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 高职院校战略管理的概念内涵、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研究 论篮球运动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内涵和基本特征 市场逻辑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论析 体育强国的内涵、本质与基本特征 中学高职称教师专业“再发展”的基本特征 特色专业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品牌和灵魂 政府治理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形成 软交换技术的基本特征和要素 社会思潮的类型和基本特征浅析 论审计规范的涵义和基本特征 尚美课堂的基本特征和建构路径 浅谈高职英语交互式课堂教学的基本特征和教学方法 论党员主体地位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试论生态型城市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浅议学习型部队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IT产业内涵与基本特征 和谐劳资关系：内涵及基本特征 关于教学大纲的三大基本特征和基本构成的研究 从专业出发认识特色的基本特征促进特色专业建设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9][11]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Z].教职成[2011]9号，2011.

[10]马建富.职业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5-66.

Connot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rand Specialty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LIU Zhi-feng

（Qinhuangda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Qinhuangdao Hebei 066100， China）

篇2

关键词：地方政府 公共服务 治理 绩效评估

引言

地方政府承担着大量地方性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职能，如交通、公共安全、消防、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保健、供水、供电等。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在本质上要求地方政府治理应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提高地方治理的效率等。可以说，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不仅影响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同时影响地方公众的生活质量、地方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稳定。因此，加强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估对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方面，主要集中政府目标、政府网站及一些职能部门工作绩效与公共服务的评价，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的研究还比较少。倪星（2007）指出在我国绩效评估中存在地方治理过程与绩效评估脱节、对绩效评估的整体设计和系统过程考察不够、多种方法的应用尚欠整合、缺乏原创性研究等问题。

地方政府治理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地方政府治理的内涵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正式使用“治理危机”以来，治理一词频繁出现在行政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但是对于治理内涵的界定目前还是模糊且不统一的。例如，Kooiman（2003）认为治理旨在解释社会问题或创造社会机会，建立一套社会规则，为管理活动建立一套标准。我国学者毛寿龙（1998）认为治理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不直接介入，掌舵而不是划桨。俞可平（2001）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尚虎平（2009）把政府治理界定为：“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政府与市场、第三部门、公民社会实现合作、协调，以达到合理分配资源、适当处置各种利益、圆满处理各种关系，从而满足公众需要的一种新型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多重伙伴关系”。杨雪冬（2008）指出治理关注的是权力如何行使，并指出从全球到国家，再到地方以及社区都可以发生治理现象，涉及国家、私人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等众多主体。民主、法治、透明、责任、服务、公平、效率、有竞争力等被认为是治理的基本准则。

对于地方治理，郑志龙（2009）指出地方治理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治理关系也更为复杂。英国学者Bovaird和Loeffler（2007）对把地方治理的定义为：“为了影响公共政策的结果，地方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方式”。地方治理已不仅仅是政府自己的事情，而是更多的征求相关利益者的意见基础上形成的协商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民主过程。正如Bovarid（2004）所指出的地方政府治理不再仅在政府内部寻找好的管理模式，而是追求外部利益相关者认可价值的管理模式。鉴于此，本文认为地方治理是地方政府在充分尊重公众及其它利益相关者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地方性决策、实施地方事务管理、提供地方公共服务的过程。

（二）地方政府治理的基本特征

1.地方政府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复杂的地方公共事务仅凭借公共机构难以解决，需要借助非政治的力量。因此，地方政府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除地方政府外，还包括社会公共机构、公众、企业、第三组织等。

2.地方政府治理的内容具有复杂性。凡是与地方政府有关的事务都在其治理范围之内，如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经济增长、地区稳定、相邻地区协调等。并且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地方政府治理的内容可能具有一些差异。

3.地方政府治理要求具有回应性。地方政府治理要达到共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在客观上要求应具有回应性，及时了解、回应公众多样化的需求。一个具有回应性的政府，应具有透明性、责任性、效率性和公平性等基本特征。

4.地方政府治理的保障是法治。治理下的地方政府是法治政府，这就要求任何地方政府依法行事，其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以公共服务为例

地方政府治理绩效是指各级地方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效益。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就是根据治理的目标、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级地方政府治理的绩效进行测量、考核，反映其工作的实际效果，从而奖优罚劣，促进政府改进工作，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倪星，2007）。

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的绩效评价，目前文献不多，并且不同的文献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例如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世界银行的责任与行政执行能力指标，英国国际发展部从人事和民主方面评估治理绩效。对于公众而言，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是否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是否克守透明、公平的治理规则。英国学者Bovaird（2006）以英国康沃尔（Cornwall）市Carrick区议会公共住房服务为例，从公众生活改善与治理规则的执行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治理的质量进行了评估，这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借鉴Bovaird的评价方法，本文从结果评估和过程评估两个维度设计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一）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结果评估

从结果角度评估政府治理，是对政府治理实施一段时间后效果的评价。近年来兴起的政策科学评估，即是从结果纬度评估公众对于政策执行结果的满意度，进而判断政策是否合理。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结果评估，主要从公众对公共服务与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方面来评价。表1给出了地方政府治理结果评估的纬度及内容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建立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公共服务为例，但是地方政府治理并不仅停留在公共服务提供层面，而是通过公共服务提供达到所想要的治理效果，如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等。因此，在指标衡量时，都是从公众感知角度，评价公众是否对公共服务满意，而不是对公共服务本身的质量进行评价。如健康和社会福利项中，应从公众感知角度衡量目前的健康和福利服务是否达到满意，而不是从健康和福利服务本身去衡量。在具体指标设计方面，可以进一步细化，如在健康与社会福利方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主观评价：目前的状况与以前相比是否有所改善？对目前的状况是否满意？同时，还可以用客观性指标，如目前健康与社会福利标准是否低于国际标准或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国家标准？

（二）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过程评估

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从结果纬度进行评估，可以监督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是否把地方公共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怎样才能保证良好的治理效果，则需要评估者关心在地方政府治理过程是否遵守了治理的基本准则和基本程序，因此过程纬度的评估可以通过对治理准则和程序的遵守情况的评价促进治理结果的公共利益趋向，具体评估指标及其内容解释如表2所示。

结论与应用前景分析

地方治理在我国的发展与创新在客观要求在理清地方治理的基本内涵、准则与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地方治理的绩效进行评价，以达到总结经验、监督治理过程、激励治理创新的目的。在我国，改革和创新地方政府治理过程，是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改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于完成地方政府的政治与管理任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本文提出评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基本构想，试图从结果与过程两个纬度来界定治理存在的领域以并评价治理绩效，但众所周知，一个好的评估指标体系需要客观公正的评估主体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才能达到客观公正评价的目的。在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虽已引入非政府主体，但是企业、公众、第三组织等参与的程度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因此，应鼓励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府治理过程及其评估活动。在评估主体合理、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评估方法有效、评估信息获取成本可控等条件下，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将成为改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倪星.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研究的发展方向[J].政治学研究，2007（4）

2.尚虎平.从治理到政府治理绩效：数据挖掘视域下的政府治理绩效评估[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9（3）

3.毛寿龙.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杨雪冬.近3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J].社会科学，2008（12）

6.郑志龙.走向地方治理后的政府绩效评估[J].中国行政管理，2009（1）

篇3

关键字；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区别与互动；

【中图分类号】D035

公共行政在十九世纪末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学科领域；而公共管理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有着一定的区别，又有着本质的关联。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分析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区别与互动。

一、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区别。

第一，内涵区分。公共管理的主要核心是政府管理，有着多元化主体的基本特征，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公共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这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新的学位教育方式。公共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把公共行政作为基础，将管理学、经济学一级政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整合，主要涉及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公共事务。而公共行政则是把刚性规范以及固化原则作为基本的支撑，主要依托于政府主体开展相关的政治统治工作，是国家行政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开展相关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主要把政府、法律法规等授权组织机构作为主体，把国家、社会以及自身的相关事务作为客体，根据法律法规展开相关决策、组织等活动的科学体系，有着工具性以及依附性的内在本质。

第二，主客体区分。首先，主体区分。主体就是行为的实施者，可以是单一亦可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多呈现多元化，主要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主。根据自身的业务范围，对责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统筹协调，享有法律范围内的权限自由。公共行政的主体主要为政府以及其他法律授权的相关组织，主要依靠政府代表的相关机构。大多数主要把政府作为单一的主体。其次，客体区分。客体对象主要就是指主体行为的主要内容。公共管理主要重视社会性，对公共服务、公众的参与性以及政府的行政事务的公开化等责任与义务的履行，主要彰显了客体的社会性。公共行政较重视其公共性，对公共权力与利益的执行与维护较为重视，主要有着工具性。权威性以及规范性的基本特征。公共管理的客体有着多样化的特征，在不断的变化与拓展中有着具象化的形式。公共行政有着动态性的特点，主要针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为方向，通过其他学科知识的引入，主要包含着公共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等领域。公共行政的客体有固有的管理程序，把民生利益为主要导向，维护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的主要表现。

第三，内在区分。首先，管理目标区分。公共行政对机构、过程以及程序的管理较为重视，属于内部取向；而公共管理则对项目、结果以及绩效的管理较为重视，属于外部取向。其次，管理体制以及运作模式的区分。公共行政对具体的计划、组织以及指导等基本技能的运用较为重视，主要强的是政策的科学化；而公共管理则更加重视管理的市场化模式。

二、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互动关系

公共行政在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是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重要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经历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与新公共行政学说的形式改革。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流行的行政改革主流的新公共管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带来一定的_击，这种全面的公共部门管理方法取代了公共行政模式成为了新的管理理念。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在发展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一，公共管理模式与公共行政的主体都是社会公众事务进行治理，二者的管理初衷是一致的。公共管理主要是通过多元化主体采取合作管理模式开展社会治理，把公共行政中的精华与社会管理进行了细化处理，把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第二，公共行政是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主体则为政府作为主，其他非政府组织作为复制管理。公共管理的主体基本上都是以组织的形式表现的。而公共庞合作系统中的组织要通过核心的、关键性的管理部门达到提高组织整体一致性的根本目的，其组织行政有着公共性的特征。公共管理模式中的组织对其行政管理有着共同管理的权利，其行政价值有着中立性的特征，把公共行政在表现形式上转变为实质的将行政管理模式，根据公共管理组织的相关服务内容、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等因素构建行政模式，将公共服务与合作治理有效的融合起来。在公共管理中的相关管理工作是社会治理的实际的、共同需求体现，可以通过合作管理模式的表现出来；公共管理行政有着科学化、技术化理论思想，注重与合作活动的开展，彰显着合作之间的信息沟通，通过社会道德体制，优化、完善公共管理活动的开展。

第三，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有着规范性的本质特征。在开展具体的活动过程中，二者都严格的执行着相关的规章制度，有着一定的规范性特征。把管理机构作为基本的、主要的活动机构；

第四，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主要目标有着一致性的特征。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二者都是将公共利益作为基本的工作目标，开展活动的过程中贯彻执行着公平性、公正性以及透明的性的政策宗旨。

第五，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工作在形式上都属于服务行政范畴之内。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都是一种社会管理的行政手段，二者有着本质的联系，都属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范畴。

结束语：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二者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与时代的二者的影响与作用下，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有着相互对立的层次也有着内在的无法割舍的必然联系，二者之间的区别与互动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会社会治理与改革带来极其重要的影响与启示。

参考文献：

[1]朱晓红，都英杰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内涵的比较与争论 [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8.79.

[2]陈庆云，曾军荣，郑益奋.关于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几点思考[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1）：45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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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循环经济；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6-0289-02

0 引言

经济发展模式是影响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过去传统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严峻挑战，也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面对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要确保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果不加快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就会出现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容纳、社会难以承受、发展难以为继的窘迫局面。

1 传统发展模式使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内部失衡

传统经济发展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过去，我们曾经或正在以经济增长论发展，或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将实现人的全面需求作为发展的最大动力。这种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片面关注的结果必然造成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内部失衡。

生态系统的失衡，使生态环境自有的生命支持功能与生态服务功能降低，导致生态资源将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稀缺资源，甚致造成环境灾难。传统发展模式随着人口的膨胀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在造成自然环境不可逆转性破坏的同时，也削弱了生态支持能力和服务功能，使生态濒临崩溃的状态。虽然环境影响的滞后性使我们目前无法准确测定人类距离全球生态极限还有多远，但我们却清楚地看到全球气候变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土地沙化、臭氧层空洞等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灾难，伴随着人类跨入了21世纪，成为新世纪的难解之结，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地或的界线。

经济系统的失衡，使经济发展的持续能力降低，也阻碍了经济发展，甚至引起恶性竟争。其实发展即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但要注重实现经济与文化、政治和环境的相互协调，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的人文性和价值性，谋求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繁荣。

2 循环经济的基本模式

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形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四种基本模式，使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扎实有效地开展。

一是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模式。基本特征是：通过推行清洁生产、资源和能源的综合利用，组织企业内部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同时提高产品的耐用性等。

二是区域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基本特征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工厂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

三是社会层面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体系。基本特征是：建立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再利用体系，实现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和能源的循环。

四是社会循环经济体系。基本特征是：把整个社会作为循环经济的整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自然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负担最小化，把全社会建成循环型经济社会。

3 发展循环经济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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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型过程中的特征分析 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分析 危机状态下公共决策的特征性分析 政治学视角下公共权力的目的分析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权力清单制度构建 治理语境下的地方公共决策 微观权力论下的现代英语教师课堂话语权的基本特征分析 论转型期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主要特征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背景下的教师专业发展路径优化分析 转型时期的权力意志 对公共权力的思考 转型社会中防范公共权力异化问题思考 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特征论 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财政外溢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地方债成因问题研究 地方普通高校公共外语教师转型初期面临的挑战 公共政策终结背景下的行政权力制约问题 浅析公共物品视域下的行政权力配置问题 论服务型权力观下 公共行政道德的构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Xu Lejun. Forced Relocation of Enterprises For the Project of Theatre in Heze， Shandong Province. .

[5]马少华.嘉禾事件的本质是用权“超界”[N].新京报，2004-05-24.

Ma Shaohua. Power Overuse Being the Nature of Jiahe Events. Beijing News，2004-05-24.

[6]邓聿文.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是谁[J].同舟共进，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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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但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又不是一回事，不是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自然就越强。

就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而言：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体系是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国家通过立法，确定国家前进的方向，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和内容及其途径和手段的选择，规划和决定着一国的“理想国”方案。国家政权体制、国家财政体制、意识形态体制、社会体制等支持体系是由宪法和法律确立并保障的。政府内部、政党、社会、媒体等各个方面对国家治理绩效的评估、监督也是以宪法和法律规划的“理想国”方案为参照标准的。

就现代国家治理能力而言：国家治理的合法化能力，就是获取社会认同、肯定和支持的能力，而法治无疑是获取强大的民意基础和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能量。国家治理的规范化能力，最重要的是国家发挥法治的规范力，对社会和国家自身进行规制、控制、监督、约束。国家治理的一体化能力，就是国家通过发挥法治的普遍约束力，防止在贯彻自己意志过程中遭遇某种程度的抵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无法实现的情况发生。国家治理的危机响应和管控能力，要求依法建立和完善危机预知系统、危机研判系统、危机警示系统、危机处理系统和危机善后系统，并使这些环节或系统之间形成不间断的联动。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我国国家治理能力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治理国家的能力。因此，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有赖于法治力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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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

贺雪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村庄治理模式,即村治模式,是华中乡土学者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路径探索。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村治模式研究丛书》(16本),可算作这一学术路径的阶段性成果。丛书作者分别选取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等重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驻村调查百余天,从生产生活、弱势群体、村庄政治等角度进行了深入调查。单就16本书的经验材料本身来讲,丛书就是一个不小的学术贡献,是对转型农村社会的一次素描――“描绘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另外,丛书的出版代表着农村研究“集体学术”的进展。作者均出自一个团队,怀着同样的理念,同样的学术进路。丛书不是16本调查报告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学术理念的集体表达,是一个学术团队集体发出声音,是对村治模式研究的多套经验阐释。其中,贺雪峰所著《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一书,在叙述村庄经验的同时,对村治模式的缘起、研究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很好的阐释。

一、村治模式研究的缘起

村治模式研究不同于普通的农村田野调研,不是要理解一个村庄,而是要理解中国80%村庄的80%现象。这样的学术抱负自然不能通过“普查”来实现,而只能寻找一种方法,通过广泛调查对中国农村进行区域化、类型化的解剖,或者说是要找到一条路径,对中国农村进行结构性的理解。

在《自序》中,贺雪峰讲述了村治模式研究的缘起。在从事“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过程中,日益关注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农村极其不均衡,相同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地区的村庄会形成不同的过程、机制和后果。中国农村不能一刀切(非均衡性),这虽然几乎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集体共识,但是非均衡性的深层原因却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伴随着调查的深入,研究者发现,乡村治理形态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村庄治理逻辑的不同,必须对“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进行讨论。

探讨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就需要对村庄进行一个整体性考察。不是关注家庭结构、老人赡养、村庄舆论、派性宗族等个别现象,而是要把这些小专题放在一起来理解,通过对村庄秩序的总体性考察,揭示复杂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这样的调研成果就类似于一个相对翔实的民族志报告。通过村庄经验的总体性意义来呈现村庄的内在机制,进而呈现村庄治理的逻辑。

但另一个问题出来了,是不是1000个村庄有1000个逻辑呢?还是有些村庄治理具有逻辑上的相似性?村治模式研究就是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即在呈现个案村庄社会基础和治理逻辑的同时,对个案进行比较,进而将治理逻辑类型化,形成关于村庄治理模式的讨论。

村治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研究策略,同时也是一种调查写作方案,调研者有统一的调研提纲和写作框架,便于不同村庄的资料具有可比较性。这种调研方法与纯粹的人类学对村庄的理解方式不同,是中度调查,不太追求村庄个案的绝对精细化,而是要通过1―3个月的调查呈现出村庄的结构性特征。之所以不是特别注重经验的绝对精细化,是因为在村治模式研究中,比较的不是具体现象,而是逻辑,比较的是村庄各种结构性因素、事件和治理机制的异同。

二、村治模式研究的路径

在村治模式研究过程中,存在以下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选取某一个专题或视角,结合不同村庄经验进行比较,理解和呈现村庄治理逻辑的差异性。本书共列示了20个专题:家庭结构与老年人地位;妇女地位及其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农民的闲暇时间及其社会交往;人情往来;红白喜事及其仪式;村庄中的竞争;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地方性规范与地方性共识;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公与私;积极分子与消极分子;村庄公共事务的“搭便车”;土地调整;农民负担、村级债务与农村上访;等等。这些专题,都是在长期农村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对田野经验的问题意识,即以某些标志性事件为切口,剖析村庄治理的内在逻辑,同时强化对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认知。这正是本书导论中《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以在全国九个农村地区调查为例》一文的问题意识和主要内容。

第二条路径:立足一个村庄,做一个相对翔实的调查报告,生动呈现村庄治理的逻辑,形成一个模式表达,同时在其他报告的比较中获得意义。书中九个村庄村治模式报告的写作就属于此条路径,不仅仅是关注村庄治理,还要特别关注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涉及对村庄政治社会诸多面向的结构性理解,重点关注以下系列主题:

(1)社会关联――家庭结构、分家模式、纠纷及其解决、行动单位、公与私,等等;

(2)生产生活――村庄历史、自然环境、聚居类型、种植结构、闲暇生活、副业、打工经济、电视下乡、人情,等等;

(3)村庄政治――派性、上访、乡村债务、农民负担等,乡村关系,等等;

(4)意义世界――生育观念、面子竞争、丧葬习俗、自杀,等等。

虽然一些问题在第一条路径中也曾涉及,但是此处更关注村庄经验的总体性意义,理解其关联性,进而呈现个案本身的逻辑,呈现乡土秩序的基本特征。这种村治模式的报告,信息量较大,并没有过多的宏大理论解释,而是力图呈现村庄经验的逻辑自洽性。所谓的村庄经验的逻辑,意指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是逻辑性地关联在一起并彼此作用,例如农村老人的处境与代际关系、兄弟关系、村庄舆论等命题紧密相关,村庄治理与宗族、派性、选举和乡村关系等主题高度关联。理论可以呈现经验的逻辑,根本原因在于经验本身是自洽的,可以自我阐释。经验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用经验来理解经验。村治模式报告的写作,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农村经验的内容和意义,进而理解村庄经验本身的逻辑和作用机制,这是村治模式研究的重要环节,是村治模式研究的基本功。

第三条路径:将诸多模式进行比较,建构更大范围的模式概念。“村治模式不仅存在具体的小区域差异,而且存在大区域的差异”,而这正是书中关于“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讨论。只是这里要强调,村治模式类型化的标准不完全是“地理区域”。虽然地理空间的不同导致南北方农村的种植结构、社会关联方式、国家权力渗入程度等方面的不同,但是村治模式类型化的根本标准是村庄治理逻辑的相似性。所以书中“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的划分并不是地理空间的简单表达,而是依据“离中央权力的远近、地方性规范、开发时期”三个因素对村庄治理逻辑的一种类型化理解。或者说,可以算作是更大范围村治模式的类型建构。

三、村治模式关键词

所谓的村治模式关键词,就是理解村庄治理的关键概念。

一方面,在村庄从事调查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会有一个或几个因素或事件,它们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中非常惹眼,影响着村庄治理的诸多面向,主导着村庄治理的逻辑。如贺雪峰在湖北荆门调查时发现的“原子化”,在关中调查时发现的“户族”,在河南安阳调查时发现的“联合家庭、门子与宗族”,在安徽中部调查时发现的“村民组”,徽州宅坦村的“积极分子”。以“积极分子”为例,安徽宅坦村虽然也有“原子化”的特征,但是在村庄中却活跃着一个由退休人员等组成的“积极分子集团”,他们成立了“公益事业委员会”,还刻了公章,积极行动,使村庄治理呈现为非原子化的特征。积极分子,构成了理解宅坦村治理的关键词。从这样的一些概念出发,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村庄社会结构和村庄治理的逻辑,进而概括村庄治理的模式。

另外一方面,在超出村庄个案层面,还可以发现一些概念具有更大范围的比较意义,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是一个比户族、原子化、联合家庭、宗族更高一级的关键词。其中“行动单位”探讨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将农村社会关系的特征概括为“差序格局”,意指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且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但是现实中,不同层次的“波纹”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从核心家庭出发,并不完全是越来越弱,而是在某一个层次表现出来较强的一致行动能力,影响着村庄治理,表现为村庄水利、红白喜事等事务中合作的形成,以及团结一致政治行动的发生,表现为选举中的派性、上访等等。影响“行动单位”的关键因素是“农民认同”。虽然家庭核心化是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整体趋势,小家庭构成了利益的坚固堡垒,但是除了“原子化”村庄外,我国其他农村地区存在一个超出核心家庭的认同单位,在黄淮海地区和安徽阜阳表现为小亲族,在关中表现为“户族”,在赣南表现为“宗族”。“认同”建构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行动单位”,进而影响村庄治理的形态和模式。

以“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一村治模式关键词为视角,利用“村庄价值生产能力”等概念,可以建构一个区域比较的村治模型,进而对生育观念、非正常死亡率、住房竞争、老年人地位、村内纠纷等政治社会现象进行区域比较分析,概括出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基本特征。

四、结语

如果说“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关照代表着纵向对社会变迁进行考察,那么村治模式研究则代表着横向对不同区域农村社会性质及其差异原因的关照。如果说先前以政策、法律的实践为视角来理解村庄治理的区域差异,那么村治模式研究代表着视角从外部到内部的转换,即关注已经不是差异本身,而是差异产生的原因。这种原因不是仅仅在外部,还扎根于村庄内部,是村庄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不同地区村庄治理的面貌的特殊性,即村治模式。

正像贺雪峰在后记中所表达的:村治模式研究“是一项探索,是经验研究的探险”。在笔者看来,村治模式研究最根本目的并不只是要建构出符合区域治理特征的“模式”――这只是一个过程,关键是要找到一条可操作的路径,对广大的、非均衡的中国农村进行理解。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苛刻地追问模式准确性及其代表性问题,而应该深入理解这样一种学术路径所蕴含的农村经验研究的战略意义。它不仅为区域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还能在区域比较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关键词、关键概念。他们均来自村庄,仿佛从田野中生长出来一般,充满了本土气息,对本土经验很有解释力,为理解中国农村提供了有益的概念和框架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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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

长期以来，虽然众多专家学者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系列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实践，但教学改革的原创性成果甚少，教学实效性难以从根本亡得到提高。对此，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精神指导下如何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须进行创造性教学尝试，只有以更适合时展的新样式、新手段、新途径等实施教学，才有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所以进行创造性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丰富内涵

创造性教学，是指教师在充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前提下以创新思维为基础，制订创新方案，通过打破原有模式，建立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和信息分布，把教学内容播送到各个教学环节，集成至目标点上，促成学生创造性地学，最终实现教学目的。创造性教学就是在现有教学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是教师在对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创造性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运用现代教育规律，以与时展相符合的教育理念为指导而进行的各种教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旨在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通过吸收、运用最新教育成果，发现和创造新的教学模式，创建更加合乎人文精神的教学活动，从而能／顷利地实现把理论与思想道德修养转化为大学生个人的世界观和品德素质，内化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形成对知识及透过知识对整个世界的科学的价值评价，从而使社会意识向学生个体意识转化。此种教学活动应内在具有两个相互关联和制动的方面：一是教师的创造性地教；二是由此而引发的学生创造性地学。其中，教师的创造性地教是基础和前提，正是由教师的灵活多样赋有创新的教学启动了学生主体能动性从而自我焕发出蕴含着创新的学习活动；而这种创新又是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强化剂。

我们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务必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创造性教学是在其政治性框架下施展的，保证其政治方向是首要的。在实施创造性教学中应有两个坚持：一是坚持与《****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有关课程设置的决议一致，按照统一安排，开展教学活动；二是坚持符合教学基本要求和课程学时安排，强调课程应有的规范性要求。

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创造性教学应体现出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在品质。我们知道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灵魂应是时代精神，与时俱进是其高贵的品质，发展则是永恒的主题；而体现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发展要义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创新，由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既是其内在驱力使然，也是其本性外化表征。它本质上是展示了该理论及时代思想的精神真谛和文化创造力，这应是一种内涵特质的自觉显现。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应立足于整合，即教师是对新的教育理念、意识形态、知识背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依据一定“条件”(创新计划)重新编排组合，即内容与方法、目的与手段、继承与创新、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整合。如：受课时限制和教材信息容量限制，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始终都有一个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有所侧重，设计针对性强，易让学生产生共鸣的讲授内容，同时对教学方法也始终存在着如何设计、实施的问题，这些都是教师的再创造过程。从现实意义上讲，教师进行创造性教学的过程就是整合诸种因素形成新功能的过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基本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内涵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1．目标性。目标是任何教学活动的内控因素，它不仅仅是确立新教学理念的价值前提，同时也是规定开展创造性教学的方向、基本任务和要求。因此，目标性是创造性教学取得成功并起到积极作用的前提。我们知道，目标本身是教育者进行教育活动所预期达到结果的超前反映，它是教育者开展一系列创造性教学之前预设要在一定阶段的奋斗方向，是要在教育实践展开过程中不断回应和解决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矛盾关系，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从而驱动教育者百折不挠，达到目的。但是，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所蕴涵的内容极其丰富，因此，创造性教学的目标涉及多层次，多目标序列，无论是教育理念、创新思维、教学模式的创新，还是理论内容、背景信息、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以及教师和学生创造力的提高，都是目标。我们把这种多级分层、序列相关的全方位“目标树”统称为目标系统，可是创造性教学不可能一下子整体完成目标，只有通过许多阶段性目标和部分性目标，形成一个阶梯，才能逐步接近和达到终极目标，即把社会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内化于大学生的身心，形成个体一种稳定的、基本的、内在的心理素质，使大学生获得内驱力。

2．主体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造性教学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它需要教师凭借一定理念及对理论与思想品德的充分把握基础上，在教学活动中首创性地进行旧质形态向新质形态转化的活动。如：由传统课程设置向新课程设置转化；实现新的教学方法和纳入新的教学内容等等，都要经过创新主体的感知、判断、决策、理想、实践等自觉的、能动的、创造的活动，才能转化为现实结果。主体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最显著的特征。在现代寓意上，这个主体不仅仅是指教育者，同时还包括受教育者。它是超越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与客体关系模式的“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主体一主体”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主体在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主体与主体”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我们在这里所主张的创造性教学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由“主体与客体”提升到“主体与主体”关系。惟有如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造性教学。当然，这还有赖于创造型教师的创造行为。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研究发现，教师的创造性与学生的创造性之间呈正相关联。可见，创造型教师是整个创造性教学的灵魂。创造型教师应该具备创新素质，即具有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创新技法，同时还应该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最新教育成果、见解独到、知识广博、观念新颖、心态宽容、想象丰富、激情高涨等。由此，才能实现引领学生完成创造性教学，从而造就个性鲜明、自主性强、创新能力高的现代人才。

3．超越性。人的生命存在特质表现为人即是现实的存在又总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存在的现实。人总是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生活。人在现实的存在活动中，以人对当下生活的不满足，构造出超越现实，企求理想的生命活动，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任何教育活动都内蕴着人的自我超越本性，无论从它是教育人，培育人的过程来看，还是从外在的客观要求来看，超越性不仅是教育活动所必须的，而且还是教育发展的固有张力。特别是在新世纪里，面对迅速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落实《****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讨和实施创造性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传统教育已明显不适应变化的社会要求，教育创新势在必行。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就是对原有教学的超越，它需要实施教学创新的教学主体(包括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超越陈旧传统的模式，进行具有前沿性、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创新活动。

参考文献

[1]****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发[2004]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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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份制高职院校及其特征

关于股份制高职院校的界定，如果不涉及除办学主体多元之外的要素，则其内涵是十分明确的。在当下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的性质或特征及其职能尚存在着比较大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急需给予规定性的界定，尽管这种规定性的确立需要政府在政策法规层面上的明文宣示。然而，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现实存在与发展却已经赋予了股份制高职院校及其特征的社会性规定。

（一）股份制高职院校的界定

倘若只从形式界定而言，所谓股份制高职院校即指通过股份制的资本组织形式而投资举办的高职院校。在这里，是否是通过股份制形式进行资金募集来出资办学，则成为区别或确定一所高职院校是否是股份制高职院校的唯一标准。在这一视阈下，股份制仅仅成为股份制高职院校资金募集的一种形式而已，并不能改变或者决定其高等教育组织的办学性质与职能。[1]但是，这一视阈的界定与我国当下对股份制高职院校的认识和实践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偏离。

与西方国家或1949年以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组织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促进高等教育大发展中所建立起来的股份制高职院校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就在于：（1）当下的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是以民办教育类型和大学专科层次为主体的，并且基本限制在这一类型与层次；（2）民间资本的投资（抑或投机）行为是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建立、存在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而我国当下的股份制高职院校明显地存在着公司化治理的痕迹，有着对资本受益的强烈诉求倾向。[2]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笔者认为，时下我国的股份制高职院校指的是以股份制形式出资举办的实行公司化治理模式的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民办高等教育组织。

（二）股份制高职院校的特征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股份制高职院校是在特殊的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就具有了既区别于一般普通高校（公办或民办），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私立高校（1949年之前）的特征。从已举办的股份制高职院校的基本状况来看，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出资形式的股份化

以股份制形式募集资金而获得办学经费，是股份制高职院校区别于一般普通高校的基本特征。股份制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处于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它打破了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组织主要由公共财政投入形成的国有资产的格局，因而具有重大的标志意义。[3]

2.举办主体的多元化

由于股份制高职院校的举办及运行经费主要是通过股份制形式的投资而获得的，因而其举办主体是多元化的。从这一角度而言，目前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不仅具有非单一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3.治理结构的公司化取向

基于股份制投资办学体制，举办者在股份制高职院校的法人治理及内部运行管理方面大都借鉴了股份制公司化的治理模式，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产权与治权相分离的治理结构模式。[4]

4.办学类型与层次的限制性

目前我国已建立的股份制高职院校，基本集中在民办教育类型和高等教育专科层次。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一方面是因为股份制办学投资的资本性质及其受益诉求所限，另一方面也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导控有着直接关系。

5.学校管理与运作的市场化取向

由于绝大多数股份制高职院校办学主体有着对办学资本受益的强烈诉求，因而立足于社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导向来设置短线专业、热门专业和低成本专业则成为其必然选择。与此相应，股份制高职院校在内部管理与资源配置上也大多选择了具有市场化取向的应对策略。

从以上对股份制高职院校所呈现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股份制作为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不仅会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结构的变化，而且也必然会引发高等教育的领导体制、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的变革。

二、股份制高职院校的组织治理面对的基本问题 股份制高职院校区别于一般普通高校的组织特征使其治理与发展具有了相应的特殊性。或者说，与普通高校组织相比，股份制高职院校的治理与发展，不仅面临着如同所有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问题，而且也面临着由于股份制这一办学体制所带来的特殊问题。因此，如何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股份制高职院校的组织治理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促进股份制高职院校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股份制高职院校办学性质的确定

如何认识和确定股份制高职院校的办学性质与地位，是股份制高职院校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在理论上澄清对股份制高职院校的认识偏误，不仅有助于在办学实践中更好地把握股份制高职院校的办学性质与地位及其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与运行，而且有助于我国教育法规政策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从办学性质上来说，股份制高职院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是由股份制高职院校的股份制这一特殊的资本组织形式所决定，又会由股份制高职院校的高等教育的组织属性所决定。作为一种股份制组织形式，股份制高职院校的办学性质无疑与构成这一组织形式的股份所有权结构（股权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文的讨论基于此，即股份制高职院校的办学性质是由其举办主体及其办学资金的股权结构所决定的）。[5]由此可见，股份制高职院校并非完全是私立民办教育，也可以是公立公办教育。在私立民办的股份制高职院校中，或有民办公助的，或有公有股份和国有资产的存在；在公立公办的股份制高职院校中，或有公办民助的，或有公办民营的，或有私有股份和私有资产存在。因此，对于目前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办学性质的认识与理解，既要分析其构成股份制这一组织形式的股权所属性质，更要从股权结构与法人治理结构上分析与判断其公办或民办的办学性质。

（二）发展定位与个性化特色的形成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而言，形成其科学而合理的发展定位与鲜明而个性化的特色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生存与发展的态势，任何一所股份制高职院校欲在其教育类群中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发展的广阔空间，都必须高度重视其发展定位的科学合理设定和办学特色的有效打造。为此，股份制高职院校的治理与发展必须注意：（1）基于自身所属高等教育性质、类型、层次及其社会环境的科学分析与准确把握，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与目标；（2）基于市场化外部环境发展的要求和优势竞争力形成的需求而培育、打造与建构其鲜明的个性化办学特色；（3）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支持而培育与创立相应的学校发展理念、治理架构与组织文化。

（三）组织治理结构的建构与优化

股份制高职院校的办学性质及其举办主体所具有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决定了其组织治理与发展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既反映在股份制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建构上，又反映在股份制高职院校的组织运营与管理上，使其具有了区别于一般普通公办或民办高校的特征。

对于股份制高职院校的组织治理与发展而言，根本问题就在于如何构建起科学和可优化的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的有效机制。[6]需要注意的问题是：（1）科学而有效地处理股权与经营管理权之间的关系；（2）不同投资主体利益诉求的合理化与法定化关系的确立；（3）可优化的学校法人内部组织结构体系的建立；（4）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科学而有效的管理体制与文化制度的形成；（5）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建构与形成，如社会评价与反馈机制等。只有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股份制高职院校的治理与发展才能够得到内外部的制度性保障。

（四）持续而稳定的教育投资与利润分配制度的建立

虽然股份制高职院校有着对经济利益的强烈诉求，但是其并非股份制企业。教育的公益性原则要求任何形式的学校教育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目的。股份制高职院校办学的根本目的亦当如此。而制约股份制高职院校举办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有效的措施，则莫过于建立起持续而稳定的教育投资与利润分配制度，使其办学经济利益回报的诉求处于合理与适度之中。[7]一方面，必须理解股份制高职院校举办者获得一定经济利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将经济利益限定在合理与法定的范围之内。因此，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确立起稳定而持续的多元化教育投资和利润分配制度，对于股份制高职院校的生存与发展而言尤为重要。

（五）良好的市场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建立

相对于公立的普通高等教育组织而言，股份制高职院校的发展对于外部环境（特别是市场环境）与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更大。基于这一理解，我们认为良好的市场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股份制高职院校的生死存亡。通常，仅仅依赖于股份制高职院校自身的改革与努力是无法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因此，这一目标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政府、社会与学校三者的协同努力。

当然，任何组织的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不仅组织的外部环境与社会关系因素始终处于变动的状态，而且组织自身构成的要素及其运行的内在关系形式也必然始终处于变动的状态。因此，对于股份制高职院校而言，治理与发展所面对的问题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动态性。

三、处理好股份制高职院校治理与发展中的几个矛盾关系 股份制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其诞生至今的20多年来经历了培育与快速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应该说，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在其办学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着适合于自身特征与社会发展环境要求的特色道路，为我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与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股份制高职院校依然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现实挑战，倘若在现实的改革与发展之中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股份制高职院校则必然会陷于困顿之境。

从当前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与现实挑战来看，其健康、持续的发展有赖于以下矛盾关系的正确而有效处理。

（一）教育与市场的关系

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股份制高职院校发展必须认真面对与处理的重要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教育组织，股份制高职院校首要的任务是为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的职业人才；而作为一种股份制形式的组织，股份制高职院校无疑有着现实的办学利益回报和持续性办学资金投入的压力。我们知道，人才的培养必须遵循教育规律，而追求经济利益则必须遵循市场规律。通常，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并非当然地协调统一，而很可能出现彼此相悖的状况。因此，处理好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对于股份制高职院校能否实现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教育与市场关系的处理，关键在于：（1）牢牢树立育人为本、教学为中心的办学理念，不能把教育组织演变成一种经济组织；（2）将人才培养与市场的要求密切结合起来，通过优质的教育赢得市场而不是相反；（3）建立起能够有效促进教育与市场良性互动的关系机制。只有在育人为本、教育服务于市场的理念指导下，股份制高职院校的改革与发展才能固守住自己的职责而不迷失于经济利益的追逐之中；也只有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建构起相应的能够有效促进教育与市场良性互动关系形成的办学保障机制，股份制高职院校的组织治理与发展才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与发展动力。

（二）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形式的高等教育组织存在与发展都必须面对与处理的重要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教育组织，股份制高职院校或非股份制形式的高校，都无不承担着人才培养的根本职能，因而都必须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对于任何高等教育组织而言，这是共性，是决定教育组织之所以成为教育组织的根本特征。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对于不同的高等教育组织有着不同的功能性要求，因而不同的高等教育组织在其功能的获得及其实现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当然，个性特色的形成或者培育不仅仅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组织人才培养的要求使然，而且也是其发展动力与竞争力获得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非是个性化发展过度的问题，而是相反。基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多数股份制高职院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并未能培育和形成鲜明的个性特色，因而呈现出与非股份制高职院校高度同质化的倾向。个性缺失已成为束缚和制约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办学竞争力提升与发展空间拓展的阻碍因素。因此，如何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培育与打造办学特色，则成为当前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组织治理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共性与个性关系的处理，关键在于：（1）遵循教育规律，坚守股份制高职院校的教育宗旨；（2）基于社会区域发展的要求而着力培育与打造专业优势与办学特色；（3）注重与之相应的办学理念、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及精神文化氛围的培育和构建。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教育诉求。

（三）利益与效益的关系

这一关系问题处理的核心在于实现二者的协调与共在，即在经济利益的追求中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或者说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实现中尽可能满足办学主体对经济利益的诉求。[8]这一关系问题的处理，必须注意的问题是：（1）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办学基本原则，统筹办学效率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2）在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下，通过提升办学效率和管理效能来满足经济利益的诉求；（3）基于以上要求，科学构建和优化组织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运营方式。

（四）创新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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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经济；企业管理；企业制度结构；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3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1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知识资源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潜力。知识经济不仅影响和改变着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式，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着企业经营的成败。企业作为市场的基本要素，为了适应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须要从内部做出根本性的调整，才能够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取得竞争的胜利。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巨大飞跃，在工业经济时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现代企业，必须要对知识经济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够找到科学的应对方法，客观的解释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一、知识经济及其特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提出，在上世纪90年代，国际联合贸易明确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从此知识经济便成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各国专家学者对知识经济的概念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对多方研究理论的深入分析，知识经济应该概括为：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资源作为生产的第一要素，通过知识和智力实现对自然界资源的合理运用和配置，以此促进其潜能的充分发挥。

与传统的农业俄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具有自身显著的特征，在不同的研究文献中对知识经济的特征总结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0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基本观点：他们认为知识经济的发展以科学技术作为根本的基础，而信息和技术应当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并且处于中心的位置，通过优质的服务，为现代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在《知识经济问题研究》中，对于知识经济的特征进行了如下的描述：知识经济时代下，经济结构逐渐趋向高级化，知识作为一项基本的企业资产体现出无形化的特征，知识的存储与运用也更加量化，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运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不同研究成果的分析，笔者认为，知识经济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其以信息化经济为主要的特点，利用知识和智力实现一种创新型的经济形势，并且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因此，从某种以上说，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对于现代企业而言，知识在企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企业对于知识的作用和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来源于企业的知识资产，而不是物质资产。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也日渐增强，人员的素质和技能逐渐成为了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影响因素，知识产权也成为了最重要的产权形式。总之，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企业以往的竞争环境，对企业内部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这对于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果必然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现有的企业制度必须要进行不断的调整，才能够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

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制度结构与公司治理

知识经济的产生，对全球市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我国企业带来了更多机遇的同时，也使得我国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竞争形势，如何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且取得胜利，是当前国内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而知识经济背景下，我国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产生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知识经济对企业制度的影响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制度结构由以往的资本逻辑型逐渐向着知识逻辑型转变，知识资源正在成为企业中最具影响力的资源结构，而企业内部的权利关系，也逐渐向着知识拥有者或者是知识管理者的方向转变。知识背景下，企业的权利、利益的分配逐渐由知识的拥有者所控制，而且知识资本也逐渐成为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特征影响下，企业制度也由以往的单一结构逐渐转变为综合逻辑结构。总的来说，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知识资本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所重视，其对企业生产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物质资本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影响会逐渐下降，但是其在企业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无论是具有专业操作知识的劳动参与者，还是具有协调管理能力的知识参与者，在企业生产与经营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2.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在现代企业经营中，对于股东的管理逐渐成为公司治理中受到重视的因素，而这一思考方式与企业剩余产品中的相关思想具有一致性。关于公司治理理论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单边治理结构和多变治理机构的理论被更加深入的研究。单边治理结构指的是企业只有一种类型的生产要素对企业具有剩余控制权，而其他的生产要素则只能在该管理者的控制下参与生产和利益分配，比如合伙制企业、带股份制企业等。多边企业治理结构则是由多种要素共同实施对企业的剩余控制，管理者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重要，因此很多股东和集团共同支配企业剩余控制权的现象存在于当前很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企业管理者与员工共同实行剩余控制权。内部治理结构对企业内部决策过程和各要素参与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3.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通过对知识经济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企业制度是从理论上对不同时期企业的资本参与者和知识参与者分别作为企业不同关系主体的情况进行体现，由于在理论主体上的数量不平均，因此只能依靠代表对经营管理能力和知识进行权力的行使。在实际的企业管理工作中，理论体系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无法充分发挥其主体地位，反而被其他的运行主体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治理便通过对权利权益理论主体的明确，充分发挥企业制度的主体作用，并且有效的协调企业运行过程中实际主体与理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司治理包括以下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方面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其主要是对其企业的理论主体和实际主体进行分别和确定，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的主体权利分配问题进行明确，也就是说，对委托人和人之间的配置问题进行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公司治理体制的问题，在明确理论主体和实际主体的地位以及权利之后，则要在运行机制方面确定如何选择实际主体或者是人机制，如何将该主体运用到企业实际的经营管理活动中。

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也提出了不同的逻辑关系下的企业制度，这对于企业制度来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便产生了资本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劳动逻辑型的司治理结构、知识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综合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企业制度结构正从“资本逻辑”的企业制度转向“知识逻辑”的企业制度：最终的趋势是企业制度从“单一逻辑”转向“综合逻辑”。因此公司治理结构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即由“资本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向“知识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转变。最终由“单一的逻辑型”治理结构向“综合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转变。

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企业制度结构也不断趋于完善，企业制度结构正是影响企业内部各个逻辑主体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我国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和企业环境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依靠的资源类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适应不断发展的新的市场环境，也是目前大多数企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正是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企业的制度结构和公司治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对于促进我国企业制度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不断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剧杰，陈效林.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制度结构与公司治理关系探讨[J].现代管理科学，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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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企业公民的理念特征

企业的发展存在外在环境和内部环境,其中内部环境状况对于企业生存、竞争力的提升与长久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内部环境不仅包括办公条件等硬件措施,更重要的是,管理层的思想道德水平、企业文化思想核心、企业经营理念、企业人才培养理念等软条件。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正是这些软条件决定了企业的命运。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企业的期望已经不仅仅是赚取利润、解决就业和缴纳税收的经济个体,人们更希望企业能有效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关心环境和生态、维护市场秩序、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保障员工权益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优秀企业公民要树立正确的企业公民意识,要认识到社会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现实和物质环境,企业的发展就必须以社会的可接受性为前提,从而在经营中达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优秀的企业公民应该拥有崇高的社会价值观,能够合理、有效地调节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关系。一方面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要通过对社会提供优质服务、带动物质财富的增长来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优秀企业公民拥有优良的企业文化内涵,即企业公民意识。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精神内核,对企业生存和发展具有深层的影响力,它通过教育、保持和激励作用,协调和控制员工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企业目标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优秀企业公民的企业文化中最基础性的内容是企业公民意识,它不仅体现在企业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得到体现。企业的社会公民价值取向决定了企业有良好的文化道德倾向,从而优秀企业公民在决策时,可以使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一致。对于我国来说,企业历史普遍不长,而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培育优秀企业文化的关键环节是企业领导者转变企业发展思路和模式,建立企业文化发展战略,在经营中坚持贯彻。

优秀的企业公民能够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人为本既是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之一,又是优秀企业公民的应有之意。从企业的本质来说,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的成长。而企业的诸生产要素中,人是最具活力、最有创造性的生产要素。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是企业实现有效管理,提高经营水平的必需。从社会范围来看,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过程中,积极保护和尊重其他相关者的利益,树立以人为本的目标,是企业社会功能的本质要求,这也是优秀企业公民的基本特征之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在于把道德、伦理等因素注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之中,做到真正对人的关注,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优秀企业公民应该能够在实际经营中做到对股东、员工、消费者、商业合作伙伴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负责,杜绝各种欺骗股东、消费者行为、商业来往中的不诚信行为和编造、隐瞒企业信息行为的发生。

二、优秀企业公民的行为特征

企业的行为是通过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企业内外部非生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是企业价值观最直接的体现。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应该能够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做到遵纪守法、诚信经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并且能够关注社会问题,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优秀企业公民应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做到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法律为企业的行为规范,企业要在法律规范下进行平等竞争,这是企业社会责任底线和硬性约束。同时,市场经济要求企业诚实守信经营,以建立完善的社会商业信用体系作为企业竞争、经济发展的软约束力量。

企业既是生产主体,又是有效利用资源和环境的主体,其行为贯穿了整个经济领域,贯穿了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一方面,企业是资源和能源消耗量最大的社会组织,因而也是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社会组织,企业的经营行为对全球环境质量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在各类社会组织中,拥有解决问题的重要技术力量和技术开发能力,因而有能力承担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责任。其在环境保护方面所能够起到的重大作用,是其他社会经济主体所不能替代的。因此,优秀的企业公民必须承担其应有的环境保护责任,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应采取对环境负责的行为,最终实现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本细胞,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所提供的各种条件,因此,企业应在其发展过程中关注公益事业,积极回报社会。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是优秀企业公民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社会捐赠,以企业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回报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使得更多的社会成员从企业发展中受益。企业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不仅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而且可以改善企业形象,优化企业竞争环境。企业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过彰显企业关注社会、热心公益的良好形象: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帮助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工作和教育环境;参加社区建设,投资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进行社会公益捐助,以救助灾害、救济贫困、向慈善机构捐款捐物等方式资助社会慈善事业。

三、优秀企业公民的治理结构特征

治理结构是公司制度的核心,也是一个企业权力分配最主要的制衡体制和机制。可以说公司法颁布的目的就是用来建立和规范这个体制和机制,也是公司决策科学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根本制度保障。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状况直接影响着企业公民责任的履行,从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结构来看,企业公民责任的直接履行者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因此,强化企业公民的责任实际上在于构建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管理者行为的进行有效规制。

优秀企业公民拥有健全的董事会制度。健全的董事会制度能够充分发挥董事会在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中的决策作用:一是制定满足企业长期需要的发展战略,指导企业的持续经营活动;二是建立适当的企业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框架,有效识别、衡量、监测、控制并及时处置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三是确定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审批重大投资;四是负责企业资本的管理,确保企业在测算、衡量资本与业务发展匹配状况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业务发展计划。在董事会成员组成上,健全的董事会不仅能够吸收相关利益者代表入住企业董事,还能够引入部分高素质的独立董事,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健全的董事会制度能够对企业董事会职能进行明确划分,在行使公司治理、战略决策、和监督激励三项职能的同时还能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纲要和策略行使社会责任职能。

优秀的企业公民拥有高素质的经理层。企业的日常经营是通过企业经理层来管理的,企业经理层的专业能力和道德水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未来发展。高素质的经理层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在经营过程中能够以企业的长远发展为目标,并且他们具有良好的企业公民意识,能够明确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公民应尽的义务,并把这种思想落实到具体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中。优秀的企业公民拥有有效的经理层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的企业经理层激励不仅体现在对经理层的薪酬支付和股权配置的物质激励上,还体现在包括对经理人员的声誉和权利激励的精神激励方面。有效的约束机制不仅包括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经理层的工作的有效监督还包括以职业道德为基础的道德约束,其中道德约束是一个重要的自律约束。

优秀的企业公民拥有完善的监事会。监事会作为公司内部专门行使监督权的监督机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监事会监督权的合理安排及有效行使,是防止董事独断专行、保护股东投资权益和公司债权人权益的重要措施。优秀企业公民的监事会在人员构成上既要包括维护小股东利益和企业员工利益的监事还应引入部分外部专业人士,以提高监督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在监事会作用发挥上可以保持监事会成员较高的监督独立性。

优秀企业公民拥有职工参与的公司治理模式。职工参与的治理模式是指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职工,以劳动者的身份通过一定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在企业法人治理领域体现了经济民主思想,是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在职工利益领域的表现,这可以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对保护职工的利益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优秀企业公民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

企业是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也是国家的公民之一,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企业既拥有在市场中经营发展、公平竞争、追求利润的权利也负有为建立一个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责任。因此,企业公民是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体,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和有效的运用社会赋予的权利,是优秀企业公民的基本特征。

企业公民应有的权利主要包括法人财产权、经营管理权和公平竞争权。法人财产权是企业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依法所享有的,对基于投资而产生的财产和生产、经营活动中积累的全部财产进行独立支配的民事权利。企业经营权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企业财产经营、投资和其他事项所享有的支配、管理权,通常是由非财产所有者享有和行使的权利,它除了具有对企业依法财产占有,使用权利外,还有企业法人财产的收益权、收益支配权以及法人财产处分权。公平竞争权是竞争者之间所进行的公开、平等、公正的竞争的权利。公平竞争可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使经营者不断完善管理,向市场提供质优价廉的新产品,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并最终为消费者和全社会带来福利。

每种权利中都内存有某种义务和责任,这也是每个社会成员主体身份的一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不同组织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对企业社会责任最具有影响力的解释是卡罗尔的划分,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包括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四个部分。企业承担的经济责任包括企业要致力于减少成本、创造利润、带动社会经济发展;企业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企业要遵守法律规定和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动法等相关法规;企业承担的伦理责任包括除了法律的规定之外,企业的行为必须遵守公平、正义、避免伤害等原则;企业承担的慈善责任包括贡献自身的资源以此改善生活质量。优秀的企业公民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承担对员工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对环境资源的责任,对社区的责任,对社会公益的责任以及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企业公民既有权利又有义务,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不可分割的,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没有社会责任的承担,企业权利便会受到限制;失去对企业权利的尊重,便没有了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优秀的企业公民一方面要树立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的思想,矫正一种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而忽视企业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的态度,或是只关注企业公民权利而忽视其伦理向度的倾向;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充分给予企业权利空间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参与社会事物的实践来改善企业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实现企业对于公共福利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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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现代性　法治教育　大学生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之大学生的法治教育开展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现代性法治国家的建立，最终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兴衰成败，这就对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要求。而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成功开展则依赖于对法治精神中所蕴含的时代特征的把握，因此，系统全面地分析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代性本质诉求在学理和实践上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力图从理性主体的价值目标、权利义务的基本内容以及方式多元的实施途径等三个角度论述大学生法治教育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应然诉求，从而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代性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

一、理性主体：法治教育价值目标的现代性

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现代社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自由地承认，精神财富从本质上讲是自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或走向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是全部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人作为个体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支撑性因素，是现代社会的创新能力、内在活力和驱动力的源泉。这种个体的自觉状态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特殊状态，而是现代社会公民的普遍的生存状态。这就在哲学的层面提出了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人作为自主性的理性主体的生成。在现代社会，这一理性主体行为的标准不再依据前现代社会的神之权威或君王的绝对权力，而是遵循着经合法程序制订出来的法律规则，细言之，国家、社会与理性主体的关系由公法来衡量，理性主体之间的关系则为私法所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对理性主体而言，这种法治化的要求并非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它更在法律精神、法律信仰以及法律实践的层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首先，理性主体的自主性是现代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成员主体性意识的增强，这种主体性体现在人们能够依据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及聪明才智来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一种能力和权利，是主体支配自己的活动所应有的权利。同时这种应有权利要转变为现有权利，就必须得到国家法律制度的确认，从而获得公权力的保障，所以，我们可以说现代法律的基本特征就是对源于自主性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进而能够断定法的现代精神之主旨，乃是对自主性的弘扬。同时这种体现社会主体自主性的法的精神，逻辑地演绎为若干要义，亦即公民意识、自律意识和生命意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塑造具有自主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法律精神的题中之意。其次，这种理性的主体应当具有忠诚的法律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就意味着法律在成为工具性规范的同时，还必须成为人们的价值性诉求。如果“法律仅仅被理解为国家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执行的一套规则，当官僚国家通过无论行政还是法律手段渗入和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社会在此过程中日益萎缩而不再是法律与宗教的创造之源，这时便大难将至”因此，对法律的诚挚信仰成为现代性主体的必然要求。最后，就实践而言，理性主体应当视法律为外在行为的准绳。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在于调整对象的不同，法律指向的是人们的外在行为，而道德则调整人们内在的良知。理性主体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们必须将法律作为行为的最低标准，这一要求是保证理性主体的自我权利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谐共处的基本条件。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的规定特征在于具有自主性法律精神、法律信仰以及视法律为行为准绳的理性主体的生成。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大学生法治教育的过程中，把自主性的理性主体的培养视为教育的价值目标。在法治教育中，需要让学生知道，只有成为自主性的主体才能进入社会生活，当然这种自主性不是任意性，而是以责任为依归的，每个青年学生只有成为自主的主体才能使自己信服地成为责任主体，从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使自己的行为选择符合法律的要求。同时，要培养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把握法治观念的精髓，因为只有当法律成为学生的一种社会信仰时，它才能是使大学生由内至外地尊重法律，从而能够按照法律的要求展开实践活动。因而，只有将大学生塑造成具有自主意识的理性主体，才能符合现代性的应然要求，才能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培育出守法公民。

二、权利义务：法治教育基本内容的现代性

以理性主体的生成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不仅表现在社会成员的自主性的增强，同时还表现为理性主体之间的关系与前现代社会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以身份为划分标准，而是以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来界定，这也是前现代社会被视为公法型的社会，现代社会被视为民法型社会的法理依据。在现代社会，国家公权力的来源是由“社会契约论”证成的，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则是以民事性契约来判断的。无论是社会契约还是民事契约都是以自主性的理性主体的存在为前提，就此而言，契约化行为在社会中地位的彰显正反映了理性主体自主性的增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自主性理性主体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要求。当自主性的主体成为契约制定者和履行者时，所有活动的内容则指向人们的具体行为即设定、实现权利和义务。就此我们可以推论，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范畴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视权利与义务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时，必须把握住这一现代性特征，将权利与义务观的教育视为法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青年学生正在经历一个逐步成熟的成长过程，法治教育要使学生能够在选择社会行为时摆脱不成熟的随意性和不负责任性，让每一个学生知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与之相适应的义务，这就需要青年大学生们树立起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因而就有必要厘清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内涵及关系。

法律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与之相对，法律义务则是主体以相对抑制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权利和义务在结构上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如果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也不能存在；两者在数量上存在着等值的关系，即在一个社会中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是相等的；两者在功能上存在着互补的关系，即只有在两者互动的运行中，才能有效地调节理性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运转不仅需要权利，而且需要义务，只有科学地认识到权利与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建立起正确的现代性权利义务观。

权利与义务观的确立仅是在宏观上使得大学生了解权利与义务在法律中的地位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并不能保证学生在具体层面熟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因而，这就需要在法治教育的过程中，将以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教育推向更加细致的实践层面，从而使学生在不同层面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形态。由于大学生在校园中的时间很长，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在校园中尤为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校园生活，使得学生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权利与义务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学生与校方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又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就前者而言，高校依据《教育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力，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垂直型的隶属关系，这就要求学生有服从校方管理的行政义务，与此同时，学生也有在与管理发生冲突时的行政救济权利，如对校方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对于后者来说，二者存在着平权型的民事法律关系，由于校方为学生提供了教育、住宿及饮食等方面的服务，在这些方面两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之间的关系由民事权利和义务来决定。我们只有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切实感受到权利与义务的存在，才能使其了解权利与义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而依此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

三、方式多元：法治教育实现途径的现代性

现代社会的规定性特征在体现为理性主体的确立、社会内容的权利义务性的同时，还体现为社会各个系统的分离。近代以来，伴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步分离，社会形成了不同的系统，人们的行为随之呈现出分化的特征，社会的各个子系统按照自身的法则进行运转，这就意味着多元化的趋势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征。现代社会共同多元化的特征也体现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进言之，国家社会、学校以及个人等不同的系统，在法治教育的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时候，必须把握住时代多元发展的特征，统合社会的不同力量，如社区、法庭等。在教育方法的选择上也应当摈弃单一的课堂灌输的方式而应以效益最大化为原则选择切实可行的方法，共同营造出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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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和雎宁县共7个行政村的200户农民发放调查问卷，收集当地农户户主基本特征、家庭资源特征、环境认知特征、政策因素特征的实际数据，建立农户化肥施用强度决策模型，通过对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农户化肥施用强度主要受到受教育程度、家庭经营规模、劳动力规模、兼业程度、农户间交流频率、环保意识强度、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化肥价格、最低粮食收购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且不同因素有不同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

关键词：农户行为；化肥；施肥强度；农业面源污染

中图分类号：S143：X592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1-4942（2017）04-0168-05

Study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of

Households Taking Xuzhou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hen Li1，2，Qiu Lei1，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2.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By conduct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200 farmers from 7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of Tongshan District and Juning County of X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s and the properties of family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ognitive and policy factors were collected， a decision model for household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was established，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data was carried out. Data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of households wa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educational level， family planting scale， labor scale， concurrent degree，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among household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tensity， applying soil testing and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or not， fertilizer price and the minimum purchasing price of grain. And different factors had different influence degrees and significances.

Keywords Peasant household behavior； Chemical fertilizer；Fertilization intensity；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S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水环境面临严重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生态损失和社会损失，其中尤以农业面源污染最为突出。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N、P等营养物质以及农药、畜禽粪便等其它污染物质，伴随着降水或灌溉过程，通过地表径流和地下渗漏等方式进入水体形成的水环境污染[1-3]。农业面源污染物以广域、分散、微量的形式进入地表水及地下水[4]，具有污染源的多样性、输运途径的非特定性、排放地点的局域性等特点，表现为分散性和隐秘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广泛性和不易监测性等特征，其治理难度远大于点源污染[5]。

目前，引起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包括化肥、农药和农膜的过量和不正当使用，畜禽养殖业带来的粪便污染、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和农作物秸秆污染等[6，7]，其中，化肥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全国化肥施用总量从1992年的2 590.3万吨提高到2013年的5 911.9万吨[8]，但我国化肥利用率很低，氮肥利用率仅为30%～40%，磷肥为10%～20%，钾肥为35%～50%，化肥利用存在施用总量大、利用效率低两大困境。农户在施肥时，往往会忽略农作物对养分的需求、土壤肥力状况，也不在意施肥时间和施肥方式，导致化肥利用率低。一部分养分没能被农作物吸收而进入土壤，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一部分经淋溶和地表径流进入水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还有一大部分通过挥发或硝酸化反应产生N2O等气体进入大气层中，导致温室效应，并随着降水再次污染水体。

综上所述，农户化肥投入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农户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也是化肥施用行为决策的主体，如何引导农户合理施肥，对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化肥利用率、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意义重大。本文试图从施肥的微观主体农户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研究农户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减少因化肥投入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共创农业生产与农村环境的和谐发展。

1 理论分析

随着对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源头着手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有效治理成为统一共识。农户是人类发展步入农业社会以来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单元，还是当前农业面源污染产生以及治理的关键主体[9]。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尝试从农户视角，对具体的农户行为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Kurkalova等[10]对农户是否采纳保护性耕作决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保护性耕作的补贴金数量对农户意愿的影响重大。Jennifer等[11]采用 Logit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预期收益、是否施用有机肥、农户年龄、地区等因素对美国 Missouri 和 Iowa 地区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上因素均对农户有机肥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马骥等[12]对农户降低氮肥施用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户降低氮肥施用量意愿的因素除了家庭收入、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等基本特征变量外，还有农户对化肥施用是否过量和化肥施用是否有污染的认识、是否接受过农业推广站提供的施肥指导、是否施用有机肥以及对待风险的态度等。巩前文[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户户主的基本特征、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农业生产的中间消耗、农户的市场优势、农户拥有的土地特征等因素对农户施肥效率影响显著。茹敬贤[14]通过对河南新乡县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风险类型、家庭总收入、以及劳力与非农比例情况与农户施肥量呈正向相关；户主的教育程度、农户对于化肥的认知情况、信息渠道、施肥方式、是否施用有机肥、农户对于化肥利用率的认知以及农户对于污染认知程度等因素与农户施肥量呈负向相关。杨慧[15]研究认为影响农户化肥投入的因素包括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包括土地产权、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微观因素则包括农户家庭特征、土地资源禀赋和风险变量。沈文杰[16]从农民对于化肥的投入意愿角度分析了浙江省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对策，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于减少化肥使用量的意愿越强烈，且农户更加倾向于国家采取先进技术措施来改善农业面源污染情况。

2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问卷发放时间是2015年1月、2月，发放地区为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潭家村、马山村、利国村、西李村，雎宁县祥安村、龙西村、龙集村，共2个县（区）7个行政村村。问卷调查主要通过当地小学生交由其家长填写、随机选取村名访谈等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200份，剔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82份，问卷有效率91%。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到农户户主基本特征、家庭资源特征、农户环境认知特征、政策因素特征等方面的内容。数据主要反映的是2014年内该地区农户各种生产、消费情况。

2.2 回归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影响农户化肥施用行为的因素以及当前农户施肥强度决策的状态，将单位面积（666.7m2，下同）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农业面源污染的指标，采用回归模型分析。模型如下：

Y=αX+ε 。

式中，Y表示666.7m2化肥施用强度（kg），X表示影响农户施肥行为的自变量，ε表示随机干扰项。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将影响农户施肥行为的自变量分为四大类13个变量，变量的含义、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对被解释变量的预期方向如表1所示。农业部2015年公布的《到2020年化肥使用零增长行动方案》显示，2013年我国农作物666.7m2化肥施用量21.9 kg，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8 kg，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而本调查区域的农户666.7m2平均化肥施用量达到34.87 kg，高于我国平均化肥施用量，化肥过量施用严重。

3 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SPSS 22.0计量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R2=0.636，表明拟合度良好。各影响因子与农户化肥使用强度的回归结果详情见表2。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对农户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分析如下。

3.1 户主基本特征

户主年龄对农户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其系数为正。表明，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偏向于增加化肥施用量。

户主受教育年限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与预期的影响方向一致。可能原因是：随着农户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化肥使用危害的认识越深，倾向降低化肥施用强度。

户主是否为村干部影响不显著，其系数为正。理论上来说，村干部更加了解政策信息和过量施肥的危害，会更倾向降低施肥强度，而本文的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不符。可能原因是：村干部所占比重太小，导致回归系数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3.2 家庭资源特征

家庭经营规模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农户家庭经营规模的扩大，化肥施用强度会降低。可能原因是：农户家庭经营规模的增加使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增加，农户更加主动地学习科学施肥技术，降低施肥成本的同时提高粮食产量。

农户兼业程度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兼业程度越高，非农收入越多，化肥施用强度越大。当地工矿企业较多，农户有较多的机会从事收益更高的非r就业活动，农业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为维持原有的农作物产量和保证既有的农业收入利益，农户会选择更多的化肥投入来替代劳动力投入。

劳动力规模变量在10%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正，与预期设想不一致。可能原因是：劳动力规模越大，就越希望得到更高的收入，于是农户会从事收益更高的非农业生产，这就导致农户的兼业水平提高，化肥施用强度上升。

耕地块数与农户化肥施用强度正相关，但其影响不显著。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耕地块数越多，其化肥施用量越大，污染也越严重。由于的实行，政府对农村土地采取均衡分配，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较小，且分布零散，不方便农户统一管理，降低了生产效率。农户为了保证收入和谋求稳定，过量施用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

复种指数影响不显著，其系数为正。表明，同等条件下，农田的复种指数越高，则化肥施用强度越大。被调查区域农户大多采用水稻-小麦、玉米-小麦耕作方式，农户根据种植作物的不同施用不同的化肥，复种指数提高，对化肥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

3.3 农户环境认知特征

是否与其他农户经常交流也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可能原因是：农户经常与其他农户交流，可以了解到更多化肥施用信息，更快地掌握先进的施肥技术，有利于降低化肥施用量。

知道过量施用化肥会对水资源造成污染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农户在亲眼见到湖水的变化以及鱼虾的减少之后，认识到了化肥施用行为对水资源存在污染，从而愿意减少化肥的施用量。

知道氮肥过量施用会使土壤板结降低产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为：过量施用化肥使土壤板结并进一步降低产量是一个相对长久的过程，农户还没有切身体会，因而在进行化肥施用决策时较少地考虑到该因素。

在生产中是否会考虑化肥对环境的影响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农户在生产决策中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就会适当减少化肥的施用强度。

农户对环境保护关注程度影响不显著，其系数为负。表明，在同等条件下，农户对环境保护关注度越高，对减少污染的行为认可度也就越高，越倾向于减少化肥施用量。可见，提高农户环保意识，让农户从思想上认识到化肥污染对环境破坏的严重性，继而让这种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可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

3.4 政策因素

农户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对施肥强度的影响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该项技术可以减少农户化肥的投入，而且效果显著，所以应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用以替代传统污染严重的施肥手段和技术。

技术培训与化肥施用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与预期方向一致。表明，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对规范农户施肥行为、减少化肥施用强度有一定影响。

补贴对农户施肥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且其系数为正，这与预期结果有出入。可能原因是：农户对于传统化肥替代品的了解较少，不愿意选择施用有机肥；补贴力度不够，缺乏吸引力。

化肥价格上升对减少化肥施用量的影响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化肥价格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化肥施用量。由于降低化肥投入所带来的产量变化具有延迟性和不确定性，农户在购买化肥时会选择适当减少购买量以降低投入成本。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对降低化肥施用量的影响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正。表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会使得农户通过施用更多的化肥来提高产量，进而提高收入。

4 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农户化肥施用强度主要受到受教育程度、家庭经营规模、劳动力规模、兼业程度、农户间交流频率、环保意识强度、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化肥价格、最低粮食收购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且不同因素有不同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加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提升农户素质，不仅可以提高农户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掌握能力，而且可以加强农户环境保护意识，进而引导农户降低施肥强度。（2）实施规模化生产模式，将零散的土地集中收集起来租给农户规模化经营，对种植大户进行技术指导，建设配套的污染处理设施，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程度。（3）选取学习能力强、威望较高的农户作为榜样，组织新知识、新技能、新思想的培训，提高农户间信息传递效果。（4）适当征收化肥税并着重推广测土配方技术，降低配方肥的价格，将测土配方技术推广常态化。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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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

【关键词】煤矿企业经济；基本特征；适用性；主要措施；模式选择

一、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基本特征

煤炭是我国能源的核心，近年来，我国曾一度出现能源荒，不得不采取拉闸限电措施，能源紧缺已经显现。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党的十七大均明确提出，开发与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煤炭企业循环经济适用性分析

（1）生产方式的适用性。煤矿开采主要是露天开采和井工开采两种方式。据统计，在露天开采剥离盖层中含有大量的高岭土等多种矿物资源。（2）产品结构的适用性。煤炭企业的产品主要有原煤、精煤、煤层气、中煤、煤泥、煤矸石、洗煤液、井水和高岭土，以及间接产品粉煤灰等。其中除了原煤、精煤是现实中的有用物质外，其他产品均被视为煤炭企业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为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优质的物质原料。（3）产业结构的适用性。目前，我国约80％以上的煤炭企业仅为煤炭采掘，产业单一，产品低级，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这些为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充足的空间。（4）利用方式方向的适用性。目前，煤炭的主要利用方式仍然是地上燃烧煤转化为热能和电能。煤化工起步较晚，与石油化工相比，进展缓慢。而煤的其他方面的利用更是少之又少，且技术不成熟，有的尚在研发阶段。这恰是煤矿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大好时机。

三、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措施

（1）提高生产工艺技术水平。研发和推广利用采煤新技术，购置更新设备，提高回采率，不但减少了资源浪费，使煤炭资源尽可能多地被采出，参与物质能量流动，而且也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量。（2）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单一是煤矿企业“废弃物”泛滥的主要原因。纵向围绕原煤开展精加工、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横向以煤矸石、高岭土等为依托拓展产业链。改采掘煤炭单一产业为以采掘煤炭为基础，多种相关产业集群发展，不但解决了“废弃物”问题，使相当一部分煤炭及其相关资源实现了从闲置到流动的转变，使其自身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提高了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也提高了煤矿企业抗风险能力。（3）调整产品结构。煤矿企业产品一般主要是原煤，产品单一，与原煤相伴而生产的副产品一般都被作为废物丢弃。（4）调整产品流动方式。目前我国煤矿企业的产品主要是以原煤的形式进入市场，参与物质和能量流动，形式单一，经济效益低下。（5）调整产品流动方向。煤矿产品流动方向决定了煤矿企业循环经济链条的复杂程度，产品流动方向越多，循环经济链条越复杂，煤炭的被利用的程度就越高，企业排放的废物就越少，资源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就越高，企业的利润也就越大。（6）改善煤矿与环境的关系。煤矿企业通过对煤矸石山、洗选液、矿井水等的治理，改善煤矿与环境的关系，使煤矿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与能量流动由恶性循环改为良性循环，从而促进环境良性发展，提高了企业的环境效益。

四、煤矿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