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作用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4-02-21 14:38:41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教育政策作用，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论文摘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最符合人的本质。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教师教
育政策保障教师直接受益和主动发展。在非直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教师教育政策之下，教师处于间接受益和被动发展地位。确定直接受益主体、分析主体受益的相关因素、保障直接受益主体利益度的获得，能够制定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而教师的素质和职业表现与教师所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教师的培养和发展在教师教育政策的指导下进行。“教育政策是政府在一定时期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而制定的关于教育事物的行动准则。”[I]教师教育在教师教育政策的行动准则指导下，实现政府的教育目的。教师个人的行为有何特点，教师教育政策将对教师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制定能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也相应成为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从人的行为假设出发。对就二战后中日两国教师教育政策情况展开研究，并分析其政策对教师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求得出教师教育政策制定的应然之路。
一、追求利益最大化
社会科学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包含对人们行为的假定。但是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对人的假定是最深刻的，因为经济学关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人最真实的一面。在给定的条件下人们总是追求更多的效用。追求效用最大化几乎是一切经济理论的共同前提。在政治经济学中。表现为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惜铤而走险，工人在工资问题上则与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在古典经济学中。表现为斯密的“经济人”范畴。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构成了一切理论分析与其结论的基本前提和论证基础。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中。没有投资者的最大化行为，便不能说明投资波动、需求决定和经济循环等关键的问题。用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法研究经济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更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作为其基本假设。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模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因为人们为了追逐在现有制度中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盈利性；2)自发性；3)渐进性。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充分说明，人们总是会被盈利或者说更大的利益激励，自发自觉地去追逐更大的利益。利益极大地激励了个体。
二、二战后中国与日本教师教育政策的特点
表1和表2所列出的分别是中日两国在二战后所制定的、对教师教育的发展具有较为明显影响力的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明两个国家在教师教育政策制定上的政策主线。
通过对这一系列政策的内容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教师教育政策的政策主线是：以体制为重心，关注办学方向、学制建设、教学计划以及领导管理等问题：日本的教师教育政策主线是：以教师为重心．关注教师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教师素质培养以及教师专业化等问题。
以政策制定主线为焦点对两个国家的教师教
育政策展开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教师教育政策制定主线背后的理念是：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不断促进教师教育的发展。在这样一种理念背景下，教师教育体制作为一种执行制度，带有控制教师发展的目的性。教师在自身的发展中处于受控制客体地位。在教师教育的发展中处于间接受益地位，这种教师教育政策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1)间接式受益；2)被动性发展。而日本教师教育政策制定主线背后的理念是：教师是发展的主体，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理当成为教师教育政策制定的核心和出发点。教师在教师教育的发展中处于直接受益的地位。这种教师教育政策的特点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1)直接式受益；2)主动性发展。
三、追求利益最大化与两种教师教育政策类型对教师发展的影响
追求利益最大化与这两种教师教育政策类型对教师发展的影响有什么关系?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最本质的一面。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有一定的目的性。教师教育政策最终的目的无疑是要不断优化教师队伍。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发挥教师最大潜能。按照上一部分所做的分析，以直接相关主体为重心点，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制定政策促进直接相关主体的发展符合人的行为本质。在符合人本质需求的条件背景下。教师个体受到最有效的激励，教师不断自发自觉地逐步提高和发展自己。这种教师教育政策的效果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最大可能性地激励了教师个体。而以体制为重心的政策。通过间接相关主体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直接相关主体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体制的发展成为制约教师发展的外在约束力，通过体制的不断发展来带动教师教育的发展，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就被固定在体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和改善条件。这种政策对激励教师的有效性方面将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意识形态、集团利益冲突等。甚至出现事与愿违的可能，这种政策的强制运作。很可能违背了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可能并不按这些政策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就很难有效实施。
在以上的两个表格中。日本的这一系列教师教育政策自始至终围绕教师最直接的利益和教师自身发展的最重要相关因素展开。最直接的利益的体现，不仅有物质上的．还有非物质层面上的。教师在社会中良好的形象和地位毫无疑问可以增加教师的职业自豪感和个人价值自豪感。教师教育政策保障了教师利益的获得，也赋予了教师这个职业持久的吸引力。日本在20世纪6O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其他行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渐渐降低。但是，1974年，日本政府《人才特保法》的制定，给予义务教育各学校教师特别优厚的待遇。以确保优秀人才从事教职。“其结果，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了志愿报考师资培养教育学部的比例达到最高的盛况．参加由都道府县举行教师任用考试的报考者剧增，其竞争率也达到战后的最高峰。”这项政策的颁布有效地激励了个体对于教师职业的选择。中国的教师教育政策也成了一个体系，并且颁布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政策。不否认这些政策也会对教师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是，教师在这样的政策体系下。始终不是居于这些政策的主体地位。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也不能直接实现教师个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和实现。不能直接体现教师的物质受益和非物质因素的受益。既然不能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明对人的行为假设不贴近人的最真本质。而不符合人最真本质的政策，很难最大效力地实现激励的作用。日本教师和中国教师在社会形象、地位、待遇、敬业精神及专业化程度上的所体现出来的差别。是不是和这两个国家的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有密切的联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四、实现教师利益最大化。制定有效教师教育激励政策
有效的激励政策更能促进教师教育的良性发展。如何实现教师利益最大化，制定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而从对于人的行为假设中，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无疑为我们的教育政策提供了思考的路径。本文从三个角度提出对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可参考的思维视角。
(一)确定直接受益主体
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要探讨，如影响教师教育政策制定的因素、制定的步骤，每一步骤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采用何种政策制定模式等。但是，在制定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谁是这个政策的直接受益主体?明确了直接受益主体．对影响因素的分析、步骤的制定．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政策的制定模式才有明确的思想指向。制定出来的政策才不会偏离政策本身的目的。
(二)分析主体受益的相关因素
确定了直接受益主体，接下来要更深入思考明确到底是哪些相关因素对主体的受益起作用。对于教师，什么是他们最关心的?什么是最能有效激励他们的因素?对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最需要什么?厘清了这些问题．所制定出来的政策才能紧密围绕直接受益主体的利益．也就自然能有效激励主体。在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中。应充分考虑到教师主体受益的相关因素．有效的激励因素自然能保障优秀教师人才的来源．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这一系列环节的发展将引导教师教育的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三)直接受益主体利益度的获得
篇2
［关键词］教育政策 学业考试 规范性要求
［中图分类号］G5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178－01
教育政策是指为了解决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公共问题，由政党、立法机构、政府等所制定的教育方针、教育法规、规定等多种行为规范和活动的总称，是对教育工作目的、策略和途径的总体规划。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诸多教育政策为学业考试提供了法律依据，规范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一、对学业考试具有规范指导作用的教育政策
《吉林省教育统一考试管理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考试管理意见》），是规范我省各类考试管理工作的行为规则总纲，对指导考试管理工作中各个环节加强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于实行普通高中学业考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考试意见》），对学业水平考试的性质和功能做出了定位，同时也对考试科目的设置、命题和施考、成绩评定和使用、考试组织管理和实施等都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以上从不同效力上列举了对学业考试具有规范指导作用的教育政策。在实践中，规范指导我们工作的教育政策还有许多，还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和领会。随着学业水平考试各项政策的不断深化，教育法律政策必将在考试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教育政策在学业考试管理工作中的规范作用
教育政策在“约束力”上，依次按法律、法规、政府文件的梯度具有不同效力，过去那种只注意“政策规定”，忽视“法律规范”的倾向，随着全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已不再适应现代形势的发展。因此在考试管理工作中，要以“法律规范”为上，“政策规定”为辅，在对待同一个问题上，当“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有区别时，必须依据“法律规范”的要求，在无“法律规范”要求前提下，要依“政策规定”。因此必须学习和掌握教育政策，在学业水平考试管理中发挥其规范作用，这样才能尽善尽美地完成学业考试各项工作。
（一）教育政策对学业水平考试管理工作内容的规范
《考试管理意见》第九条规定了“全省高等学校和中、小学校有责任承担考点设置和选派监考工作，并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做好考点、考场安排和抽调监考人员工作。”进一步规范了学校在考试管理工作中的地位、责任和义务。
法律政策对考试工作内容的规范，有利于加强各级考试部门和参与考试工作的学校对考试工作的重视；有利于明确考试工作内容的重点、标准和要求；有利于考试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开展工作。
（二）教育政策对学业考试管理工作队伍的规范
学业考试管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必须从上到下、从上级管理部门到基层学校有一支业务过硬、思想政治素质高的“团队”，规范管理好这支队伍，对高质量地完成好学业考试工作非常重要。《考试管理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和考试管理部门要对参与考试工作的人员进行政策、业务、纪律、技术等全方位的培训。考试工作人员须具备政策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自律意识”。这条规定明确了考试管理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现代化管理技术。
（三）教育政策对学业考试管理制度的规范
要做好学业考试各项工作，各级考试管理部门，都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来规范我们的管理工作。在这方面，教育政策为学业考试建立各项管理制度提出了诸多规范与要求。
《考试管理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各级教育考试机构、考试管理部门要对考生进行考试纪律专项教育，考前签订《考试诚信承诺书》，促使考生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和服从管理”。实行《考试诚信承诺书》制度，是对考生进行诚信教育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也是对考生的一种考前教育，对考生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和服从管理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三、教育政策在保证考风考纪等方面的规范作用
普通高中学业考试是国家承认的省级普通高中学生文化课学业水平考试，必须体现教育公平，而这种公平的实现必须依靠相应的教育法律、政策来保障。
《考试管理意见》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对违反教育考试纪律的考试工作人员，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考试管理意见》在第三章明确规定，考生应“遵守考生守则，不许在考试中有夹带、传递、抄袭、换卷、代考、利用通信工具作弊和其他舞弊行为”，“遵守考场纪律，听从考试工作人员指挥。”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对违反教育考试纪律的考生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四、教育政策在保障考生合法权益方面的规范作用
《考试管理意见》第二十四条规定：“考试成绩通知考生本人”。考生对自己的考试成绩有知情的权利，体现在及时和送达两个方面。及时即必须在考试成绩下发后及时告知考生，送达就是采取一定的书面形式通知考生成绩。延迟发放、口头或转告等方式都有悖于规范要求。
综上所述，教育政策贯穿于学业考试工作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努力学习和探索，依从教育政策的高度，进一步规范学业考试工作制度，保证业已开展的学业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篇3
论文摘要: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中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公民与政府的“社会契约”，而且还依靠政府的政绩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政绩和由此产生的公民对政治权威的态度。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欧盟应该有相应的应对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识，帮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政府的基本管理运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政治结果的个人影响力。
欧洲人在公投宪法时明显表现出对欧洲公民身份的缺损。“欧洲公民”这一意识概念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提出和实施，但从其成效来判断，它却以失败而告终。在2004年公投时，选民们以各国公民的身份而非欧洲公民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也是公投失败的原因之一。众所周之，公民权是集体认同的表现之一，同时又是集体认同的核心之一。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集体公民权的高效实施将会是欧盟认同突破“瓶颈”的重要的动力之一。
一
政治文化是政治研究的一个领域并且逐渐成为衡量政治凝聚力的一个标准，并由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加布里奥·阿蒙德最早提出此概念。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系统，由系统内所在的人的政治认可度、感情和政治判断力组成。其中政治认可度又由人的行为偏好和政治心理等诸多因素组成。当政治文化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时，它将提高整个政治系统的凝聚力，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反之，它一旦被忽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就会出现。
政治合法性危机体现了政府和其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示了公民对政府纲领政策的不满情绪，对政府办事低效率的抱怨，进而对政府政策初衷表示怀疑，导致其不愿履行他们的公民职责。
根据政治家潘的观点，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公民与政府的“社会契约”，而且依靠政府的政绩，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政绩和由此产生的公民对政治权威的态度。
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政府应该有相应的几步应对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识，帮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政府的基本管理运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政治结果的个人影响力。
二
对于欧盟来说，其政治合法性危机来源于几个方面:民主赤字，欧盟公民定义的模糊性和欧盟内部的就业政绩不良性。这几个方面都对欧盟一体化的进程起到了滞后作用。解决这些难题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提高欧盟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提高和公民的个体意识形态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建立一种有利于欧洲共同认同的个人意识形态就在欧盟教育政策中体现出来了。欧盟教育政策的实施可以看作是欧盟在全球化影响下对我者/他者的二元的对立的重新建构。
欧盟民主赤字表现在欧盟各个政府机构运作缺乏透明性，其运作机制犹如迷宫般复杂，而且工作效率明显不如各个成员国政府机构。这些不利因素影响到了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的热情，也割断了政治上层同民众的联系。总之，民主赤字充分表明了欧盟政治文化的薄弱。
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欧盟进行了改革。首先，欧盟将其政策决定过程透明化，从而增加政府上层和民众的联系。改革包括增强欧盟议会的作用，增加能够拉近与民众距离的补充性原则，使得更多的民众能够理解和参与。归结为一点就是简化其复杂的机构运行措施。欧盟的某项政策出台需要经过三个层次的协商: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而前两者是管理机构上层进行讨论协商的地方，普通公民无法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进一步增强了欧洲议会的作用，因为这也是欧洲公民能够最近地接触到欧盟政治的地方。这一点在欧阿姆斯特丹协议里有所表现。
其次，提高欧盟合法性更需要提高政绩，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时候，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人的就业问题是极为敏感的。为了推动欧洲教育维度，青年教育培训项目鼓励青年工人在共同体范围内跨国流动。“伊拉斯谟”项目鼓励大学生进行跨国校际的交流。还有为没有学历的欧洲青年提供教育机会的“夸美纽斯”计划，这一系列的计划使得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参与，同时也关怀了弱势群体。这是欧盟民主和福利的全面体现。其中达·芬奇计划的出台便是欧盟力挽狂澜的大好时机。此项计划意在为欧洲各国公民提供终身教育的机会，让欧洲公民以更有力的姿态进入到世界劳动市场里。用更为通俗的话说便是让欧洲人争夺其他地区公民的饭碗，以别人的饭碗来解决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同时又进一步增加了我者/他者的二元对立。在全球化形势下，全球经济的压力要求提高竞争力，降低劳动成本和开放市场。而欧盟所扮演的角色是“欧洲利益”的代言人，“欧洲改革”的倡导人和“欧洲经济区”的组织者，其作用是最大限度减少在经济全球化下各成员国之间的“恶性”竞争，①维护欧洲社会传统和价值观念。而在这种形式下，单一国家是很难“单枪匹马”解决问题的。欧盟如能成功地使得欧洲人把竞争的矛头对准了欧洲大陆以外，这样便会促进欧洲人忠诚度由民族国家到欧盟的转移，从而巩固它领导的合法性。
三
从欧盟成立以来，作为欧盟公民的公民权和作为成员国的公民的公民权的区别和联系一直是困扰着欧洲民众的政治难题，这也对欧盟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教育的职能即是使欧洲公民在各种学习中意识到新的社会规范和规则，承认欧盟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即民族国家治理的转移，换句话讲就是民族主权的部分让渡。作为欧洲的公民和作为成员国的公民有何差异呢?是否会得益呢?这不仅成为了一个学术上有争议的话题，更是让欧洲人自己头痛的现实问题。欧洲公民身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后便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但就其普及和应用程度来说，却没有多大的效力。这也直接影响②“培养欧洲公民意识形态”这一主线始终贯穿于欧盟在对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欧盟教育政策的实施主要起着意识建构的作用。欧盟此次的教育政策是对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一次总动员，同时是对社会个体意识形态的建构教育政策是政治上层建筑意识的直接的传达。教育的方向和宗旨都源于政治意识，包括欧洲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和欧洲公民身份的认同。在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中，教育政策起到了对欧洲社会分配制度的重建作用，更关照青年雇员、失业者和受到社会排斥的人群。同时，又起到了对“欧洲制度的重建”的作用，强调了社会伙伴和市民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建构主义者认为行为体的认同、偏好和行为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行为体通过学习、认知，逐渐内化有关一体化的规范与规则，从而导致自身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变化。③
理论上，欧洲公民资格包括超越国界的团结意识，归属于这个集体的意愿和实现此目的的行为。这些将引发欧洲朝着增强欧洲人们之间交流、凝聚力、互动和彼此理解的方向前进。人们通常认为，欧洲公民资格源自欧洲各国公民共享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源自他们的历史亲和力和相似性。但是，人们也认为，这种公民资格意识还仅仅是在形成中，特别要通过提高教育合作和人口流动的自觉努力程度来推动这一过程的实现。教育应当唤醒欧洲各国人们的欧洲人意识，而欧洲资格已经被用来指称对欧盟存在意义的认识。这种认识或意识将成为人们对近在眼前的欧洲一体化产生认知上的认可和依赖。④而“优厄迪斯教育信息网”的开通为欧洲范围内的人才的流通和市场的需求建立了互动的联系，以及鼓励欧洲大学生跨校际的伊拉斯谟计划正是从这一维度来促进欧洲公民的意识。
这一系列的教育计划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欧洲公民身份的强化。在对公民意义的重新诠释中有三个核心即自由性、进入性、归宿性。在自由性方面，欧盟教育政策在促进人口流动的原则就是最好的表现。自由移动具有促进统一市场的运作和加强欧盟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如在“夸美纽斯”计划中，目标为在计划实施期内，每20个欧洲儿童中就有1个参与此计划到他国学习。“伊拉斯谟”计划希望到2011年，让300万学生在欧洲大陆内自由流动。在这样大的人口流动中，欧洲各民族国家特有的归宿性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定义的欧洲集体归宿性，即“知识社会”的归属性，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归属性。进入性是指一个公民在特点时期能够切实享受被赋予的权利的程度。这样“进入性”的着眼点就在于政治吸纳与排斥的机制上。这些机制又反过来支持着政治和社会经济平等理想的实现，也就是让广大公民通过教育体系来更直接参与到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中来。通过教育计划的实施，即通过实践，欧洲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建构了偏向统治阶级(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意识形态。于是这些主体就在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按照他们的信仰来行动了。
总之，欧盟在建立其合法性的路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建立合法性的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325.
②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12.
③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379.
④段素菊.全球化公民资格·教育改革——欧盟教育政策个案研究.学术论坛，2003，(3).
参考文献
[1]迈克尔.莱斯诺夫.社会契约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
[4]埃德加·莫兰著.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
篇4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教育 成长发展 功能
在大学生具备的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是灵魂。只有具备了思想道德素质，才能坚定大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增强大学生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树立大学生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当中去；才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全面发展，将自己塑造为顺应时展要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加强和改进大学“形势与政策”教育，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增强我国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具体地说，“形势与政策”教育对大学生的成长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智能开发功能
一是激活人大脑中的神经元。有研究表明：人的大脑最多开发4%～6%，而爱因斯坦开发了18%。人的大脑的开发是靠激活沉默的神经元，而神经元的激发是需要有信息去刺激碰撞的。接触了解的信息越多，神经元激发就越多，人的大脑的开发也就越多，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就是要让学生看到课堂以外、学校以外的东西，让学生获得专业信息之外的其他学科信息，开阔视野，接受更多的外界刺激，从不同角度激活他们的神经元，让他们变得更聪明。二是开发人的潜意识。有研究表明：人的潜意识与意识的比为95%～97%∶3%～5%，就像海里的冰山一样，意识只是浮在海面的冰山一角，而在海里的潜意识占据绝大多数比例。人要变聪明就要不断地去开发人的潜意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激活人大脑中的神经元，开发人的潜意识。
从人的素质来看，当前的社会发展，人类的文明程度与活动范围成正比，想要提高文明程度，就要扩大活动范围；人的生命智慧和眼界、视界成正比，想要聪明发展，就要扩大视野；人的道德情怀和人的胸怀成正比，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人，一般来说道德情操是高尚的。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大学生可以更多的关心课堂以外的世界，课堂以外的世界是我们的生命之需、成长之需、发展之需，这也是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二、认知功能
在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过程中，可以拓宽大学生的视野，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知水平。一是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校大学生都很年轻，普遍缺乏社会经验。另外，这些大学生普遍都是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他们没有经受过什么挫折和磨难，对形势的认识和对政策的理解容易产生偏差，此时的他们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需要老师的点拨和启发，以明辨是非和应对复杂形势的挑战。二是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能拓宽大学生的眼界， 提高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信息进行搜集，并对信息进行多视角、多维度分析的能力，对大学生目前的学习和将来的就业都能起到很好的引导和服务作用，是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载体。
三、社会化功能
所谓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的交互作用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个人学习社会的知识、技能和规范，发展自己的社会性。二是社会按文化价值标准把一个“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一个人要想真正融入社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必须经历社会化的过程，即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学习各种社会规范，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社会知识和技能等。大学生最终全部都必须走上社会，融入社会，为社会发展服务，所以，他们必须实现社会化。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尽快实现社会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正确看待社会现象，充分了解社会需要，清醒认识社会要求以及自己将要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尽快实现社会化的最直接、最强有力的证明，就是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认识社会、规划未来、实现顺利就业的能力。大学生就业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也是大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能否顺利实现就业关系到每一个大学生的成才立业，寄托着每一个大学生家庭的殷切希望，可以说，大学生就业是民生之重。大学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高素质的生力军，是我国宝贵的人才资源，因此，很好的借助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无论对社会、对学校还是对大学生本人及其家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满足大学生接受就业指导与服务的现实需要，有利于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有利于增强大学生自主择业意识，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职业流动观念，有利于在大学生成才立业的关键点上提供必要支持，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王潇. 浅议新时期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6）.
篇5
关键词：房价 地方政府 博弈 调控政策
一、引言
我国的房价十几年来一直在上涨，国家不断出台各种调控政策，目的就是限制住宅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实践表明，我国的调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结果是越调越涨，居民对房价的关注程度达到了顶峰。究其根本，地方政府是房价上涨的中心环节，本文从博弈的视角出发，讨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三方面的行为选择，以此来分析我国目前房价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房地产博弈中各参与人的分析及博弈模型的建立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随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分灶吃饭” 和“财政分权”等政策的实施, 地方政府逐步演变成为具有自身效用函数的政治经济组织，要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政策传递的过程中,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便产生了。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是执行保障房政策或者放任开发企业违规操作当严格执行保障房制度时,可能得到中央政府褒奖,但财政收入减少,放任开发企业时,地方GDP增长加快,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但当地住房矛盾激化。假设最大支付是10，执行保障房制度的成本为5，则可见如下支付矩阵：
中央政府
执行 放任
地方政府 执行
放任
这相对于一个智猪博弈，地方政府会等待中央政府执行保障房房制度的策略。最终的博弈结果是:中央政府执行保障房制度而地方政府放任开发企业开发商品房。
（二）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之间的博弈
地方政府的可以有两个行动，配合中央政府或者制造预期和稀缺以抬高土地价格。房地产商的行动是在城市土地升值过程中高价购买或者观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博弈是完全信息博弈，假设全部支付为10，成本为5，支付矩阵如下：
博弈的结果是地方政府会选择制造预期抬高土地价格而房地产商会购买土地。这也解释了地王的出现原因。
（三）地产商和地产商之间的博弈
土地招标中各开发商不知道对手的出价信息开发商同时行动整个博弈只有一个回合。这是一种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假设市场中只有两个企业，具有相同的边际成本，p表示产品价格，为第i个企业的产量，Q=，你需求函数为P=a-bQ。此时的古诺均衡产量为，均衡价格为，均衡利润为。但如果两个企业达成合谋，就相当于整合成一个企业，此时的最大化问题为
由一阶条件可得垄断产量，垄断价格 ，垄断利润，合谋产量，合谋利润。可见合谋可以使产量下降，价格提高（设a ＞c），利润上升。因此合谋是一种对顾诺均衡的帕累托改进。而且根据埃奇沃思模型，由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能力有限的。在一定的价格水平条件下，某一个寡头的产量不可能满足这一价格水平条件下的市场需求量，使得另一厂商获得市场残余需求量，当任何一家企业以高于边际成本定价时，如果另一家企业降价竞争，由于生产能力约束也不会占据全部市场。因此，理性的企业不会选择背叛行为去降价，房地产商之间的价格合谋是更为理性的选择。
三、结论
从以上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是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一环，其行为选择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效果以及房地产商的行为。2008年依赖我国出台了多项房价调控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基本都是增加成本型调控，我国的调控政策就没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从本文的博弈模型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房价快速上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放任开发商，一方面制造预期抬高房价。如果想有力的调控，必须要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问题和政绩考核问题，否则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驱使下还会选择寻租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就是房价继续上涨，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l]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赵志峰.浅析产品市场中的价格博弈[J].商业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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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园教师；教学风格；人格特征；预测作用
【中图分类号】G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16）03-0036-04
幼儿园教师的教学风格是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一种行为模式体系，它既包括教学行为模式，如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策略运用、教学环境创设、教学评价方式等，也包括日常行为模式，如处理幼儿园日常事务和突发事件时所采用的行为模式等。人格则是个体才智、情绪、愿望、价值观和习惯等行为方式的有机整合，是个体适应环境的独特模式，〔1〕会对个体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陈晓梅研究发现，教师的个性与教学风格相关。〔2〕LifangZhang发现，人格特征会影响高中教师的教学风格。〔3〕教师的教学风格会受诸如情绪情感特征、价值观、态度、自我效能感等因素的影响，〔4〕而这些因素均与人格特征息息相关。同时，教师的思维风格、气质类型等均会对其教学风格产生影响。〔5，6〕也有研究表明，优秀小学教师在胜任力上与普通教师存在人格差异。〔7〕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对幼儿园教师人格特征与教学风格相关性的研究很少，而幼儿园教师在工作环境、工作对象等方面都与中小学教师有明显不同。基于此，本研究着重考查人格特征对幼儿园教师教学风格的预测作用。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考虑到幼儿园教师性别比例的特殊性，本研究以黑龙江省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三市15所幼儿园的女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共发放问卷255份，回收249份。剔除作答不全或明显随意作答的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207份，有效率为81.18﹪，受测教师平均年龄为31.1岁。
本研究使用郭苹等人修订自斯滕伯格等人的《教师教学风格评价量表》（TSTI）。修订后的量表共41个项目，采用五级计分法。量表共包括整体型、局部型、激进型、保守型、立法型、执行型和司法型等七种幼儿园教师的教学风格类型，除了立法型教学风格是5个项目外，其他六种教学风格类型均为6个项目。据研制者报告，量表的信度、效度指标良好。教师教学风格中的整体型主要表现为喜欢全局性的教学任务，喜好抽象、概念性的问题；局部型主要表现为喜欢细节性、具体的教学任务，喜好深思熟虑，情感细腻；激进型主要表现为能超越现有规则和程序，喜欢富有变化的教学任务；保守型主要表现为遵从已有的教学模式，喜欢熟悉的教学任务和情境；立法型主要表现为乐于自定规则，讲究威严和话语的权威性；执行型主要表现为喜欢遵章办事，喜欢既定的活动安排；司法型主要表现为喜欢评判事实和规则，乐于分析和评价活动任务。
本研究同时采用由祝蓓里、戴忠恒修订的《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16PF），对幼儿园教师进行人格特征测量。
问卷数据使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幼儿园教师人格特征的总体倾向
由表1可以看出，与全国女性常模（成人）相比，幼儿园教师在乐群性、聪慧性、兴奋性、敏感性等方面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5），表明幼儿园教师比较热情、乐群，聪明、有才识，思维敏捷、健谈，敏感、富有女性化特征；而在恃强性、幻想性、独立性、紧张性等方面显著低于全国常模（p<0.05），表明幼儿园教师也表现出比较谦虚、顺从，偏理智和现实，依赖性强，心平气和等特征。
2.幼儿园教师教学风格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
由表2可以看出，整体型教学风格与世故性、忧虑性呈显著负相关；激进型教学风格与忧虑性呈显著负相关，与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实验性呈显著正相关；保守型教学风格与乐群性呈显著负相关，与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立法型教学风格与忧虑性、自律性呈显著负相关，与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等呈显著正相关；司法型教学风格与世故性、忧虑性呈显著负相关，与实验性呈显著正相关；局部型、执行型教学风格与人格特征不存在相关关系，人格特征中的聪慧性、幻想性、怀疑性、独立性、紧张性等特征与教学风格不存在相关关系（故不列表分析）。
3.幼儿园教师人格特征对教学风格的预测性
以表2中显示的五种与人格特征相关的教学风格为因变量，以与其对应的相关人格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分层的回归分析。第一层为人口学特征变量，为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采用强制进入方式（enter）；第二层是将相关人格特征以逐步回归方式（stepwise）放入回归方程分析，以考察人格特征变量对教学风格的影响，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教龄、职称、学历之后，部分人格特征对三种教学风格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世故性对整体型教学风格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14%，调整后解释率为9%；忧虑性对司法型教学风格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18%，调整后解释率为13%；敏感性对保守型教学风格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13%，调整后解释率为8%。忧虑性同时也对立法型教学风格具有一定预测作用（β=-0.22，p<0.01，R2=0.06），虽然Beta值显著，但是回归方程F=1.12，p>0.05，不显著，表明忧虑性与立法型教学风格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明显或不稳定，模型拟合不好，而人格特征对激进型教学风格也不存在显著预测作用，故不列表分析。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在乐群性、聪慧性、恃强性、兴奋性、敏感性、幻想性、独立性、紧张性等八种人格特征上与全国女性常模有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8，9〕与以往研究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均发现幼儿园教师在乐群性、兴奋性方面高于全国常模，在独立性、紧张性方面低于全国常模。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本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在聪慧性方面高于全国常模，在幻想性方面低于全国常模。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现有的常模为1989年的常模。这二十几年来，幼儿园教师群体在人格特征方面会有一些新变化。第二，当前从国家到地方都大力发展学前教育，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选择去幼儿园一线工作，这与以往幼儿园教师的来源有了很大的不同，也促使幼儿园教师群体的人格特征有了变化。
世故性、忧虑性人格特征与整体型教学风格呈显著负相关，但只有世故性进入了回归方程，能负向预测整体型教学风格。这可能是因为低世故性的人比较坦白率真，思考问题时一般善于从全局入手，所以在幼儿园教育中能关注到全体幼儿，考虑问题更全面。换言之，低世故性的人思想单纯，在处理教育问题时很少有所顾忌，会将更多的注意力与精力集中在处理那些抽象、概念性的工作任务上。
乐群性人格特征与保守型教学风格呈负相关，而敏感性人格特征与保守型教学风格呈正相关，说明孤独、冷漠、敏感的人格特征与保守型教学风格有关。回归分析表明，敏感性可以正向预测保守型教学风格。原因有二。一是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均为女性，女性的行为表现存在较明显的敏感、怀疑、保守等特征，在工作中一般给人求稳妥的印象。左吉玉的研究指出，幼儿园教师与一般女性相比在敏感性上的得分偏高。〔10〕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大多数女教师倾向于采用熟悉与常用的方法，按照传统教学模式组织活动。二是工作压力或工作管理特点等也会影响人格特征和教学风格。幼儿园教师往往工作压力较大，〔11〕这些长期的压力会逐渐提高幼儿园教师的敏感性，并形成固定而保守的应对模式。
世故性、忧虑性人格特征与司法型教学风格呈负相关，实验性人格特征与司法型教学风格呈正相关。回归分析表明，忧虑性对司法型教学风格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低忧虑性更容易形成司法型教学风格。邢少颖和贾宏燕（2002）的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是低忧虑性的，她们一般比较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低忧虑性的人一般沉着，做事坚定，相信自己能处理各种问题，因而在平时行事过程中喜欢对事实、程序、规则等进行评估与判断，以确保各项事务能顺利开展。低忧虑性的幼儿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视教学活动程序与规则的合理性，有时还会对一些程序、规则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并能坚持己见，这些都是“有信心”的表现。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她们通常乐于分析和评价当前的活动，就像“司法者”一样。
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人格特征与立法型教学风格呈显著正相关，忧虑性、自律性与立法型教学风格呈显著负相关，但在之后的回归分析中，仅有忧虑性进入回归方程，且模型并不稳定，表明这些人格特征不能显著预测立法型教学风格的形成。有研究认为，生活经验、关键教学事件、自我效能等多方面因素都会影响教师的教学行为，〔12〕而立法型教学风格的形成除了受教师人格特征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关键教学事件等因素的中介效应或调节效应的影响，因此预测效应不明显。至于具体影响路径，有待进一步研究。
人格特征对激进型教学风格不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同时与局部型、执行型教学风格的相关不显著。有研究表明，激进型教学风格在幼儿园教师中最为普遍，在教学风格中排名第一，而执行型教学风格最为少见。〔13〕这说明，许多幼儿园教师乐于超越现有规则和程序，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工作。人格特征与激进型教学风格有相关，但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形成激进型教学风格除了与人格特征有关外，也可能与工作对象和工作性质等其他影响因素有关。例如，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幼儿，幼儿往往对环境的变化很好奇，哪怕是细小的变化，这促使幼儿园教师时刻思考怎样通过变化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人格特征与执行型教学风格相关不显著，表明只是一味按照既定活动安排完成工作任务的教学风格是很难适应幼儿园的工作需要的。此外，这一研究结论也许还与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偏低有关，因为年轻人往往喜欢改进与变化，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工作。人格特征与局部型教学风格相关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女性往往情感细腻，喜欢细节性的、具体的工作，这些恰恰是局部型教学风格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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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情感是指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与愿望、观点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它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心理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意志、行为过程中起着动力作用，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情绪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以及运用，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1.情绪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1.1 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情绪情感的作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呈现出积极活跃、死气沉沉、消极对抗三种不同的课堂气氛。在活跃的课堂中，教师常常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整个课堂中有积极喜悦的正向情绪体验，从而使学生的思维活跃，学习效率高。而在死气沉沉的课堂中，教师只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情绪情感的引导，没有师生的互动，学生没有学习的兴趣，学习效率也会很低。而在消极对抗的课堂中，主要表现在一些教师在上课时总是带着消极、不满、埋怨的态度给学生上课，从而引起学生的反感和厌恶，一方面使学生思维堵塞，另一方面很可能出现逆反心理或反常行为。很显然，教育者应努力致力于构建一个积极活跃的课堂氛围。
1.2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情感关系及其作用。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纽带，情绪情感连接着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教育的主客体之间会形成一下三种不同的人际情感关系：第一是教育主客体之间形成了正向积极的人际关系，在这种主客体的情感关系中，教育主体发出了信息，教育客体就很容易接受，这种教育主客体的关系也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第二是教育主客体的人际情感关系一般，教育主客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学生只是懂得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而不会相信，也不会产生坚定的信仰，更不会运用到现实的实践中；第三是教育主客体之间形成了负向的恶劣的情感关系，也就是教育主客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会或者隔阂，教育客体对教育主体厌恶、反感，并且对主体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会很反感，教育主体发出的信息很难会被教育客体接受。很显然，积极正向的师生关系是我们需要努力构建的。
1.3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情感状态及其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情感状态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思想不是他们被记住的时候就会成为神圣而牢不可破的，而是它们生存于充满朝气的情感波澜中，生存与创造和行动之中的时候，才成为神圣而牢不可破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客体首先感受到的不是主体传授的知识，而是主体的情绪情感，教育主体良好的情绪状态使教育客体有效地接受和理解教育内容，而客体的情绪状态关系到客体对于教育内容的选择、认同和理解以及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都有种重要的作用。这里的良好的情绪状态包括有较好的情绪认知力、情绪控制力、情绪沟通力、情绪影响力和情绪教育能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只有具备了这些良好的情绪能力，才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良好的状态投入到学习中去。
2.情绪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策略
2.1 思想政治教学中情绪情感的运用。基于情绪情感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采用相关的教学手段，并通过言语、态度、行为等来激发、调动受教育者的正性情绪情感和认知需要，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教学情境法：
2.1.1 以境生情法。该方法强调创设生动、负载积极情绪情感的教学情境，通过教师积极情绪情感的投入，激发学生的正向情绪情感，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2.1.2 寓教于乐法。只有将劳逸结合，将学习和乐趣联系在一起才能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对于教育者而言，就要善于在教学活动中创设多种多样的情景，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式，激发受教育者思维的火花，让受教育者在快乐中发展，在发展中快乐，从而实现情绪情感和认知相互促进。
2.2 建立平等和谐的教育主客体人际情感关系。教育主客体的人际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平等和谐的教育主客体人际情感关系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就是教育主客体之间要民主平等、彼此信任、相互理解、融洽相处，最重要的是认知和理解对方的合理需要。教育主体要平等地对待教育客体。每一个学生无论成绩好坏，他们从人格来讲都是平等的，所以教师要从心里正确认识和对待每一个学生，尤其是成绩优等生和劣等生，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缺点，并扬长避短。教育主体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取信于教育客体。教育主体只有具备扎实的专业素质，高尚的道德素质，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做到以理服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2.3 教育主客体情绪疏导、调节与情感智力的培养与提升。教育主客的情绪情感状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发挥起着重要作用，要使教育主客体都形成积极健康稳定的情绪状态，就必须要了解和采用情绪情感的疏导和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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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EO持股；公司价值；研发支出；外部治理
一、引言
利用所有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会造成一定的扭曲。在较弱的外部治理环境下，CEO持股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应该更紧密，因为较弱的外部治理环境给问题留有更多的空间。为了解决更多的问题，本文就需要提高激励利益汇聚效应，进而导致更高的正向关系。当持股比例到达一定程度时，高持股水平的风险降低效应超过了利益汇聚效应。当外部治理环境弱到不能有效阻止CEO对低价值的项目的投资时，这种管理层防御效应更加强烈。相反的是，强外部治理环境减少问题，使这种效应减弱和CEO持股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不太明显。
二、样本描述及数据选取
采用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来衡量外部控制，本文中定义产业集中度来作为外部控制的变量。产业集中度等于在同一产业同一年份销售量前四的公司的股票之和在同一时间同一行业中的占比。较低的产业集中度意味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强外部控制。目前有四种方法衡量产业集中度包括建立在最大4、8、20、50家公司的基础上。
三、引入外部治理CEO持股与托宾Q关系的实证分析
OWN和（OWN）^2的系数分别为正和负，表明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弱的条件下，研发支出R&D与CEO持股具有驼峰形关系。但是他们的乘积项的系数与此相反。这种相反的信号表明当外部治理越强，这种驼峰形越来越平缓，即CEO持股与研发支出R&D的关系越来越不显著。本文利用机构持股集中度也获得了同样的结论。
五、结论
本文引入外部治理环境，将外部治理样本分为强弱两个子样本集，在此基础上研究CEO持股与公司价值托宾Q与研发支出R&D的关系。
在研究CEO持股与公司价值关系时，本文发现二者具有显著的驼峰形关系。持股比例小于拐点时，CEO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研发支出R&D正相关；持股比例大于拐点时，CEO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负相关。控制变量的系数表明公司越年轻，CEO越年轻，资产收益率越低的公司价值越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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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学生语言积累是提高语文素养的重要条件，是我国历代语文教学的优良传统，是当代语文教学的重要课题。加强语言积累，实际上是抓住了小学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也是提高语文素养的突破口。语言积累，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基本途径，也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要“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在阅读中积累词语，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格言警句，优美词语，精彩句段，背诵优秀诗文”。可见积累的重要性。
知识服务于人，启迪智慧的方式以学科为载体。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语言积累对小学生的发展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在课堂上促进小学生的语言积累，就不得不引起每一位语文老师的关注了。然而通常的做法不外乎死记硬背或机械训练，虽然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这样的教学策略，毫无教学艺术可言，是我们所应当摒弃的。笔者根据大量的教学实践所得，认为将“竞争策略”应用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是一种能促进小学生语言发展，形成有效积累的优化教学策略。
竞争策略的认识――在大自然里，生存的法则是“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竞争使大自然充满了活力。未来的世界，是经济实力竞争的世界，是文化教育竞争的世界，是高科技竞争的世界，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世界。而这一切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人口素质的竞争。没有强烈竞争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强大和有希望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无竞争，必成庸人；国无竞争，必成弱国。中国的近代血泪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竞争从内涵上讲：是指人们为自身利益所进行的争夺、较量，或参加公开竞赛。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正如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所说的那样：“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可见，竞争是一种实力的较量，实力强者得以生存发展，实力弱者被淘汰或灭亡；竞争也是智慧的较量，有才能者得胜利，平庸者遭失败。在现实生活中，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如植物间争阳光、争水分、争养料；动物间争地盘、争配偶、争食物；企业间争原料、争市场、争销售等。小平同志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并且还说：“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因此，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竞争精神，是当今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们每位老师面临的共同课题。当然，本文所要谈论的是小学生的竞争，是为人的发展而进行的学科学习的一种策略，它不需要如工作或企业那么残酷，也不可能那么残酷。
竞争策略的功效
一、 竞争是学生发展的需要
就小学阶段而言，首要问题是解决学生的语言原始积累。而我们通常积累的方式是死记硬背，这是逼迫性积累。听写、默写、背诵都是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一一过关。学生迫于压力，不得不眉头紧锁、白眼直翻，一遍又一遍啃下一句句、一段段文字。这样的背诵记忆极不牢固，在心理学上称为“暂时记忆”，记得苦，忘得快。
而竞赛作为一种学习的策略被运用到极致，是最好的积累方法。学生在竞赛游戏的氛围中对语言积累训练倍感兴趣。争强好胜之心，人皆有之，孩童尤甚。人的本性中对潜能的激发更是需要竞争。体育赛场上破纪录大多需要有强劲的对手同场竞技，才能创造出不可思议的成绩；演艺界更是把高水平演员之间的表演称为“对手戏”，互相飙演技。而小学生在这方面的本性更为突出――好大喜功，争先恐后，你争我抢，人来疯……学生受爱竞争的本性驱使，变被动为主动进行积累练习。
在我的课堂教学中，有一个环节是“检查读书预习”情况。起先要求同桌互相检查再汇报反馈，结果有不少学生不重视这项口头作业，回家草草读一遍课文或干脆临时抱佛脚，男生尤为严重。后来我采用个体pk赛和小组pk赛来检查读书预习，赢的一方可以刮输的一方五个鼻子（事先教育不能刮得太重）。结果课堂上读书的同学一丝不苟，慎之又慎。听的同学竖起耳朵，全神贯注，还自觉地拿出铅笔边听边做记录。随后，愿赌服输的同学伸着鼻子，胜利者弯起食指，极夸张地顺着鼻梁自上而下地划动着，嘴里还不忘数着：“1――2――”比之孔乙己数茴香豆有过之而无不及。教室里不时传来一阵欢声笑语。败了的因为刮得不疼，没人恼，只是当场立下军令状：“下次我好好预习，一定要赢！”
有了情境，有了事件，有了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壮怀，这样的积累印象就会格外深刻，就像牛群相声《巧立名目》中说的那样：“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事迹记得牢靠，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有回味，下次活动还想参加！”如果在学习中也能让学生有这样的体验，那么积累这项本来枯燥无味的事就成了人人上瘾的学习活动了。
二、 竞争培养了学生健康的心理
现代孩子往往存在输不起的竞赛心理。明明输了，却一个劲地抱怨对手，他们不是寻找自身的不足，不是寻找与对手间的差距，他们责怪的永远是别人，这是一种心胸狭窄的表现，也是很多孩子存在的心理缺陷。这是现代孩子身上的通病，因为他们在备受关注的呵护中长大，心中关注的惟有自己心中的感受。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引导学生正确面对竞赛中的失败与挫折，培养孩子健康的竞争心理。
1. 在竞争中培养学会欣赏别人的气度。当对手胜利时，心悦诚服，真诚地祝福对手。同时在失败中反思和奋起，这样才能真正学到本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只看到自身的优点是不够的，还要学会用欣赏的眼光去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并找出自身的不足，努力使差距缩小，并尽可能赶超对手。
2. 在竞争中锻炼耐挫抗压的能力。有竞赛就有胜负，就有强弱之分。弱者必须承受得住失败的打击。你在这次竞争中失败了，并不说明你在将来的竞争中注定也要失败；你在这方面的竞争中失败了，并不说明你事事不如人。一类失败者要克服自卑心理，下决心追赶上去，切不能自暴自弃，一蹶不振，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另外一类失败者会产生忌恨和报复的心理，充分暴露了狭隘自私的特点，所以必须学会坚强豁达。
3. 在竞争中学会团结互助精神。希腊的船业大亨欧纳西斯说过：“要想成功，你需要朋友；要想非常成功，你需要的是比你更强大的对手！”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潜在的重要因素：竞争与合作。只有在竞赛活动中与活动成员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充分发挥集体成员共同的智慧与力量才能取得成功，并在合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使自己达到新的顶峰。一个真正具有竞争意识的班级，对个体而言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你追我赶，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不甘落后于他人；对集体而言是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任何一项赛事或可比项目上，都想超过其他班级，大家都有一种高度的集体荣誉感。
由于经常开展竞赛活动，学生们逐步形成了拼搏进取、不折不挠、积极求胜、团结合作、不骄不躁的良好心理品质。
三、 竞争挖掘了学生的潜能
学生在参与竞争中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竞争能力的强弱。竞争能力是学生一种比较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但这种能力存在着个体差异。作为教师应注意培养和挖掘每一位小学生的竞争潜能。
1. 开展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除了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课本教学的主要作用，还应引导学生在竞争中展示才能。为此，我们常常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开展适合小学生年龄特点的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如辩论竞赛、作文竞赛、演讲竞赛、讲故事竞赛、查字典竞赛，以及竞猜、竞唱、竞画、竞书等活动。这些竞赛活动不仅深受学生的欢迎 ，而且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各显所能、各尽所长，在活动中，无论是先进生，还是后进生，他们都施展开自己浑身解数，大家你追我赶，积极求胜。通过活动，使学生在竞赛中积极发挥了自己的潜在能力。比如在“寻根识字”、“看图说诗”的教学中，训练的是口语交际的表达能力，提高的却是观察、想象、思维、记忆、表达能力，这即是智力的五项指标。
2. 设计多种多样的竞赛方式。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要想增强某一策略的长效性，就要保持“陌生化效应”。因此，竞赛的方式也应不断变化，可以是多极目标推进式，可以是单一目标达成式，可以是个体对决式，可以是团队pk式，可以是挑战式，还可以是推荐式等等。多种多样的竞赛方式不仅使学生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水平，而且更加明确了自身的个人价值，从而树立自信心。
3. 创造五花八门的竞赛奖惩。有竞赛，就有输赢。赢了和输了，都要有所交待，学生不可能赌钱，但他们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如刮鼻子、挠痒痒、吃水果、洗红领巾、擦桌子、献歌、赠送小制作、喊口号……这些奖惩来源于学生自己的生活和创造，有了输赢后的趣味奖惩，竞争游戏才得以弥久保鲜。
实践证明，积极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潜能，小组赛时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连“田忌赛马”的方法都用上了。奥林匹克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有一个同学将其改为“更快、更多、更好”，作为我们积累竞赛活动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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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听力测试；听力理解焦虑；反拨效应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454（2017）05-0084-04
一、前言
语言测试领域的反拨效应被称为测试的后效作用或反拨作用，通常是指考试对教师和学生以及教和学产生的影响（刘晓华、辜向东，2013：4）。以Messick为代表的语言测量专家（1989）率先提倡将反拨效应视为评估考试效度的重要组成部分，Bachman（1990）继而将此思想引入到语言测试领域，反拨效应逐渐成为语言测评领域的研究重点。Alderson & Wall（1993）随后提出的“反拨效应假设”，Bailey（1996）提出的“反拨效应基本模式”和Bachman & Palmer（1996）主导的“测试有用性原则”都对语言测试反拨效应研究框架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外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测试的反拨作用具有正面和负面、显性和[性的双重特性（Hughes，1989； Lam， 1993； Read & Hayes， 2003）。在近20 年来，信息技术逐渐被引入语言测试领域。国内语言测试者除了关注技术的使用对语言测试效度产生的影响（金艳，2012；金艳，吴江，2010；李清华，孔文，2006），也将语言测试的后效作用和反拨作用视为研究语言测试效度重点之一。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考试对教师和学生以及教或学产生正面或负面反拨效应（杨惠中、桂诗春，2007；侯新民、王伟力，2008；曹勤，2009；石小娟，2010；辜向东、彭莹莹，2010；郭遂红、李方秀，2012；徐倩，2012；杨志强、辜向东、刘晓华，2012；亓鲁霞，2012）。
然而，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针对目前国内高校在传统课堂模式下测试对大学英语教与学产生正面或负面反拨作用，而关于网络听力测试对大学生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作用的研究较少。在大学生英语听、说、读、写四种技能学习中，测试给听力理解带来的焦虑最为突出（Krashen 1989；引自Young，1992）。多数研究也指出听力理解焦虑阻碍了听力学习（Gardner，Lalonde，Moorcroft & Evers，1987；Bacon，1989； Lund ， 1991）。假如累加的焦虑感没有及时解决或缓解，听力测试的负面反拨作用将急剧凸显。结合近年来高校网络测试不断推广和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听力题型不断革新的形势，笔者认为开展网络听力测试对大学生英语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效应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可增强外语教师和大学生对网络听力测试对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作用的认识，帮助大学生正确对待听力理解焦虑，提高听力理解能力以及促进大学英语听力教学。
二、研究方法与对象
1.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两种方法来开展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并总结问卷中所反映出的网络听力测试对学生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效应，然后进一步通过深度访谈对调查问卷加以补充和论证。本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学生的听力焦虑量表。笔者通过参考Saito et al.（1999）的外语阅读焦虑量表，结合本研究的需求设计了听力焦虑量表，共20个问题，并以中文给出，以便增加受试者对所回答问题的理解程度。每个问题都设计了A（非常不同意）、B（不同意）、C（不确定）、D（同意）、E（非常同意）五个选项，量化后的分数分别对应为1至5分。受试者需要对20个问题做出判断。分数越低表示在网络听力测试环境下，受试者听力理解焦虑程度越低，分数越高表示受试者听力理解焦虑程度越高。根据焦虑值的高低，把受试者分成三组，60分以下的受试者为低焦虑者，60至80分的受试者属于中等焦虑者，80分以上的则为高焦虑者。
为了掌握哪种网络测试（阅读，听力及写作）带来的焦虑感最为突出以及网络听力测试如何积极或消极反作用于听力理解焦虑，笔者在调查问卷第二部分设计了4个主观问题。问题1：定时定量的网络测试中，哪种能力的测试（阅读，听力及写作）带来的焦虑感最为突出，为什么？问题2：定时定量的网络听力测试是让听力成绩在多听多做的过程中产生了质的飞跃还是徒增了焦虑感、挫败感和疲倦感？请举例说明你如何在听力过程中回避你的焦虑感，或挫败感，或疲倦感。问题3：网络听力测试改变了你对听力课堂的看法吗？请至少举一例说明。问题4：网络听力测试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请至少举一例说明。受试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4个问题予以详细的书面回答。在调查问卷基础上，笔者还选取了五名受试者进行深度访谈，对调查问卷起到有效补充的作用。面对面的深度访谈能更真实地反映出受试者对网络听力测试的认知、态度及网络听力测试如何对受试者听力理解焦虑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反拨效应。
2.研究对象
论文以北京工业大学理工类大学二年级3个班共11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教师借助网络教学平台来记录、了解、检查学生的大学英语听说和读写课程的学习情况。所有学生都要求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网考测试，测试范围涵盖《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二版）》第三册七个单元的内容，测试形式为听力理解、阅读理解和写作三个部分，测试成绩按学生参加次数及比例计入期末总评成绩。另外每周还安排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7、8、9、10节课，引导学生熟悉和适应网络学习和测试。
三、结果与讨论
1.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学生的听力理解焦虑感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见表1），在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学生的听力理解焦虑平均值在57和85之间，中等焦虑平均值为67.57，大部分学生（44.55%）属于中等焦虑。调查结果证实听力理解焦虑感确实大范围存在于学习者的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
图1显示，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学生的听力理解焦虑感主要来自于伴随着整个考试过程中无法听清每一个单词时的紧张和困惑（问题7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88 ）、无法确定答案时的沮丧（问题1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53）、看到大量听力材料时的害怕（问题4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49）以及失去学习兴趣，不喜欢听力的学习态度（问题12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42）。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在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焦虑表现，如有些学生听的时候总是很紧张，难以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导致完全跟不上听力播放的速度。有些学生采用消极回避的态度来对待考试，如直接放弃听力部分的考试或者采取盲选的方式来完成，这极有可能是导致学生测试分数极其不真实、不稳定或明显低于同分值的阅读理解分数的主要原因。笔者这一判断，在深度访谈时得到了证实。此外，受试者对于调查问卷中跟听力策略有关表述的选择说明大部分学生不知道如何运用听力策略去减轻听力理解焦虑，如在听的过程中会时常忘记自己之前所听过的内容（问题3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42）和在听的过程中，总是逐字逐句的听（问题9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33）。这与熊苏春（2012）的研究Y论“学生越少使用学习策略，就会变得越焦虑，越焦虑就越不愿意使用任何策略，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相吻合。
2.网络听力测试对学生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效应
通过分析受试者对调查问卷4个主观问题的回答，了解到听力测试对受试者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效应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图2显示，有高达50.88 %的受试者认为，相对于阅读和写作测试而言，网络听力测试所带来的焦虑感最为突出。假如累加的高焦虑感没有及时解决或缓解，听力测试的负面反拨作用将急剧凸显。正如Hussein Elkhafaifi （2005）研究指出，听力焦虑感与成绩和学习经历均呈显著负相关，即听力焦虑感越高的学生，其听力理解成绩越低。
而受试者对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的回答表明，在改变学生对听力课堂的观念和归因方面，网络听力测试对听力理解焦虑产生了正面的反拨作用。比如学生误认为只要多花时间练习，听力成绩就能提高，跟老师或者听力课堂关系不大。然而接近半数的学生（48.6%）却发现定时定量的网络听力测试虽然让他们的听力训练有了更多量的积累，却并没有让他们在多听多做的过程中有效地提高听力理解能力且徒增了挫败感、焦虑感和疲倦感，对听力学习产生了负面的反拨作用。但令人欣慰的是，对听力水平无明显提升的网络听力测试却让部分学生改变了对听力课堂的理解。会积极反思的学生提到，听力课堂的听力练习和课下的网络听力测试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训练听力理解的途径。其中听力课堂的练习能够让他们与老师就听力理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反思，并得到专门的训练，如听力课堂教会他们辨别同化、连读、省略音和不完全爆破等各种语言上的变化，又如老师在听力课堂上训练的记忆策略让他们学会了怎样运用听力策略快速的记下诸如时间，价格等细节信息。另外部分学生也提到，在网络听力的测试过程中，他们会碰到在听清楚对话当中的单词和句子的情况下，还是不解其意，进而照成误解和选错答案。而听力课堂上老师对答案的解读能让他们深入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听力材料及循序渐进的积累相关词汇，进而提高听力理解水平。
针对调查问卷第四个问题，受试者给出了诸多网络听力测试对听力理解焦虑的负面反拨作用。其中部分受试者提到，定时定量网络听力测试属于无人监控的状态，少数学生会借助各种手段谋求高分，这无疑让诚信考试的大部分学生倍感焦虑，无法以正常的心态面对网络听力测试。另外有部分受试者指出教师不能及时反馈网络听力测试的问题以及自己听力分数徘徊不前的状态都会增加学生的挫败感、焦虑感和疲倦感，久而久之就会让网络听力测试流于形式，对提高听力理解水平没有丝毫的建设性作用。再者，网络听力测试对硬件系统的要求极高，另外测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界面空白，听力录音中断、电脑死机等突发状况，严重影响了学生考试的积极性和测试成绩。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调查问卷中定量、定性数据的分析表明，网络听力测试在改变学生听力课堂观念和归因方面对听力理解焦虑产生了正面的反拨作用。
为了进一步强化网络听力测试对学生听力理解焦虑的正面反拨作用，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通过网络听力测试平台收集到的信息应该最大化的利用，让网络听力测试和课堂教学有效融合。对教师而言，要从收集到的信息里看清学生的进步和认识到学生在哪些方面需要更加努力，及时调整和更新上课内容。第二，提供形式多样的听力材料便于学生选择。笔者注意到，虽然有56.14%的学生明确表达自己不喜欢听听力，但仍有42.11% 的学生还是乐意尝试灵活的单独化的听力训练测试。如教师可以建议听力基础薄弱的学生选择《听力入门》和《英语初级听力》这样的听力材料来强化基本知识点进而提高听力水平，而听力基础稍好的学生可以在线收听最新的CNN新闻听力及TED讲座等听力材料，最终让网络听力训练与测试不流于形式。第三，要在听力课堂上指导学生改善和练习听力策略。如重视网络听力测试后重点听力词汇的整理，部分听力材料的精听以及教会学生如何高效的通过网络听力练习习得生词的方法。综合来讲，教师如能将听力课堂与网络听力测试结果有效融合，定能给出针对性的指导方法，这对于改变学生对听力课堂的观念和归因以及改善学生的听力理解焦虑都将产生积极的反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不同听力水平的学生对网络听力测试保持积极的情绪，更好地发挥网络听力测试对听力理解焦虑的正面反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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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气孔的分布状况、结构及其作用。
(2)了解气孔的张开与闭合。
(2)能完整地描述水、无机盐在植物体内的运输路径。
【过程与方法】
通过对植物气孔数目和分布的探究，理解植物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观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对生活中常见的叶进行科学探究，让学生体会到科学就在身边。
教学重难点
【重点】
气孔的分布状况、结构及其作用。
【难点】
实验证明气孔的存在。
教学过程
知识点 水的散发结构
【自主学习】
阅读教材第154～156页的有关内容，完成下列填空：
1．在蒸腾作用中，水是从叶的
上、下表皮
中散发出来的，下表皮散发出来的水分要
多于
上表皮散发出来的水分。
2．叶的表皮细胞排列非常
紧密
，其中呈半月形的细胞是
保卫
细胞，两个保卫细胞之间的小孔是
气孔
。气孔不仅是植物体与外界进行
气体交换
的“窗口”，而且是
散失体内水分
的“门户”。
3．水在植物体内的运输途径：根毛
根中的皮层细胞
根中的导管
茎、叶中的导管
叶肉
气孔
叶外。
4．无机盐在植物体内的运输途径：土壤中的无机盐溶解于水中，它们被
根
吸收后，随着
导管
中的水流，被运输到植物体的
茎、叶
等器官中。
5．植物能通过
气孔的开闭
来调节蒸腾作用的快慢，使植物体内始终保持着适量的
水分。
【教师点拨】
1．当保卫细胞吸水膨胀时，气孔张开；当保卫细胞失水收缩时，气孔闭合。
2．植物体叶片表皮的气孔数目、分布和位置常常随植物的种类以及植物所处的生态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3．通过气孔蒸腾是植物散失水分的一条主要途径(约占95%)，水分也可以通过茎上的皮孔和叶表皮细胞的角质层进行散失。
【跟进训练】
1．气孔是叶表皮上一对保卫细胞之间的空隙。下列不能通过气孔进出植物体的是
( A )
A．无机盐
B．水
C．氧气
D．二氧化碳
2．叶片中调节气孔开放和关闭的结构是
( B )
A．表皮细胞
B．保卫细胞
C．叶肉细胞
D．叶脉
3．下列各项生理活动中，会受到气孔开闭影响的是
( C )
①蒸腾作用；②光合作用；③呼吸作用；④水分的吸收和运输；⑤无机盐的吸收。
A．①②
B．①②③
C．①②③④
D．①②③④⑤
篇12
1．我国继续工程教育政策的特征
作为教育政策的一种类型，继续工程教育政策与其他教育政策一样，具有阶级性、公共服务性和过程性等方面的基本特征。相对于一般的教育政策，继续工程教育政策也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1)继续工程教育政策所调节的对象时继续工程教育领域，其制定需要体现全体专业人员的公共利益和诉求。
(2)继续工程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政策所面临的社会情境具有复杂性的特征。
(3)继续工程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政策需要在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还有切实考虑到学习者的人格、尊严，尊重个体的价值选择自由，在教育过程中建立起继续工程教育各参与方之间的民主平等的关系。
(4)教育政策中的资源和利益分配实质上是对发展机会的分配，公正、有效的教育资源和利益分配，对于实现人们的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因此，继续工程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当充分考虑到继续工程教育的特殊性。
2．我国继续工程教育政策执行的要点贯彻执行继续工程教育政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贯彻政策时，把握其基本精神。同时，依据实际情况，在不离开政策原则性的前提下，灵活地加以运用，使政策的原则性能够落到实处。
(2)领导与群众结合。群众是贯彻执行政策的主要实践者，要把政策原本地交给群众，交给学习者，让学习认识自己的利益，以提高群众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因此，继续工程教育政策的贯彻落实，要有领导机关的积极性和学习者的自觉行动。
(3)执行与创新相结合。任何政策的制定，既是事物客观规律的反映，也是干部群众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因此，贯彻执行政策不可以照本宣科，要强调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只有在执行中创新，才能使教育政策不断完善。
3．我国继续工程教育政策内容的特点
(1)明确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在继续工程教育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对企业和政府职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使接受继续工程教育成为用人单位的一项日常工作。
(2)明确继续教育的主体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有义务、有责任对本部门工程技术人员的成长负责。
(3)明确继续工程教育的政策核心是促进人的发展。鼓励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技术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方面与继续教育相挂钩，以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积极性。
二、我国继续工程教育政策的作用
我国继续工程教育政策的出台对推动继续工程教育的发展，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技能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
(1)政策的出台促使各级政府和企业对继续教育的重视。从政策的出台后实施的效果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各级政府对继续工程教育的重视，对继续教育的认识程度普遍有了提高，对继续教育今后的发展会起到推动作用。
(2)政策的实施，使工程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在时间、经费等方面有了保证。政策对继续教育的经费、时间上都有明确的规定，从客观条件上保证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开展。
(3)各项政策的核心是把接受继续教育和个人的职业发展挂钩。政策在鼓励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上普遍与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技术职称的评定、职务的晋升挂钩，以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学习的积极性。
(4)各项政策的目标是促使工程技术人员在专业技术方面的发展。
三、结束语
篇13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支持研究”（编号：2014-ZD18），主持人：李忠；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工业化国家企业教育法律研究”（编号：THJX15-001），主持人：李忠；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重点项目“企业鼓励内部员工（裂解式）创新创业的机制与对策研究”（编号：15ZLZLZF00380），主持人：李忠。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6-0038-07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央政府颁布职业教育政策表达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及重视。但是，考察职业教育的现实与政策的要求可以发现，实际情况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职业院校依然面临招生困难、生源质量不高、学生学习力低下、就业质量不容乐观、社会认可度低等问题，存在明显的“文本繁荣与实践领域消沉并存”[1]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颇多，但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执行效果的视角考察职业教育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一、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的主要表现
依据政策学原理，政策过程通常被划分为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反馈等四个环节。其中，政策执行是指在政策制定完成之后，将政策所规定的内容由预期变为现实的过程[2]，是“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把政策内容转化为现实的动态优化过程”[3]。它是将文本形态的价值观念付诸理性实践的动态过程，达成预期目标是政策执行情况的检验标准。可见，政策执行虽然只是政策过程的一个环节，却是将政策目标转变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处在整个政策的中心。正因如此，政策执行一旦出现了问题，可能直接引发政策偏差乃至整个政策执行的失效。所谓政策执行失效，是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了与政策精神、目标和内容等不相符合的思想或行为而引发的背离政策本意的结果。由于政策执行在整个政策中的特殊地位，政策执行失效可能引发整个政策式微、无效或无能。因此，为了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给政策执行以足够重视。考诸历史与现实，职业教育政策在执行中至少存在以下五种偏离政策本意的现象，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政策的预期目标。
其一，象征式执行。象征式执行是指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仅做表面文章或宣传报道，而缺乏具体行动的政策执行现象，其结果使得政策文本变为一纸空文而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典型事例是：早在2002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明确要求，强化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之间的联系，“大力推行劳动预备制度，严格实施就业准入制度”，并要求“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显然没有得到执行，而是流于表面形式[4]。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不利于职业院校学生就业，也制约了职业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
其二，附加式执行。附加式执行是指执行人员擅自添加政策中调控对象、范围、目标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增加某些文本条目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政策执行现象。据媒体报道，职业院校找企业接受学生实习主要依靠交情和人际关系，学校在学生实习的岗位性质、工作环境、学生权益等方面的发言权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职校学生在实习中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问题，企业对职校学生的劳动强度和质量要求与正式工一样，但在报酬、福利待遇等方面却与正式工相差甚远。大部分企业只是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不愿意承担培养学生的责任，部分企业还存在增设硬性条件限制职校学生入职等问题[5]。甚至出现学校与企业联手榨取学生利益，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6]。
其三，抵制式执行。抵制式执行是指执行主体无视政策的目标指向与具体内容，在政策明令禁止情况下依然冒险执行的政策现象。例如，在2004年、2005年、2011年，教育部的政策文件反复强调中等职业学校不能以升格为高等职业院校或并入高等学校为目的，规定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并入或不升格为本科高等学校。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一直存在中职学校升格为高职学校或者高职学校升格为本科高等学校的现象[7]。这种违背政策规定的做法，一方面衬托出行为主体对政策的无视，另一方面反映出职业教育政策在执行中面临着利益群体较为强劲的对峙状况。
其四，歪曲式执行。歪曲式执行是指执行人员打着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旗号，但在实际执行中偷梁换柱，违背政策制订和出台初衷的执行现象。其典型事例是，在执行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政策方案中，有相当数量的高职院校在教师招聘中倾向于硕士、博士等高学历高层次人才，造成学历攀比现象，结果使得“双师型”教师建设成为提升高职院校教师学历水平的政策。另外，职校学生的实习环节本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是连接学校和企业的纽带，然而，在职校学生实习过程中，企业以实习之名滥用学生工，要求他们在生产流水线上进行高强度、超时限的劳动，侵犯了职校生的合法权益及其受教育机会[8]。以上两种现象都说明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化，偏离了政策本意。
其五，机械式执行。机械式执行是指执行者无视地方实际情况，对相关问题未能因时因地进行具体分析，盲目、机械执行政策的现象。例如，被职教界人士广为推崇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是指职业院校和企业通过合作对人才实施联合培养，经过双方培养的人才到合作企业顶岗实习直至就业。然而，据媒体报道，校企联合培养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劳动力供应中介”，廉价学生工成为弥补企业“用工荒”的一种措施[9]。地方政府要求职校学生到合作企业实习的政策，将数量庞大的职校学生变为廉价劳动力，职校学生成了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这种机械式执行使得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加剧。
上述问题的存在，既影响到职业教育政策的权威性，又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进而影响到民众对职业教育的态度。首先，对政策本身而言，执行失效意味着政策变为一纸空文，削弱了政策本身的权威性和政府的信誉，容易造成民众对政策执行的不信任、怀疑甚至敷衍等态度。其次，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不到位，对职业院校、合作企业、职校学生、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者没有发挥出政策的规范、调整和监督等作用，可能造成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挫伤其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最后，职业教育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本来就不高，政策执行不力会加剧这种状况。现阶段，中央政府出台了系列旨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将职业教育重新纳入公众视野，希望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职业教育发展。但是，失效的政策执行，可能导致民众对职业教育依然持悲观态度，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的成因分析
职业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以上失效现象，凸显出职业教育政策的执行难。何以在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地方政府积极配合的情况下，职业教育政策依然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职业教育依然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甚至涉及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所需的生源也成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既有政策本身不完善、政策执行环境复杂以及监督不到位的原因，更有执行主体间存在利益冲突和政策执行者对职业教育政策价值认同度低的原因。
（一）政策文本的缺陷
美国学者安德森将政策问题定义为“引起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的需要或不满足的某种条件或环境，并为此寻求援助和补偿的活动”[10]。这意味着政策制定是一项十分专业的科学实践活动，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有效执行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为，只有科学的、合理的职业教育政策才可能产生预期结果，如果政策本身存在问题，结果则很难预料。
首先，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要严格遵守相应原则和程序。政策文本内容的编写要符合逻辑一致性原则，政策最终确立要坚持程序正义性原则，包括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法定程序无疑是政策制定要首先遵守的。但是，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虽然开启了职业教育法制化的道路，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该法明显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它主要是一部规范学校职业教育的法律，企业并未被赋予教育机构的地位，行业企业只是作为职业教育的参与者而非实际的办学主体[11]。因此，据此制定的政策，也多为职业学校教育政策，忽视了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时，在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环节，缺乏程序正义和相应的制度设计，一些职业教育政策的出台并没有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路径，一定程度上导致政策结果的正义性受到质疑。刘新学等人（2015）针对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执行失效与政策自身的不完善之间存在因果关联[12]。
其次，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考虑经济效益，以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作为价值取向，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考量。多数职业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主要关注自身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对学生素质的培养缺乏深入思考和长远规划。人文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出现严重分离，强调的是“制器”而非“育人”[13]。在政策执行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被压制，政策的价值理性缺失。在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出现严重偏差，诸如过多强调岗位技能的精通与熟练，轻视学生全面素质尤其是职业人文素质的培育，功利性过强，等等，都可从政策文本中觅到踪迹。加之，由于我国职业教育深陷社会地位低、办学成本高、教育对象多是社会弱势群体等现实困境，职业教育政策的工具理性取向强化了这种观念，结果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
（二）执行者综合素质及其对政策价值认同度较低
政策执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文本质量，还有赖于执行者自身素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是将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环节，要求执行者不仅要有基本的教育学科和政策学科等理论知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还要具备合理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要与职业教育政策价值相吻合。然而，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主体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执行人员在没有充分理解甚至在曲解职业教育政策基本精神和实质内涵的情况下盲目执行，背离了政策初衷。例如，职业教育资助贫困生制度体现了教育公平理念，对于提高职业教育自身吸引力以及消除贫困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演变成某些职业院校的生财之道，部分学校在得到国家资助之后并没有发放给学生，甚至出现虚报学生规模、假冒学生名义骗取国家资助的行为[14]。
执行主体对政策价值是否认同会影响和制约其执行的力度和效果。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在认识上对政策内容是否赞同，情感上对政策目标是否拥护，如何看待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以及如何看待执行中的利益和分配给自身造成的影响，等等，都会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言：“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同，对政策执行水平和管理水平是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所在”[15]。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果执行主体缺乏对职业教育政策价值的认同，便会在政策执行中带有主观随意性、片面性、盲目性，甚至出现偏离政策预定目标的现象。例如，职业院校招生指标完成情况成为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依据，地方政府将招生指标层层分解，职校校长和老师成了最后的执行者，一度演变为“招生大战”。这种用行政手段或者经济手段强制教师去完成指标的做法，无疑是对政策的扭曲。
（三）执行环境的复杂性
作为教育政策的重要构成部分，职业教育政策在教育活动领域影响着公众利益。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作为职业教育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面临着复杂的执行环境。职业教育政策所处的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影响和制约着职业教育政策的执行效果。
首先，就政策环境而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文本①。中央政府的政策文本表达出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政策支持。然而，政府颁布的职业教育政策文件中，对同类问题的反复强调，则显示出政策执行力的不足。例如，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就提出：“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应当举办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这一法律规定随后多次出现在政府颁布的政策文本中②。政策文本不断出现重复内容，不仅反映出政策执行不力的现实，同时说明政策执行环境的复杂性，影响到政策的有效执行。职业教育利益相关主体的多元与复杂，使得政策执行环境更为复杂。
其次，就市场环境而言，正规的学校学历教育与非正规的企业职业技术培训相互对立的思维定式，割裂了学校与企业、教育与职业的内在联系。在办学过程中，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而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职业教育的类型单一和同质化。同时，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我国社会阶层中一般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绝大多数职校毕业生成为薪酬和待遇较低的蓝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指出，职业院校毕业生仅处在第九层[16]，他们在工作环境、经济收入、自身权益保障等方面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结果使得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中遇到一些障碍。
最后，就观念环境而言，职业教育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执行目标，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有关。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讲礼仪，与职业教育重技术讲应用的实践价值观存在着先天不适与冲突。在“道成而上，艺成而下”观念支配下，职业教育通常被认为是二流教育，社会认可度低。社会大众在观念上轻视职业教育，不愿意选择职业教育。这种传统观念的继承性使得政策在执行中遇到较大阻力，出现大众对职业教育相关政策不愿了解或者有意抵制等现象。
（四）政策监督机制的缺失性
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执行前对政策文本的深入学习和全面解读，执行中相关部门人员的具体操作和第三方监督评估，以及执行结束后对政策结果的考核和整体性评价。针对政策执行监督这一环节，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警示过权力对人的腐蚀性。他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7]。这意味着必须采取实质性措施，来监督执行人员手中的权力。
目前，我国教育政策执行主体之外还不存在具有独立监督权力的第三方机构。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监测主体看，执行监督主体各自的监督权限较为模糊，缺乏沟通协调，政策执行监督合力不足[18]。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任何一个有效运转的组织都需要良好的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沟通”[19]。我国现行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主要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执行模式实施，政策执行权力集中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这种以自上而下为主的政策执行模式使得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社会团体等利益主体参与政策执行的制度化渠道较少且不够畅通，政府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良性互动。政策执行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科层结构[20]，该结构特征使得政策与科层组织之间容易产生摩擦，降低政策的执行力，导致政策执行失效。加之，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呈条块分割式，不同部门以及同一部门内部各执行主体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与协调机制[21]。这容易造成部门之间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指责等混乱局面，给政策的有效执行带来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职业教育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非政府组织机构、媒体、社会大众等在政策执行中发挥的组织协调、舆论监督、反馈评估等作用。
（五）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
利益在政策执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执行主体的内在驱动力。“政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群体把自己的利益要求投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中，由政策主体依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22]。在政策执行中，不同主体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着互动博弈。他们在现实条件下进行各自的策略选择，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利益主体的选择行为与策略。
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将人看作是有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认为个体总是尽可能地利用一切资源来追求自身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与其他类型的教育政策相比，职业教育政策涉及的主体更多且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其主要包括政府（中央和地方）、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相关社会团体、职校学生及其家长等。当出现利益冲突时，不同主体就有可能采取不同手段来维护、补偿或者扩大自身利益。因此，在利益分化的格局面前，如果各利益主体都从满足自身需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选择自己的行为策略，则非常容易导致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现象的产生。执行中出现的象征敷衍、附加利用、残损截留、替换歪曲、机械运动等失效现象正是不同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中对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的极端表现。
与此同时，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中，各利益主体的需求不同，政策的价值存在对于各主体的价值意义也会不同。以校企合作政策为例，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建立“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合作是基于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共同需求，但二者对培养不同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参与积极性和投入力度却存在较大差异。张俊珍等人（2008）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教育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结果发现企业参与合作教育的首要动因是获得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其次是短期利益，最后才是企业自身的长远策略[23]。张利痒和杨希（2008）对全国范围内114个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同时，企业的规模、所有权结构、文化特征以及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时间等因素对企业是否参与校企合作具有显著影响[24]。因此，校企合作政策因利益相关主体的多样化，致使职业教育政策在执行中面临着多重挑战。
职业教育政策本身的不完善、监督机制的缺失、执行环境的复杂与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执行者综合素质缺陷及其对政策价值认同不足等原因，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的主要原因。改变这种情况，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及其关系，使职业教育政策本身以及职业教育现实得以健康发展。
三、提升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效力的途径
政策制定的意义在于得到有效执行。虽然追求政策目标的完全实现可能过于理想化，但执行中出现的种种失效现象阻碍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需要认真反思并加以应对。其中，提升职业教育政策的质量、完善政策执行的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明确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与责任、强化政策执行主体的培训，是提高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一）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提升政策文本的质量
职业教育政策在价值取向上应超越单纯促进经济发展的功利性追求，要将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价值纳入到职业教育目标建设中来。作为教育的一种，职业教育无论多么特殊，都需要符合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职业教育首先要予以重视的。在制定政策时，要将“完满的职业人”[25]――真善美统一的完满职业人格的职业人――作为培养目标，以价值理性为主导，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统一。职业教育决不可仅仅局限于狭隘的技术技能训练，还应注重其内在的价值理性，强化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契合。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安排等方面关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和自我实现，立足于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基于这一原则下的职业教育政策才符合教育的本意，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职业教育属跨界教育，横跨教育与职业、学校与企业、学习与工作等多个领域，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首先必须打破在企业办培训或者在学校办教育的传统思维，实现企业与教育的深度结合，政策导向要有利于使学生养成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基础、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技能、既有知识储备又有学习能力的“现代职业人”。在职业教育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程序正义的概念，强调政策制定的程序正义性，强化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从而使政策本身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有利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展开。
（二）加强执行主体教育培养工作：寻求政策价值认同
执行主体是政策能否有效执行的关键性因素，执行主体的行为方式差异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将政策文本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执行人员的素质结构、价值取向、情感态度、对政策的理解认同程度都会直接影响到政策执行效果。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对政策缺少价值认同，执行主体经常受利益驱动而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导致政策失效的现象。当不同主体间产生利益冲突时，需要政策制定者进行适度干预，对政策执行主体进行教育培训，达成对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共识，提升执行主体的政策价值认同感，在保证政策不被扭曲的前提下得以顺利执行，进而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三）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机制：构建良性政策支持环境
以职业院校为主体的办学形态，已经无法满足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对于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企业为主体的职业培训更符合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后者强调在工作场所中的工学结合、学以致用。因此，在职业教育政策设计和制定中，要引入市场机制，强化工作场所在培养职业人才中的作用，实现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办学的社会支持体系，并使多个实施主体协同发力，形成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良好环境。信息时代，还需借助网络等大众媒体，对职业教育政策进行宣传、评论、专题采访，实现对社会公众的舆论导向作用，提升民众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解和认同程度，为政策的切实执行营造良好的舆论支持环境。
（四）搭建全方位监督体系：完善政策监督机制
目前，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监控环节还比较薄弱，监控主体主要是利益相关者，缺乏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加之，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下，对政策执行的监督与行政权力大小成正相关。因此，亟需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建立内外沟通、上下结合的监测体系。首先，完善政策监督体系，明确各监督机构的具体职责。通过过程参与性监督、效果跟踪性监督等不同形式，对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其次，为保证政策执行的民主，可以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组织的监督作用，即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制。例如，设立专门的民间监督机构，引入民间评估与反馈，让公众意见能够通过合法、有效渠道反馈给政府的决策部门和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主体，为职业教育政策的目标群体提供能够申诉和表达意愿的制度化途径，缓解执行中的阻力和摩擦。同时，通过对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提高职业教育政策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并及时、准确反馈执行中的失效现象，保证政策不被扭曲执行。
（五）明确各利益主体的权责：实现互利共赢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不仅涉及学生、家长和学校的利益，还涉及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的利益。因此，需要准确定位各利益主体及其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让不同利益主体扮演好各自角色，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才能取得预期成效。职业教育政策首先体现的是国家意志，需要由政府主导方向；职业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需要行业企业积极参与，企业不仅可以兴办职业教育，还可以通过与职业院校合作，改进职业学校人才培养的途径和质量。当然，职业院校的教育要取得成效，需要主动执行职业教育政策，并积极与企业联系，实现合作办学。因为，职业教育的跨界特性决定了任何单一主体都无法胜任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需求。只有各个利益主体间相互配合，才可能互惠互利，实现多赢局面。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诸多社会条件的支持，职业教育政策无疑是众多支持条件中带有导向与规范作用的支持条件，具有总体规划与宏观指导的作用。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等这些可统计的数据指标来看，通过30年来的不断改革，职业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从价值取向、功能定位、运行机制、质量提升等深层次结构来看，职业教育改革的成效与社会发展之间还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中，中央政府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期望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企业生产的升级换代，并以“中国制造2025”对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德国工业4.0”。这种要求职业教育要有完善、可行的顶层设计方案，更要有将其顺畅贯彻下去的具体措施。职业教育政策因其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尤其要发挥与政策功能相匹配的作用，从而使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成为不可不关注的内容。
注释：
篇14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关键部分。我国基础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学教育(初中、高中)。教育资源是教育活动的展开所涉及到的所有要素，具体而言，也就是教育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教育的人力资源是能动的教育资源，因而也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它包括教师和学生两个最重要的群体；财力资源说到底就是一个经费的投入问题，它是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经济基础；物力资源是保障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1]。基础教育资源是投入到基础教育活动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确定基础教育的合理结构，创造基础教育的良好环境的总和]。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是指在基础教育活动中，由政府主导和市场经济调节的基础教育资源(师资、生源、物力、财力、教育结构、教育环境等)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配关系。教育公平可以分为人学机会的公平、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教育质量的公平三个维度，在这三个维度中，教育资源配置是教育公平的关键；而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布局调整和办学条件的均衡是区域教育均衡与公平的基础[3]。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将直接影响该地区、该民族以及个人的发展[4]。
均等化概念最早源于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思想，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是指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之间、同一学校的不同群体之间得到大致均等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使每一个受教育者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保障受教育者的教育权利，促进教育的民主与公平]。但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平等”，而是兼顾供求均衡效率的差异均等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每时每刻各地区都能从不同的渠道获得基础教育资源，也就是说，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而且，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本身也需要付出成本与费用，而当配置所花费的成本高于非均等化所带来的损害的时候，进一步的均等化配置也是不经济不必要的。因此，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是在一个令人满意的区间内的均等化，也就是说，如果各地区之间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差异在某一个可以认可的区间范围内，就没有必要进一步优化配置。由此，可对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界定如下：在满足各地区基础教育资源需求且获得相应教育资源供求均衡效率的基础上，保证受教育者获得相对公平(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的相对非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权利(享受相同的基础教育条件和保证基本相同的基础教育质量)而对国家总体基础教育资源在各地区间进行合理分配。
因此，所谓的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更确切地定义，应该是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均等化，它包括双重差异的内涵：1)兼顾“效率”基础上的差异均等化。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并不是在各地区都配置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基础教育资源，而是根据各地区的教学需求，保证各地区的教育质量，在国家计划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基础上实施的基础教育资源分配。追求区域问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绝对均等化(完全平等)既不合理，也不现实。中国目前的现状是东中部地区的学生受教育条件要强于西部，不同区域师生享受的受教育条件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已经影响到基础教育质量。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的目的，是要保证各地区的受教育条件和教育质量基本相同或者差异较小。因此，就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基础教育资源需求状况确定供给，而由于各地区基础教育资源需求状况是存在差异的，因此，供给也必然会相应的存在差异，而差异化的供给正是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均等化的内涵。2)相对意义上的差异均等化。相对意义上的差异均等化，就是指非完全均等化，而是均等化状况在一定的范围内即可。比如均等化指数最高为100，那么可以假设均等化指数达到7O以上，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状况就是相对均等的。
2影响因素分析与模型构建
2．1宏观经济
教育与经济是一种互动关系]，它体现为两方面：其一是教育投入的增大使得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提高，从而促进人才开发与培养，进而从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双方面的提升来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如董艳_7]、甘巧林_8等对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做了实证分析，证明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其二是经济发展对教育的促进作用，经济水平的提升会为教育提供更为充足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资金资源，如王婷婷就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对象验证了经济发展对教育的正向影响]。而郑茂刚则就教育与经济的交互作用关系构建了一个经济与教育低水平均衡的恶性循环模型口。宏观经济发展若是出现问题，首要的就是会引起教育投入的减少，而教育投入，无非就是三种教育资源，因此，一个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的基础教育资源投入水平，而当各个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时，也就会连锁反应，导致各地区基础教育资源投入不均衡，而这就体现为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等化。因此，宏观经济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非均等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2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是一个政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发展目标和任务，依据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而制定的关于教育的行动准则。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法规的总和，它以措施、方针、法律、规定、规划、准则、计划、方案、纲要、条例、细则等文本形式存在。教育政策是教育领域乃至社会领域中社会政治和教育政治活动的形式和结果，教育政策活动是社会政治行为在教育领域中的集中体现。教育政策决定着不同主体之间的教育利益分配，教育发展不均衡主要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而教育政策是影响教育资源配置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口。谢湘等报道：政策原因是教育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很多教育差距是由政策本身造成的，这些政策有些制定的时候就存在偏差，有些制定这些政策时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仍然使用这些政策已经不能反映社会进步的要求，有些政策经过努力创造条件可以得到明显的改进【1引。政策就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教育政策的核心就在于调节各种教育利益分配关系，教育公平问题源于教育利益相关者对教育资源或利益的不同占有，表现出分配的不公，是教育政策调节所致I1，这其中就包括基础教育资源在区域、城乡、校际之间的分配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从宏观上而言就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等化。因此，教育政策也是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3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支出所实际形成的对产品和劳务和购买力总量，与教育相关的社会需求主要是指社会人才需求。教育是对人才的开发与培养，而教育的目标是面向社会需求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因此，社会需求在质、量、结构上的变化都会对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从社会需求与教育相互关联的视角，沈肠等提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变化，是实现成人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_】；杨刘送论证了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系，提出一方面社会需求对教育活动的开展起着引导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教育也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_1；田贵平、袁建荣提出在高职教育中存在学生需求和社会需求不一致的矛盾，是高职教育不能充分与社会就业相结合的关键问题[I；而李力则提出了社会需求是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切人点的命题_1胡；罗亚萍验证了1979—2007年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新增劳动力中的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和大学以下学历人口数与中国城镇就业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大学以下学历劳动力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增强，中国应调整教育结构，使得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以此促进就业增长。由此，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是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当社会需求需要不同的人才需求量和知识结构时，教育也就要伴随着进行调整。但与社会需求产生真正关联的主要是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输送的人才一般不直接面向社会需求，而是面向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因此，基础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是一种间接影响关系。但社会需求增加，在影响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基础教育的繁荣，而基础教育的繁荣也必然意味着基础教育资源的投入增加。由此可见，社会需求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地区之间对基础教育资源投入的改变，而变化量的不一致就会带来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等化问题。
2．4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是一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与组织体系有机构成的总体及其正常运行所需种种规范、规则或规定的总和，它包含有学前教育机构、学校教育机构、业余教育机构、社会教育机构等，还包括各机构问的组织关系、各机构的任务、组织管理等。制度是当代教育的架构，教育公正依赖于制度的公正，教育制度公正是对教育制度的公正性诉求或公正伦理的审视，目的在于确立符合教育公正理念和要求的规则体系及其行为模式[2。教育制度引起的偏差与失衡是引起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是对趋于失范的公共教育制度的一种及时调整和再规范_2。李源田提出，除了经济社会、教育投入、师资质量等因素外，教育制度设计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影响最大，教育制度创新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保障]；而王香丽则认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性的教育制度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基础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划分、高校录取指标分配以及高校的经费投入和收费等，改革现行的基础教育体制、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以及改善高校布局等，可作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性的有效措施[2。；张宝贵则从教育制度的视角提出了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化重要性的问题，提出走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的道路，必须深刻认识教育均衡化的重要意义，依法科学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并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事业_2；李江源提出教育公正是教育制度建设的首要价值。。教育制度的类型分为双轨学制、单轨学制和分支型学制，单纯的双轨学制和单轨学制都已经不存在了。我国目前采取的学制是小学、中学与大学相衔接，但中间又分支出职业教育的混合型教育体系。从国家层面而言，我国各区域采取的教育制度是一样的，而这种教育制度也是由我国统一的教育政策制度决定的。但具体到各个地区，却总会在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上发生调整与变化。如，某些地区特别重视高等教育，在资源配置上也就会倾向于发展高等教育，而基础教育的资源分配相对要少；再如某些区域，由于地方政府特别重视教育，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教育经费上给予大量的地方财政投入，而另一些地区，则主要采取社会资助的方式，大量发展民营教育事业。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虽然执行的宏观教育制度相同，但具体在教育偏向和资源分配上却可能出现不同的格局，而这也会成为影响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2．5模型构建
综上可知，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教育政策、社会需求和教育制度等四方面，但它们之间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路径并不是平行的，而是存在交叉作用和间接作用等关系：宏观经济和社会需求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节下对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产生影响，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则是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作用下对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产生影响；宏观经济和社会需求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产生的是间接影响，其中宏观经济通过引起区域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而社会需求则通过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则是对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产生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社会需求、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如宏观经济的繁荣会引起社会需求的增加，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引起教育制度发生相应调整(如职业性人才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地方政府加大职业教育资源投入力度)，而宏观经济的繁荣又会对教育政策产生导向调节作用(如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相应增加，对教育的资源投入也会有所增加)。
3统计检验
3．1基本思路和测量设计
首先，由于数据采集的有限性，难以直接测量较多年份的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水平，也就无法直接测量各影响因素对均等化水平的作用系数，但我们可以测量各区域在某些年度各影响因素与基础教育资源投入之间的关联性或一致性，如果二者在趋势上体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则可以认为这些影响因素确实对基础教育资源投入产生影响，顺其自然我们也就可以认为这些影响因素会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水平产生影响。然后，需要确定影响因素和基础教育资源投入的统计指标。对于宏观经济，可选择地区生产总值指标；对于教育政策，可选择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指标；对于社会需求，可选择就业人员数指标；对于教育制度，可选择本级地方政府教育经费拨款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指标，说明地方政府对教育的偏向程度；对于教育人力资源配置状况，可采用普通小学生师比和普通中学生师比两个指标测量；对于教育物质资源配置状况，可采用基础教育年末固定资产总值进行衡量；对于教育资金资源配置状况，可采用基础教育事业费指标进行衡量。第三，需要确定统计检验的方法，由于需要检验的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状况与四大影响因素间的因果联系，因此，本文选择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统计检验，其中自变量为四大影响因素测量指标，因变量为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状况测量指标。
3．2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在进行统计检验之前，需要获得各测量指标的数据，本文数据来源主要为国研网。由于原始数据量纲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直线折算法，其公式如式(1)：，Xij—minx0z“一————————上—一(1)maxx一minx其中，z’为无量纲化后数据，z为原始数据。
3．3统计检验结果
根据无量纲化处理后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拟合。，普通小学和普通中学的生师比和宏观经济、教育政策、社会需求以及教育制度等四大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基本能够成立，但宏观经济和社会需求的作用效果非常显著，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的作用效果要相对较小，并且宏观经济起的是负向作用，而社会需求起的是正向作用。该结果需要进行深入分析以较为清楚的解释：首先，生师比是学生数量与教师数量的比率，生师比越大，学生数量相对增长要快，师生比越小，教师数量相对增长要快；其次，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的是教育投入，也就是主要是影响教师数量的增长，因此宏观经济与教师数量增长成正比，而与生师比自然就成反比，这就是宏观经济指标对生师比起逆向作用的原因；第三，社会需求的增长主要是人才需求的增长，此时学校倾向于多招生，也就是学生数量的增长，因此，社会需求增长与学生数量增长一致，因此，社会需求与生师比成正比例关系，社会需求在基础教育人力资源配置状况分析中起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是两个长效性指标，对基础教育人力资源配置起的作用自然要相对不明显。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总体非常显著，具有很好的拟合性。从参数上而言，区域基础教育物质资源配置状况主要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其次是社会需求，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对物质资源配置的影响仍旧比较小。这说明对于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校而言，进行教育物质资源的投资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繁荣，政府教育经费和社会资助经费充足，就能进行较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如果宏观经济萧条，固定资产投资就要相对较少。另一个因素就是取决于社会需求，当社会需求增加，学校学生数量增多时，中小学校也不得不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以满足基本的教学需要。显著性系数显示，基础教育事业费对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非常显著，总体拟合效果良好，资金资源配置确实受四大影响因素的影响。由变量拟合参数可知，资金资源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还是宏观经济和社会需求，但此时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也对资金资源配置起正向促进作用。该结果验证了四大影响因素对区域基础教育资金资源配置均等化起积极促进作用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