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般来说，音乐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总是离不开音乐家、作曲家（音乐人）、音乐作品（艺术作品）、听众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见下图）。以下我们将列举几个具体的问题来加以说明。

（一）音乐社会学对音乐传播的外部环境及受众的研究

1、社会与传播媒体

在有声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研究的课题包括噪声污染问题、噪声污染环境中音乐的参与程度问题、噪声对人类生理、心理所造成的伤害问题等。又如，音乐如何帮助医学界进行治疗或其他工作，几年前，美国医学界让音乐进入手术室，以化解和减轻手术房内的紧张气氛。把音乐当做心理治疗，甚至生理治疗的一个有力助手，自古中外都有所闻。近年来则将它归属于音乐治疗的研究范围。有关传媒方面，除了对传播媒体发展的研究外，还可以从传播媒体的经营模式谈起，通过它，社会各阶层的人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传播媒体如何影响、改变人（听众）的生活，它对作曲家有何影响，它又如何改变人（听众）听的习性，如广告音乐的研究与探讨等，都属于这方面的重要课题。

2、工作与休闲活动

这里的休闲活动当然指的是与音乐有关的接触，其中工作性质与休闲时所接触音乐类别的探讨，就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据音乐社会学家研究结果显示，流行音乐之所以会流行，与大多数人单调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密切相关，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线上分工极细的生产结构，是单调流行音乐广受喜爱的主要原因。当然，亦不是所有的人对单调的工作环境都有同样的反应，另外有一种反应，就是对它产生一种逆反心理。1964年，英国新闻媒体出现的字眼“披头热”（Beatlemania），就是形容当时英国年轻人在披头士演唱会上的疯狂行为，它暗示着英国年轻人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一种反抗心理。

3、公共机关与社会阶层

这里的公共机关是指音乐演奏厅、歌剧院、演唱场所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歌剧院、演奏厅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歌剧院（如国家歌剧院）硬件规划研究，文化中心音乐活动软件（节目）规划研究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研究问题，如对歌剧院、演奏厅的观众、听众加以研究调查，亦与其他类型观众、听众作比较分析。集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社会学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德国音乐学者阿多诺曾根据德国听众的个人背景、反应与听音乐的态度，将它们分为八种类型①（音乐社会学导论）：

专家型：这类听众对他们所听到的曲目，都可以用专业的知识加以分析、判断，他们是属于完全能自觉的听众。

好听众型：这类听众对他们要听到的曲目，都非常用心地注意它们，但没有专家型听众的专业知识。就如同一般人说母语的情况类似，使用母语说话易如反掌，但若要说明母语的文法与句子结构时一定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使用时不是完全自觉的，甚至是完全不自觉的，这一类音乐听众与音乐的关系就是如此。

有教养的听众或有教养的音乐消费者：这类听众喜欢听很多音乐，甚至可以无止境地听。他们对音乐家、诠释者、音乐曲目都会主动地进行了解，而且收集唱片、录音带。他们把音乐当成一种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且非常尊重它。这种类型的音乐听众往往会把听音乐、了解音乐、收集音乐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认为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从而显示出故弄风雅、庸俗的形态。

感性的听众：该类型听众与音乐的关系不像上一种文化消费者那么生硬。不过，音乐变成他们生活中的避风港、欲望的发泄与非理产生的来源。阿多诺认为，这类听众尤其喜好强调感情的音乐，如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不满挑剔的听众：这类听众属于西方音乐史上巴洛克时期音乐巨人巴赫音乐的热爱者。他们对现今社会音乐生活非常不满，认为它很虚伪，对这种不满环境的反应，就是消极地在前人音乐里找慰藉，而他们所强调的，正是对前人音乐作品忠实的诠释态度。

爵士乐专家与爵士乐狂：这两者是很难划分的。该类型的音乐听众，有如爵士乐的基本特色“即兴”一般，喜好自主自发性，与“不满的听众”同样排斥社会上以古典浪漫为音乐理想的趋势。

把音乐当成消费的听众：该类型的听众在所有类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他们的产生与“文化工业”现象息息相关。由于缺乏音乐的专业知识，他们通常只是文化消费者，音乐对他们除了当成兴奋剂外，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无所谓、非音乐与反音乐听众：据阿多诺解释，此类型的听众所以会有听音乐的态度，不在于生理上缺乏音乐性或音乐才能，而在于后天不良的环境背景与极度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二）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分类、价值评价与非自主性学习的研究

1、严肃音乐与娱乐音乐

一般认为，传统的西洋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则属于娱乐性音乐，或称为轻音乐。但真可以这样区分吗？若问，莫扎特的《嬉游曲》属于严肃或娱乐性音乐？或许一般人会马上回答，它们应该属于前者。然而一旦了解《嬉游曲》是一种在十八世纪末提供娱乐的室内乐时，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至于爵士乐的种类，也有同样的情况，可见严肃音乐与娱乐性音乐这两个名词虽然常被使用，但无法分得清楚，原因何在？可有更好的分类？这些都是音乐社会学研究学者试图解决的问题。曾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门介绍（系统音乐学）方法及研究技巧的论著的捷克音乐学者，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卡布其斯基（VladimirKarbusickyb.1925），在他的《经验社会学》（EmpirischeMusik-soziologie）中（于1975年出版于德国威斯巴登），从定义、名词与美学角度来探讨娱乐性，也就是轻音乐与严肃音乐的不同，再就特性与功能的观点来区分它们。

2、价值与评价

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若应用到音乐社会学上，所涉及的研究课题有：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在一个社会中会被赋予一个较高的评价呢？原因为何？它与社会的架构、形式有何关系？又如音乐家、作曲家、演奏家或音乐学家的社会地位如何？以及音乐研究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等。1970年生于法国巴黎的音乐学、东方学学者丹尼耶陆（AlainDanielou），在他1972年出版的《东方国家音乐与音乐家的处境》一书中，针对亚洲国家音乐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剖析。他指出，亚洲音乐之所以会被藐视，是西方人借助殖民政策所作的文化宣传所导致的结果。又说，西方国家在亚洲地区开拓殖民地的野心，更造成集体洗脑与灭绝种族文化的后果。这也是亚洲传统音乐的作曲家、演奏家地位低落，亦感到自卑的原因。很明显丹尼耶陆的这种研究，就是把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价值与评价，应用到音乐社会学领域的最好例证。

3、非自主性的音乐学习

这也是音乐社会学探讨一个人在无意识、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如广告音乐常常无形中进入我们的脑海中。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是音乐教育，尤其是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研究课题。儿童，特别是幼儿时期，受大人的影响既大而深，一个从小就被灌输古典音乐的小孩，会无理由地排斥其他音乐。所以，一个人对某种类型音乐喜好的原因，是否与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有关呢？另外除了广告、音乐教育，非自主性音乐学习还可以来自哪个方面？这些都是属于音乐社会学的关心范畴。

（三）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于1921年出版后，音乐社会学学科就成为一个新兴的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高科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音乐制作、创作的提高和音乐创造力的发展。其次,为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音乐形式追求的多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内容与样式，音乐新事物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音乐的社会性，扩大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如曾经被广为忽视的各类流行音乐也成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虽然音乐社会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相比，它还属于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对它的研究方法、定义、范畴还有很大分歧和差别。这些研究理论方法中比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的合理化及理想型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观念就是以合理化理论来阐释为什么在欧洲音乐历史中，由复调音乐发展而来的主调音乐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则合理化地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他把音程、和弦和声、平均律的调音、记谱法以及乐器制造都看作是欧洲音乐文化内代表性的、合理的标志。韦伯还提出了理想型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这种方法侧重于理解、分析现实社会现象。认为把现实社会中许多零散的现象中有意义的本质提炼出来进行分析研究，把音乐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①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西方音乐史和社会史水融。他认为音乐作品象征着社会，陈述事实，并在自己的素材中吸收社会的矛盾。对他来说，音乐作品是音乐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②阿多诺还提出了文化工业的著名论述：文化工业已渗入到绝大多数的人口中，通过大批量生产文化产品，人们的感觉和行为模式符合工业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形式的需要。他的理论充满着的批判精神，为他的流行音乐批判增色不少。他还理解西方艺术音乐，力图把握西方社会整个音乐领域的历史与社会意义。③西尔伯曼经验主义音乐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认为，研究和音乐有关的个别人的行为方式和音乐经历在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这种音乐社会经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阐释这种音乐现象必须要以经验主义理论为依据。西尔伯曼从客观化的角度出发,把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作品、音乐内容排除在考察范畴以外。他注重经验理论的重要性,摆脱美学标准，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解决问题。④

二、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从开始，我国就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教育家在其论著中有关于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如：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中专章论述“音乐之功用”；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推广过程中倡导的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以后,在音乐的社会功能的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方面，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和音乐家们的论著涉及，如：我国20世纪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在他的论著《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最早提出了对我国古代与民间音乐进行搜集与整理，然后借鉴西洋音乐的方法把这些古代与民间音乐重新进行包装，使之更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并成为一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的新国乐。最早指出了音乐社会学的概念与内涵，首次较全面地勾画出了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构架，他提出：“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这一时期可看成是音乐社会学在我国的启蒙阶段。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的独立系统研究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也是我国对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此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音乐商品化的氛围日益浓郁，这些是音乐社会学学科系统研究的重要的客观条件，也为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课题。1985年，由前苏联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A.索霍尔著述的《音乐社会学》（杨洸教授译）在我国首次面世，这本译著在我国音乐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1990年5月，《音乐社会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本专著共收录了四篇有关音乐社会学的译文和六条音乐社会学词条。它们是：金经言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认识对象》（德国克奈夫著）、《音乐社会学的目的》（德国西尔伯曼著）、曾遂今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和孙国荣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西班牙罗莎著)。

这本书参考了诸多外国的音乐社会学书目，这些文献包括《音乐大辞典》（德）、《哈佛音乐辞典》（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音乐百科全书》（苏）、《音乐大事典》（日）等。这些译著为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在翻译国外音乐社会学论著的同时，我国的一批音乐学学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也发表了大量的音乐社会学论文，其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有：曾遂今的《试论民间歌曲的走向》、《试论民歌概念内涵的发展与转化》、《现代民歌:时代的一面镜子》、《口头性、集体性不是永恒的真理:关于民歌问题与彭国华同志商榷》、《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中国现代城市民歌的复苏及其特点———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等；叶林的《音乐社会学的导向和误区》；于润洋的《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余兰森的《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已在1992年被正式批准为我国的“‘八五计划’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996年年底结项。其研究成果《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一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该书35万字（曾遂今著）。全书九章，分别为“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论”、“社会音乐生产论”、“社会音乐听众论”、“社会音乐传播论”、“社会音乐流行论”、“社会音乐商品论”、“音乐职业论”、“社会音乐批评论”等，涵盖了音乐社会学作为中国音乐学新学科建设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

篇2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法学概念；研究对象；范围

一、法学方法论的概念

法学方法论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唯物辩证法去进行论述，其主要的观点则是社会意识，并在研究时和不同的时代现象进行结合然后进行分析。就现在的研究结果而言，法学方法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就没有固定的研究范围和对象，那么在进行相关研究和分析时，就可以用更广泛的思维去进行扩展。但是。为方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学习，并对其进行更好的传播，人们会将其理论基尼险那个实体化，并对它赋予一定的概念。通过文献学习，我们在对法学方法论进行理解时，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社会结构形成系统化的理论。

二、法学方法论的背景

（一）法律制度的背景

法律作为社会道德中的最终底线，对维护社会和谐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我国而言，法律制度的背景有着深远的历史。在尧舜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的法律制度，一直到秦朝，法律制度的体系得到了基本的形成。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背景主要是以现代法律制度为主。我国自成立以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十分曲折。特别是在时期，这时的法律制度已经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其真正的发展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所以，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近年来，我国也意识到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所以对相关制度内容也开始进行完善和建立。而我国人民的法律意识也逐渐增强，在面对一些问题时，可以考虑到用法律手段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近几年我国许多底层人民也会用相关的法律去维护自身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法律制度在我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也说明我国在逐渐步入法制社会，也说明我国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主要是用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

（二）法学方法的基础

法学方法的基础主要是不断从社会发展中得到的，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人们对相关法律在认识上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在每个时期法学方法都是一直存在的。通过对法律历史背景的了解，不论是在秦朝时期还是到现代，其历史理论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由于国家法律发展阶段不同，以及人文文化的差异，其理论也会有所差异。这种现象也导致现代社会出现不同的法系。也正是由于理论的差异化，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才会有所不同，才会有党派的区分，同时也造成社会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并不是法学方法论得到发展的所以原因。上述也提到过，由于人文文化的不同，其思考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在进行理论解析时就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解析程度也会不一样。所以，可以认为法学方法的基础是由人文和社会共同发展下的产物，其内容既包含了个人主义，也包含了整体主义。

三、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范围

法学方法的定义是在遇到某些纠纷时可以利用有关的法律规定也解决相应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其方法。为了对其概念进行正确的理解，需要了解以下几个内容：首先，法学方法中的主体是法律人。根据一般观点而言，法律人主要是实务法律人和学院法律人两种。实务法律人即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工作者等等，而学院法律人员则是指研究法律的人员，也被称为法学家。而在法律人中，法官的工作占据了一定的主导作用。这是因为立法的主要目的为了保证法律的适应以及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被实施；并且，从诠释学而言，法律最终代表什么是由法官最后的判决来决定的。此外，法律人在解决案件纠纷时，所用到的是法律规范并不是法律条文。对于法律条文，不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只是法律规范的一种表达形式，但是并不一个法律条文就对于一种法律规范。而概念法学则是用来对法律进行强调，其体系主要是由法概念作为构成因素而组成的，法的适用是通过法律概念和逻辑推演而来的。这种法学方法所强调的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忽视了实质问题，仅对安定性进行了强调，而忽视了法的目的性。并在这一概念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而现代资本主义其发展已经突飞猛进，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在运用这类概念和这类推演方式时，已经不能适应了。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其科学主义所带来的是更加注重结构主义方法和实证分析，同时由于这一发展过于极致，也为现代法学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法学方法论中由于过度的在乎科学主义，而导致法学中人的主体性和其自身价值而逐渐消失。综上所述，在案件纠纷中，法律人利用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解决，其过程需要经过逻辑中的三段论推，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通过具体分析，就是在案件纠纷中，法律人需要先对案件的事实进行确认，并作为案件的小前提；然后对案件中可能需要的法律规范进行总结，这一内容则是大前提；最后，要以整个法律体为主要依据，从上述的前提中对案件作出裁决，最终得出结论。

四、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影响法学方法论的主要因素就是时代和国家的管理制度。即使学者在对法学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但是由于国家差异化，导致所需要的依据和理论也会有所不同。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对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导致法律制度中还存在严重的不足，所以，在对法学方法论研究时并没有准确的方向更没有完善的理论依据，因此我国的研究道路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只有进行不断的探索，才能让我国的法学方法论的基础理论变得更加完善，而我国的法律制度体系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3

摘 要 以南昌市为例调查分析了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及影响因素,旨在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参考。结果表明了朋友引荐和指导员自荐等方法是目前南昌市社区最主要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经费紧张、体育设施缺乏、组织管理缺位和制度不健全等是影响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招聘工作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招聘方法 影响因素 社会体育指导员 社区体育

近年来,我国培养了大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在社区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在一些社区“无岗可上”或“有岗不上”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不在少数。有学者[1]指出,社区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方法等将影响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的绩效。本研究以南昌市为例,采用文献资料法和结构访问法[2]等研究方法探讨社区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方法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招聘方法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结构访问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抽取南昌市的青山湖区、西湖区和东湖区等3个区,然后在每个区中抽取15个社区,共45个社区,对这些社区的相关负责人进行当面访问或电话访谈。调查内容主要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和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影响因素。在调查的45个社区中,有10个社区没有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本研究将这10个社区从分析中剔除,最终采用35个社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2.专家访谈法

对目前南昌市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访谈。访谈的专家学者共6名,其中在社区进行体育指导服务3年以上的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4名,从事相关研究的大学教师2名。

3.文献资料法

二、结果与分析

(一)社区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方法分析

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将影响到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质量和社区体育的开展。目前,在欧美和日本等一些国家中,社区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常见的有朋友引荐、指导员自荐、民间组织登录、政府部门推荐、张贴纸质广告和网络求人广告等6种方法[1]。

在本研究中,朋友引荐是目前南昌市社区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最主要的方法;其次是指导员自荐、张贴纸质广告和政府部门推荐,分别为42.86%、17.14%和8.57%;而采取在网络上登广告和委托民间组织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等方法的社区不存在(表1)。这表明了目前南昌市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相对单一,灵活多变的招聘机制有待构建。

表1 社区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方法(可多选)

招聘方法 频数 百分比(%)

朋友引荐 35 100.00

指导员自荐 15 42.86

张贴纸质广告 6 17.14

政府部门推荐 3 8.57

网络求人广告 0 0.00

民间组织登录 0 0.00

在美国,有关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和管理等事务均由非营利组织负责[3]。我国也有学者[4]主张体育行政部门不仅应该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还应该负责推荐和派遣、加强各社会团体和机构之间的沟通与联络等工作。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尚未步入正轨,社会组织在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活动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还未受到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积极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创新,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发挥社会组织反映社区居民健身诉求、推荐或派遣社会体育指导员为居民提供服务、培训和监督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行为的作用,才能实现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的科学发展。

(二)影响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招聘工作的因素分析

随着社区体育的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的研究引起了国外学者[1]的关注。在我国相关的招聘方法研究虽然尚为鲜见,但有关社区体育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已见诸报道。在这些研究中,阎守扶等[5]指出活动经费和场地的缺乏是社区体育发展的主要障碍。韦广忠等[6]认为经费匮乏、场地拥挤、缺乏技术指导、管理有待提高和法规不完善等方面是社区健身娱乐活动面临的主要困难。本研究在参考这些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访谈和调查的结果,揭示了经费紧张、体育设施缺乏、制度不健全、组织管理缺位和居民健身需求低等是影响南昌市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招聘工作的主要因素(表2)。

表2 影响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招聘工作的主要因素(可多选)

因素 频数 百分比(%)

经费紧张 35 100.00

体育设施缺乏 35 100.00

组织管理缺位 23 65.71

制度不健全 20 57.14

居民健身需求低 15 42.86

篇4

[关键词]旅游学；社会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1―0084―06

[收稿日期]2006―07―06

[作者简介]陈才(1967-)，男，辽宁朝阳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2005级旅游管理博士生，主要从事旅游基础理论与旅游开发研究，E-mail：chencai1967@126．corno

1　问题的提出

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一个能被广泛认同的理论传统和学科体系；二是研究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套精密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体系来指导研究。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旅游学的发展，旅游学还不敢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传统学科相比，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尽管如此，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旅游学在学科体系、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虽然积累的成果远没有达到其他学科那样丰富，但已经为构建其学科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提供了某种可能。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构建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学界有关人士的重视，进一步推动旅游学基础性研究的发展。

2　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视角的界定

方法论(methodology)与方法(method)是一对极易混淆的概念。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上的解释，方法论有时指“任一专门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更经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关程序的科学，特别是有关科学与哲学探究中推理原则应用的学科分支”。前者只不过是方法的同义词而已，后者则是指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尤其是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然而，当方法论一词分别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其含义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基本指后者，但在社会科学中，则相对更接近前者，同时也含有一定成份的后者。鉴于旅游学属于社会科学，因此本文所指的方法论主要指前者，但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作为对“实质的”科学理论所作的“形式”的或“逻辑”的探讨，必须以“实质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方法论在研究程序的逻辑上是滞后于“实质的”理论研究的，而方法论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显然，对于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的旅游研究而言，目前的状况是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应用性理论研究相对较为丰厚，但尚缺乏足够的实质性理论。因此，在构建旅游学研究方法论的过程中，难以遵循传统的模式，需要另辟蹊径。当把旅游学理论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研究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作为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旅游学的理论研究与具有较强综合性之一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渊源极深，二者之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和较大程度的契合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旅游学方法论体系与社会学方法论体系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换言之，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就成了一种可能，但在进行这种分析之前，必须解决有关社会学理论体系及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3　社会学理论体系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自孔德开创社会学以来，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若干理论流派。不同的理论流派关注不同的社会领域，在其发展过程中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为了清晰地透视各种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首先需要对社会学理论进行必要的梳理，对它的结构、观点和理论构成等问题给予必要的阐述，对其在历史脉络中的承袭嬗变、更替扬弃过程进行必要的说明。在此方面，社会学研究已经十分深入，其中著名社会学者乔纳森・特纳对社会学理论的结构进行了详尽分析，从7个宽泛的视角审视了社会学理论的演变，概括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及其复杂的渊源关系。本文主要依据乔纳森・特纳对社会学理论的分类描述，结合旅游研究现状，来阐述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3．1　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主张是社会系统，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会以哪些方式组合在一起，又是如何满足较大系统的主要需求的。功能主义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最为久远也是最为深厚的理论传统之一，始于孔德、斯宾塞，后经过人类学家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和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等人的明确阐发，由现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等人集其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宏观的“巨型理论体系”，被称之为“结构功能主义”。而后，结构功能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他社会学派的新成果，经过亚历山大等人的“重建”，发展成为新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理论对旅游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采用功能主义的视角审视旅游活动。在功能主义的视野中，旅游活动实际上是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旅游研究一方面要探讨旅游系统自身的形成与发展的驱动力问题，探讨旅游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旅游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和作用问题，研究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问题，所以旅游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定义为“旅游系统”。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的差异，研究者们构造出的旅游系统模型也有所不同，但其内含的理论基础都是基于功能主义的。目前学者们构建的旅游系统模型主要有旅游功能系统模型、旅游混沌模型、旅游地理系统模型3种。

目前功能主义在研究旅游系统构成、旅游产业规划、旅游发展范式、旅游效应控制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把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进化理论相结合，从宏观上开展对旅游系统形成、演化及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功能主义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旅游规划研究方面，功能主义十分盛行，通常把旅游区划分成各种功能区域，如“行政办公区”、“生活居住区”、“商业购物区”、“文化娱乐区”、“历史风情保护区”、“体育中心”等等。

3．2　进化理论

进化理论脱胎于功能主义，是将生物学思想应用于社会研究的产物。进化理论将社会看成有机体，经历着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竞争和选择过程是整个社会、城市区域的空间设置和复杂组织的人口分配等社会差异背后的决定性力量。进化理论诞生于19世纪，斯宾塞被公认为是第一个把生物学的类比和隐喻引入到对社会动力学的生态社会学家。目前，进化理论已成为21世纪理论社会学的重要方向之一。

进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许多 旅游研究都以进化理论为基础，强调旅游是社会进化的产物，本身也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并以此来审视旅游的发展，制定发展对策。目前这些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旅游发展史、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产业演进升级、旅游地的空间竞争与协作、旅游生态与环境演变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理论是以进化理论为基础的，它为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旅游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旅游生态环境的调控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肖洪根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从多个角度描述了旅游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演进观，认为从“观光起源”和人类认识世界的感官在观光和旅游现象中的作用等角度可以探讨旅游现象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从作为文化行为和社会现象的概念演变的角度可以对旅游行为和旅游现象进行分析；从产业化过程、演进规模以及机构化程度高低等方面人手，可以描述旅游发展的地方化、区域化、全国化以及国际化等的规模与层次问题；从比较旅游经历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其他消费经历的角度，可以阐释二者的相似性问题。这些结论实际上暗含着进化理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进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3．3　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关注的是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系统地产生冲突，它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作为社会学最初的理论取向之一，冲突理论是与功能主义及隐含其中的生态进化理论一同形成与发展的。早期的功能主义理论家也曾使用冲突这一概念，但后来由于对冲突与变迁不够重视，没有充分地使冲突概念化，因而遭到其他学派的猛烈批评。到了20世纪后期，冲突理论获得了新生，甚至一度取代了功能主义，并成为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分支。

冲突理论在旅游研究中主要适用于旅游中各种社会冲突现象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主客关系、种族与性别歧视、旅游伦理道德问题、权力问题、旅游帝国主义、旅游新殖民主义等方面问题的解释，冲突提供了理想的视角。从浅层次看，在旅游目的地方面，由于旅游业高度机构化、商业化，主客关系已经完全演变成一种经济交换和利益驱动关系，由此导致主客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诸如商业化了的好客现象以及目的地居民对游客态度的变化等；此外，旅游活动中存在着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旅游所诱发的赌博、、犯罪等现象，都是导致旅游地社会发生冲突的诱因；从深层次来看，在审视国家间和区域间的旅游发展状况时，会涉及到诸如话语权问题，旅游帝国主义、旅游新殖民主义等一系列需要探讨的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深人，但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以冲突理论作为理论指导进行相关研究。

3．4　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是将经济学的逻辑应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核心观点是将个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过程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交换。在交换过程中，人是理性的，总是在追求价值最大化，总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寻求自己得到好处，从根本上依据个人利益及其实现手段的精确计算来解释人的行为。交换理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中。受亚当・斯密学说的影响，社会学者们开始关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力图详尽阐述或者阐释替代性理论，从而促进了交换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发展。其中，马歇尔从需求、个人欲望及目标的角度来解释人的活动，并引入“效用”来说明一个行动者可能追求的各种社会对象的相对价值。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阐述了对个人满足的追求导致集体性的社会安排。受上述观念影响，20世纪中叶，社会学中出现了一种明确的交换论方法，并成为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学经典理论之一。目前在交换理论中最具有创造力的两个分支是理性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交换理论在旅游研究中比较适用的领域主要集中旅游开发过程中相关利益者行为分析方面和旅游者消费行为分析两方面。在旅游者消费行为分析方面，旅游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尽管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消费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倾向，但也是在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因此，交换理论为解释旅游者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居民等都属于相关利益者，他们彼此相互博弈。因此，在分析旅游地政府行为、旅游开发商和经营商行为、旅游地居民行为方面，交换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旅游是商品化了的文化，在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消费等过程中，交换理论无疑是基础理论之一。

3．5　互动理论

互动理论是一种主张从个体的日常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最终是由个人的行为及其互动所构成并保持的。互动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两位德国理论家齐美尔和韦伯，他们认为人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的行动者，其行为方式取决于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解其行为的，以怎样的方式赋予其行为以意义的。齐美尔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思想，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米德发展起来“符号互动论”。韦伯则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欧洲社会学，特别是舒茨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吸收韦伯的观点，创立了现象学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关注的是行动者通过哪些方式，将感觉材料转变成各种类型化会心智图像来解释社会世界。在符号互动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布鲁默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符号互动论。在此基础上，符号互动论进一步分化出自我和认同理论、角色理论、拟剧理论等典型的分支流派。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展出一种极端的现象学形式――常人方法学。它认为要想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将社会世界类型化是不可能的。社会学家必须以与行动者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世界。

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互动理论构成了日常生活理论的核心。日常生活理论关注日常生活以及看似世俗的活动，如个人的想法与动机、两人或多人的互动以及从互动中衍生出来的小团体。显然，旅游起源于日常生活，不管是出于对日常生活的一种逃避，还是对外部世界的主动探索，对旅游这种行为动因与特点的解释更主要依赖于互动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行为的特殊性也赋予了这些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为解释旅游行为提供了理想的视角，并展示出旅游研究无穷的魅力。目前在旅游体验研究方面，学者们已经开始借助于现象学、符号学和常人方法论等为指导。其中，现象学作为研究人的意识或体验的一种基本方法，对于旅游体验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谢彦君借用现象学的视角对旅游体验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符号学理论在解释旅游行为、旅游规划、旅游营销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对旅游者角色研究中主要依赖于角色理论和认同理论；如果把旅游看成是一场演出的话，那么拟剧理论将成为一个核心指导。以拟剧理论为基础，借用其“前台”与“后台”等范畴，既可以描述旅游行为，也能够来解释旅游吸引物系统的“舞 台性”与“真实性”。

3．6　结构理论

结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人的行为和思想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因此，结构主义者努力探究制约和决定人们的行动和思想的基本社会结构，进而解释社会。结构主义源远流长，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大师，如马克思、图尔干、齐美尔等，对结构主义的兴起都有所贡献。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理论家不能在最基本的概念――社会结构――取得一致，加上每个理论家对早期理论传统的吸收与挑战有所不同，于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结构”理论，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主要包括索绪尔和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莱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吉登斯的结构论、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等。

目前在旅游研究中，结构主义主要是与上述的功能主义、进化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旅游系统方面的问题。申葆嘉认为，旅游现象具有双重结构：经济外壳与文化内涵，这是对旅游现象的一种基本认识。如果深入分析，在旅游内涵方面，是否还存在一个更深层的文化结构?此外，在对旅游动机与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中，结构主义也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鉴于结构主义在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可以预见的是，在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结构主义将是一个主要的范式，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3．7　批判理论

早期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受到过“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科学可以促进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家对“现代性”产生了质疑，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批判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展开各种形式的批判。大多数具有批判传统的理论家用否定的观点来看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甚至假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现代，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几乎所有的批判理论家都藐视基于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他们不再迷信科学能构建更好的社会，认为科学是在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引发问题的原因，而不是问题答案的一部分。

批判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旅游研究的影响。目前后现代主义主要适用于旅游体验研究、旅游本真性研究、旅游全球化问题、旅游引发的文化趋同和多样性等方面。受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和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充满了对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发展的种种质疑，学者们开始对麦当劳式的标准化旅游方式进行批判，对旅游的本真性表示怀疑，对旅游的全球化问题进行反思，甚至提出借助于网络等方式在家中获得旅游体验……显然，后现代主义对旅游的影响还难以估计。

4　从社会学视角看旅游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

尽管上述对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适用范围问题的分析还有待于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学理论几乎涵盖了旅游研究的方方面面，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对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来构建旅游学方法论。

4．1　后实证主义方法论

在社会学理论中，功能主义、进化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等所包含的方法论取向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是由孔德开创，并经过迪尔凯姆得以发展完善。他们把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把社会现象中的主观因素当作具有物质一样的客观因素来看待，大力提倡整体的、实证的方法。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波普尔的证伪理论、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和“范式理论”的出现，传统的实证主义发生变革，逐渐进入了后实证主义阶段。后实证主义承认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承认社会理论的历史性、相对性，但又坚持实证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坚持科学主义的知识观，将人类知识区分为思辨哲学(形而上学)、经验科学、常识(事实描述)3种类型，坚持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原则。

目前，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旅游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方法论取向中，所有的旅游研究要遵循从经验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原则，所有结论的根据不是逻辑推论而是经验事实。显然，这种取向在旅游研究中历史源远流长。从国外旅游研究进展来看，经济学最早介入旅游研究，并把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加以研究的，而经济学中主导的方法论就是实证主义。二战之后，地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开始介入旅游研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对旅游效应的出现，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逐渐引入到旅游研究中来。显然，在这些学科中，除社会学、人类学外，大都是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方法论，这必然导致旅游研究中呈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倾向。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旅游学被视为是一门经验科学，目前在旅游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后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

4．2　新人文主义方法论

尽管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借鉴和引进自然科学方法，体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取向，但是在以“理解”为特征的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人文主义是以韦伯、舒茨等人为代表的。他们主张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它的客观性，而在于它的主观性。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对19世纪兴起的理性主义思潮产生怀疑，对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些社会学家试图从现象学、语言学、语义哲学等学科中寻求更有效的分析手段或思想方法。到了80年代后期，受当代哲学的解构主义、话语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被称之为新人文主义的学派。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但尚未统一的一个学派，其共同点是反对实证主义的“本质”观和“深层结构”观。迄今为止，历史方法、哲学方法及其他人文科学的方法，在洞察事物本质、理解人及其行为意义方面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

从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来看，互动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以人文主义为取向的，在旅游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显然，旅游是一种具有价值追求和意义追求的活动，旅游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意义和符号的世界，要研究旅游世界中人的行为，最基本的方法是通过体验和移情等方式，来到达旅游者内心深处，才能深入地理解旅游行为。这种理解的方法是人文主义取向的，它不像实证主义那样主张外部观察来研究旅游行为，而是通过内部体验、移情来研究旅游行为。目前，这种人文主义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尝试用来解释旅游世界中纷繁复杂的现象，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4．3　后现代主义方法论

从批判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中能够透视出旅游研究中存在着的后现代主义取向。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文学领域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反对研究主体和客体之分，反对现代科学的时空观，反对现存的以整体观对时空、对历史的认识，反对现代科学的真理观，反对表象和本质二元论，强调差异性、独特性，反对实体论，认为社会现实是虚构的，是因人而异的，与个人精神活动相联系。

显然，在旅游研究中需要一种后现代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将给旅游研究带来活力和创造力。在旅游研究中强调个体的认识论，强调主观性，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主张相对主义和本土论，强调各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性，这将有助于旅游研究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目前在旅游研究者的潜意识中似乎也存在着一种后现代主义倾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放弃了旅游经济论、旅游文化论的争执，对旅游本质存而不论，强调旅游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等等。

篇5

关键词： 省属普通高校 研究生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 问题 解决思路

一、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主要任务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为发展和完善社会科学理论在搜集和整理社会科学实践经验数据并开展理性思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研究方法。［1］方法论问题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方法论的突破意味着相关学科领域研究深化。然而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的发展与更新一直比较滞后，尤其是在大部分省属院校研究生教育对学生研究方法训练的系统性和前瞻性还存在明显不足。重视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跟社会科学理论同等重要，社会科学方法论甚至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

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要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阶段的社会科学方法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学生撰写学位论文乃至今后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问题。提高研究生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能力，对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提升大有益处。规范研究生的研究方法还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层次。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教学，使受教育者在研究生阶段培养理论联系实践，尊重社会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良好研究素养，为将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奠定基础，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省属普通高校研究生培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在省属普通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的整体基础还比较薄弱。通过对所在院校社会科学类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经验总结和对吉林省部分省属高校有关教学情况的个案研究发现，目前一些省属高校尚缺乏掌握主流研究方法即实证研究全部技能的研究人员和培养这些人才的教育机制。一方面，部分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指导老师所掌握的资源（纵向和横向的课题经费）不足以支撑实证研究的支出。另一方面，部分导师和其学生还没有很好地形成优势互补的研究团队，理论研究上多进行规范分析，而缺乏实证的研究。当前部分研究中体现出研究者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掌握还不够成熟，或者重理论而轻方法。

同时，在部分省属普通院校，对研究方法领域的教学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我与部分同行交流，以及在授课和接受一些研究生关于论文中方法方面问题的咨询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面临的方法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不会选题，对研究问题的确定偏重于依赖专家或导师意见，难以在符合专业方向的论域里发展出感兴趣又有能力操作完成的论题，不会界定研究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能激发读者兴趣并且有价值、潜力的选题，等等。有些学位论文没有研究问题，研究的论域和论题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把研究的论域具体化为论题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困难。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也许不是单纯的研究方法方面的不足，但是通过方法方面的引导，可以改善在选题过程中的盲目性。再比如，有的研究论文没有明确的研究假设。学位论文应该如何提出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不少论文在这个方面比较混乱。［2］一些学生只在导论中提到研究目的、研究问题或假设，而在后面的文献回顾及研究方法等章节均没有涉及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显然是为了提出研究建设而提出研究假设。还有学生在论文文献回顾中，根本就没有涉及文献回顾所涉及的有关其他研究与本研究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论文在提出研究假设时很突然，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假设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介绍清楚。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中对统计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如均值比较，相关分析等不理解统计软件给出结果的含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位论文写作和其今后的研究能力。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初步估计一方面与这些院校的生源跨专业甚至跨学科现象比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这些社会科学类研究生缺乏应有的方法方面的指导有关。

以上问题反映出了研究生的研究方法实际应用和方法课教学中的一些缺陷，希望能在教学中引起重视，加强对学生在这方面的训练或指导。

三、教学中解决问题的思路

1.促进研究生选题能力的提高

研究生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选择“合适”的研究题目，并开展研究，也许不是研究方法课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位论文的选题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授课的初期，应该在讲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后，在进行讲授研究设计、研究假设、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等内容之前，用适当课时通过实际案例，介绍哪些是合适的选题或好的选题，某些选题存在哪方面的问题，让学生自己去鉴别、分析、讨论、思考。引导学生在自己进行选题之前，要先会鉴别他人的选题，督促学生阅读其研究领域内重要的刊物和作者的文献。

2.着力解决研究规范性问题

科学研究要遵循学术规范，包括选题的确定、研究的设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结果的表述、论文的结构等。加强研究生研究方法的训练，重要的一环就是强调学位论文的撰写要遵循学术规范。一方面是对研究程序的理解问题，如研究问题或假设与文献回顾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研究方式和方法的深化问题，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结合使用，什么样的问题适合定性或定量研究。教学中应采用研究生论文的案例（包括部分学生的课程论文与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分析与鉴别、课堂与调研作业）进行教学，在经验层面探寻研究生科学研究中的方法欠缺，澄清存在的问题，找到优势。从研究选题的论域、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统计假设、统计分析、软件应用、结论讨论等方面分析研究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进行案例比较和分析，加深学生的直观理解和印象。对于统计基础薄弱的学生，则应深入浅出地介绍如何根据研究目的与数据类型选择统计方法，为学生应用、解释统计软件输出结果奠定基础。

3.明确研究生与本科生方法课的差异

研究生阶段的方法课与本科生阶段的方法课，除了在深度、课时方面存在不同之外，在教学的方法与侧重点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如果说本科生阶段的研究方法教学还主要是传授有关知识，那么研究生阶段则应该促进学生掌握实际研究的能力。把知识过渡到实际的研究与科研论文撰写能力，要考查知识结构与实践能力是如何建构的。总结、归纳研究生与本科生社会科学类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的异同，特别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实践教学。通过课内实践和一定强度的课外实践作业，通过“亲历”，激发学生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情，使学生投入研究对象或研究对象所在的社会情境中去，自发地掌握科学研究的规范与技巧。包括文献综述写作的训练、主要研究方式的应用、问卷的设计、访谈技巧等，都需要亲自操作才能有深刻的印象。因此，教师要加强教学过程的课外督导，以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提供具体的、个别的指导。

综上所述，加强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能使他们掌握并运用所在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提高论文写作能力，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对研究生阶段的培养任务与要求有明确的认识，又要充分考虑到省属普通院校的生源实际情况，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着力解决研究生研究过程中不会研究或研究不够规范的问题，协助学生从研究问题的确立入手，发展既具有研究价值又具有实证特点的研究问题，并深化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使之规范地开展研究，提高研究层次，从而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林聚任，刘玉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22-24.

篇6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指标 评价方法

中图分类号: 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 (2010) 02-139-02

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一直是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非常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如何全面地、科学地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已经成为股东、债权人、政府、企业员工、客户、供应商及广大的社会公众关心的主要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更加关注生存的环境,以及看重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状况。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法加以研究比较,以求建立一套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

1早期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法研究

较早期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一般先搜寻企业年报(或其他信息源)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然后对信息归类,弄清各类信息的发生金额、在年报中所占的篇幅或字数等,最后用这些量化的社会活动信息作进一步研究。西方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的研究早期采用此法,我国学者李正(2006),田志龙、贺远琼和高海涛(2005)的研究文献中也应用到了这种方法。

另一种是“声誉指数法”(reputation index),用声誉指标作为企业社会绩效的部分或全部度量,企业声誉由业内资深人士根据一个或多个维度进行评价。现在应用最广泛的公司声誉指标是1992年版的《财富》杂志声誉指标,该方法对公司外部知情者(其他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财务分析专家等)进行调查,也是一种知觉测量。被调查者对公司声誉的8个维度用10分量表逐一评分,最后计算总分。

这两种方法都有比较明显的不足。“内容分析法”更多地是一种象征性而非实质性研究,没有考虑概念的不同维度;且由于需要使用公司的内容,属于主观测量,极易被人人为操纵。而“声誉指数法”与公司声誉评价有重叠,可测量全面的企业社会绩效但对社会责任方面比较模糊;且由于是公司外部主体产生,属于知觉测量,有产生晕轮效应的风险。

2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法研究

早期国外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如何处理社会问题和承担社会责任来进行的,而到了后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呈现多样性的特征。从SA8000到“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道德指数”,到英国的 Footise for Good、澳大利亚的 Reputex 等,国际社会越来越看重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加以数据量化处理。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污染指标法”、“问卷调查法”和“专业评估机构数据库法”三种。

“污染指数法”由Griffin和Mahon(1997)最早提出。一般先由政府机构或独立的专业机构制定评价指标,然后利用这套指标来评价企业的污染程度。现在学术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指标是“有毒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TRI)”。此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只测量概念的环境维度,属于客观测量,但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

“问卷调查法”由Maignan,Ferrell(2000)和Maignanetal(1999)提出,我国学者郑海东(2007)也做过类似研究。这种评价方法先把模型各维度直接操作化,对每个维度都设计一系列测量题项,编制成测量工具,然后通过调查问卷来调查答卷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各个题项的感知,最后根据各题项的得分及维度得分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由于此方法数据是问卷使用者产生,所以采用的指标测量概念要非常匹配。而且主要依赖受访者的知觉,知觉测量可能会受到实施方式的操纵。

“专业评估机构数据库法”现阶段应用最为广泛,目前该领域的高水平研究大多采用此法,学者Preston and Sapienza(1990),Greenley and Foxall(1997)和Hillman and Keim(2001)等都为此方法的研究做出贡献。此方法主要使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专业评估机构建立的数据库进行研究。由公司外部主体产生,多维测量,与理论模型的吻合性取决于机构操作方式和使用标准。唯一不足的是依赖于评估机构的操作方式,可能会产生以偏概全的现象。目前世界上比较权威的机构有美国的KLD和法国的ARESE。

KLD公司是Kinder,Lydenberg&Domini Co.公司的缩写。这是一家专门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和投资咨询,定量评价企业的社会绩效,并向投资者提供这方面的信息的公司。KLD公司建立了一种评价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与否的评级标准,即著名的KLD指数。最初,公司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有八类,分别是社区、员工多样性、员工关系、生态环境、产品、军事、原子能和南非等,构成了一种多维评价体系。前五类指标是有关企业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打分标准是从(-2,-1,0,+1,+2),评价尺度是从(-2)的非常不负责任到(0)一般,再到(+2)的非常出色。后三类指标是不属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但却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打分标准分成三个等级(-2,-1,0),评分尺度是从(-2)的非常担忧到(0)一般。KLD指标体系根据实际情况一直不断在调整。在90年代末又增加了两类评价指标,分别是非美国问题和其他。而南非问题目前已经从KLD指标体系中删除。KLD指数被认为是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比较好的方法。主要是因为它一方面公司研究人员尽可能使用定量标准进行评价,若必须使用定性标准,则需要对定性标准进行准确的解释;另一方面,公司研究人员与被调查公司的投资者关系办公室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以确保得到准确数据,而且每年向被调查公司的投资者关系办公室寄送调查问卷,询问它们在公司社会绩效方面的措施。KLD公司依赖丰富的信息源,建成了质量较高的数据库。因此,KLD指数被认为是目前“研究设计最好同时也最容易理解”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法。

3国内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法研究

在我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由于研究时间不长,总体上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国外较为滞后。

陈立勇、曾德明(2002)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评价管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环境条件的变化不断演进,从而企业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社会责任分工的边界也在不断调整。利益相关者评价管理不仅提高了企业绩效,也使企业在解决失业、环境保护等过去普遍认为应由政府负责解决的社会问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为以历史、演进的方法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仲大军(2002)的研究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对股东负责,即创造利润之外,还应对全体社会公众承担责任。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和环境责任等四个方面。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物质产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是企业承担其经济责任;就文化责任和教育责任来说,企业要为员工提供符合人权的劳动环境,教育职工在行为上符合社会公德;并在生产方式上符合环保责任的要求。

叶祥松、黎友焕(2004)在《2004广东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中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应该包括两个特征,第一是法律和制度要求的强制性的社会责任,这类企业社会责任往往是通过相应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等制度的制定来强制推行的;第二是道德和价值观念要求的自发的社会责任,这类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是建立在企业文化中对人、自然、社会和谐关系的认可上,体现了企业家自身的人文素质与价值观念。”

梁桂全(2004)说:“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对其自身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它既是企业的宗旨和经营理念,又是企业用来约束企业内部包括供应商生产经营行为的一套管理和评估体系。”

张双武(2004)的研究指出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由于缺少外国研究所使用的类似KLD社会资料库中的数据而无法深入,并且从研究相关性的前提提出当前首先要进行我国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识别、权重分配、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体系及其评价体系的设计等研究。

李富平(1997)鉴于矿山资源型企业本身的特点,从国家、生态、能源、职工、社区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资源型矿山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综合效果测度法和层次分析法,对资源型矿山企业社会责任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模糊概念,在评价体系中应用多决策者的AHP法来确定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李立清(2006)采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评价了湖南省约三百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情况。选择的问卷调查样本是以湖南省2003年成规模以上企业为母本框进行的,这些企业包括工业制造企业、石油化工企业、零售企业、饮食酒店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筑业、采矿企业、烟花鞭炮制造和交通运输企业等九个主要产业的工商企业。他设计的这套指标体系分为劳工权益、人权保障、社会责任管理、商业道德和社会公益行为等五类评价因素,而每类指标的得分都是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让企业针对自己的情况进行打分。请到了50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者、政府官员及企业管理专家,采取主观赋权的方法,根据权数分配调查表提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权数。通过数学统计分析后,原则上取得了各项指标权重,最终应用模糊评价法评价了湖南省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李富平的研究仅仅只征求了少数几位专家的意见,虽然他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但是权重的确定在科学性上有些欠缺;而李立清的研究参与调研的专家达到五十位,所确定的权重较具有说服力,但是每类指标的得分都是发放的调查问卷,并且由企业自行打分,以此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据本文作者看来,企业自行打分的可行性和可信性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4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法研究的前景展望

首先,通过对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分析,汲取他们的研究成果中的精华部分,借鉴他们好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其次,要明确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中的各个维度和指标,以求建立一个与实践相适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最后,运用建立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对企业进行评价,反映当前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状况,并将所得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

参考文献:

[1]陈维政,吴继红,任佩瑜.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的利益相关者模式[J] .中国工业经济,2002.07

[2]黄文彦,蓝海林.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之探讨[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6)

[3]金立印.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测评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消费者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6,(6):114-120

[4]李正.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06,2(215):p77-83

[5]迈克尔•波特,马克•克雷默. 战略与社会:竞争优势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联系[J] . 哈佛商业评论,2007,11:42 -65

[6]沈艺峰,沈洪涛.论公司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全面结合趋势[J] .中国经济问题,2003,02

[7]徐尚昆,杨汝岱.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范畴的归纳性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07,5(230):71-79

篇7

【关键词】财政税收 公共资源 科学方法 实践和实证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和财政税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指导方法，其中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财政税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认识事物和分析事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财政理论与实践研究有了科学的基础，使其不致被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和阶级偏见所左右。认真学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入领会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和方法论原理，对于促进财政税收理论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财政税收领域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矛盾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所固有的对立和统一及其关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全面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可以解决具体矛盾。矛盾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之分，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首先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同时也要注意非主要矛盾的解决，学会统筹兼顾。

财政学在一定程度上研究社会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和社会公共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关系，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公共资源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们满足于社会公共需要，这是财政学的研究内容。财政学作为经济学中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必然要面对资源稀缺性和人类欲望无限性这一经济学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经济学的世界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如何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在既定成本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市场机制在资源既定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资源，经济体在既定技术和要素投入条件下如何实现稳定快速增长，如何利用现有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引导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学和财政学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首先必须正视，不能无视，更不能回避，只有承认这些矛盾，我们才能形成对经济学和财政学学科的科学认识；其次，既然这些矛盾和问题普遍存在，我们就必须具体分析和研究这些矛盾和问题，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各自的特性，从中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最后，我们还须分清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产品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在经济主体之间合理分配，这是经济学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只有将这些主要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了，其他的矛盾和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二、正确把握社会主体的内容和范畴，在财政税收专业领域研究中凸显人文关怀

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的存在状态是社会发展的尺度，离开了人的存在状态和发展状态就谈不上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内容。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部门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时也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问题。具体来说，财政学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将由其凭借国家权威和国家强制力集中起来的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给人民的问题，由此看来，财政学不仅是研究财富和资源分配的学科，更是研究人的学科。我们在财政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以人为主体进行研究，研究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对人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比如，在关于财政学中的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中，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保障的意义和作用，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尽可能广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研究最适税收理论中，必须研究和制定最优的税收征收机制，确保不给人民带来过重的税收负担，等等。因此，在财政学的学习过程中，在制定和研究财政政策及财政制度时，应注重人民的关切，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利益出发，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愿望。

三、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财政税收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财政税收理论研究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财政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学习课本知识，获取间接经验，同时不忘实际调查取证，充分认识获取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从实践中掌握第一手材料。纵观人类认识活动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正是人类社会经济实际和国家管理实践活动的需要，才促使了财政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财政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为社会经济实践服务并指导社会经济实际，财政学中的理论，比如，福利经济学中的第一、第二定理是否说明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庇古税和庇古补贴能否纠正由外部效应导致的市场失灵；被认为运作良好的国家各项社会保障计划是否真正保障了人民尤其是最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合理以及支出达到什么样的规模才是最优的……这些财政学的理论应当而且只能由社会经济实践来检验。如果这些理论被检验为是正确的，那么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践就会使国家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如果被检验为是错误的，那我们就应及时发现其中的错误并加以纠正，将纠正后的理论再应用于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中，确保各项财政政策和制度趋于合理与完善。

篇8

[关键词] 科研评价；学科评价；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G35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037（2017）4-27-3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Research Hotspot Analysis of Subject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asurement

Yang Ruixian Huang Nan Shi Fengju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subject evaluation tends to be more and more diverse， including richer research hotspots and methods. From the measuremen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ounded in specific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development of subject evaluation， and analyzed the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subject evaluation in recent years， hoping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fields related to subject evaluation.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subject evaluation； measurement analysis

1 引言

学科评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期间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愈发重视学科评价研究工作。从专门评估机构的建立到相关法律和法规的制定等都充分体现了科学评价工作的重要性。迄今为止，在学科评价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早已提出了较为成熟的评价程序与方法。本文旨在从计量分析视角下，比较国内外学科评价研究现状与热点，为学科评价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2 国内外学科评价发展现状

2.1 国外学科评价发展现状

世界上较早开展学科排名的国家是英国、美国和德国，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是最早开始学科和高校排名工作的机构之一，也是国外学科评价工作的代表。英美德三国在学科评价方面的特点如表1所示。

除了一些机构对学科评价发展做出的贡献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学者们在计量方法研究及其在科学评价上的应用陆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Weinberg等采取计量学的方法，提出了选择标准与优先范围指标体系，并利用该标准对原子能科学等学科实施了定性评价[1]。荷兰Laiden大学科学研究中心（CWTS）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映射了农业科学等学科的发展情况[2]。21世纪以来，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的专家开始对可持续农业学等学科进行评价[1]。

2.2 国内学科评价发展现状

我国学科评价研究工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逐渐展开的，主要包括两种模式，分别是以政府为主体的评价和以社会团体为主体的评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以政府为主体开展评价的，有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上海教育评估事务所、江苏省教育评估院、上海教育评估院、广东省教育评估中心等，其共同特点是以评价体现政府意志，其主要目的是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服务[3]。例如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价所发表的学科排名，涵盖了国内除军事学门类之外的80个一级学科，是首个由权威教育评估机构发表的学科排名。

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课题组、网大中国大学排行榜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是以社会团体为主体的评价代表。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课题组凭借其独创的方法，成功解决了类型不同的大学与不同学科之间比较的问题[4]；网大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从考生择校的角度撰写，包含4个一级和6个二级指标。此外，2004年，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邱均平教授课题组与中国青年报合作了《中国高校科技创新竞争力评价报告》等一系列评估结果，进一步深化了学科评价研究工作[5]。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所刘念才教授团队，采用研究成果和学术表现力作为评估指标，对全球一流大学进行对比分析[6]。浙江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重点关注大学的综合实力，引入国际活力一级指标是其独有特点[7]。

另外，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相关网站，得到我国有关学科评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资助共三项，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刘念才于2006年获得批准的国家自科基金项目“世界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与学科评价：科学计量学的视角”、山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李长玲于2011年获得批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学科评价研究”和新乡医学院的刘雪立于2015年获得批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影响因子缺陷的多维度矫正与学术期刊跨学科评价”。2013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也立项资助一项课题――“学科主题演进深度挖掘研究”，该课题的研究也属于学科评价研究的范畴。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对学科评价的立项研究在2006年以前寥寥无几，近几年才出现该方面的研究。学科评价研究主要聚焦方法和实践两个方面，有些采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有些则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还有的针对世界大学评价实践开展应用研究。这些项目均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特别是管理科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的融合；二是符合现实需要，除了理论研究，还涉及到了实证研究，使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社会。

3 国内外学科评价研究热点

3.1 国外学科评价主要研究热点

国外学者对于学科评价的研究比较广泛，且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按其目的，可以将学科评价研究的热点分为以下五个方面[2]。

3.1.1 学科排名。对大学本科专业与研究生专业分别进行排名，注重展示专业实力。例如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的大学专业排行榜，专注于高校学科实力的排名。

3.1.2 科学映射。该类学科评价映射不同学科发展方向，显示了学科知识结构。例如荷兰Laiden大学科学研究中心（CWTS）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映射学科领域展开情况[2]。

3.1.3 发展态势。该类学科评价注重考察学科发展水平等指标，展望学科前沿动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就开始对学科发展趋势与前景进行评测。

3.1.4 管理科学基金。该类学科评价被资助机构用来评估基金利用效率和制订基金分配方案。评价旨在制定学科未来发展策略，明_未来核心资助方向。

3.1.5 确立科技发展规划。该类学科评价主要用于确定发展规划和学科发展的优先级。在1985年，温伯格（Weinberg）等提出科学选择标准和学科优先领域评价体系，对确立学科发展规划有积极作用[1]。

3.2 国内学科评价主要研究热点

目前，国内学者对学科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3.2.1 学科评价指标体系。该方面研究者众多，例如浙江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在分析国内外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评价指标体系[8]。

3.2.2 学科评价方法。该方面也是当今学科评价研究的热点，例如李岩伟[9]利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开展学科评价的研究工作，为学科评价提供数据获取渠道和评比参考依据；董琳[10]分析了文献计量方法在学科评价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3.2.3 学科评价实践。学科评价实践侧重对大学和学科进行评价和排名。例如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从考生择校等角度提供决策信息支持。此外，每年中国大学与学科专业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等一系列研究报告。

4 计量视角下的学科评价研究方法

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是当前学科评价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定性评价主要有深度访谈、专家访谈、调查问卷等方法。定量评价主要有文献计量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本文主要探讨当前学科评价领域应用较多的几种定量评价方法。

4.1 文献计量方法。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的学科评价，是运用大量数学和统计学等方法，以文献体系和计量特点为研究对象，对文献进行的多层次研究[1]。

4.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主要用于研究分析由各种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结构，反映各个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各式各样的关系，是对关系结构和属性进行分析的一套较为完善的标准和方法。

4.3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一种当今科学研究中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该方法根主要据各聚类的特点，对大量的样品进行分类，没有历史模式可以借鉴，即没有经验的知识储备。

4.4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也是当今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数据挖掘是基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决策支持过程，它可以对海量的数据进行高效的分析和归纳，并获得所需的各种评价信息。

4.5 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揭示社会实验结果的研究方法之一。该方法的输出与输入都包含非精确的指标，是DEA的一个优势。

4.6 态势分析法

态势分析法即SWOT分析法，以前多用于企业多元信息分析领域。SWOT分析法是把企业的各方面条件进行综合地概括，从而深入研究企业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会和风险，并为提高企业的效益提供决策支持。

4.7 可视化方法

可视化方法可以把抽象的数据信息用形象的图形表达出来。研究者可以清晰且直观地观测到其所计算的结果，并利用人类天生的视觉机能来处理这些信息，从而可以充分利用人脑和计算机这两个强大的处理系统。

5 结语

不可否认，学科评价研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学科评价是对一个国家总体教育水平高低的监督与认同，且对考生决策、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帮助极大。先进且完善的学科评价方法对学科评价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与国外研究相比，学科评价研究的水平较低、研究热点较少、研究方法和标准体系尚不健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与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愈发重视，再加上研究同仁的不懈努力，我国学科评价研究工作在未来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季淑娟，董月玲，王晓丽.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学科评价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11）：21-25.

[2] 董琳，刘清.国外学科评价及其文献计量评价指标研究[J].理论与探索，2008（1）：37-40.

[3] 陈何芳，孙丽娟.中外高校学科评价现状比较[J].大学（学术版），2012（8）：61-67.

[4] 武书连.2014年中国大学100强排行榜[J].陕西教育（高教版），2014（3）：22-24.

[5] 邱均平.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评价的意义和做法[J].评价与管理，2004（3）：31-40.

[6] 刘念才.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J].高等教育研究，2002（2）：19-24.

[7] 浙江大学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探讨[J].评价与管理，2005（1）：32-42.

[8] 牛艳梅.高校学科发展绩效评价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3.

篇9

关键词：工程观；工程方法论；工程哲学；李伯聪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6-0057-04

一、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现状和重要意义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是科技哲学学科前沿――工程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外国学者创建起来的，但在创建工程哲学的时候，中国学者走在了欧美学者的前面。即2002年中国出版《工程哲学引论》［1］(李伯聪)，2003年欧美出版《工程哲学》［2］(L.L.Bucciarelli)等。近几年来，中国工程院、美国工程院、英国工程院都在关注和促进工程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工程哲学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出现了明显加强的趋势，研究进展出现了明显加速的趋势。显然，工程哲学及其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和兴起，为当代科技哲学发展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我国学者对工程哲学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路甬祥将上述《工程哲学引论》誉为“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陈昌曙称赞该书为“充满原创性并自成体系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李伯聪提出了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三元论”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并要求在这个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在《工程哲学》［3］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三元论”观点，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知识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社会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文化观等思想。随后，黄顺基的《的开拓与创新》［4］、远德玉的《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工程哲学》［5］、徐匡迪的《发展工程哲学，落实科学发展观》［6］、汪应洛的《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教育》［7］等论文，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内容和工程哲学的研究视域。诚然，目前对工程哲学的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其中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同时，对工程哲学关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以往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中，如上述《工程哲学》专著，介绍了我国的一些标志性工程，从工程思维、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工程构建都需要经过“工程立项的论证―决策”与“工程建造的设计―施工”两个重要环节等方法论思想，并结合“实践的―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阐发。陈子辰、许为民在《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8］一书中，论述了“工程技术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其研究过程、预测评估、发明创造、设计实验和系统方法；虽然在该书中尚未把工程方法论与技术方法论明确地区别开来，但在内容上广泛探讨了工程方法论问题。谢寿生、杨秉政在《工程方法论案例》［9］专著中，选择和剖析了工程技术研究中的诸多实际案例等。目前，从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真正属于工程哲学层面上的工程方法论研究成果仍不多见。

进一步加强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本质论、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论、工程的社会评价等当代工程观，以及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工程方法论，对于进一步促进当代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从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推进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服务。目前，国内现行的、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学科发展主流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可以说是教育部组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10］，但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尚缺少“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对此，进一步加强对“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无疑将弥补目前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的一大缺失。显然，这项研究对于开展工程教育和培养新型工程人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从加强哲学界与工程界联盟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强化为工程实践服务。工程哲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哲学界与工程界的联盟关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多次强调:我们应该把对工程的认识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要提高工程师的哲学思维水平。［11］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对它的研究和普及有助于人们在工程活动中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和效益。

二、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图所示: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工程本质论。基于“科学―技术―工程”三元关系，注重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工程的发展趋势等。

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基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注重研究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形成系统化的基本理论。

工程活动论。主要包括:工程活动共同体――主体构成、伦理规范、社会责任、内部人际关系、社会环境关系等；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即结合案例分析工程理念创新、系统集成创新、项目管理创新、风险管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创新等。

工程的社会评价。即注重研究其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事前评价、事中评价和事后评价)、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内部评价、外部评价、专家评价、公众评价)。

工程系统分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

工程决策与设计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如常规设计、系统设计、功能设计、可靠性设计、最优化设计等。

工程综合集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综合集成方法及其特点；综合集成方法的基本功能；综合集成方法的一般程序及应用――定性集成、定量集成、系统综合集成。

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结合案例分析:矩阵技术法、效果分析法、多目标评估法、环境评估法、技术再评估法等。

其中，主要研究重点包括: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社会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研究等。主要难点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价值观、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综合集成方法、技术再评估法等。三、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重要观点和突破口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包括：

工程的本质是造物。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则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工程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

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看，当代工程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技术的性质，而且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的性质。它是联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并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当代工程观不仅开拓了从自然观到历史观的通道，而且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论和工程创新论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理论等。

同时，相对而言，当代工程方法论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技术科学方法论和系统科学方法论，它同样为其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这主要包括: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

在现代社会，工程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复杂，工程与工程、工程与自然、工程与经济社会之间以及工程自身内部等都具有极其复杂的关系，需要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特别需要从宏观层面、以哲学思维把握工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要求工程教育适应工程实践的时代特点，实现工程教育模式的转变。工程教育要培养适应当代工程活动特点的工程创新人才，工程教育要体现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基本思想和重要内容。

目前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切入点和突破口如下:

首先，从总体上看，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注重探索如何把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同中国工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促进中国技术哲学学派的成长与壮大。

其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推进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如前所述，目前在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中，仍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然而，通过这项研究将弥补这一理论缺失，即形成由“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系统观与系统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基本理论单元构成的完整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及其教学体系，并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提供新的重要内容。

再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等工程本质论，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工程共同体、工程实践、工程创新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等问题，努力做出系统化的理论梳理、总结、探讨和创新，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

最后，这项研究要着眼于直接为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服务。通过对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理论研究，其中尤其是通过深入探讨和系统总结钱学森倡导的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并把它纳入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促进工程方法论的深化与发展。同时，通过对某些工程方法如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案例研究，既可望做出一些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促进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452.

［2］LouisL.Buccirell.Engineering Philosophy［M］.Delft University Press,2003：236.

［3］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工程哲学(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5.

［4］黄顺基.《工程哲学》的开拓与创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2)：24.

［5］远德玉.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工程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2)：23.

［6］徐匡迪.发展工程哲学,落实科学发展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90-92.

［7］汪应洛.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教育［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

［8］陈子辰,许为民.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07-239.

［9］谢寿生,杨秉政.工程方法论案例［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84.

［10］教育部组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28.

［11］赵建军.工程界与哲学界联盟,大力推进工程哲学发展［J］.哲学研究，2004（9）:93-94.（责任编辑、校对：徐广联）

A Probe into Modern Engineering Concepts and Engineering Methodologies

YANG Shui-yang

篇10

一、社会学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不同

现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同先前的社会哲学有着迥然之别的学科，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所具备的经验研究的品质。这一品质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利用第一手的经验资料论证假设、建构理论，而不能单凭抽象的思辨活动对社会作形而上学的推演。现代社会学这一品质的形成，或者说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并不始于这一学科的初创时期。我们知道，尽管孔德和斯宾塞都提出了用实证手段来研究社会的设想，但他们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孔德的社会学思想直接导源于实证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论原则，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也是纯理论（含方法论）的探讨，并无经验研究材料的支撑。近代社会学家齐美尔、韦伯、帕累托的社会学（只有迪尔凯姆例外）也只涉及一般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并没有实地研究。理论社会学与经验研究的正式“联姻”是由迪尔凯姆开始的，而经验研究的制度化则更是在社会学从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社会学的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芝加哥学派对本土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研究，社会学的实地研究开始大量出现。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二战以后，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方法已由过去传统的方式（如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定性分析）逐渐转变为利用现代数理统计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定量的、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经验研究的定量化、模型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70年代、80年代至今，已经在美国社会学界成为一种风气。从著名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开始，相续有霍曼斯、科林斯、西蒙、兰德等人用数理方法进行社会学经验研究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学界，从各级学术刊物、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所有论文、专著到博士、硕士等学位论文，几乎无一不包括量化、模型化分析的内容。有的社会学家甚至提出，不仅在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方面，而且在理论的构造方面，都要实现定量化、模型化。可见，统计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逐渐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问卷法也随之成为社会学的一种主要收集方法。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称“问卷是社会调查的支柱”，而英国社会学家莫泽则说“十项社会调查中就有九项是采用问卷进行的”。[2]可见社会学研究者对问卷法评价之高。

现代社会学大多采用发放问卷、收集资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和社会学都重经验研究，都以调查为基本手段。但仔细比较，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人类学以定性调查为主，注重“参与观察”；而社会学以定量调查为主，注重“问卷调查”。人类学与社会学调查的对象都是“群体”，人类学的定性方法是通过个体去反映群体。这种调查是面对面的，也就是说人类学调查者必须直面调查对象。人类学的调查由于面对调查对象，因而调查者的切身感受、体验更具体、更生动、更强烈，这是人类学的优势所在。社会学的量化调查，并不是必须面对每一个调查对象。但社会学由于面对的是总体，因而社会学家能从整体对象中选取一部分作为代表进行分析，由此推断出整体的情况。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与社会学家不同，人类学家通常不借助于预先制订好的调查表，这些调查表只能趋向于发现他们想要发现的东西。相反，人类学家坚持尽可能开放思想，并因而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事。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从不运用问题调查表，有时也用它。一般说来，它们被用作补充方法来说明别的方法取得的资料。”[3]人类学由于一直注重研究人类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方法上多采用田野方法、跨文化比较法，并把参与观察作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偏向定性分析。而社会学由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社会学家们目睹自然科学巨大的威力和能量，从而产生了借用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方法去认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而又认识不清的社会的雄心。孔德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虽然社会学在孔德的时代并没有奠立量化研究的基础，但他的观点对后世的社会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以统计调查为主，以问卷法为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的特色，偏向定量分析，注重社会的共性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学科的显著特点。

二、人类学与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联系

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其实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人类学中没有定量研究、没有问卷调查；或者社会学中没有定性研究、没有参与观察。

（一）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运用

在人类学的早期研究中，就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社会学问卷调查，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如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为了研究亲属制度，他不仅研究了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对印第安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作了广泛的考察。而且他还精心设计了详细的调查问卷，通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传教士等对当地民族进行调查。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掌握了世界民族近200种亲属制度资料，于1865年完成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上，引入定量方法的研究，以默多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最为经典。默多克应用定量方法从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49年出版的《社会结构》一书。该书以全世界250个社会的民族志资料为基础，做了有关亲属制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默多克在这本书中，从250个样本社会中抽出居住形式、继嗣规则和婚姻形态等要素，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这些要素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列出了87个相关关系表。默多克在该书中主要采用了交互分类、Q相关系数和X2检验的统计分析方法。比如，他计算了外婚制母系继嗣与亲属称谓这两个变量和Q相关系数和X2检定值，以此来验证他所提出的与外婚制母系继嗣制度相联系的有关亲属称谓的一个假设。[4]社会学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趋势。明确地说，“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这些人类学最具个性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着挑战。笔者认为，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讲经济、讲效益的时代，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是否经济？传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一般要求：田野调查时间越长越好，最好是经历一个年度周期（春夏秋冬四季）；调查内容越细越好、越全面越好，最好全面调查整个社区方方面面的情况，经济、社会组织、宗教、教育……等等，不能有所遗漏；不能带有任何主观设想，必须老老实实地观察和记录；以参与观察、入户访谈为主，采用问卷调查和知识辅助的调查手段等等。在当前讲经济和效率的时代，这一传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受到了质疑。经济学家曾这样质疑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在搞农村调查时，有必要挨家挨户一一调查吗？同村各家各户的同质性很强，这种调查太不经济了。”[5]

（2）随着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是否能继续行之有效？在当前对农村的调查中，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遇到了新的问题。李彬在《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龙井农村调查记事》一文中陈述了在调查中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如进入方式问题、乡村干部的“后院”禁忌问题、农民的“不欢迎”问题、被调查者对调查的利用问题和同吃同住遇到的新问题等等，这些都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工作构成的某些挑战。[6]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之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迁。地方利益得到突显，农民的个人意识和个人选择得到加强。调查所面对的农村已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农村，调查所面对的农民也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农民。研究者的调查已不再被地方和当地农民看成一项硬性的政治任务。他们可能不愿意让调查者到某些地方去看，甚至可能根本不欢迎调查者，这些都是被研究者本身的变化对田野调查提出的挑战。

（3）人类学研究范围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19世纪60年代，都市人类学的形成被喻为文化人类学发展的“第三次革命”，引起人类学者对传统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思考。人类学家有专注边缘群体和异文化的学术传统，而都市研究便是对这一传统的超越和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渗透”。在某种意义上，都市村庄的研究、对都市“村民”的关注，似乎只是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延伸，因为它显示的仍是对都市社会中社会关系维系模式的关注，与传统的对乡民社会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都市社会毕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因此，都市研究必然会促使我们审视在都市背景下人类学传统方法的效度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从而敦促人类学者为学科的发展寻找新的支点。如何既不失人类学研究的本色，又能在不同的时代里实现人类学对世人的许诺，让这个学科无论是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都有存在的意义，这应该是当代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实践中必须深入思考、做出解释的命题。当年马林诺夫斯基称《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今天，人类学研究更呼唤里程碑式的著作。不过，这种深刻变化不再是从异域转向本土，而是从本土的乡民社会转向都市社会。孙庆忠博士在《人类学都市研究的实践与反思———重访学术名村南景》一文中对自己调查经历的描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学都市研究中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南景村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本名为鹭江村。

50年前，它只是广州近郊一个普通的乡村聚落，但却因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先生的著作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成了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1948年-1951年杨先生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对南景进行了安营扎寨式的研究，极具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精神和特色。1999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孙庆忠博士为了回应前辈半个世纪前的研究，记录名村的又一段历程，对南景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然而他发现，“印念中‘熟识’的南景已经变得非常陌生。在广州市建成区面积的高速扩展中，‘天、园、庐、墓’的自然景观，已变成老人们坐在自家独楼里追忆乡村生活的图景。只有依稀可辨的几间祠堂成了‘遥想当年’的重要参照。在穿街巷、画草图，进行半个月的环境探察后，研究者陷入了困境。都市浸染下的南景，已为传统的研究方法设置了一道屏障。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多，与出租房相关问题的社会问题的丛生，原本守望相助的居住格局已经彻底改变，多道封闭的防盗门为村民创设了安全的家居空间，但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多数村民拒绝来访，入户访问的几率缩小，访谈的效度面临着挑战。”[7]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适用于同质性较强的小规模社会，研究内容多是不易量化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就限制了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然而今天，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完全封闭的、不受外界影响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个体差异逐渐变大，研究内容也趋于多样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类学领域中关注定量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并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应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定量是定性的精确化，人们只有在认识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握事物的量，才能获得对事物较清楚的认识。人类学已越来越注重定量研究，譬如许多学校的人类学系开设了计算机、统计学、高等数学等课程。不难看到，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自始便存在着互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正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可以预见，今后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方法上的互动会越来越大，统计方法、问卷调查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二）定性研究与社会学

在社会学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方法发展十分迅速。比较而言，定性研究方式由于来自与定量研究不同的哲学传统，具有不同的假设，因而所受重视程度远不及定量研究。不过，尽管定量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社会学方法论中却一直存在着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不同的取向。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可以说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方法论取向，也就是说，定性研究在社会学中自有其地位。实证研究者受到自然科学量化研究范式的影响，认为只有客观的、实证的和定量的研究才符合科学的要求，才具有价值。“只有当社会世界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来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这样一种水平上。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8]他们往往希望借助经验研究的帮助，证伪或者暂时证明有限的假设。然而，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比自然科学差得多，因为它不仅研究可观察的现实（客观事件），而且研究主观现实。事实上，由于受到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制约，加上实证研究范式本身所具有的缺陷，研究者不可能完全依赖定量研究范式来达到对社会的全面理解。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者们开始对这一范式所存在的缺陷进行批判和反思，并逐渐发展出具有浓重人文主义色彩的解释范式。今天，在经验社会学研究出现数理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社会研究过程中可以同时采用的两条途径。它们所能提供的是两种不同的图画。在研究方式上，定量研究强调研究程序的标准化、系统化和操作化；定性研究则更加强调研究程序、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上的灵活性、特殊性。在研究的逻辑过程中，定量研究往往强调客观事实，强调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定量研究则更加注重现象与背景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现象的变化过程，注重现象和行为对于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定性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比如，社会学的问卷调查可以涵盖几千人、几万人，有了这样的调查规模和样本量，我们就可以使用社会统计方法来分析变量之间的规律性。但是，这种调查又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如在时间与经费上存在限制，问卷内容有限，回答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编码比较死板等等，这使得研究者无法了解被访者的许多具体细微的情况。而人类学的深入访谈以及民族志的系统调查在这方面显示出很大的优势。通过对近几十年社会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系统考察，有学者认为，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随着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西方主流社会学的衰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调查方法更为多样化、社会学方法论更具综合性。这种综合性表现在：（1）对实证科学的重新理解；（2）对社会规律的重新认识；（3）各种对立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与宏观、客观与主观、定性与定量等研究方法的综合与相互补充。[9]

（三）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具特色的方法之一和学科的生命力所在。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强调深入、长期地和被观察者住在一起，观察他们的生活，成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自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意识到要在自己的田野工作基础上撰写民族志、构建相关理论。而想进入人类学界的新手，必须到某个地方进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然后回到学校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学位，取得资格认证。当年M.米德之所以迫切地要去萨摩亚，是因为当时美国的人类学家都有各自的田野（field），要想在学术界立足，就必须有自己的田野。她曾有意去调查那伐鹤（Navaho）印第安人，但遭到博厄斯的反对，博厄斯的理由是：那是赖卡德（G.Reichard）和戈达德（P.Goddard）的地盘（Mead，1975）！在马林诺夫斯基和R•布朗的带领下，英国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一批弟子E-普里查德（E.Pritchard）、弗思（Firth）、鲍德梅克尔（Powdermake）r等以自己的实践建立了现代人类学的学科规范。美国人类学家则在博厄斯的指引下，通过克鲁伯（A.Kreobe）r、萨皮尔（E.Sapi）r、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米德等人的努力将美国的人类学带入现代人类学，并与英国社会人类学会通。英美人类学的现代人类学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式的改进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中国的吴文藻等人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变革，迅速跟进，各有成就。现在，几乎所有人类学家的研究都离不开田野工作。实地研究是社会学的四大研究方式之一，它是一种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主要用观察和访谈来收集资料，包括非正式的、随生活环境和事件自然进行的各种观察、旁听和闲谈，也包括正式的采访、座谈和参观等。[10]在社会学研究史上，曾有许多运用实地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如美国社会学家W.F.怀特的《街角社会》、利博的《塔利的角落》、斯太克的《都是我们的亲戚》、林德夫妇的《中镇》等等。在《街角社会》的研究中，怀特与一个帮伙中的头头结为朋友，他经常同帮伙的青年人聚在一起，玩滚木球、打棒球、玩纸牌，也经常同他们谈论赌博、赛马、性以及其他的事情。他在科纳威里生活了三年多，其中有一年半时间同一个意大利家庭住在一起，并学会了说意大利语。在长期的观察中，怀特收集了丰富生动的资料，得出了关于群体结构与个体表现之间关系的一系列结论。

篇11

关键词 人文社会科学 科学数据使用特征

1 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以科学数据为主要学术资源的数据密集型科学正改变着当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科学数据的作用和价值，定量研究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在一些数据科学的国际会议上，人文社科的数据管理也成为研究者讨论的重点之一。

各种翔实、可靠的数据为以各种社会对象为研究主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支撑，推动了社会调查方法、计量学方法、可视化方法等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李京文院士在2013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年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上指出，必须不断研究大数据的形态变化规律，利用大数据来研究、认识和预测客观世界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趋势。同时，科学数据也影响着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创新。复杂的经济统计模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丰富的科研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等，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条件。科学数据的使用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显著增强。

虽然科学数据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数据并未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比如一些学者在从事人文研究时，常使用“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数据密集型研究模式的背景下，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对科学数据的使用习惯是怎样的呢？哪些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者更擅长利用数据？他们获取数据的来源、处理数据的类型和方法以及数据表现形式如何？研究者是不是由于缺乏对科学数据的使用而增加了“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名词的使用呢？

本文围绕以上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探讨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征。重点分析研究者获取实证数据的主要来源，所要分析的数据类型，处理数据的常用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完成后的表现形式。另外，针对学者提出“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人文社科学科中使用的问题，本文将分析研究者在这些名词使用等方面的习惯。最后，根据人文社科研究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提供科学数据服务给出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采集论文资料，用内容分析方法统计论文中所用到的数据、中文数词，分析其中的问题。人文社科数据主要指调查数据、网络公开数据、政府统计数据和指标等，本文研究的数据对象除以上这些外，还包括实验数据、文献数据和图片数据。文中讨论的实证研究数据是指狭义实证研究所需要分析的数据。狭义实证研究是指仅依靠统计分析法的研究。另外，本文把“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等词语定义为模糊数词。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全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是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所刊登的论文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风向标。选用该期刊的全文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我国最高水平人文社科学术成果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而且也可以了解人文社科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处理上所采用的最新方法。笔者于2014年12月通过CNKI数据库收集该期刊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的全部期刊论文522篇，剔除其中“编者按”之类的7篇文章后，最终得到全文数据515篇。

3数据分析

3.1 总体概况

笔者对2010年1月到2014年6月的《中国社会科学》进行分析，共有全文数据515篇，把它们按研究内容分成、哲学、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这12个学科。但由于人口学和传播学的样本数都小于5，统计的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失真，因而本文不统计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首先对论文的引用数据和实证数据进行分析。除去人口学和传播学的论文，在剩余的论文中，仅引用数据而未进一步统计分析的论文168篇，占总数的33%，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分析的论文113篇，占总数的22%。统计发现（见图1）：除了哲学学科的论文没有引用数据外，其余学科的论文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数据。而实证数据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几个学科上，其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比例分别达到67%和73%。这里政治学的数据值得注意，虽然该学科的论文没有实证研究的数据，但引用数据的比例却较高，达到53%，显示了该学科数据使用的特点。

3.2 实证数据情况分析

本节主要对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这六个有实证数据的学科进行分析，分别调查其使用数据的类型、来源、处理方法及其表现形式。这里，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数据由于是小样本（样本数小于5），因而需辩证看待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1）数据类型

从使用数据的类型上看，这六个学科使用的数据基本上是数值型数据，经济学还使用了部分图片数据（表1）。

（2）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数据来源把实证数据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其中一手数据是指研究者通过访谈、直接观察、间接观察等方式首次亲自收集并经过加工处理的数据，二手数据是指来源于他人调查和科学实验的数据。本文中，把一手数据分为调查数据、实验数据和文献资料数据；二手数据分为政府公开数据（如全国普查数据、各类统计年鉴）和数据管理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等）的数据。

从数据的来源分析，社会学中44%的论文采用的是一手数据，而在经济学中这一比例只有15%，经济学更多的是使用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图2）。

在对一、二手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后，可以看出社会学和法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调查数据，经济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实验数据；对于二手数据的来源，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主要以政府公开数据为主，而社会学稍微偏向于管理机构的数据（表2）。

（3）处理方法

本文把数据处理方法分为初级方法、中级方法和高级方法。初级方法是指平均数、频数、方差、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方法；中级方法是指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高级方法则是指模型计算等高等数学方法。

从数据处理方法上看，这六个学科的大部分论文都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方法之类的初级方法，社会学比较注重对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假设检验等中级方法的运用，而经济学则更擅长运用高等数学方法（图3）。

（4）表现形式

本文把数据的表现形式分为统计表、统计图和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三类。

从数据的表现形式来看，比较常用的是统计表形式，折线图、柱状图和散点图之类的统计图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的应用也比较广泛。除此之外，经济学和语言学还有一些利用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图4）。

3.3模糊数词使用情况分析

本节分析部分人文社科的论文使用“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很多”和“很少”这八个模糊数词的习惯，以及这些模糊数词在部分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的使用情况。

首先统计以上这八个模糊数词在一些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使用的比例（图5）。笔者发现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学这三个学科使用到以上八个模糊数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相对来说，哲学的论文中出现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比例稍微小些。

在统计2010年到2014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后发现，人文社科的学者在模糊数词的使用上趋于稳定，各年篇均使用次数基本在2.0到2.5的区间内，除2012年和2013年的数值波动相对较大外，其余各年篇均使用次数的数值趋于2.3（图6）。

随后统计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总使用次数及其篇均使用次数（图7）。笔者发现，“大量”这个词在论文中的总使用次数最多，而且篇均使用次数也最高（达3.14），这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喜欢使用这个词，使用范围也比较广。其次是“很多”这个词，研究者也比较喜欢使用。而“若干”这个词，虽然总使用次数不算很大，但其篇均使用次数却很高，这说明该词的使用范围比较集中。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绝大多数”这个词上。最后讨论一下“差不多”这个词。虽然，先生提出中国人是“差不多先生”，凡事马马虎虎，不求精确，但是这个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论文中却很少使用，其总使用次数和篇均使用次数都是这八个词中最低的。

这八个模糊数词在部分人社科论文中使用分布情况见表3。表3中“一”表示该词未在该学科中使用，“√”表示该词在该学科中有使用，“”表示该词不但在该学科中使用，而且其使用的频率更高，即每一列的三个“”分别代表使用该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的前三个学科。从表3可以看出，管理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较高，有“差不多”、“若干”、“大量”等六个数词在其学科论文中高频率使用，其次是社会学。相比之下，哲学和语言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相对低一点。

4结果讨论

本节依据以上数据分析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今后开展科学数据服务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4.1人文社科学科对数据的使用主要由研究对象决定

我们知道，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以社会现象或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偏向量化的科学。从上一节图1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大多数论文（67%的社会学论文和73%的经济学论文）都使用了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这些学科里，研究者尊重数据，把数据当作研究的主要素材，通过调查统计和模型计算使数据和学科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新知识和新规律的发现。而且，这些学科研究者的数据意识也比较强，对数据需求也更为迫切，获取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更强。比如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论文有较高的实证数据使用比例，也非常注重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的获取，二手数据的使用率比其他学科的使用率更高（图2）。这就是由于研究者数据意识强烈，数据需求迫切，从而使他们获取数据的渠道要比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更广。

相比之下，、哲学和文学这些学科是依靠思维逻辑的研究学科，主要是对传统文献资料的探讨，很少讨论实证或经验现象，因而对实证数据的使用就不是很多，偶尔会引用一些数据，数据来源也只是依靠文献。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仍较为传统，主要以文献为主，对数据使用的需求不是很迫切。

科学数据服务作为图书馆的一项创新服务，首先应该明确服务的对象。诸如以上这些人文社科学科，如果图书馆对其全面铺开科学数据服务，那可能效果就并不是很理想，但如果图书馆首先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为他们提供数据获取、处理、共享方面的服务，则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笔者建议，针对人文社科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首先可以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把政治学的研究者作为潜在服务对象，在服务得到一定认可后，逐步向其他学科展开。对于主要服务对象，图书馆可以提供常规的检索、收集、存储、分析等数据情报服务和数据技术服务；而对于潜在服务对象，则可先向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在该学科中创新应用的情报信息，待研究者对科学数据服务需求提高后，再提供常规数据服务。

4.2人文社科学科对实证数据的处理以初级方法为主

在人文社科类论文的实证研究中，为了让读者了解数据和研究对象的特征，进而更好地了解统计分析结果，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会选取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对数据处理采用的方法以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为主，初级方法在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实证数据研究中占了较大比例（图3）。

相对而言，一些实证研究比较多的学科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则更为多样。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除了掌握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外，对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一些中级方法也运用自如，而经济学的研究者使用高等数学方法进行模型计算的能力更为突出，数据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常用的统计图表外，还有由各种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些都显示出他们优异的数据素养。

人文社科研究者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使用，一方面由论文的研究目的和对象决定，另一方面也由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决定。对于前者，可能超出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但要改善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图书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笔者建议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数据处理方面的开放课程等信息，帮助研究者掌握更多关于数据处理的知识。除此之外，也可为研究者提供本学科在数据应用上创新研究的情报信息，让他们了解本学科最新的数据处理技术，并提供相应的数据分析工具，促进定量研究的深入。同时，图书馆也可以与数学、统计学等院系合作，为研究者提供数据处理方面的专业讲座，一方面增强对研究者数据素养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为研究者跨学科合作提供平台。

4.3模糊数词的使用与研究对象和传统文化有关

模糊数词的使用在人文社科领域比较常见，并且各学科在使用上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诸如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数据使用比较广泛的学科里，研究者并没有因为使用了数据而减少对模糊数词的使用，反而模糊数词在这两个学科中的使用要比其他学科更多（图5），而且各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也较稳定，没有很大波动（图6）。因而，模糊数词的使用并不能说明科学数据没有与人文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主要还是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语习惯有关。

比如“大量”这个词，该词使用总量和篇均使用量在这八个模糊数词中都是最高的，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习惯使用该词。然而进一步分析显示，该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频率最高。一方面，经济学论文中存在的各种数量关系需要用“大量”这个词来表述，另一方面，由于这个词所代表的数量本身较难考证，再加上力求精确的数据精神缺乏和大概而言的用词习惯，使得研究者摒弃了数据化表达而使用了这些模糊概念的词语。

模糊数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这与其研究对象有一定联系，有些数量关系难以考证，无法精确量化。除此之外，研究者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词习惯也是模糊数词使用广泛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建议图书馆在为人文社科学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时，要考虑到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影响，既要提倡数据文化，又要遵循人文精神。平时要注重收集有学术价值的科学数据，并为研究者提供方便查询的数据平台。与此同时，也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求，帮助他们收集和统计相关研究所需要的特定数据，以尽量减少模糊数词的使用。但作为科学数据服务的提供方，图书馆也应尊重原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使科学数据作为一种补充材料，与现有的人文社科研究结合，相得益彰。

5 结语

篇12

摘 要：民俗学与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基本学科，由于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交叉性和研究方式上的相似性，使得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相关性。然而，由于在研究内容上的侧重点不同，使得二者采用的研究方式存在着差异。本文就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方法论对研究方法的指导作用，归纳与演绎在两门学科中的不同角色及作用以及二者在研究过程中侧重于哪种研究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从而为两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以及各自方法论体系的完善做出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民俗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异同

一、研究方法的意义

研究方法是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在科学研究三个层次中处于中间层次，在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技术中起着中介桥梁的作用。研究方法受方法论的影响和制约，方法论影响到研究者对研究方式的选择；而研究方式的选择又直接影响到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技术。简言之，理论主导着原则，原则决定研究方式的选择，研究方式的选择又影响到具体技术的使用。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如何选择研究方法以及采用哪种研究方法并非简单的抉择问题，而是间接地体现各个学科本身的理论及原则，以及具体研究技术及手段的选择。

研究方法是一种手段，一种用来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资料与证据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收集、整理资料那么简单，还直接关系到每位学者得出结论的正确与否，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获取资料的方式是否具有科学性。

二、民俗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类型

民俗学学者乌丙安认为:民俗学是研究整个民间生活与文化的科学，它既研究民间的精神生活，也研究民间的物质生活；既研究文明民族的人民生活与文化也研究后进民族甚至野蛮民族的大众生活与文化。

郑杭生书中说到: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二者在中国的研究都曾被名文禁止，然而同样因为有共同的研究内容以及曾经的经历使得两者现在成为关系最为密切的两门学科。但尽管二者有太多的交叉，它们还是有自己的研究的侧重点。

社会学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民俗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本身的结构与社会过程，诸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等，强调对于社会现状的分析与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民俗学则是对具有传承性的反复出现的生活模式及相关的精神现象进行研究。即：社会学的视角侧重于对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解剖，民俗学的视角则是着重对传承性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阐释。

三、民俗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一）叶涛 吴存浩合编的《民俗学导论》中,将民俗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分为两大类：民俗研究的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

民俗研究的一般方法分为：归纳法和演绎法

1、归纳法：从具体的民俗事象的观察和研究出发，在不断增加和扩充民俗事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在逐步形成民俗学的基本范畴的前提下，提出民俗学的一般理论问题。

2、演绎法：对民俗学的概念、对象和理论进行了解，然后按照民俗学所涉及的理论不断展开研究。

民俗学的特殊方法：田野作业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结构分析法

1、田野作业法：从事民俗研究应深入到民俗事象发生地，脚踏实地对民俗事象进行详细的调查，以取得第一手民俗资料的民俗研究方法。

2、历史研究法：追溯民俗事象发生发展的历史流变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是探讨民俗事象产生的本来面貌及其在历史各个阶段的演变。

3、比较研究法：将不同地区不同民众群体和不同国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同类民俗事象集中在一起，比较其中的异同，寻找这些民俗事象的联系。

4、结构分析法：依靠分析和研究民俗事象自身所带有的构成要素和成分，以达到研究和分析民俗事象发生、发展和变异规律的目的。

（二）风笑天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一书中写到,社会学研究方法包括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四种

1、调查研究：是一种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某种社会群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

2、实验研究：在高度控制的条件下，通过操纵某些因素来研究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是定量研究的一种类型。

3、文献研究：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分析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

4、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式。

四、两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点：

（一）研究方法是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具体研究方式的选择，这其中所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不同于研究方法，方法论是研究方法的原理和原则的体系；而研究方法则更强调完成某项特定研究任务的具体形式。

民俗学指导原则是受世界观的支配和制约的，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有着两种基本的哲学与价值倾向，即：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和人文主义的方法论。

民俗更多的是研究千变万化的民俗事象，接触的各种事象都会或多或少地掺杂着来自社会、个人甚至是调查者本人自己的情感，这样就会在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带来一些非客观的因素，致使研究者价值中立的程度有所降低，得到的结论并不能很好的符合实际情况，这样就会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要求。这样民俗学研究就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而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使得它更倾向于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许许多多的问题的出现是否迫切需要解决以及社会现象涉及的范围等都需要用数理、概率等统计方式来使得自己的论证过程更充分，使自己的论点更具有说服力。但由于个人是存在千差万别的，一项政策的实施并非对每个人都适用，这样个人就会存在不适应问题，在此就需要用人文主义指导原则来对社会进行另类的研究。

（二）在民俗学研究中，它将归纳法和演绎法视为一般研究方法，是具体研究方法的一般性的方法或者说是指导性的方式。

在民俗学中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并非很普遍，由于民俗事象的千变万化和复杂性，民俗学对民俗事象更多的采用描述的手段，归纳的情况远不及社会学的概括更抽象。其次，既然没有太抽象的理论，那么也就很少存在需要对理论所进行演绎的这种过程。

而在社会学研究中，由于社会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社会问题的总结及论述，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社会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多的是用来影响政策，故而对其理论的要求比较高，在应用的过程中将二者视为很重要的内容，经常被采用。

在社会学中，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看作是研究过程的两个阶段，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贯穿于整个研究的始终，无法将二者完全的孤立开。

社会学这种研究方法的提出更为合理些，因为在民俗的视角下，将归纳和演绎看作一般性的方法，有点倾向于将二者区别开来的含义；而社会学将二者视为对待同一问题研究方式的两个阶段，理论通过实践来验证其科学及合理性，实践通过理论得以升华。

（三）两门学科主要运用的研究方式也存在着差别

民俗学研究更多的是针对具体民俗事象所进行的调查与研究。相对于社会学研究而言，民俗学研究更侧重于微观层次的研究。因而鉴于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该学科对理论层次的建构要求相对较低。在这些前提下所进行的民俗学研究，在进行调查方法的选择上更侧重于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调查者亲身参加到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中，对各种生活习惯与习俗进行实地的参与式观察，只有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

社会学主要是对社会整体进行的研究，是从宏观层次来进行阐述的。这其中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研究社会本身的结构与社会过程，诸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等，强调对于社会现状的分析与对社会问题的反思。而这种分析与反思，仅仅靠对资料的感性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学科的严密性与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使得它必须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分析。因而，社会学研究更多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

总之，社会学与民俗学二者是既相互交叉又独立的学科。由于各自研究的内容不同，使得其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由其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能强调整齐划一，也不能强调孰优孰劣。只能说：存在即合理，适用才是真理。

然而，这并不是说，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无需再进行修改与补充。民俗学研究的内容与社会学研究的内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想使得两门学科有更好的发展，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既要宏观又要微观。民俗学要想壮大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好的服务与指导实践，使其走上更为科学的道路，必须要借鉴社会学关于理论建构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式。社会学由于其内容的宏观性，使得这门学科更注重理论的建构，对于现象的描述也只是为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服务。对于理论的演绎也更倾向于证明或现有的理论，或验证假设。因而，使得社会学在微观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而民俗学在微观现象的描述与概括方面却有更好更完善的研究方式。因此，可以从民俗学研究方式上借鉴和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来发展和壮大社会学。

相信，民俗学和社会学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会越走越远。（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2］ 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

［3］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篇13

关键词：宪法，宪法学，社会，价值，体系

一。宪法现象与宪法学

宪法学是研究宪法现象产生、存在与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作为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学首先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宪法学性质决定了宪法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同时直接体现宪法学体系的完整性。宪法现象是宪法学存在的基础，客观上反映了宪法学的社会功能与基本特征。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宪法调整而形成的社会现象都可纳入到宪法学研究范围。宪法现象通常具有四个要素，即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意识与宪法秩序。通过宪法规范的功能形成人类社会的宪法制度，而宪法制度的运行需要社会主体对宪法的理解与信任，最后通过各种社会不同力量的合力，建立和谐而稳定的宪法秩序。

宪法现象是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包含着事实与价值、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运用综合性的知识给予解释和说明。由于知识的分化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各国宪法学都面临着如何合理地建立解释宪法现象的体系问题。宪法现象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不断更新宪法研究方法的客观必要性。在解释宪法现象时，学术界经常采用的基本思路有两种：一种是从宪法看社会，另一种是从社会看宪法。按照第一种思路，人们习惯于在宪法规范中体验其宪法的价值，并把主观的宪法价值落实到客观的宪法世界中，主要依赖于对宪法的规范性的分析。但研究方法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有可能限制人们观察宪法问题的思维空间，以过于实证主义化的眼光分析多样化的宪法问题。按照第二种思路，人们有利于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体验宪法价值，具有丰富的评价宪法现象的资源与方法，提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宪法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但这种思考方式客观上也有其局限性，如容易以社会现实的价值代替宪法规范性价值，无法有效地维护宪法的法的特征。那么，怎样在宪法规范性价值与现实性价值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针对宪法问题存在的特点，学者们努力在宏观上建立宪法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同时，也要通过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建设，丰富解释宪法现象的方法。如在宪法实践中已发挥学术影响力的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心理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宪法经济学等学科既是研究方法的新变化，同时也是整个宪法学体系的发展。[2]宪法学作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主要由本体论与方法论组成，而方法论是评价宪法学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宪法社会学在学科性质与功能体系上，能够满足宪法现象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为人们从社会角度客观地分析宪法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宪法社会学的目标

宪法社会学是为了解释和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而产生和发展的，反映了宪法学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关系的原理。宪法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但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学说早已存在。如18世纪中叶出版的杜克的《宪法与社会》是运用法社会学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代表性著作，标志着宪法学研究思路的转型。在法国，列恩杜基在《宪法概论》一书中从社会连带意识中寻求宪法正当性的根据，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宪法进行了实证的研究。在日本，美浓部达吉在《日本宪法》中最早以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宪法现象，并以宪法的社会基础为出发点，提出了比较和历史的研究方法。当然，当时的宪法社会学和宪法解释学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宪法社会学的研究借用了大量的解释学方法，但毕竟提出了以社会为基础分析宪法的思路，使宪法的存在获得社会的评价体系。宫泽俊义教授吸取了法国宪法学的研究成果，严格地区分了法的科学与法的实践的界限，广泛采用了历史科学的方法。在二战以前的宪法社会学研究中铃木安藏教授做出的理论贡献是比较突出的[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尾高朝雄教授在日本法社会学的刊物《法社会学》第一期上发表了系统的宪法社会学论文，正式确立了宪法社会学的概念。

宪法社会学的目标是科学地认识宪法现象，体现科学主义的精神。宪法社会学的科学性既表现为接近宪法现象的基本态度，同时表现为认识方法的合理选择。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中，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与方法有助于人们客观地分析多样化的宪法现象。在分析规范、现实、价值、事实等各种关系中，宪法社会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指标与规则，丰富了宪法世界。因此，有的学者把宪法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学的宪法学”或者“社会学的接近方法”。根据日本学者的解释，宪法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一门学科，[4]其知识体系的基本任务是：把宪法作为一个社会变动过程来认识，实证地研究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意识、宪法关系、宪法运动等宪法现象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成为经验性科学。

因此，从经验的角度看，宪法社会学概念一般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宪法社会学概念强调宪法现象与社会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突出宪法存在的社会基础；二是在宪法社会学框架下，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与作为规范科学的宪法学能够建立一定的对应关系；三是宪法社会学是一种动态的体系，具有历史性；四是宪法社会学概念的核心是宪法的实践功能，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评价体系发挥其学术影响力。

三。宪法社会学的功能

宪法社会学在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起着知识整合和知识创新的功能。

首先，宪法社会学为客观地理解宪法学研究对象提供了知识与方法。作为宪法学研究对象的宪法不仅指宪法典，而且包括现实的宪法制度与具体运作过程。宪法学研究对象的确定不仅受宪法制度本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同时也受社会变迁与时展的制约。在不同的宪法文化背景下宪法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从现代各国宪法学发展情况看，研究对象的确定方法与具体标准体现了时代特征。如日本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宪法意识、宪法规范、依据宪法建立的宪法制度；法国宪法学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政治权力、国家、宪法体制、民主主义制度等，有关政治制度部分在宪法学研究领域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美国宪法学研究对象中宪法判例与现实宪法的论述居于主导地位；韩国宪法学研究中宪法规范的实证性研究与宪法的现实运作过程成为宪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等。不同社会背景下宪法学研究对象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反映了宪法社会学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在宪法与社会互动中观察宪法现象。

其次，宪法社会学是建立与发展宪法解释学与宪法政策学的学理基础。在宪法学知识和方法论体系中宪法解释学与宪法政策学反映了解决宪法问题的基本方法与体系，成为宪法学发展的基础。从狭义上讲，宪法学始于宪法解释，同时也终于宪法解释，通过一系列的解释规则、过程与程序，并通过宪法政策（学）展示了对理念的关怀与学术生命力。离开宪

法社会学所提供的思维与思想资源，宪法解释学的发展会遇到理论或方法上的障碍。[5]宪法社会学对宪法解释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从宪法社会学角度分析宪法解释中面临的问题，可以扩大解释学的社会基础；

（2）宪法社会学为不同形式的宪法解释提供各种知识与社会经验基础；

（3）有助于建立宪法解释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社会发展的眼光分析信息化时代面临的社会问题；

（4）有助于克服宪法解释学在知识整合方面可能出现的过于技术性和实证分析的局限性，扩大解释者的视野，推动知识的整合和创新；

（5）以宪法社会学为基础的宪法解释学为解释者提供解释方式的多样性，使人们获得接近宪法现象的更丰富的途径；

（6）宪法社会学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宪法解释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建立本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宪法社会学在宪法政策学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宪法政策学的发展依赖于宪法社会学知识、规则与具体的研究方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包含着一切宪法问题，有的是宪法典中规定的，有的是与宪法典有关的，有的是宪法典与现实之间相互关系中产生的问题。不过，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宪法问题，宪法学所面对的宪法问题是综合性的，由此决定宪法学本身具有“综合性科学”的属性。宪法政策（学）是为了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为宪法制定与修改指明方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它提供了依据宪法价值评价与认识宪法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宪法社会学对宪法政策（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宪法政策以宪法问题为对象，而宪法问题则来自于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与背景；

（2）宪法社会学知识对宪法制定与修改目标与过程提供广泛的影响；

（3）宪法社会学所追求的知识的科学性对宪法政策的制定与具体实施提供依据；

（4）宪法政策学对宪法问题的基本认识是一种体系和综合性的认识，其认识的基础来源于宪法社会学的经验与理性。宪法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宪法政策论与宪法社会学知识处于相互补充与互换的关系之中。

第三，宪法社会学有助于协调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对宪法问题的解释与认识达到客观与理性。在宪法学方法体系中，解释学发挥特殊的功能，但解释学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以及解释方法的性质等问题是值得探讨的。令学者们感到困惑的是，如何在宪法实践中合理地平衡宪法问题的认识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强化解释活动的客观性。宪法科学与宪法解释有严格区分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价值互换的广泛空间。解释的过程就是发现价值，形成价值秩序的过程，至于解释的客观性的维护则取决于解释者的判断与意志。传统的宪法学理论过于强调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之间的界限，而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生活中规范与现实之间协调的条件。如在纯粹法学的影响下，宪法学界形成了“解释―科学”两元论的体系，把实践活动理解为“法解释”，把理论解释为“法科学”，人为地割裂了认识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宪法社会学方法的产生一方面提供了认识与实践之间价值互换的认识工具，另一方面推动了宪法价值向社会现实转化，提高了宪法规范的有效性。

再次，宪法社会学为各种知识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起着纽带与平台的作用。在宪法学与法学内部各种知识之间、宪法学内部不同知识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学科共同体中宪法学才能得到发展。当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宪法学专业性价值的丧失，也并不意味着宪法学要成为大众化的科学。以宪法价值为核心建立的各种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丰富宪法学研究方法，强化宪法学的解决宪法问题的能力。

四。宪法社会学基本框架

宪法社会学是以宪法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的，体现了宪法与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其基本的研究框架包括一般理论、宪法动态过程与宪法评价等部分。其中，核心的部分是研究宪法动态过程，建立宪法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由于各国宪法学面临的宪法问题不同，宪法社会学研究内容与范围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日本学者上野裕久教授的《宪法社会学》一书的基本框架是：宪法社会学导论、宪法制定过程、宪法变动与宪法功能等。在宪法社会学导论中作者主要探讨了宪法社会学性质、课题与方法等基本范畴问题。在宪法制定过程中，重点探讨了特定社会背景下宪法产生的具体过程。在宪法变动过程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变动的形式、过程与原因等问题。

从目前宪法社会学发展的趋势与研究成果看，其基本框架包括如下内容：

（1）宪法产生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宪法——国家—社会是揭示宪法社会学逻辑基础的基本依据；

（2）对不同国家宪法制定和修改过程进行实证分析是宪法社会学的历史基础。在说明国家权力与制宪权关系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影响制宪过程的事实、制宪者思想、制宪模式等因素；

（3）宪法实施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宪法社会学为人们提供了分析宪法动态发展的方法与途径，有助于转变宪法实施问题的观念，确立宪法价值现实化的规则；

（4）违宪问题的系统研究。违宪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应从社会的眼光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违宪责任、违宪主体、违宪制裁与程序等；

（5）宪法意识的研究。在宪法社会学框架中社会主体的宪法意识是评价宪法社会功能的重要内容，构成宪法社会学的心理基础；

（6）宪法功能综合研究。通过宪法社会学理论的分析，建立政治宪法—经济宪法—文化宪法—国际宪法相统一的功能体系；

（7）宪法功能评价指标与体系问题。宪法社会学研究重视社会对宪法功能的评价问题，要求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

（8）国际化时代宪法价值观的演变与功能问题的综合研究；

（9）宪法学统计与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

（10）宪法学教育方法与形式问题的研究。

概括地讲，宪法社会学是以宪法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为基本出发点，以宪法运行过程的动态分析为基本内容，以宪法的社会效果为评价体系的动态的知识体系，反映了宪法学理论与方法的基本发展趋势。

五。宪法社会学方法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法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宪法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的开发与运用是宪法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宪法学研究方法一般分为基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基本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与综合分析法。具体研究方法有功能分析、实证分析、规范分析、价值分析与判例分析等。不同形式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宪法社会学既构成独立的研究方法体系，同时也起到整合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如综合分析法要求人们在分析宪法现象时，从综合的角度分析不同性质的宪法制度，确立综

合的研究思维，在统一的知识结构中合理地运用宪法学知识。功能分析法侧重于宪法发挥社会效果的分析，要求研究者从动态中把握宪法发展规律。价值分析法主要从价值论的角度分析宪法制度的内在结构及其运行过程，是对宪法实践价值的一种社会评价方法。

在宪法学研究中大力引进宪法社会学方法是宪法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更新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以保证宪法现象的分析具有客观性。在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中，我们虽强调了研究方法转型的必要性，但始终没有在方法论上取得比较大的突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缺乏统一性，没有形成方法论上的学术共识，缺乏遵循方法论规则的学术自觉。由于方法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冲突，人们难以以成熟的宪法理论解释社会现象，无法准确地把握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界限。比如，在宪法学教学中，我们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宪法的理论与方法，但这些理论与经验的社会正当性基础与适应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的严格验证。对宪法与、宪法分类、限制基本权利的界限与原则、基本权利的分类、宪法公共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关系、宪法与、人权第三者效力、宪法与民族等基本宪法理论问题上，有时我们所提供的知识与方法是不完整的，往往满足于制度或规范的分析，未能从宪法现象存在的特殊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寻找原因。

实际上，影响宪法制度发展与演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运用制度的人的功能是不可忽略的，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社会的力”始终是影响宪法发展的重要背景。社会生活的差异决定了宪法体制的多样性，同时形成了多样化的宪法理论。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价值的普遍性并不否定各国实现理想的具体方式与过程，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是所具有的道德品德。因此，从宪法社会学的角度，向民众说明生活的特色与多样性是必要的，不应片面强调文化与生活的一致性，更不应该以牺牲社会生活的个性为代价，保持所谓的普遍性价值。

在宪法社会学理论看来，宪法现象的分析是在一种体系和规范中进行的，宪法所体现的是规范价值与生活方式，规范宪法与现实宪法之间的合理平衡仍然在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空间内实现。如采用宪法社会学方法，可以寻找实现宪法规范的社会基础与力量，建立评价宪法发展的综合体系，即以宪法学者的理论研究、宪法问题判断者的智慧、宪法教育的形式、公众的宪法意识与社会的宪法支持等为基础建立宪法价值的综合评价体系。这些相关因素的有机作用构成推动宪法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讲，宪法社会学是以“体系分析”为基本框架的“体系理论”，承担着对宪法体系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任务。对已建立的宪法体系的合理解释、宪法体系内部各种要素的实证分析、宪法运行动力的发现等都需要宪法社会学的思维与方法的积极运用。在宪法社会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国家，宪法裁判功能的分析基本上依赖于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信息与方法，甚至对宪法解释者判断依据与具体背景也要通过宪法社会学理论来进行分析。

宪法社会学接近宪法现象的理论思维是“原因——结果”的方式，即透过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宪法现象说明产生某种现象的原因，并以宪法价值评价其社会效果。当人们发现产生某种宪法现象的原因时，可以根据已提供的经验，得出某种结论。如果人们所发现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系时，我们应在原因或结果中寻找相互联系性，对其性质进行合理的判断。如前所述，宪法现象是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象，一种原因有可能产生多种结果，也会出现原因与结果之间冲突的后果。从宪法社会学的角度看，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合理平衡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共同体对宪法价值观的普遍认可；良好的宪法文本的存在（成文宪法的国家）；宪法审判制度的存在；健全的宪法教育等。规范与现实之间发生冲突就说明维持平衡的某些条件受到了破坏，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分析和观察。我们需要运用宪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与具体经验，分析宪法实施中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哪些因素阻碍着宪法的实现等问题。

宪法社会学作为宪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乃是现代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尽管其内容与运用过程发生了变化，但在整个宪法学体系中的影响仍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规范研究方法并没有失去存在的意义，价值分析作为宪法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宪法问题的分析。但是，规范研究方法也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容易把价值问题绝对化。为了客观地分析宪法制度运作的规律与规则，有必要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经验研究，以推动宪法学成为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或方法。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反映了现代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趋势，拓展了宪法社会学知识的运用范围。特别是经验性研究主要通过宪法社会学知识实现，如宪法社会学的案例分析、社会调查、功能分析、定量分析等直接为宪法学的经验研究提供背景与认识工具。

六。结语

通过宪法学发展的思考与反思，宪法学界形成了下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宪法学理论体系，建立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研究领域的扩大是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实现的。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学者们提出了更新研究方法，改变思维模式，从方法论上解决研究方法问题的许多新思路，并赋予宪法学新的形式与内容。作者认为，在我国，创新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大力加强宪法社会学的研究，扩大宪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提供理论与方法论基础。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宪法发展经验，为宪法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经验与社会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在宪法学研究过程中运用哪一种方法，从基本发展趋势看，有理论内涵的研究成果，都贯穿一条主线，即把宪法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使研究方法获得坚实的实践基础。目前，宪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时期，宪法学界要重视宪法社会学功能，需要以宪法社会学为基础建构新的方法论体系。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日本著名宪法学家小林直树对宪法学体系的分类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他把宪法学分为广义宪法学和狭义宪法学。广义宪法学分为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理论宪法学又分为一般宪法学、宪法学理论、宪法史、宪法学说史、宪法思想史、比较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实用宪法学分为宪法解释学、宪法政策学。

[3]铃木教授是日本宪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最早提出了“宪法学”和“科学的宪法学”概念，强调宪法学与社会实践的相互联系。

篇14

[关键词] 社会学；调查研究；实验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2.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4）02-0099-05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建设的卓越成果与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并发。无论是在政府管理还是企业决策中，都迫切需要能对社会事实有本质性认知和创建性决策的人才。同时，信息化时代中信息的冗杂性致使对关键信息的把握成为了考量人才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危机的应对还是信息的提取，都共同表明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至关重要性。因此，社会发展对社会调查研究人才的迫切需要，表明了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1 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的挑战与机遇

通过当前国内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地位与现状，明确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验教学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如课程的孤立化表现、学科的内部化趋势与教学的理论化特点。而改变这一现状的主要途径是凸显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在实验教学中的优势性、可行性与有效性。

1.1 现实挑战：孤立化、内部化与理论化

社会调查研究课程是一门基础性、交叉性学科，目的是教会学生掌握研究社会、认识社会的各种方法，自主开展研究活动。由于发展的差异，国内外呈现出以下几种全然不同的趋势。

1）平台化与孤立化。在国外，该课程已成为各个社会学分支学科自身不断完善与理论对话的发展依托。以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为基础，在系统、直接地收集有关社会现象经验材料的基础上，为各社会学分支学科根据自身知识体系开展系统研究提供平台。而国内自社会学学科重建以来，社会学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表现在方法论上，更显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仅仅作为一门孤立的分支而存在着，方法课程与理论课程的相关性不大，国内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平台地位尚未体现出来。

2）通识化与内部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在国外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方法，推广到了其他多个社会科学类专业中。在部分发达国家，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被作为高等院校的通识课程开设。但在国内，社会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中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之间缺少信息互补，以致出现方法课程拥有浓郁的学科理论色彩，这表现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学科内部化趋势，不但制约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学科自身的发展空间，也影响到各个学科方法论基础的完善。

3）技术化与理论化。在国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充分体现了技能性与操作性，在社会研究中涵盖了抽样技术、社会测量技术、概念操作化技术、问卷设计技术、实地观察与访谈技术、调查组织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等等，并且该课程的讲授极为重视行动学习，让学习者在大量的社会实验中不断创新。目前国内在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没有重视研究方法课程与学科理论课程的区别，完全采用理论课程教学模式。主要表现在信息流动的单向性、以记忆为基础的考核方式、教师的绝对主导性与权威性等方面。长期形成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的惯性以及教学条件的限制造成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的相互脱节。

1.2 未来机遇：优势性、可行性与有效性

作为社会学专业核心技能的社会调查研究技术受制于学科的孤立化、内部化、理论化，改变这一现状的有效途径在于突出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性，即通过实验教学促进社会调查研究的“三结合”：即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结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因此，提高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就要不断推进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的实验教学。

1）实验教学的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教学理念的转换――从传统课堂讲授到参与式研究性教学。实验教学带领学生进行研究性教学，实现从信息提供向知识传授转化的教学目标。综合来看，这一形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学习的过程系统化；（2）教学方式的转变――从理论走向实践。不同于以往单纯的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借鉴理工科的教学模式，通过加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鼓励学生进行自主设计和实地调查，在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掌握技巧；（3）教学中心的转移――从教师到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从以往的课堂“控制者”转变为“引导者”，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依赖者向主动的学习者、知识的建构者和问题的研究者转变。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主体地位[1]。

2）实验教学的可行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1）实验条件的具备。社会科学的很多分支学科，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抽象性，缺少实验教学的发展依托才不适合于实验教学，但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独具优势。相对于自然科学对精密的仪器设备的要求，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的开展对实验教学中仪器设备的要求就较为简单，大多数的实验项目只需要为学生每人配备一台电脑即可。此外，不同的实验项目之间还可以共享实验器材。如进行数据处理实验时，可调用SPSS软件和相应的数据库。进行电话调查实验时，再适时调用或安装电话调查系统；（2）师资条件的具备。良好的实验教学效果除了需要实验软硬件的支撑，还需要有丰富、优秀的教师资源作保证。有资料显示，社会学者的专业素质大大提高，高等院校的社会学在社会学者人数、科研成果数量以及社会影响力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为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在高校开展实践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众所周知，实验教学是理工科专业的重要教学环节，科学实验不仅包括理工科的实验，还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实验。但因缺少发展依托，实验教学局限于理工科专业。因此，将实验教学引入社会学专业学生调查研究能力的培养中，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2 提升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实验教学设计 思路

近年来，实验教学在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核心技术能力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理念的转变，加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支撑，实验教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的实施兼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如图1。

2.1 实验教学模式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 体系的系统性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实验教学的转向过程中，原有课程体系与实验教学理念之间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现有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孤立化、内部化与理论化问题需要对实验教学进行适应性改进。传统教学模式下，社会调查研究课程中对理论和具体方法与技术内容的教学是分开的，而两者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分开教学往往导致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脱节。这种模式下，学生不能通过理论的指导，对实际的调查方法和技术做出正确的选择，类似地，学生对调查方法和技术的掌握也是孤立的，缺少理论的指导，学生很难就实际问题灵活地运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和技术，缩小了实践技术能力的操作空间。相反的，实验教学模式主导下的社会调查研究课程，按研究程序将课程分为不同的实验项目，各项目之间相互独立，每个项目内部都体现了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要求和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所有的实验项目又可以连成整体，组成一项完整的社会调查研究，并不破坏研究的整体完整性。这种教学安排，在每个实验内部都将理论与技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两者相互促进，以达到学生充分掌握每一个实验教学要求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将每一个实验项目串联在一起，再进行反复的操练，理清各实验项目之间的思路关联，最终形成整合的知识体系，达到整体提升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目标。

2.2 实验教学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实验 环节的开放性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实验教学中给予其充分的自主空间，让学生在切身参与中学习课程的理论、验证现有理论的解释力以及挖掘草根经验的价值。这是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要求，也是行动理论的参与式学习的理念。实验教学注重实践过程，强化方法教学。不同于以往单纯的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借鉴理工科的教学模式，通过加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鼓励学生进行自主设计和实地调查，让其在切身参与中践行课堂教授的调查研究方法，在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掌握技巧，从而加深学生对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解，使它真正变成一门技术，更好地为学生所用。

《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课程的实验教学上：（1）实验整体框架的构建。框架的内容有课程总教学时数的设置，其中实验时数的比重设计要合理，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增加实验的教学时数，以占1/3到1/2间为宜；也有实验时机的把握，哪个实验安排在本次理论教学之前？哪个实验安排在全部理论教学结束后进行？教师都要认真全面考虑；还要区分一般实验与重点实验的差别，如“概念操作化”、“抽象社会指标测量表的设计”等可作为一般实验对待，而“社会调查方案设计”、“抽样问卷调查现场实践”等就应作为重点实验来对待；（2）每一个实验的设计思路，主要考虑本实验的实验内容、实验方法或原理、实验实践、实验步骤、实验要求等。

具体来讲，教师（研究者）与学生（被研究者）一起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实验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实验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动探索和发现，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掌握、理解知识。学生首先提出自己的问题与渴望的结果，教师就此设计方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种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差别的研究范式便于突出开放式实验的特色，促使研究者换位思考，从而使实验教学成为教师与学生平等地共同完成的成长过程。突出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在实验自组织和实验环节自主设计上的特别之处。

2.3 实验教学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实验 教学的拓展性

传统教学由于管理体制与资源约束的双重限制，往往将教师与学生集中在课堂内，而课堂上关于研究对象的抽象概念和重复使用的经典案例，使得学生缺少与社会中真实研究对象的互动。对于注重实际的社会学来讲，这种教学形式显然降低了教学质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核心技术能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实验教学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通过实验仪器，学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真实社会研究对象的接触（如电话调查实验），另一方面，有实验仪器参与的教学过程，可避免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只停留在纸上谈兵层面上的现象。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专业的教学总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方法层面的探究只是略通皮毛，难以深入。

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具备的技术性、实践性，与实验教学的要求不谋而合，再加上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和理工科实验最密切相关的社会实验课程，它可以为实验教学在社会学专业中的实际开展提供方法论支撑、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社会学调查研究能力提升”的目标，实验教学将整个社会学专业体系综合化、系统化、全面化，借助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这一平台，通过加强实践操作环节，训练学生熟练掌握问卷设计、实地观察、访谈等调查分析技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总而言之，在社会科学中，实验教学不再因缺少发展依托而成为无本之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三个独特优势决定了该课程不但可以进行实验教学的改革，而且能够成为实验教学向社会科学迈进的重要基石。这对于促进实验教学工作、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3 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验教学的模式探索

实验教学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本质上属于一种创新活动。它从自然科学而来，所强调的是基于科学、客观思维的指导，通过引入实验这种技术手段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或验证性研究，对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探索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和科学研究兴趣大有裨益。通过对大量以往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归纳，当前实验教学研究的趋势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问题为驱动的实验教学模式，主要是指于具体存在的教室或实验室等教学场所开展的，注重“内部”，强调规范化与标准化的教学流程与形式，从理论知识的层面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疑问，并以此为出发点，教授学生如何解决和分析问题；第二类则是以实践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教学模式，不强调实验对象的特定性，也不过分强调学生对书本理论知识的掌握，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外部”，认为广泛的实践活动是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与手段，尤其注重以实践能力为主的整体系统框架的构建[2]。

作为开展社会学专业实验教学各方面工作的首要条件――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中的实验教学建设，可以说其教学建设质量与水平对整体教学效果与成果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反映了实验室功能的齐全与否、与社会学学科开展实验教学的需求相符与否。故而，在实验教学设计中必须要做到充分考虑，重点把关，总结为如下两大原则。

3.1 科学规划原则：明确形成实验教学设计的全 局规划

明确社会学实验教学模式的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是确立科学完善的社会学实验教学体系的重中之重。首先，以社会学学科的应用特性为出发点，让学生熟悉与社会学学科相关的各类软硬件操作（如SPSS数据统计分析软件等），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社会学学科在实际应用与社会生活中的方式方法加以把握，明确社会学学科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应用领域里对社会学专业人才的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地观察与研究能力等各项能够服务社会的能力的具体要求。

与此同时，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工作应相应开展，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工作应继续加强。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出与社会学学科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应用领域中能够形成基本一致的实验教学环境。力争做到让学生可以在这种实验教学环境下真切体会到社会学学科无限接近真实的环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受到团队合作与协调能力的重要性。

首先，以培养和强化社会调查研究能力为目的的实验教学，其建设的落脚点应该以服从于整体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为准。在当前教育教学改革风潮的大背景下，必须以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要求与任务为基石，同时以社会学学科发展趋势为风向标，立足于本专业实际能力，贴近实际地在不同阶段确定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发展与提升的侧重点；其次，在充分满足内部实验教学需求的基础上，实验教学需要加强与人文社科类相关或交叉类专业的资源共享[3]。以相关或交叉类专业实验室资源共享为例，这不仅与加强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而且能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做到物尽其用。

3.2 准确定位原则：切实发挥实验教学体系的综 合功能

具体来讲，作为实验教学载体的实验室，应该发挥其综合性平台与实践性基地的双重功效。一方面，实验教学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多模块的系统框架，其综合性较强，并不会拘泥于某一个专业或院系的学生进行学习使用。因此，它的形成是为了满足社会学学科下设不同专业方向以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差异。根据社会学实验教学课程内容的要求，对专业选修课、专业必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等采取不同的设置方式，放置于对应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其规范化与标准化。从低年级至高年级分别提供开放时机，并且以实际情况为准，为其他交叉相关类专业提供准入途径，加强资源共享和利用功效。

另一方面，鉴于实验教学着重于实践性，尤其是以强调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社会学专业来讲，则更为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动手能力[4]。在此，需以社会学学科实验教学为依托，努力建成全校范围的实践基地。具体而言，如加大对学生独立或团队申报科研立项的扶持力度、拓宽学生（包括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渠道等等，总之，从各方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学类专业方向的调查研究项目、实地调研等实践项目，从而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增强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在条件成熟时，还能够将理论研究成果深入运用到社会生活中，不断推广研究成果，开展民意调查、改善政务工作等实际存在的各类问题，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社会积极服务。

综合来看，以《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的课程教学为中心展开的实验教学活动，既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社会研究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得力措施。因此，构建实用的教学模式，符合教学规律，适应学生实际，通过试验运行取得较好效果，将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徐晓军，郑伦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参与式研究性教学模式[J].中国大学教学，2010，（2）：48-50.

[2]熊彦.基于建构主义教育思想的统计实验教学改革[J].鄂州大学学报，2012，（3）：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