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害风险分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地震灾害风险分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刘吉夫，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早年从事地震地质研究，曾于2002年考入中国地震局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陈颐院士。毕业后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师从现任副校长史培军，精力也转向地震灾害基础研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彼时，刘吉夫的博士后研究尚未出站，但震后不久，就在史培军教授的带领下，先后参加了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组和国家减灾委――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组，多次奔赴地震现场开展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并参与完成了汶川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

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支持下，刘吉夫率组对“灾情综合研判与风险分析技术研究”之子课题“地震灾情综合研判与风险分析技术研究”开展了攻关工作，希望能够通过整合多源数据，在地震危险性分析、人口和建筑物、生命线工程易损性研究和损失评估的基础上，综合研判地震的灾情发展趋势，分析其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洪水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研制灾情综合研判与风险分析系统，建立一套快速反应、运行可靠、准确决策的灾情综合应急研判与风险分析技术体系。同时，通过研究地震转移安置的快速评估方法、优化模型和效益评估模型，开展地震转移安置快速需求与资源供给评估、优化和效益评估，为应急救灾决策提供服务。如果该研究圆满完成，将会实现地震灾情综合研判与风险分析领域的两大创新，即上述建立一套科学的“地震灾情评估与风险分析系统”以及“地震灾情综合研判和风险分析系统”。

但是，尽管目标明确，刘吉夫所面临的难题却不会因此而减少。从数据获取上来说，由于我国目前数据共享机制匮乏，获取高质量的历史灾害数据和实时灾情尚有一定难度。再加上我国人口分布不均衡、建筑物结构种类多样，生命线工程数量众多，需要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难度较大。另外，次生灾害(地质灾害和洪水灾害)灾情评估和风险分析、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模型集成也是他需要攻克的重大技术难题。

玉树：调研与沟通一般重

2010年“4・14”玉树地震之后，作为国家减灾委现场灾害损失评估组专家的他，又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

为了满足国务院迅速查明一线情况的要求，刘吉夫一行6人，克服了高原缺氧等困难，对灾区人员伤亡、医护措施、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破坏等众多情况进行了细致周密的调查，终于在一周之内将地面460多个点的现场资料全部搜集齐备。在刘吉夫的认知中，玉树地震比较特殊。一是地处高原高寒地区，严重缺氧；二是玉树是一个少数民族群居地，其中尤以藏族为主，占了少数民族人数的95％；三是玉树位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灾后重建中对生态保护的要求比较高。到玉树，他和工作组的伙伴们闯过了“高原反应”的第一关，又开始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沟通。“如何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我们并没有充足的经验。所以，真正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很了解藏族同胞，同样地，他们也不是很了解我们。当时，、医疗队、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地震监测工作队等，进驻了几万人，大多数都是汉族人，大家彼此之间都需要一个沟通和适应的过程。”刘吉夫举例说，“到玉树后，我们需要进行现场的调查和评估，但是必须有藏族导游随行，不然，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我们很难与之交流。”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刘吉夫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将自己携带的干粮送给藏族孩子等等。逐渐地，他们同藏族同胞之间的关系融洽起来。而看到他们很累或者因为爬山透不过气的时候，藏民们也会热心地将从废墟里挖出来的奶茶、牦牛肉等送给他们。在那种物资缺乏的时刻，他们最终也没有接受那些食物，却对藏民们的情谊深表感动。他认为，这种沟通不仅是开展震后调研的关键，也是进行灾后重建的必备因素。

而关于玉树地震倒塌房屋数目可观，刘吉夫在国家减灾委论坛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玉树地区的房屋多为藏族建筑，其主体用木、黄泥砌成，屋顶却是用水泥钢筋浇筑成形形的款式，是典型的重屋顶而轻墙。这种头重脚轻的建筑，稍微有些风吹草动，就容易倒塌。另外，采挖冬虫夏草是玉树地区的重要经济来源。据说，挖一个月的冬虫夏草可以卖到八九万。四五月份，正是采挖季节，所以，高山峡谷河流两边的房子一栋挨着一栋，房屋密度很大，人也很多，地震一来，整个儿跟多米诺骨牌似的，根本没办法疏散。”

在严密的调研结果和深刻的思考基础上，刘吉夫撰写出玉树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至此，他已两次成功应对地震灾害，这不仅向世界展现了北京师范大学在灾害科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水平，而且汶川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和玉树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获得国务院审议通过后，也为国家制定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震后：将预防提上日程

身临两大地震现场后，刘吉夫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预防。

“我国大陆处在欧亚地震带和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包围之中，构造比较特殊，很多地震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国的地震研究很有特色，也吸引了国外很多灾害学家的关注。可以说，在理论和方法上，我们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但是技术和工程领域却不是很出色，今后，我们应该对此有所侧重，为后代造福。”他认为，正因为中国地震的特殊性，更要加强地震预防教育，要从学生抓起，逐层深入。

汶川地震后，受成都教育局所托，刘吉夫在地震预防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并撰写了两部中小学防灾减灾教材，希望能够通过汶川地震的教训，将互助互救的技能提高起来，贯彻到中小学生的头脑中，防患于未然。“从整体上来说，其实，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也应该设置安全课，否则，从整个安全教育体系上就会出现断层。只有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形成完整健全的灾害预防体系，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校在防灾减灾方面就有很多的实战经验，既有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有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环境学院等，课程设计上比较系统，形成了深厚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且在该领域人才辈出，完全具备进行防灾减灾高等教育的能力。

对于防灾减灾，刘吉夫总是强调“意识”，只有加强防范意识，才能培养出强大的防范能力。这种重视，不应该单纯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重视，而应该是社会主流意识上的重视。“相对于安全生产，显然，我们对防灾减灾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充分。防灾减灾意识的提升，不是朝夕可至的，它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篇2

关键词：避震疏散场所防灾评估合肥市

中图分类号：TU97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显示出我国城市避震疏散场所现状综合防灾能力比较薄弱。合肥位于地震强度和频度均居全国第二的华北地震区，又地处我国23条主要地震带之一——郯庐断裂带，因此，为提高城市现状避震疏散场所防灾能力和加快推进避震疏散场所规划建设，建立避震疏散场所现状防灾能力基础条件评估体系，主要包括城市灾害要素及风险分析、应急避难场所用地资源潜力分析、综合防灾分区划分及避震疏散场所用地指标确定；对城市避震疏散场所现状防灾能力进行科学评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2. 城市地震灾害风险分析

2.1城市地震资料背景

合肥市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13个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城市之一，又是中国地震局确定的全国5个重点防震减灾示范城市之一。合肥市地震环境影响区域有四组六条不同规模的断裂带，包括池河-西山驿断裂、乌云山合肥断裂、肥中断裂、六安-合肥断裂、韩摆渡-肥西断裂、桥头集-东关断裂。

2.2 地震灾害风险分析

根据合肥市建筑物结构类型与年代分布情况，依据整体风险评价方法、地震风险等级划分方法与标准，合肥市区共分23个地震风险等级区域。根据地震风险分析，合肥市大部分地区的地震风险都处在合理接受水平的范围内，但也存在部分地区地震风险非常高或比较高，因此，必须采取规划措施来减低地震风险。

2.3 地震次生灾害风险分析

地震次生灾害风险分析主要包括火灾、洪水、重大危险源等灾害风险分析。通过GIS软件，对建筑密度、防火等级；人口密度、与危险建筑、与水源、与消防站距离等分析，得出城市火灾风险评价。洪水淹没范围分析是用来评估不同状态下洪水的淹没情况以及分析河堤坝建筑面临洪水时所起的作用。主要利用HEC-RAS、HEC-GeoRAS、GIS软件，对合肥市水力和进析20年、50年、100年一遇的漫流淹没区域进行比较分析。

地震发生时合肥市的重大危险源有化工厂、储气站、石油库。利用ALOHA、FRED软件模拟出各点毒物浓度、热辐射和冲击波超压值，得出全市范围内重大危险源的个人风险。跟据城市主导风向判断，中心城区西南区域的个人风险最高（见图2-4）。

2.4 城市地震灾害安全空间评估

结合地震、火灾、洪灾等种主要灾害风险分析，按照自然与人为两种灾害，分别按照损害程度高、中、低三种，通过打分及叠加权重，综合评分后，得出合肥城市安全空间分布（见图2-4），

3. 避震疏散场所现状问题分析

3.2.1避震疏散场所现状概况

目前，合肥市已经建立起8个市级应急避震疏散场所和疏散基地、207个社区民防应急避震疏散场所，正在筹划、在建和扩建12个市级中心应急避震疏散场所。当前合肥市的避难空间基本满足了使用面积上需求，但避震疏散场所的硬件和软件建设亟待完善提高。

3.2.2避震疏散场所现状问题分析

目前，合肥市对灾后避震疏散和救援工作考虑较少，避震疏散场所规划和建设力度不够。因此，合肥市现状避震疏散场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避震疏散场所规划滞后和管理体制不完善

（2）公共避震疏散场所建设标准较低和配套设施不完备

（3）城市避震疏散场所数量不足和网络不健全

（4）缺乏对城市避震疏散场所的平灾综合利用

4 避震疏散场所现状空间资源潜力分析

4.1绿地避震疏散场所空间资源

合肥市各类体育场地占地面积549.1公顷。其中，大型体育用地约80公顷。建筑面积总数为28.9万平方米，人均0.08平方米；场地面积为227.2万平方米，人均0.68平方米。除建筑物、体育设施及周边建筑物可能损坏或倒塌占地外，可用于防救灾空间场所有效面积按总面积60%计算，可利用面积约330万平方米，人均1.0平方米。

4.2体育设施避震疏散场所空间资源

合肥市各类体育场地占地面积549.1公顷。其中，大型体育用地约80公顷。建筑面积总数为28.9万平方米，人均0.08平方米；场地面积为227.2万平方米，人均0.68平方米。除建筑物、体育设施及周边建筑物可能损坏或倒塌占地外，可用于防救灾空间场所有效面积按总面积60%计算，可利用面积约330万平方米，人均1.0平方米。

4.3学校及体育场避震疏散场所空间资源

合肥市现有中小学256所，占地约374.3公顷，中小学体育场总面积47.88公顷。除建筑物及周边建筑物可能损坏或倒塌占地外，可用于避震疏散场所有效面积按总面积30%计算。教育用地可利用面积约112.3公顷，人均0.34平方米。合肥现状中专院校与高等院校达到5000平方米以上体育场地的学校有28所，体育场地总面积达32.34公顷。合肥现状公共体育场地达到5000平方米以上的有16个，大型体育场地总面积达20.96公顷。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可用于避震疏散场所的教育和大型体育场地面积约165.6公顷。

4.4广场避震疏散场所空间资源

合肥市区现有大型广场5处：胜利广场、和平广场、市政府广场、人民广场、明珠广场，总面积29.2公顷。除建筑物及周边建筑物可能损坏或倒塌占地外，可用于防救灾空间有效面积按80%计算，可利用面积约23万㎡，人均0.07㎡。

5现状避震疏散能力评估

综合公园绿地、学校、体育场地、体育设施、广场五类主要的可用于避灾的场地总有效面积约2456.9公顷，人均避灾有效面积约7.37平方米。其中，公园绿地人均有效面积5.8平方米、中小学人均有效面积0.34平方米、体育设施人均有效面积1.0平方米、广场人均有效面积0.07平方米。按照避震疏散场地人均有效面积3.0平方米，可以支撑约819万人的避震疏散要求（见表5-1）。

表5-1避震疏散场所用地资源统计表

6总结

首先，通过合肥市地震灾害要素及灾害风险的GIS评价，确定城市地震灾害安全空间。其次基于合肥市现状避震疏散场所现状分析，诊断城市避震疏散场所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对城市现状绿地、学校、广场等避震疏散场所用地资源总量和空间分布进行分析，作出分阶段、分区域现状避震疏散场所的抗震防灾能力评价。

参考文献：

[1] 合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合肥市城市避震疏散场所规划

[2] 合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合肥市综合防灾规划

[3] 李改维. 合肥市城市绿地系统防灾避险规划. 中国城市林业, 2010. 03

篇3

关键词:泊松过程 地震灾害 风险管理 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4,X43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损失,虽然自然灾害的发生无法避免,但人们可以对这类灾难性事件的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减轻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自然灾害金融风险管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有效管理这类灾害的后果并加强预防,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降低人类社会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

本文以地震灾害为例,研究地震灾害背景下提供保险的问题。由于人类社会及生存环境对地震灾害的脆弱性,有学者认为地震灾害金融风险管理应视为一类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以政府行为为主导。而从风险管理的观点来看,为地震保险之所以存在困难,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地震灾害中,保险各方都有较大损失,因此不能采用常规的保险统计方法提供地震保险。其次,通常为地震灾害提供保险,大范围的债务责任却拥有相对较少的灾难保险储备金,或缺少合适的保险费率厘定方法。由于提供地震保险存在上述两个及其他困难,保险公司难以承担其带来的巨大风险,一次破坏性地震可能会导致许多保险公司破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的地震风险大都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即政府负责宏观的管理,保险公司处理具体的保险业务。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地震保险,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1)地震中经济损失的确定;(2)重大地震灾害中保险企业破产可能性的确定,即保险企业的极限承保能力。确定地震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为承保者提供一种理论工具,评价地震后可能要面对的货币债务的严重程度。而确定重大地震灾害中保险企业的极限承保能力则可以帮助承保者分析交替储备水平对破产可能性的影响,分析市场行为失效阈值,提高保险企业金融风险管理水平。

2、地震灾害经济损失评估模型

在概率论中可以用一个或有限多个随机变量来描述随机现象,然而对有些现象还需要研究它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类现象若仅用一个或有限多个随机变量描述它,就不能揭示其全部统计规律性,于是,出现了随机过程理论。本文所采用的泊松过程是一种累计随机事件发生次数的最基本的独立增量过程,是描写随机事件累计发生次数的基本数学模型之一。

假设地震及余震后的区域经济服从参数为 的泊松过程。初始地震损失为 ,余震损失记为 。通常震后造成的破坏不如初始地震造成的破坏严重,因此假设余震带来的损失随时间按负指数衰减。即如果一次地震的初始损失为 ,经过时间 后,损失则为 ,其中 为指数分布系数(速率)。设 为时刻 发生余震的总数,经济损失记为 是独立的且同指数分布,与 独立[1]。

将地震发生时刻记为0,余震结束时刻记为 。则时间间隔 内总的经济损失即为

其中 为第 次余震发生的时刻。由方程(1)可知 是一个随机变量。因此,要进行金融风险管理,为承保者制定合理的目标,需要确定地震及余震在 区间内的损失期望 。

计算损失期望值的方法有很多。首先,考虑时间 内的震动总数 ,有

当满足条件 时,无序的到达时间 是 区间内独立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因此,若 ,记 为 区间内独立且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则 与 具有相同的分布。综上所述可以得到

其中 为初始地震的平均经济损失, 为 区间内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为确定方程(3)右边最后一项的期望,由公式

可以得到

又根据泊松过程的性质可知 [1],求期望值得到

方程(6)即为我们所要的结果。通过研究泊松过程的性质可以看出,建立地震及余震后的平均经济损失评估模型是可行的。

根据方程(6)可知,前面建立的平均地震损失评估指标 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1) 地震发生的频率( ),

(2) 平均初始地震损失( ),

(3) 指数分布系数( )。

例:假设一次带有余震的地震发生时刻为0,初始损失 。设 ,要求确定五小时后的平均损失。将 值代入公式(6),可以得到这种情况下的平均地震损失为￥1,986,524。

下面讨论 的影响因素,即参数 和初始损失值 的性质:首先,当地震发生的频率( )增大时平均经济损失会增加。从承保者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对于两次持续时间相同的余震,强度较大的那次余震会导致较高的期望经济损失。第二,指数分布系数( )增加对于前面建立的平均损失评估模型有不确定的影响。可以证明,若 ,则速率越大,平均经济损失就会越小。最后得到的总的平均损失评估指标是平均初始损失 的增函数。即初始损失越大,平均经济损失也越大。

3、保险企业极限承保能力模型

保险企业极限承保能力定义为保险企业的最大赔付能力,超过这一限额,保险企业将破产。假设发生了重大地震并且保险企业偿还了保险,以系统动力学和随机过程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保险企业破产可能性,确定企业极限承保能力。

从承保者的角度来看,企业破产问题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索赔者的保险额,因为他们有可能在地震发生后获得赔偿。假设发生地震及余震,结束时刻为 。只要索赔者在时刻 的索赔额度超过了承保者在时刻 的现金余额,保险公司就会破产。由于地震是随机发生的,保险索赔者的需求满足过程也是一个随机过程。因此,上面所描述的事件并非一个必然事件,而是一个偶然事件。下面讨论如何确定这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求得,考虑前面建立的地震经济损失评估模型,假设保险公司受到地震的影响,地震中投保的受害者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该过程符合速率为 的泊松过程。相继的索赔金额 是独立同分布的,分布函数为 ,其相对 也是独立的, 表示时刻 索赔者的数目。 记为相继的索赔者索赔的时间间隔, 记为每个保险公司的初始现金余额,并假设该保险公司每单位时间现金流入的速率恒为1。

下面确定保险公司破产的可能性 ,它是初始现金余额的函数。首先需要确定不破产的可能性 ,即保险公司仍具有偿还能力的可能性。

(7)

方程(7)右边一项是指保险公司在每个可能的时刻现金余额保持为正值的可能性。以前 时间单元为条件,采用科尔莫戈罗夫向后方法简化方程(7)的右侧。如果在这段时间间隔内没有索赔者获得保险赔偿,则保险公司的现金余额为 。若只有一个索赔者获得保险,现金余额则为 。综上所述可得

(8)

其中 为保险公司在最初的前 时间单元内接待两个或更多索赔者的可能性,它是 的高阶无穷小。将公式(8)两边同时减去 ,并同时除以 ,整理得到

(9)

令 ,则 ,得

(10)

方程(10)为具有偿还能力的可能性,即 的常微分方程。求解微分方程(10)时,可以更新理论为基础,首先,将方程(10)转换为一个更新方程,其次,换元并求解满足该更新方程的更新函数。由此可得

(11)

其中 为更新函数。令 ,然后求极限,已知 ,且 ,其中 。将 和 代入方程(11),得到 。由此可知在有限的情况下,维持营业的可能性为1;相反破产的可能性即为0。

4、结语

保险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经济行为,地震保险也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地震具有非故意行为所致、偶然发生、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能性、造成的损失可以用货币衡量的特点,这些是开展地震保险的基础。目前,人们虽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地震灾害数据,有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但尚不能完全掌握地震发生的规律,致使地震保险业务本身的风险很大。其次,地震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和灾难保险储备金不足是开展地震保险业务的障碍之一,使得地震保险成为一种不同寻常且难以处理的保险问题。

本文运用泊松过程理论建立地震灾害经济损失评估的数学模型。通过地震经济损失分析,建立保险企业支付保险金后破产概率数学模型,以破产概率作为确定保险企业极限承保能力的依据。本文提出的计算模型和分析方法,有助于保险企业提高地震灾害金融风险管理水平,对于保险企业与政府确定各自的责任分担和责任限度额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樊平毅.随机过程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91-94.

篇4

关键词：地震保险；危险单位；再保险；风险转移

中圈分类号：F84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69X(2006)06—0040—03

一、地震风险与损失补偿

我国是世界上多地震的围家。也是蒙受地震灾害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自公元前1831年我国有地震的历史记录以来，至今共记录到6级以上(含6级)强震800多次。遍布于除浙江、贵州以外的所有省份。就浙江、贵州两省而言，也都发生过5—6级地震。我国大陆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4。但20世纪有1／3的陆上破坏性地震发生在我剧。死亡人数约60万，占全世界同期因地震死亡人数的一半左右。另据资料显示，我国有60％的国土处于地震烈度Ⅵ度以上地区，其中地震烈度为Ⅶ度和Ⅶ度以上的高烈度区约占全国面积的40％。就城市来看，60％的5O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位于Ⅶ度和Ⅶ度以上的高烈度地区。表一是根据现有资料整理的1990～2000年我国大陆地震及其成灾事件统计。

地震可以形成众多直接和次生灾害，严重的破坏性地震往往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目前我国地震灾害的损失补偿主要依靠政府救济和民间捐助，补偿程度极为有限。主要解决公共设施和最困难群体的住房恢复重建，一般公众和企业的经济损失难以得到补偿。在国外，较多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新西兰等)通过建立国家地震灾害保险计划，作为地震损失主要的经济补偿手段，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在我国，虽然1998年3月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以下简称《防震减灾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参加地震灾害保险”，但一直没能建立起国家统筹的地震保险计划。

二、我国地震灾害保险发展现状

由于地震事件的大灾难、大范围、小概率特征，地震灾害保险是一项特殊的财产保险业务。国内保险业对地震责任的承保，在风险认识上有一个前进的过程。在1996年7月以前，由于缺乏对地震巨灾风险的防范意识，我国保险业一直将地震责任包括在企财险的保险责任之内，而且在费率中也没有单独考虑地震责任的风险因素。由于逐渐意识到地震损失的突发性、破坏性和保险赔付的潜在压力，当时负有保险监管职责的中国人民银行下文规定，自1996年7月起。将地震责任从企财险的保险责任中剔除。应该说，在我国保险业发展初期，由于地震风险对保险业的巨大偿付压力，在缺乏科学的精算依据，地震巨灾可能带来的损失无法控制等状况下。停止地震风险的承保是正确的。但这种对市场供给的强制性抑止无疑不符合市场化原则，也不利于国内地震损失分散和补偿机制的探索和建立。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风险转移者对购买地震保险业务的要求与日俱增，迫于形势和市场需求，近几年来政策有所松动，保险监管部门允许保险公司以附加险形式承保地震责任，但禁止零保费承保。

日前保险市场承保地震责任的基本情况是：一方面，随着保险业风险防范意识逐渐提高，国内保险公司对地震风险持谨慎承保态度；建筑工程险包含地震责任，企业财产险需要另行特约承保，而家庭财产险、机动车辆险等险种则将地震风险列为除外责任。在承保实务中，基本上也采取了限制保险金额、设置绝对免赔率、高比例分保等控制地震赔付风险的措施。另一方面，由于保险公司数量快速增加，保险市场竞争加剧，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措施多少显得苍白。加之国内保险业没有独立的地震保险产品和费率，地震保险以扩展责任或附加险的面目出现，更使地震承保风险的控制措施流于形式。在一些业务的争夺上，保险公司往往投客户所好，以免费赠送地震保险责任为优惠条件，使实际净费率不升反降。

以上情况说明，国内保险公司对地震风险还缺少成熟认识，对地震风险的保险处理显得经验不足和随意性大，多数地震责任的承保公司对地震风险抱有侥幸心理，在实务操作中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要么控得过死，要么放得过松。而地震保险责任的承保率也不高，并且主要集中在建／安工险(约占总地震风险保额的50-60％)。地震保险对震害险的分散和补偿作用极为有限。以上二现象从根源来看，是因为我国对地震保险缺少统一的制度安排和风险管理措施，没有建立国家统筹的地震保险计划；地震保险作为一项巨灾补偿机制或者说资源，在管理和安排上显得过于零乱和分散，不能有效起到震害补偿和经济保护网的作用。

三、我国地震保险制度的构建

(一)加速建立国家地震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1．提高地震安全意识和灾害补偿的能力。

相比其他损失补偿机制来看，地震保险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够在地震灾害发生前广泛动员和集结社会成员的资金，形成地震损失补偿基金。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灾后的经济补偿能力，改变灾害发生后只能向政府等、靠、要的现状，有利于快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并且地震保险制度的保费缴纳义务使人们置身于地震灾害防范制度内，能够有效增强地震安全和防灾防损意识，有效落实国家有关抗震设防要求。

2．降低国家财政负担。

目前政府救济是我国地震灾害发生后最主要的经济补偿手段，灾害补偿款往往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过建立地震保险制度，在国家财政、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投保人之间形成地震险的分担机制，可以有效降低国家财政的负担，也符合社会公平原则。

3．是保险业防范风险的需要。

目前保险业对地震赔付可能诱发的系统性风险缺少足够的认识。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地震频发，造成丁大量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但由于灾区主要集中在保险覆盖牢低的西部边远地区，因而地震损失对保险业的实际影响并大，保险公司对地震巨灾的风险暴露也不突出。但是需要意识到：

第一，国内保险业承保地震风险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城市密集度的提高，危险单位越来越大，地震风险将过于集中。因此地震风险可能对保险业造成的破坏性冲击的强度也越来越大；第二，我圆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开展使西部边远域的实投资和基础没施建设快速发展，存在较大的地震保险需求，保险业将不能再置身于地震灾害之外；第三，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开放步伐加快，客户对开展地震保险业务的要求与日俱增，特别是一些涉及两国政府协议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项目。地震保险经常作为项目的必备条件之一。以上这些客观现实都将使我国保险业必须直面地震保险的研究和发展，以及自身承保风险的控制问题。在国内因地震等巨灾损失导致偿付能力不足是保险公司破产倒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是地震险的高发区，而且国内财产保险业整体资本金偏低，认识地震赔付责任对我国保险的影响并尽早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建立地震保险制度的有利因素。

1．政府部门对地震灾害的高度重视。

在l998年《防震减灾法》和2001年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5~1．1图》颁布实施后，我国各省区的防震防损意识明显增强，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得到重视，在城市规划、建设工程上的抗震设防能力和水平均有了大幅度提高。据悉，在国家颁布《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后，福建等较多省份还自行组织有关专家，对本省抗震设防烈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和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进行了划定，并制定了相应的省区划图，精度到乡(镇)。这一系列举措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地震保险计划的建立成本。

2．技术上的可行条件。

(1)地震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给地震保险计划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在对风险汇聚进行统筹管理的条件下，保费可以实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补贴。我地域辽阔，一次震害事件所致危险单位的相对有限性使风险的空间分散成为可能；而地震活动过程中活动期和平静期交替出现的周期性现象说明地震损失在时间进行分摊也是可以实现的。

(2)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地震活动监测数据。我国以1966年邢台地震为起点，不间断地加大监测、预报地震和地震科研的力度，积累了大量连续、可靠及完整的观测资料。为地震保险计划的建立提供了科学数据基础。

(3)保险业对地震风险承保已经积累一定经验。例如人保公司利用AIR中国地震模型完成了对中国的详细地震风险分析评估，其中包括了家财险、企财险以及建／安工程险等。

3．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在需求。

地震灾害的破坏性使得国民经济建设对地震保险的需求逐步提高。利用保险工具转移风险已经成为众多企业和经济实体的首选方式。我国普通居民虽然在巨灾损失的补偿安排上习惯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救济与援助，不愿意自己购买保险。但随着加强地震保险知识的宣传教育，并且在地震保险制度建立后逐步削弱政府财政救灾的投入，可以实现从“依靠政府救灾”向“以购买保险为主”的地震损失补偿机制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地震保险的需求也必然大幅增加。

(三)建立地震保险制度的重要着眼点。

1．政府支持和地震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

地震保险因其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决定丁单凭保险公司的商业化运作将无力承担，按照目前国内产险公司的资本金总量。一次灾害性大地震的损失金额就有可能使保险业陷于偿付危机。如果要充分发挥保险公司在参与建立国家地震保险制度中的积极作用，必须要率先解决好地震风险的分担机制和政府支持政策。政府对地震保险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1)国家对保险公司的地震保险

业务实行税费减免政策，以提高地震保险的供给；(2)国家对保险公司地震保险责任准备金的投资收益给予政策和税收方面的优惠；(3)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制定地震保险基准费率并由财政承担“最终保险人”责任；(4)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支持手段，加大地震保险计划的实施力度和提高参保面，逐步提高保险机制在震害补偿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家政策支持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发挥风险管理和市场化运作优势，提供地震保险产品。

2．建立多层次的地震风险准备金。

目前我国财产保险公司提取的准备金主要有来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责任准备金和IBNR准备金等，并没有要求提取应付地震等巨大自然灾害的巨灾责任准备金。鉴于我国保险业已经以责任扩展或附加险形式承保地震风险，而且社会对地震保险的需求也较大，因而从现在起就有必要单独提取地震保险责任准备金(国家应在财务制度和政策上对保险公司的地震责任准备金予以确认)。在国家地震保险制度建成后，除了保险公司提取的地震保险责任准备金外，接受地震分保的再保险公司将提取地震再保险责任准备金。而国家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地震巨灾的统筹后备基金，从而形成三层保障的地震损失补偿体系。

3．做好地震保险区划。

相同震级的地震在经济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所产生的灾害后果有很大差别，相同经济水平的城市如果处于同一地震的不同烈度区。灾害损失程度也有很大差别。所以以国家颁布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等技术资料为基础进行地震保险区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地震保险区划是反映各地地震风险差异和制定合理保险费率的基础。地震灾害空间分布极不均匀，而不同地区的震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又有很大差异，因而采用同样的地震保险费率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也不利于提高投保人的参保积极性。所以在建立国家地震保险制度之前，必须要首先做好地震保险区划，针对每个地区的实际情况，细化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和制定不同的承保管理政策。

4．风险再分散机制的有效运用。

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总量较低，发生破坏性大地震极可能诱发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地震保险的经营主体要高度重视自身的风险控制，积极利用各种工具实现风险的再转移和再分散。向国际再保险市场分保和发行地震巨灾债券是两种可行的方式。国际再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总量超过了4000亿美元，而且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巨灾风险管理技术，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开放，国际再保险企业对在中国开展地震保险业务兴趣浓厚。通过发行地震巨灾债券将地震超赔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在保险发达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做法，国内保险公司也应积极借鉴。（作者：刘树峰，来源：《金融与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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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震 防灾 灾害损失 基础设施 风险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08（b）-0084-02

区域综合防御体系是研究重点防御区减轻地震灾害的战略措施，其地区范围既可跨市，也可跨省，它是对一个地区抗震防灾的宏观的、指导性的措施和对策。由于中强地震波及范围广，在一个特定范围内形成受灾区，对区域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后果，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大陆与台湾等地区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展了区域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多个方面的研究。

1 美国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

美国加州是美国地震危险性最高的地区，针对该区域美国开展了多个区域地震灾害综合防御体系的研究。1990年，加州地震安全委员会主持开展了加州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体系的研究[1]。1990―2002年期间，减灾计划实施已投入190亿美元，年均15亿美元。该研究共开展148个减灾项目：地震地质（15个）、科研（13个）、教育（12个）、经济（12个）、土地利用（13个）、既有建筑（15个）、新建建筑（12个）、基础设施（10个）、减灾准备（12个）、应急响应（18个）、恢复重建（16个）。其中，重点研究加强区域重大骨干基础设施[如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桥梁）的抗震加固]和区域应急救助资源建设（如投入最多的一项是医疗系统的抗震防灾，共投入71亿美元）。加州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体系以未来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为基础，分项目、分部门等条块的进行，其显著特点主要是以法案为主导体制，以项目实施为手段，以持续改善区域承灾体抗震能力为基础，以重大基础设施和救灾设施抗震能力的提升为主线，以科技能力提升为支撑，以强化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能力为补充，通过灾后恢复重建完善灾区防灾体系。

南加州开展的“The Shake Out Scenario”综合防灾计划[2-3]。2008年，由来自USGS，加州地质调查所，南加州地震中心和地震安全委员会加州办公室的300多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各领域其他专家共同研究了南加州“The Shake Out Scenario”综合防灾计划。“The Shake Out Scenario”综合防灾计划基于历史数据预测了旧金山湾地区在未来30年（2003―2032）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几率达到62%，所以假想美国圣安德烈亚斯断层发生7.8级地震进而引发1 600多处起火，假设断裂带运动的裂度和强度，基于地震学模拟地震发生过程和影响范围，分析影响区域状况（人口、建筑、火灾源、天气等），研究地震对区域、城市基础设施的破坏情况，评估地震灾害损失并制定相应的减灾规划方案。该综合防灾体系的显著特点主要为以情景假设为研究基础，以地震学模拟、GIS空间分析技术和软件仿真等为手段，以典型建筑结构、疏散、爆炸等理论模型为依据，综合地球科学、物理破坏和社会影响多方面，估计地震危害，制定减灾措施。

由美国的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的研究可知：区域地震灾害综合防御是以地震灾害损失风险评估为依据，以加强基础设施、建构筑物等的抗震能力为手段，以制定应急疏散救援和恢复重建计划为对策，体系的重点在于防灾计划实施的连续性、更新性。

2 日本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

日本的区域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京都区域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4-6]。该综合防灾体系是以假定震源位置、地震等级以及当时环境因素（如风速等）进行灾害情景模拟，并结合灾害调查进行灾害风险评估，对不同情景的人员死伤和设施损毁情况予以推测，以制定应对措施。

日本东京都区域主要是遵从“灾害评估灾难预防规划灾变危机应急体系”三位一体的循环危机管理模式来编制区域抗震防灾计划。其主要特色为以区域地震灾害综合风险评价为基础，区域空间防灾结构区划为平台，区域应急交通体系为骨干，构建多层次多方式保障救灾通道，支撑区域综合防御体系的“三位一体”救灾体系和区域不同类型的多等级应急避难疏散场所支撑体系，加强区域城镇多源、多方式应急供水体系建设和区域医疗卫生应急救助依托中心及医疗资源建设，强化区域多中心互为备用的多冗余应急电力、通信支撑体系，建设区域抗震救援资源配置体系（如物资储备库、救灾设备的优化布局等）。

3 台湾地区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

台湾地区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板块相接触的活动带上，灾难性的地震频繁发生，造成的震灾也非常严重。因此，台湾地区早期也开展了区域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的相关研究。台湾地区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也以地震风险分析和评价为基础，预测不同地区的地震损失率，进而配置防灾救灾资源，并保障区域主要救灾干道的连通性，构建了区域救灾物资的支援体系和物资的城乡分发体系。台湾地区的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是在汲取日、美国家防灾经验的基础上，强调地区综合防御体系的落实，突出地区城镇防灾资源优化配置[7-9]。

4 中国大陆地区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大陆开始了区域抗震防灾方面的研究。1988年底，《京西北―晋、冀、内蒙古交界地区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10]项目的开展，是抗震减灾领域中，由单体到城市，由城市到区域防灾的第三个里程碑。1989年，江苏省建设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江苏省长江三角洲地区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11]工作。

在开展了早期的两个区域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研究之后，国内相关专家学者[12-16]在构建区域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的设想、区域地震灾害综合防御体系能力的评估模型、区域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的编制模式以及城乡区域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的构建思路与框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工业大学抗震减灾研究所的苏经宇研究员等人所提出的在城乡防灾体系建设中考虑两道防线的思路，形成由点―线―面构成的城乡救灾空间格局，并初步构建城乡区域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框架和城乡救灾空间布局模式。

5 结语

区域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的建设应以地震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为基础，开展抗震防灾空间结构布局，配置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基础设施，建立应急救灾资源的区域联动联防体系和制度，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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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震灾害 武警救援分队 应急响应能力

中图分类号：P315.7 文献标识码：A

近十年来，地震灾害给我国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尤其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2010年的玉树地震，这两次地震的破坏力和伤亡人数空前。地震灾害突发性强、破坏程度高等特点决定了救援队必须在救援“72小时”的黄金时间内对受灾区域展开救援，本文拟从做好队伍规划、加强队伍训练和优化预案编制三个方面浅谈武警部队救援分队如何提升地震应急响应能力。

1做好队伍规划

尽管武警部队已经多次参与了大大小小地各种级别的地震灾害救援，现有的武警部队救援分队仍然没有清晰的队伍规划，即现有的武警部队救援分队应该具备何种应急救援响应能力。依据《国际搜索与救援指南和方法》，救援队分为轻型救援队、中型救援队和重型救援队。

（1）国际轻型城市搜救队具有灾害发生后立即开展地面搜索和营救行动的能力。

（2）国际中型城市搜救队具有在坍塌结构中执行技术搜索和营救行动的能力。

（3）国际重型城市搜救队具备在倒塌建筑物中，开展极其困难的技术搜索和营救行动能力，尤其是能够在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中实施行动。

对于武警救援分队的队伍规划应该有明确地界定。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国际救援队建设的标准，结合抢险救援的任务实际，有针对性地从现有武警救援分队中参照《国际搜索与救援指南和方法》建设不超过五支中型武警救援分队，由这几支中型武警救援分队的成员在应对突发重大地震灾害时临时组建成一支符合国际重型搜救队的救援队伍。

2加强队伍训练

科学合理的救援分队队伍训练是提高应急救援响应能力的关键。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加强队伍训练：分队自训、区域合训和大型演习。

分队自训，就是武警救援分队依照训练大纲要求，展开训练。主要是巩固和提高救援行动所需的各项能力。在应急响应前，通常需要反复地进行训练，虽然专业救援人员并不是经常用到救援行动中所需的所有技能，但是通过分队自训可以使得每名救援队员全面掌握救援队伍中所携带的各种装备的性能、不足以及安全作业方法。救援训练的场地既可以是救援分队所在地，也可以是外部训练场地。训练内容应紧贴实际环境的实操训练，且围绕救援队伍中各自的角色展开。通过加强分队自训的方式，切实提高人装结合，从而提高应急响应能力。此外，救援分队可以通过聘请军地专业人员来队指导和遴选救援分队骨干参加军地救援培训这两种方式有效地提高救援能力，从而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区域合训，就是某个区域内的多个救援分队一起进行训练。这种训练模式既可以提高区域内各支救援队的分工与合作，又可以使得各救援队之间互相学习借鉴，促进共同提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区域合训，通过区域合训达到训练队伍和锻炼队伍的目的。同时借助区域合训考查救援分队的专业技能水平和救援能力。区域合训体现的是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救援队展开救援的能力。通过区域合训可以检验同一区域内不同救援队伍的响应能力，同时借助地方政府机构参与演练实现军地联合训练，理顺协作机制和保障机制，从而提高应急救援响应能力。

大型演习是检验救援分队应急响应能力最好的方式。大型演习设置的各个科目贴近真实救援环境，可以检验救援分队从准备、机动和复员各个阶段的行动能力。通过大型演习可以很好地锻炼救援分队的应急响应能力，也可以提高地方与武警救援分队共同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加强军地协调沟通能力。大型演习可以很好地检验重中型救援队跨区域实施救援的能力，是对救援应急响应能力的综合考验。此外，大型演习也可以检验武警部队各级应急响应预案的拟制情况，通过大型演习来完善应急响应预案，从而提高地震应急响应能力。

3优化预案编制

根据国外的经验，应急预案至少应当每年定期修订一次，如果在这一年中发生了突发事件、 进行应急演练、 组织机构变动等情况，还应当及时修订预案。应急响应预案的拟制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来检验应急响应预案的有效性，所以要重视应急预案的优化。由于救援的客观情况（环境、人员、装备等）经常发生变化，只有对预案进行优化，才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地震救援行动。

经过优化的应急响应预案有助于提升武警分队的应急响应能力。武警分队要基于可能遇到的风险场景、自身所担负的应急响应任务以及自身应急能力编制应急响应预案。通过吸取以往地震救援行动实践与经验，对可能的风险情景进行充分考虑，设想出可能导致的若干后果，并对每一情况进行说明。简化预案文字描述，落实职责分工和处置流程，增加对风险分析。对准备、机动和复员三个阶段的行动进行规范性的流程话，将救援过程中的各类人员、物资、通联代号等信息进行规范。使得参与救援行动的每个成员能够清楚应急响应预案，增加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从而提高应急救援响应能力。

4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人口增多，如果在城市发生大地震，武警救援分队的应急响应能力将成为影响救援能力的关键。为了能发挥救援先锋队的作用，提高抢险救援的效能，提升地震灾害的应急响应能力将成为武警救援队建设的关键。只有把握好队伍规划、队伍训练和预案编制三个环节，才能真正做到“让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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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光温室；低温冷害；风险评估；信息扩散；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S641.205+.3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6）12-0124-05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derived from the 122 auto-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statio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facility production season from 1984 to 2013 and the greenhouse auto-micro-climate observation stations in Linzi， Laiwu and Dongying from 2007 to 2014， the chilling injury grade indexes of tomato inside greenhous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hilling injury grade indexes of tomato outside greenhouse by 80% guarantee rate method. Then the chilling injury grade indexes of tomato outside greenhouse were used to statistically analyze the change rules of the chilling injury of greenhouse tomato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recent 30 yea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illing injury mainly happened in December， January and February. The risk probability values of 122 stations in Shandong under different chilling injury grades for different time lengths were calculated by the Matlab program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diffusion theory. The risk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maps were drawn using ArcGIS platform for chilling injury in Shandong.

Keywords Greenhouse； Chilling injury； Risk assessment； Information diffusion； Shandong Province

低温冷害是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之一，是指农作物生育期遭受低于其生长发育所需的环境温度，引起农作物生育期延迟，或生殖器官的生理机能受到损害，导致农业减产的灾害类型[1]。我国低温冷害多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及新疆等地的大宗作物[2-6]，一般采用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对其进行风险分析，而风险评估模型包括3类[7-16]：（1）描述灾害本身发生强度等级及其发生概率的灾害强度风险评估模型；（2）以灾损指标表示的描述灾害强度与承灾体直接和间接损失的灾损风险评估模型；（3）反映社会生产水平或承灾体本身抗灾能力的评估模型。然而，大多数风险系统具有模糊不确定性，基于此，黄崇福教授在《模糊信息优化处理技术及其应用》一书中系统提出了信息扩散理论，并将其引入风险评估中[17，18]。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将信息扩散理论应用于灾害的风险分析[19-22]，如冯利华等[22]利用基于信息扩散理论的风险评估方法对地震灾害进行了风险分析；张丽娟等[20]依据信息扩散理论，提出了基于灾害发生标准直接估算低温冷害、干旱和洪涝风险的计算方法，是信息扩散理论在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方面充分应用的很好例子。

在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大环境下，设施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显著作用。然而设施作物与大田作物的生长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我国北方冬季生产中所使用的大多为非加温型日光温室，其热量完全依靠太阳辐射，受外界气象条件影响极大[23，24]。番茄是山东省冬季日光温室生产的主要反季节蔬菜之一，其产量及品质直接影响农民收益。因此，本文利用常见的风险评估模型中的第一类，即描述灾害本身发生强度等级及其发生概率的灾害强度风险评估模型，引入信息扩散理论，通过Matlab程序编写计算不同程度低温冷害的风险概率值，对山东省日光温室番茄低温冷害的发生风险进行评估，并利用ArcGIS绘制其分布图，为实现设施生产防灾减灾提供数据支持。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试验数据来源于1984年至2013年设施农业生产季内（当年10月至次年4月）山东省自动气象观测站（共122站，不含泰山站）逐日最低气温数据资料，2007年至2014年临淄、莱芜、东营三个日光温室小气候自动观测站逐小时最低气温数据资料。

1.2 数据处理

基于文献查阅得到的日光温室内番茄低温冷害等级指标，将日光温室内小气候逐日观测数据资料与相同地区的自动气象站观测数据资料进行匹配提取，利用80%保证率分别计算不同等级低温发生时温室内、外气象资料对应关系，最终确定低温冷害的外界气象等级指标。

将日光温室的种植季分为三季，即秋季（10-11月）、冬季（12月-翌年2月）、春季（3-5月）。根据日光温室番茄发生低温冷害的外界气象等级指标，统计1984-2013年10月至次年4月日光温室番茄发生不同等级低温冷害的日数，采用信息扩散理论方法，对30年日光温室番茄发生低温冷害的概率风险进行信息扩散计算，得到全省30年来各年代、各季节不同低温冷害发生等级的风险概率值，即灾害发生的致灾因子危险性判断值。

1.3 研究方法

信息扩散方法是为了弥补信息不足而优化利用样本模糊信息的一种对样本进行集值化的模糊数学处理方法。当样本点不多时，所有样本点提供给我们去认识风险的知识并不完善，具有模糊不确定性[17，18，25]，此时不应该把一个样本点的信息看作确切的观测值，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样本点的代表，看作是一个集值，是一个模糊集观测样本点。基于信息扩散理论的评估模型可通过设定灾害指数论域、利用信息扩散函数将单值观测样本点进行信息扩散、对样本点进行归一化信息分布计算等最终得到样本点概率估计值[20]。

在信息扩散评估模型中，扩散函数与扩散系数是关键，直接关系到结果准确与否[4，11，23]。黄崇福教授对不同扩散函数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在样本容量不大的情况下，简单正态分布要优于指数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故本文选用正态扩散函数（公式1）。

式中，h为扩散系数，可根据样本最大值b和最小值a及样本点个数来确定[4，20]。

2 结果与分析

2.1 日光温室外番茄低温冷害等级指标构建

日光温室番茄生长过程中，当气温低于6℃时，生长受到严重影响，10℃以下生长缓慢，15℃以上为最适生长温度，因此，将6、10、15℃作为划分日光温室番茄低温冷害等级的阈值。

将临淄、莱芜、东营三个日光温室小气候自动观测站数据与对应的三个地区自动气象观测站数据匹配提取，并按80%保证率方法求算，得到日光温室外番茄低温冷害气象等级指标（表1）。

2.2 日光温室番茄低温冷害风险发生时间变化

2.2.1 日光温室番茄低温冷害发生规律 利用1984至2013年日光温室番茄主要生长季内（每年10月至次年4月）全省122个自动气象监测站逐日最低气温观测资料，结合日光温室外番茄低温冷害等级指标进行统计，重度冷害平均发生天数为20.2天，中度冷害平均发生天数为16.4天，轻度冷害平均发生天数为57.7天。从近30年全省日光温室番茄苗期低温冷害累计发生天数逐年变化图（图1）中看出，以轻灾为主，发生天数明显高于重度和中度冷害；重度冷害与中度冷害多年平均发生天数接近。各月平均冷害发生天数从10月至次年4月分别为0.3、8、25、29、22、10天和0.5天（图2），表明日光温室番茄低温冷害主要发生在冬季3个月内。

2.2.2 日光温室番茄低温冷害风险时间变化 结合2.1中全省各县站生产季内不同月份内出现日光温室番茄低温冷害的日数，确定离散论域选取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山东省日光温室番茄低温冷害主要发生在冬季，因此，利用信息扩散理论，确定离散论域，分别对12月、1月及2月的不同冷害等级发生概率进行计算。因全省站点过多，文中仅以鲁西北、鲁中、鲁南三个地区的代表站点，即东营、潍坊、临沂为例，给出不同低温冷害发生时间下的中度冷害发生概率变化（图3）。由图3可以看出，生长季内，各代表站点发生5天中度低温冷害的风险概率最大，其中东营接近80%，潍坊12月及2月的概率超过80%，临沂1月概率在90%左右；发生10天中度低温冷害的风险明显降低，东营、潍坊仅为20%左右，临沂1月较大，在50%左右，但12月和2月同样明显低于5天概率；发生15天及更长时间低温冷害的风险各代表站均极小，可忽略不计。

2.3 日光温室番茄低温冷害风险空间变化

利用ArcGIS9.3绘制山东省日光温室番茄低温冷害发生概率分布图，其中概率值过小的冷害发生时长不单独绘图，如12月内低温冷害发生时间分别为15、20、25、31天的概率值全省均约为0，不列出概率分布图，同理，若该月内某时间长度的灾害发生概率值全省差别不大，均不列出概率分布图。

从图4可以看出，山东省12月日光温室番茄，各地发生10天轻度低温冷害的概率均在84%以上，除鲁西北北部、鲁中东部、半岛南部及鲁西南局部地区在84%～96%之间，其他地区均在96%以上；中度低温冷害发生可能性较大的地区为鲁西北中东部及半岛内陆地区，概率值在20%～47%；重度低温冷害主要集中在鲁西北中部、鲁中东部等地，概率在55%～74%之间，鲁南大部、半岛北部及东部发生概率最小，仅在17%以下。

1月，发生10天轻度低温冷害的概率呈现中、北部较低，东、南部较高的趋势，其中，鲁西南地区概率最大，在89%以上；中度低温冷害发生概率较高的区域主要为鲁西北及半岛局部，范围小，且分布不均；重度低温冷害主要发生在山东中、北部地区，其中，鲁西北大部均在93%以上，表明发生10天重度低温冷害的可能性极大（图5）。

2月，发生10天轻度低温冷害的概率分布无明显规律，全省发生概率均在80%以上，各地局部均在98%出现可能性；发生10天中度低温冷害的概率分布特点与发生5天的相似，仍为东部地区大，西部地区小，其中，半岛地区发生概率最大，在12%～28%之间；全省大部地区重度低温冷害发生概率在29%以下，其中，鲁南大部地区仅在8%以下，鲁西北、鲁中及半岛内陆局部地区发生风险较大，概率在42%～66%，为需要关注的地区（图6）。

3 讨论与结论

（1）利用日光温室内、外气象观测数据，基于80%保证率方法，统计得到日光温室外番茄低温冷害气象等级指标，该指标为开展低温冷害风险区划的基础。

（2）利用1984-2013年日光温室番茄主要生长季内自动气象监测站逐日最低气温观测资料，结合低温冷害气象等级指标，统计得到全省122个自动气象站30年平均重度冷害发生天数为20.2天，中度冷害发生天数16.4天，轻度冷害发生天数57.7天，且主要发生在冬季。

（3）利用信息扩散理论，分别计算山东省各月内不同时间长度、不同灾害等级的发生概率，并利用ArcGIS分析制图，得到日光温室番茄发生低温冷害的概率分布，为开展精细化服务提供了依据。

（4）信息扩散理论已被应用于多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分析，理论方法成熟，可以利用该理论方法对山东省设施农业不同灾害类型进行分析，进而更好地为设施生产提供指导。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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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字：水利水电工程 科研设计阶段 工程施工阶段 风险因素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TV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中国筑坝数量位居世界领先水平，截止目前已超出8.9万座。水库大坝的修建为国家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存在风险隐患的水利水电工程却对沿线生态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及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此外，水利水电工程风险因素涉及到规划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及运行阶段，那么制定的风险措施必须具有针对性，其中工程规划阶段应偏重风险识别与规避；工程可研阶段应偏重风险分析与防范；工程施工阶段应偏重风险监测与控制；工程运行阶段应偏重风险管理与应急。

一、水利水电工程规划选址阶段的风险识别与规避

（一）风险识别

工程规划选址阶段的最大风险主要由巨型滑坡体及自活动断裂所致。工程规划选址一旦出现偏差，后期采取任何弥补措施皆无法转移或规避既定的风险，其中以活断层上方建坝为甚。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福克河流域的奥本坝，该大坝因误建在活断层上方而被迫全面停工。

（二）风险规避措施

1.工程规划选址阶段必须采取必要的避让措施，此乃最大化规避或降低风险影响程度的必然要求。例如：汶川地震灾区的沙牌水电站及紫坪铺水电站与地表破裂带之间的距离分别为32km、8km，从而把水电站整体震损控制到最小程度。

2.工程规划选址阶段必须识别源自库岸滑坡的超标准洪水及源自库内巨型或大型滑坡的库中坝风险。例如：阿尔卑斯山区瓦伊昂河流域的瓦伊昂拱坝因托克山坡体下滑而全部损毁。

3.坝址尽量避开存有严重地质风险的河段，即工程规划坝址应远离活动断裂带及滑坡体。针对无法避开地质风险地段的坝址，尽量不要设置高坝大库，以免工程受到山体水文地质条件改变的影响，由此把风险损失及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降至最低。例如：汶川地震灾区某两座小型水电站因唐家山堰塞湖而完全损毁。

二、水利水电工程可研阶段的风险分析与防范

（一）风险分析

可研阶段必须对工程存有的一切隐性与显性风险进行分析，同时对一切风险的级别做出评估，由此提高所选坝型及枢纽布置格局的合理性。研究证实，对工程可研阶段风险的分析可防范风险；对建筑物设计的优化可降低风险；对设计标准可靠性的把握可控制风险；对运行调度方式的编制可管理风险。由此可见，加强对工程可研阶段风险的分析可提高工程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二）风险防范措施

1.就地质风险防范而言，挡水建筑物的布置必须综合考虑地质条件与地形条件的适应性，其中混凝土拱坝风险防范应偏重坝肩抗滑稳定问题；混凝土重力坝应偏重深层抗滑稳定问题；深厚覆盖层上当地材料坝应偏重地基渗透稳定问题及不均匀变形问题，同时必须重视坝基的防渗设计。

2.就洪水风险防范而言，水利水电工程应尽量选用混凝土坝，即通过坝身泄洪可有效防范工程结构布置风险。如果覆盖层深厚，最好选用当地材料坝，此时必须尽可能增强泄水工程的泄流能力，而工程结构布置必须考虑到泄洪消能区对挡水建筑设施的冲刷作用。

3.就地震等地质灾害风险防范而言，高山峡谷地区最好采用地下厂房布置方案，而进厂与上坝交通最好采用隧洞方案。此外，必须对地面建筑工程上方边坡工程的地质条件进行勘探分析，同时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以免变形岩体及危岩体影响到建筑设施的安全。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纳伦河流域的托克古尔水电站，因可研阶段未考虑河流两岸坝肩岩体卸荷对坝体的影响，致使原工程施工方案及总体布置方案无法通过审核，从而对工程施工进度（该工程最终耗时达17年）与工程施工成本的控制造成严重的影响。

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阶段的风险监测与控制

（一）风险监测

工程施工阶段偏重对风险的控制，而一系列控制措施的实施旨在保障工程施工安全与施工质量及控制工程施工进度与施工成本。工程施工阶段通常需全面落实设计阶段指明的一切风险防范措施，由此实现对风险的控制。众所周知，施工质量与施工安全控制是工程施工阶段必须重点把握的风险，但目前多数建设单位皆执行一套“重进度、轻质量与安全”的施工方案，此乃我国多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阶段风险由主观意识及客观存在所致的重要原因。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工程开挖施工阶段，往往出现一系列源自可研勘测预测结果与实际地质条件不相符的客观风险及源自参建单位“重开挖、轻支护”的主观风险。由此可见，水利水电工程开挖阶段必须坚持“动态设计” 原则，同时结合施工开挖的实际地质条件及安全监测资料，对工程设计方案进行动态调整。

2.大坝填筑或混凝土浇筑阶段，工程风险开始向质量风险、内部风险、隐蔽风险转化，且期间产生的风险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由此可见，如果大坝填筑阶段（以混凝土浇筑为甚）施工质量风险失控，则后期补强与运行期间处理工作皆难以正常开展。

四、水利水电工程运行阶段的风险管理与应急

（一）风险管理

如果工程施工阶段风险因素未被完全规避或控制，其必然会再次集中出现在水库大坝运行阶段（以大坝运行初期为甚）。据国际调查资料显示，全球接近1/2的溃坝案例发生在工程运行的前5年，接近1/3的溃坝案例发生在工程运行的第一年，其中工程施工阶段及投入运行的第二年也存在溃坝现象。此外，如果工程规划质量、设计质量、施工质量皆非常完美，但工程运行期间的保养与维护亦是必不可少的。

（二）风险应急预案

1.大坝风险管理要求必须明确责任的主体，即建立健全风险责任制。水利枢纽工程风险责任制的核心应为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即根据隶属关系，自下而上依次落实水库管理单位、水库主管部门、同级政府的责任人，同时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2.大坝风险管理要求事先制定工程常见风险应急预案，同时建立健全风险等级报告制度，由此确保风险损失被降至最低。应急预案通常由运行机制、监督管理、组织体系、应急保障等部分组成。此外，报告制度必须明确事故的程序、主体与时限；阐明工程事故的具体地点、时间、原因、影响；针对事故基本情况制定并实施处理办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有效的风险管理往往能为工程质量与安全提供保障性措施；理想的风险管理要求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因素，由此规避原本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及减轻或转移已经发生的风险因素，进而为水利水电工程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由此可见，加强对水利水电工程风险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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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 城市防灾资源； 评价体系； 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 TU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3-0175-01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灾害发生的规模与频率不断增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断加剧，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隐患，我国大量的震例表明了防灾资源储备的重要性。因此，通过建立城市防灾资源体系及其评价模型，为了解城市的防灾资源储备水平提供了参考。

一、唐山市城市防灾资源概述

城市防灾资源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既包括各种物质资源，也包括与灾害防、抗、救相关的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等。唐山市属于高烈度抗震设防地区，地质构造复杂，断裂活动频繁，1976年7.8级地震之后，唐山市地震活动进入调整阶段，但是地震形势依然很严峻。多数专家认为在唐山市老震区有发生较强余震的可能。

二、唐山市防灾减灾的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防灾减灾工作的宗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防灾减灾工作的出发点。

2.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原则

要建立科学、高效、协调的防灾减灾总和管理决策指挥体系，灾害监测预报评估服务体系，综合灾害信息实时共享体系。

3.坚持综合减灾的原则

灾害具有突发性、群发性、链发性和叠加性等特点。因此要坚持综合减灾的发展方向，坚持各级政府统一领导、减灾委员会综合协调、各涉灾部门密切配合的防灾减灾管理体制。

三、唐山市防灾资源体系的评价方法

（一）建模思路

唐山市城市灾害连锁效应明显，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唐山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21个地震重点监视区域之一，属于高烈度抗震设防地区。地震灾害一旦发生，由于其突发性及不可预测性，并易产生次生灾害，需要强大的应急救灾资源来支撑，不仅仅是人、财、物的支撑，科技支撑、法规支撑等等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选择在地震灾害背景下，对唐山市城市各防灾资源储备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二）各层次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了得到城市防灾各类资源合理的权重，本研究向了解本领域研究内容的专家共发出8份问卷，收回6份。考虑到各专家的个人经验和知识水平，我们选用各位专家平均权重，进行打分而得到在城市防灾资源体系构成的一级指标中，人力资源所占权数为0.196，物力资源所占权数为0.121，时间资源所占权数为0.136，空间资源所占权数为0.093，城市生命线资源所占权数为0.124，技术资源所占权数为0.060，资金资源所占权数为0.079，组织资源所占权数为0.066，法规资源所占权数为0.059，思想资源所占权数为0.066。

同理可得，一级指标下方案层的各个指标权重为，救援专业队伍建设情况0.056，志愿者队伍规模及培训0.024，医疗救助能力0.060，居民自救能力0.055；物资储备的种类0.061，物质储备的数量0.061；震情速报时间0.045，预案启动时间0.045，指挥部门到达现场的速度0.046；人均避难场所面积0.046，人均疏散空间用地面积0.047；冗余能力0.062，防灾抗灾能力0.062；对已有灾害的监测预报能力0.030，灾害信息的能力0.030；救灾资金的储备情况0.052，人均财政收入情况0.027；防灾机构设置情况0.026，防灾机构功能执行情况0.040；灾害立法情况0.030，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0.030；宣传教育情况0.044，防灾演习次数0.022。

四、城市防灾资源的综合评价

通过对以上一级指标下方案层的各个指标权重的计算，我们认为唐山市城市防灾资源体系的评价结果为“一般”，具体为：

1.人力资源

唐山市计划在每个县区配备应急专业救援队伍50人，其中芦台、汉沽、高新区和南堡各为30人；在141座地震宏观观察哨中设观察员153名，防震减灾助理员及志愿者196人。

2.物资资源

防震减灾的物资资源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存在较大的缺口，应急车辆和应急装备，都不能保障在灾害发生后的快速救援行动。

3.时间资源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效益，抓紧时间就是减灾。时间资源的效益要求震情速报时间要短，要求监测能力的信息化，网络化。

4.空间资源

我市的避震疏散空间面积储备水平一般。《“十一五”期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中明确指出：省会城市和百万人口以上城市按照有关规划和标准，加快防灾避难场所建设工作。

5.城市生命线系统

城市生命线系统的水平一般。要加强城市生命线的抗震设防，将供水、供电、燃气、通讯、医疗等城市生命线工程设施按地震设防烈度9度进行抗震设防。同时对生命线实行分散化和自立化，提高其防灾能力。

6.技术资源

唐山市台网中心能够接受40个台站信号，主要分布在环绕京津唐经济开发区和环渤海区域，但由于台站所处位置比较集中，并且现有观测手段单一，缺少形变、地磁等观测手段，难以形成前兆观测手段数字化。

7.资金资源

2009年，唐山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053元，然而灾后的救助资金严重不足。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装备老化、防灾设施建设和队伍建设缓慢。因此，要加大资金的投入，积极进行防灾减灾建设。 8.组织资源

从评价结构来看，唐山市的组织机构还是比较健全的。2006年，政府对防震减灾工作领导体系进行了完善，明确了职责，统一指挥、协调全市抗震救灾工作。但是缺乏唐山市防灾减灾综合指挥决策中心。

9.法规资源

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落实《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性文件、同时强化《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并认真做好《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地震预报管理条例》。

10.思想资源

在12个县区建立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站196座，宣传员196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工作，并积极开展“六进”（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进家庭）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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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城市公共安全；城市规划；城市安全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一、国内城市公共安全现状问题

为了便于进行分析说明，本论文将国内城市公共安全规划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综合分析。

1.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理论基础

1.1理论基础方面的问题

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目前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基本出于安全科学体系，总的来说有风险理论、城市灾害触发理论、灾害事故的预防理论。

所谓风险理论的运用可以概括成这样：由于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十分复杂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人们根本无法合理地计算出未来突发事件发生的概率。针对城市公共安全的概率风险估计不准和城市公共安全系统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最基本的元素着手分析，对其进行组合，进行不确定性意义下的量化分析。从而形成了以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分析基本原理为核心、以模糊系统识别理论和方法为工具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分析系统理论和方法。风险理论对实践指导性是偏弱的，因为想要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几率基本是不可能的。

而城市灾害发生的原因千差万别,但每种灾害事故都有一个共性,都是由一些相同的基本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就是人(Man)、物(Machine)、环境(Medium)、管理(Management),即4M问题。因此灾害事故的触发理论也成为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理论基础。城市灾害可以通过技术手段(Engineering)、教育手段(Education)和管理手段(Enforcement)来预防和控制,即防止灾害事故的三E安全对策,也称为灾害事故的预防理论。

最近关于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理论研究出现了重要的进展：

（1）通过城市公共安全可靠性模型的研究，给出了城市公共安全规划中预防为主思想体系的理论依据；

（2）通过分析城市灾害和事故（事件）及防治体系的特点，提出了城市灾害和事故的双重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规律；

（3）提出把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分为“概念”系统和“实体”系统加以研究，前者可促进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后者着眼于技术在实践中的运用；

（4）提出应通过科学的评估和规划，建立功能完备的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

城市公共安全规划是建立整个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的关键，是所有相关理论最后用以指导实践的重要环节。从目前的公共安全规划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以上谈到的安全科学方面的理论在起作用，城市规划学科的基础理论在规划实践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整个公共安全规划的工作流程我们可以看出：

（1）在城市基本情况调研和资料收集工作中，使用的是城市规划学科的工作方法，而大部分的基础资料可以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发掘；

（2）在进行城市风险分析和危险区划分时运用的是城市功能分区的基本原理；（3）城市公共安全规划中物质空间规划的主要内容和工作方法都基于城市规划原理；

（4）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主要成果及形式是通过城市规划专业的设计语言来进行表达的。

所以说，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应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既不能从相关学科的理论之中照搬照抄，也不能完全抛弃现有的研究基础。建立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理论体系是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研究的首要任务，而这项研究是建立在城市公共安全规划三个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之上的。

二、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策略与方法

1.纳入到城市规划学科体系的必要性

长久以来，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就是城市规划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城市公共安全规划与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是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前身。将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纳入城市规划的学科体系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1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实际编制工作已经展开，而规划层面的理论研究跟不上。目前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实践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开展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工作是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所以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编制工作的开展并不是一个短期跟风或者政绩行为。因此必须以长远发展的角度来开展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研究工作。

1.2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牵涉到的学科广泛，只有城市规划学科能够将相关理论加以综合。城市规划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本来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就牵涉到很多专业，最后都是由城市规划专业加以综合，形成最终成果。所以就目前来看，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各相关专业中只有城市规划专业的综合性最强，必须以城市规划为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依托，这样才能使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研究和实践快速发展。

2.与传统城市规划理论相结合

将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纳入城市规划的研究体系最先遇到的工作就是将相关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好，这是进行实践工作的基础。理想的情况理论融合的工作是相关专业同步进行，学科之间进行交叉研究，这样就不会出现理论研究的空白区。但是从实际上来看，每个学科只专注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将理论融合的任务交给城市规划专业，是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率的。城市规划专业本来就是一门综合性很强学科，城市规划专业负责完成规划编制的实践工作，因此必须学习相关专业的理论成果并加以综合。城市规划是理论的实践者，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完善城市规划的研究体系。

2.1城市规划必须从实际工作中吸收经验和教训，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归类，反馈给各相关专业，提高理论研究的效率。由于城市规划专业处于实践的第一线，因此归纳总结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并将其归类反馈给相关专业是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任务。

2.2关于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理论创新体系的建设，必须以城市规划专业为主导，在各相关专业的协助下共同完成。理论创新体系是衔接理论研究和规划技术标准之间的桥梁，而规划技术标准的制定和相关理论的综合都是在城市规划专业的体系下完成的，所以城市规划必须成为技术创新体系的主导。

3.体现城市规划学科的理念

这里说的城市规划学科的先进理念的概念是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出现的关于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先进思想，但是还并没有被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充分利用的部分。以下几个理念与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密切相关，应在城市公共安全规划成果中加以体现。

3.1城市防灾公园的规划理念

防灾公园的规划研究在我国是与地震灾害紧密相联的，唐山地震以后，众多的北京市民被疏散到普通公园进行避难，结果混乱不堪，带来了不良后果。从此以后，防灾公园的规划研究就引起了研究界的重视。

防灾公园与普通公园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能在灾害到来时更好地完成避灾要求，安全性更高，从以下几点我们能看出防灾公园的特殊之处：

①在选址上，防灾公园更为谨慎，不但要牵涉到避灾区域界定和避灾人口计算，还要在地质上避开地震活断层、岩溶塌陷区、矿山采空区和场地容易发生液化的地区以及地震次生灾害（尤其是火灾、洪灾等）源。

②避灾公园需要更为开阔、平坦，易于搭建临时帐篷的场地。

③避灾公园在植被选择上有特殊要求，多选择耐火阻燃的阔叶植物。

3.2城市防灾疏散通道的规划理念

城市防灾疏散通道的规划研究是与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的研究同步开展的，在开展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前，关于城市防灾疏散通道的独立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部分内容可以供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借鉴。

结束语

当前, 中国的防灾减灾管理体系相对薄弱, 法律体系也不尽完善, 因此, 在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实施过程中, 还应加强城市公共安全法制化建设和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 同时还要防止出现城市安全工程项目的盲目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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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4.01.607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1-0502-02

攸县地处湘东南部，罗霄山脉中段西麓武功山西南端，东与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交界，北与醴陵市相连，西和株洲县、衡东县接壤，南与茶陵县、安仁县毗邻，是长株潭城市群的次中心城市区域。全县总人口78.5万人，常住人口69.3万人，土地总面积2664.7平方公里。县内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金属、非金属和水气矿产，其中优势矿产煤炭资源面积173.6km2，探明煤炭总储量4.2亿吨，可采储量2.5亿吨，铁资源储量6266万吨，玄武岩和水气矿产（矿泉水和温泉）资源丰富。

根据中国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依据卫生部《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办法》本文所称的风险评估是指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风险以及大型活动等社会安全事件的公共卫生风险进行评估，并提出风险管理建议的过程。涉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按照《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相关规定执行。而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因素分析，则是对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潜在性因素进行前瞻性和可行性的分析探讨。

1概述

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四类：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按照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分成Ⅰ、Ⅱ、Ⅲ和Ⅳ4级，分别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

根据既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情况及传染病流行特点分析，攸县境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以传染病事件为主，其次为食物中毒事件，再次为职业中毒和环境因素事件，自然灾害主要有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火灾等。

我县卫生应急体系自03年“非典”之后，历经将近十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防患于未然的能力仍有待加强。开展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及早发现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苗头，防范事件发生，减轻事件危害是当前卫生应急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容忽视。

2现状分析以及识别出的潜在风险

2.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1.1重大传染病疫情根据往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的监测资料，结合传染病流行特点分析，攸县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以传染病事件为主，如2012年5月份郴州市安仁县报告2例霍乱疫情，随后攸县渌田镇报告一例聚餐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疫情，我县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队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确定为一例疑似霍乱疫情，并得到及时处理。而且以乙类和丙类传染病为多见，流感、手足口病、肝炎、肺结核、梅毒、HIV为我县目前重点防控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其次为食物中毒事件、职业中毒和环境因素事件。因为传染病疫情及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季节性和规律性，夏秋季食物中毒以及霍乱、细菌性痢疾和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疫情将有一定限度的增加，主要风险场所为托幼机关和学校，重点人群为儿童和中小学生。手足口和流行性腮腺炎疫情将减少；秋冬季节，气温低病原体更易在空气存活，人员活动空间相对小，空气不流通加之聚集时间相对长，则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必将有所上升。预计在年终春运期间，随着大量外出务工人流，寒假学生流，探亲流交叉聚集，将有巨大风险的可能。主要风险场所为交通运输工具及其场所，其他公共娱乐场所和家族年饭聚集家庭，普遍为易感人群，重点人群为体质较弱的老人、儿童和中小学生，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同时，要防范有不明原因疾病、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散发病例的出现。要防范容易让人忽视的寄生虫病死灰复燃或者输入性的寄生虫病的传播。

2.1.2群体不明原因疾病攸县境内最近很少有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报告和报道，但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体系，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媒体监测系统，及早发现、核实并报告真实情况。以便及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早处理，切断传播途径，防止扩散蔓延。

2.1.3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食物中毒事件可分为细菌性食物中毒、真菌性食物中毒、化学性食物中毒。如2011年1月份我县丫江桥乡一农户生日宴中亲戚聚餐暴发集体性食物中毒，经我县疾控机构进行流行病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确认原因为户主误把桐油当茶油用作宴用食用油导致集体性食物中毒。又如2012年3月份，我县皇图岭镇电话报告了一起氯气意外泄露导致多人急性氯气中毒事件。经现场调查发现，事件缘由该镇一废品收购店店主要因安全意识淡薄、废品处置不规范，将收购的氯气罐内的残余氯气私自放出，并离店回家，导致瓶内残余的氯气连续小量泄漏，致使附近居民出现急性氯气中毒。经判定为一起氯气意外泄漏的环境污染事件，为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县政府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理机制，立即调集了消防中队、县卫生局、县环保局及当地派出所等人员赶到现场并成功处置。细菌性食物中毒有一定的季节性和规律性。夏季，气温高，湿度高都非常有利于大部分微生物繁殖，特别是外环境（包括餐饮具和生熟食物）的致病菌或者条件致病菌大量滋生，而人体因饮水过多稀释了胃酸减弱了对细菌的杀灭作用，从而将大大减弱人体第一道和第二道生理屏障功能。细菌性食物中毒会有一定限度的增加。化学性食物中毒跟目前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有一定关联，主要是靠食品安全职能部门严格管理监督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可以说管理得好化学性食物中毒的可能就小，反之亦然。目前的形式不容乐观，预期管理体制会日臻完善，突发事件步入下行走廊。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教育知识的普及，真菌性食物中毒的事故越来越少，一般都不再上山捡摘蘑菇，而改为购买人工种植可食用菌类。

地质资料显示，攸县各类资源丰富。而今随着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对能源需求的增大，现正开采矿产资源包括煤炭、铁矿石以及各种石料等的大、中、小型矿山有166座。煤矿开采集中在桃水、黄丰桥、兰村三个矿区，现有煤矿企业103个，矿山从业人数约14375人，矿山设计生产能力708万吨/年，2007年实际生产能力438.7万吨/年。目前总生产能力达621万吨/年，省委、省政府下达给攸县2011年10月至2012年9月的调煤保电任务是182万吨。当前矿产安全隐患大量存在，安全严峻形势可想而知，水害控防形势可想而知。许多矿产工人在长期在井下作业，职业环境达不到职业卫生标准，个人防护措施不落实，很容易患上了职业病—矽肺。截止6月，我县共收治矽肺病人58人次。我县职业病风险区域是中小煤矿和水泥厂，并且大多中小煤矿和水泥厂从业人员无法律规定相应的劳动工伤保障、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故风险人群为中小煤矿和水泥厂工人。

2.2自然灾害事件自然灾害主要有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火灾等，如大家刻骨铭心的2008年雨雪冰冻灾害，导致交通阻断，电力电信设施大量损毁而中断，给我县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损失。还要防范极端天气导致次生灾害，如洪涝灾害以及雷电灾害。注意关注各级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

2.3事故灾难事件目前，攸县在册登记的机动车总量为7万多台，其中汽车2万多台，摩托车4万多台，低速车2312台，挂车10台。还有106国道和S315省道的大量过境车辆。交通事故风险不容低估。2011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被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交通事故率大幅下降。2012年4月份以来，攸县开展了专项整治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考取驾驶证2.5万人，佩戴安全头盔率达到了80%以上，让广大摩托车驾乘人员受益。县交警大队7月13日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该县涉摩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较去年同期分别减少152起、18人和35人，同比下降23.1%、42.8%、27.8%。因而按此形势交通事故风险保有量较高，但将呈下降趋势。事故灾难发生率有所下降，但因为我县特殊条件，煤矿事故、交通事故等引发的重、特大突发事件隐患依然存在。

2.4大型活动及社会安全事件对于大型活动，由于组织管理部门的科学领导、统一指挥和合理安排，2011年10月份攸县香干文化节闭幕式暨“洞天福地，魅力攸县”大型文艺晚会在攸县县城文化广场炫动上演并顺利成功举办。随着综合实力的提高和人民精神文华需求上升，我县举办大型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根据实际情况和组织管理部门的需求可以提前组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其进行专题风险评估。

3风险管理及建议和探讨

我县县委、县政府和卫生局历来高度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在全县卫生工作会议和卫生系统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性，由各个县直医疗机构和乡镇中心卫生院组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机动队，成立了系统、完整、有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组织机构。近年来，县卫生局多次组织开展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模拟演练，并组织了相关知识培训。不断提高我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机动队应对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援能力。结合我县实情，根据以上潜在的风险，在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上，我县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时刻牢记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现建议如下：

一是加强法制机制建设，广泛宣传培训和强化健康教育、普及卫生法律法规知识、逐步提高普通群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识和能力。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单靠卫生医疗部门宣传教育，授众面仍有局限。可结合“洁净攸县大行动”和“城乡同治，结对共建”，充分利用各级行政、媒体等社会宣传力量，开展宣传教育和业务骨干培训，以提高全民防患意识，促进应对突发事件上升到社会层面和普通民众个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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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药资源；风险分析；应对策略

中药资源是我国中医药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国工程院肖培根院士认为，中药业的发展首先有赖于稳定、良好的中药资源。因此，健康良好中药资源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传统中医药的发展水平。所谓健康良好中药资源的发展，是指能够持续生产出产销对路、供需平衡、品质稳定、疗效确切的中药资源生产过程，其生产既能满足中医药发展的需要，也能保护生态环境，维护药农(企)利益，提高地区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但目前我国中药资源正面临着野生资源渐趋枯竭、部分中药材濒临灭绝，人工栽培中药资源品质下降、质量不稳定等诸多问题，加之中药资源普遍存在着产销不对路、供需不平衡现象，我国中药现代化所依赖的中药资源发展现状严峻。尤其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后救急过程中，充分暴露了中药资源生产的一些问题，很多原材料一时无法供应上。中药资源的生产过程是自然、社会、经济三者复合的生产过程，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潜在的诸多风险造成了上述生态系统缺乏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平衡性，影响了中药资源的产量、质量与效率。由于受各种影响因素不确定性、偶然性及生产难度等制约，导致中药资源生产不持续、不稳定与不平衡的可能性。笔者现结合中药资源生产的实际，从风险产生的角度对风险进行划分，将中药资源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分为政策、生态、社会、技术、灾害、质量、市场及内部等8类；并对中药资源生产过程进行风险分析，明确中药资源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偶然性与生产难度，同时针对风险产生的原因探寻应对策略，为溯本求源地解决中药资源的实际问题、促进中药资源健康良好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1 中药资源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1.1 政策风险

中药资源生产属于农业范畴，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粮食作物种植风险规避的政策支持，惠农的农业保险形式多样、直接易见，农民种粮利益得到保证。2008年，国家财政政策支持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中央财政的补贴范围从主要的粮食品种扩大到花生和油菜，但对包括中药材在内的多数农产品仍没有实施农业补贴。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仍对不少中药材品种征收农林特产税，无形中增加了中药资源的生产成本。现今我国药材生产者多为零散农户，难以承受不可预见的种植风险，不同的政策倾向更易引导资源生产者选择种植风险较低的农作物种类，许多传统药材产地纷纷刨药种粮油或种花果[1]。同时，在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范围内能源需求的影响下，以玉米为代表的粮食价格开始上扬，农民种粮积极性继续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具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药材种植面积将因之受到影响，中药资源生产濒临巨大的考验。

1.2 生态风险

该风险是指资源生产过程中不合理的资源生产利用方式具有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的风险。中药资源人为干扰强度可分为野生中药资源、半野生中药资源与栽培中药资源。我国野生中药资源也因野生与家种的品质差异正遭受着大规模的非理性采挖，天然植被破坏严重；尤其在脆弱的生态系统中，掠夺性的采挖极易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据报道，挖1株甘草可破坏方圆4～5 m2的植被[2]，1984－1985年两年间，宁夏银南地区中宁等四县共挖鲜甘草约1.7万t，直接破坏草原达1.64万hm2，间接破坏草原达4.93万hm2，土壤沙化扩大[3]；而滥挖甘草造成的草原沙化10年内都难以自然恢复。更为严重的是，破坏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严重的人为干扰致使大部分中药材品种丧失了遗传进化潜力，由此造成的中药种质资源的退化将无法逆转。

1.3 社会风险

该风险是指由于社会流行疾病谱的变化与社会种植风气所致的产需失衡、量不持续的风险。中药资源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用药的需要，但不确定的社会流行疾病谱使得中药资源需求波动复杂。以2003年我国“非典”疫情为例，抗病毒类药材需求旺盛，金银花、牛蒡子等全国市场货源销售一空，相关中药产品生产难以维系。社会流行疾病谱的变化同时也改变了中药资源后续的产出，如板蓝根受“非典”需求刺激生产，库存丰富，2003年以来的市场以消耗库存为主，价格也跌入谷底，药农(企)利益受到极大伤害。此外，我国中药资源生产者对药材种植盲目性依然很强。某些药材因高价刺激，导致种植面积无序扩大，由此陷入长时间的低价烂市；而某些药材因价格偏低，药农就弃种或少种。这种非理性的一哄而上(下)的社会跟风种植风气，极易造成中药资源数量的不稳定与不持续，影响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1.4 技术风险

在我国500余种常见中药材中，可以人工栽培的只有200多种。目前，我们仍对多数中药材生态及生长特性缺乏了解，其人工引种与栽培过程中的瓶颈因子尚未明晰，无技术支持已成为中药资源生产过程中主要风险来源。例如，受制于滇重楼生长特性与栽培技术，滇重楼的生产一直难以持续，导致以其为原料的云南白药系列产品开工不足。再如，业界尚未完全掌握冬虫夏草抽生子座技术，人工培育的冬虫夏草难以维续，冬虫夏草资源陷入“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越挖”的危险境地。

1.5 灾害风险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灾变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成灾比率高[4]。有资料显示，2006年5月甘肃河西地区的霜冻和干旱灾害至少造成板蓝根减产30%，而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1万余亩中药材生产基地被毁。自然灾害不仅使中药资源大面积减产、药材质量大为降低，也对中药资源的后市供求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5]。总之，自然灾害使所涉中药资源减产甚至绝收，致使药材货紧价扬，种植面积、库存、出口等状况随之改变；同时，自然灾害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使一些救急药材需求尤为紧俏，由此改变的药材市场供求失衡增加了中药资源生产的风险。

1.6 质量风险

该风险是指中药资源质量极易受生产过程各种因素的影响，药材质量波动多变，所产药材无法稳定安全地入药。中药资源的质量风险来源于不合理的栽种、采收和储藏方式。所谓不合理的栽种，是指栽培品种、栽培地、栽培技术的选择并没有遵循药材生态及生长特性，药材质量与药效发生漂移；不合理的采收(包括采收季节、时间、方法等)改变了药材有效成分的积累，影响了药材的外观性状与内在品质；而不合理的储藏方式(包括时间、位置、方式等)使药材发生霉变、虫蛀、返油等现象。此外，在中药资源生产过程中，药农(企)为了防治病虫害，对药材施用大剂量农药，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已成为中药资源能否准入市场、走向国际的绿色质量风险。

1.7 市场风险

该风险是指中药资源生产者对市场接受与竞争能力缺乏预测，对市场需求的变动难以确定，进而导致市场供需失衡的风险。中药资源的市场风险首先来源于药材生产周期，因中药材生产周期有长有短，一些木本类药材如山茱萸、银杏、栀子等一般需要5～7年才能达到用药标准，此类资源的市场接受能力、竞争能力等无法做出准确的长期判断，栽培风险巨大；而一些短期药材，如板蓝根、薄荷等，虽当年种植就有收益，但此类药材对市场供求关系反应迅速，更容易造成资源烂市或缺市。其次，中药资源属于特殊的商品，“卖得掉是宝，卖不掉是草”，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医药企业、药材收购商漫天压价，生产者市场处境被动。在风险巨大的医药行业，医药企业通过市场把风险转嫁给资源生产者，生产者利益受到伤害，生产积极性大挫。此外，中药资源的生产容易受到市场信息的影响。任何市场投机行为，如庄家操纵、媒体炒作、药商跟风等都能引起中药资源供求关系与产出状况的变化，增加了中药资源生产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

1.8 内部风险

中药资源生产风险除了来源于上述的外部环境外，不健康的资源生产也与药材自身有关，这是中药资源生产的内部风险。此类中药资源一般具有种子萌发率低、种子结实率低、生长缓慢、对生境要求严格、腐生及寄生的一些特性。例如，明党参、高山红景天的资源生产就受制于其内部机制：明党参种子后熟阶段与梅雨气候的不协调是导致种子萌发率低及更新种群少的主要原因之一[6]；而高山红景天花朵败育率高、种子成熟度低、有性生殖弱是其生产质量受到制约的主要原因[7]。

总之，生产过程中具有较多的潜在风险是我国中药资源生产极其脆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中药资源生产过程中各个风险因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例如，现代农业产业的繁荣越来越依赖于化肥、农药、良种、农机等技术要素，而在中药资源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为求更大的收益，过分及不合理地使用上述技术，由此衍生出大量的生态与质量问题，如土壤板结、土壤肥力下降、外来生物物种入侵、农药残留超标等；不可预计的灾害风险一般还会次生出生态、质量、市场及社会等风险；中药资源生产过程中的内部风险必然会提高中药资源的质量风险级别等。

2 中药资源生产过程中风险应对策略

2.1 加大惠农政策的支持力度，扩大补贴范围

为稳定药农种植药材的积极性，国家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并给予适当补贴。通过国家负责、企业参与的形式，积极引入国家保险、商业保险、良种补贴、化肥补贴等机制，降低生产过程中不可预见的种植风险与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农民种植药材的风险，确保药材种植面积，保证中药资源的正常供应。

2.2 禁止乱采滥挖，保护生态环境

非理性的攫取与采挖是中药资源生产风险的主要原因。乱采滥挖除造成野生中药资源量急剧下降外，其直接破坏的生态环境将使中药资源生产成为“无源之水”。政府部门应对中药生产与经营者首先在制度与法规上加强监管，杜绝法规不健全、执法不严、权责不清、管理不力等现象，对因采挖破坏生态环境严重的中药资源品种，如冬虫夏草、甘草等，应引入资源生态税收制度，让资源受益者负担生态恢复的成本，从根本上改变资源获益者对生态环境保护角色，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

2.3 引导专业种植协会的建设，确保中药资源产质

缺少专业的中药材种植协会是我国多数中药资源量不持续、质量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专业种植协会的建立首先可以协调中药资源的生产，避免一哄而上(下)的种植风气，确保有序生产与供应；其次，可以在源头上避免同类中药资源恶性竞争，控制假冒劣质药材流入市场，恢复药材市场的正常秩序，维护资源生产者的权益；第三，可以指导中药资源生产，增加产研转化能力，提高产质水平；第四，能够快速地组织生产，对公共突发事件具有较好的应急能力，保障突发环境下的用药安全。

2.4 加强中药资源研究，提高产研转化水平

目前，我国中药资源生产仍缺乏相关的技术支撑，已有的技术多半是经验，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验，可重复性低，此弊端直接导致我国中药资源生产规避风险能力的低下。中药资源研究应注意：①不仅要加强中药资源的应用技术研究，更应加强其基础研究，从源头入手提高产研转化水平；②加强中药材次生代谢物质合成、累积及其变化等规律研究，促进中药资源生产技术的科学制定；③加强种质种源的收集，保护中药资源的进化潜力，防范种质退化带来的生产风险；④及时保护所得科研成果，切实维护研发者和生产者的权益，确保中药资源研发与生产的可持续性。

2.5 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提高中药资源逆境抗性

我国的中药资源生产频受自然灾害影响，因此，做好防灾减灾，对于防范生产风险、确保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做好中药资源防灾减灾工作应包括：①明确影响该地区中药资源生产的灾害类型、影响强度、发生频率等，评定该地区发展中药资源生产的风险等级，合理安排生产；②坚持“预防为主，减防结合”的原则，对可以预见的灾害如气象灾害等，应及时制定避逸措施，降低灾害损失；③加强抗逆研究，通过良种选育筛选抗性品种，提高中药资源逆境抗性。

2.6 控制药材生产要素，倡导良性生产方式

一直以来，我国中药资源生产是以栽培生产与野生生产并行。因此，发展中药资源生产，一方面应鼓励规范化生产，控制药材生产要素，从生态环境、种质、栽培、采收，到运输、包装，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要处在严格的控制之下，确保栽培中药资源的产量与质量；另一方面，还应倡导形式多样良性生产方式，如野生抚育、生态栽培等，增加优良野生中药资源的产量，满足日益增加的用药需要。此外，在药材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应改变防治观念，以生物、栽培、物理机械等综合防治取代化学防治，降低生产风险，保护资源环境。

2.7 建立市场供求信息平台，规范市场管理

针对中药资源生产过程中潜在的市场风险，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建立市场供求信息平台，规范市场管理。政府部门应充分理顺供求关系，及时向生产者提供市场信息，以市场需求指导药材生产；各地专业种植协会应对主要重点大宗中药资源建立预警系统，根据历年供需关系及规律预测当年生产与需求，使得中药资源生产具有计划性；相关部门还应提倡多种方式的订单生产，建立可靠的市场信用机制，确保产销顺畅；同时，应规范中药资源市场管理，打击市场投机行为，加快流通过程，增强市场的风险规避能力[8]。

2.8 动态监测，加强珍稀濒危资源的特性研究与替代研究

为了保障中药资源的持续稳定，降低生产风险，应尽快开展第四次资源普查，摸清资源“家底”，并据此建立中药资源信息库，动态监测资源生产状况，合理安排市场供给。另外，对资源量日益减少的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科研单位一方面应加强对其特性研究，摸索该品种的致危因子，并据此建立合适的生产方式，提高资源产量；另一方面，还应加强替代研究，寻找疗效确切、资源量丰富的替代资源，确保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有量，稳定物种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3 小结

中药资源生产过程中的风险管理是中药资源生产管理的重要部分，它贯穿着中药资源生产的整个生命周期。做好中药资源生产过程的风险分析，控制和防范风险，对解决当前中药资源中迫切的实际问题，促进中药现代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从根本上改变其落后的资源管理利用方式，真正实现中药资源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平衡性，依旧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期间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革新与管理方法的变动，更需要制度法规的规范与保障。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山西城乡经济开局良好，整体价格上涨较快[EB/OL].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channelid=57792&record=385，2008-04-22.

[2] 刘泉龙，马 莲.滥挖甘草毁了草原[N].科技日报，2002-07-04(4).

[3] 解振华.中国环境典型案件与执法提要[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130.

[4] 李学举.我国的自然灾害与灾害管理[J].中国减灾，2004，14(6)：6－8.

[5] 郑智文.今年洪涝中药材将受到哪些影响[J].全国药材商情，2003，27(3)：6.

[6] 胡方方，李宗芸，黄淑峰，等.明党参濒危机制研究[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7，23(5)：58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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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震脆弱性分析；土—结构相互作用（SSI）；FEMA440；反应谱方法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seismic vulnerability analysis and the research and change of SSI method, then it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the seismic vulnerability line of bridges based on the SSI method.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the bridge seismic design theory based on vulnerability analysis with SSI method against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methods. It introduces the seismic vulnerability analysis method of bridges.

Key words: the seismic vulnerability analysis; Soil-Structure Interaction(SSI); FEMA440; response spectrum method

中图分类号：U44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桥梁脆弱性分析也称为桥梁易损性分析，是通过绘制桥梁结构的脆弱性曲线来判别桥梁脆弱性的一种方法。考虑土结相互作用（SSI）可以对桥梁的脆弱性风险更加精确的分析。地震风险分析包括地震危险性分析、地震脆弱性分析和地震灾害损失评估3个方面，其中，地震脆弱性分析可以预测结构在不同等级地震作用下发生各级破坏的概率，因此对结构的抗震设计、加固和维修决策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1]。在过去发生的地震中，例如，中国1976年的唐山地震，美国1971年的SanFernando地震，1994年的Northridge地震，1995年的日本阪神地震和1999年的台湾集集地震，这些地震导致了桥梁的严重破坏或毁灭性破坏，均表明桥梁在地震作用下是易损坏的。桥梁是交通生命线系统中的重要枢纽结构，地震发生时桥梁结构的抗震性能如何，脆弱性怎样，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需要进行严谨的计算和研究。脆弱性曲线传统的定义为在某一特定的地震烈度作用下，结构遭受的特定状态损伤的概率。更具体地，在地震工程中，脆弱性定义为在给定的地面运动强度下，比如峰值地面加速度、谱加速度、地面运动的频谱或强震持续时间，结构构件或系统失效的条件概率[2]。

1 桥梁脆弱性研究的发展

“脆弱性”一词常常用于风险和灾害研究文献中，也逐渐成为全球变化、环境发展和地理学的重要词汇[3]。国际上关于桥梁地震脆弱性分析的研究已有十多年，尤其是日本和美国对此研究得比较多。我国对房屋建筑结构的地震脆弱性分析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对桥梁结构的地震脆弱性分析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以脆弱性曲线的形式来研究结构的地震脆弱性，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核电站的地震概率风险评估。简单地说，他们把机械和结构系统的抗震能力以概率分布函数的形式表示出来，该函数以地面运动强度为参数。通常采用PGA(峰值地面加速度)，SA(谱加速度)和SI(谱烈度)作为地震动参数，该函数可以反映出结构能力和地震动参数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因素。

得到结构的地震脆弱性曲线可以采用两种方法，即经验统计法和理论计算法。经验统计法得到的脆弱性曲线就是基于历史震害资料，找出主要致灾因素，然后通过数理统计得出反映影响因素轻重的量化值，最终判断出桥梁在一定地震烈度下的震害概率；而理论计算法是将现有结构建模，并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得出结构破坏机制，主要包括规范校核法、Pushover法、计算屈服强度系数法以及大跨度桥梁的定性定量分析法，并且如果有可能，最终得到的脆弱性曲线应该用实际的地震数据来验证[4]。

1.1 经验脆弱性曲线

经验方法得到的地震脆弱性曲线,通常基于过去地震中所得到的桥梁损伤数据。我国关于公路桥梁脆弱性曲线分析，孙振凯和徐龙军都曾做过相关的研究。孙振凯采用的是专家调查的方式，由于其采用的样本有限，故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有一定限制。徐龙军统计了发生在唐山大地震中的272座铁路桥梁的破坏概率,对唐山大地震和海城地震中56座遭受地震破坏的桥梁按结构构造特征进行了分类,分析出各种构造特征对结构脆弱性的贡献率;描绘出了铁路桥梁在不同烈度地震作用下的破坏概率累积曲线,并提出了一种预测铁路桥梁地震震害的方法[5]。

国际上，Mander和Basoz采用一种类似Singhal和Kiremidjian[6]使用过的方法估计了脆弱性曲线。每条脆弱性曲线假设为位置参数未知(方差)，而比例参数为已知常量(对数标准差)的标准对数正态累积分布函数，从而融合能力与需求两者在认识和随机方面的不确定性。未知的位置参数通过地面运动数据、地质图以及收集桥梁属性和地理位置的国家桥梁资料库(National Bridge Inventory)确定。Shinozuka等[7]基于1995年神户地震中观测到的桥梁损伤数据，建立了桥梁墩柱的经验脆弱性曲线。Tanaka在评估公路系统的地震脆弱性时，假定脆弱性曲线为两参数正态分布的函数形式。利用1995年神户地震中获得的桥梁损伤数据来估计未知参数(均值和标准差)。总计3685座桥划分为5种结构形式，损伤水准划分为5个等级。

1.2 理论脆弱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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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工程量清单；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世界银行贷款；造价控制

[Abstract]This article focus on the use of Bill Of Quantity in the Wenchuan-Earthquake Rebuilding Project of Credit of Banque mondiale,Then the article analysed the effect of the Cost-control in project invest,helps to make bett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Bill Of quantity,Wenchuan-Earthquake Rebuilding Project,Credit of Banqu mondiale,Cost-control

2008年汶川5・12的特大地震灾害给四川乃至全国很多地方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迅速开展了灾后重建工作。由于地震涉及的范围广、损失大，灾后重建难度大、投资控制难等诸多问题摆在了建设者面前。本文通过对工程量清单计价法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利用世界银行优惠紧急贷款中的应用，对其在明确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控制投资等方面的优越性进行了分析。

1 科学决策

1.1 建设水平的确定

建设标准确定的是否合理对控制项目投资、指导工程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工程，标准定得过高，会脱离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增加造价，浪费资源；定得过低，无法满足需求，势必带来后续扩建费用的膨胀，因此合理确定建设水平至关重要。

1.2 投资估算的确定

设计阶段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影响相当大，工程设计质量的好坏，不仅决定着项目的艺术美，更决定着工程造价的高低。实践表明，在保证安全可靠的基础上，在合适的设计标准和使用性条件下，降低造价的潜力非常大，一般可达5%-10%，有的可达10%-20%。因此要控制工程造价，首先应把好设计关，在设计阶段，对工程造价实施主动、积极的控制。具体而言，投资估算应是进行方案选择和初步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目标；设计概算应是进行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目标；施工图预算应是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的控制目标。而控制工程造价最有效的手段，是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克服长期以来技术与经济相分离的现象。即在设计阶段通过技术比较、经济分析和效果评价，力求做到技术先进与经济合理的完美结合，再在经济合理基础上追求技术先进，把控制造价的观念渗透到每一项技术与设计措施之中，使有限的投资取得更为理想的效果。

2 工程量清单法计价的特点

工程量清单计价完美的实现了工程造价与计价过程中的“量”与“价”分离。

“量”是以物理计量单位或自然单位表示的各个具体工程和结构配件的数量。一个建筑产品的量具有客观固定性，它取决于施工图，一般不因施工工艺和施工技术的不同而变化，更与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的市场价格无关。所以，近年在我国逐渐普及了工程量清单计算规则，用一个相对统一的、固定的、可按全国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工程数量。

“价”是指分项工程的单价，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完成各个具体工程和构件生产的物质消耗量，价的高低取决于企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管理水平、所采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及投标策略等因素。分项工程单价应包括我国现行工程价格构成中所有内容，为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抽检）、测试、安装、缺陷修复、管理、保险、税费、利润、临时工程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各分项工程单价乘以工程量得到分项工程价格，各分项价格的累加再加上一定比例的不可预见费便是建筑安装工程的造价。

3 工程量清单计价在世行贷款恢复重建项目中的应用

在利用世行贷款恢复重建项目招标文件技术规范中，对合同、项目、标准和客观条件、技术要求、施工管理、工程进度、工程计量、费用支付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成为了指导投标单位投标报价和业主单位工程管理的主要指导标准。工程量清单计价在技术规范中占了相当重要的篇幅，对应相应的章节和工程细目，对工程范围、范围、一般要求、主要工序、质量标准、质量检验、缺陷处理、计量与支付等都进行了详尽的界定和描述。与国内普遍的市政工程工程量清单不同的是，世行贷款项目的工程量清单引入了下述项目：

3.1 一般项目清单，包含项目监理要求、临时设施、对现有设施的保护、竣工资料编制、工程照片、测量放线、施工场地的恢复、施工环境保护措施和安全措施、合同中规定的其它工程等。由投标人根据工程需要、招标文件要求及考虑风险因素等综合报价，风险包干计价。

3.2 计日工清单，包含人工、材料、施工机械计日工。计日工清单是以日工作及物理单位为基础实施时使用的暂定总量，是指在对相关的材料和设备进行支付的基础上，对承包人变更的工程中投入的雇员、材料和施工机械按时间/物理单位计的一种支付方式。

3.3 调价数据表，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测算人工、主要材料消耗比例，设置固定权重系数及固人工、钢材、水泥、地方材料和燃油料的权重系数，当工程实施过程中各因素价格调整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时按照约定的系数和公式进行费用调整，对合同双方的责任、权利、风险进行了划分，为业主规避风险、控制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投标方的权利也起到了保护。

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市嘉陵江大桥为例，该桥采用85+148+85m连续刚构形式，是灾后重建的重点工程，由于工期紧、又必须考虑到该地区雨季和嘉陵江水位上涨引起的施工时间点要求。为了确保工程如期推进，设计单位和业主倒排工期，重点工程重点推进，提前完成了施工图设计和招标文件，为后续工程施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工期采用量价分离法编制施工图预算，对施工方案进行了详细论证，所有的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单价都是当时、当地的实际价格，所以编制出的预算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实际水平，误差较小。

4 世行贷款项目中工程量清单计价的优点

在世行贷款灾后重建项目中，由投标人编制投标报价，通过竞争形成拟建工程的造价，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体现了企业的竞争实力和水平。呈现了以下主要特点：

4.1 有利于市场竞争形成价格

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企业对拟建工程的投标报价反映了自身的技术、经营和管理水平，是企业整体实力体现，由市场竞争决定价格取向，是市场决定价格原则在工程建设领域的体现。

4.2 有利于控制投资和降低造价

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基本原则是在合同约定的变化范畴内，合同综合单价乘以工程数量，清单计价形成的建筑产品价格是低而适当的，介于标底与成本之间并趋近于下限，符合合理低价的原则。

4.3 有利于风险的合理分担

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业主对工程量清单的完备性、准确性承担相应风险。正因为招标文件中技术规范章节对相应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界定，避免了投标人因对图纸理解不同引起的风险，对投标人的风险意识和投标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投标人提供综合单价和投标报价并承担相应风险，符合风险合理分担的原则。

4.4 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和加强经营管理

工程量清单计价把企业推向市场，只有不断提高技术、管理水平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中标后，需要根据中标价分析成本和利润，精心选择施工方案，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控制管理费和施工技术措施费，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保证质量和工期，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建筑业是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它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现阶段，建筑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经济效益低下的局面还未彻底改变。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能够促进企业建立和完善内部成本管理体系，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并狠抓落实，实现“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益”的管理目标。我们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将形成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工程造价体制。

参考文献

[1]张月明等主编.工程量清单计价及示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2]尹贻林主编.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

[3]刘富勤、陈德方主编.工程量清单的编制与投标报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