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利与弊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人口红利的利与弊，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世界各国的人口，不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或迟或早会经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在出生率下降的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这样，会形成一个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几十年时间。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多，老人与儿童少，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也称为“人口红利期”。

国家总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在人口学上，一般把总抚养比小于50%的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

任何一个经历过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一种“人口红利”。但较早实现人口转变的欧洲国家，人口转变因经历时间较长，因而“人口红利”效应并不明显，例如，丹麦的人口转变始于1780年，到1930年，人口才达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而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往往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人口红利”效应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从1950年至2050年这100年间，总抚养比为先升后降再上升。1950年的总抚养比为61%，然后逐渐上升，至1970年的总抚养比达到最高点79%，然后逐渐下降。到1990年，总抚养比降到50%，人口机会窗口开始打开。到2010年，总抚养比降到最低点40%。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总抚养比将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总抚养比回升到50%，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可见，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到2030年，持续时间为40年。到204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将上升到与1950年时一样，为61%。

人口红利的是与非

然而，能不能说总抚养比小于50%的时期就一定是人口红利期？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其一，由于抚养老年人与抚养儿童所需的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结果都得到相类似的结论：抚养一个老人的费用，相当于抚养2―3个儿童的费用（取其平均数为2.5个儿童）。为了比较抚养负担，我们可以把老年抚养比换算成少儿抚养比，即把老年抚养比乘以2.5这个系数，就得到少儿抚养比的负担。举例来说：一个国家的总抚养比为40%，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各占20%，那么我们可以换算为：20%+20%X2.5=70%，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总抚养比相当于70%的少儿抚养比。

因此，一个总抚养比为40%的国家，可能比总抚养比为50%的国家的抚养负担更重。举例来说：A国少儿抚养比为10%，老年抚养比为30%，总抚养比为40%，相当于10%+30% X2.5=85%少儿抚养比；B国少儿抚养比为40%，老年抚养比为10%，总抚养比为50%，相当于40%+10% X2.5=65%少儿抚养比。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B国的总抚养比虽然高于A国，但B国的实际抚养负担比A国轻。1950年和204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虽然都是61%，但实际抚养负担有很大区别，因为1950年的抚养负担以少儿抚养比为主，而2040年的抚养负担以老年抚养比为主。

可见，一个国家的总抚养比虽然高于50%，但如果老龄化程度很低，也可以说处于人口红利期。例如，虽然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是从1990年才开始，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老龄化程度只有5%左右，因此仍可以说那时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期，经济也快速发展。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阶段，表现为：一是劳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二是抚养系数比例迅速下降；三是家庭人口规模减少，家庭户数大幅度增加；四是总人口就业率和家庭就业面提高，促进了人均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总抚养比虽然低于50%，但如果主要由老年抚养比组成，也不一定处于人口红利期。例如，虽然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才关闭，但到本世纪20年代，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已不能说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了。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其二，人口学角度提出的抚养比是理论抚养比，而不是实际抚养比。实际抚养比应是非就业人口与就业人口之比。如果失业率过高，劳动年龄人口不能充分就业，那么劳动年龄人口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一样都是被抚养人口。人口红利的收获不仅需要有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人口，而且需要为这样一支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还要将已经收获的人口红利投资于人力资源的积累和开发。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2009年，全国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总数约为1200万个。从劳动力供给看，2009年城镇新增劳动力资源超过13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610万人、城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360万人、未能升学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280万人、需在城镇安置工作的复员转业军人50万人。同时，全国还有上年结转的登记失业人员800多万人、“农转非”200万人、企业下岗需要转岗就业等人员100多万人。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达2400多万人。总体看来，2009年劳动力供求缺口达1200万人。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这意味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成为被抚养人口。

人口红利的利与弊

一个国家处于人口红利期间，其人口有如下三个特征为发展提供机遇：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劳动力价格低廉，从而使得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结构较年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人口学家经过计算认为，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四分之一强。

然而，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而获得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第一，少儿人口减少，从而减少了内需，而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中国生产的产品大多是普通消费品，是需要绝对数量的人口来消费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0岁―14岁的人口有12539万，5岁―9岁的人口有9015万，0岁―4岁的人口只有6897万，下降速度极为迅速。少儿人口减少，也是中国市场内需严重萎缩的原因之一。

第二，由于需要抚养的孩子少了，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工作，妇女劳动参与率过高，造成就业压力增大。生育率下降过快，少儿抚养过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过大，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没能充分就业，一部分人口红利被浪费掉了。

第三，人为地降低生育率，会加剧将来的老龄化问题，而严重的老龄化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都经历过的发展过程。经济学模型显示，老龄化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可能会下降0.115个百分点。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比其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入低生育水平 国家行列，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但实际上，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也就是“未富先老”。通过计划生育实现的“急刹车”式的人口转变，为我国创造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到2030年，只有短短的40年，而发达国家一般在80年以上。在获取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同时，我们必须承担人口老龄化提前和急速到来的后果。今天的人口红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负债，加速到来必然也将加快其结束。

人口红利其实是一种“透支消费”。一个人的收入与支出相平衡，就不会有透支消费。一个国家的平均每对夫妇生2.1个孩子，就达到了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如果生育率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是一种“透支消费”，也称为“寅吃卯粮”。现在只生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比较轻松，因为节省了抚养孩子的费用和精力，这可看作是对未来的一种透支或预支。透支消费在未来是需要连本带息偿还的，其结果必然是加重了未来人口的负担，透支未来的可发展潜力。

篇2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在岸外包；影响

1.人民币对我国外包企业影响巨大

人民币升值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致使我国外包企业自身的利润实际所得，由于这种汇率的变动属于不可抗因素，这就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净发展能力。人民币近些年来虽然其自身的区域流通性逐步加强，并且国际的货币结算能力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但是人民币事实上并不是国际流通货币，美元依然是世界唯一的流通货币。因此，这可以这一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只是相对的升值，是相对于美元的升值行为。人民币的升值只能被局限在美元的范畴之内。在这种背景之下，人民币的对外升值行为，就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对外升值却又对内贬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不论是居民还是企业都会受到最大的经济影响。对于我国的居民来说，直接影响就是物价的飞涨，实际净收入的贬值。而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这个问题则会更加严重，首先，对于企业的成本来说，对内的贬值行为造成了实际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而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加上日益上涨的人力资源成本还有高企的融资成本，我国的企业在国内的经营生产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而对外的企业来说，最直接影响就是其生产货款的直接性压力增大与利润的减小，这对于我国的外包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2.人民币升值会降低中国外包服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如前文所论述，人民币的升值实际上的现象是对外升值对内贬值，那么其对于我国外包企业的影响还不仅仅是利润的减小与成本的上升。由于我国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处于生产链的末端，对于汇率的变动以及汇率的稳定的依赖性更高，这种变动的汇率会造成我国外包性加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直线下降，这种现象会潜在地引发出更严重的长期性后果，企业会因为压缩开支，减少不必要的投入，而缩减对于自身产品的研发，更加失去的国际竞争力。由于中国面积广阔，人口众多，具有明显的生产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因此吸引了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向中国企业进行外包投资。但是，随着近年来人民币升值越演越烈，中国外包服务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威胁。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增加了中国外包服务企业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提升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使得以美元表示的企业收入缩水。成本增加和收入缩水这两方面都降低了中国外包服务企业的收入和利润。

3.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包企业的积极影响

人民币升值会对我国的居民以及外包企业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机遇，虽然这种机遇的代价有些高昂。众所周知，我国的企业长期处于混乱的经营模式之中，而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某些企业的自身素质还难以达到国际巨头们的水平，而这次的汇率变动人民币升值会使这些企业重新地洗牌，调整国内企业的格局。这种调整对于我国的外包性企业的影响则更为显著。这样的过程会使得这些外包企业发生两极分化，即自身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科学技术水平高的企业会从竞争中生存下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那些落后效率低下的企业则会逐步被淘汰，这对于我国的新市场格局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我国目前的产能过程现象是一定的，因此，淘汰这些落后的产能发展高科技高素质的创新企业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外包服务企业的投资向高端化和国际化迈进。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会增加中国外包服务企业的投资成本，进而造成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减少。这样，企业为了弥补成本优势的缺失，他们不仅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他们还会不断提高成本的质量。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外包服务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竞争力，会把焦点从成本优势转移到其他优势上来。

因此当企业的焦点从单纯的生存转移到了能够令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研发上的时候，企业的发展会发展巨大转变。这时，企业会将自身的部分资金转移到技术设备的配备购买上，这样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虽然在投资的初期，企业将会面临一定的财务困难，但是不难相信的是，通过这种良性健康的技术研发型投资，企业的外包业务将会愈加的稳健与成熟。而另一方面，企业也会通过对于人力资源的重新调配来提升竞争力，人力资源在企业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民币升值之后，企业疲于维持自身生存，会减少开支，更不会再去注重人力资源的配备，而当企业的人力资源能够合理高效的配置之时，企业的发展则会更佳。目前，我国已经有不少外包企业走向国际化道路。它们借着人民币升值的这一历史契机，对国外企业进行再发包和兼并收购事务，将外包延伸到银行，证券，金融等各个行业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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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认为，人民币的升值与我国的在岸外包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这也正是验证了那句话，利与弊是共存的。如表1所示，我国在岸外包贸易发展迅速。人民币升值促进了我国在岸外包服务市场的蓬勃发展。在岸外包是相对于离岸外包而言的。离岸外包是指接包商和发包商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整个外包服务活动是跨国界的外包事务。而在岸外包是指接包商和发包商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岸外包服务活动是国内外包事务。从商品的规律来看，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外包价格会升高，而敏感的国际企业对汇率波动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是非常敏感的，因此，这些国际巨头们会选择更加低价的其他国家的外包企业合作。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由于过去长期从事着国际外包事业，这些企业对于自身的外包业务的依赖是相当显著的。这将导致这些企业会降低自身服务产品的价格去获取更大的市场，即使这种市场的获取代价将会是利润率的牺牲。而从在岸外包的角度上讲，当这些企业在离岸外包层面上不能够获取足够的市场之时，他们会选择价格相对低廉的国内市场进行交易，即在岸外包。人民币的持续性升值会使其他国家的企业向中国加大投资力度，投资建厂进行生产，这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加大自身的在岸外包贸易。

4、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外包服务就是企业实现效率最大化，资源利用最优化，成本最低化的重要方式。企业的外包服务为企业大大节约了时间，金钱，人力，物力等成本。可是，企业外包服务是国际经济贸易的重要的一部分，它受到国际货币汇率的影响。人民币的升值，对于中国的企业进行外包投资或者接包服务，有着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建军，陈菁菁. 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研究——以浙江省69个城市和地区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