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文献综述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学文献综述，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鲁宾斯德教授对于低碳经济的解释被广泛认同,他指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指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从而实现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是通过较少的自然资源消耗获得较多的经济产出,它是一种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实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变革。

低碳经济包括四个内容:(1)低碳经济是涉及经济、环境、社会的综合性问题;(2)低碳经济是对于高污染、高排放、没有约束的碳密集的化石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高碳经济而言的;(3)低碳经济主要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4)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来讲的,目的是为应对气候变化、解决人类生活、企业生产过程中过多的排放CO2等温室气体而引发的地球生态圈碳失衡而进行的自救行为。

二、低碳经济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历史上CO2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CO2的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Schmalesee(1998)、Galeotti(1999)证实了人均收入和CO2的排放量呈倒“U”型曲线。Grubb(2004)等通过对早期英国的研究得出,在工业化初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CO2排放较高,但是经过这一阶段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较弱。Treffers(2005)等学者对德国GHG排放量的减少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政府采用一定的措施可以实现GHG排放量的减少与经济的较快发展。Wara(2007)认为,清洁发展机制不仅被看作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能被看作是一种补贴和政治机制,因为它在实现政治目标方面是最有效的。

(二)国内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文献主要是关于碳排放权分配问题。王伟中、陈滨(2002)等认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应当遵循人均排放权分配原则和效益原则。潘家华(2003)考虑到除了以国际公平为原则的碳排放权分配,发展中国家站在人文发展的角度,坚持人均排放权分配原则。何建坤、刘滨(2004)指出,碳排放权分配应坚持“一种产权、两次分配”原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水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碳排放权分配必须坚持以公平为主的原则,在公平原则和碳排放“产权”界定清楚的基础上,各个国家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排放权的二次分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陈文颖、吴宗鑫(2005)等考虑到以“一个标准、两个趋同”的原则来进行碳排放权的分配。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公平问题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考虑到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无论是历史水平还是当前水平都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当坚持人均分配原则,以保障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

第二类文献主要是关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途径和对策。谢军安、郝东恒、谢雯(2008)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架构发展低碳的社会行动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节能减排,注重对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韩雪梅、刘欢欢(2009)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煤炭净化比重、充分发挥碳汇潜力以及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四个方面阐述了西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任奔、凌芳(2009)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建议选取一定的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或者实践园区,让其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推进节能建筑、节能交通等示范工程。孟德凯(2007)从中国利益出发,指出我国可以从清洁发展机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汇三个方面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朱四海(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降低人为碳通量、开展碳预算、发展低碳技术、能源结构转换促进人类社会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2008)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得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为:节能优先;化石能源低碳化;激励低碳技术研发以及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鲍健强、苗阳、陈锋(2008)从低碳产业、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城市和碳汇五个方面指出了多层次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卢小祁(2009)认为,通过农村低碳化建设、城市低碳化运营以及工业低碳化发展是将南昌建设为绿色花园城市的新型途径。宋德勇、卢忠宝(2009)指出,目前各国低碳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为:低碳能源政策、低碳技术政策、低碳产业政策、低碳消费政策,四种低碳经济政策都是以鼓励和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主的。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能够在发展中均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在面临气候变化的形势下,提升应对能力。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路径。

三、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渊源。低碳经济概念的出现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两大主题密不可分,它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新变革。自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低碳经济正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保障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路径。低碳经济的出现必然有着经济学原理作为其重要的理论支撑,下面将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低碳经济所涉及到的理论进行总结:

1、可持续发展理论。低碳经济首先让人们联想到的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不但要求体现在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为主的环境生活领域,更要求体现到作为发展源头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它包括经济、生态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就是考虑“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

2、资源环境产权理论。发展低碳经济与环境资源产权理论密不可分。“产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对资源权利的界定、保护和行使,关键在于相互间的排他性。当资源的稀缺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源的相对价格提高,从而使建立排他性规则所费的成本低于可能带来的收益时,人们才有建立该资源产权的激励”。

3、排污权交易理论。《京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三种履约机制即:联合履行、排放贸易以及清洁发展机制都是实现并且推动低碳经济的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排污权交易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环境管理政策,它将环境承载力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优化配置”。

4、市场失灵理论。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配置缺乏效率。由于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没有反映环境的稀缺性,许多环境的市场价格实际上是零,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向应该从经济组织的建立和政府的干预上入手。

5、政府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是指政府做出的决策影响了经济效率,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相关人员对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国家低碳经济政策能够有较好的了解。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内涵。实践当中有必要从低碳所涉及的经济学内涵进行研究,以下笔者尝试从四个方面对低碳的经济学内涵进行了分析:

1、“脱钩”理论角度。将物理学当中的“脱钩”概念引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脱钩”理论主要用来分析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之间的“解耦”关系的。评价低碳经济的主要标准不是单一的看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也不是单一的看经济发展状况,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速度可以大于、等于以及小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后两者为理想状态)。由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经济转型是指: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主要为CO2)之间关系不断从“耦合”到“脱钩”的过程。“脱钩”:是指用较少的物质消耗生产出较多的经济社会财富,它反映出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并非同步变化。脱钩指数用来衡量脱钩指标,具体表达式为:

其中,DRt为脱钩指数,EP为环境压力变量,DF为经济驱动力变量,它表示一段时间内环境压力变量的相对改变与相关经济驱动力变量的相对变化的比率。运用脱钩指标可以较好地检验某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且能够找出造成脱钩的原因,从而为国家制定灵活的脱钩政策提供依据。

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角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能够表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趋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地遭到破坏,只有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态环境污染反而会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人均GDP和环境保护呈倒“U”型关系。

3、科斯定理角度。高排放、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外部不经济导致市场失灵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解决环境问题可以从科斯定理入手。科斯定理指明:“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

4、国际经济学角度。国际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政府、企业及国际经济组织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竞争与协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侧重在生产领域中,以生产要素移动和重新组合配置为主要内容而开展的经济协作活动。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建立在国际相互依赖基础上的重要国际经济合作形式,通过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加强其在国际间的流动,通过国际间的贸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碳排放权全球内的最优化配置,最终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主要参考文献:

[1]World Bank,2003.Capacity Building for the Kyoto Protocol(Workshop Report).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3.

[2]潘家华,庄贵阳,陈迎等.英国气候变化政策: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N].中国环境,2006.1.27.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Z].2008.

篇2

Abstract: The teaching research is the teaching establishment and the reform important bas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search, this article published to the recent years Chinese periodical studies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the literature to carry on the induction and the analysis,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s method pattern, the key difficulty, the question countermeasure carried on the summary.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proposed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research enlightenment.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 教学 文献综述

key word: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literature summarizes

作者简介：周闻峥（1981- ），女，湖北武汉人，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学学科教学论。

西方经济学是我国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类其他专业课的基础，各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大都开设了该门课程且安排课时较多。为了完善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诸方面，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创新，但是目前关于此的文献分析在我国还非常之少。笔者旨在各位专家学者研究基础上，对近年来我国中文期刊刊发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文献资料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研究目前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热点及趋势，并以此进行思考获得启示，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和过程

1.1 研究方法

笔者拟用内容分析法主要为研究方法，采用抽样的方式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进行抽样，对在中文期刊刊发筛选出来的文献进行较为客观细致的分析，将非定量的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最后运用EXCEL等软件的进行数据汇总和分析，从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从内容上进行横向比较。

1.2 样本资料来源

本研究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标准检索，以输入检索范围控制条件中发表时间“具体时间从2001-1-1到2010-12-31”，输入目标文献内容特征中“主题”为检索项、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文献检索出来后，通过初步的内容分析进行筛选，把不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核心的期刊文献进行删除，共抽的有效样本200篇（政府宣传、新闻广告、编者按及由于名称造成的不相关文献等除外），其时间跨度为10年。

二、研究分析和结果

2.1 样本统计分析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近年来我国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研究文章在国内中文期刊上的发行数量呈上升态势。依据对样本文章的统计，可以看到中文期刊上的文献数每年上升，2007年的文献数有一个量的飞跃，文献集中于2007年到2010年，详细情况见表一。

文献的主要内容涉及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方针、方法模式、重点难点、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几个方面。依据对样本文献的统计，可以看到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教学方法模式、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大量的文献集中于对教学方法模式的研究上，教学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的研究文献数量近两年上升很快，详细情况见表二。

2.2 研究内容分析

笔者对样本文献进行了阅读、筛选、分析、归纳，试图从文献研究的内容进行梳理，综述如下：

2.2.1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模式研究

西方经济学具有概念多、理论多、流派多、图形表格多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学者们对教学的方法模式进行了大量探讨和研究，是目前研究热点之一。

梁静溪（2002）提出：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应借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成功经验和先进成果，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推行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在教学中重视过程学习，尝试游戏教学方法，开展个人演讲、讲演评价等活动。刘黎清（2007）认为应改变目前传统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模式,融入研究性教学理念。其将讲授式、讨论式、反馈式、启发式、探究式等各种教学模式进行融合归纳，提出了几种可以单独采用,也可以联合采用的有效的教学模式――演示+讲授模式、演示+讲授+测试精讲模式、提问+讨论+评价模式和案例教学+小论文+评价模式，从而实现有效的课堂教学。

2.2.2 西方经济学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难点作出了分析。

王铁（2005）分析了如何引导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所学知识，正确理解和分析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这个教学难点，认为在教学中应：增强学生在日常生活消费和个人职业生涯设计中的理性意识；有机介绍学术前沿有关问题，深化与相关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等。

文岚（2006）提出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是人文资源养成的过程，应从大学教师、学生、环境的有机结合来实现。王洋和苏兴强(2006)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思想和技术的学习应该完美地结合起来,不可厚此薄彼。王蓉和田延(2004)介绍了商业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密切相关性，系统论证了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彰显商业伦理的现实意义，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全面阐述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课程,在教学目标的定位中必须强化商业伦理和科学技能培养并重的原则。

2.2.3西方经济学教学问题对策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与逻辑性、内容的广泛性与系统性，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相当的难度，同时使教学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为了提高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曾令秋和杜伟（2002）认为要使学生能学以致用，应着重解决“三个问题”，要使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知道是什么，还必须让学生了解为什么，进而在此基础上得给学生进一步分析怎么样；在教学中要注重“四个分清”，即分清庸俗经济理论与其具体分析方法的界限、生产关系的理论与生产力理论的界限、生产力理论本身的是非界限、西方经济学中主张所需条件与我国是否具备这些条件的界限。韩正清（2010)提出了一些在教学中操作性较强的方法，认为应从调整西方经济学教学计划、改革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入手，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工具轻思想、重讲授轻启发、重知识轻能力和重课内轻课外的问题。

三、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各位专家和学者应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在研究的广度上和深度上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分析总结出能为一线教师教学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指南，并探索出一套即涵盖西方经济学核心思想理念、又符合我国具体国情能为我国经济社会服务的教学内容，和使学生充分理解、掌握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教学模式，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的经济学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丁堡骏.必须加强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指导[J].当代经济研究,2006,(1):54

[2]徐则荣.加强指导地位?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研讨会综述[J].当代经济研究,2007,(7):70

[3]梁静溪.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2,(6):79

[4]王铁.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强化应用能力的培养[J].商场现代化,2005,(29):365

篇3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篇4

关键词：《手稿》；异化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35-02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内容。理论角度上，研究异化理论对于研究哲学深远意义；现实角度上，它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导向作用。我国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异化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针对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异化的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这两方面做如下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异化概念的理解

黄楠森在《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中提出，历史上异化概念有三个用法，即“（1）黑格尔的用法指矛盾的转化， 或矛盾。（2）费尔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出与主体对扰的结果。（3）马克思的用法， 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即剥削剩余价值。”他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就如黄楠森提到的：“马克思讲的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他讲的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1]

孙英在《异化概念新议》中从两个角度论述异化概念，即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异化和作为人道主义基本概念的异化。他认为作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为上的具体推演。他通过对国内国内学界异化的流行定义进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异化也就相应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被自己活动及其结果所奴役的异化， 如工人的异化劳动， 另一类则是被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异化。”[2]

侯才在《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中提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异化现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这一过程。”[3]文中从博士论文的“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再到《论犹太人问题》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变化过程。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中，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对马克思异化观的曲解，认为它“故意舍去了‘异化’的条件性、暂时性， 把它变成了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4]他认为，对待异化概念要从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评价分析。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异化现象的认识

沙光学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中提到：“新的异化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有继续深化的趋势，这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他们更善于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将异化当作一种统治人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须认清异化现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寻找解放自己的途径。”[5]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异化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的时代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如沙光学所说的，工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根源上认清异化现象本身及其危害，寻找到科学的途径“解放自己”。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但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废除了私有制。他提到：“这种本质区别的基本表现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 废除了剥削和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4]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异化，社会主义本身也具有克服异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消灭异化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异化现象是有本质差别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而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消灭异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有的则是主观主义大发作，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所致。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虽然难以避免，但随着人们的经验的积累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这样提道，“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产物，它的性质也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对抗性质。用经济异化的观点来对这些问题加以概括，就会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7]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指导作用

1.社会发展方面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周遭的现实， 我们惊异地发现， 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并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6]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地区贫富差距、权力滥用、道德滑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异化现象的某些特点。由于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加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异化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杨建华接着提到。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刘柱海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现实导向意义》中提出：“我们既不能听任异化现象在我国各个地方蔓延，也不能过于保守，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作用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8]由此看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发展。

2.人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在《手稿》中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这样看来，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摆脱异化。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 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 没有人的参与， 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 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6]

从上述的总结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阶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较广，有许多独特的思想观点。笔者认为，《手稿》历久弥新，虽然经过百年的洗礼，但并没有失去其价值，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越加强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学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经说过，哲学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性实践哲学。对于《手稿》的研究，我们也更应该注重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通过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手稿》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现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时，通过分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无法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由此结果导致了人的发展的歪曲和丧失，人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

提出问题后，需要解决问题。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式就是扬弃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实现人得到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扬弃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发展也是存在异化现象的。

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尽管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但仍然是存在异化现象的。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容易产生商品意识，用物的价值去衡量人的价值，但是却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应该是从事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为了经济利益、金钱的诱惑，在物质方面不知足地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过发扬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个人应该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理想视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积极地以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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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产业协同集聚；空间外部性；机制与效应；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

中图分类号：F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047-007

产业集聚不仅是单一产业在空间上的不断集中，更伴随着相关产业的协同集聚。[1]-[11]Ellison & Glaeser（1997）[1]最早对差异化产业之间的空间集聚现象进行了关注，并提出产业协同集聚（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的概念（也有译者称为产业共同集聚），即不仅单一产业在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不同产业也倾向于在空间上彼此邻近。产业协同集聚中的差异化产业之间通常具有某些关联关系，例如投入产出关联（垂直关联）、技术关联（水平关联）等，通过集聚产生金钱外部性、技术外部性等空间外部性，以及协同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1）相比，产业协同集聚更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的空间邻近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

作为现实世界中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组织现象，学界对产业协同集聚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12]-[16]近二十年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尚未有文献系统梳理和总结产业协同集聚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特别是产业协同集聚的理论基础、机制与效应以及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等。因此，本文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从上述三个主要方面出发，首次回顾并归纳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对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研究成果及最新进展。

一、产业协同集聚的理论基础：集聚与空间外部性

（一）集聚与空间外部性的基本表述

自Marshall（1920）[17]起，空间外部性就被认为是经济集聚的关键因素。空间经济学中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从区域和城市尺度分别对集聚机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二者的讨论均以马歇尔关于外部性的思想作为研究的起点。马歇尔外部性思想包括三个方面：（1）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2）劳动力的可获得性；（3）基于知识交换和“面对面”交流而产生的新思想（知识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规模外部经济。Scitovsky（1954）[18]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

集聚与空间外部性的研究主要以制造业和生产业为研究对象。Krugman（1991）[19]发现美国大量制造业的生产集聚度都很大，并不囿于人们传统观念中固有的高科技产业。Rosenthal & Strange（2001）[20]利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力的可获得性、知识溢出均对制造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但在不同空间尺度（编码区、郡县和州）作用大小存异。Duranton & Overman（2005）[3]考虑空间连续性下的产业区位，在K-density指数的基础上以英国制造业的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大部分的产业集聚倾向于发生在小于50km的空间范围里。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集聚现象同样得到了大量关注[21]-[24]，他们聚焦于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成因和空间经济绩效，还就如何缩小地区差距提出了诸多建议。

随着生产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生产业集聚问题也成为研究热点。Keeble et al.（1991）[25]考察发现了生产业的集聚发展特征。Kolko（2007）[26]试图揭示生产业与制造业不同的产业区位选择模式，通过多个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角度分析，认为这种协同集聚的动力源于知识外溢和直接贸易关系。Keeble & Nachum（2002）[27]认为生产业集聚源于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频繁的知识交流和互相学习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传导是形成生产业集聚的关键。Richard & Christel（2002）[28]以法国巴黎为例，研究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空间区位选择模式，发现每个细分行业的空间区位选择模式各异，但都是产业集聚和扩散的综合结果。

由于空间尺度的差异，新经济地理理论与城市经济理论对于空间外部性的侧重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新经济地理理论在区域尺度上关于集聚形成机制的解释更加倚重金钱外部性。他们虽然也认同非市场行为的P联效应（知识溢出）导致的技术外部性在集聚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但出于种种考虑（主要是技术上的），技术外部性在区域尺度上的集聚机制研究仅代表了未来需要发展的方向。城市经济学理论则更加侧重技术外部性在城市集聚中的重要作用。Duranton & Puga（2004）[29]将城市尺度的空间外部性进一步归纳为共享、匹配和学习。城市经济学者认为，城市中充满了技术外部性[30]，这是由于人和企业作为“信息接收者”或“信息传送者”具有交流互动的需求。

需要指出，集聚经济并不总是带来这些好处，过度集聚同样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下的拥挤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使产业要素在空间上分布趋于离散化，这造成了产业集聚发展的挑战。Ke（2010）[31]和陈建军等（2016）[11]以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的实证考察发现中国城市存在明显的拥挤效应。

（二）异质关联视角的空间外部性再整合

产业关联在集聚中的作用非常关键，上下游产业的垂直关联（包括前后向关联）在市场机制主导下加强生产的空间集中，形成金钱外部性，并与集聚之间构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同时，产业之间的关联性是普遍存在的，处于相同或相近的产业链条上的产业，具有前向、后向和水平的联系。[10]水平关联是指临近产业链条上的产业之间无形的交往和联系，例如管理技巧和经验的分享、劳动力或人力资本之间的交流以及知识技能的共享，也可产生集聚[32]，形成非市场作用下的技术外部性。

然而，学术界虽然从马歇尔空间外部性出发均认识到了异质关联的存在性，但分类角度不尽相同。目前，形成了市场作用角度和产业关联角度两个主流观点（表1）。市场作用角度，将异质关联分为经济关联和知识关联，经济关联在市场机制下发挥作用，与空间外部性中的金钱外部性对应；知识关联在非市场机制下发挥作用，与空间外部性中的技术外部性对应。产业关联角度，按照上下游产业间的有形交往与相同或相近产业间的无形交往分为垂直关联和水平关联，同样分别对应空间外部性中的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显然，两种分类只是切入角度有异但无实质区别。

二、产业协同集聚机制与效应研究

（一）产业协同集聚机制研究

产业的协同集聚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一个城市是完全专业化（只有单一产业）或者完全多样化（拥有所有产业）的，而是介于二者的中间情形，几乎所有城市的产业集聚都呈现出中性结构特点。[14]然而，现象上观察到的制造业与生产业协同集聚事实上只是呈现在眼前的结果，而如何形成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内在微观机制仍然是个“黑箱”。为寻求现实中多产业协同集聚的来源，诸多学者进行了微观形成机制方面的研究。

产业间协同集聚形成机制研究同样围绕马歇尔空间外部性的思想展开。Ellison et al.（2010）[6]奠定了该领域的研究基础，在构建产业协同集聚指数（E-G指数）基础上，利用美国的数据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微观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探讨，研究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同样源于马歇尔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中间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共享劳动力市场、增加信息交换和创新机会，从结果来看三种因素的作用基本相同，并且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制中马歇尔因素作用均远大于自然优势形成的地理“第一性”。Stephen & Erik（2016）[33]研究了城市内部的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因素，进一步印证了Ellison et al.（2010）[6]的观点，区别仅在于各因素的系数相对大小不同，而这可能是由于在较小空间尺度考察下的结果。Gallagher（2013）[34]在研究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制时将运输成本细分为物理和信息运输成本，分析了异质运输成本下的马歇尔因素是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来源。Gabe & Abel（2013）[35]侧重于考察马歇尔第三因素的关键作用，发现具备相似知识的职业劳动力倾向于协同集聚，并且这种协同集聚导致的知识分享的重要性在都市尺度要大于州级尺度；行业层面的拓展分析表明，工程和技术、艺术与人文、制造和生产、数学和科学、工商管理、信息通讯等制造业和生产业行业由于知识分享，在都市尺度更加倾向于协同集聚。个案研究方面做出贡献的是Mukim（2015）[36]和Rusche et al.（2011）[37]，分别以印度正式和非正式制造业、德国家具内部产业间为样本进行了产业协同集聚形成机制方面的补充研究。

（二）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部分学者的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依然局限于“产业”到“产业”的集聚互动影响。例如，陆剑宝（2013）[38]进行了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生产业协同效应研究，主要关注和测度了制造业集聚对生产业集聚的影响，发现无论在省级还是市级层面，制造业集聚显著影响生产业集聚，制造业集聚是导致生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即存在制造业对生产业的集聚带动效应。盛丰（2014）[39]分析了生产业空间聚集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发现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对本地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而且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对周边区域制造业升级有明显的促进。

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效应研究是关系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议题。高峰和刘志彪（2008）[5]对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产业升级，通过相关产业和支援性产业的集聚，以及产业间的外部经济而与集聚产业之间产生的协同效应，不断强化产业集群的“集体效率”和“外部经济”，提升产业集群内在的“知识含量”和竞争水平。陈晓峰和陈昭锋（2014）[9]研究了东部沿海地区十省市生产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演进关系及其效应，发现两者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专业化水平及产业优化升级有促进作用，但其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度量方法有待商榷。胡艳和朱文霞（2015）[16]发现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明显，对于城市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生产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在现阶段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未能显现。

不难发现，目前关于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的研究仍停留在不同产业间集聚互动影响的方面，而对于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绩效方面大多尚处于现象观察和定性分析阶段，仅有的研究也只考察了产业协同集聚对于区域（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解释产业集聚互动所导致的城市（空间）的诸如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增进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等关键议题。

（三）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

产业集聚发展与空间结构演化之间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产业集聚发展需要空间载体，产业要素的集聚会改变空间结构形态；另一方面，决定这种空间集聚的基本因素包括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空间外部性，而这三者都与距离相关，故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会降低运输成本和便于经济主体“面对面”接触，缩短时空距离、加速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又促进产业的集聚。

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方面，陈国亮（2010）[40]、陈菁菁（2011）[41]研究发现不同产业（包括制造业与生产业以及细分行业层面）在空间上存在“互补”和“挤出”，无论是城市尺度还是城市群尺度。陈国亮（2010）[40]认为生产I与制造业集聚之间的双重集聚在时间序列上来看是动态推进的过程，二者作用强度的相对大小决定了体现出来的到底是“互补”还是“挤出”。此外，运输成本和“面对面”接触是主导制造业与生产业空间上协同集聚的关键：制造业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动制造业靠近生产业发达的地区以实现“互补性”的空间协同集聚；而生产业方面，运输成本的降低（“面对面”交流的可得性提高）可以推动生产业向城市中心的集聚来形成“挤出性”的空间协同集聚。[41]

产业协同集聚具有产业和空间二重属性，产业区位选择可以影响城市（群）空间格局，而城市（群）空间格局的优化又进一步促进产业协同集聚，形成循环累积因果的产城互动发展模式。[11]然而，现有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研究虽然加入了空间思维，但依然囿于产业间的互动对彼此造成的“互补性”和“挤出性”及其形成的空间形态，对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机制的阐述也仅限于定性的或者经验的讨论，并没有将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问题纳入统一的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系统解释。

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

关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量化测度指标的选取和构建，不少学者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需要进行了诸多尝试。例如，国外方面，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构建的E-G指数、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构建的D-O指数、Stephen & Erik（2016）[33]构建的Colocalization指数等；国内方面，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42]、陈建军等（2016）[11]构建的？酌指数和？专指数等。

（一）E-G指数

最早提出并构造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指标的是Ellison & Glaeser（1997）[1]，其计算方法为：

其中，G表示产业i的空间基尼系数，X表示地区r的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HHI为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包含了产业、企业两个维度，因此，能够避免计算出来的产业协同聚集水平即使在同一空间的不同产业（行业）之间进行对比也存在偏差的缺陷。[23]

同时，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还构建了产业层面的E-G指数，用以测度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根据该E-G指数，衡量产业i和j协同集聚度的计算公式为：

E-G指数的应用非常广泛。Rosenthal & Strange（2001）[20]、Barrios & Strobl（2004）[43]利用E-G指数分别以美国、欧盟成员国的制造业样本数据考察了产业集聚状况。罗勇和曹丽莉（2005）[22]、路江涌和陶志刚（2006）[23]等利用E-G指数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状况。然而，目前并没有文献利用E-G指数进行制造业与生产业、生产业细分行业之间协同集聚方面的测度和研究。

（二）D-O指数

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基于非参数密度估计模型分析构造了D-O指数来衡量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一般性的表达式为：

D-O指数需要利用较为精确的厂商空间位置数据，并假设厂商的空间分布具有连续性突破了区域边际限制[23]；同时，该指数的计算可以设置任意形式回归函数，具有评价偏离随机性的显著性统计特征，可以规避与规模和边界相关的问题。虽然D-O指数较为精确，但在我国的实践性并不强，尚未有文献利用D-O指数进行基于中国实践的产业协同集聚方面的研究。

（三）Colocalization指数

Colocalization指数（简称Coloc指数）是由Stephen & Erik（2016）[33]在借鉴瓦_斯坦度量（Wasserstein metric）的思想基础上所构建的用以测度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指数。Coloc指数的大小由Wasserstein距离决定。具体而言，指数的数值代表了产业J位移到产业K空间相似性的统计显著性大小。

利用上式，就可以定义Wasserstein距离为：

Coloc指数贡献在于一方面克服了E-G指数只能衡量行政空间单元的产业协同集聚而导致的遗漏相邻地区厂商信息的缺点，另一方面克服了D-O指数由于依赖厂商的成对距离而导致移除特定地区的信息后厂商与就业中心信息不一致的缺点。另外，由于Coloc指数解决了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适用于对城市内部产业协同集聚的分析。

Stephen & Erik（2016）[33]利用Coloc指数实证检验了产业在城市内部协同集聚的微观形成机制，与E-G指数、D-O指数相比，各因素（自然优势、投入产出关联、消费者外部性以及知识溢出）对城市内部产业协同集聚的显著正效应，差别在于相关系数大小不同。Coloc指数对数据的要求更高，囿于中国数据限制其现实可操作性同样较低。

（四）？酌指数和？专指数

国内方面，一些学者结合中国实践，开始尝试构建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指标。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42]认为E-G指数只能从产业层面反应国家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不能反映地区（城市）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因此，构建了？酌指数：

其中， k为地区（城市）；η为单个产业（i或j）的集聚水平，以区位商衡量。那么，？酌指数的数值越大，表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陈建军等（2016）[11]借鉴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的思想，构建了新的适用于考察城市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专指数：

陈建军等（2016）[11]通过比较E-G指数与之构建的？酌指数，在样本范围内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409。（3）他们认为，？专指数相对于以上产业协同集聚指数的好处在于，不仅能够反映“协同质量”，还能够反映“协同高度”，因为高度集聚的城市产业通常是优势主导产业，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因此，考虑“协同高度”能够全面反映产业协同集聚水平。

四、研究评述

产业协同集聚是不同产业间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具有“产业-空间”二重属性。自Ellison & Glaeser（1997）[1]以来，已有大量国内外文献开始对这一典型的空间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已经处于“现象机制”分析阶段。

空间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分别从区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系统阐述了产业集聚和扩散的机制，在主导机制上新经济地理理论较依赖于垂直关联（前后向关联）的作用，而城市经济理论更为侧重水平关联（“面对面”接触下的知识溢出）的作用，通过异质关联的传导形成了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并且二者构成的空间外部性与集聚之间又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互相强化。当然，这一过程也并不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集聚经济并不总是带来这些好处，过度集聚同样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下的拥挤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使产业要素在空间上分布趋于离散化。另外，学术界虽然从马歇尔的空间外部性理论出发均认识到了异质关联的存在性，但是角度不同产生了不同分类，本文对其进行了重新整合。

诸多学者围绕空间外部性的思想展开产业协同集聚微观形成机制的研究，验证了Marshall（1920）[17]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中间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共享劳动力市场、增加信息交换和创新机会对于制造业与生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制造业和生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之间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然而，产业协同集聚内在微观形成机制仅是机制研究的一个方面，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的互动机制作为机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目前的成果却非常单薄。效应研究，依然局限于“产业”到“产业”的集聚互动影响，对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绩效大多尚处于现象观察和定性分析阶段，并没有解释产业集聚互动所导致的城市（空间）的经济绩效，例如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增进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等，亦即现有关于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现象机制效应”这一完整分析脉络，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产业协同集聚经济绩效及其空间效应研究也构成了未来研究重点，对于指导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本文还全面总结了国内外现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的不同方法，并客观比较了不同方法的适用性。

注释：

（1）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同样是指产业在特定空间聚集的一种地缘经济现象，既包括受自然资源禀赋的吸引而集中（第一属性），亦包括在集聚空间的自我强化过程（第二属性）。

（2）详细介绍可参考Wasserstein L.Markov processes over denumerable products of spaces describing large systems of automata.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5，1969：47-52。

（3）陈建军等（2016）利用E-G指数和？专指数，对2003―2011年中国2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生产业与制造业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通过进行相关关系检验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均值为0.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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