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10]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谈新疆民族历史地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篇2

    一、了解现代历史地理学的

    性质和归属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我们认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应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科学。

    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较大,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沿革地理一直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主要是探讨历史上州县兴废和疆域变迁,进而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辅助,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空间的定位。故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在全国高校历史系的教学中,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一些学校是作为专业必修的基础课,一些作为专业选修课。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地理环境,是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相同的,而其研究工作主要是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而阐明当前的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为当代地理学服务。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

    一种说法是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学,而研究时间、资料和方法又多是历史学的,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新学科。历史上便有所谓“史地不分家”之说,一不了解历史地理学的人,往往还认为是中学的历课与地理课的简单重合。

    当然,随着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些学者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的科学。其实早在20 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有人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20 世纪 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公开认为历史地理学应将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提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综合的学科。

    不管学科归属怎样,中国历史地理学目前在历史教学中受到的关注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这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的重要。     

    现代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是这门学科的核心。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主要是尽全时空和人地互动,这应成为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最终应树立的理念。要达到这个境界,则首先要对一些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和认识,这是我们历史专业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教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二、掌握中国历史地理的基本内容

    历史地理学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各方面要求掌握和理解的内容和重点并不完全一样。

    历史自然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背景,是承载历史人文地理各种景观的舞台。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了解历史自然地理知识,是了解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关系的关键,也是进一步学习历史人文地理的基础。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历史气候的变化影响着水文、植被、土壤、海岸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故历史气候变化的学习应是历史自然地理学习中最重要的内容。从学习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需要了解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并对这种周期性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认识。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则还需了解这些周期性变化的主要特征、产生变化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考古学、物候学、文献学、现代观测资料来复原过去气候的方法。植物生长特性和周期、年轮判读法、动物的生长特性、海平面的升降、雪线的升降、冰川的变化等方面的知识对学习历史气候地理用处十分大。如果从更高的要求出发,学习怎样复原过去的森林覆盖率、河流径流量、土壤肥力变化、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等也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人文地理是我们学习历史地理的主要内容,我们如果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来看,学习历史地理学的这部分内容就是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服务的。 

    历史政区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最传统的部分,学习者应完全掌握实行郡县制以来这两千多年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变化规律,并初步了解这种变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则应从行政区划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虑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现实行政区划的实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像秦汉时期的郡县制、监察州、道、都护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郡县、土断、双头州郡,唐宋时期的道路制、都督府、羁縻州、市镇、军、监、头下军州和元代以来的行省、道、市等有特别意义的行政区划变化都应是重点了解的。 

    中国历史疆域地理主要是分析近五千年来,在东亚地区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地域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疆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疆域史不应仅是几个中原核心王朝的疆域变迁史,而应是活动在这个时空内的所有民族和政权的疆域变迁史。历史疆域地理的学习重点应是近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史,西北和东北疆土的丧失、外蒙古的丧失、南海诸岛的争端、中印和中越边界的变化等都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内容。 

    历史经济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学习中内容最多的部分,广义的历史经济地理应包括经济区域的演变、农牧分布线的推移、农业植物的嬗变、手工业分布、交通通道的变迁、城镇的分布、人口的分布变迁等内容。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左右着整个经济的水平,故在学习中要特别注意。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区域地位的升降应是历史经济地理学习的重点,其中唐宋之际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的过程及其原因,应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在学习这个问题时,要充分利用历史地理从人地关系思考问题的优点,除充分考虑社会的因素外,更要十分重视自然因素,特别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变化的因素。同时,从技术层面分析,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新的学习角度,如汉、宋、明清三次农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历史交通地理在古代承载着主要的信息传递功能,各历史时期的主要交通通道也应成为学习的重点。如历史上的直道、驰道、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隋唐和元明清的大运河,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与交通有关的是城市的分布变迁,城市分布变迁与经济区域重心的发展变化关系十分大,故历代重要的都城位置变化和重要的经济都市分布变化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史人口地理在传统社会里也可以包括在历史经济地理中,因在传统社会里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由于历史人口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单独分出来学习和研究。

    历史人口地理与人口史的学习方法和侧重有所不同,相比而言,历史人口地理的学习更应看重历史人口的地理密度变化。在历史人口地理学习中,人口流动产生的移民现象也是一个学习的重点。与移民史不同的是,移民地理的研究更重视人口移动造成的人口和经济要素的空间变动及其原因和影响,特别是造成资源与产业配置的变化,尤为重要。一些重要的历史移民事件,如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唐末波动、靖康之乱等事件造成的北方民族南迁,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跑口外、走台湾,都是应重点掌握的典型,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事件。

    历史文化地理的学习应重点掌握历史人才和学校书院分布的变迁,这是与中国经济文化分布的东移南迁关系十分密切的。至于文化地理的其他部分由于目前在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于它的学习还需更多地本着从探索角度来分析一些问题。  

    三、熟悉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着作

    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历史地理,阅读一些中国历史地理书籍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 1981年出版了一本 《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本入门书籍。1985 年以来,先后出版了 11 部中国历史地理的通论性专着和教材,即王育民的 《中国历史地理》、马正林的 《中国历史地理简论》、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邹逸麟的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韩宾娜等的 《中国历史地理》、陈代光的《中国历史地理》、张全明等的《中国历史地理论纲》、李恩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耿占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年,我编着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和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教材也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专着和教材都是我们初步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读物。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学习,自然地理方面可参阅中国科学院编着的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人文地理方面可参阅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一书。历史地理的学习中阅览历史地图是十分必要的,这方面可以参考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全书共 %册,主要是历代政区和疆域图。如果在学习的同时有探索的兴趣,可以先了解研究现状,可参考杜喻等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论着索引》和华林甫编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两书,并可阅览《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个专业刊物。在此基础上,再阅读有关历史地理的重要历史文献。        

    四、学习历史地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篇3

第一，该书结构新颖。全书69万余字，分上下两册，共7章.第一章是绪论，不仅系统地阐明了对历史地理研究范畴的认识，追溯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起源和形成过程，而且也体现了史先生对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方法。通过实地考察不仅可以订正有关文献记载不尽确实之处，如宋夏战争中的永乐城，经作者实地考察发现史料的记载与实际的地方不相符合，而且认为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并行运用，应该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有效手段。此外绪论还精辟而生动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第二章至第七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自然、民族、人口、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历史地理，在很长时期历史地理学一直作为历史学的附庸，直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地理学传入我国以后，随着地理学的方法、概念和理论的注人，它才被作为地理学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很重要，这一点在绪论里史先生有反复论述，所以《纲要》一书在侧重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同时，亦用很大篇幅论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包括水文、地形、植被、海岸与农牧地区等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特别着重叙述了黄河中游地区森林草原的盈缩，农牧交错地带的开发过程，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内容翔实，引用史料广泛，特别是把黄河中游的侵蚀和下游的堆积联系起来研究，在侵蚀和堆积方面又引进计量研究，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的变迁具体化、数量化，这就为今天认识黄河流域环境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同时也为治理和改造黄河流域环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我国是文明古国，《纲要》关于历史人文地理涉及到人口、民族、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探讨，其中不少新资料，尚为人们所鲜知，这是该书的一个特点。

第二，注重文史并重、图文并茂的撰述方法。如何运用通俗形象、生动的文学技巧表达古朴悠久的历史地理问题，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迫切任务。《纲要》为历史地理工作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范例，不仅征引有据，论证精当，逻辑严密，而且极为重视文字锤炼与推敲，笔锋饱含激情，文章可诵可咏，如引文方面全书意引甚多，原引甚少，意引之处，毫不累赘，原引之处，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两者巧妙配置，使全书文笔流畅，轻松自如，语言生动优美，熔说服力和感染力于一体，读来引人入胜，不仅能获得历史地理知识，而且能从中领悟到科学药原理。历史地理既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地图就是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纲要》擂入141幅历史地图，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其论述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便于读者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历史地图学的发展。如历史人口地理一章有人口分布变迁图12幅，这些图皆以史书记载为据，用等值的点状符号详细地标出全国或局部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从而准确而直观地显示出我国历史上人口分布形态和人口分布重心区的演变。

第三，引用资料丰富，知识载量较大。《纲要》引用大量文献资料来进行论述，是目前我国历史地理著作中史料最丰富的一种，其中不少重要史料是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发掘而得，并经过作者整理和考证，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极有价值，此外书中还充分注意到野外考察的研究成果。

第四，集科学性与知识性为一体，这是《纲要》的又一特色。该书既是普及历史地理知识的中级读物，同时又是一本历史地理专著。由于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地理知识读物，也不同于专门性学术性研究的著作，所以该书特别注重于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统一，充分地反映我国当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既满足了高校学生了解历史地理知识的需要，又满足了有关专业人员研究历史地理的需要。

第五，紧密结合现实需要，力求治学为世所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究历史时期地理的演变过程，并由此而获得其间的演变规律，进而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为当前和今后的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作为地理现象，它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尤其是在加入人为的作用后，其演变情形就更加复杂了。无论是民族、人口、经济，还是军事、文化皆与当时的地理现象有关，因此人地关系就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根红线。《纲要》以历史上人地关系为主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地理现象和事物，脉络清晰，内容紧凑。因为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历史地理，主要是我国人民群众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记录，其中具有巨大的成功，又有曲折失误的史实。作者对地理环境和人文演变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做到古为今用，这在《纲要》中常溢于言表。

篇4

【关键词】高中教育；地理学科；历史地理知识；运用

一、历史地理学的涵义及其重要地位

1.历史地理学的涵义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既具有地理学科的特点，又具有历史学科的特征，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2.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地位

历史地理学和地理学科一样，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史地理学在很多省份的高考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高考文科综合中，历史地理知识的份量也较大。文科综合地理试卷中渗透的历史地理知识主要有：中国季风气候与历代水利建设；经济结构战略调整；黄河流域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外来势力侵略等。尤其是气候与历史、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等内容都是重点考查的历史地理知识。

例1：当时(北宋)经汴河运往东京的稻米主要产自( )

A.华北平原 B.汉中平原 C、.太湖平原 D.江汉平原

分析：本题的题干是历史知识而选项是明显的地理术语，同时题干又强调了“水路”运输，所以学生既要根据一定的历史事实(如京杭运河连通淮河与长江、宋代太湖流域的稻米产量最高)，又要熟悉地理因素中的河网水系(汴河经运河与淮河、长江联连，又经运河中的江南河与太湖流域联通) ，才能正确得出正确选项为 C。

例2：北宋后，黄河多次泛滥，汴河河道淤浅，渐至涸废。试分析黄河该河段(黄河中游地区)经常泛滥的原因( )。

分析：本题设问在历史教材中是没有丝毫讲述的，但如用历史地理知识或方法进行分析，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后，挟大量的泥沙，进入中游，由于水势减缓，泥沙淤积，形成“地上河”；且黄河所经地区，降水集中，多有暴雨，易成泛滥。古今黄河流经地区的地理环境的主体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现代的原因也应是古代的原因，所以这一原因也正是北宋后黄河该河段经常泛滥的原因。

例3：宋代海上(贸易)往来大多是三、四月从日本驶往中国的江浙沿海，五、六月从江浙沿海驶向日本。这样选择航行的时间主要是为了( )

A.避开倭寇的活动 B.遵守朝廷有关海禁的规定

C.利用海洋回流 D.利用季风

分析：该题题干是典型的历史情景，而备选项则是以历史情景与地理情景相混杂或单一的地理情景方式来迷惑考生，是一种较好的史地综合题。由于时间季节的变化，区域地理自然现象的特性也随之而变，人类的社会活动就是根据这些特性的变化，或躲避或利用。因此，宋代海上贸易的往返时间正是利用了区域地理因素中，处于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中的东亚地区，随季节变化而风向变化的自然规律，以便于以风力作为动力的帆船航行来选择时间的。故正确答案为D。

分析现有教材，历史地理知识在中学地理教材中非常欠缺。所以，文科综合考试地理科的复习，不但要引导考生关注现实的发展，也要从历史地理知识中吸取营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发展提供借鉴。不仅在文科综合中如此，在一些地理单科试题中，也出现了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因此，无论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是从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来看，在中学地理教材中增添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内容都是必须的。

二、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

（一）挖掘地理教材中的历史知识，建立史理知识的有机联系

1.在学习我国六大古都的地理知识中渗入其悠久的历史

六大古都至少都已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北京始于西周蓟城、春秋时代即成为燕国的国都，以后成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西安始于西周的镐京，以后成为秦、汉、隋、唐各朝首都。洛阳始建于西周初期，自东周以来，先后有东汉、曹魏 、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等九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开封在战国时代是魏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的首都。南京始于战国金陵邑 ，以后成为六朝（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首都，此外，明朝初年、和中华民国也定都于此。杭州始于秦钱唐县，到五代成为吴越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南宋的首都。

2.在讲解中国地理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

如讲到黄河流域的城市西安时，可介绍西安坐落在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上，平原周围群山环绕，形势险要；河水（黄河）的支流渭水（渭河）横贯关中平原，且流经西安城北，为西安提供了灌溉和舟楫之利，并通过河水、渭水向长安城北运送漕粮。因此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古都之一，现在又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3.在地理教学中增加一些与时俱进的话题

如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人类赖以存在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又如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历史地理学等人文学科具有独特的优势，诸如历史上黄河的决溢改道、经济中心的南移、古都名城的兴废等等案例，均可成为揭示人地关系的极好例证，都可成为中学地理教学中进行环保教育的良好素材。

（二）在地理教学中注意运用历史地图

历史教学地图以简明的、特定的地图语言再现历史，其载负的图形信息能收到文字表达难以实现的直观效果，与课本紧密结合，是取得最优教学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历史地图的重点不在于表现静态的地理学信息，而在于表现动态的、发展的历史学信息。在地理地图教学中，教师可配合历史地图，设计有情有味的读图活动，以激发学生的读图兴趣。如讲到我国的行政区划时，可结合地名的由来讲授历史上我国政区的演变，使学生能理解政区演变与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再如讲授鄱阳湖与洞庭湖时，可运用它们的变迁图，通过湖泊面积的对比使学生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洪涝灾害的原因。总之，让历史地理地图走进地理课堂，符合时代的要求及考试方式的改革，不仅可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而且是历史地理学渗透进中学地理课的有效途径。

三、史地结合教学对地理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师是课堂的设计者和指挥者，是学生智慧的启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和培养者。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对地理教师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要提高对跨学科教学的认识

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虽分属社会学科、自然学科，但它们间的联系十分广泛。地理学科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地理现象，着重探索地理现象的现状和特点。而今天的地理实际上是过去地理的延续，了解历史上的地理情况，有助于探究地理现象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有助于人类更好地协调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地理教师要尽可能在教学中有效利用历史地理知识。

2.要努力学习一些交叉学科的知识

由于中学教材中历史地理学知识还不成体系，文字与地图尚没很好的配合，加上相关教师中大多数缺少历史地理知识的系统学习，在教学中很难做到得心应手。所以要求教师必须勤奋学习，广泛涉猎，善于积累，努力了解一些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要在教学实践中，掌握一些学科交叉的知识，了解其发展趋势，要从整体上把握地理学科与相关学科间的指示交叉点，并且能够融会贯通。

3.要处理好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

虽然历史地理知识在地理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教师在补充、充实教学内容时，必须摆正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必须从教学目的出发，紧扣教材，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必须有科学依据，史料真实，观点正确；地理教师要把握好历史地理知识渗透的合适时机和恰当的数量，千万不要喧宾夺主。

4.要进行一些边缘学科的教学法研究

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学科知识，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要搞一些学术研究和教育科学研究，撰写发表一些教学法研究论文，为成为学者型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教师要关注国际、国内的时事动态，了解社会热点问题，以充实教材相关内容，丰富教学；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现代化教学手段；要研究文科综合能力培养的方法，寻求教学的最佳方案，实现知识和能力、方法和过程、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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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 研究 困境与契机 主要学术成果展望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我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分布和变迁，包括自古至今我国野生动物分布地区的变化，珍稀动物数量的减少及其深层原因探究。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一些珍稀动物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挖掘其变迁规律和变迁原因，对于探讨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珍稀动物的保护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1］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与契机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有所提及。只不过在这样一本反映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总体水平的成果汇总的书里，对于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可见，在文焕然、何业恒等的系列成果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究其原因，一是资料分散。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真如大海捞针，查索竟日而一无所获的情况往往有之。这就是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点，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共同难点，不过历史动物地理学的资料分散尤甚。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极高，这是由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与地理学和历史学所不同的是，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双维的学科，它既要复原事物、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又要对应地揭示其在时间上的演替。没有时间的历史地理空间研究是没意义的，对于历史地理的时间研究来说亦然。这就要求对资料要无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确度数的结论。对于历史动物地理学来说，资料的极度分散无疑让高要求的资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难度可见一斑，以致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见之则避”，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少人问津，进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分支领域。

再有，在极为分散的史料中，有关动物的记载异常混乱。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地方志，而旧方志的动物记载不列学名，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对此，陈桥驿先生描述得特别精辟：“在这些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仅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2］动物记载使用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从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觐县通志》开始的。而80年代初，当时新编的方志仍大都沿用旧方志的套路，关于动物的记载不列学名。此后，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编方志已经在动物卷中使用了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动物记载还是相当混乱的。中国历代的地方志编写都是有专人专门负责，新地方志的编写也不例外，且编写水平和资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无法比拟的。在这等情况下，方志中关于动物的记载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犹有过之了。这就导致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难度极高，要进行研究必须破译出各种古动物在当时中国古籍上的名称，今天是国际上通用名称的何种动物种属。研究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成了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弃之可惜，尝之不能。

当然，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也不够快，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新的领域、很多分支的研究也没真正启动，不是显学的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难免受到冷遇了。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契机

80年代初至今，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开拓发展的高峰期，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也随之受到重视，发展势头良好。首先是人们的环境意识加强，对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视非往日可比，环保支持者的奔走呼号也让动物保护走进每个人的潜意识，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日益兴旺起来。再有大型综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写的开展，令到地图集中对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迎来了人力、资金异常充沛的一个发展契机，历史动物地理学也不例外。况且在该地图集中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紧密结合当今发展势头迅猛的环境变迁研究，其现实意义使得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全面铺开，其前期的一些较薄弱的分支领域，特别是历史动物地理学被摆到了研究前沿，成为虽“老”也“新”的研究热门。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二十多年间，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迎来了黄金时期，成果颇丰，探讨的问题很全面、深入，在研究的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知难而上，文献整理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冲破历史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度“瓶颈”，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为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历史动物地理学跻身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备受关注。他们的动物地理区域探讨方面，偏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中南部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区域变化情况；探讨时限方面，研究时间上限直抵全新世前期，与地质时期古生物变迁相衔接；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深刻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大一统”，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结合了历史时期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为活动的影响。［3］

对历史时期动物的类属进行概括性探究的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珍稀兽类、珍稀鸟类、珍稀爬行类、两栖类、鱼类，代表人物是何业恒，研究成果有何业恒等著的《湖南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

珍稀兽类方面，研究的动物集中在虎、象、熊、熊猫、野生犀牛等。对于虎的研究又侧重于华南虎，成果有蓝勇先生的《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刘正刚的《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和何业恒的《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对于历史时期象的研究集中在江河流域一带，有曾昭璇的《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何业恒的《黄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至于熊的相关研究，何业恒的成果较多，有《历史时期湖南有棕熊吗？》和《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历史时期大熊猫的研究历来是个热点，主要的成果有何业恒的《大熊猫的兴衰》、《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和文焕然等著的《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历史时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较为透彻，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文焕然、何业恒著的《中国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刘洪杰的《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蓝勇的《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兽类的历史时期分布变迁研究成果也颇丰，有周跃三、何业恒的《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等。

历史时期鳄鱼的分布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来鳄和扬子鳄上。马来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相比较而言，扬子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更为透彻一些，成果较丰，有文焕然等著的《试论扬子鳄的地理变迁》、裴修碧的《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何业恒的《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及文榕生的《扬子鳄盛衰与环境变迁》。另外，何业恒等著的《中华鲟达氏鲟和白鲟地理分布的变迁》是中华鲟历史地理分布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展望

对于动物而言，其与植物本是一家，在生物链中两者也是相邻的链节，相互之间的依存程度不言自明。动物是生长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一定的水文、地貌环境中的，气候和水文地貌与其是时刻在互动的，动物的状况更是气候、水文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规律是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在漫长的生态演变过程中，自然界始终坚持并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的研究不会是孤独的，更不应该是独立的。它的发展有赖于历史时期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研究，它的发展是应该站立在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历史时期研究的基础上的。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有统治性，才有说服力，才中肯。

对于中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来说，它是众多自然要素历史时期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分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大可借鉴其他先行分支领域的成果，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才具有更高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范围。历史时期动物变迁的深层次原因和规律分析探讨才有更广泛的理论支持，才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才有生物系统、生物环境“大一统”的高度和深度。展望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合作全面的研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可采取两个措施，第一，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对象之时间下限下延至当今，使之与现代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之内容在时间上更紧密地相衔接；第二，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由仅复原过去历史时期之环境变迁，延伸到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并提出防止环境恶化，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对策。［4］

参考文献：

［1］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4.

［2］陈桥驿.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M］.1994.7.

［3］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22.

篇6

摘要: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及国家文化产业支持项目双重支持、重点建设的重大工程，以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基础建设为目标，针对二千年陆上丝绸之路地理信息进行采集、储存、分析、管理。它的设计定位是:开放的，服务于科研、教学与政府咨询的综合性基础历史地理信息平台;设计理念为开放、便捷、易管理、好操作。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便学者利用丝路沿线综合的历史地理数据资源。(二)为丝绸之路历史地理长时段、综合性问题研究提供平台。(三)利用平台资源，方便学者开发自己的个性化专题研究内容。

关键词:丝绸之路;历史地理;GIS;设计理念

GIS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是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手段的革命，这种革命不仅拓展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带来了研究理念与思维方式的变革。然而，利用GIS进行历史研究，需要计算机、软件系统、地图资源等辅助工具，方便的平台系统是推动其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近年来各国政府与科研院所大都投入人力、物力，致力于本国的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建设，分门别类的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年年增加。［1］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联合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也是其中重要的历史地理信息平台。中国历史悠久，历史地理信息丰富，如何挖掘历史资源，利用大数据理念进行历史研究，建设多要素、多专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尤为重要，而综合的历史地理信息平台搭建就更加迫切，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与时代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SRHGIS)是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持，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而建设的有关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其目的是根据现有的研究内容，建立一套自汉代张骞打通西域以来至1949年以前丝绸之路沿线逐年连续变化的、开放的基础历史地理数据库，内容包括二千年丝绸之路沿线自然环境、土地利用、交通、商贸、民族、宗教、文物遗址、文化传播等要素的数据集，为丝路沿线综合性学术研究提供历史地理基础数据。［2］作为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该数据集内容丰富，涉及目前丝绸之路沿线自然与人文要素的方方面面，需要系统平台进行存储、管理、分析与输出。丝绸之路历史地理数字化应用平台主要针对以上系统数据而建，旨在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3S技术(RS、GPS、GIS技术)，搭建一套集丝绸之路历史地理时空数据存储、管理、应用、分析和共享的时空大数据科研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目前已试用上线。①本文主要介绍这一平台的理念、架构、特色与价值，以方便历史地理学者了解、利用及科研服务。

一、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结构设计理念与技术优势

作为历史地理信息平台，最关键的要素不外乎对数据的采集、管理、分析与共享功能的实现。由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有别于地理信息系统，它所涉及的数据时间跨度长，历史资料采集困难，数据开发与管理相对复杂;同时，它所服务的学者领域也非常广泛，包括历史学者、地理学者、考古工作者等，这其中要求历史学者需要熟悉地理信息系统的理念，地理学者也要明了历史数据的提取。作为跨学科的应用平台，为了能更好地服务于各学科学者的需求，平台设计的总体理念定位在开放、便捷、易管理和好操作上。开放: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是集数据集与分析应用于一体的开放平台，平台与用户数据分离，使用方便。一般的GIS应用系统多是封闭的专用系统，这种系统的GIS部分需要特殊定制，GIS系统与用户数据集成在一起，不可分离。这样的封闭系统需要GIS专业人员做特殊开发，虽然功能强大，但费时费力，应用面窄。本系统的设计是将系统平台与基础地理数据以及用户数据分开，平台只提供基本、通用的系统功能，可以独立操作。用户自己可以利用平台建立专题数据，平台则自动实现用户专题数据和丝路专题数据的链接，自动生成各种专题历史地图和专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便捷:系统设计时突出了平台的通用性，平台可适应多种学科的需要: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文学等。可以利用平台的各种功能，生成具有各自学科特点的GIS系统。考虑到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通常对于计算机和应用软件比较陌生，系统设计还考虑到方便使用，多利用鼠标进行选择，尽量减少直接输入。易管理、好操作:平台设计较为简捷，数据中心与门户可以实现一站式丝绸之路沿线历史地理数据资源的、搜索、浏览、申请、审核、评价、收藏、下载等功能。利用元数据进行数据统一组织和，不同类型数据支持多种操作，如在线浏览、查询、下载，且支持多种数据格式，转换方便。技术系统直接决定平台运转的速度与操作程序，为方便广大用户在不同尺度地图与不同水平的计算机上进行系统操作，西安云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开发该平台时，大量参考与综合目前国内外最先进的技术系统，其优势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平台构建于云服务和时空大数据技术之上，能够实现大规模时空数据的存储、、共享和可视化展示，同时还支持多种基于“云模式”的空间分析模型，可以对平台数据和用户贡献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在线制图和数据分析，方便进行多源数据的探查、叠加和知识发现。相比目前业内其他相关公开的系统，该平台不但提供了开放的用户数据、在线制图和上传数据共享的功能，还具备强大的在线可视化和分析建模能力。其次，平台融合了多种主流技术及其框架，商业组件和开源技术并存。第三，平台接入了大量第三方服务，极大丰富了平台的数据和功能，如天地图、高德、Google、OSM、百度等地图服务、哈佛CHGIS地名数据服务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地图数据服务等。此外，平台本身所有数据和在线模型分析功能都以标准REST服务方式对外提供，以方便其他系统对接调用，扩展了平台应用领域。第四，基础数据数量大也是本平台的一个特色。基础数据包括多比例尺基础地理数据(行政、地名、水系、交通等)、历史地图数据、影像数据、高程数据等。如1∶100万基础地理数据，实现丝路沿线比例尺尺度1∶100万地理数据建设，包括交通、地名、水系、境界、铁路、湖泊、居民地等常用基本要素。高程数据:进行丝路沿线90米分辨率和境内30米，重点区域达到15米分辨率高程数据库建设。开展了丝路沿线影像数据库的建设，下载、匀色、拼接、裁剪，搭建了丝路沿线中高分辨率影像数据库。

二、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结构与组成

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具备时态GIS、三维虚拟展示、WebGIS、云GIS、空间建模和分析功能。平台的组成大体包括三个部分:1.基础设施。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以及部署环境的建设，数据库、虚拟化环境、集群环境、GIS平台、操作系统、Web服务等。2.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主要负责对历史地理时空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包括基础地理和影像数据、历史地名数据、历史专题数据(生态环境、土地利用、交通商贸、城址城市、民族宗教、文化传播等)、资源和目录数据、运维管理数据。同时融入数据的采集和ETL工具、数据的运维管理子系统，实现一站式丝绸之路沿线历史地理数据资源、搜索、浏览、申请、审核、评价、收藏、下载等功能，是本平台的核心。3.平台系统。平台系统包括科研数据集共享和门户子系统、时空数据框架子系统、科研模型分析子系统、智能推荐和统计分析子系统、运维管理子系统。其中时空数据框架与空间模型分析最具操作性。时空数据框架是基于ArcGISGeodatabase模型设计实现的一套时空数据库，采用Post-greSQL和ArcSDE进行存储和管理，内容包括丝路时态基础地理、影像、高程等数据，还包括各个科研专题数据库，各个专题数据和基础数据通过统一的定位、编码和时态框架进行集成，数据格式为gdb。在本平台，它是地图的入口，实现“丝绸之路”各类资源数据分目录导航、定位、叠加、浏览、查询和统计分析应用，基于HTML5和Javascript技术实现，是一个集成系统，整合7个专题(自然环境、土地利用、交通商贸、民族宗教、文化传播、城址城镇、文化遗产)和基础数据，提供基本GIS功能、图层操作功能、资源目录查询和导航功能、时态推演功能、变化分析功能、多时态对比功能等。且通过二三维Web方式对丝绸之路基础和专题要素进行综合展示、查询、分析和应用。空间模型分析子系统建立在丝路几个专题系统分析基础上，采用Web的方式对科研分析模型进行集成、Web、动态运算和展示。实现模型创建、和Web集成调用，将GIS分析模型搬到云端，实现在Web端的参数调整、动态分析和结果展示。是基于Python、GP和SOE所进行的扩展开发。

三、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基本功能

1.历史地名查询功能:作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历史地名的转换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中国历史跨度长，地名变更的频率高，一地多名或多地重名的现象经常出现，因此，地名数据库就成为历史地理信息平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查询地理信息最重要的环境，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专门设计了强大的历史地名数据库，吸收目前国内相关平台的优点，保留CHGIS所创造的历史地名“生存期”概念，同时在地名的辨识方面又有所创新。地名点包括政区地名、自然地物名称、交通驿站名称、历史民族聚落点、国家名称等，层级与类别较以往更加复杂，平台的搜索功能也非常强大。

2.地图的叠加与分析功能:时空框架综合了平台所有的空间数据，以目录的形式呈现，支持多要素的空间叠加，进行区域的多要素综合分析，为进行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综合研究提供方便。另外，在时空框架中实现内置模型，包括可视区域分析、地形分析、成本距离计算、动态插值分析、水文分析、网格分析、趋势分布分析、剖面分析、加权叠加分析、热度分析、社交网络分析等。这些分析模型的植入，大大方便了历史地理学长时段、综合性的运算与处理能力，也是进行可视化研究的一个捷径。

3.强大的制图功能:地图制作与输出是本平台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平台专门在时空框架中设置了绘图工具，可以直接进行点、线、面的绘制，地图要素丰富，图库符号齐全，操作系统简单。操作者可以任意添加数据，制作自己所需的地图，也可利用丝绸之路网络平台内的数据进行重新编辑。同时接入了天地图、高德、Google、OSM、EsriOcean等多种格式的底图图层，支持多种底图切换，并设置了无底图模块。另外，我们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合作，接入由其开发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数字化成果，历史政区底图齐备。

4.地图在线配准功能:历史地图时代早，包含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河流、水文、交通、聚落信息量非常大，传统历史文献中很难找到这样的记载。但由于受测绘技术与水平限制，与今天的地图信息进行比照、提取较为困难，因此，历史地理学者多方探求历史地图数字化的方法，进行相关数据的提取。而历史地图数字化的第一步就需要进行地图配准。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建有丝路地图数据库，同时配备了地图在线配准软件，将图库中的地图或自已的地图上传到平台之上，可以进行在线配准，为地图信息的提取、利用提供了便利条件。

5.三维动画演示功能:历史河流水量变化、湖泊伸缩、水利工程利用、交通道路走向的可视复原，可以形象地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时期自然与人文要素在空间的变动过程，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在三维动画演示功能上也做了相应的尝试，更直观地显示出历史要素的空间动态过程。

6.地图的卷帘、对比功能: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设计了地图的卷帘与三窗口对比功能，随意选择两种格式的底图都可以进行卷帘查看。三窗口对比可以选择任意三个不同时期的水系图或湖泊分布图等，在同一页面上比对，这对于历史变迁的显示一目了然，非常适合历史地图的对照与比较研究。

7.历史地图数据库及利用:平台为实现历史地图的网络和共享，定义了历史地图元数据项，包括贡献者、单位、数据时间、主题词、描述、学科类别、数据类型、空间位置等。可以根据空间和属性条件对历史地图进行检索和浏览，为提高图像网络浏览速度，采用深度缩放技术进行实现。

8.地图故事呈现:地图故事模块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可视化，该模块完全开放给注册用户，用户可以利用个人中心，根据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地图故事。地图故事中集成了强大的制图功能，可以进行点、线、面、文字和标记绘制，除了这些简单的制图功能，还可以绘制复杂的军事符号和曲线符号，用于表达诸如古代战争、人口迁移等带有动态过程的可视化分析。

四、平台对历史地理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1.平台建设对于丝路沿线综合历史地理信息资源的利用具有重要价值。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首先是相关历史地理信息资源管理的系统，它将目前国内外各种类型的历史地理数据分别存储，包括文献资料、地图资源、图像资料、考古文物信息、声频音频资料全部纳入到系统当中，利用平台方便的查询系统，随时调用，数字化地图也可以实现部分在线配准功能，方便了历史地理信息的提取，历史地理学者在这个平台之上，可以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的各种数据资源，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料的使用效率，是丝绸之路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源宝库。

2.平台建设为丝绸之路历史地理问题综合研究提供方便。平台是在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基础之上搭建的，丝绸之路专题数据库是它的基础，七个专题子系统中融合了大量历史地理数据，都是经过细致考证、考察、定位而形成的系统数据集。［3］利用这些数据，配合平台的地图开发功能、分析软件以及地图在线配准功能，将数据、地图、分析融为一体，大大方便了历史地理工作者的科研需求，无论进行丝路沿线的历史、考古还是针对区域研究，都可以在线使用，将丝绸之路沿线专题历史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与深化，特别是对于丝路沿线长时段、综合要素的历史分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对历史地理工作者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科研基础平台。

3.开放信息系统也是方便学者开发个性专题研究内容的数据平台。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是一个开放的工作平台，该平台是基于丝路时空框架数据库和相关服务体系，用于实现面向科研和服务的大数据平台。用户通过该平台可以进行丝路时空框架专题数据查询、浏览、分析、统计、研究和制图，也可以共享自己的科研成果，对于平台的科研成果还可以进行申请、下载，利用平台提供的模型分析功能，基于丝路数据进行时空分析，且根据自己的需求，生成新的研究数据与成果，可以用于科研与教学，也可以在平台上形成共享。因此，该平台也是科研工作者与爱好者进行个性化产品开发的一个很好的工作系统。

总之，在信息化时代，地理学研究手段不断更新，服务于历史地理研究的专题性、开放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应用面越来越广，开放的历史地理基础平台尤其需要。因此，建设共享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可以助力历史地理研究，推动历史地理学科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历史地理专题研究的精度，增加历史地理学研究手段，为历史地理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打开更广阔的学术前景。

参考文献:

［1］王大学．国际学界国家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利用的现状及启示［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2］张萍．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构想及其价值与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篇7

关键词：中学历史 地理知识 新课标

新课程改革后，中学历史教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幅增加了文化史、科技史等大量与历史学科相关的综合知识，我认为习得地理知识对学好历史尤为重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如果能多用恰当的教学手段，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讲述，则学生会更容易理解相关知识，更能激发学习历史的兴趣，从而提高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质量。

一、地理学与中学历史教学密不可分

人类历史的起源发展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它对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活动都有重大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历史地理知识是关于历史时间内自然环境变化及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知识，其核心是人地关系的知识。历史地理学的特点是它的交叉性和综合性。交叉性，是指它以历史为经、以地理为纬，纵横交错，相互渗透。综合性，是指它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就中学历史教学而言，教学的内容也是包含了人类有史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活动，并且这种人类活动无一不是在地理环境中展开和演变的，从学科角度来讲，它们都是历史地理学范畴内的研究内容。因此，历史地理学与中学历史教学密切相关。历史地理知识作为中学历史知识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特征使得其在历史教学中越来越被重视，如在近年来高考试题中历史地理知识比重就越来越大，但中学历史教学对历史地理知识的运用还不够到位，尤其是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对一些历史地理知识只是寥寥数语，没有作过细到位的说明和解释，没有展示历史地理的变化，这就使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历代疆域的变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缔造、疆域辽阔的国家，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息、繁衍，其生活的范围和所建立政权的疆域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历朝各代的疆域范围，中学历史教材中也多有涉及，但教材在叙述时只介绍了它的东西南北大致范围，至于它东、西、南、北分别具体到哪里，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疆域，以及它在那个朝代的前、中、后期各有何变化，通常没有较多的说明。如行政区划的沿革，行政区划是国家对所辖领土进行分级管理的区域结构，是国家的重要构成，但在中国古代由于中央和地方利益矛盾时常激化，导致行政区划不断变迁。而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并没有系统地介绍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划分、结构及职能演变，不同的章节有时会出现郡，有时会出现县，有时会出现郡县，有时还会出现州或省等称谓，对郡、县、州、省这些不同名称，教材中只是寥寥数语，没有作过多的解释和说明，对于未接受过历史地理常识的中学生来说会感觉到混乱，不知道它们的演变关系和范围大小是怎样的。

二、地理知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1.应用地理知识，使历史教学更加条理、清晰化，便于讲解

历史教学过程中，如果忽略地理知识的运用，有时就会使我们叙述问题和分析问题显得杂乱无章，学生也听不出个所以然，如能结合历史地图，往往可以使历史教学内容便于叙述，而且条理清晰，学生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相当明了了。

例如，在讲述“中国工农的”这一课时，我们可以先展示“中国工农”示意图，那么的路线在图上就一目了然了：首先从瑞金、长汀开始突破四道封锁线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陕北会师。这部分内容，教师在熟悉教材之后，讲述时便可一边引导学生看图示，一边讲述所到地点发生的事情，这样便可一气呵成，学生随着教师的指引，听完这课后就会有如亲自过一次的感觉、起点在哪、中途干啥、途中的及其意义，以及途中的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也就相当明了了。这一课，如果教师只简单地让学生看课文的内容，学生就会觉得一个一个的地点很多、很乱，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也就稀里糊涂了。

2.运用地理知识，记忆重要的历史知识点

有了历史地图的配合，一些重要的历史知识点，学生便可通过直观的途径加深印象，易于记忆，也记得更牢。例如，我们在讲“和同为一家”这课时，一上课，我们马上就可以展示给学生一幅“唐朝各民族分布图”。这样便可用教鞭指图，从突厥起按顺时针方向，一一向学生介绍，这样通过教师的讲解，就可以很轻松的了解各个少数民族的地理方位，生活特点以及和唐朝的关系如何。同时，也可以从这幅图上准确地说出这些古老少数民族是我们现在什么民族的前身。可以说，这一课，学生只要记住这幅图，这课的主要内容都已掌握了。同样，这课如脱离了图示讲解，听过后学生只会觉得唐代少数民族很多，到底谁是现在谁的祖先都搞不清楚了，至于谁是哪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就更乱套了。

3.运用地理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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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地理学；历史文化名城；GIS；保护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增加，正日益侵蚀着历史文化名城赖以生存的环境，使许多保护较好的名城遭受到冲击，甚至面临着遭受破坏的危险。因此，急需提高对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和管理工作的认识，并抓紧实施。目前，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采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方法和手段，主要从感性的角度来分析收集现状基础数据，缺乏对现状基础数据的快速准确分析，使得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无法在综合考虑相关数据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分析。因此，传统方法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用新技术、新手段来解决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与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而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给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

以下笔者试图以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基础，总结了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从而梳理了GIS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中的应运，并通过几个实例，说明经由GIS的数据处理技术建立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空间地理数据，为城市规划管理和设计提供准确、动态的规划成果信息平台。

1 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物古迹 、鲜明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传统。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体环境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文化载体是某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科学 、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因此，历史文化名城堪称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极为重要 的历史、科学、文化和 艺术价值。在当今城市国际化、信息化和飞速发展的激流中，唯有传统文化才能显示出城市的特色、身份和归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普遍存在，在我国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还不高，面临全球化竞争又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特殊历史阶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从实践看，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重局部，轻整体，重近期，轻长远，重物质环境，轻文化内涵，重技术手段，轻人文精神，重空间关系，轻社会网络，重经济利益，轻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许多名城“建设性破坏”和“城市灵魂的失落”。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时期城市建设面临 问题和矛盾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则 凸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 沦与方法研究的薄弱。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着重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异、地域组合及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文化地理学强调从地域的观点探索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揭示文化现象的特性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早在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就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因此，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可以作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

2 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

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中两个关系密切的分支学科。人文现象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化地理学研究也离不开其历史属性，两者相互交叉形成了诸如历史文化地理或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随着当今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正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传统的空间和时间分析方法凸显其欠缺，这对学科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确性，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由于GIS 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历史、 文化地理研究中，可将卫星图片、 地图、 文献资料、遗产及文化景观等按一定的格式化要求予以融合，建立历史文化地理数据库，进行信息的多元综合分析和应用，实现地理空间数据处理、分析和可视化，成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其中，GIS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1）历史地图资料的数字化；( 2)空间历史数据的管理和可视化；( 3)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探知历史过程。GIS 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1) GIS 应用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 2) GIS应用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另外，文化资源的管理也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物资源的管理、文化遗址的评价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方面。采用文物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可增强系统对空间数据的处理与操作能力，系统功能更为完善，实用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文化遗址景观的脆弱性关系到遗址保护与持续利用，采用GIS 技术，可对文化遗址景观敏感度进行综合评价。

3 典型事例分析

下面以青岛和南京为例，介绍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及功能等。

3.1 GIS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3.1.1 概述：

青岛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近代欧亚文化的交汇区，青岛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亟需保护和发扬光大的文化珍宝，正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特点，使青岛城市发展历史长河中既有明晰的文化主脉，又有中外多国不同文化交汇而呈现出的多彩文化，构成了城市建筑文化多元化的总体风貌特色。规划将滨海旅游区以及展示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各类建、构筑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体系 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保护区历史文化渊源，给老城区增添活力。

为了很好地组织和管理这些信息，使之作为科学的分析和决策依据我们建立的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为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成果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3.1.2 数据转换：

衡量一种CAD数据到GIS空间数据库转换方法的性能，首先应考虑数据转换前后的一致性，比如在保护建筑物在GIS空间数据库中是以“面” 的形式存储的数据， 在转换前，主要对CAD图形文件做的处理工作为：

（1）对于CAD图形分层不标准的图形文件，要先进行图层分类标准化，按照点、线、面及不同的属性和用途进行分类，从而达到显示和分析的目的。然后按照不同图层分别进行转换。

（2）对CAD未封闭成面的保护建筑物，通过ARCATALOG的拓扑校验来查找未满足要求的图形，通过人工干预校正图形，最终实现数据转换。

（3）数据的组织：

由CAD转换的GIS数据并不能实现用户对数据的真正需求，其只是实现了数据的显示目的，转换后的这些资料和信息具有空间定位特征，为空间信息，其拥有图形数据。

数据的完整性不仅包括图形数据，还包括与其相关联的属性数据，从而实现图形属性一体化，按照不同图形的地物要素，制定不同的属性数据 。 以 ” 保护建筑物” 面层为例，其属性表如表1所示。

属性字段是进行统计和分析等操作的必要条件。属性字段还可以连接如照片和法定保护图则等多煤体数据，照片可以是一张也可是多张，为保证图则数据的相对安全性，采用DWF格式 。

3.1.4 功能实现

GIS 可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和空间位置进行各种处理，对数据进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体的相互关系，通过多图层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迅速地获取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并以图形等数据形式表示出来。

对查询结果的空间数据的属性进行多方位连接，在这些数据中，包含各种形式的数据，多种文件格式，多个数据来源，把这些数据有效地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管理系统，显示保护建筑的相关数据，比如说：现状照片、法定图则 、 文字说明等。

根据查询结果计算出保护建筑物、绝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的面积。此系统的查询模块包括：供圈选查询、组合查询、定位查询的方式。

3.2 基于GIS技术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划定历史街区的应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不是要保护城市的全部，而是保护反映城市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区、历史格局和历史风貌等，其中，历史街区是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划定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群等历史保护区的保护界限，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南京为例，在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划定历史街区保护界限的综合评价评估体系，使评价体系做到对历史资源的合理分类、科学分级，并使之通过分类标准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体系能够与保护规划相衔接。

3.2.1 评价原理及方法

评价原理及方法包括：（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在选择具体的评价指标因子时，应遵守指标因子的客观性、可测性、可比性、简明性和灵敏度等基本原则。同时建立面状资源评价体系，在南京老城的所有地块中寻找风貌最好，价值最高的单元作为历史街区的候选对象。因此，面状资源评价体系是以确定保护价值为目标层的单目标评价体系，选择资源自身价值、完整性价值作为面状历史资源的评价准则如表2所示。（2）评价指标因子分级和权重值的确定。

3.2.2 多因子综合评价方法在南京老城划定历史街区中的应用

（1）指标因子的评价与分析：包括历史价值计算，如先计算出城市空间沉淀深厚度分布图，再计算出权力空间沉淀深厚程度，最后将得到的等级指数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进行累加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历史价值综合评价的总分。格局价值计算、历史资源点富集度、形态完整性。

（2）南京老城历史街区划定的多因子综合评价

例如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价值综合评价值、格局价值、和景观价值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表1），将这三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自身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资源点富集度综合评价值和形态完整性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将这两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完整性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再根据两个准则层的数据计算结果，按层次分析法算得的权重，计算出老城内地块单元保护重要性。需严格保护的地块单元主要集中在民国公馆集中的颐和路、明故宫周边、总统府周边、老城南及秦淮河畔。在对老城内面状空间单元评价的基础上，可将综合价值高的空间单元划定为历史街区。

4 结论

在专业设计人员和 GIS 专业人员的配合协作下，GIS 空间数据应用于规划设计将存在着具大的应用空间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空间信息的分析、统计、管理、制图和可视化表示，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及专业人员的设计提供支持，促使规划设计走向规范化与标准化，同时也将平面设计引向三维空间设计，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的日益完善，对城市规划的管理体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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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考古地理学；三峡考古；人文；自然

一、考古地理学的回顾与发展

“考古地理学”这一词首先是源于日本，“Archaeological geography”（考古地理学）它介于考古学和地理学之间，是历史地理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织过程。它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发展历史时期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变化。而近几十年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最让人关注的就是它的研究范畴从历史时期扩展到了无文字的史前时代，而且更深层次的延伸到了地址时期。在此考古地理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在中国对其研究也是很有成果和活跃性的。它不同程度的对考古遗存中的发现的地理环境信息进行解析与提取，还原考古遗存中所反映的当时的人文景观、自然环境，以此来更准确的揭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影响下的变化规律。

这种利用考古资料来对地理学进行研究的历史考古学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领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的需要，近年已有学者主张在中国开张考古地理学更深意义上的研究。这充分的说明为了这是进一步完善历史地理学、以及整个地理学科体系的积极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二、三峡考古遗址地理信息研究

长江三峡在我国大陆的中央。平均位置在310N和109。-.1IOoE附近.自西向东横贯巫山山脉。长江三峡全长193 km，峡口是夔门，即瞿塘峡：中段为巫峡，峡巫山县境和湖北巴东县西部：西陵峡在巴东县东部宜昌市南津关以西地带。自然地理上的三峡重庆奉节至湖北宜昌间208公里的长江的沿岸地区以及此区间内长江支流所涉及的流域区。但是因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竣工，大约有600多公里的长江干流及支流受到影响。沿岸水位抬升到黄海坐标基点的175米高度，这一区域出土的考古遗迹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以往的所有资料总和。三峡遗存种类繁多，这就有助于考古地理研究工作的开展。而在这之中，自然遗存大多可以直接客观的反映出地理环境的准确信息，而人工遗存却受到很多的干扰因素，只能间接的反映地理的环境信心，不够真实与全面。

在遗址的研究与发掘中，动物遗骸是最重要的生态指示物之一。要是说植物是静观的自然遗存的话那么动物则是动态的自然遗存，而其中野生动物遗存的研究不仅仅可恢复古人类当时生活的环境条件，更能生动的阐述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特别是古人类生产经济的方式与内容。比如：水生动物生活于各个时代的始终，在龙山早期的动物群几乎都是水生脊椎动物，它们是人们的主要食物。而商代晚期则陆生哺乳类动物开始增多。到了战国，家犬和家猪已成为了主要的饲养动物。龙山早期没有哺乳动物，这就可以说明龙山早期的人们以捕捞水生动物为主，狩猎不发达。与之相对应的是，在麻柳沱遗址这一时期，出土了一些大型体积的陶器，这就说明当时古人类注重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遗存出土的比较少，因此可以知道当时人口还较少，聚落规模不大，对资源额利用度是有局限性的。同比可知道，渔捞相比于比较危险的狩猎来说是更容易或者稳定的收入。

麋鹿和水鹿是一种暖湿性动物，它们主要生活在河湖沼泽湿地，从商代晚期开始，山林地带边缘出现了灌木丛生的的温暖湿润地带。与之相应的人文景观石，随着人口的增长，聚落面积扩大，这一时期出土的考古遗物中陶器种类多变，体型变小，火候比较高。而且从挖掘到的一切农具来看，其主是开始用于森林伐木、与耕地的石斧。

在麻柳沱遗址中还发现了制作铜器的石头模型，这就可以知道当时已经出现铜器冶炼场所。明清开始，麻柳沱森林开始消失，已经很少可以看到兽骨，潜水鱼类在减少，人们只能去打捞深水鱼类。在麻柳沱遗址的先人都是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为主，就当是那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自然资源足以维持相对稳定的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也就反映出地理条件所导致的人们文化发展交流内向性强，交流性差的文化局面。根据相关记载，隋唐时期三峡水位波动频繁，史料记载异常洪水近百次。这个文化面貌所体现出的在三峡中有很多反映不同时期洪水的题刻和洪痕，比如，如忠县石刻记录了南宋绍兴23年（1153年）长江干流的特大洪水，当时水位高达158.47米，是长江历第三位的特大洪水。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长江干流出现了仅次于1870年的居第二位的特大洪水，忠县碑刻记录的当时洪水位为159.55米④。由此知道在人们文化发展的低潮观现象有时也会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古环境的变化。

三、历史发展下人文与自然的相互作用

遗址的形成从开始到最后的发掘，都会受到自然力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的改变或者破坏，这样在遗址的发掘所获的地理景观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这就缺少了它的准确性。就三峡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来说，它的考古遗址遭到破坏的程度要比平原地区的遗址破坏程度高的多，因为长江水域的侵蚀和雨水在近千万年中对两岸阶地的冲蚀，并且随着环境的恶化和人类活动日趋的加剧，这种破坏越来越严重。比如：三峡遗址中淤沙的遗迹原生结构已被破坏。这一现象除了明显的有人类活动、生物、自然作用的直接作用，还体现出这三者的综合总用，也就是人文与自然动力的相互作用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活动队遗址的保存与破坏起这个一个很大的因素。人工制作的器物有石器农具、陶瓷、骨、铜器等，自然作用也包括风雨、流水、重力、生物作用以及冰川作用。而人类活动的掘地、填埋、建筑、货到 应用就可能造成洼地、地势下陷等。

对于呈阶梯分布状的河流阶地遗址来说，构造作用和气候变化对其有很大的影响，比如：麻柳沱遗址地处长江干流西安高约10米的一级阶地上，先存在的面积为5000平方米南北狭长的台地，实际上麻柳沱遗址曾经的阶梯面积应该很大，但是经过几千年江水的侵蚀目前只保存这一部分。

而就遗迹原生结构的破坏来说，多来自于人为的活动，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往往会对遗址的原生结构造成破坏。但是这是文化改造动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就重庆市万州区太龙镇新立村的石地磅墓地遗址来说，它所有的遗迹的原生结构均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人为和自然的破坏，石地磅墓地地处于长江岸边坡地上，为了扩充耕地面积，当地很多人为了谋生需要把坡地改为田。使得遗址中遗迹的发现第一次和第二次产生了与历史文献的偏差。

四、结束语

根据以上叙述，通过考古地理学与三峡考古的实践，体现出考古地理学对今后历史的研究起着关键的作用，考古地理着重研究人类、动物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强调自然和人为动力都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把聚落作为中心考察他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遗存的形态是考察的首要条件，但是遗存所存在的意义是研究的主要目的。考古地理学把逝去的历史还原，让死板的地理变得鲜活，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做一良好的铺垫。

参考文献

[1]许永杰.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J].华夏考古，2009（4）

[2]李凡.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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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海/地理学

【正文】

一、中国地理学的开先河之作

1858年（咸丰三年），英国人慕维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出版。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写的地学文献。慕维廉是英国传教士，1846年来华，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轩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经济、宗教。他的中文著述还有：《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及《知识五门》。《地理全志》由“广学会”发行，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该书分上、下编，共十五卷，线装木刻本。上编主要讲地理，除总论外，分别论述亚西亚、欧罗巴、阿菲利加、亚墨利加、大洋群岛等五个地域，“分文、质、政三等”论述。下编主要讲地质，标题是：地质论、地势论、水论、气论、光论、草本总论、生物总论、地文论、地史论〔1〕。 将世界地理的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之后，上海还陆续出版了《绘地法要》（著者不详，金楷理、王德均译，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地绘图》（富路玛著，傅兰雅、徐寿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候丛谈》（著者不详，金楷理、华衡芳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绘海图全法》（华尔敦著，傅兰雅、赵元益译，1901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等介绍西方地理学方法技术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图》、《平园地球图》（两图均为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年代不详）等地图。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张相文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二册，上海南洋公学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四册，上海兰陵社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两书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印行总数达二百万部以上，为地理学知识在我国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2〕。

1908年，张相文著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学著作——《地文学》（地文学一词来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学），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发，至民国二年（1913年）已发行了第三版〔3〕。 作者鉴于当时一般的地文学著作不是译自东洋就是西洋，故撰此书，“会萃各大家学说，博引旁搜，一切证例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力求“亲切详瞻”〔4〕。 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可贵的创举。

张相文在《地文学》绪论中，一开始就说：“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无味，而於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蕲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此言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地文学》一书，篇幅不多，全书共197页， 附中西对照表长达13页，附彩色图十余幅。该书的特点主要有：

（1）内容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五编。

（2）“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如讲到太阳系的形成时， 介绍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说。

（3）对于旧地学家迷惑不解地许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学地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例如，在讲到片麻岩的形成时说：“原始界（太古界）岩石，层理清晰，乍见儿如水成岩，而其成分则为结晶质；又与火成岩无异，是为化形岩（变质岩），大抵受地下之热力与压力，使最古之水成岩，悉数融解，再为凝结，逐变为片麻岩。”

（4）重视联系中国实际。“举为例证，以本国为宗， 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关系者，兼及他国”如讲到地质时代各界、系地层时，就指出其在我国的分布，讲到河口泥沙沉积时，则以崇明岛为例而加以说明。

（5）“尤时时注意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举其要，以为实地应用之资”。

二、活跃的地理学术组织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一段颇为繁荣的时期。除了继续介绍国外地理学的知识和思想外，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活动逐渐地活跃了起来，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活动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在这段时期先后出现“中华地学会”、“建国地学社”和“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三个地理学术组织，并发行了《地学季刊》和《地理之友》两个地理学术刊物。

1.中华地学会及《地学季刊》

中华地学会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绥成（中华书局编辑）、 盛叙功（暨南大学教授）、李长傅（东方舆地学社兼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丁绍恒（大同大学教授）、刘虎如（商务印书馆编辑）等人发起，先后参加会员约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会员，外地会员约20余人，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辽宁等地。

该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地学季刊》。1932年1 月创刊号出版，共刊载18篇文章，合计约20余万字，由大东书局印行。“发刊词”称：“地学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关系，使吾人于世界各处之风土人情，能详释其因果，寻求其系统，以明今后应如何改造之途径。……同仁有鉴于此，组织中华地学会，以期交换知识，发展地学。内而国计民生，外而国际概况，俾有真确之认识。期有裨益于中华之建设，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学季刊》一卷四期出齐，共80余万字，此时由于印刷困难，1935年2月2日举行第三次年会，讨论季刊的继续出版工作，并修改会章，改选职员，聘请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桢、金兆梓、翁文灏、费伯鸿、舒新城、为名誉会员，选举葛绥成、李长傅、盛叙功、丁绍恒、顾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绍唐为执行委员、葛绥成为总务主任、李长傅为编辑主任、褚绍唐为干事。《地学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学会自行印发，每期约15万字，内容理论与实际并重，着重系统研究和现代趋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约50余万字，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约代售处。

1937年抗战开始，因会员分散，季刊无法继续出刊，学会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学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计约130万字， 刊载各类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续载7篇，译文24篇，如不计续载则为117 篇）。其类别为：1.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思想的论文6篇；2. 经济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国地理28篇；5.历史地理（包括边疆地理、地名学及地理学家）19篇；6.外国地理6篇；7. 地理教学9篇；8.游记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书目及书刊评介3篇；11.国外地理动态及会务报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种思潮都在此汇聚。当时上海地理学的领域中部分人士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介绍新哲学观点的地学刊物。这方面的文章计有楚图南的“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李长傅的“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2卷1期、2期）、“转形期的地理学”（2卷4 期）等约10多篇。

楚图南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绍了新社会派的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思想：“这个学派最先的渊源，当然要从嘉尔（即马克思）算起，他的《资本论》的名著里已经提出了经济怎样为一切历史建筑或社会建筑的基础。由于经济手段或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历史或社会也不能不随之而变化。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地理学上的问题，即人地相关的问题。于是发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自然契机（因素）规定了呢？还是社会契机（因素）规定了呢？据蒲列哈诺夫的意见，自然环境是最终的规定。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人类，这便是这派人文地理学的最基本见解或根本原则。这个原则的最初应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与历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体系的大致规定，则始于威特福噶尔诸人的《地理学批判》。”李长傅在该刊二卷中连续发表了四篇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地学观的文章。他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一文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人地关系论后指出：“人地关系的缺憾，据威特福噶尔之说，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要救济这缺憾只有利用辩证法的唯物论”。他又在“转形期的地理学浅释”一文中认为：“正确的地理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它应用于社会科学即唯物史观，应用于自然科学即自然辩证法。人对自然的活动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因此发生人对自然、人对人们二种活动……，自然以劳动过程为媒介，才能在人类之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学的现象，其主动力不在自然、不在人类，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该文还引介威特福噶尔的图式，说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不同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的中心思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文章不得不用隐晦的词句论述，如资产阶级为“布尔乔”，马克思为“马卡尔”、“嘉尔”等巧妙地躲避当时政府的审查。

《地学季刊》中关于中国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长傅的“中国地理区域论”（1 卷1期和3期）两篇文章是比较系统的中国地理的区划研究。前文介绍了中国各种地理分区（如张其昀、翁文灏、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顿、洛克斯比的分区和田中季作的东北分区等），并加以评论，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见，分全国为25个地理区。后文分为绪论和本论两段。绪论历述地形区（野田势次郎、史密斯、李长傅）、气候区（竺可桢、甘德楼）、生物地理区（邹树文、钱崇澍）等部门分区及综合分区（张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长傅等）。作者将全国分为北部、南部、东北及西北四大区，26个分区，并论述了各分区的特征。以上两文是我国三十年代较系统的地理区划研究论文。

李长傅的“中国湖泊的研究”（1卷4期）论述了湖泊的意义、分类、成因、变动与人生的关系及我国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为我国早期系统的全国湖泊研究论述。

褚绍唐的“中国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对我国205 个较大的城市，从地理位置、腹地条件、水运和气候条件及经济基础分析了我国都市的地理因素，为我国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学季刊》在历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图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卷3期）。该文讨论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发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关的科学、历史地理学与唯物辩证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目的等。作者还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地理，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说明历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历史的地理因素或条件，来阐发中华民族、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性质和发展的过程。

在地名学方面，葛绥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论述了地名的意义、种类、构造、变化、同地异名及别称、地名和国语、翻译地名应注意的事项等等，是我国最早较系统的地名研究论述。李长傅的“扬子江名称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时即有扬子桥，扬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扬子桥设扬子县， 扬子津扬子江之名已散于诗歌文章中。当时扬子江仅指扬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顺治十五年）马尼刺大学教授d.f.navarette始称中国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译为扬子江，并谓此江发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卡尼（marcartney）至扬州，称自此至扬子江岩约二英里，此后在国外的文献中，遂多称全江为扬子江。

关于地理景观方面的论述，葛绥成的“景观研究（1卷4期）论述了文化景观、空中摄影、景观综合、景观论等内容，主要根据日文材料，此文为我国介绍景观论的早期论述。

此外，还有盛叙功译介的日本黑正岩的“科学的经济地理学”（ 1卷1期、2期），德国威特噶尔的“中国农地的灌溉问题”（2卷2期）和“中国治水事业与水利事业”、丁绍恒的“中俄界约桌原委与边防之危机”（1卷1期）、葛绥成的“十年来的中国疆域和政治区划的变迁”（2卷1、2期）、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略”（1卷4期）、 楚图南译的“近代地理测量及绘图学之发达”（2卷2期）、何锡昌的“自然科学体系所见地理学之地位及其本质”（1卷3期）、张沦波的“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2卷3期）、葛绥成译taylor.g的“环境和人种”（2卷 3、4期）等较重要的文章。以上说明，30年代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的《地学季刊》站在时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动我国地理科学发展的作用。

2.建国地学社

建国地学社由卢材禾（社长、复旦大学教授）、乐汉英（上海艺术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陈闻远（南京朝报编辑）、卢毅（复旦大学教授）、黄望平（中华铁工厂工程师）、庄国钧（立达图书公司经理）、王成祖（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圣约翰、东吴大学教授）、黄国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陆承荫（中华舆地学社绘图组长）、蒋天任（苏州中学讲师）、申广霆（暨南大学助教）12人发起。据他们向当时社会局申请备案〔5〕的理由称：（1）集合地理学者，研究专科学术；（2）联络会员感情，增进工作效能；（3）协助政府推进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国方案，以为政府之参考；（4 ）促进国民理解地理建国之重要，以养成正确之国家观与世界观。他们准备做的工作有：（1 ）聘请专家编辑地理教材，地图以及各种专门著作；（2 ）计划制作地理模型、仪器、照片，以应一般教学与普及之需要；（3 ）对本国各区域作精密之实地调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报告；（4）举行学术演讲；（5）搜集地学资料，会员约30至50人。据笔者访问当时活跃在上海地学界的现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钱今昔教授，该学会在上海虽未开展较有影响的活动，但当时的地理学工作者积极以地理学参加抗战后国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3.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

1947年8月31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召集年会， 讨论中学地理课程问题，因时间匆促，一时未能获结果，乃推举葛绥成、许逸超、褚绍唐三人负责召集上海中学地理教师作一讨论。9月10日， 中学地理讨论会在晓光中学开会，各大中学地理教师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绥成报告开会宗旨，许逸超讲述地理学教育的趋势。旋即讨论地理教学实际问题，如教学时间问题、高中自然地理教学问题、高中本国地理区域问题、各省区域面积问题、外国地名译音问题。讨论结果由于问题颇大，需较长时间讨论与研究，乃决定筹备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推举葛绥成、许逸超、王文元、邱祖谋、卢材禾、褚绍唐、陈尔寿、陈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为筹略委员。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在市立育才中学成立，到会会员四十七八，会上洪绂先生作了中国省区改造问题报告，最后逐条讨论章程并选定第一届理监事。推举翁文灏为名誉理事长、王成祖为名誉副理事长、许逸超为理事长、葛绥成、卢材禾等14人为监事，褚绍唐为总干事、葛绥成为总编辑、洪绂、丁锡祉等11人为研究委员。该会成立后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为“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同时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均进行组织分会。武汉分会由邹新垓主持；北平分会由王成祖、李良骥二人主持；东南分会由李式金（厦门大学）主持；南京分会由孙承烈（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会由冯绳武（兰州大学）主持；昆明分会由王立本主持，贵阳分会由王钟山（贵阳师范学院）主持；台湾分会由任德庚（台北师范学院）主持。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已成一全国性的地理学术组织〔6〕。 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其旨趣拟本纯学术之立场，探讨新地学之真义，以效之方法，使达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辑地学之新资料，以谋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地理教育”。〔7〕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成立后，会务积极进行，1947年10月21日召开首界理监事会，并欢迎中央大学李旭旦教授由美国返国，开会时由李先生报告了美国地理教育状况，并决定该会刊物名称为《地理之友》，创刊号于1948年3月出版〔6〕。该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是编辑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灏在其发刊词中称：“地理研究对于国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类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我国科学地理师资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当，是人所共晓的事，以至三十年来的地理教育，始终在非驴非马的状态中。……但补救之道不外两点：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输正确观念和知识；二是服务地理界的同志，要从今后下决心训练自己，同时放弃一味室内埋首陈书的陋习，各就所在各地做实地考察。这样时日一久，自有相当满意的收获。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负起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两期，第1 期文章有：许逸超“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洪绂“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绥成“记清代地图学家邹代钧”、丁锡祉“地理基图”、李震明“中国地形的区分”、杨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之变更”、马湘泳“钱唐江下游地形实察与今后潮汐之影响”、李震明书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褚绍唐“修正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草案意见书”、章生道“北行纪要”。第2 期文章有：刘恩兰“我国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适用”，刘德生“台岛地形随笔”、卢材禾、秦华麟“台北区域地理”、徐俊鸣“河南的地理形势和军略价值”、陈尔寿“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銮“东北地理景观”、秦华麟“〔新书介绍〕谌译中国区域地理”、陈大森译“刚果河之游”。许逸超在“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一文中认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为两组九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个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据因果原则、通论原则、分布原则。分布原则是地理学特有的原则。“地面上任何现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义。火山的原因和现象，个别叙述，地质的意味很浓，但寻求火山的分布，并问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带要环绕着太平洋沿岸，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学的特质。但文中也存在着当时地理学者将自然现象同人文现象简单类比的问题，“至于我们中国，有人说是老而不死的一个国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难推料。我们知道，这种由幼而壮而老而返老还童的轮回哲学，本是地形学的基本原则，今日人文地理的许多现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绂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地理学为中学初级教育重要之一门，应使学生认识中国大好河山，无尽之富源，与我刻苦耐劳之人民，从而引起爱国爱乡之念。学地理始知中国之伟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国文化之地理基础，以冀从因袭的，传统的文化根基上，创造一个有意识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质方面，由目前在崩溃中的传统的经济重建科学的技术的经济，……。”李震明在“中国地形的区分”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地形的要点、分布、界线、几种特殊的地形（黄土、赭色砂岩、石灰岩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区（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东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适用”一文中讲述了区域的顺序、位置的意义、地形气候的比较、分布范围的确定、统计数字的应用、时事发展的诠释、风土人情的影证、风景区的描摹、图解的补充、中外地理的差别十个地理教材适用的问题。陈尔寿在“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一文中论述了当时我国黄泛区的复兴问题，yva （长江上游水利计划）的梦想和南北两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继续修筑和南方黄浦港的正式开辟）三大水利建设要务。在黄泛区的复兴问题中提出“不仅是希望这个区域能够恢复昔日的旧观，并且可以将‘工业农’的理想在这里作为试验，……”。它们反映了当时上海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继编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学会成立，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逐并入其中，刊物停办。

三、地理教育事业与地理学著作和地图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国也是较早开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馆开设了地理课〔8〕；1876年创办的格致书院也开设有地理课〔8〕。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也开设了地理课〔8〕，1899年至1903 年中国近代地学大师张相文在此教授国文与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科开设了史地组，后在文学院下设史地系。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主要任课教师有：葛绥成、李长傅、邬翰芳、孟寿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学史地系成立，先后开设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气象学、地形学、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楚图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辉、许逸超、盛叙功、洪绂、王文元、褚绍唐、葛绥成等先后在此开课〔11〕。复旦大学在抗战期间成立了史地系，其设立的目的是：“养成能独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养中等学院史地课之良好师资”；“灌输全校学生以史地知识”〔12〕。开的地理课程有：中国地理、气候学、地图学、经济地理、地学概论、人文地理、亚洲地理、美洲地理、欧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锷、叶粟如、顾颉刚等曾在此任教。〔13〕

这一时期，上海凭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许多地理学著述，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有：葛绥成编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数学法》、《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地形学》等书；李长傅的《人文地理学》、《地理政治学》、《转形期的地理学》、《南洋地理志略》等书；盛叙功的《农业地理》、《交通地理》；丁绍恒的《近代本国地理沿革志》；张资平的《地图绘法和绘制》；楚图南的《地理学发达史》等书。地图出版在国内更是一枝独秀，大量的地图出版机构（如世界舆地学社、东方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中华舆地学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图。其中《申报地图》为我国的地图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地图》是上海《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习惯统称，是上海《申报》为创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开始编绘的。它在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根据古今中外经纬测量成果，运用等高线，并采用分层设色法编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它为我国地学所做的另一贡献是为我国培植了地图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张到日本小林又株式会社胶印厂印刷，印价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终确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国印刷质量较高的地图大都由当时《申报地图》培植起来的上海中华厂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从译介到独立研究不断发展；研究力量从个体到形成组织；内容逐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地理教育较发达；地理出版兴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教育和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子贤：《简明地质学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页。

〔 2〕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 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

〔3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作者为张相文堂兄弟。

〔4〕《地学杂志》创刊号：绍介图书。

〔5〕上海市社会局第五科36组55号（上海档案局全宗号6、目录号5、案卷号1807，该资料现藏上海档案馆。）

〔6〕“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务概况”，《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缘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9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学年鉴》民国十八年，藏华东师大档案馆。

〔11〕据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钱今昔教授回忆。

〔12〕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5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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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丁卫泽，吴延慧.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现状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0（9）：64-69.

③ 左明慧.数字化校园环境下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的探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6（1）：23-24.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EB/OL].

[2] 丁卫泽，吴延慧.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现状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0（9）：64-69.

[3] 左明慧.数字化校园环境下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的探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6（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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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系生活场景，活跃课堂气氛

在地理教学中，常听到有学生反映：地理课枯燥无味，听起来无精打采。知识点零碎，记忆量太大，缺少强烈的“回忆点”。针对这种情况，我在教学中，注意引用相关地理趣闻和生活实际增强地理知识记忆的准确性。

例如，在讲自然资源概况当中“石油、天然气”这部分内容时，我给学生讲百慕大黑三角的故事：在百慕大附近的海域经常发生船只和飞机失踪事件，并且一直成为世界之谜。因此吸引了世界很多科学家进行探索。最近，人们在这里发现海底有大量的天然气，当天然气外泄时，海水的密度降低，船只的浮力也减少，从而使船只沉入海底；天然气是易燃性气体，遇到飞机和船只的发动机排出的火花就会发生爆炸，至使飞机、船只烧毁而神秘“失踪”，世界之谜终于解开，课堂气氛也得到活跃了。

再如，在《中国的土地资源》这一节，讲到植树造林可以控制西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程度时，有学生提出：“我们植树节时常常选择种植树苗，这样的话要等到八年到十年才能形成有效的植被覆盖？周期如此之长，为什么不能直接移植大树，如此治理荒漠化的进程岂不可以大大加快？”

这样的问题现在带有令人愉悦的“个人思考”的闪光点。从学生们的表情可以看出兴趣迸发出的兴奋，课堂气氛变得活跃起来。我突然意识到，地理课堂随机生成的问题往往来源于生活，也更加有生命力更加吸引学生的眼球。于是，我反问学生，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于是课堂一下子“动”了起来，他们给了我很多答案，有合理的也有很大胆的想法。学生们的想法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处处闪耀着思考的光辉。我因势利导，及时的鼓励发言的同学，利用小组评价激励学生。

最终我们得出结论：之所以不移植大树，主要考虑大树的移植成活率低，因为在移植的过程中往往不能保证与树冠相成比例足够大得根系，而小树苗的树冠较小，与此相成比例的根系规模也较小，在移植的过程中容易实现。问题在学生们的热烈的讨论中逐一被解决，课堂效果较为理想。

二、强化地理的历史性，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倾向，良好的学习兴趣是学习的自觉动力。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是教师必须研究的课题。引人入胜的历史典故可以创设理想的“学习场”，有效激发学习兴趣进而极大提高地理课堂的效率。

例如，在讲“地形、气候”一节课时，我给学生讲古人刘伯温怎样运筹帷幄，洞悉天机，料事如神；讲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时，让学生知道诸葛亮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更是一位地理学家。强调诸葛亮并不是通过祭神而得来的风和雨，而是他精通天文与地理的知识，知道天气的变化而已。

在讲到中国的交通运输网时，我给他们讲陕西省宝鸡市作为我国重要的铁路枢纽有两条铁路线经过，学生对“宝鸡”这个城市名称很好奇，于是我给他们讲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期处死杨国忠，缢死杨贵妃并闻“宝地鸡鸣”而将陈仓改名宝鸡的故事，而且宝鸡是我国最早的城市之一也是春秋秦国的都城还是炎帝的故乡，学生一下子记住了宝鸡这个中部重要的铁路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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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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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理科学；《地学季刊》；科技传播；特色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103-0038-02

《地学季刊》是近代中国创办的一份地理学科的专业刊物， 1932年起开始发行，1937年由于爆发后停刊，历时四年，共出版两卷，八期，合计约130万字，刊载各类文章共124篇。《地学季刊》在引入新的地理学理念，帮助人们了解祖国各地地形风貌，树立人们爱国意识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

1《地学季刊》的创办与办报宗旨

1932年7月，《地学季刊》在上海创刊，主要由上海中华地学会负责编辑出版，由大东书局发行，由于当时印刷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定其刊物为季刊，1935年6月转由中华地学会发行。《地学季刊》创办于新旧地理学的更替时期，其目的在于传播新的地学理念，帮助国人了解国内外情况，促进国家的发展。

《地学季刊》在首期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办刊目的和办刊宗旨。“……组织中华地理学会，发行此刊，贡献于此，以期交换旧知识，发展地理学，内而或计民生，外而国际概况，裨有真确认识，其有俾于中华建设，固意中事也……”同时对于新地学理念，即地学宗旨、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分类以及地学研究的意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介绍，对于现在地理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地学的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之关系，使国人对于世界各地风情，能解释其因果，寻求其系统，以明今后应如何改造之途径。”，否定了旧地学“重记载，而将人地相应之变故，置至不论”的做法。《地学季刊》认为地学的性质介乎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地学的研究方法应为“以自然科学为立足点，以社会科学为观察点。《地学季刊》认为各个研究对象相互关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人地相应之故”的人生地理学，这也与其所提倡的新地学观念相符合。《地学季刊》强调研究地学的意义，认为地学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而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也必须适应地学，“盖人类一切活动，在能打破旧观念而创造新适应；地学应用，何独不然！新适应能够战胜旧观念，全其是否合乎地学之原理而定耳。”

2《地学季刊》的科技传播特色

20世纪初，处于地理学发展新旧观念更替期，记叙性的旧地理学被淘汰，探寻地理事项因果规律的新地理学逐渐成长。《地学季刊》的主要作用就在于传播新的地学理念，而《地学季刊》中认为新地学理念应以研究人与地关系为主，因此所刊发的内容涉及到人类活动的各方面，内容详实、丰富。从该刊的内容，可总结出《地学季刊》的科技传播特色。

2.1反映旧中国社会背景，具“动荡”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我国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外有列强的侵略，内有军阀横行，同时的兴起，大批留学生回国，新思想、新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这极具动荡和变革的时代背景推动了《地理季刊》的孕育和诞生，特别是随着强邻人境以后我国政治、军事格局、领土方面的变化。西方国家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腾飞，而我国则处于动荡之中，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些特殊的时代背景内容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地学季刊》所报道的内容。

《地学季刊》诞生于“九一八”后，又地处上海，其时代气息尤为浓烈。处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中的传播媒介，其言论所及内容必会受时代所影响，同时又是时代的反映。《地学季刊》反映当时时代特征的文章约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列强侵略情况，如《中俄界约之原委与边防之危机》一文通过叙述沙俄如何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夺取中国领土，中俄边界如何变迁，明确地指出当时中国所存在的边防问题。第二类介绍我国各行各业在动荡时局中的发展情况，如《我国工业进展的过程及今后复兴应具的条件》就指出了目前我国新式工业产生的条件为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同时又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使我国的工业发展受到制约，然后例举了我国官营工业时期、官民合办时期、外人企业时期等工业特征。第三类为介绍其他国家一些先进的举措和发展情况，如《世界各国的义务教育年限》则介绍了发达国家的义务教育普及情况，从文章中能看出越发达的国家，其义务教育年限越长等等。

2.2介绍新地学理论，刊发各种地学知识

20世纪初，地学理论处于新旧交换的更替时期，《地学季刊》在其办刊宗旨中就提到其目的在于发展地理学，并在其发刊词中，将地学分为五类，就其所刊发的地学知识行进了简单的分类。

1）新地学理论的介绍及研究情况。《地学季刊》对于新地学的介绍大致分为三类：（1）对于新地学理论的解释与发展情况，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就引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思想，也使得《地学季刊》成为我国最早介绍新哲学观点的地理学刊物，如：《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自科学体系所见地理学之地位及其本质》、《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等等。辩证唯物思想的引入与当时的撰稿人的留学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如李长傅不仅是著名的地理学专家，在研究南洋华侨史上也颇有建树，曾经东渡日本留学，考察过欧美等地，种种经历让其地学思想更为先进开化；

2）地学研究者的介绍。《地学季刊》在一卷一期中刊发了世界著名地理学研究者的图片，如：德国四大地理学者遗像，就对德国四大地理学研究者李希霍芬、拉查、洪波德、李特进行了简要介绍。同时，《地学季刊》中也刊登了部分关于地学研究者的文章，如：《余所希望于我国之地学界者》、《法国地理学者白吕纳逝世》、《弗累德立希剌察尔》等通过介绍国际有名的地理学研究者，将其先进的研究成果展示出来，以指导我国的地学研究；

3）地理学分类的研究。按照《地学季刊》在发刊词上对于地理学的分类，《地学季刊》对于其所分类的各个部分都进行了解读。《地学季刊》认为地学应是研究人地之关系，故在地学的各种分类中，人文地理学尤为重要。①人文地理学的文章篇幅也最多。如《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解剖》以地学的角度对于其经济不景气的原因进行了剖析；②数理地理学、测量学的文章篇数则较少，如《近代地理测量术及绘图学之发达》概述了近代测量地理学的发展。《地学季刊》之所以对于其的研究较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的数理地理学、测量学已经相对成熟，二是数理地理学、测量学偏重于自然科学，《地学季刊》更加强调的是地学的社会性；③地文气候学的研究，这在当时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和前瞻性，如《地球之将来》中谈到地球温度在不断升高，气候日益变暖，并从各个州出发举出实例证明地球变暖之事实，虽然此篇文章为译文，当对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能够意识到地球之大问题，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等文章意在强调中国的历史地理在世界上曾经处于顶尖水平，这也与当时国内地学发展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⑤人类学与人种地理学的研究，如《环境和人种》认为民众怎样整理国家的问题是重大问题，并且鞭辟入里地指出中国与印度等中亚国家自身拥有丰厚的资源，却在工艺等科技发展方面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过国家要发展壮大则体现在自然资源与工艺上的强大，这也与现在所说的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谋而合。

2.3注重实地考察，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

《地学季刊》认为过去的地学，无异于地名辞典，而学者亦以其枯燥而缺乏研究之兴趣也。因此在刊物中，《地学季刊》尤其注重地学的研究性，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格外注重实地考察，倡导学术研究不能只埋头于书籍文献，应走出书斋，进行野外考察和社会调查，强调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并重。

在《地学季刊》中刊登了大量野外考察的文章，通过作者自身的实地观测，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描绘出来的同时，也帮助受众了解当地的地形风貌，民俗民情。如《贡噶神山考察记》、《陕西之行》等都是作者深入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后，将各地的风貌还原在读者面前。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到，《地学季刊》不满足仅将国内的地形风貌、民俗风情展现在读者面前，还翻译了国外一些实地考察的文章，如《南极洲探险记》，这篇文章说明了当时国外的地学实地探测已经触碰到了南极洲这个鲜少有人去过的地方，标题用探险就说明了当时世界对于南极洲的情况大多数还属于未知状态，对于其实地考察也是极为罕至的，同时也说明了当时我国的实地探测与国外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我国的地学实地考察提供了借鉴。在这些实地考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地学季刊》已经开始打破过去只重视理论的旧地学理论，初步开始探索新的地学研究方法。

2.4用数据和图片说话，加强内容的客观性

数据和图片是科技传播显示其科学性的重要一部分。不难发现，大众传播媒介往往用数据来增加科技报道的客观性。《地学季刊》中许多文章都采用客观的数据来说明一个现象和问题，如《世界各国的义务教育年限》例举了英美意日等发达国家的义务教育年限，一组数据显示了发达国家的青少年正在享受着国家给其带来的教育，而我国的青少年却正因为战乱，温饱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对于地理学研究来说，图片更是传播者帮助公众了解各地风貌的有利工具。《地学季刊》在每期都会刊有世界各地的图片，向受众介绍世界各地的地形风貌，但随着中国局势的不断变化，其所刊登的图片也随着局势所变化，由之前世界各地图多到后来的几乎是作者在祖国各地的实地考察图片，并且方向由沿海逐渐转向内陆。

3《地学季刊》的科技传播作用

20世纪中国动荡的形势催生了新地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而与此同时又制约着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理论的发展。改变中国水深火热的局面，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了大批仁人志士共同的目标。《地学季刊》作为地理学专业刊物，一方面介绍新地学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帮助人们了解祖国各地的地形风貌、民俗民情及国内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正如其发刊词所言，“有裨于中华之建设”，其真正目的在于启发人们树立爱国主义意识，激发人们投身到抗敌御侮、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去。

3.1促进辩证唯物主义地学的发展

《地学季刊》在改革旧地学理论，促进新地学理论的发展上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虽然还只是显现了一个小苗头，但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也是颇有影响的。如在 《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共流派》 一文最早介绍了新社会派的人文地理学的从本思想说： “这个学派最先的渊源，当然要从嘉尔（即马克思）算起，他的《资本论》的经济名著里已经提出了经济怎样为一切历史建筑或社会建筑的基础……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地理学上的问题，即人地相关的问题……”在这里能看出当时已经开始引入，并明确地指出新社会派的人文地理学必需无条件地应用辩证法的唯物论，纠正了当时人地关系的 “或然论”的错误。而当时的上海又处于之中，《地学季刊》不得不将一些名词进行隐晦论述，如：马克思译为“嘉尔”。

3.2帮助人们了解祖国及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

动荡的社会环境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让普通群众犹如井底之蛙无法了解祖国的发展情况，更不用说世界之发展。《地学季刊》之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各地的风情风貌，包括关于关乎民生之事与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地学季刊》在每期都刊登出少量图片，以帮助受众了解世界各地的地形风貌。《地学季刊》中的实地考察类文章则根据作者的实地考察见闻将祖国地貌展现在读者眼前。但是，这些文章由于其撰稿人在各地分散不均，主要偏重于江浙与东北一带的地形考察，而对于西北及中部地区所涉及的文献较少。

3.3引导人们树立爱国意识，促进民族伟大复兴

“其有俾于中华建设，固意中事也”，反映了《地学季刊》主办者强烈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地学季刊》通过介绍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我国领土、政权上的变化企图用客观地语言唤起读者的忧国意识。直观的数据对比、客观的地形变化能够让受众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以及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变化。这对于唤起读者的爱国意识，激励人们投身到抗敌御辱、救亡图存的战争中去有着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浩鸣，陶贤都. 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