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精选(十四篇)

篇1

一般来说，音乐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总是离不开音乐家、作曲家（音乐人）、音乐作品（艺术作品）、听众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见下图）。以下我们将列举几个具体的问题来加以说明。

（一）音乐社会学对音乐传播的外部环境及受众的研究

1、社会与传播媒体

在有声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研究的课题包括噪声污染问题、噪声污染环境中音乐的参与程度问题、噪声对人类生理、心理所造成的伤害问题等。又如，音乐如何帮助医学界进行治疗或其他工作，几年前，美国医学界让音乐进入手术室，以化解和减轻手术房内的紧张气氛。把音乐当做心理治疗，甚至生理治疗的一个有力助手，自古中外都有所闻。近年来则将它归属于音乐治疗的研究范围。有关传媒方面，除了对传播媒体发展的研究外，还可以从传播媒体的经营模式谈起，通过它，社会各阶层的人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传播媒体如何影响、改变人（听众）的生活，它对作曲家有何影响，它又如何改变人（听众）听的习性，如广告音乐的研究与探讨等，都属于这方面的重要课题。

2、工作与休闲活动

这里的休闲活动当然指的是与音乐有关的接触，其中工作性质与休闲时所接触音乐类别的探讨，就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据音乐社会学家研究结果显示，流行音乐之所以会流行，与大多数人单调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密切相关，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线上分工极细的生产结构，是单调流行音乐广受喜爱的主要原因。当然，亦不是所有的人对单调的工作环境都有同样的反应，另外有一种反应，就是对它产生一种逆反心理。1964年，英国新闻媒体出现的字眼“披头热”（Beatlemania），就是形容当时英国年轻人在披头士演唱会上的疯狂行为，它暗示着英国年轻人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一种反抗心理。

3、公共机关与社会阶层

这里的公共机关是指音乐演奏厅、歌剧院、演唱场所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歌剧院、演奏厅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歌剧院（如国家歌剧院）硬件规划研究，文化中心音乐活动软件（节目）规划研究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研究问题，如对歌剧院、演奏厅的观众、听众加以研究调查，亦与其他类型观众、听众作比较分析。集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社会学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德国音乐学者阿多诺曾根据德国听众的个人背景、反应与听音乐的态度，将它们分为八种类型①（音乐社会学导论）：

专家型：这类听众对他们所听到的曲目，都可以用专业的知识加以分析、判断，他们是属于完全能自觉的听众。

好听众型：这类听众对他们要听到的曲目，都非常用心地注意它们，但没有专家型听众的专业知识。就如同一般人说母语的情况类似，使用母语说话易如反掌，但若要说明母语的文法与句子结构时一定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使用时不是完全自觉的，甚至是完全不自觉的，这一类音乐听众与音乐的关系就是如此。

有教养的听众或有教养的音乐消费者：这类听众喜欢听很多音乐，甚至可以无止境地听。他们对音乐家、诠释者、音乐曲目都会主动地进行了解，而且收集唱片、录音带。他们把音乐当成一种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且非常尊重它。这种类型的音乐听众往往会把听音乐、了解音乐、收集音乐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认为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从而显示出故弄风雅、庸俗的形态。

感性的听众：该类型听众与音乐的关系不像上一种文化消费者那么生硬。不过，音乐变成他们生活中的避风港、欲望的发泄与非理产生的来源。阿多诺认为，这类听众尤其喜好强调感情的音乐，如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不满挑剔的听众：这类听众属于西方音乐史上巴洛克时期音乐巨人巴赫音乐的热爱者。他们对现今社会音乐生活非常不满，认为它很虚伪，对这种不满环境的反应，就是消极地在前人音乐里找慰藉，而他们所强调的，正是对前人音乐作品忠实的诠释态度。

爵士乐专家与爵士乐狂：这两者是很难划分的。该类型的音乐听众，有如爵士乐的基本特色“即兴”一般，喜好自主自发性，与“不满的听众”同样排斥社会上以古典浪漫为音乐理想的趋势。

把音乐当成消费的听众：该类型的听众在所有类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他们的产生与“文化工业”现象息息相关。由于缺乏音乐的专业知识，他们通常只是文化消费者，音乐对他们除了当成兴奋剂外，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无所谓、非音乐与反音乐听众：据阿多诺解释，此类型的听众所以会有听音乐的态度，不在于生理上缺乏音乐性或音乐才能，而在于后天不良的环境背景与极度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二）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分类、价值评价与非自主性学习的研究

1、严肃音乐与娱乐音乐

一般认为，传统的西洋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则属于娱乐性音乐，或称为轻音乐。但真可以这样区分吗？若问，莫扎特的《嬉游曲》属于严肃或娱乐性音乐？或许一般人会马上回答，它们应该属于前者。然而一旦了解《嬉游曲》是一种在十八世纪末提供娱乐的室内乐时，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至于爵士乐的种类，也有同样的情况，可见严肃音乐与娱乐性音乐这两个名词虽然常被使用，但无法分得清楚，原因何在？可有更好的分类？这些都是音乐社会学研究学者试图解决的问题。曾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门介绍（系统音乐学）方法及研究技巧的论著的捷克音乐学者，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卡布其斯基（VladimirKarbusickyb.1925），在他的《经验社会学》（EmpirischeMusik-soziologie）中（于1975年出版于德国威斯巴登），从定义、名词与美学角度来探讨娱乐性，也就是轻音乐与严肃音乐的不同，再就特性与功能的观点来区分它们。

2、价值与评价

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若应用到音乐社会学上，所涉及的研究课题有：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在一个社会中会被赋予一个较高的评价呢？原因为何？它与社会的架构、形式有何关系？又如音乐家、作曲家、演奏家或音乐学家的社会地位如何？以及音乐研究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等。1970年生于法国巴黎的音乐学、东方学学者丹尼耶陆（AlainDanielou），在他1972年出版的《东方国家音乐与音乐家的处境》一书中，针对亚洲国家音乐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剖析。他指出，亚洲音乐之所以会被藐视，是西方人借助殖民政策所作的文化宣传所导致的结果。又说，西方国家在亚洲地区开拓殖民地的野心，更造成集体洗脑与灭绝种族文化的后果。这也是亚洲传统音乐的作曲家、演奏家地位低落，亦感到自卑的原因。很明显丹尼耶陆的这种研究，就是把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价值与评价，应用到音乐社会学领域的最好例证。

3、非自主性的音乐学习

这也是音乐社会学探讨一个人在无意识、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如广告音乐常常无形中进入我们的脑海中。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是音乐教育，尤其是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研究课题。儿童，特别是幼儿时期，受大人的影响既大而深，一个从小就被灌输古典音乐的小孩，会无理由地排斥其他音乐。所以，一个人对某种类型音乐喜好的原因，是否与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有关呢？另外除了广告、音乐教育，非自主性音乐学习还可以来自哪个方面？这些都是属于音乐社会学的关心范畴。

（三）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于1921年出版后，音乐社会学学科就成为一个新兴的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高科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音乐制作、创作的提高和音乐创造力的发展。其次,为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音乐形式追求的多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内容与样式，音乐新事物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音乐的社会性，扩大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如曾经被广为忽视的各类流行音乐也成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虽然音乐社会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相比，它还属于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对它的研究方法、定义、范畴还有很大分歧和差别。这些研究理论方法中比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的合理化及理想型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观念就是以合理化理论来阐释为什么在欧洲音乐历史中，由复调音乐发展而来的主调音乐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则合理化地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他把音程、和弦和声、平均律的调音、记谱法以及乐器制造都看作是欧洲音乐文化内代表性的、合理的标志。韦伯还提出了理想型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这种方法侧重于理解、分析现实社会现象。认为把现实社会中许多零散的现象中有意义的本质提炼出来进行分析研究，把音乐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①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西方音乐史和社会史水融。他认为音乐作品象征着社会，陈述事实，并在自己的素材中吸收社会的矛盾。对他来说，音乐作品是音乐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②阿多诺还提出了文化工业的著名论述：文化工业已渗入到绝大多数的人口中，通过大批量生产文化产品，人们的感觉和行为模式符合工业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形式的需要。他的理论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为他的流行音乐批判增色不少。他还理解西方艺术音乐，力图把握西方社会整个音乐领域的历史与社会意义。③西尔伯曼经验主义音乐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认为，研究和音乐有关的个别人的行为方式和音乐经历在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这种音乐社会经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阐释这种音乐现象必须要以经验主义理论为依据。西尔伯曼从客观化的角度出发,把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作品、音乐内容排除在考察范畴以外。他注重经验理论的重要性,摆脱美学标准，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解决问题。④

二、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从开始，我国就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教育家在其论著中有关于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如：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中专章论述“音乐之功用”；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推广过程中倡导的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以后,在音乐的社会功能的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方面，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和音乐家们的论著涉及，如：我国20世纪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在他的论著《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最早提出了对我国古代与民间音乐进行搜集与整理，然后借鉴西洋音乐的方法把这些古代与民间音乐重新进行包装，使之更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并成为一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的新国乐。蔡元培最早指出了音乐社会学的概念与内涵，首次较全面地勾画出了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构架，他提出：“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这一时期可看成是音乐社会学在我国的启蒙阶段。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的独立系统研究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也是我国对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此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音乐商品化的氛围日益浓郁，这些是音乐社会学学科系统研究的重要的客观条件，也为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课题。1985年，由前苏联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A.索霍尔著述的《音乐社会学》（杨洸教授译）在我国首次面世，这本译著在我国音乐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1990年5月，《音乐社会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本专著共收录了四篇有关音乐社会学的译文和六条音乐社会学词条。它们是：金经言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认识对象》（德国克奈夫著）、《音乐社会学的目的》（德国西尔伯曼著）、曾遂今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和孙国荣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西班牙罗莎著)。

这本书参考了诸多外国的音乐社会学书目，这些文献包括《音乐大辞典》（德）、《哈佛音乐辞典》（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音乐百科全书》（苏）、《音乐大事典》（日）等。这些译著为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在翻译国外音乐社会学论著的同时，我国的一批音乐学学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也发表了大量的音乐社会学论文，其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有：曾遂今的《试论民间歌曲的走向》、《试论民歌概念内涵的发展与转化》、《现代民歌:时代的一面镜子》、《口头性、集体性不是永恒的真理:关于民歌问题与彭国华同志商榷》、《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中国现代城市民歌的复苏及其特点———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等；叶林的《音乐社会学的导向和误区》；于润洋的《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余兰森的《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已在1992年被正式批准为我国的“‘八五计划’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996年年底结项。其研究成果《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一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该书35万字（曾遂今著）。全书九章，分别为“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论”、“社会音乐生产论”、“社会音乐听众论”、“社会音乐传播论”、“社会音乐流行论”、“社会音乐商品论”、“音乐职业论”、“社会音乐批评论”等，涵盖了音乐社会学作为中国音乐学新学科建设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

篇2

关键词：社会研究 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5-0068-01

1.实证主义方法论

1.1理论阐释

在孔德之后，真正系统将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贯彻于实际研究的则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迪尔凯姆在研究方法上坚定实证主义立场，他认为，要将社会学建立成一门完整的科学化的学科，必须要确定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相应的一套研究方法，将社会学建立成实证科学。迪尔凯姆首先确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其次，迪尔凯姆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社会事实的原则，认为应该把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即，面对研究对象时，应破除一切主观预断，切勿将个人的主观看法和经验所获的感性材料带入实际社会研究中。再次，就解释研究对象，迪尔凯姆也提出了若干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某一社会事实的存在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第二个原则是：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考察和功能分析”。

1.2基本观点

“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研究应该向自然科学研究看齐，应该对社会世界中的现象及其相互联系进行类似与自然科学那样的探讨。要通过非常具体、非常客观的观察，通过经验概括得出结论。同时，这种研究过程还应该是可以重复的”。[1，p8]由此，从是否存在社会规律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坚持存在社会规律，人类社会是有规律可循的；从认识社会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坚持对社会进行整体研究、静态研究，提倡客观的认识人类社会；从解释社会现象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倡导对社会普遍现象进行宏观解释；从评判社会现象方面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应采用客观的标准，用实际调查所得资料进行评判和验证，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总之，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我们可以使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探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1.3典型特征――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从语义上来说，着重在“量”方面。显然，定量研究侧重于计算、测量，更多以数字的形式对研究进行描述。从哲学基础来看，定量研究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探寻现象的规律性，因而，在范式上，定量研究更接近与科学范式。从逻辑过程来看，定量研究是演绎推理的过程，从对一般现象的研究到特殊情境中。从理论模式上看，定量研究是用来进行理论检验的。从主要目标来看，定量研究主要用于解释社会现象，确定所研究现象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甚或是因果联系；若现象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可构建模型解释想象之间的关系。

2、人文主义方法论

2.1理论阐释

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人文主义思潮，代表性较强的有乔治・赫伯特・米德、布鲁默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以阿尔弗雷德・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和以哈罗德・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其中符号互动论强调人的主观因素，认为人具有自我的双重性；同时符号互动论注重微观层面的研究，从观察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来探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因而，符号互动论注重对个人的、内在的、特殊的微观层面探讨，比对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理论的探讨更细致，更深入。加芬克尔是常人方法论学派的创始人，加芬克尔所指的“常人方法”，取了其字面意思，常人方法即是常人（普通人）解决日常问题所使用的方法。他认为“一，社会学研究应该面向日常生活，分析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如何运用尝试性知识、程序和技巧来组织他们的实践行动；二，社会学本身也是一种日常活动，社会学知识和日常知识或常识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芬克尔认识到社会学应是研究我们的日常生活，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甚或说是，互动双方之间语句表达的规范性、合理性；同时加芬克尔认为社会学本是又是一种日常活动。常人方法论的方法和理论对日后社会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基本观点

人文主义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社会，不能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在研究社会现象时，要充分考虑到人类社会主体“人”的特殊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说来，从是否存在社会规律方面来说，人文主义方法论倡导自由意志，认为人类社会无规律可循；从认识社会方面来说，人文主义方法论坚持个体研究、动态研究，强调认识社会的主观性；从解释社会现象方面来说，人文主义方法论坚持对微观层面现象的探讨，强调主观解释。

2.3典型特征――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从其哲学基础上来说，定性研究注重对特定社会现象特征、性质的探讨，其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注重对特定现象的一种主观解释，因而，从这个方面说，定性研究受人文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更接近于自然范式。从逻辑过程方面来说，定性研究是归纳推理的过程，通过对特定现象的主观描述，由某个特定的情境推出一般性的结论。从理论模式来说，定性研究是理论建构的过程，通过描述性研究得出一般结论，提出扎根理论，这也是有待检验的理论。从主要目标来说，定性研究深入实地，可以获得某个特定地区、特定社会现象较为深刻和丰富的资料，以深入理解社会现象。从研究方式上来说，定性研究更注重研究程序、研究手段的灵活性和特殊性，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实地研究是定性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式；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是定性研究收集资料的常用方法；定性研究收集和整理的资料多是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因而，在分析资料这一环就尤其依赖于调查员个人对研究主题的敏感度。

由上，相比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对调查员有更高的要求，要求调查员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而，在一项定性研究之前都较为重视对调查员的培训和考察。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篇3

从社会工作研究的理论范式、质性研究方法的深描诠释以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研究，揭示社会工作研究的多元范式与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影响，并启发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的确立及获取、解释与回应人类社会问题的理解中迈向多元化的路径。

关键词：

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6000507

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素有“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和“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争，双方都各持其理，认为自己的方法更加“合理”“真实”及“可信”。本文无意介入社会科学界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只是希望通过社会工作研究多元范式的梳理，偏向质性研究深描诠释的分析，以此回应国内社会科学界目前崇尚单一的量化研究及对质性研究的不深入了解，并启发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多元路径，探讨定量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可能性及研究方法创新。

一、社会工作研究的多元范式及其基本差异

长期以来，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中一直崇尚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此种研究范式主要是师法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追溯其历史，早在18世纪，经验主义大师霍姆（D Hume）已经明确指出，要将对自然界研究的成果回归到人的本身，就要发展“人的科学”。当时霍姆认为的研究对象是人性，而方法与牛顿研究自然世界一样。事实上，“透过经验与观察的科学方法，掌握心智世界的规律，从而充分理解人的心智与行为的关系”[1]292，也即是后来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基本理念及精神。然而，人是由身体、心理、社会性、道性德（灵性）等构成的复杂主体，仅仅依靠“硬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来认识与研究人的问题是片面的。以下笔者基于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的发展，来说明国外社会科学已经进入多元范式的研究时代；同时在描述质性研究方法迈向主流化之中，分析量化研究的“霸权”地位正在动摇。由此，笔者认为，我国社会科学在方法论层面也需要采取多元的研究范式，以此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经历跨越式的转变。

（一）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多元理论范式及其基本差异

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具有理论范式，而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理论范式需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本体论回答的是“真实性”问题，涉及“现实的形式和本质是什么”等；认识论探究的是“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知者是如何认识被知者的”；方法论解决的是“研究者是通过什么方法发现那些他们认为是可以被发现的事物的”。

以下笔者将通过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三大理论范式，即实证主义、批判社会科学（又称批判理论）、诠释社会科学（又称建构主义）的解读，为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提供新的理论范式的参考。同时，也通过对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简略比较分析，启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新思路。

关于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研究者曾提出了不同的范式分类方法，笔者认为较为流行的理论范式有三种，即实证主义、诠释社会科学（或称为建构主义）、批判社会科学（或称为批判理论）[1]16-17，表1说明这三大理论范式的基本差异。

（二）质性研究与三大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的关系

以上介绍的社会工作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与质性研究方法之间有着并不相同的亲近关系。

第一，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选择质性研究方

法并不必然是非实证主义的路径。实证路径的研究者会选择质性研究方法，通常是因为研究所处的阶段尚不便采取计量的方法，或是研究者的条件尚无法进行计量研究，从而需要开展探索性研究。

第二，与实证主义路径的关系相比较，质性研究与诠释路径范式更具有选择的亲近性。这就是说，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质性研究最适合用来展现诠释路径所欲展现的社会世界意义的形貌。因为关于社会工作研究对象的意义陈述显然不是数字所能充分传达的，它必然要依赖叙述并通过社会脉络的呈现，才能深入展现意义的深描诠释。

第三，批判路径的经验研究也常常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社会工作研究中，批判路径与量化研究方法之间并没有互相排斥的必然性。不过，到目前为止，量化研究方法所能揭露的结构特征，常常是外部的、形态学的结构。而批判路径所关心的常常是社会的整体结构或是深层结构，也可以是文化结构层次的事物。

二、 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在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里，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但社会工作研究并没有完全被实证主义所淹没。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建构主义、批判理论范式在西方社会的兴起，质性研究方法的独立性与优越性则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与发展，并且有关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日益丰富。比如，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法、象征互动论与语言的社会意涵，以及实践取向的研究方法等。而在质性研究的多元理论基础中，最有代表的理论是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以下笔者主要描述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方法，并透过一个特殊的诠释学角度即生活世界与默会知识，来分析此种方法是如何做到对被研究者意义世界的深入理解的。

（一）质性研究的对象：生活世界

从诠释学观看，质性研究的对象是“生活世界（lifeworld）”。因为质性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行动的浅描之上。同时，质性研究基本上是用理论的形式来表达的，并要对研究对象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洞察。如此，行动背后的“生活世界”（即“互为主体的”“共享的”的意义世界）这个概念就进入了我们的关注中。

事实上，具有诠释学倾向的社会学家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焦点指向了生活世界。比如，象征互动论者米德（Mead）的情境定义与背景共识等概念；苏茨（Schutz）的手头知识库、窍门与类型化等概念；加芬克尔（Garfinkel）的权宜性、索引性及反思性等概念。上述概念最终都指涉生活世界的特性，而哈贝马斯（Habermas）则标举“生活世界”作为其沟通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可见，诠释学的社会学理论均把生活世界视为最核心的概念，而这正是质性研究的研究对象。

进一步，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质性研究者认为，行动者（包括行动、创作、事件及制度等）乃是质性研究的表层现象，而行动者背后的生活世界才是质性研究的深层对象。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认为，生活世界应是一个前科学、前反思的先验总体视域，它以背景共识、情境定义的方式预先存在于人类象征互动过程中。如此，生活世界既是意义的根源，又是理解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二）质性研究的解释方法：深描诠释

以下笔者将通过从表面到深厚、从描述到诠释的深化过程，来说明质性研究的解释方法，见图1。

第一个层次是“表面描写”或浅描。即以“社会科学的大字眼”来描写研究对象的行动。比如，研究者今天去看一幅著名的世界名画，他讲出了画里有什么，如颜色、构图及光影等就是浅描。但是，要真正阐明这幅世界名画的意义，必须进入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深厚描写”。即透过“接近实际经验的概念”来建构行动与生活的“逼真性”，以便在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捕捉行动的意向与主观意义。而研究者在进入深厚描写的过程中，将会立刻发现“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也就是研究者唯有将行动者个人主观的行动意义与行动者个体的生活世界相互关联起来，这样的描写才有可能是深厚描写。比如，研究者在欣赏一幅世界名画时，只有将画家的个人生活世界（包括生活时代、年龄、当时的想法及想表达什么等）放进去，才能探究这幅画在画家的生活世界里有什么意义。同时，对画家个人生活世界的了解，正是正确理解这幅画的意义的重要条件。

第三个层次是“深描诠释”。即关注行动者身处的大环境——社会生活世界，以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在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意涵。比如，研究者要诠释画家的社会生活世界，则需要理解这幅名画体现了什么时代精神，当时美术界里流行什么画风以及整个艺术思潮是什么等。由此，研究者才可以理解画家背后的一套价值观与理念，即画家吸取的社会共享的意义世界是什么，从而赋予一个作品或行动在社会生活世界的深层意义。

第四个层次是“反思的深描诠释”。即将诠释的行动与研究者或读者自身的关联，以建构这个行动对我们（包括研究者与读者）自身的意义。如此，从理解开始，属于研究者或读者的生活世界（前理解）一直介入到研究对象的理解过程中，并成为我们理解及建构行动意义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比如，研究者可能会利用后现代绘画或末世画风的观点来诠释百年前的老画，这就需要反思：自己是站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批评的？自己喜欢哪种绘画风格？自己有什么样的绘画体验？

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上述四个层次的诠释时应是同时出现的、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它们相互交错研究者才能够相互反省。不仅如此，深描诠释法也具有诸多方法论层面的意涵，包括：深描诠释与视域融合之间的关联，深描诠释与二度建构的关联（研究者不可能外于研究对象），深描诠释（意义理解）与理念型（如绘画的古典主义、印象派、虚无主义、写实主义）的关联，深描诠释与社会学想象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在开展深描诠释时，研究者就需要发挥三种想象力：一是历史的想象，即注重行动的历史脉络，发挥历史的想象力，否则会导致结论的平面化与武断；二是人类学想象，即应从我们的族群（价值观）跳出来，进入别人的族群（无论是阶级、性别、种族、文化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去理解，并接纳另类生活世界；三是批判的想象，即研究者必须思考研究对象面向未来的可能性是什么，如此，研究目的就将变为找寻进入解放或促进社会迈向更理性未来的可能性。

（三）质性研究的素养：默会知识

如果质性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对事件或行动背后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描诠释，并且生活世界对于行动者而言是心照不宣的，也就是默会的，那么质性研究方法论意义将会有一个向“默会范式”的转化，原因如下。

第一，在自然状态下，对于行动者的生活世界，行动者是沉默不说的。但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却要求行动者将其说出来或者尽力帮他说出来。如此，对于沉默不语的生活世界，要理解它则必须要用默会的方式。相应地，一个研究过程就变为一个以默会为主的认知过程。

第二，质性研究能力的好坏，本身是无法用类似量化客观的规则来衡量的。那么，质性研究的标准又是什么？当然是默会知识，即在学者社群默会式地共同认定的标准之上。换言之，好的或不好的质性研究是依靠学者长期浸淫于学术研究中日益养成的默会能力来判断的。这就意味着默会素养并非靠明言规则的教导或短期训练就可以得到，而必须在生活中去养成。

至于如何培养研究者的默会能力，不得不谈及默会知识理论的创始人波罗力（Polanyi）的观点。波罗力曾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知识，即研究对象知道并能够说出来的明言知识；另一类是默会知识，即研究对象不能用语言加以表达、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隐知识。严格地说，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并不是两种截然二分的知识形态，如图2所示，默会知识是一切显性知识成立的根基。嘴巴说出来的是明言的，但他人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呢？在这里，语言的使用代表着我们的直觉理解与综合的领悟，这就是默会认知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从经验累积中学习及沉淀的知识即常说的实践经验就是默会知识。比如，中世纪的工匠以传统的师徒制形式代代传承工匠技术，今日这种师徒制的精神仍然在社会工作的师徒式督导或者科学研究与传承中被保留下来，如有名望的、有经验的科学家带领新手学习等。因此，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将更为重视知识形成的默会成分。虽然作为一个质性研究者，我们无法用客观法则来说明质性研究应当如何，因为质性研究的主要对象与主要的研究方法都深深地立基于默会知识之上。然而，从默会知识的观点出发，我们又可以预见知识范式的改变。即知识主要并非以理论或符号的形式出现在明言的书本中，而是作为一种素养，寓居于知识使用者的身心状态中。[3]

可见，质性研究者必须“在做中学”。唯有在实际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过程的锻炼中，一种默会的质性研究能力才能建立起来。至于如何培养质性研究的默会素养，主要途径是“案例性学习”。与此同时，在逐渐培养“理论性素养”“技术性素养”与“实践性素养”三种辅助意识并身体化之后，研究者的默会素养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议及其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欧美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谓的“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的争议。80年代之后，质性研究方法渐渐被接受，而这样的争议也逐步趋于平息。笔者认为，在社会工作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与“质性”两类研究方法除了收集资料的方法与收集的资料不同之外，在哲学、意识形态及认识论上也有不同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才是两种研究方法在当时西方学术界争议的根本所在。

（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分析

1.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重点

量化研究实际上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社会研究之上，认为唯有经过实证研究所得的知识才是知识。一般来说，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重点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即单一主义或自然主义），唯有感官经验到的才可以被接受（即现象主义或经验主义），归纳主义（理论的形成是概括构造的过程），假设性演绎及验证，客观中立（无价值判断及不受个人因素的影响）。[1]293

进一步，从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设计看，最重要的是通过“假设测试”的验证过程，控制实验的方法是很理想的，其调查设计涉及相关设计、因果关系。比如，因果关系的建立通常需要三个条件，即相关、时序以及此关系的非假设性。[4]概括地说，量化研究的过程及逻辑结构见图3。

2.反实证主义范式下质性研究的重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放弃数字”的新研究范式开始通行。因为对于人的研究无法排除研究及研究者涉入的影响，并且意义与互动又因人而异。如此，诸多社会工作（甚至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社会研究现象（包括心理学研究现象）只能被了解，而不能被控制实验或者验证测试，更不能被复制。

在反实证主义的浪潮下，质性研究呈现的基本特性有：透过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强调研究对象的个别经验、感受及“二度建构”）；描述（非常仔细地描绘研究的场景）；网络主义（将事件放在发生的场景或网络中去看，并且企图对事件的始末做通盘整体的了解，即采取所谓的整体主义或网络主义）；过程（非常重视变迁及背后的过程转机）；弹性（采用开放式或非结构的方式）；理论及概念的形成（着重分析归纳、形成“概念”与主题等）。[1]298-300

从以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分析看，在量化研究者眼里，质性研究是不科学的；同时，质性研究者认为，唯有运用质性方法才能充分获得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资料，并认为量化研究是不科学的。如此，科学及非科学的分际落在一种求知的态度上。

（二）社会工作研究的未来走向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诸多社会工作研究者认为，研究方法如同其它科学知识一样，也会随着人类思考方式而改进，其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借助研究发现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及好奇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对自然环境也好，对人类社会生活也好，当我们能了解得更深，就应该能做出更明智的判断与决策，人类也会生活得更好。如此，从社会工作研究的总体上看，质与量的研究方法是可以结合的，并且两者的结合也是有益的，只是必须考虑到结合的必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论假设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笔者认为，量与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予以组合，但我并不希望完全消除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方法就像文化一样，应该是越丰富多彩越好，而不应该过于简单单一。

1.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

在社会科学界（包括社会工作学术界），有关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能否结合的具体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主要有纯正派、情境派、实用派三种观点。[6]

（1）纯正派的观点认为，质与量两种方法分别基于实证主义、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价值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其对社会的理解与研究的本质也有一些不同的假设。如此，质与量两种方法之间应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为了保持研究的纯洁性，不应该将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混杂在一起使用。

（2）情境派的观点认为，量化、质性方法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可以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等。

（3）实用派的观点认为，质性方法可以与量化方法结合使用，但这派更注重研究的具体功用。比如，研究者会将讨论的焦点主要放在方法的使用上，不讨论范式及建立系统的结合方式，也不深究标准衡量的问题等。

进一步，在量和质的研究如何结合的类型上，马克斯威尔分成了整合式与分解式两种结合类型，并在这两类之下再分成不同的结合形式。比如，在整合式结合中可以分为顺序设计、平行设计、分叉设计方案；在分解式结合中则有混合式设计、整合式设计、内含型设计方案。[1]477-480

2.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议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从量化质性研究结合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初步结论：除了追求范式的纯粹度之外，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量与质的结合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正如人格心理学家赫根汉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研究对象就像是漆黑房间里一件不能直接触摸到的物体，研究范式则是从各个角度投向该物体的光束。光束越多，照射角度越不同，人们对该物体获得的信息就越多。这样，就可以对研究的现象进行多层次的透视。[7]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新范式的质性研究将为我们提供知识的新视野及丰富的经验，但在精确度上仍不及量化研究。因此，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之间是可以公平地结合的，它们有各自的长处、短处以及结合的前景。

基于以上社会工作研究的理论范式、质性研究方法的深描诠释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社会工作（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的多元研究范式，尤其是伴随以诠释学观点为代表的质性研究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发展，已经颠覆了量化研究方法的“霸权”地位，并建设性地推动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由此开启对人类自身及社会问题多层次的透视与不同的行动取向的回应。而这种社会工作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新变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是，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改变以往在研究范式上主要崇尚“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取向，注重建构主义、批判理论范式的研究，以激发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新思维。同时，在人类社会知识的获取与分析上，社会科学研究也应超越单一的“量化”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的方法，尤其注重从人的心理、社会、精神层面，来丰富人类社会信息或社会问题的研究，以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的确立及获取、解释与回应人类社会问题的理解中迈向多元化的路径。

[1]李晓凤，佘双好.质性研究方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92.

[2]GUBA E G， LINCOLN Y 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M]∥N K DENZIN， Y S LINCOL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California：Thousand Oaks，1994：45.

[3]齐力，林本炫.质性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M].嘉义：南华大学教育出版社，2003：4.

[4]BRYMAN A， CRAMER D.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53.

[5]胡幼慧.质性研究[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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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英语学习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学习，我对它与英语学习有了更深的了解跟体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英语学习的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对当今英语学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作为英语方向的研究生，要提高英语理论思维能力，掌握研究英语学习的正确方法。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谈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英语学习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和特点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包括“论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法论，而且有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除了论述这些方法，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而在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为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基本原则和合理途径，从而有利于人们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从事社会历史问题研究，进而正确分析、选择和运用各种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论是主张以理解方法论以个人主义开展社会现象研究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方法论则是主张以实证方法论从整体主义开展社会现象研究的方法论。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创造性的开放体系

创造性和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中展示出自己所特有的开放性，我们应当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直面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各种理论和方法，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尊重实践，认真观察现象，针对不同的现象和问题采取相应的理论进行具体分析。同时要时刻关注国内外学术科研的发展动态，顺应各门学科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学术前沿。

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我们进行研究和学习的重要基础，对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使我们认识到了正确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树立正确的学术理想，逐步形成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使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和人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关注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重大成果。使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升，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在学术创新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三、英语专业研究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我们进行英语研究和学习的重要基础，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英语研究思路，对提高英语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在当今社会，全球化的浪潮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社会越来越开放，英语学习也越来越注重实际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同样有着开放性的特点。其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开放。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表现在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学习同样离不开开放性。我们既要开放自己，在英语的学习上始终保持与时俱进，跟着时代的潮流；同时在英语学习中也要对外开放，主动的与他人沟通，以提高自己的英文实际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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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包含众多分支学科、具有独立知识结构系统的社会科学，社会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是社会研究的指导原则、逻辑基础、研究模式、操作程序、调查技术和手段等的总称。随着应用研究的深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逐渐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同社会学的亲缘关系日益紧密。第一，社会学方法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有重要影响。社会学方法论是对研究方式方法的一般原理和规律的系统探讨和评价。从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看，社会学有三种基本的方法论，分别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其中，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指南。系统地总结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对于社会运行的作用等观点，对于我们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作用和功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石。价值和价值观教育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对个体和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研究，探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价值冲突和价值理解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突出对个体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结构的理解，强调价值因素在个体行为和社会互动中的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了一个微观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思辨性、演绎性色彩较浓，引入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主张在社会学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强调实验和工具的作用，注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实证主义方法论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应用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范式逐渐呈现出以逻辑演绎为主向逻辑演绎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由侧重理论研究向注重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由偏重宏观研究向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等趋势。社会学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换方面的借鉴意义逐渐凸显出来。系统地挖掘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中的合理因子，并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二，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是贯穿于社会学研究全过程的程序、策略和方法。社会学研究方式有四种基本类型，即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社会学中对调查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的理论研究和具体运用，如抽样理论、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文献的内容分析、二次分析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掌握人们思想活动和舆论动态的信息、全面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社会事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实验研究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在西方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教育研究中，这种方法也得到了使用。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道德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交叉研究的深入，实验研究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得到应用。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方法，在文化人类学和比较社会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有效地运用实地研究法开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第三，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是社会学研究的各阶段中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手段，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特点。它包括问卷技术、访谈技术、观察技术、抽样技术、测量技术等。在思想政治教育量化研究中，为了得到真实、可靠的数据，需要大量使用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社会学中有关抽样、测量、观察、访谈等具体操作技术的研究和步骤，能够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更好地开展具体的工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发展历程

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亲缘性，决定了二者进行学科交叉的可能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社会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不断推进。总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第一，知识借鉴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开始形成和逐步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初创和形成过程中，需要从社会学中汲取相关的理论营养，丰富自身的理论体系。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借鉴相关的社会学知识，对某些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或现象进行社会学的解读，向社会学寻求知识借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起始阶段。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的理论资源，但主要停留在知识借鉴的层面上，呈现出一定的零散性、随意性色彩。第二，问题聚焦阶段。进入21世纪后，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不再满足于仅仅对社会学的某些理论进行浮光掠影式的介绍和解读，而是着重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中某些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得到了突显。比如，有学者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视角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有学者从文化结构变迁的视角论述了大学生价值观导向的问题，有学者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论述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中的问题关切，着力对具体的社会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既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研究，又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学科融合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三，学科融合阶段。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朝着学科层面的深度融合方向发展，学者们开始从学科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相互关系进行整体性研究和深层次思考，并尝试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有学者认为，创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社会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理论发展的现实召唤。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规律的科学。也有学者认为，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和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完全可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社会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互动研究，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社会分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研究，越轨行为与思想政治教育，等等。这一阶段的探索，使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逐步由零散走向系统、由表层走向深层，实现了由理论借鉴向学科融合的转化，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这门新兴分支学科的产生。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评价

从以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发展阶段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相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联姻，既是由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决定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分支学科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发展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由知识借鉴逐渐走向学科融合的发展轨迹，映射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逐渐完善、分支学科逐渐产生的发展历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之初，由于受到学科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学科体系分化的程度不高，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只能停留在部分学者自发开展的知识借鉴的表层。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学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对学科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和战略性谋划逐步加强，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支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术力量，推动了学科融合的深度发展。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不断推进的根本动因。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态，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出了许多时代课题，同时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术研究逐渐向社会现实问题聚焦，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有机结合。要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走向泛化，必须面向社会问题，面向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聚焦，既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现实路径，也有利于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力量，为两个学科的深度融合提供切入点。近年来，以重大社会问题研究为纽带，通过课题合作和联合攻关等形式，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和社会学研究者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团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持续发展。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要在学科化轨道上推进需要克服发展瓶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正处于学科融合的关键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也正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前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真正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仍然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很多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构建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学科建立的内部共识需要加强。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需要更多的学者从学科层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部共识。其次，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交叉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学科建立的外部共识需要加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仍然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主体，缺乏与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对话和深度合作。要避免研究中的自说自话、自我建构现象，必须吸纳更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参与到交叉研究中，发挥他们的优势，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学科共识的形成。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科保障机制有待加强。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科化水平，需要有一套相应的保障机制。这不仅需要我们从学科整体发展的宏观层面进行谋划，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从事社会学交叉研究的理论素养，形成与社会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合作的稳定机制，而且需要在研究经费、研究队伍、人才培养等具体方面提供保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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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德国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中国法学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仍然存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谢晖认为中国法学除抄袭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外，至今仍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2]。熊谋林研究认为，中国法学研究所采用的各种方法指数呈上升趋势，总体逐步科学化，但是存在引证中专著比例偏高，司法案例比重偏少；中外的司法差异分析不足，中国的司法案例较少，外国理论较多；影响中国法学研究方法的法系和国家走向多元化等问题[3]。以上对中国法学研究状况的概括基本反映了中国法学发展所处的阶段，即中国法学研究如同整个社会发展一样，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不同时期，学科研究的目的会有差异，服务于不同目的而采取的研究方法也会不同，从现实功用上讲，法学研究的目的一是为了立法或者修法提供建议；二是服务于司法、执法和守法；三是服务于法学教育。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也会有所侧重。

中国会计法是伴随中国经济与社会和法制建设的前进步伐而发展和完善的，从学科体系来看，首先，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其次是属于人文社会中的法学学科；最后，从部门法归属的角度看，会计法属于经济法。因此，会计法学的研究，应当从多个视角并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以满足社会对会计法学的多种需要。具体来说，首先，应当以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来研究会计法学；其次，应当以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为重点来研究会计法；最后，应当以经济法研究方法为核心来探讨会计法学。

一、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会计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实证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等，会计法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从人文社会的整体体系来看，实证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自然是会计法学研究的基础方法。

1.实证研究方法。实证方法包括诸如社会调查、法条研究、案例研究等形式，以区别于从体系、应然、宏大叙事的层面进行研究的方法[4]。一般而言，实证研究方法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得出相对普遍性的结论。会计法律制度是人类长期会计活动中不断总结而形成的行为规范，其中所反映的利益关系和追求的法益目标深深地植根于日常繁复的会计活动之中，因此，会计法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分析调查法、观察法和个案研究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在会计法研究中的运用。

调查法也称社会调查法，作为研究方法，调查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针对性地访谈；二是设计问卷调查。调查法要求调查者在调查之前必须对所要调查的问题进行精心设计，确定好调查对象的范围或数量。这种研究方法带有一定主观性，但是，由于是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直接交流，调查者能够直接获得被调查者的感受、见解或经验性认识。社会调查法在法学研究中应用也越来越广。会计法是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会计行为包括确认、计量、记录、报告、核审等一系列复杂细致的兼具技术性和规范性的行为。会计强烈的立场性和目的性决定，即使是技术性的会计方法也必须受到会计法的规范。因此，在会计法的实施效果研究，进而对具体会计法律制度设计的科学性等方面的研究多采取社会调查法，对会计法的修改提出建议。

观察法对观察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求极高，虽然少了客观性，但其价值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了观察者本人的意志，因此，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观察法能够了解真实的一手材料。会计核算、监督和报告等一系列行为具有普遍性、技术理性等特点，一般而言，从技术理性的角度讲，通过观察法进行研究不易达到预期目的，但从普遍性角度讲，观察法能够发挥一定作用，无论是从实地调查，还是与相关人的交流，尤其是在盘点账实是否相符、开展会计监督等问题时，观察法显示了一定作用。

个案研究法，是指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时间连续研究，发现其发展变化规律，在具体应用中也称案例研究法，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最终发现具有普遍性的方法或规律。在会计法研究中，对某一个或某一类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进行研究，或者对某一个会计主体的一个具体会计行为进行研究，发现问题，提升理论，完善制度。

2.历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梳理反映研究对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献资料，寻找并发现研究对象的本质。历史研究方法体现了科学研究的继承性，.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因此，这是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会计行为伴随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从结绳记事和刻木记数，到现在的电算会计，从满足内部分配，到对外报告和监督，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会计规范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通过文献研究，提炼和提升会计法律制度中的技术性规范，变更和调整会计法律制度中的价值表达。如通过会计史料文献分析，从会计发展史中，可以看到会计随着生产发展和经济管理方法的不断改进而日益完善，从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从管理会计衍生到财务会计、再到社会责任会计，尤其财务会计和社会责任会计两个阶段和层面，促使了会计制度从一种内部性的技术性规则发展到了一种外部性的价值规范。

3.跨学科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是通过超越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不同学科的方法交叉使用，不同学科理论相互借鉴，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如社会责任会计研究借助于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原理，运用会计方法和其他方法，从社会宏观的角度出发，对企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反映监督，其目的在于向政府、社会和公众披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二、法学的研究方法在会计法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法哲学研究方法、价值研究方法和比较法研究方法是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会计法学作为法学体系中的一员，自然这些研究方法是会计法学研究的重点研究方法。

1.法哲学研究方法。哲学是主体对客体的思辨及成果。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思辨，包括演绎式思辨、归纳式思辨和顿悟式思辨。不断反思和追问是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具体方式。会计法是规范会计行为和调整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会计行为都包括哪些行为，会计关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会计行为包括会计核算、报告和监督行为，会计核算行为又包括会计确认、计量和记录等行为，会计关系是会计主体实施会计行为而发生的会计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按照会计行为的类别可进一步进行划分，按照此种演绎式追问，从会计法这样一个法学专业术语一直追问到会计记录等具体行为和某一具体会计关系，这些关系和行为是一般客观现实的与人们常识相对应的并易于人们理解的，认识和研究会计法，就要以人们通过常识能够判断和认识的会计行为和会计关系入手，从已知推导未知，展开研究。与此相反，通过耳熟能详的常识性会计行为和会计关系分析，进一步总结归纳，提炼会计法的概念、本质和特征等。法学是一门以行为和关系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学科，行为的具体性和关系的抽象性交织在一起并紧密相连，各种思辨形式交替应用，实现对法学本质认识。

2.价值研究方法。价值是一个反映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范畴，即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法的价值是指法作为客体满足作为主体的一定范围的人的需要的程度，满足需要是法的价值的质的规定性，程度是量的规定性。从观念认识上，法的价值分析包括价值认知和价值评判两个方面或阶段，从现实应用上，存在价值平衡和选择两方面。法律制度是人们长期有目的性活动中积累形成的行为准则和关系调整方法，其价值因素已经内化于其中，法的价值的识别和评判是法的价值因素在人们头脑中的再现。会计法除了具备法的一般自由、秩序、正义、效率价值外，在财务会计阶段和社会责任会计方面包含了社会公共利益价值。研究会计法的某一理论或者范畴，分析某一会计法律制度规范，评价某一会计行为、或者会计现象或会计事件等，都可以从中挖掘和再现会计法的内在价值，对其进行价值评价，在具体的立法、司法、守法、执法以及关于上述方面的理论研究中对发生冲突的不同价值方面进行平衡和取舍，最终实现会计法理论提升，会计法律制度的健全和会计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改善，最终实现会计法治。

3.比较研究方法。比较法是人类认识、区别和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最常用的思维方法。法律制度是人们长期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受一国或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甚至自然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差异性很大。但是，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法的实践活动中看，作为行为规范和社会关系调整手段的法律，各国法律之间有着共同点。因此，在一国或地区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按照差异中求同，相同中求差异的思维，开展比较性研究，是一种实现研究目的的重要手段。各国会计法有着基本相同的价值取向，如都追求秩序、自由、效率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基本的价值，但是为实现上述价值目标，对相同或相似的活动、行为、关系采取的规范准则或调整手段可能相同或者不同，通过比较相互借鉴。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大市场基本形成，世界资本市场中，投资国际化下，各国会计法律制度和会计准则趋同发展势不可转，美国在世界资本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世界各国包括欧盟会计准则与美国会计准则靠拢成为趋势，在趋同发展过程中，比较研究是减少各国会计法理论与实践冲突进而实现各国会计法律制度快速紧密对接的基本方法。

三、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在会计法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在物质生活领域中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5]；因而，集体主义方法又称整体主义研究方法，是指以整体作为研究的基点，将社会等整体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单位，通过整体研究来描述事物全貌的目的。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归依，理论研究、制度设计、实施效果考察以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均衡发展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6]。因此，研究社会整体结构和状况以及相应的利益诉求是应然之理。

会计法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公司法、证券法、税法、预算法、金融法、反垄断法、反商业贿赂法、破产法、反倾销法等具体经济法律制度之间联系紧密，可谓关联广泛，呈现经济法基础法之势。会计活动是社会经济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思想上的探究，制度上的考据，还是活动上的观察，会计活动都不是经济主体的“私家”事务，而是公共事务；都不是对静态的物质或财产数量的简单记录计量，而是动态的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反映；都不是基于经济活动个体利益，而是着眼与经济活动群体的整体利益的维护（包括内部利益平衡和整体经济秩序持续发展），即使是单个活动主体，其会计活动也是基于某一时间端的整体经济活动。因此，会计法或者会计规范与会计活动相伴生，现代社会，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律调整呼唤经济法部门法产生，作为经济法部门法的一部分，会计法充分地体现着经济法平衡协调、整体利益、追求实质正义的本质，展示了经济法基础法的特点，与经济主体法律制度、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市场管理法律制度等紧密衔接。尤其是财务会计和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使会计法的研究必须着眼于社会整体，以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管理会计着眼于企业内部效益的提高，称为对内报告会计；财务会计不仅着眼于企业本身利益，更关注于企业相关的企业股东、债权人、交易对象、政府税务和相关管理部门的需要，又称对外报告会计，而社会责任会计超越了企业及其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把利益维护目标直接指向企业所存在的社会，这是一种新的超越。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会计史上的第四次革命，会计法研究必须直面是会责任会计发展的现实。社会责任会计给会计法的研究带来如下新的社会整体视角。第一，社会责任会计超越了传统会计（包括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只把企业局限于经济系统的视角，而是把会计放在社会整体之下，要考虑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因素。第二，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是企业应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其目标不再只是经济方面，而是社会方面。第三，社会责任会计使会计改变了关注企业微观利益的形象，进而关注社会宏观利益。第四，社会责任会计将会计的作用从微观过渡到宏观领域，使会计理论建设、制度设计和社会运行建立在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层面。第五，社会责任会计为政府高效进行微观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企业收益的社会性分配方面提供了直接依据。综上所述，社会责任会计的兴起是会计科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为会计法研究提出了新课题，也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一定能够在社会责任会计法律制度，乃至会计法和整个经济法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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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学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不同

现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同先前的社会哲学有着迥然之别的学科，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所具备的经验研究的品质。这一品质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利用第一手的经验资料论证假设、建构理论，而不能单凭抽象的思辨活动对社会作形而上学的推演。现代社会学这一品质的形成，或者说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并不始于这一学科的初创时期。我们知道，尽管孔德和斯宾塞都提出了用实证手段来研究社会的设想，但他们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孔德的社会学思想直接导源于实证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论原则，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也是纯理论（含方法论）的探讨，并无经验研究材料的支撑。近代社会学家齐美尔、韦伯、帕累托的社会学（只有迪尔凯姆例外）也只涉及一般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并没有实地研究。理论社会学与经验研究的正式“联姻”是由迪尔凯姆开始的，而经验研究的制度化则更是在社会学从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社会学的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芝加哥学派对本土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研究，社会学的实地研究开始大量出现。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二战以后，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方法已由过去传统的方式（如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定性分析）逐渐转变为利用现代数理统计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定量的、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经验研究的定量化、模型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70年代、80年代至今，已经在美国社会学界成为一种风气。从著名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开始，相续有霍曼斯、科林斯、西蒙、兰德等人用数理方法进行社会学经验研究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学界，从各级学术刊物、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所有论文、专著到博士、硕士等学位论文，几乎无一不包括量化、模型化分析的内容。有的社会学家甚至提出，不仅在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方面，而且在理论的构造方面，都要实现定量化、模型化。可见，统计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逐渐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问卷法也随之成为社会学的一种主要收集方法。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称“问卷是社会调查的支柱”，而英国社会学家莫泽则说“十项社会调查中就有九项是采用问卷进行的”。[2]可见社会学研究者对问卷法评价之高。

现代社会学大多采用发放问卷、收集资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和社会学都重经验研究，都以调查为基本手段。但仔细比较，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人类学以定性调查为主，注重“参与观察”；而社会学以定量调查为主，注重“问卷调查”。人类学与社会学调查的对象都是“群体”，人类学的定性方法是通过个体去反映群体。这种调查是面对面的，也就是说人类学调查者必须直面调查对象。人类学的调查由于面对调查对象，因而调查者的切身感受、体验更具体、更生动、更强烈，这是人类学的优势所在。社会学的量化调查，并不是必须面对每一个调查对象。但社会学由于面对的是总体，因而社会学家能从整体对象中选取一部分作为代表进行分析，由此推断出整体的情况。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与社会学家不同，人类学家通常不借助于预先制订好的调查表，这些调查表只能趋向于发现他们想要发现的东西。相反，人类学家坚持尽可能开放思想，并因而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事。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从不运用问题调查表，有时也用它。一般说来，它们被用作补充方法来说明别的方法取得的资料。”[3]人类学由于一直注重研究人类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方法上多采用田野方法、跨文化比较法，并把参与观察作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偏向定性分析。而社会学由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社会学家们目睹自然科学巨大的威力和能量，从而产生了借用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方法去认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而又认识不清的社会的雄心。孔德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虽然社会学在孔德的时代并没有奠立量化研究的基础，但他的观点对后世的社会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以统计调查为主，以问卷法为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的特色，偏向定量分析，注重社会的共性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学科的显著特点。

二、人类学与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联系

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其实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人类学中没有定量研究、没有问卷调查；或者社会学中没有定性研究、没有参与观察。

（一）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运用

在人类学的早期研究中，就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社会学问卷调查，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如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为了研究亲属制度，他不仅研究了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对印第安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作了广泛的考察。而且他还精心设计了详细的调查问卷，通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传教士等对当地民族进行调查。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掌握了世界民族近200种亲属制度资料，于1865年完成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上，引入定量方法的研究，以默多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最为经典。默多克应用定量方法从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49年出版的《社会结构》一书。该书以全世界250个社会的民族志资料为基础，做了有关亲属制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默多克在这本书中，从250个样本社会中抽出居住形式、继嗣规则和婚姻形态等要素，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这些要素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列出了87个相关关系表。默多克在该书中主要采用了交互分类、Q相关系数和X2检验的统计分析方法。比如，他计算了外婚制母系继嗣与亲属称谓这两个变量和Q相关系数和X2检定值，以此来验证他所提出的与外婚制母系继嗣制度相联系的有关亲属称谓的一个假设。[4]社会学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趋势。明确地说，“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这些人类学最具个性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着挑战。笔者认为，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讲经济、讲效益的时代，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是否经济？传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一般要求：田野调查时间越长越好，最好是经历一个年度周期（春夏秋冬四季）；调查内容越细越好、越全面越好，最好全面调查整个社区方方面面的情况，经济、社会组织、宗教、教育……等等，不能有所遗漏；不能带有任何主观设想，必须老老实实地观察和记录；以参与观察、入户访谈为主，采用问卷调查和知识辅助的调查手段等等。在当前讲经济和效率的时代，这一传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受到了质疑。经济学家曾这样质疑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在搞农村调查时，有必要挨家挨户一一调查吗？同村各家各户的同质性很强，这种调查太不经济了。”[5]

（2）随着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是否能继续行之有效？在当前对农村的调查中，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遇到了新的问题。李彬在《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龙井农村调查记事》一文中陈述了在调查中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如进入方式问题、乡村干部的“后院”禁忌问题、农民的“不欢迎”问题、被调查者对调查的利用问题和同吃同住遇到的新问题等等，这些都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工作构成的某些挑战。[6]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之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迁。地方利益得到突显，农民的个人意识和个人选择得到加强。调查所面对的农村已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农村，调查所面对的农民也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农民。研究者的调查已不再被地方和当地农民看成一项硬性的政治任务。他们可能不愿意让调查者到某些地方去看，甚至可能根本不欢迎调查者，这些都是被研究者本身的变化对田野调查提出的挑战。

（3）人类学研究范围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19世纪60年代，都市人类学的形成被喻为文化人类学发展的“第三次革命”，引起人类学者对传统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思考。人类学家有专注边缘群体和异文化的学术传统，而都市研究便是对这一传统的超越和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渗透”。在某种意义上，都市村庄的研究、对都市“村民”的关注，似乎只是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延伸，因为它显示的仍是对都市社会中社会关系维系模式的关注，与传统的对乡民社会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都市社会毕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因此，都市研究必然会促使我们审视在都市背景下人类学传统方法的效度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从而敦促人类学者为学科的发展寻找新的支点。如何既不失人类学研究的本色，又能在不同的时代里实现人类学对世人的许诺，让这个学科无论是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都有存在的意义，这应该是当代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实践中必须深入思考、做出解释的命题。当年马林诺夫斯基称《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今天，人类学研究更呼唤里程碑式的著作。不过，这种深刻变化不再是从异域转向本土，而是从本土的乡民社会转向都市社会。孙庆忠博士在《人类学都市研究的实践与反思———重访学术名村南景》一文中对自己调查经历的描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学都市研究中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南景村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本名为鹭江村。

50年前，它只是广州近郊一个普通的乡村聚落，但却因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先生的著作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成了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1948年-1951年杨先生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对南景进行了安营扎寨式的研究，极具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精神和特色。1999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孙庆忠博士为了回应前辈半个世纪前的研究，记录名村的又一段历程，对南景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然而他发现，“印念中‘熟识’的南景已经变得非常陌生。在广州市建成区面积的高速扩展中，‘天、园、庐、墓’的自然景观，已变成老人们坐在自家独楼里追忆乡村生活的图景。只有依稀可辨的几间祠堂成了‘遥想当年’的重要参照。在穿街巷、画草图，进行半个月的环境探察后，研究者陷入了困境。都市浸染下的南景，已为传统的研究方法设置了一道屏障。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多，与出租房相关问题的社会问题的丛生，原本守望相助的居住格局已经彻底改变，多道封闭的防盗门为村民创设了安全的家居空间，但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多数村民拒绝来访，入户访问的几率缩小，访谈的效度面临着挑战。”[7]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适用于同质性较强的小规模社会，研究内容多是不易量化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就限制了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然而今天，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完全封闭的、不受外界影响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个体差异逐渐变大，研究内容也趋于多样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类学领域中关注定量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并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应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定量是定性的精确化，人们只有在认识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握事物的量，才能获得对事物较清楚的认识。人类学已越来越注重定量研究，譬如许多学校的人类学系开设了计算机、统计学、高等数学等课程。不难看到，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自始便存在着互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正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可以预见，今后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方法上的互动会越来越大，统计方法、问卷调查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二）定性研究与社会学

在社会学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方法发展十分迅速。比较而言，定性研究方式由于来自与定量研究不同的哲学传统，具有不同的假设，因而所受重视程度远不及定量研究。不过，尽管定量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社会学方法论中却一直存在着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不同的取向。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可以说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方法论取向，也就是说，定性研究在社会学中自有其地位。实证研究者受到自然科学量化研究范式的影响，认为只有客观的、实证的和定量的研究才符合科学的要求，才具有价值。“只有当社会世界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来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这样一种水平上。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8]他们往往希望借助经验研究的帮助，证伪或者暂时证明有限的假设。然而，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比自然科学差得多，因为它不仅研究可观察的现实（客观事件），而且研究主观现实。事实上，由于受到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制约，加上实证研究范式本身所具有的缺陷，研究者不可能完全依赖定量研究范式来达到对社会的全面理解。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者们开始对这一范式所存在的缺陷进行批判和反思，并逐渐发展出具有浓重人文主义色彩的解释范式。今天，在经验社会学研究出现数理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社会研究过程中可以同时采用的两条途径。它们所能提供的是两种不同的图画。在研究方式上，定量研究强调研究程序的标准化、系统化和操作化；定性研究则更加强调研究程序、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上的灵活性、特殊性。在研究的逻辑过程中，定量研究往往强调客观事实，强调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定量研究则更加注重现象与背景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现象的变化过程，注重现象和行为对于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定性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比如，社会学的问卷调查可以涵盖几千人、几万人，有了这样的调查规模和样本量，我们就可以使用社会统计方法来分析变量之间的规律性。但是，这种调查又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如在时间与经费上存在限制，问卷内容有限，回答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编码比较死板等等，这使得研究者无法了解被访者的许多具体细微的情况。而人类学的深入访谈以及民族志的系统调查在这方面显示出很大的优势。通过对近几十年社会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系统考察，有学者认为，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随着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西方主流社会学的衰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调查方法更为多样化、社会学方法论更具综合性。这种综合性表现在：（1）对实证科学的重新理解；（2）对社会规律的重新认识；（3）各种对立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与宏观、客观与主观、定性与定量等研究方法的综合与相互补充。[9]

（三）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具特色的方法之一和学科的生命力所在。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强调深入、长期地和被观察者住在一起，观察他们的生活，成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自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意识到要在自己的田野工作基础上撰写民族志、构建相关理论。而想进入人类学界的新手，必须到某个地方进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然后回到学校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学位，取得资格认证。当年M.米德之所以迫切地要去萨摩亚，是因为当时美国的人类学家都有各自的田野（field），要想在学术界立足，就必须有自己的田野。她曾有意去调查那伐鹤（Navaho）印第安人，但遭到博厄斯的反对，博厄斯的理由是：那是赖卡德（G.Reichard）和戈达德（P.Goddard）的地盘（Mead，1975）！在马林诺夫斯基和R•布朗的带领下，英国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一批弟子E-普里查德（E.Pritchard）、弗思（Firth）、鲍德梅克尔（Powdermake）r等以自己的实践建立了现代人类学的学科规范。美国人类学家则在博厄斯的指引下，通过克鲁伯（A.Kreobe）r、萨皮尔（E.Sapi）r、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米德等人的努力将美国的人类学带入现代人类学，并与英国社会人类学会通。英美人类学的现代人类学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式的改进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中国的吴文藻等人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变革，迅速跟进，各有成就。现在，几乎所有人类学家的研究都离不开田野工作。实地研究是社会学的四大研究方式之一，它是一种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主要用观察和访谈来收集资料，包括非正式的、随生活环境和事件自然进行的各种观察、旁听和闲谈，也包括正式的采访、座谈和参观等。[10]在社会学研究史上，曾有许多运用实地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如美国社会学家W.F.怀特的《街角社会》、利博的《塔利的角落》、斯太克的《都是我们的亲戚》、林德夫妇的《中镇》等等。在《街角社会》的研究中，怀特与一个帮伙中的头头结为朋友，他经常同帮伙的青年人聚在一起，玩滚木球、打棒球、玩纸牌，也经常同他们谈论赌博、赛马、性以及其他的事情。他在科纳威里生活了三年多，其中有一年半时间同一个意大利家庭住在一起，并学会了说意大利语。在长期的观察中，怀特收集了丰富生动的资料，得出了关于群体结构与个体表现之间关系的一系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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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研究从属于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同一的社会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是社会工作研究的方法。在哲学层面上，社会工作研究的方法论主要包含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建构主义。本文将重点从发展阶段、具体操作两个层面来讨论社会工作的研究方法。

（一）一般层面上的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有问题视角、赋权理论、增能理论、优势视角、证据为本等

1.问题视角。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工作早期的实践在价值观上主要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在认识观上却受到了医学的影响。在里士满所著的《社会诊断》一书中，强调通过对个体和家庭成员的调查，来诊断问题，并将之成为“案主”，社会工作的服务是问题提出发，把案主当作一种问题化的、无能的、病态的对象，进行诊断和治疗，社会工作在问题视角方法论指导下发展。问题视角只是将服务对象的注意力关注于自身的劣势，只能增强其无力感与无权感。

2.赋权理论、增能理论以及优势视角。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出现了优势视角理论。优势视角反对任何层级关系和权威关系，包括科学权威和专业权威，主张走入案主的日常生活世界，强调案主自身的能力、天赋及其周围的资源、支持系统，通过挖掘案主世界的优势和资源促进其优势和效能，恢复其社会功能。赋权增能并不是简单地给予服务对象一定的权利，而是帮助服务对象自己赋权自己，即通过让服务对象了解自己的优势，树立自信心，或转换看待问题的视角，而提升服务对象面对问题的勇气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优势视角要求关注服务对象的优势，而不能聚焦服务对象的问题、缺点与缺陷，认为服务对象处于劣势的现实，不是其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问题，要将个人的问题悬置与外置，倡导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且相信所有的人都具有内在的学习、成长和改变的能力。

3.证据为本。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和研究的发展，对于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思和认识。社会工作是对社会问题的干预，是帮助当事人解决生活问题的。在威廉姆?戈登和哈瑞特?巴利特等人的努力下，社会工作的干预焦点回复到个人和社会环境的互动，而不再是个人心理和人格层面。证据为本的时间基于三个原则：实践者要了解如何阐释和运用研究发现；实践者要学会在其职业生涯中以科学研究指导实践；研究发现要以更有限的方式传递到实践者手中。尤其是自国外引进的社会工作领域的方法论，本土化的过程和结果更为重要，因此，在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研究过程中，要十分注重对具体情况的了解与分析，重视个人与环境的互动，重视社会网络的建构和充分利用。

（二）具体操作层面的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有社会工作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具体的工作方法

社会工作研究是介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因此社会工作研究的方法论既是在理论层面的提升和总结，又与具体的实践分不开。具体实践层面的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有社会工作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具体的工作方法。王思斌（2004）认为个案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为基础，运用个别化方式帮助个人及家庭提高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的一种方法。小组工作则是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与小组成员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小组的个人获得行为的改变、社会功能的恢复与发展，并达到小组的目标，推进社区与社会发展。而社区工作重视在成员参与的过程中，建立其对社区的归属感，培养自助互助精神，加强成员社区参与及影响决策的能力和意识，发挥其潜能。社会工作行政指与社会工作实践相关的行政性工作，如文书写作、档案管理等工作。

二、对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论的本土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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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科学；定性；定量；融合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25-05

一、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

所谓定性就是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理论思辨研究，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所以有所区别，就在于他们内在的本质不同，“质”所表征的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定性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要深入社会现象之中，通过身临其境的亲身体验，建基于对原始研究资料的收集，对研究对象进行“情景化”、“主体间性”的意义解释。社会科学之中的定性研究，主要具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自然主义式的探究

从自然主义的研究传统来看，定性研究应当在一种自然情景之下进行，社会科学所面对的，是人类的社会生活世界，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世界之中的个人及其行动都是包含动机、包含意义的，对社会中的个人及其行为所进行的研究，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文化情境。要想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一个准确的理解，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就需要与之进行接触、交往，对各种社会事件、社会事实进行观察和描述，与研究对象进行交谈，了解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背景，在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背景”之下，对其“本来面目”进行研究，从而才能对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对象的思想、行为、动机、意义形成准确的理解。“自然探究的传统还要求研究者注重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和相关性，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整体的、关联的考察。在对一个事件进行考察时，不仅要了解该事件本身，而且要了解该事件发生和变化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1]在定性研究之中，对任何事件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开其所处的环境，定性研究之中的理解要涉及构成社会整体之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对“意义”的理解

社会整体是由充满个体性、主观意识的个体组成的，所以要想把握社会现实、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注重对社会个体的行动及其主观意识、个人经验和意义等进行理解、领会。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之中，他就十分强调“理解”在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认为“社会学指的就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2]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对那些富于个性色彩的主观意识、个人经验和意义进行研究的时候，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会发现，难于找到一个像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那种普遍适用的统一研究模式对复杂多变，充满个性化、特殊性的社会生活世界进行研究，所以他们会更倾向于采用亲身体验的研究方法进行观察、描述，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准确理解，通过这种理解来准确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的意义。在对研究对象的“意义”进行理解的时候，必须要刨除研究者自身的先见、偏见，以免使理解产生偏差。这种抛弃先见、偏见的主张，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当中也是有所体现的。

胡塞尔的现象学，强调“本质直观”，主张人类要面向事实本身，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所在，现象学所要研究的现象，已经不再是那种感官知觉意义之上的现象，不是那种实证主义中所指的经验层面之上的现象。“现象学所反对的是‘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式的假说，即在习惯上相信实在的本质先于研究之前的假说。基于这种原则，现象学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即‘中止判断’。其含义是，研究者在研究现象时，不要以任何假设或信仰为前提，而要‘中止’一切有关‘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3]45所有的先见、偏见等都要被刨除出去，再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对其进行准确定性，从而发现人类生活世界之中的本质所在。定性研究方法，强调对质的规定性方面的考察，强调对事物整体性质方面的断定、把握，要想达到对研究对象真实本质含义的领会，单靠个人的感觉经验是不行的。受现象学的理论影响，我们会发现，人类要面向生活世界，对社会生活进行研究，就必须要注重考查现实生活世界中那些意义层面的东西，对这种意义的定性研究，要靠动态的描述和理解，比如想象的方法、移情的方法等。

（三）不断发展演化

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管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者本身，都处在发展、变化、演变之中，“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双方都可能会变，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会变，建构研究结果和理论的方式也会变。”[4]社会科学的研究所面对的是形态各异、且呈现复杂性、突现性特征的社会实体，对这种复杂实体的定性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过程，“这种观点决定了定性研究不是静态地而是动态地来对待和分析社会实在，把它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僵死的象征。定性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实在是一个变化过程的本质意义就在于：突出了社会实在的本质而不是现象，注重了社会实在的整体性而不是个体性，表明了社会实在的连续性和层次性而不是间断性和孤立性，从而强化了定性研究方法的理性的约定而不是经验的描述。”[5]

正因为定性研究是一种动态演化的发展变动过程，也赋予了定性研究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定性研究之中，无法逻辑地预设研究步骤，也无法预设研究结果，没有预设的约束和限制，也就使研究者能够在定性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受既定研究框架的约束，进行不断地发现和创新。

（四）归纳法的使用

定性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之中，研究者要亲身体验、深入实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况，理解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习俗，也就是说站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通过收集研究资料、分析资料，在对资料的归纳、分析中，提出理论假设，进而还要在实践的过程之中，对理论进行检验。也可以说，在定性研究中，运用归纳法收集资料、提出理论假设、通过实践检验理论这些都是相互交叉，在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得以协调的。

二、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

与定性研究方法不同，定量研究方法则是一种运用数学、统计等量化分析方法、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主张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从社会现象、事件的数量方面入手进行研究，以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那种量化关系，由此得出科学性、客观性的研究结果。

（一）定量研究的实证主义思想来源

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它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严密性、概括性等客观性的特点，定量研究方法注重以数据资料、统计分析为基础，主张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进行量化研究，得出具有数量关系特征的研究成果、结论。虽然在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历史中，始终伴随着和另一种定性研究分析方法的比较，但至今，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这种带有实证主义特点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仍然在被普遍使用着。在遵循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中，认为唯有进行像自然科学中所普遍使用的那种数量化的分析、统计计算，所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才够“硬朗”，才够“科学”，才具有强说服力，而那些非定量化的分析都应当被排斥在外。定量研究分析方法的特点表现在，对数据统计、量化分析的依赖性，研究结果的精确性，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等。

定量研究方法的创始时期，应当从17世纪的下半世纪开始，从那时起，便有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强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要注意定量分析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指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仅仅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还应当补充以实证定量研究。

英国学者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1623—1687年），是政治算术学派的创始人，这一学派是于17世纪在英国开始兴起的。配第在1690年出版了一本叫做《政治算术》的书，光从这本书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很浓重的定量研究色彩，将社会科学学科——“政治”，与“算术”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其对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视。威廉·配第在书中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大量地使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等能够量化的词汇来进行表达并加以比较，运用统计分组、推算、图表法等定量方法和平均数、相对数等统计指标来分析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6]由配第所开创的政治算术学派，其显著特点之一就在于，要对社会经济现象、事件背后的规律以一种数量化的方式来给予显现，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算术学派强调采用数字、重量、尺度等表现与比较的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推算，配第本人甚至被称为是将经济学数学化的鼻祖。

在注重定量研究的潮流趋势之下，随着统计学学科本身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之中，便开始大量使用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社会学的社会调查统计研究之中，“最典型的案例是英国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1754-1835年）的统计社会调查。1791年至1799年，辛克莱发动宗教界人士为调查人员，对881个教区进行了统计性社会调查，他编制了116个项目的调查表，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期间他编写出版了21卷本的《苏格兰统计报告》（1791-1799年）。辛克莱的统计性社会调查在欧洲许多国家影响很大，尤其对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普查影响更深。英国自1801年起，便开始经常性的人口普查，并规定每10年进行一次。辛克莱的工作是早期社会现象定量研究的一个范例。”[7]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除了应用在对人口的数量调查研究之中，还被大量应用到其他研究之中。例如使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对社会生活之中的各种现象：自杀、犯罪等等进行研究，经过统计学上的测量、分析，在对大量类似的社会现象进行实证量化处理过程之后，得出包含某种规律性的社会科学结论。

实证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便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之中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经典。此书是迪尔凯姆于1897年出版的著作，他以社会生活之中的大量自杀现象为研究对象，对各种自杀现象、事件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传统树立了典范。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定量研究是以特殊的形式化语言为主导方式，以自然科学的推理和证明模式为基础，以实证性求解难题为趋向的研究方法。这意味着定量研究方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以自然科学的逻辑和程序为范式的认识论标准，并且这一标准对任何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讲，都被认为是先验地有效的和预设地真的。换句话说，先验的预设条件与经验的数学描述的统一构成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实质。”[8]社会科学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具备一些鲜明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特征，诸如客观性、精确性、数量化等。在以数学、统计学为研究方法基础的定量研究之中，总是首先强调研究者要搜集大量能够被量化的数据资料，要把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所研究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全都变成可供量化处理的数据，力图通过对这些数据资料的分析，揭示各种社会现象、事件背后那种靠数量关系维系的特征，经过定量研究之后得出的研究结果、结论通常也都会以一种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计算公式、图表等形式来进行表现。从这一点上来讲，定量研究的量化分析方法，会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更靠近自然科学，带有实证主义的特点。定量研究的明显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做出数量级别上的精确描述，能够采用量化分析模式，以一种自然科学的量化指标，通过直观的数据来显现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中的特征和差异。以数学语言、逻辑语言或是今天的计算机语言为基础进行的定量研究，会使研究结果更加具备严密性和精确性。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于计算机的辅助计算，可以加速研究工作者对资料数据的统计分析，迅速得出精确度较高的计算结果，也大大便利了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程序。

无论人们采用哪种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之中进行定量研究，从定量研究之中得出的结论都是为了便于人们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找到社会生活世界之中的规律，人们可以利用通过定量研究获得的这些对社会的规律性知识，确定性结论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定量研究方法的精确性、客观性等实证特点，在人类对未来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之时，就会显现出鲜明的优势。经过量化分析得出的那些数据、信息、资料，也便于人们在短时间之内对事物获得直观简便了解，而不必在各种纷乱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之中浪费时间，直接就可以在经过定量研究得出的数量分析结论之上进行预测。但是，社会科学中所进行的预测并不都是数量方面的定量预测，在社会预测之中也要包含定性研究的内容，而精确的定量分析预测可以为定性研究、定性预测提供更加精准的参考数据、资料，从而使社会科学中的预测更加具备精确性、科学性、客观性，而不是仅凭主观经验、直觉判断对社会的未来发展妄下结论。

（二）定量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运用

1.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毕达哥拉斯学派断言“万物皆数”，伽利略也曾说过“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数学研究方法具备一种实证主义的鲜明特征，它具备逻辑上的严密性，经过数学方法推论出来的结论又具备可靠性，能够被广泛使用到其他学科当中，数学中的公式、定理都是经过严格的逻辑论证、证明的，这可能也是数学能够得到比其他学科更多的尊重、重视的原因所在，经典科学理论大厦的建立离不开数学工具的可靠分析、证明，自然科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树立起来的那种严谨、缜密、精确的形象，都是有赖于数学工具的辅助的。

数学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本身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实证研究方法，它能够从量的角度来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及其各种研究对象背后的规律，虽然不能武断地说，所有自然科学中的所有研究都能够用数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解决，但是历史事实已经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从伽利略时代开始，数学被引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确实取得了很显著的研究成效。在自然科学中，科学家们通过对自然事件、自然现象的数学化研究、处理、建模等，对之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推理，从而获得关于因果性规律的知识，得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确定性结论，甚至能够进行精准的控制和预言。这种数学化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也获得了普遍的应用，社会科学也想借助这种定量化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使自身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于是人们除了使用数学工具来从事对自然的研究和认识工作以外，也将数学方法引用到对社会经济的研究当中。

有人把经济学称作为是社会科学中的“王冠”，原因可能就在于，在经济学中大量应用了可定量化研究的数学模型，以这种定量研究的实证方式来对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现象、经济行为做出合理性的解释、说明，并从中引发出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这也是自然科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成功运用。比如说，在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中，他就特别青睐于使用这种具有实证主义特色的数学分析方法，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以论证他的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学领域当中，如果离开了以数学方法为基础的定量分析研究，那么今日之经济学的现状将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学本身作为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离不开数量分析、量化管理，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大量地引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计算、评估，有的时候还要使用线性代数、微积分等高等数学的知识。数学与经济学的交融渗透，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新的研究课题的涌现，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在经济学当中，也涌现出了很多与数学紧密相关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例如经济计量学，经济预测技术等，而且数学建模的定量研究方式，在经济学领域当中也在被大量地使用。

2.统计学的方法在人口学中的运用

人口学是一门专门对人口规模、地域分布、人口构成、人口变迁等，以及影响人口变迁的各种要素进行研究的学科。人口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在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之中，而往往是与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甚至是人类学等研究领域都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人口学的研究，能够将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各种与“人口”有关的事件，如出生、死亡、结婚、离婚等，都变成一种在科学研究之中能够被观察和度量的事件。这就使人口学较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能够呈现出一种更为“精准”量化研究的学科特征。

在人口学之中有两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一是形式人口学，二是人口研究。形式人口学较为关注对人口的生育、死亡、年龄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人口研究则更多地会从社会、经济、生物等多学科的角度来对人口构成和人口的变迁进行考察[9]214。可以说，人口学是社会科学领域之中的一门重要实证学科，因为它关注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之中的人口，通过人口学的研究，能够为社会科学之中某些方面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本人口信息事实。此外，在人口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利用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还能够统计出关于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等数据，从而为社会未来的人口发展规模、社会保障需求等提供一种预测依据。“人口学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不仅类型多而且变化快，包括路径分析（pathanalysis）、结构方程、对数线性模型、计量模型以及事件史模型。人口学中的大量研究通常都是有抽样数据（相对于总体数据）的多元框架下的统计分析，有时，一些学者应用统计模型检验来自个体行为模型的假设。”[9]215可以说，统计学在人口学的研究之中，是一种典型而又重要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正是因为借助了统计学的定量研究优势，人口学家才能够利用由统计学提供的各种抽样数据、模型来对社会生活中人口的变化、变迁进行研究，借助于统计学方法在人口学研究之中的运用，也使人口学能够成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现在，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人口发生巨大变革的发展时期，全球都面临着一个公共问题——人口老龄化，并且这个全球性的人口问题，对于政治、经济等的稳定发展都要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人口学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背后，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学的研究结果还预测了人类在未来社会发展之中所要遭遇的一个重要转变：全球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如果持续恶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类金字塔结构就会发生倒转，原先占据“金字塔”结构底端的是大量的年轻人口，而位于顶端的则是人口数量较少的老年人口，而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发展趋势，老年人口将会越来越多，充斥金字塔结构的底层，而年轻人的人口数量在金字塔中所占据的比重则会越来越少。这种从人口学的研究之中得出的预测，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之内，引发了各国政府的重视，使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制度的时候，要对由人口学研究领域所提出的预测给予必要的重视。

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

社会科学中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用来对任何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进行量化分析，也不是社会生活世界中的所有事件、现象背后的本质性规律和关联都能够使用量化分析的数量关系、统计数字、图表表征出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多微观层面，个体性事件、状态之中，还有很多具备特殊性，独特性的、不能被量化的研究现象、社会事件，不适宜使用这种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或仅靠定量研究方法难以取得满意、准确而可靠的研究结果。以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研究方法为例，所谓抽样就要选取合适的样本，选取哪些研究对象作为样本，选取多少，为什么选取这些样本，不选取哪些样本进行调查分析，都需要进行均衡的考量。既然是抽样调查就不可能采用完全归纳法对全体研究对象进行逐一取样分析，在不能完全归纳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抽样调查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最后可能会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真实状态之间存在差异，抽样调查的数据结果也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决定性依据，要想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确定性，除了定量研究之外，还要对研究对象中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等进行关注。有时候，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方法的配合辅助，才能够在定量研究分析中，得出准确的结论，对于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仅使用一种定量研究方法，是不够的，“人类的知识活动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自然科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如果无论什么都想以数量解析方法来解决，那可是相当无聊了。”[10]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虽然有效，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可以结合使用，互为辅助。有人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所进行的定量研究，“它的具体研究对象是符合统计规律的数量较大的随机样本；它的资料收集方法是具有统计科学意义的封闭式问卷、统计表、控制性实验和结构式观察方法；它的具体研究程序是符合逻辑的实证科学程序；它的具体研究方法是各种实用的数理科学方法；它的运算结果、推论估计都有相当大的精确度和可信度。无论在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中，它都有助于保证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的科学性。”[11]而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想要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把所有社会现象、事件都做量化分析，强求使用唯一的定量分析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在于，借助于数学工具、统计工具等，找出隐藏在社会现象、事件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找寻社会事件之间的那种规律性，但是这种数量分析得出的结论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对社会现象、事件的内在本质的揭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规律、本质也不尽然都能在数量关系上有所体现。量化分析的手段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宏观层面上，在对能够体现较强普遍规律的研究中，确实能够起到很强的说明作用，但是对于社会微观层次面上的研究，对于那些注重个体独特性等的研究可能就不太适用了。可见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也是存在着局限性的。

如果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质与量之间的对立统一原理来说，任何一个客观事物，它都是质与量的有机统一整体，对一个事物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查量的方面的规定性，又要注重考查它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只有经过定量与定性两方面的研究，才有可能对一个事物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揭示，所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在哲学原理之上也是有根据可寻的。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方法，它们的宗旨都是同一的，只不过是从不同的研究侧面切入，最后都要实现对研究对象“质”、“性”方面的揭示。

“从已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定量研究和有些种类的定性研究的互补性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定性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无偏见地发现问题，包括问题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的形态，而定量研究则能帮助研究者去明了、确认问题的客观性内容以及检验业已出现的理论之信度。如此观之，两种研究的对立就研究实践而言是不存在的。”[3]47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之中，定性研究分析方法与定量研究分析方法，二者孰优孰劣，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着眼点，只要是能够实现社会科学研究之目的的方法，都可以被拿来使用，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践之中，不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他们在研究对象上是统一的，都要以社会实在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都是要从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分析过程中，找到现象、事件背后起最终决定性作用的因果机制。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是一种系统研究方法的体现，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开放系统，那么在对社会系统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应当使用一种系统的方法，而不是片面使用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的融合统一，能够突破社会科学中的单一研究结构，使各自的方法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研究呈现出更加真实、更加准确的结论。

在社会科学之中，不管是定性研究方法还是定量研究方法，在这些方法的背后都有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背后存在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的揭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都承认这种本质性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本质的揭示，我们究竟是采用“定量”计算，还是“定性”规定，这只是方法选择上的问题，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融合统一，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探索之中的“诺亚方舟”。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7.

[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

[3]沃野.关于社会科学定量、定性研究的三个相关问题[J].学术研究，2005，（4）.

[4]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8.

[5]郭贵春.社会科学探索的“诺亚方舟”——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J].晋阳学刊，1990，（1）：13.

[6][英]威廉·配第.政治算术（原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8-9.

[7]谢俊贵.关于社会现象定量研究的简要评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40.

[8]郭贵春.社会科学探索的“诺亚方舟”——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J].晋阳学刊，1990，（1）：10.

[9]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篇10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差异

自然科学以物质自然界为研究对象，它起源于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困惑，是人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则以人类为中心，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主体是人，因而具有价值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它们各自具有的功能。这不仅为深入探讨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与结构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且也为在科学研究中更好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方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1 研究方法主导的方法不同

所谓主导方法是指“在同一领域，在众多的方法中，经常被用到的起决定性作用、处于主导地位的一类方法。”自然科学把实验（试验）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手段。在自然科学领域，大量的、新的、精确的和系统科研资料，往往是通过试验而获得的。而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则以观察或调查研究的方法为主，例如问卷法、访谈法、统计分析法等。

实验方法与观察方法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从内容上看，实验方法是简化、纯化、强化、优化研究事物的自然过程或以典型的形式再现客体。而观察方法是在对社会所发生的现象和过程不进行人工干预或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有计划有目的观察，尊重客观的社会过程。从特征上看，可重复性是实验方法的根本特征。就是说，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实验结果决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重复此项实验，应该得出相同的实验结果。不能重复再现的实验结果是不能作为相关的科学理论的客观支撑点。而社会现象则因时间和地点不同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即社会历史不具有重演律。

当然自然科学研究中也会运用到观察的方法，为了将二者进行区分，笔者将自然科学中运用的观察方法称为科学观察，将社会科学中运用的观察方法称为社会观察。就研究主体的身份而言，科学观察是一种非参与式观察。而与其不同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一定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研究，社会观察还包括参与式观察，研究者既是研究的主体，同时也是研究的客体的一部分。

此外，自然科学主要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而社会科学除了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外，还大量使用访谈、参与观察等定性的方法。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和的对象领域是物质世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领域人类社会中参杂有精神世界的要素。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到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除了具有物理系统的非线性动态机制的复杂性之外，还具有凭借人自身的经验来进行内在调适和学习的复杂机制。尽管其中存在着内在的量化关系，但是这种内在的量化关系是极其不稳定的。因而，社会科学研究往往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混合的方式进行。

2 研究方法的结构不同

根据研究方法适用范围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类。一类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二类是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观察、实验（试验）、模拟、数学等方法（广义的观察、实验和数学等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也需要）。三类是适用于某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学研究中运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构造和功能的关系。根据人类认识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模拟、调查获取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经验方法。二类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资料的加工得出科学结论的基本方法――理论方法。例如科学抽象法、各种逻辑方法、想象和灵感、数学方法、科学假说等等。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且在每个层次里，经验法和理论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许多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工具、仪器设备作用于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事实材料，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使用观察实验和模拟等方法。然后研究者运用经验方法进一步将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过经验方法加工获得的事实材料，通过科学抽象，使用数学、逻辑、模型、归纳、演绎、假说、等方法上升为科学理论，这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即为理论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呈立体网络状结构。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应用（如SPSS）。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释和评价四种。科学家在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问卷调查、实地研究、内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解释性研究常常需要运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而评价研究则较多的采用实验研究和比较研究。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构是平面化的。

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虽离不开理论思维方法，但更多运用的则是感性认识的方法。社会科学试图说明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社会制度对它们的影响等复杂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不能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直接观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的感性认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大体上以感性方法为主，理论方法为辅的平面结构状态。

3 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3.1 刚性与弹性

自然科学较为关注数据，它总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收集数据，并把数据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在同等的条件下，运用适当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很高。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同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要求严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给出的规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刚性。

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尽管在同等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如，两个研究者在同一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比较法对相同的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较对象时，待入了不少主观选择性，所观察和比较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弹性。

3.2 精确性与价值性

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在同样条件下运用同一方法的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确性。其研究结果依赖于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在经典数学中，科学家用微积分方程将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的基本规律一一地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这些微积分方程去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确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的。在对自然现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关系。事物的量虽然常常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这种处于变化形态的量，在每个确定的条件下，也是有确定的值的。即使是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规律，其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

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价值观对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的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探索中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在数据中参杂着个人意愿。例如，为了考察城市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们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问卷的设计就会因人而异。由于研究者对这个题目的主观感受不同，所以所设计的题目的侧重点和考察点就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有的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来考察。其次，访谈中，即使访谈的提纲一样，调查者在记录被访者的回答时，也会因为个人价值的差异而使得记录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调查很容易被个人情感所驱使，对受访者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4 结束语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差异。自然科学以实验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刚性和精确性，呈现立体网络状结构。社会科学以调查研究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其研究方法具有平面化、弹性、价值性的特征，呈现平面结构研究状态。在二者的研究中，我们需要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才能正确的描述研究对象，得出正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栾玉广.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方法[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3（8）.

[2]蒋逸民.社会科学方法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6）.

[3]唐盛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新解[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9）.

[4]A・F・查尔莫斯.科学究竟是什么（第三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1）.

[5]刘国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比较研究[J].探求，2004（3）.

[6]梁枫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嬗变及和谐发展[J].济南大学学报，2003（4）.

[7]刘伟伟.从价值论的视野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差异――以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为例[J].晋中学院学报，2008（8）.

篇11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

从方法论资源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资源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两个方面。［5］两种方法论资源的选择需要适用不同的方法，对于法学方法论，要根据经济法学科的特殊性选择相关的方法，而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学科自身和处理问题的特点，选择联系最紧密的方法。从研究方法层次和体系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要以一般性的哲学方法为基础来构建经济法学特有的方法论体系。［4］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该分为总论和分论，总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形成、体系与构成、逻辑关系、基本原则等，分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解决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6］从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层次等角度论证经济法的方法论问题，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主观性、时代性和多样复杂性的特征；从功能上讲，方法具有规范思维方向、正确把握客观现实的能力；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应当包括哲学抽象方法、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三类。［7］方法是方法论的重要构成要素，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包括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方法和反应经济法本质和特征的具体方法，他以人们对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制约因素为基础，论证了经济法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方法论，即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和谐辩证方法论。［8］从方法论体系构成的角度分析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9］从经济法学方法论中不同研究方法关系对比的角度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做出阐述，“经济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学科，需要重视传统法学方法的运用和多元研究方法的优化组合：形而下层次与形而中、形而上层次相结合，侧重形而下层次；立法研究与执法研究相结合，侧重执法研究；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侧重实证研究，尤其是执法实证和案例实证研究；‘主义’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侧重‘问题’研究。”［10］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主要是由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独立性”引起的，具体涉及经济法学是否具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研究如何以一般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及相关学科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经济法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在处理和选择相关学科研究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平面与立体，立体更重要；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11］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整体方法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该创立符合自身特质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针对具体情况，对不同的方法作出适当的选择，具体包括共通方法的选择（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特殊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及专门学科方法的选择（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4］从法律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主体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方法选择要符合主体目的性；二是方法选择要满足客体适应性，方法并不是纯主观的，体现了客体的某种需求。

（三）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化

有些学者曾提出经济法学应当侧重发展的研究方法，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经济法基本理论与专业经济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1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遵循适合性与移植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广泛采用实证性和假设性结合的研究方法”，［13］“比较法律法、法的经济分析法、关注国际经济法”。［14］这些学者都是从经济法学科特殊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侧重适用的工具和选择方法的路径，而这些方法大都可以归类到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律史学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等具体方法论体系内。1．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哲学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价值分析的方法，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论证经济法的基本价值范畴，即包括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竞争，这些都是经济法最“原始”的理论基石，经济法学制度和体系的构建、规则的制定和阐释都需要以它们为基础。经济法学价值的基本范畴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构建、原则确立、规则内容设计都要以它们来判定和阐释。［15］同时，法律的理论和价值是内在的也是互动的，通过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反馈法哲学的研究。肖江平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16］231－232从本质上讲，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的学科，具有自己特有的范畴是其成熟的标志。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石，为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框架。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体社会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应融入到经济法的内涵中，经济法追求整体利益发展的理念，经济法要实现机会公平与分配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目标等。［17］2．法史学分析法。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历史分析本身就是各门学科所最常用的学科分析工具。对经济法学史的研究能够揭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能够确保沿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把握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轨迹以及寻求外国经济法制度与中国法律文化的结合点。史学研究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中包括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展开中国的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掘积淀、揭示脉络和提升规范，能够以此梳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原理的起源、基本范畴），能够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成熟。［16］17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18］3．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法学中的经济学支点包括成本效益理论、供给需求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等等。经济法学者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并努力实现法律的经济效益目标。从经济法产生上来讲，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们中国，经济法本身就具有“经济性”。因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政策”和所依赖的“经济形态”。“经济政策”反应了统治阶级对经济的态度，如战时经济法的产生；“经济形态”则影响“经济政策”的产生，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把国家干预思想对经济法的参与降到最低。因此，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经济法和经济政策构成了制度的正式规则的一部分，制度规则同时也包含着大量的非正式规则，对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的速度是不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政策调整和立法变化往往形成对制度变迁的推动。”［19］同时，“经济分析”是一种工具，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实证作用在于解释法律规则和结果现状而非改变法律规则和结果。4．比较分析方法。比较法学分析的方法主要指不同的部门法之间研究方法的互动和借鉴。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不同国家或地区商品经济关系及其法律秩序的异同，对此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原因在于：第一，虽然国家的性质不同，但对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同，都向着高级经济模式发展，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有的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路径，有的是计划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路径，所以要对比不同国家间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必然产生个体个性。第二，经济运行中的基本规律是经济法规范的客观内涵。比较经济法研究既要涉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共性，又要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差异性，并给出科学阐释，才能够构成具有普适意义的比较经济法学。［20］5．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社会本位体现的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本位思想。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讲，经济法价值的具体表现，“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21］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社会分工更加多元化，社会主体之间的依赖性更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成为社会主体普遍关注的问题，权利保护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迅速发展，［22］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更加复杂，这使得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应用与发展。除了上述的研究方法外，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系统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构功能方法、语义分析法等等。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都需要不断的反思，以求创新。经济法学作为“年轻”的部门法，更需要对自身的理论发展进行反思，在这其中研究方法“首当其冲”。经济法作为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一种制度，既要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又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影响，这要求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创新性、开阔性和综合性。

（一）基于“问题导向”进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反思的必要性

1．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一定要注意“问题意识”和“问题背景”的结合，从大量丰富的实践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研究，这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某一问题时会发现，当问题的研究出现若干子问题的影响因素时，就会产生“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研究中的“问题主导性”是指，当研究某一经济法学问题时既存在国内因素的影响又存在国际因素的影响时，应当先考虑和解决哪个因素。民法和经济法区别的关键在于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法多为属地管辖，域外影响有限；而经济危机的影响的是全球性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当然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其时，在研究经济法学时，本国经济因素的影响常常处于“被动地位”（这要与“主要地位”相区别，国内经济法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要以本国因素为主），而“国际因素”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如经济周期发展是不分国界的；再如，中国加入WTO后，为了证明自己具备WTO成员资格的充分性、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市场经济国家的条件，不断的修改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垄断法、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涉外经济贸易立法等等。正确认识“问题主导性”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时关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对经济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及时的完善本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法应当正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范式困境，在反思已有理论的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法研究范式的转型和研究成果的创新，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理论范式和有效的经济法具体制度，使之成为最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部门。”［23］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要坚持“批判与反思”的的研究态度，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的构建要协调，要时刻保持理论指导实践应用的先进性。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经济发展史的要求，不能类同于民商法的研究范式，即通过总结学科的价值理念、知识结构、逻辑体系来分析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对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以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为例，从产生和发展历史两个角度分析两者研究问题的差别。从两者的产生上看，民法是确权的基本制度，是一种制度创造，而经济法制度是政府干预市场活动之法，是对已有法律状态的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法制度是在长期的、规律性的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而经济法则是一种矫正型的法律，在很多时候是“危机应对法”，是对民法所确认和保障的权利及其运行结果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矫正，是特定情形下出于特定目的对市场的干预或调整。两者在完整性和严密性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24］这些决定了经济法与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在研究问题上的差别性。二是经济法学研究的经济性要求经济法学的研究必须关注时代特征，如当前的金融法研究应当立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和特征，然后通过既有的经济法学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提炼出“经济法问题”，再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总结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2．经济法学研究中“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经济法的任务就是解决“两个失灵”，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殊性。而经济社会转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这就要求市场调节方式的转型、国家干预方式的转型，这是独立国家角度的转型；从世界范围来讲，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他国经济社会转型对本国经济社会转型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外来因素”是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考虑的因素。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上分析，“两个失灵”所依托的“载体”的形成路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是由经济自由放任到国家强制干预、调节，由单一民商法到经济法的产生；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由国家全部计划到部分放开、再到引入市场因素、转变政府职能，经济法的产生由党政领导、排斥民商法作用到经济法逐渐同世界经济法总体发展相趋同。［25］其次，“市场失灵”的前提不同。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路径上讲，资本主义国家遵循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于生产力逐步发展、不完全是社会经济矛盾自身运动的产物，而主要是由于革命导致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全盘主导、完全计划。这就导致两种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调制基础的差异性，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征不同。因此，虽然目前各国经济法学研究较为“趋同”，但基于上诉经济法产生、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路径依赖也有其特殊性。转型时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的考察，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法趋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考察也是必要的。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要把“中国性”①和“开放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同意中国市场“特殊性”是在承认当今世界市场的普遍性基础上的。因为市场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选择规律，“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的载荷，计划经济理性具有专制和集权思维载荷，……。市场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范式’，而是一种自由关联”。［26］所以，因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产生的“市场失灵”理论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但要对解决问题的基础作“因地制宜”的研究，也即是转型期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研究方法的转型”上。具体包括制度背景研究及制度比较研究；学科的产生、发展路径不同；跨学科研究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特殊性；对传统多元法学研究方法的“侧重”性研究等。经济社会转型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前者涉及政府职能的定位，后者涉及政府干预权的范畴。如何使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实际操作中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经济法学研究要求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系统性，能够积淀理论基础。因此，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要对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有系统的考察，包括同一国家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研究及不同国家同一时期制度比较的研究。其中对经济法学研究有核心影响的是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归纳、总结和利用，对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要有互动研究，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背景的研究与跨学科的历史范畴研究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研究的重点。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1．比较研究方法的研究存在缺陷。关于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一是比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学者在进行比较时，一方面对外国某项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适用状况、实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实施状况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断优劣的标准不科学。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把外国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当作定理来衡量中国的法律制度；当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以我们“似乎了解”的那个国家作为标准。三是比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批判我国的相关制度。与此同时，实证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却被忽视。多数学者习惯于埋头做案头研究而缺少实证研究，没有实证资料将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们所推崇的外国、又不了解我们想要改造的中国的情况的基础之上。［3］目前经济法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比较的场景借用不全面。按照陈甦的观点，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既然我国社会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或没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情形，立法者假设将要发生此种社会情形并进行预设立法。如在论证我国金融立法的完善时，美国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与救助措施及救助措施依赖的政治基础与权力博弈背景都是必须考虑的事实。而目前大量的金融立法，特别是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大都是在没有分析、挖掘“中国特有金融监管问题”的基础上，借用域外社会场景来进行预设立法，这种比较一方面有可能解决不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将会出现的实际问题，也可能丧失中国金融法制文化的特性。2．历史学研究方法内容单一。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单一，主要是运用传统法学研究中的法律史与法学史分析方法。同时，对经济法学史学研究方法不够重视，从学术著作上看，也只有肖江平著的《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经济法学以解决经济社会中具体问题为核心，所以要对经济法学不同分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史进行研究。例如，金融法领域缺乏世界货币史的深入分析；反垄断法领域缺乏“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3．缺少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有跨学科的研究，但缺少系统、准确的跨学科研究，存在误将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化”的情形。经济社会的转型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应当充分认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为全球化时代，存在更丰富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相互依赖、有更多的政治利益的协调需要在经济立法上得以体现。而目前的国内经济法的研究，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都缺少“跨学科研究意识”。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创新监管规则的缺失和金融监管权的错配，［27］而造成“缺失”和“错配”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的“多面性”，①而这正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少系统的跨学科知识构建的结果。

三、基于中国问题的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重构

（一）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中国问题，选取正确全面的比较素材。选择正确的方法发现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围绕问题先进行本国制度背景分析，然后选取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进行比较，对采取的措施进行社会适应性比较。以金融法为例，在银行破产立法中，很多学者呼吁尽快出台银行破产条例，原因是金融危机后不具有系统风险性的银行出现“破产情形”时，应该及时退市，应该适应国际上银行破产法的发展需求，但是中国的银行业是否具备了破产的能力，是否具备破产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必要性，单存的做“危机假设”和“域外立法倡导”就急需进行银行破产立法，那么社会普通民众可能会很“惊讶”，商业银行在我国破产的也只有1998年破产的海发行，且后续的清算处理迟迟不能解决。因此，比较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关键在于中国特有问题的发现、中国问题社会制度的全面分析及中国问题发展的合理预设。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研究应认清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特定时空方位和努力方向，努力协调和整合法律的古今之维与中外之维。在承认和推进普适法律价值的同时，坚持自己法律的特色和品格。”［28］“从研究方法层面，任何特殊性问题的提出和处理均建立在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进行体察的基础上。在这种意义上，提出特殊问题的前提在于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的基本方面有整体性了解，同时在这一层面展开某种基础性的比较，至少对所比较的不同法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基本认知。”［29］

（二）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

法学学说是中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背景，通过研究法学学说史，有助于寻求法学的思想性与本土性；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者追求学术理想的内在动力，也是倡导学术自由，形成不同学术特色与学派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的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中国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与转型，就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要面向中国的法制实践，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的研究方法。［30］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能够为经济法解决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包括具体经济制度史的研究和相关经济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例如要研究金融法就难免要深入分析世界货币史；要研究财税法就必须了解公共财政理论；要研究反垄断法就要深入研究“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也即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到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再到发达的商品经济等不同阶段的市场主体行为变化的历史分析。经济法学研究的基础是两个“发现”：即经济问题的发现和法律问题的发现。同时，两个“发现”又是互为基础的，经济法问题的发现有赖于经济问题的提炼和反馈。因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之法，它不会像民商法那样预先给权利主体设定一个合理的“权利框架”和“合法行为模式”，经济法学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提炼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然后国家在设计一定的法律框架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国家干预，以更好的维护市场秩序、应对经济危机。

（三）强化跨学科式的综合分析方法

经济法的特征包括综合性，综合性体现为公法与私法因素的综合、法律调整手段的综合、调整内容的综合等。［31］因此，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是调整经济法律关系的必要途径。例如，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缺少“现代国际关系”与国内经济法的互动，刘志云指出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事物本身的相关性，不同学科是从不同方面进行考察。二是学科本身的互通性，不同学科的知识具有互通性。三是学术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研究深度的局限，以及研究跨度的拓展。通过“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而源于经济法学学科复杂性和学科交叉范围广的特点，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当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和互动。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促使经济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市场经济全球化下经济法问题的国际化、经济法问题解决的多元合作。①经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以下帮助：能够提供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为更好的了解国际经济最新发展动态提供制度基础；在微观上能够了解各国的经济政策的理论方法、经济立法动态，及时借鉴可以适用的优良制度。上述效果的实现都需要跨学科（如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经济法以多元主体结构为框架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使经济法学研究范畴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需要把主体行为的研究与相关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纳入到同一个研究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虑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制度背景、传统习惯、心理变化等因素。所以，我们应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置于经济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与制度历史，充分运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法制度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使经济法学的发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

篇12

论文摘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实证研究存在很多误解和误用，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出现了夸大主体理性、研究者脱离研究对象、体育社会系统被肢解、宏观研究的泛滥和研究方法华而不实等弊病。本文提出要以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批判这些弊端，并探讨对策。

实证主义思想最早由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提出。孔德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的研究方式，主张社会学要摆脱思辨哲学的羁绊，重视经验和感性资料在社会认识中的重要作用，恪守经验主义认识原则。在孔德看来，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它们都遵从同样的科学法则，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孔德提出了三种实证的研究方法：观察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迪尔凯姆发展了实证主义思想，他提出“社会事实”概念，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研究的实证规则。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他率先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经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实证主义一直提倡的面向社会事实、注重感性经验的传统正是社会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关键因素。实证主义发展至现代，不仅对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思想传人中国虽有百年历史，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未形成一种稳健的研究传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的建立为时更短，实证主义的观念虽然在体育社会科学界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是与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远未成熟，真正基于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成果还为数甚少。另外，实证主义也存在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混同、轻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及人的价值世界对社会研究的影响力、过度依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弊端，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此缺乏反思。再加上科研体制上的弊端和近年来不断强化的科研功利化趋势，致使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研究上步人重重误区。

一、夸大的主体理性

社会成员具有进行理性认识的能力。科研工作者由于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所以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理性认识。然而，任何社会成员包括科研工作者的理性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形式的认识过程包括科学研究都要受到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科学文化发展程度、传统文化、社会关系和群体心理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任何形式的认识过程包括科学研究都要受到认识主体的人生经历、社会地位、动机需求、智能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更加特殊：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既是体育过程的研究者也是体育过程的行动者，其所要研究的对象之属性其自身也同时具备，因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具有主客体统一性。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是研究活动的实施者，同时也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承载者；不仅要受理性原则的支配，同时也必然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制约。再精心设计的研究也难以摆脱各种微妙的价值预设；再高明的研究者也无法消除隐蔽的主观干扰。在种种看似合情合理的研究背后可能隐藏着很多难以察觉的偏见、误解、干涉和扰乱。所以夸大主体理性的做法是不理性也不客观的。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这一现象却极为普遍：科研被赋予神圣的使命，科研被视为超常的事业，科研成果被奉为权威产品；体育科研工作者经常以～种外在于体育的而且永远不会出错的力量出现，按照似乎可以脱离体育而存在的“理性手段”开展研究活动，制造各种要强加给体育的、犹如恩赐的科研产品；几乎没有体育科研工作者会在他的研究报告里主动声明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极少有体育科研工作者对自我主观世界给科研之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的反思。这种夸大主体理性的现象可以看作是膨胀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实证主义误人歧途的重要源头。

二、脱离对象的研究者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是进行体育科研的群众载体。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主要来自高校。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和科研评价体制存在着一定弊端。对于来自高校的体育科研工作者而言，科研超越教学成为评价其工作业绩主要的甚至是惟一方面，而且重科研的数量轻科研的质量、重科研的规格轻科研的效益。科研演变成一种超越科学认识属性而更加强调利益博弈属性的社会活动。围绕着科研资源的争夺和配置，形成了与现有高校职称体系密切相关的利益阶层和利益等级。功利化的科研目的加上阶层化的研究队伍必然导致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与科研队伍阶层化密切相关的是一部分处于较高等级的科研工作者开始蜕变成“科研特权阶层”。姜达维指出：“体育科研逐渐成为一部分人的‘专利’，而这部分人往往并不直接参加体育实践，从而导致了研究与实践的脱离，并且往往是他们的压迫，将所有的体育科研完全纳入到这种规范的研究模式。”@体制的弊端造就了一班不从事科研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不从事科研实践却能尽享科研成果，不与研究对象接触，甚至完全不了解研究对象却能提出种种所谓对策干预研究对象生活。科研应该严谨笃实，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感性经验和感性资料搜集被这部分“科研特权阶层”完全抛之脑后。严格地说，在脱离研究对象的情况下搞出的“科研成果”是缺乏可信性的，是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

三、被肢解的体育社会系统

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的社会子系统。体育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将体育社会系统置于社会整体环境中才能认识其本质属性；体育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将体育过程置于人类历史整体进程中才能把握其发展脉络；体育是文化的体育，只有将体育现象置于特定的文化体系中才能揭示其社会价值；体育是鲜活的体育，只有将体育活动置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场景中才能洞悉其真相；体育是人的体育，它不仅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受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展现的外在身体动作，同时也是个体按照特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体育不仅服从因果律，也服从价值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揭示体育之规律，也要诠释其价值。任何将体育机械分割、人为剥离的研究都有可能破坏体育自然情景下的因果关系和价值体系。

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有不少研究是在极端实证主义范式下进行的，否认体育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本质区别，否认体育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否认被研究者主观世界对体育的影响，用一种外在于体育的、强加给体育的方式研究体育，从而导致肢解体育社会系统，扭曲体育社会因果关系，忽视对象价值体系。我国绝大多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基于主体价值体系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视为被动的客体，视为纳入自己研究视野的物化的因果关系综合体；而对研究对象而言，研究者是以高高在上的、异己的面貌出现的，并用某种外在于研究对象价值体系的方法寻找那些明明源自却又完全脱离研究对象之生活的所谓“规律”和“真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无法分享共同的价值体系。这种冷落对象价值体系的研究是一种貌似客观实质上非常主观的无根基研究，基于此种模式的研究成果是难以真正为研究对象造福的，甚至有可能干扰和破坏研究对象的原有生活。另外，此种主体中心论的研究模式也很容易忽视常人之体育。例如：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曾经长期忽视对农民和各种弱势人群的体育需求和生活的研究，有些学者谈到体育社会功能的时候动辄讲“增强市民体质”、“促进城市文化建设”，似乎体育对农民和农村是无价值和多余的。

我们认为研究者不应当以强加的逻辑臆断被研究者的属性，而应当首先用研究对象自己的方式理解其观念、行为和生活，重视研究对象观念、行为和生活体系之独特内涵和价值，强调对研究对象特有的语言文本进行诠释，以追求一种更加人本化、平民化和实景化的研究风格。这种研究风格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是极其需要也是极度缺乏的。

四、泛滥的宏观研究

宏观与微观是两种相对的研究视角。宏观研究视野比较宏大，包含对象比较繁多，涉及因果关系比较复杂，有助于发现全局性、普遍性和概率性知识，需要动用较多科研资源。微观研究视野比较集中，包含对象比较单一，涉及因果关系比较简单，有助于发现局部性、特殊性和典型性知识，需要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对待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宏观研究比微观研究更有意义。单从考察范围来看，宏观研究当然大于微观研究，但科研工作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其考察范围之大小，而取决于其学术价值和实用效能，而此二者又主要取决于科研工作对事物规律及本质属性等揭示之程度。规律与本质往往不是浮现于共性切面表层的，而是潜沉于个性角落底部，没有对微观事物长期、深入、细致地探究是难以揭示的。从这一点而言，宏观研究并不比微观研究更有意义。另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体育之规律和本质，也在于诠释体育作为被研究社会成员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特定价值体系，而这一点是宏观研究缺乏兴趣或者无能为力的，却恰恰是微观研究的优势。

与以上观点相关的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科研选题上呈现明显的宏观化趋势。各种冠以“全国”、“省市”等宏大范围标志的课题和论文多如牛毛，而着眼于某一微型社区、组织、学校和群体等的研究则如风毛麟角。在各种宏观研究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发展战略研究。发展战略研究具有如下特点：课题由政府部门发布；研究范围关乎全局；研究内容多由现状与问题、目标与需要(或趋势)、手段与对策几部分构成；研究周期一般在1—3年之间；如果研究成果被采用将对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产生影响。发展战略研究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有不断升温趋势。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发展战略研究存在不少弊端。首先，战略研究以及研究之后的政策实施是一项连成一体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这个系统工程是任何个人或研究团体都无法掌控的。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只关注研究过程而很少会考虑政策实施过程，导致发展战略研究沦落为“政策论证式研究”或者“不负责任的研究”。其次，社会本质的呈现、社会规律的论证、社会政策的检验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研究者无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获悉被研究社会过程的全貌、机制和对策的合理性。再次，发展战略研究过程本身及以其为依据的政策都将影响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无论从伦理角度还是法律角度，研究者都不具备改变众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的权力。

研究者只能通过政府部门实施这一改变，但在不少国家，政府部门的这一权力也在遭受怀疑和挑战。最后，由于我国的发展战略研究多采用调查而不是社会实验的方式，所以研究者所提出的改变策略大多是未经实践检验的“设想”而已，无法保证其能给受众带来有利影响。

五、华而不实的研究方法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文献资料法、观察法、访谈法、实验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独立研究方法的简单集合，而是以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多样的研究技术为支持的方法体系。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并非脱离具体时空条件和体育实践的抽象原则与规范，而是基于特定文化和价值模式以特定研究者群体为载体的知识体系。

在各种研究方法当中，观察法和实验法基于“实践出真知”这样一个实证主义和多数反实证主义者都公认的哲学前提和科学认知原则，以搜集第一手感性经验材料而见长，也是实证主义鼻祖孔德认为的最具实证精神、最能体现实证风格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很多经典研究是采用实地观察或参与性观察的方式进行的，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管理学和行为学的很多经典研究是采用实验法进行的，如梅奥等人的“霍桑试验”。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却出现了忽视观察法和实验法的不科学倾向。

邵伟德对1995～2000年《体育科学》载文所用研究方法统计分析后发现：问卷和访谈等调查方法是运用最为频繁的方法，约占总体资料收集方法的34．32％；实验法虽然也有较高比例，占总体收集资料方法的23．17％，但主要见于人体、动物与教育实验等类研究。不同学科在资料收集方法上也带有各自特点，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以访谈、问卷调查为主的研究模式。这一模式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研究方法科学化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研究道路上步人了误区：片面重视统计调查，忽视实验和实地研究，满足于表面感性资料的搜集，不能深入被研究社会过程的内部和底层。

另外，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青睐的问卷调查法，其实是一种只具有有限用途，而且饱受批评的调查方法。问卷就是一种由问题构成的测量工具，用于测量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但实际上，问卷无法直接测量行为，它只能测量人们对行为的记忆和陈述；在对态度的测量上，问卷胜过单纯的观察，但很难使调查者通过问卷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在调查指标的选取上，再精心设计的问卷也难避免调查内容肢解、撕裂的弊端；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问卷调查法要求被调查者具备一定的语言阅读能力，问卷内容也有可能与被调查者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或者造成书面语言、心理感受上的一种侵犯；在调查过程上，问卷调查需要严格地抽样，发放率、回收率和有效率都难以保证；在实际用途上，问卷调查法比较适合调查一些较表浅而单纯的指标，如总统选举前的民意测验等。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数理统计法和问卷调查法被提升到一个不应有的高度，就连博士和硕上学位论文，只要有足够样本量的问卷调查和大量的数据陈述就可以安然过关。这是值得忧思的。

篇13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学术研究； 创新性品格

一、学术研究对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的意义

开展学术研究是提高研究者创新能力、辨别能力和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学术研究，研究者可以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培养学术思想、提高学术报告书写能力和表达能力以及交流能力，在科学思想和科研方法、研究课题等方面相互借鉴，拓宽视野，开拓思路，启迪创新性思维，使研究生充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本学科的研究成果，促进学术繁荣创新和研究生的健康全面成长。

开展学术研究是激励研究者进行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培养具有创新性品格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开展学术可以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术氛围的、规范学习和交流的空间，拓展研究生开展研究所需要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及科研探索思路，是提升其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求真务实科学精神、团结协作的合作精神，有良好的学术规范意识和提升自己学术道德水平。

开展学术研究是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专门性人才，促进新形势下新课题新任务的解决，保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正确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生是面对新形势下解决新课题新任务而准备的后备军，通过大力开展和倡导学术研究可以促使他们加强自身理论素养，并了解和掌握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通过密切联系自身的专业去关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等重大时事问题，关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和前沿问题，寻求学术发展的空间，增强责任意识，立 足现实，解决事关民生的问题。

二、当前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的影响

1983年中共中央关于转批《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纲要（实行）》通知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强调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2000年“七一”前夕，中共中央召开了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生命线”论断的新发展是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做了高度的概况，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理论建设的重要战线。思想政治教育事关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在改革发展至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为我国输送了许多建设性的人才，对于保障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研究生这个群体来说，开展学术研究，不仅要“学习已有的知识，还要探索知识，发现知识，创新知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快速进步，日益加剧的商业化，我国当今的学术问题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不利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学术创新、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等方面的问题。

学术创新能力不够。主要表现在理论学习严重脱离实际，缺乏科研能力和理论素养，对本学科的前沿动态缺乏了解，却急于求成，思想浮躁，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不够，导致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许多人在围墙内进行研究，创新性思维比较狭隘，不能进行大胆的突破和创新。

学术研究规范意识不强。在论文的写作上，不能遵循共同的规则和技术约定，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以及规范意识问题突出，研究生在开展学术研究时不能联系自身的实际去关注现实，关注时事，提炼热点问题；研究上缺乏方法意识，而导致了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研究方法缺失、堆砌、误用、虚设等影响学术质量的问题；同时缺少学术规范的意识，论文的格式、书写、引文的不规范，参考文献标准不统一或排列无序等比较低级的错误。这些较低级的错误影响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和能力，不利于培养高水平的研究生。

学术道德问题凸出。学术论文抄袭、校园学术论文、篡改实验数据、搭车等学术的消极因素和不道德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发展，影响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剽窃和抄袭的涉及道德的问题的现象十分严重，学术上重复信息充斥，低信息作品泛滥，研究成果质量低，水平有限。

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我国科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影响了研究生质量，威胁和影响着“生命线”建设，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所要求的保证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削减了研究生对社会责任的意识，导致其对社会关注不够，道德素质低下，这迫切需要我们消灭这种学术不端和学术不规范的行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发展，提升学术能力。

三、大力开展学术研究，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靠接班人

（一）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关注现实，大胆创新，敢于

提问

开展学术研究要求我们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有理论的意义，具备大胆的学术创新精神，扎实的理论基础并且不断地参加社会实践是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

1.开展学术研究，我们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扎实的理论基础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只有不断积累新知识，发现新问题，立足于自身专业的性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经典，阅读有关的学术史论著，瞄准主流，关注与本学科有关的最新前沿动态，才能开展学术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开展学术研究不是介绍别人的发现，不能低水平重复和剽窃，而是利用他们的发现和创新点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培养研究性思维，站在巨人的肩膀，才能看得高望得远。

2.开展学术研究，我们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问题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声音，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问题分为两种类型，一不是问题的问题，即是认知上的问题，不需要研究，只要通过学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二是问题的问题，即是真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才能解决。选择什么样问题作为科学的研究问题，如何做到提出问题和善于提出问题，我们需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提出问题的前提。研究问题的来源是对社会的担当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关注、观察、体验，并不是主观意向和想象，是我们在关注时事和评论时事，参加实践中对现实的思考提出的问题。

3.开展学术研究，要求我们积极参加实践活动

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我们要将理论知识和实际联系起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只有参加社会实践，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参与观察对象的活动或行动，研究者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科学认知，才能做出具有社会价值的研究。同时，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社会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理论发展，并与之相适应。因而，我们要对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和创造，形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再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4.大胆进行学术创新，敢于突破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要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只要我们真正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脚踏实地，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就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开展学术研究，我们要具有创新精神，破旧立新、推陈出新、追求独到。学术的本质是求新求异，这我们需要深入学习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马克思主义，广泛吸取人类文化精神，从而提升我们的学术能力。在学术上培养创新性品格，成为学术狂热，充满学术的自信，要注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同时必须遵循学术研究的范式，具有批判的精神，敢于质疑，敢于提问，敢于反思，留心社会的关注点，这样我们才能做出具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5.开展学术研究，我们必须坚持学术原则和求实诚信的原则

开展学术研究我们要坚持科学性的原则，从科学的态度出发，结合科学自身需要的发展，不能违背科学发展的规律，更不能靠自己的主观愿望进行把握；坚持创新性的原则，把握科学研究的前言性，进行创新性研究；坚持科学研究要围绕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坚持可行性原则，充分考虑现有的科研设备、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以及前期科研的积累。同时，在开展学术研究过程中，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学术上不道德行为，坚持求实诚信的原则。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方法强调了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通过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的，主张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性，强调了实践和行动的作用，通过批判构建方式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掌握和运用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实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基础，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是参加社会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也能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建立在整个社会复杂大系统下的学科，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学术研究中必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生产实践为基础，形成对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社会系统形态历史演变、社会系统的优化等一系列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把事实与价值、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注重客观事实性，又注重价值的内容。此外，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我们还要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理论，确立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对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各种重大关系，推动人类进步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充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规范和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更加符合专业发展的要求和促进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

（三）培养基本的科研能力

1.文献综述能力

文献综述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环节，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能力，掌握文献综述可以形成研究性思维、加强归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文献综述是通过收集大量的情报资料，经过综合分析而形成的专题科学论文，是对某一学术问题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通过站在巨人的肩上，来提出和证明自己的理论观点。掌握文献综述的写法和步骤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一项技能要求。通过对文献的查阅和检索，对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分析，把一定价值的资料通过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加以收集和保存，以此了解前人研究的理论和观点，掌握本专业和本学术领域的前沿动态，为接下来的学术研究做充分的准备。

2.社会调查能力

社会调查是开展学术研究的数据来源之一，通过社会调查获得数据能力既是一种基本的研究能力，也是未来从事实际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开展调查研究如实验方法、调查方法、实地研究方法、非介入性研究方法等途径来获取经验资料；掌握进行社会调查的调查方法，如个案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普查、访问调查、邮寄问卷、电话调查等获得数据和第一手资料的调查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方法论中的资料分析方法，如洞察、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也即统计分析等方法，对获取的原始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同时在开展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掌握和拿捏好实证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和政治性问题，在研究活动中的注意调查对象的自愿、知情、欺骗、蒙蔽问题，隐私权，如匿名与保密等伦理性问题以及避免出现伤害性的问题，从而使得我们的调查得以顺利开展。

3.写作训练能力

较强的学术写作或理论写作能力、表达的精确性、准确性、分析的准确性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这需要我们进行经常的写作训练，提高学术研究问题意识、方法意识、规范意识，提高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

4.掌握SPSS统计和分析软件

掌握SPSS统计和分析软件是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所要求的一项重要技能。通过掌握SPSS统计和分析软件运用来进行统计和分析对对象的调查数据，提高数据分析的效率和质量，提高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只有扎实掌握学术研究的能力，才能帮助我们完成学术研究，才能不断促进我们研究生学术能力的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给我们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我们要不断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学习发现新问题和新知识，进行新的探索，解决新问题。

四、结束语

开展学术研究对培养具有创新性品格的研究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研究生的要求，加大对研究生学术研究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校在努力创造条件的同时，研究生自身也要约束自己、鼓励自己进行不断的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1]张积玉，学术规范体系轮略[J]，文史哲，2011（1）.

[2] 林震.方然，加强研究方法训练，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兼谈[J]，中国高教研究，2011（9）.

[3]《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方法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5）.

篇14

论文摘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实证研究存在很多误解和误用，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出现了夸大主体理性、研究者脱离研究对象、体育社会系统被肢解、宏观研究的泛滥和研究方法华而不实等弊病。本文提出要以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批判这些弊端，并探讨对策。

实证主义思想最早由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提出。孔德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的研究方式，主张社会学要摆脱思辨哲学的羁绊，重视经验和感性资料在社会认识中的重要作用，恪守经验主义认识原则。在孔德看来，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它们都遵从同样的科学法则，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孔德提出了三种实证的研究方法：观察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迪尔凯姆发展了实证主义思想，他提出“社会事实”概念，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研究的实证规则。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他率先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经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实证主义一直提倡的面向社会事实、注重感性经验的传统正是社会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关键因素。实证主义发展至现代，不仅对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思想传人中国虽有百年历史，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未形成一种稳健的研究传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的建立为时更短，实证主义的观念虽然在体育社会科学界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是与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远未成熟，真正基于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成果还为数甚少。另外，实证主义也存在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混同、轻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及人的价值世界对社会研究的影响力、过度依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弊端，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此缺乏反思。再加上科研体制上的弊端和近年来不断强化的科研功利化趋势，致使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研究上步人重重误区。

一、夸大的主体理性

社会成员具有进行理性认识的能力。科研工作者由于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所以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理性认识。然而，任何社会成员包括科研工作者的理性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形式的认识过程包括科学研究都要受到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科学文化发展程度、传统文化、社会关系和群体心理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任何形式的认识过程包括科学研究都要受到认识主体的人生经历、社会地位、动机需求、智能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更加特殊：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既是体育过程的研究者也是体育过程的行动者，其所要研究的对象之属性其自身也同时具备，因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具有主客体统一性。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是研究活动的实施者，同时也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承载者；不仅要受理性原则的支配，同时也必然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制约。再精心设计的研究也难以摆脱各种微妙的价值预设；再高明的研究者也无法消除隐蔽的主观干扰。在种种看似合情合理的研究背后可能隐藏着很多难以察觉的偏见、误解、干涉和扰乱。所以夸大主体理性的做法是不理性也不客观的。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这一现象却极为普遍：科研被赋予神圣的使命，科研被视为超常的事业，科研成果被奉为权威产品；体育科研工作者经常以～种外在于体育的而且永远不会出错的力量出现，按照似乎可以脱离体育而存在的“理性手段”开展研究活动，制造各种要强加给体育的、犹如恩赐的科研产品；几乎没有体育科研工作者会在他的研究报告里主动声明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极少有体育科研工作者对自我主观世界给科研之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的反思。这种夸大主体理性的现象可以看作是膨胀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实证主义误人歧途的重要源头。

二、脱离对象的研究者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是进行体育科研的群众载体。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主要来自高校。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和科研评价体制存在着一定弊端。对于来自高校的体育科研工作者而言，科研超越教学成为评价其工作业绩主要的甚至是惟一方面，而且重科研的数量轻科研的质量、重科研的规格轻科研的效益。科研演变成一种超越科学认识属性而更加强调利益博弈属性的社会活动。围绕着科研资源的争夺和配置，形成了与现有高校职称体系密切相关的利益阶层和利益等级。功利化的科研目的加上阶层化的研究队伍必然导致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与科研队伍阶层化密切相关的是一部分处于较高等级的科研工作者开始蜕变成“科研特权阶层”。姜达维指出：“体育科研逐渐成为一部分人的‘专利’，而这部分人往往并不直接参加体育实践，从而导致了研究与实践的脱离，并且往往是他们的压迫，将所有的体育科研完全纳入到这种规范的研究模式。”@体制的弊端造就了一班不从事科研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不从事科研实践却能尽享科研成果，不与研究对象接触，甚至完全不了解研究对象却能提出种种所谓对策干预研究对象生活。科研应该严谨笃实，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感性经验和感性资料搜集被这部分“科研特权阶层”完全抛之脑后。严格地说，在脱离研究对象的情况下搞出的“科研成果”是缺乏可信性的，是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

三、被肢解的体育社会系统

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的社会子系统。体育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将体育社会系统置于社会整体环境中才能认识其本质属性；体育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将体育过程置于人类历史整体进程中才能把握其发展脉络；体育是文化的体育，只有将体育现象置于特定的文化体系中才能揭示其社会价值；体育是鲜活的体育，只有将体育活动置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场景中才能洞悉其真相；体育是人的体育，它不仅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受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展现的外在身体动作，同时也是个体按照特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体育不仅服从因果律，也服从价值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揭示体育之规律，也要诠释其价值。任何将体育机械分割、人为剥离的研究都有可能破坏体育自然情景下的因果关系和价值体系。

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有不少研究是在极端实证主义范式下进行的，否认体育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本质区别，否认体育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否认被研究者主观世界对体育的影响，用一种外在于体育的、强加给体育的方式研究体育，从而导致肢解体育社会系统，扭曲体育社会因果关系，忽视对象价值体系。我国绝大多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基于主体价值体系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视为被动的客体，视为纳入自己研究视野的物化的因果关系综合体；而对研究对象而言，研究者是以高高在上的、异己的面貌出现的，并用某种外在于研究对象价值体系的方法寻找那些明明源自却又完全脱离研究对象之生活的所谓“规律”和“真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无法分享共同的价值体系。这种冷落对象价值体系的研究是一种貌似客观实质上非常主观的无根基研究，基于此种模式的研究成果是难以真正为研究对象造福的，甚至有可能干扰和破坏研究对象的原有生活。另外，此种主体中心论的研究模式也很容易忽视常人之体育。例如：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曾经长期忽视对农民和各种弱势人群的体育需求和生活的研究，有些学者谈到体育社会功能的时候动辄讲“增强市民体质”、“促进城市文化建设”，似乎体育对农民和农村是无价值和多余的。

我们认为研究者不应当以强加的逻辑臆断被研究者的属性，而应当首先用研究对象自己的方式理解其观念、行为和生活，重视研究对象观念、行为和生活体系之独特内涵和价值，强调对研究对象特有的语言文本进行诠释，以追求一种更加人本化、平民化和实景化的研究风格。这种研究风格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是极其需要也是极度缺乏的。

四、泛滥的宏观研究

宏观与微观是两种相对的研究视角。宏观研究视野比较宏大，包含对象比较繁多，涉及因果关系比较复杂，有助于发现全局性、普遍性和概率性知识，需要动用较多科研资源。微观研究视野比较集中，包含对象比较单一，涉及因果关系比较简单，有助于发现局部性、特殊性和典型性知识，需要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对待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宏观研究比微观研究更有意义。单从考察范围来看，宏观研究当然大于微观研究，但科研工作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其考察范围之大小，而取决于其学术价值和实用效能，而此二者又主要取决于科研工作对事物规律及本质属性等揭示之程度。规律与本质往往不是浮现于共性切面表层的，而是潜沉于个性角落底部，没有对微观事物长期、深入、细致地探究是难以揭示的。从这一点而言，宏观研究并不比微观研究更有意义。另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体育之规律和本质，也在于诠释体育作为被研究社会成员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特定价值体系，而这一点是宏观研究缺乏兴趣或者无能为力的，却恰恰是微观研究的优势。 转贴于

与以上观点相关的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科研选题上呈现明显的宏观化趋势。各种冠以“全国”、“省市”等宏大范围标志的课题和论文多如牛毛，而着眼于某一微型社区、组织、学校和群体等的研究则如风毛麟角。在各种宏观研究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发展战略研究。发展战略研究具有如下特点：课题由政府部门发布；研究范围关乎全局；研究内容多由现状与问题、目标与需要(或趋势)、手段与对策几部分构成；研究周期一般在1—3年之间；如果研究成果被采用将对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产生影响。发展战略研究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有不断升温趋势。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发展战略研究存在不少弊端。首先，战略研究以及研究之后的政策实施是一项连成一体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这个系统工程是任何个人或研究团体都无法掌控的。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只关注研究过程而很少会考虑政策实施过程，导致发展战略研究沦落为“政策论证式研究”或者“不负责任的研究”。其次，社会本质的呈现、社会规律的论证、社会政策的检验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研究者无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获悉被研究社会过程的全貌、机制和对策的合理性。再次，发展战略研究过程本身及以其为依据的政策都将影响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无论从伦理角度还是法律角度，研究者都不具备改变众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的权力。

研究者只能通过政府部门实施这一改变，但在不少国家，政府部门的这一权力也在遭受怀疑和挑战。最后，由于我国的发展战略研究多采用调查而不是社会实验的方式，所以研究者所提出的改变策略大多是未经实践检验的“设想”而已，无法保证其能给受众带来有利影响。

五、华而不实的研究方法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文献资料法、观察法、访谈法、实验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独立研究方法的简单集合，而是以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多样的研究技术为支持的方法体系。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并非脱离具体时空条件和体育实践的抽象原则与规范，而是基于特定文化和价值模式以特定研究者群体为载体的知识体系。

在各种研究方法当中，观察法和实验法基于“实践出真知”这样一个实证主义和多数反实证主义者都公认的哲学前提和科学认知原则，以搜集第一手感性经验材料而见长，也是实证主义鼻祖孔德认为的最具实证精神、最能体现实证风格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很多经典研究是采用实地观察或参与性观察的方式进行的，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管理学和行为学的很多经典研究是采用实验法进行的，如梅奥等人的“霍桑试验”。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却出现了忽视观察法和实验法的不科学倾向。

邵伟德对1995～2000年《体育科学》载文所用研究方法统计分析后发现：问卷和访谈等调查方法是运用最为频繁的方法，约占总体资料收集方法的34．32％；实验法虽然也有较高比例，占总体收集资料方法的23．17％，但主要见于人体、动物与教育实验等类研究。不同学科在资料收集方法上也带有各自特点，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以访谈、问卷调查为主的研究模式。这一模式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研究方法科学化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研究道路上步人了误区：片面重视统计调查，忽视实验和实地研究，满足于表面感性资料的搜集，不能深入被研究社会过程的内部和底层。

另外，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青睐的问卷调查法，其实是一种只具有有限用途，而且饱受批评的调查方法。问卷就是一种由问题构成的测量工具，用于测量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但实际上，问卷无法直接测量行为，它只能测量人们对行为的记忆和陈述；在对态度的测量上，问卷胜过单纯的观察，但很难使调查者通过问卷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在调查指标的选取上，再精心设计的问卷也难避免调查内容肢解、撕裂的弊端；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问卷调查法要求被调查者具备一定的语言阅读能力，问卷内容也有可能与被调查者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或者造成书面语言、心理感受上的一种侵犯；在调查过程上，问卷调查需要严格地抽样，发放率、回收率和有效率都难以保证；在实际用途上，问卷调查法比较适合调查一些较表浅而单纯的指标，如总统选举前的民意测验等。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数理统计法和问卷调查法被提升到一个不应有的高度，就连博士和硕上学位论文，只要有足够样本量的问卷调查和大量的数据陈述就可以安然过关。这是值得忧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