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2-28 15:43:46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国内金融市场现状分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金融市场效率;实体经济;资源配置
一、引言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加上国内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企业价格竞争优势减弱,部分订单流失到东南亚国家。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在此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显得尤为重要。
二、金融市场效率理论概述
国内学者对金融市场效率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王广谦(1996)指出衡量金融市场运作效率的高低,可以通过市场上金融商品价格对各类信息反应的灵敏度、金融市场上各类商品价格具有稳定均衡的内在机制、金融商品数量及创新能力、市场剔除风险的能力和交易成本的大小来体现。金融市场对经济的作用效率突出反映在市场对融资需求的满足能力和融资的方便程度这两方面。杨德勇(1997)认为金融市场的效率具体表现在:沟通效率,有效地沟通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赤字部门之间的资金运动;分配效率,根据全面的经济和金融信息,有效地分配资金,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传导效率,金融市场能有效影响资金供求和经济运行,从而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传导工具。林毅夫(2001)提出衡量金融市场效率高低的根本标准是看能否把资金配置到回报率最高的产业部门和企业,促进实物经济快速发展。
本文将把金融市场效率分解为金融市场运作效率及金融市场对经济的作用效率,通过对我国金融市场效率的现状分析,找出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为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出一些建议。
三、金融市场效率与支持实体经济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金融市场运作效率
1.我国证券市场对历史信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反应能力,但国内许多学者对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通过弱式有效市场检验尚存在争议。
2.虽然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但市场化利率生成机制的发展仍相对滞后,金融市场的利率体系相互割裂。
3.我国金融市场因为可交易商品的数量有限,交易品种不能满足不同交易主体对风险、期限、利率的不同要求。
4.我国的金融创新起步较晚,金融产品数量、产品种类、交易方式等方面创新度不够。
(二)我国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效率
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效率主要表现为企业从金融市场获得资本的难易程度及获得的资本规模大小。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是以银行为主导型的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且在间接融资中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市场结构比较单一。
1.银行主导的间接金融市场效率缺陷
(1)银行体系不能顺畅地将高额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就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存贷比从2000年的80.26%降到2010年的66.72%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中介机构在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上出现了弱化趋势。
(2)我国储蓄资金的投向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商业银行出于控制自身风险的考虑,以及受到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长期以来借贷对象往往以大企业为主,而中小企业、农村地区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相对被削弱。
(3)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现象多于盈利,造成了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
2.直接金融市场的效率分析
我国在股票发行、上市方面都倾向于国有企业。近年来,虽然对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上市管制有所松动,但国有控股公司在上市公司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
我国债券市场目前只有少数经营状况好、信誉良好的民营大中型企业能够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而大量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的债券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但随着金融深化和发展,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将发生变化,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准确反映实体经济融资规模,直接融资规模所占比重会逐渐增加。
四、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措施
(一)发挥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打破政府主导的国有银行对国企过度倾斜的融资模式,放松金融市场对民营企业的严格管制,让民营企业能得到充分的金融资源。
(二)完善经济制度,深化经济改革
深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减少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贷款的依赖。并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支持骨干民营企业做大,不断优化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三)发展直接金融市场,推动金融结构演进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扩大股票、债券、信托等融资活动对企业的帮助。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进一步发展票据融资、企业债券和融资租赁等方式。只有间接金融市场与直接金融市场间协调发展,相互竞争,才能从根本上推动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作者单位:西华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注解: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其中,存贷比=贷款余额/存款余额。
参考文献:
[1]王广谦.金融市场效率的衡量及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选择[J].金融研究,1996,(02):42—45.
[2]杨德勇.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效率[J].云南金融,1997,(08):11—15.
【关键词】 FDI;东道国;经济增长
一、理论综述
关于FDI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国外经济学界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此时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利用FDI进行研究,进过发展形成了发展主义(May,1970)、经济民族主义(Vaitso,1974)和依附论(Baran,1973)。20世纪80年代中期,掀起该领域研究的第二次。以罗默(Lomer)、卢卡斯(Luca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FDI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三个阶段。
国外学者Bhagwati(1978、1985)、Ozawa(1992)等人提出东道国健全的市场对于FDI的溢出效应有很重要的作用,认为健全的市场有助于减少市场扭曲,促进经济增长;JeannineN.Bailliu(2000)较早地研究了国内金融市场在私人净资本流动(包括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认为发达的金融体系具有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和提高投资效率的作用与功能。
国内学者对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也比较多:于克萍 、傅晓涛(1999)应用简单线性生产函数和Koyc称几何滞后模型,以中国经济增长为基础研究了FDI的理想吸收规模。通过建立国民经济总体的生产函数,反映经济增长和FDI之间的关系;包群、赖名勇等人(2002)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影响FDI对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存量起着关键作用;李子奈、王志鹏(2004)利用我国29省份1982~2001年间的数据研究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FDI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人力资本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普遍忽视金融因素在FDI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尤其是国内的研究。Chee-Keong Choong、ZulkornainYusop和Siew-Choo Soo(2004)等虽然对金融因素对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但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较少,特别是中国作为引进FDI最多的国家之一研究更少。
二、国内金融市场对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1.加速技术实现的速度。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理论上讲会放大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新技术、新发明作为中间产品促成了新资本品的产生或促进原来资本品的技术升级,提高了生产中所使用的实物资本的生产效率,这个过程需要国内特定金融市场的支持。实践证明,金融市场对通过各种手段为新技术、新发明提供融资的安排。
一国金融市场越发达,越能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越利于提高技术成果的转化速度。具有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的欧美日韩等国通过金融中介、有效地金融监管、分散化的金融体系等为FDI的高新技术研发提供资金的支持和风险退出机制。FDI企业对东道国的竞争效应、示范效应是该国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技术改造的便捷途径。通过模仿FDI企业的创新方式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当然通过内部的融资可以为本国企业提供资金,但是发达、高效的国内金融市场为企业的外部融资也提供了可能。
2.增大投资的效率。国内金融市场越发达,金融中介的力量越强,较强能力的金融中介能够把国内储蓄、FDI企业的流入资金介绍给国内最需要该资金的企业或者是国内边际产出较高的项目上,提高投资的利用效率。国内金融市场越发达,监管体系越健全,监管部门越能有效监督FDI资金的使用效率。国内金融市场越发达,优秀的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的经验越丰富,就越能有效地搜集各种资料和信息为企业提供及时的帮助,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加速储蓄的资本化与国内外企业的联系。储蓄高效及时地转化为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从经济增长的一般途径来看,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之一。储蓄水平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现实性。储蓄到投资的转化,使社会物质资源从消费的生产转化为资本品的生产,储蓄不能及时高效地转化为投资主要由于:货币的同质性与物质产品的一致性的存在、投资者与储蓄者的分离、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与不完善等因素。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有利于储蓄转化为投资,使得二者的价值总量与实物总量的双重相等,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实现手段讲有金融型转化和非金融性转化两种。非金融型转化一是储蓄者或投资者直接利用自己的产品或其他资源来投资;二是储蓄者或投资者利用自己的货币资源投资于实物资本。金融型转化是指储蓄通过金融系统转化为投资,一般是建立在现代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基础上。发达的金融市场,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推动各种金融工具的发行,通过各种金融工具的发行功能,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的投资者从储蓄者手中获得所需资本,调整生产资本的存量与流量,促进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增长。总之,发达的东道国金融市场,不仅使得FDI企业获得生产资本的存量与流量,实现投资资本的形成和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内外企业之间建立紧密的上下游关系促进经济增长。
三、中国国内金融市场水平与FDI与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推动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90年代后,中国逐步形成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等为主体的相对完善的国内金融市场。从以下几个宏观总水平来衡量中国的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衡量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几个重要指标有:(1)货币化率(M2/GDP)即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一般用于表示金融深化,麦金农在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分析中用到,大多数学者在实证研究是也用该指标。(2)金融化率(FIR),也叫金融相关率,及金融资产价值占GDP(或GNP)的比重,Gold Smith认为他是衡量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3)资本外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一国金融市场的抑制和扭曲程度的指标。(4)利率与汇率指标,它强调的是利率控制的金融抑制作用,利率开放是金融深化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金融化率由1990年的89.6%上升到2008年的367.9%,显示了中国的金融化率不断提升,但是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美国在1999年就达到了402.1%、日本1999年378.48%,也低于一些新兴国家水平,比如新加坡2000就达到了378.48%。总之,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低下,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对FDI促进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四、结论和建议
理论通过的协整分析Ln(FDI*LLY) 【LLY代表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负债】,Ln(FDI*PRIVER)前的系数为负数【PRIVER代表私人部门的贷款】,表明我国的金融市场没能起到积极推动FDI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即国内金融市场与FDI相结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不高,国内的储蓄资源大量闲置不能够很好的转化为投资。虽然FDI流量逐年增加,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使得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鉴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建设国内金融市场。
1.健全资本市场,促进储蓄转化为资本的进度。股票、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的融资以及风险投资、信用担保、银企合作等是中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促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但是在中国,股票、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的融资以及风险投资、信用担保、银企合作等方式仅处于起步阶段。针对国内金融市场存在的规模有限、覆盖面小等缺陷,一是要增加股票、债券、信用担保的品种,允许国内企业和科技、专利投资型FDI企业发行企业科技创新债券或大力发展“二板市场”;二是放宽技术、专利型企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条件,提高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范围,增强FDI企业的资本积累能力,使FDI企业与中国国内企业建立前、后关系,进而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放大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2.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1)我国商业银行在进行商业化改革的时候,要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导原则,实施严格的风险管理机制,减少甚至是停止对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项目的贷款,是资金流向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型产业。提高对企业现有在建工程项目的监督管理。
(2)实施信贷政策,调整信贷结构发挥其杠杆作用,鼓励并引导对FDI企业在内的各类新技术产业、资金利用效率高的企业的信贷支持。
3.开放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国内的金融服务市场,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是中国能够更好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从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来看一般经历的过程为:国际债券投资―国际银行贷款―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由此可知,国际证券投资将逐渐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在引进外资时,仅对FDI政策上的优惠已经无法适应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要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增进FDI的投资信心,逐步引进国际证券投资的模式,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扩大FDI的溢出效应。
4.大力发展民营银行,成立科技开发银行。当前,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推动企业科技融资方面欠缺仍比较大,尤其是为FDI企业提供科技改造、科技创新提供的资金不足,没能很好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抑制了FDI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针对我国的现状,成立科技开发银行可以有效弥补现有银行体系的缺陷。我国可以成立商业银行性质的科技银行专门的为科技创新服务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也可以考虑成立专门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政策的科技开发银行。
5.加强金融监管体系
(1)加强法制建设,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加快金融体系的立法步伐,使各项业务法制化,做好金融法律、法规、规章等的制定和修订,从监管机制的原则、监管内容、监管方式、监管责任等方面对金融部门的行为进行规范,量化金融监管的目标,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只,提高金融监管部门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水平。
(2)逐步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短期内分业监管体制要继续保持,长期内随着中国金融机构的完善、机制的健全、监管能力的提高,可以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成立国家金融安全管理委员会,下设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信托局等部门,分别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进行监督管理。
(3)监管模式与监管内容的转化。监管模式有机构型监管模式向功能型模式转化,监管内容从合规型监管向风险型监管转化。有直接的监督检查转向间接的考评检测,有事后查处转向对全过程的监督。
参考文献
[1]吴蕴韬.《我国利用FDI的现状分析》.《学术交流》.2004(9)
关 键 词:QDII基金;内生配置市场;配置比例;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1)06-0050-06
一、文献综述
QDII即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它是指在一个国家境内设立的,经过该国相关部门批准,从事境外的资本市场股票、债券、基金等一系列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 [1] 。在本质上,QDII是一种投资的制度,也是一种跨境投资的方式。QDII制度是一种在资本管制状态下调节外汇储备、扩大投资渠道、稳定中国经济发展、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补充, 所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 我国第一批QDII基金的推出恰逢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受海外股市拖累,大部分QDII基金一度下跌过半,这对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而在这种不佳的处境下, 国家依然给QDII基金很大的政策支持,更多的QDII得到了发行和上市的机会。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回暖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刺激, 各国资本市场都逐渐产生了止跌上扬的走势, 但本应随之上涨的QDII基金却又交出了一份并不让人人满意的答卷。 这就不得不让人考虑这其中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围绕上述问题, 国内学者分别从风险管理与配置策略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性说明。 风险管理是我国QDII基金研究的早期研究方向,彭杰(2004) [2] 较早提出了QDII对券商风险管理的要求, 并分析了我国券商当前的风险隐患,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制度、 系统构建和技术三重策略入手来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的观点。李洪梅(2007) [3] 分别从汇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角度分析了中资银行QDII业务经营风险, 并提出了相应的规避策略。刘颖(2008) [4] 从中国QDII的背景和发展现状入手分析了制约QDII发展的因素, 并提出发展策略。随着QDII实践的逐步完善和成熟,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基金的配置策略对于QDII基金的绩效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围绕配置策略这个关键问题,已有学者展开了研究。比如,罗富碧(2010) [5] 在对我国QDII基金现状分析的基础上, 分析了QDII基金面临的汇率风险、 集中投资风险、 清盘风险和产品自身风险等问题,并定性分析了QDII基金的投资策略。王慧慧,杨倩(2011) [6] 对基金系QDII的投资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 根据指标对其投资策略及产生的影响做出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
现有研究成果均没有得出QDII配置策略的量化模型, 因而无法得出在现行国内外宏观经济条件下的QDII最佳配置策略。 本文以我国QDII基金的地域配置为研究对象, 在对QDII基金地域配置现状进行总结概述的基础上, 并充分考虑到汇率因素影响, 重点研究QDII基金的跨地域配置比例问题, 以期从地域配置的视角为我国QDII基金管理和投资提供科学定量化的指导意见。
二、我国QDII基金地域配置现状
QDII的初衷在于实现全球化分散投资, 以国际化视野精选具有良好成长潜能、 价值被相对低估的行业和公司进行投资, 以避免单一市场内部的系统性风险,提高投资组合的风险调整收益,为投资者带来稳健、持续的增值收益。从2007年第4季度第一批QDII出海到2010年第4季度我国QDII在海外各市场的分布来看, 香港市场的投资仍然是海外投资的主流, 但海外投资的分散度及多样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 [7] 。
根据长江证券投研部的我国QDII基金在2007年第4季度至2010年第3季度的地域配置分布数据,2007年第4季度,QDII在倍受追捧的情况下首度出海,因此出于谨慎的态度,中国香港地区的投资占到QDII总资产的80%, 其次是以新加坡为首的东南亚地区(占7.75%)和美国(占5.94%),再次是英国(占3.70%)和澳大利亚(占2.98%)。此后QDII在香港市场的配置有所下降,但是始终保持在70%左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QDII基金的投资范围。 最为显著的是韩国和印度,作为亚洲新兴市场,我国QDII基金至2010年中期在这两个市场的投资总和占到了全球总投资的7.95%, 超过了在英国和澳洲两国投资的总和(占6.86%),也超过了QDII投资的两个传统热点区域(除香港外)――美国(占7.53%)和东南亚(占5.63%)。而对于欧洲大陆、南美地区,亚洲其他地区等区域,QDII的投资虽仍较为保守,但已有相当大的进步, 由2007年第4季度的0.03%增长到2010年第1季度的3.02%, 第2季度虽下调至2.5%,但仍超过了英国的1.75%。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2010年后台湾市场被纳入到了QDII全球投资的版图,QDII基金投资于台湾市场的总额占到了其他地区市场的一半以上 [8]。
从各只QDII基金的区域配置来看, 偏好亦各有不同。 表1至表3分别列示了各只QDII基金投资于海外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的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以及总投资国家/地区数 [9] 。由于2010年12月后发行的7只QDII基金未列入上述统计数据,因此无法对其地域配置进行分析,另外两只QDII基金“富国全球债券”和“鹏华环球发现”由于未投资于海外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 因此剔除对这两只基金的地域配置分析。
根据地域配置重点的不同, 目前市场上运作的QDII基金大致分化成三类:
1. 仅投资于单一市场, 或是单一市场投资占有绝对优势,如海富通海外精选、国泰纳斯达克100、华宝兴业海外等,如表1所示。可见,目前投资于单一市场的QDII基金除“国泰纳斯达克100”重点投资于美国市场外,其他基金均以中国香港为目标市场。作为特别行政区, 与大陆经济有着紧密的香港市场对于我国的机构投资者来说更为熟悉, 在信息获取与研究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其成为QDII的首选投资区域毋庸置疑。
2. 亚太地区区域分散投资, 如汇添富亚洲澳洲优势精选、易方达亚洲精选、广发亚太精选等,如表2所示。可见,以亚太地区为主的QDII基金仍以中国香港为最大的投资市场, 同时兼顾了澳大利亚、 新加坡、美国、韩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
3. 以一个或两个市场为投资重点, 但兼顾了全球其他国家(区域)的投资。如交银环球精选、华夏全球精选、工银全球精选等,如表3所示。此类QDII基金主要以中国香港和美国为目标市场, 同时兼顾了欧洲以及新兴市场国家。
三、基于风险-收益分析的QDII基金地域配置策略
(一)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投资风险与收益分析
为了分析世界不同市场区域的投资收益与风险特征, 本文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投资的风险溢价进行了比较, 笔者对1992~2010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JI)、香港恒生指数(HSI)、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FTSE)、东京日经225指数(N225)、澳大利亚标准普尔200指数(AS51)的年度收盘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 并将QDII基金投资与传统基金投资相比较,突出QDII基金投资特有的风险与收益特征,在未剔除汇率波动和剔除汇率波动两种情形下分析。首先进行的是未剔除汇率波动情形下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中, Rcp为c区域内资产组合p在期间为n年的持有期平均收益率, Rcf为c区域在当期的无风险收益率,?滓cp为c区域资产组合p在当期目标组合收益的标准差,Scp为c区域资产组合在当期的夏普比例,Mean/std为各区域给定组合在1992~2010年期间承担单位风险获得的持有期平均收益。
计算结果显示,在1992~2010年期间,美国金融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为8.88%,标准差为17.76%;中国香港金融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为16.59%, 标准差为46.21%;以伦敦为代表的欧洲金融市场平均收益率为5.69%,标准差为16.61%;日本金融市场平均收益率为-0.64%,标准差为21.41%;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兴金融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为5.98%, 标准差为24.69%。在资金成本方面,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英国金融市场相比,在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市场、澳大利亚等新兴金融市场相对较高。
为更加精准地对各区域金融市场的风险特征进行比较和量化,需要对持有收益进行风险调整,剔除资金成本。基于此,笔者通过夏普比例来测度单位风险对应的超额收益,即给定区域某组合长期平均超额收益与该组合收益标准差之比。在对无风险利率的计算过程中,对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利率和美国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利率的计算, 运用的是加权平均法,对其他几个金融市场,由于其无风险利率较少调整,可以使用其基准利率替代。
夏普比例的计算结果显示, 在1992~2010年期间,除了日本金融市场和澳大利亚新兴金融市场外,中国内地金融市场、中国香港金融市场、中国台湾金融市场、英国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市场都能产生较好的夏普比例,其中中国香港的夏普比例最高,是夏普比例较高的其他几个金融市场的1.2~1.4倍,是夏普比例较低的日本金融市场和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9.7和6.8倍 [10] 。
其实, 以上分析虽然已进行了无风险收益率调整, 该数据显示在世界主要几个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与收益特征差别并不明显, 该结果与实际情形仍有一定差距。 这是因为QDII主要是在境内融资在境外投资, 未能有效剔除汇率波动以及经济周期交替对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指数收益率的干扰, 对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影响。 现将人民币对主要币种的汇率在对应年份的波动剔除后, 重新对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指数的风险与收益特征进行汇率调整。 对剔除汇率波动后的主要金融市场的风险收益特征数据整理如表5所示。
在剔除汇率波动后, 世界主要几个金融市场风险收益特征之间的差别变得明显, 在2005~2010年期间,香港恒生指数年均收益为10.79%,是其他几个金融市场指数年均收益的3~5倍,在标准差方面,香港恒生指数年均收益的标准差为0.3764, 是其他几个金融市场指数年均收益率标准差的1.5倍左右,充分体现了高风险与高收益的规律, 该结果与实际情形较为接近。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 中国香港在1992~2010年期间, 金融市场平均收益率是样本组中前三个最高的, 但为获得单位超额收益所承担风险最低的却只有中国香港,紧跟其后的是英国、美国和中国内地金融市场。 原因在于, 中国内地金融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是半强式有效甚至无效的市场,对广大投资者来说是个零和博弈, 考虑各种市场摩擦时多数是负和博弈, 最终失去真正的投资价值而只有阶段性的投机价值。 中国内地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各个利益集团通过虚假上市、再融资、高溢价IPO、增发配股等瓜分经济增长成果的平台, 再加上中国金融市场上市公司大多有国有背景, 公司治理结构的市场化程度尚需改善。 中国内地金融市场行情具有明显的政策痕迹,政策是可以预测的,而行情却不可预测, 因为利益相关者等管理层的管理未能接受市场的监督,价格的信号功能尚未健全或几乎失效,导致投资者“单赢”而不是“多赢”的结果,这是我国亟需解决的一个金融市场上的制度问题。
(二)地域配置比例分析
为取得在世界主要金融市场之间最佳的配置比例,不妨采用因子分析,以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指数数据为原始数据, 代表原始市场, 通过统计软件包SPSS18.0的因子分析。若提取公因子为一个,满足配置优化需求,若成功提取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公因子,则需要对公因子代表的配置组合的期望收益和风险特征进行比较, 最终确定风险报酬最大的那个组合或公因子,作为最终的市场配置组合。在各个市场内部的资产配置问题, 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这里不再赘述。
首先,针对2005~2010年期间,对中国香港市场指数的年均收益率、美国金融市场指数年均收益率、日本金融市场指数年均收益率、 英国金融市场指数年均收益率、 澳大利亚金融市场指数年均收益率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年均收益率进行汇率调整,然后对其相关性进行分析。其中,增加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作为东南亚金融市场的代表。
从表6可知,中国香港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市场、英国金融市场、日本金融市场、澳大利亚金融市场在最近6年里,其指数年均收益率在调整汇率波动后的相关系数大多接近0.9, 直接通过回归分析,然后进行市场配置,会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对计量结果产生不良影响, 但可以通过提取公因子后再做回归分析,以有效降低多重共线的影响。基于此,运用SPSS18.0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表7、 表8中的数据处理结果,KMO检验和球度检验均通过, 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也超过85%的经验值,即提取公因子是可取的,运用SPSS18.0提取公因子,结果如表9所示。
令公因子为f,则:
f=0.989FTSE+0.989AS51+0.958DJI+0.918HIS+0.845N225+0.831SIP
其中,SIP为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汇率调整后,运用QDII在最近6年的投资收益率对f进行标准化回归分析,并可知:QDII=0.214f。即:
QDII=0.212FTSE+0.212AS51+0.205DJI+
0.197HIS+0.181N225+0.200SIP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从2005~2010年这6年期间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平均表现来看,QDII基金在世界主要金融市场之间的配置为最佳配置时,根据各金融市场的贡献率和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转换, 同上,给定各个市场收益率单位波动1, 对应金融市场对该投资组合(或称该公因子代表的组合ff)带来的收益率波动分别为?驻N225、?驻HIS、?驻DJI、?驻FTSE、?驻SIP和?驻AS51,则ff这个投资组合(实际为市场间的组合)的收益率波动为:
?驻ff =∑(?驻N225+?驻AS51+?驻HIS+?驻DJI+?驻FTSE+
?驻SIP)
因此,根据各个对应金融市场的收益波动对公因子代表的组合收益波动的贡献率多少,在不同市场之间进行QDII基金资产的配置比例分别为:
根据以上算法,整理结果显示,在世界主要金融市场之间配置QDII基金资产时, 根据各个市场的贡献率,在英国金融市场、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配置比重均为15.77%;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配置比重为16.31%;在中国香港的配置比重16.97%;在日本金融金融市场的配置比重为18.47%;在新加坡金融市场的配置比例为16.71%。考虑到日本宏观经济的衰退的负面影响, 配置比例最高的市场则为中国香港金融市场, 一方面是中国香港距离中国内地较近,中国内地熟悉中国香港市场,另一方面,中国香港实行联系汇率,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汇率风险。
四、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在内生确定的配置区域中的最佳配置比例问题。 首先对我国QDII基金的地域配置现状进行了统计描述, 并对主要配置地域的市场风险和收益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 然后对1992~2010年间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指数表现及其相关性进行了测度和相关性分析, 借助统计软件包SPSS18.0进行了因子分析, 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在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间进行QDII基金配置的最佳配置策略。 研究指出合理的地域配置比例与现行配置比例相比, 降低了在中国香港地区的配置规模, 但是其份额仍然居于前列,同时应该提高在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际主要金融市场的配置比例, 以达到充分分散市场风险的目的。 未来研究可以放松内生配置区域的限制, 更多考虑金融市场中的配置策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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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创建策略
大连保税区于1992年5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设立,由海关实行封闭监管,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保税区,也是目前中国大陆开放程序最高、政策最优惠的综合性经济区域之一。其基本功能是开展国际贸易、保税仓储、加工、商品展示。大连保税区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宽松的贸易政策。保税区周围环绕着六大港口码头,以大窑湾港为依托,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建立一个与国际市场接轨、高度开放的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公路与沈大高速公路相连,从大连市内到保税区有轻轨列车,交通十分便利;保税区距离最近的铁路货运站仅2公里,与东北铁道动脉相连,并贯通全国六大铁路干线,客货运输可达全国各地。大连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合署办公,作为大连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统一对大连保税区合大连出口加工区行使管理职能。大连保税区比照国际惯例,实行“境内关外”管理模式,享受免税、保税等优惠政策;境内外的经济法人和自然人均可在保税区设立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合作)、港澳台资以及内资等企业;企业类别包括贸易公司、加工企业、仓储企业、物流分拨企业、商业服务企业及金融机构等。区内水、电、气等各项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大连保税区已经根据保税区的特殊功能和依据地方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成为大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税区经济发展已具规模,形成了以电子、机械、塑料家用电器为主的加工产业,以汽车为主体的国际贸易大市场,进口汽车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信息服务不断创新。同时形成了以其配套服务的仓储物流体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大连保税区促进了大连地区投资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最大限度的移用了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大连开放型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拉动东北经济外向型发展的重要载体。
大连保税区配套金融市场现状分析
与大连保税区取得的成就相比,大连保税区尚未形成与之职能配套的金融市场。所谓离岸金融市场是指在货币发行国境外进行的该国货币存储和贷方的市场,是外国贷款者、投资者和筹资者之间信贷业务活动的场所。它为国际金融活动开拓了新的空间,并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开办离岸金融市场更是推动我国银行跨国经营的现实途径。国际实践表明,成功的离岸金融市场对推动国内金融深化、塑造利用外资新格局、促进国内金融市场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具有巨大作用。大连是目前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及境外公司和金融机构设立常驻机构比较集中的5个城市之一。大连要成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过渡,开办离岸金融业务,建设离岸金融市场,不仅为大连开拓了一条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重要通道,而且进一步拓宽了货币市场空间,健全了市场构架,增强了大连金融市场的功能辐射,有助于大连东北亚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在当前大连保税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保税区经济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这就需要吸收大量的外资来补充保税区内资金的不足,培育和发展保税区金融与国际金融业的接轨,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多样化筹资,也是当前吸引外资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建立一个与保税区相适应的规范化的离岸金融市场,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是吸引外资的重要途径。大连等沿海地区设立保税区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实行特殊的政策,采取特别的措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促进外资大量流入我国。其具体途径是通过独资或合资企业所从事的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在保证其自身外汇平衡的前提下,为我国提供更多的外汇资金,同时由于这些企业具有充足的外汇,因而有能力真正面向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最终实现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的转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对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可以给从事转口贸易的买卖双方提供外汇资金的开户、调拨、贸易融资、担保和抵押等便利,这样就能吸引大量外商来保税区从事转口贸易,达到大量吸引外资的目的。
大连保税区实行“境内关外”管理模式,享受免税、保税等优惠政策,已经具有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特殊优势:政策优势,大连保税区是在海关监管下享受国家特殊优惠政策的综合性对外开放区域,具有“境内关外”优势。特别是其自由贸易区属性使得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离岸金融市场成为可能;隔离优势:大连保税区作为全封闭区域可有效保证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监管优势:大连保税区内具备完善的海关、银行监管体系,可有效保证离岸金融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客户优势:大连保税区离岸贸易的发展,为离岸金融业务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有专家认为,离岸金融帐户在性质上属于境外帐户,在保税区中试验,为现有政策许可范围。因而在保税区内注册的企业,可开设离岸帐户。
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模式选择
国际上离岸金融市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避税港型离岸金融市场,该类型的金融市场在自身经济规模极小的小型国家或地区,起一个“记帐中心”的作用,其产生的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国民收入效应很低,但在硬件方面的投入成本却不低,对软件的要求很高,既可以产生资金渗透,又可成为“洗钱中心”,该类型的市场以加勒比海地区开曼和巴哈马的离岸经济为代表。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该类型的金融市场需要金融业具有高度的经营自由,境内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对所在地的经济、金融发展基础和管理水平又较高的要求。该类型的市场以伦敦和香港的离岸经济为代表。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代表着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该类型的市场是由政策诱导、推动,专门为非居民交易所创设。一方面便于金融管理当局对在岸业务、离岸业务分别加以监管,另一方面可以较为有效地阻挡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内金融市场地冲击。该类型的市场以纽约、新加坡和东京的离岸经济为代表。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该类型市场模式是将境内金融业务和离岸金融业务分帐处理的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中的引资需要,允许一定比例的离岸帐户资金流入。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规模巨大、离岸经济金融税制齐全、法制环境严格规范,采用避税港型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时我国的经济、金融现状,尚不具备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所要求的条件。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和大连目前的金融实力,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模式的设定应实施以内外分离为基础、适度渗透的离岸金融市场模式,即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要专门开设离岸业务帐户,将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严格分离。同时在将境内业务和离岸金融业务分帐处理的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中的引资需要,允许一定比例的离岸帐户资金流入。这是因为,如果实施严格的内外分离模式,从政策上杜绝国际离岸资金向国内市场渗透,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意义和必要性将大打折扣。通过离岸金融市场引进国内经济建设所必须的一部分建设资金,无论从成本还是效率上看无疑是引进外资战略中的一个必要和可行的部分。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既便于保持我国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又便于扩大利用外资。因此,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的理想模式应该是以内外分离模式为基础、适度渗透的离岸金融市场模式
渗透的具体模式应采用如下方式:在渗透的方向上,宜采用只允许俩看资金向国内渗透,不允许国内资金向国外渗透,即只允许(OUT-IN)交易;在渗透的渠道上,初期可允许离岸资金贷款给国内企业这种间接融资方式,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成熟之后,可逐步放开让境内企业到离岸市场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在渗透的管理上,要从政策设计到实际操作的各个环节上均做到“管理有效、管理及时、管理可控”;在渗透的规模上,要做到“适度渗透”,防止规模过渡、失控给国内市场造成动荡。适度或者最佳的渗透规模在理论上要符合一下几点:渗透规模以满足国内经济建设对外资的要求为准;以不冲击国内物价水平、税率水平和汇率水平为宜。当然,渗透的比例一定要严格控制,且何时采取这一模式还需视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运作发展情况和我国国情及国家政策而定。
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创建策略
目前上海、深圳已经开展离岸银行业务,天津保税区正积极向国家申请。而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尚处于研究论证阶段,为加快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创建步伐,建议由大连保税区管委会会同各有关方面组成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筹建小组,开展离岸金融市场的创建运作。
积极申请争取大连保税区成为离岸金融业务试点
积极向国家申请,争取使大连保税区成为我国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区域,争取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分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大连办事处、大连市金融办公室的认同和支持,加大力度,共同向国家提出申请,力争使大连保税区成为我国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区域。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各保税区都在争建自由贸易区的形式下,大连保税区一旦成为我国首批自由贸易区,国家就会给予相关的金融政策,那么在自由贸易区开办离岸金融业务即属正常。
创造条件完善离岸金融市场软硬件环境建设
积极创造条件,完善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所需软件和硬件环境建立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运作、监管体系。作为一个完全分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启动,离不开有关政策的扶持和推动。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三类:第一,放宽限制。如取消外汇管制,允许离岸帐户内交易货币实行自由兑换;除对资本充足率进行要求外,对从事离岸业务的银行没有流动性要求;放宽利率波动的幅度,允许其随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在较大的范围内上下波动;不进行现场监管,只进行非现场监管;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对贸易、非贸易和资本收支不加限制。第二,降低经营成本实施宽松的税收制度。如减征或免征离岸交易营业税、印花税、利息税、资本利得税和股息预提税等;收取较低的(个人、公司)所得税。第三,既放宽限制,又降低成本。如免缴存款准备金等;建设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交易网络,尽早开通与国际性数据通信系统和全球银行电讯协会的联网,完善各项硬件设施及配套设施,提高金融通讯和金融业务电子化、自动化水平。
积极吸引和鼓励中外大银行前来加盟
因为离岸金融市场主要是银行间市场,约80%以上的业务是银行间同业往来。大批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商业银行在全球各大离岸金融市场设立分支机构,从事离岸业务(见表1)。
由此可见,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创建发展,离不开中外符合准入条件的商业银行的积极参与。因此,大连保税区离岸金融市场筹建小组应千方百计吸引和鼓励中外大银行前来加盟,尤其应想方设法吸引海外各大国际银行及跨国金融财团加盟。此外,还应积极吸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加盟来促进离岸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离岸业务;发展;内外分离型
一、我国境内离岸业务的产生发展
离岸业务是一项金融活动,是指境内银行吸收非居民资金并服务于非居民。
1.我国境内离岸业务产生的背景与其发展的动因
从国内外的发展形势看,起初我国已具备发展离岸业务的基本条件。国家政局和法律法规基本完备,经济与相关的技术发展迅速,再加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特有的地理优势为国际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离岸业务是我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能够促进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起积极有效的作用。离岸业务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思,有利于商业银行的不断创新和国际化发展。
2.我国境内离岸业务产生发展的阶段
通过参考一些学者对离岸业务的研究分析,我国离岸业务的发展阶段分类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为:我国对离岸业务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它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离岸业务的初创阶段(1989年-1994年)。
在此阶段,离岸业务的发展以招商银行为主,起初开始于深圳的部分银行,通过不断的深入探索建立了完备的规章制度。截止1994年底,招商银行通过离岸业务获利1346万美元。
第二阶段,离岸业务的发展阶段(1995年-1998年)。
从1994年到1996年,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市分行等4家银行先后获准离岸业务试点,并且发展迅速。截止1998年底,我国离岸总资产26.82亿美元、总存款24.16亿美元、总贷款22.32亿美元,比1989年底分别增长了86.3倍、206.2倍和78.2倍,我国离岸业务初具规模,但由于扩张的盲目性离岸业务出现了的大量亏损。
第三阶段,离岸业务的整顿阶段(1999年-2002年)。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企业破产,房地产市值大幅下降,经济持续走低,导致大量不良离岸贷款出现,再加之人民币的贬值压力,1999年金融监管部门停办了一切离岸业务,进行清理整顿。
第四阶段,离岸业务的重生阶段(2002年至今)。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和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2002年6月人民银行恢复了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离岸业务,并允许交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开办该业务。这是我国金融业务发展的新起点,是我国国际化的开端。
3.我国境内离岸业务产生发展的特点
通过参考一些学者对境内离岸业务的研究,将我国离岸业务产生和发展的特点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服务对象为非居民;第二,国际化程度高;第三,交易业务自由化;第四,内外分离型离岸业务的发展模式;第五,享有更多的优惠政策;第六,交易大都发生在银行之间。
二、我国境内离岸业务的现状
我国境内离岸业务目前以银行业务为主,采用内外分离型的发展模式,我国经营离岸业务的银行共有七家但只有四家(交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可以全面的从事各种离岸业务,而且这些银行经营的离岸银行业务经营币种仅限于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是以非居民为服务对象由政策引导和鼓励的金融市场模式。我国采用这样的模式,是根据我们的现存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而定的,因为在这一市场模式中金融管理当局将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分离监管,较为有效的保护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
三、我国境内离岸业务的发展现状分析
从1989年部分银行开办离岸业务至今,我国离岸业务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磨砺,在此期间,离岸业务得到飞速的发展,规则和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但是也凸显出了我国离岸业务的一些不足。
第一,规则和制度有所改善但缺乏法律保障,法律法规滞后。
我国目前采用的仍然是199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此办法从1998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一直至今。
此办法仅对中资银行的离岸业务做了规定并没有涉及外资银行,但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外资银行开展离岸业务,中外资银行没有统一的准入标准。在离岸业务的具体业务方面也有明显的法律缺失,例如离岸业务的税收方面。
第二,监管法律缺失,监管主体和职责不明确。
离岸银行业务涉及的各监管法律和部门没有明确的主体和部门职责,阻碍了我国离岸业务的发展。
第三,离岸业务的账户管理缺乏有效性。
无论在离岸业务的存款、贷款还是现金账户,我国目前监管缺乏效率。
第四,银行缺乏自律,容易产生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的渗透。
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的渗透使资金风险加大,而且容易发生风险的隐性转移,影响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实施。例如在岸资金与离岸资金交叉混用,使在岸资金流出逃避外汇监管。
四、我国境内离岸业务的发展建议
通过对我国境内离岸业务的总结分析,针对我国境内离岸业务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修订和完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我国目前离岸业务的发展。
将外资银行的离岸业务纳入监管范围,做到中外资银行离岸业务监管的统一性,加强对客服和银行自身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第二,对离岸业务的账户管理提出明确的规定,改善管理方式增强管理效率。
第三,加强离岸业务金融市场的发展以适应离岸业务的发展需要。
完善离岸业务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提出合理的市场规范,可以有力的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而加快离岸业务的发展,增强我国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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