表现在权重确定方面,容易受到多种主观因素的不良影响,给评价准确性埋下了较大隐患。

3有关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设计分析

31设计原则

(1)系统性原则。该评价体系属于一套具有典型综合性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因而在选取评价指标的过程中,应协调好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另外,还应协调好定量指标、定性指标之间的关系[3]。

(2)社会效益原则。以企业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最大化为根本价值取向,针对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评价时,应基于企业利益视角,全面且深入地分析企业对当地社会、债权人和内部员工等做出的贡献。基于社会效益的关注,是评价一家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核心方面。

(3)综合性原则。由于煤炭企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对其经营绩效进行评价时,一方面要兼顾资源效率优化配置问题,另一方面还应考虑相关的安全风险因素。政府规定经营者是企业安全的首要承担方,而安全生产又是煤炭企业的一贯主题,即安全工作是该类企业的核心工作。总之,应在资源配置、安全生产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

(4)重要性原则。所谓重要性原则指的是,全面性、关键性之间的有机结合。对于煤炭上市公司,其在构建绩效评价体系的过程中不可过分追求面面俱到,因而这种做法会让评价体系体现出侧重点,难以找出核心问题加以讨论。所以,在确定指标的过程中,应遵循重要性原则,确定影响煤炭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核心要素。

(5)时效性原则。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具有明显的动态性特征,所以,相关指标的选取应尽量体现时效性。指标体系应涉及三大方面的指标,即短期指标、中期指标以及长期指标,将便于定期衡量当成确定指标的一个关键的参考条件。

32设计思路

基于前文提及的五大原则,煤炭上市公司是将人、物两种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自主地开展相关经济活动、以营利为核心目的的一类经济组织。以煤炭上市公司为对象,对其经营绩效进行评价的设计思路可基于两大层面进行分析,一个是输入,另一个是输出。在输入方面,借助对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相关方面的具体投入的分析,实现对效率的科学评价;在输出方面,基于企业不同利益相关方视角,收集若干家煤炭上市公司的经营信息,系统分析和比对它们的产出效果。在这一过程中,煤炭安全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是媒体上市公司正常运营的基础,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支持[4]。

33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对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分析时,可基于两大层面进行相关分析,一个是过程控制,另一个是结果分析。所以,可构建下述指标体系[5]。

(1)过程控制。基于人力评价视角,选取“职工人数”这一指标:人力资源状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反映公司经营绩效的一个核心因素。在公司运营中,员工属于最活跃的一种要素。该指标集中体现了公司在“人”这一领域的投入。基于物力评价视角,选取“固定资产原值”这一指标:反映了公司在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集中体现了公司在“物”这一领域的投入。基于财力评价视角,选取“主营业务成本”这一指标:指公司销售商品(服务)的营业成本、收入之间的配比。该指标集中体现了公司在“财”这一领域的投入。

(2)结果分析。基于经营者视角,选取“营业总收入”这一指标:指公司在开展以销售商品(服务)为代表的一系列日常业务时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的总体流入。基于股东视角,选取“每股收益”这一指标:也就是每股盈利,具体而言,普通股股东手中每占有1股所能够获取的公司净利润或者需要面对的公司净亏损。基于社会责任视角,选取“利税总额”这一指标:指公司产品销售税金和附加、应交增值税以及利润总额之和。该指标集中体现了公司在某段时期内取得的全部利润额以及对肩负的社会责任的量化。基于债权人视角,选取“资产负债率”这一指标:指年末盘点时公司负债总额、资产总额之比。该指标集中反映了公司负债水平,即在总资产构成之中,哪些资产是通过负债方式进行筹措的。不仅如此,还反映了公司利用债权人资金的综合能力。

(3)煤炭安全。基于安全生产视角,选取“百万吨死亡率”这一指标:煤炭产量以万吨为单位进行统计和计算的,而事故发生通常将年当作统计时间。该指标集中反映了一个公司所具有的安全生产能力。

篇4

[关键词] 经营绩效指标 分析假设 机理

一、经营绩效指标的选择和分析假设

对经营绩效指标的界定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假设是考察交易成本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前提。为了便于分析,经营绩效指标选取的是总资产收益率;分析假设是对交易成本和经营绩效关系考察的范围界定。

1.经营绩效指标的选择

由于我国缺少社会绩效评价指标,在衡量经营绩效时本文选择的是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该指标反映企业总资产能够获得利润的能力,即反映企业资产的综合利用效率,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的资产利用效果越好,经营管理能力越高,从而带给企业良好的经营绩效。

2.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假设

(1)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看作是企业的长期投资。

(2)企业社会责任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之所以考虑到进行这样的分类,是由于在企业进行投入的过程中,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的单位投入带给企业的效益本身不同。

(3)企业承担的单位社会责任和降低的交易成本都是可测量的。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交易成本、经营绩效的机理分析

首先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降低交易成本总体上的分析,然后考察企业承担各种类型的社会责任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营绩效。交易成本的降低表示净利润的提高,而平均资产总额近似看作是常数,由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可知,交易成本的降低表明总资产收益率的提高,即是经营绩效的提高。

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交易成本、经营绩效关系的总体分析

依据张五常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把交易成本分为谈判成本、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谈判成本主要是制造商和消费者、制造商和中间商的谈判所花费的费用;信息成本是了解产品信息的成本;度量成本指的是对商品的特性、特征度量的成本。以下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如何降低交易成本。

(1)对谈判成本的考察

良好的社会责任绩效提高了企业在社会公众的形象和声誉,这使企业和公众之间更为信任。在企业与消费者谈判过程中,若彼此间缺乏信任,双方都会花精力鉴别对方提供的信息;达成协议后还要防止对方不履约,防止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双方把资源浪费在不能创造价值的活动,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谈判成本。而拥有良好社会责任绩效的企业这种成本会较低,制造商和中间商之间的谈判也是如此。双方都愿意和信誉好的企业履约,彼此间更为信任,履约和监督成本都会降低。这样企业的谈判成本会降低,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净利润的增加,即是总资产收益率的提高。

(2)对信息成本的考察

企业对消费者责任主要体现在向消费者提高安全可靠的产品;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使消费者尽可能多地了解企业的产品信息;提高优质的售后服务,及时为消费者排忧解难。对于良好的社会责任绩效企业而言,消费者明白其做到了以上几点,就会较少地用讨价还价的方式去获取信息,对产品的质量、性能、怀疑较少。企业拥有良好的信誉,营销渠道更为畅通,这样也可以节省营销费用。总之,拥有良好社会责任绩效的企业会节省信息成本,信息成本降低了,总资产收益率也会随之提高。

(3)对度量成本的考察

良好的社会责任绩效企业会提升员工的士气和组织的凝聚力。员工的行为和企业的目标更为一致,度量员工的贡献就会更为方便,因为员工较少出现卸责行为和道德风险。而卸责行为少了,企业的监督成本也会随之下降。因此,良好社会责任绩效的企业同样会节省度量成本。同样,度量成本的降低意味着总资产收益率的提高。

总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则有利于实现企业的经营绩效。这样,交易成本作为中间变量,实现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提总资产收益率效的路径。

2.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交易成本、经营绩效关系的具体分析

企业可以看成是一个由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政府部门、本地居民、自然环境等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契约共同体。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或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或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他们就要求企业考虑自身的利益,给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构成了外部压力。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会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企业争取长期的利益。反之,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会失去自己前进的动力,最终会导致破产等严重的后果。本文分析企业承担对股东、员工、消费者以及环境的社会责任对交易成本和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股东作为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其利益实际上是企业或企业家实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虽然企业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能保证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但是,企业如果不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受到损害以后,企业就根本无法长久地维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果企业不能实现盈利,其再生产就失去了物质基础,甚至面临破产。

企业员工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不能得到满足,则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就会大大降低,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获取。由此可见,企业若不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长足发展。如果企业主动承担起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尊重员工、相信员工,提供给员工公平的就业机会,保障他们的劳动安全,报酬要合理公平并努力提高员工的生活福利水平,那么企业的目标很容易便可得到员工的认同,这样就能增强员工的使命感和忠诚度,企业的凝聚力和共同应付困难的能力就会不断得到改善,面临因为员工过于频繁流动所带来的困扰,这样企业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管理费用、招聘成本以及培训成本等,进而并能提高总资产收益率和生产效率。

企业满足了消费者需要的同时,又提高了企业的信誉,促进了产品销路,拓展了服务领域,直接促进了企业经营,提高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企业通过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加了对产品的需求量,提高了居民的购买率,又为企业扩大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就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企业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会使消费者对企业和产品更加信赖,会以更少的信息成本来购买产品或享受服务,这样会降低企业运作的交易成本,提高经营绩效,企业应当主动履行对消费者的责任。

随着自然资源的逐步减少,其获取成本越来越高,可以说谁先获得资源,谁就能较早得到发展,它发展的成本就较低。如果再等几年之后再发展,需要发展的国家就会更多,需要资源的国家也会更多,资源相对减少会促使价格上涨,使获取资源的成本升高,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企业承担对环境的责任可以提高企业的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在企业与其他组织合作过程中,会以更少的成本来获取资源,从而降低了企业运作的交易成本。同样,企业交易成本的降低则意味着承担对环境的责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

总之,企业承担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会得到比其付出更多的收益。企业厉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其形象,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最终会优化企业的财务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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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立清: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南方经济,2006(02)

篇5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绩效考核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能力不断进步,我国金融行业不断取得新发展,国有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业的主力军,在行业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口行业严重受挫,企业凋零、股市大跌,金融行业自身发展严重受阻。同时,国内各类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大量外资银行涌入争夺国内市场,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越发激烈。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国有商业银行持续稳健的发展动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是目前我国国有银行时刻面临的重大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若要取得稳健的发展,必须要在银行自身经营绩效上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因为每个银行的经营绩效是银行自身综合实力的最直接体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只有在提升经营绩效上不断进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才能更好的巩固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基础性位置。因此,研究如何更好地提升银行的经营绩效,是当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重视的战略性工作。

一、相关概念界定

1.绩效

绩效是指企业在既定的战略目标下,运用特定的标准和指标,对员工的工作行为及取得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估,并运用评估的结果对员工将来的工作行为和工作业绩产生正面引导的过程和方法。

2.经营绩效

经营绩效是指营运管理最终的成果,具体表现在一些指标任务达标的情况,包括:销售额、销售额增长率、毛利额、毛利率、毛利额增长率、损耗率、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增长率、综合毛利率、人力成本占销售比、经营费用占销售比、净利率、存货周转率、投资回报率、资产回报率等等。

3. 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商业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以多种金融负债筹集资金,多种金融资产为经营对象具有信用创造功能的金融机构。因此,本文将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界定为:商业银行在保障盈利、多渠道筹集资金、经营多种资产对象、保证银行信用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所能达到的具体的运营管理成果。

二、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存在问题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总体上经历了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经营模式转变的过程,随着经营模式的转变,经营绩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虽然银行正在努力建立新的经营绩效评价体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缺乏明确目标定位。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的不断变革,银行自身也在不断改进新的经营绩效指标来适应新情况,但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体系仍然存在缺乏明确目标定位的问题。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不同地区制定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时并未因地制宜,仍旧施行同样的经营绩效评价体系,这也就造成了指标体系混乱而且缺乏目标。另外,由于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各个支行经营环境、竞争状况、地理位置等不同条件的差异造成了支行间经营效益的差异巨大,施行同样的经营绩效评价体系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员工待遇差别很大。因此,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中的突出问题。

评价指标避难就易。在银行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中,存在财务性指标和非财务性指标。财务性指标是企业总结和评价财务状况和运营成果的相对性指标,由于此类指标可以通过往年的财务数据分析比较容易地显现出来,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在评价经营绩效时十分重视财务指标。然而,财务指标是面向过去,反映的是过去的绩效,无法提供创造未来价值的动因。非财务性指标无法通过财务数据准确计算,十分难以衡量,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往往避开这类指标。在银行实际发展中,诸如顾客满意度、产品和服务质量、公司潜在发展能力、创新能力等非财务性指标可以促进银行全面经营绩效水平的提高,对银行的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评价体系存在避重就轻的问题。

效益发展只重眼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经营绩效评价指标的重点是短期的经营绩效,而很少把涉及到未来长期发展的指标列入考虑。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当期的经营成果,当期的经营成果直接关系到银行内部的绩效考核,银行内部的绩效评价又与员工的薪酬挂钩,这也就直接导致了银行自上而下目光紧盯当期效益,被考核人可能会以损害长期发展为代价换取短期利益,而忽略了银行长期经营绩效的实现。这种效益发展只重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期发展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整体利益,不利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体系制定缺乏沟通。国有商业银行在制定经营绩效考核指标时,一般会采取自上而下确定考核目标的方法,银行基层员工没有参与具体考核指标的制定,而只是绩效考核的执行者。这种情况下,银行没有广泛收集员工关于经营绩效考核的意见,员工对绩效考核的理解和参与度都难以准确到位,而只是在浅显地了解之后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执行,简单地把经营绩效考核作为一项工作任务去完成,对绩效考核缺乏认同感。银行员工长此以往,会极大程度地降低经营绩效考核的效用,也就无法达到通过绩效考核激励员工的效果,导致考核流于形式。员工会重视跟自身利益相关的考核指标,忽略其他不涉及经济利益的指标,这种做法不仅降低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也对银行整体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

2. 原因分析

通过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考核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对银行内部工作实际情况的调查,可以总结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绩效考核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内部体制。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内部体制是多年工作中总结出来了经营模式,银行内部长期循规蹈矩地按照这种固有模式运作,没有实现商业化的变革,所以银行现行的内部体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之后,大部分银行骨干成员仍旧是在计划经营管理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他们是银行内部机制改革的核心力量,因而在内部机制的改革中,难免会留存计划性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因而存在诸多的弊端。银行内部体制陈旧、行动落后,缺乏深厚的现代银行治理文化底蕴,导致了银行内部的高层领导和大部分员工依旧在固有的计划模式下工作。

执行力度。股份制改造之后,国有商业银行先后引入了许多的先进管理理念,但是在银行内部实际工作过程中,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往往浮于表面,并没有得到实际运用,而只是存在于战略管理理念的高度,这就体现出了银行执行力不够的问题。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底层员工,都存在忽视管理理念的现象,没有把战略性的管理理念进行彻底地实施,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工作与公司管理理念的脱节。

员工素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庞大,员工数量众多,本身员工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就有差别,还有新员工的不断进入,导致了银行内部的员工素质参差不齐。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中坚力量基本上是在股份制改造之前就已经在银行任职,都是计划经济下的老员工,其工作思想、做事风格等方面难免会存在一些落后成分,可能会跟不上时展。银行不断有新员工的加入,这部分员工是在新的经营模式下培养出来的,所以工作思想和做事风格方面应该会更加紧贴时代步伐,这种情况也造成了银行员工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

三、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建议

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不仅可以促进银行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而且可以带动我国银行业更好更快发展。通过综合分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中的现存问题和问题存在的原因,本文认为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有效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加快金融创新,提高盈利能力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业务创新能力上存在一系列的缺陷,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金融产品类型少,开展业务范围小。针对此种情形,国有商业银行可以研发新的金融产品,促进金融产品和业务的创新升级。例如完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ATM等先进的转账支付工具和手段,为客户提供更为便捷的金融服务;大力拓展信用贷款类型,为借贷者提供可靠的信用贷款渠道,同时提供更好的贷款优惠;大力发展银行中间业务,着重发展银行卡、投资银行、理财咨询等业务,注重中间业务收费定价;加大业务宣传,积极培养市场需求,提高居民对银行金融业务的认知。在努力发展优势业务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作业模式创新和营销渠道创新,借鉴外国成熟先进的经营模式,设计出符合我国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2.强化资本管理,规范流动性管理

国有商业银行持有充分的资本既能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又能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提高获利能力。因此,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实施全面资本管理,要保持合理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和稳固的资本基础,支持银行自身业务发展和具体战略计划的实施,持续满足监管要求,并确保银行资金的安全运营。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与其经营绩效成正比,规范流动性管理,可以促进银行经营绩效的改善。国有商业银行应当建立适当的考核问责机制,保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对资产流动性进行专业管理,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提高对流动性风险识别、测量和控制的能力。

3.优化资产结构,减少不良贷款

国有商业银行要根据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和政府相关政策,不断提升授信限额,大力促进信贷方向的改良,改善业务内容和资产结构。银行相关部门要坚持不断地完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进一步修订风险管理相关文件。银行要优化贷款结构,提高贷款质量,建立和发展全方位的社会信用体系,有针对性的检查风险存在情况和存在范围,有效减少不良贷款。对于潜在的风险因素和问题隐患的贷款要密切监视、提前介入,及时制定处理预案。加大清收考核力度,推动自动化清算系统建设,加强金融业务监管,及时清算核销旧账坏账,强化风险管理和控制,减少不良贷款。

4.完善体制改革,坚持以人为本

国有商业银行首先要进一步深化股份制改革,促进股权结构合理化,推动公司组织结构的完善。其次,要持续推进和完善领导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权,促进银行自我完善和发展,降低政府的行政干预,实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再次,银行需要建立更加合理的员工激励制度,了解员工需要,注重精神激励,多种激励机制综合运用,促进员工与银行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同时,银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市场配置为手段,以机制创新为保障,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增加员工参与,鼓励更多的员工参与到人事改革中来,激发各机构的经营活力,从而提高银行整体的经营能力。

四、结语

面对激烈竞争的经济社会环境和问题众多的银行内部困境,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想要取得更好的发展,还有很多的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这就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加大力度提升自身的经营绩效水平,促进银行自身的经营能力不断发展进步,才可以更好地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下去。本文通过系统地探究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中的一系列问题,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从加快金融创新、强化资本管理、减少不良贷款、完善体制改革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建议,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的提升提供了合理的参考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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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子怡.国有银行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时代金融,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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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市场化;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经营绩效;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5-006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选择来华经营,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加快了入驻我国的步伐。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放开人民币业务,完全取消对外资银行在地区、业务和客户方面的限制,更多的外资银行转制为外资法人银行,与中资银行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至此,外资银行在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银监会2013年年报,截至2013年底,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42家外资法人机构、92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87家代表处。36家外资法人银行、57家外国银行分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在我国的27个省(市、区)的69个城市设立了机构,初步形成具有一定覆盖面积和市场深度的总行、分行、支行服务网络,营业网点达947家①。

随着金融改革在我国的持续推进,更加透明、开放和政府较少干预的金融改革措施将相继在我国实施,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便是利率市场化。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放开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管制,金融机构可以自主确定贷款利率。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市场化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内实现。2014年11月22日,央行降息,并将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至1.2倍。进入2015年后,央行又于2月28日进行了年内首次降息,将存款利率上浮至1.3倍,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的竞争态势势必会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收益主要依赖于利息收入,利率市场化使得利差收窄,进而使得商业银行的收益下降。反观外资银行,由于很多外资银行在国外利率完全放开的地方设有分支机构,积累了很多经验,知道如何在利率开放的条件下设计新的产品,以及如何为这些新产品进行定价和风险管理,从而提高了经营绩效。很显然,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外资银行先进的经营经验使得他们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不可忽视的竞争力量。因此,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对我国的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中资银行相对于外资银行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相应建议,对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与经营绩效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在对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经营状况的比较研究较少,并且结论不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4)将北京地区中外资银行作为样本,运用层次分析法,对银行经营状况、外部环境、创新能力等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相对于中资银行在盈利能力、安全性、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创新性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黄亮雄等(2010)采用DEA交叉评价模型对在华经营的中外资银行进行了效率评价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国内银行的效率要高于外资银行。张碧琼(2014)采用GPCA法,对我国12家中资银行和3家外资银行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表明,本土商业银行的总体经营业绩要高于外资银行,但外资银行的业绩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资银行,且在安全性、成长性和稳定性等指标上也要明显优于中资银行。

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这一方面。克莱森斯、德米尔古克和赫伊津哈(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arry Huizinga)对1988―1995年间80个国家的7900家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外资银行比本国银行具有更高的利息边际和利润,并且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兰辛克和赫尔墨斯(Robert Lensink和Niels Herms)收集了1990―1995年间4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其国内银行的经营成本上升,利差收入也上升,但利润的总体变化在统计上不显著。郭妍、张立光(2005)采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3家国内银行1993―2002年的面板数据,在国内首次对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银行盈利状况、经营水平、抗风险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加深,虽然国内银行的利差有所上升,但利润率、非贷款收益率、费用率均有所下降,此外,国内银行的盈利状况等受自身资本充足率和费用率的影响较大。叶欣(2006)运用我国银行业1995―2004年的横截面数据对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中资银行效率水平的变化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中资银行利息边际和利润水平显著正相关。毛泽盛(2006)通过选取1989―2005年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与国内银行的税前利润和管理费用负相关,而与净利息收益和非贷款收益正相关,且外资银行进入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冲击更大。张金清和吴有红(2010)运用2001―2008年14家主要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利用SFA法测度商业银行的效率,对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土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即在外资银行进入水平达到阈值之前,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促使本土银行效率的改善;在进入水平超过阈值后,外资银行可能对本土银行的效率产生消极作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虽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证券市场的完善仍然需要一段较长时间,因此,我国的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银行融资仍占据主导地位。我国不断推进金融深化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得商业银行既面临着外部经营环境不断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又承受着自身体制的不断变革。而2006年底全面放开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全面进入后,我国商业银行能否取长补短,迅速提高经营效率,不仅关系到商业银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在这种体制下,我国的商业银行把存贷款利差作为其利润的主要来源。相关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收入一般占其营业收入的70%以上,尤其是中小型商业银行,这一比重更大。相比之下,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虽然盈利模式多元化,但由于大部分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的时间较短,对我国整个金融环境和监管结构缺乏了解,加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利息收入比(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处于较高的水平,表1反映了部分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18家)和中资上市银行(16家)2007―2013年的利息收入比状况。

表1中的数据显示,无论是中资上市银行还是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利息收入占比均超过了60%,处于较高的水平,说明存贷款利息差的收入仍然是我国银行业盈利的主要来源,对银行业的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国际历史经验,利率市场化往往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剧,市场活跃度提高,利率水平上升,银行业的利差收窄。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将导致存款成本在短期内上升,贷款收入在短期内下降,但是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相对缓慢,因此,短期内利息差收窄的可能性较大。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存贷款利差的收窄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对中资上市银行和在华经营的外资法人银行的影响不同。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近几年来,各家中资银行都在积极探索经营模式的转型,将业务重点由传统银行业务向中间业务过渡,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实现盈利模式的多样化,但是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仍然较小。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由于银行的利差收窄,存贷款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整个市场将对银行业的业务创新能力、利率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外资银行由于有着丰富的利率市场化经验,在以上几个方面相对于中资银行更具有竞争优势,且外资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良好。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发展,中间业务发展较好的商业银行,其经营绩效受到的影响较小,而中间业务发展较差的商业银行,其经营绩效受到的影响也就较大。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以非利息收入为代表的中间业务收入将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其中,中间业务的发展对外资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大于对中资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我国在2006年年底全面放开了人民币业务,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诸多限制,外资银行纷纷转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可与中资银行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同时,我国于2007年1月4日起正式运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称Shibor ),这标志着我国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工作的全面启动。Shibor的建设有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因此,2007年可以说是我国进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标志性年份。本文选取的样本包括中资银行样本和外资银行样本两部分,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7―2013年。为了满足平衡面板数据的要求,保证数据的完整性,经筛选,最后保留了16家中资上市银行样本和10家外资法人银行样本。原始的银行财务数据来源于《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分析库》(BankScope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由原始数据经过计算确定相关的变量。

(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评价方法传统上是以银行的财务指标为基础的,通过商业银行财务报表的数据计算相关财务指标,从而评价银行的经营绩效。本文选取常用的财务指标――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银行的经营绩效。资产收益率指的是一段时间内,净利润与总资产之间的比率,本文采用商业银行的年资产收益率。

2. 解释变量。(1)非利息收入占比。即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本文用NIR表示。非利息收入占比是衡量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重要指标,该指标越大,表示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越好,对传统的存贷业务依赖性越小。(2)净利差。即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与银行的平均总资产之比,本文用NIRA表示。净利息收入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中能够反映银行效率的重要信息。

3. 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地衡量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净利差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进一步选用资本充足率(CR)、存贷比(LCD)、成本收入比(CTIR)以及银行总资产(ASSET)作为控制变量。

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的资本对其风险资产的比率,是保证商业银行安全运营和正常发展所必需的重要比率,也是巴塞尔协议对银行安全性监管的重要要求。但是,银行的安全性原则与盈利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因此,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

存贷比。即商业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率。该比率越高,表示商业银行对其资产的运用越充分,同时流动性风险也越高。我国明确规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得超过75%。

成本收入比。该比率反映了银行的每一单位收入需要支出多少成本,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可反映银行的经营效率。一般来说,该比率越小,表明银行的经营效率越高。

银行总资产。即银行规模的大小。一般来说,当银行存在规模效应时,银行的规模越大,经营绩效越好。本文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SSET)来衡量银行规模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

于本文选取的数据为面板数据,因此对以上模型的估计可以使用面板数据的无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通过Likelihood Ratio Test和Hausman Test,检验结果的P值均接近于0,即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应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进行实证分析。

五、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的实证分析需要分样本进行回归,即分别对中资上市银行样本和外资法人银行样本进行回归,因此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也分类进行(结果略)。

在华经营的外资法人银行与中资上市银行在资产收益率、非利息收入占比以及净利差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衡量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资产收益率ROA在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上的平均值分别为1.02和0.68,可以看出外资法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远低于中资上市银行,其平均值不到1。从标准差来看,外资法人银行ROA的标准差为0.41,高于中资上市银行ROA的标准差0.23,这意味着外资法人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内部差异性要高于中资上市银行。测度中间业务发展情况的指标非利息收入占比(NIR)在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的平均值分别为14.56和24.35,这意味着平均看来,外资法人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是中资上市银行的近两倍,说明外资法人银行在盈利模式多元化方面的表现要优于中资上市银行。但从标准差来看,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分别为6.62和15.11,说明外资法人银行在非利息收入上的内部差异性要远高于中资上市银行。商业银行主要收入来源通过指标净利差(NIRA)来反映,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的这一指标的均值分别为2.34和1.78,即中资上市银行在利差收入上的优势明显大于外资法人银行,且就标准差来看,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分别为0.29和0.77,也反映了中资上市银行利差收入的差异性明显低于外资法人银行。

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样本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大,因此可以较好地避免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统计软件Eviews,采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的模型进行回归,经整理,各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2内中资上市银行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衡量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指标非利息收入占比对我国的中资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确实有影响。回归得到的非利息收入占比(NIR)的系数为0.010,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中资上市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就越高,且非利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中资上市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0.010个百分点。净利差(NIRA)的系数为0.297,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净利差对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银行的净利差越高,资产收益率越高。系数0.297表示净利差每提高1个百分点,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0.297个百分点。同时,比较变量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数和净利差的系数,可以看出净利差的系数要远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数,这表明对中资上市银行来说,净利差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净利差对银行经营绩效的贡献要远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对经营绩效的贡献。

从针对外资法人银行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非利息收入占比(NIR)的系数为0.017,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中间业务的开展对外资法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利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0.017个百分点。净利差(NIRA)的系数为0.27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净利差每提高1个百分点,外资法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0.275个百分点。对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数和净利差的系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净利差也是外资法人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对资产收益率的贡献有0.275,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数远小于净利差的系数,对资产收益率的贡献也相对小很多。

比较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净利差(NIRA)对中资和外资银行的经营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存贷利差的收窄会对银行的经营绩效带来不利影响。同时,比较二者净利差的系数,可以发现中资上市银行的净利差系数略高于外资法人银行,表明净利差对二者的影响稍有不同,对中资上市银行的影响效果高于对外资法人银行的影响效果。这可能是因为与外资银行相比较,中资银行更多地依靠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来增加其收入,净利差对其影响要更大一些。这一实证结果使得本文的假设1得到验证。非利息收入占比对中资、外资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也不同,二者系数略有差异,外资银行的系数稍高于中资银行,这意味着中间业务的开展对外资法人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高于对中资上市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的母公司对利率市场化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外资银行的盈利模式更加多元化。这个结论证实了本文的假设2。

比较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控制变量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可以看出:银行总资产对中资、外资银行资产收益率的系数均为正,但外资银行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确定;存贷比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在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中的影响效果均不显著;中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对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却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成本收入比的系数只在外资银行的模型中显著,且对经营绩效有负向影响,但在中资银行中不显著,表明在中资上市银行中成本收入比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确定。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在前文的分析中,以资产收益率ROA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在稳健性检验中,用权益收益率ROE代替资产收益率来测度银行的经营绩效,以相同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总体上看,基于ROE的回归结果与基于ROA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应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2007―2013年间在华经营的16家中资上市银行和10家外资法人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各银行样本的回归模型,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一)主要结论

1. 总体上看,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中资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高于外资法人银行。其中,中资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受非利息收入占比、净利差、总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率等因素的影响显著,而外资法人银行的经营绩效受非利息收入占比、净利差和成本收入比等因素的影响显著。

2. 非利息收入占比以及净利差对中资、外资银行的经营绩效均有显著影响,但净利差对银行经营绩效的贡献要明显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说明虽然非利息收入占比对银行绩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现阶段在华经营的中资、外资银行仍然依靠存贷款净利差来提高其经营绩效。

3. 外资法人银行模型中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数高于中资上市银行,说明中间业务对外资银行绩效的影响大于对中资银行的影响。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中间业务是新的利润增长点。从中间业务的角度来看,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外资银行能更好地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差收窄的冲击。

(二)政策建议

对中资银行来说,逐步减少对存贷款净利息收入的依赖,清楚地认识到中间业务对银行经营绩效及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意义。要积极学习外资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和创新中间业务的方法,在有效扩展传统中间业务(如结算类业务、银行卡类业务、类业务等)的同时,积极挖掘开发新型的中间业务,拓展中间业务的品种,减少对传统中间业务的依赖。

对外资银行来说,利率市场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虽然外资银行在中间业务的开展状况以及盈利模式的多元化方面优于中资银行,但是优势并不明显。这是由于外资银行在华开设的机构数量较少,在开展业务的广度和深度上均不敌中资银行,且外资银行的本土化发展进程较慢,这使得其传统的优势与我国金融市场融合程度较低,从而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中间业务的优势。因此,外资银行应抓住利率市场化的机遇及我国其他金融开放政策,快速适应我国市场,积极融入本土化市场中,从员工的招聘到产品的研发以及业务的拓展方面均实现本土化,并结合其自身的优势,尽快实现与中资银行的竞争合作关系,提高自身的经营绩效。

注:

①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2013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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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Charnes和Cooper等学者在“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其功能是进行多个同类样本间的相对优劣性的评价。利用数学规划技术,该方法可以较好的解决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特征的同行业企业生产率评价问题。学者魏权龄也证明了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就是在相同情况下采用多目标规划解出的Pareto有效解。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j(j=1,2,Λ,n)的输入输出向量分别为

xj=(x1j,x2j,Λ,xmj)T>0

yj=(y1j,y2j,Λ,ymj)T>0

极效率模型是以CCR模型为基础,利用极效率来甄别有效DMU的效率差异,从而可以给出所有DMU的效率排序。极效率模型如下:

minθsup

s.t.

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分析

指标的选择必须满足评价的要求,能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竞争力水平,在技术上尽量避免投入产出指标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全面性、客观性、代表性、可得性的原则出发,本文把各个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选取投入指标为逆费用率、逆赔付率、资金运用率、逆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而产出指标则选取资本利润率、营业利润率。其中,费用率为营业费用与保费收人的比率,反映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经营保险业务发生的成本费用;赔付率则是赔款支出与保费收入之间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而资金运用率是指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投资总额占企业全部资产总额的比例;资产负债率为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主要用来衡量保险公司在清算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最后,流动比率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衡量保险公司的流动资产在某一时点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付即将到期债务的能力,表明保险公司每一元钱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支付的保障。另外,作为产出指标的资本利润率为利润与实收资本的比率,说明一定时期内利润总额与全部资本金的关系,表明保险公司拥有的资本金的盈利能力;而营业利润率则是利润与保费收入的比率。

实证研究

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选取我国9家主要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分析的样本容量为9,投入产出指标为7,很明显样本容量大于指标个数,满足DEA分析的要求。首先采用DEA对偶模型对保险公司绩效进行评价,结果θ列。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的相对绩效为1。再利用极效率DEA模型对这五个保险公司进行相对效率评价,结果华泰最优效率,永安紧随其后,接着是太保、天安和大众。最终的效率排序结果在最后一列。

从结果可以发现,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相对于人寿、平安、新华、新疆而言,是有效的。其中,人寿、大众可以看作弱有效,天安、太保则是比较有效,华泰、永安是非常有效,表明它们的投入产出指标值比较平衡。具体分析,华泰、永安在营业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的指标值上较其他保险公司高出许多,反映综合盈利能力较强。虽然,天安资产负债率是所有保险公司中最高的,但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差,从而导致其在综合盈利能力方面低于华泰和永安。另外,新疆虽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好,但是其资产负债率却只有1.064,低于平均水平,从而使其综合盈利能力下降。在费用率和赔付率方面,华泰、永安及天安、大众远远高于人寿、平安、新华。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它们经营效益的差异。在资金利用率方面,无疑华泰、永安显得尤为突出。最后,流动比率是人寿最高,达到10.014,说明其流动负债,包括应付手续费、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未交税金等项目,在所有保险公司中最少。资本利润率最高是平安、新疆,分别达到0.637和0.538。不过,从本质上而言,虽然资本利润率可以衡量盈利能力,但是其反映的是创造单位盈利所需资本金数量,即盈利的成本。

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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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并购;国内并购;经营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095-06

近年来,受全球化和国际并购浪潮的影响,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并购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国外学者已经证实,和国内并购相比,发展中国家发生的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目标企业绩效产生了更多的正面影响,跨国并购会显著提高发展中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并且带来新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东道国目标企业的竞争力。对于只有短短几年外资并购历史的我国上市公司而言,外资并购是否也能显著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呢?本文将运用国际并购绩效的主流研究方法――会计研究法对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的经营绩效作比较研究,同时还将进一步探讨外资并购方式、并购后外资是否控股两个关键因素对外资并购绩效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国外大多数研究都认为,跨国并购能使目标企业的经营绩效得到改善。Lichtenberg (1992)指出所有权变更对被收购企业的生产率产生了正面影响。Baldwin(1995)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被收购的加拿大企业生产率的增长要快于那些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化的企业。Moden(1998)研究了1980―1994年期间瑞典企业的并购,发现不论进行收购的是国内收购者还是国外收购者,在收购以前,目标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都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而在收购后,相对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而言,被国外投资者收购的企业的生产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被国内投资者收购的企业的生产率则没有多大改善甚至下降;此外,外资收购在全要素生产率、就业和市场份额方面都有所提高。Chudnovsky等(2000)对阿根廷的实证研究表明,与未被外资收购的企业相比,被收购企业的销售额、劳动生产率、出口和雇员人数的增长都更加强劲。Uminski(2001)对波兰的一项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定性的观察还是对财务数据进行定量的衡量都表明,通过被外资并购来私有化的企业比通过国内并购私有化的企业具有较好的业绩。Zemplinerova等(2001)对捷克的一项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被外资并购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不仅高于国内企业,而且高于外资通过新建方式投资的企业。不过,国外学者更多的是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股票市场对跨国并购的反应。Kiymaz等(2000)研究了1982―1991年参与跨国并购的141个美国目标企业和112个美国并购企业的财富效应。对美国目标企业而言,基本上能通过跨国并购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其中被法国企业并购时获得的超额收益最大(12.79%),被英国企业并购时的超额收益最小(3.65%);对美国并购企业而言,获得的超额收益则与目标企业所在的国家有关。

国内有少量文献对外资并购的绩效进行了探讨。李善民等(2003)分别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就外资格林柯尔控股收购科龙电器(000921)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发现,外资股东控股使得科龙电器在公告日前后20天的累积超额收益为3.01%,在短期内股东(流通股股东)财富增长约3678.11万元。同时公司在并购1年后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以及主营业务利润率都有所上升,说明外资股东的进入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实现了外资收购的初衷。顾卫平(2004)选取了2001年后18家被外资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外资并购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影响。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实证结果表明,样本在考察期[-20,+10]内有正的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约1%),不过统计结果不显著。基于会计研究法的实证结果则发现,除航天长峰(600855)外,外资并购后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均呈现上升态势,表明外资并购对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具有积极作用。卢文莹等(2004)以1995―2003年被外资收购的1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经营能力、现金流量比率和成长能力五个方面共30个指标研究了外资并购的财务绩效。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收购并未使目标公司财务绩效有显著改变。陈继勇等(2006)以2000―2002年发生并购的29家中国A股汽车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指标的财务评价法衡量和检验了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并购后的绩效。研究结果表明,汽车行业的外资并购绩效不仅整体明显优于内资并购,而且这种业绩改善具备明显的持续性。从并购前2年到并购后2年,外资并购公司的平均排名逐渐上升,内资企业的平均排名逐渐下降。

二、检验方法、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检验方法

尽管Bruner(2002)指出事件研究法和会计指标研究法是国际学术界研究公司并购绩效的主流方法,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内在制度缺陷使事件研究法不太适合进行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而在使用传统的会计指标研究法评价并购绩效时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本文将以若干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一个综合评价模型,来检验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前后绩效的变化,即:

其中,Fi是第i个公司并购绩效的综合得分,aij是第i个公司第j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Yij是第i个公司第j个因子的得分。

本文选取了五类共14个财务指标,分别为:(1)盈利能力指标: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净利润率;(2)现金流量能力指标: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3)成长能力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4)资产管理能力指标: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帐款周转率;(5)偿债能力指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外资并购样本取自深沪两市2000―2004年发生外资并购的我国上市公司。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客观,选取样本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这些并购事件进行了剔除和筛选,主要标准有:(1)并购交易结束后,外资持股比例应超过10%,外资应成为第一或第二大股东,以保证外资能够对公司各方面运营产生影响;(2)公司至少在并购首次公告日前一年上市,排除通过外资发起入股的方式来并购上市公司的案例;(3)剔除那些财务指标极端异常值的样本。经过剔除和筛选,本研究最终选取了38个外资并购样本。国内并购样本取自2000―2004年发生国内并购活动的80个目标上市公司,这80个公司在行业及规模上与外资并购的目标公司大致匹配。

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公司的相关财务指标数据均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数据库》(CCFRR)。

三、全部并购样本的综合检验

(一)外资并购公司和国内并购公司综合得分的计算

首先,运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2.0),以因子分析法对被外资并购的上市公司按并购前1年、并购当年、并购后第1年、并购后第2年和并购后第3年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提取5个因子。根据因子得分和方差贡献率,得出五个综合得分函数:

分别根据上述两类公司的综合得分函数计算外资并购公司和国内并购公司在并购前后相应年份的绩效综合评分。

(二)外资并购样本和国内并购样本绩效的综合检验

根据公司并购前后相应年份综合得分差值,对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公司两类样本进行均值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2和F3分别表示公司并购前1年、并购当年、并购后第1年、并购后第2年和并购后第3年样本公司的综合得分。N是样本量。均值是综合得分差值的算术平均,均值的正负表示绩效的上升或下降,均值的大小表示绩效变动的相对程度。括号里是t检验值。正值比率是综合得分差值为正的样本公司个数占全部样本的比值。

表1显示,上市公司在被外资并购前1年、并购当年和并购后1年综合得分均值无显著差异,相应的t检验值均为0。并购后的第2年和第3年的综合得分与并购前1年相比则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并购后第3年的综合得分有大幅度的提高,这说明上市公司被外资并购后在短期内并不能改善企业业绩,但随着外资的渗入,企业绩效在并购后第2年开始得到改善,这也说明上市公司被外资并购后的绩效改善有一个过程。不过虽然并购后第3年与并购前1年的综合得分差值的均值为正(0.1283),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我们所选的样本量太小有关系。总而言之,我国上市公司被外资并购后虽然短期内绩效并未得到改善,不过从长期来看,在被并购后2到3年间其绩效有明显改观,已显露出并购整合后的正效应,表明外资并购是有效的。

但是被国内公司并购的上市公司的情况则不容乐观。图1是外资并购样本和国内并购样本的综合得分差值的变动趋势图。图1显示,被国内公司并购的上市公司其绩效在并购后的几年间持续下降,在并购后第2年下降得尤为迅速,在第3年下降速度有所放慢,但总的来说,和并购前相比较,国内并购公司在并购后第3年的综合得分还是下降了0.0176。实证结果表明,被国内公司并购的上市公司其绩效并未得到改善,相反,还有一定程度的恶化。

图1 外资并购公司和国内并购公司的综合得分均值的变动趋势

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在长期经营绩效方面的差异进一步表明了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本质上的不同。相当多的国内并购属于报表式重组,其本身并无实质性内容,对目标公司的绩效改善并无很大作用。外资并购则不然,外资并购不仅给投资者带来利好信息,导致二级市场股价的上涨,更重要的是,外资能给国内公司带来先进的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虽然目标公司在短期内绩效并未得到改善,不过,被外资并购后的上市公司在被并购后2到3年间其绩效已有明显提高,表明了上市公司在外资的支持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整合后具有了持续发展潜力。

四、并购方式与外资并购绩效

目前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收购股权、定向增发和间接收购。收购股权指外资通过协议收购非流通国家股或法人股、收购外资法人股等方式直接控制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指上市公司向特定的外资发行股票、债券以及其他可以对应为上市公司股权的金融工具,外资以现金、实物资产或股权进行认购,如2002年9月,青岛啤酒(600600)与美国AB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青啤分三次向AB集团定向增发可转换债券,债券将在7年内根据双方的转股安排全部转成青啤H股。间接收购包括多种曲线并购方式,主要有:(1)外资与上市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由合资公司反向收购上市公司的核心资产,从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如2001年米其林对轮胎橡胶(600623)核心资产的收购;(2)收购上市公司外资控股股东股票以间接控股上市公司,如1998年韩国三星康宁间接收购赛格三星(000068);(3)外资通过收购上市公司的国内控股股东股票间接控制上市公司,如2001年阿尔卡特通过绝对控股上海贝尔而间接成为上海贝岭(600171)的大股东。

本研究所取样本中,定向增发类并购事件极少,且其也涉及与上市公司的直接的股权交易,因此,本文将其与收购股权类合在一起,统称直接并购。这样,在研究并购方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时,直接收购样本有27个,间接收购样本11个。表2是两类样本综合得分及均值的检验结果。

表2显示,两类并购样本并购当年、并购后第1年、第2年与并购前1年相比,绩效均无明显变化,但直接并购类样本并购后第3年和并购前1年的综合得分差值为0.0349,表明外资进入后虽然短期内未能改善企业绩效,但在并购后第3年绩效有所提高,外资并购的积极效应开始凸现。间接并购类样本虽然并购后第3年与并购前1年的综合得分差值也为正(0.0003),但远远低于0.0349,说明间接并购的绩效改善程度远不如直接并购。分析原因不难发现,对股权转让类并购,并购将导致公司控制权的重新分配。新股东跨国公司的介入不仅仅增加了对经理层的监管,而且他们还会主动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将跨国公司高效率的管理机制导入企业,给企业带来新的活力,为公司绩效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定向增发则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实质上是目标公司综合考虑战略发展的需要而有选择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行为,从长期经营来看有利于提升公司绩效。间接并购由于是通过曲线方式实现对上市公司的间接控制,因此对公司实际经营和管理的参与程度可能不如前两类,导致对公司经营绩效的改善达不到显著的效果。

五、外资控股与外资并购绩效

控股与参股是具有明显投资目标差异的市场行为,因而可以认为,外资是否作为并购后第一大股东对并购后的经营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38个总体样本中,轮胎橡胶的外资并购中外资是否控股不详,因此在此处研究外资是否控股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时,总样本是37个。其中,外资控股有22例,外资非控股15例。

表3显示,两类样本虽然并购当年、并购后第1年、第2年与并购前1年相比,绩效均无明显变化,但两类样本的差异在并购后第3年开始显现。外资控股类样本并购后第3年与并购后第2年的综合得分差值为0.0410,整个期间累积的综合得分差值为0.0602;外资非控股类并购则不然,该类样本并购后第3年和第2年的综合得分差值为-0.0484,整个期间累积的综合得分差值为-0.0041。实证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即并购后外资是否成为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经营绩效有重要影响:外资控股类并购在并购后第3年能给目标公司带来一定程度的绩效改善,非控股类并购不仅不能提高目标公司绩效,相反,还带来一定程度的恶化。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如果外资在并购后成为第一大股东,必然将其企业文化、管理机制和先进技术导入上市公司,给企业带来全新的活力。同时,外资控股还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因此,外资并购后如果外资作为第一大股东,那么目标公司将取得良好的并购绩效。如果外资在并购后不是第一大股东,那么整个上市公司的企业文化、管理机制方面都不会有质的变化,同时,作为第二大股东的外资进入后对目标公司的整合和协调也会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外资并购后如果不是第一大股东,目标公司的并购绩效将比外资作为第一大股东时要差。

六、结论

本文运用会计指标法研究了外资并购的经营绩效,得到了三个基本结论:

(1)上市公司在被外资并购前1年、并购当年和并购后1年综合得分均值无显著差异,并购后的第2年和第3年的综合得分与并购前1年相比则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表明目标公司被外资并购后虽然短期绩效未能改善,但并购后2到3年绩效有一定的提高,逐步显现出外资并购的正效应。国内并购的情形则不容乐观。被国内公司并购的上市公司其绩效并未得到改善,相反,还有一定程度的恶化。

(2)外资并购方式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绩效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并购方式下,目标公司整个期间累积的综合得分差值为0.0349,远远高于间接类并购累积的综合得分差值。直接并购比间接并购更能改善目标公司绩效。

(3)并购后外资是否控股对目标公司经营绩效也有明显影响。外资并购后如果外资作为第一大股东,将会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运营效率,目标公司的并购绩效将比外资不是第一大股东时要好。

本研究也有局限性。由于外资并购在我国的历史不长,本研究使用的样本虽然比李善民等(2003)的典型案例研究以及顾卫平(2004)的18个样本数量有一定增长,但总的来看还是偏少,这可能是造成以上实证结果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原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研究的解释力。不过,随着外资并购在我国的发展,外资并购事件将逐渐增多,实证样本容量的增加将会使外资并购经营绩效的研究得到更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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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Foreign Acquisitions in China

LI M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domestic acquisitions in China during 2000 and 2004 with accounting-based measures.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targets acquired by foreign capital has been improved in the second or third year after acquisition while domestic acquisitions haven′t. This paper also finds out that M&A patterns and foreign capital′s holdings of the company have effect on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foreign acquisitions to a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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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公司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研究是公司绩效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目前为止尚无明确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之间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有的学者提出了它们之间非线性的假设但所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有些牵强。

本文从一定假设出发,通过建立相关计量经济模型并用图形来展示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其经营绩效的关系。紧接着,从分析结果出发尝试性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为我国中小企业提高经营绩效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1 样本的确定与指标选取

1.1 样本选取 截止到2014年4月底,在深市上市的中小企业达719家,作为研究样本,为确保研究结论说服力应尽量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于是对原始样本做以下处理:首先,为更好地分析各公司近期经营状况,选取2007年以前在深市上市并且在2004到2013年持续经营的公司;其次,本文研究的股权结构是A股结构,因此只保留发行A股的公司;再次,在样本中剔除ST和*ST公司;最后,为保证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剔除净资产收益率过高和过低的15家公司,此外,剔除当年因信息披露方面的原因受到证监会的处罚和谴责的18家公司,最后共得到研究样本139家。

基于此,本文将收集的139家公司数据作为分析来源,对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数据由和讯网公布的信息、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数据和大智慧行情分析系统获得。

1.2 变量选择与定义 本文选取反映公司绩效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ROE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是考虑到其能科学地衡量公司的获利能力。

在分析资本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时,选取资产负债率为解释变量,因该指标反映公司的财务能力;选取公司规模做为控制变量,因规模不同公司盈利能力不同,本文将公司规模取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在分析股权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时,采用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Z)为解释变量,Z指数为第一大股东持股与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重之和的比例,选取Z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是考虑当第一大股东增持比例时,来自其他股东的约束会变小,第一大股东有可能去实施隐藏转移财富行为。但当第一大股东持有比例越来越大时,他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趋于一致,因此就不会进行隐藏或转移财富的行为。本文将将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这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在文中做为控制变量用赫尔芬达尔指数(HERF)表示。

2 理论阐述与假设

2.1 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阐述与假设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本文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公司财务能力的重要指标,它表示企业总资产中有多少是通过负债筹集的,该指标是国际公认的衡量企业负债偿还能力和经营风险的重要判断标推,对企业投资人和企业债权人来说都十分重要。

实践中,过高的负债率表明企业财务风险太大,过低的负债率表明企业对财务杠杆利用不够,因此难以用资产负债率的高低来判断公司经营业绩的优劣。同时由于负债对企业的税盾作用以及对管理者治理公司的约束作用,其在一定的范围内负债对公司绩效的有正面影响,但是随着负债比例提高,企业财务风险加大,负债为企业带来的正效应不断减小,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资产结构与公司经营绩效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

2.2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阐述与假设 股权结构一般表现为股东所持股份的比重。通常用股权集中度指标衡量,通过前五大或前十大股东所持股份比重表示。该层意义下的股权结构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股权高度集中,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二是股权高度分散,任何股东对公司都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三是公司拥有较大股东,虽未达到绝对控股,但处于相对控股地位。

当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时,股权结构可以在公司内部形成良好的制衡以约束各利益方行为,因而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良好,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度,超越这个度也即第一大股东增持比例时来自其他股东的约束会变小,第一大股东有可能实施隐藏转移财富行为,公司绩效表现下降;但同时也应注意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逐渐增大时他的利益和公司利益趋于一致,因此不会进行隐藏或转移财富的行为,公司绩效表现渐趋良好。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股权结构与公司的绩效呈现U型关系。

根据上述理论阐述与假设,依据公司经营绩效的研究架构,本文从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出发,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实证分析。

3 模型的建立与回归分析

3.1 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分析 为分析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先不考虑股权结构指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仅用解释变量LEFT和控制变量lnSIZE对运营绩效指标ROE进行回归,所用模型如下:

其中ROEi是被解释变量,LEFT为解释变量,lnSIZE为控制变量,c为截距项,εi为变量残差项。资本结构变量对ROE的回归分析见表1。

从表1可看出,可决系数R2为0.94,说明方程拟合较好。同时可看出,资产负债率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倒U型的,即一定的负债范围内公司经营绩效表现良好。此外可看出我国上市公司正在处于“规模经济”时期,资产规模的扩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正面的。事实上,如果单考虑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利用Eviews软件可得这二者的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

3.2 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分析 为分析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指标的影响情况,这里不考虑资本结构指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用解释变量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Z)和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HERF)对绩效指标ROE进行回归,所用模型如下:

模型中ROEi依旧是被解释变量,Z为解释变量,HERF为控制变量;c为截距项,εi为变量残差项。股本结构变量对ROE的回归分析见表2。

由表2可看出,可决系数R2为0.94,说明拟合效果好。同时可以看出控制变量HERF指数对ROE的影较小,并且t检验显著性水平不高。Z指数与净资产收益率是二次函数的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股权越集中,公司经营绩效越好,也即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与公司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与朱键武(2005)的研究结论相背,也与多数对股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的研究结论相背。本文认为第一大股东增加持股比例时,来自其他股东的约束就会变小,第一大股东有可能去实施隐藏转移财富行为,公司绩效表现欠佳,但当最大的股东持有的比例变大时,他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趋于一致,因此不会去进行隐藏或转移财富的行为,公司绩效表现良好。实际上,若仅考虑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用EViews软件进行这二者关系的非线性估计时,可得二者的U型关系,如图2所示。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用139家公司的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反映公司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经营绩效是一种倒U型关系;反映公司股权结构的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与其经营绩效是一种U形的关系。为了进一步构建我国公司合理的经营结构提高其经营管理绩效,本文尝试性提出两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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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形资产 企业经营绩效 实证分析

一、无形资产与企业经营绩效

(一)无形资产对企业创收的作用

一方面,在产品价格确定方面,无形资产能够通过为产品创造新的使用价值而达到产品价值增值的目的。比如,可以利用产品设计的方法增加产品的功能性来使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得到满足,产品价格便会随产品价值增值而提高。或者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完善产品的售后服务等来优化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的档次,从而将产品逐步推向高端消费人群,通过高定价来实现企业的盈利。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与客户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提高客户对产品的忠诚度,在维持现有客户人群的前提下,通过开发先产品,创立新品牌,来发掘潜在客户市场,从而扩大市场份额,提高销售收入,增加企业的利润。

(二)无形资产对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作用

无形资产对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贯穿于整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中。首先,在生产流程方面,无形资产能够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流程更加优惠,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二、关于样本

(一)样本的来源

基于非上市公司披露数据的非完整性,我们决定采用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为依据,选取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材料,根据不同行业上市公司所占总上市公司的权重,从中选取的样本公司共有206家。因为企业会计准则改革在2006年颁布,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选取2007-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本文选取的变量有公司企业经营绩效指标(5个指标)、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值、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其中本文所选取的无形资产均为公司财务报表上所披露的无形资产。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证券之星网站。本文采用excel软件和eviews6.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确定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

根据肖熊(2012)在其研究无形资产与企业经营绩效论文中所采用的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本文中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盈利能力指标、成长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和偿债能力指标。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很多,本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选出最能代表企业经营绩效的五个指标,分别是总资产增长率A1、每股收益A2、每股净资产A3、销售净利率A4、资产报酬率A5等五个指标来综合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将这五个指标分为三个因子,由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和资产报酬率来解释因子1,由销售净利率来解释因子2,总资产增长率来解释因子3。得到的主成分得分矩阵表为表1所示:

表1 主成分得分矩阵

从得分矩阵得到三个主成分的计算公式:

B1=0.02*A1+O.62*A2+0.52*A3+O.19*A4+0.50*A5

B2=O.04*A1-0.20*A2-0.41*A3+0.76*A4+0.38*A5

B3=1.00*A1+0.01*A2-0.02*A3-0.04*A4+0.00*A5

其中,B1代表因子1,B2代表因子2,B3代表因子3,然后对B1,B2,B3分别按照各自的比重加权求和计算出企业经营效率OPI,计算公式为:

OPI=(36.901%*B1+22.701%*B2+20.100%*B3)/79.612%

三、对我国公司无形资产拉动经营绩效提出的建议

第一,由于我国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的很多处理方面没有明确规定,会计制度也不太完善。而且在无形资产的范围界定方面,国内学者还存在不一致意见,那些在会计上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提高的无形资产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那些没有在会计中反映的无形资产目前尚无准确地计量方法,这也给它们对经营绩效评价和分析带来一定困难。另外,无形资产信息的披露不完整,分类方法也不统一,也为无形资产的研究带来了阻碍。因此,我国首先应做的就是努力完善无形资产会计准则并随时进行调整,统一无形资产的范围和计量方法和完善无形资产的披露制度,确保信息的及时、准确,完整,从而为无形资产的研究及其管理奠定基础。

第二,注重无形资产的作用,加大无形资产的投资比例。从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不同的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比例有很大不同,有些企业的无形资产甚至为零,这说明无形资产的价值还未被企业加以足够的重视。要想让企业加大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只有先让企业充分了解到无形资产对企业经营能力的重要性,企业才有投资的动力。因此,企业应先要加强无形资产知识及其价值的宣传,而且企业最应该在知识产权、质量信誉、广告宣传、人才科技以及经营管理中营造无形资产。在将有限资源投资到项目中时,企业应优先考虑无形资产投资,将资源集中到有助于企业未来发展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无形资产上。在确定投资项目时,企业应当制定严格的调查分析与审批程序,谨慎地采取决策,以保证无形资产投资的合理性和效益最大化。总之,要制定与企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投资计划,避免无形资产投资盲目性和随意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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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标选取

一般来说,企业经营绩效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常用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有总资产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反映偿债能力的指标有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总资产增长率;反映资产管理能力的指标有总资产增长率、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本文仍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三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具体指标:

1、盈利能力指标。设立总资产利润率(X1)、净资产收益率(X1)和每股收益(X3)来反映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总资产利润率反映上市公司资产的整体获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上市公司股东投资报酬的大小;每股收益反映普通股盈利水平。

2、偿债能力指标。设立资产负债率(X4)、流动比率(X5)和总资产增长率(X6)来反映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反映了企业资本结构中的举债比率;流动比率反映上市公司在某一点上偿还即将到期债务的能力;速动比率反映上市公司在某一时点上运用随时可变现资产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

3、资产管理能力指标。设立存货周转率(X7)和应收账款周转率(X8)两个指标来反映上市公司在资产方面的管理能力。存货周转率反映了上市公司在存货方面的管理能力;应收账款周转率反映上市公司年度内应收账款转化为现金的平均次数。

二、样本选择及实证研究

1、样本选择。本文以上市公司中的医药企业为例,探讨因子分析方法在公司经营绩效分析中的应用。研究样本来自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35家医药生化企业2005年年报,按上述指标进行分析。

2、因子分析。本文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表1给出了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情况。(表1)

从表1中可知,第一列是各个主成分的序号。第二列表示相关矩阵或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这些值是用于哪些因子应该保留,它总共有三项。第一因子的特征值为3.343,第二因子的特征值为1.908,第三因子的特征值为1.435,只有前三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二项表示各成分所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百分比,也就是各因子特征值占特征值总和的百分比;第三项表示自上至下各因子方差占总方差百分比的累积百分比,显然前四个因子的特征值之和占特征值总和的83.561%。

第三列表示因子提取的结果,表示未旋转的因子载荷的平方。它总共有三项,分别表示每个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按照系统默认值给出的分析原则,即提取的原则是特征值大于1,那么应该提取前三个因子,这三个因子已经对大多数数据给出了比较充分的概括,它们综合了原八个观测量83.561%的信息,完全能够反映样本的本质。由于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对因子命名和解释不明显,所以需要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

由表2可知,总资产利润率(X1)、净资产收益率(X1)和每股收益(X3)在第一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可以解释为盈利能力因子;资产负债率(X4)、流动比率(X5)和总资产增长率(X6)在第二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可以解释为偿债能力因子;存货周转率(X7)和应收账款周转率(X8)在第三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可以解释为资产管理水平因子。与旋转前相比,因子的含义较为清晰。(表3)

因子分析过程同样给出了各因子得分系数,如表3,由此可以得出因子得分函数:

因子1=0.283X1+0.331X1

+0.304X3-0.003X4+0.020X5

+0.204X6+0.120X7+0.097X8

因子2=-0.104X1+0.088X1

+0.037X3+0.421X4-0.428X5

+0.347X6+0.086X7-0.021X8

因子3=0.034X1+0.025X1

-0.002X3-0.039X4+0.129X5

+0.148X6-0.507X7+0.605X8

结合表2中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可得出公司经营绩效综合得分:

综合得分=37.941×因子1得分+26.153×因子2得分+19.466×因子3得分

从分析得出的三项因子来看,盈利能力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偿债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可见盈利能力是上市公司的核心,偿债能力是上市公司资产安全性的反映,资产管理能力是上市公司日常经营能力的表现,这三个因子共同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上述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计算出各企业的因子得分,从而得出综合经营绩效。表4、表5给出了处于前10名和后十名的企业。(表4)(表5)

需要说明的是,因子得分的负值并不等于说该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负数,因为因子得分的计算是以企业的平均经济效益水平为基础的,低于平均水平的即为负数。处于前十名和后十名的企业中,得分较高的企业主要是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三项指标较高;反之,得分较低的企业主要是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三项指标较低。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医药行业35家上市公司的因子分析,确定出该行业中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的三大因子:盈利能力因子、偿债能力因子和资产管理能力因子。为此,提出了如下建议:

1、医药企业应重视自身的盈利水平,这可以从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三项指标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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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167-02

2013年年初,我国上市银行的年报相继出台,深入解读各商业银行年报是分析商业银行经营状况的一条途径。本文中通过对16家上市银行2012年年报的分析和整理,运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排序,深入分析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因素,并且根据分析结果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衡量指标的确定

(一)原始指标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11项具有代表性的原始指标,这些指标分别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安全性、流动性来衡量其经营绩效水平。反映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指标有:成本收入比(英文表示为CIR)、每股收益(EPS)、净资产收益率(ROE);反映商业银行成长能力的指标有:净利润增长率(NPR)、每股收益增长率(EPSG)、净资产增长率(NAG);反映商业银行安全性的指标有:不良贷款率(NPL)、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NPLPC)、资本充足率(CAR);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标有:存贷比指标(LDR)以及流动性指标(LR)。

(二)指标的处理

1.正向化处理。正向指标是原始指标值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水平同向变化的指标。本文的正向指标有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净利润增长率、每股收益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这些指标不需要进行正向化处理。负向指标是原始指标值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水向变化的指标。本文的负向指标有成本收入比、不良贷款率。这两项负向指标需要进行正向化处理,即将100-成本收入比(ICIR)作为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指标;将1/不良贷款率(INPL)作为衡量商业银行安全性的指标。ICIR和INPL为修正后的原始指标,并且这两个指标为正向指标。适度指标是指标值在某一范围内,商业银行的绩效达到最佳的指标。本文的适度指标有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指标以及流动性指标,这些指标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而本文中这4项指标都在合理的范围内,因此将其视为正向指标。

2.标准化处理。本文选取的11项原始指标具有不同的单位,有的是百分比形式,有的是数值形式,所以指标的量纲不同。因此为了避免单位不同对分析结果带来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使得每一项指标的平均值为0、方差为1。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据是计算各样本银行综合得分的基础。标准化指标的表示是在原始指标英文表示前添加字母Z,如ICIR标准化处理之后为ZICIR,等等。

二、统计分析

(一) 检验

1.检验原始指标分布。运行数据之前需要进行检验,目的是看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文主要采用KMO检验Bartlett检验,前者主要研究变量间的相关性,其取值范围是0-1,取值越大,表明原始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越强;后者主要是检验数据是否来自于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的总体。运用SPSS软件进行KMO检验Bartlett检验后的输出结果显示,KMO的取值为0.473,因此可以做因子分析;除此之外,用来检验的显著性水平的Sig.值接近0且显著小于0.05,这说明样本来自服从正态分布的总体。

2.检验原始变量共同度。运用因子分析的前提是从原始变量中能够较大的程度的提取公因子,公因子表示的是对每个变量方差能够解释的比例。运用软件进行原始变量共同度的检测,结果显示除NAG指标的提取共同度为74.4%以外,公因子对其他指标的解释程度都在75%以上,这说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能够从原始指标中提取较多的信息,所以运用因子分析是有意义的。

(二) 因子分析

1.特征值、贡献率的计算。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选择因子分析的降维选项,根据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信息的原则选取主成分,并且要保证各个主成分之间彼此不相关。一般来说根据大于等于1的特征值的个数选取主成分的个数,或者根据主成分方差累计贡献率大于等于80%来选取主成分个数。本文中应选取4个主成分指标,分别是F1、F2、F3以及F4,并且累计方差达到82.351%。

表1 经过整理的主成分特征值和贡献率

2.旋转因子矩阵。上文依据矩阵变换原理得到了四个相互独立的主成分,然而各个主成分并不一定具有实际意义。为了深入研究主成分的含义,接下来通过旋转因子矩阵和因子得分矩阵来进一步阐述。根据SPSS的因子旋转矩阵,因子1的载荷值中,NAG指标和INPL指标有着较高的系数分别为0.826和0.815,所以因子1主要反映了商业银行的成长能力和安全性;因子2的载荷值中,NPG指标有着最高的系数0.852,其次是EPS指标的载荷系数0.800,所以因子2主要反映商业银行的成长能力和盈利能力;因子3的载荷值中,ROE指标的载荷系数最高为0.901,所以因子3主要反映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因子4的载荷值中,LDR指标的载荷系数达到0.922,所以因子4主要反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三) 因子得分与综合得分

通过对旋转成分矩阵分析,得到了每个因子所表示的含义,为了样本之间的可比性,还需要计算每个样本的每个因子得分。一个样本的1个因子得分的计算公式为,该因子所有的因子载荷系数与标准化原始指标乘积之和,然后再用同样方法得到该样本的其他3个因子得分,依此类推便可以得出每个样本的4个因子得分。由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是对各个因子的得分进行综合分析,所以在得到4个因子的得分之后,需要将4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作为权重得到加权的因子得分,再将4个加权因子得分加总得到衡量商业银行总体经营绩效的综合得分。

三、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统计分析原理,在SPSS软件中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到各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下表为个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情况。

通过表2可以看到:从成长和安全因子来看,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因子得分远远高于样本银行的平均水平;从成长和盈利因子来看,民生银行排名第一,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紧随其后;从盈利因子来看,盈利水平最高的是浦发银行,其次是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从流动因子来看,流动性水平最好的是中信银行,其次是招商银行和光大银行。从综合得分来看,经营绩效水平要高于样本平均水平的是有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前三的分别是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经营绩效水平要低于样本平均水平的有9家银行,排名最后三位的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行以及农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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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公司绩效

股权结构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在理论和实践上争论的问题。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而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最终表现在公司经营绩效上。为了使公司最有效地运行,从而取得良好的经营绩效,有必要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进行分析研究。

一、样本选择

以深、沪两市发行A股的137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空间,为去除异常因素对计量结果的干扰,以下列标准对1373家上市公司进行了筛选:

1.剔除*ST、ST公司;

2.剔除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的上市公司;

3.剔除净利润增长率绝对值大于150%的公司;

4.剔除单纯的H股公司。

经筛选,共选出797家符合上述标准的上市公司。

二、变量的选取

模型中的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三大类。

1.被解释变量:净资产收益率(ROE)

国内许多学者研究此类问题都使用托宾Q值来衡量公司的价值,我们认为这类指标选择不当。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背离股票价值很大;原因之二是因为公司资产的重置价值难以估算;此外股票市场真正交易的股票只占总股份的4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托宾Q值并不能真正反映公司的绩效,因此,本文采用公司的会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公司的绩效。

2.解释变量

(1)股权所有制构成变量:包括国有股比例(S);法人股比例(LP);流通股比例(A)。

(2)股权集中度变量(Ci):i=1,5分别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前5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3.控制变量

(1)公司规模(ASSET):以公司账面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用以表示公司的规模效应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2)财务杠杆(DAR):公司负债总额与公司总资产之比,即公司资产负债率。该指标反映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及债务的治理作用,由于债务融资相对于权益融资来说具有税收屏蔽作用,因而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可能带来短期内企业营运成本的降低,从而有利于公司业绩和价值的提高。

(3)净利润增长率(GROW):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具有高增长速度公司的股票定价应该更高。

三、股权所有制构成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由于国有股存在着“所有者缺位”和委托链过长的问题,国有股比例可能对上市公司经营效率的提高有不利影响;而法人股能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对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起到正面的影响;社会公众股总股本在证券市场中占有较少的份额,因而这些股东往往更关注于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波动,而不关心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1:国有股的比例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1.2:法人股的比例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1.3:社会公众股的比例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为检验假设我们构造回归方程(1):

ROE=α+β1ASSET+β2DAR+β1GROW+β4OWNER+ε (1)

其中ROE为公司经营绩效指标;OWNER为公司股权所有制构成变量,分别用国有股比例(S)、法人股比例(LP)、流通股比例(A)来衡量,为避免S、LP、A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以S、LP、A分别带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α是待估截距项,ε为随机项;β1,β2,β3,β4,为待估回归系数。计算结果见表1。

表1显示国家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我们的假设相反。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国家股有效持股主体的缺位和委托链过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出现,公司经理人利用政府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产权上的超弱控制,以出资人的利益为代表,利用所控制的资产为自己谋求利益,致使企业整体效益出现负面效应。但由于政府对企业发展具有政策支持效用,上市公司通过国家股与政府维系良好的关系以及政府近年来对国有资产监管力度的加大,使得国有股对绩效的正面效用超出了目前的负面效用。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支持假设1.2。由于法人股股东持股数量多,持有的股份不能上市流通等原因,因此会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经营发展,法人股东既有动力也有能力去实现对公司经理人的监督,促使管理层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业绩。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我国流通股股东并没有着眼于公司的长期增长,流通股股东的行为出现短期化,他们由投资转为投机,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在公司治理中具有低效率性。在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盲目分散股权可能并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四、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目前根本不存在积极的外部接管市场、权市场,因而起主导作用的是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讲,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较为有利。所以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1.5: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U型曲线关系;

假设1.6: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为检验假设1.4,我们构造回归方程(2):

ROE=α+β1ASSET+β2DAR+β3GROW+β4C1+ε (2)

C1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带入方程(2)得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1,0.051,0.043)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例对公司绩效有正面的影响。

为检验假设1.5,我们构造回归方程(3):

ROE=α+β1ASSET+β2DAR+β3GROW+β4C1+β5C12+ε (3)

把相应数据带人方程(3),计算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净资产收益率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1之间存在显著的二次函数关系,C1及C12回归系数的符号表明二次曲线是U型曲线关系。也就是说,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较低时,净资产收益率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较高时,净资产收益率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约为31%时,净资产收益率最小。以上说明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小时,也就是股权较为分散时,经营激励和监督机制的作用发挥不明显,从而在长期内降低公司价值;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经营激励和监督机制的作用发挥比较好,有利于增加公司的长期价值。

为检验假设1.6,我们构造回归方程(4):

ROE=α+β1ASSET+β2DAR+β3GROW+β4C5+ε

(4)

计算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ROE值与C5呈显著的正相关系,因此,从整体看,假设1.6成立。

五、主要结论

1.国家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对公司绩效的正面作用超出它的负面效应。

2.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由于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等原因,促使法人股股东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对管理层进行有效地监控,因此,提高了管理层经营决策水平,提高了公司业绩。

3.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流通股股东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在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盲目分散股权并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4.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业绩越好。说明“一股独大”不但不是产生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罪魁祸首,反而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

篇14

【关键词】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 质量 经营绩效 分析

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需要对自己的内部管理进行有效的控制,尤其是上市企业,良好的声誉能够使其在全球发展过程中得到更好的位置。一些企业出现了恶性事件,不仅仅是外部环境影响的,更多的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对资本以及市场的监控力度不足造成的,因此为了能够提升经营绩效就需要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分析,提升内部控制的质量,以下为此方面的详述。

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

(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经营成本之间的关系分析

内部控制的质量实现主要是企业通过相关人员以及资源的有效控制完成的,这样能够极大的降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性,并且提升企业的经营成果和效果。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和经营成本之间存在的是负相关的关系,简单的讲,只有提升内部控制的质量才能对企业经营成本进行有效的降低。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自利行为,这个行为管理也是在竞争的环境下产生发展的。从企业的运作机理以及自利原则上研究分析,企业可能存在不完全尽责的情况,有时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影响了经营成本,这样就需要在内部建立起一种约束机制,即,内部控制制度,为了能够节约经济成本,降低成本,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建立起一套约束机制,这在成本上属于高效运行的态势,资源被大大的节约[1]。

(二)内部控制质量和风险管理的关系分析

我国相关部门已经指出,企业在内部控制工作中属于企业风险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的风险管理关系到企业的未来发展和企业的生存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内部控制的质量也是对风险管理评价进行分析的重点内容,通过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行能够降低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性,还能保障企业财产信息的真实使用以及完整程度。企业在长期的投资过程中就需要强化此方面的管理。有些企业长期从事外部投资项目,也获得了相关的利益,这是企业内部和外部经营管理的需要,更是切合国际走向的需要,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企业管理面临的风险程度非常高,并且也面临多重风险,如果不能很好的控制,势必会给企业带来更多不利影响,降低了企业的财务经营管理风险[2]。

二、做好上市公司企业内部控制,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一)内部控制质量的决策性影响直接作用于经营绩效

组织在内部控制的结构中存在,很多企业如果会拥有非常好的组织架构,能够更加合理的对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那么就会让企业中的无尽所用,人尽其能,进而让组织运行的成本得到可以分配以及优化配置的资源,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正面的积极促进性作用,让企业的经营生产成本降低到最少。一个企业的风险评估体系如果非常完善那么就会在评估过程中,信息传递和沟通过程中有更多更好的内部信息、外部信息做参考,为决策者提供更多有效的信息,将决策风险降低到最小,这样也可以提升经营绩效。内部控制不仅仅能够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影响,还能够对活动执行产生影响,在控制活动以及监督等等多个方面,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会让各方各尽所能,各司其职,相互协作,让决策的从设计到执行都非常完整,更为健康稳定的发展,也能够让投资者获得较多的经济效益[3]。

(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促进信息沟通作用于经营绩效

我国在证券市场方面属于弱型的有效的市场,信息在公开程度上很小,股东以及管理层还有外部一些利益相关者在信息上出现了不对称的现象,这就是一个逆向的选择题,会存在导致市场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的出现。信号的传递也不能对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但是如果质量较好的内部控制就能够起到一定的信息传递作用。在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当中,不能避免的会出现内部财务数据,这也会让外部财务报告更具有真实性,Σ莆裰械男畔⑴露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投资者对企业财务报告中的资本结构以及会计选择政策还有内部审计质量等等的分析就是间接信号的一种有效传递。在信号传递的相关理论中认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一些非常高的公司都希望在这种信号的传递基础上,进行披露,这样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市场反应,以此让投资更有效。良好的内部控制,也能够带来一些内部控制方面的信息,更会对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冲突以及摩擦,投资人员使用内部控制的信息对企业运行情况作更多的考察,这些能够让经营行为可以参考的信息也更多,企业按照自己的工作实际,做出关乎自身利益的经济决策[4]。

(三)内部控制质量的完善和提升

内部控制程序的健全以及有效提升对于企业提升经营绩效有极大的促进性作用,企业很多内部控制程序以及控制不健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有效的会计控制系统完成,这样对内部控制一些不完善的情况就可以进行有效的弥补。在企业日常工作过程中,需要建立起内部控制的流程图,并且将具体的每一个工作环节都进行落实,将工作内容有效的确定下来,以此保障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够确定好自己的位置,并且了解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有效的对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调节,保障各个部门的职责,提升企业人员的职业素养[5]。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经营绩效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明确企业内部控制和经营绩效的关系,能够让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减少疏忽和漏洞,还能够规避一些存在的风险。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可以在多个方面提升经营绩效,作为企业也需要重视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从多个方面各个角度去关注企业管理。内部控制总体质量的提升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彼此互相促进,但是企业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关注如何提升企业控制的质量,提升企业的有效经营管理。

参考文献

[1]赵息,张西栓.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3,16(2):75-81.

[2]高峰.组织行为学在完善国内中小型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中的浅见[J].财经界,2013,25(35):47,49.

[3]仇琪.增强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绩效的有效措施构建[J].财经界,2015,14(30):49-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