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市场化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围绕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20世纪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的确定，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村居民没有政府的许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动，劳动和人事部门通过计划来控制劳动力跨部门流动。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其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meng，2000）。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扩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并成为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执行时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一、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lewis，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转入正规部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费尔茨（fields，1974）认为，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随着劳动力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托达罗理论，城市失业率上升将起到减缓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依据费尔茨的观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似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托普尔（topel，198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1970～1980年，美国东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23%，同时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同期，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必然对人口与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城市就业环境变化也为我们观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首先，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i等，2002）。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间不平衡，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2000年，92.1%进出口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9%和4.6%.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那样，较大的迁移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弱化了社会网络关系和目的地的就业信息，减少了迁移者的收益预期，因此，迁移距离上升降低了迁移发生概率。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从省内向省外的渐进过程，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认为，迁移存量对人口在地区之间迁移扮演着社会网络的作用。先前的迁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对后期的迁移产生影响。蔡fǎng＠①（cai，1999）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形成分阶段迁移。

第三，尽管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市场化改革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城市就业环境变化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影响。随着国有企业亏损和非国有部门扩大，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和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展开就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走还是留”，取决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状况，而且其决策通常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与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况（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临时就业、等待得到正式部门就业机会），以及sethuraman（1981）观察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多数迁移者将他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视为永久性的）都有显著差异。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外商投资较快的地区，市场力量日益显现，迁移受到鼓励。

二、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同时，要素市场发育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东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而且市场发育迅速，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以至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cai等，2002）。表1显示了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状况的长期变化。1987～2000年，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区内部迁移（其中主要是省内迁移）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移比例。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比例则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提高，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中西部正好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趋于下降，中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迁移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比例不断上升。

注：（1）从统计口径上看，1987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镇和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1年以上的市、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5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区、县之间的迁移人口；200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乡、镇、街道之间的迁移人口。（2）全部迁移人口包括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同年份在迁移时间规定和迁移范围上的差别对地区之间分布会带来一定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迁移流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资料显示，全部迁移人口数量为1246万，占总人口的10.6%，其中省内迁移为7.7%、跨省迁移为2.9%.在总迁移人口中，省内迁移的比重始终很高，为73.4%.当我们描述跨省迁移的流向时，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移目的地的倾向更加明显。表2给出了三类地区跨省迁移比例的空间交叉分布。2000年，东部地区跨省迁移近65%集中在东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84%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68%集中在东部地区。从时间趋势上看，1987～2000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上升将近24%，后者比前者高出9个百分点。

从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迁移可以被划分为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四种主要类型。从这种类型划分来观察地区间迁移的流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转轨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从全国来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目前迁移的主要形式。2000年，两者合计占总迁移人口的77.9%，而且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比重（40.7%）大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37.2%）。农村到农村的迁移比重较低，仅占全部迁移的18.2%.而城市到农村的迁移比例最低，不到总迁移人口的1/25.从时间趋势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所占比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比重略呈下降趋势。

三、迁移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在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早期的迁移模型将重力迁移模型和就业为目的的迁移模型合二为一，假定迁移数量不仅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和迁移距离有关，而且取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工资和失业率的比较。通常，采用下列双对数模型来分析这些因素对迁移流向的影响（lowry，1966；greenwood，1969；fields，1979）。即：。式中，m为迁移率，x为影响迁移流向的各种因素，d为迁移距离，i，j分别为迁出地和迁入地。

舒尔茨（schultz，1982）认为，人口变量反映的是其他影响迁移而没有在模型出现的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它没有行为学上的意义。由于迁移是人口增长的一部分，在迁移实证模型中引入人口规模会带来计量上的共同偏差（fields，1979）。而且，由于迁移存量实际上是人口规模的一部分，如果在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将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大大降低回归参数估计的效率。因此，通常做法是在实证模型中不引入人口变量。

在回归方程的函数形式选择上，费尔茨（fields，1979）认为，迁移决策本质上是在相互排斥的替代方案之间的一种选择，非对称模型比对称模型对人口迁移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此外，双对数线性回归方程还能够消除奇异值和异方差对估计效率的影响，满足理论上就业机会与工资之间的乘积要求，以及提高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等。他选择了滞后解释变量办法来消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采用了所有解释变量数据均为1995年数据的办法来解决迁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资料（10%样本）和微观数据（长表1%样本），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数据处理上，正式出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没有农村向城市跨省迁移劳动力数量及其失业率数据，我们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这些数据。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见表3.

表3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

注：*根据微观数据计算。

迁移率的计算，我们采用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的定义，用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0日从省迁到省的人口数，除以1995年11月1日以前住在省的人口数。根据长表计算得到的迁移率，包括了所有年龄段跨省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农村的四种类型迁移人口；用微观数据计算15～64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率。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两个迁移率的平均值都不高（见表3）。

迁移距离为省会之间铁路公里数。中国地域辽阔，铁路是中国跨省迁移的主要交通方式。这点可以从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造成的铁路拥挤状况中得到印证。迁移距离不仅反应了用于直接交通费用的高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迁移所带来的心理成本大小。随着迁移距离增加，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迁移风险也会上升，迁移成本随之增加（schultz，1982；greenwood，1975）。这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直接用城市工工资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工资率的变量显然不合适。随着收入多元化，相当于实际收入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到名义收入之中，城乡收入在可比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solinger，1995；jefferson，1992）。奥尼尔（o''''neill，1970）建议采用消费指标来克服收入指标作为工资率变量上的不足。我们利用各省城乡人口作为权重，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加权平均，作为各省的工资率变量，预期工资率对迁移流向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其中，迁入地为正向效应，而迁出地为负向效应。

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都对城乡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进行了统计。1995年调查问卷中有三项指标用来测度劳动力在调查前一周是否处于失业状态：第一项是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二项是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三项是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劳动力。2000年人口普查只包括前两项。据此可以计算得到1995年和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2.2%和3.6%.由于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包括了农村劳动力，这低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分城市、镇和农村的经济活动人口资料，据此计算的城市、镇和农村的失业率分别为9.4%、6.2%、1.2%.利用2000年微观数据计算的城市本地劳动力、城市向城市迁移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9.1%、7.9%和3.6%.如果在迁移模型中忽略了迁移存量，将导致高估其他解释变量对迁移的影响（greenwood，1969）。按照格林伍得的方法，迁移存量应该是以1995年为时点，计算出生在省且居住在省的所有人口。由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只提供了出生后一直住在本地和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等资料，因此，我们采用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人口指标作为迁移存量的变量。本文中长表的迁移存量包括所有人口，微观数据的迁移存量只包括15～64岁的人口。我们预期迁移存量对人口迁移有正向效应。

在分析地区人均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程度通常被看做是影响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barro和sala-i-martin，1995；cai等，2002）。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参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也越高。但是，扭曲的贸易和发展战略也同样起到扩大出口，提高gdp中的贸易份额比重。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国外投资者的选择。从长期来看，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和规避风险，国外企业在其投资过程中要对各地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情况、体制与政策的透明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最终做出投资选择。外资企业进入之后，它利用劳动力市场来解决用人需求，这与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们选择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市场化程度的变量，来分析它们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改革以来，虽然所有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都在增加，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口迁移流向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对市场化改革程度较高是分不开的。四、回归结果与讨论

方程1～3是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结果，方程4、5是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由于海南、重庆、与其他省会之间距离未能得到，在回归中剔除了这3个地区，长表资料中实际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756个。在微观数据中，由于有些省份的迁移率或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数量为零，取对数后，这些数据变成缺省值，所以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506个。

从表4回归结果看，利用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60%的所有人口跨省迁移的行为；用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30%的跨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行为。表4的非对称双对数迁移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迁入地社会经济变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大于迁出地这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回归方程1～5中大多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t值，如迁移距离、人均消费水平、失业率、迁移存量等，都达到了1%或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作用方向上与前面的理论预期结果也基本一致。

表4中回归方程1和2的区别是采用了不同的失业率数据，前者是1995年的失业率，后者是2000年的失业率。使用1995年失业率数据虽然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但方程1中迁出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这个结果可能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

1995～2000年，中国城市就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企业大量富余人员被释放出来，城市失业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本地城市职工就业问题，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城市就业保护政策，这势必对以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产生较大影响。迁移者是理性的，如果目的地的就业机会较小，迁移者将选择不流动，以减少迁移风险和成本。这样，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表4迁移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注：（1）采用异方差检验方法（breusch-pagan/cook-weisberg）发现，表中回归方程的依次为：7.85、1.54、1.38、2.80、4.85.我们对回归方程1、5采用robust估计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2）方程1和5的括号内为robustt值，方程2～4括号内为t值，*代表5%显著性水平，**代表1%显著性水平。

考虑到2000年失业率真实地反映了就业环境的变化，我们以回归方程2为基准，分析不同因素对迁移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距离上升1%，迁移率下降1.08%.受迁移距离的影响，2000年跨省迁移人口比例不到30%，绝大多数迁移人口选择了省内流动。迁移距离在空间位置上是固定的，但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制定合理的交通价格有利于减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

在做迁移决策时，潜在的迁移者不仅要考虑两地之间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还要考虑到就业机会大小。在回归方程2中，迁入地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近4倍，但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3倍以上。迁入地失业率对迁移决策较大的边际影响与迁移者面临的选择有关。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是既定的，迁移者对它别无选择。相反，迁移者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迁入数量就会下降。

目的地的就业信息提供和帮助，对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也证实了这一点。社会网络等非正规信息渠道虽然在迁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

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2，就得到回归方程3.引入这个变量之后，迁移距离和失业率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变化不大，而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发生较大改变。从绝对值来看，方程3中的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小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迁出地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主要是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相关关系导致的结果（注：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6.）。跨省人口迁移比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注：外商直接投资与迁移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之后，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数值下降约50%.为了观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我们利用微观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回归方程4引入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上述发现，即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对迁移者来说更为重要。回归方程5引入了城市劳动力失业率。结果表明，城市失业率对于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率有显著性影响，其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不仅大于回归方程4中失业率的回归系数，而且大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确实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改善城市就业环境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

五、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性。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有助于考察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又能够通过对中国案例研究来拓展迁移理论。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不仅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且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迁移。既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赖于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从而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注：约翰森（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的话，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加快中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可以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使其不仅具有微观理性，而且具有更加理性的宏观后果。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获得“一石二鸟”的功效，也就是讲，它为劳动力流动不断营造同样的发展环境，并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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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美国 人口普查 住房 价格

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201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80.7%，而美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善的市场体系，但是即使如此，房地产市场的走向仍受到金融等政策的影响，关系密切，前几年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全面详实的统计数据，只有依据可靠的统计数据，政策的制定才有坚实的基础。美国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取得了丰富全面的统计数据，对其进行分析比较，不仅其结果对我们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从统计数据自身的全面、详细上讲，对我们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本文仅通过美国国家人口普查局的2010年官方普查数据[1]，列出50个州及33个5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并对其进行一定的分析比较。

影响住房价格的因数很多，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一、房价中位数及房价收入比：

房价中位数统计见图1，房价收入比统计见图2。

全国房价中位数为18.84万美元（以下均为美元），房价中位数最高的是夏威夷州，为53.7万元，超过40万的还有加州，为45.8万元，低于10万的有二个州，分别是西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为9.4万和9.6万元，最高是最低的5.7倍，说明房价在地域上的差异性。房价收入比（指房价中位数与户均收入中位数之比）平均值为4.24，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差距较大。50个州房价收入比最高的也是夏威夷州，为8.1倍，第二位是加州，为7.5倍，其它均低于6倍。最低的是北达科他州，仅为2.38倍，房价最低的西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分别为2.46、2.55，均处于较低水平，夏威夷州是西弗吉尼亚州的3.4倍。

美国2010年50万以上人口城市（以下简称城市）有33个，统计结果为：房价中位数为32.1万元，是全国平均值的1.7倍，最高的旧金山为78.5万元，超过50万的还有加州的圣荷西和洛杉矶、纽约和加州的圣地亚哥，分别是63.4万元，55.3万元，51.4万和50.3万，全部集中在加州和纽约，（由于房价最高的夏威夷州最大城市檀香山房价53.95万元，但人口约为33.7万，低于50万人，故未进入统计）。低于10万的有二个城市，分别是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和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为8.0万和9.8万元，也是空置率最高的城市。城市房价收入比平均数为6.66，是全国平均数的1.57倍。超过10倍的有3个城市，分别是洛杉矶11.3，旧金山11.0，纽约10.2，也集中在加州和纽约。最低的是德克萨斯州的福和市，仅为2.4，洛杉矶是福和市的4.7倍，离散性很大，因此，通常用来衡量房价是否有泡沫的房价收入比并不是一个能够较好反映房价合理性的指标。

二、房价租金比：

房价租金比统计见图3。

全国平均房价租金比为263，最高的夏威夷州为427，其次是加州，为400，最低的是密西西比州仅为149，最高值是最低值的2.87倍。城市平均值为345，比全国平均数高31%，说明城市房屋的稀缺性高于全国平均数。超过500的有二个城市：旧金山为591，洛杉矶为514；最低的是底特律和孟菲斯，分别为108和130，旧金山是底特律的5.5倍。离散性很大，也并不适合用来评价房价高低。

三、自有率：

自有率统计见图4。

全国平均自有率65.1%，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城市平均自有率仅为47.3%，相差近20个百分点，因此城市的自有率较低，这和城市人口流动较快有关。自有率最低的城市是纽约，仅为33.0%，即有2/3的家庭是租房居住。低于40%的还有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分别为34.9%、37.5%、38.9%。在这些世界著名的城市，有接近2/3的家庭是租房居住，因此对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的中国，特别是一线城市，大幅度提高自有率是不现实的。而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我国城市自有率为85.39%，农村为92.60%，全国平均为89.68%，远远高于美国水平。

四、空置率：

空置率统计见图5。

全国平均空置率为12.15%，最高的缅因州为22.8%，最低的康涅狄格州为7.9%。城市平均空置率为11.02%，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空置最高的城市是底特律，为25.8%，底特律作为汽车城，由于汽车产业的不景气，就业岗位大幅度减少，造成人口外流和人口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人口由95.1万下降到71.3万元，下降了25%。2010年失业人口为24.8%，低于贫困线人口为34.5%，均居各城市之首。空置率超过15%的城市还有二个：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为19.6%，田纳西州的孟菲斯，16.7%，人口均呈下降趋势，房价分别为16.04万和9.83万，均处于较低水平，而低于贫困线人口比例均超过20%。空置率最低的是加州的圣荷西，仅有4.4%。因此可看出，空置率是影响房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五、抵押贷款：

抵押贷款率统计见图6。

全国自住房有抵押贷款率为67.9%，城市平均71.3%，均大于2/3。城市的抵押比例略高于全国平均数，但差距并不明显。从城市来看，最高的是北卡罗纳州的夏洛特市，为81.8%，该城市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2000年人口为54.1万元，2010年增长到73.1万元，10年间人口增长了35.2%，超过了1/3，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最低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为60.4%，作为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最古老的城市，住宅中1990年以后建房比例仅为5.1%，而39年以前建成的比例高达40%，即使这样，抵押贷款比例仍达60.4%的高比例，说明美国的二手房市场的活跃和房屋质量的优良性。而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我国城市家庭仅有13.94%采用抵押贷款方式购房，也远远低于美国。

六、居住成本占收入比：

（一）自住房屋有抵押贷款的家庭：

房屋每月支出平均值统计见图7，支出超过家庭收入35%的比例见图8。

50个州抵押贷款平均支出1596元/月，最高的新泽西州为2373元/月，其次加州为2345元/月，最低的西弗吉尼亚州为914元/月。支出超过家庭收入35%的最高的为加州，达到42.1%，其次为弗罗里达州和夏威夷州，分别为38.7%和38.1%，最低的是北达科他州，为14.6%，平均值为28.4%，也就是全国贷款购房户中有28.4%的家庭用于房屋上的开支超过家庭收入的35%。最高的加州有42.1%的贷款购房户在房屋上的支出超过家庭月收入的35%。

城市情况：平均支出超过3000元/月的仅有旧金山，为3163元/月。超过2500元/月的有二个城市：圣荷西及洛杉矶，分别为2911元/月和2600元/月，全部是加州的城市。最低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厄尔巴索，仅为1093元/月，平均为1809元/月，高于全国平均数13.4%，相差并不明显。支出超过家庭收入35%的前三位是洛杉矶、底特律和纽约，分别为49.9%、44.9%、42.3%，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洛杉矶和纽约是由于高房价，而底特律则是由于低收入和高失业率，所占比例最低的是俄克拉何马城，为21.0%，平均为34.1%，高于全国平均值5.7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城市购房的压力较大，同时还由于城市的贫困人口比例和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数。

（二）租房情况：

租房平均月支出统计见图9，支出超过家庭收入35%的比例见图10。

全国平均租金最高的三个州为罗得岛州、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分别是1260元/月、1147元/月、1092元/月，最低的为路易斯安那州，仅为549元/月，平均值为868元/月，是贷款购房支出平均值的54.4%。租房支出大于家庭收入35%的比例最的的3个州分别是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罗得岛州，分别为48.5%、45.7%、45.3%，最低的田纳西州为28.9%，平均值为39.9%，比贷款购房平均值高11.5个百分点，是其1.4倍，这说明租房户的平均收入低于贷款购房户。

城市情况：平均房租最高的3个城市分别是圣荷西、旧金山、圣地牙哥，全部是位于加州，分别是1339元/月、1328元/月、1259元/月，最低的为厄尔巴索（德克萨斯州），为620元/月，平均值为951元/月，比全国平均数高83元/月，相差并不明显，但是与贷款购房平均值相比，仅为贷款购房的52.6%，说明租房成本仅为贷款购房支出的一半，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城市超过50%家庭是租房居住的原因。支出占收入比超过35%的三个城市为底特律、洛杉矶、费城，分别是57.8%、49.0%、47.9%。最低的是旧金山，为36.0%。底特律最高仍然是由于该城市收入低、失业率和低于贫困线人口较高所致。旧金山虽然房价较高，租金也较高，但户均年收入为7.13万元，为第二高收入城市，因此租金占收入比并不高。城市平均值为43.2%，高于贷款购房户9.1个百分点。

如果将贷款购房、无贷款自住房和租房户三者进行加权平均，住房支出超过收入35%的，全国平均数为28.7%，城市为36.3%，城市的比例高于全国。

总体来看，住房开支仍然是美国家庭中最大的开支，特别是收入较低的租房户，全国有2/5的租房户在房屋上的开支超过家庭收入的35%。而城市中，有高达43.2%的租房户房屋开支超过家庭收入的35%。而贷款购房户中约有1/3家庭房屋开支超过家庭收入的35%。

七、结语

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的美国，户均收入超过5万美元，即使这样，房屋支出仍然是家庭巨大的负担，全国约有28.7%的家庭，城市约有36.3%的家庭房屋支出超过家庭收入的35%，而全国自住房抵押贷款率为67.9%，城市平均为71.3%，说明购买住房均超过2/3的家庭是通过抵押贷款方式实现。而目前收入水平和美国相差很大的我国，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城市贷款购房仅占13.94%，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全国平均空置率为12.15%，城市平均空置率为11.02%，均处于较低水平，而空置率超过15%的城市的房价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在市场调节下，空置率是影响房价的关键因数，也是衡量房价泡沫的关键性指标，这应该引起我们特别关注。

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比离散性很大，高低相差约5倍，不能较好的反映房价的合理性，因此，不能用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比来衡量房价泡沫。

全国平均自有率65.1%，城市平均自有率仅为47.3%，纽约市仅为33.0%，说明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房屋自有率很低，绝大多数家庭为租房居住，因此在我国也应该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不必追求每家都居住在自己的房屋。但是，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我国住房自有率已经接近90%，远远超过发达的美国，这在还处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较低水平的中国，也属于不正常的现象。

美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如2000年人口普查耗资达45亿美元，取得了大量详细的的数据，为各项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基础，避免了不同部门数据互相矛盾的现象。

参考文献：

[1]U.S. Census Bureau . State & County QuickFacts. .

[2]甘犁等.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67.

篇3

从各区县一级的统计机构来看，由于受人员有限、工作量繁重和专业水平欠缺等因素的制约，以往的人口普查数据开发往往存在浅尝辄止、深度不足的缺陷。为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西城统计局队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开发中，探索性地尝试了人口普查数据开发的新模式：敞开门来做研究和进行专家评审指导，希望通过新模式的引入在提升区县普查数据开发品质、完善大型普查课题开发模式方面做出具有创新性的探索，使人口普查数据服务社会、服务区域发展的功效落到实处。

敞开门来做研究

所谓“敞开门来做研究”是指打破原来由普查员独立承担普查数据开发研究的单一模式，扩大研究的主体范围。在此次“人普”数据的开发中，西城统计局队将开发研究的主体扩展为三类，一是区属职能部门，二是高校专家，三是普查人员。

区属部门，促“为区服务”。综合人口普查的经验，西城统计局队发现由于区属部门职能定位具有前瞻性的特征，相较而言其分析人口问题时的关注点更能贴近工作实际，也更能提出独到的、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解。

遵循这一思路，在此次“人普”课题开发中，西城统计局队初步尝试将三个研究项目分别与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区人口计生委和区公安局进行联合开发。联合开发采取了以区属部门为主体研发，西城统计局队专业人员开展“一对一”进行数据支持和研究进度追踪的模式。在进行《新世纪十年西城人口发展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的课题研发过程中，西城统计局队与区计生委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使课题组从《人口普查资料汇编》中提取了“五普”和“六普”的户籍人口数据，并在撰写过程中，通过走访、电话、网络等方式，随时更正出生人口等指标的统计口径，切实保证了课题研究的一致性。总体来看，课题研究中的合作较为顺利，统计人员与课题承担者沟通顺畅，并较好地满足了课题承担者对有关数据的实际需求。从课题内容来看，分别在宏观的城市管理决策、人口总量变化规律研究、户籍管理制度运行中的问题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

专家竞标，注入“新思维”。高校专家具有学术性强、视野开拓、理论前沿、研究班底深厚等突出优势。邀请高校专家参与政府部门课题研究可以有效地弥补政府部门人员知识老化的问题，还可以突破公共管理部门审视社会问题时的思维惯性。

在高校专家的甄选上，西城统计局队采用项目公开竞标的方式确定合作对象。课题开发过程中，实现以中国人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团队为研究主体，西城统计局队专人负责数据支持和进度跟踪的模式。在与之合作前，除与相关高校签订课题合作合同外，还通过开题报告、进度安排、定期沟通等方式，将研究思路和课题阶段性目标进行固化，切实保证课题的时效性。同时，通过定期与高校课题负责人进行“面对面”沟通，对课题内区情结合的紧密度、统计术语的精确度、统计数据引用范围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保证了课题的真实性、准确性。其中，确定的三个课题项目分别是《西城区发展战略与人口发展协调性研究》、《西城区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和《西城区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目前已全部按期高效地完成了研究任务。

自主研发，提升“内动力”。这种情况一般在普查后期的课题开发模式中使用，主要由参与普查的统计人员直接承担普查课题开发工作。由于这种方式已经沿用多年，操作模式比较成熟，其优越性在于可以直接将统计人员在普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积累的经验直接转化为课题成果。

从课题内容来看，自主研发的课题成果可分为数据分析和经验总结两种类型。此次课题开发的过程中，数据分析类的有：《西城区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影响及应对措施》、《西城区外来人口特征及其影响分析》等。同时，由于统计人员直接参与普查过程，这类数据分析往往更能直观地通过数据反映现实问题，经验总结类的有：《西城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处理工作的思考》、《新形势下人口普查的组织与宣传》。这些课题成果直接出自参与普查的相关工作人员，这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今后提升普查工作的重要参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统计工作者承担普查课题开发模式的不可替代性。

从本次人口普查课题开发的初步实践来看，“敞开门来做研究”的思路是较为可行的，因为三种开发模式的相互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研究主体的优势，保证普查数据的充分利用，一方面有效地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与区情的结合更加紧密，研究成果也更符合区域发展的实际需求。

健全专家评估制

为保证课题质量，本次普查课题开发的方案制定中突出了课题中期评估和结题终审两个环节的规范化，聘请专家团分别在课题中期进行评估指导、在课题结项前给予终期评审。

专家指导中期评估：将规范化的中期评估引入普查课题开发过程，一则可以有效地推进课题完成进度，二则可以通过专家评审及时发现并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鉴于课题开发人员具有的多样性特征，专家评审团成员分别聘请了市局总队研究人员、区研究室研究人员、高校教授、局队高级统计师等专业人士。值得一提的是，中期评估过程采用了一题一议的方式，各课题组依次展示初步研究成果、专家评审团进行集中评估。评估中，专家组结合自身所长，分别就课题的基础应用是否恰当，研究方法是否适宜，分析过程是否深入，反映问题是否符合实际，对策建议是否紧密联系区域发展等给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对课题进一步修改、调整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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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社会空间分异；规划策略响应研究；第六次人口普查

根据可靠数据了解，我国在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我国现在是呈现省内为主，省外为辅的人口分布方式，省内人口迁移主要受到城市状况的影响。除此之外，省内和省际的人口迁入迁出率都有不同的因素影响，各个时间内的人口数量也不尽相同。

1 当今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情况现状

当今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情况可以经过观察发现，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将每一个城市分为几个部分，这些部分就可以称为社会的空间分异情况。根据城市的分异现状可以分析出，由于城市已经进入到快速城市化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外，出现了人口大量迁移的现象。而且，在城市发展进步快速的区域，这种地方的外来人员的密集程度会比较高。

2 根据城市规划策略的主要因素进行对比分析

根据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人口流出的大省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5个城市，而东部则主要包括江苏、山东和广东3个省份，这些省的流出人口占据了所有流出人口的一半，但相比而言，虽然流出人口占比很大，但是流入人口的数量同样很多。同样，数据显示，流入人口的大省同样是聚集在了东部和西部，东部地区有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而西部主要有四川省。这些省份的总流入率都占据了很大的比率。单就广东省分析，人口流入率较大，占据了整个人口流入总数的1/4，分析可知，广东省经济发达，可发展空间较大，而且，广东省的科技发展也是排在全国各个省份的前列，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因为迁入人口较多，所以居住空间就有了明显的改变，极大促进了城市的空间分异。居住地只是空间分异的一个反映现象，当然，工作地或者是娱乐场所，这些都是城市的空间，所以，在人口调查中发现，一般对于城市发展的中间地段会有更多的人口聚集，相反，在城市发展的最上端和最下端都没有太多的人口聚集。所以说，影响城市空间分异的一个最主要因素就是城市的迁入人口和迁出人口数量。

3 根据第6次人口普查情况分析城市社会分异的影响因素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社会的分异影响因素有很多，除了上述说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因素被忽视，其中可以分析得到的影响因素有城市居民的文化程度，根据人的特点进行城市空间分化，一般较富有的人就会在城市的中心圈附近活动，通常文化层次较好的喜欢在高质量的地方进行活动。而文化层次一般的就会找到符合自己消费能力的地方活动，逐渐就会呈现城市空间的分异现象。

4 从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城市的社会结构和城市规划

分析城市的空间分异现象，无论是迁入人口还是迁出人口，人们都要根据自己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能力选择自己能够适应的生活空间，进而在一定层次上，城市的某些消费、娱乐，或生活的地方就有了一定的层次区分。并不是人为的区分，只是普通的空间分异。而且，虽然一些大城市的迁入人口较多，但是根据社会的分化，会对城市的整体发展，经济文化发展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5 结论

因为第6次人口普查结果已经出现，所以，分析普查结果，总结城市的空间分异现状，根据数据分析城市之间的迁入人口、迁出人口整体的城市规划会跟外地的迁入人口和迁出人口有很大关系。不仅如此，影响城市空间分异的因素还有很多，从主要因素到次要因素，还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环境因素等，这些因素都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城市的不同程度下的空间分异。城市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空间分异，但是也会有很大的弊端，但有了城市的空间分异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的整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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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震中生存下来》是生存系列图书中的一册，讲述在地震发生时，主人公如何通过科学常识生存下来的故事。内容包括地震发生的原因、征兆，地震的种类和规模等，是一本制作得非常符合孩子们阅读水平的科普性漫画书。

这本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书出版于2008年，在韩国、中国等6个国家和地区共销售了2000万本。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更荣登日本售书网站“亚马逊日本”儿童学习读物的畅销榜首。对此，出版此书的“Mirae N”公司的代表表示非常尴尬：“因为别人的不幸得到了没有预期的成果，怎么能为这个高兴呢?希望日本灾民能够早日战胜地震，恢复正常生活。”

“地震、雷电、火灾和父亲，这是日本人的四最怕。”大多数学习日语的人都会从课本上学到这句话。日本是地震、火山灾难多发国家，3月11日9级大地震后，人们逃生的有序进行正是因为防震的学习、演练在平日就从娃娃抓起。

印度人口普查查贫富

近日，印度的人口普查官员称，该国人口达到了12.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7％。目前，印度人口增长率有所放缓。近10年来，印度人口增加了1.81亿。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位居第二的国家。1872年，印度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至最近一次已是第15次。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耗时一年多。270万名普查员对约3亿户家庭进行了调查。与以往调查不同的是，普查员首次将“你住的是棚屋还是水泥房屋”、“你的房间是否通电”、“你的住房是否有卫生间可供使用”、“你是否上过学”等问题提出，并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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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人口流动逐渐频繁，近年来，规模越来越大，有逐渐扩散的趋势。2000年，流动人口数量为10229万人，2014年就已达到25300万人，年均增速达到9.8%，可以看出，我国流?尤丝谑?量日益扩大，一方面可以加快城镇化进程，一方面可以减少剩余劳动力。

二、 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纪后期，影响力最大的是英国的学者E.G.Ravenstein（1885），提出了人口迁移七大定律；20世纪后，Herberle（1938）首次提出了“推―拉”理论概念，并被广泛接受，成为当时分析人口迁移的最佳理论基础；早期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引起了国内相关学者的关注，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流动人口进行分析，但主要是定性分析。随着我国政府的注重，开始转向定量研究，刘涛等（2015）利用第五次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分析发现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且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劳昕等（2015）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在地级层面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探讨，发现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仍然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

三、 实证研究

从普查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定义分为广义与狭义之分，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常住地与其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所以衡量流动人口涉及到空间及其持续的时间。空间主要指其距离，时间指在常住地居住的时间。本文采用第五次与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对于流动人口的概念界定。

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由于没有直接的数据可以运用，所以要对其进行测算。经查阅资料，关于流动人口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直接利用人口普查资料上的迁移人口数据代替流动人口数据，由于普查不是每年都进行，故而这种方式无法获取每年的迁移人口数据。二是利用国家计生委公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这种测算方式最为直接，但是数据不易获取，因为动态监测数据并不对外公开。三是利用统计年鉴计算流动人口的具体数据。这种处理方法已被国内许多学者使用，例如鲍常勇（2007）、田明（2013）以及李拓等（2015），其中李拓等测算的是人口流动速率，其他几位学者测算的流动人口规模。测算流动人口规模时，主要是利用常住人口总数与户籍人口总数进行测算。这种获取流动人口数据的方法最为简单，但与真实情况相比，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

三种流动人口数据的获取方式各有优势与缺点，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处理方式的准确性，本文将采用第三种处理方法，利用本年末常住人口总数减去本年末户籍人口总数之间的差值来表示该地区的流动人口规模。以2004-2014年为研究区间，查找年鉴发现，《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关于常住人口数据的统计仅有2010-2013年共4年的数据记录，其余年份统计的是“年底总人口数”。而且在核对的过程中发现，例如天津，其年末总人口数与城市统计年鉴中的户籍人口总数相差较大。综合考虑后，本文在借鉴何鑫（2016）对于流动人口数据的测算方式上，提出本文的测算方法，即按照两个步骤对流动人口指标进行测算。

首先，2006年以后国家统计局要求各地城市人均GDP必须通过常住人口进行计算，故2007-2014年的35个大中城市常住人口数据通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GDP数据与人均GDP的比值获得。通过与2010-2014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有35个大中城市的常住人口数比较可知，计算出来的常住人口数据与统计的常住人口数据是基本一致的。

流动人口数（2007-2014）=（城市GDP/人均GDP）―年底户籍人口数

其次，在2004-2006年间，由于人均GDP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将通过测算2007-2010年的各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后，以2007年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数为基数进行推算，最后表明与各城市统计年鉴中关于常住人口数相比，测算出来的数据与实际数据相差较小，可以使用。

流动人口数（2004-2006）=2007年常住人口数/（1+年均增速） ―年底户籍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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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空间分异；武汉城市圈；人口普查

中图分类号 C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28-09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效用、收入、财富成为人们眼中的重中之重，然而实际上，不管是产业发展还是城市、城市群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发展、人需求的满足、自由的实现。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将“自由”定义为“在实质意义上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因此，本研究认为，城市群要实现协调发展，也就是实现城市群内所有居民的价值、扩展城市圈内所有居民的实质自由。

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进程等等，都带来了人口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不仅表现在居住空间的分异，更表现在职业、公共资源分享等众多方面的社会差异。这种社会空间的分异虽然促成了相同生活方式人员的交流、信息可达性和内部人群的相互理解，但也造成阶层的隔离、信息的分离、心理落差乃至社会疾病的集中传染蔓延等（李志刚等，2004）。在当今对城市群的研究更多倾向于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产业空间的重构、分工的深化等效率的问题时，本研究关注的是城市圈内核心城市与城市以及近郊区与远郊区之间的公平问题，希望通过对人口社会分异的空间表现的研究对促进整个城市圈各阶层、各行业人口的和谐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本文研究内容包括两部分：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状况和分布、分异产生的影响因素。

1 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状况分析

对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期的德国。陆大道在1998年将社会空间结构定义为，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形态。从社会分工所引起的各社会群体在一定地域内的空间分布和空间作用的模式对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和度量被称为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包括人口密度、人口重心以及社会群体的空间分布差异等。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反映了一定地域范围内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配置关系以及差别发展的复杂程度（刘德钦等，2007）。因此对人口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部分要通过计量分析，以期了解武汉城市圈内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状况。采用第六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选取了年龄构成、人口流动性、外来地构成、教育程度构成、职业构成、行业构成和人口密度等七大类二十几个指标变量，与各个城市构成原始数据矩阵。由于指标体系庞杂，因此需要先利用因子分析将指标体系简化，并就武汉城市圈子在两次人口普查中各主因子（对社会空间结构起主要作用的因子）进行比较。而后通过聚类分析，计算各城市在主因子上的得分即社会空间结构的状况，从而找到各城市间差异，即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程度。

1.1 因子分析的两次人口普查比较

（1）第六次人口普查：在抽取方法中选择主因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按照特征值（Eigenvalues）大于1进行抽取，采用最大方差法（Varimax）进行因子旋转，经反复试验，结果显示旋转后的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了98.33%，因子层次结构比较清晰，结果较为理想（见表1）。

从表1给出的各主因子载荷矩阵，结合其反映的变量特征发现：农、林、牧、渔水利产业人员在主因子1载荷系数为-0.17，而在主因子2上的载荷系数为0.986；同时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在主因子2上的载荷系数也较大，文盲率在主因子1上载荷系数为-0.621，而在主因子2上高达0.731，其余变量均在主因子1上载荷系数较高。因此，将主因子1命名为农业人口和蓝领人员，将主因子2命名为白领、高端服务人员。

（2）第五次人口普查： 从表2给出的各主因子载荷矩阵将五个主因子分别命名为白领和公共服务人员、高端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蓝领人员、以及农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主因子1与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变量（0.94）和专业技术人员变量（0.69）存在着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故命名为白领和公共服务人员；主因子2与金融保险房地产变量（0.61）和地质勘探、水利管理科学研究变量（0.74）存在着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故命名为高端服务业人员；主因子3与商业服务人员变量（0.58）和批发零售餐饮和社会服务变量（0.68）存在着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故命名为商业服务人员；主因子4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变量（0.67）与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例（0.64）明显正相关，故命名为蓝领工人；主因子5与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业人员变量（0.78）以及劳动年龄人口（0.81）正相关关系最为显著，故命名为农业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

1.2 聚类分析的两次普查比较

在找到武汉城市圈两次人口普查中对社会空间结构分异起主要作用的因子之后，便可以就主要因子找到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分类，以找到各类间差异，以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

（1）第六次人口普查：以2010年武汉城市圈内社会空间结构2个主因子在6市的得分情况作为基本数据矩阵，在SPSS软件下进行聚类分析，对城市圈的社会区类型进行划分。具体来说，运用分层聚类功能（Analyze Classify-Hierarchical Cluster），采用沃德法（Ward’s Method）对数据矩阵进行相似性分析，绘出冰挂图（略）。最终，确定将武汉城市圈各市分为三类社会区。各类社会区在2个主因子上的得分构成特征判别表（表3），据此分析各个社会区的特征并命名。

由此可以看出，武汉农业人口比例最低，远远低于其他各市，因此武汉自成一类区。另外，黄冈农业人口比重比较适中将其定义为第二类。而其他市农业人口比重均较高，属于第三类地区。

（2）第五次人口普查：以2000年武汉城市圈内社会空间结构5个主因子在各市的得分情况作为基本数据矩阵，在SPSS软件下进行聚类分析，对城市圈的社会区类型进行划分更为精细（见表4）。

第一类是公共服务业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集中区，主要分布在武汉市。该社会区在主因子1、3中的平均值和平方和取值均最大，在主因子2上的取值也较高，表明该社会区在第三产业集中了大量的社会从业人员，包括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服务领域、金融保险房地产领域和商业、批发零售餐饮等低端社会服务领域。这与武汉市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武汉市号称“九省通衢”，是全国重要的人员和货物集散地，武汉市的商业、批发零售餐饮等服务业较发达，集中了大量外来就业人员；武汉市的金融保险、房地产、高科技等高端服务产业在整个中部地区也较发达，吸纳了大量高端精英人才。

第二类是劳动年龄人口密集的工业区，主要分布在黄石市。该社会区在主因子5的平均值、平方和均值取值上有绝对优势，表明该社会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另外，该社会区在主因子2和4的取值上也较高，表明该区在工业领域和一些高端服务领域也集中了较多的就业人员。黄石市是老工业城市，工业基础较好，就业人员比重高；市辖下的阳新县、大冶市是劳动年龄人口迁出地，外出务工人员多。作为武汉城市圈内的次中心城市，该区内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科学研究等高端服务产业也仅次于武汉市，也吸纳了较多的就业人员。

第三类是蓝领人员集中区，主要分布在咸宁市。该社会区在主因子4的取值上最高，在主因子1和3上也取值较高，表明该社会区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最大，同时公共服务、商业、低端服务业等领域也集中了大量就业人员。

第四类是高端服务业人员和农业人口集中区，主要分布在潜江市。该社会区在主因子2上的得分最高，在主因子1的绝对值上也较高，表明该区人员在农业和高端服务业两个领域的就业人口集中度较高。

第五类是均质区，主要分布在鄂州、孝感、黄冈几市。该区的最大特征是在各主因子的得分上均较低，表明该社会区人员就业分布在各领域较均匀。

1.3 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分析结果差异原因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结果存在着差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结果将城市圈人口主要分为白领和公共服务人员，高端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蓝领人员、以及农业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等五大人口集中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结果只有农业人口和蓝领工人与白领、服务型人口两大类人口集中区，相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结果，呈现两个主要特征。其一，农业人口空间系统趋于简单化；其二，非农人城市圈空间分布呈现分散化。

经济属性的分异构成了社会职业分异的经济基础，深入分析，这种差异是武汉城市圈经济产业发展的空间变化的反映：

首先，农业人口的城市圈空间系统趋于简单化，农业空间系统的这种变化特点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10年来整个城市圈农业演化趋势相一致，即中心城市（武汉市）农业人口进一步减少，城市的农业也逐渐被二、三产业替代，农业整体处于萎缩状态。

其次，非农人口的城市圈空间分布呈现分散化，集中趋势减弱。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结果明显可以看出，非农人口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市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而第六次人口普查聚类结果显示这一现象减弱。这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10年来产业的梯度转移有关，中心城市二、三产业向农业比重较大城市转移，城市二、三产业劳动人口增加。

最后，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分析结果差异与劳动力的回流有着直接联系。经历了长期的农民外出务工大潮后，近年来规模不断增加，尤其在五普到六普10年间新老农民工交替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劳动力回流。劳动力的回流改变了产业人口的分布，由中心城市回流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家乡继续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使得非农人口在城市圈空间分布分散化。

2 武汉城市圈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因素分析

2.1 人口社会空间分析的实证方法：分异指数与本地化系数

对人口社会空间结构产生分异影响因素的讨论开始较早，Rees1969年对芝加哥都市区有关人口统计变量的分析发现：影响社会空间分异的三个主因子是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地位、种族和籍贯；1975年罗楚鹏根据1961年和1971年两次人口普查资料对香港社会空间结构的讨论，显示1961年香港生态模式是以籍贯、经济社会状况、年龄和性别状况起主要作用，而1971年，则仅以籍贯和经济社会状况为主导；1986年虞蔚对上海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发现人口聚集作用和人口文化职业构成是主要因子。

对社会空间分异的实证方法，西方学者Iceland J、D Weinberg、Burt J E等学者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方法介绍，国内学者李志刚、吴缚龙（2005）便采用了分异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和本地化系数（Coefficient of Localization）对转型期上海市的社会空间分异进行了研究。

空间指数是用来测度空间分异程度的常用手段，其中，分异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 简称ID）和本地化系数（Coefficient of Localization，简称CL）是被经常使用的两个指数。

2.2 人口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演变

本文就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进行比较，探究十年时间里武汉城市圈社会分异程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1）就年龄构成看，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LQ值在各空间单元的取值较为接近，因此CL较为可信。从CL系数来看，年龄构成在武汉城市圈的空间分异较低。0-14岁人口在鄂州、孝感分布最集中，而在武汉市最分散；劳动年龄人口在黄石、武汉分布最集中，而在黄冈、孝感等地分布最分散；老年人口分布中，只有武汉市的LQ值大于1，分布较为集中，其余城市的分布均低于总体水平，其中属黄石市分布最为分散。这也表明武汉市的人口老龄化现象较其他城市最严重，虽然劳动年龄人口不缺乏，但0-14岁人口数量明显不足，整体呈金字塔结构；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的分异指数显示，0-14岁人口黄石、在鄂州、孝感分布最集中，而在武汉市最分散；劳动年龄人口在武汉分布最集中，而在黄冈分布最分散，但是分散程度相对于五普时明显降低；老年人口分布中，黄石、孝感和黄冈的LQ值大于1，分布较为集中，其余城市的分布均低于总体水平。这也表明，黄石、孝感和黄冈老龄化现象开始明显。

（2）就教育程度看，五普数据计算分异值显示，LQ值除在大学文化程度指标差异较大外，其余指标差异相对较低。因此，可以认为武汉城市圈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状况中，在大学及以上文化教育程度指标上空间分异较大（ID=0.44），而在其余文化教育程度上的空间分异则较低。其中，武汉市的受大学及以上文化教育程度的人口分布最为集中，远高于其他城市；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的LQ值，武汉市受大学文化教育的人仍然较为集中，但是集中程度降低，其他城市文化教育程度有所提高。这种空间分布状况也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3）就职业构成看，五普数据与六普数据计算分异指数显示武汉城市圈的空间分异程度均较大。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中，武汉市分值最低，其次是黄石市、鄂州市，其余城市农业人口空间分布较集中，这一空间结构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没有改变。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均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人员均集中在武汉、黄石和鄂州这三个城市，在其余城市相对分散。

（4）就行业构成看，空间分异程度也较大。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采掘业的LQ值均显示，黄石市的集中程度远高于其他城市，鄂州次之，这与两市的矿冶产业较集中相吻合。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分异指数，总体来看，武汉市除第一产业、采掘业的空间分布较分散外，其余行业的取值均较高，较其他城市具有较高的空间集中度，尤其表现在底端的商业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等和高端服务业，如对知识具有较高要求的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地质勘查和水利管理等行业上，武汉市具有明显的人口集中优势；黄石、鄂州市在第二产业如采掘、制造、建筑等行业上的人口分布较集中；其余城市在大多数指标的空间分布上低于总体水平。这一社会空间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没有太大改变。

（5）就婚姻构成看，空间分异度低。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得出的分异指数显示，离婚现象在武汉和黄石两市比较集中，其余婚姻状况在各市分布均匀。

（6）外来地构成指标是对人口迁入指标的具体表述，社会空间分异度也同样较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显示，由省外、省内迁入人口多集中于武汉市，流入其他市的人口相对较少，且分布较均匀。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比较可以看出，这一外来人口在城市圈空间分布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没有太大改变。

总体来看，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的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分异度ID和CL的取值大都在0.45以内，社会空间分异度虽然较高，但并不严重。其中，年龄构成、教育构成（除大学教育程度）、婚姻构成三项指标的社会空间分异度较低，并在两次人口普查间有一定变化；职业构成、行业构成、人口流动性（包括人口外来地构成）三项指标的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并且两次人口普查期间没有太大改变，这构成了影响武汉城市圈较高社会空间分异度的最主要因素。

进一步，武汉城市圈的社会空间分异状况呈现显著的等级结构。武汉、黄石、鄂州三市在多数指标的取值上均较高，具有较高的空间分布集中度，尤其以武汉市最为显著。因此，可以认为，在武汉城市圈的社会空间分异度上，以武汉市为第一级，黄石、鄂州2市次之，其余市为第三等级。

3 结 论

（1）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在各城市单元的数据（6城市），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提取出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结构的两个主因子：农业人口和蓝领工人与白领、服务型人口。而利用2000年五普数据（9城市）取出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结构的五个主因子：白领和公共服务人员，高端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蓝领人员、以及农业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利用六普数据通过聚类分析界定了武汉城市圈的三类社会区，农业比重大的地区，农业比重适中地区以及低农业比重地区。利用五普数据界定了武汉城市圈的五类社会区即农业和服务业人口集中区、劳动年龄人口密集的工业区、蓝领人口集中区、高端服务业人员和农业人口集中区、均值区，依次对应的社会空间单元为：武汉市、黄石市、咸宁市、其他市。

（2）与现实联系分析得出：从五普到六普这十年来，城市圈内部的大体社会空间层次没有本质性的变化：武汉市产业结构层次明显高于其他城市，高端服务人员聚集，农业人口比例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城市圈内其他城市特色不太明显，产业结构层次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人口比重较大。这说明城市圈内社会空间层次明显，与十年来城市圈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基本符合，但是并没有充分实现建立城市圈的政策预期，即充分发挥武汉市的协同带动能力，取得城市圈总体实力提升。

（3）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对空间分异指数ID和本地化系数CL、LQ的测算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分异度虽然较高，但并不严重。同时，武汉城市圈的社会空间分异存在等级结构特征，武汉市为第一级，黄石、鄂州2市次之，其余市为第三等级。

（4）深入分析这种社会空间分异得出：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存在着经济属性分异与社会职业分异，同时这两种分异存在着一致性，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经济属性的分异构成了社会职业分异的经济基础。城市圈内一定的经济层级与产业梯度直接决定了各城市不同职业人群的比重与聚集程度，同时这种社会职业分异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十年间有一定变化，但是城市间经济差距依然明显，高素质劳动力仍然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市，未能充分实现建立城市圈的政策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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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摘　要:事后质量抽查是对人口普查登记质量进行检验和评估的调查方法。文章通过对美国、英国和印度等国家的事后质量抽查经验进行总结，对我国今后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数据质量

Abstract:Post enumeration survey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examine and evaluate the quality ofcensus registration.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postenumeration survey from theU. S.， U.K. and India， this paper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China2010 census.

Key words:census; post enumeration survey; data quality

我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今年我国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再次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目前，评价人口普查数据质量常用的方法之一是事后质量抽查。我国于1982年在人口普查中首次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来评价人口普查的登记质量，在历年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中仍采取事后质量抽样调查作为评价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质量的方法之一[1]。

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几十年来对事后质量抽查进行了长期的讨论，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这些国家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进行经验总结，将有助于我国人口普查及事后质量抽查工作的改进与完善，有助于改善我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为日后普查方案的修订提供依据。

美国和英国在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方面起步较早，而印度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之一，与我国国情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选取这三个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分析。

一、抽样设计比较

(一)美国抽样设计美国在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估计人口覆盖率历史较长，正式测算始于1940年的人口普查。1980年开始结合双系统估计方法采用事后质量抽查测算人口普查的覆盖率。2000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称为“准确性与覆盖度评估”(Accuracy and Coverage Evaluation，以下简称为ACE)，采用三阶段分层整群抽样设计。

2000年人口普查中，美国共划分了3767000个街区群，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根据估计精度和事后抽查目的确定全国样本量。第一阶段，ACE调查首先将所有街区群按居住单位数量和是否美国印第安人居住分为小型街区层(每个街区群0-2个居住单位)，中型街区层(每个街区群3-79个居住单位)，大型街区层(每个街区群80个以上居住单位)和美国印第安人居住层[2]。再按人口比例分配各街区样本量，在各层内等距抽取街区群样本。

该阶段样本抽取出来以后，还需进行居住单元比较和目标延伸搜索，以弥补调查目录的不足。对每一个街区群样本进行现场调查，编制每个街区群内的居住单位地址目录，称为ACE独立(居住单位)地址目录。对每个入选的街区群样本，将该街区群的ACE独立(居住单位)地址目录与该街区群的“最新普查(居住单位)地址目录”进行对比，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目标延伸搜索，完善调查目录。如果这两份目录的居住单元一致，则无需进行目标延伸搜索。而如果两份目录不一致，则按照不一致单元的数量进行排序，等距抽取其中一部分进行目标延伸搜索，即对划分区域内除调查目录外的其他建筑和场所进行居住单元地搜索与登记，对登记错误的居住单元进行改正，对遗漏的进行补充。

第二阶段对抽取的第一阶段样本街区群分子层基础上，采用第一阶段抽取街区群的相同方法从这些划分子层中分别抽取调查小区样本，目的是为了缩小最终抽取调查小区样本的数量，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第三阶段抽取住户单位，对第二阶段抽出的包含79个住户单位以下的调查小区内的住户全部进行调查，而包含80个住户单位以上的调查小区则被再分成街区片(由若干住户单位组成)，采用系统抽样抽取一定比例的街区片住户单位。

对抽取的样本住户内的个人采用年龄、性别、种族、房屋所有权期限、地区、城市类别、邮寄回答率等进行事后分层[3]。在每个事后层内构造双系统估计量估计该层的人口数，再通过汇总得到全国人口数。最终计算得到人口普查净遗漏率为1. 16%。

2010年美国将进行第23次人口普查，并制定了事后质量抽查初始方案，称为普查覆盖度测量(CensusCoverageMeasuremen，t简称CCM)，其抽样设计与2000年相同。

(二)英国抽样设计

英国自1961年开始在人口普查后进行普查日外出人口10%调查、事后调查估计覆盖和回答误差等。

2001年人口普查事后抽查称为普查覆盖度调查(CensusCoverage Survey，以下简称CCS)，采用两阶段分层不等概率抽样设计。

为选择有效样本，能对所有地方行政区按年龄和性别估计普查日人口数，调查首先将英国相邻的地方行政区重新归类，形成112个“设计区”。每个设计区包含大约500000人，由若干邮政编码区域组成。由于各区域的漏报率水平不一致，为提高估计精度，根据1991年普查中影响漏报率的相关变量构造“普查难度指数(Had to Count Index)”[4]，将每个设计区划分为简单、中等、困难三类调查区，再从每一类调查区内抽取调查区，即为第一阶段样本。

第二阶段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从每一调查区内抽取一定数量的邮政编码(每个邮政编码对应多个住户)，这些邮政编码对应的住户构成最终样本单元。最后将CCS最终样本按年龄性别交叉分为37组，经过CCS与普查记录进行匹配，构造双系统估计量来推断总人口数。推估得到2001年人口普查净遗漏率为6.1%。

为准备2011年的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英国于2009年11月23日至12月17日进行了预调查。2011年的CCS在1991年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如划分设计区时不仅考虑地理位置因素，还综合考虑区域类型等其它因素;对重复率和漏登率分别进行估计等。

(三)印度抽样设计

印度于1872年首次进行人口普查，从1951年人口普查起开展事后质量抽查。2001年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PostEnumeration Survey，以下简称PES)，主要目的是计算覆盖误差(Coverage Error)，采取两阶段分层系统抽样设计。

调查首先根据1991年的遗漏率和相对百分误差确定2001年PES的样本量。再考虑区域的离散性，数据分析的可靠性及非抽样误差的控制等因素，在国家的层面上抽取3000个街区。同时由1991年的调查发现，在区域范围内更能精确合理地估计相对标准百分比误差。因此，将全国所有的邦分成六个区:南区、东区、东北区、北区、西区、中区，分别在全国和区域的层面上进行估计。

根据1991年人口普查结果预先推算2001年各邦人口数，再按与这个人口规模数成比例分配街区到各个邦。在每个邦内，先将该邦所有的街区按照位置代码排序，采取系统抽样抽取街区，最终抽取的3000个街区用来估计覆盖误差。再从这3000个街区中按照系统抽样抽出600个街区，用来估计普查登记内容误差。对被选中街区的所有住户都进行调查。

对最终抽取的样本按年龄、性别、城乡和区域进行事后分层，构造双系统估计量估计特定属性人口的普查覆盖率和人口数。2001年印度PES显示全国范围内总的净遗漏率为2. 3%，其中:城市比农村遗漏的更多，前者净遗漏率为4%，后者净遗漏率为1. 7%。

2011年印度将进行第十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普查的准备工作已经于2010年4月1日正式启动。

(四)中国抽样设计

2000年我国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采取分层随机等距整群抽样设计，采用人口普查地址码库作为调查目录。事后质量抽样调查目的是只评价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质量，并不评价省级及省级以下各级的登记质量，也不评价抽中调查小区的登记质量。

首先根据1999年年末人口数据将我国31个省市按总人口规模划分为四层，各省再按城乡分层，在层内随机等距整群抽取调查小区(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人口普查登记和资料汇总按照划分的普查区域进行。农村以村民委员会所辖地域为基础，城镇以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域为基础划分普查区。每个普查区，按照一个普查员所能承担的工作量，划分成若干个调查小区，涵盖调查小区的

所有住户，不重不漏。)。5000万人以上的省份抽取30个调查小区， 2600—5000万人的省份抽取20个调查小区， 2600万人以下的省份抽取10个调查小区，西藏由于地广人疏的特殊地理条件单独划分为一层，抽取2个调查小区。对居住在入选调查小区的人全部进行调查。全国共抽取602个调查小区，调查了162940人，抽样比为0. 13‰。

事后质量抽查的对象包括普查时应在该调查小区登记的常住人口和普查登记时不属于本调查小区的常住人口(即暂住人口)。对常住人口，先与该小区原普查表结果进行逐项比对得到两次调查不一致的地方;对接受过调查的暂住人口，汇总至省级普查机构与其原登记地进行联系比较，得到暂住人口在普查登记中的重登和漏登情况。通过两类人的比对，计算普查的遗漏率、重登率、性别差异率和年龄差错率。采用双系统估计方法估计调查遗漏人口，最终计算得出2000年人口普查净遗漏率为1. 81%。将上述四个国家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抽样设计汇总如表1所示。

二、抽样设计特点比较通过上述四个国家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抽样设计的比较，可以发现:1.从净遗漏率的角度看，这四个国家中美国人口普查登记的误差最小，而英国误差最大。国际上人口统计的基本共识是，普查登记的误差在2%以下是正常的， 2% ~5%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超过5%，则资料的使用价值就要大大降低[1]。即是说，美国和中国人口普查净遗漏率均低于2%，人口普查数字的质量是较好的，印度人口普查数字的质量可以接受，而英国人口普查资料的使用价值则要低。

2.从样本量的确定方式来看，美国、英国和印度均采用基于全国的设计来确定抽取的样本量，其中美国根据抽样估计的精度确定事后抽查的样本量，印度根据上次普查的遗漏率和相对百分误差确定样本量。

根据人口规模分配调查区样本时，美国根据各州的上次普查的人口数确定样本量分配，印度根据上次普查预测本次普查的人口规模确定各邦的样本分配。

3.从调查方式看，各国都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设计以提高抽样的代表性。美国和英国都在第一阶抽样基础上，通过相关特征标志对第一阶段样本进行分层，再抽取第二阶段样本，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抽查样本对不同特征层人群普查遗漏率的代表性。而印度则是根据地理位置来进行分层，以更精确地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估计相对标准百分比误差。中国则是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城乡作为分层依据来确定各省应调查的普查小区数。此外，在最终入选的街区内对全部住户都进行事后质量抽查。

4.从推估人口普查净遗漏率的方法来看，四个国家都使用双系统技术进行估计。即通过全国普查人口数与事后质量抽查得到的全国人口数进行比较，构建双系统估计来最终估计全国的真实人口数。而事后质量抽查由P样本和E样本组成，P样本由抽中样本街区群在事后调查中和普查中同时被登记的人组成，E样本由P样本对应街区群在人口普查中所有被登记的那些人构成，通过两个样本的匹配，在每一事后层内构造双系统估计量。

三、对中国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的建议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对于提高我国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上述美、英、印和中四个国家2000年的经验做法，对我国今后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提出以下建议:(一)进一步细化事后质量抽查目标，计算不同子总体遗漏率目前我国事后质量抽查方案主要是从全国层面上估计和调整数据，而在省一级的层面上调查值与调整值之间的差值难以解释，某些地域、民族等子总体的普查遗漏率可能会高于其他子总体。同时普查覆盖率越接近100%，提高每个百分点的精度所需调查费用就越高，而如某些子总体在普查中遗漏率较高，其在事后调查中的入样概率仍会比其他子总体要低。因此，如果将事后调查目标进一步细化至子总体，即将事后调查估计目标细化到估计各省的登记质量，不仅可以提高投入的人、财、物的使用效率，还可以提高事后质量抽查的估计精度，为以后的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提供原始珍贵的资料。

(二)选取合适的分层指标提高样本代表性及估计精度2000年我国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样本时在各省按城乡标志将调查小区分为城市层和乡村层，再在每层等距抽取调查小区样本。分层过于简单，抽取的样本代表性不足。英国借助1991年普查信息构造普查难度指数来进行分层提高设计效率，印度则是由1991年的普查将全国所有的邦根据地理区域分层来提高估计效率。借鉴上述国家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可综合考虑以下分层指标: (1)人口流动程度。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人户分离现象比较普遍，势必会给人口普查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如难以入户登记，多次上门找不见人等，导致普查遗漏率上升。一些省份人口流入较多，如广东省和福建省，而另一些省份则流出人口较多，如四川省和贵州省，人口流动程度相近的省份会呈现出相似的特征。

因此，有必要将人口流动程度作为一个分层指标，按照人口净流出、净流入程度将全国划分为不同层。(2)地域特征。可按照我国大陆划分的地理区域(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和西北)划分为七层，或按照国家统计局根据我国经济特征划分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层。

(三)根据我国人口特点选择相应标志对抽取的样本人口进行事后分层，使得层内个体被登记概率相同使用双系统估计需要满足的前提假设之一是每个人有相同的概率进入普查样本和事后抽查样本，对调查样本进行事后分层则能较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英国和印度都对最终样本分别按年龄、性别等标志进行了事后分层，而我国在未对抽取的调查小区样本进行事后分层就直接使用双系统估计方法，有悖于该假设条件。因此，对照我国事后质量抽查表与人口普查表，结合我国人口自身特点，可以选择性别、年龄、民族、城乡、城市化程度和省份区域等作为事后分层标志，进行事后交叉分层，并分别在事后层内构造双系统估计量，从而满足不同属性人口的估计要求。

(四)确定恰当的事后质量抽查时间并选择合适的调查人员，以保证事后质量抽查与人口普查之间的独立性使用双系统估计需要满足的另外一个前提假设是事后质量抽查与普查之间相互独立，要实现这一目的可以从时间和调查人员上分别考虑。(1)调查时间上，目前我国事后质量抽查在人口普查结束后的半个月后进行，既能保证调查员及被调查者对普查内容记忆的流畅性，又能减轻人口流动对普查质量造成的影响。而英国和印度事后质量抽查则是在普查后的1-2个月内进行，来保证事后质量抽查不受前期普查的影响。但这个时间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且人口流动性较强的国家并不适用，因此，我国事后质量抽查的时间上仍可以保持不变。(2)调查人员上，事后质量抽查人员与普查人员独立。从人员、经费等角度考虑，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操作经验，可选取人口普查中的优秀普查员去不同于其普查期间所在的调查小区参加事后质量抽查。对于部分特殊地区如少数民族聚居地，还可以根据当地文化、语言条件另外选择合适的调查人员。

参考文献

[1]武洁.人口普查中的事后质量抽样调查[J].南方人口， 2002(3): 18-24.

[2]胡桂华.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事后质量检查介绍[J].中国统计， 2009(8):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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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市；失业人口；失业结构；现状；特征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出现了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失业问题日渐凸显。首都北京常住人口呈逐年增长态势，截止2011年底，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突破2000万人，而了解其中失业人口的现状，对维护社会稳定，完善就业政策，促进首都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意义。2010年我国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依据此次普查方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长表》部分是抽取10%的户进行填报，并对就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而对于其中失业人口的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对了解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的真实情况以及政府就业促进就业工作的效果和发展方向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一、北京市失业人口基本特征分析

（一）性别结构不平衡，性别歧视仍然存在

在调查的北京市全部失业人口中，男性占56.9%，女性占43.1%，而在全国城市的失业人口中，男性和女性所占比例分别是51.4%和48.6%，可见北京市的失业人口中男女比例较为不平衡，并且男性居多。在2002年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中，女性失业率为6.4%，高于男性1.2个百分点。虽然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北京市的男性失业总数大于女性，但通过对比不同性别同一年龄段所占的比例（见表1），青壮年劳动者，也就是在45岁以下的劳动者，同年龄段中女性的失业比例均高于男性。这说明性别歧视仍是北京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个问题。

数据来源：《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及计算得出

（二）年龄结构偏年轻化，平均年龄32.5岁

通过计算，北京市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2.5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33.6岁，女性则为30.9岁。而在年龄分布上，20-30岁占到总失业人数的46.5%，接近一半；30-40岁占到22.4%；40-50岁占20.1%，显而易见，青壮年构成了失业人口中的绝大部分。而2002年在北京市失业人口中，35-44岁年龄组比重最大，占失业人口总数的40.2%，所以失业人口从年龄结构上说，是发生了很大改变的。这意味着本应该是劳动力市场中优势较大的青壮年劳动者却成为失业人口，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会产生负面作用，尤其无业的年轻人会对社会构成一种不稳定因素，所以青壮年就业问题是亟待我们政府重视和解决的。

（三）受教育程度结构发生变化

通过对受教育程度的调查，北京市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4年，说明失业人口平均学历已达到高中水平。从具体结构来看，低学历所占比例很小，小学及以下占总失业人口的2.4%；初中-高中占到了59.6%；而值得注意的是，大专及以上占总失业人口的38.0%，同样对比2002年失业人口的数据，大专及以上只占总失业人口11.7%，这部分人群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对比可知，在失业口人中，学历低不再是这部分人群的显著特征及趋势，反之，对于大学生就业这一日益严峻的问题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从政府、高校以及市场多方面出发，采取有效的措施，让受教育人群能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这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

二、北京市失业人口失业特征分析

（一）失业率指标选择

相对于失业人口的绝对数而言，失业率这一指标则更好的反应了当前的失业状况，也更方便与国外的横向比较。失业率是指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状况的主要指标。失业率分为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统计的是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并求职的失业人员数量。由于各国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险发展水平不一，登记失业率在国与国之间不能比较。而抽样调查失业率基本依据的是国际化的失业定义，可以进行国际比较。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提出会在“十二五”正式公布调查失业率。

通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北京市的调查失业率是4.2%，而同样是2010年，北京市统计年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1.37%，两个数据的统计方法不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前的失业情况。虽然两种失业率都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长远来看，调查失业率这一指标更为科学和准确的反映一个经济社会的失业状况。

（二）未工作时间结构

由上文可知，失业率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仅仅使用失业率一个概念并不能有效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这时候，就需要对未工作时间这一指标来进行参考。通常，较高的失业率和较短的失业持续时间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活跃的表现；而较低的失业率和较长的失业持续期则需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意味着有一部分人成为真正的就业困难人群。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北京市失业人口的平均失业时间是11.81个月，对比来看，全国的平均失业时间是12.23个月，天津15.51个月，上海14.21个月，广东10.50个月。其中男性的平均失业时间为12.09个月，女性则为11.44个月；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平均失业时间最长的是高中，为13.49个月，甚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失业时间，而未上过学、小学和初中分别为13.16个月、10.80个月和12.19个月，大学专科也有10.73个月，更应该关注的是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平均失业时间分别为9.49个月和8.97个月；从年龄上看，平均失业时间超过12个月的集中在35岁到59岁之间，年龄越小，平均失业时间约短，不过25岁到34岁的平均失业时间也已经超过了10个月。

（三）未工作原因结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价值观的日益多样，劳动者的选择也日益多元化，未工作原因也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在调查中，未工作原因分别设有六大原因：毕业后未工作，因单位原因失去工作，因本人原因失去工作，承包土地被征用，离退休，料理家务，以及其他原因。单就各个原因所占百分比来看，所占比例最大的未工作原因是因本人原因是去工作，达33.02%，其次是因单位原因失去工作，有21.83%；而毕业后未工作占到20.18%。从具体来看，在选择毕业后未工作的失业人口中，其学历在大学专科及以上59.13%，占到了近六成，说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已迫在眉睫。

三、结论

通过上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就业方面的相关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失业人口这一群体构成的复杂性，不过总体呈现年轻化，受教育程度提高化，未工作时间延长化，未工作原因多样化的情况，所以，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长期失业人员就业问题、性别歧视等问题都是政府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及研究失业人群，通过政策完善，加强北京的就业服务，以及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最终目标是使那些有就业愿望的劳动者都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实现自我价值，而暂时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在应有的基本保障下，能够通过公共服务尽快找到工作，摆脱失业状态，这才是充分就业下良好运行的经济社会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北京市第六集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背景调查总队.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3]崔萍.北京失业人口面面观[J].北京统计，2003（07）：32-33.

[4]李刚.中国城镇人口失业结构与结构性失业[J].南京社会科学，2001（03）：23-28.

[5]杜凤莲，鲍煜虹.搜寻理论、失业救济金与中国城镇人口事业持续时间[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03）：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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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通知》要求，现就区统计局2020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打算汇报如下：

一、积极作为，2020年全区统计工作取得新成绩

2020年，全区统计系统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兄弟单位和乡镇园区的大力支持下，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现代化服务型统计建设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依法统计，认真开展统计调查，扎实推进统计服务，着力构建监测型、研究型、参谋型统计，较好地完成了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一是当好“气象站”，统计监测预警更加优化。

围绕经济运行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着力加强对重点行业、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的动态监测和预警分析，高度关注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用电等重要统计数据。通过月度、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等形式及时向区委、政府反映全区经济运行中苗头性、趋势性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为区委、区政府加强经济调度和管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是当好“智囊团”，统计分析研判更加及时。

建立专报制度，着眼全区经济运行、追赶超越、转型发展、县域经济、疫情影响、复工复产、刺激消费等方面做好统计咨政服务,第一时间全面准确汇集“领导需要了解的数据”和“需要领导了解的数据”，增强针对性、可用性和时效性。在重要时间节点，注重围绕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质量、效益以及经济运行的亮点难点趋势等开展分析研究，为领导决策和社会公众提供参考。今年上半年，撰写的12期专报分别获得了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批示。

三是当好“普查员”，统计普查调查有序推进。

强势启动“七人普”工作，成立了由区长担任组长、常务副区长任常务副组长、22个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完成了18个乡（镇、开发区）、4个省市驻区单位和339个村（居）委会普查机构组建，提前谋划了普查试点、户口整顿，在全区范围内对普查工作进行大力宣传，打好人普准备战。此外，还做好了gdp统一核算改革、投资领域统计改革、劳动工资统计改革以及狠抓四上企业申报入库工作。

四是当好“普法员”，统计法制氛围更加浓厚。

广泛开展《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精神的学习和宣传，不断深化学习效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认真组织开展统计执法检查，将统计执法贯穿于普查、调查和日常统计工作当中，确保统计基础工作更扎实、上报资料更及时、调查流程更规范、统计台帐更健全、数据来源更清楚、资料保管更完善，切实发挥依法治统对统计数据质量的保驾护航作用。

五是当好“协调员”，统计基层基础更加夯实。

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的重视，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的意见》，明确乡（镇）长为乡镇统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接主管统计工作，按照“六化”标准夯实基层统计基础；加强与区发改、科工信、商务局、住建局等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衔接，在挖掘、培育、申报、审核、培训等方面加大协作力度，基本做到了符合标准的“四上”企业应统尽统，使新增“四上”企业较好地发挥了经济发展生力军作用；加大非一套表统计人员培训力度，确保统计人员素质整体提升。

二、奋发有为，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统计工作任务

2020年下半年，我局将紧扣“党的建设这一核心”，围绕“数据质量主线，突出普查、调查两个工作重点，着力抓好统计服务、统计法治、统计队伍建设。

（一）持续深化依法统计、依法治统的宣传贯彻。

继续推动对《意见》《办法》《规定》学习贯彻的广覆盖、多层次、大影响，做到乡镇党政班子学习全覆盖，特别是抓好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这个“关键少数”的宣传引导。推进“统计进党校”，积极争取把统计法纳入区委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在统计法颁布纪念日、中国统计开放日、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点，面向全社会开展声势浩大的大型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统计意识。

（二）全力以赴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是涉及面最广的一项大型国情国力调查，七人普调查结果事关国家宏观政策人口政策、产业政策的精准制定，意义重大，不容有失。下一步，将继续抓好组织普查“两员”选聘培训、普查试点、普查区划分、户口整顿、入户登记等各项工作。

（三）认真开展新增“四上”企业强改。

新增“四上”企业入统入库直接关系到经济工作的活力和实力。根据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把四上企业入库申报工作作为壮大我区经济总量，提升经济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来抓，主动与各牵头责任部门、各乡镇密切配合，深入排查相关企业，每月定期与各牵头责任单位对接，及时把符合入规条件的企业申报入库。

（四）大力服务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统计调查是乡、两级政府统计机构的主责主业和工作基础，我们将一以贯之统筹抓好工业、服务业、贸易、房地产业、建筑业、农业领域统计，人口抽样调查、rd研发、创新等统计，加强数据审核，做好名录库维护等工作，强化月度、季度、半年、年度主要宏观指标监测，加大数据分析力度，提供精准匹配的统计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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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广泛参与、重点攻关，各级普查机构统一规划、分级负责，从三个维度下手，对人普资料进行多层次、全方位、有深度的开发。

参与联动 多部门重点攻关

北京市通州区政府对普查数据非常关注，专门组建了由区公安局、民政局等12个相关部门组成的课题研究领导小组，并专门抽调人员结合各部门的工作特点和人普数据进行课题研究。相关领导认为，如何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人口资料，对科学编制通州区发展规划，促进新城建设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部门在高度重视课题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了专门的主管领导和执笔人员。目前，通过召开资料开发工作布置会和课题研讨会，经课题组审查，拟定了12个重点研究课题。例如，环保局确定的课题为《关于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发展的研究》，环保局掌握着通州区的大气、水、声、固体废弃物等的环境质量报告数据，通过对近十年的环境质量现状、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与2010年的六普数据相结合，与2000年的五普数据作对比，从中发现环境质量数据与人口增长变化间的规律，为制定保证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此外，交通局提出的课题――《交通现状及发展对人口承载能力的研究与对策》也很有价值。因为，随着通州区新城建设速度的加快，城区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扩张，给公路、轨道等客运交通带来了巨大压力。交通局的课题框架围绕通州区人口总量和出行特点，结合目前客运运力现状，研究如何更加合理地规划交通网络站点。

分析快捷 有的放矢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城建设速度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迅速推进，外来流动人口数量骤增，通州区的城市环境建设、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为了深入分析通州区人口的发展变化趋势，通州区人普办资料开发小组的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撰写了一批有价值的人口数据分析。围绕领导关心、社会关注的问题，共撰写《通州外来儿童情况简析》等资料分析9篇、人口经济信息22篇。通州区人普办常务副主任贾国增同志对普查资料开发工作高度重视，每篇分析他都要亲自过目。他要求所有资料分析中提到的人口数据，都要经专门负责数据处理的工作人员检查无误后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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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数学；社会；经济；发展

从我们咿呀学语开始，数学就陪伴在我们身边，“两只老虎爱跳舞……”，“一双小小手，十个手指头”。再大一点我们小学的第一堂课就是数学，在老师们的引导之下我们开始接触这个神秘而美丽的科学世界，它内容丰富，无穷无尽，汲取其中一两点就会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直接高效的客观反应估计就是每次试卷上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我们当天的晚餐是否能够加餐。作为一门严谨的基础自然科学类学科，数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

1数学的基础性

数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这点毋庸置疑。往大了说刚刚成功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从图纸绘制、轨道计算、燃料推进，甚至一颗小小螺丝钉都是科学家们精确计算的结果；小到我们日常的柴米油盐，早上带着红色毛爷爷出门，吃个早点，买个帽子，来杯饮料，坐个公交，路边小摊买个棒棒糖等，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数学；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数学的基础性更加显而易见，理化生学科中的每一步计算都需要数学知识做为支撑。数学的基础性还表现在与科学理论巧妙结合之后，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明显促进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建筑行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从建筑的造型设计，到建筑物的高度、牢固程度、抗震等级都在逐步提升，所有这些都有赖于科学的缜密推演和数学的精确计算；再比如现在的钢材等级划分越来越细致，学习化学我们都知道钢材的柔韧性取决于铁和碳元素的合理配比，因此我国的汽车制造技术的不断提升也是依托于数学逻辑的缜密性。

2数学的工具性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我们与数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前人们出门最基本的配置是钥匙、钱包，外加交通工具，额外需要干什么事情的话再带一堆相关的证件、卡片、便利袋等杂物；而现在人们出门只需简单带部手机，买东西我们可以手机支付，省去了找零钱、鉴真伪、存取钱等一系列繁琐的手段；打车我们可以通过滴滴出行、快的打车、微拼车等多个途径，快捷高效而又方便；手机本身可以存储很多数据，便捷的网络通讯也方便我们从网络下载和共享重要文件。手机的功能已经逐步由简单的通话升级为通讯、拍照、购物、上网、影视、娱乐等多个功能的一体终端机。手机功能的逐步完善过程中的诸多环节包括芯片匹配、固件升级、材质更新、模块增减等都需要数学推演来辅助。数学的工具性在宏观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孟德尔通过豌豆性状的研究，附以数学的概率统计和数据分析，得出了著名的生物学遗传定律，使人类在疾病预防、优生优育的道路迈进了一大步；随着教育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多，我国在电脑计算机、土木建筑、房屋桥梁设计、金融财经、经济管理等方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这些方面的人才都对数学有较高的要求，数学基础好的人在这些专业方面反应比其他人要快，在以后的发展潜力和空间都非常大，他们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将是不可估量的。

3数学的发展性数学的发展性

体现在数学本身的发展和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两个方面。就数学本身而言，我们对它探索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由单一数据的计算，到方程以及逻辑思维的拓展，有点到线及面，由单一纬度到二维空间、三维空间，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探究数学的第四维空间、五位空间以及多维空间，数学世界本身有着无穷无尽的奥妙等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数学在社会经济方面表现的发展性也不容小觑，我们国家每隔几年就会进行一次全国性质的人口普查，在人口普查的过程中性别、年龄等基本数据是普查的重点参考数据，由于我国地域面积广阔，因此人口众多，加之有许多流动人口，因此普查工作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普查结束后所有的数据都会统一上报，交由专门负责统计工作的人来整理和分析，从而确定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增长大趋势等重要数据，比如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就是基于目前我国人口增长缓慢，独生子女养老压力大而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合理运用数学的数据分析不仅能够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核实和认定，还能够预测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走势，进而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这就是数学发展性的科学价值所在。

总之，数学学科集基础性、工具性、发展性于一体，是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综合体现，该学科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它贯穿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高中数学是理论学习和综合运用的联结点，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扎实掌握高中数学的基本知识对于我们将来进入大学学习相关专业理论或者进行科研技术开发都大有裨益，数学本身对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经济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和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强大而富裕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学好数学，让数学为我们将来进人社会，提供更加广泛的选择；用好数学我们将来可以为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曹建美．数学在现代经济学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N］．山西经济日报．2009－12－14（004）

［2］刘家义．国务院关于201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N］．中国审计报．2016－12－26（001）

［3］杜春雪．试论数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导刊．20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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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宁波 人口文化素质 提升

人口文化素质指人口群体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实力和潜力的体现。世界各国目前对人口文化素质的衡量主要依据是文化程度（含文盲率）、人均国民受教育年限、总人口中各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高素质人口数量等指标，最重要的是文盲率和每万人（或十万人）中大学生数量和高级知识分子数量等指标。

新世纪以来，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宁波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普及义务教育，加强基础教育，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市人口文化素质得到全面提升。

一、宁波人口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一）人口文化素质基本指标不断优化

（1）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受教育面不断扩大。2010年，宁波常住人口中各种类型受教育程度人口691.83万人，占全市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的95.48%。10年来提高了3.86个百分点；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比更是猛增7.19个百分点（见表1）。

表1 宁波历次人口普查6岁及以上人口文化程度构成状况 单位：%

（2）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2010年我市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2年，高于全省7.49年的平均水平。比十年前提高1.13年，增幅14.69%。

究其原因，三大举措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一是高标准普及15年教育。“十一五”期间，大力推进健全托幼一体化，三年幼儿净入园率达到99%；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率和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100%；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达98%。二是全力提升高等教育。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人数超300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50%，在甬高校建成3个以上博士点，研究生规模达5000人左右，本科与高职高专教育比例达6：4，基本建成10大应用人才培养基地。三是大力发展职业和成人教育。2010年，全市成人识字率将超95%，各行业技术工种从业人员及企业职工年全员培训率和居民受教育年培训率均达40%。

（3）文盲人口减少，文盲率持续降低。文盲人口是指不识字及识字很少的人口，文盲率直接反映文盲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文盲率下降，是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的最明显标志。2000年至今，宁波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文盲率大幅度下降。2010年，宁波全市文盲总量为291033人，而 “五普”时为348696人。十年来文盲人数减少57663人，文盲率从2000年的6.98%降至2010年的4.33%。

（二）人口受教育结构明显优化

宁波教育坚持以创新求发展，以均衡促提高，人口文化素质提高不仅体现在总体水平上，在人口受教育结构、文化层次上都发生了可喜变化，每十万人中具有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数量都有明显提升（见图1）。

图1

（1）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大专及以上高学历人口明显上升。2010年，我市具大专及以上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口为785897人，比十年前增长近3倍。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由3657人增加为10846人，增长196.58%，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每十万人拥有研究生由41人增加为282人，增长587.80%，每十万人拥有大学本科由1190人增加为4536人，增长281.18%。

（2）接受中等文化教育的人口结构有所变动。2010年，全市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具初中和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为2878687人和1042276人，分别占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的39.73%和14.38%。与十年前相比分别增加了3.21和1.87个百分点。

图2 宁波历次普查中等文化教育人口结构变动

（3）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明显下降。十年来，宁波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人民群众思想观念不断转变，受教育意识越来越强烈，大多数人都是在完成小学学业后继续初高中的学业。“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全市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共2211466人，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30.52%。与十年前相比，下降了8.41个百分点。

（三）劳动适龄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高

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素质，决定了劳动力资源所能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能力。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至今，宁波市劳动适龄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2010年，宁波市15到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一共有6062080人，其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就业人数的12.34%，比十年前增加了7.99个百分点；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5.22%，比十年前增加了1.8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6.04%，比十年前增加了4.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及半文盲的人口比例则分别下降了10.93和2.92个百分点。

图3 宁波市劳动适龄人口文化程度比例变动图

二、新形势下人口文化素质更好更快发展的相关探讨

虽然经过十年的努力和发展，宁波市教育发展成就显著，人口文化素质发生了喜人变化。但是，我们还要看见，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老龄人口普遍文化素质不高、部分外来人口文化程度偏低、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教育结构不尽合理等因素的影响，全市人口文化素质与全国一些大都市相比较仍存在一定差距。今后就如何降低全市人口文盲率，促进人口受教育程度继续提高，人口受教育结构更加好转，高学历人才拥有量能满足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需求，仍将是我市人口发展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更新观念，增加教育事业的投资力度

要继续提高宁波人口文化素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思想的转变和观念的更新。教育基础薄弱，教育的需求与供给、数量与质量、普及与提高、公平与效率等重大关系和两难选择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难题。

提高人口整体素质， 关键是普及和推广教育， 加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力度，真正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宁波要根据财政收入实际情况，逐年加大教育投入，不断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同时，相关部门要积极探索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新模式，并使其尽快规范化、制度化，严格杜绝学龄儿童失学辍学现象，促进教育事业均衡发展。

（二）加强农村教育，努力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大步迈进，宁波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地提高，但仍停留在人口聚居上，大量农业人口暂时从事非农业生产， 其生产方式、生活观念和享受的城镇公共设施等也还停留在乡村范畴， 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水平。各级政府必须一要提高农村教育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强化政府责任，使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心上移。二要提高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公共投资和财政供给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三要努力提高中学生的在校率和升学率， 防止流失、辍学现象。

（三）重视人才资源的引进，培养高素质人才

人才资源在地区综合实力的竞争中具有重要地位， 同时也是现代化建设中宝贵的战略资源。根据人才资源流动性强的特点，人才引进时候我们要注意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二是要建立人才激励制度；三是要为人才创造发展环境。有关部门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制定出符合宁波实际的人力资源发展计划， 并基本构建起人才管理法制化、人才配置市场化、人才使用社会化的新型管理模式，通过建立高效的引人、留人、用人、育人机制。只有这样，才会形成经济发展与人才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宁波市人口普查办公室.宁波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汇编[Z]. 2012.

篇14

我们公安部门将围绕“五个一”扎实有效地开展户口整顿工作。即清理一批违规登记户口、注销一批应销未销户口、登记一批应登未登户口、动迁一批人户分离户口、纠正一批户口登记项目差错。按照“仔细排摸、走入农户、查漏补缺、查阅档案、及时办理”的总要求，组织窗口民警和辖区民警通过人口信息数据分析、上门入户调查、受理群众举报等方法，最大程度地摸排潜在户口问题和户口登记项目差错。

我们将做好如下几个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一思想认识

开展户口整顿工作，是当前公安机关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各派出所要迅速把思想统一到上级公安机关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提高对此项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市局成立全市户口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由副局长王树秋任组长、局长助理徐晓忠任副组长，在市局户政科设立办公室，全面负责全市户口整顿工作。各派出所要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具体负加强调查摸底，切实掌握现状。各派出所要把调查摸底作为户口整顿工作的重要环节，客观评估分析本地户口管理工作现状，通过在外部发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在内部组织集中梳理现有信息资料，切实摸清应落未落、应销未销、信息不准等户口登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此基础上，有重点、有目标、有针对性地推进整顿工作。责，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加强分类指导，帮助解决问题

市局户政科要指导各派出所结合辖区工作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流程，明确具体要求。对于工作基础比较薄弱、问题比较突出的派出所，市局户政科要加强重点指导，帮助分析查找原因，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督促工作质量和进度。对在户口整顿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派出所要注重调查研究、加强沟通请示、妥善解决问题。

三、加强制度建设，严密户口管理

各派出所要把整改问题与完善制度结合起来，通过解决具体户口问题，梳理查找本地户口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不规范方面，并进行归类整理，坚持以改促建、内涵发展，建立健全户口管理长效机制，做到严密户口管理与主动规范服务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