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企业概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金融企业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4-0001-02

一、调查情况

调查采取问卷调查形和访谈形式的进行，共向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双语幼教班在读学生发放问卷调查表150份，收回128份，先后走访了咸宁市30多家幼儿园和学前培训机构等用人单位。调查内容涉及双语幼教专业课程设置、能力素质培养、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建议等方面的问题。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关于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课程设置的调查结果

问卷调查显示，对于目前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专业课程设置，45%的调查对象认为设置比较合理，60%的调查对象认为设置不是很合理，20%的调查对象认为设置非常不合理。其中，在调查结果中显示，40%的调查对象认为课程设置方面存在中职与高职课程开设重复较多的问题，没有从考虑五年一贯制课程体系的整合性，不能体现出五年一贯制的特色。60%的调查对象认为课堂理论教学较多、实训实践时间较少；38%的调查对象认为专业技能课设置不够。在改进课程设置方面，75%的调查对象认为应多到实习基地进行实际训练，30%的调查对象认为学校要增加英语语音和视听说课时，45%的调查对象要求加强美术和音乐等其他技能培养。在本校学生就业单位走访座谈中，80%的单位认为在学前教育人才的职前培养中应加强英语口语课、学前儿童英语教学法、学前心理学等。

（二）关于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人才能力素质培养的调查结果

90%的调查对象认为应突出培养专业知识，75%的调查对象认为应突出提高综合知识，65%的调查对象认为应突出提高自学能力，70%的调查对象认为应突出培养口头表达沟通协调能力。而在幼儿园教师工作情况来看，多数毕业生偏重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水平较低，表现在舞蹈、钢琴、美术等基本技能欠缺，理论转化为实践能力薄弱等方面。

（三）关于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人才素质需求情况的调查结果

65%的用人单位要求双语教师能够进行课堂全程简单的英语教学，75%的用人单位要求双语教师能够熟练运用双语进行课堂教学，95%的用人单位要求双语教师能熟练运用英语为幼儿讲故事、做游戏、唱儿歌来调动课堂气氛。

（四）关于改进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人才培养模式建议的调查结果

80%的调查对象认为学校应想方设法多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锻炼机会，75%的调查对象认为学校应灵活掌握专业课程和学生选择自修课程设置，70%的调查对象认为学校应适当增加校内外实训实习时间，65%的调查对象认为学习应避免学习内容的单一性；70%的调查对象认为学校应改革创新课程教学体系；85%的调查对象认为应从中专和大专学习过程中加强优势互补。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从问卷调查情况看，目前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在培养人才过程中主要存在着课程设置不太合理；师资队伍教学经验不足；学生知识面窄、动手能力不强、实践能力较弱等问题。从学校层面来看，主要原因对五年一贯制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有偏差，对学生今后从事幼儿教学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实践能力、教研能力等方面的能力培养不够，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不合理，没有把中职、高职两个阶段课程的有机整合与衔接，导致课程结构体系和内容不协调，也没有五年一贯制的特色。在教学组织上缺乏互动协作、资源共享度低。在人才培养评价标准上存在评价考核体系构建不合理，考核内容不明确，考核重点不明确，考核形式不完善等问题和不足。这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前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过程的短板和弊端，这也是五年一贯制的学前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准确定位培养目标，突出工学结合特色。目前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以及培养规格的层次不够清晰，在某种意义上定位为职高幼师专业的延伸，只注重专业基本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了专业以外各方面能力的提升。同时，由于幼儿教学和中小学教学有明显区别，幼儿园教师一方面要进行知识教育活动，另一方面更要进行幼儿日常生活保育护理活动。因此，双语幼教专业人才要针对当前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不仅要能够照顾好幼儿日常生活游戏娱乐活动，还要能够满足幼儿知识学习需要，更要充分考虑幼儿今后发展的需要。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的英语运用能力方面，要求幼儿教师在掌握较为流利的英语口语能力的基础上，还可以较为熟练地运用英语来引导和组织幼儿开展各类日常活动，打破以往死板的课本式英语教学，尽量使幼儿教学活动生活化、儿童化。因此，双语幼教人才的培养目标就是要使他们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幼儿成长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以及较为熟练的英语基础语言知识，还要掌握多种英语教学技巧。而学生要具备这些能力，仅仅在学校专业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是很难全部掌握的，这就需要突出工学结合特色，除了在校期间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外，还要有一定时间到行业进行观摩、见习实习、社会实践等，使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能力。

（二）教学内容针对需求，突出课程设置科学。调查中发现当前部分院校多数是把中专和大专的课程简单地整合在一起，没有以学生需求角度出发来设置课程，而是根据自身师资情况来确定开设哪些课程，导致课程开设重复，缺乏整体协调，没有把两个阶段课程进行有机整合与衔接，更没有体现出五年一贯制的特色。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要充分考虑一般通用课程、专业知识课程以及实践操作课程的有机结合，在课程设置上既要重视理论性、知识性，又要重视实践性和操作性。因此在课程设置应强调课程的“人文性”特点，在精选必修课，广设选修课的基础上，要加大实践操作课程的比例，突出强调实践教学。同时，在五年一贯制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应注意体现课程整体功能，要将学前教育专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教学内容和环节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定位、统筹安排，要通过专业和理论教学、校内外实训实习实践、举办技能比赛活动等内容和形式，使实践操作教学与理论知识教学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从而培养学生专业发展能力，培养出合格的学前双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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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要素；概念延伸；金融工具；商誉

一、理论界关于财务会计要素概念的讨论

目前会计理论界存在一些关于财务会计要素概念的似是而非的争议和论点，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如邓永勤和丁方飞（2011）、以及杜兴强和杜颖洁等（2011）提出的一些关于财务会计要素概念的问题、观点和建议。

1邓永勤等（2011）的会计要素概念延伸思想

邓永勤和丁方飞（2011）在《论会计要素概念的延伸》一文中认为：（1）IAS39和和CAS22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义中，“在未来某一日期结算”与资产和负债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相抵触，因此，金融工具不完全符合会计要素定义。（2），金融工具较之非金融资产和负债，最大的特点是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然而，IAS39 和CAS22均提出“当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约的一方时，应该在资产负债表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这一确认标准不完全符合“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或流出企业”的资产和负债的基本确认标准。[1]

邓永勤等在该文中提出了实要素和虚要素的概念，实要素是指满足传统会计概念框架要素定义和确认条件的对象，包括实资产、实负债等。虚要素则是指衍生金融工具等某些未来发生的交易和事项形成的资产、负债，或者带来的收入、费用，包括虚资产、虚负债等；并指出“虚要素也是实际存在的，与实要素在会计确认上的地位是对等的，和实要素一样应纳入财务报告内确认”，定义虚要素“意在指出其不能满足传统会计概念框架要素定义和确认条件的缺陷”。[1]

笔者认为，邓永勤和丁方飞的上述研究，为我们延伸会计要素概念提供了新的启示和分析思路，这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会计理论研究参考。但是，其具体建议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即实要素和虚要素概念的提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为何当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约的一方时应该在资产负债表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而当企业成为其他一般合约（如商品买卖合同）的一方时却通常不能在资产负债表确认一项资产或负债？

2杜兴强等（2011）关于商誉的讨论

目前广为接受的商誉会计核算方法是核算“外购商誉”，并将外购商誉的初始计量定义为“收购价格超过购买企业所享有的被购买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杜兴强、杜颖洁、周泽将（2011）在《商誉的内涵及其确认问题探讨》一文中指出，这种“差额观”的计量模式，没有考虑“可能存在由于无法满足严格的确认标准而未能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资产和负债”等原因而导致高估或低估并购价格的问题，“完全忽视了商誉的经济性质或商誉的内涵”。为此提出了“确认商誉”的概念，并将“确认商誉”定义为“合并商誉与被并购企业因并购行为而得以显性化的自创商誉之和”；“合并商誉”则是指外购商誉剔除未确认的资产和负债、估价错误、过度自负和乐观等因素的影响后的金额。[2]

然而，笔者认为，杜兴强等的上述研究，虽然深刻地指出了目前商誉会计的一些问题，但仍未解决以下关键问题：（1）“被并购企业因并购行为而得以显性化的自创商誉”是满足传统会计概念框架要素定义和确认条件的，因此可以作为“确认商誉”由并购企业来确认。按照这一逻辑，可控制性相对较强的被并购企业就更应当确认该“显性化的自创商誉”。但目前的事实是，各国的会计准则或惯例均规定了只有合并商誉能作为一项资产入账，理论界也很少有支持确认自创商誉的。（2）这一矛盾的存在，是否影响了商誉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3）这一矛盾的真正根源是什么？

二、从产权视角分析会计要素概念的必要性

1产权概述

在经济学中，产权是指主体对财产的一组以利益为目的行为性权力。在法学中，产权被定义为是指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经济学中的产权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后（即显性化后），就成为了法学中产权。产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从内容看，产权是指特定主体对特定客体的权利，没有特定客体的存在，产权便不再存在；从权利本身的内容来讲，产权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特定主体对特定客体和其它主体的权能，即特定主体对特定客体或主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或者采取什么行为的权力；二是该主体通过对该特定客体和主体采取这种行为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收益。传统经济学侧重于研究产权收益的配置机制，而现代经济学侧重于研究产权权力的配置机制。

产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1）按其历史发展形态的不同，可分为物权、债权、股权；（2）按其客体流动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固定资产产权和流动资产产权；（3）按其客体形态的不同，可分为有形资产产权和无形资产产权。（4）按其表现形式的不同，分为原始产权、法人产权、终极所有权（债权和股权）。

2财务会计要素概述

财务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及收入、费用、利润。在传统会计概念框架下，资产被定义为“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有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负债被定义为“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所有者权益被定义为“是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应享的剩余利益”，收入被定义为“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费用被定义为“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利润被定义为“是收入减去费用、利得减去损失后的净额”。

在传统会计概念框架下，资产和负债的确认条件被界定为：（1）符合相差定义；（2）相差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或流出企业；（3）该资源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或者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收入和费用的确认条件被界定为：（1）符合相差定义；（2）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包括放弃了对交易客体的控制权、转移了交易客体的主要风险和报酬、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所有者权益和利润的确认，则分别取决于资产与负债、收入与费用的确认。

从会计要素核算的侧重点来看，传统会计概念框架下的财务会计核算侧重于对收入、费用和利润的核算，属于“利润观会计”；而现代财务会计侧重于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核算，属于“资产负债观会计”。财务会计核算重点的这一变化，也反映在所得税会计模式的变化上，即：由应付税款法发展到递延法再发展到债务法。

从会计要素计量的模式来看，传统会计概念框架的财务会计几乎只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而现代财务会计则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3基于产权视角考察会计要素

基于产权视角来考察传统会计概念框架下的会计要素，不难发现：（1）资产的实质是企业所拥有的法人产权，其中，“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是指契约已经形成、“由企业拥有或有控制”是指契约已经显性化或者说企业已经获得了产权的权力内容，“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是指预期产权能够实现。相类似的，负债的实质是企业所负的财产性积极法律义务；所有者权益的实质是企业的终极所有权归属；收入、费用和利润的实质是对企业经营管理法人产权和财产性法律义务结果的会计表述，即是对企业经营管理法人产权和财产性法律义务效果和效率的会计表述。（2）从最终的判断标准来看，会计要素的确认条件实际上是两个，一是取得了产权的权力内容或承担了财产性积极义务，二是预期该产权能够实现、或者该财产性积极义务必须履行。（3）财务会计是对企业产权及其变动的精细化反映。首先，会计要素计量模式和会计要素报告侧重点的变化，与会计主体所处的产权环境密切相关。其次，财务会计对其要素的分类，综合了产权的不同分类方法。

三、延伸财务会计要素概念的构想及意义

1延伸会计基本要素概念的构想

现代财务会计属于“资产负债观会计”，侧重于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核算，而所有者权益又取决于资产和负债。因此，现代财务会计的关键要素是资产和负债。同时，基于产权视角来考察会计要素的确认条件，其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两个，一是取得了产权或承担了财产性积极义务，二是预期该产权能够实现、或者该财产性积极义务必须履行。因此可以：（1）将资产定义为“是指企业所拥有的产权，预期该产权能够实现”。（2）将负债定义为“是指企业所承担的财产性积极义务，预期必须履行该财产性积极义务”。（3）将所有者权益仍然定义为“是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应享的剩余利益”。这样的定义，不仅使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均符合传统会计概念框架下相关要素定义的本意，而且不会与关于商誉、衍生金融工具等交易或事项的确认和计量原则相冲突。

资产负债观基于产权配置视角来看待收益，认为企业收益是非企业终极所有权人的终极所有活动而引起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变化。“非企业终极所有权人的终极所有活动”是指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股权或债权投资、收回股权或债权本金、以及股权分红以外的活动。现代经济学还认为，现代企业应当是产权明晰的企业。在这一理念下，企业的收益应当基于委托理论而划分为资产经营收益（反映了经理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和资本经营收益。因此，可以：（1）将收入定义为“是指非企业终极所有权人的终极所有权活动而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增加，包括资产经营收入和资本经营收入。资产经营收入是指因经理履行受托责任而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增加。资本经营收入是指非因经理履行受托责任、以及非因企业终极所有权人的终极所有权活动而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增加。”（2）将费用定义为“是指非企业终极所有权人的终极所有权活动而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减少，包括资产经营费用和资本经营费用。资产经营费用是指因经理履行受托责任而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减少。资本经营费用是指非因经理履行受托责任、以及非因企业终极所有权人的终极所有权活动而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减少。”（3）将收益定义为“是指非企业终极所有权人的终极所有权活动而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净增加（或净减少）额，包括资产经营利润和资本经营收益。资产经营利润（可简称为净利润）是指资产经营收入减去资产经营费用（包括相应的所得税费用）后的净额。资本经营收益是指资本经营收入减去资本经营费用（包括相应的所得税费用）后的净额。” 会计要素的确认条件，也可以统一简化为两项：（1）取得了产权或承担了财产性积极义务；（2）该产权预期能够实现、或者该财产性积极义务预期必须履行。会计要素的计量标准只有一项，就是预期产权的可实现程度、或者预期财产性积极义务的必须履行程度与计划履行程度两者中的较高者。

2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及商誉与延伸后基本要素概念的协调性分析

（1）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与延伸后基本要素概念的协调性分析。IAS39 和CAS22要求，“当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约的一方时，应该在资产负债表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金融工具是指用来证明融资双方权利义务的合约。由于金融工具合约的约定是明确而显性化的，各国法律对金融工具合约的保护也是严格的。因此，当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约的一方时，就获得了一定的产权或者承担了一定的财产性积极义务；同时，“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约一方”本身表明了企业已经预计到了其产权能够实现的、或者企业已经认识到了其承担的财产性积极义务是必须履行的。可见，当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约的一方时，可以而且应当在资产负债表确认一项资产或负债。而当企业成为其他一般合约的一方时却通常不能在资产负债表确认一项资产或负债，其原因要么是作为产权的客体尚不存在、要么是尚未获得产权的权力或者尚未承担财产性积极义务，例如成为远期商品买卖合同但合同中未规定到期不履行合同的处罚条款；也可能是无法预期产权的可实现程度或者财产性积极义务的必须履行程度，例如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理赔事项已经发生但损失金额尚无法估计。

（2）商誉与延伸后基本要素概念的协调性分析。商誉是指企业预期获利能力超过可辨认资产正常获利能力的资本化价值。企业会计核算组织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划分会计要素和核算项目进行分类核算的。在这种会计核算组织框架下，由于商誉是与企业整体结合在一起的，无法单独辨认，因而企业自创商誉不具备产权的客体内容，也就不符合资产的定义，不能予以确认；而在企业并购中，被并购企业是整体被作为并购企业的一项资产而在并购企业的财务报表中予以确认的，这时，购买商誉就具备产权的客体内容，因而只要预期该产权能够实现，就可以被确认为一项资产了。可见，在分类核算的企业会计核算组织框架下，虽然购买商誉与自创商誉的自然特性并没有差别，但二者在产权内容上却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别导致了购买商誉可以确认而自创商誉不能确认。

3基于产权视角延伸会计要素的意义

现代财务会计的核算重点和计量基础已较传统会计概念框架下的财务会计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仍沿用了传统会计概念框架下的会计要素概念，由此导致了商誉和衍生金融工具等交易或事项的确认和计量原则与相应的会计要素概念存在冲突，进而导致了实务中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基于产权视角延伸财务会计要素概念后，彻底地解决了衍生金融工具、商誉等不满足传统要素定义的交易和事项的确认和计量问题，消除了会计理论界存在的一些关于财务会计要素概念的似是而非的争议和论点。这对于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列报，以及对于重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邓永勤，丁方飞论会计要素概念的延伸[J]会计研究，20116：32-37

[2] 杜兴强，杜颖洁，周泽将商誉的内涵及其确认问题探讨[J]会计研究，201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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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流金融 融通仓 仓单市场 物流银行 物流保险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资本和物资交流日益频繁，这促使我国物流产业和金融产业迅猛发展。在网络和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的条件下，物流和金融之间强大的吸引力已经产生学科交融的奇葩，它给物资流通带来的巨大影响被敏锐的学者准确地捕捉到，进而从理论的高度构建出一个崭新的平台―物流金融。

物流金融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物流金融的理论研究最初是沿着物资银行、仓单质押和保兑仓的业务总结开始的。早在198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陈淮就提出了关于构建物资银行的设想。90年代初期也有学者发表文章，探讨物资银行的运作。但是，那时的“物资银行”还带着非常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是探讨通过物资银行来完成物资品种的调剂和串换。由于物流的概念没有被充分发现和认识，所以当时的物资银行的概念与现在的概念存在较大差异。

1998年4月，时任陕西秦岭曾氏有限金属公司总经理的任文超探讨了利用“物资银行”解决企业的三角债问题，是这一概念的一个突破。随着物流学的不断发展，物资银行的概念也逐渐发展成熟。2003年9月，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学者于洋、冯耕中，2004年任文超以及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的王治等，都对物资银行的含义重新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比较规范的概念。仓单质押业务的理论总结始于1997年6月，当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张平祥、韩旭杰对粮棉油货款的仓单质押业务展开了研究，但是并没有将物流的概念结合进来。

此后，随着物流学的兴起，相应的研究开始增多。2001年，烟台大学的房绍坤；2002年，学者孙宁；2003年，东南大学的郑金波；2004年，学者邵辉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该业务与物流业发生紧密联系只是近几年的事。对于保兑仓业务的研究则是基于仓单质押业务而衍生出来的。

物流金融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融通仓”的研究。2002年2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罗齐和朱道立等人提出“融通仓”的概念和运作模式，迄今仍有系列成果推出。 2004年5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邹小、唐元琦首次提出“物流金融”的概念，定义了它的内涵和外延，“物流金融”被正式确立为一个新的研究平台。至此，物流金融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基本确立，并且与实践相结合归纳出了一系列的运作模式。在学科概念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学者做出探索。2005年3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陈祥锋、朱道立提出了与物流金融相类似的“金融物流”的概念。但因其相对于“物流金融”在表达上不够准确，续用者不多。物流金融领域的另一项标志性成果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出现与普及。2004年，广东发展银行在“民营100”的金融平台基础上及时推出了“物流银行”业务，期望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与发展难题。从2004年底至今物流银行业务迅速在各行业中得到应用，如中储与华夏银行的合作，福建中海物流公司 、泉州正大集团与中信银行的合作等等。物流银行业务是以产品畅销、价格波动幅度小、处于正常贸易流转状态且符合质押品要求的抵押或质押为授信条件，运用实力较强的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有机结合，向客户提供集融资、结算等多项银行业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可以看出“物流银行”是“物资银行”业务的升华，具有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远程化和广泛性的特点。物流金融近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基于网络技术的物流金融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等领域。

物流金融的相关概念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邹小、唐元琦首次定义了“物流金融”的概念。他们认为物流金融就是面向物流业的运营，通过开发、提供和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资金和信用的运动，达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有机统一。这些资金和信用的运动包括发生在物流过程中的各种贷款、投资、信托、租赁、抵押、贴现、保险、结算、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收购兼并与资产重组、咨询、担保以及金融机构所办理的各类涉及物流业的中间业务等。物流金融是为物流产业提供资金融通、结算、保险等服务的金融业务，它伴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物流和金融的紧密融合能有力支持社会商品的流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该定义指出了物流金融所研究的领域和基本的研究方向，它还强调金融创新思维和金融工程技术的运用。

“融通仓”作为物流金融领域的重要概念最早是由复旦大学的罗齐和朱道立在2002年提出。朱道立等人系统地介绍了融通仓理论。他们认为，因为融通仓所涉及的对象数量众多，要想把这些分散的个体有机地连接起来，实现资金、信息和物流的结合，除了借助先进的信息通讯系统和交通技术之外，还要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模式和结构，包括基于动产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资金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风险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等三种。他们设想的融资结构有纵向结构、横向结构、星状结构和网状结构四种。这些结构的设想主要是来自对不同环境与规模类型的企业给出的因对象而异的分析。基本思路是以“仓”为突破口，运用各种各样的信息传递程序，实现对仓中动态的物资的计价，使它们可以与资本实现转化。资本、物流、仓储是企业运作过程中流动资产的三个代表性的形态，它们覆盖了企业日常运作的全部流程。朱道立等人的理论研究强调物流对金融的融资功能的辅助，注重基于银行服务的讨论，给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扩大服务范围，开发新的高利润服务项目的思路。其中虽然涉及了物流金融的结算职能，但没有把它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讨论。

物流金融理论在实践中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开展。物流银行打破了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传统思维，创新地运用动产质押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广发银行在国内物流银行业务的开拓上走出了第一步。广发行对生产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品牌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经销给予支持，改变了以往单个经销商达不到银行授信条件而无法获得银行支持的局面，同时银行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和生产商内部的调剂，分散了风险。“物流银行”与前面的“融通仓”在寻求对流通中的资产进行评估的思路上保持了一致，区别是它更多地站在银行努力寻求在扩大贷款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物流金融理论的研究发展

在“物流金融”概念问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他们的研究丰富了物流金融学的内容。刘高勇（2004）从网络技术的角度讨论了企业物流与资金流的融合。他论证了网络环境下企业物流与资金流融合的可能，其中信息充当物流和金融整合的媒介，对生产和经营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陈祥锋、朱道立（2005）提出了面向供应链的金融物流的概念，尝试从物流金融提供者的角度转换到物流金融的客户角度来开展分析。徐莉、罗茜、熊侃霞（2005）介绍了物流银行业务的特点与作用，指出开展物流银行业务面临的风险，并就风险防范和利益分配等问题提出设想。王颖琦（2005）介绍了物流保险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唐少艺（2005）以UPS和和广东发展银行为案例，描述了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的物流金融业务，向准备在我国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企业提出了针对市场现有状况合理运作的建议。邹小 （2005）在《管理塑料价格风险的利器：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一书中指出，在传统现货批发市场基础上综合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模式而建立的中远期仓单市场，是全新的流通方式，极具创新意义和推广价值，能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有效满足业界规避价格风险和违约风险的需求。该书以浙江塑料城网上交易市场为代表的仓单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阐述仓单交易市场的基本内涵、形成、现状、功能作用和市场运作等角度入手，对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的组织架构、市场管理、交易者、交易行为、交易目的等进行论述，对市场的操作流程和基本制度作了详细的解说，研究了衍生品交易和物流服务如何结合并产生效益和控制风险。唐少麟、乔婷婷（2006）用博弈分析的方法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论证了对中小企业开展物流金融的可行性，指出相应的风险可以通过规范管理制度和采用新的管理工具(主要是管理信息系统)加以有效控制。

现实世界里，“资金”、“原材料”、“库存”这三种资产形态经常相互转换，而转换过程通常很难受到全程不间断地跟踪，特别是“物流”的过程在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前是很难被考察的。因而传统的会计学和金融学在研究企业运作时通常取其“现金”或“库存”的静止状态进行分析，很少涉及动态的转换。 “物流金融”的长处就是能解决运动中或处在不稳定状态下的资产利用的问题。它好比社会科学中的“微积分”， 使商业领域中的变量可以计量。

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物流金融的理论体系初步建立，明确了融资、结算、风险控制等主要职能，总结出替代采购、信用证担保、仓单质押、买方信贷、授信融资和反向担保等服务模式，在实践中收到成效。UPS的综合性物流金融服务、中储股份的仓单质押融资业务、广发银行的“物流银行”、TCL应用融通仓思想开拓手机市场等案例对理论做出很好的印证。

结论

中国的物流金融研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学术界已经充分论证了开展物流金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立了开展物流金融的主体，提出了以不同主体为核心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多种模式，并且与实践相结合，指导相关行业运作。但是物流金融服务的开展仍然要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如何有效地管理物流金融业务所带来的风险；金融工程技术在物流管理中的应用；物流金融服务收费标准；信用评估系统建设；账单和支付管理系统的完善以及企业应用物流金融时会计记录怎样才能更加合理；运筹学的理论如何在物流金融的体系中最大限度的发挥功效等。这些细节问题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解决。

参考文献：

1.陈淮.关于物资银行的设想[J].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87（3）

2.张平祥，韩旭杰.粮棉油贷款仓单质押的意义与建议 [J].济南金融，1997（6）

3.任文超.物资银行及其实践[J].科学决策，1998（2）

4.房绍坤.论仓单质押[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4）

5.罗齐，朱道立，陈伯铭.第三方物流服务创新：融通仓及其运作模式初探[J].中国流通经济，2002（2）

6.孙宁.仓单质押贷款的操作要点[J].农村金融研究，2002（3）

7.郑金波.仓单质押的管理[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3（15）

作者简介：

邹小，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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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显示，从9月2日到9月15日的两周时间里，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股价分别下跌13%、36%、18%、16%；网络游戏企业，盛大下跌5%，第九城市下跌6%，完美时空下跌13%；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百度股价下跌19%，阿里巴巴更下跌29%。

最新一期《福布斯》杂志指出，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加剧，戴尔等电脑设备供应商以及IT软件服务企业也可能会遭受更大的创伤，因为金融业是这些企业的大客户。伴随而来的还有裁员、信贷标准紧缩及利润下滑，科技公司将遭遇更大打击。

正望咨询公司总裁、互联网分析专家吕伯望认为，目前美股暴跌，造成美国投资者信心受挫，市场资金紧张，从而在短期内影响中国概念股表现。但从基本面上看，如果中国宏观经济能够在这场危机中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速，中国概念股仍然能够保持前期的高速增长。

从不同的收入来源看，以提供互联网资讯服务而获得广告的门户网站以及网络游戏企业所受到的影响最小。

面对此次汹涌而来的金融风暴，在千禧年科技股泡沫中涅重生的中国概念股，采取了一些主动措施。如盛大、巨人、九城等一线厂商频频回购股票，华友世纪等公司宣布更换董事会成员、引进更有经验的投资界人士，旨在挽回投资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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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邹小、唐元琦最早提出了“物流金融”概念,他们在2004年5月对物流金融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定义,认为物流金融就是面向物流业的运营,通过开发、提供和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资金和信用的运动,达到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物流金融运作模式的实践和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在实践中不断研究和探索物流金融的运作模式,1987年提出了“物资银行”的设想,2006年提出并实施“供应链金融”战略,我国物流金融的内容日益丰富。

(一) 提出“物资银行”的设想

1986年,唐保忠等人开始了对物资银行的探索,当时主要从生产资料市场的宏观管理角度,利用物资部门在物资流通中的“蓄水池”作用,调剂和串换不同的物资品种,以满足生产需要。1998年4月,陕西秦岭曾氏有限金属公司任文超总经理提出用“订单、信息、资本”去解决市场再创造和利润再发现的问题, “物资银行”的概念随着物流学的发展日渐成熟。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的王治重新研究了物资银行的内涵,认为“物资银行”业务可通过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仓储企业将其拥有的原材料、存货、商品等动产作为质押以获得银行贷款,同时银行、仓储企业和生产企业三方签订相关协议的业务话动。

其运作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权利质押”的运作模式,主要以代表物权的仓单或者类仓单(如质押货主通知单、质押入库单)出质,仓单作为货物保管方向存货人开具的代表拥有货物物权的凭据;另一种是基于“流动货物质押”的运作模式,该模式有两种情况:一是将具体货物的实体进行质押,物流企业代替银行对之进行特别监管,需要银行解冻或部分解冻的指令融资企业才可提货;二是在保持质物的名称、质量、状况不变,且在总量保持一定的前提下,质物可以相对地动态流动。可以说“物资银行”从宏观、全面、综合、集约化的角度提出了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二)开展“物流银行”业务

“物流银行”是物流银行质押贷款业务的简称,指银行以一定的物流产品抵押或质押作为授信条件,通过实力较强的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等多项银行业务的综合服务业务。该业务与“物资银行”业务相比,更标准,更规范,同时还具有远程化、信息化和广泛性的特点。在国内物流银行业务的开拓上广东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早在2004年,广发银行在广州、北京、南京、杭州等10个城市开始试点,针对民营企业从创业、成长到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为民营企业量身定做了“民营100”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及时推出“物流银行”业务,即对生产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品牌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经销给予支持,大大降低了风险。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中远)、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中外运)和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中储)等多家全国性物流企业与广发银行签订了物流业务全面合作协议,同时广发银行还支持了200多家经销商和10000多位终端用户。

(三)提出“融通仓”概念,尝试“仓单质押”

2000年复旦大学朱道立教授首次提出“融通仓”概念,2001年TCL应用融通仓思想开拓手机市场取得成功,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手机销量第一的业绩。2002年2月,复旦大学罗齐和朱道立等人对“融通仓”概念以及它的运作模式作了界定,认为“融”指的是金融、“通”指的是物资的流通、“仓”指的是物流的仓储。它将金融服务与物资的流通和仓储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实际上是一种把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综合管理的创新,目的在于减少运营资本,提高经营效率,减少经营风险,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增加整个供应链竞争力和提升供应链整体绩效等。融通仓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仓单质押、保兑仓等,其主要区别是仓单质押业务先有货再有票,保兑仓业务先有票再有货。

1、仓单质押

指融资企业将其拥有完全所有权的货物存放在金融机构指定的仓储中心,并以仓储中心出具的仓单在金融机构进行质押,作为融资担保,金融机构据此向融资企业提供用于经营与仓单货物同类商品的专项贸易的短期融资业务。我国开展仓单质押业务的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1992年中储开始尝试该业务,1999年正式开展,业务量逐年增加。至今中储已与中信银行、广发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数十家金融机构合作。目前已有上百家物流企业开展此项业务。

2、保兑仓

指银行、制造商、经销商以及第三方物流供应商四方相互合作,共同签署合作协议书,经销商根据与制造商签订的购销合同向银行交纳不少于经销商计划向制造商拟提货价款的保证金,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由第三方物流供应商提供承兑担保,银行向制造商开出承兑汇票后,制造商向保兑仓交货,此时转为仓单质押。保兑仓大大缓解了交易双方的现金压力,加速了资金周转,真正实现了多赢。

(四)实施“供应链金融”战略

“物流银行”业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其仍然受到商业银行经营的限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物流融资的需求。2005年深圳发展银行与中储、中远和中外运共同打造了面向供应链上中小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概念,面向中小企业进行“自偿性贷款”签署了“总对总战略合作”协议。2005年深圳发展银行推出“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即在供应链生产话动中,银行通过灵活运用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联系起来,从而使物流产生价值增值。在“供应链金融”模式下,物流公司具有在货物运输仓储、质物监管等方面的优势,银行基于物流企业控制货权、物流与资金流封闭运作给予中小企业授信支持,搭建互利互补的物流金融平台,数百家企业因此分享到了物流金融平台的融资便利与物流增值。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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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比较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其中包括新增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新准则)，而之前有关金融工具的核算在教学过程中是以《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原制度)相关规定为主要依据的。新准则以全新的概念阐述了各类企业的金融工具交易的会计处理，成为被关注的亮点之一，同时也成为会计工作者和在校大学生学习的难点之一。根据新准则第2条，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由此可见，金融工县的本质是一项合同，合同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同时形成另一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合同。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新准则明确要求将金融资产分为4类：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贷款和应收款项。同时，将金融负债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两类。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全新的概念，实际上是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一些术语，取代了一些传统的提法。本文将对部分金融工具做比较分析。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与短期投资

(一)概念上的差异

原制度第16条规定，短期投资是指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1年(含1年)的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新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指企业为了近期内出售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如企业以赚取差价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债券、基金等。新准则对金融工具的确认主要是以持有目的为依据。

(二)会计科目的差异

原制度主要设置“短期投资”、“应收股利”、“应收利息”、“投资收益”和“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进行相关核算。新准则主要设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下设成本、公允价值变动等明细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进行相关核算。

(三)计量方法的差异

1、取得时。原制度规定，短期投资在取得时应当按照投资成本计量。但不同方式取得的短期投资，其投资成本确定方式也有所不同。新准则规定，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应当按照该金融资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初始确认金额。

2、交易费用的处理。取得短期投资的相关交易费用作为短期投资成本处理。而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3、期末计量。原制度规定，短期投资在期末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而根据新准则。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应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与长期债权投资

(一)概念上的差异

根据原制度相关规定，长期债权投资指企业购入的在1年内(不含1年)不能变现或不准备变现的债券和其他债权投资。新准则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主要指企业从二级市场购入的固定利率国债和浮动利率公司债券等。

(二)会计科目的差异

原制度主要设置“长期债权投资”，下设“债券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两个明细科目进行相关核算。新准则主要设置“持有至到期投资”，下设“成本”、“利息调整”和“应计利息”等明细科目。

(三)计量方法的差异

1、取得时。原制度规定，长期债权投资应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债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按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减去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来确定。如果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金额较小，也可以直接计人当期财务费用。新准则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初始确认时，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入账金额。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单独确认为“应收利息”。

2、交易费用的处理。新、旧规定对交易费用的处理相同。都计入了初始投资成本。

3、期末计量。原制度规定，企业的长期投资(包括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权投资)应当在期末时按照其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当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而根据新准则，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期末以账面摊余成本计量，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当根据其账面摊余成本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计算确认减值损失。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股票、债券和基金投资

(一)概念上的差异

新准则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它持有的目的并非为了通过短期的价格波动而获利，而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主要指企业购入的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股票、债券和基金等。

(二)会计科目的差异

根据原制度相关规定，股票、债券和基金投资根据不同情况主要通过“短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权投资”等科目进行核算。而新准则主要设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账科目，下设“成本”、“利息调整”、“应计利息”和“公允价值变动”进行明细核算。

(三)计量方法的差异

1、取得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应当以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入账金额。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短期投资和长期债权投资前文已提及，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合并方式取得的投资和以其他方式取得的投资，其初始计量均有所不同，这里不再赘述。

2、期末计量。新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

四、贷款和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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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会计准则；金融工具准则；浅析

一、金融工具概念

金融工具准则规范的是金融工具交易活动，包括发行、持有、转移等方面的会计核算和列报披露的规则。所以，首先需要理解金融工具的概念。

金融工具无疑是与金融市场紧密相关的，没有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则不可能存在相应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资金融通，即提供资本流动和交易的场所。

金融市场提供了资金融通和流动的场所及规则，金融工具就是促使资金在金融市场上融通和流动的具体媒介。根据准则的定义，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从金融工具所约定标的类型可分为基本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两类。基本金融工具中关于权利义务约定对象直接对应的是资金流，包括企业持有的现金、存放于金融机构的款项、普通股，以及代表在未来期间收取或支付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或义务等，如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存出保证金、存人保证金、客户贷款、客户存款、债券投资、应付债券等。衍生金融工具中关于权利义务约定对象直接对应的不是资金流，而是基本金融工具或者其他衍生金融工具，包括远期合同、期货、期权等。

二、金融工具准则体系和规范范围

金融工具准则具体包括四项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具体规范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列报事项。我国金融工具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本一致。

引入金融工具概念是2006年颁布的新准则亮点之一，金融工具概念下，既包括了各类企业普遍涉及的货币资金、往来款项、长短期借款和证券投资事项，也包括一般企业可能较少涉及的期权、期货、远期合同等衍生工具投资事项，这些事项均属于金融工具准则规范范围。

三、主要核算和披露规定

1.金融工具的分类与确认

从会计核算角度，金融工具分为以下六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其他金融负债；权益工具。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具体又可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2）持有至到期投资

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3）贷款和应收款项

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对于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金融资产，企业可以将其直接指定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其他金融负债

主要指经初始确认后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其他金融负债。包括一般企业的应付账款、长期借款等。

（6）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是指能证明拥有某个企业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的合同。例如，企业发行的普通股。

（7）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重分类的特别规定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经初始确认后不得随意变更，准则对重分类行为进行了规范并设立了惩罚性条款。

2.主要计量属性的应用

关于金融工具的计量共有公允价值、摊余成本、历史成本和现值等计量属性。所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及权益工具的初始确认均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资产转移的特别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着重规范了企业将持有的金融资产转移给该发行方以外的其他方的会计处理，包括票据背书转让、应收账款保理、资产证券化、债券买断或回购等结构化融资业务等。

四、新旧准则主要变化

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规范的内容，在新准则颁布之前，分别在《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从事应收债权融资等有关业务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财会[2003]l4号）及《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5]12号）等规范性文件中有相应规定，部分内容没有明确规定，与这些制度相比，新准则的主要变化有以下方面。

1.重新分类

旧制度对金融资产主要分为：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应收票据，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等。新准则将企业取得的除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所规范的股权投资等之外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旧制度对金融负债主要分为：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新准则划分为两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债。

此外，新准则规定了旧制度中没有涉及的权益工具概念，并将衍生工具由表外披露纳入表内核算。

新准则主要按各类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的性质进行分类，同一类别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应用相同的计量属性和核算方法，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趋同。

2.计量属性

旧制度对股票债券等短期投资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新准则要求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对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摊余成本计量。

五、主要关注点

金融工具准则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方面给予公司管理层较大自主权，虽然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及重分类做了相应限制性规定，但管理层还是有相当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此外，在公允价值具体标准的确定等方面也有相当空间。

参考文献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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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发展的现状及其评价

    近年来,我国的会计学者一直注意跟踪国际上金融工具会计研究的最新进展,适时地翻译介绍与金融工具会计有关的会计准则和其他重要研究成果,为国外金融工具会计研究成果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针对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创新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冲出,如确认原则、计量原则、会计基本假定、会计要素的重新界定等,我国的会计学者们独立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比如,认为应对传统的实现原则加以修正或重新解释;认为应改进财务报表的结构,将资产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或在现有基本报表基础上增加有关金融工具信息的报表;并且认为,应将这些方面的建议,在修改我国的基本会计准则时考虑进去。不容置疑,这些见解和建议是很有价值的,丰富了我国会计理论,同时也有助于将来修订我国的会计准则基本概念框架。但同时也应该承认,由于我国金融工具创新还处在初级阶段,衍生金融工具及其交易还没有达到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的水平和规模,对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具体会计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金融工具会计研究也需要“创新”。回过头来考察一下我国会计制度对金融工具会计所作的规定。就基本金融工具而言,如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债券、股票等,现有会计制度对其有较多较详细的规定。但存在一些需要补充之处。以应收账款包括贷款会计为例。目前,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如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贷款转让,国有企业和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债转股,一般工商企业之间的应收账款转让,都是目前会计制度中尚没有规范或虽有规范但不太明确的地方。从概念上讲,这些问题涉及到金融资产转让,具体包括:应收账款转让应确认为销售交易还是融资交易;转让的应收账款价值如何确定有没有考虑过缩水因素;如果属于销售交易,那么转让损益又如何确认和计量,等等。

    就衍生金融工具而言,我国的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对其所作的规范还有值得修改或补充的地方。这里所指的修改或补充并不是指超前地规范一些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而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在确保会计信息完整的前提下,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作修改或补充。比如,期货业务的会计核算,虽然对此已有相关的会计制度对其加以规范,但规范本身的做法似乎值得再商榷。再比如,期货合约的期末公允价值变动,是否考虑将其纳入表内核算和反映。另外,由于规避风险的需要,我国境内的一些商业银行或从事大宗涉外业务的工商企业往往通过银行,一般都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套期,以防范汇率或利率的不利变化所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现行的金融性企业会计制度并没有对这种业务作出规范。各商业银行会计处理和反映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将其纳入表内核算,有的则不纳入表内核算仅作为表外业务反映,还有的根本就不反映。无论从信息反映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可比性角度考虑,还是从增加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要求看,均有必要从会计制度上对这方面的业务进行统一、规范。

    二、建立我国金融工具会计的总体设想

    (一)建立我国金融工具会计的原则

    1.循序渐进原则

    今天,对许多人来说,“金融工具”已不再是一个新奇而陌生的字眼,金融工具会计也不再让人觉得离我们很远。金融工具确实已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金融工具会计也需要我们去面对和探索。但是,在建立我国金融工具会计时,切不可忽视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以为可以把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会计理论和方法简单地“移植”到我国。我们需要做的,是适应中国金融工具创新的进程,逐步地修订和完善相关的会计规范。当然,强调循序渐进原则,并不意味着要教条地等某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已完全定型才来考虑其会计规范问题。事实上,合理的会计规范,对于规范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发展,有时往往有积极作用。这一点,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尤其如此。国际经验已经表明,为了规范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立法往往应适当在先。单就会计而言,正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所指出的那样,有关套期活动的财务会计报告准则的出台,将更有利于企业利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防范。

    2.国际化原则

    在坚持循序渐进原则的前提下,发展我国的金融工具会计还应遵循国际化原则。这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要求会计国际协调的原则是一致的。发达国家金融工具创新较我国先行若干年,经历过许多曲折,相关的会计规范也经历或仍在经历创新,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少成熟的做法已逐渐为多数国家效仿,演变成为国际通用做法。此外,就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而言,大多数并不存在地区或国家差别,比如,中国的小麦期货合约在设计、交易和交割等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小麦期货合约并没有本质区别。从这种意义上,在建立我国的金融工具会计时,对国外成熟的做法,在不违背我国法律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加以吸收和利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缩小我国会计规范与国际惯例之间的差距。

    (二)建立我国金融工具会计的理论准备

    1.加强对我国会计概念框架研究

    1992年,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基本准则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适应了当时会计改革的需要。但是,其历史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有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所有关于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的争论,最终都将落脚到一些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比如,资产到底应如何进行界定,它有什么最基本的特征;负债的内涵是什么,它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与业主权益有什么本质区别;收益的内涵是什么,它最基本特征是什么;资产、负债和收益的确认原则是什么,在财务报表上应如何列报,等等。有些概念和基本原则,从表面上看,似乎已很清楚,没有深入探究的必要。可一旦遇到实际问题,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负债的概念,目前的流行的提法是,负债是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义务分为法定义务和推定义务。如果现时义务是法定义务,那么判断起来要相对容易一些。企业要将其确认也很容易如果其他确认条件也符合的话。但是,如果现时义务是推定义务,那么问题可能要复杂的多。首先,推定义务指什么?在概念上并不容易界定;即使能够界定,在实务中也并不好运用。然而,恰恰是这样的一些概念问题,与金融工具的确认非常相关。再比如实现原则,传统意义上,收益的确认通常是以实现作为确认基础。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期末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算不算已实现?如果不算,那么潜在的理由是什么?此时,报表上应如何反映这些“未实现”的收益?如果算,那么潜在的理由又是什么?此时,报表上又如何将其反映?我曾专门就有关金融工具计量的问题作过讨论。结论是,基本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应确认为收益。如果将来我国的金融工具会计规范也认同这种做法,则有一个与现存概念框架协调或对现行概念框架进行修改或补充的问题。总之,无论是出于建立金融工具会计的需要,还是进行其他会计规范,都需要对会计的基本概念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当然,强调对基本会计概念和基本原则的研究,并不是说现在就应修改基本准则。相反,我们只有结合会计核算制度改革的进程,并作了充分的理论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国会计概念框架体系。

    2.深入细致地研究国外金融工具会计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原因

    建立我国的金融工具会计,应吸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或国际惯例,但不是简单地“移植”。当前,对金融工具会计的研究,要十分注重金融工具国际会计准则的研究;同时,由于金融工具国际会计准则又是在一些发达国家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协调形成的,因此,还应注重对具体国家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研究,尤其是美国FASB公布的一些相关会计准则。事实上,如果不研究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要清楚地理解国际会计准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除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在金融工具会计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尽管它们的准则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仍各具特色,其中尤以美国和英国的相关准则更趋突出。以美国准则为例,最初是通过制定的第5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52来规范外币套期活动的会计处理,接下来又了规范期货会计处理的SFAS80,再就是后来的SFAS105、SFAS107、SFAS119和SFAS133.这其中的变迁,隐含着复杂的背景。无疑,要了解美国今天的金融工具会计,就必须对此有充分的了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地做到“洋为中用”。

    目前,IASC集中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在金融工具会计方面有专长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金融工具会计研究。对此,我们应予以特别关注,并力争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进去。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较深入地了解其中的背景和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参与来表达我们在金融工具会计国际协调方面的主张。

    3.研究影响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建立的各种因素

篇9

    公允价值及其计量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论的问题。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公允价值及其计量问题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并且在金融界与会计界掀起了一场论战。与此同时，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也提出了改进国际财务报表列报的建议。因此，探讨公允价值及其计量问题，使公允价值与财务报表列报更为及时、准确与决策有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探讨了公允价值作为单一计量属性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构建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企业整体价值的复合性概念，以公允为目标，各种计量属性为形式，以市场价格(价值的表现形式)作为计量属性基础的计量属性体系的建议，希冀对公允价值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有所启示。

    二、公允价值作为单一的具体计量属性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在表外披露过程中由于对企业影响不大，所以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一旦牵涉到在表内确认，便遭到主要使用者——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反对。AICPA1994年的调查报告(Jenkins报告)证明使用者并不主张以公允价值模式代替历史成本模式，主要是出于对财务报告信息的一贯性、可靠性和成本效益原则等的考虑。公允价值作为单一的具体计量属性在应用过程中存在如下的问题：

    (一)反映的动态性与报表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

    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被准则制定者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希望通过公允价值的计量动态实时反映企业的价值，提高会计报表的有用性，满足更多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但从目前发展来看，公允价值却只被发展成主要围绕金融工具进行计量的一种属性，脱离了其字面所含的本源思想。众所周知，金融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极大，信息瞬息万变，希望通过一种计量技术来完全定量化金融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确定某项资产和负债的价值，难度很大。公允价值在制定时就被赋予实时和动态反映企业目标价值的作用这一点从FASB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157号中公允价值的定义“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在有序市场上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者转移负债付出的价格”就可得到证明。该计量日是指从初始计量到资产退出或负债结算之间所有可能的日期，可以是任何一个日期(葛家澍，2008)。所以计量日期的不确定性表明这种计量需要动态实时反映计量对象定量化的信息变化，动态实时本身就包含着信息的不稳定性。而对于财务报表编制来说，却是定期反映的，这种定期报告内含着静态和稳定的要求。把一种动态的计量赋予一个相对静态的报表，本身就是矛盾和不合理的。所以期望公允价值动态、实时地反映企业的价值是不合理的，并且定期编制的报表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也达不到这种要求。

    (二)价值的衡定性与价格的波动性之间的矛盾

    按照劳动价值论，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构成的，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它应该由生产某种商品所消耗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来衡量。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态，它不会完全脱离价值，在一定时期内价格将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价值在一定时期应该是一个衡定的数字，价格只是捕捉价值的工具，这种捕捉是需要较长时间、多角度的信息反映才能实现的。但是准则制定机构却把会计报表上反映的价格定性为价值，通过波动来反映衡定的价值，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所以狭义具体的公允价值计量难当此重任。

    (三)公允概念的全局性与应用的局部性之间的矛盾

    公允是一个描述会计人员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全过程的全局性概念。正如James W. Pattillo(1965)所说的，财务会计的基础是公允。“真实与公允”观念没有多少技术操作性，它的主要作用有两点：一是支持会计职业的发展，二是约束会计师的行为，使其遵从公认会计原则。而后一个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会计师的素质。目前无论FASB还是IASB在发展公允价值概念时都把公允价值定性为一种狭义的计量属性。但是，把一个全局性的概念用来定义一个目前只能部分应用到金融工具计量的“狭义的计量属性”，这显然有违公允的本义。这种把全局性的概念运用到狭义计量属性还容易产生下列后果：

    1.计量过程中的错配问题。会计错配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由于确认引起的会计错配，也就是承担金融风险的一些资产和负债在资产负债中进行确认，而另外一些则不予以确认。第二种是由于计量引起的会计错配，也就是承担金融风险的资产和负债按照不同的基础进行计量，例如，企业可能会发生一笔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互换业务，以便管理其固定利率债券，如果互换按照公允价值基础进行会计处理，而债券以摊余成本作为基础，那么就会产生会计错配，因为市场利率的变化会造成互换的损益立即确认，但是在债券上却无法体现(苏莉，2007)。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发展之初是希望运用于所有项目的，但由于政治以及实际可操作的原因未能坚持其最初的发展方向，而变成部分计量确认的工具，即主要只对金融资产和负债进行确认和计量。另外，即使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也未能完全做到全部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部分金融资产和负债仍然采用摊余成本(历史成本的变形)进行确认和计量。这就把不具有可加性的由不同计量属性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累加在一起，会使会计信息的有用性降低，产生计量过程中的错配问题。

    2.公允概念单独被赋予一种计量属性的合理性问题。公允价值在发展之初是包含统合理念的，这一点可以从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第7号的论述之中得出结论。在SFAC No. 7第7段中FASB认为“近年来，FASB以公允价值作为多数初始确认及后期新起点计量的目标。第5号概念公告中没有采用‘公允价值’这一术语，但其中提到的一些计量属性与公允价值是一致的。在初始确认时，除非有反方面证据，否则收入或支出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即历史成本)通常会被假定相当于公允价值。现行成本和现行价值均在公允价值的定义范围内。但第5号公告所述的可实现净值和现值的概念与公允价值的定义不相符。”如果贯穿这种思想，则公允价值概念应该是一种广义的、包括所有计量属性的混合计量属性①。只要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则被公允价值统合的这些计量属性在一定的条件 下都符合公允价值概念。但FASB与IASB当前逐渐把公允价值发展成一种狭义的计量属性，是与其他几种计量属性相提并论的一种计量属性。他们强调公允价值的理由无非是在运用这种狭义的计量属性时，由于估值基础是建立在假想交易基础上的，所以会计人员必须要注意公允的立场。这种强调本来无可厚非。但单独把公允概念运用在一种计量属性之上，却会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其他计量属性得出的信息到底公允不公允，如果不公允的话，则当前的会计实务中还能不能使用。James W. Pattillo(1965)曾指出，财务报表的编制应该建立在公允的基础之上，会计人员在编制报表过程中无论使用任何方法都应该保持公允无偏的立场。这样说来，公允的前提条件取决于使用者的立场。无论使用何种计量属性，只要反映了交易发生时的客观情形，应该都是公允的。如果把报告者的立场单独赋予一种计量属性(狭义的公允价值)，则容易给信息使用者造成错觉，即只有这一种计量属性得出的计量结果是公允的，而其他计量属性得出的计量结果都是不公允的。

    (四)公允价值运用在现实过程中的困境

    公允价值作为狭义的概念，对于衍生金融工具是最相关的计量属性，这是建立在市场流动性较好基础之上的。但如果市场流动性消失，估计公允价值的基础也完全消失，则衍生金融工具也无法计量。就是说，真正的公允价值，可能就是在活跃市场(也就是交易频繁又正常有序流动性较好的市场)中金融工具的市场公开报价。对于生产经营用的资产来说，公允价值作为狭义规定所需要的运用条件，显然无法满足。另外对于生产的实物商品来说，他们显然不像金融衍生工具一样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五)从公允价值的三级估计来看更适合于虚拟经济

    社会经济交易按形式可分为实体经济(各种实物的生产和交易)和虚拟经济(金融工具及衍生工具)。从公允价值的发展及估值过程要求的条件来说，公允价值更适合在虚拟经济下运行，而历史成本却更适合在实体经济下运用。虚拟经济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发展。对于实体经济来说，持有资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直接销售，而是希望通过生产增值。因此，建立在脱手价格基础之上的公允价值，由于对资产的市场流动性要求较高，其能在多大程度上衡量所持有的各种生产性资产，以及衡量的可靠程度是值得怀疑的。

    (六)公允价值作为具体计量属性的先天不足

    1.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公允价值难以承担作为主要计量属性的重任。财务会计分为表内确认和表外披露。表内确认的数字应该是企业已经实现的、有历史数据可以稽核的信息。就这一点来说，作为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表述的信息具有可靠性、如实反映以及可核性的特点，在实际运用中符合会计核算系统的要求以及作为纳税机关征税的基础，是审计单位进行审计的重点部分。表外披露的信息是表内不能确认而又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如果不进行披露可能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决策失误。但表外披露的信息重点在于解释和说明，需要应用会计进行核算的信息非常之少。如果把公允价值仅仅作为表外披露的补充计量属性，显然有违IASB与FASB的初衷，但如果把公允价值作为表内确认的主要计量属性，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又难担此重任。因为通篇的报表如果都建立在估计的基础之上，所有资产(包括企业长期持有、并不准备出售、也无公开市场的资产)都按估计价格估计，财务报表变成了估计报表，这样的报表很难使使用者接受和相信，会计的基本功能在这里也消失了。

    2.中介机构难以对公允价值提供的信息发表有效的审计意见。传统的审计是进行账证、账实、账账核对，随着企业经济业务的增加，在不影响审计质量的基础上为了有效地节省审计成本，审计变为制度审计。后来随着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增加，审计单位为了规避审计风险，同时节约审计成本又发展成为风险导向审计。但无论审计如何发展，审计师审核的最终基础都离不开凭证和账簿，并且其承担的风险在统计上也是可以确定概率的。但是如果让审计部门去对根本没有凭证、并且又以瞬息万变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公允价值编制的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很难对表内的相关信息进行有效的审计。在不能有效审计的情形下，如果让审计师发表相应的审计意见，显然审计师承担的风险将会被无限放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是审计师不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要么就是审计收费会大幅度提高，或者是审计行业全部变成价值评估行业。

    3.IASB与FASB在处理公允价值中的困难处境。从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上来看，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尤其是在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方面，无与伦比，其他计量属性根本做不到公允价值那么完善，具有及时性、动态性及决策相关性。因此IASB与FASB非常急于把公允价值纳入到制定的具体准则中去。尤其FASB更是出台了一系列的准则指南，如FRS133号以及后来的FRS157与FRS159。尽管这些准则出台了，但在具体操作上却困难重重，因为准则实施的市场条件要求较高，如活跃的市场、最高最佳使用等一些定性的条件，虽然理解并不难，但操作却非常困难。FASB花了很大代价以及很多年制订的公允价值相关准则只能沦落为进行表外披露或者编制辅助报表才能使用的计量属性，这可能有违FASB制订公允价值准则的初衷。同样IASB虽然想在FASB公允价值相关准则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有关公允价值的国际准则，并在国际范围内推行，但FASB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尚且不能有效增加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作性，何况IASB。加之IASB制定的准则准备在全球推行，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条件根本不适合推行公允价值计量，所以从这方面看，IASB无论从需要的时间角度，还是从需要的支持力度来看，都离公允价值的推行很远。而历史成本虽然广受非议，但却还得依靠其进行确认计量。

    由此可见，公允价值作为单一的具体计量属性的发展无论从理论层面上还是实践层面都难以承担确认与计量的重任，这是与公允价值不恰当的发展方向有关的。即公允价值不能作为单一的具体计量属性，而应该作为统合其他计量属性的广义属性进行发展，这才是公允价值正确的发展方向。

    三、计量属性体系的重构

    公允价值本身不是一种计量属性而只是一个检验尺度，一种计量属性是否符合公允价值的含义，要看此计量属性提供的信息是否对决策有用(石本仁和赖红宁，2001)。公允价值分为 广义和狭义两部分，广义的公允价值涵盖了其他几种计量属性，是一种抽象概念，而狭义的公允价值是与其他计量属性并列的一种计量属性(黄学敏，2004；杨晓磊，2006；周春明，2009)。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公允价值应该是一种复合计量属性，葛家澍和刘峰(2003)指出，公允价值的目的在于确定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当前市场价格(脱手价)，历史成本就是过去的市场价格，现行成本也是当前的市场价格(买入价)，它们都符合公允价值概念，因此公允价值是一种复合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谢诗芬(2004)认为公允价值的表现形式有：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短期应收应付项目的可变现净值和以公允价值为目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并概括了各种会计计量属性之间的关系。

    严格地说公允价值应当被视为“公允价格”，因为公允价值最理想的代表是市场价格(葛家澍、杜兴强，2003)。在市场经济中，通过无数交易被买卖双方普遍接受的公允价格，应是由市场形成的价格。市场价格是动态的。任何时候，从时态分，市场价格都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预期)三种。财务会计与财务报表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职能，就是将一个企业已发生的，过去已经交易的事项作为处理对象，即APB Statement No. 4所明确指出的“财务会计与财务报表主要是历史性的，即有关业已发生的事项信息”。因此，公允价值应当作为统合性的概念，而把当前应用到金融工具及其衍生产品上的计量属性更名为现行市价将更有利于公允价值概念的应用和推广。

    (一)公允价值概念作为统合性概念的优点

    1.公允价值作为计量企业整体价值的统合性概念更符合该定义的本源。公允是一个支持会计职业发展的概念，如果提供的信息不公允，则会计职业将会失去社会公众的信任，最终将导致会计职业不复存在。作为会计核心任务的计量过程必须贯彻公允的立场，这样才能使得会计信息建立在公允的立场之上。在某一时刻的价值是一个均衡的概念，而我们只能通过各种计量技术手段去模拟和近似反映某种商品的价值。如果把公允价值作为一个统合性的概念，则意味着利用所有其他的计量属性来模拟和近似取得公允价值。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提供不同的信息，只要这种信息是相关和可靠的，则提供的信息就属于能反映企业经营情况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样规定的结果将更加符合公允价值的本源。

    2.可以解决运用的局部性和概念的全局性之间的矛盾。如前文所述，概念的全局性与运用的局部性的矛盾是公允价值发展不顺利的原因之一。但如果把公允价值概念作为统合性的概念，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1)解决会计错配问题。以公允价值统合所有计量属性，根据不同的要求提供以不同计量属性基础生成的会计报表，可以一体解决会计错配问题。比如对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来说，其只能反映已发生的交易事项信息；而现行市价则只能反映当前及未来的信息，它们之间如果混合计量则可能出现会计错配问题。在公允价值复合概念统合下，分开列报以不同计量属性生成的汇总数字，比如以现行狭义的公允价值(本文提倡变为公允价格)与历史成本双重列报，这样可以避免不同计量属性所计量的数据在累加后变成毫无意义的会计信息情形的出现。(2)解决公众误解情形。如果把公允概念单独赋予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可能会导致公众对其他计量属性的误解，认为除了狭义的公允价值以外，其他计量属性提供的信息都是不公允的。这与当前为了取得不同的信息需要采用不同计量属性的现实情况是不符的，对于会计职业的发展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如果以公允概念统合所有的计量属性，则可以表明所有计量属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只要正确采用都是公允无偏的。比如在市场高度发达且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现行市价获取当前及未来信息，而在市场不发达或者流动性消失的情况下，采用历史成本获取过去的信息等都是公允的，它们都是企业公允价值的近似。不同的具体计量属性可以从不同侧面全方位反映企业的相关信息，方便使用者的不同需要。

    3.可以使概念框架逻辑一致，解决计量属性的混乱问题。随着人们对计量属性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增加，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曾提出过九种计量属性，它们分别是：过去的购买价格、过去的出手价格、修正的账面记录、当前的购买价格、当前的出手价格、当前的均衡价格、使用中的价值、将来的购买价格、将来的出手价格(见FASB与IASB联合概念框架计量阶段的讨论稿)，而且这几种计量属性已出现了在财务报表中混合使用的实际情况，哪一种计量属性都有存在的理由，FASB和IASB在制订概念框架时也难以取舍。IASB与FASB在目前情况下虽然力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但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实务中主要对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有效，对于其他不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及负债难以计量，因此这两大机构也没有指定主导的计量属性，这体现在IASB与FASB在联合概念框架的声明中。研究者为了得到估计可靠的公允价值，加大了对计量属性的研究。但作为概念框架来说，我们认为不应该出现计量属性混乱不堪的现象，而应该出现一个主导的计量属性。因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②是由一部章程、一套目标与基本原理组成的、互相关联的内在逻辑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指导前后一贯的会计准则，并指出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目标辨明会计的目的与意图，基本原理则指引应予以进行会计处理的事项的选择、各项事项的计量以及汇总并使之传递给利害关系集团的手段。由这类概念派生的其他概念，在制定、解释和应用会计与报告准则时又必须反复引用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类概念是最基本的(葛家澍，2000)。概念框架的目的是为了导致一个逻辑一致的概念体系，现在连自身的计量属性概念体系都混乱不堪，又如何能对外部进行指导，以使外部制定的概念和准则内部逻辑一致呢？如果以公允价值作为复合概念来统合全部的计量属性，则可以贯彻和实现概念框架的意图和本源。

    4.可以为公允价值的研究与推行争取时间。按照Irji(1975)的观点，会计计量应该属于会计的核心，缺少会计计量属性的概念框架必然是有缺陷的概念框架。如果能够将公允价值定义成统合的概念并作为诸多计量属性的集合，则弥补了概念框架的不足，也为新出现的业务选择计量属性时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由于最初的会计信息披露只有几种报表，因 此长期以来会计信息披露的途径都被称为财务报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复杂化，信息瞬息万变，仅仅依靠几张报表远远不能反映企业所需要的信息，也满足不了决策者的决策信息需要，于是产生了表内报告与表外披露联合进行，对外的会计信息披露的称谓也从财务报表变成了财务报告，从而也使概念框架在会计信息表达的定义方面更加准确。那么对于当前的计量属性的多样性，同样可以从其本质方面去定义。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这种信息要想对决策有用，必须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的特征。但是会计数据的产生离不开会计人员的估计，如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估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资产折旧的分摊等等。要想使估计和判断能如实反映经济事实，离不开会计人员的立场，即站在公正、公允的立场处理经济业务。因此会计人员的立场对于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的影响至关重要。建立一个能够给人以公允反映态度的信心也至关重要，这就是公允价值在颁行之初虽然研究结果与经济决策关联性不大，但却能够给投资者提振市场信心的原因。因此在概念框架中可以从广义方面对公允价值进行定义，即能够提供给决策者决策相关的公允信息的计量属性。同时作为统合的计量属性，只要能找到公允计量企业价值的计量属性，都属于公允价值计量的范畴，这就为公允价值的研究和推行争取了充分的时间。因为作为统合性的计量属性，包含了各种计量属性，为公允价值的广适性打下了基础。

    (二)计量属性体系的重构

    公允价值作为独立计量属性存在不足，而作为统合性的概念却有诸多优点。因此，需要对作为统合性概念的公允价值和其他计量属性的关系进行重构。

    1.以公允作为目标。公允是会计职业存在发展的必然，作为贯穿会计实务全局的会计计量属性在应用过程中离不开公允概念的支撑。当然，公允是一种个人判断，不是估价规则，使用公允价值一词是一种有趣的策略；这个聪明的标签使得反对者在辩论起始便处于劣势(Sunder，2008)。以公允作为计量体系的目标对于计量体系的稳定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它既可以起到保护会计人员的作用，也可以作为反击的工具。所以在重构的会计计量体系中以公允作为目标可以保持计量体系的稳定。

    2.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寻找企业的价值。市场是商品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在市场经济中，商品都以公平交易中形成的价格为基础进行交换的。而交易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价值正是在买卖双方力量达成均衡时的发现。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说，企业的价值是他们进行决策的基础之一。同时市场交易价格应该作为计量属性体系首选的参照基础，因为市场交易价格具有客观性、可观察性，可以满足会计上的可稽核性、可验证性的要求，保证会计信息的如实反映或可靠性的要求。但如果没有直接的市场交易价格可以作为参照，则利用的各种估值模型也要尽量以市场获取的参数作为首选，因为市场才是价值实现的真正场所。

    3.以脱手/购入价作为外在表现形式。按照FASB157号第16段的陈述：所谓购入价格(entry price)是指在资产或负债交易中购买一项资产或承担一项负债的交易价格，交易价格代表了购买资产所支付的价格或者承担负债而收到的价格；所谓脱手价格(exit price)是指以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代表销售资产将会收到的价格，或者转移负债将会支付的价格。就概念而言，购入价格和脱手价格是不同的。主体未必按照取得资产时支付的价格出售该资产。同样地，主体未必按承担负债时收到的价格来转移负债。但在相同市场上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在相同时点脱手价格应该等于购入价格。脱手和购入价格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反映企业的不同信息，“购入价”反映企业的投入成本，“脱手价”反映企业的产出价值，价值和成本对比可以计算企业盈利。

    购入价代表的是企业的投入，表明企业在生产组织方面的效率。这部分是结合市场从主体角度对企业的考量。如果一个企业生产相同的商品，但投入较少，这个企业必然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也必然是投资者投资的首选。相反，则企业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最终必遭市场的淘汰。购入价还是衡量企业价值的基础，因为成本是企业价值的有效组成部分。购入价与时点结合可以衍生出过去的购入价、当前的购入价、未来的购入价。这三种购入价格可以反映企业不同的信息。过去的购入价即历史成本可以反映企业过去的投入信息，通过横向对比，可以反映企业的经营实力和经营效率，通过纵向对比，可以反映企业的经营实力和经营效率的变化情况，并可以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当前的购入价可以反映企业当前的经营实力、经营效率和财务弹性，同时当前的购入价为实物资本保持提供了相关信息；至于未来的购入价则可以衡量企业的未来投入情况，可以间接反映企业对未来风险的把握情况。一个善于经营的企业通常可以锁定未来的投入，使得企业的风险被确定在较低的范围之内。而相反，一个不善于经营的企业对于未来投入的把握能力较差。

    脱手价代表的是企业的产出价值，表明企业当前所占有的资产或承担负债的市场风险情况。公允价值所定义的脱手价值仅是指单项资产、负债或资产组的脱手价格。如果能够把企业整体脱手，脱手价格代表的就是企业的整体价值，所以脱手价只能是企业整体估值的基础。从资产角度来说，脱手价表明企业拥有的资产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企业的市场风险；从负债角度来说，脱手价格代表企业承担的义务情况。同样脱手价格与时间结合可以衍生出过去的脱手价格、当前的脱手价格和未来的脱手价格。通过对比当前与过去的脱手价格可以反映企业的价值变化情况，这种变化结果在某种情况下(比如市场完美)可以作为企业综合收益的计算的直接依据。如果知道未来的脱手价格，则可以确定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例如，持有或买入的衍生金融工具必须以买入价记账，在后续期间或摊销或与脱手价进行对比可以得出持有收益或者已实现的收益。

    对于企业来说，作为价值的产生单位，投入和产出是企业的价值创造的起点和终点。有了这两方面的信息，再与时间结合，就可以把握企业的过去、现在、未来创造价值的能力、未来的财务状况、现金流的分布以及财务弹性。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公允价值、现行市价等无不是购入价与脱手价在不同时点的称谓。即使估值 模型的使用也离不开购入价与脱手价等相关参数的输入。因此我们从中也不难理解IASB和FASB的联合概念框架中，为什么抛开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公允价值、现行市价等形式，而直接采用购入价与脱手价与不同时间结合衍生出不同的计量属性了。

    4.计量属性体系的重构。综合上面的论述，并参考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图解，同时根据IASB和FASB的联合概念框架计量阶段的初步设想与会计计量属性形成的相关观点，本文试图按图1构建统合的计量属性体系：

    

    图1　统合的计量属性体系重构

    该体系以公允为目标，各种计量属性为形式，但计量属性以市场价格(价值的表现形式)为基础。所以会计计量的合理体系是以公允价值统合的计量属性体系。公允价值不应是计量的具体属性，过去与当前的市场价格才是可信的计量属性。如果将来预测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未来的价格有80%以上的概率能够证实，未来价格也将成为公允价值计量体系中的新成员。此外，狭义的公允价值即当前的市场脱手价(或买入价)也可以成为独立的计量属性。因为它毕竟对金融工具计量最相关，对衍生工具的计量唯一相关。但它应当是金融工具活跃市场中公开公正有序的报价，使公允价值真正产生于市场，并由市场参与者共同裁决，而不带主观的利益偏向。如果此种工具确实没有市场公开报价，也要进行估计。然而估计的假设与方法、技术及其数据来源必须充分披露且整个估计过程与结果应由社会上独立的、公正的、有定价经验的估价与定价机构全程参与，以确保其得出的结果可靠和客观。在统合计量属性体系之下，通过多种计量属性的并列使用，可以从不同侧面提供与企业相关的信息，以帮助报表使用者根据企业的相关信息做出相关的评估与判断。而不是由公允价值直接实时、动态地去反映企业的各种信息，从而导致狭义公允价值的使用而出现的各种问题。

    注释：

篇10

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对资源、资产及企业资源、企业资产均有所论述但三者之间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的研究表明：当贯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分析方法时，经济理论中的资产和资源、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资产、管理理论中的企业资源将取得逻辑上和形式上的统一，企业资源与企业资产在理论上是同义反复；但考虑微观基础的企业资产的外延和内涵将不同于传统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资产；本文结尾还提出了加进微观基础的企业资产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以及本文有待发展的地方。

关键词

个人资产禀赋；企业资产；微观基础

1.引言

在会计理论中，我们看到大量的资产尤其是企业资产概念；在经济理论尤其是现代经济理论中，我们也看到无数的资源、资产乃至资产市场概念；但在管理理论中，我们发现大量的企业资源概念而不是资产和企业资产概念。直觉地，我们可以立刻感到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中对资源和资产概念的论述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同时存在着某种差异。那么这种必然的联系以及这种差异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方法直接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对一切经济活动和人类社会的现象的分析和解释，最终都将归结为对个人的心理、信念、态度和选择等等微观分析，并且我们的分析还直接建立在现代管理理论、经济理论尤其是契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结论是，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对资产及企业资产的解释之所以与经济理论对资产及企业资产的解释出现不相容的地方即差异性，恰恰在于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忽视了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十分强调的微观基础或个人主义方法论，但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内容却没有贯彻经济学的方法论。这便是三者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要消除这种分歧并重新将三者相统一，我们需要重新在企业资产分析中加进微观基础或个人主义方法论。

通过加进微观基础，我们得出企业资源与企业资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是同义反复。然而这时的企业资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不同于传统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资产。考虑微观基础的企业资产所涉及的内容将包括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又包括实物资产和契约资产，其中契约资产又包括金融资产、企业文化、企业商誉等。为了论述这一观点，我们将从企业资产的微观基础即个人资产禀赋出发，结合有关管理理论、经济理论（主要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对企业资产进行逻辑论述。显然，本文的论述将直接将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和经济理论相关知识相融合，这种融合将使得我们对企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2.资源、资产与资产的本质

在经济理论中，资源总是被假设为稀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如何有效的配置稀缺资源。然而对于什么是资源，经济学似乎并不太关注。但我们可以这么说：所有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要素均可以称为经济资源。在人的理性假设和资源相对于人类需要相对稀缺的假设条件下，根据产权理论的观点，任何经济资源都应该为经济行为者所有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或者说，经济行为者最终都应该对所有相应的经济资源拥有财产权利即产权。按照阿尔钦(ArmenA.Alchian)的观点，这些产权可以分为私有产权、企业或公司产权、政府产权、非存在产权、共有产权。当任何资源都对应一定的产权形式的时候，资源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中的概念，更是一种经济行为者的资产。在这个时候，经济行为者的资源实际上与其资产是同义反复，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也便成为企业资产。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的《会计》对企业资产的表述如下：资产是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资产具有如下特点：1.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2.资产都是为企业所拥有的，或者即使不为企业所拥有，但也是企业所控制的；3.资产都是企业在过去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中获得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将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定义为企业的资产，而这实际上是对我们上述观点的某种支持。

如果我们将上述资产定义中的企业主体抽象掉，我们将得到资产的本质性的东西：经济主体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给主体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这就是资产的本质！从这一本质性规定出发，显然地，除了传统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当人力资本、社会契约能够为经济主体拥有或控制并带来经济利益的时候，我们同样在理论上应该将其视为一种资产。

下面我们首先阐述个人的资产禀赋，然后阐述企业的契约性质，综合这两个方面我们将推出企业资产构成。

3.个人资产禀赋

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理性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财富最大化，而在微观经济学中，经济行为者的财富则通过资产来表现。经济行为者追求财富最大化等价于追求资产或资产增值最大化。然而，经济行为者参与经济活动总是基于一定的资产禀赋，任何一项经济契约的签订也以一定的资产禀赋为前提和基础（但传统的资产概念仅仅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我们要问的是：经济行为者的资产禀赋到底包括哪一些？

新古典经济理论虽然注重微观基础，但同时却又作出经济行为者同质性假设：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都具有相同结构的效用函数等。这种同质性假设遭到阿罗(Arrow)的质疑和批判：自斯密(AdamSmith)开始，经济学分析的真正基础就是经济行为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而关于非同质性，我们可以追溯到卢梭(J.J.Rousseau)的思想，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论述道：“我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契约），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至少是它的的存在是大家所认可的。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他人尔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贵、更光荣、更有权势，或者甚至叫别人服从他们。” 即便是马克思，还要“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我们想强调的是，会计理论和管理理论之所以没有注重企业资产的微观基础，不仅源于没有贯彻新古典经济个人方法论，还源于沿袭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行为者同质性假设。当我们将非同质性假设加入微观资产分析时，我们将得到与传统理论很不相同的资产禀赋结构。而由个人及个人资产的非同质性，我们在逻辑上可以推论企业及企业资产的非同质性，这正是现代企业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Theory)所强调的。

我们将个人资产禀赋首先划分为人力资产与非人力资产，而非人力资产又划分为实物资产与契约资产，如此层级递分，得出如下表所示的个人资产禀赋结构。

关于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现有文献已经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论述。但契约资产尤其是非金融契约资产则是本文提出的新概念。下文将对资产禀赋进行解释。

表-1：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

个人资产禀赋人力资产人力资本资产脑力劳动力：技能、知识、信息、阅历

体力劳动力：强壮、健康

个人的道德、信誉、品质、性格

非人力资产实物资产

契约资产金融资产货币金融资产

非货币金融资产股票

债券

衍生金融工具

非金融契约资产社会地位、关系网、权力、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1人力资产

显然地，按照本文对资产的本质性规定，人力是一种资产并且成为首要资产。现代会计理论首先提出“人力资产”、“人力成本”、“人力资产摊销”等概念，但由于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会计理论并没有比其他理论走得更远。个人人力资产包括哪些？事实上该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目前尚无统一的规定。我们暂时采用现有理论的观点，认为个人人力资产的一个主要构成是人力资本，包括脑力劳动力（如技能、知识、信息、阅历、能动性等）和体力劳动力（如健康、强壮等）。不同的是，本文将道德、品质、性格等因素也视为一种不同于人力资本的人力资产：显然，良好的道德、信誉、优秀的品质、宽厚的性格等也应该属于一个人获得经济利益的资源，而鉴于我们采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我们也将不可能不涉及个人的品质、信念、目标等。而正是道德、信誉、品质、性格等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里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单个的自然人。当我们将个人放进企业框架中论述企业的人力资产时，我们将在人力资产中加进一个很重要的构成部分：企业家才能。

新古典经济学中之所以没有人力资产，而简单地将资产划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一方面与新古典试图将经济学精确科学化的追求有关，因为加入难以定量化的人力资产，将使得经济学理论的精确表达遇到困难甚至遭受破坏，有如加入企业家因素一样。另一方面则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行为者的同质性假设。将非同质性假设加进企业理论分析的一个例子是张维迎在其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所进行的假设：在只有经营活动和生产活动的经济中，个人存在如下三方面的差异1.经营能力（企业家能力）；2.个人财富；3.风险态度。附加的假设是：对所有个人来说，每人的资产财富是共同知识，而经营能力则是私人信息。但按照本文的逻辑，张维迎进行假设所依据的标准不过是个人资产的不同：经营能力、风险态度属于人力资产；而财富则属于实物资产或契约资产中的金融资产。

3.2契约资产

我们首先解释契约概念及社会的契约本性，然后回答为什么契约为什么成为个人的一项资产。

基于博弈概念，我们将契约概念定义如下：契约是人们基于满足和维护某种需要，在连续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某种约定。其三个要素为：需要、博弈、约定。显然，这里的契约概念是广义的，我们可以将契约简明的定义为博弈规则，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法律、社会期望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将契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的界定，而社会关系包括血缘亲族关系、朋友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尤其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生产力一起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契约作为一种约定，其内容则是社会关系，或说契约是社会关系的载体。

在我们看来，整个社会的背后无非是无穷无尽交错相连的契约，而作为主体的人、组织、集体、民族乃至国家则是契约的节点。这就是社会的契约本性。

契约资产的提出乃在于人的社会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按照我们的经济哲学，人总是生活在契约之中，人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契约框架中进行，而马克思的社会关系事实上成为我们的契约概念的内涵。人们一方面总是受一定的契约所约束，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加上我们的理性假设，不难得出：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将会利用这种遍布极其广泛的契约（社会关系）来谋取自己的财富或效用最大化。马克思指出：“······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当这种契约被当作经济行为者牟取自身财富最大化的资源时，我们说，这种契约事实上已经成为经济行为者的一种资源或资产，我们称之为契约资产。这是与我们的经验相符合的：关系网络（契约网络）同样可以为经济行为者带来经济利益。然而一般的经济文献却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但是正如下文我们在企业资产中所看到的一样，正是个人的这种非金融契约资产，在组织或企业中演变成了极其复杂而重要的企业的另一种资产或资源：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显然，正如金融理论所阐述的，金融资产是一种契约结构尤其是法律结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金融资产也归入契约资产的原因，这是一般的文献所没有注意到的。我们可以断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资产可以归入契约资产的范畴。将个人契约资产划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一方面在于任何金融工具不过是一种契约结构尤其是法律结构，另一方面则在于诸如社会地位、权力、关系网等固然来源于社会契约，还在于我们无法将这些契约结构以一个类似于金融资产的合适的概念来表达，只好将它们全部归入非金融契约资产中。

4.企业的契约性质

按照我们的定义，企业资源与企业资产是同义反复，然而目前管理理论中用得较多的概念则是企业资源。但出于概念上的统一，我们采用企业资产概念。并且基于我们采用的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我们试图由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以及企业的契约性质引伸出企业资产的构成。但在此之前，我们得首先论述企业的契约性质。

科斯(Coase,1937)将市场和企业看作配置资源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二者的转换取决于交易成本；张五常(StevenN.S.Cheung)明确指出，科斯关于“‘企业替代市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不如说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正确的观点是一种契约代替另一种契约”；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Demsetz,1972)提出企业的“团队生产”观点；詹森和麦克林(Jensen&Mecking,1976)在论述成本时同时提出“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不仅对雇员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供应商、顾客和信贷者等来说也是如此。”明确将企业定义为不完全契约的是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在他们之前，经济学家们强调的是企业作为一种契约的长期性(Long-runContracts)，相对而言，市场被理解为一种短期契约(SpotContracts)。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Ng,1994)发展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型。事实上，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理论之所以被归入契约理论中，在于这些理论均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的契约性成为契约理论的中心和发展的假设前提。作为对企业契约性质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必要再次引用前文张维迎的个人非同质性假设，见前文。由于作此非同质性假设，作为一种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通过契约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经济行为者而言是有利可图的。

然而建立契约的前提是经济行为者拥有个人资产。周其仁进一步将企业的契约视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一种特别契约。尽管周其仁使用的是人力资本概念，但按照本文的逻辑，我们可以提出相似的命题：企业是经济行为者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之间的特别契约。这样，个人为建立企业契约而按照契约规定投入的个人资产的组合便构成了企业资产，而企业资产也便相应地逻辑地以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形式存在，企业资产和个人资产在逻辑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5.企业资产构成

如上文分析，由于企业的契约性质，与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相对应，我们认为企业资产也具有同样的资产结构：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又划分为实物资产和契约资产，契约资产再划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我们首先给出企业资产的构成，然后再进行解释。

表-2：企业资产构成

企业资产人力资产人力资本资产脑力劳动力：企业家才能、技能、知识、信息、阅历

体力劳动力：强壮、健康

委托人与人的道德、信誉、品质、性格

非人力资产实物资产原材料、机器设备、厂房、矿山

契约资产金融资产货币金融资产：现金、银行存款、资本金

非货币金融资产股票

债券

衍生金融工具

非金融契约资产基础结构资产：内部契约安排、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等

组织经验

组织资本

品牌资产：商誉、企业形象

知识产权资产：企业专利、版权、商标、商业机密

外部关系网络资产：供应渠道、营销网络、行业关系、企业同外界力量所形成的各种协议安排和制度安排等

资料来源：自己整理

前文曾谈到会计理论对企业资产的定义。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按照资产流动性而划分为流动性资产和长期资产（或非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货币资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存货等；长期资产又分为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可以看出，除了无形资产，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出的其他资产均可归入我们前文所提出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即便能够将无形资产归入我们的非金融契约资产，但人力资产（尽管现代会计理论首先提出“人力资产”、“人力成本”、“人力资产摊销”等概念，但这种努力仍在探索之中）和其他更为重要的非金融契约资产如何表现呢？我们的结论是，财政部工业会计中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内容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反映资产的定义，以致人们一直以为资产仅仅指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等可以计量的资源，但这并不符合资产的本质规定，资产概念的外延决不应该仅仅指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尤其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忽视了作为企业的根本的、对企业其他资产起着整合作用的、至关重要的企业人力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其中人力资产是人力资产管理理论所强调的，而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则是组织理论、企业战略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等重点研究的。但要将非金融契约资产定量化，将遇到一定的难度或尚需一个统一的标准。

管理理论中的企业资源概念似乎更接近于本文提出的企业资产概念。芮明杰的《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中将企业资源归纳为：1.人力资源；2.金融资源；3.物质资源；4.信息资源；5.关系资源。杨瑞龙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企业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的性质、信息、知识等”。然而与会计理论一样，管理理论由于忽视了经济理论所强调的微观基础，因此也和会计理论一样不能基于微观基础对企业资源（资产）进行全面的阐述。

需要强调的是，企业作为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之间的一种特别契约，其对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组合或整合并不是线性的或机械的，正是这种非线性作用机制导致企业资产虽然基于个人资产却比个人资产更为复杂和难以理解。我们的问题是：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在形式上相同，那么在内容上有何区别呢？我们的回答是，关于人力资产、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二者的形式和内容并无多大差异；关键的是非金融契约资产在个人与企业之间的重大差异。在前文我们曾有所提示：由于企业契约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个人资产按照企业契约组合之后将导致非常不同的非金融契约资产。

下面我们对上表所阐述的企业资产进行解释。我们将首先并且将重点对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进行解释，然后再对企业人力资产进行一下解释。同样，我们略去对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解释。

5.1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我们将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分为基础结构资产、组织经验、组织资本、品牌资本、知识产权资产、外部关系网络资产。其中组织经验、组织资本的思想直接来自J·弗雷德·威斯通(J.FredWeston)等的思想。基础结构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则直接来自安妮·布鲁金的思想。不同的是，威斯通认为企业人力资本是组织经验和组织资本的产物，但我们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参见下文对企业人力资产的解释）；布鲁金将将无形资产划分为：市场资产、知识产权资产、人才资产和基础结构资产，但我们认为将企业资产划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则是笼统的，并且布鲁金的划分将产生逻辑悖论。

(1)基础结构资产

企业本身是人力资产与非人力资产的特定契约，事实上企业设立过程中的设立契约（单人业主制企业无所谓设立契约，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的设立契约则首先表现为发起人契约再表现为企业章程或公司章程）首先初步奠定了企业的权力安排或组织结构。企业所有的行为都将被限制在设立契约的范围之内。这是在这个意义上，芮明杰认为企业管理活动总是在限于一定的组织框架之内，从而将管理定义为：管理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到组织既定目标和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然而，本文的企业资产在内涵和外延上应该说大于芮明杰意义上的组织资源（见上文）。

企业的基础结构主要指企业的内部契约安排（包括组织结构、规章制度）、企业战略、管理哲学、企业文化。之所以把企业的基础结构当成企业的一种资产，是因为它是企业经营运作的一个框架，对企业的获利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资产的创新（如制度创新）、积累和升级将成为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源泉。企业基础结构资产对于企业其他非金融契约资产如下文的组织经验、组织资本、品牌资产、外部关系等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制度安排、企业文化、企业战略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2)组织经验

我们将组织经验(Organizationexperience)定义为雇员由于参与企业契约，而在企业内部通过对经验的学习而获得的技巧和能力等。应该说，这是与自然人的经验相对而言的。罗森(1972)在解释由什么构成了“生产知识”时指出，一种情况的经验存在于经济地组织和维持复杂生产过程的企业家才能或管理能力的领域之中即管理经验。我们将组织经验划分为一般管理经验和行业专属经验。前一种形式的组织经验可以称为原始管理经验，指的是在策划、组织、指挥和控制等一般管理职能中以及财务策划和控制中发展起来的能力，如企业的成本控制方法和流程、企业内部有机的信息交流机制、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管理流程、企业的创新管理机制等。后一种形式包括行业专属管理经验，指的是与某特定行业的生产、营销特点相关的特殊管理职能能力。第三种形式的组织经验则属于非管理领域：如生产工人的技术水平通过对经验的学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提高。

这三种领域中的组织经验存量——一般管理经验、行业管理经验和非管理性质经验——本身（指单纯的管理经验）在企业理论种并不重要，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离开企业，跳槽到另外一家企业中。然而当组织经验与企业专属信息或组织资本结合起来时，从而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自由地转移到其他企业中时，组织经验就变得相当重要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经济行为者参与某个企业可能仅仅是获得或锻炼组织经验而不是为了物质报酬。

(3)组织资本

罗森(1972)、普雷斯科特和菲瑟尔(1980)对组织资本(Organizationcapital)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一种类型的组织资本是雇员（有别于人）拥有的关于所属特定企业的私人信息，是体现在个别雇员中的企业专属信息。当雇员逐渐熟悉企业所特有的生产安排、管理和控制机制，熟悉企业内部其他雇员的技能、知识程度和工作责任时，就会获得这种信息。第二种类型的组织资本可以称为雇员最优职位安排的信息，包括关于雇员特点的信息，它使得企业可以在工人和工作间进行有效的组合，由具有特殊天赋和技巧的人来更好的完成一些工作。第三种类型的组织资本则是关于工人之间的组合信息：最优工作团队安排信息。

第二种和第三种组织资本被称为协作效应资本。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可能比工人更能了解产生协作效应的有关工人的信息，而这种信息转移到另一个企业时，可能只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并且这种转移过程会产生交易成本。

(4)品牌资产

在博弈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威胁或承诺的可信性。经济行为者可以发送或传递某种信号以表明自己的行动的可信性。但是，这种信号必须承担足够大的成本，否则其他的经济行为者也将可以轻易的选择同样的信号发送，所产生的均衡结果将是混合均衡(PoolingEquilibrium而非分离均衡(Separatingequilibrium)。企业为增强自己行动的可信性而付出的成本将成为一种“沉没成本”，构成企业的品牌资产，如企业的良好声誉。

前文所阐述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反映的商誉无形资产实质是一种品牌资产。

(5)知识产权资产

从法律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是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产。具体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知识产权资产主要包括企业的专利（专利技术和专利技能）、版权、商标、商业机密以及各种设计专有权。前文阐述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反映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等实质上是企业的一种知识产权资产。

知识产权是保护企业资产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机制。企业的各种技术可以受到一项或者多项专利的保护。由于企业的知识产权资产（如企业的专利、商标等）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企业在一定的期限内对受到保护的法律对象拥有垄断权；企业凭借这种垄断权可以转化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已拥有的所有知识产权资源都转化成了现实的竞争优势源泉，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并不具有相关的一些技能，从而使得相应的知识资源不能商品化。

(6)外部关系网络资产

这是与企业的契约性质直接相关的，我们将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顾客、员工、供应商、分销商、广告商、政府等市场经济主体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视为一种契约，显然，这种契约关系也应该属于企业的一种资产，并且是典型的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科特勒(PhilipKotler)指出，关系营销的最终结果是建立起企业的最好资产，即营销网络。营销网络由公司与其所有利益相关者：顾客、员工、供应商、分销商、广告商、大学科学家和其他人，建立互利的业务关系。这样，竞争不是在公司之间进行，而是在整个网络之间进行，一个建立了更好的关系网络的公司将获胜。

5.2企业人力资产

前文曾指出，人力资产的主要构成部分为人力资本。马歇尔(A.Marshall)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生产的四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在马歇尔那里，企业家才能似乎是独立于资本的。然而马歇尔的资本概念属于古典的物质资本概念，从而企业家才能独立于物质资本是成立的。但在上表中，我们在企业人力资本中加进了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并不独立于人力资本，而是属于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李忠民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四类：一般型、技能型、管理型、企业家型，并将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定义为“人们面对不确定性市场具有决策、配置资源能力的人力资本，即在不确定性市场中，构建新生产函数的人力资本。”然而这里的企业家的内涵事实上是颇为奈特(Knight)主义的。而我们所采用的也正是这种观点。芮明杰将企业家才能与企业的管理资源相提并论，应该说是一种不同于本文的观点。

舒瓦茨(TheodoreSchultz)将人力资本划入生产函数的资本要素中，使新古典主义的资本概念既包含物质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用教育支出、保健支出等来衡量。在贝克尔(GaryS.Becker)看来，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如李忠民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物资本分析范式。

按照本文的逻辑，我们将人力资产分为：1.签约前人力资产：微观主体即个人在加入企业契约前便已经具有的人力资本；2.签约后人力资产：个人在参与企业契约后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显然，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并受到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的影响，并且有可能来源于企业的投资。前文提到威斯通将企业人力资本视为组织经验和组织资本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显然和经验相违背：人力资本的形成并不完全由企业所决定。

会计理论已经试图将人力资本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并努力建立起人力资本会计核算体系，但会计理论的这种努力仍在探索之中并且尚未得到企业界的普遍承认和实行。而我们的分析应该支持并更加坚定了这种努力。

6.区分企业资产的意义

上文对企业资产的构成及其微观基础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所缺乏的是我们尚未对现实中的单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实际资产进行实证研究。我们的理论分析使得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在资源、资产和企业资产概念上取得了逻辑上和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种分析较具争议性。下面我们补充解释区分企业资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借助于个人主义方法论，企业行为的背后将是理性微观主体的理性行动。而理性主体追求的则是财富的最大化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这将直接导致一个传统的问题：企业行为的目标是什么？企业的性质是各个资产所有者所投入的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特定契约，那么企业的契约安排也必须符合“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constraint)或个人理性（追求自产增值最大化）约束(Individualrationalityconstraint)”与“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compatibilityconstraint)（或自选择(Self-selection)）”，那么企业首要的目标也应该是追求资产增值最大化，用传统经济理论的话说就是利润最大化，这是我们从企业资产及其微观基础分析所得出的逻辑命题。认为企业应该首先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我们认为是缺乏微观经济理论支撑从而也是行不通的，除非社会责任成为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组成部分，如罗宾斯(StevenP.Robbins)所探讨的一样。

2.既然企业行为都围绕着企业资产增值最大化原则进行，那么有关企业的理论（无论是经济学的、管理学的乃至会计学的）都应该建立在企业资产的基础之上。人力资本会计、组织理论、核心能力理论、企业战略理论、人力资源理论应该说均基于企业资产。事实上，组织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企业战略理论与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主要建立在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的基础之上。

3.企业行为如企业兼并、企业资产重组、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控制等的背后，其实是企业资产增值最大化这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而一旦政府超经济力量对企业行为的介入导致企业行为原则的破坏，均衡结果将不再是满足契约约束的纳什均衡，而按照博弈论，这必将导致效率的损失。

4.有待发展的问题：(1)企业哪些资产构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将涉及现代企业核心能力理论；(2)企业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相对重要性如何演变？这将涉及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的古老命题；(3)企业资产理论如何与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进一步相结合？(4)中国企业的资产结构及其竞争力如何？这将涉及经济全球化及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威胁问题；等等。

注释

A·A·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编：《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张维迎著：《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EconomicTheoryandtheHypothesisofRationalily)”，载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陈岱孙主持翻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法）卢梭的《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62年，第70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杨瑞龙、胡琴：“资源基础分析方法及其对现代企业理论的拓展”，《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1期。

明确提出“人力资本资产”概念并将资产分为人力资本资产和非人力资本资产的学者是李忠民，参见李忠民著：《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7、58页。现代会计理论明确提出“企业资产”概念，而管理理论则仍然限于人力资源概念。

在贝克尔(GaryS.Becker)看来，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如教育支出、保健支出等，这些支出形成人力资本。另参见李建民著：《人力资本通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

事实上，宏观经济学中的资产概念也偏重于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多恩布什论述到：“资产可以归属于两大类别，即金融资产和有形资产。”参见多恩布什等著：《宏观经济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3页。

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我们将博弈定义为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互动，类似于康芒斯(mons)制度经济学对分析单位即交易的定义：个体间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有的文章将金融资产视为一种有形资产，这显然是对金融资产的误解。金融资产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虚拟资产，这种虚拟，在我们看来，正是来源于其契约性质。

Coase,R.H.1937.TheNatureofFirm.Economica,NewSeries.Vol4,Issue16.386-405.

张五常：“关于新制度经济学”，载李风圣等译:《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Jensen,MichaelandWilliamMeckling,“Theor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s,andOwnershipStructure,”Th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3(1976):;305-360.

周其仁：“市场中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芮明杰主编：《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22页。

杨瑞龙、胡琴：“资源基础分析方法及其对现代企业理论的拓展”，《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1期。

J·弗雷德·威斯通等著，唐旭等译：《兼并、重组与公司控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0～83页。

安妮·布鲁金著：《第三资源：智力资本及其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

同上，第82页。原文如下：“企业可以获得的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最后一项的人力资本资源是由组织检验和组织资本的结合所带来的产物。”

按照布鲁金的划分，金融资产应该属于有形资产，但金融资产显然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是一种逻辑悖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献同样将金融资产视为无形资产。这就是我们对布鲁金的划分进行修正的原因。

芮明杰主编：《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

雇员概念有别于人概念，雇员与雇主（所有者）相对，而人则与委托人相对。委托关系未必是一种雇佣关系，因此这里不采用人概念。

（美）菲利普·科特勒著，梅汝何等译：《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第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李忠民著：《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5～36页。

马克·卡森(MarkCasson)：“企业家(Entrepreneur)”，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另参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35页。

芮明杰主编：《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3页。

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3～408页。

马迎贤：“资源优势理论与完全竞争理论的比较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1997年第10期。原文写道：“资源优势理论提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优异的财务绩效”，“财务绩效用利润、每股收益、投资报酬和资本增值等指标来表示。”

篇11

一、原典追寻：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渊源

列宁是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中提到“金融资本”概念的。列宁之所以在标题后附加上“通俗的论述”是有他的想法的，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那样，“实际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家所叙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这里两位作家指的是霍布森与希法亭——引者注），因此，不得不承认，列宁在这本小册子里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汲取了一些霍布森与希法亭的观点，并在其基础上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特点。霍布森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他于1902年发表的《帝国主义》，在研究帝国主义的浪潮中影响重大，尤其“对暴露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拼命地争夺殖民地、大规模输出资本，依靠剥削附属国和殖民地为生的寄生性，以及奴役‘低等种族’的若干血腥手段和虚伪面貌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事实和统计资料”。霍布森看到了工业的集中现象，“为坚强的组织关系联合起来，相互之间经常取得最密切和最迅速的联系，设置在各国的企业中心……它们在操纵各国的政策方面处于无比的地位”。工业和金融业的巨头们为了攫取更高更稳定的利润，逐渐走向了联合，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正在慢慢形成。此外，霍布森注意到这些金融大王的影响力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蔓延到了政治领域，进而导致帝国主义的最终决定都系于金融势力，“每一项重大的政治行动，包括有新资本的输出，或现有投资价值的巨大波动，都必须得到这一小撮金融大王的许可和实际的帮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已经浮现出来。

遗憾的是，霍布森在这里还仅仅将帝国主义看成一种政策，认为是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的“过度储蓄”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场所，因而转向国外市场获取殖民地、保护地。本文将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列入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不仅是因为在此书中，霍布森谈及了诸多金融资本相关的观点，更是因为列宁对于这些观点，给予了重视和应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序言中提及：“论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的，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列宁的确在这本小册子中多次引用霍布森的观点及原话。例如，列宁在“列强分割世界”的写作中，列举了霍布森关于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时期的领土分割数据；在研究“食利者阶层”的时候，更是直接引用了霍布森的观点；在论及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列宁用了很大篇幅来引用霍布森的观点，因为列宁认为在关于食利国问题的理解上，霍布森的观点比较“可靠”。但与此同时，列宁也看到了霍布森观点的错误与不足之处。列宁指出，霍布森并没有看到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存在，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有密切的联系，也不敢赞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列宁认为霍布森没有从历史发展、经济根源方面揭示帝国主义新的经济现象，因此也没有注意到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和根本问题所在。列宁同希法亭学术观点的渊源要从他在希法亭“金融资本”定义基础上重新界定“金融资本”概念说起。希法亭指出，“产业资本中那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并不属于使用他的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只能通过银行来支配这些资本，而银行是代表所有者的。另一方面，银行不得不把它不断增长的这一部分资本投资在产业上，并因此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自己变成产业资本家。这一部分货币形式的银行资本，实际上已经由这种方式转化为了产业资本，我把这种银行资本称为金融资本”。

在列宁看来，希法亭的观点存在着显著的缺陷。列宁认为希法亭对于“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有不完全的地方，那就是希法亭没有指出“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垄断”。由此，在批判地吸收希法亭“金融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科学的“金融资本”概念。实际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几乎谈及了所有后来学者提出的有关金融资本的论点，例如他提到：现代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集中过程；生产的集中、联合以及垄断组织都已出现；金融资本的概念；银行作用的改变及对产业的渗透；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金融资本的发展趋势等，只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些论点综合成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或金融资本理论。列宁也认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需要注意的是，列宁认为希法亭书中的合理部分不能掩盖他在货币论问题上犯的错误，而且在讲到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时，列宁更指出，希法亭这位曾经的“者”、现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的代表人，比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由此可以看到，列宁对霍布森以及希法亭的观点并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照搬全收，而是既有肯定的地方也有否定的部分。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本描述来看，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与霍布森、希法亭的学术思想有很大联系。笔者注意到，与列宁同时期的布哈林的学术观点，对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创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很少有学者去关注布哈林关于金融资本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主要是研究帝国主义及其经济特征、未来的趋势，他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内部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入手，其中涉及许多有关“金融资本”的观点，例如“垄断组织的发展”，“纵向的集中”，“银行的作用。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等。布哈林不仅注意到了经济生活中集中和垄断现象的出现，而且认为有必要先分清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两个概念。他认为金融资本“既是银行资本，同时也是工业资本”。对于金融资本的趋利性，他把握得很到位。布哈林指出，在资本输出的同时，金融资本控制手段也在不断加强。“各个领域的集中过程与组织过程相互促进，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趋向，使整个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在金融富豪与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巨大的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垄断了全国市场，并且为更高的、非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生产准备了前提”。虽然布哈林的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但其中正确的部分仍为列宁建立科学、系统的金融资本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当然，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创立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资本思想息息相关，因篇幅有限，本文仅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本出发，简单列举列宁金融资本思想与霍布森、希法亭以及布哈林学术思想的关系，而不是说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仅仅只与霍布森、希法亭和布哈林有关。

二、逻辑理路：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构造

列宁创立了科学的金融资本理论，这一理论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列宁从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金融资本的内涵、控制手段等角度入手，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住了金融资本的实质。第一，金融资本产生的必然性。列宁综合1911年察恩版《德意志帝国年鉴》发现，在德国工业中，生产集中于大企业的进程非常迅速，同样，“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规模庞大的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困难，加之在大企业之间容易形成协定，因此，“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不论是受高额关税保护的德国，还是自由贸易的英国，集中的不断发展都会引起垄断，只是在时间、形式上有所差别。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垄断组织只是刚刚萌芽；1873年危机之后垄断组织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那么，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危机，则使垄断组织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至此，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垄断已经产生且已成为普遍的事实。在工业垄断现象背后，是由于货币资本和银行的作用，才使得极少数最大企业具有更加强大的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列宁指出了银行的新作用，看到银行不仅经营规模扩大了，其在工业中的影响力也空前变大。“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也变得集中起来，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同工商业及政府“联合”，银行已经从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垄断要求企业在必要资本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工业和银行的联系日益密切，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也“自然地”融合起来。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偶然现象。第二，列宁对金融资本概念的完整把握。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等同于统治着工业的银行资本。然而列宁并不认同“金融资本=银行资本”这一等式，列宁认为诠释“金融资本”有三大重要因素：“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集中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列宁从大量经济现象中抽象出“金融资本”概念，提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

在这一认识下，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融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由此可见，列宁将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作为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将金融资本的产生看成一个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集中和垄断的过程，而不仅仅当成一种事实来对待，因而他对金融资本的把握显然是高于希法亭的。列宁所谈到的金融资本是基于生产集中和垄断基础上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它不同于单独的产业垄断资本，也不同于单纯的银行垄断资本，是一种高于二者的更高形态的资本。列宁对“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囊括了生产集中、垄断、银行新作用等社会经济现象，是将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观察以及对相关理论分析结果综合起来的概括。然而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那样，“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二战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经济情况的出现，金融资本的表现形式、组织结构及技术支撑都发生变化，因而“金融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也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发生变化。第三，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各自发展的新情况。要理解列宁关于“金融资本”定义里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就必须先对二者当时的发展情况有一个了解。关于工业资本。生产的集中进行得非常迅猛，集中不仅在同一工业部门里进行，而且不同工业部门进行结合的现象也愈来愈多。生产的集中“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了。现在已经是垄断者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组织、不屈服于垄断组织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大企业正在用一切方法来保证自己的巨额利润。工业一部分资金用于改良技术装备继续投入生产；一部分资金用来“垄断熟练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的线路和工具”。大企业在进行横向、纵向的集中过程中需要的货币资本越来越多。

关于银行资本的新变化。事实上，银行资本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多，以德国“德意志银行”与“贴现公司”的资本增长情况作为参考。1870年，“德意志银行”的资本只有1500万马克；1908年，其资本变为两亿；1914年，其资本增加到2.5亿马克。而“贴现公司”的资本也分别从3000万马克（1870年）增加至1.7亿马克（1908年）；到1914年，“贴现公司”的资本已经达到3亿。从两家银行的资本变动不难看出银行资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如果只看到各大银行之间相对独立的银行资本增加的话，对理解银行资本的新发展来说还不够全面。因为除了经济增长带来的银行资本数量大幅增加之外，这与银行业的集中也不无关系。在德国，“小银行被大银行排挤，而大银行当中仅仅九家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这里还有情况没有注意到，例如有许多小银行，实际上成了大银行的分行等等”。大银行除了拥有数量众多的第一、二、三级“参与”或“依赖”于它的小银行外，还与其他银行成立协定，以办理对自己有利的金融业务。可见，货币资本的增多，银行的集中与集权为银行资本新作用的发挥打好了基础。第四，金融资本控制的手段增多和加强。随着资本主义集中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再单纯地使用吞并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征服小企业，而是“通过‘参与’小企业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等方式来吸引小企业。银行同大工商业企业之间的联合是通过互相占有股票，彼此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如果认为金融资本的控制手段仅仅只是以上的表现方式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金融资本的控制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银行与大工商企业同政府的联合则表现为两者把监事的位置让给很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垄断“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其次，金融资本的控制已从国内向国外蔓延。资本输出逐渐取代了商品输出的统治地位就是最好的说明。“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是真正布满了世界各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由此，列宁认为“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货币的占有同货币在生产中的运用不仅已经分离，而且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这种现象当然表明以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但同时也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食利性暴露得一览无余。可贵的是，列宁透过金融资本控制力不断扩大的现象，认识到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当然，在列宁所处的时代，关于金融资本的发展环境有了新的变化，诸如储金局和邮政机关也开始同银行竞争，股份公司已经成了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食利者阶层和食利国的大大增加等现象也是有必要引起注意的。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性、腐朽性、过渡性特征同样也适用于金融资本。

三、启示借鉴：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当代价值

从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当今仍没有过时。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理清其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在为我们继续探究金融资本提供新的方法论指导的同时，也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构建过程为我们继续研究金融资本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达到了很多其他理论无法达到的高度，是因为马克思掌握了辩证法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了对事物的否定理解，从运动中观察每一种既成形式，不崇拜任何东西，是“批判和革命的”。认为，批判从来都不是对批判之对象的单纯的否定。列宁很好地秉承了的方法论，在对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研究过程中，运用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矛盾分析法、科学的抽象法等方法，并对其他学者的观点批判地继承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霍布森、希法亭、布哈林等学者的学术观点均在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里有所体现。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是与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学术观点密切联系的，不能割裂开来。可以说，如果否认其他学者的学术贡献，那么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也就不再完整。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霍布森、希法亭等人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形成的铺垫和贡献。有学者以马克思没有提出过“金融资本”概念为由否认马克思已经具有了金融资本的思想，这种认识是不完全的。当然，学术界围绕金融资本问题所产生的种种争议，本身也是金融资本理论不断完善、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其次，应把握金融资本实质，科学、理性地对待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本质是资本，是金融与资本的结合。列宁对金融资本的解读没有脱离马克思资本理论的范畴。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增殖主要是通过资本的运动来实现的，资本的积累和循环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不断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过程。价值的产生都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而不是流通形式上的“钱能生钱”。即使金融资本已经是高度发展的资本形态，产生了虚拟资本等新的形态，但它的增殖仍是由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而产生的。我们要全面地认识金融资本的作用，发挥金融资本的积极作用，预防金融资本的负面作用，不能任由金融资本无限膨胀发展。在避免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过度积累的同时，对资本加以控制的利用。

篇12

、管理理论、理论对资源、资产及资源、企业资产均有所论述但三者之间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的表明：当贯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时，经济理论中的资产和资源、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资产、管理理论中的企业资源将取得逻辑上和形式上的统一，企业资源与企业资产在理论上是同义反复；但考虑微观基础的企业资产的外延和内涵将不同于传统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资产；本文结尾还提出了加进微观基础的企业资产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以及本文有待的地方。

关键词

个人资产禀赋；企业资产；微观基础

1.引言

在会计理论中，我们看到大量的资产尤其是企业资产概念；在经济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中，我们也看到无数的资源、资产乃至资产市场概念；但在管理理论中，我们发现大量的企业资源概念而不是资产和企业资产概念。直觉地，我们可以立刻感到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中对资源和资产概念的论述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同时存在着某种差异。那么这种必然的联系以及这种差异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方法直接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对一切经济活动和人类的现象的分析和解释，最终都将归结为对个人的心理、信念、态度和选择等等微观分析，并且我们的分析还直接建立在现代管理理论、经济理论尤其是契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结论是，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对资产及企业资产的解释之所以与经济理论对资产及企业资产的解释出现不相容的地方即差异性，恰恰在于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忽视了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十分强调的微观基础或个人主义方法论，但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却没有贯彻经济学的方法论。这便是三者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要消除这种分歧并重新将三者相统一，我们需要重新在企业资产分析中加进微观基础或个人主义方法论。

通过加进微观基础，我们得出企业资源与企业资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是同义反复。然而这时的企业资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不同于传统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资产。考虑微观基础的企业资产所涉及的内容将包括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又包括实物资产和契约资产，其中契约资产又包括资产、企业文化、企业商誉等。为了论述这一观点，我们将从企业资产的微观基础即个人资产禀赋出发，结合有关管理理论、经济理论（主要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对企业资产进行逻辑论述。显然，本文的论述将直接将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和经济理论相关知识相融合，这种融合将使得我们对企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2.资源、资产与资产的本质

在经济理论中，资源总是被假设为稀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如何有效的配置稀缺资源。然而对于什么是资源，经济学似乎并不太关注。但我们可以这么说：所有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要素均可以称为经济资源。在人的理性假设和资源相对于人类需要相对稀缺的假设条件下，根据产权理论的观点，任何经济资源都应该为经济行为者所有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或者说，经济行为者最终都应该对所有相应的经济资源拥有财产权利即产权。按照阿尔钦(Armen A.Alchian)的观点，这些产权可以分为私有产权、企业或公司产权、政府产权、非存在产权、共有产权。 当任何资源都对应一定的产权形式的时候，资源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中的概念，更是一种经济行为者的资产。在这个时候，经济行为者的资源实际上与其资产是同义反复，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也便成为企业资产。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的《会计》对企业资产的表述如下：资产是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资产具有如下特点：1.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2.资产都是为企业所拥有的，或者即使不为企业所拥有，但也是企业所控制的；3.资产都是企业在过去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中获得的。 这种观点实际上将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定义为企业的资产，而这实际上是对我们上述观点的某种支持。

如果我们将上述资产定义中的企业主体抽象掉，我们将得到资产的本质性的东西：经济主体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给主体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这就是资产的本质！从这一本质性规定出发，显然地，除了传统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当人力资本、社会契约能够为经济主体拥有或控制并带来经济利益的时候，我们同样在理论上应该将其视为一种资产。

下面我们首先阐述个人的资产禀赋，然后阐述企业的契约性质，综合这两个方面我们将推出企业资产构成。

3.个人资产禀赋

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理性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财富最大化，而在微观经济学中，经济行为者的财富则通过资产来表现。经济行为者追求财富最大化等价于追求资产或资产增值最大化。然而，经济行为者参与经济活动总是基于一定的资产禀赋，任何一项经济契约的签订也以一定的资产禀赋为前提和基础（但传统的资产概念仅仅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 我们要问的是：经济行为者的资产禀赋到底包括哪一些？

新古典经济理论虽然注重微观基础，但同时却又作出经济行为者同质性假设：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都具有相同结构的效用函数等。这种同质性假设遭到阿罗(Arrow)的质疑和批判：自斯密(Adam Smith)开始，经济学分析的真正基础就是经济行为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 而关于非同质性，我们可以追溯到卢梭(J. J.Rousseau)的思想，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论述道：“我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或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契约），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至少是它的的存在是大家所认可的。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他人尔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贵、更光荣、更有权势，或者甚至叫别人服从他们。” 即便是马克思，还要“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我们想强调的是，会计理论和管理理论之所以没有注重企业资产的微观基础，不仅源于没有贯彻新古典经济个人方法论，还源于沿袭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行为者同质性假设。当我们将非同质性假设加入微观资产分析时，我们将得到与传统理论很不相同的资产禀赋结构。而由个人及个人资产的非同质性，我们在逻辑上可以推论企业及企业资产的非同质性，这正是现代企业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ory)所强调的。

我们将个人资产禀赋首先划分为人力资产与非人力资产， 而非人力资产又划分为实物资产与契约资产，如此层级递分，得出如下表所示的个人资产禀赋结构。

关于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现有已经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论述。但契约资产尤其是非金融契约资产则是本文提出的新概念。下文将对资产禀赋进行解释。

表-1：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

个人资产禀赋 人力资产 人力资本资产 脑力劳动力：技能、知识、信息、阅历

体力劳动力：强壮、健康

个人的道德、信誉、品质、性格

非人力资产 实物资产

契约资产 金融资产 货币金融资产

非货币金融资产 股票

债券

衍生金融工具

非金融契约资产 社会地位、关系网、权力、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1人力资产

显然地，按照本文对资产的本质性规定，人力是一种资产并且成为首要资产。现代会计理论首先提出“人力资产”、“人力成本”、“人力资产摊销”等概念，但由于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会计理论并没有比其他理论走得更远。个人人力资产包括哪些？事实上该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尚无统一的规定。我们暂时采用现有理论的观点，认为个人人力资产的一个主要构成是人力资本，包括脑力劳动力（如技能、知识、信息、阅历、能动性等）和体力劳动力（如健康、强壮等）。 不同的是，本文将道德、品质、性格等因素也视为一种不同于人力资本的人力资产：显然，良好的道德、信誉、优秀的品质、宽厚的性格等也应该属于一个人获得经济利益的资源，而鉴于我们采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我们也将不可能不涉及个人的品质、信念、目标等。而正是道德、信誉、品质、性格等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里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单个的自然人。当我们将个人放进企业框架中论述企业的人力资产时，我们将在人力资产中加进一个很重要的构成部分：企业家才能。

新古典经济学中之所以没有人力资产，而简单地将资产划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 一方面与新古典试图将经济学精确化的追求有关，因为加入难以定量化的人力资产，将使得经济学理论的精确表达遇到困难甚至遭受破坏，有如加入企业家因素一样。另一方面则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行为者的同质性假设。将非同质性假设加进企业理论分析的一个例子是张维迎在其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所进行的假设：在只有经营活动和生产活动的经济中，个人存在如下三方面的差异1.经营能力（企业家能力）；2.个人财富；3.风险态度。附加的假设是：对所有个人来说，每人的资产财富是共同知识，而经营能力则是私人信息。 但按照本文的逻辑，张维迎进行假设所依据的标准不过是个人资产的不同：经营能力、风险态度属于人力资产；而财富则属于实物资产或契约资产中的金融资产。

3.2契约资产

我们首先解释契约概念及社会的契约本性，然后回答为什么契约为什么成为个人的一项资产。

基于博弈概念， 我们将契约概念定义如下：契约是人们基于满足和维护某种需要，在连续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某种约定。其三个要素为：需要、博弈、约定。显然，这里的契约概念是广义的，我们可以将契约简明的定义为博弈规则，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社会期望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将契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的界定，而社会关系包括血缘亲族关系、朋友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尤其是在马克思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生产力一起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契约作为一种约定，其内容则是社会关系，或说契约是社会关系的载体。

在我们看来，整个社会的背后无非是无穷无尽交错相连的契约，而作为主体的人、组织、集体、民族乃至国家则是契约的节点。这就是社会的契约本性。

契约资产的提出乃在于人的社会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按照我们的经济哲学，人总是生活在契约之中，人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契约框架中进行，而马克思的社会关系事实上成为我们的契约概念的内涵。人们一方面总是受一定的契约所约束，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加上我们的理性假设，不难得出：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将会利用这种遍布极其广泛的契约（社会关系）来谋取自己的财富或效用最大化。马克思指出：“······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 当这种契约被当作经济行为者牟取自身财富最大化的资源时，我们说，这种契约事实上已经成为经济行为者的一种资源或资产，我们称之为契约资产。这是与我们的经验相符合的：关系（契约网络）同样可以为经济行为者带来经济利益。然而一般的经济文献却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但是正如下文我们在企业资产中所看到的一样，正是个人的这种非金融契约资产，在组织或企业中演变成了极其复杂而重要的企业的另一种资产或资源：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显然，正如金融理论所阐述的，金融资产是一种契约结构尤其是法律结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金融资产也归入契约资产的原因，这是一般的文献所没有注意到的。 我们可以断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资产可以归入契约资产的范畴。将个人契约资产划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一方面在于任何金融工具不过是一种契约结构尤其是法律结构，另一方面则在于诸如社会地位、权力、关系网等固然来源于社会契约，还在于我们无法将这些契约结构以一个类似于金融资产的合适的概念来表达，只好将它们全部归入非金融契约资产中。4.的契约性质

按照我们的定义，企业资源与企业资产是同义反复，然而管理中用得较多的概念则是企业资源。但出于概念上的统一，我们采用企业资产概念。并且基于我们采用的新古典学个人主义论，我们试图由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以及企业的契约性质引伸出企业资产的构成。但在此之前，我们得首先论述企业的契约性质。

科斯(Coase，1937)将市场和企业看作配置资源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二者的转换取决于交易成本； 张五常(Steven N. S. Cheung)明确指出，科斯关于“‘企业替代市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不如说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正确的观点是一种契约代替另一种契约”；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Demsetz，1972)提出企业的“团队生产”观点； 詹森和麦克林(Jensen&Mecking，1976)在论述成本时同时提出“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不仅对雇员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供应商、顾客和信贷者等来说也是如此。” 明确将企业定义为不完全契约的是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在他们之前，经济学家们强调的是企业作为一种契约的长期性(Long-run Contracts)，相对而言，市场被理解为一种短期契约(Spot Contracts)。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Ng，1994)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型。事实上，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理论之所以被归入契约理论中，在于这些理论均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的契约性成为契约理论的中心和发展的假设前提。作为对企业契约性质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必要再次引用前文张维迎的个人非同质性假设，见前文。由于作此非同质性假设，作为一种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通过契约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经济行为者而言是有利可图的。

然而建立契约的前提是经济行为者拥有个人资产。周其仁进一步将企业的契约视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一种特别契约。 尽管周其仁使用的是人力资本概念，但按照本文的逻辑，我们可以提出相似的命题：企业是经济行为者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之间的特别契约。这样，个人为建立企业契约而按照契约规定投入的个人资产的组合便构成了企业资产，而企业资产也便相应地逻辑地以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形式存在，企业资产和个人资产在逻辑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5.企业资产构成

如上文，由于企业的契约性质，与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相对应，我们认为企业资产也具有同样的资产结构：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又划分为实物资产和契约资产，契约资产再划分为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我们首先给出企业资产的构成，然后再进行解释。

表-2：企业资产构成

企业资产 人力资产 人力资本资产 脑力劳动力：企业家才能、技能、知识、信息、阅历

体力劳动力：强壮、健康

委托人与人的道德、信誉、品质、性格

非人力资产 实物资产 原材料、机器设备、厂房、矿山

契约资产 金融资产 货币金融资产：现金、银行存款、资本金

非货币金融资产 股票

债券

衍生金融工具

非金融契约资产 基础结构资产：内部契约安排、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等

组织经验

组织资本

品牌资产：商誉、企业形象

知识产权资产：企业专利、版权、商标、商业机密

外部关系资产：供应渠道、营销网络、行业关系、企业同外界力量所形成的各种协议安排和制度安排等

资料来源：自己整理

前文曾谈到理论对企业资产的定义。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按照资产流动性而划分为流动性资产和长期资产（或非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货币资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存货等；长期资产又分为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可以看出，除了无形资产，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出的其他资产均可归入我们前文所提出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即便能够将无形资产归入我们的非金融契约资产，但人力资产（尽管会计理论首先提出“人力资产”、“人力成本”、“人力资产摊销”等概念，但这种努力仍在探索之中）和其他更为重要的非金融契约资产如何表现呢？我们的结论是，财政部会计中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反映资产的定义，以致人们一直以为资产仅仅指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等可以计量的资源，但这并不符合资产的本质规定，资产概念的外延决不应该仅仅指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尤其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忽视了作为企业的根本的、对企业其他资产起着整合作用的、至关重要的企业人力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其中人力资产是人力资产管理理论所强调的，而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则是组织理论、企业战略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等重点的。但要将非金融契约资产定量化，将遇到一定的难度或尚需一个统一的标准。

管理理论中的企业资源概念似乎更接近于本文提出的企业资产概念。芮明杰的《管：现代的观点》中将企业资源归纳为：1.人力资源；2.金融资源；3.物质资源；4.信息资源；5.关系资源。 杨瑞龙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企业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的性质、信息、知识等”。 然而与会计理论一样，管理理论由于忽视了经济理论所强调的微观基础，因此也和会计理论一样不能基于微观基础对企业资源（资产）进行全面的阐述。

需要强调的是，企业作为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之间的一种特别契约，其对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组合或整合并不是线性的或机械的，正是这种非线性作用机制导致企业资产虽然基于个人资产却比个人资产更为复杂和难以理解。我们的是：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在形式上相同，那么在内容上有何区别呢？我们的回答是，关于人力资产、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二者的形式和内容并无多大差异；关键的是非金融契约资产在个人与企业之间的重大差异。在前文我们曾有所提示：由于企业契约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个人资产按照企业契约组合之后将导致非常不同的非金融契约资产。

下面我们对上表所阐述的企业资产进行解释。我们将首先并且将重点对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进行解释，然后再对企业人力资产进行一下解释。同样，我们略去对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解释。

5.1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我们将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分为基础结构资产、组织经验、组织资本、品牌资本、知识产权资产、外部关系网络资产。其中组织经验、组织资本的思想直接来自J·弗雷德·威斯通(J.Fred Weston)等的思想。 基础结构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则直接来自安妮·布鲁金的思想。 不同的是，威斯通认为企业人力资本是组织经验和组织资本的产物， 但我们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参见下文对企业人力资产的解释）；布鲁金将将无形资产划分为：市场资产、知识产权资产、人才资产和基础结构资产，但我们认为将企业资产划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则是笼统的，并且布鲁金的划分将产生逻辑悖论。

(1)基础结构资产

企业本身是人力资产与非人力资产的特定契约，事实上企业设立过程中的设立契约（单人业主制企业无所谓设立契约，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的设立契约则首先表现为发起人契约再表现为企业章程或公司章程）首先初步奠定了企业的权力安排或组织结构。企业所有的行为都将被限制在设立契约的范围之内。这是在这个意义上，芮明杰认为企业管理活动总是在限于一定的组织框架之内，从而将管理定义为：管理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到组织既定目标和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 然而，本文的企业资产在内涵和外延上应该说大于芮明杰意义上的组织资源（见上文）。

企业的基础结构主要指企业的内部契约安排（包括组织结构、规章制度）、企业战略、管理、企业文化。之所以把企业的基础结构当成企业的一种资产，是因为它是企业经营运作的一个框架，对企业的获利能力产生直接的。这种资产的创新（如制度创新）、积累和升级将成为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源泉。企业基础结构资产对于企业其他非金融契约资产如下文的组织经验、组织资本、品牌资产、外部关系等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制度安排、企业文化、企业战略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2)组织经验

我们将组织经验(Organization experience)定义为雇员由于参与企业契约，而在企业内部通过对经验的而获得的技巧和能力等。应该说，这是与人的经验相对而言的。罗森(1972)在解释由什么构成了“生产知识”时指出，一种情况的经验存在于经济地组织和维持复杂生产过程的企业家才能或管理能力的领域之中即管理经验。我们将组织经验划分为一般管理经验和行业专属经验。前一种形式的组织经验可以称为原始管理经验，指的是在策划、组织、指挥和控制等一般管理职能中以及财务策划和控制中发展起来的能力，如企业的成本控制方法和流程、企业内部有机的信息交流机制、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管理流程、企业的创新管理机制等。后一种形式包括行业专属管理经验，指的是与某特定行业的生产、营销特点相关的特殊管理职能能力。第三种形式的组织经验则属于非管理领域：如生产工人的技术水平通过对经验的学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提高。

这三种领域中的组织经验存量——一般管理经验、行业管理经验和非管理性质经验——本身（指单纯的管理经验）在企业理论种并不重要，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离开企业，跳槽到另外一家企业中。然而当组织经验与企业专属信息或组织资本结合起来时，从而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自由地转移到其他企业中时，组织经验就变得相当重要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经济行为者参与某个企业可能仅仅是获得或锻炼组织经验而不是为了物质报酬。

(3)组织资本

罗森(1972)、普雷斯科特和菲瑟尔(1980)对组织资本(Organization capital)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一种类型的组织资本是雇员（有别于人） 拥有的关于所属特定企业的私人信息，是体现在个别雇员中的企业专属信息。当雇员逐渐熟悉企业所特有的生产安排、管理和控制机制，熟悉企业内部其他雇员的技能、知识程度和工作责任时，就会获得这种信息。第二种类型的组织资本可以称为雇员最优职位安排的信息，包括关于雇员特点的信息，它使得企业可以在工人和工作间进行有效的组合，由具有特殊天赋和技巧的人来更好的完成一些工作。第三种类型的组织资本则是关于工人之间的组合信息：最优工作团队安排信息。

第二种和第三种组织资本被称为协作效应资本。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可能比工人更能了解产生协作效应的有关工人的信息，而这种信息转移到另一个企业时，可能只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并且这种转移过程会产生交易成本。

(4)品牌资产

在博弈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威胁或承诺的可信性。经济行为者可以发送或传递某种信号以表明自己的行动的可信性。但是，这种信号必须承担足够大的成本，否则其他的经济行为者也将可以轻易的选择同样的信号发送，所产生的均衡结果将是混合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而非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企业为增强自己行动的可信性而付出的成本将成为一种“沉没成本”，构成企业的品牌资产，如企业的良好声誉。

前文所阐述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反映的商誉无形资产实质是一种品牌资产。

(5)知识产权资产

从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是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产。具体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知识产权资产主要包括企业的专利（专利技术和专利技能）、版权、商标、商业机密以及各种设计专有权。前文阐述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反映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等实质上是企业的一种知识产权资产。

知识产权是保护企业资产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机制。企业的各种技术可以受到一项或者多项专利的保护。由于企业的知识产权资产（如企业的专利、商标等）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企业在一定的期限内对受到保护的法律对象拥有垄断权；企业凭借这种垄断权可以转化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已拥有的所有知识产权资源都转化成了现实的竞争优势源泉，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并不具有相关的一些技能，从而使得相应的知识资源不能商品化。

(6)外部关系网络资产

这是与企业的契约性质直接相关的，我们将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顾客、员工、供应商、分销商、广告商、政府等市场经济主体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视为一种契约，显然，这种契约关系也应该属于企业的一种资产，并且是典型的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科特勒(Philip Kotler)指出，关系营销的最终结果是建立起企业的最好资产，即营销网络。营销网络由公司与其所有利益相关者：顾客、员工、供应商、分销商、广告商、大学家和其他人，建立互利的业务关系。这样，竞争不是在公司之间进行，而是在整个网络之间进行，一个建立了更好的关系网络的公司将获胜。

5.2企业人力资产

前文曾指出，人力资产的主要构成部分为人力资本。马歇尔(A. Marshall)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生产的四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在马歇尔那里，企业家才能似乎是独立于资本的。然而马歇尔的资本概念属于古典的物质资本概念，从而企业家才能独立于物质资本是成立的。但在上表中，我们在企业人力资本中加进了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并不独立于人力资本，而是属于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李忠民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四类：一般型、技能型、管理型、企业家型，并将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定义为“人们面对不确定性市场具有决策、配置资源能力的人力资本，即在不确定性市场中，构建新生产函数的人力资本。” 然而这里的企业家的内涵事实上是颇为奈特(Knight)主义的。 而我们所采用的也正是这种观点。芮明杰将企业家才能与企业的管理资源相提并论， 应该说是一种不同于本文的观点。

舒瓦茨(odore Schultz)将人力资本划入生产函数的资本要素中，使新古典主义的资本概念既包含物质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用支出、保健支出等来衡量。在贝克尔(Gary S. Becker)看来，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如李忠民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物资本分析范式。

按照本文的逻辑，我们将人力资产分为：1.签约前人力资产：微观主体即个人在加入企业契约前便已经具有的人力资本；2.签约后人力资产：个人在参与企业契约后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显然，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并受到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的影响，并且有可能来源于企业的投资。前文提到威斯通将企业人力资本视为组织经验和组织资本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显然和经验相违背：人力资本的形成并不完全由企业所决定。

会计理论已经试图将人力资本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并努力建立起人力资本会计核算体系，但会计理论的这种努力仍在探索之中并且尚未得到企业界的普遍承认和实行。而我们的分析应该支持并更加坚定了这种努力。

6.区分企业资产的意义

上文对企业资产的构成及其微观基础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所缺乏的是我们尚未对现实中的单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实际资产进行实证研究。我们的理论分析使得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在资源、资产和企业资产概念上取得了逻辑上和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种分析较具争议性。下面我们补充解释区分企业资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借助于个人主义方法论，企业行为的背后将是理性微观主体的理性行动。而理性主体追求的则是财富的最大化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这将直接导致一个传统的问题：企业行为的目标是什么？企业的性质是各个资产所有者所投入的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特定契约，那么企业的契约安排也必须符合“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或个人理性（追求自产增值最大化）约束(Inpidual rationality constraint)”与“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或自选择(Self-selection)）”， 那么企业首要的目标也应该是追求资产增值最大化， 用传统经济理论的话说就是利润最大化，这是我们从企业资产及其微观基础分析所得出的逻辑命题。认为企业应该首先承担责任的观点，我们认为是缺乏微观经济理论支撑从而也是行不通的，除非社会责任成为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组成部分，如罗宾斯(Steven P.Robbins)所探讨的一样。

2.既然企业行为都围绕着企业资产增值最大化原则进行，那么有关企业的理论（无论是经济学的、管理学的乃至会计学的）都应该建立在企业资产的基础之上。人力资本会计、组织理论、核心能力理论、企业战略理论、人力资源理论应该说均基于企业资产。事实上，组织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企业战略理论与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主要建立在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的基础之上。

3.企业行为如企业兼并、企业资产重组、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控制等的背后，其实是企业资产增值最大化这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而一旦政府超经济力量对企业行为的介入导致企业行为原则的破坏，均衡结果将不再是满足契约约束的纳什均衡，而按照博弈论，这必将导致效率的损失。

4.有待发展的问题：(1)企业哪些资产构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将涉及现代企业核心能力理论； (2)企业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相对重要性如何演变？这将涉及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的古老命题；(3)企业资产理论如何与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进一步相结合？(4)企业的资产结构及其竞争力如何？这将涉及经济全球化及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威胁问题；等等。注释

A·A· 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财政部注册师委员会办公室编：《会计》，财政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张维迎著：《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Economic ory and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ily)”，载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陈岱孙主持翻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出版社，1992年。

（法）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62年，第70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杨瑞龙、胡琴：“资源基础及其对企业理论的拓展”，《中国经济》，2001年第1期。

明确提出“人力资本资产”概念并将资产分为人力资本资产和非人力资本资产的学者是李忠民，参见李忠民著：《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7、58页。现代会计理论明确提出“企业资产”概念，而管理理论则仍然限于人力资源概念。

在贝克尔(Gary S. Becker)看来，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如支出、保健支出等，这些支出形成人力资本。另参见李建民著：《人力资本通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

事实上，宏观经济学中的资产概念也偏重于资产和实物资产，多恩布什论述到：“资产可以归属于两大类别，即金融资产和有形资产。”参见多恩布什等著：《宏观经济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3页。

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我们将博弈定义为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互动，类似于康芒斯(John R.Commons)制度经济学对分析单位即交易的定义：个体间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有的文章将金融资产视为一种有形资产，这显然是对金融资产的误解。金融资产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虚拟资产，这种虚拟，在我们看来，正是来源于其契约性质。

Coase，R.H.1937.The Nature of Firm.Economica，New Series.Vol 4，Issue 16.386-405.

张五常：“关于新制度经济学”，载李风圣等译:《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Jensen ， Michael and William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1976): 305-360.

周其仁：“市场中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1996年第6期。

芮明杰主编：《管：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22页。

杨瑞龙、胡琴：“资源基础分析方法及其对现代企业理论的拓展”，《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1期。

J·弗雷德·威斯通等著，唐旭等译：《兼并、重组与公司控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0～83页。

安妮·布鲁金著：《第三资源：智力资本及其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

同上，第82页。原文如下：“企业可以获得的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最后一项的人力资本资源是由组织检验和组织资本的结合所带来的产物。”

按照布鲁金的划分，金融资产应该属于有形资产，但金融资产显然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是一种逻辑悖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同样将金融资产视为无形资产。这就是我们对布鲁金的划分进行修正的原因。

芮明杰主编：《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

雇员概念有别于人概念，雇员与雇主（所有者）相对，而人则与委托人相对。委托关系未必是一种雇佣关系，因此这里不采用人概念。

（美）菲利普·科特勒著，梅汝何等译：《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第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李忠民著：《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5～36页。

马克·卡森(Mark Casson)：“企业家(Entrepreneur)”，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另参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35页。

芮明杰主编：《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3页。

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3～408页。

马迎贤：“资源优势理论与完全竞争理论的比较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1997年第10期。原文写道：“资源优势理论提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优异的财务绩效”，“财务绩效用利润、每股收益、投资报酬和资本增值等指标来表示。”

篇13

[关键词]企业金融化；金融化程度；非金融企业

经济金融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企业金融化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的重要分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由金融化导致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很快被归咎为危机发生的重要根源之一，并引发了各阶层的广泛讨论。美国企业由此掀起了“去杠杆化”运动，奥巴马政府亦提及美国经济“再工业化”问题。我国政府决策层对经济虚拟化也有着高度警惕。企业是经济的细胞，经济金融化的基础是企业金融化。研究企业金融化发生的历史背景、程度、原因，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范企业金融化，进而防止经济过度虚拟化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企业金融化的研究植根于经济金融化的研究，是经济金融化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范围，包括企业金融化的涵义、度量、历史背景与原因，以及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与防范措施等多个方面；其研究目标主要是从微观角度为经济金融化提供证据与解释，以更为可靠地认识和防范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

一、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原因

（一）企业金融化的内涵

“企业金融化”一词源自金融化概念，是金融化概念的一种延伸。

1 金融化的概念。“金融化”一词的缘起至今不明，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屡被使用。从G.阿瑞吉（1994）开始，包括福鲁德、多尔、菲利普斯、爱泼斯坦等在内的学者们对“金融化”的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定义。这些定义一般都是针对经济金融化展开，大体可以概括为四大类别：（1）金融化是一种资本积累模式，意味着利润日益并主要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2）金融化是一种更注重财务价值创造的商业模式，是财务价值成为主动性制度和组织设计标准的过程，意味着各类资本运作和投机稳定地取代制造、扩张和运输活动（实体经济活动）。（3）金融化是金融业、金融控制者和金融资产日益增长的支配权。（4）金融化是非金融化公司参与金融市场，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至从诸多正在扩大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

刘骏民、成思危、李晓西等国内学者普遍使用“虚拟经济”概念代替“金融化”。与西方学者比较，他们在定义中更强调金融化是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自我增值部分，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

2 企业金融化的内涵。

（1）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现状与问题。相对于金融化的多样化定义，企业金融化处于更加模糊的境地。虽然自21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就开始广泛地使用企业金融化这一概念，但从未专门就企业金融化进行过正式的界定。因此，企业金融化的内涵只能从金融化的定义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前述阿瑞吉和克里普纳、福鲁德等、菲利普斯和多尔以及奥汗格兹的金融化定义，可以推导并衍生出企业金融化的定义来。阿瑞吉和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是利润日益并主要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菲利普斯和多尔认为，金融化是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支配权、各种资本运作（包括财务转移、风险管理、公司重组、资产证券化、衍生交易和其他形式的金融化包装）稳步取代实体生产（制造、扩张和运输活动）；奥汗格兹认为，狭义的金融化是指NFCs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化，这种变化之一就是NFCs的金融投资和由此带来的金融收益的增加。

西方学者关于企业金融化的上述定义，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企业金融化的内涵：第一，企业金融化是企业更多地投资或依赖金融市场；第二，由上述行为导致的企业利润来源的变化。

这些定义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这些企业金融化定义仅仅局限于非金融企业，对金融企业是否存在金融化现象、如何解释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尚存在疑虑，而“一个完整的（企业）金融化概念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括非金融企业的活动”。另一方面，从奥汗格兹的狭义定义（这种认识具有一定普遍性）来看，企业金融化涉及非金融公司金融投资的增加和对金融市场支付的增加，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一个属于资金运用范畴，一个属于筹资和利润分配范畴。那么，金融化究竟是投资问题还是筹资问题？是利润来源问题还是利润分配问题？

（2）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综合上述定义，我们认为，企业金融化可以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进行认识和界定：第一，从行为角度看，企业金融化是企业采取的一种偏重资本运作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企业资产更多地运用于投资而非传统的生产经营活动；第二，从结果的角度看，企业金融化就是企业利润更多地来源于非生产经营业务的投资和资本运作，追求单纯的资本增值而非经营利润。这个定义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清楚地解释企业金融化的过程和后果，方便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度量；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对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同样适用，可以克服前述企业金融化概念的缺陷。

（二）企业金融化的原因分析

1 企业获利能力危机。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获利能力的危机，是美国企业金融化的源头。马格多夫和斯威尼就曾认为，金融化趋势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增长的停滞。在G.克里普纳看来，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这种观点也是托宾、J.克罗蒂、O.奥兹格尔等众多经济学家的共识；G.克里普纳还认为，美国公司的这种“金融化”是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全球化相一致的，反映了在全球视野下市场的空间重组。J.克罗蒂进一步认为，在实体投资利润不断降低的背景下，结合马克维茨等提出的企业是“根据可赚取的短期回报率配置或重新配置的一个资产束”的“企业投资组合观”，导致了非金融企业（NFCs）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和金融化。与此同时，金融化时代使金融市场发生了从“耐心”向“急躁”的转型，与以前的注重追求长期增长的制度不同，“急躁的”金融市场迫使NFCs将更多的盈余份额用于金融市场的股权债权支付，改变了管理激励，反过来又导致了企业金融化的加重。

与上述学者普遍认为实体投资利润不断降低和更高的金融利润导致NFCs金融化的观点不同，T.I.帕利认为，金融化的主要诱因是金融部门利益的变动，它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产生影响，并通过金融市场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导致公司的金融化。

2 公司治理观念转变。E.斯托克汉默尔同时认为，更高的金融利润与公司治理的变化，导致了优先的管理目标和管理激励的变化，NFCs的管理者开始更多地利用金融市场。这种制度性变化，反映了NFCs更加积极地利用金融市场和关注短期回报，这是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管理的企业制度’（managerial firm regime）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迎合机构投资者利益、依靠短期内股票升值的变化”的结果。霍姆斯特朗和卡普兰也认为，加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公司治理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敌意收购运动，迫使公司管理者采取了股东利益导向；20世纪90年代股票期权开始在公司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导致了公司管理者的短期化行为。这些行为的最终结果，都导致企业企图更多地依靠金融市场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程度。

3 股东价值观念的压力。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对于美国NFCs金融化根源的认识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认为，美国发生了一系列公司制度的变化，包括管理者更加关注通过公司收入的分配提高公司股票价格和股票期权价值、股东价值优先观念和机构投资者在企业中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以及由于使用股票期权激励导致管理者利益与股东利益的一致，还有公司控制权活跃市场上收购的威胁。这些制度性变化是公司短期行为的根源。拉佐尼克进一步认为，来自日本的商业模式的挑战，促使美国的商业模式发生了转型。“美国企业高管薪酬与股票期权挂钩，这种激励方式驱使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高管进行股市的投机与操纵股价的变动从而提高自身报酬，并且他们普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美国NFCs的金融化源于公司高管“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压力，高管基于这一压力，竭力以股票回购等投机性手法抬高股价、实现股东价值和高管股票期权价值的最大化。公司的高管为更高的股价而奋斗，而不是为了“公平与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奋斗。股东价值理念是美国企业金融化和破坏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

4 阶级剥削的观点。西方著名左派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认为19世纪末以来金融的日益膨胀，金融资本的扩张及其所采取的“高利贷”掠夺性、投机性资本形式，是降低甚至周期性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促使企业金融化的根源。J.B.福斯特更为深刻地指出：“目前经济体系的特征是日益高涨的产能过剩与消失的净投资机会。……真正的问题在别处：整个阶级剥削体系植根于生产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化仅仅是一种补偿方式，补偿潜在问题对资本积累本身的影响。”

国内关于企业金融化产生根源的研究尚不多见。秦晓曾指出，金融化源自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吴立波、郦菁曾研究认为，资本的出现，使生产的目的从“为了人类的福利增加”异化为“为了资本增值的实现”，这是金融化发展的社会动机。金融化是实体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为实现资本增值而找到的救命稻草。对于企业金融化而言，股份制、交易所制是其微观企业制度基础和制度环境。

综合上述观点，企业金融化的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企业实体投资获利能力危机；（2）股东价值观念的压力；（3）企业经营从“扩大再生产”观念向“资本增值观念”的转变，以及公开资本市场提供的土壤与契机。就这些观点而言，其中实体生产获利能力下降导致金融投资成为一种替代性选择得到经验数据的检验，似乎很有说服力；而股东价值观念的压力和企业经营向资本增值观念的转变这两种观点尚处于理论探讨的阶段。但实体生产获利能力下降是否必然导致金融化？金融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企业金融化的度量

（一）基于企业投资与筹资角度的度量

J.克罗蒂选择了20个测度企业金融化的指标：（1）NFCs税前利润与企业净财富（市价计量）的比率；（2）NFCs税后会计利润与企业净财富（市价计量）的比率；（2）NFCs非住宅固定资产的净投资；（4）NFCs净投资与总产出比率；（5）金融企业利润与NFCs利润的比率；（6）所有部门短期信贷市场总债务与GDP的比率；（7）NFCs总投资与内部基金的比率；（8）信贷市场债务与NFCs净财富的比率；（9）NFCs内部基金中净金融负债比率；纽交所股票年度换手率；NFCs净利息支付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股利分配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股票回购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对金融市场总支付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对金融市场总支付与净利息加现金流量之和的比率；NFCs金融资产与有形资产的比率；NFCs金融资产净购入与内部基金的比率；NFCs其他杂项金融资产与NFCs总金融资产的比率；NFCs总金融资产扣减杂项金融资产后与NFCs有形资产的比率；NFCs总投资收益与现金流量的比率。从总体上看，几乎所有这些比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都是上升的，验证了美国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总体趋势。J.克罗蒂的这些度量企业金融化的指标，涵括了对企业金融化的两种理解：一是资产构成（资金运用）角度的金融化；二是权益构成（资金来源）和利润分配角度的金融化。

O.奥汗格兹以美国1952-2002年的数据，从NFCs金融资产占有形资产比重、NFCs利息和股利收入占内部基金的百分比、NFCs总金融支付占税前利润的百分比、NFCs非住宅固定资产净投资年度百分比变化、NFCs金融资产占所有资产比重、NFCs利息和股利收入占NFCs总增加价值的比重、NFCs利息支付占NFCs总增加价值比重、NFCs持有的净基金占NFCs资本支出百分比、NFCs净权益发行占NFCs资本支出百分比等角度，衡量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并且实证检验了NFCs金融投资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菲拉特・德米尔根据J.克罗蒂等的观点，将金融化的特征概括为实体企业短期金融资产净增加、固定投资率降低和金融资本回报率增长超过固定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增长，然后以阿根廷、墨西哥和土耳其三个新兴市场的数据为依据，通过金融资产/固定资产比率模型、金融利润/销售净额比率模型、真实固定资产投资净额模型，实证检验了发展中国家实体企业的金融化。结果发现，随着国家风险、不确定性、波动性和实际利率的增加，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是不断加深的，NFCs已演变成为食利者。

T.I.帕利以美国1973-2005年的数据，从多个角度对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进行了剖析，其中一些指标涉及企业金融化度量问题，包括NFCs债务及其构成指标、NFCs股票发行和新增借款指标等。这些指标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NFCs债务不断增长、股票筹资不断萎缩并且（由于股票回购等原因而）成为资金黑洞，美国NFCs是不断萎缩、企业金融化程度是不断加深的。总体而言，帕利主要是站在企业权益构成（资金来源变化）的基础上展开企业金融化度量研究。

（二）基于积累角度的度量

G.克里普纳侧重从积累角度考察了美国企业金融化程度。G.克里普纳通过考察非金融企业收入的来源，证明同产生于生产活动的收入相比，“证券收入”（由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组成）越来越重要。她将1950-2001年美国NFCs来自金融投资的非生产活动的收入（即证券收入）与NFCs现金流量（利润加折旧）对比，用逐年的和5年的移动平均数估计了美国NFCs利润来源构成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非金融企业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的比率是非常稳定的，大致保持在接近10%的水平；但从70年代开始证券收入相对于生产活动的收入开始攀升，在整个80年代急剧上扬，在80年代后期是一个峰值，90年代前半期略有回落，后半期再度急剧攀升，比率接近50%。G.克里普纳认为，非金融企业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比率的这种变化趋势，很好地说明了美国NFCs的金融化程度与变化趋势。她还对美国制造业、非制造业企业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比率进行了估计，证明美国NFCs的金融化程度一直在加深，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金融化（即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的比率）程度非常显著，制造业部门越发依赖金融收入去弥补生产利润的不足。

（三）国内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金融化度量的研究仍然较为鲜见。张国庆曾从企业利润来源与构成变化的角度，探讨过企业金融化问题，但其研究对象仍然是美国企业，研究方法也与J.克罗蒂、T.I.帕利等人的研究相类似。张慕濒、诸葛恒中在关于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中，从部门层面和行业层面探讨了中国企业的金融化问题。他们参照G.克里普纳等的研究，从NFCs利润来源与使用的角度，考察了我国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企业金融化程度。部门层面的数据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看，金融部门上市公司自2005年以后来自证券收入的利润在企业总利润中占比激增，而制造业则一直在低位徘徊；同时FIRE上市公司来自证券收入的利润占企业利润的比重，显著高于制造业，意味着FIRE部门的金融化程度更高。从利润使用的角度看，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高于FIRE部门，2002-2009年一直呈上升趋势，而FIRE部门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行业层面的数据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看，行业差异迥异，通信、计算机行业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服装、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大起大落并与宏观经济周期呈反向变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则一直较高，饮料行业处于最低水平，并平稳变化、不受宏观经济影响。从利润使用的角度看，上述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比例下降的趋势。总而言之，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并未出现显著的、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

对于企业金融化度量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如下局限：（1）所有研究几乎都是围绕NFCs的金融化度量展开的（国内张慕濒等的研究涉及了FIRE部门），金融部门甚少被提及；（2）所有研究几乎都是企业金融化趋势的研究，关于企业金融化程度的研究较为缺乏；（3）从目前的研究看，囿于对企业金融化定义的分歧，对于企业金融化的度量，究竟应该立足何种角度（资金来源与利润分配、使用角度是否合适），仍然是一个有待从概念角度澄清的问题。

另外，对中国的企业金融化研究来说，还必须认真思考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管理和决策部门一直认为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在加深，但是学术界实证检验的结果却不支持这一判断？

三、企业金融化的后果

除了H.马格多夫和P.斯威尼早期曾对企业金融化持正面看法以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持负面看法。

早在1984年，J.托宾在题为《金融体系的效率》的演讲中就认为，由于企业金融化使剩余资本日渐被用于投机性、赌博性的逐利行为，而非用于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将不断降低。J.克罗蒂也认为，企业金融化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挤占了实体投资，实体生产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导致经济的重心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这种变化与美国20世纪后期的“去工业化”趋势是一致的。

P.斯威尼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由原来较小的金融附属部门支撑的生产体系，演变为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取了高度独立性，并且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

G.克里普纳、J.B.福斯特认为，企业金融化意味着巨额财富的积累日益与金融活动而非生产过程相关。社会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在金融财富和收入方面的差距拉大到极端程度，造成严重的收入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公，腐蚀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

W.拉佐尼克也认为，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的金融化不仅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而且使工人大量失业，企业金融化带来的是“无就业复苏”（jobless recovery）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急剧减少；同时，美国企业的金融化也是美国经济脆弱性的根源。W.拉佐尼克还认为，20世纪90年代，在“股东价值最大化”压力下，美国企业（和股东）以较高的股票收益率为目标，而管理者提高股价的途径有三种可能――创新、投机以及操纵，美国公司摒弃了传统的“留存与再投资”、通过创新提高股价的战略，转而采用“缩小和分派”战略，通过投机和操纵，实现股价提高和股东价值、管理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企业金融化事实上带来了公司行为和公司治理的改变。

在著名经济学家戈拉德A・爱泼斯坦主编的、集中了各方经济学家观点的《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包括企业金融化在内的金融化的后果：“金融化深刻而又主要是负面地影响了全球经济运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即食利者，导致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被削减，经济欺诈增加，制造并放大了金融市场泡沫，引发了新兴市场的数次金融危机，导致外国金融资本日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公司，使它们的经济缺乏足够的信贷支持，这些国家的国内外精英大发其财，但是经济却陷入停滞。”不仅如此，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危机根源也越来越多地归咎到经济金融化和企业金融化上来，并引发了美国的“去杠杆化”和“再工业化”运动。国内学者尚未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角度深入展开金融化后果的研究，更少有对中国企业金融化后果的研究。

四、企业金融化的治理

对于实体投资萎缩、投机易不断泛滥的趋势，J.托宾一方面批评赌场性质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对企业泛滥的投机性外汇金融交易开征“托宾税”的政策建议，第一次提出了治理企业（和经济）金融化的政策措施。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金融化引发的问题日渐显现并日益突出，关于企业（和经济）金融化治理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

T.I.帕利认为，关于治理公司金融化方面，改革新的公司行为模式是治理金融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可以采取三种不同政策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主流公司社会责任方案，强调对CEO薪金过高、公司缺乏社会责任的担当、公司内部激励方式不当等进行治理；第二种方案是重新构建公司的法律意义和义务，以使公司在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不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第三种方案是调整对投资管理者的激励措施，以促使他们成为共同基金储蓄者的利益代表。”

格拉德.A.爱泼斯坦主编的《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对企业金融化治理同样有集中和集大成的研究。在该专著中，托德提出了遏制泛滥的衍生品交易活动、降低社会成本的监管政策框架，认为“精心设计的审慎监管措施，除能提高效率外，还能有效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合理性”，同时他提出“适用于任何市场或工具的审慎监管包括三大支柱：强制性注册和报告制度、资本与担保品要求、健康有序的市场规则。”站在金融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布莱克尔提出了管理汇率、管制资本并配套实施其他重大改革的建议；格拉贝尔根据墨西哥、阿根廷、韩国的案例分析结果，提出了治理金融化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征收国内资产交易税（凯恩斯税）、外汇交易税（托宾税），实行资本流入保证金制度，实施外汇管制，建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波林提出了征收证券交易特许税以保证国内金融稳定的政策主张。

显然，上述治理措施绝大多数都立足宏观经济视角。从企业金融化治理的角度看，这些措施大多具有方向性的指示意义，但具体落实到企业层面明显不够。立足企业金融化治理的相关措施，应该既具有宏观视野又具有微观基础，保证具体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内，政府管理层对企业金融化治理有着明确的态度，但囿于认识的局限，政府对企业金融化治理的呼吁大多停留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唤起企业家的责任与良心层面，而不是建立在建设治理制度的“藩篱”上。而学术界由于对企业金融化研究的关注不够，企业金融化治理对策措施的研究理所当然地被忽略。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术界加强对企业金融化及其治理的研究，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五、小结

篇14

一、《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公允价值重新作了表述：

第四十二条会计计量属性（五）原表述为：公允价值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修改为：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计量。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变化：

新准则首次提出了离职后福利的概念。离职后福利分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两种类型。

（1）设定提存计划，是指向独立的基金缴存固定费用后，企业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的离职后福利计划。根据新准则，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属于设定提存计划，需在“应付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中核算，而原准则下是在“应付职工薪酬――社会保险费”中核算。

（2）设定受益计划，是指除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离职后福利计划，如企业为职工提供的社会统筹外补充退休金。旧准则没有对此项业务做明确的处理规定，而在新准则中规范了处理方法。设定受益计划的实施比较麻烦，可能需要精算师确定每期应为职工缴费的金额，会计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精算师精算的结果计算确定企业每期的年金费用水平，并进行相关的确认和列报。这一变动可能会对很多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另外，新准则相比于旧准则的主要变动之处还有：

（1）对职工和职工薪酬的定义做了更全面的阐述；

（2）将带薪缺勤、利润分享计划、辞退福利等定义和处理方法由指南和讲解移入准则正文；

（3）提出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概念和核算方法。长期职工福利是指除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之外所有的职工薪酬，包括长期带薪缺勤、长期残疾福利、长期利润分享计划等。符合提存条件的，适用设定提存计划的准则规定，否则按设定受益计划的规定处理。

三、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财会[2014]7号）

1、新准则修订了“综合收益”的有关内容

（1）利润表新增“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分别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和“综合收益总额”。综合收益总额等于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的合计金额，反应了企业当期经营总业绩，既包括计入损益的业绩（净利润），也包括未计入损益的业绩（所有者权益），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损益；

（2）将其他综合收益划分为“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两类并分别列报；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综合收益总额”取代“净利润”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及其总额”；

（4）在报表附注中新增关于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的信息。

2、对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做了完善性的修订

（1）企业管理层需评价企业自报告期末起至少12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并指出评价时需考虑的因素；

（2）提出判断重要性时需考虑的项目性质和金额的要素；

（3）解释了正常营业周期的概念；

（4）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增加了“被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及被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的资产”；

（5）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费用按照性质分类的利润表补充资料，将费用分为耗用的原材料、职工薪酬费用、折旧费用、摊销费用等；

（6）新增K止经营的披露要求。

3、部分新增第二章第十条

重要性，是指在合理预期下，财务报表某项目的省略或错报会影响使用者据此作出经济决策的，该项目具有重要性。

重要性应当根据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从项目的性质和金额两方面予以判断，且对各项目重要性的判断标准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判断项目性质的重要性，应当考虑该项目在性质上是否属于企业日常活动、是否显著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因素；判断项目金额大小的重要性，应当考虑该项目金额占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营业收入总额、营业成本总额、净利润、综合收益总额等直接相关项目金额的比重或所属报表单列项目金额的比重。

四、《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1、重新界定合并范围

新准则规定如果母公司是投资性主体，且不存在为其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则不应当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而应按公允价值计量其对所有子公司的投资，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2、对控制的定义做了重述并提供了判断指引

新准则借鉴国际会计准则，规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即明确了构成控制的三要素：对被投资方的权力、享有可变回报、有能力运用权力影响其回报。就如何应用控制原则上，同样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内容，引入了实质性权利、委托人与人、被投资方可分割部分等概念。

五、《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1、金融工具的分类和区分方法

新准则指出企业应当根据所发行金融工具的合同条款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实质而非仅以法律形式，结合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义，在初始确认时将该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分类为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准则第二章详细介绍了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义，以及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方法，第三章规定了特殊金融工具的区分方法。

2、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消条件及披露要求

旧准则对抵消条件的说明比较简单，实务中不好操作，新准则第五章大篇幅介绍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消，明确了抵销权的定义和抵消标准，并列举了五种不能抵消的情况，同时在第六章“金融工具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列报”中对抵消的披露要求也做了规定。

3、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披露

在流动性风险披露中，规定了金融负债到期期限分析的原则，强调需披露流动性风险敞口汇总定量信息的确定方法。在市场风险披露中强调对具有重大汇率风险敞口的每一种货币，应分币种进行敏感性分析。

六、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1、对公允价值的概念重新做了表述。

新修订的基本准则和第39号准则中：“（五）公允价值。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计量。”对公允价值概念的新表述已经包含了公允价值计量中的几个要点，是大家学习掌握这个准则需要注意的地方。

2、对“有序交易”和“市场”的理解。

准则规定，公允价值计量有一个假定，即相关的有序交易在主要市场中进行。有序交易，是指在计量日前的一段时期内，相关资产或负债具有惯常市场活动的交易。清算等被迫交易不属于有序交易。

什么是“主要市场”呢？主要市场则是指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交易量最大和交易活跃程度最高的市场。