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2-26 15:21:08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医学的哲学思考,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 实用本位 医用化学 教学模式 改革
《医用化学》是医学高等专科院校的重要基础课,是培养医学人才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高职学生的反映来看,普遍存在着难学现象,再加上《医用化学》课程内容不断深化、拓展和更新,学生需要了解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但是,高职医学院校的《医用化学》课时数普遍较少,因此,造成了学生难学,教师难教的尴尬局面。
高职院校的教学总体要求是“实用为原则,够用为度”,实用本位的《医用化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思想来源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从实用、够用的角度出发,寻找解决《医用化学》教、学两难之矛盾。
一、高职《医用化学》教学中的现状和问题
1.学生特点
当前医学高职院校实行的大都是文理兼收,文理科学生的思维逻辑本就不同,再加上高中时期学生的化学基础也存在差异,而在医学高职院校还存在对口招生的情况,对口生的文化课基础更是堪忧,近些年来高职院校的入学成绩大多集中在三百分左右,即使是理科生,对一些化学基本概念、元素周期律、基本化学反应等都掌握不牢固,接触到《医用化学》感觉很难。再加上学生没有认识到化学和医学的关系,对医学基础课的基础的《医用化学》存在轻视,不愿花大力气去学习。
2.教师特点
目前,由于《医用化学》教师对医、药方面知识了解不多,往往在授课过程中只强调化学学科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忽略了专业的需要,强调基础理论知识的深广度而忽略与专业的联系。因此,《医用化学》教学存在的“纯化学”教学的问题依然明显。虽然医学化学教学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努力,但始终未能实现医学、药学与化学的有机融合[1]
3.课程和课时特点
《医用化学》虽然主要分有机和无机两大类,但所涵盖的内容却涉及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的相关内容,内容繁杂、知识点比较分散。而不同编写者的认识不一,导致编写的教材的深度和广度也各不相同。
从课时来看,现在高职医学院校《医用化学》课时普遍偏少,一般都在一个学期内上完,还包括实验课在内。课时少,为完成教学任务,教师课时进度必然快,而对化学基础不好的高职医学生来说在短时间内接收大量新的知识是困难的。
二、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简介
1.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沿革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来源于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创立并发展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通过杜威的同事和他的追随者的阐述和传播,在上世纪20~30年代,从美国开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后来由于杜威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取消而影响减弱,到60~70年代又有所复苏,在我国,1919年后,由于杜威在我国多个城市讲学,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曾流行一时,影响较大。
2.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特点
①注重儿童个性特点,强调儿童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
②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是对经验的不断改造;
③认为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倡导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来组织和指导学生的学习活动;
④倡导做中学,重视儿童的经验、兴趣和需要,强调儿童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儿童为主体的教学实践。
⑤认为教育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过程,强调合作,主张师生平等。
三、实用主义关照下《医用化学》教学模式改革
1.学生层面
实用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经验,其实就是让学生在学习中动起来,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改变传统的“满堂灌”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克服有些学生对《医用化学》的畏难情绪,教师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在授课过程中更多的将化学知识与医学应用相联系,让学生认识到化学对医学的重要性,增加学习化学的热情。
2.教师层面
虽然实用主义强调学生为中心,但是也倡导在教学中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认为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其实,教师在新形势下应该是“平等中的首席”,在教学中起到主导作用。
①总结适合学生的知识体系
《医用化学》内容繁杂,知识点零碎,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总不断总结适合高职医学生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区学习实用的医学化学知识。《医用化学》的知识零碎且涉及面大,即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又分散在不同章节中,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取分散中的有效知识点,就要对即将讲授的知识及时归纳、总结,使知识整合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有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2]
例如,在讲解烃类化合物时,可以再最后把烷烃、烯烃、炔烃合到一起进行比较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异同,使学生系统掌握知识,进行理解记忆,也可以增加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增强直观教学能力
《医用化学》知识枯燥,学生兴趣不高,文科生和对口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差,形象思维能力较强,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现出直观、形象、生动的教学场景,增加课堂信息量,以加强直观教学,也便于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同时学生也能更好理解重难点知识[3]。尤其现在运用多媒体硬件设施都较完善,用多媒体进行《医用化学》教学,借助电脑、投影仪可以化抽象为具体,便微观为宏观,使静态变动态,使课堂气氛生动活跃,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③加强临床联系
虽然在高职院校中,讲授《医用化学》的教师大多不是在医院工作的,有很多都是工科毕业的,但是《医用化学》的教学需要教师不断学习医学方面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意保证化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也要加强同临床医学应用的联系和渗透 。例如,医学生常用的氯化钠注射液和葡萄糖注射液的浓度和渗透压的关系。通过将化学知识和医学知识联系起来,增强学生对《医用化学》有用性的认识,提高重视度,增加学习的热情。
参考文献:
[1] 周丽平. 提高《医用化学》本科教学质量的途径与实践[J]. 数理医药学杂志,2006. 19( 2) 223 -224.
[2] 王亚玲. 情境教学在《医用化学》教学中的运用[J]. 卫生职业教育,2008.26( 7) 76 -77.
[3] 许小青. 高职护理专业文科生《医用化学》教学改革的探索[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 ,2012. 28( 2) 80 -82.
关键词:摄影;罗兰•巴特;哲学思考;艺术创作
中图分类号:J40-02 文献标识码: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Photography Art: On "La Chamber Claire" by Roland Barthes
SHAO Xin-yuan
摄影技术诞生至今已经有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有无数的书籍介绍过摄影,其中罗兰•巴特的《明室》却给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在《明室》中作者没有关于光影、构图、拍摄等任何摄影技巧的文字描述,而是以一种在我们看来近乎于“呓语”的独白弥漫着全书。但在书中我们似乎触摸到定格在真实影像背后的时间、记忆、地点,体验了文字与语言符号所表述不了的乐趣。笔者认为,罗兰•巴特在书中真正想表达的不是摄影本身,也不是形而下的技术,而是形而上的思考,是想表达一种观念,一种由“摄影”阐发的态度,并想通过摄影让观者来讨论“观看”。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观看摄影、绘画、文字与雕塑,以至于观看历史、当下和未来。也许这就是摄影的魅力所在,它留住一个个“不可能再触摸到的真实”。在台湾版《明室》的封底,罗兰•巴特引用了一个典故,故事讲述了藏传佛教的祖师马尔巴修得一门大法,叫“往生夺舍”,它可使灵魂脱出自己的身躯,进入另一具尸体,使之复活。他的儿子塔玛多德跟随父亲修行,成为此法的独门传人。一次,塔玛多德参加赛马,坠落悬崖,马尔巴得知噩耗,忙赶去看望儿子。弟子们想请师父行“往生夺舍”法,却找不到合适的尸体。马尔巴把儿子抱在怀里,哀痛不已。恰巧就在前几天,有一对老人失去独生子,马尔巴前去以佛理相劝。说,得子丧子,如梦如幻,不要太过悲伤。看到马尔巴悲痛的样子,一名弟子对他说:您告诉我们,一切皆是幻象,令郎之死且不也是一种幻象?马尔巴答道:你说得没错,但我儿子的死是一种超幻象。
这段文字与《明室》有什么联系呢?当读完全书我明白了,书中的寓意都包含在这个故事里。罗兰•巴特在《明室》的开篇便舍弃了学术的立场,声明只“以对我而言真正有存在意义的几张照片作为研究的根据,完全不关文本总体,只谈这些个体。”他甚至倡导开创一门个体的学问,不关乎普遍性的“知面”,只关注打动个人的“刺点”。“知面”(Studium)和“刺点”(Punctum)这两个词语贯穿书的始终,这是两个拉丁语在词典中也找不到确切的翻译和中文解释。所谓“知面”我的理解就是影像的表层,是一幅画面所展示的众所周知的描述,是广义上的摄影,衍生开来就是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普遍知识。而“刺点”则与个体息息相关,它只是关注个体本身的情感,在摄影的范畴里,是画面里真正能够击中人的内心世界的元素。“知面”与“刺点”虽然彼此相互对立,但又并存于同一张照片中。罗兰•巴特在思考“知面”与“刺点”时,诉诸这样一种“面的延伸”与“点的穿透”的辩证解释。其实他借用了伯格森与德勒兹“广度•强度”的二元论。广度是外在的、空间的、物质的;强度是内在的、时间的、精神的。在罗兰•巴特看来“神情也许是某种精神方面的东西,一种把生命的价值神秘地反映到脸上去的东西”。如果用“刺点”理论来看《明室》,书中第一处打动我的是在阅读完整个上篇晦涩深奥的理论之后,下篇开头关于他的母亲去世的那段文字。当读完这段文字,我恍然大悟了,前面提及的马尔巴的丧子在这里暗喻着罗兰•巴特的丧母。让罗兰•巴特困惑的是在一堆母亲的影像中,他无法寻找到与记忆里的形象相符的母亲。每张照片都只是保留着母亲的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稍纵即逝的残留。即使这些都是曾经的母亲、曾经存在的母亲。但都并不是母亲的本质,“因为我错失了她的生命本质,所以我错失了全部的她。”罗兰•巴特怀着对母亲深深地思念,去追寻心中母亲的影像,他走进了母亲过世时住的那套房子。于是,影像穿越了时空,“在灯下一张张地看她的那些照片,跟她一点一点地上溯历史,想到我曾经爱过的那张真实的脸。结果,我找到了。”死亡的阴霾被照片中的小女孩儿驱散,那是一幅幅完整的影像,它触动了罗兰•巴特,他说“我从中看到了不被家庭悲剧(父母离异)以及任何体系束缚的善良。”在照片中,罗兰•巴特看到母亲童年时代的善良与温存,母亲坚守着这些美好的品质,终其一生。在这里他找到了他心中的完整的母亲。
书中还写道:“总算这一回,摄影带给我好像回想般断定的感触,正如普鲁斯特曾体验过的:一天普鲁斯特低着头脱鞋,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他祖母的面庞,‘我第一次于无意中在记忆里重新见到了祖母,她那样子完整而生动’”。在罗兰•巴特看来“他拍摄了一张超等照片,其存在之久远,超过了摄影技术本质所能合理保证的期限。”其他的照片,仅有类比而无真实。“ 不管照片给你看的是什么, 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方式给你看, 照片永远都是不可见的,我们看到的不是照片。”在这里,罗兰•巴特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道出了摄影作为艺术在精神层面上的“虚无”。这样的论述总觉得似曾相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艺术门类,可以放进绘画、雕塑、设计,可以放进古典主义,也可以放进后期印象派的笔端。只是在摄影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罢了――以其“可视” 表达它的“不可视”。作品中形象的部分只是作为媒介,或者是被作者用来转述或实现其意图的材料,它们除了作为意义或“无意义” 的方式、手段或线索之外, 并不指向“形象”本身。在罗兰•巴特看来“摄影出自纯粹的偶然并且只能如此(和文字相反,文字的东西可以因为一个字于无意之间起的作用,使一个描写的句子变成一个发人深思的句子),摄影能立即把成为人种学知识素材的‘细节’显现出来。”不管是照片,还是“一般图像”,在细节方面,每个人观看的角度不同,触动观者的细节不同,对同一张照片的解读也就因人而异。当图像给予观众不同的体验和感受时,对于图像的生理感应就很自然的上升为精神层面的感应,观众会对照片的世俗价值与精神价值进行判定。罗兰•巴特希望看到的是,从生理感应上升到精神感应所产生的愉悦,而作品本身与现实产生的关联性以及逻辑关系,则是更值得关注的。
从而罗兰•巴特认为“摄影的真谛很简单,很平常,没有什么深奥的东西:‘这个东西存在过’”,按照现象学的说法,图像是虚无的物体。“摄影对我来说成了一种奇怪的‘中间事物’,一种新形式的幻觉,在感觉这个层面上是假的,在时间这个层面上是真的,是一种有节制有分寸的幻觉,是‘可分的幻觉’。是一张实在的事物擦过不可思议的图像。”
看到这里我迷惑了,既然这些都是虚无的,都是时光残留的幻像,那么,这些影像是怎样震颤我们的灵魂,甚至震撼一个时代的呢?难道我们都在被假象所欺骗?在全书的末尾,罗兰•巴特给了我回答:“我明白了,在摄影、疯狂和某种我不知其名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扭结般的),我开始把这种东西称的痛苦。”在人类所有领域到达一定的高度时,人们关注的问题则是心灵的回归,回归到最原始最本质的爱。且不说哲学的定义就是“爱,智慧”,就连当今前卫的物理学都试图求证物质与人类情感之间神秘的联系,摄影亦是如此。一个著名的摄影师曾经说过:“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喜欢,但我喜欢拍摄痛苦的主题,快乐永远只是短暂的,只有痛苦才能穿越永恒。”因为爱所以痛苦,因为痛苦所以爱得更深。如果从这个层面理解,摄影的意义已经不在于影像本身,影像只是一个触点,用于激活已成过去的潜藏于灵魂深处的爱以及追忆那段往事的痛苦,这样的痛苦足以让人沉溺。影像激起了我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怀念,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时光因为影像重新浮现在眼前。但过去的终究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会很自然的面对正在发生的当下。更痛苦的事情随之到来,对于当下,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每个人同样是无能为力。一切体会到的,没有体会到的美好生活都会成为过去,我们能做的只有再次记录下眼前的瞬间,让它定格在记忆中。在书中罗兰•巴特还提出了另一个命题:怜悯。“我把所有那些曾经‘刺痛’过我的照片又重新集中回想了一遍……通过其中的每张照片,我都必然走得更远,比被再现事物的不真实走得还要远,我会发疯似地进入照片的场景,进到图像里面去,用双臂去围拢已经死去的和将要死去的东西,像尼采那样――1889年1月3日,尼采哭着扑向一匹被杀死的马,抱住马脖子:由于怜悯,他疯了。”就像巴尔马对丧子的追忆一样,罗兰•巴特对已故母亲的追忆也只是现实中爱与怜悯的形式,真正的爱深藏于心灵的深处。当然更多人心中的爱会因为现实的冷酷变得无情而僵硬。然而摄影师是敏感的,他们贪婪的享受着正在经历的爱与欢乐。同样是因为敏感,他们必须承受当爱逝去时的悲伤。痛苦的力量远比爱带来的精神愉悦更为强大,更为持久。影像的记录是暂时的,也是无助的,但是摄影师必须拍摄。只有拍摄出力量足以强大的影像,才能盖过时间流逝的悲伤。时间的逝去与影像的定格永远是不能两全的悖论,即使已经定格下的影像也有保存的期限。然而爱可以永恒,与爱伴随的痛苦可以穿越一切。摄影师就是在这样一个悖论中追问并无限逼近真理。同样,这样的追问也刺痛着所有看过这些影像的人。
《明室》出版不久,罗兰•巴特就因车祸身亡,巴特的理论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明室》中充斥着极其主观的姿态,“自我之古老的绝对权力”(尼采语)随处可见。罗兰•巴特把自己的经验视为首位,并以此去定义摄影的本质,在哲学的高度关注摄影、阐释摄影、洞察摄影,给我们留下了对摄影的哲学思考。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9-0250-01
《消费者行为学》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是把心理学应用于市场营销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管理科学。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新的医药消费情况层出不穷,医药消费的时间、地点、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更好的把握医药消费者的特点,专门针对医药消费行为进行研究,中医药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专门开设了《医药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除了系统学习消费者行为的相关理论,《医药消费者行为学》更注重突出医药消费特色,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作为中医药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来说,以后从事的主要是医药市场营销方向,如何更好的学习《医药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笔者认为我们在教学时必须从中医药院校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能力特点出发,结合所授课程的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上加以改进,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为未来的实际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教学内容强调医药消费特色
由于中医药院校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以后就业时面对的主要是医药消费者,包括医药批发商、商、医院、零售药店以及个人医药消费者。作为医药商业企业的批发商、商以及医院,他们最终面对的还是个人医药消费者,所以归根究底都要特别了解最终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医药消费者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消费行为,主要是指为了治疗、预防疾病,维护身体健康,通过市场交换而进行的医药商品及服务的消费行为。由于医药商品及服务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具有社会公共性,因此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消费的特殊性。为了更好的了解医药消费的特殊之处,我们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特别强调医药特色,除了在每个章节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教学中讲解医药消费者的相关特点,还专门增加了“不同医疗保险方式消费者群体的行为特征”、“Rx与OTC消费者群体的行为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对医药消费行为的影响”、“国家政策与医药消费者行为”等内容。
二、教学方法讲究综合运用
要想使《医药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要改革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首先,应当注重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师生互动的良好气氛。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优化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具体来说,可以综合使用以下几种方法:(1)课堂讲授法:主要用于讲授消费者行为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在讲授过程中要注意与启发式教学方法结合起来,适当配合使用文字语言、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等手段,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进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对有关案例进行阅读、分析、讨论和发言,学习相应的知识点,锻炼和提高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和知识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现象,指导并引导消费者理性地进行购买决策,制定适应消费者行为的营销对策的能力,从而增强企业在市场营销中的竞争力。(3)情景模拟法:教师通过设置一定的消费、销售情景,让学生分别扮演各种可能的消费者角色、营销或销售人员角色,在更接近于真实情景的环境中处理一些相关问题。通过演练过程的体验,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情绪、情感、态度等内容来感受角色的心理变化,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和学习兴趣,加深对消费行为学知识的理解,学会换位思考,并灵活运用所学知识。(4)操作实训法:通过课后对自己进行医药消费经历的总结,在购买和使用产品过程中对医药消费者进行观察,对零售药店以及医院的布局设计进行调查,了解不同气质、性格的消费者在购买活动中的表现以及营销人员的接待方式,从感觉、知觉、注意和情绪、情感角度思考零售药店的店内布置和陈列、医院的布局设计是否有利于消费者购买活动,指出其长处和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进一步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运用的能力,为将来的实际工作打下基础。
三、考核方式采用多元化
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has changed people's mindset, behavior and impact on Marxist philosophy.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information, mutual mapping,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inkages property and enrich the concept of Marxist philosophy of material to enrich the Marxist theory of knowledge, the dialectical argument blueprint of the world, but also led to think of modern social philosophy.
关键词:信息网络 社会哲学 哲学
Key words:Information Network social philosophyMarxist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吴雪莹,天津师范大学学院哲学专业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哲学基本原理。
第二作者:吕奕炜,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助理管理员。
马克思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应该也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关注时代命运、把握时代脉搏、展望未来前景,是哲学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信息网络建设时间并不长,但发展迅速,对信息网络的哲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实践意义上而言,对网络空间的哲学探讨有利于人际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理性对话和秩序化重构。信息网络就是信息的普遍联系的基本形式,是存在于一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事物或系统中的关系的实质,体现了开放、多元、自由、共享的精神价值。
信息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科技现象出现,要求哲学尤其是社会哲学进行理论概括和反思,信息网络以其重要影响成为现时代最显著的标志性技术物,改变了人们对时空、实在、中介以及交往等的看法,况且这种改变还在进行中尚无终结痕迹。完整的信息网络是人机以及人际互动的衍生物,纯粹的技术哲学审视并不能真正掌握信息网络的本质,必须在科技与人文、工具和价值结合的理论视点上寻找信息网络的本质内容。
对信息网络的哲学研究可以促进利益论研究的深入。网络作为技术形态以及数字平台出现的根本动力无疑是和人们的利益关切分不开的,网络道德问题的出现和利益关系密切相关,任何有关技术哲学和伦理问题的思考都无法离开利益考量,网络的出现使网络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满足方式多样化、利益冲突超限化、利益结构虚拟化,这一切现象的呈现使利益论的研究出现新的特点和新的理论生发点。
对网络所面临的伦理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可以促进应用伦理学的建构和发展。由于电子信息网络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使得它成为从具有技术创新意义的事物扩展到具有全面社会意义的事物。网络伦理作为对网络空间面临的各种网络伦理问题的价值回应,既有着理论研究的现实紧迫性和内在动力,也有着理论架构的广阔空间。网络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更是一个负载伦理价值的技术问题。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技术涂层掩盖下的伦理道德问题,网络需要自己特有的伦理道德,网络伦理的建构能使网络由无序走向有序,深刻地体现出人类德性进步的程度。
促进哲学主题的转换和研究范式的变革,使哲学在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吸取理论和实践营养,以使自己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作出前瞻性、指导性的建设性作用。中国由以前的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中都慢一拍到现在和欧美发达国家几乎同时进入网络时代,显然是一个明显的时代进步,这种进步要求我们迫切拿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来巩固自身的技术成就,尤其是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实也更加剧了哲学主题和研究范式转换的紧迫性。
网络哲学是对当代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人类存在方式的全面变革进行理论概括和哲学反思的新兴哲学学科。研究网络哲学的主要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对网络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概括和反思,以期为网络实践活动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和价值规范;第二,促进哲学主题的转换与形态的变革,使哲学在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永葆青春;第三,在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技术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的交流互动中丰富和深化哲学的新领域、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第四,为我国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支持。
信息网络与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在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对当代网络实践进行哲学反思,又要在深入思考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对的一些观点、原理、规律进行发展和改造,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网络实践中许多最新的现象、概念、规律、理论是对哲学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网络和网络化为人类社会诸多关系的改变和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条件,未来发展将使历史真正走向世界历史,使人真正回归人自身。目前的关键是处理好网络与人的关系。网络不是金矿,也不是泡沫,网络时代的人不会变成神,也不会堕落为物。未来会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变革本身,而取决于我们昨天的梦想与今天的创造。“如果互联网发生了问题,将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技术、缺乏远见或者缺乏动力,而是因为我们未能把握方向共同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林力.网络时代的十大天然法则[J].管理新说,2002(12)
[3]崔子修.网络空间的社会哲学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关键词: 语言哲学 阅读理解 文本意义
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语言在不同层面(如词汇、句子、段落与篇章)上的意义问题。本文感兴趣的是在篇章阅读方面的意义问题。阅读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阅读的对象是文本(此处指传统的书面阅读文本),读者是如何理解文本意义的呢?本文结合格赖斯、戴维森、博吉等语言哲学家和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部分思想从文本的命题意义与文本解释两个层面探讨阅读理解的问题。
文本理解过程是一种在有限的工作记忆中多层次对文本及其场景建构连贯的记忆表征和推理的动态过程 (Alexander & Jetton,2000),这一定义首先认定文本的意义是多层次的,而在每个层面上,读者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摄入的信息和自己的背景资源建立起连贯的结构,文本中作者建立连贯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命题主项重叠、命题谓项关联、因果联系、人物目标、隐喻运用等,读者也需运用这些方式帮助理解。读者拥有哪个层面上的记忆表征往往与其相关背景知识的众寡、阅读目的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本文体有关。
人类语言是非常复杂的,意义构成也复杂,分不同层次,语言哲学主要在语义和语用层面探讨了语义问题:意义的语义学研究者主要有弗雷格、罗素、维也纳学派、塔尔斯基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等:罗素的认识论目标是追求确定的真的知识,他一直想为知识寻找一个牢靠的根基,他认为亲知是一切经验知识的来源,也是知识的基础,他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用形式逻辑阐释语义;维也纳学派强调逻辑实证,属实在语义派;塔尔斯基提出了真值条件意义观;属意义的语用学研究方向的语言哲学家则包括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和格赖斯等:后期维特根斯坦强调意义在于使用;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的理论;格赖斯则提出了基于意图的意义理论。其后的语言哲学家们则试图将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的意义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戴维森撇开意图、信念和语义的循环,提出语句的意义由认定语句为真的态度决定;达米特联系语言实际使用的方式,避开语句真假值讨论意义的可能性,他认为说话人掌握了自己的语言就是知道该语言的一种意义理论;意义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争论则直接与语言的个人性和社会性相关联:乔姆斯基注重语言的个体性,普特南和博吉等则强调语义的社会性。
本文主要从文本的命题意义与文本解释两个层面探讨文本意义的理解,但需要指出的是,读者会注重在哪个层面上的理解往往与其相关背景知识的众寡、阅读目的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本文体有关,并不一定每次阅读都需要在每个层次有深刻的理解。命题意义部分大体可以划归语义的层面,而文本解释则大体属语用的层面。在文本的命题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借用戴维森“原初解释”的概念,撇开作者的信念和意图,语句的意义由认定语句为真的态度决定,单凭对文本语言的理解建立一种意义体系,这与 Kintsch(1988,见Goldman,Varma & Cote,1996)提出的文本三层面意义中的前两层面,即表层结构、命题性文本基础,有关。所谓表层结构,指的是读者对于文本字面的记忆;在命题文本基础这一层面上,意义的提取靠的是在词汇、句法和篇章层面语言过程的自动执行,由词汇意义和命题结构构成,这主要包括文本的显性信息,推理仅仅只是在将新摄入的命题与前面命题相关联时起作用。
根据Kintsch提出的“周期性理解模式”,文本意义是一种不同命题相互联系的网络系统,在阅读理解时,读者在工作记忆里逐句逐句地将文字输入解码成命题,然后将该命题与其场景和短时记忆中的其他命题相联系,各个命题的激活程度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命题在短时记忆中与场景和其他命题的关联度和时间的最近度,只有那些重要的命题该有可能保留在工作记忆中,带入下一个周期的表征处理中,否则,该命题将会被从工作记忆中裁减掉(Fletcher,Broek,& Arthur,1996)。成熟的读者会带着目的阅读,将信息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如不能,则会创建新的体系,当新知识来学习,改变自己原有的信念。在文本的命题意义理解方面既可能涉及语义层面又有可能涉及语用层面上的意义研究,如文本中代词指代的不同情境。
如果读者不能靠推理将文本的显性信与相关的世界知识联系起来,他们就会有种未能理解文本的感觉,并且对记忆文本感到有困难(Long,Seely,Oppy,& Golding,1996),这说明了以知识为基础的推理和解释的重要性,因此在弄清文本命题意义的同时,我们还要重视文本意义的第二个层面,即对文本命题意义的进一步解释和推理,这与Kintsch模式第三层面,即情景模式接近。情景模式强调的是读者利用自己的背景知识在命题意义的基础上对文本意义进行进一步解释和推理。可从两方面阐述这一层面:一是对作者写作意图方面考虑;二是读者根据自己的意图和背景解释文本。从作者意图来说,格赖斯基于意图的意义理论强调了所谓的“说话人意义”,在这里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作者将自己的意图诉诸文字,会有不同意图,根据格赖斯的意义理论,弄清作者意图是意义理解的根本,说话人意义可以透过其交际意图理解。西方哲学在文本意义方面有“自在论”和“构成论”的争论。文本意义的“自在论”者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作者主观意图或是无意识的意见,读者理解文本意义,就是要发现这些主观意图或无意识的意见。由于作者的意图是固定不变和唯一的,要理解文本,就是要重构或复制作者的主观意图或无意识的意见(李云飞,2005)。但是,文本意义的“构成论”者主张,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文本所说的事情本身,即它的真理内容,而这种真理内容随着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的理解而不断变化。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存在于文本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对它的不断的再现和理解中。要理解文本的意义,单凭文本自身是不够的,还需要读者的参与和创造。文本意义只有在读者理解的“发生”中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读者自己的思想也参与了进去(李云飞,2005),这与中国哲学中 “我注六经”的思想是吻合的。伽达默尔按照海德格尔确立的本体论方向,把人的在世存在作为理解文本的前提,也就是说,读者自身的经历是理解文本意义的基础(王志强,2006),这种观点强调了读者会根据自己的背景和意图理解和解释文本。文本的意义不仅是作者倾注于文本中的意图与观点,而且是读者将自己的知识体系参与其中而形成的东西。读者阅读理解的过程是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这两个世界的融合。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往往是以他/她个人的前理解为解释的前沿深入到文本中去的。作品既在它的语言、风格、内容的庇护下抵御读者的破坏,保持它的完整性,作品又大开门户让那些能扩展和丰富作品意义的解释进来,展开意义无限广阔的天地(王志强,2006)。由于每一位读者都不同,他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就一定是多元的,对文本意义在不断拓展,而且,同一个读者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也会读出新的东西,这也是在对文本意义不断充实,同时读者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也在不断了解自身,充实自我,改变自己的前理解。当然读者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并不是随意的,主要受两方面制约:一方面,博吉指出,一种语言的概念源自基本的、普遍的感知经历,尽管不同地区的人所处的世界可能有不同,语言概念体系也会有差别,但大体来说,世界的主体和语言的绝大部分概念都是共通的,因此,不同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根据达米特的理论,掌握一门语言就是掌握了这门语言的意义体系,作者与读者解释的大体一致性正是因为他们都在使用被同样的(或几乎是同样的)意义理论制约的语言在进行交流。
概括起来,本文结合格赖斯、戴维森、博吉等语言哲学家和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部分思想探讨阅读理解的问题。文本理解是读者多层次对文本及其场景建构连贯的记忆表征和推理的动态过程,文章主要从文本的命题意义与文本解释两个层次探讨了文本意义的理解。在文本命题意义方面,文本意义是一种不同命题相互联系的网络系统,而到了文本解释层面,读者需要利用自己的背景知识依靠推理对文本进行解释,是读者与文本积极互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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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ong,D L,Seely,M R,Oppy,B J & Golding,J M (1996). The Role of Inferential Processing in Reading Ability[M]. In Britton & Graesser (ed.s) Models of Understanding Text,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
1、准备充分,巧选教具
一堂好课要有充分的教具准备,材料简单、易行。一节课有一套好的材料,就注定了会是一堂精彩的课。给我们展示科学课堂的其中一位,任洪老师,他在材料的选择上独具匠心。任老师上的是六年级上册《拱形的力量》这一课。在这节课中,同学们要做的实验是测量拱形的承重能力,材料看似简单,就纸拱、垫圈,但需要斟酌的问题非常多。比如:纸拱多少长合适,多少宽合适,用什么材质,纸拱的跨度是多少,垫圈多少大,跨度值与纸拱的高度多少比例合适,垫圈选用多少重量,垫圈在纸拱上是并排放还是叠放,等等,还有抵住物--小木块有多重,多大的变化才能有明显的数据差异,甚至,做好一个纸拱也需要费脑筋。但是,任洪老师巧妙地选取了商店两块八一叠的纸以及自己女儿的玩具,用作实验器材,材料简单、易行,实验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教具的准备非常重要,它是一堂好课的前提。
2、循循善诱,引出主题
良好的导入,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沈亚萍老师在上《推理》一课时,为了引出“推理”,首先设置了一个场景:双休日,学校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人把教室里一些破损的桌椅全部修好了,这个人在现场留下了一个脚印。沈老师利用这个场景做导入,让学生们都当了一回“侦探”,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接着,沈老师让学生们测量脚印,并且通过发现脚长和身高的关系,推理这个人是谁。同学们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有了探究学习的动力。
3、把握课堂,收放自如
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适当的“收”、“放”,引导学生顺利走向教学目标。任洪老师在得知自己所借班级的学生实验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采取了比较“收”的方式。先让学生讨论怎么做实验,实验的步骤,以及这样设计的理由。最后老师自己再重新提出实验的步骤,注意点。在保证实验的规范性,严谨性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地引导学生去探究。
4、随机应变,有效“生成”
充分利用教学活动中的情境,创设生成性内容。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实验结果与其他小组不一致的情况下,老师可以借助这个情境,创设生成性内容。例如,可以请其他小组的同学来推理,比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实验结果。让学生们自己来说,这样一来,学生们对知识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5、给予空间,体验探究
给学生整块的时间,让他们进行有效的研究,建立科学概念,锻炼动手能力。设计一个更加情境化的环节,使问题更加情境化。一个问题抛出来之后,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多的自主、设计、探究、研究这样的一个空间。李霞老师在上《黑盒子的秘密》这一课时,给了学生们三次整块的时间,让学生去探究黑盒子内部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去理性的面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也让他们意识到,做研究需要时间,需要投入精力,深刻体验到研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要很细致。
6、学以致用,联系生活
教学内容应紧密联系生活。在李祯忠老师的《看谁造的高》一课上,李老师引入了“价格”一说。他在写有实验材料的清单上标注了各材料价格,将节约设计成本的理念融入到教学中,提高学生节约的意识。这就是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实际的一个体现。
7、准确定位,分层达标
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授知识,使教学内容浅显易懂,生动形象。例如沈老师的课,她把伽利略那么多年的研究深入浅出地拿到课堂上,一步一步地深入,让学生感受这样一个知识发生的过程。这调动了学生们对科学探究那种向往和深层次思维思考时候所产生的内心冲动和兴奋。老师如何能够将一个复杂的、深奥的知识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学生?学生的现有水平与老师要求学生们达成的目标之间有一定的跨度。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老师要铺设几个子问题。如果子问题设计的好的话,就会有水到渠成的感觉,就会觉着孩子不累,老师轻松。
8、关注对话,静心倾听
在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静下心倾听,帮助学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当碰到一个学生,当他站起来用他不流畅的语言表达他思想的时候,教师更加要静下心来帮助他。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孩子们能把自己的思想去表达出来,这需要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再抽象和再概括的过程,是很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教师不要慌也不要急,静下心去听孩子们想要说什么。一个老师,他给孩子们创设了一种温和的,心理安全的一个交流环境的话,孩子们的心灵是会解放的。
9、巧用暗示,循序渐进
在李霞老师的《黑盒子的秘密》课上,刚开始就出现了暗示。李老师拿出两个小盒子,盒子里面两个小球。两个小球是不一样的,一个橡皮,一个是钢珠。然后李老师就暗示:“要是用磁铁呢,就知道里面是钢珠。”这给后面学生自己研究黑盒子内部有什么时做了伏笔,这就是一个暗示教学。李老师的暗示是正向的,它能够让孩子意识到,想知道里边是什么球,就可以用磁铁吸一吸来判断。因此,适当的暗示也是非常重要的。
10、控制时间,合理安排
关键词:文化;文化兴国;辩证关系
党的十指出扎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进一步彰显了我党文化建设的高度自觉、自信与自强。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出现了一些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与文化建设有关。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的改善了。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除了要有比较丰厚的物质文明条件之外,更要有比较健康的精神文明的条件。实事求是地讲,30多年来的改革,我国文化建设确实是落后于经济发展,我们自己不满意,外国人也不满意。国内的怨言不多说,英国撒切尔夫人曾妖化诬蔑我国为“只生产物品、不生产思想”的国家。所以说,要综合考虑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具体分析于文化发展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主要影响因素,抓住他们之间内在的联系,扬长避短,加大文化兴国前进步伐。以下关系是文化必须处理的关系:
首先,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辩证关系在发展文化兴国必须考虑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兴国战略的指导,的社会发展观是他的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说“自然的过程”是发展的特色,发展的层次性、相关性、综合性、系统性、总体性是必须考虑的问题。马克思曾指出:“文化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不是简单地机械的反应而是有其必然的规律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文化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而这些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总的观点。”由此可知,文化、经济、政治相互交错,联系时紧密的、作用是相互的。随着“三位一体社会”的发展,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既是着力点,又是奋斗目标。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十提出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的现实目标。可以说,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正在我国文化领域发生,但现实的生活是,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还与经济社会发展脱钩,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有些地方对文化建设没有提到重要议事议程;社会价值观出现多元化,部分人社会观、世界观、价值观出现偏离轨道的迹象;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投入不均衡,公民素养差距大,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
其次、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继承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也是文化兴国要注意的问题。
历史继承性是文化的特点,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思想开拓创新与继承民粹并行不悖,文化兴国是缺不得这两者的。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矛盾是二者不可避免的。其一,解放思想是有中国特色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法宝。李长春同志讲过:“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解放思想着力点在思想大解放,放的过程也要收就是在大方的基础上的大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集中。这就要求把社会中复杂多样的、消极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上来,统一到党的十精神上来;其二,思想解放就必须依靠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指导下的思想解放度与我们对本本主义等观念的破除,固定思维的革新,着眼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伟大的实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至关重要。其三,中国的历史,的两个重要观点要引起我们重视:前进发展的是历史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割断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并且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出现断层,所以,我们的新思想、新文化都有一个吸收借鉴的优势,所有这些都是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传统文化是我们新思想的源泉。
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辩证关系也是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在此过程中,文化的交流实为必须。中外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但我们不能一刀切,而应辩证地看待。曾强调:“对于外国文化,盲目排外的是不对的,对进步的外国文化我们的策略是借鉴吸收,支撑发展中国新文化;不加思考照搬也不对的的,应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与此同时,从全球看,文化呈现出发展不平衡,并且这种不平衡还有加剧的倾向。因此,我国文化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要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拿捏到位,实现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主动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文化事业发展进程中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对文化兴国来说也是要考虑的重要一个问题。量变和质变的统一发生在任何事物之上。其中,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量变是质变的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党的十提出,我们知道文化兴国的实现并非一劳永逸,而是要扎实推进的。从根本看来说,我们文化兴国的发展也是遵循质量互变规律的。过程对文化兴国来说不可避免;而且也是一个间接的、全面的和长期的过程。诚然,近几年,量变规律在我国文化发展成绩斐然。但是,从文化建设的质量上看,任重道远依然发人深思。所以说,量变与质变的统一体现在文化发展上,这就要求我们要注重文化发展进程中量变与质变规律,抓住规律,在坚持量变的基础上,日积月累,最终促成质的飞跃。
经济哲学究竟需要研究哪些问题,取决于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哲学既不是国内通常所理解的应用哲学,也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
那么,该怎样去研究经济哲学呢?
经济哲学的研究应从体系结构出发,通过建立经济哲学的体系结构,并按这种体系结构去展开经济哲学全部的研究内容,达到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理解。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对经济现象做哲学思考,而是从哲学理论出发去系统研究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经济与人的关系,并在研究中解释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
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运用现代关系哲学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现代关系哲学是关于事物关系(特别是系统关系)的哲学,它研究事物关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状态、演变规律,及其关系间量的规定性。
运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对马克思之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大量充斥市场,“物质生产”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唯一的生产部门,代之而起的是“物质生产”和“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的同时并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他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主要以物质生产和它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了物质生产、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并立的时代。不仅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已经改变,而且人们的经济观亦已经变化,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许多规律和原则提出了挑战。
从宏观上说,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所谓“高投入、高增长”,造成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调等,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繁衍。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途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也要求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去解决这类问题。
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传统经济学落伍了。尽管当代西方兴起了形形的经济理论,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过分注重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证分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总结这个经济时代的经济价值、本质和规律。这样,人类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在全面、正确的经济哲学理论和经济观的指导下来进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现经济越发展,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就越严重。
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开始完全靠摸索和试验。后来,西方经济理论、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国经济建设之中,但并没能完全解决经济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理解的。因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上说,建立一门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 去思考重大经济问题的学说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发展,经济学的这些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引发了许多关系到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于是,经济学不得不要反身自问:到底经济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什么,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样,以及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些什么等等,这就必然要导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学”的产生。
从学科性质看,可以说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的经济学,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把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它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同样,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过程密切相联系,是受人的思想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所处的各种环境,而这些都是哲学研究的内容。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需要哲学去研究的事实。因此,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经济活动在人存在发展的一般规律中的地位。一、经济活动在人的生存发展的整体方式中的地位。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一种生存发展方式。这种生存发展方式与人的生存发展方式必定存在着特定的关联、相互作用而构成人生存发展的整体方式。由此,对这方面的探讨是题中应有之义。二、经济活动在人的本质生成和变化中的地位。经济活动作为
人的各种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它对人的本质的生成和变化具有什么作用?与其它活动相比,它在人的本质的生成和变化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三、经济活动在人发展的一般必然性之中的地位。人的发展无论是个体的发展还是人类的发展,都存在着一些一般的必然性(如个体成长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作用的必然过程,人类历史的个体与群体相互作用、物质与精神相互作用的必然过程等),经济活动和人发展的这些一般必然性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经济活动有自身发展的必然性(如经济活动的分工规律、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等),那么,它们与人存在发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之间是怎样互动的?它们对人存在发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次,经济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活动应该以什么为本,这不仅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个哲学问题。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也是人,但是,在经济发展史上,人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仿佛财和物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真正动力,人反而从属于物,这似乎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决定的。但是,生产力要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使经济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又从以人为本转化为以能力人(人的智能)为本呢?这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本体论。21世纪的经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本,这是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必须认真加以回答的。
【关键词】幼儿园;创意纸工;折纸教学;思考
幼儿折纸活动是美术活动中的一部分,也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艺术活动,通过折纸活动,能锻炼手的触感和动作的准确性,培养小朋友的注意力;通过纸张的千变万化,可以培养儿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对自然界事物的模仿和概括能力;由于折纸的过程是将点、角、线等反复重合折叠,构成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各种形状,也有益于儿童建立几何和数理概念,增强对三维空间的理解和想象。许多国家开始重视折纸教育对幼儿的影响,纷纷开设了有关折纸的课程,学前教育创始人,德国的杰出的教育大师FriedrichFroebel认为折纸能够非常好的启迪智慧,并把折纸与自己的教育学说结合起来,在他创办的世界第一所幼儿园――勃兰登堡幼儿园中开设折纸课程,这种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世界。今天折纸虽然普遍于世界各地,然而最普及的地方还是日本,日本人把折纸当做自己国粹,中小学开设必修的折纸课程。但在我国,确忽视了这种教育,并且在折纸过程中由于缺乏一定的经验,遇到了许多问题,例如:1、幼儿没有折纸的兴趣。2、折纸活动难度大,费了很大的功夫,可最后往往只有几个孩子能掌握,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到最后,孩子和老师都失去了信心。3、折纸不灵活,过分依赖老师的示范和指导。因此,在折纸的教育过程中要找到一种合适幼儿学习的方法。那怎么样才能使幼儿喜欢上折纸,愿意折纸,并且能一步一步的把它折好呢?在多次的观察和积累中,让我感觉到折纸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技能,必须从小开始以激发孩子折纸的热情为目的,并根据不同幼儿年龄阶段的特点出发,有针对的采取一些措施。
一、学龄前幼儿折纸活动的心理特征分析:
1、他们主要只满足于折纸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折纸一般没有目的。
2、由于手指动作较差,常常还未折出物体,就已将纸弄破。
3、折纸的兴趣持续不长,易被其它事物所转移。
二、传统折纸教学方法及其弊端
1.小朋友和老师各拿折纸,老师折一步,孩子跟着折一步,直至完成。可这样的结果导致孩子下次拿纸的时候没有老师的带领就不知所措的结果。
2.老师先教会孩子认识什么是折线,什么是粘贴线,什么是对边折,什么是对角折,这样的确可以提高孩子的能力,以便于孩子掌握折纸的方法,达到自己能独立看图折纸的能力。可是这样的方法对中班的孩子来说难度过大,对能力强的孩子还行,可对能力较弱孩子结果往往会让孩子对折纸失去了兴趣,觉得折纸枯燥无味,如果让孩子对一件事失去了兴趣,且不谈折纸的技能能否掌握?还谈什么创造呢?
三、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采取适应他们的方法进行教学
1做一些色彩鲜艳、形状较大的折纸动物作品让孩子玩。在玩的过程中,培养孩子纸折的兴趣。记得有一次下午,主班老师带班的时候,我因为布置环境的需要,试着照书上折一只小兔子,没想到过了一会,竟然有好几个孩子在旁边聚精会神的看我折纸,我没有打断他们,而是不断的拿出各种各样的彩色的折纸折出不同的动物,我没想到小班孩子能这么投入的看了半个多钟头。并将这些折好的动物给他们欣赏和玩弄。以后我也发现孩子们经常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动我的彩色折纸,我知道一定是他们对这些色彩鲜艳的折纸产生了兴趣。
2根据孩子爱模仿的特点,成人可让孩子和自己一起用纸进行简单的折叠,如边对边折、角对角折等,在教孩子折纸时,可采用游戏的口吻。如把正方形的四角向中心折时,说成是“中心妈妈”亲吻“四个宝宝”。孩子在亲切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学到本领。《孩子对折纸有了强烈的好奇心之后,我决定尝试让他们先试试,于是我让孩子们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的折纸,给他们自由的空间,“你想折什么就折什么?”果然,孩子们热火如潮的折了起来,当他们拿着自己的“成果”得意的向同伴们介绍自己折的什么的时候,我很清楚,孩子们的折纸热情已经大大的增加了。可是单单的让他们自由的折纸,不久他们也许就厌倦了。当孩子已经不满足于自己那不象的“成果”时,于是我教他们“变戏法”,将正方形变成三角形(对角折),将三角形上画出鼻子,眼睛,胡须,马上又变成小花猫,小兔了。然后我们又拿着自己的小花猫玩〈小猫抓老鼠〉的游戏。孩子们别提有多开心了.这样的折纸活动才符合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生理特点。
3、学龄前幼儿注意力保持时间不长。因此,成人不要太长时间的进行折纸游戏。防止孩子不感兴趣的方法是经常变换折纸的方式方法,可以让孩子折好头两步,后面几步由成人折好,将折好的玩具给孩子玩,可增强孩子对纸工的兴趣。
关键词:教育乱象;异化;教育本质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227-03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中国的教育出现了许多乱象。首先是大学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根据麦可思公司《2010年就业蓝皮书》报告(大洋网2010),有38%的2009届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半年内离职,预测未来两年内社会将增加500万“跳早族”。大学四年,消极懒散,网游、网聊、谈恋爱、跷课、考试作弊,是重点和普通高校的普遍现象;没有了班主任和家长监督的大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四年和未来的生活。当然,这些学生在高中时都曾苦读,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二点,几乎都在学习、做作业,就是节假日也不休息;而稍显轻松些的小学阶段,受到中考高考的压力,根本无法执行素质教育,重视考试、重视排名还是一种主流,至于学生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在提倡素质教育的这几年中并没有丝毫的改观。
针对这些教育乱象,全社会都在思考和支招。有的将矛头指向大学教育,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缺乏创新、与实际生活脱轨、课程设置不合理、培养方案不切合社会实际等等弊端造成毕业生无所适从。有的将矛头指向了中学教育压力太大,老师、学校、家长管得太多,学生没有得到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锻炼,以至于大部分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生活不能自理,更不用说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造成学习成绩的急剧下滑。而有的则指向高考制度,认为正是这一高考制度害得中学生这么可怜和辛苦;而在试行两年的校长推荐制和高校自主招生制中,不公平和矛盾的问题不断出现。也有人认为素质教育的难以实施,是政府、学校和家庭对素质教育的不理解。
这些指责和批评也许在某一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答案是导致我们今天普遍教育乱象的根源吗?我们抽丝剥茧:中小学为什么要以文化课考试教育为主,大学里为什么强调实践课程以及与社会的结合,都是因为希望能先上个好大学,上了好大学后能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归根结底,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和受人尊重!当教育沦为赚钱的工具和手段,被教育的学生就不再被视为“人”而是赚钱和劳动的机器。并且这些被全社会接受认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异化了教育的目的和本质,从而也异化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而正是这些异化,才是造成当今一系列教育问题的根源。
二、教育的异化现象
(一)马克思的异化观
异化观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并利用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和劳动者进行了分析,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带来人性的异化,即违背人性。
马克思认为,劳动应该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尽管它也是一种生存的手段,但其本质的意义应该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乐趣,并通过劳动成果体现个人成就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严重异化了,从而最终带来人性的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2000:52)
马克思的这段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全部为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资本家拥有劳动成果越多,资本家越具有统治地位,劳动者就越贫穷,因此劳动反而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换言之,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者的服务和劳动产品归资本家那个异己的存在物享受。因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归根结底,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劳动过程中,工人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如生存)的一种手段。
当我们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点来看待中国教育问题时,所有的问题都豁然开朗。在今天的教育中,知识是强加在学生身上的,学习对于学生而言,不也就已经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了吗?就像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学习已经成为是一种赚钱工具和获取成功的手段;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是在自愿学习,而是痛苦地接受。
(二)教育的目的和方式的异化现象
在今天大多数人甚至是许多教育工作者的观点中,教育和被教育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找份好工作,或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要求大学的课程设置一定要与企业接轨,要让学生可以一出校门就能工作能赚钱;更有一些学校,明确要求学生必须赚多少钱,月收入达到多少才可以毕业。所有不能直接指导创业或教会如何赚钱的课程和学科在大学里都靠边站;哲学、道德修养等课程更成为一种形式。同时,为了激励中学生苦读,家长不断在耳边提醒:“考上名牌学校,将来就能找个更好的工作,能出国,能赚更多的钱……”小学生们被带着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不是因为学生兴趣所在,而是因为能获得各种加分,能与别人不同,从而可以在将来脱颖而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因为对教育目的的异化,教育方式也被异化。《中庸》里面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说,人与生俱来就有许多特质,这就是人的本性,循性而行就叫道,修治此道谓之教(樊华强,2010)。可见教育需要循性而行。但看中国今天学校中的教育,无论小学中学或者大学,都是教师满堂灌,学生台下听。填鸭式教育被批评了多少年,但还是盛行。教师想尽一切办法要做的是怎样将那些所谓的知识(当然考试所用为主),灌入同学们的大脑中,也有采用一些新颖的教学方法,但根本目的还是一样。教育成为一种类似工业化生产的行为,学生是原料,经过现在的模式教育成为大同小异的“商品”。
为了实现异化的教育目的而采用的异化的教育方式,给予学生的是知识的简单灌输,是“白纸黑字的书本”,是“现成的结论和答案”(玛丽亚·蒙台梭利,2002)。它忽略了思考的过程,丢弃了对知识的渴望。这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在对学校日常教学与学生学习状态的观察中,我们会发现,对结论和知识日复一日的灌输,使学生逐渐地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独特的个性,同时也失去了学习与自我发展的自由。学习已经成为枯燥、刻板、强硬的技术训练,学习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相割裂,根本无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探索的兴趣,厌学成为主流。
因此,对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的异化,使得学习对于学生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学习,而是满足学习需要以外的(如生存需要,未来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因此,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如何解决这一异化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把握教育的本质,并从而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
三、解决对策
(一)把握教育的本质
只有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教育,为什么而教育,也就是说把握住教育的到底是什么,才有可能解决教育目的被异化的问题。古今中外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思考过这一问题,而且也给出了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答案。
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孔子也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是对学生人格心灵的“唤醒”。只有能够唤醒人的灵魂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这种“唤醒”可让人在灵魂震动的瞬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内在敞亮(傅丽霞2005)。《论语·公冶长》有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颜渊各言己志后,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展现人格化的真实的自我。鲁迅先生也主张教育应该是“立人”,长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2005) 。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提到,“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而“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 (雅斯贝尔斯,1991)。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教育的目标就在于认识生命的本质,提高生命的品质,追求生命的价值。而生命智慧则是生命体的最高形式,这本身也是生命意义和生命快乐的根本源泉之一。
从古今中外这几位教育学家的观点,我们不难去把握教育的本质,通俗而言,教育是一种人性的提高,是追求真理和认识生命的过程,是学会做“人”的重要途径。
(二)正确的教育方式
当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是“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满堂灌的方式是在教育中是多么的荒谬。要实现“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就必须是在平等的环境下,采用对话和启发的方式,激励自我的学习和思考才可能实现的,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辅导的作用。
平等基础上的对话,是孔子教育中重要特点。让学生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论语》中孔子和学生们的对话,充满了智者的善良与幽默,他给学生探索的自由,而不是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他常常问:“尔何如?”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对话,已经不是局限于传授知识,而是一种民主的精神交流,一种精神的激励。苏格拉底也善用“论辩”的方式教育弟子。他与学生之间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常常使用“善意的争辩”,一步一步,循循善诱,使学生获得“道”,也就是真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使“双方均可自由地思索”,在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论辩中,学生获得了强烈的求知欲,也就是对真理不懈探求的动力。通过无拘无束对话和交流,可以唤醒人的历史性精神,唤醒象征着的生命意识(李峻,2007)。
自我思考是实现人认识自我的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孔子认为学习必须经过头脑的认真思考,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学思并重。孔子重视学习,更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孔子主张学是思的前提基础,学离不开思,思离不开学,同时思是学的升华和提高,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梁漱溟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梁漱溟认为孔子的学问就是“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从而使“自己生命和生活向上进步提高”,最终达成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申宣成,2010)。
既然学习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不是教师就没有必要了呢?事实正好相反,在对话中在反思中,教师不是什么都不教,教师的作用反而更不可忽视。在对话中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是师生共存、共生、共同建构过程中居于“首席”地位的人。中国唐宋家的柳宗元就深知教师在青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年轻时喜爱音乐和书法,勤学苦练数十年,原以为技艺精通,殊不知操于众人之座,遭到内行人的耻笑。他总结教训时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抉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王元湖,1983)即青年一辈要在学习上取得较好的效果,应该有好老师的指导,否则虽日夜勤苦,由于学不得法,枉费时日,学不到真才实学。
(三)文凭和学历的歧视应该视为非法
在今天节奏飞快的社会中,要彻底认识教育的本质并改变教育方式,并不容易实现。节奏飞快的社会,企业和政府希望能用最高效、最省钱的方式来选择人才,那就是看文凭。所以,当全社会所有岗位的招聘,都注明文化程度这一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责怪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放弃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最佳方式,而选择最快的最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学生获得一张文凭,获得一块踏入社会的敲门砖。而且在人们心中,已经被普遍灌输了一种观念,就是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才是好工作,体面地工作,反之就是下贱的工作。深入思考下其实不难发现,在实际工作中文凭的高低与一个人是否拥有胜任某项工作的能力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许多的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与大学所学并非是匹配的,我们不能将这怪罪于我们的大学没有去培养学生这些能力,事实上,这些能力大部分应该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然可能经过一些思维训练的大学生可以更快地通过锻炼掌握这种能力,但是这不代表说其他人都没有快速掌握的能力,也不等于说大学的文凭是获得这些岗位的必要条件。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当然有,那就是规定企业和政府不能在招聘过程中将文凭作为一个基本条件,凡是将其作为基本条件的招聘应视为一种歧视性招聘,就如同将性别、民族、宗教等作为招聘的限制条件一样是非法的。其实这一提议早在1972年就被美国一位社会科学教授Blanche Blank在她的研究报告中提出(Blanche1972),她认为,应该立法将文凭条件视为招聘中的歧视条件,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找回他们的自尊,学生才能真正为了追求科学和哲学的真理而去学习和探索。当然,这一提议在中国,即使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也是难以快速实现的,因为我们今天甚至还不能做到对在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的不平等加以立法和限制。但难以快速实现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法的改变,不等于我们要屈服于错误观念,媒体和政府以及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尽各自最大的努力坚持正确的和符合人性发展的教育观念才是。
四、结论
关键词:哲学理论文化建设哲学基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动力,是力量之源,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能失去文化的支撑。因此,我党十分重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繁荣民族文化,满足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提高社会主义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任务。在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中,我们要在尊重文化建设的规律上,以科学的方法来指导,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哲学基础。
一、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此作为出发点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我国国土面积大,地区差异也大,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文历史条件,我国不同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传统和人文风俗都不同。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时,不能强调一律,而应突出差异性。一定要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本地区的特色,建设当地特色的文化。而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时,应注重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从客观的实际出发,找到适合自身的建设模式,只有适合自身的才是最好的。
二、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性和长期性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既系统又复杂,在文化建设中,其中的每个要素、每个环节都是紧密联系的,我们要充分依靠各方的力量,形成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我们在文化建设时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开辟文化建设的多种途径,同时也要探索不同的文化建设形式,要突出主导力量,搞好每个部门的协调工作。我们一定要在整体上把握文化建设的方向,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处理好文化建设。既要考虑当前文化的需要,又要着眼于文化建设的长远利益,以求做到长期受益,要树立好“持久、系统”的思想,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新时期的一项重要工程。
三、要运用矛盾的方法分析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必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如政府较大的主导作用与较低的人民积极性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文化的产品服务不能满足需求之间的矛盾等。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诸多的矛盾必然会制约文化建设的发展。然而,在这诸多矛盾中,必然有一种矛盾起主导作用,其他的起从属作用,运用主次矛盾的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既要抓重点,又要统筹兼顾。而在任何一种矛盾中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事物的发展起着支配作用,决定事物发展的性质,矛盾的次要方面起着从属作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告诉我们,要运用全面的方法分析问题,要运用两分法。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我们要运用这种辩证思维,不能离开矛盾的指导思想,既要抓重点,又要统筹兼顾。
四、在实践中要坚持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
人民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客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对经济、政治、社会进行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最主要的是加强人民的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的建设,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或者是说,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来实现,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又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产生影响,直接关系到它的成败。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具有决定作用,决定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的主体地位就表现着实践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现着一种主体性的建设,即在建设中,把人和人的思想作为建设的对象。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又是客体,在文化建设中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依靠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明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培养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又体现着一种实践性的建设,其对主体的改造是通过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加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使得人们的素质有所提高,从而促使社会主义的其他建设的实现。因此,必须要以文化作支撑,加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五、建设先进的文化要坚持社会意识的能动性和独立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先进文化具有凝聚力、整合力,是其他社会主义建设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先进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而只有先进的社会意识才能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掌握新的情况,以正确的意识为直到,探索文化建设的新途径,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新的力量保证和动力支持。
总之,文化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是灵魂、是血脉。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的凝聚力和整合力是其他的社会要素所不能代替的,同时也在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规范人们的行为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又复杂的工程,在建设中必然会有许多矛盾,我们要运用矛盾的方面处理,用哲学的思维处理各种矛盾,用发展和辩证的观点来正确对待,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一定要克服各种不好的思想,避免急于求成,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统领全局,把这项重要的工程建设好。
参考文献:
[1]宋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哲学思考[J].学术探索,2008/06
【关键词】威廉·福克纳;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哲学思考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美国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西方意识流小说派代表之一,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因其少年时阅读了许多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康拉德等人的文学作品,故在文学写作活动中深受大师们的影响,对于文学语言的运用娴熟,并具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品有《喧哗与骚动》、《圣殿》、《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等。威廉·福克纳擅长于通过对人物意识状态的描写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变化,从细腻的心理活动对人物形象进行精准的形象刻画,正因如此,威廉·福克纳在写作过程中在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的描述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特点和风格,即意识流文学风格。威廉·福克纳将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主观感受真实、客观的表现出来,并以此来表达人物及作者在所经历事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威廉·福克纳的文学作品中,意识流文学写作技巧使其作品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加生动、具体,同时对于人类、世界、社会等方面的多角度的哲理思考更加深刻。本文以《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为实例,探寻威廉·福克纳意识流文学的艺术特征,展示作者深刻的哲学思考以及威廉·福克纳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一、威廉·福克纳意识流小说中的艺术特征
意识流文学兴起于20世纪初的西方,并开始应用于涉及到现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的文学作品中,其中以小说类文学作品最为突出。20世纪20年代起,意识流技巧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并形成为新的文学流派,与此同时,意识流小说也应运而生。与传统文学小说创作不同,意识流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创作中对于人物所处的时间空间、家世背景等内容的详细介绍,同时对于事件的描述也不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或叙事逻辑的顺序进行。意识流小说的创作相对于传统文学小说创作而言,更具有多变性和跳跃性的艺术特点,即在对时间和空间的表述上跳跃、多变,不受传统时间、逻辑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威廉·福克纳作为西方意识流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其意识流小说中意识流文学的艺术特征极为显著。
例如《喧哗与骚动》中,威廉·福克纳先后从班吉、昆丁与杰生的视角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并非是用统一的视角和时间熟顺序对故事进行描述。在对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威廉·福克纳除了对人物的正常的思想活动进行描写,还对其潜意识,下意识等意识活动进行描述,于是在《喧哗与骚动》中,威廉·福克纳常用“当前”、“那天”作为标记,以方便读者的阅读,同时生动的表现出了叙述者思绪的跳跃和视角的转换。又例如,在《我弥留之际》中,威廉·福克纳对各个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内心分析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全书共59节,每一节都是一个人物的内心独白,都是从该人物的视角对故事情节的某一部分进行阐述和解读。当然,在威廉·福克纳的文学作品中,作者除了运用了内心独白,内心分析等文学艺术技巧之外,还十分注重自由联想,时间和空间的蒙太奇等写作技巧的运用,这使其文学作品充满了诗性和音乐性,使作品主题的表达更加突出明显。
二、威廉·福克纳意识流小说中深刻的哲学思考
作为意识流作家,威廉·福克纳的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时序颠倒”、“对位式结构”、“象征隐喻”等“多视角”的艺术手法,以表现内容中对于现实世界的反应和表达作者所要抒发的思想感情。在威廉·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中,无论是凌乱的故事结构安排,还是大段的类似于呓语的内心独白,都充分的体现了作者对于现实世界、人类、人生等诸多方面的深刻的哲学思考。
例如,在《喧哗与骚动》中,当“昆丁”这个人物形象正是出现在作品中的时候,昆丁首先提到的是时间,是他爷爷留下的那块表,“这只表是一切希望和欲望的陵墓”。纵观全文,在《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太太长久以来作为“身份”的化身,自私冷漠,终于成为整个家庭的拖累、负担和噩梦;女儿凯蒂在常年得不到关怀爱护,又日夜受到古板教条的束缚的情况下,终于成为了轻佻放荡的女子。正如文中对于“表”的象征的描述,一切先前的美好希望都在时间的长河中一点点的磨灭、死去,然后又被时间所掩埋。又例如《我弥留之际》中,所有的“苦难”并不是外界客观原因附加于人的,而皆是源自于人类人性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己本身的选择,于是艾迪带着“认罪和赎罪”死去;大儿子失去了一条腿;二儿子疯了;三儿子失去了心爱的马;女儿堕胎失败,堕胎钱也被父亲要走了;一家之主配了副假牙,还娶了新的太太……
综上所述,从文学艺术技巧方面讲,威廉·福克纳的意识流文学作品成功的颠覆了传统的写作模式,无论是写作顺序还是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刻画;从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方面讲,威廉·福克纳在作品中所阐述的哲学性的思考,无论是关于现实世界还是人类本身都值得人们认真对待并引以为戒。艾伦·泰特认为,威廉·福克纳“是亨利·詹姆斯之后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福克纳是国际小说流派的伟大的楷模之一,这一流派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把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悲剧是行动而不是品质的教条颠倒过来……我认为威廉·福克纳和他本国的霍桑和詹姆斯并驾齐驱。”这大概是对威廉·福克纳最大的肯定和赞誉。
参考文献:
[1]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7.
[2]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M].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6.
作者:林发全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检验已经发展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医学学科。从宏观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临床医学检验水平能够直接反映这个国家的医疗水平,而医院的医学检验水平对其医疗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目前缺乏关于医学检验工作者对专业状况认知的调研,为了了解其对专业状况相关问题的观点与态度等,笔者设计调查问卷在医学检验工作者中展开初步调研,为医学检验专业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调查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选择广西和山东19家医院的医学检验工作者进行调查,包括医学院校附属医院10家,省级肿瘤医院、省级妇幼保健院各1家,市级医院7家。医学检验工作者采取自愿参与的原则进行调查。
1.2调查方法
发放调查问卷450份,有效收回382份,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对检验专业状况的认知情况。
2结果
2.1医学检验工作者基本情况调查结果
学历以5年制检验专业为主,共143人(37.4%),其次为医学检验中专105人(27.5%)、医学检验专科99人(26.0%)、其他专业28人(7.3%)、4年制检验专业7人(1.8%);a医学检验毕业生高考志愿以未报检验被录取为主,共142人(40.1%),其次是检验为第一志愿105人(29.7%)、检验为第二志愿78人(22.0%)、检验为第三志愿29人(8.2%);生源地(第一学历入学时)以农村户口为主,共179人(46.9%),其次为城市户口108人(28.3%)、县城乡镇户口90人(23.5%)、其他(务工子女)5人(1.3%);父母情况(第一学历入学时)中父母为医疗工作者62人(16.2%)、科级干部24人(6.3%)、处级或处级以上干部9人(2.4%),主要为其他工作者287人(75.1%)。
2.2医学检验工作者对检验专业状况的认知
医学检验工作者对检验专业状况的认知的调查结果见表1。
3讨论
开展医学检验工作者对专业状况认知的调研,倾听医学检验工作者的心声与梦想,可以查找阻碍检验专业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为卫生、教育和人事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以下分析。
3.1医学检验工作者的现状特征不利于提高检验质量与医疗技术水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医学检验工作者第一志愿报考医学检验专业者较少,占29.7%;农村、县城和乡镇户口者所占比例较高(70.4%)。笔者认为这些来自社会基层家庭的学生胸怀理想,具有吃苦耐劳、奋发上向的精神。然而所有受调查对象工作后情况并不乐观,主要表现:(1)很喜欢检验工作者仅占4.7%,为生活而工作者所占比例高达51.6%;(2)认为医院检验科存在一些职业机器人者所占比例较高(82.2%);(3)愿意被称为技师者所占比例很低(6.3%),认为技师称谓影响工作心态者所占比例较高(68.1%),同意技师应该改称为医师者所占比例较高(76.2%);(4)希望子承父业者较少,仅占12.8%。这些数据表明工作后,他们大多缺少理想、追求,缺少创造的冲动,缺少对专业的热爱,不希望自己被称技师,不希望自己的后代从事医学检验工作。他们大多数人把检验工作当作一种职业,而不是事业。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事业是利人利己的、没有止境的一种工作。他们大多数人不断地重复实验与仪器操作,像职业机器人一样完成操作程序,直到退休,使其处于消极被动的工作状态,缺少自信,不利于提高检验质量与医疗技术水平。
3.2将具有医学学士学位的检验专业毕业生培养成为检验医师,有利于我国医学检验事业的健康发展
2003年,教育部、原卫生部联合设立中国医学教育管理体制和学制学位改革研究课题组,对我国医学教育的长远发展进行系统研究。2005年,课题组公布了研究的总体报告,指出我国现有的医学教育学制长短不一,医学人才培养规格多种多样,要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必须有规范的学制学位体系。我国医学教育的改革原则应为以三年制为过渡,五年制为主体,长学制为发展重点。现实国情表明,美国“4+4”的学制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和实施具有相当的难度[2]。医学检验已经发展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医学学科,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一份准确全面的实验报告是医生作出准确的诊断与制订正确治疗方案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1]。结合国情与学科性质特征,医学检验本科教育应该以五年制学制为主体。五年制医学检验本科教育模式是30年前康格非教授等前辈结合我国国情,极有远见地创建的模式,为我国医学事业发展和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目前并未遵循高等医学教育规律,将其改为了四年制学制模式。中国教育缺乏服务意识、人文关怀、特色及理想[3];检验本科学制五改四模式正是中国教育缺陷的一个具体体现。为此,发出了我国医学检验本科教育成为“绿领巾”式教育之忧[4]。高校人才培养只有建立在符合国情、人性、尊严、理想基础上,才能造就有良知、爱心、责任心与创造力的合格人才。本次接受调查者的第一学历大专、中专者共占53.5%,五年制检验本科学历仅占37.4%,但高达72.5%被调查者愿意选择五年制专业学习;同意具有医学学士学位的医学检验毕业生,经过毕业后相关培训及考试,获得检验医师资格,是我国检验医师培养的主要途径的医学检验工作者所占比例高达89.5%。可见,将接受五年制检验本科教育,并获得医学学士学位者培养成为检验医师是我国医学检验工作者的选择。教育改革与决策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必须符合国情及科学发展观。尽快恢复五年制医学检验本科教育模式,关系到我国医学检验的健康发展。
3.3落实检验医师职称制度,发挥其促进医学发展与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的作用
我国医学检验本科教育与临床检验诊断学研究生培养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科生和研究生已逐渐成为医学检验事业的主力军。如何发挥他们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与促进检验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必须关注他们的心声与梦想。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同意技师应该改称为医师的工作者所占比例较高,为76.2%,说明检验医师是医学检验工作者的一种期待与理想,而实现理想是提高他们工作主动性与创造力的力量源泉。随着分子诊断与个体化医疗等现代医学的发展,医学检验在医疗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求检验工作与临床紧密结合,需要既懂得临床医学,又熟悉实验检测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检验医师。在发达国家早已存在检验医师这一职称岗位。我国为人口大国,各级医院检验科需要大量检验医师,并非每个医院只有2~3个检验医师就足够[4]。我国一些医学检验专家为检验医师队伍的建立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2003年成立了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标志着我国医学检验事业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标志着医学检验青年实现检验医师梦有了行业保障。职称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社会、主管部门及专业技术人员非常关注的问题,一直被列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重要任务之一[5]。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指出,我国职称制度还有许多不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地方,以及制约专业技术人才发展的地方,需要深入改革。
一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的电视剧艺术创作成果卓著、社会反响良好,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出较为均衡的发展态势,不同题材类型电视剧作品也呈现出各有特色的审美追求。从人物形象塑造、题材选择、形式创新等方面来看,一批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主创者也在进行着执著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然而,汹涌袭来的大众文化思潮和无孔不入的商业意识,具体到以收视率作为艺术成败准绳的尴尬现状,使得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生态和批评生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繁荣、光鲜的一面背后隐含着诸多值得深思和警惕的问题。
首先,应警惕“伪现实主义”和“皮相现实主义”。在当下的一些电视剧作品中,对人性的展现与价值评判,尤其是对于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人性挖掘与深度刻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偏差,使其“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在歌颂理想、赞美崇高时遮遮掩掩,对一些真实的重要历史人物,在塑造其艺术形象时总要搞一点“人性深度”,在主人公的高贵圣洁的人格上泼点脏水。与此相反,对卑劣人性的描写存在着过度宽容,甚至是有意纵容的倾向,艺术化地展现反面人物所谓的“人性善良”,抹平了正义与邪恶之间原本鲜明的价值鸿沟,让观众通过对反面人物的“同情”、“理解”颠覆了以往固有的价值体系。一些评论者不仅忘记了“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文艺担当意识,甚至给一些创作者“出招”,嘲笑思想性和价值判断为“行政性”,将一些背离人之常情的怪异行为称为“还原人间烟火”。
一些电视剧作品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醉心于恩格斯当年批评的那种“恶劣的个性化”、畸形的细节描摹,把个人的偶然际遇当作历史的必然归宿。从艺术流派和美学渊源来看,这种“伪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与历史上出现过的自然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思潮一脉相承,既非真正的“现实主义”,更不能被看成是“现实主义的重生”。还有一些电视剧作品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同时停留在社会现实的表层,虽然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无奈现状,但对剧中人物扭曲地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人生选择,注入了同情理解的色彩,没有起到用先进文化和审美理想引领观众的作用。因此,这些作品只有“皮”——社会现象,而没有“骨”——价值导向。这种“皮相现实主义”创作仅仅揭示了表层社会现象,但这些“局部”的皮相,让观众尤其是缺乏生活经验和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少年观众,误认为“皮相”就是真实的生活,甚至津津乐道,反之对倡导洁身自好、清贫乐道的主流价值观体系产生了质疑。
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推波助澜,这两种创作态势日益变为创作“时尚”。相反,对于近代史上很多大学者、大科学家在艰苦的环境中成就了一番伟大事业这些更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界却缺乏足够的热情和关注。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值得深刻反思。缺乏价值立场和伦理底线的“伪现实主义”,缺乏独立批判意识和反思力度的“皮相现实主义”,本质上都反映了一部分创作者和评论者在物欲横流和西方思潮的双重冲击下,本应坚守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匮缺。这些“伪现实主义”和“皮相现实主义”作品,甚至沦落为讴歌利益关系、媚俗迎合、花眼乱心进而误人子弟的荧幕乱相。
其次,应警惕以个人小悲欢代替宏观历史把握的不良倾向。珍视创作者的个体情感体验是必须的,但是,要真正深刻、准确地再现历史,就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引。话剧艺术大家于是之就反对单纯的“从自我出发”的表演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也主张从“小我”进入“大我”乃至“无我”。艺术创作既然承担了表现历史的责任,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深切认识,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就会在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审美创造过程中失去方向。在表现历史的深刻度和准确度上,现在的一些电视剧作品很有可商榷之处。例如,剧中主要人物在特定时期和历史背景下的所言所行,虽然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很有个性、很过瘾,但却失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能说出来、做出来的。再如,一些电视剧作品为了表现特定历史时期中、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人性的变异过程,将主要人物性格的异化表现得过于突兀,缺乏对复杂的转变过程的符合人物性格逻辑、情感逻辑和行为逻辑的合理到位的描绘,缺乏对人物性格转变复杂性的充分呈现,因而在人格的统一性上发生了分裂,使得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了审美接受心理的“阻隔感”,从而感到对人物性格的变异难以接受。写好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不仅仅限于主创者个人的“自我体验”,或者说,将这种“个人化的情感生活体验”诉诸于更为宏大厚重的历史时代背景,将个人的艺术体悟根植于准确到位的历史把握,才能完整呈现特定时代的风貌。
再次,应警惕利用以徒有其表的形式遮盖空虚乏力的思想、以娱乐化思维代替审美思维的不良倾向。我们反对将历史过度道德化,反对将艺术创作附庸于政治或道德范畴,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文艺创作与批评又被迫屈从于经济利益,由以往从属于政治道德附庸的极端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追求收视率,坠入过度娱乐化的泥潭。具体就表现为,以炫目迷乱的视听奇观、虚幻的历史背景等徒有其表的艺术形式刺激观众的视听,进而误把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当成艺术本应追求的精神美感;将空洞贫乏的内容、乖张乖戾的人物个性、偏失的价值观,掩盖在“娱乐至上”的假象、乱相之中。
从人类艺术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究竟何为艺术之本?何为艺术之末?我们现在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如果倒置了本末,艺术作品就不亚于精神鸦片,会使得观众沉沦于视听奇观的幻觉,而逐步丧失了审美思辨能力。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最根本之点,在于人类具有独特的精神世界,以审美的方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如果艺术创作者将艺术作品沦为了艺术产品流水线上的纯工业化、纯经济诉求的产品,将观众仅仅视为艺术产品的消费者,将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视为工业化流水线的机械操作,将自己的社会责任定位为经济利益链条中的一环,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人类灵魂构建者的神圣职责,而沦为了“消费”链条的奴隶。
最后,应警惕借改编经典之名解构经典的不良倾向。我们不反对以当代人的视角,对经典作品进行新的诠释解读;但如果借改编经典之名,行经典“化钱”之实,就走向了一条改编的歧途。一些改编作品以挖掘经典的“边角料”、“奇闻轶事”和人物的三角关系,来刻意营造“卖点”迎合媚俗的欣赏趣味,或生吞活剥西方思潮的一些只言片语来任意曲解经典,或以没有伦理底线的所谓“人性解放”的谬论瓦解经典作品的道德底线。这些改编其实都不是真正以严肃严谨、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改编,而是将“经典”作为化钱求名的工具。经典是经过历史与人民检验的承载着民族优秀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的精品力作。敬畏经典,是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表现。改编经典,应坚持顺势方向地丰富、深化、发展,反对逆势方向地解构与颠覆。对经典名著的改编应该立足于当代生活实际,挖掘整理文学资源,淡化、剔除其腐朽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因素。简单的颠覆和一味的戏说都会误导观众,使观众接受那些不真实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贻害无穷。每个民族都应坚守自己正确的历史观、文学观,颠覆和篡改名著只会让我们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统统走向混乱。
二
上述值得警惕的“表象”性问题,其背后所蕴含的缘由固然复杂,但从创作思维层面深究,根子是在哲学上出了毛病。因此,从哲学思维出发根除这些乱相,方为治本。究其哲学根源,“乱”的最根本的病根在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过去,我们曾一度习惯于简单地将文艺从属于政治,走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极端;如今,面对市场经济,又误将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地以收视率的经济指标作为评价电视剧作品的重要乃至唯一指标,堕入了文艺商品化、过度娱乐化的泥潭。
哲学根源上的偏差,就会导致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的诸多谬误。笔者曾反复着力批判片面认识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即是最为典型的一例。注重观赏性,本是唯物史观和接受美学的题中之义。但观赏性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不同,乃属接受美学范畴。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一对概念抽象的逻辑起点是作品本身;而观赏性概念抽象的逻辑起点却是观众的接受效应。语言学与逻辑学规定:只有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的概念,才能在同一范畴里推理,从而保障推理的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是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而观赏性却是观众的一种接受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一种变量,主要是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效应。从辩证法和范畴学看,什么范畴的矛盾应主要在什么范畴里解决,并关注到与之相关的范畴里的相关矛盾。那么,观赏性就应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一是下功夫净化观赏环境,营造科学健康、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文艺评论氛围;二是着力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以艺术性、思想性兼备的优秀作品来陶冶、提升观众的鉴赏能力。歌德有一句名言: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的。现在却把观赏性推给创作美学范畴里的创作者去解决。于是,创作者面对不健康的创作环境与素养不高的观众群体,其选择的唯一出路,便是为了追求收视率而迎合观众。
哲学根源上的偏差,除了导致批判标准的偏差,亦表现为如下种种笔走偏锋的极端现象:从过去忽视观众娱乐、乃至说教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极端;从过去曾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的极端;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拆卸、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的“非英雄化”倾向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极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营造视听奇观”的形式唯美主义的极端,等等。凡此种种,其结果都导致“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的艺术宗旨。
这让笔者不禁想起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的那句名言:“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时下娱乐成风,娱乐过度,要么止于营造“视听奇观”,以感官冲淡乃至取消艺术本应追求的精神美感,要么颠倒了术与道的关系,醉心于术而忘了道,失却了思想和灵魂。须知,一个民族过度的视听感觉生理上的刺激感被强化之时,常常是这个民族精神灵魂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被弱化之日,我们决不能乐此不疲、麻木不仁。
三
哲学根源找到了,就容易对症下药了。笔者认为,从根本上修正上述哲学思维层面的谬误,必须从哲学的深度进行审视,而不要拘泥于细枝末节和零打碎敲。
首先,应自觉坚守全面辩证和谐的艺术发展观。毫无疑问,发展文化已成共识。从上个世纪末至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反观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已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演进为“经济支撑,文化引领”;从单纯由政府资金投入,演进为允许各种社会资本进入到艺术创作中来,进一步激活艺术创作的生产力;政府的职能从对艺术创作的单一管理,演进为给艺术创作提供全方位服务,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艺术创作环境更为宽松和谐。只有坚守全面辩证和谐的艺术发展观,才能有效提升电视剧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在人物形象塑造、题材开拓、形式创新乃至作品历史意蕴和人文品格提升等诸多方面,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其次,应自觉坚守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美学的”标准考量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而“历史的标准”则考量作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内涵。两者相辅相成、交融统一,既可以防止在历史层面和价值层面失去宏观的总体驾驭,而津津乐道于技术和形式层面的细枝末节,又可以防止离开对艺术本体实实在在的审美体悟,做出空泛的、历史的、道德的评价。笔者多年来不断重申贯彻这一辩证统一的文艺评价标准,在此不再冗述这条标准的基本内容,只是再次强调:美学的、历史的评价标准是当代面对乱相丛生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现象时,最为有力的、科学的、辩证的评价标准,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统领着文艺评论的总体方向。
相较于西方繁杂纷乱的文艺批评理论派系,历经时间和实践的洗礼,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更显示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光芒。我们强调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将经典理论作为束缚文艺创作的框架或是拿来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附庸,而是要强化评论者坚守文艺创作应宣扬社会正面力量、社会核心价值及优秀民族精神传统的历史责任;我们强调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不是要一竿子把其他各类批评标准都统统批驳倒,而是要提倡评论者在复杂纷繁的文艺批评环境中,仍然坚守文化自觉意识,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操守和自由的精神理想,不要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迷失掉自己的精神家园。
再次,应自觉坚守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立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关涉到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的重要课题。要真正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要自觉认清文化的独特功能,自觉把握文化建设的独特规律,并自觉践行文化的时代担当。这就要有对自身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的充分肯定,要有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要善于辨别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要有对外来先进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博采众长的兼容吸收。缺乏文化自觉的坚定信念,就会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西方思潮的侵袭面前,轻易放下自己应该担当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就会在人云亦云的思想潮流面前,亦步亦趋,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丧失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
我们要坚持引导,反对迎合;坚持教育,反对媚俗。这样才能坚持文化自觉,才能建立文化自信,也才能健康、可持续地通向文化自强,才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些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者,已经通过自己的作品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自觉认清电视剧艺术在提高全民族精神素质中的独特功能和地位,锲而不舍,辛勤创作,如痴如醉地从历史文化的富矿中采掘,自觉践行人民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他们自觉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的指导作用,自觉把握并遵从电视剧艺术独特的审美规律,善于吸收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并融汇到自己审美创作思维的全过程中去,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
四
在电视剧创作与批评的实践中,还要努力处理好以下两对辩证关系。
首先,处理好创作与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创作为批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素材,批评为创作建构起外部环境和发展平台。“阴阳各有时中处,不可相无似两轮”,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亦是如此。而现实情况是,面对创作界出现的数量庞大、题材重复、创作趋于模式化的现状,批评界处于一种“失语”的临界状态。长此以往,创作与批评都将会严重偏离和谐发展的正常轨道。批评界“失语”的根源,就在于上述所说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意识的匮乏,因而在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驱动下,“唯收视率”、“观赏性第一”等偏颇的评价标准大行其道。电视剧批评薄弱,就会导致创作上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追求旨趣的偏差,出现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值得警惕的问题。广大观众有了自主的收视选择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评论者就可以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随所谓“时尚”的脚步,而放弃自己理应承担的引领风尚的时代责任。相较于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而言,电视剧作品的大众娱乐性更为明显,但并不能因此而抹杀其理应具有的美学品格和社会价值。一部优秀电视剧作品的含金量,不能依据暂时的收视率,而是有赖于那些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批评家以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标准,对作品做出全面辩证、统一兼容的科学评价,以兼具感性、理性的丰富饱满的艺术意象思维来引领和升华人们的审美体悟。这样的评价才具有时空穿透力,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阻碍中国电视剧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之一,是缺乏既精通艺术人文、又通晓哲学历史的批评通家。因为这不仅仅是坐井观天式的所谓“专业化的批评”所能承担的责任,它需要激活全民族的艺术思维。
其次,处理好“引领”与“普及”之间的辩证关系。纵观历史,“花雅之争”自古有之,“普及与提高”更是时代命题。当下在文艺批评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文艺不迎合观众迎合谁?”但这种观点的本质却是以“为人民服务”之名,行“为人民币服务”之实。一字之差,体现了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因商业利益的驱使所产生的媚俗迎合趋势。这种迎合论,直接导致了文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一些作品消极适应大众文化中的低级趣味和浅层次的生理,而这种消极适应又反过来刺激创作者生产文化品位和审美情绪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进而败坏了观众的审美情趣,恶化了文艺生态环境。客观地看,观众的审美品味存在着差异性,众口难调,但文艺创作应当防止“尾巴主义”和“迁就”倾向,不能以降低审美品位和牺牲美学价值来迎合、纵容,乃至误导广大观众有待提升的鉴赏品位。
鲁迅先生说得好:“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批评家应该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双慧眼,辨析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这才是文艺批评“为人民立言”的正确选择。古今中外的经验反复证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既反映人民精神生活、又引领人民精神世界的。当前的电视剧创作应立足于“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和“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以这样的辩证思维来引领创作和批评。坚持引领还是放弃引领,是评价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内无处不在的软实力,需要长期积累,水到渠成,不能急功近利地违背规律让文化直接去化钱。文化“化”钱,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将来低素质、低境界的人不仅会把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吃光、花光、消费光,还会从根本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败家子”。这是完全背离科学发展观的。
面对良莠不齐、喜忧参半的电视剧创作现实,以及纷繁杂芜、亟待整合的电视剧批评现状,唯有倡导走一条辩证整合、兼容和谐的文艺创作、研究之路,才是有利于中国电视剧长远和谐发展的“人间正道”。兼容和谐、辩证整合,理应成为当今文艺审美思维所遵循的原则。21世纪刚度过了十几个年头,电视剧艺术创作者和评论者们肩负着时代和历史的双重责任和考验,艺术家和理论家们应既坚持民族的审美个性,又反对食古不化;既坚持学习外来文化,又反对生吞活剥;既坚持“见好就拿”、“拿来就化”,又反对固步自封。让每个个体呈现出自己最美的东西,创造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民族审美个性,即“各美其美”;也充分认识到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以开放的眼光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及其表达,即“美人之美”。在此基础上善于把这两种美交融、整合、创新,“美美与共”,创造出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富有时代特色的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的“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