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大学生;创业;创新;建议

[中图分类号] C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8-73-3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of Optimizing College Students'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Environmentin Henan Province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

Wu Wentao

（West China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and the problem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innovation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 and on this basis， provides the suggestions on optimizing college students'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in Henan province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

Keywords：new economic norm;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suggestion

在经济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党的十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学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是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了创业。创业、创新被赋予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1]。创业有助于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激发创新和创造工作机遇的重要动力，是解决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增长、就业率下降等问题的重要方法，发展创业型经济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1 大学生创业的内涵

创业是指个人或群体开展的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的活动。也就是创业者通过发现和开发利用创业机会，组织并配置各种资源提品和服务，以创造价值的过程。大学生在这里主要是指在校大学生和刚刚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个群体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素质较高，理念最新，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创业的动力强。大学生创业是指有意向创业的大学生根据自身特点，结合自己专业知识优势和实践创新能力，在经济社会中寻找机会整合可用资源，自主独立创办新企业，提品或服务，最终实现创业的过程。

2 经济新常态下加强大学生创业的必要性

2.1 大学生创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

大学生创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自1980年以来，美国新增就业岗位中，80%是新企业创造的。目前，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不断增多，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为110万，2012年达到680万，2013年达到近700万，2014年大学毕业人数首次突破了700万，达到了727万，2015年的毕业人数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攀升，达到了749万，2016年可能还要提高，数量的增加，就业的压力就增加[2]。毕业生总量的不断增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速率的调低，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影响，种种原因，造成了毕业生就业岗位萎缩、就业空间狭窄，引发了一系列的就业难题。鼓励大学生创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举措，不仅能够解决大学生自己的就业问题，还能为社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为此，国家相继出台了大量政策措施来鼓励大学生创业，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快建造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多渠道多模式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2.2 大学生创业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大学生创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据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学生的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创业活动越活跃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从2010年到2014年我国的GDP虽然持续增长，但增速下行，2010年GDP增速是10.6，2011年是9.5，2014年是7.4，2015年中央的要求是7左右[3]。在经济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增长、就业率下降、劳动力成本增加、产能过剩加剧，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通过创新创业来制造新的需求，比如计算机和手机，这些产品刚刚出现的时候，谁也想象不到它们会带来这么大的市场。由此可见，发展创业型经济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2.3 大学生创业是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自主创业被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学生创业可以说是创新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创新是创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创业上拥有独特的优势，所以，大学生是创业群体中不可或缺的新鲜力量。大学生创业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能够给予系统的支持，并做出全面、积极的贡献。因此，鼓励大学生创业，不仅能促进大学生充分就业，还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带来一定的动力，符合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对建设创新型国家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3 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大学生创业创新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平均比例大约占毕业生总数的1.5%，相比过去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国家大学生创业的比例20%-30%相比，我国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小，创业的水平差距较大。

3.1 大学生进行自主创业的比例比较低

大学生是最有能力、最有潜力创业的群体，大学生自主创业更能体现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发展壮大的基因和根基。虽然我国下了大力气，在资金支持、贷款配套服务等方面都给大学生政策倾斜，但我国大学生进行自主创业的实际比例多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据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的大学生就业数据统计显示：2007届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1.2%，2008届为1%，2009届为1.2%，2010届为1.5%，2011届为1.6%，2012届为2.0%，2012届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2.9%，2013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比例为1.2%，2013届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3.3%，2014届本科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2.0%，2014届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3.8%。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大学生中真正走上创业之路的学生仍然是极少一部分，而在发达国家，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一般为20%-30%。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自主创业没有成为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主要选择。

3.2 大学生进行自主创业的成功率较低

经济新常态下，大学生创业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和大学生自身的关注，大学生自主创业已成为一条新兴之路。在逐渐高升的创业热潮中，大学生的创业激情虽高但实际成功率却不如人意。据相关的问卷与实地调查显示：在当前的创业激情下，大约80%的学生有过自主创业的想法，但实际的创业结果却不如预想的一样成功。据不完全统计，非大学生创业者失败率近70%，大学生创业失败率高达98%，远远高于一般创业者，能够持续经营并自主创业成功的大学生仅占2%。这样的低成功率现象让人诧异，更值得我们思考。

3.3 大学生进行自主创业的资金严重缺乏

大学生创业离不开资金支持。注册企业、寻找场地、开拓市场、提品和服务，处处需要钱。没有多少积蓄的大学生在进行创业过程中最先感到缺的就是钱，众多的大学生创业者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创业资金的缺乏成了大学生创业的拦路虎。

据调查显示：我国有70%左右的创业大学生因缺乏资金支持而宣告创业失败。针对大学生创业的资金难问题，国家出台了小额担保贷款、简化反担保手续、延长担保责任期限等资金支持政策，用来缓解大学生创业的资金缺乏问题。但据调查发现，多数大学生创业者表示自己及身边的同学们很少有去申请的。例如：在2012届毕业生中，60%左右的创业资金是由“父母、亲友投资或借贷”而来，他们充当了“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其次的资金来源是积蓄和银行贷款，占25%左右，而由政府提供资助的比例约为1%。这说明在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中，政府发挥的资金扶持力度还很微弱。

据调查：导致大学生创业面临资金难题的原因不外乎三个：其一，创业大学生由于缺乏资产质押，故从银行借贷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创业大学生由于缺乏成功经验，通过民间借贷获取资金的可能性也很小;第三，拥有项目的创业大学生与拥有资金的投资者之间缺少较好的对接平台。这样，就导致很多大学生的创业计划一拖再拖。缺乏资金是造成在校大学生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政府应鼓励各类投资者积极助力大学生创业，与大学生创业者积极、无障碍地对接。

3.4 大学生缺乏进行自主创业的经验

大学生一直在学校读书，对企业的运营、市场的运作、相关的政策法规等都缺少了解，对资料没有进行全面的收集，更缺少相关的经验。忽然出来当“小老板”，在匆忙之间就做出选择，仓促上阵，无法应付在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据调查，在校大学生创业遇到的主要困难，70.2%的受访者认为是“经验不够，缺乏社会关系”，团队的经验和能力不够也是另一个失败原因。对此，要建立健全青年创业辅导制度，从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天使投资人当中选拔一批青年创业导师。积极帮助大学生创业，少走弯路，有效积累经验。

4 经济新常态下优化河南省大学生创业创新环境的建议

2015年7月7日，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 要解决就业或者鼓励大学生创业，学校首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把学生培养的质量提得更高一点，使他们的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创业意识更强一点，从而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对学生就业观、创业观的教育，对他们进行就业创业的指导和服务，这是大学的责任[4]。同时，政府应该从政策导向、资金支持等方面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创业，这也符合现在所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形势和大背景。为了积极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经济的发展，建议如下：

4.1 为大学生创业拓宽创业资金筹措渠道

高校应设立大学生创业专项资金（基金），加大对创业工作及创业大学生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强与金融部门、小额担保贷款管理部门、微众银行、民营银行等进行的合作。探索设立校内大学生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指导服务站，本着风险可控和方便大学生享受政策的原则，提升贷款审批效率。重点培育一批有较高科技含量、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创业项目和新兴服务业项目，支持在电子商务网络平台上注册“网店”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打造一批大学生创业精品项目。为了满足学生创业资金需求，使想创业的在校学生拥有相应的风险保障，解除失败的后顾之忧，四川大学与工商银行共同设立了5000万元的“大学生创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并通过校友支持、企业赞助、个人捐款等多渠道整合社会资源，在全球校友的支持下筹划设立金额在4～10亿元的优秀学生创业众筹基金。与成都市协商共同设立校地合作资金和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共建“四川大学天府创新研发中心”，共同打造1亿元的面向全球优秀学生的创新创业基金。与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签署校地协同创新合作协议，共同设立校地合作资金和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共建“四川大学天府创新研发中心”。

4.2 广泛开展大学生创业创新教育实训练

创业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教育的“第三本护照”！高校应努力实现创业教育全覆盖，将《创业基础》作为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创业教育的核心课程，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大力开展创业培训。同时，建立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鼓励大学生开展创新实验、、获得专利、参加创业实践活动和自主创业，并将成效折算为学分，对休学从事自主创业的在校大学生保留学籍。例如：四川大学为破解课堂教育与创业实践“两张皮”的难题，不断强化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业性、针对性和衔接性，不断健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确保在“书本”落地的同时，精准有力地提升实践质量。自2012年起，学校启动了万门课程建设计划，将在10年时间建设10000门左右的课程，其中，学术研究型课程5000门，新建、升级改建创新创业型课程2000-3000门，社会实践型课程2000门。目前，川大学子每年都能选修300多门来自社会精英、行业翘楚、杰出校友等来校开设的创新创业及实践应用型课程，旁听500余场创新创业系列讲座。在“社团+创业项目”的学术型社团模式激励下，学生自发组建形成了400多个学术型社团，招募到近万名学生会员，年均开展各类学术活动1000多次。不仅每周举办创业分享会，每月开展大型讲座，每年举办大型创新创业论坛，还形成了创业大讲堂、创业体验赛、周末创业沙龙、大学生暑期创业操盘实践等品牌项目。

4.3 加强创业师资队伍建设与创业实践孵化

加强实施教师创业教育能力提升计划，将提高创业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作为岗前培训、课程轮训、骨干研修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就业创业教育教研机构，配齐配强创业就业指导专兼职教师队伍，鼓励教师参与社会行业的创业实践。整合校内教育资源，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创业讲座、创业训练、创业模拟、创业大赛、典型事迹报告会等活动。依托大学科技园、产学研基地、专业实验基地、就业基地、实习基地等现有条件，建设符合学校专业特点和学生需求的创业实训和创业园，积极创建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提高利用效率和孵化成功率。借鉴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模式，联合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共建一批适合大学生创业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

参考文献：

[1] 朱帅.浅析高校大学生自主创业融资渠道[J].商情，2011（3）.

[2] 孙，解长福.高校大学生自主创业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J].对外经贸，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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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生态环境；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化人才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6-0084-01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增多，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大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却明显不足。这使我国外语教学陷入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学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英语，各层次的学校、培训机构提出各种学习方法、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学习，但是最终的效果却差强人意，“费时低效”的现象非常普遍。要想走出这一困境，英语教学必须有实质上的突破。

1 “教育生态环境”的内涵

教育的生态环境是教育学与生态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产物，是以教育为中心，但又制约和调控教育的多元环境体系。本文所指的教育生态环境主要指学校生态和课堂生态，即学校生态内部的包括师资、课程、课堂氛围等在内的中观生态体系，主要分析学校生态环境因素和师生生态关系对教育、师生心理的影响。此外，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视野下，分析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相关活动对学生的英语能力发展的影响，探讨学生的兴趣和动机、教师的发展，以及教师、外教、学生、留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

2 “教育生态环境”的失衡问题

2.1 教育目标的生态失衡

我国绝大多数的英语教学活动中，都存在明显的应试倾向。学生和老师们把通过各种考试设定为英语学习的目标和检验标准。而面对这种应试的大环境，学生普遍采用题海战术应对考试，教师也多侧重培养学生的应试策略和提高学生的应试技巧，完全忽略了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否认了教育生态理论中教育的整体性和关联性。

2.2 教学内容的生态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割裂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过于偏重于语法、词汇的教学，而文化介绍则不足。导致学生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背单词、学语法上，最终却不能正确说出完整的句子，甚至不能恰当地正确地使用单词，或者说出的话语合乎语法却“言之无物”。这破坏了英语教学生态平衡，并最终导致低产出、低效益。

3 “教育生态环境”实现的有效途径

3.1 确立生态的教学目标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该目标渗透出教育生态学所提倡的整体性、发展性和适应性。因此，大学英语“教育生态环境”首先就是要基于生态的语言教学目标。

3.2 选择生态化的教学内容

在英语教学中，教学内容应具有整体性与关联性。外语学习必须在理解和接受英语语言文化、人文社科知识的基础上，遵循自身的客观规律，再结合学习者学习外语的心理特征，才能得以实现。

3.3 营造生态课堂氛围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教师在课堂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在课堂上的表现就是教师处于知识灌输的主导地位，而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生态课堂强调学生个体相对独立，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只有在相对宽松的语言教学环境中，学生才会勇于尝试，大胆开口说英语。

4 基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教育生态环境”的支持系统

4.1 “引进来”的方针

高校可以利用当前丰富的外事资源，通过引进外教和留学生为我国的教育带来国际交流合作的新资源。外籍教师参与教学不仅引入了先进的教学方法，而且能使学生接触和了解了境外教育机构的互动和启发式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此外，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现有的留学生资源，与留学生进行交流沟通，来培养学生具有国际交往能力，尊重异国风俗与，维护民族尊严和法律权威，培养学生具有较丰富的国际知识，并以此进一步促进我国全球化的发展。

4.2 “走出去”的策略

通过参加更多的国际会议，学习国外的教学理念，与我国现状相结合，促进我国的教育发展和改革。从教师的角度出发，给教师提供更多地参加国际会议、出国进修学习以及与外籍教师交流学习的机会。通过选派教师和管理人员赴境外合作学校学习与进修，了解、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的教学管理理念与方法，通过高校人员的互动交流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从而提高教师的双语教学的能力、了解国外相关专业和课程教学与科研发展的最新动态，提高教师的教学生态化意识和实施生态化教学的能力，培养一批学科带头人，促进师资与管理人员队伍的建设和国际化。

5 结 论

我国的教育生态现状不容乐观，为了进一步改善教育生态环境，保证教育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高校要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作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的立足点和使命，着眼于国内外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整合优势资源，营造适应市场需求人才培养的良好环境。为此，高校教育应更好地规划布置学校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促进受教育者内心环境的构建与和谐协调发展，以期改善我国的教育生态现状，培养学生的国际化交流合作意识，以促进其语言文化的学习；通过高校人员的交流和互动，促进师资队伍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通过积极借鉴发达国家教育系统的成功办学经验，使我国的教育能较快地与国际教育接轨，使学生能更快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人才。

参考文献：

[1]范国睿.美英教育生态学研究评述[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5（2）.

[2]范国睿.教育生态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黄远振，陈维振.中国外语教育・理解与对话：生态哲学视域[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李聪明.教育生态学导论――教育问题的生态学思考[M].台北：学生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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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循环经济学的内涵

 

目前普遍认为循环经济本质上就是生态经济，因此，并没有把循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宄。例如，诸大建认为，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系统中能量和物质的平衡，过分强调扩大生产来创造更多的福利;而循环经济则强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和谐，着眼点在于如何通过对有限资源和能量的高效利用，如何通过减少废弃物来获得更多的人类福利，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奈民夫。那顺、梁继业和邢恩德认为“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排泄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门学科称为“循环经济学。徐大伟和王子彦通过梳理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贡献，指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应该是兼具微观、宏观和宇观思想的、以‘生态一经济一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矛盾及其运动和发展规律为研宄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文章认为“循环经济学”这一名词是由吴季松提出的。而吴季松认为“系统论与生态学是循环经济学的两大支撑”，“循环经济的核心在于要像生态系统中一样，建立起经济系统中的循环组分;与生态经济学同一理念，但研宄及措施更为具体”。

 

从已有的有关循环经济的文献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学的研宄对象就是循环经济。而对于循环经济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的见解，目前国内外对循环经济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三类观点:第一类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定义循环经济，主张人类的经济活动要遵从自然生态规律，维持生态平衡;第二类是从生产的技术范式角度定义循环经济，主张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使生产过程的技术范式从“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转向“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第三类观点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不管从何种角度来定义循环经济，都承认“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三项基本原则，也是循环经济论点的最为显著的内容。循环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根本在于“循环”：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转的线性经济系统，而循环经济则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一个闭路循环系统。因此，不妨将循环经济学定义为以“自然—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系统为支撑，研宄在既定资源存量、环境容量、生态阈值综合约束下，以缓解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为目标，运用经济学方法研宄物质流、能源流的运行机理、方式、技术、效率、机制的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1循环经济学是以“自然一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视角为研宄的切入点

 

当前的经济学研宄对象业已从经济系统本身的一元思维拓展到“自然一人类社会”二元思维，但是，“21世纪的主要矛盾由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变为需要大幅提高自然资源生产率(单位自然资本带来的经济发展)”。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更需要通过在区域系统运行的不同产业之间、同一行业之间进行有效的物质与能源交换。因此，循环经济学中的空间概念，将跨越生态系统、资源系统、环境系统以及各个产业内部系统和产业系统之间，以及社会一经济系统，而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内寻求物质流、能源流配置效用的最大化。

 

1.2循环经济学是深层生态学的应用与发展

 

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认为两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生态思想，这种本质上有别的观念反映在当代生态运动的具体行动中便有了完全不同的现实主张。例如，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R。由此可见，循环经济学不是一个解决局部或部分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经济科学，而且从更深层次的问题揭示、更大范围的系统设计、更为有效和长久的解决措施方面，来提升“自然一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系统的运行效率。

 

1.3循环经济学的研宄目标是着重借鉴经济机制与杠杆，合理组织资源利用、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与保护

 

其中也要考虑这一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例如，仅仅从资源循环利用来看，循环利用的次数越多越好。但是，如果考虑到每一次循环，都需要添加额外的能源与物质，比如附加的机器、运输的基础设施等，则就需要合理确定不同生产流程、工艺或资源、环境、生态条件下这一循环利用的程度。

 

1.4循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是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应用经济学

 

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目前一些分析十分注重将技术经济的分析应用到循环经济研宄的具体领域。当然，循环经济学的研宄并不限于技术层面、自然系统层面，而要寻求有利于形成循环型经济模式的社会经济制度。

 

2循环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异同

 

循环经济学的研宄是以“自然一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系统为支撑的，而自然系统又是由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自然灾害及自然生态系统所构成的，这四者之间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还是同一自然界的不同表象，从而又是相互区别的。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性主要表现在资源的可再生性和资源禀赋，由于资源贸易的发展，使得自然资源的区域约束性相对减弱;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主要在于环境容量;自然灾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灾害发生的风险程度;自然生态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主要表现在生态阈值。由此可见，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自然灾害和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性和影响途径是不一样的。

 

依据自然界及其组成系统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自影响，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学科体系。自然资源经济学是以资源持续利用为基础，研宄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资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环境经济学则是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研宄人类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经济学则是以生态阈值为基础，研宄人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科。

 

当然，如果从大资源、大环境、大生态的概念出发，则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又是重叠和交叉的。例如从大资源的角度出发，则不仅研宄自然资源，还研宄社会资源，当前一些资源经济学的研宄内容就是这样的。除此以外，还可以将自然环境理解为环境资源，将自然生态理解为生态资源，从而扩大了资源经济学研宄的范畴。还有即是从大环境的角度，将资源、生态纳入环境系统，并将其作为环境经济学的研宄内容;也有的将资源、环境纳入生态系统范畴，并从大生态的角度来研宄生态经济学。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区别。

 

对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划分可以看出，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可以涉及到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及生态经济学的相互内容，因此，需要综合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三门学科的内容来加以分析与研究，这就需要产生一门新的学科。这门新的学科就是循环经济学，其从资源集约利用、环境污染最小化以及生态循环利用三个角度来实现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和生态效率的统一。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学是一门有别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新兴的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它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全面、系统地描述人与自然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与规律的，一旦形成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其将高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反过来还可以引导这三门学科的发展。

 

3循环经济学研宄视角的比较与发展趋向从当前我国对于循环经济的研究来看，其研究视角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3.1技术流程分析

 

这主要是从事技术科学的学者，将循环经济的理念与思路引入到生产流程，并通过对生产流程过程中资源投入、循环利用及污染排放的分析，提出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工程流程或技术建议。例如，有学者以产品生命周期为依据，按照物质守恒定律，针对产品中所含的某一元素或某一稳定混合物，研究其基本规律。图2表示产品产量变化情况下，资源效率与循环率之间的关系，该图表明，提高循环率是提高资源效率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产品产量保持基本稳定或产量下降的情况下，资源效率有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在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循环率对于资源效率的增长要小得多[10。从这一研究可以看出，资源效率与循环率之间的关系Fig.2Therelationbetweenresourceefficiencyandrecyclingrate资源利用效率与循环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是完整的或真正经济学上的效率;对于产量持续增长情况下循环利用效率对于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要小，这也是一个假设，有可能在资源环境价格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即便扩大产量，其生产者也是注重资源集约利用，从而改进生产流程，促进循环利用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里还需要考虑不断增长方式的成本与效益，如引入新的生产流程与工艺以提高循环利用效率所需要的投入及预期产出。对于企业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来看，要对比分析采取循环技术和新能源的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从而确定循环技术的可行性。

 

3.2深层生态分析

 

这主要表现在区域循环系统(如循环农业、循环工业等)的构建方面。例如，在生态工业园中有些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可以进人大循环的，因此还应建立把使用后的产品进行回收、加工和处理的企业。这样，在生态工业园中，既有中、小循环，又有大循环，如图3所示，在a、b、c、d、e、f阶段，企业A'，B'，C'分别承担企业A,BC的产品使用报废后的回收、加工和处理。然而，按照深生态学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实现收益分享、共同发展的同时，还可能存在资源链断裂而带来的市场风险问题，因此，还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建立收益分享机制的同时，构筑风险分担机制，从而建立更为可靠、稳固的循环经济共同体。

 

3.3模式分析

 

目前，很多研究都是在从企业、区域、社会层面分析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且结合各地实践提出具有更为具体的模式内容。例如，有研究结合江苏省发展实践提出了七种模式:工业生态整合模式、清洁生产模式、产业间多级生态链联结模式、生态农业园模式、家庭型循环经济模式、可再生资源利用为核心的区域循环经济模式、商业化回收模式[11。同时，各地还在积极探索模式推广，以不断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当时，总体看来，对于模式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尤其是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还有待増强，尤其是实行循环经济的时期相对较短，还难以分析模式推行与发展的不同阶段，循环经济实施效果。

 

此外，还有研究从战略、立法、规划、政策建议等方面对循环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践分析与总结。就总体而言，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循环经济运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尚不多见，由此可见，循环经济还处于定性探讨与实践探索阶段，可以说，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业己走在了循环经济学理论探索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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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经济学；发展；前景

尽管经济学领域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探讨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但是一直持续到“可持续经济学”出现，才广泛应用在环境、资源和生态经济学当中。随着气候变化、资源紧缺等全球化的环境问题恶化，当代我国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与前景研究中，可持续经济学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一、可持续经济学的相关内容概述

（一）可持续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般而言，可持续经济学是以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构建的一个基础理论，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自然与人的关系公证，同时旨在解决未来不确定因素。具体来说，可持续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含了三种关系，既同代人之间的关系、代际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中，代际间的关系和同代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一种现代人人发展而又不损害后展的能力，是一种关系的公正。与此同时，上述二者的关系公正充分反映了人类中心学说中有关公正的观点。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关系公正。因此，可持续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是一种自然与自身的保护理论体系。

因此，根据可持续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可持续经济学的定义应当为构建在道德上的，不浪费使用稀缺资源、自然环境而发展经济的一种学说。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清晰的、有特点的学科。但是关于可持续经济学中是否“浪费”对于各种关系的公正是否有影响还有待考证和阐述。

（二） 可持续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和主题

可持续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构建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基础，因此，可持续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主题也应当是有关自然与人的。简而言之，可持续经济学研究主题应该是公平和效率的结合，是区别于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是结合了二者的研究目标和主体的。因此，关于可持续经济学研究目标和主题可以概述为如下两个方面：

1.认为可持续经济学是一种认知上的兴趣理解。

2.认为可持续经济学是一种行为上的兴趣管理。

兴趣理解方面的目标保持了可持续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学的特征，而兴趣管理方面的目标则强调了可持续经济学中人与自然管理的方面。因此，可持续经济学是一门“相关科学”，其研究目标和研究主题是综合了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而形成的。

（三）可持续经济学的特征

根据笔者上文所述的内容来看，可持续经济学的特征是区别于普通经济学领域学科，又是经济学领域中各学科综合形成的。因此，可持续经济学与经济学领域中的一般科学是具有区别的。

首先，关于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持续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也是其首当其冲的一个特征。这一特征也强调了可持续经济学的视角是自然与人之间的系统。因此，可持续经济学在具备科学性的同时也就具有了广阔的开放性。

其次，可持续经济学中“持续”是重点，也就是说它的第二个特征便是其必须要对未来的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

再次，可持续经济学是将道德和效率两种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实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正确、合理、科学使用自然资源，并不构成浪费的方法。

最后，认知和管理的双重性是可持续经济学的最后一个特征。管理和认知二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可持续经济学是一门跨科学的学科，也是一门提供知识指导的学科。

二、 可持续经济学的发展意义

近年来，经济的增长对于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已经广泛引起了经济学业界的关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的经济增长对于环境和生态的影响是中性的，亦或者是有益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带动了相关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解决了当下发展中的一些环境问题。但是，笔者认为，一些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必定会造成环境的恶化，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于环境保护的成本也将不断加大。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当大，对于自然资源的索取相当厉害。因此，在经济增长之后，环境和生态环境恶化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经济学领域以及广大人民对于自然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消费不可超出生态承载力的认知，也阐明了自然生态圈中资源和能源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可持续经济学中有关人口增长和能源消耗、温室效应等的阐述也让很多国家将经济发展的原则构建在“可持续”原则上。因此，可持续经济学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循环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奠定基础，实现我国来自世界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的一种平衡。

三、可持续经济学发展的前景和展望

（一）可持续经济学发展前景中的挑战和机遇

可持续经济学从出现到发展经历的历程是相当坎坷的，但是其的发展前景也是良好的，是有助于我国和世界经济良好、科学发展的。但是，可持续经济学发展前景中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

首先，任意性的客户便是其中一项重要挑战。在经济学往后的发展过程中，一旦人们在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出现任意性将不会采取理性手段，进而使得可持续经济学的前景不明朗起来。

其次，关于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以及资源经济学三者与可持续经济学的关系划分必须要清楚。

最后，可持续经济学是的总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因此，个人参与到可持续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去将为可持续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让可持续经济学的前景更好。

（二）可持续经济学的展望

总的来说，可持续经济学囊括了经济学领域以及非经济学领域各种学科的内容，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因此，可持续经济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带动各个行业和领域的经济发展，并未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的平衡提供保护。未来几十年内，可持续经济学将会出现一种迅猛的发展态势。（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陈艳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实现机理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4年.

[2]张世秋.使发展更可持续[J].中国投资，2009（02）.

[3]代明，覃剑，丁宁.恒态经济学理论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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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源环境是人类农业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人类在农业开发的过程中必须遵从客观规律，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因此，环境与发展并不是相互对立、不调和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承的。

（一）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应遵从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因为农业包括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自然再生产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经济再生产受到经济、技术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农业是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结合的复合系统。因此，在发展农业时，不仅要遵从自然规律还要遵从经济规律。

（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必须遵从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理论

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之一是外部性理论。对于农业而言，如果采用低效率的方式配置资源，进行经济活动无疑会对外界环境产生负效应。比如，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以提高单位产量，结果可能导致水体污染、土壤退化等加深层次的負面影响。因此，在发展农业时，应当遵从环境经济学理论。同时，生态经济学理论也为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经济学强调在生产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按照生态学原理，使生产的过程按照生态链耦合的方式进行。因此，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应强调物质、能量流动的合理性。

（三）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需遵从“3E-R-T”模式

所谓“3E-R-T”模式是指，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要考虑到5个方面的因素，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技术、资源，即在技术可行、有利于生态恢复、环境保护的条件下，合理地、充分地利用资源，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实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措施

（一）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建立现代农业耕作模式

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要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调整种植业、养殖业内部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所以，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资源节约、生产集约高效、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合理地进行生产区域布局，改进和完善传统的粗放型耕作方式，走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指导思想的现代农业耕作模式，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道路，尽量减少或避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农业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要积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加强保护生态环境工作，才能够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建设良好生态环境。要建设好生态环境，就必须加强城乡企业的清洁生产工作，把对环境的污染治理工作做在污染之中，而不是污染之后。

（1）要积极做好城乡工业布局的规划，只有实行好的规划，才能改善农业环境的污染现状，使农业环境的污染得到抑制。建立绿色的农业生态环境，才能保证小康社会的建设。

（2）还要积极加强对城乡居民生活垃圾的治理，要采取分离垃圾的做法，把垃圾分成不同类别，然后积极探寻处理方法，要增加除填埋、焚烧以及露天堆放之外的处理做法；要尽量使垃圾能够得到利用，使垃圾变废为宝。

（3）要在农村大力发展沼气的应用，农村沼气得到大力应用，就可以解决资源的循环利用。沼气使用量的增大，一方面可以净化农村环境；另一方面还有利于缓解能源的消耗，还能够为农村的植物增加有机肥料；使有机肥料得到大量利用，减少化肥的使用量。这样就会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4）还要积极建立水资源的循环利用设施，要提倡节约用水，增强人们节约用水意识，这样才能够把有用的水用到实处。

这样才能改善农业环境的污染现状，使农业环境的污染得到抑制，建立绿色的农业生态环境，才能保证小康社会的建设。

（三）要积极保护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资源，失去了耕地，农民就失去了基础，因此，在农村要对耕地资源实施合理开发和保护，农村耕地的红线要始终记在心中，实施在行动中，保护耕地是防止资源退化和缩减的有效揩施，因此，对于农村的耕地，要从保护农村耕地资源出发，进行科学研究。因此，当地政府要把加强农村生产的建设用地，一定要加强规划管理，坚决不能触动底线，这样才能积极稳妥开展农村基本农田建设，达到严格限制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在调整中绝不占用耕地面积，这样才能使农村有限的耕地资源得到保证。

此外，还要积极加强保护水资源，要对农村水资源实施统一管理模式，要利用高科技保护水的蒸发速度。主管的农业部门，应积极推广节水技术，要组织农民，积极构建节水型的农业生产体系，这样就可以转变传统的大水灌溉农业的生产方式，建立创新的，可以提高农业灌溉利用率的农村生产方式。

（四）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科技促进农业可持发展

现代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是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宝，它有利于缓解中国农业资源的短缺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这样就可以利用中国现有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动植物品种资源等，在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中，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农村资源的利用率和转化率，使农村资源得到大的收益，逐步转变只是片面追求农业生产量的传统观念，要从原有的观念的转化中，缓解生态环境被不断污染和破坏的现状，这样才能使中国农业生产之路，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五）因地制宜，发展地区特色农业

在发展农业模式方面不能搞“一刀切”，尽量避免“风格雷同的现象，应在不同地区发展具有优势特色的地方农业，扬长避短，形成优势互补。在山区，应大力发展果业、林业、畜牧养殖业。在丘陵地带，应根据其自然环境，选择合适的农业发展方向。在平原地区，如果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城镇化的发展，因其农地稀少，应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合理规划、节约用地，利用高科技发展高效、生态、观光农业；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扩大灌溉面积，大力推行节水和干早农业在贫穷落后地区，应建立完善服务体系，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耕地的生产率，控制人口增长，以及加强环境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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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经济学；教学实践；思路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3-0227-02

“环境经济学”本科教学科目是普通高等学校在经济学与环境科学与工程、资源科学与工程等交叉学科培养方案中，所设置的一门必修专业基础课程，课程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如何运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环境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特别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这种联系日趋紧密。因此，它具有环境学和经济学交叉性和融合性的特点。环境经济学被引入我国学科体系的时间较晚，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环境经济学家泰坦伯格、皮尔斯的外文影印教材将该科目介绍到中国，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问题和资源节约问题的重视，以及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和政策的提出，将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带来对环境经济学理论知识和人才的大量需求，国内早起的一批环境经济学专家和教师，将环境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已在舒适性资源价值核算、环境污染损失计量、环境经济政策制定与创新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1]。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体系和教材都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特别是对于专业基础知识较为欠缺的本科阶段的学生来说，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同时也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一定的难度和挑战。因此，在教学中充分考虑到本科层次学生的理解能力和经济学基础较为欠缺的现实，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构建适宜的教学改革思路势在必行。

一、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1.本科层次学生的知识储备偏少，基础知识缺乏。环境经济学属交叉学科，教学内容中包含环境学基础、经济学基本原理等基础知识，对于本科层次学生来讲，缺少对环境学、经济学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对于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物质、能量流动关系、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规模限制效应等规律缺乏深入地思考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授课教师在讲解课程核心问题时，缺乏先期知识铺垫，造成讲解不够深入，学生领会困难，影响教学效果。

2.学习过程中互动交流较少。目前，由于受到教学条件的限制，环境经济学课程的学习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是典型的理论学习课程，教案设计与安排缺少实践环节。教学过程中，使得学生和教师的互动交流无法顺利开展，缺乏对环境经济问题的讨论和思考，影响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深入理解。

二、基于“教―学”互动视角的教学思路构建

1.选择合适的教材，优化教学内容。环境经济学从环境―经济大系统的视角，研究资源可持续利用，效率提升与福利最大化，解决环境资源在系统内外的高效配置问题。笔者认为，教材质量是保证教学和质量的首要前提，教材内容应该是本学科领域内最为成熟且不存在过多争议的东西，因此，任课教师在进行教材选择时，应注意：一是教材的难度不宜过高。环境专业本科学生缺乏经济学基础知识，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又缺乏环境学基础知识，因此，教材的选择必须兼顾环境学和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基础，教材内容、练习题方面注意深浅程度，为学生透彻的理解知识点创造条件。二是针对新的环境问题所形成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作为专栏或者选读的形式在教材中体现。尽量不要作为大纲中重点考试内容，原因是这些新观点在某些方面可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三是优先选用精品教材和推荐教材。如“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等。这些教材内容较为严谨，更加准确地把握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并且能够借鉴科学家们的思维方式并为己所用。

2.参与式教学的实施。参与式教学须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紧密结合环境经济学教学大纲中的要求，在教学中要以环境经济学经典概念、环境学基本理论、环境经济学基本方法、环境经济策略分别设定主题，以鼓励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参与式教法主要步骤包括：首先，合理设定主题。专题可以是一个概念，也可以是新近的一则相关新闻，也可以是一种法律法规的颁布等，也可以是资源环境的难点、热点问题。教师将讨论专题分角度设计若干个研究题目，并对讨论的方向和内容做出简要的说明。由4～6名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在充分查阅资料和总结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进展，分组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其次，打造宽松的学习环境。在互动式教学中，充分注意任课教师与讨论组之间的交流，打破教师一言堂的学习氛围，打破只有老师说得对的学习模式，发挥学生对知识的探寻和思考，发挥学生将知识与现实相结合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提前准备工作要做到全面细致，提前制定讨论时间和内容安排，制定引导学生的分析思路及逻辑体系框架。客观要求发言的学生所做的研究问题切入和问题评述，有理有据，系统全面，制定课堂讨论评价体系，通过学生和老师共同打分的形式，给出学生讨论成绩，给分标准包括观点鲜明程度、逻辑清晰程度、内容完整程度、汇报人讲解水平以及进一步研究方向是否合理等，充分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思考能力。

3.典型教学案例的引入。在面对具体的环境问题时，学生无法利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自如的分析进而予以解决。在参照国内外相关教材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践发现，提高《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大量的教学案例，即开展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主要应用于商业相关领域的职业培训中，由于该方法教学效果明显，机动灵活，能调动受培训人的积极性，日益受到教育领域的重视，进而被广泛应用[2]。例如在“环境影响的费用效益分析”章节中，其中有关环境影响的费用和效益评价技术――“机会成本法”的教学，就可以利用案例分析法来讲授。因此，开展案例教学是《环境经济学》课程性质的根本要求。

4.课堂学习与实验教学的结合。我国的《环境经济学》课程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环境经济学》课程的高校大多只注重理论内容的讲授，而较少涉及《环境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环境经济学》实验教学应在结合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上，开展环境经济分析测算、环境政策模拟分析、环境影响评价等理论应用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主要模块：①环境经济建模与动态分析研究；②环境统计、计量与核算研究；③生态环境规划与资源环境管理研究；④项目可行性研究与环境影响评估研究。这一系列实验教学主要是针对协调我国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与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之间关系所需的应用技能而展开的，旨在培养出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质量、复合型的经济管理和研究型人才。实验教学是现代高等教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理论教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才教育体系。加大实践教学资金投入，对于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加强课堂学习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教学设计对于《环境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王金南，逯元堂，曹东.环境经济学：中国的进展与展望[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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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约束；线性经济；循环经济；稀缺资源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2-0131-03

进入21世纪以来，快速发展的经济规模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由于人类无节制的开采、破坏，生态系统能够提供给人类作为生产活动原材料或动力的自然资源却越来越稀少。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提出了新的挑战，此时，作为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突破，循环经济克服了传统经济理论人为割裂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弊端，要求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1循环经济的基本概念

11循环经济的起源与内涵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被认为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最早倡导者。1966年鲍尔丁发表的《未来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一文被认为是“循环经济”发展的起源。1998年，循环经济理念被我国研究生态经济学和产业生态学的学者首先引入，增加了中国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阐述。2002 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

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它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表现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做到生产和消费“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12循环经济的“3R”原则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也称 3R原则。

第一，减量化原则（Reduce）：减量化原则是3R原则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和能量流量。

第二，再利用原则（Reuse）：目的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尽可能地使用能再次使用的原材料来生产既定的产品，延长产品的服务期限或使用寿命，避免物品过早地成为垃圾。

第三，再循环原则（Recycle）：通过把废物再次变成资源用于生产新产品以减少最终处理量，从而使整个生产过程实现闭合。

13循环经济的本质是生态经济

生态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独立于生态系统，物质规模可以无限扩张，科技可以解决自然资本的替代问题；而生态经济学则主张宏观经济系统是处于自然生态系统之内的，经济系统的物质增长具有生态极限，自然资本是不可完全替代的。循环经济学重点是研究工业和生活消费领域如何实现生态化或仿生态系统中的经济问题，它要求经济活动符合生态规律，无废物、无污染，资源循环利用，实际上就是探讨具体生态经济模式的经济学，它理所当然属于生态经济学科体系的范畴。

自然生态系统是以“生产—消费—分解—再生产”为特征的物质循环。从最原始的生态系统来看，物质循环、再生产利用就是自然系统中的生命法则，而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生产方式违背了这一生命法则，必然会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发展，从而无法实现经济的真正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依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法则，循环利用物质资源，也只有这种符合自然生态发展规律的闭环式循环经济才有可能得到持续发展。因此说循环经济的本质是生态经济。

2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原因

21经济活动的基本投入要素是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

传统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和资本决定了经济增长，这一点可以由产出公式Y=f（L，K）得到。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传统经济学有了一些改进，认为诸如科技、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在经济增长模型中这些因素被逐步考虑并纳入其中。但是直到现在，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巨大作用，仍将其视为外生变量；即使有些经济增长模型将自然资源因素纳入其中，但是其结论往往都是科技、人力资本等对自然资源因素有很强的替代性，由于科技会不断进步，主流经济学认为我们仍然可以视自然资源为无限供给的外生变量。

然而若我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投入要素追根溯源的话就会发现，只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才是经济活动的基本投入要素。人造资源等资本品也是由人类通过劳动对自然资源的改造得到的，也就是说人造资源是可以被替代的。例如，农业生产，由于技术的进步人类制造出了犁、锄头以及现代化的机器等工具，但是无论是犁、锄头还是机器设备，它们都是人类利用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制造出来的，没有木材、钢铁，这些工具不可能出现。此外，如果没有这些工具，人类也可以只凭借自身的劳力和自然资源从事最原始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只是减少了人类的劳动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而已。其他生产要素也是如此，因此只有劳动和自然资源是无法替代的，是经济活动的基本投入要素。

22自然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原因如下图所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将自然资源所提供的原材料和人类的劳动力作为共同的初始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经济活动为人类提供了消费品和资本品，同时产生废弃物，若废弃物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生态系统中，这样的生产方式便是线性生产方式。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以及生产排放的废弃物之和小于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范围时，这种生产方式是可以持续的。这种情况出现在人类早期发展阶段，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以及人口数量持续低迷，人类最迫切的任务是提高生产力。那时生产工具等人造资本十分短缺，想要提高生产力，就要增加人造资本。人造资本成为这个时期人类生产活动的稀缺性资源，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规模。

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关系图

然而人类进入19世纪，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经济规模快速膨胀，人口数量呈几何状猛增，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需求大幅攀升。另外，由于人类经济规模扩大，生产产出的废弃物也快速增多，且出现了诸如塑料等一系列不可降解的物质，生产产生的废弃物不能完全被生态系统降解转化，这些废弃物堆积在生态系统中，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系统的承载力。Mathis Wackernagel等人2002年7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NAS）上的研究报告认为，人类对大自然的总体需求，在1980年前后第一次超过了地球的可再生能力。该报告还估计，在1999年时，上述需求已超出了地球这一能力的20%。任群罗循环经济的生态经济学基础[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9.所以，此时制约人类生产发展，决定经济规模大小的稀缺性资源不再是人造资源而是自然资源了。

自然资源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使得线性生产方式此时已变得不可持续，循环经济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若废弃物并不直接排放到生态环境中去，而是通过回收再利用改造成再生资源重新投放到经济活动中去，那么其作为替代要素不仅可以减少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且还会减少经济系统排放到生态系统中的废弃物，从而增加自然资源的相对供给水平并提高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如果我们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仅从环境污染的两端来治理环境问题，这样的治理难度非常之大，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且效果不会很大，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可能会因此遭受打击。我们虽然可以减少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投入量，转而增加更多的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的投入，但是这种替代效用是非常有限的，且在科技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之间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减少资源环境的投入，在一定时期内就一定会减少经济的产出，阻碍经济的增长。另外，我们虽然可以通过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大政策力度以及科技的进步来减少单位产出的环境污染，并对已经产生的污染进行治理使之以较少的环境代价排放到生态中去，但是这种末端治理方法都是属于“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以及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循环经济发展方式正好可以克服上述两种治理方法所产生的问题。循环经济将一类企业（或行业、或地区）生产所产生的废弃物作为另一类企业（或行业、或地区）生产所用的原材料，以此类推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由于对自然资源攫取量的减少而导致生产增长的停滞，因为此时虽然从循环系统外来看，自然资源的消耗量是在减少的，但是从循环系统内部来看，由于将原来的废弃物转化为其他企业的原材料，整个社会所利用的资源量并没有减少，因此也就不用担心经济的增长锐减的问题。另外，由于循环经济可以将一部分企业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从而减少向自然界的污染排放，因此人们对于污染后的治理也就不需投入原来那样多的财力与物力，循环系统可以自然地减少环境污染问题，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3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点建议

31国家应加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尤其应着重于税收法律制度的改进税收法律制度作为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已成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保护环境资源的重要保障。政府一方面通过税收积累资金抵补由于环境污染带来的支付，另一方面通过税收优惠激励引导企业的资源流向，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对具有正的外部效应的循环利用资源而造成的内部效益下降进行补偿，而对负的外部效应征收相关税收进行补偿。要想使企业自觉“循环起来”，必须通过以制定政策为主的制度创新，构建再生资源利用的生产赢利模式，使市场条件下循环型生产方式有利可图，这样就可以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自发机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企业来说，征税会直接增加企业的成本，对企业的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 相反地，对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行为给予税收优惠，会减少企业成本，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从而激励企业选择节能、环保产品。对于个人而言，产品的价格是影响消费的关键因素，如果节能环保类产品价格高昂，则不利于消费者选择购买，所以，提高非循环产品或行为的税率，有利于加强节能环保型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并有利于建立循环经济下的消费结构。

32建立以循环经济为主导的产业园区

通过国家立法与政策引导促使企业选择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只能是抛砖引玉，不是长久之计。国家应想办法让企业自主选择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这就需要创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内的企业通过事先的规划设计，使得可以相互利用废弃物作为生产原料的企业之间形成一个循环网络，资源在产业园区内循环利用，大大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建立以循环经济为主导的产业园区是为了让循环经济脱离政府的扶持，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毕竟当今世界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如果发展循环经济只能依靠政府的补贴过日子，而不能使企业真正获得利润，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会被企业放弃，被市场经济所淘汰。只有让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真正可以为企业和国家带来利润与环保的双赢局面，企业才会自主选择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才可称为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生产方式。

33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实现循环经济“减量化”原则的必然选择。在传统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中，投入要素中并没有考虑生态环境因素。也就是说，过去的主流经济学暗含了生态环境是一种非短缺要素的假设，认为生态环境是经济系统的外部条件，是没有限制和约束的。这是导致人们在追求其他要素使用效率的同时破坏生态环境的根源。由于我们认为自然环境因素在现阶段也制约经济的增长，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再认为环境是一个外生变量，可以被人们无限制地利用，因此，我们不但要追求其他要素使用的效率，更要追求环境因素的使用效率；而循环经济就是一种提高环境因素使用效率的发展模式。其实，发展科学技术在很久以前就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并加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予以发展。但是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科学技术，而不是传统的以提高人造资本利用效率为主的科学技术。这是因为现代社会资源与环境压力日益严峻，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无法继续维持现有的生产方式了。

34建立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体系，逐渐取代现有以GDP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总量或社会福利。但是GDP把为创造社会福利而付出的代价也计算在内，不能正确反映社会福利或财富的客观价值，也不能正确评价人们的幸福和真实财富。例如，生产活动造成了污染和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的毁坏，但GDP只核算了创造产品而产生的附加价值或福利增加量，而没有核算污染带来的福利损失价值，更没有计算生态损失的价值。相反，人们为了修复创造财富而带来的环境破坏，或为了挽回不当行为以及人为活动造成的损失而进行的劳动投入的劳动价值也被核算入GDP成为福利增加。当政府为了追求表面的GDP而忽视环境问题和人民真正的健康福利时，GDP也就无法真正衡量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了。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要把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所需要的财富消耗或生态环境破坏给人类带来的损失从经济财富中扣除，剩下的经济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这就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内涵。绿色核算体系剔除了治理环境污染与破坏等无法给人类带来真正福利的投入因素，使人们着眼于事前治理，再也无法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体系是真正综合考虑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福利水平的核算体系，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持，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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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一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Pearce和Turenr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中将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资本称为人造资本，进而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自然资本，从此开启了学术界对于自然资本的研究。1993年英国伦敦大学环境经济学家Pearce在他的著作《世界无末日》中提出用自然资本和另外两种资本来估算可持续发展能力，Turner也提出了将自然资本作为可持续性评价标准的观点。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扩展衡量财富的手段》的研究报告，将资本划分为4个部分:人造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出一个国家的财富应该包括自然资本，并将土地、森林、湿地等作为自然资本的组成部分，对世界各个国家的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2000年，保尔•霍根等出版了题为《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的论著，自然资本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世界上知名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并逐渐为大多数专家、学者和管理者所接受。2011年联合国《迈向绿色经济》报告中认可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认为自然资本是人类福祉的贡献者，是贫困家庭生计提供者，是全新体面工作的来源①。然而到底何为自然资本?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学者们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包括自然资本(产)、生态资本(产)、环境资本等，但本质却基本接近，他们对于自然资本的论述大致从三个角度进行。

1.将自然资本直接等同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萨拉丁认为自然资本指一切自然资源。EISerafy(1989，1991)指出生态环境提供环境产品和服务就是自然资本，把自然资本分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本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本。刘思华(1997)认为生态资本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总量(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和环境的自净能力、生态潜力、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使用价值②。Hawken(2000)指出自然资本可以被看做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总和③。王健民等(2002)认为，生态资产从广义来说是一切生态资源的价值形式;从狭义来说是国家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并能带来直接、间接或潜在经济利益的生态经济资源从生态资产价值的角度，指出生态资产的构成包括生物资产、基因资产、生态功能资产和生境资产(以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适宜度来度量其价值)四大方面④。

2.将自然资本界定为一种有用的资源和环境存量。

Constanza等(1997)认为“资本”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存在的物资或信息的存量，每一种资本存量形式自主地或与其他资本存量一起产生一种服务流，这种服务流可以增进人类的福利⑤。Daily(2000)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本的存量⑥。黄兴文等(1999)将生态资产定义为“所有者对其实施生态所有权并且所有者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生态景观实体”⑦。董捷(2003)指出所谓生态资本是指产出自然资源流的存量，也就是能为未来产生有用商品和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存量⑧。

3.将自然资本范围扩大到纯自然资本和人造自然资本。

孙冬煌等(1999)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其实物形态包括各种自然资源、环境的净化能力、臭氧层以及各种环境和生态功能等。按照是否有人类劳动投入，又可分为纯生态资本和人造生态资本⑨。李萍，张雁(2001)将环境资本分为有形生态资本(或硬环境资本)与无形生态资本(或软生态资本)。有形生态资本主要包括土地、水、矿产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交通、电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硬环境;无形生态资本则更多地强调制度(或体制)、机制、观点等因素⑩。武晓明等认为生态资本是指人类花费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其实质就是自然的生态资本存量和人为改造过的生态环境的总称瑏?瑡。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自然资本的研究角度不同，然而关于何为自然资本的结论则有几点共识:其一，自然资本不仅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生态环境质量要素，具备一般资本的特性，即增值性。其二，自然资本都具有价值，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为自然资本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其三，自然资本能够带来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

二、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

自然资本是生态经济时代的特殊资本，作为自然和资本结合的概念，自然资本兼具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和资本的一般属性，既遵循自然规律也遵循市场规律，具有二重性。同时也表现出自然资本自身所独有的，不同于人造资本或者其他资本的特殊属性。

1.自然资本具有不可替代性。

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主要指其不可被人造资本或者其他资本所替代，自然资本包括自然资源资本与生态环境资本两个方面，它们均具有不可替代性。自然资源资本的自然再生产周期较长，且受到各种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因素影响，其供给数量难以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增长。生态环境资本可以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例如良好的空气、优美的环境、净化大气、调节气候等，这种资本更具有不可替代性。美国“生物圈2号”计划的失败就是很好的例证，表明人类即使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可能替代自然所提供给人类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自然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自然资本具有刚性和有限性，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因此，有限的自然资本供给能力与无限的人类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就成了自然资本运营中必须重视的挑战。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必须建立起自然资本的补偿和投资机制，通过自然资本的补偿机制实现自然资本的保值功能，通过自然资本的多方投资机制，实现资本的增值功能，从而保证自然资本能够满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

2.自然资本存在形式具有多样性。

不同于人造资本主要存在于技术化、劳动化的物品中，自然资本的存在形式更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自然资本既可以以具体的资源形式存在，也可以以生态系统服务的形式存在;既有物化的存在形式，也有非物化的存在形式。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对自然资本的基础成分和典型服务进行了简要归纳，足以体现自然资本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就自然资源的存在形式来讲，资源的多种形态与生物的多样性决定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同时，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形态又使得自然资本不断变化，决定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加剧了评估难度。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目前关于自然资本价值的评估方法虽然很多，包括意愿调查法、享受价值法、旅行费用法、重置成本法、影子价格法、机会成本法、能值分析法等，然而由于这些评估方法的应用范围、使用标准不尽相同，无法对形式多样的自然资本进行良好的价值评估和定价。因此，目前的生态经济理论研究要建立起一个系统的、适应自然资本特殊属性的定价和评估体系，只有实现自然资本的量化和货币化，才能使自然资本进入市场流通，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

3.自然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特性。

传统经济学家之所以未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之中，不仅是因为他们深信人造资本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稀缺性因素，同时也因为自然资本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所谓的公共产品特性是指自然资本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且某些自然资本(例如清新的空气)在产权界定上属于国家资本甚至全球资本，明显具有不同于其他资本形态可以私人拥有的特性。一直以来自然资本的边界并不清晰，在数百年的工业经济发展中担当了公共产品的角色，如今工业经济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自然资本的负外部效应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类陷入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困境中，这些都是自然资本无法明确边界，确定产权所产生的结果。自然资本要发挥作用，实现保值增值就必须明确产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自然资本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产权界定只能是使用权、保护权、收益权等产权的界定。同时，也应根据不同的资本形态确定不同的产权，形成多种产权相结合的一个产权体系，从而化解自然资本的“公地悲剧”，充分发挥自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为自然资本的运营带来了现实挑战，其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自然资本不仅稀缺且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替代物，必然会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本供需不平衡，甚至供不应求的挑战，要破解这一挑战必须建立补偿和投资机制，实现其保值增值。存在形式多样性会导致难以估算自然资本的价值，而价值估算和清晰定价又是自然资本补偿的前提，因此必须迅速建立起定价和评估系统。公共产品特性导致自然资本成为无偿使用的公共产品，边界模糊，因此需要诉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权制度改革来确立清晰的产权，为自然资本的有效运营做好准备。

三、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学理论的生态变革

自然资本的提出引发了资本结构的深层变革，为生态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奠定了生态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在经济增长的稀缺性要素、资源价值、研究范式以及发展目标等四个方面影响着传统经济理论向生态经济理论的生态变革。

1.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增长的稀缺性要素

从人造资本到自然资本的变革传统经济学以“资源稀缺”为最基本的假定，主张对经济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但是传统经济学所主张的“资源稀缺”只是特定的“资源稀缺”，即认为人造资本是稀缺的，同时认为稀缺资源都具有可替代性，即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或其它资源来代替，当一种稀缺要素的供应量逐渐降低，或者其价格高到无法接受时，经营者就会寻找新的替代物。而现实中有些资源很难找到替代物，尤其是在自然界中，无法为不可再生资源找到替代物，即便是可再生资源，如果使用量超过其再生能力，它也将变成不可再生资源，而无法找到其替代物。因此人们才开始关注并重视自然资本。自然资本的提出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约束条件，延伸了传统经济学的关注范围，成为生态经济学之所以区别传统经济学的最关键因素。生态经济学理论将自然环境视为一种资本，认为自然资本是有限的、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相对于人造资本，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现时代的稀缺要素，并将其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之中，试图解决人类需求无限性和生态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同时，生态经济学并未完全抛弃人造资本，认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具有互补关系，快速地消耗自然资本会使人造资本变得越来越有限制性，主张强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2.自然资本引发资源价值从单一价值体系到多元价值体系的变革

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逐渐演化，价值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期的价值体系均属于单一价值体系，农业经济赖以发展的主要是原始的自然资源，部分可以转换为交换价值，因此其价值形态主要是以实物价值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工业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资源基础上，化合物资源所产生的人造资本具有可分割性和排他性，能够进行充分的市场定价，因此工业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是以货币为主的价值体系。随着能源环境的约束以及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人类逐渐进入生态经济时期。由于支持生态经济的能源资源来自复杂的生态系统，主要以可再生生态资源为主，具有多样混合性质，决定了生态价值的多元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既包含可货币化的价值，比如目前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就是将碳排放量实现了市场定价，表现为一种货币化的价值形态;也包含不可货币化、不可交换的使用价值形态，比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减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等;还有已经融入生态自然一部分的文化价值，其具有遗产价值的特性，比如自然景观、珍惜物种等。生态经济所追求的最大化价值，应该是可货币化的价值、使用价值与遗产价值等均衡基础上的综合最优价值。自然资本理论的提出，使得生态系统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导致传统单一价值体系丧失了对复杂生态系统的解释力。因此，突破工业经济时代的单一货币价值的实现和评价体系，是加快传统经济学向生态经济学变革的一大重要变量。

3.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学研究范式从单一范式到系统范式的变革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最优的分配方式及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充分地表明其关注的重点是经济系统，注重对经济系统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常常在研究过程中将经济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舍去，不同程度地忽视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传统经济学是一种线性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一种只进行纯经济学研究的单一范式。随着由此带来的能源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经济学家开始在研究过程中将作为常量舍去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还原，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认为经济系统只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系统过度扩展必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本，导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最终影响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中也逐渐将系统科学整体研究的思维方法导入经济学的研究中，使经济学研究走出工业经济时代追求局部最优、短期最优的思维局限，走出单纯经济的研究思路，从单一范式向系统范式转变，促进传统经济学向生态经济学的变革。

4.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发展目标从单一追求

经济效益到同时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变革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前提、逻辑起点以及研究范式等，都最终导致其发展目标只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认为无限的物质需求才是人类的最大需求，为了满足物质需求必须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传统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有限的人类认知和追求生存的人类需求，使得人们认为只有无限增长的经济才能保证人类的持续发展。然而不断恶化的环境给了人类当头一棒，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环境也影响人类的生存状况。随着自然资本的提出，经济学家们倡导进行自然资本的保护和投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修复生态环境，甚至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来满足人类日益多元化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由此，经济发展的目标逐渐从单一追求经济效益，发展到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自然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

生态经济学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平台上提出了自然资本，将其嵌入经济发展中，为生态经济的内生发展模式提供了核心变量，将外部成本内化为生产动力，催生和支撑了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联合国环境署于2011年的《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绿色经济是基于自然资本增值的经济，这里的绿色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上提出，要健全和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为自然资本的产权明晰化提供了战略和制度保障，开辟了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1.自然资本推动生态产业的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人造资本，而生态经济的发展将依靠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资本，基于自然资本的生态经济与基于人造资本的工业经济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工业经济时代建立在人造资本基础上的产业，是造成环境污染、导致负财富效应的产业，而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本将引导的产业，则是同时满足经济收益和生态收益的产业。通过明晰自然资本的产权，可以发挥自然资本的优势，真正实现经济效益;建立自然资本定价体系，健全自然资本补偿机制，实现生态破坏成本的内在化，可以发挥自然资本的保值功能;加强自然资本投资积累机制，提高自然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例，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本的增值功能。通过对自然资本的一系列的改革，将会从制度和机制上发挥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推动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生态产业的发展。这些生态产业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传统产业生态化的产业，在传统产业中加入自然资本考量，对其进行改造，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二类产业是以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资源为基础的新能源产业;第三类是满足低碳消费的生态产业，例如生态旅游业、生态住宅等;第四类是发挥中国五千年生态农耕文明优势的生态农业。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产业将极大地促进生态经济的迅速发展。

2.自然资本促进生态市场模式的形成。

在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中，充分竞争是市场均衡的唯一机制和动力，这一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工业经济建立在人造资本基础之上，基于竞争动力的市场理论只适用于人造体系的经济系统中。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平衡不是单一的达尔文式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竞争与共生相互作用机制的结果。由于生态经济是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经济，生态经济资源的配置需要的市场自然不再是单纯竞争的市场，而是在竞争与共生制衡基础上的新市场。事实上，市场经济从其诞生第一天起，竞争与共生两个机制就同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工业经济时代的时代背景、资源特性、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更需要竞争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生态经济时代，市场模式将是共生与竞争组合形成多种类型的新市场模式(见表3)，其中纯竞争和纯共生将产生两种模式，即内部共生与外部竞争相结合，外部共生和内部竞争相结合。

3.自然资本有利于生态国民财富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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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理论根据

GDP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和比较依据，GDP作为经济学主要研究课题，也让许多人对经济学产生了误导，许多人认为，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将国家GDP上升的学科。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经济学模式，经济学不仅是对本国经济发展进行关注，也要对世界整体性的发展进行关注。而其中，低碳经济所关注的并非本国情况，而是全球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各国商人处于商业联邦状态下，而所谈的大多为世界经济发展，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就是要使全人类获得发展，与政治经济理论相悖。政治经济，也是各国为改进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所需要遵循的国家发展政策，全世界商业自由的原则，是其责任所在，而经济学研究，应该立足于世界。经济学研究是为国家一切利益，也是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财富为人类享受物质的象征，也是让人获得幸福感的重要手段。然而，政治经济学只是为让少数人致富，学者提出，应该更多对社会大众的福利进行关注，应该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人类增强幸福感的重要内容。累积国家财富并非政府成立的首要目的，政府应该是让所有公民、大多数公民都可以享受财富，并感受财富所带来的乐趣。这些经济理论，是低碳经济的发展源头。

(二)相关学科比较、继承

生态学为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的研究复合体，对其功能、结构、发展规律做研究的学科。根据自然系统的循环性，与能量流动模式，构建成有规律的经济系统，可以让经济系统和谐融入自然系统中，从而形成全新的经济模式，这种循环经济，本身也是一种生态经济模式，使用生态规律，指导人们做社会经济活动。绿色经济概念是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次提出，其主要在于对人类生存患者进行维持，对能源做合理保护，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利于人体健康的经济模式，可将其看做为平衡经济模式。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都是在资源高消耗、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的状态下，转向为资源低投入、低排放、低消耗、高效率状态。生态经济理论主要是顺应生活发展规律，经济服从于生态系统。循环经济这一循环手段将经济活动实现生态化。而蓝色经济是在扣除自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损耗后的国内剩余生产总值。绿色经济主要侧重于资源再利用，主要追求于绿色GDP。低碳经济为二氧化碳排放威胁人类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强调于，经济发展需避免以二氧化碳的上升为主要代价，应该将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形成相互平衡的关系。以本质来讲，低碳经济也隶属生态经济的范畴，低碳经济要比其他经济更能将目前在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矛盾问题反映出来，从而达到高碳转向于低碳的状态。低碳经济是抓出矛盾，解决问题的思想为主。而这样的经济思想，是人类在面对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生态破坏情况下，所作出的反省总结，对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进行重新的认识。两者间应是相互补充关系，并非排斥关系，内含不同，但其构建和理论体系可以相互借鉴。天气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气候经济学》中首次提出的经济理论。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其不亚于在世界大战时的经济萧条，气候变化后，对人类的影响远远超出预期所想。以气候角度，将经济与气候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而低碳经济主要是将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情况做分析研究。两者间，从内含而言应该是一致的，针对同一问题，采取不同表述方法。目前，许多专家认为，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原型便是气候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主要研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对其中做合理调节的经济活动、环境间物质交换规律进行探讨。能让经济活动，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环境效益。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污染损伤估算，其中也包括人体健康损害、间接精神伤害、物质损失。对环境治理投入所产生的效益进行估算，其中也包括拯救污染所形成的效益损失，间接所形成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制定污染罚款制度，根据其排污实际情况实施收费标准进行制定；资源环境经济学是对资源价值做阐述，讲解缓解损害成本，并对其提出相应的核算与解决途径。高碳所造成的环境损失，由此可见，低碳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也有相互补充的内容，而资源环境经济学已经成为较为完整的学科，低碳经济学可对其理论构建进行借鉴，从而对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做进一步完善。

（三）低碳经济学构建设想

低碳经济学为经济学分析，以经济学原理解决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问题，从而对环境、经济发展进行协调，以本质上而言，低碳经济学为生态经济学的衍生。低碳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应用不同角度，对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二氧化碳排放，两者间的矛盾问题做平衡。低碳经济、气候变化，其本身就已经涉及许多学科，需要横跨多个学科才能形成综合视野。研究主要以三方面进行：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做继承，如结构分析、边际分析、总量分析、均衡分析等分析方式，也包括不同国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制定标准做分析；对其他学科分析方法进行借鉴，环境经济中波及分析，效益、成本分析，也可对生态学中的碳足迹分析进行借鉴，国际贸易、金融工程、循环经济等做借鉴。制度学分析，全球气候变暖是因有些国家污染气体过度排放所致，其影响却早已对其他国家造成严重的波及，而这也是经济学向外延伸的意义；气候本身为全球公共物品，对于如何保护这类全球公共物品，就成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制度经济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妥善方式。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一）解决国际经济合作困境，完善国际经济学体系经济学家以自己不同的角度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对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进行解释。而这些理论都是以国际经济合作为出发点，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经济总量进行提高，贸易为主要手段。单以经济角度去理解，采取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可有利于对各国产生合作剩余，对合作双方皆有利。以生态效益角度出发，国际合作则更多产生负效应，出现更多环境问题。目前，各国经济合作主要为发达国家的曲线两端，曲线地段转移至欠发达国家，而欠发达国家在能源结构、技术上的落后，导致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环境问题。二氧化碳有流动性，可对全球环境造成影响，产生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损失，远远高于合作经济剩余，导致全球经济发展困境。目前，经济合作经济学理论中对这一情况无法避免。低碳经济国际合作的发展经济思想，能对目前国际经济合作中所存在的困境进行解决，化解困境。从另一角度看，低碳经济可在国际整体经济角度看到全球经济发展，应该将其纳入国际经济学领域，从而对原本狭义的经济学进行扩展。

（二）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理论基础在工业时代前，经济活动范围小，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可被生态系统自身进行调节。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远远超过生态系统本身的负荷能力，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的影响，威胁人类的生存。传统经济以物质财富为主，而现代经济则是以提升GDP为职责。近年来，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等开始逐渐被认可，但其中都为设计低碳原理。温室效应是当前全球所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而其根源则是因不合理经济活动所致。对这种经济状况进行转变，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没有理论为基础的情况下，很难取得良好效果。而低碳经济完善的理论体系，是转变经济模式的有力支撑，以经济模式的转变，可对低碳经济的发展做指引。

（三）消费模式转变所有的经济模式，都可归结为消费模式，以物质消费和国际消费来带动经济循环。以目前经济情况而言，再增加消费，势必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控制物质消费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低碳经济不仅能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也能改变消费方式。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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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发表了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1］，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生态经济协调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无时无刻不在与生态系统发生关系，且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始终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上，并与生态系统构成了耦合关系复杂的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在该系统中，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资源环境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环境供给的局限性构成了连续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矛盾，该论断同样适用于海洋生态经济这一特殊复合系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的不断加深，人类社会开始了以捕鱼、海运、盐业等为重点的初级海洋产业发展时代，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结构、功能、生物生产力、食物链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不断增多，海洋经济学研究也逐渐萌芽。20世纪90年代，海水养殖的普及、海洋油气资源的大面积开发以及海洋旅游产业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促使人类进入了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时代。然而，随着人类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的规模化推进，海洋生态系统运行状况却愈加恶劣，人为因素引起的海洋灾害不断增多，海洋资源枯竭、水域污染与生境破坏日益严重，海洋自然净化能力、平衡能力不断衰退。鉴于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生态保护矛盾的日趋尖锐，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国内外对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不断增多。

纵观已有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对象涉及到沿海国家、沿海城市、海岸带、海岛、滨海、近海、海洋、渔场等众多地理空间区域，研究视角大多从海洋(包括沿海、海岸带、海岛等研究对象)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出发，基于海洋经济需求与海洋生态供给这一根本矛盾，形成了多种海洋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和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并在海洋生态经济综合协调管理措施上不断创新突破，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为海洋实际开发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支持。总结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主体研究逻辑思路为:以海洋的生态经济价值贡献为起点，剖析当前海洋生态经济矛盾和危机，评估海洋生态安全及产生问题根源，构建海洋生态经济关系模型，进行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海洋生态经济问题协调、治理或综合管理的办法与措施。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涵盖:系统分析方法、生态经济学方法、地理学方法、数学模型方法、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等。由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起步较晚，各方面研究目前仍处于交叉进行阶段，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按现有研究逻辑和内容划分，本文将该领域的国内外论文研究成果分以下五个方面综述。

1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

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与贡献研究是海洋生态学、海洋经济学以及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乃至人类开发海洋的基础，国外学者关于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的研究已积淀了较为深厚的理论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评估体系和方法。如Costanza等［2］在构建海洋生态经济价值类别体系的基础上，详细剖析并评估了全球海洋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得出全球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为461220亿美元/a;Martinez等［3］研究了沿海区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重要性，提出应推进继续海洋生态经济评估工作，以确保沿海实现最有价值的可持续发展;Beau-mont等［4-5］识别并定义了海洋生物多样性所能提供的物质与服务，提出该物质和服务的有效利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运转能够起到基础性作用;Kildow等［6］探讨了衡量海洋对国民经济贡献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国相关定义和方法的差异，以现有资料测量、比较与海洋有关的经济活动价值仍较为困难。

在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最初主要从理论探讨的角度进行定性分析，近几年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并将生态经济学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方法(如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引入，形成了诸多定量实证性结论，尤其是随着2005年国家海洋局启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计划的实施，国内学者相继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界定、经济属性概括、服务类别划分及经济价值实际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张朝晖等［7］从海洋生态系统的组分、生态过程及生物多样性等3个方面分析了海洋生态系统能够产生和支持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归纳为15种类型;高晓路等［8］研究了天津市海岸带环境的空间价值差异，并对海岸带产业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天津海岸带工业开发通常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而渔业开发则能带来正面综合效益;石洪华等［9］以桑沟湾为例对养殖型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价值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表明2004年桑沟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为10．51×108元;卢霞等［10］根据TM遥感影像及海岸带资源综合调查结果，采用国外学者Cost-anza分类系统和服务单位价值，估算出连云港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总价值为22．55亿美元/a;王丽等［11］应用条件价值法对罗源湾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指出家庭年收入、对生物的了解程度和环保意识是影响生态价值评估的主要因素。

2海洋生态经济问题与危机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海洋自然科学研究推进，人类对各类海洋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高，新兴海洋产业陆续崛起，然而，面对海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不断枯竭、水域生境持续破坏的现实状况，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海洋生态稳定运行与人口急剧上升、消费超常增长的矛盾已接近不可调和的程度，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海洋的关系，改变海洋经济原有粗放式发展模式，以扭转当前全球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危机。

Costanza［12-13］认为人类活动已开始接近海洋的限制，有必要制定海洋可持续利用的共同愿景，同时提出沿海灾害对生态、经济和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目前受人类经济利益盲目驱动的经济体系可能正在破坏人类的可持续福祉;Clausen等［14］从跨国的角度分析了导致全球海洋和淡水鱼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人口、经济和生态因素，提出海洋和淡水鱼生物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由此也导致了全球渔业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Kildow等［6］认为当前海洋生态与各产业正面临诸多困难与麻烦，亟需对海洋和沿海不同地区采取经济、生态恢复措施。国内学者关于海洋生态经济问题与危机的研究主要应用归纳演绎方法，从现有海洋经济效益和生态问题两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涉及内容较多、层面较广，但学者们也普遍认为我国海洋经济需求无限与生态供给有限的矛盾愈加尖锐，局部沿海区域和海域生态经济危机已十分严重。如杨金森［15］从海洋荒漠化危险、海洋产业衰退、沿海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的威胁、海洋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等多个方面系统剖析了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当前正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危机;楼东等［16］在分析我国海洋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应用灰色系统法对海洋产业进行了关联分析和预测，认为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科技贡献率低、海洋灾害影响大，是制约我国海洋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吴次方等［17］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危机在不断加重，主要表现为大气污染严重、固体废弃物堆积、热岛效应、地面沉降、湿地消失、水资源污染与短缺、近海污染、赤潮频发、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p#分页标题#e#

3海洋生态安全评估及机理研究

为深入研究海洋生态恶化的程度与产生的根源，国外学者在主张推进海洋资源环境普及调查的同时，也将海洋生态安全评价与机理作为研究重点，研究成果呈现出细致、深入的特点。如Garry等［18］计算并分析了新西兰地区历年的生态足迹;Bolam等［19］全面评估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海岸线周围疏浚物处理的海洋生态环境后果;Vassallo等［20］应用微观泥沙和底栖生物群落评价了亚得里亚海南部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性;Borja等［21］综合回顾了全球河口和沿海生态完整性评价的工具与方法;Day等［22］应用GIS系统和空间分析法，对澳大利亚海域斯潘塞湾的生态分级进行了空间分布研究，为澳大利亚的海域治理提供了辅助支撑。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持续衰退，国内学者关于海洋生态安全评估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现有研究大多借鉴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模型，但研究成果通常偏重于某沿海地区或海域生态安全的现状评价，缺乏细节性、跟踪性、系统性的研究结论。如杨建强等［23］应用结构功能指标法对莱州湾西部海域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健康评价，得出其健康程度一般，部分海域已达较差状态;吴次方等［17］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评价了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问题，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认识论、科学技术发展、资源产权不明晰和制度缺陷;刘伟玲等［24］利用生态足迹法计算出辽宁省及其沿海6市2003～2005年的生态足迹均超过了生态承载力，且生态赤字有逐年增加趋势;王晓红等［25］应用EwE5．1软件对南海北部大陆架海洋生态系统演变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近20a的过度捕捞已导致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逐渐退化;陈斌林等［26］在对连云港近岸海域进行生态环境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运用因果链分析法，阐述了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机理;吝涛等［27］通过探讨响应力与生态安全问题因素的作用机制，建立了用以分析海岸带生态安全响应力反馈效果、反馈效率和充分性的定量评估体系，并以厦门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厦门整体生态安全响应力尚处在较理想水平。

4海洋生态经济关系模型与可持续研究

近几年，国外学者越来越多地应用数学模型模拟并分析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评价各类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若干规律性总结及共识，为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如Grasso［28］分别运用动态优化模型与模拟模型建立了海岸红树林生态系统中森林和渔业生产的生态经济模型，研究了两种模型方法在解决红树林资源使用问题时的交叉及融合;Jin等［29］通过合并生态与经济分析模型，开发出了用以研究沿海地带生态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型;Verdesca等［30］从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能量交流的视角出发，应用有效能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描述生态系统状态和其经济附加值之间关系的指标体系，并应用该指标体系对SaccadiGorolagoon海岸带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可持续性评价;Claire［31］深入研究了海洋保护区的生物经济模型，但认为当前学者对海洋保护区的生态经济关系分析结果较为悲观;Finnoff等［32］构建了连接生态与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濒危斯特勒海狮的替代品及配额制定，提出应改变所有人口和经济变量以恢复海洋生态系统;Ho-agland等［33］对全球64个大海洋生态系的社会经济、海洋产业活动、渔业和水产养殖、造船和石油开采、海洋旅游业五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全球各个大海洋生态系的海洋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之间的关系曲线，并对64个大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产业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分类;Ian等［34］认为海洋生物物理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一个研究海洋系统的生态经济方法和模型。

随着海洋生态危机与海洋经济增长矛盾的日益尖锐，国内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将海洋生态与经济视为统一整体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依据海洋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不断延伸海洋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内涵，并引入多种计量模型，深入剖析海洋生态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机制，评价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使研究成果不断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陈东景等［35］基于生态足迹指数和人文发展指数构建了可持续性评价框架，并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显示1991年到2003年我国的渔业资源开发以粗放投入为特征，对生态经济系统运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苏伟［36］通过对1996～2005年北部湾广西沿海区域经济系统和水环境系统13个指标的计算，得出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环境与经济发展属于协调类型;李怀宇［37］运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法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运用DEA法对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得出无机氮类污染物对天津地区影响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污染物，而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尚有潜力可挖;岳明等［38］在建立海岸带生态经济耦合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以非线性动力学理论为指导研究了海岸带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探讨了海岸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演变;狄乾斌等［39］运用复合生态系统场力分析框架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演进特征及其系统耦合模式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由于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加强，1997～2005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增强。

5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与综合管理研究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更加关注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并逐步将海洋生态经济的综合管理纳入国家日常工作范畴，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学术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得该领域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如Costanza等［40］探讨了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当前面临的问题，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海洋生态、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套海洋可持续管理的核心准则;Bene等［41］关注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在危险状态下的生存能力，建立了有关海洋可更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管理的动态模型;Cicin-Sain［42］从海洋保护区的角度回顾了沿海和海洋综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认为海洋保护区对海洋综合管理的有效实施意义重大;而Lloret等［43］通过对近50a来影响地中海沿岸CapeCreus区域各种生态要素的人类活动进行分析，认为在当地建立海洋保护区并不足以保证海洋资源和物种的可持续性，应将其与综合海岸带管理规划相结合;Chang等［44］将海岸带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和管理子系统，在对各子系统内部要素进行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了海岸带综合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应用其对垦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分析;Garmendia等［45］认为传统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方法并不足以解决海洋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冲突问题，提出应将不同专业知识和价值观进行整合，应用社会多准则评价方法作为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决策支持工具，以避免管理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和不确定性。#p#分页标题#e#

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与海洋综合管理模式创新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尤其是许多国内学者将管理信息系统理念与技术引入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和综合管理研究中，对以往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突破。如陶建华［46］介绍了基于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岸带管理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渤海湾天津海岸带管理中;叶属峰等［47］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及其对海洋生态的依赖性进行深刻剖析，阐述了海洋生态修复建设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海洋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李纯厚等［48］在系统分析我国海水养殖环境质量的基础上，总结了已有的海洋生态修复技术，具体包括物理修复技术、化学修复技术和生物修复技术等;郭嘉良等［49］为实现对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相关因素监测值系统化管理，尝试性地构建了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管理信息系统;陈豫等［50］在分析了数学模型的输入、输出和处理方法的基础上，利用ASP．NET技术和SQLServer设计开发了一个基于数据库的海洋生态模型管理系统;阳立军等［51］在分析海洋生态、环境、资源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在海洋开发过程中需维持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应当实施海洋开发的集成战略;倪一卓等［52］以东海海岸带综合管理为例，基于C#语言和ADO．NET技术等构建了东海海岸带管理协议支持工具。

此外，为解决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当前存在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还从海洋资源产权管理(如贺义雄［53］等)、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如韩秋影［54］，张继伟［55］等)以及海洋产业升级优化(如Smith［56］，朱坚真［57］等)等角度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为海洋生态经济矛盾的缓解提供了借鉴和支持。

6已有研究成果评价

纵观国内外对海洋生态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都十分重视海洋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协调发展，深刻认识到现有问题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阻碍，从不同角度、不同专业领域研究分析了生态、资源、经济在海洋系统中发展的若干重大课题，并采用各类技术支持手段、多种定量模型、各类评价指标体系等辅助工具使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不断更新与完善，研究领域不断延展，但总体而言，关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理论体系尚不健全。理论研究成果是客观实践的主观反映，由于现代海洋产业发展起步较晚，现有海洋经济与生态数据统计体系尚不健全，尽管已有海洋地质学、物理海洋学、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海洋环境科学、海洋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理论支撑，但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资源消耗、海洋产业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沿海人口激增与生态容量有限等诸多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间的矛盾还未在整体上充分展开，海洋生态与经济相互作用关系的本质规律尚未全面暴露，使得该研究领域的诸多基本问题不能达成统一共识，研究成果分布零散，未能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概括、形成全面的海洋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体系。

篇11

什么是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只是描述性地将其解释为低排放、高增长。由此，国内学术界的不少专家学者基于各自的观察视角和研究需要提出了关于低碳经济概念的种种说法。以潘家华(2010)、付加锋等(2010)等学者为代表，提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他们认为，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形态，并在这一形态上加入人文约束，通过发展碳生产力来实现。付允(2008)、朱四海(2009)、金乐琴(2009)等一批学者则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一种由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过渡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国际新规则的形成。杨丹辉、李伟(2010)撰文指出:“低碳经济的背后是和联合国、关贸总协定一样，是规制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又一个新的联合国，一个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制定，……关乎一个经济体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国家循环经济立法小组组长冯之浚教授则将低碳经济视为:“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活动的总称”。以上种种观点，尽管都意识到低碳与经济存在密切联系，但仅仅是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某一角度，如社会人文要求、社会发展路径、制度建设等方面来定义低碳经济，是从侧面对低碳经济的描述和刻画，尽管在本质上与低碳经济发展需求并不矛盾，但并未能揭示低碳经济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低碳经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关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相关政策相继推出。由于这几个概念颇为接近，加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中，不仅使大众困惑，对学术研究也形成不小的干扰，特别是在厘清低碳经济概念、低碳发展重点和任务时，容易与其他概念的内涵和发展任务产生混淆，反映在实际领域中，低碳经济有被泛用的趋势。在低碳经济研究中，目前，围绕碳排放驱动因素和碳足迹的研究，大多是从能源领域获取数据并建立分析模型，进而将结论推广至整个经济系统，这种方式忽略了能源行业与工业过程、农业林地、废气物等其他领域具有的不同的碳排放特征，其结论的严谨性有待推敲;关于国际贸易中碳排放的归属问题，大多数的定量研究忽略了上游中间产品生产排放的间接影响，并采用投入产出方法对截面数据进行静态估算，造成了全球产业分工对“贸易内涵排放”(EmbeddedCar-boninTrade)影响的显著低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评价，主要以国家宏观层面研究较多，并形成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为维度的指标体系对策研究，针对区域或行业低碳发展需求的微观领域评估体系则相对较少;围绕各种模拟模型的使用，主要以实现各种减排模式的减排情景预测为目标，较少考虑经济是否平稳增长以及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总体增长最优等问题。综上，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低碳经济研究已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困惑。理论研究进展的缓慢，既不能满足国内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需求，在面对全球低碳经济领域业已出现的激烈利益博弈时，也难以及时跟进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因此，尽快构建低碳经济学发展平台，完善低碳经济理论框架体系，成为当前推动低碳经济研究向纵深发展以及满足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最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二、基于范式理论的低碳经济学理论框架

1．“范式”理论与经济学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的理论。库恩对“范式”的理解有3种:一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二是“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三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库恩(2003)认为，规则、属性这些东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而它的形成须要仰赖于“范式”。因此，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从学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在经济学领域，“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经济学者的高度重视，范式理论被用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钱颖一提出，现代经济学“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视角”是经济学中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标尺，包括一系列公认的理论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基准点;经济学还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萨缪尔森的重叠代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见，“视角”———基本假定、“参照系”———理论术语体系以及“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是构成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和揭示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

2．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根据经济学范式的要求，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学是基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这一基本假定，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配置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下面的一门学科分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额”(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整个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件，后者强调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这里所指的温室气体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气体，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还包括已经发现并证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中的5个方面:能源行业、工业工程和产品用途、农业、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其他领域和途径等，低碳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5个方面展开。

(1)低碳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低碳经济学承认经济学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资源稀缺”假设，在学科本质上归属于经济学。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温室效应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共同构成了低碳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下一门学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经济手段，即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高排放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系统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系统，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

(2)低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低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即一切与温室效应有关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低碳经济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到并运用其中的规律。在现实中，通过对大量低碳经济现象的观察，可以将其从4个维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经济成分、形态、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经济成分，凡是与低碳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低碳经济成分，它是低碳经济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构成低碳经济的基本单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低碳经济行为，如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植树造林等具体行为都是低碳经济的一种成分。低碳经济形态，是指低碳经济各种成分的总和，是各种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潘家华、庄贵阳、付加锋等学者的研究，就是从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出发，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成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子，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经济秩序，代表着国际社会一种新的规则的形成，温室气体问题导致气候成本与收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经济内在运营的要求，这一秩序的形成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3)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配置问题，即通过对温室气体(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配置，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排放的目标。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配置，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低碳经济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系统最大可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客观尺度的刚性约束下展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遏制全球气候暖化是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实现以碳生产力为核心的碳中性经济，即经济发展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温室气体实现动态均衡。低碳经济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社会。

(4)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于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经提出的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城市矿山”理论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方法、简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适应权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脱钩指标、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论等;模型分析工具则形成了以能源所开发的IPAC系统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术模型(IPAC－AIM)，中国科学院引入的经济分析和预测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将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3．低碳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经济学范式下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低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4门学科都是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对经济行为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过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设定理性人选择、资源稀缺两大假设，研究人和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之处来看，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规律以及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低碳经济则是近10年出现的概念，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学是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交叉学科。同时，低碳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生态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生态均衡理论等，能源经济学中的能源替代与转换、能源利用技术等。

三、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能源结构上，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0%以上，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根本转变，在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上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呈现加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必然还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锁定效应”影响，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目标

国际层面，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让中国争取到更多机会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排放空间，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减排问题，探讨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减排的真实成本和社会经济风险，提出明确符合国家利益的减排指标和目标。国内层面，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各种情景分析评价中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优先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应对各种低碳经济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立足于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各主体方的利益诉求，解释低碳经济发展推进过程中利益激励和约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对策，诱发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利益机制的有效运作上确保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行业和区域层面，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选择。全面分析和评价各种低碳经济政策、发展方案对我国各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影响，提供行业或区域的低碳发展能力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选择。

2．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任务

(1)完善低碳经济信息、数据集成系统

目前，我国尚缺少系统的碳排放监测数据，且气候变化信息分散在不同领域和部门，国外关于中国的信息和数据容易影响到对我国排放地位的科学判断，不利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决策。因此，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及能源利用信息集成系统，将目前分散的、与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整合到一个系统化的架构中，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完善我国碳排放数据统计、采集、监测体系，发展集成碳排放数据系统(包括各种温室气体、不同部门和不同来源的数据)，为相关决策、评估和研究工作提供数据库支撑。

(2)研发适合中国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

由于统计体系和口径差异，国外气候变化分析工具在研究我国气候问题时存在适应性差，结论出入大等问题，因此，应开发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计算模型，形成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充分认识吸收国内外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政策模拟模型的优缺点，在LEAP模型(Long－rangeEnergyAltemativesPlanningSystem)、MARKAL模型(MarketAllocation)、SGM模型(SecondGenerationModel)等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寻求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和预测方案;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碳发展轨迹，估算各国低碳减排成本，建立一致的间接代价评估方法，对中国的减排途径进行优化选择并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依据;进一步完善IPAC模型系统对中国能源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分析，形成综合评价模型框架。

(3)探究低碳经济运行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

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低碳经济内在运行机理，深入到具体区域、产业、行业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发展)演进的关系、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与能源(结构)演进的关系、与区域发展格局的关系;在碳排放影响因子和驱动因素研究中，具体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行业发展情况研究碳排放问题，加强居民消费行为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核算碳排放，得出具体行业、区域的碳足迹边界系统，构建碳足迹核算框架体系;加强碳税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提出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以及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制定我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开展碳排放贸易(交易)研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构架、碳交易品种、额度、市场规模以及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和估算，推动国内交易机制发展;进一步深化碳汇研究，分析如何提升我国森林碳汇、海洋碳汇等的发展潜力。

(4)提出中国低碳经济路线图

研究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勾画我国国家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线图。探讨各个区域、行业、部门等微观层面的碳排放轨迹，分析不同途径所能形成的现实节能减排量及其贡献率，以各种途径所能实现的节能减排量及其现实难度为基础对未来中国低碳发展选择重点作出判断，分析不同系统下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同时，对发达国家碳轨迹开展总量和结构比较研究，在比较的基础上探讨碳轨迹的一般性规律及不同经济和政策情景对碳轨迹的影响，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得到未来中国可能碳轨迹及其峰值年份，为国家在碳减排目标下的低碳发展路线图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5)研究与国情相适应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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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耦合作用；时空结构；ERE复合系统；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 F291.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145-08

经济-资源-环境（EconomyResourceEnvironment System， 简称ERE）发展是当今世界人地关系的焦点问题，其耦合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应耦合协调机理研究受到学术界（地理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经济学等）和决策界的广泛关注[1]。

国外学者对于ERE系统耦合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从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2]，到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领域不断深化、成果不断涌现，形成理论与实证、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①研究方法上，大量计量模型涌现，如基于生态经济学角度的通用平衡模型、环境经济决策与多目标规划模型、区域计划多方案模拟模型[3-5]，基于资源经济学角度的环境-资源-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EA）[6-7]。②研究内容上，从全球-区域的宏观领域到城市内部的微观领域，集中于不同区域类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生态环境效应辨识，以城市-区域尺度研究为主。从经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角度，美国环境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提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8]。从经济-资源相互作用角度，美国生态学家 Brown M.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 Ulgiati S.提出了能值可持续指标（ESI）[9]。从经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角度，Slesser M.系统研究了区域资源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10]。

国内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ERE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区域PRED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协调发展的理论阐述和定量实证两方面。理论研究上，方创琳等揭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耦合关系，运用耗散结构与生态需要理论，建立二者耦合协调的基本定律[11]。马世俊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论，揭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亚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12]。实证研究上，主要包括国家或省区等大尺度[13]，集中于资源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14]和社会经济发展迅猛的东部沿海地区[15]，以及单个城市等小尺度[16]，主要关注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升级与续接，对于城镇群体中尺度空间的研究力度相对薄弱[17-18]。

当前，国内外研究空间尺度多集中于“广域”（国家或省区）和“城域”（城市内部）范围，对于都市圈（群）的实证研究有待加强，研究对象多探讨社会经济与资源、社会经济与环境相互耦合作用关系，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系统耦合作用研究不多见。基于此，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建立ERE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协调相互作用模型，定量分析都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耦合作用的时空结构，以期为中国“两型”都市圈空间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1 研究方法

1.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2.1.1 耦合度发展曲线表现为S型，呈动态螺旋上升态势

整个耦合度时序曲线先上升，再下降，后上升，总体划分为缓慢上升（1978-1989年）、缓慢下降（1990-1999年）、快速上升（2000-2012年）三个阶段（图1）。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由拮抗型逐渐发展到磨合型阶段，社会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日益重视资源节约、生态修复、环保投入等，资源环境系统不断优化，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不断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系统在渐变中不断跃迁至良性发展态。

2.1.2 缓慢上升阶段（1978-1989年）

武汉城市圈ERE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化呈缓慢上升状态，其变化幅度由0.35持续上升至0.54，耦合特征从拮抗型发展到磨合型。期间，经济体制不断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开放搞活，进而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支持，整个圈域ERE系统耦合发展表现出社会经济引导性特征，即系统的耦合优化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1.3 缓慢下降阶段（1990-1999年）

武汉城市圈ERE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化呈缓慢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0.53，逐渐下降到1999年的0.37，整个圈域ERE系统从磨合型下滑到拮抗型。十年里，社会经济整体上呈高速发展，甚至呈现“泡沫状”，不断突破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资源浪费、生态衰退和环境污染日益突出，促使这一时期的ERE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化呈缓慢下降趋势。

2.2 ERE系统协调度的时序变化

2.2.1 协调度整体呈剧烈波动变化态势

1978-2012年30多年里，ERE系统协调状态不断优化，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社会经济-资源-环境逐渐呈良性发展趋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快速上升阶段（1978-1983年）、停滞不前阶段（1984-1995年）、剧烈振荡阶段（1996-2003年）、波动上升阶段（2003-2012年）（图1）。

2.2.2 快速上升阶段（1978-1983年）

六年内整个ERE系统协调状态除1982年外，整体呈快速上升态势，协调度由最初0.54迅猛增长到期末的0.89，由勉强协调迅速上升到良好协调态，表明了改革开放对ERE系统协调态的优化驱动作用。这一时期整个城市圈ERE系统仍处于和谐上升态势，但存在像1982年剧烈冲突引致的协调态“突变”现象。

2.2.3 停滞不前阶段（1984-1995年）

武汉城市圈ERE系统协调度的时序变化大体呈缓慢下降态势，协调度由1982年的0.89缓慢下降到1995年的0.78。但这种缓慢渐变下降累积的结果便是整个圈域协调态发生质变，由起初的良好协调态跌至中级协调态。一定程度反映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资源约束和环境掣肘日益突现，整个圈域ERE系统不断呈退化态势。

2.2.4 剧烈震荡阶段（1996-2003年）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武汉城市圈ERE系统协调度时序变化出现剧烈振荡，系统协调态在优质-良好-中级-初级-勉强-濒临协调态间等级跳跃，整个圈域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相互作用强烈，协调关系变化剧烈，系统极不稳定和平衡，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作用在波动中急剧下降，1999年跌入波谷（0.42），尽管政策调控力度不断加大，使得若干年份圈域ERE系统协调至优质协调态（1998年的0.91），但仍然无法有效阻止整个圈域ERE系统不断退化。

2.2.5 快速上升阶段（2003-2012年）

2002年末，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武汉城市圈”发展战略，城市圈域城际分工和合作日益紧密，社会经济发展日益科学和可持续；2007年末，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自主创新和体制改革日益深入，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文明意识日渐增强，整个圈域ERE系统协调发展度逐渐走向良好、优质协调状态。

3 ERE系统耦合作用的空间分异规律

3.1 ERE系统耦合度的空间分异

3.1.1 空间差异不明显，整体耦合水平不高

2012年，县域（其中地级市鄂州市和县直管市仙桃、天门和潜江视作县域看待）ERE耦合度空间差异较小，圈域ERE系统耦合作用强度保持低水平态势。县域绝大部分耦合度数值集中在0.37-0.50之间，极差不足0.2，空间分异系数仅0.122，耦合度区域分布呈类正态分布（耦合度较大和较小的空间单元比例很小），整体耦合作用水平不高，耦合等级集中在磨合型和拮抗型发展阶段，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作用强度不大。

3.1.2 等级规模呈“串形”，形成相对连片的空间板块

耦合度等级较集中，全部为磨合型（10个）和拮抗型（32个）两种，其他耦合等级缺失，呈现“串形”结构，表明武汉城市圈总体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以外延型增长为主，产业结构和布局多雷同重复，在资源耗用、环境影响、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很大相似性；两大类型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以拮抗型为主。其中，拮抗型县域广泛分布连片，形成拮抗型基底空间，而磨合型县域分布较零散，呈跳跃式展布于孝感、黄冈、黄石和武汉四市局部地区（图2）。

（3）拮抗型优质协调型：咸安区、江夏区、蔡甸区、武穴市、东西湖区、赤壁市等6个县域。六个县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发展水平普遍偏低，三者协调程度处于优质

状态。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资源环境赋存丰富，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作用不够强烈，处于良好协调水平，但这种协调共振状态建立在较低的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基础上（表2）；

（4）拮抗型良好协调型：浠水县、大悟县、嘉鱼县、黄梅县、新洲区、通城县、汉南区、红安县、蕲春县、安陆县、罗田县、江岸区、崇阳县等13个县域。以上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资源环境赋存丰富，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作用不够强烈，处于良好协调水平，但这种协调共振状态建立在较低的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基础上（表2）；

（5）拮抗型中级协调型：通山县、口区、江汉区、武昌区。四个县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个系统耦合度较低，协调度位于中等水平，表现为拮抗型中级协调（表2）；

（6）拮抗型初级协调型：阳新县、汉阳区、黄陂县、洪山区和麻城市。五个县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个系统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圈域其它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处于弱关联作用和初级协调态（表2）；

（7）拮抗型勉强协调型：汉川区、鄂州市、潜江市、天门市和仙桃市，这五个区域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发展水平较低，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发展处于较低发展状态，环境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整个ERE复合系统整体不够协调（表2）。

4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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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总纲，科学编制生态城市规划，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前提和基础。以及生态城市规划常规内容以外，还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城市，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衍生问题

城市设计的行为虽然延续了两千年，但是概念却是上世纪40年代才提出的，迄今为止仍有不同的解释。但总的概括可把城市设计理解为“对城市形体及三维空间环境的设计”。广义的城市设计是对城市各种物质要素，诸如地形、水体、房屋、道路、广场及绿地等进行综合设计，包括使用功能、工程技术及空间环境的艺术处理。城市设计既为城市规划提供思路和形象化的发展目标，也为建筑设计提供前提和轮廓，城市设计具有更多的立体性、可操作性和示意性，其主体就是空间环境设计。物化地说，城市设计是建筑群体的组合方式，但融进了人的因素，成为以人的行为心理为基础的物化组合。无论是建筑群的组合还是城市的空间设计，都有一种内在的秩序或结构作为联系的纽带。

如何建设生态城市是当前各地十分关心的问题，该文对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提出了构想。指出：生态城市的建设不仅要有一个科学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生态城市规划，而且要精心做好生态城市设计。同时，在规划、设计和实施建设中要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

生态城市的内涵和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形式，是自然、城市与人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结构。简而言之，生态城市是一类生态健康的城市。

生态城市的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比较，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自然融于城市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高效性

生态城市能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使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使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共生关系得以协调。

可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

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纯追求环境的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秩序下寻求发展。

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于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

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总纲，科学编制生态城市规划，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前提和基础。生态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城市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为理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城市规划为蓝本，以环境保护为重点，以城市管理为手段，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执法监督、公众参与的新机制，建设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保持高度和谐的城市。

生态环境发展指标要突出环境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性开发并重，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生态良好的循环系统，从而不断提高环境质量，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主要包括城市人均公共绿地、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空气和水环境质量、噪声环境质量、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医疗废弃物处置率、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无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外来物种对生态环境未造成明显影响等。注重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在编制城市生态规划的过程中，要依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按照上述指标体系科学规划城市的经济和生态活动，合理确定城市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生态资源配置规模和布局，使各项城市活动按照生态城市的要求进行。同时，应优先考虑增强生态功能，保护原生态的自然生态绿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城市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都是重资源开发，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线兼顾市民的基本生活要求。因此，必须针对我国国情建立一套适用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科学理论和指标体系。

生态城市应采用整体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理解城市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包括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和生态效应。也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为不少人所接受。政府应积极支持和组织环境经济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研究，使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发展成为包括“新财富理论”的多科学、多层次、多分支、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其领域包括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森林经济学、海洋经济学等以及这些领域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以环境经济学和城市生态学指导生态城市建设，同时指导国民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机遇，中国应该走在世界前列。

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分解为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目标、结构优化目标以及效率公平目标。这些目标又应按生态城市建设的阶段（初级、过渡、高级阶段）分解为阶段性的目标，形成评价指标体系。用它在建设的各个阶段来衡量城市生态化速度与变化态势、能力和协调度。设计的指标应灵敏度高、综合性强，既有持续性指标、协调性指标，又有监测预警指标。选择指标的原则应注意因子的综合性、代表性、层次性、合理性、现实性。在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指导下来编制城市规划条例、城市建设条例和城市管理条例。

生态城市规划除了常规内容外，还应重点考虑以下问题：

建设生态城市首先应确定城市人口承载力，人口承载力不是指城市最大容量，而是指在满足人们健康发育及生态良性循环的前提下人口的最大限量。既要考虑人口未来增长的可能性又要考虑满足一定生活质量的人口规模合理性；既要考虑固定静态人口的分布规律，又要考虑周期性往返于城市――乡村――城市之间和城市商业区和居住区之间动态人口分布和涨落规律。

景观格局是景观元素空间布局，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景观规划应遵循以下原则：①整体优化原则；②功能分区原则；③景观稳定性原则；④可持续发展原则；⑤活化边缘原则。

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城市的职能和性质以及城市的基本活动方向、内容、形式及空间分布。因地制宜地按照生态学中的“共生”原理，通过企业之间以及工业、居民与生态亚系统之间的物质、能源的输入和输出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实现物质、能量的综合平衡。

提高资源合理利用效率，加快资源开发及再生利用的研究和推广，在城市区域内建立高效和谐的物流、能源供应网，实现物流的“闭路再循环”，重新确定“废物”的价值，减少污染产生。

如果我们逐步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意识提高、观念更新、理论深化、标准统一，就有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再通过实施明确目标、科学规划、完善体系、协调监控、推进市场、公众参与、营造风尚、城区合作等有力措施，生态城市建设将会稳健有序的进行。尽管任重而道远，面对挑战，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一个个繁荣和谐的生态城市将会在中国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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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方法

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内涵及意义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Services）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1]，它不仅给人类提供生存必需的食物、医药及工农业生产的原料，而且维持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Daily，1997；欧阳志云等，1999）。由此得出生态系统不仅可以为我们的生存直接提供各种原料或产品（食品、水、氧气、木材、纤维等），而且在大尺度上具有调节气候、净化污染、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减轻灾害、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进而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效益评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已经成为当今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

随着生态经济学、环境和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开始致力于此问题的研究，对各类生态系统进行定性及定量的研究，为及时、准确和动态的掌握生态系统功能的价值提供了依据，对国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和政府的宏观决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2）促使商品观念的转变；（3）促进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4）促进环保措施的科学评价；（5）为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建设规划奠定基础（引自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

（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构成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源于它的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多样的，决定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是多样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于1993年组织一些专家编写了《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指南》，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划分为五种类型，即：具显著实物形式的直接价年进行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项目，王健民提出生物多样性总经济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价值、潜在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四个方面。欧阳志云等学者又将其分为：直接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选择价值、存在价值[3]。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给出了不同的分类，但总体上都是围绕着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进行研究的。

（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方法

美国康斯坦扎等人在测算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首先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分为十七类子生态系统，之后采用或构造了物质量评价法、能值分析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价格法、影子工程法、费用分析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资产价值法、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法等一系列方法分别对每一类子生态系统进行测算，最后进行加总求和，计算出了全球生态系统每年能够产生的服务价值[4]。随后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市场发育程度，将以上的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的评估研究方法归结为四类：（1）实际市场评估技术，对具有实际市场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以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市场价值法、费用支出法。（2）替代（隐含）市场评估技术，生态系统的某些服务虽然没有直接的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但具有这些服务的替代品的市场和价格，通过估算替代品的花费而代替某些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即以使用技术手段获得与某种生态系统服务相同的结果所需的生产费用为依据间接估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这种方法以“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来估算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评估方法较多，包括替代成本法，生产成本法—机会成本法、恢复和防护费用法、影子工程法，旅行费用法（TCM），资产价值法或享乐价值法（HPM），以及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预防性支出法、有效成本法等。（3）假想（模拟）市场评估技术，对没有市场交易和实际市场价格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纯公共物品），只有人为地构造假想市场来衡量生态系统服务和环境资源的价值，其代表性的方法是条件价值法（CVM）。（4）空间—能值分析技术，包括生态足迹法和能值分析法，目前由于其不够完善应用较少[5]。

1.实际市场评估技术

费用支出法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评价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它以人们对某种生态服务功能的支出费用来表示其经济价值[6]。例如，对于森林景观的游憩价值，可以用游憩者支出的费用总和（包括往返交通费、餐饮费用、住宿费、门票费、入场券、设施使用费、摄影费用、购买纪念品和土特产的费用、购买或租借设备费以及停车费和电话费等所有支出的费用）作为森林憩的经济价值。它仅能评价森林游憩的使用价值，不能评价非使用价值，如该方法不能说明游憩者较少的（热带雨林）森林的游憩价值。

市场价值法：市场价值法与费用支出法类似，适合于没有费用支出的但有市场价格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7]。理论上，市场价值法是一种合理方法，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价方法。如计算产品提供功能价值多采用市场价值法来计算，以农产品为例可有：

Va=ΣQa，iPs，i（1）

式中：Va为农产品的价值（元）：Qa，i为当年第i类农产品数量；Ps，i为第i类农产品价格。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调整。如果涉及到整个生态系统由于其功能种类繁多，而且往往很难定量，实际评价时仍有许多困难。

2.替代市场价值法

替代成本法：在生态系统遭受破坏之后人工建造一个系统来替代原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用建造新工程的费用来估计生态系统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种方法。如水循环功能价值可用替代成本法计算，以农业水循环为例可列为

Vw=a×（Q1－Q2）×Pw（2）

式中:Q1为农业用水总量，Q2为农业排水总量，Pw为水价，a为调整系数。

影子价格法：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价格取决于市场供求状况，当供求均衡时，价格趋于稳定，此时需求者为多购买单位货物所支付的价格—边际产品价格，恰好等于供给者多生产单位货物的生产成本—边际生产成本。该均衡状态下的市场价格，即为线性规划所求的影子价格。资源优化配置的线性规划中存在对偶规划，一旦实现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各种资源的最优价格就是影子价格。当社会处于某种状态时，影子价格能更好的反映各种资源的价值、市场的供求状况以及资源的稀缺程度，使资源配置向优化方向发展。如果排除市场价格不合理因素后计算的结果已不同于线性规划所描述的的影子价格。影子价格的基本计算方法大致有两类：总体均衡分析法和局部均衡分析法，前者虽然理论上比较严密，但是应用比较困难，后者则需要根据分析对象的特点和所处的供需环境来具体确定影子价格。机会成本属于后者，目前此种方法主要应用于生态环境供水效益的计算[8]。

影子工程法：又叫替代工程法，是恢复费用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生态系统某些功能难以直接进行估算时，可借助于能够提供类似功能的替代工程即所谓的影子工程的价值来替代该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如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很难直接进行价值量化，但可以寻找一个影子工程。如修建贮存与森林涵养水原量同样水量的水库，则该水库的价值就可以替代该森林涵养水源的价值。姜文来等分别用影子工程法对森林涵养水源的价值进行了评估[9～[10]。

旅行费用法（TCM），TCM的设想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霍特林于1947年提出的。他认为，可以应用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按照游客到达国家公园的旅行距离和对国家公园访问率之间的经验关系，估计出人们对国家公园的需求，进而计算国家公园对游客产生的总效益，其应该等于游客的旅行费用支出加上消费者剩余。简单的计算方法为Vt=P×Sp（P为旅游人数，Sp为旅游者平均费用）。TCM模型分为分区旅行费用模型（ZTCM）与个人旅行费用模型（ITCM）。它的最大贡献是对消费者剩余的创造性应用[11]，其主要原因有：人们常用市场价值表示商品的经济价值，但像森林游憩这样的“公共产品不仅没有市场交换，而且没有市场价格；消费者剩余是根据商品市场价格资料计算除了的，但森林游憩没有市场交换和市场价格，因而其消费者剩余没办法计算出来；它的有点在于提出了游憩商品可以用消费者剩余作为其价值的评价指标，并计算出其数值。同时，它又有它的局限性，只能评价森林游憩的使用价值，不能评价其非使用价值。

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有时会影响人类的健康。它主要表现在：因污染致病、致残或早逝而减少本人和社会的收入；医疗费用的增加；精神或心理上的代价等。疾病成本法用来计算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损害函数为基础，把人们接触到的污染水平与健康状况联系起来。人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包括以下步骤：（1）确定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2）确定污染作用下发病率的增加量；（3）使用治疗成本、工资损失和生命损失去估计患病和过早死亡的成本[6]。

防护和恢复费用法：用于评估水土流失、重金属污染、土地退化等环境破坏或噪声、危险品和其他污染造成的损失。其基本思想是：用恢复被破坏的环境（或重置相似环境）或避免某种污染的费用来表示该环境污染造成损失的价值的费用来表示该环境的价值。例如，某地湿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要恢复到原来状态所需的费用，或确保使其不被遭到破坏所需的费用。

资产价值法：把环境质量看做是影响资产价值的一个因素，当影响资产价值的其他因素不变时，以环境质量恶化引起资产价值的变化额来估计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种方法，称为资产价值法。例如，用房屋资产价值变化来估计大气质量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或收益：房屋的价格受房屋特性（如大小、新旧、结构类型等）、四邻条件（交通便利程度、周围学校、商店等情况）和环境质量的影响，通过调查并使用多变量分析建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计算出大气质量变化引起的房屋价值的变化，说明大气质量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或收益。目前应用此类方法较少。

3.假想市场法

条件价值法（CVM），也称调查法和假设评价法，通过假想市场询问人们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TP）或受到损害后的受偿意愿（WTA）来评估环境物品或服务的价值。它的核心是直接调查咨询人们对生态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并以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来表达生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12]。在实际研究中，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在一系列假设问题下，通过调查、问卷、投标等方式来获得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综合所有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来估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根据条件价值法计算公式：

E（WTP/WTA）-Pibi[13]（3）

式中：E（WTP）为被调查者平均支付意愿，E（WTA）为被调查者平均补偿意愿，Pi被调查者选择某数额的概率，bi为投标数额进行计算；再结合当地实际根据被调查者表达出的WTP或WTA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进而确定价值影响人群最大WTP或最小WTA，实现评估非市场物品价值目的。

条件价值法与其他方法相比它特别适宜于对那些非使用价值占有较大比重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因此，他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效的科学依据。但它也有一定的缺点，主要是假想性和存在偏差，这需要在问卷设计和调查过程中采取具体的办法以减小或克服它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