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热点案例及分析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刑事诉讼法热点案例及分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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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学 教学 模式 方法 改革

一、刑事诉讼法教学的基本问题

（一）刑事诉讼法重要性。

《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是教育部制定和颁布的法学16门主干课程之一，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该门课程的教学在整个法学教学计划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就诉讼法的性质而言，任何一个诉讼案件，其发展、推进的过程，都离不开程序法的应用。因此，不断推进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进一步加强刑事诉讼法学的课程教学效果，对本科法学教育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二）刑事诉讼法学科特点。

法学是门极为综合的学科，不仅需要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而且还需要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敏捷准确的逻辑思维以及实际操作的经验等。而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相对于实体法更为抽象，学生基本上是在学校单一的环境中，社会阅历和经验尚有不足，对程序法缺乏直观、具体的认识，常规的讲解并不能在实质上增强学生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理解。因此，法律职业自身高度的技术性和刑事诉讼法程序性的特征，使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实践性特征更加突显。

此外，诉讼法一般被看作是实现实体权利的工具与手段，是辅质的部门法，重视实体结果，而轻视程序问题。在法学教育中确实也存在着这样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法学教育是法律人从事法律工作的基础，在教学中合理安排实体法与程序法，灌输程序的独立价值理念，对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刑事诉讼法教学现状。

目前，以传统教育方法为主的教学模式使刑事诉讼法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手段尽显单一，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难以有效配合教学过程，致使教学效果不理想，教学质量受影响，突出表现为几点：

1.教学内容单一。首先，教学内容主要是以现行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内容以及对其所作的一些理论阐释，缺乏必要的横向分析比较；其次，教学内容当中较少涉及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司法实践领域中的热点、难点等问题，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内容固化于教材范围，难以准确分析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最后，课程教学未充分利用案例讲解诉讼法学相关知识，案例讲解最终成为形式，教学内容仍然空洞、抽象，教学过程缺乏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环节，没有遵循由具体到抽象、归纳到演绎的认知规律，学生没有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易出现懈怠情绪。

2.教学手段、方法单一。以往的教学方法多采用课堂讲授、讲解方式，教师在讲台上近似于“一言堂”，以“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教学，而辅助教学手段不多或者仅仅流于形式，课堂教学气氛易不活跃，沉闷、懈怠。在整个教学环节当中，学生的思维很难得到启发，因此学生参与度不高，对教学内容的回应较差，教和学之间交流度不高。如此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学到了“知识”，却丧失了思辨能力。

二、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概述

“模式”一词是来源于英文model 一词。一般是指被研究对象在理论上的逻辑框架，是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一种可操作性的知识系统，是一种理论性的简化结构。由美国人乔伊斯和韦尔引入教育教学中，被定义为：“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因此教学模式可以定义为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

（一）灌输式或填鸭式教学模式。

灌输式或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对学生的知识输入为主，具有明显单向性信息传导的一种教学模式，在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中最为常见。由于受教学人数、教学资源与教学手段以及自身能力的制约，授课老师往往采取这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优缺点十分明显，一方面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完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限制了学生分析判断能力、科研能力和自学的能力的提高。笔者认为在知识普及和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部分，采用灌输式教学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引导或启发式教学模式。

引导或启发式教学是较为古老的教学模式，旨在利用学习过程的客观规律性，引导或辅助学生主动、自觉地吸收和掌握知识。这种模式将学生看作是学习的主体，通过调动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引导教学与主动学习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兴趣和能力。但这种教学模式不易掌控，可能会造成课堂的失控和课程进度的延迟，在固定的课堂时间之下具有一定难度，可在已具有一定刑事诉讼法知识基础之上穿插开展。

（三）案例教学模式。

案例教学法是英美法系判例法国家法学院最为常见的一种教学方法，是由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郎得尔于1870 年前后最早使用于哈佛大学的法学教育之中。目的是通过对大量特定案例的分析讲解，进而让学生掌握一般的法学原理、法律精神和现行法律规定，培养学生自主分析能力、解决法律问题能力以及法律的批判精神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模式对老师实务能力要求较高，在案例分析中能够抓住重点，问题的设置能够对当前诉讼中的实际情况考虑得恰到好处，并且对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四）建构主义模式。

建构主义也译作结构主义，其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皮亚杰（J. Piaget），源自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建构主义认为学习的实质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之间的双向的相互作用来形成、充实或改造自己的经验体系的过程，即是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地进行的信息建构。极为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对知识的吸收不应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构建信息，不可由他人代替，故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而非教师向学

教学模式并不能单一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各自特点，在教学过程中交替开展，使之形成一套适合刑事诉讼法教学的高效立体互动模式。

三、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的具体运用

（一）模拟法庭。

法学教育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和讲解，而应该是一种规范的、专业的职业化的训练。在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与学习过程中，可采用实务性的模拟法庭教学方法，使知识的传授更加具体、形象，并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自我完善、自我检验。按照一般的模拟法庭教学，其主要是针对刑事诉讼的庭审阶段进行模拟实践，但刑事诉讼法教学不应该仅局限于审理环节，“而是延伸至案件办理的始终。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虚拟的扮演律师、当事人、证人、政府官员及法官、检察官、侦查人员等各种角色，就案件中的问题进行调查、侦查、谈判、辩论、调解以及审理等”，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理论脱离实际的传统教学弊端。但实施这种教学手段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将模拟法庭作为一种纯粹的表演形式，过分偏重形式程序的设置进行，恰当设置刑事诉讼三个主要阶段的实践教学内容，使模拟法庭能够称为培养学生诉讼实践能力的教学方式。

（二）实践观摩与法学基地。

将课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参与法学社会实践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就目前法学专业的设置上来看，专业实习局限于毕业前四个月的统一实习，这对于刑事诉讼法这一程序法教学来说是不足够的，笔者认为可根据各个年级的特点和所学知识的不同，分组分阶段的参与法律实务部门的实践活动。其次，充分利用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学生到法学教学基地的见习或实习都是学生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难得机会，由此会激发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学会用法律人的思维思考问题。同时，利用好实践基地，也可以拓展教学资源，使得老师接触到更多的实践问题，相对于课堂内的教学是有益的促进。

在进行刑事诉讼法教学时，特别是一审庭审程序部分教学过程中，根据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教学进度，可组织学生旁听基层法院的法庭庭审。庭审观摩是一种更为直观教学方法，通过实际的观察了解法律实务工作者对具体法律的理解和运用，进而检验自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认识，加深对庭审流程的记忆，使知识架构更具有立体性。

在课堂教学环节当中安排庭审观摩，必然要受课堂教学课时数的制约，所以老师在选择旁听案例时，需要把握案例的典型性，这就需要在观摩组织上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尤其注意与相关单位进行良好的沟通。

（三）多媒体手段。

多媒体教学是指通过使用电子课件、网络资料、视频影音等教学手段，增加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而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更有利于将理性、抽象、艰深的法律问题形象化、生动化、直观化。多媒体教学相对于其他的“动态”教学，更容易运用到课堂之中，弥补实践操作的不足，同时节约课堂板书时间，便于适时更新充实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多媒体设备辅助教学，会增强讲述课程的效果。通过直观的图片、影音短片等将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展现出来，使抽象难懂的教学内容生动具体，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增强实际操作能力，形成一种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但是，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过多的使用多媒体手段，会使课程教学呈现表面的生动、新鲜，但实际上学生却容易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多媒体的技巧变化上，而完全忽视了多媒体手段承载的知识本身，最终本末倒置。所以多媒体的辅助教学是必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四）案例分析与课堂讨论。

案例教学法是19 世纪70 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的一种教学方法，是由主讲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和需要，适时提出精选案例，组织学生对个案进行剖析，阐述个案分析的基本法理和要点，实现从具体到一般的抽象过程。

在经过老师对理论知识的讲解之后，学生将利用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点，自主查阅资料，分组讨论，形成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已成为课堂的主体，也增强了其学习的主动性及实践操作的能动性，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缩短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使得程序法教学更加形象化，更能够达到刑事诉讼法的教学目的。作为授课老师，要善于关注司法实务，在对具体操作的问题上避免脱离实际，本着提高学生刑事诉讼程序操作能力出发，精选适合课程教学的案例，同时注意不能急于求成。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分析，逐步培养学生的能力，不可将案例分析演变成知识的灌输。

（五）专题讲解。

刑事诉讼法教学中，应当紧扣当前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司法实践领域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通过对某一问题的思考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刑事诉讼法的了解。作为程序法，在学术研究领域必然会有很多争议性的问题，在教学中提出适当的问题，作为专题讲解，着重分析，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思考能力，分组讨论收集资料，各抒己见，在不同观念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既能提高学习的兴趣，也能够使学生接触到刑事诉讼法的现实问题。

四、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改革方向

（一）教学内容多样化。首先，课程的主体内容为中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基本理论；其次，课程的拓展理论知识应包含部分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然后，课程内容的延伸应当涉及立法界、司法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教学方法多元化。首先，课堂内的教学中应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手段。比如，讲授为主，启发提问回答及课堂讨论为辅的方法；案例教学、图示教学、多媒体教学结合的方法。其中，对于案例教学切忌流于形式，应遵循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过程，让学生懂得归纳，进而学会运用。其次，课堂外运用丰富的实践教学手段。比如，模拟法庭教学，诊所法律教学，以及专题学术讲座等等。其中诊所法律教学是能够让学生把理论知识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较好方法。

（三）教学理念实用化。将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作为重点，在实践过程中，学生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把握刑事诉讼法的整体方向，培养法律理念，真正做到用法律人的思维思考问题。

（四）教学考核灵活化。刑事诉讼法学是核心课程，所以基本的考核方式应当保持有期末的集中闭卷测试。但针对法学的应用性特点，课程考核成绩的计算应当有一定的灵活性，应当将学生的应用能力作为考核内容。

五、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

该课程教学模式及方法改革的核心或是突出点在于，立足于法学的应用性特点，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功底，使教学的实践性和师生的互动性达到有机统一。但，正是因为这样的教学模式非常强调理论的运用、主体的参与性，以及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因此，在教学上会较普通的教学模式更耗时间和精力。从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的经验来看，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如要有效实施，则必须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否则教师个人的精力将不能完全企及。

首先，教学时间的配备。注重操作性和参与性的教学模式下，时间的安排问题较为突出。在教学总课时固定的情况下，开展实践性教学存在一定问题，教学双方在过程中的不可控的延时，对教学的时间配置问题要求较高。此外，理论教学和立体化教学交叉进行，使得学生在课堂之外还应对课本知识进行系统的了解，教师在课堂上更应中重点、难点和疑点，避免面面俱到而导致的时间不足。对于操作性教学，注意把握时间，不可重视形式的新颖化而忽视了基本理论的教导。

其次，物资保障的投入。刑事诉讼法本身带有极强的操作性，在教学模式改革中进行实践学习，对教学的物资投入要求高。

校内，教学硬件设施的选择，模拟法庭建设、多媒体系统配备、摄像录像设备以及开展过程中的道具配套等；在校外，还应注意与相关单位的联系，对法学基地的建设，同时在对外进行教学时，还需部分合理的车旅开销。这些都是必须尽全面的考虑。

最后，教师能力的要求。首先应当重视授课老师在刑事诉讼法方面的专业性，法学是门庞大而相对完整的学科，各专业之间不可盲目融会贯通，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侧重点不同，同性质的法学学科之间也不相同，在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上，首要的问题便是重视专业性。其次，对教师实务能力的要求较高。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程序法相对实体法更重视实践操作，教师应当具有实务能力，在实际中参与过刑事诉讼，同时，对当前热点问题有良好的把握，才能更好的理解程序法，避免纸上谈兵。

本文系四川乐山师范学院校级教改课题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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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多媒体 课件 刑事诉讼法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迅猛普及，高等学校教学手段和方法也逐渐现代化，突出表现之一即为多媒体课件在教学过程中的广泛应用。目前，笔者所在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所有的教学教室均安装了多媒体设施，教师们在课程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比例大幅提高。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完善了教学方法，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其图文并茂、声像俱佳、动静皆宜的特点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笔者就所讲授的刑事诉讼法学课程中运用多媒体课件的情况总结如下，以期能够更好地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一、多媒体课件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的优势

刑事诉讼法学是法学及其相关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其课程特点如下：1.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刑事诉讼程序涉及知识点多，信息量大；2.刑事诉讼程序比较复杂，诉讼过程比较枯燥，案例不如实体法有趣；3.程序操作过程中易混、相似知识点多；4.知识更新较快，如司法解释的出台；5.属于应用法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教师讲授，学生听讲，做笔记的形式，虽说有其优势，但也会带来教学方法比较枯燥，容易脱离实际的弊端。多媒体课件的应用，将图形、图像、文本、动画、视频、声音等多媒体技术，通过计算机处理后，以单一或者集成的方式运用于教学中，成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重要的辅助教学手段，可以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之处。

（一）多媒体课件使课堂呈现的知识量大大丰富，信息更新及时。

多媒体课件的应用，使得教师在备课时就可将刑事诉讼法学庞大的知识体系尽数纳入其中（如相关章节的法条、司法解释、近期发生的案例，理论界的前沿问题等等），在授课时就可直观、明了地以课件形式展现给学生原貌，节省了教师的板书时间和学生笔记时间，信息量极大充实。教师可以节省下时间将精力放在重点知识的讲解和分析上，授课效率提高。多媒体课件修改起来快捷、方便，近期的法律法规的变化、热点问题、热点案例可及时吸纳进来为教学所用。

（二）多媒体课件使案例教学更加生动，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案例教学法是法学教学中大家非常推崇的一种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使案例教学更加生动。如在“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义务”课程导入时，可以采用现实中的真实案例的视频、图片等音像资料来开篇，让学生以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视野进入程序，这往往会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身临其境般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学习过程。在诉讼程序的立案、侦查、、审判、执行各阶段，不断设置案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诉讼程序的分析，进而引申出相关法律法规的运用，最后，结论也会水到渠成地得出，当事人的权利体系也就完全印入学生的脑海之中。

（三）多媒体课件使程序更加直观化地呈现在教学过程中，增强学生对诉讼实践的感知。

传统教学中教师的口述案例和程序使诉讼过程难以直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而刑事诉讼法又强调学生对诉讼实践的感知。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使得程序的直观化呈现成为可能。如在讲授刑事第一审程序的法庭审理过程时，我们就可以将法庭审判过程在课堂中播放。可以选择教学光盘如《中国法庭》，可以选择相关影像资料如《庭审现场》《模拟法庭》等，也可以选择身边真实案例资料等。教师在授课时加以适当引导即可以让学生感知到真实的庭审过程，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四）多媒体课件使课程知识点的归纳总结更加条理化，提升教学效果。

刑事诉讼法的课程知识点比较琐碎，易混、相似知识点较多，如果学生没有进行课前预习和做好课后复习，很难完全理解和掌握。多媒体课件的合理使用，使得教师在备课时就可以将这些知识点以图表、表格的形式进行梳理和归纳（如辩护和的诸多异同，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区别等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个清晰而简单的印象，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

二、刑事诉讼法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课件容易出现的问题

虽然多媒体授课有诸多的优势，但运用不当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一）知识点播放较快，学生不易形成较深印象。

多媒体课件的优势之一是课件呈现的知识信息量极大提升，但如果事无巨细地将相关知识点一律反映到课件之中，会使得课件的内容过于庞杂，主次不分，详略不当。这样，在授课过程中，教师会十分忙碌于课件一屏一屏地播放，而且还要照屏宣讲，屏幕内容更替速度过快，在学生印象中知识点内容很多，但不易形成较深印象，影响授课效果。

（二）增强案例的生动性，但有时过于热闹会喧宾夺主。

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使案例教学可以看得见听得到，增强了生动性，学生普遍兴趣很高，教师也非常乐于采用案例教学。有些教师为了迎合学生心理，会将案情过多地进行渲染，老师讲得热闹，学生听得轻松开心。过份渲染案情虽然会使课堂气氛活跃，但最后在考核时往往会发现学生只对案情有印象，听了热闹而没有总结到知识点，更没有掌握相关法律规定。还有，教师所采用的案例有时较大，在课件中放映占用时间较长，这样会挤占其它授课内容的时间。

（三）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易沦为课件“放映员”。

目前，利用多媒体课件授课成为很多高校教师的选择，教师在授课前提前制作好课件，在授课时按部就班地按课件内容进行放映和讲解。这容易造成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课件，沦为多媒体课件的“放映员”，一旦停电或其它状况出现，往往影响教学任务的实现。教师过多依赖多媒体，受课件内容束缚，也会限制教师在讲课过程中突然出现的灵感和火花。

（四）多媒体课件质量参差不齐，出现两个极端，或成为“电子板书”和或过于花哨。

由于教师所占有的教学资料不同，本身的教学思路不同，再加上每个教师计算机操作水平的差异，使得教师制作的多媒体课件差别很大，质量参差不齐。多媒体课件容易出现的两个极端，一种是将文字的幻灯片直接展示，成为“电子板书”，另一种则充分运用计算机的各种优势，充分体现视觉、听觉等效果，不注重教学内容，过于花哨，华而不实。这两种极端都应极力避免。

三、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的优势

（一）发挥集体力量，做好多媒体课件资料准备工作。

利用多媒体课件授课是一种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是多媒体课件的核心。为了更好地制作高质量的多媒体课件，我们应该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而不是仅仅依靠单个教师的力量。如刑事诉讼法课件的资料准备工作，就可以充分挖掘诉讼法学教研室的全部教学资源。三大诉讼法有很多相通之处，资源可以共享。课件准备工作首先要做好文字性资料的准备，如教材、大纲、教案、相关法律法规、典型案例等；其次要准备各种教学影像资料；还有就是要有一些必要的软硬件设施，如扫描仪、打印机、摄像机、录音设备、数码相机，多媒体影像教学光盘，多媒体技术教学书籍等。在此基础上，课程组的成员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共同协作，制作出高质量的刑事诉讼法学多媒体课件。

（二）多媒体课件制作，避免两个极端。

多媒体课件制作时，要秉承一个原则，即教学内容是核心，教学效果是目的。多媒体课件要避免成为“电子板书”，这样难以发挥多媒体课件的生动性，形象性。也要避免过于花哨，喧宾夺主情况的出现。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应是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相统一，形式服务于内容，从而达到学生充分理解，深刻领会的教学效果。

（三）多媒体课件的运用，要确立其辅助地位，教师应以讲授为主，不要过于迷信多媒体。

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是课堂的主宰者。多媒体技术虽然很优越，但它只是一种教学手段，其要服务于教师的讲授内容，受教师的驾驭。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确立自己主导者的地位，不要沦为课件“放映员”的角色，过于迷信多媒体。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运用多媒体的优势，根据课堂变化的状况，不断引导学生，加强师生之间的教学沟通和互动，共同圆满完成每一堂刑事诉讼法学课程的教学任务。

（四）提高多媒体课件的播放技巧，注意细节。

为了更好地发挥多媒体课件的优势，教师应不断提高多媒体技术水平。如每堂课用醒目的字体或者声音提示重点、难点；案例有选择地加以剪辑使用；注意播放细节，与播放教室相适应，提前设置好合适的背景、文字、声音等；设置暂停、回放键等。诸如此类多媒体技术的提高和对细节的重视对于提高刑事诉讼法的教学效果也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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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SPOC;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改革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亦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从慕课到SPOC课程，再从SPOC课程到微课，教育工作者们不断地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这既为我国的法学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同时也给法学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慕课，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简称MOOC)，即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大学课堂教学模式，从2012年起，慕课教学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的著名大学都开发了相关的慕课平台。如Coursera，edX，Udacity等平台。在我国，主要有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上海交通大学的“好大学在线”等等。在MOOC的四个关键词中，Open(开放)是核心，Courses(课程)是内容，Online(在线)是时空形式，Massive(大规模)是结果、影响力。［1］慕课教学与传统的大学课堂教学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比如教学上没有规模的限制、教学开放、成本低、以学生为主导等。慕课教学模式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肯定，但是慕课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暴露出其缺点。比如，由于教学规模较大，几乎没有师生的互动，没有正式的学分认证，学术诚信问题，课程的完成率较低等问题。［2］学者们对慕课教学模式进行反思之后，提出了一种SPOC的教学模式。所谓的SPOC(SmallPrivateOnlineCourse，简称SPOC)，中文意思是“小众私密在线课程”。SPOC课程模式小而精，并能将线上与线下的课堂教学相结合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SPOC将慕课与课堂面授有机的结合，弥补了慕课教学的缺点。有学者指出，SPOC是MOOC与传统校园教学的有机融合，是针对小规模、特定人群的，通过MOOC资源来改变传统高等教育现状的一种解决方案，其基本形式是在传统校园课堂采用MOOC讲座视频或在线评价等功能辅助课堂教学。［3］SPOC教学方式与MOOC相比有其优势，得到了师生的认可，在我国的各大院校得到了推广。

一、当前刑事诉讼法教学面临的困境

(一)教学理念较落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

刑事诉讼法学是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的核心必修课，同时也是国家司法考试(2018年之后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法的教学知识点较多，刑事诉讼法的法条也较多，在传统的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中，教师往往把较多的时间放在对基础知识的讲解上，着重讲解刑事诉讼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诉讼理念，教师重点讲解刑事诉讼法条的含义，学生课上抄笔记，课后学生花大量的时间看笔记，背法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概念的抽象，法条的枯燥，使得学生慢慢地失去了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和积极性。

(二)教学方式较单一，学生缺乏对刑事诉讼法的整体性认知

传统的实体法教学中，注重对知识点采取“说理”式的教学，在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内容分为总论与程序论两大部分，总论部分主要是讲解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如刑事诉讼的理念、辩护、回避、证据、逮捕等，程序论主要是讲解整个刑事案件的办案的流程，从立案开始，侦查、、审判、执行、再审程序。刑事诉讼法的知识点较多，相对刑法而言内容更抽象，传统的“说理”式的教学方式，教师将每个知识点进行一一的讲解，确实有利于各个知识点的掌握，但是却往往忽视了这些知识点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得学生对于各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的认识。

(三)过于偏重理论知识讲解，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

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以研究刑事诉讼主体公、检、法等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为其主要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必须掌握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了解不同的诉讼主体在程序中享有哪些权利，承担何种义务。学生毕业后，走上了法律工作岗位，但是实践操作能力较差，不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践中发生的刑事案件，独立办理案件的能力差。传统的理论教学已经不符合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掌握法律职业的技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理应成为教学改革的中心。

二、刑事诉讼法学SPOC教学思路

(一)明确教学改革的目标

刑事诉讼法学SPOC教学改革的重点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中心。明确的目标定位有利于合理的选择教学的内容。SPOC教学包括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两部分，线上注重对基础知识的讲解，线下课堂上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实践性教学上。有学者提出了，将教学的基础性内容录像化，实践性内容课堂化的建议。

(二)线上教学的重点

SPOC教学是一种典型性的建构性学习，建构性学习主要是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在课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自主地观看教师制作的视频，传统的课堂教学一般是每节课45分钟，而视频的时间一般要在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学生通过视频的学习，主要是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基础知识点。同时，线上还要求学生完成老师所布置的作业，这样的话，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线上的答题情况，合理的安排线下课堂上的教学内容。教师也可以将网络上一些优秀的教学资源引入到教学中，这样可以弥补教师在教学中的不足。

(三)线下教学的重点

线下教学应该突出学生的参与性与主体地位。首先是教师对线上反映的问题进行详细讲解，为学生答疑解惑。另外就是组织学生对刑事案件进行讨论。其中，线下教学中最重要的是要采取不同形式的实践教学，从而弥补传统刑事诉讼法教学的缺点。实践教学主要包括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情景教学法等形式，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实践教学方式。

三、刑事诉讼法学SPOC教学的主要优势

(一)有利于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在线上线下的教学中，学生经历了“感知—理解—体验—反思”的过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进行线上的学习，不理解的知识点可以反复观看，这是学生对新知识的初步感知，课堂上，学生在参加案件讨论，情景模拟等活动的过程中，学生对知识点不断的理解和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深度学习的过程。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学生成为了教学的参与者，学生的学习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学生从以前的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学生在线下的教学中，学生运用掌握的知识去理解案件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了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二)有利于合理的安排教学课时，增强知识点的系统性

SPOC教学改革要求更多的时间用在实践教学中，在传统的教学中某一个知识点老师讲解只需要1节课时，但是实践教学组织学生课堂上进行讨论，模拟等活动，可能需要更多的课时，但是根据学校教学改革的需要，压缩了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课时，由以前的一周4节，变成了现在的一周3节，一共是54个课时，课时的有限性与教学内容的繁杂产生了必然的冲突，这不利于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SPOC模式破解了传统的教学困境，不失为一条刑事诉讼法教学改革之路。“由于基础性讲授内容已经录像化，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课堂教学和学习中去。”［4］这样，教师就不只是完成各个知识点的讲解。而是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学生对知识有整体性认知。即教师通过对知识点的梳理，理顺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脉络，然后通过不同的形式，如图形，表格，思维导图等，讲授给学生，从而增强知识点的系统性，有利于学生体系性思维的培养。

(三)有助于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地方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定位决定了课程设计的基本思路，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就业去向是到基层的法律实务部门工作，从往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统计来看，大多学生都是到地方的基层法院、基层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工作，因此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所以在设计刑事诉讼法SPOC课程时，必须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师可以在教学中采用真实的案例，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教师也可以采取情景教学方式。即让学生分担不同的角色进行模拟，可以将学生分成“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组”、“检察院组”、“法院组”等，让学生针对教学的内容进行不同形式的情景模拟，每隔一段时间，小组之间可以互换角色。通过角色的互换可以使学生了解不同法律职业的特点和工作内容。在此模拟过程中，学生的法律文书写作能力、法律思维能力、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协调能力等都能得到全方位的训练。这些能力都是从事法律职业者不可或缺的，而我们传统的法学教育，却往往忽视了这些能力的培养。这样，也会缩短课本与实践的距离。法学院的专业课程一般是小班教学，人数是40人左右，这样的规模既有利于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有利于小组实践活动的开展。通过参与线下的各种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知识有整体性的把握。

四、SPOC模式下刑事诉讼法教学的具体步骤

下面我们以刑事诉讼法中的辩护制度为例，讲解SPOC教学模式的具体步骤。首先，必须明确教学的目的，通过学习，学生必须掌握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规定，学习的重点是:理解辩护律师在诉讼程序中享有哪些诉讼权利以及义务，辩护律师如何的行使其诉讼权利，如阅卷权、会见与通信权、调查权证权等，在以前的教学中，教师只是简单的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罗列为若干个小点进行讲解，学生课后反映，其并没有真正地理解辩护律师有哪些诉讼权利以及如何去行使。通过教学，学生不仅要了解辩护律师享有哪些诉讼权利，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掌握辩护律在诉讼中如何具体地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线上课前教学，教师将辩护制度中的“辩护的种类”、“辩护人的责任与地位”、“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制作成10分钟左右的视频，学生通过课前观看视频，了解辩护制度的基础知识。看完视频后，学生完成网上的作业，作业的主要内容是，对我国辩护制度的基础知识点进行测试，目的是要学生掌握我国辩护制度。测试完成后，学生可以将测试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在网上与老师进行交流，讨论。线下课堂教学，根据课程网络系统统计数据的分析，教师有针对性地对知识点中的疑点、难点进行讲解。重点讲解辩护律师与非律师辩护人诉讼权利的区别。同时讲解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关程序和规定，比如会见前如何准备，会见时要注意的问题，会见时如何与当事人进行交流等问题。对这一内容，可以采取情景教学法进行教学。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为主导，教师设定一个在看守所中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情景，由教师在课堂上公布模拟的案情，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一般是5至6人，各小组的学生进行分工配合，经过讨论确定角色的分工，包括辩护律师，律师助理，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课后各小组根据案情进行准备，熟悉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流程。在学生准备完成后，在正式的课堂教学中，每一小组将按角色进行模拟会见，其他的同学观看完模拟会见后，对模拟会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各抒己见。在模拟会见结束后，教师对这次活动进行总结和评价。课后，要求学生对这次活动进行总结，而且需针对这次模拟活动写出自己的心得。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在整个的情景教学的过程，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被调动起来，学生不仅了解了我国的辩护制度，而且对于整个刑事诉讼法的知识有了整体性的认识，并且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实践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从而缩短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五、SPOC教学中应该注意几个的问题

(一)正确处理教学改革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系

SPOC教学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司法实践能力，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忽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重要性。毕竟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都必须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而刑事诉讼法学在该考试中所占的分值较多，所以，教学中必须处理好教学改革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系。比如对历年真题中的案例分析题，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而对于历年真题中的选择题，因为数量较多，教师可以把其设计成课后的网上作业。对于历年真题中的难题，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进行详细讲解。也有学者建议将考题设计成游戏的模式，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效率。

(二)注意教学案例的甄选

线下的实践性教学过程中，案例的选择是顺利开展实践教学的关键。在以往的教学中，也会采取案例教学法，但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存在着轻程序重实体的现象，刑事诉讼法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我国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因而必须围绕这一教学学目标来选取案例。并且在教学中，要更多地关注案件的程序，考虑知识的结构性，而不能只单纯地考虑实体法的内容。另外，能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学习热情，也是在选择案例时需加以考虑的一大因素。除了案例教材上的经典案例和指导性案例之外，也可以选取司法实践中的热点案件。

(三)注意现有考核方式的改革

刑事诉讼法的SPOC教学改革，要求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核心是实现考核方式的多元化，传统的以期末考试作为学生考核重点的终结性评价方式，已经不符合当前教学的需求，必须要注重形成性评价。而形成性评价更多的是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如完成网上的作业的情况，网上的话题讨论，尤其是在课堂上参与讨论的表现以及参加活动中的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即时、动态、多次对学生实施的评价，它注重及时反馈，用以强化和改进学生的学习。［5］

［参考文献］

［1］桑新民．MOOCs热潮中的冷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4(06):5－10．

［2］康叶钦．在线教育的“后MOOC时代”———SPOC解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01):85－93．

［3］徐葳，贾永政等．从MOOC到SPOC———基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清华大学MOOC实践的学术对话［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4(04):17－18．

［4］王竹．慕课的制作与运行指南———以中国大学MOOC首门法学类课程侵权责任法为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15．3．

篇4

一、 我国的刑事羁押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国的刑事羁押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缺少由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之刑事司法标准所要求的“人身保护令”制度。[2]在我国的刑事羁押制度中，两种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强制措施，即逮捕、拘留，除了法院直接决定的逮捕，在一定意义上符合人身保护令制度的某种要求，检察院批准或决定的逮捕和拘留、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决定的拘留，均与人身保护令的要求不一致。这里所说的不一致，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缺乏司法控制

中国的刑事羁押缺乏司法控制，一方面，这是指刑事羁押事前未经司法审查；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刑事羁押之后，司法机关不能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然而，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4款的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由法庭裁决逮捕或拘禁是否合法。

中国的刑事羁押事前未经司法审查，主要是指刑事拘留这种可达数天甚至于数十天的较长时间羁押，仅由负责侦查的机关决定，事前无需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批准。至于逮捕，事前虽说应经过法院决定或检察机关的批准，但这种法院决定或检察机关的批准是否属于司法控制，尚是个疑问。对此，后文即将予以分析。

在我看来，中国的刑事羁押缺乏司法控制，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刑事羁押之后司法机关不能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主要基于我国的逮捕与羁押合一这个特点。在法制发达国家，实行逮捕与羁押分离制度，逮捕只是捕获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到案的强制措施，至于捕后是否予以羁押，则由司法部门审查决定。在这种体制中，对羁押的司法控制与我国的情况并不相同。我国的逮捕与羁押合一的特点，使得对刑事羁押的事后审查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显然，在这种体制中，逮捕之后对其进行相应的司法控制，更加有利于实现通过司法控制所欲达到的两个目标，即审查刑事羁押的合法性、减少刑事羁押措施的广泛采用。就此而言，对刑事羁押事前所进行的司法审查，作用有限。因为，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认识，逮捕之后的审查是事前审查所不可替代的，毕竟，事前审查所依据的材料因单方面来自于侦查机关而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使审查的公正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因此，在刑事羁押缺乏司法控制这个特点中，对中国而言，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其中的缺乏逮捕之后的司法审查。况且，《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该规定使中国逮捕之后的司法审查问题之解决，更显出其独特的意义。

（二）刑事羁押期限较长

中国刑事羁押的期限不仅较长，而且因决定刑事羁押的机关及诉讼阶段和诉讼中的具体问题的不同而有差异，比较复杂。例如，公安机关的拘留期限分为一般期限和特殊期限这两种。一般期限是指在符合刑事诉讼规定的拘留条件时，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限。这一期限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对被拘留人的讯问时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拘留人应在拘留后24小时之内进行讯问。如果经讯问，发现不应拘留的，应即予以释放；发现需要逮捕而又不符合相应条件的，则应改变强制措施，或者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另一部分则是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时间。这一期限，是在拘留后3日内，在特殊情况下，提请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至4日，而检察院则在接到批捕提请后7日内作出是否批捕的决定。特殊期限是指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拘留后提请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30日。这些情况包括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等，对其中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对拘留后提请批捕的时间延长30日。而检察院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如果决定拘留，不仅在适用的条件上不同于公安机关的拘留，而且在期限上也不同于公安机关的拘留，即对被拘留的人，在24小时之内进行讯问，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在10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至4日。至于逮捕的期限，在法院审判之前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因侦查机关分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两家，在侦查阶段也不完全相同。在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中，逮捕的期限也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种情况。一般情况，是指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刑诉法规定为两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而侦查在此期限内不能终结的，可以报请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而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逮捕期限，由于受审查起诉期限的限制，相对于侦查阶段的逮捕期限，时间是很有限的。即普通案件，期限为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审查起诉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而补充侦查的期限为一个月，且可以有两次补充侦查，因此，审查起诉阶段的逮捕期限，由于补充侦查的存在，实际上可以再延长两个月

由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羁押期限较长，[3]因此，与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刑事羁押应得到司法部门迅速而有效地控制的规定，明显不相符合。例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该条第4款则规定：“法庭应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当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对刑事羁押规定“人身保护令”这样的控制措施，但也并非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例如，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羁押就行使着一定的控制职权。因此，对我们来说，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刑事羁押是否有相应的控制，而是是否应当规定“人身保护令”这样的司法控制措施，通过司法的途径对刑事羁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

二、 司法控制刑事羁押的必要性

我以为，讨论通过司法的途径对刑事羁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的必要性问题，首先需要确定通过“司法途径对刑事羁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的含义。就此而言，确实存在着许多应予澄清的问题。例如，检察院通过批准逮捕等方式对刑事羁押措施所施加的控制，是否属于“司法途径对刑事羁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就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虽然宪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了我国的检察院与法院相同，都是司法机关，并且，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履行对公安机关批准逮捕的申请进行审查的职责。然而，我国检察机关通过批准逮捕等方式对刑事羁押措施所进行的控制，与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并不相同。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的要求，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应是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在这里，“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的含义虽有不确定性，我国的检察院似乎也可以包括在内，但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字面含义。显然，重要的并不是控制刑事羁押的人与机构之名称是否有“司法”的字号，而是该控制刑事羁押的人与机构在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是否适用了司法程序；是否因此可以向被刑事羁押之人提供与剥夺自由问题相适应的程序保证。

对此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借鉴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欧洲人权法院在1971年的“流浪汉案件”中阐述了被拘禁人能够求助的“法院”的性质：“为了构成这样的法院，当局必须提供在剥夺自由事项上适用的基本程序保证。……所遵守的程序具有司法的性质，可以向有关的个人提供与剥夺自由问题相适应的保证……”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4款（关于审查拘禁合法性的机构）的含义，在于该机构必须具有（独立于行政部门和党派）司法性质。[5]

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指控犯罪的责任，与负责侦查的公安部门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因此，其在决定或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是否确实具有“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司法性质”，就是个疑问；况且，更重要的是，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或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所适用的程序并不具有司法的性质，不能提供在剥夺自由事项上适用的基本具有司法性质的程序保证，因此，为了使刑事羁押得到司法的有效控制，我国有必要建立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机制。

其次，需要进一步认识司法控制刑事羁押的意义。“人身保护令”，即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机制，其主要意义有两个，一是程序意义，即为被拘禁者提供可以申诉的机会，以通过公正司法的途径来审查对其的刑事羁押是否合法；二是实体意义，即通过司法审查以切实减少刑事羁押，有利于实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项所规定的“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在我看来，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虽说是相互关联的，但是，两者具有互相不可替代的意义。

就其相互关联的意义来说，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都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正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在现代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才需要并应当予以确定。显然，刑事羁押所具有的临时监禁特点，作为一种与刑罚相当的措施，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若非必要及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种必要性，一般来说不应采用，而应予以保释。因此，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如果刑事羁押不合法或并不属于必须的措施，则应根据法律的规定予以保释，以减少刑事羁押。另一方面，由法院审查裁断刑事羁押的合法性问题，审查刑事羁押是否属于必须的措施，也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联系的。由在刑事诉讼中相对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而言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审查刑事羁押的合法性、必要性及决定对被非法拘禁者予以释放、减少刑事羁押，正是无罪推定原则基本精神的反映，因为无罪推定原则的精髓在于：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被刑事追诉之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虽说是相互关联的，但是，两者具有互相不可替代的意义。一方面，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必要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实体意义的实现，实体意义上的非法刑事羁押及不必要的刑事羁押之减少乃至消除，“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的问题，并不能因此而可以获得简单的解决。因此，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非法刑事羁押及不必要的刑事羁押之减少，虽然也不排除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可能，但“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即使成为现实，也并不意味着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程序意义的实现。[6]显然，由独立而公正的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才能显示的程序公正，是其他机关通过其他方式所难以达到的。就此而言，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问题。

三、 司法应如何控制刑事羁押

在分析了我国刑事羁押的特点、明确了我国有必要建立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机制之后，需要进一步探讨司法应当如何控制刑事羁押、刑事诉讼法应如何完善有关规定的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控制刑事羁押所需要完善的规定，并不仅仅是审查刑事羁押的机关统一确定由法院负责，[7]而且还在于，应当明确规定法院在审查刑事羁押的合法性、必要性时所需遵循的一整套公正的程序、相应的原则，以有利于真正实现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因此，我们在此所探讨的司法应当如何控制刑事羁押的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相关的子问题，即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相关程序与相应的原则的问题。以下分别说明。

（一）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相关程序

在此，不可能对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相关程序予以详细论述。在简短的篇幅中，所能做到的只是对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相关程序的要素予以简要的说明。基于法院对刑事羁押的审查应属于司法审查的本质特点，而经历司法程序又是司法审查的基本要求，因此，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相关程序应是司法程序，就应当是逻辑的结论。就此而言，简单地将逮捕的审批权统一由法院行使的主张，以及由法院垄断对刑事羁押的审查的设想，都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应经过司法程序审查刑事羁押。如果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规定那样，司法机关对逮捕的决定或批准，只是基于书面材料进行审查的结果，只是对意欲采取逮捕措施的机关的单方面所申报之材料进行审查的结果，那将与司法程序的基本精神相悖，根本不应称其为司法审查。就刑事司法程序的基本要求来说，司法机关需要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然后才能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等问题作出判断和决定。因此，有控辩双方参与的听证，应是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相关程序的要素。如果缺乏这类要素，“司法审查”就不可能对刑事羁押实行有效的控制，更谈不上实现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

（二）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原则

关于法院审查刑事羁押所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合法性原则。法院审查刑事羁押所应遵循合法性原则是指，法院应当审查刑事羁押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在此所说的法定要求，既包括法律对刑事羁押所规定的实体性的要求，诸如欲予刑事羁押之人涉嫌所犯之罪系何种犯罪等实体性要求；也包括法律对刑事羁押所规定的程序性的要求，诸如欲求刑事羁押之机关为证明刑事羁押之必要性的证据情况等。在这两方面的要求中，程序性要求不仅决不应忽视，而且，应当看到其具有控制和减少刑事羁押的重要意义。

其二，相当性原则。如果说合法性原则中包含着关于涉嫌所犯之罪系何种犯罪这类实体性要求，那么，刑事被告人所涉嫌之罪严重性程度，就是法院审查应否准予刑事羁押及决定刑事羁押期限的重要基础。审查刑事羁押时应基于涉嫌之罪严重性程度的原则，即为相当性原则。该原则已被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所肯定。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若与案件的重大程度和可能的刑罚、矫正及保安处分不相称的，不允许命令羁押”。相当性原则又被称为比例，该原则因具有要求采用刑事羁押这类严厉的强制措施时应受制于涉嫌之罪严重性程度，故具有控制和减少刑事羁押的重要作用。

其三，必要性原则。然而，刑事被告人所涉嫌之罪严重性程度，并不是法院审查应否准予刑事羁押及决定刑事羁押期限的唯一前提，在审查刑事羁押时，尚应考虑刑事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只有其所具有的人身危险性使刑事羁押因此而成为必要时，才应准予刑事羁押。这种基于人身危险性对刑事羁押的必要性所作的判断的原则，即为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对控制和减少刑事羁押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根据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18条（3）规定：若被告被怀疑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其严重性尚不足以处五年以上监禁，其生活正常，并在国内有固定住所，则不应认为有逃跑危险（除非他已经采取了逃跑行为），对其予以刑事羁押就不符合必要性原则。

当然，欲达到控制和减少刑事羁押的目的，真正实现“等候审判的人被羁押应是例外”，仅仅建立对刑事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完善刑事诉讼中相关制度，以使其协调一致。例如，有助于使保释能够在现实中广泛采用以替代刑事羁押的取保候审制度，就是控制和减少刑事羁押的必要制度保障。显然，缺乏这类制度的配合，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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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事羁押”当然也可以（或许更应当）被作为一种状态来理解。但鉴于我国的法律并无关于这种状态的明确规定，而只有关于逮捕与拘留这类强制措施与羁押状态合一的规定，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强制措施予以讨论。

[2] 人身保护令这一起源于英国的制度，旨在使受刑事羁押之人在审前得到相应机会，由法官审查对其的刑事羁押是否妥当，决定是否应予释放。由于人身保护令具有的这种有利于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功能，这一制度现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最低标准的内容。

[3] 在此所说的尚只是法定的、可计算的刑事羁押期限，实际上，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存在一些难以计算的刑事羁押期限。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的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根据这些规定所决定的侦查羁押的期限，就难以得到确切的计算结果。

[4] 当然，该公约并未具体规定与人身保护令相关的确定的时间。然而，由国际文件规定精确的时间，要求公约的参加国予以一体遵守，确有其为难之处。虽然如此，有关国际组织却试图对此有一个说法。例如，199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44届会议就人身保护令所作的决议（第35号决议）第3O条中认为：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于人身保护令程序上的拖延问题采取十分严格的态度。该委员会认为，拘留7天而没有机会向法院就拘留的合法性提出质问，即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但关于时间的这种解释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具权威的。在该项决议第26条和第27条中，联合国人权委员援引欧洲人权委员会的观点：“现在一般认为，拖延几个月即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4款，”“最近的案例表明……（诉诸法院审查和法院作出裁断）分别拖延31天和46天即违反第 5条第4款。”然而，即使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认为只可能对被拘禁的人提出诉请法院审查的时间作出规定，而法院对此诉请作出裁断的期限则难以确定。在上述所引人权委员会的决议书中，委员会认为：就法院对拘禁是否合法下裁决的准确期限进行规定也无助益，应根据各个案件，判断裁决是否及时。然而，在人身保护令的时间问题上，法院对诉请作出裁决的期限显然较被拘禁人提出诉请的时间更为重要，至少，并不是更不重要。

[5] De Wilde，Ooms and Versyp Cases，12 Series（19 June1971） （Hereinafter the Vagrancy Cases）。

篇5

关键词：非法证据；取证主体；辩护证据

作者简介：卢刚(1976―)，男，河南镇平人，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讲师，航空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司法制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084-04　收稿日期：2011-09-25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关于非法证据规则的讨论，其势头方兴未艾，有关论文、专著连篇累牍。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又出台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可以想见，在我国新一轮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围绕非法证据规则必然会引起学者及社会更多的关注。而经过十余年我国学者不懈的努力，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很多问题学界已达成了共识。因此有学者称“在我国学术界，对于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不存在什么争议”。然而，关于非法证据的范围的研究却在人们的讨论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真实存在并且对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笔者在此提出以求教于方家，或者会开辟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一、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取证主体问题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取证主体的范围，或者说我国今后非法证据规则所规范的行为人包括哪些，学界在讨论中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加以太多关注而导致答案游移不定。一般来说，我国学界关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取证主体大体有两说：其一指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调查取证权的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其二则将我国刑事诉讼相关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全都涵盖其中，即除前一说所指主体之外，还包括拥有调查取证权的其他诉讼主体。由此可见，对于国家权力机关其取证行为应当受到非法证据规则的约束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异议。问题在于非国家权力机关的取证主体是否也属于非法证据规则的约束范围?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一问题可以表述为：由非国家权力机关的取证主体通过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证据是否属于我国今后非法证据规则的规范范围。这是本文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我国学界的应有的关注，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从实践层面来说，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的取证主体主要为国家权力机关，而且发生非法取证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他们身上。而在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律架构下，其他主体(自诉人、辩护律师)的取证资格受到很大的制约，其实际取证能力也极为缺乏，因此，发生非法取证的机会相较国家权力机关而言也较少。其二，从理论层面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者说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限制国家权力滥用。因此，在很多人眼中非法证据规则也仅仅作为限制国家权力的一个具体手段，至于其他取证主体也就被有意无意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了。因此有学者认为，“私人收集或者提供的证据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只有当某一证据是享有国家公权力的警察或者其他调查官员非法收集时，才会导致对相关人基本权利的侵犯”。这一论证理路源于美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美国相关法律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个人搜查”，即政府机构之外的个人收集证据的途径。因为这一制度源于美国宪法第4修正案，该修正案限制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所以原则上“个人搜查”不适用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我国非法证据的讨论以美国非法证据制度为本源，因此，这一倾向也一脉相承而来。

然而上述两点理由并不构成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规则中排除非国家权力机关主体所取证据的充足理由。首先，从实践来看，虽然目前我国其他诉讼主体的调查取证权利由于受到种种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而难以实现，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强调向控辩对抗方向的转变，而控辩对抗的核心即证据的对抗，因此其他主体的调查取证行为一定会得到更多的鼓励。并且既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相关主体调查取证的权利，而权利总是趋向于用尽。可以想象，随着律师逐渐熟悉这方面的业务以及高科技设备的普及和相关合法或者非法的专业服务行业的出现，非国家权力机关的取证行为也会增添更多的便利及现实可能性。自诉人以及辩护律师取证的合法问题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浮出水面。由于取证行为关切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此一领域必须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其次，如前所述，美国将“个人搜查”规定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自然有其宪法依据。但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被视为其整体非法证据规则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我国不能将自己的非法证据规则与美国的一个法律片段作比较并因此作为我国相应制度的蓝本，否则，无法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非法证据规则体系。如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涵盖这一领域，相对于刑事诉讼所可能获得的巨大利益(自由甚至生命)，违法程度一般较轻的取证过程所可能面对的侵权诉讼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无论取证的主体是否为国家权力机关，只要取证方式不合法，则属于非法证据无疑。无论取证主体是否为国家权力机关，“非法证据源自非法取证的行为，而非法取证的行为是对宪法、法律公开的漠视、怠慢和侵犯。不加限制地使用非法证据，等于间接地认可了非法取证的行为。在此情形下，宪法与法律的尊严将荡然无存。”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辩护证据

我国学者对于非法证据多从证据的形式予以规范，也有从证据所侵犯的权利来进行分类，或者将非法证据分为违法宪法的证据、一般的非法证据及技术性的违法证据。分类的目的则是不同种类的证据适用不同的排除规则。然而种种分类方法均没有将证据的作用纳入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视野之中。

根据在诉讼过程中的作用为标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可以分为控诉证据与辩护证据。刑事诉讼的核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所有的证据也都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那么，控诉证据与辩护证据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是否意味着不同的意义?对于这一问题，论者或者简单带过，或者将非法证据规则定义为“执法、司法官员经由非法程序或适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包括言辞证据与实物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用作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直接将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排除于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之外。

笔者认为，这样的排除也许符合我们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想象，但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如果非法取证行为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作出的，那么由于该行为而获取的证据当然应当排除；但如果该取证行为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作出的，那么由此而获得的缺乏合法性的证据是否仍具有证据资格，而对违法取证的行为又如何处理?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仅仅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非法证据的范围仅限于控诉证据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们可以对这样的原则作如此狭义的理解吗?近些年来，我国刑事诉讼的研究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为核心，然而，随着理论的深入，受害人、证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问题也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我们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还是只关注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功能而漠视对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保护?其次，从实践效果来看，一方面，如果对辩护证据不置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列，那么对于辩护一方的非法取证行为无疑是一种放纵甚至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由于利害相关，有着比执法机关更为热切的动机来寻找证据。如果能够通过较轻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使得自己免受刑罚之苦，即使需要承担取证过程中的违法犯罪之责，但只要取得的证据能够得到法庭的认可，仍是符合其利益的；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国家机关收集证据应当客观全面，有可能并且应该收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如果系违法取得，法律上又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辩护证据一定要归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畴――这样也许会导致一个荒谬的结果，即某人事实上是无罪的，但法律上他们是有罪的。虽然某犯罪嫌疑人“事实上是有罪的，但法律上是无罪的”几乎成为法治与否的一个标杆，但法律总是要考虑到社会的情绪而放弃逻辑的统一。但学界应注意到非法证据范畴本身的复杂情形，针对不同的非法证据的情形，做出不同的立法上的安排。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辩护证据也应当包涵在我国的非法证据制度的建构之中，不一定要通过排除的方式否定其效力，但其证据资格及对被侵害人的救济应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以避免实践中出现可能的混乱。

三、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模糊之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美国式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追随；二是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理论基础的模糊。

首先，如前所述，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规则问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美国相关制度的模仿。一方面，非法排除证据规则起源于美国，用其自己的话说，“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创造的。对于我们祖先带到美国的英国法律和批准第四修正案作为宪法一部分的那一代人来说，它都是陌生的”。因此，在我国相关制度的建构中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追随美国模式，无法跳出美国模式的藩篱。而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源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该修正案以至整个人权法案主旨均在于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此，以此为依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范围也就限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违法取证行为，甚至仅限于只能适用于第四修正案的搜查和扣押案件。并且，由于美国的判例法传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仅在判例中产生，也在一个个判例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完善与细化。仅就其例外而言，就包括善意的例外、必然发现的例外、消除污点的例外及独立来源的例外等。因此，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由一系列案例及案例中所阐明的原则所充实的一个整体。另一方面，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是其整个非法证据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对宪法权利的每一种侵犯都会归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侵犯任何其他宪法权利而搜集的证据也是被排除的――但不是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没有必要将自己局限于美国基于其宪法规定及历史积累而形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之内，而应将范围涵盖刑事诉讼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所有非法证据的情形，从而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规则体系；此外，由于我国成文法传统相对于判例法而言所固有的僵化特点，更需要我国的相关学者在立法过程中尽可能参考国内外的相关法律，周全考虑，避免在实践中出现不应有的混乱。

其次，我国非法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仍暧昧莫名。有学者总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种：其一为虚伪排除理论；其二为人权保障理论；其三为违法控制理论。三种理论各自有其合理性及其缺陷。也有学者将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与功能概括为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和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具体言之，各种理论有着相互促进的一面，但也有矛盾冲突的地方。并且对于三种理论的内涵的讨论，也有未尽如人意之处。这也直接导致我国对于非法证据制度的讨论在不同的理论之间摇摆，未有立足之处。首先，也是最为关键的，是虚伪排除理论与保障人权理论的冲突，这直接关系到对于违法证据排除与否。如果坚持保障人权理论，对于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获取的证据则应当排除无疑；而如果选择虚伪排除理论，则违法证据的排除则大打折扣。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所构建的模式，只排除言辞证据，而实物证据则由于其客观性而得以采用。而如果两种理论折中而用的话，则会导致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及违法取证的情形而裁量处理的结果。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理论根据，对于非法证据规则的样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次，我国目前学界主流以人权保障为主要理据，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几乎成了唯一选择，然而，人权保障的范围究竟为何，却也人云亦云。如果认为人权保障的范围仅限于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话，那么非法证据制度的范围则仅限于控诉证据；但如果将证人、被害人等也纳入到人权保障的范畴，辩护证据是否应当排除的问题则会凸显出来。

因此，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论其制度取向及理论基础都有着先天的缺陷，由此导致具体的制度建设方向前途未明。在我们讨论非法证据是否应当排除之前，这样一些基础性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反思以构成我们之后讨论的一个稳固平台，并进而就制度建设达成共识。

四、小结

本文更多的探讨在于提出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解决做出更多的贡献。然而有时候问题的提出比问题的解答更为重要。我国学界对非法证据规则的简单化处理遮蔽了这一问题所可能具有的复杂性，从而无法为今后的立法活动提供更多的借鉴。很多具体的法律问题并不会由于某项主义或者某种制度的到来而迎刃而解。当然，这是一个不断趋近完善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因为其一定不完美而放弃完美的希望及相应的努力。公布的法律如果在实践中留下大量悬而未决或者容易产生歧义的内容会使得民众无所适从，法律权威无疑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或许在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启用之初，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并不存在或者出现的几率并不高，但是，上述问题并非仅存于笔者的想象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社会功能的强化，会逐渐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事实。因此，刑事诉讼法学界不应当持刻舟求剑的态度，仅仅将自己局限于国外相关领域的题域，维护原教旨主义的非法证据规则，封闭自己的视野。而应当探索这一规则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合适的回答。创建一个完整的非法证据规则体系，这也是中国的法律人对于中国及法律所应有的贡献。我国学者相关论文很大一部分均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题，这不免陷入一个理论的盲区，在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之下，作为法律规则所面对的现实的复杂性被一个独断的判断所代替。非法证据规则仅仅存在排除或者采用的二元选择，从而限制了非法证据规则本应具有的更大的开放性。我们应当认识到非法证据的范围及其处理并不只有一种模式，而有着多种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如果有所贡献的话，笔者不希望在于提出了非法证据处理的具体规则――这要靠我国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希望在于打破非法证据规则的唯一向度，开辟更为广阔的题域。

当然，非法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立法者选择的问题，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讲，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情、制度安排决定了该项制度安排。这赋予法学家更大的责任，让他们跳出自己的逻辑框架或者阅读体验，从一个更为广大的视界来观照这一问题。因此，我国对于非法证据制度的讨论才刚刚打开这一领域的大门，需要我国的法律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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