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概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世界经济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虚拟世界经济的前置概念

虚拟世界经济的两个前置概念是网络游戏与虚拟世界。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定义二者是后续研究的基本前提。

(一)网络游戏的概念

在理论缺失的情况下,研究机构对网络游戏的定义却具有相当程度的规范性。目前,在这一领域较有影响力的两个机构分别是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hinaInternetNetworkInfor-mationCenter,以下简称CNNIC)和艾瑞咨询集团(iResearch,以下简称艾瑞咨询)。二者给出的定义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多为产业经济学领域)引用率较高。根据它们的定义和分类来提炼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需求并满足理论研究的需要。CNNIC将网络游戏定义为以电脑为客户端,互联网络为数据传输介质,必须通过TCP/IP协议实现多个用户同时参与的游戏产品,用户可以通过对游戏中人物角色或者场景的操作实现娱乐、交流的目的。艾瑞咨询将网络游戏定义为依托于互联网进行、可以多人同时参与的电脑游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达到交流、娱乐和休闲的目的。二者从市场角度进行的定义在考察市场规模进行定量研究时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缺乏准确的界定以及理论概念所需要的普遍性和前瞻性。它们关于网络游戏概念的内涵都局限于电脑游戏。事实上,在目前的阶段,还存在通过电视网络、通信网络等来进行游戏的情况。而且,通过手机进行网络游戏还是重要趋势之一。随着各种网络的融合,未来网络游戏通过何种媒介进行并不确定。它们唯一的共性是联系人与人的网络,至于以何种形式来体现则不影响理论研究。因此,从经济角度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只需保留两个要素,即“网络”和“游戏”,可以表达为“通过网络进行的游戏”。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这一表述是有效和清晰的。其中网络隐含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游戏是其目的和表现形式。“网络”的界定随着技术的发展会在外延上发生变化,而“游戏”更多体现的是经济学中“博弈”的含义,而不是用来娱乐的游戏。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其他的限定条件都无助于改善最终结果,反而会使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随着后续研究的开展,对“网络”和“游戏”的界定将更加准确。

(二)虚拟世界的概念

在现阶段,网络游戏是虚拟世界存在的基础和主要表现形式。事实上,虚拟世界的发展正在逐渐改变网络游戏的“游戏”性质。它不仅是游戏,而且具有社会性。当通过货币将两个层次的世界联系起来时,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因此,在其发展初期,虚拟世界总是作为网络游戏的一个产物,但是如今的虚拟世界渐渐具备相对独立性。虚拟世界的“虚拟(virtual)”会给人虚幻的错觉,因此也有很多学者称虚拟世界为“syntheticworld”,即人工世界或者合成世界,此种表述更符合其本质。在中文里,二者都被译为虚拟世界。早期的学者认为虚拟世界是一个供大量参与者以化身形式存在的、持续性的虚拟环境。这一定义界定了虚拟世界的部分关键要素,但是并未指出虚拟世界存在的手段和形式。而Bell认为虚拟世界是指通过计算机系统建立的供人们以化身形式存在的网络空间,它具有同步性与持续性的特点[1]。在欧美学者的研究中,这是认可程度较高的定义。计算机系统是其建立的工具,包括因特网和移动终端等各种网络系统。每个单独运营的网络游戏都是独立的次级虚拟世界,它们的总和就是虚拟世界的整体。网络游戏是现阶段虚拟世界的主要载体。分析虚拟世界与网络游戏的关系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出发点。在Bell的定义中有四个关键词:Synchronous、Persistent、Networkofpeople和Representedasavatars。其中,同步性强调的是空间和时间的一致性,这是虚拟世界稳定的基础;持续性是虚拟世界存在的前提;关系网强调的是虚拟世界的本质;以化身为表现是虚拟世界中人们的存在形式。狭义的虚拟世界主要指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G(Mas-siveMultiplayerOnlineGame)所构成的虚拟空间。而广义的虚拟世界则包括所有类别的网络游戏及类似属性的存在(即通过某种网络使人们进行交流,例如论坛及社交网站)所构造的虚拟空间。广义的虚拟世界是一种动态的网络社会生活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虚拟世界是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由人工高科技技术如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所创造的一个人工世界,它包含了信息技术系统、信息交往平台、新型经济模式和社会文化生活空间等方面的广泛内容及其特征。虚拟世界和虚拟现实是不同的。虚拟现实是由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技术、传感器技术和高度并行的实时计算技术等集成起来所生成的一种交互式人工现实,是一种能够高度逼真地模拟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视、听、触等行为的高级人机界面。也有学者将虚拟现实视为狭义的虚拟世界。虚拟世界的类别有很多,但大多是以游戏类型进行的分类。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最有意义的分类是根据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否能发生直接的经济联系来进行,分为虚拟现实世界和虚拟主题世界。虚拟现实世界的代表有Secondlife(简称SL)和EntropiaUniverse(简称EU),通常运营商会规定游戏货币与美元能够直接兑换。虚拟主题世界通常具有明确的目的和主题,更接近于一种娱乐而不是一种生活,其代表是WorldofWarcraft(简称WOW)和永恒之塔。无论是虚拟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主题世界,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都可以和现实世界发生经济联系①。

二、虚拟世界经济的界定与解析

虚拟世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不论在信息、管理以至于法律和哲学领域都是相同的。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在此基础上的虚拟世界经济概念比较明确。

(一)虚拟世界经济的概念

虚拟世界经济是指和虚拟世界相关联的经济现象和活动的总称。考虑到经济联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虚拟世界,还有三类情况也符合虚拟世界的特征。第一,根据Bell对虚拟世界的定义,我们通常所说的局域网游戏②最初并不是虚拟世界的组成部分,但是当第三方利用互联网平台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和空间,那么也应将其视为虚拟世界。第二,QICQ类即时聊天软件最初仅是沟通工具,但是基于此的人们之间的网络也构成了虚拟世界的基础。特别是QQ农场之类游戏的开通,使其虚拟世界的特征更加明显。这类形式的典型代表是Facebook。第三,论坛类网站增加服务内容后,例如提供游戏类和下载类增值服务,并需要支付“论坛币”,这种情况下,以论坛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联系也成为虚拟世界的构成要素。虽然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经济联系在不断加深和多样化,但是基于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还是主体。与虚拟世界相关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非常多,但其基本模式是通过现实世界中的资金交易,带来虚拟世界中的改变,达到双方的目的。从行为上分析,一端发生服务或者虚拟物品的交易,另一端对应的是资金的流动。正是这种资金的流动,成为联系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媒介,也使对虚拟世界的分析越来越重要。通过这种媒介,虚拟世界的经济变化会传递到现实世界中。

(二)虚拟世界经济的解析

虚拟世界经济包括虚拟世界内部经济和虚拟世界关联经济。前者存在于虚拟世界内部,通过虚拟世界货币与现实货币的兑换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后者则是依托虚拟世界所产生的衍生经济,主要包括RealMoneyTrade(简称RMT)与代练服务。虚拟世界内部经济是现实经济的反映和模拟。JesusDi-az计算出WOW北美服务器的货币供应量超过90亿“gold”,折算为1.92亿美元。假设全球WOW玩家的货币持有量是相等的,那么WOW总的货币供应量是7.47亿美元。这意味着运营WOW的暴雪公司成为一家可以发行多国货币的国际银行①。同时,他验证了在虚拟世界中,货币供给量增加同样导致货币贬值,或者至少说明二者是相关的。虚拟世界货币的价格从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一直是下降的,它失去了2/3的价值。这期间,货币供给量持续上升至3倍。如果虚拟世界的规模持续扩大,那么其间的货币贬值将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②。RMT通常指虚拟物品的现实货币交易。在虚拟现实世界中,因为虚拟世界货币与现实货币是直接挂钩的,因此,虚拟世界内部的交易会产生和现实货币交易等价的效果。而在虚拟主题世界中,RMT多通过第三方的交易市场来实现。

现实中,RMT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在SL之类的虚拟现实世界中,玩家需要先将美元兑换成LindenDollar(简称LD,中国用户可以通过PAYPAL或者部分外币信用卡来兑换),然后用LD来购买虚拟世界中的物品及服务。运营商主要出售“土地”,而其他物品的生产与交易则会于用户之间实现。如果用户来自不同国家,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易便是国际经济研究的范畴。虚拟世界的内部经济和关联经济是密切相连的。虽然SL运营商提供即时交易数据,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国际机构进行协调和管理,因此虚拟世界内部交易的整体规模难以进行准确统计。在不严格的情况下,业内人士倾向于按RMT数字的10倍来近似估计虚拟世界的内部交易。

第二,在WOW之类的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通常是禁止RMT交易的。然而,“虚拟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也是围绕着一定的经济利益运行的”[2],由于无法监管,且RMT交易行为不违反法律,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并未受到限制③。RMT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当一个用户在网络游戏中获得一种虚拟物品(可能是武器、装备或者其他道具),他可以通过虚拟物品交易网站将其出售,获得人民币。也可能某个用户具备某种特殊的技能(例如可以强化武器或装备,这种服务是游戏内部服务,与代练之类的游戏外部服务不同),那么也可以通过出售这种服务来获得现实货币。如果某个网络游戏规模非常大,并且游戏中的货币对现实中货币的汇率较为稳定,那么这种交易也会体现为通过交易获取游戏货币,然后再统一出售以获取现实货币的行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即虚拟主题世界发展到比较高级的阶段,交易的实现形式与在现实世界中是极为相似的。游戏货币被当做一般等价物,成为交易的媒介。当这种交易发展到极限,便会产生一批专业用户,他们通过各种游戏技巧获取游戏货币,之后直接出售给玩家或者通过虚拟物品交易网站出售。在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家,基于这种行为的工作室数量非常多。

第三,在低端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直接向玩家出售虚拟物品。这种情况下,由用户提供的虚拟物品非常少。这种运营模式会加快虚拟世界的折旧,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缩短运营时间,因此主要存在于低端虚拟主题世界,在中国网络游戏产业中较常见。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是,这里的“通货膨胀”不仅指虚拟世界中流通的货币增加了,也包括虚拟物品的增加。因为在这类虚拟世界中,游戏内部货币不一定是一般等价物,或许只能购买低端产品。很多物品是不能通过游戏货币购买的,因此某些道具和虚拟物品的发放成为和货币发行并列的行为。运营商相当于现实世界的政府,其发行游戏货币与虚拟物品的成本都接近零,具有纸币的某些特点,过量发行便会导致“通货膨胀”。代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微型”服务外包。在虚拟世界中,用户希望实现各种个人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投入时间,并且可能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能力。无论时间的投入或是技能的提升都存在机会成本。当用户认为将这些任务交给专业服务提供者完成能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便会采取将任务外包的做法来达到目的。最初代练之所以能够产生是为了规避运营商设定的规则。在大型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通常规定一部分高端物品是不能够交易的,但通过代练服务可以获得这类非交易产品。代练通常是通过专业的中介及担保机构进行的。在网络游戏多国同时运营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用户通过登录发达国家的服务器进入游戏,完成客户指定的要求,获取收益。个别情况下,即使网络游戏仅在发达国家运营,这一过程理论上也可以实现。但是,由于运营范围小,发展中国家的用户缺乏对这一网络游戏的理解与掌握,因此不具备用户基础及基数,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用户关注这一市场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这种活动属于服务贸易的研究范畴。虽然物品的转移是在虚拟世界中,但是资金的流动却是在现实世界中。如果把虚拟世界看做一个“黑盒子”,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是资金从中国转移到美国,但是并不了解它流动的原因和决定其资金量的因素。在现阶段,虚拟世界的关联经济以“金币”采购与交易为主,而作为将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代练”,却并没有成为主流。平台的缺乏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三、虚拟世界经济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分析

由于虚拟世界经济的发展时间较短,并且直到2001年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①,因此理论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很多基本问题至今未被明确梳理过,从而导致很多错误的解读。这种状况在中国更加明显。

(一)虚拟世界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很多不同的相关或相近概念在中国都被译为虚拟经济。第一是FictitiousEconomy,主要指的是虚拟资本,比如证券、期货等交易活动。第二是VirtualEconomy,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比如外包、资源共享、电子商务等。第三是VisualEconomy,即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的经济活动。在中国,通常所说的虚拟经济一般指第一种。虚拟世界经济在西方的文献中称为virtualeconomy,直译过来应该是虚拟经济。但是在我国“虚拟经济”这个词组已经成为和实体经济对应的概念,并广为接受。因此,为避免混淆,我们的研究将virtualeconomy称为虚拟世界经济。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重新规范概念,将“虚拟经济”的名称“归还”给基于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经济,但社会重置成本太高,有待商榷。因此,我们将与实体经济对应的称为虚拟经济,而将与现实世界经济对应的称为虚拟世界经济。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衍生经济,而虚拟世界经济则是围绕虚拟世界产生的直接和衍生经济行为的总和。现阶段,虚拟世界的主要载体是网络游戏。虚拟经济是各国经济学家讨论和研究的热点,而虚拟世界经济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与网络游戏产业相关的经济行为。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3]。这是相对狭义的虚拟经济定义。刘骏民认为如果从广义上来为虚拟经济定义,那么它是观念支撑的价格体系,而不是成本与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4]。从这个角度分析,虚拟世界经济属于广义虚拟经济的一种。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而虚拟世界经济的交易规模则受虚拟世界内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当然,虚拟世界同样受现实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但是其影响和传导机制不同。它主要是通过影响用户的经济状况来改变虚拟世界中的经济形势。(二)虚拟物品的价值和价格问题关于虚拟物品交易的问题在法律界讨论较多,但是从经济角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多。有种观点认为虚拟物品不具有实体,不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因此不具有价值,不应该进行交易。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虚拟物品的所有者付出了金钱和劳动,从这一角度分析,虚拟物品是具有价值的。在中国的虚拟物品交易中,偶然获得的装备可以以数万人民币甚至更高的金额成交。那么,价值规律是否还起作用呢?事实上,这一虚拟物品的获得对个体来讲是偶然的,对群体来说却是必然的。衡量价值的不是个体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考虑对裸钻的定价和彩票业的类似特点,理解虚拟物品的价值会更加简单。在此基础上,供求则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当然,主流经济学只考虑供求决定价格,其结论更加明确。价格问题是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这一问题明确之后才能使用经济学的研究工具②。

(三)效用的有效性及负面效应问题

篇2

 

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为2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④，远远超过电影、电视、音乐这三大传统娱乐产业。对虚拟世界经济的研究正在逐渐地深入和规范，但是我国学界对于虚拟世界经济的相关概念的使用还未达成共识，特别是与国外学术界的细微认识差别将加大我国学者之间的分歧。

 

如果这一点不明确，那么模型的假设将建立在不规范的前提下，从而影响研究的意义和模型的适用性。因此，本文将从经济研究的角度，就相关概念进行考察和综合，进而将内涵不同的经济变量进行比较，使得后续研究能够在共同的基础上进行。

 

一、虚拟世界经济的前置概念虚拟世界经济的两个前置概念是网络游戏与虚拟世界。

 

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定义二者是后续研究的基本前提。

 

一)网络游戏的概念在理论缺失的情况下，研究机构对网络游戏的定义却具有相当程度的规范性。目前，在这一领域较有影响力的两个机构分别是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以下简称CNNIC)和艾瑞咨询集团(iResearch，以下简称艾瑞咨询)。二者给出的定义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多为产业经济学领域)引用率较高。根据它们的定义和分类来提炼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需求并满足理论研究的需要。

 

将网络游戏定义为以电脑为客户端，互联网络为数据传输介质，必须通过TcP／IP协议实现多个用户同时参与的游戏产品，用户可以通过对游戏中人物角色或者场景的操作实现娱乐、交流的目的。艾瑞咨询将网络游戏定义为依托于互联网进行、可以多人同时参与的电脑游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达到交流、娱乐和休闲的目的。二者从市场角度进行的定义在考察市场规模进行定量研究时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缺乏准确的界定以及理论概念所需要的普遍性和前瞻性。

 

它们关于网络游戏概念的内涵都局限于电脑游戏。事实上，在目前的阶段，还存在通过电视网络、通信网络等来进行游戏的情况。而且，通过手机迸行网络游戏还是重要趋势之一。随着各种网络的融合，未来网络游戏通过何种媒介进行并不确定。它们唯一的共性是联系人与人的网络，至于以何种形式来体现则不影响理论研究。

 

因此，从经济角度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只需保留两个要素，即“网络”和“游戏”，可以表达为“通过网络进行的游戏”。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这一表述是有效和清晰的。其中网络隐含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游戏是其目的和表现形式。

 

“网络”的界定随着技术的发展会在外延上发生变化，而“游戏”更多体现的是经济学中。博弈”的含义，而不是用来娱乐的游戏。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其他的限定条件都无助于改善最终结果，反而会使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随着后续研究的开展，对“网络”和“游戏”的界定将更加准确。

 

虚拟世界的概念在现阶段，网络游戏是虚拟世界存在的基础和主要表现形式。事实上，虚拟世界的发展正在逐渐改变网络游戏的“游戏”性质。它不仅是游戏，而且具有社会性。当通过货币将两个层次的世界联系起来时，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因此，在其发展初期，虚拟世界总是作为网络游戏的一个产物，但是如今的虚拟世界渐渐具备相对独立性。虚拟世界的“虚拟”会给人虚幻的错觉，因此也有很多学者称虚拟世界为“synthetic world”，即人工世界或者合成世界，此种表述更符合其本质。在中文里，二者都被译为虚拟世界。

 

早期的学者认为虚拟世界是一个供大量参与者以化身形式存在的、持续性的虚拟环境。这一定义界定了虚拟世界的部分关键要素，但是并未指出虚拟世界存在的手段和形式。而Bell认为虚拟世界是指通过计算机系统建立的供人们以化身形式存在的网络空间，它具有同步性与持续性的特点[1]。在欧美学者的研究中，这是认可程度较高的定义。

 

计算机系统是其建立的工具，包括因特网和移动终端等各种网络系统。每个单独运营的网络游戏都是独立的次级虚拟世界，它们的总和就是虚拟世界的整体。网络游戏是现阶段虚拟世界的主要载体。分析虚拟世界与网络游戏的关系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出发点。

 

在Bell的定义中有四个关键词：Synchronous、Persistent、和Represented as avatars。其中，同步性强调的是空间和时间的一致性，这是虚拟世界稳定的基础；持续性是虚拟世界存在的前提；关系网强调的是虚拟世界的本质；以化身为表现是虚拟世界中人们的存在形式。

 

狭义的虚拟世界主要指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G(Massir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所构成的虚拟空闻。而广义的虚拟世界则包括所有类别的网络游戏及类似属性的存在(即通过某种网络使人们进行交流，例如论坛及社交网站)所构造的虚拟空间。广义的虚拟世界是一种动态的网络社会生活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虚拟世界是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由人工高科技技术如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所创造的一个人工世界，它包含了信息技术系统、信息交往平台、新型经济模式和社会文化生活空间等方面的广泛内容及其特征。

 

虚拟世界和虚拟现实是不同的。虚拟现实是由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技术、传感器技术和高度并行的实时计算技术等集成起来所生成的一种交互式人工现实，是一种能够高度逼真地模拟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视、听、触等行为的高级人机界面。也有学者将虚拟现实视为狭义的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的类别有很多，但大多是以游戏类型进行的分类。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最有意义的分类是根据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否能发生直接的经济联系来进行，分为虚拟现实世界和虚拟主题世界。虚拟现实世界的代表有简称SL)和Entropia Universe(简称EU)，通常运营商会规定游戏货币与美元能够直接兑换。虚拟主题世界通常具有明确的目的和主题，更接近于一种娱乐而不是一种生活，其代表是World of Warcraft(简称WOW)和永恒之塔。无论是虚拟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主题世界，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都可以和现实世界发生经济联系Ⅲ。

 

二、虚拟世界经济的界定与解析虚拟世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不论在信息、管理以至于法律和哲学领域都是相同的。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在此基础上的虚拟世界经济概念比较明确。

 

一)虚拟世界经济的概念虚拟世界经济是指和虚拟世界相关联的经济现象和活动的总称。考虑到经济联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虚拟世界，还有三类情况也符合虚拟世界的特征。第一，根据Bell对虚拟世界的定义。我们通常所说的局域网游戏④最初并不是虚拟世界的组成部分，但是当第三方利用互联网平台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和空间，那么也应将其视为虚拟世界。第二，类即时聊天软件最初仅是沟通工具，但是基于此的人们之间的网络也构成了虚拟世界的基础。特别是QQ农场之类游戏的开通，使其虚拟世界的特征更加明显。这类形式的典型代表是Facebook。第三，论坛类网站增加服务内容后，例如提供游戏类和下载类增值服务，并需要支付“论坛币”，这种情况下，以论坛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联系也成为虚拟世界的构成要素。

 

虽然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经济联系在不断加深和多样化，但是基于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还是主体。与虚拟世界相关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非常多，但其基本模式是通过现实世界中的资金交易，带来虚拟世界中的改变，达到双方的目的。从行为上分析，一端发生服务或者虚拟物品的交易，另一端对应的是资金的流动。正是这种资金的流动，成为联系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媒介，也使对虚拟世界的分析越来越重要。通过这种媒介，虚拟世界的经济变化会传递到现实世界中。

 

虚拟世界经济的解析虚拟世界经济包括虚拟世界内部经济和虚拟世界关联经济。前者存在于虚拟世界内部，通过虚拟世界货币与现实货币的兑换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后者则是依托虚拟世界所产生的衍生经济，主要包括Real MoneyTrade(简称与代练服务。

 

虚拟世界内部经济是现实经济的反映和模拟。Jesus Di．犯计算出WOW北美服务器的货币供应量超过90亿“gold”，折算为1．92亿美元。假设全球WOW玩家的货币持有量是相等的，那么WOW总的货币供应量是7．47亿美元。这意味着运营WOW的暴雪公司成为一家可以发行多国货币的国际银行啪。同时，他验证了在虚拟世界中。货币供给量增加同样导致货币贬值。或者至少说明二者是相关的。虚拟世界货币的价格从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一直是下降的，它失去了2／3的价值。这期间，货币供给量持续上升至3倍。如果虚拟世界的规模持续扩大，那么其间的货币贬值将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吲。

 

通常指虚拟物品的现实货币交易。在虚拟现实世界中，因为虚拟世界货币与现实货币是直接挂钩的，因此，虚拟世界内部的交易会产生和现实货币交易等价的效果。而在虚拟主题世界中，RMT多通过第三方的交易市场来实现。

 

现实中，RMT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在sL之类的虚拟现实世界中，玩家需要先将美元兑换成Linden Dollar(简称LD，中国用户可以通过或者部分外币信用卡来兑换)，然后用LD来购买虚拟世界中的物品及服务。运营商主要出售“土地”，而其他物品的生产与交易则会于用户之间实现。如果用户来自不同国家，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易便是国际经济研究的范畴。虚拟世界的内部经济和关联经济是密切相连的。虽然SL运营商提供即时交易数据。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国际机构进行协调和管理，因此虚拟世界内部交易的整体规模难以进行准确统计。

 

在不严格的情况下，业内人士倾向于按RMT数字的lO倍来近似估计虚拟世界的内部交易。

 

第二，在WOW之类的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通常是禁止RMT交易的。然而，“虚拟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也是围绕着一定的经济利益运行的”[23，由于无法监管，且RMT交易行为不违反法律，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并未受到限制o。RMT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当一个用户在网络游戏中获得一种虚拟物品(可能是武器、装备或者其他道具)，他可以通过虚拟物品交易网站将其出售，获得人民币。

 

也可能某个用户具备某种特殊的技能(例如可以强化武器或装备，这种服务是游戏内部服务，与代练之类的游戏外部服务不同)，那么也可以通过出售这种服务来获得现实货币。

 

如果某个网络游戏规模非常大，并且游戏中的货币对现实中货币的汇率较为稳定，那么这种交易也会体现为通过交易获取游戏货币，然后再统一出售以获取现实货币的行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即虚拟主题世界发展到比较高级的阶段，交易的实现形式与在现实世界中是极为相似的。游戏货币被当做一般等价物，成为交易的媒介。当这种交易发展到极限，便会产生一批专业用户，他们通过各种游戏技巧获取游戏货币，之后直接出售给玩家或者通过虚拟物品交易网站出售。在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家，基于这种行为的工作室数量非常多。

 

第三，在低端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直接向玩家出售虚拟物品。这种情况下，由用户提供的虚拟物品非常少。这种运营模式会加快虚拟世界鲍折旧，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缩短运营时间，因此主要存在于低端虚拟主题世界，在中国网络游戏产业中较常见。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是，这里的“通货膨胀”不仅指虚拟世界中流通的货币增加了，也包括虚拟物品的增加。因为在这类虚拟世界中，游戏内部货币不一定是一般等价物，或许只能购买低端产品。很多物品是不能通过游戏货币购买的，因此某些道具和虚拟物品的发放成为和货币发行并列的行为。运营商相当于现实世界的政府，其发行游戏货币与虚拟物品的成本都接近零，具有纸币的某些特点，过量发行便会导致“通货膨胀”。

 

代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微型”服务外包。在虚拟世界中，用户希望实现各种个人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投入时间，并且可能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能力。无论时间的投入或是技能的提升都存在机会成本。当用户认为将这些任务交给专业服务提供者完成能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便会采取将任务外包的做法来达到目的。最初代练之所以能够产生是为了规避运营商设定的规则。在大型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通常规定一部分高端物品是不能够交易的，但通过代练服务可以获得这类非交易产品。’代练通常是通过专业的中介及担保机构进行的。

 

在网络游戏多国同时运营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用户通过登录发达国家的服务器进入游戏，完成客户指定的要求，获取收益。个别情况下，即使网络游戏仅在发达国家运营，这一过程理论上也可以实现。但是，由于运营范围小，发展中国家的用户缺乏对这一网络游戏的理缌与掌握，因此不具备用户基础及基数，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用户关注这一市场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这种活动属于服务贸易的研究范畴。

 

虽然物品的转移是在虚拟世界中，但是资金的流动却是在现实世界中。如果把虚拟世界看做一个“黑盒子”，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是资金从中国转移到美国，但是并不了解它流动的原因和决定其资金量的因素。

 

在现阶段，虚拟世界的关联经济以“金币”采购与交易为主，而作为将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代练”，却并没有成为主流。平台的缺乏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三、虚拟世界经济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分析由于虚拟世界经济的发展时间较短，并且直到2001年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1)，因此理论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很多基本问题至今未被明确梳理过，从而导致很多错误的解读。这种状况在中国更加明显。

 

一)虚拟世界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很多不同的相关或相近概念在中国都被译为虚拟经济。

 

第一是Fictitious Economy，主要指的是虚拟资本，比如证券、期货等交易活动。第二是Virtual Economy，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比如外包、资源共享、电子商务等。

 

第三是Visual Economy，即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的经济活动。在中国，通常所说的虚拟经济一般指第一种。

 

虚拟世界经济在西方的文献中称为virtual economy，直译过来应该是虚拟经济。但是在我国“虚拟经济”这个词组已经成为和实体经济对应的概念，并广为接受。因此，为避免混淆，我们的研究将virtual economy称为虚拟世界经济。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重新规范概念．将“虚拟经济”的名称“归还”给基于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经济，但社会重置成本太高，有待商榷。

 

因此，我们将与实体经济对应的称为虚拟经济，而将与现实世界经济对应的称为虚拟世界经济。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衍生经济，而虚拟世界经济则是围绕虚拟世界产生的直接和衍生经济行为的总和。现阶段，虚拟世界的主要载体是网络游戏。虚拟经济是各国经济学家讨论和研究的热点，而虚拟世界经济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与网络游戏产业相关的经济行为。

 

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3]。这是相对狭义的虚拟经济定义。刘骏民认为如果从广义上来为虚拟经济定义，那么它是观念支撑的价格体系，而不是成本与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4]。从这个角度分析，虚拟世界经济属于广义虚拟经济的一种。

 

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而虚拟世界经济的交易规模则受虚拟世界内部经济发展的影响。

 

当然，虚拟世界同样受现实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但是其影响和传导机制不同。它主要是通过影响用户的经济状况来改变虚拟世界中的经济形势。

 

二)虚拟物品的价值和价格问题关于虚拟物品交易的问题在法律界讨论较多，但是从经济角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多。有种观点认为虚拟物品不具有实体，不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因此不具有价值，不应该进行交易。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虚拟物品的所有者付出了金钱和劳动，从这一角度分析，虚拟物品是具有价值的。在中国的虚拟物品交易中，偶然获得的装备可以以数万人民币甚至更高的金额成交。那么，价值规律是否还起作用呢?事实上，这一虚拟物品的获得对个体来讲是偶然的，对群体来说却是必然的。衡量价值的不是个体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考虑对裸钻的定价和彩票业的类似特点，理解虚拟物品的价值会更加简单。在此基础上，供求则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当然，主流经济学只考虑供求决定价格，其结论更加明确。价格问题是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这一问题明确之后才能使用经济学的研究工具②。

 

三)效用的有效性及负面效应问题在关于虚拟世界的研究中，不同国家的研究重心差别很大。欧美学者更多关注虚拟世界内部经济问题和对现实世界的经济影响；韩国则更多关注于如何发展网络游戏产业并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中国则在法律角度和产业角度进行研究。虽然作为政策主导型的中国和韩国都关fLM络游戏产业问题，但是韩国侧重于促进产业发展，中国侧重于规范和管理，更多从中性角度进行研究。从逻辑角度推断，当虚拟世界进一步发展时，对其内部经济和与现实世界的相关影响会成为经济研究的主体，这也是目前欧美学者从事的工作。在研究个体时间分配、投入和收益时，效用是基本工具。

 

然而，如果网络游戏真地是瘾类物品，那么用效用来进行分析是存在缺陷的。“网瘾”在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国的青少年网瘾问题非常严重，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网瘾问题，但是社会环境不同和良好的疏导机制，使其并未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在西方国家的观念中，网瘾与电视剧成瘾具有类似影响。

 

“网瘾”也称互联网成瘾综合症、网络成瘾症(IAD)，学名叫做病理性网络使用(PIU)。我们一般叫做“网络成瘾综合征”，目前已经把它作为一种正式界定的疾病纳入到了诊断体系当中。Ivan Goldberg定立了理论化病态并且正式承认其研究价值。可以说，它是对网络的一种过度依赖，表现为对现实生活失去兴趣。当网络依赖失控，对人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心理上的一种障碍来看待。在中国，网络游戏经常被称为“精神”，将其与“毒瘾”相比较。

 

从嗜好行为的经济分析看，一定物品如果其过去消耗量的增加导致现在该物品消耗量的增加即可称之为瘾癖。网络游戏属于瘾癖类商品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如果将其归入“毒瘾”，那么利用效用和需求函数来分析是不合理的，并且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经济人假设的条件也不能满足。事实上，从病理角度看，和网瘾更加接近的是烟瘾和赌瘾。这类瘾癖的外部成本(对他人的效用的降低)和被忽略的内部成本(对自身效用的降低)使政府的干预成为常态。幸运的是，无论从病理角度还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网瘾并不是极端的瘾癣，网络游戏和虚拟世界的相关问题是可以用效用来分析并且可以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的。

 

林登实验室和IBM已经联合宣布，将牵头建立一套崭新的标准体系，打通所有的虚拟世界平台，让真实用户可以同一个虚拟身份登录不同的虚拟世界④。一旦这一平台搭建完毕，中国作为标准接受者将面临两难处境。或者支付高额成本重新建立标准，或者被动接受既定平台和规则，默许中国的资源通过这一虚拟世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主导国家中。

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旅游；实现机制

一、低碳旅游的概念理解

（一）低碳旅游概念的提出背景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2008年出版的《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应对全球挑战》的研究报告显示，以2005年为例，整个旅游发展中的CO2排放量达到了13亿吨，而整个旅游部门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贡献率上就占到了5%-14%，由此可见，仅仅控制人为因素产生的碳排放量就能对实现低碳旅游产生不容小觑的贡献。作为全球战略性支柱产业，低碳旅游同样是旅游业响应《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提倡的运用低碳理念、发展低碳经济的华丽转型。

（二）低碳旅游的概念

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它要求通过吃、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都融入“创新”、“节能”、“环保”、“全面”的元素并依赖于旅游生产和旅游消费的低碳化来得以体现并实现。

1.旅游生产低碳化

从旅游生产者的角度考虑，低碳旅游是指强调运用低碳技术建设“低碳旅游吸引物”、建构“低碳旅游社区”、营造“低碳旅游体验环境”以获得更高的旅游体验质量和更大的旅游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2.旅游消费低碳化

从旅游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低碳旅游是通过倡导个人通过出行中携带环保行李，减少一次性产品的消费，住有环保标志的酒店，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较低的交通方式等“低碳消费方式”使旅游者参加新颖的低碳旅游活动来表达对其赖以生存环境的友好与保护。

二、发展低碳旅游的必要性

低碳旅游是响应低碳经济而产生的新理念，也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同时大力推行低碳旅游也是提高旅游产品吸引力，保护旅游环境，从而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必经途径。

（一）低碳旅游是响应低碳经济的一次产业升级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后，“低碳”便开始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全球226个国家和地区开始正式选择低碳经济模式。向来被称为“无烟工业”的旅游业也随着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产生了“超标碳排放”的旅游经济行为，使得发展低碳旅游经济模式陷入不能止步不前的环节。

（二）低碳旅游是减少传统旅游享受模式给旅游环境带来的危害的长远措施

传统的观念把除日常开支后还有盈余进行旅游活动当成一种奢侈消费，那些有能力进行旅游活动的“达官贵人”、暴发户等有钱人士往往为了中国人特有的面子以下榻豪华酒店、乘坐豪华轿车、品尝“山珍海味”等当作消遣来彰显其经济富有和社会地位甚至是权力。

然而如此高碳旅游活动的开展不仅加速了名胜古迹自然风化和磨损的速度，也使旅游地生态环境遭受着巨大的威胁。敦煌石窟内雕塑、壁画的加速变质；旅游区内随处可见的一次性餐具、矿泉水瓶等；因追求品尝“野味”、“野炊”使当地的野生动物和植物遭受劫难都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具体表现。显而易见：低碳旅游对实现旅游环境共享充当着主导者的角色，为了让下一代人也能看到旅游环境的本真模样，每一代人都应具有强烈低碳旅游意识来参与低碳旅游活动。

（三）低碳旅游是提高旅游产品吸引力的最佳选择

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极端天气变化是每个人都能亲身感受到的，在权衡短暂的利益与长远的生存时，大家都会倾向于选择在体验旅游环境的同时又能以微薄之举做力所能力能及的事情来保护旅游环境的这种一举两得低碳旅游产品。低碳旅游产品在保护旅游环境的同时又提高了旅游产品的吸引力，有意识的保护环境会使旅游者产生自豪感，未来旅游者偏好也将会由低碳旅游主导。

（四）发展低碳旅游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旅游的必经途径

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旅游思想因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兴起而被引入旅游业。可持续旅游的实现需要通过各种旅游食宿，旅游交通、旅游观光、旅游购物、旅游娱乐等各要素的低碳化发展来实现旅游体验质量的提升和旅游发展模式的改变，即以低碳为核心的低碳旅游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发展目标必经路径。

三、低碳旅游的实施路径

低碳旅游的实施路径主要靠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三方的通力合作来开发。政府在整个低碳旅游机制的构建工作中始终处于宏观调控的地位；旅游企业则是低碳旅游产品的生产者和宣传者；旅游者是低碳旅游中的核心角色，政府的低碳旅游措施和旅游企业的低碳旅游产品是否有效都依赖于旅游者的消费行为。

（一）政府加大低碳旅游的扶持制度

2009年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低碳旅游就是国家为配合低碳经济发展而进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信号。政府应完善积对极采取低碳发展模式的旅游企业而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的激励政策：加大对不采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旅游企业征收环境保护和设施设备维护费的惩罚力度；推进对于高碳排放的旅游企业征收碳税、污染税的“碳税制度”的实施；开发并组织义工旅行来鼓励旅游者自愿加入植树造林的“碳补偿”活动。

（二）加大低碳旅游的教育宣传力度

1.对旅游者的教育宣传

对于旅游者的教育宣传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寓教于学，导游人员在旅游活动开始前就应进行低碳旅游的宣传和低碳旅游方式介绍及注意事项，在景区内，随处都可见而且摆放人性化的垃圾桶不仅使游客们感到了方便，同时可以唤起游客的低碳意识；景区内提醒游客们保护环境的各类具有新意的标语也使游客对低碳旅游的实施起到了提示作用。

2.对低碳旅游经营、管理、服务人员的教育宣传

低碳旅游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有一定的学位要求以保证管理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及素养。从事低碳旅游的外联、计调、导游、司机等接待班子都必须具有丰富的低碳旅游相关知识、经验，而且能对游客进行宣传讲解。定期的教育宣传可以防止低人员素质抵消旅游资源的优势，最终影响旅游目的地的核心竞争力。

3.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宣传

对领导干部的低碳教育，首先要增强他们环境保护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次要提高他们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水平和科学决策能力。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提高低碳旅游意识、决策力和执行力的培训。

（三）提高旅游者的低碳意识

旅游者是最重要的旅游参与者之一，其旅游意愿、消费偏好、旅游行为等对低碳旅游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作用。作为旅游企业而言，更应该通过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利用广告、营销推广、公共关系等多种手段与途径宣传低碳旅游产品，对广大消费者进行低碳旅游的宣传教育，提高旅游者的低碳意识并注重低碳旅游者的培养。

（四）树立低碳旅游的“品牌效应”

就像人们提到运动品牌就会想到阿迪耐克一样，在人们提及低碳旅游时就能立刻联想到这些打造出来的具有标志性的低碳旅游企业并产生进行低碳旅游活动的需求。

1.建立具有标志性的低碳旅游景区

具有标志性的旅游景区建设不仅可以发挥低碳品牌的乘数效应，还能扩大旅游需求，改善旅游市场。旅游景区可在门票上设计提示语句，对宣传栏、游览景区缩略图以及路线、标语等进行趣味设计，吸引游客注意的同时又具备警示作用。如此低碳旅游景区的开发不仅扩大了低碳旅游的需求，而且对旅游业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拉动作用。

2.建立具有标志性的低碳酒店

低碳酒店的建立需要全面引进节能减排技术，使用低碳化和高效率的建筑材料和建筑设备，挖掘低碳环保特色并塑造低碳酒店品牌。例如通过利用高效率水泵和节能灯具、对于连续居住的游客建议不要每天更换传单被套等方式以节约酒店水电的使用而间接的减少大量的碳排放量。

（五）向旅游者推行低碳旅游方式

旅游企业应加大各类低碳旅游产品的开发并组织低碳旅游的公益广告和宣传片在广场、地铁站、公交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地方播放，用具体简单的低碳旅游方式来引导民众了解低碳旅游，例如积极倡导徒步旅游、自行车旅游；努力推行在景区内提供电动车、公共交通等以减少大量私家车带来的超标碳排放，青岛崂山风景区是实施此低碳旅游方式的典型代表。推行低碳旅游方式的同时还应注意强调招徕游客的同时承担的低碳环保责任，从而实现旅游资源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周荣华，郭凌.低碳旅游：实现生态旅游的一种有效路径[J].改革与战略，2012，28（6）.

[2]蔡萌，汪宇明.低碳旅游：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式[J].旅游学刊，2010，25（1）：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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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生产一节的开头，这样写道：“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里就涉及到两点，一个是摆在面前的“对象”，一个是作为首先要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在马克思面前其实有很多对象，从哲学的角度讲，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可以作为“对象”进行考察，而马克思则是首选了“物质生产”作为对象进行考察。物质生产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是可以被人的经验观察到的。这就区别于以往哲学家所关注的“意识”生产或“精神”生产，难以被经验知觉。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生产运动，虽然在他那里也提到了物质生产，但是仅仅是作为精神生产的物质表现形式而存在的；比如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有关纯粹自然的生产，如今纯粹自然的生产我们已无法直接观察了，纯粹自然对人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还原或观察的未知领域。

那么马克思选择作为第一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含义是什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出发点呢？马克思紧接着就解释道：“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这句话也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关于出发点的问题。在《导言》第三节中马克思提到，“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研究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就算是“阶级”概念，“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其实，从“人口”着手，这本身在形式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此时的“人口”只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那么如何处理这一“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呢？在第三节接下来的部分，马克思给出了他认为科学正确的应对方法：我们要通过借助“更切近的规定”来分析这一混沌整体，逐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这个过程概括起来就是“从表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在经过一个简单概念的综合过程，这时的“人口”概念已不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从“表象整体”变成了“思想总体”，在我们的思维里进行了概念式的具体再现。经过以上的分析，由彼及此，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来理解“物质生产”是“当然的出发点”的含义了。既然是作为当然的出发点，“物质生产”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整体表象的层面上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借助“个人”、“社会”这些更加“切近”的简单规定作为达到最简单概念的桥梁，从而为“物质生产”最终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做好准备。只有当“物质生产”不再是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整体在思维上的具体再现时，其才能够被当作是一个“当然的出发点”。

其次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作为“桥梁”的“切近”概念——“个人”。第一，“个人”是“在一定社会中的进行生产的个人”，物质生产是“人”的一系列现实可感的生产活动。人类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物质生产就是宇宙物质生产某种形式的发展和继续，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阶段，生产才能以人的物质生产这一高级形态展示出来。那么，当下的人的物质生产对于我们理解包括第一生产在内的以往的生产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维科对此有一个观点，历史是由人创造的，那么人当然能够理解他所创造的历史。马克思十分赞同并且对此观点进行了发挥，人们可以在物质生产过程的不断循环创造中理解把握当下的高级阶段的生产形式，并且这种理解对于人们了解和把握以往的生产形式，甚至是终极的第一生产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马克思说：“低级动物身上所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第二，在马克思眼中，“个人”是一个具有历史张力的概念。这个概念从一定的时代中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所指代的意向对象也就有了相应时代的维度和界限，不可轻易跨越。所以，“个人”概念不能够像文化史家那样随意使用，对其理解要遵循其产生的时代的原则和各种细节上的契合。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文化史家对于“个人”的理解和运用类似于编造神话，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这种个人”当作了“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史家所理解的有关于“人性的观念”，“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从历史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如此理解个人概念：“个人”，而且是“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必然性”。只有明白了产生“孤立个人”的时代条件，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了解“物质生产”的时代规定性，理解到只有“这种”物质生产才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即“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下的生产——现代资产阶级生产。

二、“生产一般”与各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的关系

马克思提到的，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的个人”的生产，也就是被特定时代规定的生产。但是生产是从人类出现之后就伴随着的存在，所以在马克思眼中，“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规定”，被称之为“生产一般”。当然那种完满、能够将所有时代的生产的共同点都提取出来的纯粹“生产一般”概念并没有实际出现过。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一般”只要是一个能够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抽象”。而且，这个“生产一般”概念有它的内在结构，它“经过比较而得出的共同点”，有些内容是属于一切时代的，而有些则是几个时代所共有的。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绝对纯粹的“生产一般”，这也是通过归纳法所得到的概念的先天缺陷，但这个缺陷并不妨碍“合理抽象”发挥作用，“没有他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在马克思眼中，像“生产一般”这类合理抽象概念构成了我们设想或表述研究对象的一个基础。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合理抽象”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的价值也就止于此。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承认铜矿、铁矿等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合理抽象”——矿石，但是我们不能把“矿石”当作所有具体矿石的“真理”和“原则”。一个渊博的矿物学家的水平肯定不是指他知道对于新发现的矿石都用“矿石”来表达，而是能够比较出具体的差别，哪怕是细小的不同，他们对各种矿物的“特殊性”都有一个充分而具体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在刚到异国他乡时，我们会感觉外国人的相貌和举止神态都差不多，肤色上要么全白，要么全黑，难以分辨麦克和吉姆。但是待的时间久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所在，脱离了之前关于他们相貌的混沌表象认识，走向每一个具体的人。人们之所以常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历史的、现实的，就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历史看作是某种“合理抽象”的展开——一种“非历史”的描述方式，而是表现为“合理抽象”不断地在历史的进程被否定，被充实进更加丰富的规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很多同时期或稍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追求那个“合理抽象”，并力求这一“合理抽象”契合一切时代。此处那些学者所追求并最终提出的一些“合理抽象”，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已经不再那么合理了，他讽刺道，“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并且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把“资产阶级关系”这一“特殊”趁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悄悄塞进“合理抽象”中去，就好像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在马克思看来，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生产中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从而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那些经济学家到底是如何看待生产，并得出了哪些关于生产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规定。“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了两个要点：财产，司法、警察等对财产的保护。”马克思对于第一点的反驳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些经济学家对财产存在形式的描述在他看来是“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但是从人类学所得出的证据表明，私有财产只是人类近来才发展出来的财产存在形式，而财产作为共同财产的形式存在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对于第二点规定，马克思则批评这些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有机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这些对生产来说似乎不可缺少的警察制度其实只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作为历史的结果出现的，经济学者却将它们当作起点。他们忘记了生产在“强权”下进行生产的历史，也看不出他们所推崇的司法警察制度只是“强权”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经过以上两点的批驳，最后对于“生产一般”和现实的、历史上的生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批判性总结，首先他承认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即“合理的抽象”是可以被人们所发现提取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正确地对待这个“生产一般”，要认识到这些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永远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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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经济周期；区域性经济周期；国际传导；协动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相关性逐渐增强。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呈现了明显的世界经济协同性。因此，回顾和理清世界经济周期的脉络，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并从中寻找新的理论研究方向。

一、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Canova和Dellas(1993)给出了世界经济周期定义的简单描述，即世界经济周期是在国别总量经济的跨国周期性行为中存在的共同特征。而对这种共同特征，宋玉华(2004)加以进一步的明确，她认为世界经济周期就是在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呈现同步的扩张、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行形态，这种运行形态会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经济周期运动。从定量的角度，Gerlach(1988)用波谱分析研究经济周期的跨国行为，发现大量国家的产出运动在经济周期频带上是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周期是多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动在一定的周期频带上的高度相关性存在；Gregory等(1997)则用时间序列相关性来界定世界经济周期，即全世界(国家)的经济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个序列相关的共同特征。

二、世界经济周期是否存在

(一)世界经济周期存在的研究

很多实例证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和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如，Dellas(1986)发现在英、美、德、日四国间，几乎存在长久的同一的经济周期。Backus，Kehoe，Kydland(1992)扩展了RBC(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建立了包含跨国经济协动现象的I—RBC模型，在这个扩展的开放经济理论里，国家之间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由此说明国家之间的协同性是存在的。Sarkissian(2001)也认为国家之间的消费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高度相关，特别是在萧条时期更是如此。而Canova，Dellas(1993)发现显著增强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全世界面临着的共同的外部或内部经济扰动是生成跨国的经济周期行为的共同因素。Baxter，Kouparitsas(2004)的研究发现，如果两国之间有较高的双边贸易相关度，那么这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相关度就会提高；同时，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的周期相关度一般会比较高。Ravn(1997)的研究表明，除OECD国家政府支出显示了较弱的正相关性外，其他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总投资、出口和进口)都显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并表现出良好的跨国协同运动性。Kouparitsas(2001)研究发现，七国集团的经济周期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后更是如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周期(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确是存在的。

(二)世界经济周期不存在的研究

Hickman，Filatov(1983)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通常表现得相当微弱，这种微弱的传导很易于被国内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所控制而失去扩散能力。唐海燕(1999)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初期或以前时期，各国经济周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间错位，同一时期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抵消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特征。Kollmann(1996)通过与完全资产市场的对比，发现在不完全资产市场(即国际金融市场只能买卖债券合约)的两个国家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里，国家之间消费的相关关系比完全资产市场情况要明显弱得多。Selover(1997)在研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互动关系时，进一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因为相互驱动而导致同步波动的假说并不成立，两国经济趋向同步波动是因为低水平的或者弱的冲击所致。

(三)区域性经济周期增强而世界性经济周期减弱的研究

四、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仅有较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胡鞍钢(1994)分区段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世界GDP年增长率波动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1960—1979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的相关系数非常小，而1980～1989年，相关系数相应增大。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以1987-2000年间的季度GDP数据为分析对象，得出中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为弱相关，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余芳东等(2001)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随世界经济的趋强而走强，随世界经济的趋弱而走弱，经济周期的“拐点”与世界经济动态的一致性越来越明显。

篇6

关键词：新兴国家 世界经济 影响

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新兴国家”是一个广泛流行于国际舆论和学术界的概念，但究竟哪些为“新兴国家”，其标准是什么，国际社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通常公认的“新兴市场国家”、“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等概念，就包含人们对新兴国家相关特征的认同。总体看，新兴国家，是指那些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所走现代化道路不同于历史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较大的全球或地区性政治影响力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崛起最突出特征就是这些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导致新兴国家所创造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当然，“新兴”是一个发展中概念，新兴国家的组成也并非固定不变的，它反映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群”。新兴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兴国家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凭借强劲的发展动力以及较强的发展可持续性，新兴国家慢慢变成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衰退，虽然新兴国家亦受到了严重冲击，但其经济率先复苏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在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国家的典型代表“金砖国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金砖国家”领土占全世界面积的30%，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量2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多，其中，中国居世界第一。世界银行及野村证券机构等测算结果显示，2012年整个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达到75%，其中，“金砖国家”的贡献最为明显。同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新兴国家与各方携手合作，慷慨相助。2012年，“金砖国家”向IMF增资750亿美元，其中增资最多的是中国43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各为100亿，南非为20亿。新兴国家向IMF增资，宣示共同克服当前世界经济困境的决心，提升了世界应对危机的能力。

二、新兴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

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发生改变。实力不断增强的新兴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改变了过去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新兴国家积极参与，为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等充足资源；新兴国家为各国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通过进口大量商品和服务，新兴国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市场和动力；通过吸纳巨额外资，新兴国家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重要目的地。以后在资源、产品、市场、资本等方面，新兴国家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三、新兴国家的崛起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进程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面的金融危机。这场宣告华尔街神话破灭的金融领域的“9.11”，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和美元的强势地位。这次源于美国的危机，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冲击，而且对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相互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国家的崛起及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极大地冲击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进程。

四、新兴国家的崛起推动了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调整。

新兴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相应提高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他们在国际和地区层面的影响力开始显现，成为推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调整的重要力量。崛起的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愈益强烈，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治理世界经济的态势正在形成，一些治理改革，特别是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改革出现有利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变化。面对国际金融危机，G20集团应运而生，作用突显。该集团成员中，新兴国家占据了半壁江山，涵盖了全世界的主要大国。例如，2010年4月，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44.06%升至47.19%，其中，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升至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2010年11月，IMF宣布通过份额改革方案，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其中，中国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世界银行和IMF的机构改革表明了新兴国家地位的提高而发达国家地位下降的事实。

总之，新兴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然，新兴国家的真正崛起仍需要一个过程，其间也会遭遇曲折和困难，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壮大的趋势难以逆转。可以预见，在未来世界经济仍将可能延续低速增长的态势下，新兴国家仍会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继续为维护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2011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在京[EB/OL].中国经济网，2011-4-7.

[2]2013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呼吁设立金砖国家自贸区[EB/OL].光明网，201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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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

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国际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论体系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放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加以考察。他指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到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1］1－2布哈林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十年内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迅猛发展相伴随的是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展、世界各部分在经济上的结合更紧密。国际商品流通的日益频繁，国际市场形成了；国际间的劳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国际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在国际“劳动力移动”的同时，资本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国际化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普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的表现。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的发展。经济的国际化过程日愈广阔和深入，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形成。“一个极易互受影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成长起来，它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一部分发生极微小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全体。”［1］18布哈林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构建了其独特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与重要范畴，形成了不同于希法亭、卢森堡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路与逻辑。他克服了当时研究者不重视资本主义关系变化的倾向，研究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由世界规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体系所组成。先于当时的研究者把世界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研究，“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从发达国家现象转变为世界经济体系，一种先进国家（工业国家）殖民化统治落后（东方国家）的不平衡理论。把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理论拓展为一个遍及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2］233。

二、独特的危机视角

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作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布哈林还着力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崩溃和破产进行分析。布哈林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概念，提出了用以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布哈林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过程中，仍然坚持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他指出：“对于危机，不应当从单独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从所有国家的普遍联系中，从整个世界经济范围中去研究。”［3］378而研究的方法则是“先把危机抽象掉，然后再对危机进行必要的研究”［3］301。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方法论，对于研究发展的危机时代则更是双倍必须的。在此方法论基础上，布哈林以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布哈林认为，再生产理论是研究重复生产循环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社会体系动态平衡的条件。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提供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产品，没有这种条件，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使得生产力重新分配，军事工业的产品不会变成新的生产循环的要素，也不创造劳动力，是一个纯粹消极的量。“战争使得再生产过程具有一种歪曲的、倒退的、消极的性质，实在的生产基础随着每一次的生产循环而愈来愈薄弱：发展不是按照日益扩大的，而是按照不断缩小的螺旋线进行。”［4］30因此，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随着社会资本的每次周转而变得更加狭小了。布哈林将这种日益增长的生产不足过程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布哈林还敏锐地看到，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具有转化变为以公债券支付利息的倾向。这些纸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实在价值的权利，同时它们可以流通，甚至可以大量的积累。但是大量积累起来的纸券的价值，是在未来才能得到实现的。它们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各种形式的纸券价值的大大泛滥，是同现实的劳动过程绝对不能比较的，这在资本主义结构的条件下将成为这种结构崩溃的一种标志。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就这样同纸券价值的累积平行发生。”［4］311907—1908年美国银行危机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危机，但自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起，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产泡沫破灭，1994—1995年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直接表现为银行业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布哈林当时已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工业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趋势，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布哈林对世界经济的现代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世界经济是结构上高度的无政府状态，而世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表现在两个事实上：一方面是世界性工业危机，另一方面是战争。布哈林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消除了自由竞争、以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竞争就能够消灭工业危机”的理论，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依然存在，危机也将依然存在。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通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自身的再生产而深化了。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愈来愈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世界经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生产力的增长与分配的对抗形式相冲突，与资本主义生产各部分之间的不均衡相冲突，因此造成了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劳动与私有的企业资本的组织相矛盾。其表现是之间的竞争。社会机制各部分没有均衡、没有协调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此发生深重的危机和急剧的变化”［1］64。“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只要它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克服它内在的不适应性。相反，它将在愈来愈大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再生产这种不适应性。这些矛盾将在社会有机体的另一种生产结构中，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得到真正的解决。”［1］113布哈林关于危机的观点，是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为依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德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迅速发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也体现出与战前不同的特性，得到新的发展。但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并未消失，虽然危机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总危机仍在继续，而且在发展。直接的革命形式已经转移到东方和整个殖民地区，美国与力图摆脱美国霸权的欧洲之间所谓不平衡现象，都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缩小，殖民地的凋敝和赤贫化也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自身的一切经常不断的矛盾的发展：争夺市场、生产机构的发展超过购买力的增长以及其他我们所熟知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正在尖锐化。”［3］377而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三、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

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蕴含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资本“国际化”和“民族化”两种趋势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概括出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和发展趋势，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及其应对的思想。布哈林的全球化思想是对全球化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属于自由竞争阶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布哈林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提出了“资本国际化”这一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他对“资本国际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实质就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对帝国主义体系基本特征的全面揭示，也从整体上概括出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布哈林指出，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交通运输业取得巨大发展，几个大洲的经济有机体的结合成为可能，从而使世界商品流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起来；电话网同运输工具一样，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使商品价格和股票、债券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得以依靠电讯完成。国际商品流通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表现为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持续扩大，国际人口移动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实现了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力再分配。劳动力的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极，与此相对的另一极是资本的移动。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移动是促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使世界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各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产生新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组织。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倾向更明显地表现出采用组织垄断性企业的办法，以限制自由竞争趋势。通过交换过程，存在着经常性的市场联系，整个世界的社会劳动划分在各个国家中，各国的劳动通过国际范围的交换而成为全世界社会劳动的一个部分，成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过程。由于交换而形成的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囊括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构成部分，使直到目前还是“民族的”和经济上隔绝的地区彼此接近，并且为新的、更高的、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世界生产建立愈益扩大的基础。因此，“‘国民经济有机体’早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即世界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1］1布哈林所描述的这一形式极其复杂的过程，便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过程，是使地理上隔离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彼此进一步接近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关系均等化的过程。但是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展，不能增进各交换集团间的“团结”，与之俱来的是日益发展的各交换集团间的极其激烈的竞争，是生死攸关的大搏斗。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只不过是表现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家利益的民族化过程。“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它造成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重的灾难，造成人类精力的极大浪费。”［4］41布哈林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发展过程入手，比较透彻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资本利益民族化进程，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四、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哈林在考察世界经济时都强调其资本主义的特性，将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历史地统一起来，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对象“从国家限定的经济空间转移到世界经济的空间”。市场不再被视为局限于每一民族国家内部的独立经济空间，世界经济也不再被理解为连接独立国家经济空间的国家间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连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4］2布哈林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论述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宏观背景中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分析和认识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科学方法。

第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与布哈林时代的危机相比，具有许多更为复杂的新特点，但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矛盾、国际冲突、帝国主义战争等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是具有深远根源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正在转入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市场问题、价格问题、竞争问题和危机问题，正在日益变成世界经济问题。”［3］417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危机都会使相关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布哈林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全球资本的扩张、世界市场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危机由工业危机向金融危机转变的趋势，并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理论，对研究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探寻金融危机爆发及其蔓延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范式，对我国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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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影响

一、世界经济格局发展简述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世界经济这个概念逐渐凸显，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到现在，大概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相对落后的状态，区域之间的联系很弱，基本不存在世界经济的概念，相邻的区域之间存在商旅并开展相应的经济活动，虽然在当时长途旅行的商人也存在，但是相对而言影响力十分小。这种地区内部相对而言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很快被打破，工业革命带来欧洲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进而引发了欧洲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的发展方式和程度，决定了当时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形式，而这种文化又会反作用于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欧洲，以宗教思想作为当时的主流，这种布道式的思想主题，与当时经济发展的一贯方式，以及航海技术本身的成熟，共同推动了欧洲殖民行为的产生与成熟。殖民地的建立，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以欧洲作为轴心的经济格局，欧洲成了第一个世界经济轴心。随后，欧洲向美国移民，为北美地区带去了相对发达的生产力。到达美国的移民，逐步摆脱了教会的束缚，建立起更为自由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显然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战中的美国获利颇多，而欧洲却在二战中锉尽锋芒，二战后，美国积极发展经济，很快成为了世界经济格局中不能忽视的一股新生力量，并且最终成为第二个世界经济轴心。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弊端也逐渐凸显，经济危机成为了不仅仅是美国，而是其他众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头疼的一个问题。2008年的次贷危机，给美国带来的严重的影响，无论是没有就业回升的经济复苏，还是次贷危机本身带给美国的经济问题，都让其难以招架。与此同时，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则处于稳步发展阶段。单从中国角度而言，一方面经过多年的专心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成果；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其他各个地区的经济关系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就目前而言，美国一贯主张的自由民主文化，已经初露弊端，而中国从古至今的朝奉体制，在目前阶段又开始呈现出一定的生命力。

二、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世界格局的进一步影响分析

在中国建国的60余年中，除了建国初期还需要面对十分艰难的对敌斗争，相对都是注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得到了整个世界的认可。同时在睦邻方面，中国也摆出颇高姿态，与邻邦共同发展。就目前的状况看，在未来，中国必将会成为国际上更具有影响力的经济主体。对于这一观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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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世界城市；全球城市

中图分类号：F29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51-04

二战以后，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的增加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逐步形成，以及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的不断渗透，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管理、金融和服务业的全球化进程，从而使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并涌现出若干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范围、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世界性城市，一般称之为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y）。对世界城市的研究日益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世界城市的概念、特征、功能、分类以及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世界城市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

1世界城市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1966年，霍尔(P. Hall)最先对世界城市作出了较全面的解释，即专指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国家的贸易中心；主要银行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各类专业人才聚集的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娱乐业已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1］。1986年，弗里德曼（J. Friedmann）系统地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他认为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产物，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的功能。世界城市的判断标准有2个：一是城市与世界经济体系连接的形式和程度，即作为跨国公司总部区位的作用、国际剩余资本投资安全性、面向世界市场的商品生产者的重要性、作为意识形态中心的作用等；二是城市所控制资本的空间分配能力，如金融及市场控制的范围是全球性的，还是国际区域性的，或是国家性的［2］。

美国著名学者S. Sassen(1991)将世界城市称为全球城市，她认为全球城市就是那些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务和通讯设施的地点，是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地。全球城市具有以下4个基本特征：（1）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2）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3）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4）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3］。

M. Castells（1996 ）针对那些少数国家中能吸引和集中高层管理活动的特定区域而创造了节点城市概念，节点城市是全球经济下的点，电信港的发展使得这些城市能够跨越传统的边缘界线而进行交流和贸易。世界城市则是“那些在全球网络中将高等级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中心与它们的辅社会联结起来的地方”，“世界城市产生于公司网络活动的关系以及以知识综合体和经济反射为基础的城市之间的联系之中”，“城市不是依靠它所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流经它的东西来获得和积累财富、控制和权力”［4］。与以前的静止的世界城市概念不同，Castells赋予世界城市动态的和联系的内涵，从而将世界城市理论向前推进一步。

2世界城市的特征和功能研究

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来源于聚集其中的跨国企业和跨国银行总部。因此，金融中心、管理中心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经济功能。金融中心构成了最高等级的世界城市体系，并以它们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为特征。国际金融中心可以看做是世界城市概念的延伸，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成为世界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特别分支。Reed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1981年他收集了美国76个城市1900~1980年有关金融、经济、文化、地理、政治方面的50多个指标进行多变量分析，勾勒出美国金融中心的等级体系和演变过程。1989年他又对全球金融中心体系进行研究，认为纽约、伦敦属于全球性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巴黎、东京、苏黎世属于第二层次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布鲁塞尔、芝加哥、多伦多、悉尼、圣保罗、新加坡、香港等属于第三层次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之后， L. Budd & S. Whimster（1992）、Lee & Schmidt-Marwede(1993)、Drennan(1996)、 Meyer(1998 )等也研究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及分类。

Friedmann与Wolff(1982)认为世界城市的经济从制造业向生产服务业和金融业快速转移正是这些全球变化进程的空间表现，在世界城市中的许多地方性的问题总是可以理解为超国家的影响结果，特别是那些跨国界资本的快速流动［5］。Friedmann（1986）指出，尽管历史背景、国家政策和文化因素在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变量是解释不同等级世界城市对全球控制能力的决定因素，并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global control capability）”的生产过程，而且这种控制能力的产生充分表现为少数关键部门的快速增长，包括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讯、高级商务服务。

Sassen （1991）则对世界城市“生产服务综合体”（producer services complex）进行系统研究，认为金融和生产服务业是特定生产过程的产品，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独立市场，已成为决定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力强弱的新的重要因素，并且它体现为一种建立全球生产和服务交换空间过程之上的“控制能力”的生产，而全球城市就是生产这种控制能力的中心。萨森（1995）还指出，全球城市服务功能的发展会因为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金融和特别服务业的强大需求而进一步壮大。随着国际交易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政府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也会逐步为世界城市所替代［6］。

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世界城市在信息网络建设中更是领先一步，成为全球通讯网络的主要结点，发挥着全球信息中心的功能和作用。Castells（1996）认为全球性城市支配着先进的通信网络，在描述世界城市发展时他写道：“巨型城市是连接各种全球网络的连接点。互联网不能掠过巨型城市：它依赖于坐落在这些中心里的电子通信与电子通信者（telecommunicators）”。Castells还指出，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把生产中心、消费中心、服务中心以及从这些中心的地方社会融入某个整体网络中的过程。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全球支配和过程是以网络组织起来的。新的通讯技术推动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在全球信息网络中世界城市充当着主要的节点，支配着互联网的全球地理结构。S. Graham & S. Marvin（1996）也认为，全球城市在塑造浮现中的全球地理和远程通讯基础设施发展格局中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特别是全球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在快速变化的通讯景观中发挥主导作用。Malecki（2001）运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拥有的骨干网络带宽与网络数量等数据，从中发现全球范围的网络信息空间的分布倾向于世界城市。

此外，世界城市还具有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如Hall（1966）曾将政治要素作为区别世界城市与其他类型城市的重要基础，他认为世界城市应是“主要的政治权利中心、国际最强势政府和国际商贸等全球组织的所在地”。Friedmann（1995）也认为，“世界城市处于世界经济和地域性的国家政府之间的结合部分”，因此，“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世界城市这一概念具有典型的经济学语言痕迹，尽管这概念具有分析世界城市的能力，但掩盖了城市生活其他重要特征，如历史的、社会文化、管理、政治和环境等因素［7］。

3世界城市分类研究

1986年，弗里德曼采用7个指标：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度、商务服务部门的快速增长、重要制造业中心、主要的交通枢纽、人口规模，并按照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城市进行分类。N. J. Thrift（1989）接受了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但更强调服务功能的重要性，据此他选择了公司总部数量和银行总部数量2个指标界定世界城市，将世界城市分为三类：全球中心（纽约、伦敦、东京）、洲际中心（巴黎、新加坡、香港、洛杉矶）、区域中心（悉尼、芝加哥、达拉斯、迈阿密、檀香山、旧金山）。以研究大都市带而著称的美国学者戈特曼（1989）也提出了界定世界城市的三大指标，除了人口指标外，他认为“脑力密集型”产业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同时他还注意到政府权力中心对世界城市形成的重要作用。在他列出的世界城市名单中，除了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莫斯科、兰斯塔德、莱茵―鲁尔区等以外，还包括北京、圣保罗、汉城、墨西哥等新兴的世界城市。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1991）在讨论如何促进伦敦的可持续发展、维持其世界城市地位时，从基础设施、财富创造能力、增加就业和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等4个方面对世界城市进行比较和分类［8］。Knox(1995)认为以功能分类的方法来界定世界城市可能更有效，于是他提出了世界城市的3个判别标准：（1）跨国商务活动，由入驻城市的世界500强企业数来衡量；（2）国际事务，由入驻城市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数来衡量；（3）文化集聚度，由该城市在国家中的首位度来体现［9］。D. Simon（1995）认为，世界城市就是全球化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的基点（basing point），世界城市的判别标准如下：第一，存在一个完整的金融和服务体系，以服务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客户；第二，发展成一个全球资本流、信息流和通讯流的集散地；第三，有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能够吸引和挽留有专长的国际移民、技术人才、政府官员和外交官。Beaverstock J.V., Taylor P.J. 等（1999）则从会计业、广告业、银行业和法律服务业等高等级服务业方面入手对世界城市进行等级划分。总之，各学者对第一层次世界城市的认识比较一致，即包括纽约、伦敦、东京或者加上巴黎，而对第二、第三层次世界城市的划分分歧较大。

4世界城市形成机制研究

弗里德曼（1986）认为，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动力来自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在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过程中，所有城市均会重组其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从而使一些城市凸现为全球的关键城市。这些关键城市不再直接生产工业产品，而成为积累和扩散国际资本的基点，并通过复杂的全球城市体系成为整合全球生产和市场的指挥者和协调者，即世界城市。Friedmann（1995）进一步指出，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表达，而世界经济体系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经济系统所构成。经济实力越雄厚的区域，其拥有的世界城市的等级就越高，反之就低。Sassen(1995)认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商务交易的复杂性，伴随着最先进的通信技术在这些城市的集中，也造成企业命令与控制职能的集聚。全球城市的形成动力来自于两股强大的经济力量的结合：一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二是对这种生产活动的控制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但同时她也指出，世界城市只是一种分析框架，用以抓住世界城市的共性，而每一个世界城市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要透过浓厚的当地制度环境和法律、行政框架才得以形成和发展。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益发达的全球通讯网络在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智能建筑、电信港、光纤以及其他关键技术，已成为正在浮现中的信息化城市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些电信设施的建设和扩张对一个城市未来的经济增长以及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Moss,1987）。Lanvin(1993)认为信息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战略性资源，而电信系统则成为城市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先进电信设施在少数世界城市的集中，为它们进一步的繁荣提供了保证。Batten(1993)也认为，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方面：一是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联结到世界各地；二是能否在世界无形的

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三是有无创新性和适应性去不断开发网络中所固有的潜在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A. Leyshon & N. Thift（1997）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全球城市的发展和功能日益依赖于先进的远程通讯网络和服务，这样的城市在地理空间的小部分集中了绝大部分经济部门和跨国活动的通讯最密集的要素。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交易方式（面对面的或通过电子邮件），而不是简单地替代，远程通讯网络加速了社会经济要素的集聚性增长，从而促进了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著名学者M. Castells把当代信息经济归纳为由“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组成的网络型社会，而世界城市网络就是其中的网络之一。Castells于1989年首次提出了信息城市的概念，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础，构造了所谓的“发展的信息模式”（information mode of development）。他认为，信息技术使得地理摩擦为零，世界经济将由“地方的空间”（space of place）转变为“流的空间”。信息经济的流具有独特的网络结构特征，通过建立全球性的具有“瞬时”通达性的网络，就可以消除国家疆域的壁垒，这种情形充分表现在以通讯联系为基础的世界资本市场交易之中。如何获得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主要节点的控制权，就是在国际资本积累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并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之所在。

5世界城市网络研究

世界城市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全球性网络，它较少受政治势力控制，以资本流动、信息传递、商品交换、生产分工和合作为主要沟通纽带。但迄今为止，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单个城市的评价或几个城市的比较分析，对世界城市的形成研究较多，而对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和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了解甚少，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连续、完整、具有可比性的数据资料。Short & Kim(1996)等从电信容量方面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探讨。Lee& Chen (1994)、Smith & Timberlake(1995)、Keeling (1995)、Rimmer (1998)等曾采用国际航班旅客资料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之间的联系。Beaverstock等（2000）采用高级生产服务公司的办公区位来分析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着重探讨了伦敦与其他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最近，P. J. Taylor（2001）, P. J. Taylor, D. R. F. Walker, G. Catalano（2002）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Taylor等把世界城市看做是彼此连接的网络体系中的“全球服务中心”，世界城市网络的构建内容是全球服务公司办公点内以及办公点之间的那种很少面对面的接触，通过办公点间的各种信息、观念、知识和教育等彼此连接在一起。因此，世界城市网络可以解释成全球服务公司办公点以及它们之间产生的各种“流动”的混合体。据此，Taylor等从容纳力、支配指挥力和通道等三大方面和7个不同侧面（世界城市连接、国际金融连接、支配中心、全球指挥中心、地区指挥中心、高连接通道、新兴市场通道）对世界城市网络作用力进行了测定［10］。

6结论与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越国界的物流、人流、资本流和信息流的加速运动，形成了全球规模的经济系统。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世界城市的形成，而世界城市又依靠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和扩散能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全球化的势头有增无减，全球化正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尽管全球化的未来前景尚未定论，但对大城市来说，全球化无疑是新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全球范围内的大城市将被重新挑选排队，它们将在形成中的世界城市体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极化作用将加剧，少数大城市将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世界城市占据全球城体系金字塔的最顶端，是全球经济的指挥和决策中心。西方学者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判别标准、形成机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都处于探索之中。尽管学者们在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但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还是比较清楚的，即指那些在全球或世界某一大区范围内起到经济、政治、文化和信息枢纽作用，并具有高度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国际服务功能，集中了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与金融机构，是具有全球意义战略资源的聚集和配置中心。世界城市按照其经济能级和影响范围的大小，可分为全球性世界城市和区域性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形成是长期竞争的结果，世界城市格局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如战后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在加入WTO后，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将日益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在实践上，中国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已经开始，应该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积极创造条件，加快与全球经济接轨的步伐，并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促进其向世界城市迈进。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7042114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EYB028）。

参考文献:

［1］Hall P. The world cities［M］. London: Heinemann, 1966.

［2］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 69~83.

［3］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Castells M.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Blackwell. 1996.

［5］ Friedmann J & Wolff G.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3:309~344.

［6］ Sassen S. On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ty in the global city［A］. In: Knox P L &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3~78.

［7］ Friedmann J.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A］. Knox P L. &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47.

［8］ 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 London: World City, 1991

［9］ Knox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A］. In: Knox P L &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20.

［10］ Taylor P. J., Walker D. R. F., Catalano G. etc. Diversity and power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Cities, 2002, 19(4), 231~241.

篇10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

按英国学者戴维. 赫尔德的说法：“全球化是一个体现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此过程可以根据其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衡量，并产生了跨大陆或区域间的流动与活动、交往与权力实施的网络。

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从面上看起来是经济活动的作用；但就其根本却是科技进步。“全球化”作为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世界化”，其实是在互联网建立后才真正确立的，这种“世界化”程度的提升也是互联网不断创新、发展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网络化生存”就是“全球化进程”的当下写照。因此，正视“全球化进程”就意味着必须正视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和深刻影响。

如果把文化视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科技进步是人类在当下社会实践中最重要的“文化创造”；而如果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的“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那么当今人类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显然具有极高的科技含量甚至有由科技进步来主导的趋势。科技进步已成为“全球化”的原动力，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变为全球化的依托。交通的进步促进人员和物质产品的全球化，通讯的进步促进精神产品的全球化。当然，两类技术的作用经常分不开。互联网能调动资本，轮船也能传播精神。目前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引起的。伴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信息时代又接踵而至。随着商业竞争的加剧，企业产品创新速度的快慢和科技含量的大小决定了企业的盛衰成败。科学、技术、生产之间以及各门科学和各项技术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空前加快，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现在已达到80％。

篇11

西方7国集团（G7）不得不通过抱团的形式，在7大经济体中集体协商世界金融、货币和贸易稳定的全球性策略。之后的近四十年，G7峰会成为名副其实治理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机制，更是西方七大强国驾驭世界经济、政治与外交的重要手段。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使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和经济受到致命的打击，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受到了打击。于是，1999年在G7（后来加上俄国，成为G8）国家的倡导下，召开了第一次20国财长会议，商量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恢复世界金融和贸易秩序。随后每年的G20财长会议（还有中央银行行长）召开一次，旨在平衡各国的贸易和货币稳定关系，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而影响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健康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G7工业化富国，除了德国和日本，几乎每年都与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贸易，产生了超常规的贸易逆差。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拉动了许多资源出口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南非、巴西、俄国的经济火爆了，澳大利亚的经济火爆了，中东许多国家的经济也更加火爆了。

不过，多年的贸易不平衡，美国的消费经济撑不下去，欧洲的消费经济更是撑不下去。它们对大量进口中国和其它国的制造品能力，产生了动摇。国内的个人债务不断提高，国际贸易经常性账户缺口日益膨胀，达到崩溃边缘。

2008年，终于在美国开始爆发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四大投行巨额的债务迫使它们关、停、并、转。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G7国家的主要银行，天量级的亏损，西方主要股票市场彻底崩盘，形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最黑暗、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篇12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产业结构;贸易规划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014-02

1 世界经济失衡的概念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确切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种大家一致认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界定清楚其定义,才能分析其形成原因和解决方式。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均衡的概念。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均衡至少有两点为人们所熟悉:第一个含义是指市场均衡,即在市场上供求均衡;第二个含义是指经济处在一种不再存在一种内在变化倾向的稳态。基于这两点共识,我们所定义的失衡是这样一种概念:首先,经济失衡所指的是一种由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市场无法出清的状态;其次,从长期来看,经济失衡又意味着动态的不平衡,即在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并且是具有持久性的打破经济趋于平衡的力量。所以研究经济失衡问题,既要分析形成失衡的原因,又要分析形成这种原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即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造成失衡的原因是长期的,则失衡将是可持续的,反之如果原因是短期的,则失衡将是可以消除的。

2 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造成今日世界经济失衡的短期原因,或者说触发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两个左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高度相关。这两个世界大国就是连续多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且有继续增加之势的美国和既有内部经济失衡又有外部经济失衡的中国。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就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更为主要的是,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者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失衡,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就将在所难免。为了分析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本文从中国自身入手,借以拓展到美国在这一系统中的作用,希望能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

2.1 数据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与此同时,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大幅度增加,外部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如表显示,贸易收支顺差急剧增长,从2000年的241.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748.1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从2005年起贸易收支顺差出现了猛增态势,2008年高达2954.6亿美元,而2009年1―3月就已达到623.4亿美元。2000―200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贸易收支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造成外汇储备余额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1655.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2009年3月已高达19537.4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表中单列出我国历年的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可以看出我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并且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占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总额比例很大,最低的2008年也接近50%。可见,分析我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原因,重点分析对美贸易失衡是毋容置疑的。

2.2 原因分析

正如上面分析,我们需要重点分析中美因素。从上面得数据可以发现,贸易收支的巨额顺差是构成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而造成贸易收支巨额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概括起来,其主要原因是:

(1)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

从经济结构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而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保持着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例如,美国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而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支出在GDP 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 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 年的36%。因此,发达国家的旺盛消费需求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而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进而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造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2)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国内集中资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以及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向外转移,使得国内传统优势产业如钢铁、纺织、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本外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而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变为主要的进口竞争性产业。中国拥有装备良好的制造业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因而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场所和世界制造中心。在2000―2006 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年达500 多亿美元。跨国公司将生产加工基地转移到中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加工制造,然后又将价廉物美的产品返销到发达国家,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从20 世纪80 年代起,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因而将其原先对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随国际产业转移而转移到中国,进而加大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

(3)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非同步性。

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是,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体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呈现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出来,而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都有可能表现为“ 贸易失衡”或“ 经常项目的不平衡”。

(4)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加快发展制造加工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并通过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紧紧抓住了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成功地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同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要素的比较优势,还创造了国际竞争性优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为了推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减免所得税、货币贬值以及贴息贷款。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大地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还有固化与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具体说来:第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继续趋于恶化,农村居民的收入严重偏低,与城市居民相比,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又不到城市居民的1/3,且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具有比城市居民更为强烈的自给自足倾向,所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与恶化将使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第二,由中国对外开放所促成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还造成了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新问题,那就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东西部二元结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是基础,但是一定时期内其必然是低效率的,从而政府对西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就使得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因素。

(5)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亚洲国家深刻的教训,危机之后,不少亚洲国家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危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危机过后各个亚洲国家的投资需求都不同程度的收到了负面影响,出现了投资率下降的情况。当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能完全吸收国内储蓄时,就有可能出现出口增加或者资本流出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就表现为经常项目盈余。

参考文献

[1]Macfarlane.What Are The Global Imbalances To the Economic Society of Australia Dinner[Z].Sep 28,2005.

篇13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在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动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起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有:(1)生产国际化。(2)贸易自由化。(3)金融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2.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3.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4.全球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全球化和区域化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实现了产业的重组,并购企业跨越国界、洲界和产业界限,各种虚拟的经济形式如雨后春笋,虚拟经济使机械化大工业变得如此渺小。世界经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全球化和区域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结构。为追求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出现了各种区域化与全球化方式,区域化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秩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与投资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完善,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将表现得更为充分。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将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为满足和适应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各国普遍在金融领域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演进,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活动为生产与贸易带来便利的同时,国际金融的风险也同步增长。相对于软弱无力的国际金融监管,如果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极有可能。经济的不均衡性将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以其明显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和超额利润,由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生产国际化,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未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则进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将更加突出。

篇14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产业结构;贸易规划

1世界经济失衡的概念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确切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种大家一致认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界定清楚其定义,才能分析其形成原因和解决方式。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均衡的概念。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均衡至少有两点为人们所熟悉:第一个含义是指市场均衡,即在市场上供求均衡;第二个含义是指经济处在一种不再存在一种内在变化倾向的稳态。基于这两点共识,我们所定义的失衡是这样一种概念:首先,经济失衡所指的是一种由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市场无法出清的状态;其次,从长期来看,经济失衡又意味着动态的不平衡,即在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并且是具有持久性的打破经济趋于平衡的力量。所以研究经济失衡问题,既要分析形成失衡的原因,又要分析形成这种原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即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造成失衡的原因是长期的,则失衡将是可持续的,反之如果原因是短期的,则失衡将是可以消除的。

2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造成今日世界经济失衡的短期原因,或者说触发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两个左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高度相关。这两个世界大国就是连续多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且有继续增加之势的美国和既有内部经济失衡又有外部经济失衡的中国。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就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更为主要的是,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者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失衡,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就将在所难免。为了分析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本文从中国自身入手,借以拓展到美国在这一系统中的作用,希望能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

2.1数据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与此同时,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大幅度增加,外部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如表显示,贸易收支顺差急剧增长,从2000年的241.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748.1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从2005年起贸易收支顺差出现了猛增态势,2008年高达2954.6亿美元,而2009年1—3月就已达到623.4亿美元。2000—200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贸易收支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造成外汇储备余额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1655.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2009年3月已高达19537.4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表中单列出我国历年的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可以看出我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并且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占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总额比例很大,最低的2008年也接近50%。可见,分析我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原因,重点分析对美贸易失衡是毋容置疑的。

2.2原因分析

正如上面分析,我们需要重点分析中美因素。从上面得数据可以发现,贸易收支的巨额顺差是构成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而造成贸易收支巨额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概括起来,其主要原因是:

(1)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

从经济结构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而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保持着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例如,美国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而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年的36%。因此,发达国家的旺盛消费需求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而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进而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造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2)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国内集中资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以及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向外转移,使得国内传统优势产业如钢铁、纺织、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本外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而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变为主要的进口竞争性产业。中国拥有装备良好的制造业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因而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场所和世界制造中心。在2000—2006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年达500多亿美元。跨国公司将生产加工基地转移到中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加工制造,然后又将价廉物美的产品返销到发达国家,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因而将其原先对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随国际产业转移而转移到中国,进而加大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

(3)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非同步性。

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是,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体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呈现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出来,而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都有可能表现为“贸易失衡”或“经常项目的不平衡”。

(4)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加快发展制造加工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并通过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紧紧抓住了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成功地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同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要素的比较优势,还创造了国际竞争性优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为了推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减免所得税、货币贬值以及贴息贷款。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大地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还有固化与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具体说来:第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继续趋于恶化,农村居民的收入严重偏低,与城市居民相比,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又不到城市居民的1/3,且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具有比城市居民更为强烈的自给自足倾向,所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与恶化将使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第二,由中国对外开放所促成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还造成了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新问题,那就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东西部二元结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是基础,但是一定时期内其必然是低效率的,从而政府对西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就使得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因素。

(5)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亚洲国家深刻的教训,危机之后,不少亚洲国家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危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危机过后各个亚洲国家的投资需求都不同程度的收到了负面影响,出现了投资率下降的情况。当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能完全吸收国内储蓄时,就有可能出现出口增加或者资本流出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就表现为经常项目盈余。

参考文献

[1]Macfarlane.WhatAreTheGlobalImbalancesTotheEconomicSocietyofAustraliaDinner[Z].Sep28,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